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培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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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宰相：李鸿章传试读：
中国近代史中的李鸿章
雷 颐1901年11月初，李鸿章作为“大清国”的全权代表与占领都城北京的“八国”谈判、签订完《辛丑条约》即遽尔长逝。两个月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即写出《李鸿章传》，这是第一本李鸿章传记。此书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诚如梁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所以，读解李鸿章，也就是读解那四十年的中国历史。
再深再远一点，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是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候，也是中国历史、社会发展如何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是中国被全球化狂潮巨浪席卷、国门大开、与世界历史深纠密缠联结一气的时代。
1895年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声望一落千丈，一度投闲散居。梁启超却在此时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突然大放异彩的政治新星。由此，二人的政治生涯开始有所交集，直至李去世。
就在梁启超写此传大约两年前，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接到慈禧严旨，将康、梁在广东的祖坟铲平。梁启超震怒之下，甚至一度想雇人暗杀李鸿章。梁在此传中承认，自己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作为“新史学”的开端人物，他强调“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写此传“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虽然李鸿章“负谤于中国甚矣”，他却不随流俗成见，而是实事求是，客观评价其功过是非，得出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昔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结论与喟叹。他希望，若李鸿章地下有知，能“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梁启超此时流亡日本，正在紧张地进行保皇、立宪政治活动，为组织建设和理论建构日理万机，在李鸿章尸骨未寒之际却急急忙忙专门为其写传，确实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思，而是另有深意：“著者于时局稍有所见，不敢隐讳，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不在古人在来者，就是通过对李鸿章一生的回顾、反思、总结，对那一段历史作一番回顾、反思、总结，在这历史的节点上，引起人们对大清王朝的未来走向、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深思。
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开始转型，但转型之路崎岖坎坷。重读梁任公的《李鸿章传》，将李鸿章放在中国文化、政治、经济、观念全面变革的时代背景中解读，可加深我们对艰难、复杂的中国现代性转型的理解。对过去的理解越深透，对未来的思考就越深刻。
“天下”与“师夷长技”
梁启超强调要评价李鸿章，必须将他放在“所居之国”“所生之时代”
中加以考察。李鸿章的居之国、所生的时代，恰是中国“天下大变”的时代。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只有华夏文明才能称之为文明，其他“文明”都是野蛮不“文”，与其相对的是“狄”“夷”“蛮”“戎”“胡”等（后简称“狄夷”或“夷”）。这种概念具有强烈的文化高低、优劣意义，用于区别于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狄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由此发展出“严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的观念，进而形成“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的严密的意识形态。
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对待与他国的关系中，形成了制度化的以中国为宗主、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曰“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代“天”来执政“天下”。所以，“天下”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属国”。
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强于自己的、现代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的意义毫无认识，面对这个“现代化”的开端，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由于清政府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时机。
在清朝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
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
然而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批判者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甚至不得不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谴责。
