挑战与应对：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符周,吴会蓉,李沛容,李辉源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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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与应对：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研究试读：

绪论

晚清时期，国弱民贫，列强环伺，时局动荡不安，内忧外患加剧。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1905年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这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上规模的抵制外国商品的爱国运动，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文明、理性、和平抵制外货方式反抗西方强权的活动”。

1868年7月28日，清朝全权特使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又称为《蒲安臣条约》）。该条约规定：两国政府尊重移民自由；两国公民可以到对方的政府公立学校求学，并享有最惠国国民待遇。这部条约的签订，为中国劳工移民美国敞开了大门。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座大山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生计，远走他乡，用他们的勤劳和汗水为美国西部繁荣做出了贡献。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爆发经济危机，为转移工人斗争视线，资本家们捏造华工抢饭碗一说，有的政客甚至公然用排华作为竞选时的口号，并得到了许多同样受苦受难的美国底层民众的支持。在这种情形下，广大华工开始遭受广泛的排斥，并且越演越烈，美国政府先于1880年修改了《蒲安臣条约》中的移民条款，紧接着于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随后又于189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为期10年的《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相继出台的排华法规和政策迫使在美华工一步步地走向遭受排斥的深渊，虐待、迫害华侨的事件层出不穷，种种屈辱的对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1904年，限制华工的条约期满，按照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如果在期满后不再延长，须于期满前6个月行文知会。晚清政府于1904年1月24日向美国政府宣布“限制来美华工”条约将于同年12月7日自行终止，如果美方要签订新的条约，则需要美国政府改变现行政策。但美国政府却要求维持现状，无意修约。旅美华侨企图通过修约改善自身处境的愿望受到沉重打击，于是10万余人联名致电晚清政府，要求废除条约，获得平等待遇。在向中美双方政府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在华侨的号召和国内商会的组织下，1905年5月，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抵制美货运动全面爆发。

研究本次抵制美货运动的目的如下：一是真实、客观地再现那段历史，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历程作一个简单的梳理；二是通过考察两国政府对本次运动所持的不同态度，尤其是晚清政府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在政府加强危机的防范与引导方面做一番有益的探索；三是通过深入研究1905年的中国抵制美货运动，不但可以了解这次运动的缘由、规模及影响，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而且有助于全面了解近代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产生、发展以及追求民族独立的历史。

一、研究意义

对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有着直接利益冲突的中美双方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有着不同的反应。在本次抵制美货运动的早期和中期，晚清政府基本上采取不干涉的态度，罗斯福政府也不以为然。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展开，美国政府对本次运动有了新的认识，开始重视起来，更换了驻华大使，向晚清政府进行强硬交涉，除了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抗议之外，还使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来恫吓，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来挽回抵制美货运动对其造成的损失，并被迫改善了华工的待遇，用大棒加糖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同时，在运动的后期，晚清政府迫于外交压力，态度上开始发生转变，由前期的同情、默许及中期的争取，转为后期的压制，导致了运动的彻底失败。深入研究这场运动的意义如下。（1）在民族危机日趋加重、统治危机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因势利导、转危为安？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本书试图在这些方面做一番有益探索，并为政府如何应对危机提供借鉴和参考。（2）当前，美中两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政府层面的交流与商业之间的往来空前频繁，而贸易摩擦也从不曾间断。以史为鉴，对于促进中美贸易和中美关系的和谐发展以及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均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对于1905年因中美工约问题而引起的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许多学者分别从国家利益、商会、民间团体、国民外交、中外关系、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等多个不同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热烈的探讨，并已经取得大量丰硕的成果。这一点，在撰写本书综述时，对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成果进行检索和清理的过程中，便有此强烈的感受。但与此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总体而言，当前的研究主要以叙述史实、从参与活动的主体视角及中美关系进行论述者居多，从国家应对危机和加强国家管理角度出发的研究却显得不够。纵观以往的研究，其薄弱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运动中晚清政府应对危机的表现以及应如何应对危机这方面的研究相当欠缺；二是大多数中国研究者对中美之间的这场贸易纷争，抱着极强的主观色彩和价值判断，过分强调华工遭受的非人待遇，而对运动产生的根源及美国排华法案出台的背景研究不够深入，成果较少。（一）国内研究现状1．专著

最早对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张存武先生，他在其著作《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3）]中，对抵制运动的原因、背景、经过、结果及各方的反应都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对抵制运动失败的原因、意义和影响做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书中使用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著作。此外，罗香林在《梁诚出使美国》，徐鼎新、钱小明在《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第三章“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与上海商务总会”中，分别对抵制美货的发生发展到结束的过程、驻美公使梁诚的活动、上海商务总会的活动等方面进行了阐述。王立新在《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一书中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及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朱士嘉主编的《美国迫害华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罗列了晚清政府对待美国华工华侨的政策以及华工华侨在美国的悲惨境遇，并就抵制美货运动做了详细的记载。由陈翰笙主编的十辑本《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华书局出版）系统地介绍了19世纪中期华工出国的背景和原因，华工对英、法、美等国及其殖民地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和牺牲，晚清政府对华工出国政策的演变，以及华工对反封建斗争与国家建设所做出的贡献。钱杏村（阿英）编写的《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以反帝、反封建、反对不抵抗和屈辱求和的文学作品为主，把分散的材料整合起来，揭露了华工在美国遭受迫害的历史事实，从文学这一角度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的反美禁约运动。2．自20世纪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

