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理查德·詹金斯 主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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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遗产试读：
前言
”。新版译序本书初版之时，我正在武汉大学为博士后出站报告奋斗。当时中国的古典学研究，仍处在“初级阶段”，此类图书不太多见，因此出版之后，颇受学界重视，一时颇为流行。如今十三年过去了，承世纪文景盛情，准备修订后重新出版，让我们两位译者且喜且忧。喜的是多年旧作，居然至今仍有人需要，对译者来说，成就感不言而喻。忧的是这十多年中，中国的古典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许多方面仍不尽如意，但社会普通读者和专业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外语能力，较之当时都已经有了巨大进步，可资利用的原始文献和相关著述，不管是纸版的还是电子版的，其差距实不可以道里计。就与本书密切相关的古代传统而论，自本书出版以来，《希腊的遗产》、《埃及的遗产》和《印度的遗产》先后由张强教授、刘文鹏教授和陶笑虹教授翻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治博士翻译的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的第1卷也已经由世纪文景出版；普法伊费尔的《古典学术史》也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在刘小枫教授主持的“经典与解释”丛书中，不少著作如《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等，也都涉及古代传统。在国际古典学界，古典传统研究如今已成为古典学一个显赫的分支，除早年已经出版的如博尔加（R. R. Bolgar）、海厄特（Gilbert Highet）、奥吉尔维（R. M. Ogilvie）等的通论性著作外，近来关于斯巴达传统、雅典民主传统、西方文化中的恺撒、维吉尔传统、塔西佗传统、李维传统的专题著作，也都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英国布莱克维尔公司在出版古代世界的指南时，专门出版了对古典的接受和古典传统两部指南。变化最大的当然是从19世纪末开始出版的德国的《保利古典古代科学百科全书》，其第1版及其增补达到83巨册，但少有古典传统的著述。新版篇幅较旧版大幅压缩，正文只有16卷，但它的新奇之处，在于正文之外，给古典传统另立了6卷。如果说19世纪末以后人们不再把古典传统作为能给现代社会提供灵感的主要来源，诸多迹象表明，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似乎正在重新发现古典传统的价值。1992年西方规模庞大的纪念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的活动，伊拉克战争时报章上满天飞舞的古代史的类比，牛津大学教授米拉重估罗马共和传统在西方民主政治传统中地位的努力，以及国际关系学界正在热烈地讨论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都暗示随着古典知识的普及，古典传统再度活跃起来。
在此过程中，罗马传统似乎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这不仅因为西方的语言、文学、史学等深受罗马影响，西方的建筑、艺术和技术等，在很多方面也承继了罗马的遗产，还因为随着古典晚期研究的兴起，罗马帝国与中世纪之间的继承性，随着观察的角度从所谓衰落转向转变，也得到更多的重视。基督教、罗马法、帝国理念等罗马政治和宗教的遗产，在中世纪发挥的作用，可能远比过去人们认为的要大得多。当中世纪的皇帝在加冕时仍号称罗马人的皇帝时，当那些观礼的人群欢呼时往往也把新君主比喻为恺撒和奥古斯都时；当中世纪晚期一个法学家在回答某个城市的提问，实在在罗马法中找不到类似的先例，乃自己根据情况虚构了一个解释，然后拿去冒充是罗马法的解答，且居然得到接受时；当近代早期的西方人在辩论各种政体的特征，总是拿波里比阿和西塞罗的混合政体论作为根据，美国宪法中居然包含着那么多的罗马共和国的因素时；甚至在21世纪，当美国开始空袭伊拉克、英美诸多大报都用英美军队将像恺撒的军队那样成功渡过卢比孔河、却对战后的结局表示怀疑时，罗马的遗产，实在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上的二道贩子可以形容的了。基于此，在新的时代重读《罗马的遗产》，或许对我们理解当今西方的社会与文化，仍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次修订再版时，晏绍祥通读了译文，改正了其中一些明显的错误。承吴舒屏教授充分信任，在没有征求她个人意见的情况下，对她承担的三章中的译文也做了些许改动。对一些在初版时看来还有某些价值，但现在已无多大意义的注释，则予以删除。译者非常感谢初版出版以来诸位师友指出的译文存在的问题，其中有些还是比较关键的问题。限于自己糟糕的记忆力，这里无法一一列举，请诸位师友海涵。责编马晓玲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从重新联系版权到再度排版校订译文，都付出了艰辛劳动，特致谢忱。当然，如果本书的译文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自应由相关译者承担，尤其是由我承担。晏绍祥2015年5月译者序
谈起古典世界留给近现代西方的遗产，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希腊。诚然，希腊的史诗、戏剧、抒情诗、哲学、历史学、政治学、艺术等，加上她的民主政治和理性主义，无一不给近代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以重大影响。当代世界重要的人文学科，其起源几乎都可追溯到希腊。至于罗马，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多认为她的文化成就一般，例如，罗马人的文字，是在吸收和改造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哲学方面，她没有出现过什么杰出的哲学家（卢克莱修或许是个例外）；政治学方面，罗马人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创见；在艺术领域，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大多是罗马人复制的希腊作品；即使在罗马人很为自豪的文学领域，无论是诗人，还是剧作家，也都把希腊人奉为导师。