但对现实的回避，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但是，华夏之“天下”大变，迟早要反映出来，洋务运动，便是其曲折反映之一。洋务运动最早从师夷长技、船坚炮利入手，为近代化打开第一个缺口。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功不可没，成为洋务运动的最主要推手之一，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要从太平天国开始说起。长达十四年之久、险些推翻清王朝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一个客观后果，便是使长期受压的汉族官吏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迅速崛起。对清政权而言，这一变化是非常深刻的。清朝是异族入关统治，对汉人一直实行高压、防范政策，在不少高级官吏的设置上虽是一满一汉，但实权都在满族贵族手中。而一些十分重要的职务如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洲贵族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都由满人担任，军机大臣，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绝大多数都由满洲贵族担任，军权更是“不轻假汉人”，只有少数例外，如年羹尧曾率军西征，但得胜后结局却颇凄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仍沿传统做法，以满洲贵族率军前往围剿。但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率大军出征的满族贵族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惨被击毙，曾经威风凛凛的满族权贵，竟无人能阻挡太平军的进攻。这时，一些汉族地主士绅自动办起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清廷也只得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及一批汉族官吏和地方士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实权。
这批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对中国、世界大势有较多的了解，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实践，使他们认识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的厉害和重要。正是在他们的发动、主持下，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此时，距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国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二十年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太平天国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意识形态，展开了“合法性”的强烈反对。尽管如此，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学理知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引发了今人难以想象的激烈争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鸿章登上了历史舞台。1853年，时年30岁，正在京城为翰林院编修的李鸿章投笔从戎，回到家乡安徽参加镇压太平军的团练。但五年下来，一心想建功立业的李鸿章却屡受挫败，不能不顿生“昨梦封侯今已非”之叹，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无奈之中，他经人介绍加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的私人幕僚。正是在曾氏幕府，他的才干深得曾国藩赏识，终于在1861年底受曾氏之命回乡组建“淮军”，保卫上海。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势证明，“华洋杂处”的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洋人”在中国政治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谁掌控上海，谁就财大气粗；谁能与“洋人”打交道，谁就举足轻重。正是在保卫上海的过程中，李鸿章开始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漫长生涯，也因此他后来才能在政坛上超过“湘系”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大臣。组建淮军时，他开始经营自己的政治力量；1862年春夏，又是在曾氏的举荐下，他出任举足轻重的江苏巡抚，从曾国藩的私人幕僚而一跃为清政府的一方大员，其一生事业由此“隆隆直上”。三年后，他就升任两江总督，其管辖之区为中国最富庶繁华之地，是清政府重要财政来源之处。任职两江总督不过五年，他又被任命为有“总督之首”之称的直隶总督，旋即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从“地方官”实际参与中央政府外交决策，甚至渐渐“喧宾夺主”，俨然成为国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李鸿章组建淮军，开始是以湘军为蓝本，但由于他身处“华洋杂处”
的上海，几乎日日与“洋兵洋将”打交道，对西方近代化武器的认识越来越直观，也越来越深刻，不久之后，便在许多方面开始更多地学习西方，引进西方武器，甚至用西法操练淮军。
在具体主持“华洋会剿”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真切地感受到西方武器的威力，决定“师夷之长技”以“自强”。在1862年4月他抵达上海不久，初次看到西方武器的威力就让他眼界大开，叹为观止。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感叹亲眼看到英法军队“防卫”上海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形：“洋兵数千，枪炮并发，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他认为要镇压太平军也“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于是决心“讲求洋器”，积极设法尽可能以西式武器武装淮军。