和作揖的《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载于《近代史资料》, 1956年第1期）对整个运动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解释，是对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研究比较早的论文，为后人的研究做了铺垫，具有指导意义。

丁又的《1905年广东反美爱国运动》（载于《近代史资料》, 1958年第5期），主要对广东地区的抵制美货运动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丰富了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把对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金祖勋的《1905年广东反美爱国运动的片断回忆》（载于《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5期），主要是对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一些片断、场景的再现，虽然系统性不够，但却在和作揖与丁又研究的基础上，对抵制美货运动做了有益的补充。

沈雨梧的《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与浙江资产阶级》（载于《杭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把考察的范围限定在浙江，把考察对象集中于运动的领导阶层——浙江资产阶级，对于深入研究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有拓展之功。

耿云志的《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中的资产阶级》（载于《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主要从资产阶级这个视角出发，对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进行了考察，认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肩负着领导反封建、反帝双重任务的资产阶级，虽然“不很称职，但历史的命运毕竟作了这样的安排”。

朱英的《清末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从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上深入分析了为什么是商业资产阶级领导了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认为“抵制美货运动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首次整个阶级的主动历史行动”；是主要由商业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以抵制美货为主要斗争手段，反对美国蓄意迫害华工，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治运动”。朱英后来在《深入探讨抵制美货运动的新思路——读 〈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载于《历史研究》, 1998年第1期）一文中，对韩国学者金希教的《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做了充分肯定，认为金的研究“颇具新意”，是近年来深入探讨抵制美货运动的又一力作。

郝贵远运用大量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写成了《柔克义与抵制美货运动》（载于《历史档案》,1987年第2期）一文，首先交代了抵制美货的原因在于美国的排华法案，然后考察了驻华公使柔克义在上海的外交表现，认为是“初展狡谋”，接着柔克义在北京“凶恶面目”“大暴露”，最后对清政府官员的态度做了考察。纵观全文，主要是从柔克义的角度对抵制美货过程的揭示以及对驻华公使的贬斥。后来，郝贵远又从驻美公使梁诚的视角，写成《梁诚与抵制美货运动》（载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一文，指出“美国排华是其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而抵制思想的诞生主要源于“从失败中逐渐悟出”，并对梁诚与美国政府的斗争进行了梳理，对梁诚的表现及“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作了充分肯定。但同时也认识到，尽管梁诚受到了民主、自由等西方思想的影响，但他“毕竟是一名封建官僚”, “上智下愚的封建意识仍旧占据主导地位”。

李建中的《西奥多·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载于《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认为，“门户开放”政策就是罗斯福政府谋求在华利益的主要手段，遭到日、俄冲击后，为维护其大国形象，在排华政策和后来的中国抵制美货运动中，美国政府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这样的对华政策体现了20世纪初美国对外扩张的外交主张以及恃强凌弱、唯我独尊的外交特点。

朱卫斌在《西奥多·罗斯福与排华》（载于《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中，重点讨论了美国总统罗斯福排华态度与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内外因素。文章认为罗斯福在就任总统之前就是排华分子，而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前后，他之所以倾向于采取一种较为宽松的对华政策，本质上是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不满情绪，使美在华利益不受损，并不是要真正放弃排华政策。

陈晓燕在《近代美国排华根本原因辨析》（载于《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一文中，从经济视角指出近代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同期中国存在的巨大反差以及由此造成中国廉价劳动力对美国市场的冲击才是近代美国排华更为深刻和更为基本的历史原因。而种族主义仅仅在排华过程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是根本原因。

袁丁在《1901—1905年间中美关于华工禁约的交涉》（载于《中山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晚清政府对华侨政策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即是由过去的敌视、放弃到扶持和保护华侨，并非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宣传的那样，清政府拒不保护华侨。而晚清政府之所以在1901—1905年间中美关于华工禁约的交涉中软弱无能，成为失败的一方，主要原因在于晚清政权的封建性质和当时所处的半殖民地地位。

王立新是研究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大家，成果颇丰，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本次抵制运动进行了考察。其中《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载于《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一文重点讨论了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不仅表现在美国对华出口商品数量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对美国在华美好形象是一个重大打击，对美国在华的传教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影响也是较为深刻的。因此，本次抵制运动所抵制的不仅是美国的商品，也使得美国对中国的文化、政治影响力减弱。王立新在另一文《试论美国对中国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反应和对策》（载于《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中，把美国政府的反应归纳为“迟钝的反应”，然后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分析了采取这种政策的根源——种族观念和美国国内政治，并认为抵制美货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关怀与旧式的盲目排外有着本质的不同。王立新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载于《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中，从民族主义兴起的视角，对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抵制美货运动展示了与传统排外主义迥然不同的对外方式和理念”, “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近代民族主义动员方式反抗西方列强的运动之一”。此种分析方法，让人耳目一新，极富见地。

