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久保田勇夫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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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金融战的真相试读：
前言
Prefac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片废墟中，日本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80年代中期，成为G5的一员，随后又成为与美国并列的世界两大经济体（G2）之一。日本是始于1975年的六国首脑会议（经济峰会）的创始国之一，也是五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成员，该会议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期间才被公众所知。现在，人们又开始认真地讨论日本的金融实力是否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日本作为亚洲这个发展中地区的一员，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中遭受致命的打击，之后却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成长为发达国家，并在金融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对此，拥有世界最强经济实力并且主导着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国一定不会熟视无睹。何况，对于以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日本而言，最大的出口对象国就是美国，因此美国也对不断增加的对日贸易逆差非常不满。
可以说，二战以后的日本经济发展史，同时也是日美经济摩擦和谈判交涉的一部历史。
对美出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日美经济领域的摩擦和谈判首先从制定限制对美出口的政策方面开始。受到限制的最初是纤维、纺织品等轻工业产品，之后逐渐发展到电视、钢铁、汽车、半导体等各个领域。随着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大，谈判又扩展到了美国产品的对日出口问题，其中包括促进美国产品如电脑、汽车等的对日出口，以及间接推动美国的产业发展等。而当日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金融活动日趋活跃时，两国的谈判还涉及日本的金融领域。
在此背景下，日美两国在1984年成立了“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旨在促进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发展以及日元升值。1989～1990年进行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促使日本的经济结构由高储蓄型向高消费型转变。1993～1995年进行了“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目的在于促进日本养老金制度、金融资本市场管控等多个领域金融服务的转型。以上这些谈判，笔者均有幸得以亲身参与其中。“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的日方会议主席是时任大藏省财务官大场智满，我作为财务官办公室主任，负责安排会议时间等后勤工作。“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时，日方由外务审议官、大藏省财务官和通商产业审议官共同担任会议主席，其间我作为大臣官房调查企划课课长，主要在时任财务官内海孚麾下负责大藏省相关事务。到了“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时期，我作为日本国际金融局次长出任日方会议主席，与美方副财长助理代理盖特纳展开了交锋。那时他还很年轻，后来成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和美国财政部长。
回顾二战后日美谈判所涉及的领域，可以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情况，那就是：这些谈判大部分都是美国向日本提出要求，而且所涉及的领域也都与时俱进，不断深入。最初的谈判是关于如何限制日本的对美出口，这时还仅仅只限于两国间的贸易本身。但后来在此基础上延伸到了要求日本实行促进经济发展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金融政策。接着是要求日元升值，这已经触及到了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汇政策。而最后，美国甚至提出了让日本改变“经济结构”这样的要求。
在此过程中，我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一直置身于大藏省关于国际金融政策的中枢部门，亲历了上述三大谈判机制。在日美经济交锋的白热化时期，我最初是在日本的国际金融“总参谋部”负责后勤工作，到了最后的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时期，则作为日方“司令”参与了日美谈判的全过程。
可以说，日本在金融实力达到顶峰的时代，与美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没有硝烟”的金融之战，而我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为“参谋”在其核心部门参与了几乎每一场“战斗”。作为少数有幸亲历其中的人，在日美谈判的最前线到底有过怎样的攻防？采用了哪些谈判战略与机制？美国那边的情况如何？我们又应该从中获得怎样的经验教训？关于这些，我想我有责任将它们写下来。就像许多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会将战争的真实情况以及自己从中得到的教训告诫给后人一样——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最近，正值日本宣布要加入以美国为核心的“环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坊间普遍认为谈判的核心问题是面对大米等农业自由化的要求，日本该如何应对以保证“国家利益”？但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该谈判不是关于产品和服务自由化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日本国内的制度和结构甚至文化。谈判的形式虽然是多边谈判，但主要仍是与美国的谈判。本书中将会谈到，美国一贯采取的是非常长期性的战略，而这次的TPP也是其中的一环。美国的谈判方法、思维方式，包括国家制度本身，与日本等世界许多国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此，本书所要讲述的虽然只是日美国际金融谈判这个单一的主题，但围绕日美谈判的真实情况，通过当事人之口对当时谈判的具体行动和想法进行还原，这种描述方法也许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能够帮助理解日本加入TPP谈判的背景，并在进行谈判时有所借鉴。这也正是本书能够迅速得以出版的原因之一吧。
本书内容摘录自笔者在《国际金融》杂志（外汇贸易研究会发行）开设的“国际金融谈判轶事”中与日美谈判有关的部分，并加以若干修改和补充。对此，谨向该研究会以及多年来一直给予我帮助的理事长高桥贞夫先生、企划部长中村润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为了更为中立地叙述客观事实，本书原则上省略了对所涉人物的尊称。同时，对于组织机构和职务等，也保留了原来的说法。如现在提到“大藏省”时，多会在后面补充说明“即现在的财务省”，但这是不准确的。大藏省后来分成“财务省”和“金融厅”两个机构，从功能上来说，应解释为“即现在的‘财务省’及‘金融厅’”。为求准确，本书仍沿用当时的组织结构及名称，即“大藏省”。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有关人士的帮助。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河西敬一先生（TVQ九州放送协会会长）和关口尚之先生（原日本经济新闻社西部总代表、现北海道电视台社长）为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与支持，同时也要感谢日经BP公司董事长田中信行先生、出版局局长高皛知子女士以及Athena Brains公司总经理福田恭子女士对我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此外，前西日本城市银行执行董事兼广报文化部部长重藤健士先生、秘书部的船津启斗先生以及多年来的各位好友在公务之余也为本书的出版和撰写提供了热忱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对于书中出现的一切错误及其他问题，笔者将承担所有责任。久保田勇夫2013年9月10日于福冈第1章 日美谈判的最前线国际金融的“总参谋部”
1966年，我从东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进入当时的大藏省工作，从那以后，作为国家公务员在霞之关度过了34年的时间。其中一大半的时间里，我从事的是国际金融方面的工作，如制定外汇政策，指导及监管日本银行的对外活动，援助发展中国家，参与G5、G7等主要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以及参与“日美间金融服务协议”“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等国际金融谈判。
日本与其他国家不同，即使资历较浅的人也可以参与决策，另一方面，由于国际事务中需要使用英语，因此政府积极选用英语能力出色的年轻人。所以我才有幸得以从年轻时起就在日本政府制定决策的中枢机构从事国际关系的工作。
我从成为公务员之初，就与国际金融打上了交道。进入大藏省后，我首先被分配到了国际金融局国际机构课，从事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关的工作。1967年起，我到英国牛津大学研究生院留学，两年后，成为首个通过考试获得经济学硕士（B.Phil.Economics）的日本人。我留学期间的导师是国际金融方面的专家彼得·奥本海默。1967年11月，威尔逊工党内阁（当时的财政大臣是詹姆斯·卡拉汉）期间进行了英镑贬值（从1英镑兑2.8美元下跌至1英镑兑2.4美元）。我在奥本海默家里偶然听到他与伦敦方面通电话，从内容上推测，他与这一决定应该有着很大的关系。
1979年，我担任了日本国际金融局短期资金课（现在的国际局外汇资金课）的课长助理，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制定外汇政策以及调整外汇储备等。1997年夏天，我离开大藏省时担任的最后一个职位是关税局长。这近20年的时间里，我的工作几乎全部与国际关系有关。
1984年，我作为财务官办公室主任参与了“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的工作。1986年，我作为国际机构课课长，参与了在日本主办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即“东京峰会”）时大藏省的相关工作。在“卢浮宫协议”等眼花缭乱的政策协调时期，我于1986～1988年间担任副财务官，1988年担任外汇资金课课长。在宣称要在10年间兴建430万亿日元的公共事业的“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时，我担任大臣官房的调查企划课课长。1990～1992年，在与世界银行就“东亚奇迹”展开争论时，我被外派至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担任总务部部长。1992～1995年，我担任了国际金融局的审议官和次长等职务，实际负责援助发展中国家（ODA）的相关事宜，同时也是当时正逐渐成形的五国集团及七国集团的财长代理（即G5DD和G7DD）成员之一。1995年2月，在日美一揽子协议金融服务工作会议（简称“日美金融服务协议”）期间，我作为日方会议主席进行了各项统筹工作。