但当时“讲求洋器”仍是骇人之举，要大规模引进西方武器遇到了巨大阻力，甚至一贯讲求“变通”“致用”，并不保守的曾国藩由于此时对“洋枪火炮”的认识有限，也对李的做法不以为然，去信劝阻，认为带兵治军在“人”而不在“器”。由此可见所遇阻力之强大。对此，李鸿章在复信中一方面对“师门”表示尊重，承认“用兵在人不在器，自是至论”，另一方面又表示“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他还以“贼亦徒震于炸炮之名”说明洋枪洋炮的厉害，然后向曾表明心迹：“鸿章亦岂敢崇信邪教，求利益于我。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可见他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态度比曾国藩更为坚决。几个月后，他在给曾的信中进一步阐明了必须学习西方的根据：“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信表明他开始以俄国、日本为例论述学习西方“长技”的重要，说明他的视野已更开阔，而且他还吁求其师曾国藩倡导学习西方：“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李鸿章此时以西法治淮军的具体步骤是先购买外国枪炮，虽然经费紧张却不惜重金、想方设法求购较为先进的武器。1862年6月，他的部将程学启组建了一支有百余支来复枪的洋枪队，到当年9月淮军各营就有来复枪一万余支。到1863年5月，随着淮军的急剧扩张，竟有来复枪一万支以上，并有许多门能发射26磅炮弹的大炮。为了让官兵尽快学会操作先进武器，他还高薪聘请一些外国军官到淮军教习，教演使用洋枪洋炮。除了用西式武器装备淮军，他还聘请外国军官按“西法”操练军队，一些口令都按音译成中文，如“前进”就按英语“forwardmarch”音译成“发威马齐”。
引进近代化武器，自然而然会导致军制的近代化。淮军本来是以湘军为师，但不久就以外国雇佣兵“常胜军”为师，学习现代军事操练和战法，在现代兵器装备和现代军事训练方面迅速超过湘军。所以近人王闿运在《湘军制》中说：“淮军本仿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后之湘军又更效之。”在中国军队近代化的道路上，淮军引进西方武器、以西法操练，是极为重要的一步。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转型应以曾国藩的湘军最先使用近代武器为标志；另一种观点认为，仅使用近代武器并不能成为军事近代化标志，军事近代化标志是不仅使用近代武器，更重要的是近代化军事训练、编制。以此为标志，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起点是李鸿章的淮军，虽然这种改变直到甲午战争前都未完成，但毕竟是起点。总之，无论是湘是淮，李鸿章无疑都是军事近代化的重要人物。引进洋枪洋炮之后，一个自然的逻辑就是造枪造炮，引进大机器生产。然而，造轮船、架电线、修铁路、开煤矿等各类“洋务”无不引起激烈争论，遇到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在反对声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说成是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他们认为学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明显不利于他们的“形而下”层面上和洋务派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弃义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他们将“夷之长技”等同于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这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是“认贼作父”。在屡遭列强侵凌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富强的措施难以施行。
在这种强大的阻力面前，想将大机器引入中国者，不仅要有相当的权力，还要有谋略与韧性。曾、左、李，皆是此等人物。李鸿章引进电报，从提出到得到朝廷批准，用了十二年；修建铁路，从提出到朝廷批准，足足用了十七年。
所谓“电报”，是后来从日本引进的“新词”、新译名，当时国人更多将其称之为“铜线”或“电线”。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能够瞬息万里的电报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清政府的当务之争。然而，“电报”却被认为有害于中国，李鸿章在1868年即向朝廷提出要修电报，此议一直遭到强烈反对，不被朝廷采纳。顽固派的逻辑在一道著名的奏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为朝廷接受。工科给事中陈彝在1875年9月的一道奏折中坚决表示要禁止架设电线，认为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在顽固派的逻辑中，电报的性质姓“天主、耶稣”，兴办电报就是入洋教，是背祖叛宗、背叛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架设电线必然导致不忠不孝，罪莫大焉！
直到1879年，为加强海防，也是为了作一试验、探索，李鸿章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效果良好，他高兴地向朝廷奏报说“号令各营，顷刻响应”，增强了他架线设局的信心。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军情骤紧，李鸿章不失时机于这年秋再次上奏，详陈必须立即架设电报线的理由：“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所以西方各国“欲通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只有中国仍靠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但与西方电报相比速度大为悬殊。在俄国彼得堡谈判的曾纪泽数万里之外发电报到上海只需一日，但将电报从上海送到北京要用轮船转寄，最快也要六七天，如果海路不通，驿递则需十日。“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将对中国大为不利。总之，战争“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拨，是电报实为防务之必需之物”。这些理由，今日看来都是“常识”，但那时却是被排斥、有待普及的“新知”。险恶的现实和李鸿章的透彻分析，使清廷终于顾不得电线究竟“孝不孝”“忠不忠”，立即允准李鸿章着手办理电报局。1880年10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同时设立电报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电讯事业的开始。