所以，在不少人看来，罗马人最好也就是个文化上的二道贩子，通过他们之手，把希腊人的文化成就传给了西方而已。在这方面，雪莱的观点应当很有代表性，他声称，“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术，全都可以在希腊人那里找到它们的根。如果没有希腊，罗马这个我们的导师、征服者和我们的家园，将没有什么光明可供播撒，我们也许还是野蛮人和偶像崇拜者。也许比这还要糟……处在停滞而又可悲的社会制度的统治下。”即使在历史研究高度发展的当代，当我们可以以更加客观的立场去评价古代文明遗产的时候，这种对罗马遗产全盘否定的观点也没有绝迹。伊迪丝·汉密尔顿曾经分别写过《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和《罗马道路》，并比较过希腊和罗马文明的优劣。在他笔下，希腊罗马并称，实在是历史的误会，因为希腊与罗马之间的差别，就像罗马与东方的差别一样明显，因为在罗马人那里，希腊人一贯推崇的理性至上原则，对思想、(1)科学、哲学和世界本质的执著探讨，都消失了。
有意思的是，这种观点并不是近代才产生的观念，而是罗马人自己的看法。例如，维吉尔在他最有名、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埃涅阿斯纪》中有这么一段：罗马人的始祖埃涅阿斯在前往意大利途中，去阴间询问自己的命运。在那里，其父安奇塞斯带埃涅阿斯游遍天堂，把未来罗马将出现的英雄人物一一介绍，最后告诉埃涅阿斯：“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人，我相信有的将铸造出充满生机的铜像，造得比我们高明；有的将用大理石雕出宛如真人的头像；有的在法庭上将比我们更加雄辩；有的将擅长用尺绘制出天体的运行图，并预言星宿的升降。但是，罗马人，你记住，你应当用你的威权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你应当确立和平的秩序，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傲慢的人，通过战争征服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有赤裸裸的武力，没有任何文化创造方面的内容。如果从正面理解，我们可以说是罗马人谦虚，承认自己在文化创造上比希腊人差，因此甘愿拜希腊人为师。罗马人最伟大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实际上是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模仿，前半部的漂流模仿的是《奥德赛》，到达意大利后发生的战斗，模仿的则是《伊利亚特》。至于写作手法和细节上的模仿，更是不胜枚举。戏剧是从模仿希腊的新喜剧开始的；政治学上的混合政体理论来自希腊人波里比阿；哲学上流行的斯多葛派不过是拾希腊人的牙慧。因此，安奇塞斯的话，也可以从反面理解，就是罗马人根本不重视自己在文化上的创造，而且为了专制统治的需要，还有意识地压制文化上的创新。尤其是在接受基督教以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对异端文化的讨伐，变成了对愚昧的鼓励和对文化的毁灭，实际上对中世纪初期西方文化的黑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是，任何一个留心过近代西欧历史发展的人都知道，从15—18世纪，真正在西方社会中发挥影响的，是罗马的文化。所谓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复兴罗马的古典文化。文艺复兴时代的文人学者们所搜集的，大多也是罗马人的文献；所征引的典籍，主要也限于罗马人留下的拉丁文著作；人们对古代历史的认识，更是以罗马为主。彼特拉克就不会古典希腊语，他的长诗《阿非利加》所吟诵的，是罗马大将西庇阿；马基雅弗利的历史著作是《论李维历史的前10卷》，莎士比亚的《朱利亚斯·恺撒》、《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都取材于罗马历史；斯宾塞的名作《农人历书》模仿的不是希腊诗人赫西奥德，而是维吉尔；法国古典学家卜德讨论的是罗马的币制。18世纪，人们关心的，仍然是罗马。安尼女王统治时代的英国号称奥古斯都时代；伟大的诗人们如蒲柏、约翰生等，写作的模仿对象也是贺拉斯、马提雅尔等的作品；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历史著作是《罗马盛衰原因论》；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自称罗马人，革命家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是罗马共和国的史实；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华盛顿等人谈论的也是费边如何临危不惧、拯救罗马的故事；英国贵族史密斯父子在分别前往爱尔兰和法国前夕，居然有时间和一帮朋友们一起讨论费边和马塞纳斯、汉尼拔之间的优劣。再看19世纪，在英国的议会辩论中以及各种期刊杂志上，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人的作品，几乎都被引遍了，甚至在小说中，也不乏身揣维吉尔作品的主人公，连流浪汉也能信口说上几句拉丁语。对20世纪西方和世界历史影响非常大的思想家中，马克思无疑排在第一位。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开始。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断地研究古代罗马的历史与文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资本论》中，也有不少篇幅涉及古代罗马历史。纵观20世纪世界历史与文化的发展，罗马的影响虽然不断在下降，但从未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罗马的建筑、罗马人创造的文字，都在继续发挥着这样那样的作用。意大利对罗马城的改造，就充分利用了古代罗马的工程技术；墨索里尼曾经把罗马统治地中海当作对外扩张政策的依据；在美国，建筑技术上借鉴罗马设计者，非止一家。至于希腊繁荣的文化，18世纪以前，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人们对它的认识并不全面，即使有所了解，大多也通过罗马这个中介。所以，在近代西欧文化发展过程中，至少是在近代文化的起源阶段，真正发挥重大影响的，不是希腊，而是罗马。不过，罗马文化究竟在哪些领域中发挥了作用？具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今天我们如何估价罗马文化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对绝大多数中国的学人，包括那些专门研究西欧古代与近代历史的人，仍然不是非常清楚的。笼统地说古典文化曾经给西方近代文化发展以巨大影响，可以说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也可以说什么都没有说，因为细究起来，人们还是不知道罗马文化到底有哪些影响。