也就是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我曾先后在6位财务官（大场智满、行天丰雄、内海孚、千野忠男、中平幸典、加藤隆俊）其下任职处理国际事务。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经济“冉冉上升”的时期，在全世界的银行净对外投资头寸中，日本的银行就占了1/3。1989年，索尼宣布收购美国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三菱地所则宣布将位于纽约市中心的洛克菲勒中心这一美国的标志性建筑物纳入囊中。一时间，国际上纷纷认为日本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金融大国。在此背景下，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开始对日本提出各种强烈要求。我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任职于日本国际金融的“总参谋部”，置身于国际金融政策的中心。
起初，我主要负责相关会议以及高层会谈的日程安排等后勤工作，到了1994～1995年的日美金融服务协议时期，我则作为日方会议主席，负责与美方的副财长助理代理盖特纳（后来的美国财政部长）进行谈判。该谈判达成一致，被纳入1995年1月的村山/克林顿会谈成果。在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谈判结束后没过几天，1月12日，举行了日美首脑会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表示“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一致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而克林顿总统也表示“包括此次金融服务协议在内，我在任期内共促成了14个领域的一致意见，对此我感到非常骄傲”。
我的这些经验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从离开公务员职位的那一天起，我就想把它们准确地描述下来留给后人，而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强烈。
我在亲身参与国际谈判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事情，也走过不少弯路，希望这些经验能够对从事国际谈判的人提供参考。同时，在国际金融谈判方面，虽然有许多相关的资料及采访记录等，但却很少有参与谈判的人亲笔撰写的著述。而且我个人认为，记者作为“局外人”，写的东西虽然大体正确，但是会加入许多个人感情和揣测，而且由于不是该方面的专家，从而导致很多误解和谬误的产生。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类谈判中，各国谈判人员之间的事情也会对谈判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大藏省内部的人际关系、日方和美方人员之间的私交、两国公务员制度的不同所导致的专业方面的差异等。外界一般很难得知这些公务员和公务员制度固有的问题，但这对于将来要从事谈判的人来说却十分重要。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将这方面的经验也介绍出来留给后人。
本来，我一直认为对一个人的评价应该由他人来进行，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应由本人来加以宣扬。但后来我发现，这样其实并不利于人们全面准确地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所以我决定在这本书中，将自己的行为和想法原封不动地介绍出来。这种宣传个人成功经验的做法可能会引起部分读者的批评，但为了帮助人们了解有用的经验，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批评。独占鳌头的日本
二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能够从二战后的一片废墟迅速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与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日本采取的各种政策和国民的努力都是分不开的。说到经济快速发展，一些年轻读者可能会联想到现在的中国，但我认为两者的程度有很大区别。与现在的中国不同，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不仅仅体现在GNP（国民生产总值）和进出口等“物”的方面，在金融实力方面的增长也十分显著。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以贸易收支为中心的经常项目收支的大额顺差，同时，对外金融交易自由化政策又使日本的银行、人寿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业务。比如当时日本的人寿保险公司曾掀起一股在国外进行巨额投资的热潮，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普通家庭持有大量存款。也就是说，日本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少数富裕阶层积累了大量财富，也使广大普通民众的腰包鼓了起来。当时常说的“一亿总中流”一词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金融业发展的同时，日本产业界和实业界的国际化发展也十分显著。他们不仅大幅增加对欧美的产品和服务出口，还在这些发达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直接面向该国市场进行贸易。和金融业一样，这些产业部门也大量收购了当地的历史建筑、饭店和高尔夫球场等设施。
当时，欧美各国正在将产业的重心由制造业转向金融、保险及其他服务行业。对于他们来说，来自日本的威胁显得格外严重。特别是对于美英这两个世界金融巨头来说，一定不会对此熟视无睹。
因此，欧美各国在承认新的日本正在崛起这一客观事实的同时，也对此十分戒备，不断对日本提出更多也更强烈的要求。象征着这种倾向的书籍首先要数埃兹拉·沃格尔写于1979年的《独占鳌头的日本》（Japan as No.1）。到了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担心日本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金融大国。尽管我们觉得并没有这种可能，但这种担心愈演愈烈，出现了大量的相关书籍。仅我信手拈来，就有K.V.沃尔夫廉的《日本权力构造之谜》（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苏珊·托尔琴的Buying into America：How Foreign Money is Changing the Face of Our Nation，以及丹尼尔·伯斯坦的《日元！日本的新财政帝国及其对美国的威胁》（Yen！Japan's New Financial Empire and Its Threat to America）等。甚至有日本人以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为前提，写出了《日本愿做第二！》（日高义树著）一书。
与之相反，曾于1983～1986年担任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驻东京特派记者、同时也是该杂志主编的比尔·艾默特则于1989年撰写了《太阳照常落下》。该书并不像书名所暗示的，认为日本将要衰落或者预测泡沫经济的崩溃，而是指出日本不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金融大国，因为随着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储蓄将会减少，经常项目收支顺差也会随之减少。顺便补充一句，这本书的原名为The Sun Also Sets：Why Japan will not be number one。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需要进行经济政策协调。从1975年起开始举办了发达国家经济峰会（日本作为唯一的非欧美国家参与其中），而本书所讲述的1984～1995年这段时间，主要国家间的经济政策协调是通过G5，即美、日、前西德、英、法之间所进行的。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1985年促成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广场协议”。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及经济政策影响力的增强，日美两国所肩负的责任也更加重大，最终出现了特指日美两大经济体的“G2”一词。
日本经济的发展，既是二战以后几十年来发展的延续，同时也是日美两国经济摩擦、交锋和谈判的历史。
两国的谈判过去长期围绕日本各行业产品的对美出口进行，所涉及的领域从最初的纤维、纺织品发展到机械、汽车，后来又发展到电子管、半导体等高科技、高性能产品。现在这一类谈判仍在进行。而这些涉及不同行业的谈判除了美国市场外，也扩展到围绕日本市场进行，如美国的农产品及电脑的对日出口等。
在本书所讲述的年代，美国不光关心日本的商品，还关心日本的经济形势以及金融、财政、外汇政策等宏观经济领域。他们主张“火车头论”，认为日本和原西德应该拉动世界经济发展，要求日本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85年G5达成了“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升值（美元贬值）。1987年G5又达成了“卢浮宫协议”，要求日本和原西德采取以扩张性金融政策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
然而，对日本提出的要求不只局限于上述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进而演变为了要求日本改变经济及社会结构。
最先涉及这些领域的，就是本书第2章中将要介绍的成立于1984年的“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美国认为，在日本经常项目收支持续顺差的情况下，日元价格过低是不正确的，而这是由于日本的金融资本市场自由程度不够所致。为了促使日元升值，美国要求日本放宽对国内金融资本市场的管制，推进自由化。
美国正式将相关观点提上台面，是在第3章中将要讲述的“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中。美国认为，日本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过大，是投资和储蓄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为了减少顺差，日本应该改变其“结构”。为了将日本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变为“高消费/低储蓄”型，美国要求日本增加公共投资，并且出台具体措施以增加个人消费。所以美国提出的要求中也包括日本引进定额还款信用卡以及ATM机24小时营业制度等。
本书第4章的“日美金融服务协议”也属于同样的要求。1993年，即将离任的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东京峰会上就签署《日美一揽子协议》达成一致，相关谈判即是在该框架下进行的。该框架简单来说，就是日美两国互相就感到不满的所有领域的要求进行商议。
事实上，现在日本想要加入的由美国主导的TPP仍然是前几大谈判机制的延续。虽然我们尚不清楚其详细内容，但据说可以认为其涉及经济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最终涉及21个领域），并尽可能作为各国统一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它不是仅仅涉及各国间在贸易及服务方面的交易自由化和弹性化（这属于FTA的范畴）的问题。欧盟（EU）积极推行与美国的FTA，却对TPP不感兴趣，个中原因正在于此。我认为，本书所介绍的日美金融谈判经验，对于理解现在的TPP谈判背景也会有很大帮助。第2章 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作为后勤负责人和“翻译”围绕金融自由化的日美直接交锋