吴金平在《美国华侨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载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中，对抵制美货运动的由来进行了仔细考察，并就旅美华侨在抵制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了抵制美货运动的意义。他认为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反帝爱国直接行动”,“表明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

刘莲芬在《试论清政府保护旅美华侨的局限性》（载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由于“国家积弱，外患不断”，清政府在外交事务中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地位，不具备与列强讨价还价的地位，因而在外交困境来临的时候，只有牺牲华侨的利益来换取美国的支持。因此，清政府软弱的地位使得其对旅美华侨的保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马方方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新视角——近代商人人格特点简析》（载于《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一文中，以商人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考察了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他认为，资产阶级的群体性格——独立性、功利性、理性、进取性以及妥协性、依附性、逆向退化性在本次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贾中福的《近代国民外交视角下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把中国抵制美货运动视为国民进行的外交活动，指出，从近代国民外交视角看，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第一次体现了近代国民外交的新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由商会主导的重大的国民外交”。3．相关的学位论文

初丛雪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探析中国近代商人人格的若干特点》（东北师范大学，2002年）中，从社会学的角度，以商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了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文章指出，传统社会的嬗变、民族危机感的激励、商会作为政治活动的合法舞台这三个因素是商人领导抵制美货运动的动力及缘由，商人的人格在政治危机中也得到了理性升华。但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社会转型时期，商人的人格也表现出了“公益性和自利性的矛盾”以及“开放性与保守性的冲突”，使得商人在抵制运动中显示出了“依附性和逆向退化性的特征”。

李晓静的硕士学位论文《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与美国的对策》（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主要从美国的排华政策、抵制美货运动的过程、抵制美货运动对美国的打击以及美国的反应及其对华政策的调整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抵制美货是美国实施排华法案矛盾激化的结果”，而抵制美货运动本身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给美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打击”，并迫使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退还庚子赔款便是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具体行动之一。

严冰在其硕士学位论文《1905—1906年广东地区抵制美货运动研究》（广州大学，2007年）中，把广东地区的抵制美货运动划分为广州及除开广州以外的地区进行考察，认为当时国民已经产生了“朦胧的国货意识”，并对广东地区抵制美货运动的特点进行了归纳。

张芝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西奥多·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兰州大学，2008年）中指出，“西奥多·罗斯福在历史上以其现实主义的、强硬的外交政策而著称”，对于处于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采取各种手段攫取在华利益和特权。在抵制美货运动全面爆发的前期，罗斯福“所谓的改善对中国人的待遇也只不过是细枝末叶的修改”，实质上，他一贯的排华立场并没有改变。

许礼捷的硕士学位论文《旧金山华侨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从旧金山华侨的视角，重现了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全过程。他认为，因为独有的“异族”生活习俗、体貌特征和客居观念，使得旧金山华人很难融入美国社会；另外加上白人种族主义与经济利益的冲突，旧金山华侨遭到歧视和排斥，这种歧视和排斥加剧了排华法案的出台，引起了旧金山华人的普遍不满。文章充分肯定了旧金山华侨在抵制美货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地位以及抵制运动对旧金山华侨生存状况改善的推动。

解建芸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政府在抵制美货运动期间的对美外交》（安徽大学，2014年）在交代了抵制美货运动的原因并介绍了抵制运动的过程之后，重点讨论了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变化，认为清政府“非常注重民意”，并开始关注海外华人的利益，学会了借助民意同美国做斗争，以提高自己的外交地位。民众也通过抵制运动，“对国家事务有了发言权”，显示出国民外交的兴起。在本次运动中舆论所显示出的力量，也“表明舆论开始成为中国外交中的一股潜在的巨大力量”。（二）国外研究状况1．专著

美国学者王冠华在其著作《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使用了丰富的原始资料，从运动的起源、策略、斗争方式、结果等层面对抵制美货运动进行了有力的论述；超越了传统的“民族觉醒”解说，重点考察了参加运动不同群体的“合理私利”；把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置于中国商人和知识分子日渐觉醒的大背景下，恰当地把这一运动看作是宣告清朝统治灭亡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美国学者雷麦在其《中国抵制外货研究》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 The Johns Hopkins Pres,1933）中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抵制外货运动，单独辟出专门章节研究了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重点探究了中国抵制外货所产生的经济后果。

美国学者德尔伯·麦基在其著作《排华与门户开放政策：1900—1906年罗斯福时代对华政策的矛盾》（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1977年）中，重点考察了美国政府对于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反应及其对策，着重探讨了排华政策与“门户开放”政策的矛盾性，在探索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了进一步加强，是较早而全面研究抵制美货运动的著作。

霍华德·K．比尔在《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56年）一书中研究了西奥多·罗斯福以及20世纪初美国卷入国际事务背后的帝国思想，其中包括对中国发起的抵制美货运动的态度，并探讨美国没能与晚清政府一起妥善处理劳工问题以及本次运动的缘由。

美国学者韩德在《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1784—1914）》（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对运动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通过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他认为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国立法程序的种种限制、中国商会组织体系的不健全、运动参加者所持的目标不尽相同、外国势力的干预等因素。