对这样重大的问题，西方学者历来十分重视，出版过不少有关的通史性或者专题性著作。不过，有关罗马文化对近现代西方各个文化领域影响的通论性著作，就译者孤陋的见闻来说，并不多见。同时，因为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有关的著作大多不曾介绍到中国。即使是那些能够直接阅读西文文献的专业学者，或者因为兴趣的偏好，或者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也难以找到相关的著作。而当代中国正面临着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艰巨任务。一方面，我们当然要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广泛汲取境外优秀文化的遗产，综合吸收世界文化的长处，才能创造出适合时代需要、代表人类文化发展方向的新文化。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境外的优秀文化，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如何借鉴？这仍然是一个需要讨论和思考的问题。窃以为，我们首先要清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遗产。然后，如何恰当地利用这些遗产。透过近代西方对罗马文化的改造和应用，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某些启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詹金斯主编的《罗马的遗产——新的评价》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际应用价值。具体说来，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首先，该书内容丰富，全面评价了罗马遗产在近代和现代西方所发挥的作用。所谓全面，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来理解。从横的方面说，该书15章，涉及罗马遗产的各个方面。第一章的概论综述罗马遗产对近现代西欧历史发展的影响，并对“影响”一词作出界定，接着依次论述罗马古典文献的流传、罗马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形象，然后分专题展开讨论，分别论述了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牧歌、讽刺诗、戏剧、修辞、艺术、建筑、语言、法律、罗马城等在近代西方文学、艺术、建筑、法律思想、社会政治方面的影响，既面面俱到，又不失深度。从纵的方面来说，对罗马遗产的论述，势必首先涉及对罗马遗产内容的考察，所以在每一专题的开头，相关作者都会概述罗马人所留下的遗产，然后围绕着相关问题，系统地论述该方面的遗产对西方的影响。纵横结合，为我们描绘出罗马遗产影响的立体画面。画面的源是罗马人的遗产，但主体是它们在近现代西方各个领域的发展与演变。因此，与该系列中其他著作不同的是，作者们的重点不是放在罗马人究竟留下了多少遗产上，而是这些遗产究竟对近代西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多少影响。由于本书主编擅长的是文学，因此对文学的论述尤其详尽。
其次，本书提供了大量有关罗马遗产影响的实证资料。对大多数中国学人来说，承认罗马遗产影响相对容易，但要具体说出某一位古典作家，或者罗马遗产某一方面的具体影响，因为语言和资料的限制，往往语焉不详，难以具体而微。例如，我们都知道西塞罗、塞涅卡等曾经给近代西方的文学创作以重大影响，但知道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们以模仿西塞罗为荣、进而形成所谓的西塞罗派的，可能就不多了。我们知道维吉尔曾经创作过史诗《埃涅阿斯纪》，也知道他创作的农事诗和田园诗，可是，他的田园诗与近代流行于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阿卡狄亚传统的关系，对许多人来说至少是模糊的。至于拉丁语与近代罗曼语支语言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除了研究西方语言的专家外，恐怕很少能有人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对这些人们经常遇到但又都十分模糊的问题，本书的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解答，提供了大量实证材料。以拉丁语的影响为例，作者不仅指出，近代西方所有的语言，都采用拉丁字母作为自己的字母，可谓是拉丁语言留给世界最大的遗产，而且从词汇的构成、语法关系等方面，勾画出拉丁语在中世纪逐渐演变成各种方言的历程。再如维吉尔，我们不仅看到他对弥尔顿《失乐园》等史诗的影响，而且在斯宾塞等诗人身上，看到他农事诗的具体影响；在有关英王查理一世及其儿子的故事以及英国议会辩论大量引用维吉尔诗句的事实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维吉尔对近代英国社会渗透的程度。看完有关近代戏剧的论述，谁也不会否认，塞涅卡不那么成功的悲剧，实际上成为近代西方戏剧创作的灵感来源。不奇怪的是，在斯蒂文生的小说中，流浪汉的兜里，会装着一本维吉尔的诗。事实胜于雄辩，在如此多的实证材料面前，还有谁能否认，罗马的遗产曾经给近代西方社会与历史的发展以巨大影响？