1983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日，并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探讨了日元和美元的汇率问题。这就是所谓“日元美元委员会”的最初开端。同年11月，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与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Donald Regan）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成立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正式名称是“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问题特别工作组”。在此框架下，日本大藏省与美国财政部就欧洲日元债券问题、增加东京证券交易所会员权限问题、美国某些州限制外国银行进入的问题等，进行了十分深入具体的探讨。
早在1975年，第一届发达国家经济峰会就已经召开，这说明随着经济国际化、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主要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政策协调的必要性日益高涨。而其势头之甚，使得一些欧洲的小国早早便失去了制定本国金融政策的自由。不过，这些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以私有经济方面的动向为基础，这一时期尚停留在“peer pressure”（绅士之间的说服）层面，具体措施的选择与实行由对方国家自己决定。
在日元美元委员会，无论是日方还是美方，有许多本来与国际谈判无缘的人都直接参与进来。从日本来说，有许多部委的高层从前只和国内银行及证券公司打交道，现在却要去和美国进行谈判。而且美国与日本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两个国家，文化也大不相同，不像欧洲与日本尚有几分相似。其实在这一点上，美国人的感受也是一样的。之后，世界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通过艰苦的谈判，虽然有时也会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情况，但总之各自都提高了国际谈判的能力。
美国在该委员会中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促使日元对美元升值。1982年11月，日元创下了278日元/1美元的低价，此后便迅速升值，到了1983年1月初，已经达到了230日元/1美元的高值。之后一直到日元美元委员会创建，汇率都比较稳定，到1984年5月末公布《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时，基本保持在223～246日元/1美元的水平，浮动范围不超过10％。
美元升值/日元贬值是美国的产业界不希望看到的现象。因为这样会使美国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相对升高，国际竞争力下降。特别是对于要和日本产品进行国际竞争的产业来说，日元对美元升值越多，好处就越大。进入1983年，在国际市场上与日本厂商展开激烈竞争的机械制造巨头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提出，日元价格过低是因为日本政府操纵外汇市场。他们声称，日本政府在外汇市场上进行暗箱操作，卖出日元并买进美元。当然，这并不是事实。因为各国政府的财政部门都很清楚其他国家进行了怎样的外汇交易。美国财政部高官随后也在会议上作证，驳斥了这一观点。
后来，又有人提出日元价格过低是由于日本的金融资本市场自由程度不够。如果日本政府取消对市场的管制，使其自由发展，那么日元就能够发挥出应有的能力，出现升值。这一新观点是基于著名的货币主义经济理论而产生的，它借作者之名被冠以“所罗门文件”之称，在美国政界广泛传播。
美国的目的之二，是希望日本推进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这样美国就可以在日本这个经济发展迅速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扩大贸易范围。当时，推动日元美元委员会成立的美国财政部长之前曾是世界最大的证券公司美林证券的总裁，并且在辞去财政部长一职后，又回到了美林公司担任高管。所以人们认为，他在担任财政部长时，所提出的政策也多是从美国证券公司的利益出发。这里再顺便多余说一句，近年来日本也有观点认为，政府部门的重要职位应该像美国一样采取“政治性任命”的方式。就是说，从社会中选拔人才担任政府重要官员，在任期结束后再返回社会。而传统观点则认为公务员应保持其中立性，“应该为整个社会而不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将是政治性任命需要面对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由大藏省的财务官大场和美国副财长斯普林克尔共同领导的“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问题特别工作组”是一个非常“名副其实”的委员会。
从1984年年初到5月，该委员会一共召开了6次正式会议和一系列小型会议，这些会议成为了之后十多年间日美两国围绕宏观经济展开角逐的开始。对于其结果的评价，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关于它与日本泡沫经济产生之间的关系，现在仍然饱受争论。但不论如何，日元美元委员会作为一个开始，相关人员从中学到了许多国际谈判的内容是不争的事实。以1985～1987年间签署的“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为中心进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1990年最终达成的“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以及1995年达成一致的“日美金融服务协议”中，也都应用并进一步深化了日元美元委员会所得出的成果。日本方面的情况
关于一个国家国内的个别具体问题，由两国共同进行商讨，这是极为特殊的情况。这种想法在日美两国首脑交换意见时就有所萌芽，而当两国财长发布共同声明，将其以具体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在日本政府中当然也出现了反对的呼声。当时，我作为财务官办公室主任，曾在大藏大臣竹下与外国政要于日本进行会谈时，担任过口译工作。为了落实共同声明，1983年11月美国副财长麦克纳马尔访日，从1984年1月的《财务》杂志上刊登的照片可以看到，我当时坐在竹下大臣的旁边，为这个相对比较和睦的会谈进行了口译。
日本方面在次官办公室召开的一次会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我们就日元美元委员会是否该继续进行，以及如何进行下去展开了商讨。细长的会议桌一端是次官的座位，会议桌两侧是财务官及下属各局的局长。各局还各派出了一名局长的随行人员，坐在会议桌外围的座位上。作为财务官办公室主任，我记得我坐在最靠边的一个座位上旁观了这次会议。
首先，财务官介绍了此前的情况以及今后的方向，然后向大家询问意见。这时，离财务官座位较近的一名银行局的官员阐述了很长的意见。该局局长因故缺席，所以发言的是该局的二把手。
他发言的中心思想是：“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当然是势在必行，而且现阶段也正在积极推进。但就算有这样的必要，关于日本的内政，为什么要和外国进行协商呢？日本要推行金融自由化，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不就可以吗？”
这位二把手在大声地陈述自己尖锐的意见时，并没有把脸朝向坐在自己上座的财务官，而是朝向坐在下方的我们。坐在最边上的我非常赞同，觉得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对于推进日元美元委员会的工作，在我们大藏省内部的第一反应和普遍反应基本也都是这样。然而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日元美元委员会的工作照常继续推进。
但是后来我发现，从推进方的角度来说这样做也有其合理之处。在承担具体行政工作的过程中，我个人也逐渐感受到，日本国内，特别是相关业界对自由化和管制放宽的反对程度实属惊人。针对推进自由化是由于受到国外的压力这一批评，负责人在报告书中指出，此举是为了满足日本国内对于提高金融效率的需求。这说明他们已经强烈意识到日本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程度的落后导致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并且，一些大型金融机构表面上赞成利率自由化，但真正实行时却百般阻挠，这一定也使国内相关部门觉得仅靠自主调控无法真正实现所必需的自由化。
日元美元委员会对推进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对此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其实，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日元美元委员会成立之前，政府就曾经以金融制度调查会为核心，探讨了增加自由利率商品以及业务多样化等问题。1984年5月末，大藏省在公布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的同时，还发布了《关于金融自由化与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及展望》（俗称《现状及展望》）（详见1984年7月《财务》杂志）。
当时有一种说法是，《现状及展望》原本计划在4月公布，但在该文撰写过程中，与之并行的日元美元委员会中日元的国际化问题急速浮出水面，所以决定将其改为一个包括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在内的综合性展望，并与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同时公布。
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这些自由化措施中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内容，是在5月初大藏省高层间进行了大量协调工作后提交给美方的，而并非如上所说是作为日本固有政策的一环自然产生的。
在回顾日元美元委员会的工作时，一位当时的负责人曾经满怀感慨地说：“它使得原本只能通过共识实现的自由化措施，现在可以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来实现了。”
另一方面，日本在制定国内政策时越来越倾向于和美国共同商议，这也是事实。
这就不由得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同为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为何美国对德国毫无动静，对日本却大为不满呢？
对于这个疑问，七八年后，也就是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结束一两年之后，我才从对方那里获得了答案。主题谈判与后勤保障
对于两国一直讨论的主要议题（俗称“内容”），例如日元汇率、金融自由化、美国某些州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等问题，双方存在对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除此之外，两国在会议方式、参会者、讨论形式等方面也存在差异。而这些“形式”上的差异在很多时候非但不能推动谈判顺利进行，反倒有所阻碍，给会议造成不必要的紧张，或是增加双方的不信任感。
日方总是想把用于国内谈判的做法和理论搬到国际谈判当中，而美国则动辄认为日本的制度和自己是一样的。例如他们就认为日本的官员任免制度和美国一样，采取的是“政治性任命制度”。
总之，这些并非源自“文明”而是源自“文化”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讨论的顺利进行。而且在之后的日美谈判中，尽管程度不同，但这些冲突依旧存在。