铁路对一个国家国计民生意义重大，在一百多年前，其意义之重要更不待言。但是，修建铁路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反对却最强烈，争论时间最长也最激烈。
洋务派造炮造船，当然知道修建铁路的重要，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奏议修建铁路。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运兵，而且不仅俄国想侵占西北，英国同样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中国“三军必皆踊跃”，否则，中国将面临更加紧迫的局面。但这种完全符合实际的救时之策，在当时却遭到一片反对，据说“闻此议者，鲜不咋舌”，视为骇人听闻之论。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海疆告急，李鸿章又乘机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这年底，他奉召进京见恭亲王奕时，力陈中国修建铁路的重要，并请先造清江到北京的铁路，以便南北交通。
奕向来支持洋务运动，当然同意李鸿章的观点，但他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恐难实行，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机会劝说慈禧、慈安，但奕回答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由此可见修铁路的阻力之大，自此李鸿章便不再直接谈此问题，转而不断策动他人提修路建议。1876年，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后，李鸿章要他上疏建言因台湾远离大陆，只有修铁路、架电线才能血脉畅通，才可以防外安内，不然列强总会对台湾垂涎三尺。1877年，清廷表示同意丁日昌所请，但此事却因经费短绌而中止。转眼几年过去，到1880年，中俄伊犁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紧张，两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一触即发，运兵成为重要问题。在这军情紧急时刻，淮军将领刘铭传应召进京，就防务问题提供对策。到京后，刘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正式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并认为这是自强的关键节点。刘折中具体提出应修从北京分别到清江浦、汉口、盛京、甘肃这四条铁路。但由于经费紧张，不可能四路并举，建议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局势的演变以及刘折的充分说理，清廷似为所动，命令分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的李鸿章、刘坤一就此发表意见。
修建铁路是李鸿章的一贯主张，而刘折本就是他的授意，所以他立即洋洋洒洒写了《妥议铁路事宜折》，约四千言，将压了几年的想法一吐而出。他知道反对修建铁路的最大阻力是“道义”“传统”“祖宗成法”，所以他首先必须进行“意识形态自卫”或“意识形态证明”，论证现在修建铁路与中国古代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本质一样，目的都是以济不通、以利天下。针对顽固派一贯坚持的理论，认为机器是败坏人心的“奇技淫巧”，他强调机器能使“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朴而精，风尚由分而合”，而且，“此天地自然之大势，非智力所能强遏也”。然后，他概述国际局势，强调铁路在列强兴起、强盛中的作用。从国际形势再说到中国面临的险境，自然引申出修建铁路的“九利”，在这“九利”中，经济与军事是富国强兵最重要的。对这“九利”，他不吝文字，详细陈说，以期打动朝廷。具体的修路方案，他完全赞成刘铭传的主张（其实，刘的方案本就是他的方案），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他当然明白，朝廷必然会担心修路经费和主权问题，所以直陈由于所需资金庞大，无论是官是商，都难以凑集，只能向洋人借债。但他强调，在借洋债时必须在合同中订明一切招工、采购材料及铁路经营等事，都“由我自主，借债之人毋得过问”，而且还规定不许洋人附股，强调与海关无涉，由日后铁路所收之利归还借款。
然而，顽固派的反对更强烈、力量也更强大。如有人上奏指责：“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有人奏称说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修铁路是“蠹民”的“邪说”。还有人上奏说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顽固派根本不从“技术”层面反驳洋务派，而是将是否应当修铁路这种技术问题提升到“道德”层面，从道德上否定修铁路、使主张修铁路者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势”。对铁路，也要问一问是姓“外夷”还是姓“中国”，对什么器物都要问“姓”什么的“性质”之争、将技术问题道德化、意识形态化也可说是中国的悠久传统之一罢。
由于反对者力量强大，而洋务派又很难从“道德”“意识形态”层面反驳顽固派的诘难，所以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这次修铁路的争论以洋务派失败结束，中国近代化再次受挫。
关于是否能修铁路的大争论以洋务派失败而告终，但李鸿章并未等到争论结束，在1880年就开始悄悄筑路。他明白，修铁路虽然不可能作为一项“国策”，但有可能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作为一项“地方”的“土政策”施行。