最后，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阐述罗马遗产对西方社会及历史、文化的影响，但有关的作者们并没有故意夸大罗马遗产影响的程度，而是实事求是地论证。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指出，罗马遗产的影响，从古典晚期以来一直没有中断，但影响最盛期，乃是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从目前比较通行的历史分期来说，也就是近代早期。19世纪以后，罗马的影响，在各个领域先后衰落。到20世纪，我们几乎就看不到罗马遗产的主导作用了。即使在15—18世纪，也就是罗马遗产最受崇拜之时，我们也看到，人们所以青睐罗马、模仿罗马，不过是因为罗马人的遗产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不可避免的是，人们对罗马遗产的继承是有选择的，是在对其进行改造后才接受过来的。我们都知道但丁把维吉尔欢呼为自己的导师，可对但丁来说，维吉尔毕竟是个异教徒，因此没有资格进天堂。弥尔顿在很多方面模仿的是维吉尔，但《失乐园》和《复乐园》等的主题，却都是基督教的。阿卡狄亚传统并非维吉尔的独创，但近代的不稳定，生活的紧张，促使人们利用维吉尔的原料，创造出全新的、与维吉尔观念完全不同的阿卡狄亚理想。这些事实说明，所谓的传统，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人们在利用古典的文化遗产时，总会对其进行或多或少的改造。当社会不再需要这些传统时，它们会或快或慢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克罗齐曾经明确地指出这一点，“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原始的文明形式是很粗糙和野蛮的，它们被忘记了，或很少被人重视，或被人误解了，直到那被称为浪漫主义或王政复古的欧洲精神的新阶段才同情了它们，就是说，才承认(2)它们是它自己本身的现在兴趣。”到19世纪，欧洲人觉得，他们自己的文化或者文明已经充分成熟，可以抛开罗马人这个导师了，借用本书的话说，就像一个孩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脱离罗马这个父亲的监护了。如今，西方的民主又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所以，雅典民主的许多制度，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世界在遇到某些新问题时，又会想到罗马人，再次把他们从墓室里请出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本书的论述十全十美。撇开具体观点的争论不说，从全书的结构来看，多少有些不够平衡。可能因为该书的主编擅长的是古典文学，所以对文学的论述相当充分，不仅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讽刺诗、戏剧、牧歌等各有专章，而且在有关文艺复兴等的章节中，也有不少内容涉及文学。可是，作为一部全面论述罗马遗产的著作，却没有专门讨论罗马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历史学、哲学影响的章节。诚然，从创造性来看，罗马人在这些领域中的成就远在希腊人之后。但这绝不意味着罗马在这些领域的影响就可以忽略。罗马史学对文艺复兴到19世纪欧洲史学发展的影响，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这一时期西方的历史著作，像文学领域一样，都忙于模仿罗马人。罗马的政治制度以及历史，也成为人们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重要媒介。马基雅弗利《论李维历史的前10卷》，与其说是历史著作，不如说是政治见解；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在很大程度上表达的也是他个人的政治理想，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更是充满了罗马历史的事例。塔西佗和李维对克拉朗登和吉本、普鲁塔克对莎士比亚、李维对哈维，都曾经发生过重要影响。在近代的修辞学教育中，罗马的历史著作，也是人们的必读之作。即使是罗马人最乏创造力的哲学，如本书第一章指出的，也不是毫无影响，至少西塞罗为拉丁语创造出的一系列专用哲学词汇，如“道德”、“证据”等，今天也仍然挂在哲学家们的嘴上。而西塞罗在修辞、文学、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影响，或许不亚于维吉尔之于英国文学。如果说维吉尔能够单立一章，那西塞罗理应也单立一章。
本书的翻译由我与吴舒屏共同承担，其中吴舒屏承担第三、第十二两章，并与我合作完成了第十四章的翻译任务，其余由我承担。全书最后由我统稿。因此，对本书的译文，我负主要责任。
说到译文，有必要就其中的诗歌翻译做一个简单的交代。译界公认诗歌难译，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在一种语言中很优美的诗歌，到了另一种语言里可能就变得干瘪无味。我于诗歌，不管是中国古典的，还是外国的，完全是门外汉，甚至可以说是白痴。因此，在翻译诗歌时，我总是尽可能利用专家们现成的译文。具体说来，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基本来自杨周翰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该书中译本；维吉尔的牧歌关于阿玛瑞黎的一段，基本采用了杨宪益翻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奥德修纪》（中国翻译名家丛书）；莎士比亚的戏剧采用的是朱生豪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弥尔顿的《失乐园》采用的是金发燊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该书中译本。这些翻译界的前辈们都对他们所翻译的作品有深刻的把握，译文流畅而准确。在这里，我对这些翻译界前辈们的劳动致以诚挚的谢意。说句实话，没有他们的劳动，我真不知道该拿这些诗歌怎么办。对那些实在找不到现成中译文的，我只好赶鸭子上架了。我所能做的，只是将其大意翻译出来。至于原诗的味道，就没有办法传达了。对此我只能深表歉意。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译者曾经得到各方师友的帮助。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两位老师胡锺达先生和王敦书先生。没有他们教给我的希腊罗马史知识，我难以完成本书的翻译任务。两位先生学识丰富，治学谨严，给我的工作和学习具体的指导和鼓励。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和鼓励，我恐怕早已离开这又洋又古的世界古代史领域，更不用说翻译本书了。遗憾的是，胡先生不幸已于2000年9月病逝，看不到本书的出版了。除胡先生和王先生外，我还必须提到我在武汉大学的合作导师陈勇教授。