新加坡学者黄贤强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国城市抗争的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以城市生活为背景，对发生在不同城镇的反美抗争及具体行动的背景做了重新审视，并把它与前后类似事件进行了一番比较。对这场运动兴起的背景，在上海、广州的展开全过程，海外华人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运动中的宣传手段及动员策略，对中美关系的冲击以及对此后数十年间民众抗争运动的影响都做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有力地再现了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全貌。

日本学者菊池贵睛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排外抵制运动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74年）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排外抵制运动进行了梳理和介绍，并列一章论及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认为本次抵制运动是一场全新的民族主义运动。2．论文马格丽特·菲尔德的《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载于《中国问题论文集》,1957年，第11卷），这是目前能见到较早的外国学者对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成果。作者引用了大量外国史料，从不同的立场与视角对本次运动进行了全新解读，有助于开拓国人的研究视野。

金希教（韩国）在《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载于《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使美国人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力量，以至于在运动结束后，美国人仍然“心有余悸”。中国民众的觉醒，对他们在外交活动中影响的增强有一定影响，中国民众成为列强制定对华政策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王冠华（美国）在《爱国运动中的“合理”私利：1905年抵货运动夭折的原因》（载于《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中，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角度探讨了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为什么没能持久进而走向失败的原因。他认为，仅以抵制为手段的单一抗议方式使得“一般参加者难于分担运动的花费和所造成的损失”，而且商人们的合法利益没有得到合理补偿。由于抵制运动从一开始便要求“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眼前的利益去承担全民族的久远的历史责任”，因此，其失败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黄贤强（新加坡）的《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载于《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5年第5期）在对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进行全面梳理之后，重点考察了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对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关注，以及试图把此次排外运动转化为反清运动所做出的努力。并指出，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在几年后之所以能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借助此次抵制美货运动开展的反清政府宣传。

黄贤强的《澳洲华人与1905年抗美运动》（载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首先介绍了世纪之初澳洲华人社会的状况，梳理澳洲华人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关系，然后对澳洲华人的抗美电函、抗美义款与捐款、抗美演讲和歌词等情况做了交代，最后总结了澳洲华人抗美运动的特点。

三、研究思路

本书主要立足于现有的文本资料，通过对1905年晚清抵制美货运动的情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分别就运动的起因、经过、结果以及在本次运动中中美政府之间的博弈情况进行考察与论证；特别注重对清政府在本次运动中态度的变化过程以及原因进行剖析；从而确保本书始终围绕“国家应对危机和加强国家管理”这个主题展开；最后得出结论，供大家探讨和思考。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讲，没有量就很难准确地描述历史现象、解释历史过程、分析历史的因果关系。尽管晚清的史籍对本次运动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具体记载相对缺乏，给分析和统计带来了困难，但是1905年这场抵制美货运动以其参与面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对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尊心和推进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其巨大的促进和刺激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如果只是利用史籍中一些分散的材料，仅作描述性的推测，显然是不够的。为此，在充分借鉴、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另辟蹊径，老题新做，从每个人现有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出发，换个全新的视角，对史料进行重新解读、思考，因为解释确乎是人类的宿命，对历史的任何述说都避免不了解释。衷心希望我们对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解释，能将该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另外，我们也注重材料的搜集与整理，但凡与本次运动相关的事情，都不遗余力去网罗搜集，引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张存武的《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和新加坡学者黄贤强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国城市抗争的研究》。我们在研究中，对上述史料和研究成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将它们看作是开启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历史大门的钥匙。但仅凭几本史实性的材料和部分档案资料，不足以反映问题的全貌。我们还查阅了大量相关的论文和当时的期刊报道，以期从中受到启发，找到佐证的资料，确保资料的全面性。关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和清政府对华工出国政策的演变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对晚清政府的危机做了简要介绍，通过相关背景的介绍，以期全面、客观、真实地再现1905年神州大地上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

本书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国家应对危机和加强国家管理作为突破口，将抵制美货运动放在晚清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中，从宏观角度进行考察；对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既要进行严谨细致的个案研究和专题分析，又要跳出就事论事的圈子，不至于有堆砌材料之嫌；充分把握本次运动发展的脉络，考察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抗争，探寻本次运动的足迹及其在唤醒民族意识、促进民众觉醒中所发挥的作用。

当然，在王权衰落、中央权力逐渐下移以及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实力日益壮大的情况下，以商会为主体、以抵制为手段的一个全民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牵涉面甚广、难度较大的问题，不可能靠短时间的研究和一部专著来解决。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在史料基础上进行新的挖掘，在研究思路上做一番新的探索，以期对本问题的深入研讨与研究有所裨益，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在此，我们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学习心得和粗浅看法提出来，希望能借此机会求教于各位前辈和专家。

四、本书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本书难点主要在于抵制美货运动的合法性问题。抵制美货运动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民族尊严遭受严重践踏的情况下发生的爱国运动。但是，用抵制方式来解决政治纠纷是否合法、合理，历来众说纷纭，如何正确看待这一问题是本书的难点所在。（三）本书创新点1．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