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的美方代表是副部长贝里尔·斯普林克尔（Beryl Sprinkel），上任之前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他长着一张红扑扑的圆脸，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在谈判时，我们多次听他大谈著名的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这个学派认为，所有的管制和任意的措施都是“恶”，政府的管制注定会失败。只要实现自由化，市场就可以很好地进行自我调节。这些也都是我曾在课堂上学过的货币主义的理论。斯普林克尔手下有一位名叫梅可尔的女秘书，她好像在斯普林克尔担任大学教授时就是他的秘书，后来又被他带到了财政部。在安排美方行程时，我们被她提出的各种要求和想法耍得团团转。
斯普林克尔之下是副部长助理大卫·马尔福德。他曾就职于商人银行（Merchant Bank），经手过日本驻外银行首批CD（可转让存单）的发行，精通国际金融业务。在就任副部长助理之前的几年，他还曾任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SAMA）的顾问。他后来在财政部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成为美国副财长。期间，他作为美方代表出席了日元美元委员会及其后续会议、G5代理会议、峰会筹备会议等，和日本的几位财务官都有接触。在国际金融界和相关新闻界，他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在辞去副部长一职后，他回到民间金融机构又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被政府任命为大使。
副部长助理马尔福德之下则是副部长助理代理查尔斯·达拉拉。他也在财政部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副部长助理，之后活跃在国际金融界。在就日元美元委员会会议的后勤运作（准确地说，其中一部分是“主题谈判”与“后勤保障”交叉的微妙部分）进行交涉时，我作为财务官办公室主任代表日方，而美方代表就是达拉拉。
1984年2月，第一次会议在东京召开，如何安排会议出席人员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日本的相关单位有银行局、理财局、证券局和国际金融局。由于双方都是拥有政策决定权的人员出席会议，所以决定由以上各局的局长出席（局长需到国会进行答辩等情况除外），主会议桌由各局局长或担任其代理的副局长或审议官就座（因此每局各派一名人员就座）。
需要进行安排的是每局允许派几名人员进入会议室的问题。按照日本的惯例，负责该议题的课长和课长助理可以进入会议室。各局的工作都由下属各课长负责，而课长的工作又分配到数名课长助理的头上，所以按此规定，将有一大批人要进入会议室。做为国际会议这样显得很奇怪，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会影响到坐在主会议桌的人的权威性。所以最后决定除了局长之外，各局只能再派一名负责总务的人员进入会议室。会议开始之后，在一墙之隔的准备室里，课长们和课长助理们可以戴着耳机随时紧跟会议内容（同声传译的无线电波可以穿透墙壁）。由于会议可能会谈到一些细节问题，他们也可以向各自的局长进行详细通气。
在与美方谈判时，另一件让我耗神的事就是几点开始开会的问题。达拉拉坚持要在上午8点开会。但当时正值日本国会召开，大蔵省的人员为了准备在第二天国会上的问题和答辩内容，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如果大藏大臣需要进行答辩，局长就必须过目答辩内容，也要工作到午夜甚至子夜1点。我向美方详细解释了情况，并且告诉他这里和华盛顿不同，许多人住的和上班的地方隔得较远，路上要花很长时间，比如我自己上班单程就要花一个半小时。但对方还是不肯让步。
他们坚称日程宝贵，因此要充分利用。虽然听上去有理，我们这边还是不能接受。就在我被折腾得筋疲力尽时，才知道他之所以如此坚持的理由，是由于他们的财政部长十分重视这次会议，所以亲自过问了日程安排。虽然觉得不敢相信，但貌似的确如此。
最终，会议开始时间定为上午8点30分。在实际操作上，根据日美双方会议主席的判断，决定9点开始。达拉拉后来在国际金融界也提出了很多强硬意见，人称“长着娃娃脸的狼”。辩论的基本常识
谈判终于正式开始了。正如前文所述，两国“文化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会议的顺利进行。日方的发言内容与回应基本上都和在日本国会上进行辩论或应对各个政府部门时一样，也就是说采用的都是面向国内的方式，特别是在谈判的初期阶段。
日方的发言一般是照读事先准备好的大纲，并不涉及对方的想法和主张。这种只阐述己方观点的做法，在美方看来是态度顽固，不愿听取他们的意见，很不像话。
而且，日方做事总是偏于循规蹈矩。美方在长篇大论地批判日本金融自由程度如何不够时，提到“日元CD的储蓄利率也受到了管制”。但这并不属实，因为当时的日元CD利率已经完全实现了自由化。在对方说错时，我们应该马上进行反驳，这是国际谈判的常识。抓住对方的“小辫子”从而灭掉对方也是辩论的基本技巧。这时如果日方抓住这一点，指出“你们难道就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在进行整个讨论吗？”就可以巧妙地转守为攻。
但是当时，负责这部分内容的银行局局长却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我向坐在局长身后的企划官递纸条，提醒他可以让局长提出反对意见，但他说：“我跟局长说了，但是局长认为利率是下午的议题，所以没必要现在提出。”
日方在准备发言内容时，并没有意识到谈判对象是外国人，而且中间还要经过翻译。我们总是在最后才给出结论，这使得对方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完整段漫长的发言，才能得知我们真正的想法。而且我们在做出结论之前还要顾虑到各个方面，这也不利于双方的沟通（所以后来，当我在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中担任大藏省进行总负责的调查企划课课长时，就日方在撰写国际谈判中的发言大纲提出了三点建议，并发给了大藏省内的相关各课，即①先说结论；②逻辑分明；③言简意赅）。
而美方在谈判时，总以为我们的制度和他们一样，或者说并没把制度的差异放在心上。
美国在任免政府重要公务员职位时，采用的是政治性任命的制度，当政府换届时一般这些职位也会换人。所以说得夸张一些，上一届政府推出的政策和达成的协议与现在这届政府没有关系。这从日本的体制来讲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日本，政府的言论和协议，尤其是与外国相关的言论和协议，即使政权更迭基本上也都是会持续有效的。
美方的其中一个要求是尽快实现存款利率自由化，结果日元美元委员会的报告书中就写了“争取在2～3年内放宽和撤销对大额存款的利率管制”，但美方仍然表示2～3年还是太慢。
对此，我方的观点正如1984年7月《财务》杂志上刊登的日方财务官大场所说：“美国把10万美元以上的CD利率由管制利率变为自由利率是在1973年5月，过了10年以后，在1983年10月，才使所有存款利率都实现了自由利率。美国不也是花了10年时间吗？”
但美方则说，那是上一届政府的时候由其他人实施的政策。本届政府上台以后积极推进利率的自由化，在这两年间就取得了显著进步。在日方看来，美国花了10年才实现自由利率，一定有相应的原因。日本也有自己的原因，但是美国却不予承认。这种不顾别国的实际情况而提出无理要求的做法实在过分。
另外，美国的工作是个人秀，这一点在政治性任命的官员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当工作取得进展时，好处应该归谁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记得当日本就某个问题提出让步时，对方曾提出：“为什么你们不对我这个最高负责人提出让步，而是对我手下的人提出让步？”这种反应对于重视团队表现的日方来说，觉得很难理解。还有一次，美方对于在上一次会议上已经达成一致的事宜，在下一次会上竟然又强烈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日方在每次会议结束后都会对结果进行认真整理，并制定下次会议的方针，所以这对日本来说也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
对于美方就上次已经达成一致的问题再次盛气凌人地提出要求一事，长期从事国际谈判的日本国际金融局副局长觉得难以容忍。他站起来，用高八度的声音追问对方：“我们在讨论这么严肃的话题时，你们的institutional memory（可以理解为‘作为组织机构应该有的记录’）哪儿去了？”本来他说完了应该等翻译将其译成英语，但副局长接着直接用英语说了句：“You don’t have institutional memory”。这次的“institutional memory事件”也成了日元美元委员会的一个话题。译词的准确性
3月，在东京举办的日元美元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又发生了一件被称之为“formidable事件”的事情。
这次事件说明要把英语准确地翻译成日语是很困难的，也反映出日本与外国不同的制度会对国际谈判带来微妙的影响，同时还能看出政府机构中的上下级之间的沟通问题。
事情说的是政府的短期证券问题。当时日本政府的短期证券有大藏省证券（藏券）、粮食证券（粮券）和外汇证券（汇券），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现在所说的FB，其余都是长期国债。这些证券不是用于增收，原则上是用于提供周转资金，其构成与规定也都是以此为前提而进行的。
第一，这些短期证券不是财政收入，所以在制定预算时也不计入该年度收入中。第二，法律规定这些证券要在一年或一个会计年度内偿还，实际发行时则以两个月的零息票债券形式发行。第三，上市时其利率低于市场上相互竞争的同业拆放利率，多数情况下也低于民营银行向日本银行贷款时的政府利率。第四，市场无法处理全部证券时，日本银行可以接手其余额。而实际上日本银行接手了发行额中的绝大部分。
美方认为，不管短期证券是不是当年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它的利率也不应低于市场利率。如果赋予它更加合适的利率，就可以向日本投资者提供优良的短期证券商品，这是一件好事。这样它可以成为日本money market（指短期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一种商品，促进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在隔壁旁听的一位年轻的课长助理对美方的说法十分赞同）。
当然，这种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光对日本有利，也会激发日元的潜力，促使日元升值（即美元贬值），进而促进美国金融机构在日本的发展，使美国获益。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
日方的主要观点如下：这些证券不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而是用于提供短期周转资金，现行的一系列相关制度也是以此为前提而制定的。与美国不同，日本政府结算由中央银行而不是商业银行负责，所以随着政府资金的变动，中央银行存款余额也会每天发生变动。为保证市场平衡，中央银行就要每天对市场进行调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可以为政府提供短期周转资金（英国也是这样做的），这并不奇怪。利率低则意味着可以用低成本进行资金周转，这样可以减少财政支出，应该说是有利的。
日本提出脱离市场利率的低利率是有利的，这一观点使美方颇为震惊。他们有些激动地进行了反驳，语速也比较快。其中有一句是：“日方的观点formidable”。根据我直接听到的英语和现场的气氛，我感觉他们想表达的是日本“在说些什么呀”“让人难以置信”的意思。
但在和与会人员有一段距离的译员区，译员只能依赖说话人的声音进行翻译，他将这句译成了：“日方断然拒绝了（美方的提案）。”
结果发言的理财局局长以为日方的观点获得了通过，这个议题就到此结束了。所以他认为不需要让负责的课长参加下次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
但其实这个议题并没有结束，负责课长必须得参加下次的会议。这时，该局唯一可以随局长出席会议的总务课企划官应该向局长说明情况，但他却觉得很难开口向局里的一把手道出实情。
距离下次会议越来越近，但出席人员却还没有定下来，这很让人头疼。
后来我听说，这位局长向担任日方会议主席的财务官询问“formidable”是什么意思，财务官说是“难以理解”的意思。这样，他们才定下了出席会议的人选。
权威的英英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中是这样解释“formidable”的：
adj.if people，things or situations are formidable，you feel fear and/or respect for them，because they are impressive or powerful，or they seem very difficult.