虽然他主要关注的是比较现代化，似乎离我《罗马的遗产》比较远，但自从我进入武汉大学后，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其次，我要感谢张强博士。这不仅因为在东北师范大学学习期间，他曾经从多方面关心我的工作和学习，还因为他向我推荐了本书，并在我需要本书时，及时寄来了该书的复印本，使我的翻译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再次，我要感谢黄洋、徐晓旭和严双伍等师友。他们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无私地贡献了他们的知识与才智。黄洋和徐晓旭帮助查找、翻译了马提雅尔的拉丁文诗歌，严双伍帮助翻译了第十五章中格里温和杜伯雷的法文诗。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的翻译应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孔令琴女士就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不少技术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还约请有关专家审阅译文，使本书得益良多。最后，我应该对我妻子陈莉表示诚挚的谢意。她或许不了解本书的具体内容，也不大可能知道它的学术价值，但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承担了从打扫卫生到照顾孩子等绝大部分家务，使我能够把精力集中在本书的翻译工作中。如果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那么我要说，虽然我算不上一个成功的男人，她确实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需要对本书的译文质量承担任何责任。译文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与错误，都应由译者本人承担。晏绍祥2001年6月
(1) 笔者不曾读过汉密尔顿的原作，有关观点转引自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第5页。
(2) ［意］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页。前言
由理查德·李文斯顿爵士主编的《罗马的遗产》初版于1921年，两年后，库里尔·贝利主编的《希腊的遗产》出版。两书都曾经被广为利用并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似乎要求对二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198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全新版本：这就是由M. I.芬利爵士主编的《希腊的遗产——新的评价》，如今本书也付梓。
本书大致采取了与其前驱相同的方法，作者们可以相当自由地采用适合其主题的研究方法。但本书并不是一部关于罗马自身的著作，而是讨论罗马对后世影响的。无论我们直接涉及罗马文明的哪个方面，都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揭示罗马遗产的特点以及它们影响后世的方式。随着《牛津古典世界史》的出版，本书似无必要单列一章概述罗马历史和文化了。作者们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一部分人是古典学家，其他人则是罗马以后时期的历史或者文学史专家。我之所以请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相关的问题，是希望借此揭示罗马遗产的多样性与广泛性。理查德·詹金斯1990年于牛津第一章罗马的遗产理查德·詹金斯
本书的主题之所以是罗马留给后代的遗产，是因为罗马人也是第一个用从另一个文化核心继承来的遗产构建罗马自身文明的民族。罗马所有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都处在希腊的影响下，他们的著名诗人也特别强调这一点。贺拉斯说（《书信集》，第2卷第156行以下），被征服的希腊把她那粗鲁的征服者变成了被征服者，并把艺术带给了那未开化的拉丁姆。罗马最伟大的诗人在他的杰作中给希腊人的成就以非常高的评价。在《埃涅阿斯纪》的关键之处，维吉尔让来自福地的安奇塞斯的阴魂向还未出生的罗马人宣布，他们将在崇高的艺术和科学方面永远低人一等：“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人……”这些其他的人就是希腊人，他们将在雕刻、演说和天文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但罗马人将在武功和创建良好政府方面超过他们（《埃涅阿斯纪》，第6卷第847—(1)853行）。罗马的诗人们很为他们的独创性自豪，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又都非常谦虚地说，“我是第一个模仿某某希腊诗人某某作品的罗马人。”贺拉斯公开宣称，是他第一个把阿基洛霍斯和阿尔凯伊奥斯介绍给拉丁人的；维吉尔说，他的灵感来自那第一个把玩叙拉古诗歌的人，那就是说，他模仿的是忒俄克里托斯；普罗波提乌斯声称，他是罗马人的卡里马库斯。
因此，人们有时候认为，罗马人实际上只是个模仿的民族，他们在欧洲文明史上的主要作用就是个二道贩子，把希腊人的成就传送到基督教时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观点本身就是罗马人的遗产。在他们中最聪明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把自豪和谦恭精妙地融合在一起的精神。每个人都承认：罗马人军事上十分伟大（尽管这种承认本身常常伴随着道德上的谴责）；很少人否认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伟大；一般来说，人们也承认，他们在工程、司法和排水系统的设计上超过前人。有些人也许还会给他们更多点荣誉。1821年，正当“希腊热”的高潮时期，雪莱在他的《希腊颂》的《序幕篇》中这样写道：
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术，全都可以在希腊人那里找到它们的根。如果没有希腊，罗马这个我们的导师、征服者和我们祖先的家园，将没有什么光明可供播撒，我们也许还是野蛮人和偶像崇拜者。也许比这还要糟……处在停滞而又可悲的社会制度的统治下。