运用归纳、比较、综合、分析等方法，立足于现有的史料，以政府职能、国家管理为切入点，通过深度挖掘，辐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全面、客观地对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贸易纷争做有益的探索和思考。2．学术观点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为后来研究者，我们有以下几个观点。（1）对于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我们不仅需要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时代背景上进行深入考察，而且很有必要从国家管理层面进行深度挖掘、总结，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能，积极应对各种形式的危机，增强其引导、转化的能力。从国家管理和应对危机这个层面来讲，对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晚清政府没能切实履行一个政府的职责。一方面固然与内忧外患加剧的国际国内形势所迫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晚清政府的软弱、腐朽有着必然的联系，没能做好危机的引导工作，转危为安只能是空谈。（2）秉承实事求是之精神，从第三者的角度出发，理性地评价这一历史事件。为维护本国人民利益，美国政府出台排华法案；而利益受损的中国提出异议，并以抵制为报复。应该说，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中美双方政府的举动是可以理解的，都符合近代思潮中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至于博弈的结果如何，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经济实力。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经典名言，不仅适合政治经济学，在博弈中也是适用的。广大华工的悲惨遭遇值得同情，民众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也值得赞许，但理性地看待抵制美货运动的失败，实则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的胜利。马克思曾说过：现代工业所提供的大量廉价商品是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这门重炮，不仅使一切不甘心死亡的民族必须尽快采用商品经济，而且使“乡村屈服城市”, “使未开化和半开发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段惨痛经历的出现与结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只有进行深入的剖析，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化耻辱为前进的动力，之前所付出的代价才是值得的。如果仅仅基于爱国主义情感，一味地谴责，而缺乏必要的反省，这样的举动则没有多大意义。直面耻辱、与狼共舞、奋发图强，这才是一个强者的态度与选择！受《辛丑条约》中保护西方列强权益等条款的限制，积贫积弱的晚清政府企图凭借尚在襁褓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一己之力抵抗美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确实有些不太现实。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先进的生产力代替落后的生产力，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抵制运动失败的结局，应理性看待。何况，民众终究是理性的消费者，爱国的热情并不能撑得太久，面对质优价廉的美货，他们必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3）对于华工遭受的非人待遇，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由于中美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造成了劳务工人费用的不对等，相比白人劳工而言，华工劳务费用低廉，在竞争上具有“后发优势”，对美国本土的劳动力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加上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导致美国下层的劳动工人大量失业，引起了美国民众的不满，给以排华为竞选口号的政客们提供了口实。另一方面华工之所以成其为华工，应该从他们为什么选择背井离乡、不远万里去谋求生计的原因进行探究。我们认为，造成华工大量涌向美国的主要因素还是在于清政府的专制统治。首先，千百年来，用儒家思想体系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一直强调子孙满堂、父慈子孝、落叶归根等观念，有浓厚的故土情结，如非迫不得已，他们是不愿意抛家舍业，远走海外的。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广大的农村日趋凋敝，加上大量的对外赔款，造成国库空虚。为了实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清政府不得不将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给广大的百姓，使得人民越加贫困，在两座大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百姓民不聊生、痛苦不堪。其次，当西方世界开始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走出来，开始追寻现世生活的幸福时，清政府还在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对于外面急剧变化的世界视而不见，闭关自守，企图以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来奴役、盘剥人民。这直接造成了中西方世界差距的拉大，也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国门埋下了伏笔。再次，19世纪70—80年代南方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也是促使华工留洋海外的重要原因。最后，晚清时期人口的持续增长，以及南方地区开发殆尽，地少人多的状况也是促使华工出国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4）抵制美货运动对辛亥革命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次运动除了促进国内民族的觉醒之外，从华侨方面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他们遭受到的屈辱待遇并没有通过中美工约的谈判得到改善；相反，此次谈判使他们对晚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于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们转而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加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进而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到来。第一章中美关系发展历程回顾及清政府对华工出国的政策一、中美关系概况（一）中美关系简要历程

清末中国和列强的关系，以中美之间比较和平友好。这种友好的关系始于美国独立后不久。美国历史学家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曾经指出：“当美国人从英国人那里获得签订独立的条约的墨迹未干，年轻的共和国商人们就开始走遍全球各地寻求商机。”1784年1月15日，撒母耳萧少校（Major Samuel Shaw）驾着商船首次由纽约前往中国的广州，把中国的茶、丝、香料等产品运回美国；1784年2月22日，满载人参、棉花和皮货的“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从纽约出发朝着广州驶来，8月23号到达澳门，逗留四月之久才满载东方货物归航。“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的投资是12万美元，获利30727美元，利润率高达25%。在金钱的刺激下，美国掀起了一股对华“贸易热”。到19世纪初，美国对华贸易量已经超过欧国各国，“仅较诸英国稍逊一筹而已”。且“自1805年以降，中美贸易额每年进出口，平均已达六百余万元”。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数年间，“每年平均进出口额已渐增至九百余万元”。这是最早的关于中美通商的记载，商船的纷至沓来开辟了中美贸易的新纪元。