这个词的确不好翻译。按“because”之后的内容来理解，美方采用的是后半部分的意思（very difficult），而日方（通过翻译之后）则是按前半部分的意思（impressive or powerful）加以理解的。竹下/里甘会谈
日元美元委员会由日本大藏省财务官和美国副财长共同主持，1984年2月到5月间，双方共召开6次会议，并于5月末完成了报告书。之后，双方为保证报告书内容的实施，又举行了后续会议。
日元美元委员会谈判的高潮出现在1984年3月24日，这一天，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与美国财政部长里甘在大藏省举行了会谈。他们分别是主持会议的日方财务官和美方副部长的上级，也是两国内阁成员中经济问题的最高负责人唯一一次就委员会问题进行讨论，并且会谈的主题也只有这一件事。这次会谈进行得相当激烈，我作为财务官办公室主任，照例担任了会谈的翻译。当时，美方没有带翻译出席，所以我一个人既要将竹下大臣的发言译成英语，还要将里甘部长的发言译成日语。
3月22日晚10点多，美国财政部长里甘从中国乘专机抵达雨雪交加的羽田机场。之前他刚在中国签署了中美投资保护协定，而大藏大臣竹下当时正忙于国会审议，而且前一天他的父亲刚在老家岛根去世。然而，竹下大臣由于担心日美金融问题的走向，仍然将工作放在了第一位，当天亲自到羽田机场迎接。在等了一阵之后，里甘部长终于出现了。竹下大臣打算上前表示问候，对方却目不斜视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我们听说这件事后十分气愤。
3月24日晚7点45分，双方在大藏大臣办公室举行了会谈。会谈本来预计进行45分钟，于8点30分结束，之后竹下大臣将在大蔵省的记者招待室接受采访。两人在举行会谈前，已经于当月22日和23日听取了各自下属的汇报，了解了于东京召开的日元美元委员会第2次会议的情况。
美方的与会人员包括财政部长里甘、副部长斯普林克尔，其他参会人员都和前几次一样。他们就座于大臣办公室长桌靠走廊的一侧。日方则对与会人员进行了数量限制，人数少于平时的会议。财政部长里甘的对面是大藏大臣竹下，内侧是财务官大场，外侧靠近入口的一侧则是担任翻译的我。有些文学作品在涉及这一段时，将其描述成在大藏大臣的两边分坐着财务官和银行局局长等相关各部委的头头脑脑的场景，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一般来说，对国际谈判的参加人数（与国内会议相比）进行限制是十分重要的。本身，国际谈判就不应该有过多的人员参加。因为谈判更多依靠的是谈判者的责任和掌控能力，与会人数也应依此制定。而且只参加一两次会议的话，很难了解对方观点的程度和真实想法，所以需要事先知道对方平时的谈判习惯和语气。比如平时言辞激烈的人，即使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较为缓和的意见，在初次听他发言的人看来，那也是很激烈或者过分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不要有过激的反应。这时掌控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在日本，局长和审议官等高级别官员出席会议时，一般来说，课长助理这一级的人员因为最了解详细实务也会随同出席。他们除了在会议涉及细节问题时为自己的上级提供信息，同时还要负责会议记录。但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准确把握会议的气氛和说话人的语气，更不可能知道在会议前后双方负责人进行过怎样的碰头或交涉。
他们主要是把发言的内容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有时，这些会议记录会被复印并在内部流传，而其中的只言片语就可能引起误会。有人认为“美国说话太不像话”，继而认为“进行国际谈判的人竟然让对方如此压制，实在过于软弱”。造成这样的误解显然不会有好的结果。
在会谈开始前，大藏大臣的秘书也许是出于担心，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和我是同期进入大藏省的。听说我要担任重要会议的翻译，他说：“这可不容易，你要加油啊。话说关于国内金融的自由化，咱们这边主张要step by step（循序渐进），他们那边可是想要stride by stride（大步前进）。”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的，但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信息。
相关人员就座，财务官办公室的课长助理和股长进来做了一些准备后也退出了大臣办公室。门关上了，会谈正式开始。七分真三分假
在1984年的日元美元委员会中，美方的主要目的是促使日本实现广义上的金融自由化。1983年11月，双方部长曾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决定成立日元美元委员会，并将其主旨描述为“建立开放自由的金融资本市场”。
然而，同为追求金融的自由化，美方在其具体内容、根据和着重点上，都与日方有所不同。
第一，他们认为实现自由化有利于提高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效率，从而有利于日本经济的整体发展。这样看来，美国是想做有利于日本的事，日本如果不同意就显得很不合情理。这种态度很像二战后美国政府出兵占领日本时的态度。美方会议主席、副部长斯普林克尔也明显持这种态度。
第二，美方为促进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积极推进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可以说是美国产业界的一部分人士策划了这一系列行为，他们信奉货币主义理论，认为金融自由化会激发日元的强大潜力，因此积极促进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这也是撰写和传播《所罗门文件》的一群人的想法（但推进自由化后，日本的机构投资者对国外的兴趣增加，资本外流增多，到1985年9月“广场协议”时，反而形成了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情况，不得不说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
第三，比金融自由化更重要的，是美国的银行和证券公司可以在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幅扩展商机。这种想法虽然没有明说，但从美方提出的要求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解。其代表性人物就是唐纳德·里甘，他曾长期在美国的证券公司工作，并且担任过世界最大证券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后来出任美国财政部长。
1984年3月24日晚7点40分，美国财政部长里甘与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的会谈正式开始。
里甘的英语很好理解，主旨也很明确，甚至有些太好理解、太明确了。美国人说话一般都比较直接，他们在说一件事时，很少从几种可用的说法当中选取最恰当的一个。所以虽然容易理解，却也经常出现很“大条”的发言（而且他们自己还意识不到这一点）。里甘说话时，这种情况比我所了解的一般美国人更加明显。
随着会谈的进行，这种情况也越来越明显。我一开始是将他的发言按字面意思译成日语，后来逐渐觉得不能直接这样译下去了，于是就尽量用委婉的日语传达他的意思。竹下大臣虽然经常说自己英语不好（他大学毕业后，在老家当过两年英语老师，但是他总喜欢说“那时候只要能分清DDT和PTA的人都能当英语老师”），其实却不是那样。他时不时地在纸上记下一些对方的激烈言论和要求。
我方表示希望“循序渐进地发展自由化”，而美方则提出要“大踏步前进”。这和大臣秘书告诉我的一模一样。
随着会谈的进行，对方动作手势的幅度也越来越大，说话时还经常握拳“咣咣”地敲桌子（在相关文学作品中，对当时情况的描述是“咚咚咚”地大声敲桌子，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批评日本的自由化进展缓慢，要求我们尽快出台举措，让我充分见识了美国人的气场。但冷静审视他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表演成分在里面。也就是说他的肢体语言里面有七分真实，还有三分是演技。
对于熟知讨论内容的译员来说，很容易不知不觉就陷入到了讨论的内容当中而忘了翻译，这是一个弱点。在里甘的语言和手势都达到高潮时，他忽然提出了一个十分蛮横的要求。我被他的话惊呆了，不由得抬头看向坐在我右侧的竹下大臣，想知道他会如何回答。就在这时，我听到大臣另一侧的财务官大场说：“喂，翻译！翻译！（注：让我赶紧翻的意思）”我这才发现自己忘了把对方的话译成日语，于是赶紧做了翻译。
会议结束后我一看表，才发现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是原定时间的两倍。在此期间我一直专注于翻译，所以没觉得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接下来，竹下大臣还要去与媒体见面。我放松下来，带领大家走出会议室，但走到门口时不由吃了一惊。在门和木质屏风中间，竟然站着一个年轻人。他是财务官办公室的人，本来应该在会议开始前就离开房间，但却一直站在这里听了一个半小时。估计他一定是太想知道这次自己有幸参与筹办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谈的情况吧。
但他知道的不仅仅是会谈的情况，也包括我忘了翻译这件事。往后的许多年间，只要一聊到日元美元委员会，谈到兴头上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对我笑嘻嘻地说：“主任（我不当办公室主任以后，他就改叫我久保田前辈），那会儿您还忘记翻译了，嘿嘿。”看到我这个平时很威风的前辈也会犯错，对他来说好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竹下大臣的英语实力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曾经分别于1979年11月到1980年7月在大平内阁、1982年11月到1986年7月在中曾根内阁中担任大藏大臣。其间，我于1983年6月到1984年6月担任财务官办公室主任，负责竹下大臣在国内接见外宾的日程安排、翻译以及国外出差的协助工作。1985年6月到1986年6月，我作为负责IMF及峰会事宜的国际机构课课长，经常与竹下大臣接触。1986年5月东京峰会期间，竹下大臣主持财政部长会议（工作午餐）之际，是由我担任翻译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过多次接触。