这段话肯定了罗马文化的某些价值，但那只是因为他们播撒了希腊人的文明之火。在本世纪，阿诺德·汤因比仅仅将罗马文明视为希腊文明的一个亚种，是希腊文化在世界国家庇护下的延续。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罗马人的成就究竟有多大，范围有多广？如果我们要了解罗马对后世影响的程度的话，那我们就得对这个问题给出某种答案。但首先我们应该界定的是“影响”这个词的含义。它包含如下三个层次：
决定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影响源是它所影响的事物的基础或者必要条件。没有古典建筑的范例，文艺复兴的建筑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古典史诗传统，也不可能有《失乐园》。
从属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影响源不构成被影响者产生或存在(2)的基础，但提供了支持或者使其更完善。例如，如果塞涅卡从没有写过悲剧的话，英国的复仇悲剧可能不会有很大的不同，但因为人们意识到有他创作过这类悲剧，所以把它当作一个可能的模仿对象。17到18世纪英国人的社会与政治思想无疑是扎根于英国历史与社会的，但它们的表达方式受到了新斯多葛派或者西塞罗哲学的影响。
装饰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影响源只是使被影响者的表面更加高雅豪华，或者说，在同样可以从其他地方找到几乎相同的东西的时候，仍将此源作为讨论的出发点或者借口。18世纪英国下议院的议员们在演说时总是引用古典作家的言论，以证明他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实际上引用古典作家的语句并不比引用其他人的话更能表现他(3)的文化素养。当提波洛在威尼斯拉波亚宫殿的墙上画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的时候，他是在描绘罗马的历史。但如果他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话，他同样会从其他地方找到类似的题材。实际情况也是，他的主人公们所穿的服装很难说符合罗马人的实际。
这些区分比较粗略和一般，它们之间的界限也不是那么清楚，但作为一般的指南也许对我们的论述很有帮助。
罗马人是第一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把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下的民族，并把这个大帝国维持了好几个世纪，这是他们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对这个问题采取道德的评判也许没有什么意义。直到晚近，人性的本质似乎都是：强大的政权总想扩大自己的领土（现在就说这个本性已经消失好像太早了点）。谴责罗马的征服活动几乎就像谴责雨竟然是湿的一样毫无意义。奴隶制扭曲了希腊—罗马世界，但其他的古代社会也是如此，奴役战俘至少比把他们刺瞎或者把他们剥皮要好些。所以，当人们提出奴隶制使希腊人和罗马人变好还是变坏的问题时，问题本身似乎就没什么意义。在解放奴隶方面，罗马人至少比希腊人更积极些。有时候人们提醒我们注意：古代流传到今天的文献，没有一篇是由处在奴隶状态下的奴隶创作出来的，并为人才的浪费和不幸哀叹。这个观点本身不无公正之处，但它(4)(5)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太伦斯、埃庇克泰德、第一位拉丁诗人李维乌斯·安德罗尼科斯都曾经是他们的主人解放的奴隶。还有，西塞罗(6)的通信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因为他的被释奴提罗；贺拉斯所以创作出他的作品，则是因为那个不知名的罗马人解放了他的父亲，并使他几乎发财，从而让他的儿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钉十字架是处决犯人的罗马方式。这是一种慢性折磨，令人恶心。可它竟然从一种群体虐待狂热变成了一种社会制度。在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罗马人确实比希腊人更让人讨厌。但将罗马和平所带来的好处与罗马的压迫作比较，以衡量孰大孰小，似乎没有意义。我们知道大量关于罗马政府残忍与腐败的例子，但那些如此谴责罗马的人，实际上在两个方面还是隐含着对罗马的肯定的：一是我们所了解的罗马人滥用权力的绝大多数例证，都是由罗马人自己记下来的；罗马人至少还有一个良好政府的理想。如果西塞罗没有控告的话，我们是不(7)知道臭名昭著的维列斯的。如果西塞罗没有调查并感到震惊的话，(8)我们也不会知道那高尚的布鲁图竟然会在西里西亚放高利贷。罗马人也许没有那么高的职业道德，但伪善至少对美德还有包含着缺点的(9)贡献。如果我们能在亚述人或者阿兹特克人的文献中找到哪怕是一丁点的自我批评的话，我们也要为那一小点的仁慈感恩戴德了。第二，如果说我们对罗马人感到愤怒的话，那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评判他们的。人们如今已经能充分认识到古希腊人的另类性，但罗马人与我们颇为相像的情感依然故我（尽管常常是无意识的）。这种情感在罗马诗歌评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如今竟然还有那么多的文学(10)评论者继续认为卡图鲁斯、奥维德，甚至包括维吉尔和贺拉斯，都有近代式的自由民主思想，真是让人吃惊。或许我们应该说的是：正是因为罗马文化如此人道和“现代”，并在经过如此多的世纪后，仍然能够让我们理解和欣赏，以至于我们很难认为他们和我们是如此不同。而这恰恰是对他们成就的肯定和赞美。
希腊人为我们创造了民主制、君主制、僭主制等有关政治理论的名词，但罗马人在政治实践方面的影响更大。他们实际上传下来两种政治制度模式：中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和我们或许可以称为“恺撒主义”的君主制度（早期罗马共和国那种据称节约和简朴的共和国或许可以被当作第三种模式，不过，虽然政治思想家们，尤其是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思想家们对此印象深刻，但它本身好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伦理，而缺少确定的政治内涵）。
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崩溃之前，罗马一直是由贵族管理的。不过贵族并非一个僵化的等级，而是一个相当庞大且可以吸收新成员进入其核心的流动的集团。公职一年一任，选举制度非常复杂，全体公民都可以参加。那些崇拜罗马政府制度的希腊观察家们，如历史学(11)家波里比阿等，将其描述成“混合政体”。西塞罗之类随时准备颂扬他们祖先智慧的罗马人，接受了希腊人的赞美之辞，庆幸他们拥有了一个理想的、平衡的政府体制，从而避免了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极端之处。而正是这些极端的制度导致了希腊的衰弱。