19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工业化的实现，美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从19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末，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倍。到189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美国开始寻求与其经济地位相当的政治地位。于是美国加入了西方列强对外扩张的行列，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求商品倾销地和原料市场。在外交上，抛弃了传统的孤立主义，开始积极干预世界事务，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年当选美国总统）曾说过：“如果我们要真正成为伟大的人民，就必须满怀信念努力争取在世界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将美国的活动空间定位在整个世界范围。中国以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市场广大而备受西方殖民者的重视，美国作为后起之秀，也迫切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市场来倾销他们的商品。

和众多的欧洲殖民国家一样，美国商人也认为凭借其廉价而精美的商品，可以轰开中国的大门。但事实上，在早期的中外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自给自足为主的封建经济对商品的需求量极小，本能地排斥着外来商品，倒是中国的丝绸、茶叶源源不断地销售到西方国家，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欧美商人并没从被马可波罗誉为“遍地是黄金”的国度得到想要的东西，对于满怀希望的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为了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西方列强开始大肆向中国输入鸦片，中西方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在与西方列强的贸易摩擦中，各国政府的态度不一。中英鸦片战争之前，美国因国内事务较多，对于来华贸易的少数商人，任其自行发展，没有要与中国订约的意思。所以，当时美国来华贸易的商人，对于中国法令都能遵守，安分通商，“盖彼等知既无政府为其后盾，若遇事与中国争执，必于贸易不利”。“至林则徐奉令来粤查办烟案，美商遂首先遵命结束放弃鸦片贸易。”

美国商人紧随其后参加到输送鸦片的大军。“在1800—1821年间，每年运到中国的鸦片数量大约是4200多箱。在1821—1828年的七年间这个数目则增长到了9700多箱。到了1828—1835年这下一个七年，这个数目更是飞跃到了18700多箱。鸦片贸易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前10年间，西方列强利用鸦片从中国掠走银元3.2亿多两。中外贸易的天平终于向西方殖民者倾斜了。很快，晚清政府开始意识到鸦片的毒害，在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派大臣的竭力主张下，晚清政府厉行禁烟，风风火火的禁烟运动成了鸦片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在外国大炮强有力的轰击下，晚清政府一败涂地，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国门洞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也自此开始。

鸦片战争使得晚清政府外强中干的一面展露无遗，列强纷纷与晚清政府签订条约，攫取在华利益。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华盛顿，美国国会马上召开会议，商讨对策。1842年12月30日，总统约翰·泰勒向国会递交了由时任国务卿的韦伯斯特起草的特别咨文，并着重强调了中英《南京条约》中关于五口开放通商的内容，认为美国也可考虑获得同等的权益，建议国会拨款支持政策派遣外交官到中国进行谈判，与中国建立新的经济关系。1843年5月，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1841—1843年任职）给其政府派遣的首个赴华使团颁发指令（又称为韦伯斯特训令），派顾盛为特使来华进行谈判。顾盛一行到达广州后运用外交谈判与武力威胁软硬兼施，充分利用晚清政府的惧外心理，以北上进京作为武器，迫使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由此，中美关系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韦伯斯特训令作为早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性文件，对来华使团作出了明确指示：要求他们要尊重中国的制度和习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明确指出此行“友好通商”的目的，要努力让中国政府和人民相信，他们是致力于美洲和亚洲两个最伟大国家“建立友好交往手段的和平使者……去培植该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绪”。美国政府希望以此表达对中国方面的和平、友好态度以及通商的诚意。韦伯斯特训令强调贸易利益原则、和平原则和中立原则，“贸易利益为至上至真的永恒目标，和平原则带来不占领土、不用武力的节制策略，中立原则要求在不干涉、不介入的立场下进行调停”。这样的原则无形中为美国的侵略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

在韦伯斯特训令精神的指导下，美国通过中美《望厦条约》获得了和英国差不多的权益，但与其他列强赤裸裸的武力和经济侵略不同，美国没有提出领土要求，“这种有限的、克制的对华政策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美国不同于当时的欧洲列强的表现”。因此，在晚清的对外关系上，中美关系一直较为融洽，这也是易于理解的。美国也因这种“有限的、克制的对华政策”，赢得了晚清朝野上下的好感。1867年，蒲安臣作为曾经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在卸任后能率领中国代表团出访欧美并代表晚清政府与美国方面签订著名的《蒲安臣条约》便是最好的明证。《蒲安臣条约》于1868年7月28日在华盛顿签订，其主要内容如下：（1）尊重中国在划给各国的贸易口岸及其洋面的主权，美国保证不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及其洋面与别国争战、劫夺，但不能因此条而剥夺美国的自卫权。（2）中国于原定贸易章程外，欲与美国商民另开通商、行船之路，皆由中国做主自定章程，但不得违反原约规定。（3）清政府得在美国各埠设立领事，美国当照各国例予以优待。（4）两国侨民在对方国度均不得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欺辱凌虐”“屈抑苛待”。（5）两国均不得禁阻人民互相往来、贸易游历、久居入籍。（6）中美相互给予在对方国度的人民以“相待最优之国”人民的待遇。（7）两国人民均可在对方进入大小官学，并设立学堂。（8）美国向不赞成无故干涉代谋别国内政，中国将来办理各种制造事业需外国帮助时，美国自愿襄助。