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时期，包括1984年3月24日与美国财政部长里甘举行会谈时，为竹下大臣做翻译都十分轻松。社会上有时会揶揄竹下大臣说话“语言清楚，含义不明”，但他会见外宾时却没有这个问题。竹下大臣讲话主旨明确，逻辑清楚，包括细节部分的表达都十分严谨准确。作为译员，只要正确记录下他说的话，按顺序逐字逐句翻译出来就可以了。他在表达肯定意见的时候会明确肯定，不肯定的时候就会说“大概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是这样”以及“一般老百姓是这么想的（并没有说自己也是同样意见）”等。
过去曾经有一位大藏大臣常说“你们准备的发言稿不好懂，应该向国民传达更为明确易懂的信息”，所以他本人的发言十分简短，经常采用断定形式的表达，比如“就是什么什么”以及“一定会怎样怎样”等。这种说话方式便于国民理解，也很受好评。但作为行政长官，与外国政要会面时就不能这么说了。因为谈话的内容本身不是那么简单，而且政治家面向国内发言时为了要显出魄力，可以多少牺牲一些严密性，但作为大藏大臣代表国家讲话时就不能这样了。如果之后出现了例外情况，对方可能就会质问说“你们当时不是说一定会怎样怎样吗”，甚至有时当场就会被挑出毛病。
因此，作为翻译，在大臣使用断定性表达的这种倾向过于明显时，就要自行判断在什么时候需要加上“大概”“通常”“很多时候会……”等词。但为竹下大臣做翻译时却完全不用考虑这些，只要专心把他的话翻译下来就可以了。
后来，在竹下大臣卸任首相一职后很久，我有机会跟他说起当年为他做翻译很轻松这事。他感慨道：“你记得真细啊”。他说，他在年轻时曾旁听过十分重要的国际谈判，当时就深切感受到翻译的重要性，所以在会见外宾时，也十分注意自己的语言（使自己说出的话可以直接译成英语）。竹下大臣所说的“重要的国际谈判”，我猜可能是他在担任副官房长官时期进行的有关冲绳回归问题的谈判吧。
关于竹下大臣的英语水平，一位常年置身于政界并与竹下大臣共同工作的资深国会议员曾表示“不怎么样”，我却不这么认为。竹下/里甘会谈时，从上一节所述的竹下大臣的反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后来，我又应他秘书的强烈要求，为竹下大臣与当时美国执政的共和党的“选举之神”进行会见时担任了翻译。这次会谈是在日本首相选举前的一个休息日在新大谷饭店进行的。被称为“日本选举之神”的竹下先生使用了“稳定多数”“绝对多数”等选举用词，向对方详细介绍了即将进行的大选的情况。会谈结束后，他对我说：“今天谢谢你，翻译得很严谨。”只有懂英语的人才会这么说。
竹下大臣很注意别人的感受，在与外宾见面前，也会考虑到这一点，进行充分准备，包括一开始要说些什么样的话题来活跃气氛。比如在和美国总统布什（老布什）会谈前，他本来准备说“你的名字是‘bush’（灌木、草丛），我的名字是‘竹下’。‘灌木’和‘竹子’的话，说明咱们是亲戚啊”。但是有人提出，在美国“灌木”和“竹子”没什么关系，对方可能听不懂，所以后来就没说这个话题。这件事说明竹下大臣的细心周到甚至已经延伸到了英语上。夏威夷之乱
日元美元委员会的讨论迟迟没有进展。1984年3月22日、23日，在东京召开了第二次会议，4月16日、17日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三次会议，5月6日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召开了第四次会议。
按照日方的体制来说，无论会议在哪里举行，财务官作为日方主席当然都必须出席。但是会议在国外召开时，就很难要求相关各局的局长也随同出席。因为日本当时正在召开国会，所有的局长都被任命为政府委员，要随时准备参加国会。
国外召开的几次会议中，国际金融局、银行局、证券局、理财局等都没有派局长参加，而是由二把手的副局长或审议官等出席，也没有严格遵循会议的座次规定，比如各局只有1人能坐主桌，其他人只能坐在后面的椅子上进行记录等。
到了第4次会议时，大家开始考虑如何撰写报告书，比如选取哪些内容、采用何种形式、双方分别撰写哪些部分的草案等。特别是关于最后一点，双方已经基本达成一致。
夏威夷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之前我们了解的情况是，这次会议将继续讨论报告书的内容，如日美双方都需要采取哪些措施等。草案部分则暂不讨论。
然而，会议一开始，美方就突然提出要讨论草案。而且他们不光拿出了自己负责的部分，还表示为了减轻日方的压力，也拿出了由他们撰写的本该由日方负责的草案。当然，这个草案都是对他们有利的内容。明眼人都知道，在撰写报告书时，什么样的草案，由哪一方来写，会对结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看到这些，平时就对美方的强硬及（在他看来）日方的软弱感到不满的一位堪称实力派的国际金融局的课长助理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的级别按照规定本来无缘主桌，但他还是做了如下发言：美国太不像话了。首先，双方已经一致决定在此次会议上暂不讨论草案（即不是所谓的草案讨论会），美方却突然提出这一要求。其次，美国居然越俎代庖为日本负责的部分撰写草案，并且要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这简直是无理取闹。
听了他的发言，此前一直好脾气的美方主席斯普林克尔非常生气。估计关于“越俎代庖”一事，美方多少也有一些善意的成分在中。不过我很能理解这位课长助理的心情。因为从大学时代到现在，我体会过很多同样的经历，只不过比他稍早一些而已。
总之，美方认为这位课长助理气焰嚣张，没有自知之明，后来就不让我们带他参加会议了。结果这位课长助理只好去干“体力活”，负责日方草案的汇总。后来他还负责把整个报告书译成日语，但5月末在罗马召开的旨在给报告书定稿的第六次会议，他却没能参加。
这场“夏威夷之乱”不仅仅是时代变革大潮中发生在日元美元委员会中的一个插曲，也体现出日本官场制度或者社会组织中的一些问题。
在得到这位课长助理的同意后，我来为大家做一下介绍：他上大学时，是英语口语社团（ESS）的会长，一直积极参与校际英语辩论和各种讨论活动。进入大藏省后的第三年，他到美国某知名大学研究生院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期间也积极参与了各种相关活动。
各位可能不太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一些大学的ESS就积极举办和美国大学同样规则的辩论大赛等，为此进行的校际交流也很频繁，例如东京大学ESS就曾经聘请青山学院大学的教授担任辩论指导。
所以对于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日方人员在国际谈判中的表现实在是让人失望。因为他们在年轻时就具备使用英语讨论问题的能力，又到美国的大学留学并取得不俗的成绩，而参加国际谈判的人却大都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即使不具备高度的战略眼光，至少也很了解与外国人辩论的技巧，在面对他们时不会输了气势。
总之这次事件提醒我们，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且上司和下属在不同领域各有所长时，作为一个组织如何才能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从个人层面说，当认为自己的观点优于整个组织或上司的结论时，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后来，这位引起“夏威夷之乱”的课长助理转入政界，成了国会议员。
再说回日元美元委员会，由于有上述这件事情，夏威夷会议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这让美方大伤脑筋。在之前的“主题谈判与后勤保障”一节中我也提到过，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里甘十分关注日元美元委员会的详细情况，甚至连日程也要亲自过问。美方人员在离开华盛顿前和部长信誓旦旦地说要在夏威夷讨论报告书草案，却没有什么进展，所以他们无法交差，就提议移师东京继续讨论。
当时我作为财务官办公室主任留在东京，突然接到夏威夷方面的指示，要马上为5月10日召开的会议做准备，真是手忙脚乱。这样，5月10日和11日在东京又召开了第五次会议。
对整个日美金融谈判来说，夏威夷都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在10年后的1994年11月，我作为日美金融协议谈判的日方会议主席，在夏威夷与蒂莫西·盖特纳（他后来历任美国副财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和奥巴马政权首任财政部长）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不过当然在“夏威夷之乱”时，我还不知道10年后会发生这些事情。围绕报告书草案的“功”与“防”
进入讨论如何撰写报告书的“草案讨论会”阶段后，日方相关各局的副局长和审议官等二把手们开始取代局长活跃起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局长们要出席国会，没有太多时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大方向确定后，剩下的事情就可以交给下面的人去办了。
这一阶段的基本做法是，就某一项内容，由负责该部分的一方提出草案，然后双方对此进行讨论。
对于美方提出的草案，日本某局的态度很是实在。他们把修改尽可能减到最少，两页左右的草案中只有两三处修改。而且为了使讨论更加顺利，他们还特意制作了附录，说明在哪些地方进行了怎样的修改。
这篇附录的左侧是美方提出的草案，右侧则是日方提出的修改意见。美方草案中有修改的地方都标注了下划线，下面写着“删除”或“修改”，在右侧则对应提出删除或修改后的日方方案（对此比较熟悉的读者应该知道，这种格式就像法律文件的新旧对照表一样）。
日方解释说，我们最大限度地尊重了美方提出的草案，尽量少做修改，并且制作了对照的表格以便于理解。然而这份附录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虽然修改很少，但却将模糊草案主旨或变更原意的部分更为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对于这份运用了精湛的官方修辞技巧的修改方案，美方提出了强烈反对。
在涉及日方另一个局所辖事项时，美方草案则极为详尽，其页数之多甚至影响到了报告书的整体平衡，而且其中还包含了几项日方难以接受的内容。当时我觉得围绕这一部分进行的谈判一定会十分艰难。
然而，该局的代表一开口却出乎我的意料。他对美方的副部长助理说了如下一番话，其间还时不时地露出微笑。他说，和您谈判让我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您是金融领域的专家，对日本的金融制度和实际情况也极为了解。您曾长时间和日本的银行打交道，在日本驻外银行首次发行日元CD时，您就在经手这一业务的商人银行工作，等等。