前不久人们还把这些话当作陈词滥调不屑一顾，认为罗马共和国实际上是一种寡头政治，所谓的民主成分不过是一块遮羞布或者老古董。但最近历史学家们给予罗马制度中的民主成分更多的重视，因为官员都是民选产生的，统治阶级也确实需要寻求选民的好感。因此，罗马共和国和17到18世纪在英国逐渐发展起来的代议制政府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在英国，统治阶级也是由一个资格有限制，但数量相当大的选民选进议会的。当欧洲大陆上的大部分国家还实行着君主专制制度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外国观察家注意到了当时英国政治制度中的某些罗马特色：迟至1851年，还有一个意大利的贵族告诉纳索·西
(12)尼尔，“当我阅读西塞罗的书信时，我以为是在读你们的一位政治家的书信，因为所有的思想、情感和几乎所有的表达方式都是英国式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英国的政治家们也很自然地用西塞罗的语汇(13)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当切斯特菲尔德勋爵退休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儿子说：“Otium cum dignitate（拉丁文，意思是“光荣的退休”）是我的目的。”（1748年2月9日的信件）当霍兰勋爵希望赞扬西班牙一位自由主义派政治家的开明的时候，他说的是：他的原则与“西塞(14)罗和福克斯先生”相近。
如果我们因此声称，英国的历史是由罗马的先例决定的，那将是非常荒谬的。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思想、社会压力以及党派激情确实会发挥作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根据西塞罗、塞涅卡和李维的思想，创造出“公民人文主义”理论。马基雅弗利的《论李维》启发了詹姆斯·哈林顿，使后者在克伦威尔护国政治时期写出了《大洋国》。符合混合政体理想的爱国主义思想与追求荣誉的观念，通过这些作品渗透到18世纪的政治思想中，并得到广泛认同。这里我们不仅要涉及政治思想，而且要考虑到因古典教育所形成的观念。拉丁语演说家、诗人和历史学家的思想是18世纪政治家们的灵魂，他们的思想在下意识中是元老派的。我们很难追溯这种影响是什么时候达到如此深远广阔的。但似乎有理由认为，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理论对当时的政治理论有决定性影响，对政治实践至少有从属性影响。
罗马人所提供的另一种政治模式是恺撒主义。“恺撒”一词原本是一个家族的姓氏，后来变成了一种象征。20世纪初还有三个统治者拥有恺撒的名号，他们是波斯的沙阿、德国的皇帝和俄罗斯的沙皇。确实，在两千年的时间里，直到1978年，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还或多或少地是由一个恺撒统治的。当然，罗马遗产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君主制度，因为在那之前已经有过许多君主国了。它的贡献在于它把绝对专制主义与高度发达的法律体系结合了起来。那些试图在罗马法中寻找“人权”之类东西的人可能会失望地走开。但作为一种调节家庭、财产和人们之间关系的体系，它的作用是巨大的。(15)
但比司法更重要的是罗马人的公民权思想。迪斯累里曾评论说，他妻子是个可人儿，但从来记不住希腊人和罗马人时代上的先后。如果问到我们为什么只讲希腊人和罗马人，而不是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问题，她可能更要糊涂了。我们今天的称呼实际上反映了罗马人自己的看法（当维吉尔谈到奥古斯都率领着意大利人投入阿克兴战役为意大利牺牲时，他的本意是想让他的读者惊奇一下）。“罗马人”是一个法律概念，任何种族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罗马公民（一个饶有兴味的事实是：就目前所知，没有一个罗马诗人是土生土长的罗马人）。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开明的举动，而它给希腊人的印象也非常深刻。早在公元前3世纪，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就注意到，罗马人对公民权是如此慷慨，以至于他们甚至将其给予以前的奴隶。近代对罗马帝国的一些批评者站在某种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假定罗马帝国统治的地区以前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的。他们想象（我们可以这么说）公元2世纪罗马–不列颠的绅士们应当像甘地时代有教养的印度人那样，对外族的统治怀有强烈的仇恨。但罗马时代的不列颠并不完全是一个由意大利人统治的凯尔特人社会。历史的真相是，至少早期有一个总督是柏柏尔人，不列颠的黑人属于社会的上层。在罗马本土，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有非意大利人担任握有实权的高官了。
专制统治与法律的结合以及世界范围的公民权思想给欧洲历史和思想以巨大影响。在西罗马帝国瓦解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那种西方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一个整体、享有共同的文化遗产的情感仍然在欧洲存在，但这肯定不仅仅是拉丁文学和语言的遗产，而部分地是由罗马帝国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这一遗产的潜在影响可能比它外在的表现更加深远，但这些已足以说明问题了。基督教帝国的思想始自君士坦丁。大约500年以后，当查理大帝由教皇加冕后，一个新的“罗马帝国”开始了。至少是在名义上，它延续了1000年之久。“神圣罗马帝国”也许不过是德意志邦联一个古老的名称，伏尔泰挖苦它既不神圣，亦非罗马，更非帝国。不过那是因为他忘记了“罗马”和“帝国”这两个词的古意，而查理大帝时代的人们仍能感受到它们。在东方，拜占庭将“罗马帝国”一直维持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事实上，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大部分篇幅所讨论的历史与事件，我们今天根本不会算作罗马的历史）。虽然是希腊人，他们却称自己为罗马人——“罗马伊奥伊”，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这个传统既包含古典的，也包含基督教的内容。一个土耳其的希腊人至今仍称自己“罗姆”（Rum）。