结合当时中美两国的国情，不难发现《蒲安臣条约》实际上为美国政府从中国获得廉价劳动力开启了便利之门，他们由中国得到了开发西部急需的劳动力。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华工开始大量涌向美国。《蒲安臣条约》也因自由移民、尊重主权等条款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相对公平的条约。

和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是个新生儿，但从一出生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这个新兴国家的与众不同。因为《独立宣言》明确提出“自由、民主、公平、友爱”等新兴资产阶级的口号，并以此建立合众国，竭力宣扬公平、正义等理念，有着拯救全人类的使命感，因而具有极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理解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中各种特征的一把钥匙，它决定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必然是一边强调与华关系中的友好，一边把实现美国本国的利益摆在首位。”在1844—1894年的半个世纪时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商业机会的平等与维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及政治的独立两个原则上的，美国主张不干涉中国的内政，让中国人民有时间建立自己所需要的政治体制。并且，在对华关系方面，美国认为应该依照国际公法所承认的原则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纠纷。美国的这两个对华原则，对于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来说，无异于是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保持了晚清政府这个大厦不至于马上倾颓。所以，清末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中，以中美关系最为友好。二、“门户开放”政策

在对中美关系进行回顾的时候，美国政府于1899年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因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对晚清政府以及当时西方列强与中国的关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1898—1905年任职）对美国驻德、英、俄、法四国大使发出照会，要求在华列强在其势力范围内承认下列原则：（1）决不干涉今后在中国可能取得的任何所谓“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通商口岸的既得利益；（2）仅由中国政府征收关税并依照中国协定税则办理；（3）决不另给本国臣民特惠的港口税或铁路运费的利益。1900年，海约翰向美国驻柏林、巴黎、伦敦、罗马、圣彼得堡、维也纳、布鲁塞尔等地的众多外交代表发出训令，指出美国政府是在寻求一种使中国获得安全与和平、保持其领土与行政完整、保护各友邦国家的既得权利，“维护各国在中国各地区的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通过两次照会，以“利益均沾”为基本原则的门户开放政策形成。

一直以来，美国都是采取跟随英法的对外策略，这一次，为什么又敢于走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呢？王立新指出，美国相信在平等的、自由的国际竞争中，不需要靠瓜分殖民地或者势力范围，完全可以凭借其经济、文化上的优势获得胜利。而且，从国际关系和秩序的角度出发，威尔逊认为，国际和平的维持有赖于各国力量的均势或曰平衡……列强应致力于建立一种能够保证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而贸易自由、公开外交和集体安全就是这种新秩序的基石。在亚洲地区，各国都放弃在中国的政治及军事扩张，并通过合作均享中国的原料及市场，大家共同保证中国获得必需的资金和经济援助以维持现状，这是新秩序的基础。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一秩序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国际自由主义秩序……同英法模式和日俄模式相较，当前的这一新秩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更接近于国际正义。美国此举的目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可以建立国际合作机制约束日本，有效防止日本在华势力过于强大；二是使中国获得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发展自己，引导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向着非革命的、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相当透彻的，从美国的自身情况以及国际关系角度对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作了极好的阐释。

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难有定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复旦大学汪熙指出，从本质上来讲，“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为了扩大和保证其在华利益的政策，并不像一部分美国学者所讲的“无私”“公正”和“利他”。但也要承认，客观上，从抑制和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这个角度来看，“门户开放”政策曾发挥过一定作用，主要的原因在于“门户开放”政策中有美国与其他列强相抗衡的内容。针对汪熙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丁铭楠先生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完全体现了帝国主义的强权外交，事实上并没有起到“抑制和延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作用。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国内实际情况，以及把美国自建国就有的理想主义以及对20世纪初晚清政府的影响等因素考虑进去，我们以为，汪熙教授的评价是比较客观、中肯和全面的，有助于提高我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认识。如今，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这场争论虽然过去40余年，但汪熙教授对于该问题的精辟阐释，仍然振聋发聩。

对于该问题的认识，到21世纪初有了新的突破。王立新在抛开是非褒贬的道德主义的前提下，结合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对门户开放政策进行了重新审视，在对20世纪上半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变化等多角度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对这一政策的性质、意义和影响有了一个崭新的评价。他指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出台以及美国想要建立的远东国际新秩序，这两者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有很多方面是交汇重合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这一秩序试图反对和阻止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干涉与军事侵略”；二是“大国合作机制虽然有列强共同宰制中国的嫌疑，但它却给予中国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三是“美国建立的这一秩序赞同并试图促成中国的稳定和统一，因为中国的稳定和统一是避免日本借口出兵中国和维持大国合作的前提”。甲午海战以后，日本在亚洲迅速崛起，其野心也开始膨胀，为了打压日本，美国便要竭力维护中国的稳定和统一。“而稳定和统一是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我们认为，与前人比较起来，此番评价更全面、客观、实际，有助于加深人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理解。