接下来，对于美方提出的内容冗长且要求蛮横的草案，他表示：“美方草案提得很好，我们也同意草案的主旨。但内容本身有些长。而且既然您十分了解日本的情况，也应该知道其中有些内容日方实在很难接受。所以在详细阅读了美方的草案后，我遵循其中的主旨将其进行了精简。我认为这份修改方案应该是贵国可以接受的，请看一下吧。”之后他就把两页左右的文件递给了对方。当然，其中已经删掉了日方无法接受的内容。令人吃惊的是，这份修改方案并没有遭到特别的反对，虽然多少有些微调，但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写进了日元美元委员会的报告书中。
修改方案如此顺利就获得通过，原因之一是因为美方提出的草案的确太长。但我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实话，那时候我并不明白日方这位负责人为什么要这样和美方拉近关系，并且取得了谈判的成功。
日后，通过亲身经历日美谈判的过程，我终于知道了其中的缘由。这与美国特殊的公务员制度有关。在美国，从事国际谈判等要务的官员都是之前提到过的“政治性任命”，职位基本都在副部长助理代理以上。随着政府换届，这些官员也会进行更迭，所以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
真正的公务员其实是课长以下的人员，而政治性任命的官员和公务员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对公务员来说，政治性任命的高级官员具有多大实力以及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十分重要。对于政治性任命的官员来说，公务员的支持和信任是不可或缺的。日方这位负责人就是看准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这位负责人首先盛赞美方的副部长助理非常优秀，连日本都知道他的大名，这让他觉得很受用。然后又夸美方的草案准备得好，从而为美方负责撰写草案的课长级人员打消不安，使他们在上司面前很有面子。最后才提出，问题只不过是草案有些长，而关于这一点，对方的副部长助理可能也有同感。如此一番话，使得美方上上下下都对这位负责人刮目相看。
不过，这种类似于“捧杀”的战术只适用于美国这种公务员制度比较特殊的国家，并不是国际谈判中的通用手法。阿姆斯特丹之变
每逢召开IMF年会和亚洲发展银行年会等国际金融界的重要会议时，相关人员都会特别忙碌。许多国家的部长、政要及央行行长都会参加会议，所以在召开年会的同时，也会召开许多其他会议。通常在每年9月末于华盛顿召开IMF年会时，还会同时举行IMF临时委员会（当时的名称）、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10）、OECD经济政策委员会第三工作组会议（WP3），以及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7）等。
这些都是媒体广泛报道的所谓“公开的”会议，但其实有时还会召开电视或报纸没有报道的双边及多边会议。这些非公开会议使相关人员更加繁忙。对有关各国而言，这些私底下的会议与那些公开的会议同样重要。1984年5月，亚洲发展银行在阿姆斯特丹举办年会时，日元美元委员会就召开了一次非公开会议。
这次会议，日美双方都只派出了少数人员出席，却使谈判取得了大幅进展。这是因为日方在欧洲日元相关问题上，做出了（就当时而言）相当大胆的让步。日方的与会人员有财务官、国际金融局审议官和我，一共两三人，美方则没有派出此前一直参会的副部长，而是派出了副部长助理和其下属共两三人。
这里介绍一下，欧洲日元指的是日本国外的日元资金，而欧洲日元问题则是在多大程度上放开国外日元资金贷款（欧洲日元贷款）和国外日元资金债券（欧洲日元债券）的问题。一般来说，欧洲市场对资金交易的限制较少，也不需要缴税，所以交易成本低，对于借款方和债券发行方来说很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如果迅速放宽对相关交易的限制，日本国内的银行贷款额和公司债券发行额将大幅减少，导致日本市场资金枯竭。因此政府认为利率自由化不应进展过快。此外还有不为外界所知的一点就是，日本银行从调节资金供应量的角度出发，也对欧洲日元交易自由化持谨慎态度。
在日本的金融机构对此项目相当消极的状况下，日方代表团提出了大胆的方案。据我的观察，关于该方案的具体内容并没有与负责该部分的国际金融局进行充分磋商。因此当会上提出按此方案实施时，参加会议的国际金融局审议官十分狼狈，让看的人都觉得很可怜。方案内容迅速告知给东京，该局局长和我们代表团的团长在东京和阿姆斯特丹隔空喊话，展开了一场相当激烈直率的唇枪舌剑。“阿姆斯特丹之变”让我们内部多少产生了一些隔阂，同时在另外的地方也引起了美国的不爽。美方副部长对于日本方面做出的让步表示欢迎，但对于为什么不是在自己作为最高负责人参会的时候提出这一点表示不满。这种情况也只会发生在美国这种采用政治性任命的国家，因为对他们来说，功劳归谁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论如何，会议还是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阿姆斯特丹会议上，我也得以直接参与了谈判。会议中，美方提出日元美元委员会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所以不能实现此前的承诺，即提高日本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并为此做出财政上的努力。我请求财务官让我直接与美方交涉这件事情。因为对方的副部长助理虽然和我同样就读于牛津大学的同一所学院，但我始终觉得我俩的理论和观点大相径庭，所以希望能在此与他一较高下。
我义正词严地指出，美方的这种说法要么是谎言，要么就是做了本来不应该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真像美方所说的是“由于日方的让步不够，因此无法向民众解释该项财政支出”，那就是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按道理，关于两国政府间正在进行的谈判的详细情况，在共同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可以另当别论，除此以外是不能在其他场合泄露的。这就违反了谈判双方的诚信原则。而如果美方遵守诚信，确实没有泄露会议内容，那就说明他们是在撒谎。对于我提出的质问，美方顾左右而言他，试图转移话题，但我并没有上当，始终坚持这一点。在经过一番漫长的争辩后，对方终于承认，不能履行对日本的承诺其实是因为美国政府近来削减了预算，并为此表示了歉意。
我的这位对手比我早5年进入牛津大学，并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喜欢让大家称他“博士”。他同时也是一位国际金融方面的专家，长期在美国财政部担任要职，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报告书定稿
日元美元委员会的谈判进入了最后阶段。第六次会议于1984年2月20日、21日在罗马召开，以完成最终报告书。
此时正逢在罗马举办十国财长代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谈，日本的财务官和美国的副财长均作为最高长官出席。由于他们的日程繁忙，所以进行了这样的安排。
双方最初决定会议时间为两天，并于21日完成报告书。但会议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所以决定将时间延长一天，22日继续讨论。
当时我留在东京，认为最迟22日傍晚报告书就能完成，计划接下来马上对其日文版进行修改和定稿。在罗马参加会议的日方人员有财务官、副财务官和各局的代表，留在东京待命的则有我和各局的相关人员，其中包括担任全稿汇总的那位国际金融局的实力派课长助理（参见“夏威夷之乱”一节）。他负责梳理全稿英文部分的日译和日文部分的英译，再由我来进行最终审校，最后提交报告书的定稿。
但是我们等来等去，也没有等到会议结束的通知。听说到了当地时间23日凌晨5点，会议还在继续。这场彻夜进行的讨论最终一直持续到了当天早上6点30分。
从之后源源不断地收到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双方都为此煞费苦心。达成一致的部分有明确的记述，但没有达成一致的部分并没有写上“未达成一致”。对于那些虽然没有达成一致但多少有一些进展的地方，报告书上写出了双方在哪些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在哪些问题上仍有分歧。而对于那些意见完全对立的问题（如政府短期证券的性质），只写明了日方和美方的意见。
在将上述日美各自的意见写入报告书时，双方决定按发言内容原样加以记述，报告书关于该部分记述的草案也由双方各自撰写。从两国分别撰写的报告书中可以看出，双方在英语上有一些微妙的差别。
比如在“关于日本金融机构等在美国持有资产的限制”的部分，双方分别是这样写的：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noted that in some states asset maintenance requirements were imposed on foreign but not American banks and，therefore，were putting a financial burden on foreign banks.…（A）（大藏省指出，美国某些州不对美国银行的资产进行管制，而限制外国银行的资产，这对外国银行造成了财政负担。）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noted that subsidiaries of foreign banks which，like US banks，must meet minimum capital standards，are not subject to that requirement and that in some states such requirements are being removed or reduced…（B）（美国财政部指出，一些外国银行的在美分支机构和美国本土银行一样，必须满足资本金的最低标准，对于这些外国银行，美国有些州并不对其资产进行管制，或是正在废除或放宽相应的限制规定。）
日方准备的文件（A）在语法上遵循传统的“时态一致”原则，但美方准备的文件（B）却并非如此，而是使用现在时记录间接引用的内容。这样一来，美方的观点就容易被认为是“真实情况”，而日方的观点则成了单纯叙述。
在罗马负责汇总英文的副财务官是我的前辈，他回到日本以后，我向他反映了这一问题，结果他说：“我就知道你要抓住这种（无聊的）地方不放”。这也难怪，他为这篇报告书在罗马奋战到了天亮。
1984年5月30日，这篇费尽心血的报告书终于公布于世。它涵盖了多个领域的措施，例如有关利率、资金周转和借贷的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问题，以及包括东证会员权问题在内的外国金融机构在日本的发展问题，还有欧洲日元债券和欧洲日元贷款问题等。该报告书对自由化的推进程度远超日本当初的设想。