将古典世界与近代欧洲区分开的，可能是下述两个进程：基督教的兴起与物化奴隶制的消失（如果我们将近代开始的界限定在16世纪，而最近这200年的技术变化不计算在内的话）。但古典世界与奴隶制之间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存在的话——究竟是什么，却是一个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两者都起源于古典古代。一般来说，古典(16)和基督教是分离的。塔索斯的保罗是公元1世纪用希腊语写作的一(17)个罗马公民，可人们并不认为他是古典作家。琉善是一个来自安纳托利亚偏僻之地的人，而且比保罗晚一个世纪，却被当作古典作家。这样一种区分可谓好坏参半，因为犹太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分离的。如果我们能消除成见，将《新约全书》当作古典文献的汇集看待的话，会富有新意。即使我们接受传统的区分，古典罗马对基督教仍有本质的影响。
最明显的事实是：罗马和平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政治上统一的地域。更进一步的思考会使我们发现，罗马文化创造了一个基督教可以填补的真空。对于人们心灵上的饥渴，罗马宗教不能贡献任何东西，因为它缺少伦理和神学内涵，而且无法发展或者适应新的形势。面对高度发展的、希腊化的文明，它却顽固地保持着原始性。哲学家们倒是在解释世界的形成时提出了伦理体系和理论，有时他们甚至能把忠实的信徒们组成某种形式的教会，但他们没有真正的(18)(19)神学理论，缺少神秘和神圣的生活。对伊西斯和米特拉的崇拜满足了人们对神圣的追求，并且提供了宗教入门式，可它没有完善的信仰体系，没有给伦理和宗教的发展提供一个恒久的基础。只有基督教把哲学和秘仪崇拜精神上的吸引力结合了起来，它有入门式、宗教经典、伦理法规、信条体系以及可以和其他信徒一起进行崇拜活动的场所。基督教的胜利仍然是历史上最神秘的事件之一，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它在罗马世界没有遇到强大的竞争对手。
古典罗马可能也影响了基督教的教义，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可以更容易地从《埃涅阿斯纪》而不是从《圣经》中得到有关涤罪的信条。它肯定也影响到教会的礼拜仪式。例如，教会的短祷告就遵循了古典祷告模式：首先，人们呼唤神灵的名字，然后是对神灵的赞美（叙述神灵的美德），接着是请求。《公祷文》中的《圣灰星期三》篇的内容就是：（1）万能而永存的主啊，（2）您不会憎恨任何您创造出来的事物，并且会饶恕所有忏悔者的罪过，（3）为我们创造一个新的、忏悔的心……
所不同者，请求的不再是物质上的好处，而是对神圣的追求。
当然，罗马也影响了教会自身的特点。如果我们直接从《福音书》转向对历史上的教会的思考，我们得承认，那个基于罗马帝国的绝对君主制建立的教会至少变化不明显。教皇终于僭取了罗马最高祭司——最高大祭司——的头衔，但这一称号本身并没有神学意义，因为在异教的罗马宗教与新的信仰之间无继承性可言。最高大祭司过去一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的而非宗教的职位，恺撒和奥古斯都都担任过这一职务。这一称号的真实含义在于：它宣布教皇是罗马皇帝的继承人。教皇与世俗权力直接有关的权力相对次要，古典罗马对中世纪及其以后的教会发展的贡献在于：基于超地域的“罗马性”观念，它宣称教皇对皇帝以及其他世俗统治者的公共政策拥有更大的权威。因此，基督教思想本身就部分地来自罗马的遗产。(20)
在视觉艺术上，罗马人的反应有点迟钝，罗杰·弗雷批评罗马的下述一段话因此也有某些道理：“从艺术史角度看，除了美国历史早期的100年外，没有任何时期比早期罗马文化更加缺少艺术细胞了。”在雕塑领域，他们只是在半身雕像方面比较突出。而其他方面最好的作品，如奥古斯都的和平祭坛，几乎不比二流的作品更加高明，而且它们中的大部分作品可能还出自希腊人之手。希腊–罗马风格雕像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复制早期希腊的原作。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乃至更晚的时期，《贝尔维多的阿波罗》曾经被大多数人看作是最漂亮的雕像，现在则确认不过是个复制品。虽然对《贝尔维多的阿波罗》、《美第奇的维纳斯》及诸如此类的雕像不再尊敬的事实，或许代表人们的审美趣味彻底偏离了高雅，但它们对欧洲雕刻的发展确实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通过把裸体像变成文艺复兴以来艺术的主题，它们对绘画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建筑领域，情形颇为不同。罗马人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希腊人的形式，但他们非常富有创造性。希腊的建筑一直是横梁结构的。换句话说，是建立在柱子和楣梁框架基础上的。罗马人则创造出拱形建筑，其基础是半圆拱和穹拱。罗马最优秀的建筑作品出现的时间，比诗歌与散文的高峰期要晚，而且在后来的文化中其成就遭到了贬低，因为当时教育的基础是文献。但帝国时代浴室建筑的设计足以表现他们的想象力，而万神殿至今仍是世界上伟大的建筑之一。罗马和腊万纳地区早期的基督教教堂仍遵循了罗马会堂的传统形制，只是由于不断的改进，使它适应了新的需要而已。从特征上看，这些教堂无疑属于“古典后期”风格，而非“早期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及其以后的基本建筑术语多来自罗马人，如托斯坎纳柱式、一根柱子立于另一根柱子上的不同柱式间的叠压、在一列柱子上端半圆拱的排列等（我们可以从科罗赛姆大竞技场看到所有这一切）。
罗马对文艺复兴建筑的影响毋庸置疑，但它对中世纪建筑的影响不那么明显。北欧的罗马式建筑给人的印象常常是：它们从罗马那里汲取的不过是半圆拱和近代给它们的名称。杜尔哈姆大教堂是建筑中的《伊利亚特》，至今仍被视为西方建筑中力量理想的最高体现，但它与古典风格风马牛不相及。可是，如果你在西班牙和法国南部走上一遭，所得到的印象或许会有所不同。那里的柱头常是科林斯式的，有些时候，虽然中世纪的怪诞压倒了古典精神，但设计上的古典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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