时人在仔细考察了甲午中日战争中美国的表现后，对于中美关系的演变过程，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甲午中日之战，对于中美两国一百五十余年来之关系，实为一划时代之事件，盖经此一役，远东大局完全改变，而中美之关系遂亦因之转入另一阶段。自中国方面言之，中国以前在远东独不失为强大之国家，外交上亦尚保持相当之自主，故对美外交始终处于自动之地步，至中日战争以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主权大受限制，于是对美外交遂一变而为被动。自美国方面言之，中日战争以前，美国尚未与远东发生任何重要之政治关系，其在华利益亦无被人排斥之危险，故对于远东问题向抱消极态度，对于中国亦初无确定之外交政策。至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积弱完全暴露，列强遂群谋宰割，瓜分之祸迫于眉睫，美国其时已由美西战争之结果取得菲律宾群岛，而与远东发生密切之政治关系，美国为维持其在华之利益及远东亚属地之安全计，自不能不设法保全中国，于是对于各国之对华行动，遂采取积极之干涉态度，宣布中国门户开放主义。

从鸦片战争以后到1899年推出“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时期，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学界普遍认为是“走狗外交”，即跟随在英法之后获取在华利益，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商业扩张，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开始走独立的对华外交路线，积极插手国际事务，谋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政治地位，“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便是最好的明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对于美国对外政策所发生的变化是很容易理解的。三、清政府对华工出国政策的演变（一）华工出国政策的演变

清政府自1644年正式建立以来，对于如何看待和处理华侨事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由最开始的严禁和敌视时期（1644—1795）发展到漠视时期（1795—1860），最后到开始重视侨务时期（1860—1911）。清王朝建立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厉行海禁政策，反对华工出洋。《大清律例》第225条明文规定：“一切官员及军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经商者，或移住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府县官员通同舞弊，或知情不举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者，免死，革职永不叙用。道员或同品官员失察者，降三级调用。督抚大员失察者，降二级留任，如能于事后拿获正犯明正典刑者，得免议。”1656年，更以上谕的形式发布命令：凡沿海地方口子，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海，一“贼”登岸。清政府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主要原因有：从政治上来讲，主要是为了防止海外反清力量。原因在于清初很多明朝遗臣和反清人士纷纷出走海外，继续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在这些反清势力中，以郑成功、张煌言、李定国为代表，势力最为强大。从经济上来讲，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主体地位以及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在发挥作用。封建王朝的税收主要是靠人丁税，即使在“摊丁入亩”以后，为了便于管理，朝廷仍严格控制人民随意流动。加之“强本抑末”的农本思想也要求百姓安分守己，大力从事农业生产。而那些出洋的商人竟舍本逐末，自然要严加禁止。

随着清政权的巩固，海外反清力量日趋弱小，在丰厚利润的刺激下，海外贸易重新开始活跃起来，致使“海禁”政策开始出现松动迹象。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允许推行“开海”贸易。1723年（雍正元年），清政府在广东一省范围内实行开放，允许国人出海从事海外贸易活动。1727年（雍正五年），海禁政策进一步放宽，“开闽省洋禁”。并且对于以前出洋的华人，逐步允许他们回籍。

19世纪以前，华人出国主要是以经商为主。到了19世纪，随着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奴隶制的先后废除，对自由劳动力的需要增加，在暴利的驱使下，在中国大陆出现了招雇华工的东印度洋公司，1800年的时候出现了转让契约华工的情况。由于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华工出洋持禁止态度，所以，这时候的华工一般都是采取偷渡的方式出国。1859年，华工出国的禁令被正式破除，其标志性事件是英法联军占领军的行政委员英国人巴夏礼（Harry Parkes）向广东巡抚柏贵和两广总督劳崇光施压，不经北京同意，先在广州和广东各海口强行合法化招工，设立招工所，制定招工章程和契约，造成既成事实。华工出国合法化之先河一开，西方各国纷纷在广州设立招工所，正式招募华工。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英、法、俄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国……无论单身或携带家属……毫无禁止。”招工合法化首次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清政府对于华工出国的政策由禁止转变为允许。尽管这种转变有些勉强，但到底还是转变过来了。部分华工从海外寄回来的款项成了当地社会的重要财源之一，对于稳定地方经济起了一定作用，为晚清政府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做出了贡献。

随着华工大量涌向海外，有关华工遭受虐待、迫害、排挤的消息纷纷传回国内，向国内寻求帮助，清政府开始意识到保护海外华工的利益是自身职责所在。于是在各华工主要输入国设置使节，了解华工生活情况，积极与该国政府衔接，切实维护华工利益。1877年1月，清政府的第一个公使馆在伦敦设立，郭嵩焘担任第一任公使。同年10月，陈兰彬向美国政府正式递交国书，兼任美国、西班牙公使，设公使馆于华盛顿。清政府保护华工意识的增强除了体现在设置公使以外，还体现在后来签订的华工条约的内容所发生的较大变化。以1877年签订的《会订古巴华工条款》为例，第六款规定：清政府派驻的领事馆官员主要是保护华工的正当权益，古巴与清政府官员理应互相照顾。在第七款中也有明确规定：华工在古巴享有“最优之国”的特殊待遇。其余的条款还规定了华工享有请律师和诉讼的权力，必须保障其回国的权利等。尽管说由于国力不济，晚清政府在保护华工方面成效甚微，但其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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