当日元美元委员会引起的热议即将为人们淡忘之时，在翌年年初，大概是1985年2月左右，我突然收到一份来自华盛顿的礼物，是一张装在木质相框里的照片。这是在罗马就“历史性的报告书”达成一致之后，与会人员共同拍摄的纪念照。在这张30年前的老照片里，会议桌后坐着当时还很年轻的财务官大场和副部长斯普林克尔两位主席，他们身后是日美双方共13名与会人员。在镜头里，他们的表情疲惫中带着一丝安心。
照片的左上角写有“To Kubota san（致久保田先生）”，右下角则写着“with my appreciation！Beryl W.Sprinkel（谨表谢意。贝里尔W.斯普林克尔）”。这应该是斯普林克尔本人的亲笔。他是个和善的人，也是一名信奉货币主义的学者型副部长。之后他并没有一直留在财政部，而是回到了自己更喜爱的学术领域。
日元美元委员会是我第一次参与的日美谈判。后来，日美两国又在“广场协议”“东京峰会”“卢浮宫协议”“宫泽/贝克共同声明”“G5、G7政策协调”“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和“日美金融服务协议”时展开了各种激烈交锋。我开始主要从事各种后勤接待，到了后期则承担了实际负责人的工作，总之一直深入地参与其中。货币主义对凯恩斯主义
我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是在1967年夏天到1969年夏天。当时金融市场采用的还是固定汇率制度，英镑的汇率是1英镑兑2.8美元，到了1967年11月贬值为1英镑兑2.4美元，换算成日元的话，分别为1008日元和864日元。
当时，英国是世界上经济学最为发达的国家。例如1965年出版的Surveys of Economic Theory（3卷）就是由美国的经济学会和英国的皇家经济学会共同编写的。
此时的牛津大学，国际经济学方面的罗伊·哈罗德先生已经退休，不过还经常参加国际经济学讲座并进行发言。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约翰·希克斯教授对于学问有极大的热情，但在教学领域，主要是举办福利经济学讲座及教授经济史理论，而不是经济理论史课程，内容比较枯燥。1968年夏，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数理经济学专家、年轻的I.A.马雷斯教授前来任教。同年，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罗伯特·莫顿·索洛教授来到牛津大学担任了一年的客座教授，从数学角度讲授以经济增长理论为主的宏观经济学。
当时是商业周期理论的天下。在牛津大学的教授阵容中，最核心的一位就是教授这一理论的R.C.O.马修斯教授（顺便提一下，我就是在他的课上学到的赤松要教授关于经济发展的“雁形模式理论”的，马修斯教授称其为“Wild Geese Theory”）。马修斯教授讲课非常耐心细致，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听懂。他平时上课语调平静，用词文雅，但唯有一个话题会让他涨红了脸激动地加以反驳，那就是货币主义所推崇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就读时讲授法哲学科目的碧海纯一教授。他平时非常从容淡定，但在批判他认为不合理的经济理论时，脸也会涨得通红。
货币主义也叫芝加哥学派，认为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把一切问题交给“看不见的手”解决。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金融政策，也无论其目的是在于刺激经济还是控制经济，总之一切有目的的调整经济的政策都应受到否定。
该学派认为，不管经济是走强还是走弱，金融政策只需要确保资金供应量符合该国的经济需求，并主张废除一切管控，让市场自由发挥威力。他们认为，调控措施不仅无法稳定经济，反而会阻碍经济发展。
当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主流思想则是凯恩斯主义。对他们来说，货币主义是无法接受的。顺便提一下，在美国，“凯恩斯主义”是指不顾财政赤字大幅发行国债，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和发展经济。但是在英国，“凯恩斯主义”则是指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上，通过调节总需求来稳定市场。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强调调控政策的重要性，认为金融政策应重视调整利率而不是资金供应量，所以说得夸张一些，他们与货币主义者简直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根据以上经验，我认为如果牛津大学的主流思想没变，学校的师生肯定会对1984年的日元美元委员会很感兴趣，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也一定会支持日本的立场。在之前“围绕金融自由化的日美直接交锋”及“主题谈判与后勤保障”等章节中我曾经提到过，美方的观点是以货币主义为其理论支撑的，并且美方代表、副部长斯普林克尔的上一个职位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那儿正是货币主义理论的源头。
另外，在日元国际化进程加速、日本金融机构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日元美元委员会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重要课题。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在牛津大学做一个这方面的演讲，也算是报答母校对我的培养。
在5月末的日元美元委员会结束以后，财务官办公室的下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6月8日召开的伦敦峰会进行准备。日本首相中曾根、大藏大臣竹下和外务大臣安倍将出席会议，之后，首相将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我也有幸随行参与会议，并作为大藏省相关人员陪同访英。我打算利用这次机会访问牛津大学，所以和大学方面就演讲地点等进行了沟通。
1984年6月11日，在牛津大学的尼桑日本研究所，我以《关于日元的国际化》为题进行了演讲。这篇5000字左右的文章是我用两三周的时间赶写出来的，也是我现在仍然保留的20多篇英语演讲稿中比较满意的一篇。这番批判货币主义的演讲赢得了极大的喝彩，但也受到了一位爱国的美国学生的强烈抗议。理论武装的重要性
1984年6月11日，我在牛津大学进行了有关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的演讲，此时距离谈判结束已经过去了近一个月。演讲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关于日元的国际化。近年来，日元储备在国际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日元交易在外汇交易中所占比例以及日元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例都在快速增加，形成了很大规模。日元和德国马克以及瑞士法郎一样，成了一种新兴储备货币（NERCS）。
对于日元的国际化，日本政府一改以往的谨慎态度，任其自然发展。这也许会与之后将要提到的金融自由化一起，对日本的金融制度和政策产生众多影响，但日本决定接受日元“成为储备货币所带来的负担”。
第二，关于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委员会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日元和美元的汇率问题（美元强势，日元弱势）。日方认为这是美国的高利率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财政赤字，因此美国应努力减少财政赤字。而美方则认为这是由于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程度不够，导致日元的潜在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所以主张日本应该努力实现自由化。
对于美方所提出的日本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的问题，日本也打算积极进行，双方可能只是在推进的速度上有所分歧。
双方在理论上进行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则是利率的作用问题。美方对此持典型的货币主义观点，认为利率应该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决定，因此政府不应根据经济情况出台利率政策对其进行调控。而日方则主张利率调控是一种重要的行政手段，政府理当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利率水平。
对于欧洲日元市场的评价，美国在两三年前还持极为否定的观点，认为应该限制其发展，并和德国一起强烈要求对欧洲日元存款征收预扣税。对此，日本和英国表示反对，认为这不应该并且也很难实现。但现在美国却认为欧洲市场是一个没有管制的理想市场，这一观点与他们此前的主张背道而驰。
在我阐述以上观点时，听众的反应各种各样，但尤其是在对货币主义进行批判时，获得了听众的大声叫好。当我提到：“但不可思议的是，主张欧洲市场万能的美方副部长助理斯普林克尔和我一样，都曾就读于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他在1965年取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我则在1969年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时，会场上传来了一阵笑声。
演讲之后是提问环节。在提问即将结束时，一名学生有些激动地站了起来。他颤抖着双唇，用美式英语激烈地反驳我说：“美国人才不会那么傻呢！”我估计这是一名留学牛津的美国学生。我解释道：“我批判的是美国政府中参与了日元美元委员会的一些人的观点，而许多美国人其实和我们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的想法也是非常有道理的”，这才使他满意。
我的这场演讲，在1986年被英国记者阿德里安·汉密尔顿（Adrian Hamilton）引用进了他写的The Financial Revolution一书中。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