他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以便运煤，1881年这条仅约10公里的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有意含糊其辞未引起朝廷注意。他知道欲速不达故意不用机车，而用骡马牵引。不久，唐山矿的英国总工程师不解为何用骡马拉车皮，于是自作主张，将矿上的废旧锅炉改造成一台蒸汽机车，顽固派得知，立马上奏朝廷，朝廷明令禁止，李又不得不改回用骡马拉车皮。1883年中法关系紧张，有可能爆发战争，李鸿章以此为由，提出要机车运煤供北洋水师，才重获准用机车拉煤。
李鸿章汲取了在几次“大争论”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败的教训，在修路的同时积极活动，寻求权贵的支持。此时醇亲王奕早已取代恭亲王奕，最为慈禧太后倚重，所以李鸿章全力做他的工作。他多次给奕写信，说明兴办铁路的种种好处，奕有所心动，所以李才敢将唐胥路修完。但李一直认为修路应是举国兴办，所以在给醇的信中说修铁路在中国“阻于浮议”一直未能兴办，并且明确表示希望由奕直接出面 “主持大计”。
1884年8月的中法马江战役，是中国近代海军组建以来对外第一仗，却以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告终。海军的惨败，暴露出海军调度协调的问题，使清廷开始重视海军建设。在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催促、建议下，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但谁也没想到，在李鸿章的运作下，海军衙门竟“破天荒”开始修筑铁路。经历了中法战争的惨败，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问题暴露无遗，清廷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应当修路。
1886年，时任海军衙门大臣奕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具体商订修路办法。奕说他对修铁路也曾囿于成见，有很深的偏见，所以反对修路。
但经中法战争，自己又亲自到北洋海口，见到巨型军舰在海上劈波斩浪，经李鸿章解说知道锅炉、运煤对海军的重要，才明白局外空谈“义理”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于是转而坚决支持修路。但以奕此时的权位之重，仍旧不敢大张旗鼓地主张修路，在天津巡视北洋海口时，与李鸿章商议，也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开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对李鸿章说，如果修铁路，还必须从已修成的胥各庄一路修起，因为修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是为了运开平矿的煤，关系不大，反对的意见可能会小一些，这样此事才有可能办成。李鸿章也认为事情只有如此才可行，便在唐胥铁路基础上逐年修建，相当一段时间内所经之地都在他管辖的直隶境内，这样更易办成。
李鸿章采取一点点来、稳步前进的策略。开平矿务局就在这一年便以要运煤以方便商业为由，将唐胥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10公里延长到40多公里，改称唐芦铁路。同时，李鸿章趁热打铁，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募集商股25万两。在1886年底，又与奕相商，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1887年春，由奕 出面奏准动工修建， 强调这段路是“为调兵运军火之用”，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 公司。此路第二年便告建成，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 130公里左右。从 1880 年修唐胥路到 1888 年延长到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 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
1888年11月，李鸿章又通过奕主管的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通路，其理由是津通路将沿海与内陆联结起来，可以“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有利于军事、防务。这一奏请得到朝廷批准，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顽固派本来可能对醇亲王有所顾忌，对李鸿章悄悄修路忍而又忍，并未大张旗鼓表示反对，现在他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岂可容忍！反对声于是像炸开锅一样，一时弹章蜂起，纷至沓来，掀起了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顽固派有的上奏朝廷，有的致函奕，想争取他而拆掉李鸿章的后台。
由于此时奕位高权重，他觉得铁路对他所管的海军至关重要，所以坚决支持修路。这样，十几年来赞成派与反对派的力量第一次旗鼓相当。面对两派势均力敌的局面，朝廷一时拿不定主意，慈禧于1889年2月14日发布“懿旨”，要地方大员也发表意见。但这些“地方官”都谙熟官场的“游戏规则”，知道赞成与反对两派在朝廷各有势力，不能轻易得罪，结果明确表态支持与反对的都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含糊其辞、态度暧昧。这时，两广总督张之洞经中法战争后已转而赞同洋务，所以明确表态支持修铁路。
最终，清廷于1889年5月做出修铁路的决定。从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提出改“土车为铁路”起，到1889年清廷终于同意修铁路，用了整整十七年的时间。对外患不已、内乱不断的清王朝来说，这十七年是何等重要、宝贵的时光。以李鸿章的权位，仍无可奈何，只有最后醇亲王奕表示支持才获首肯，可见反对派的力量之强大。这十七年中，李鸿章一有机会就鼓吹修路，从未放弃，迂回曲折，终于使修铁路成为国策。
近代大机器生产的引进、近代通讯与交通的兴起，为中国随后的近代化、现代化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还为中国近代化、现代化打下了重要的知识基础，这是中国知识的光谱开始发生重要的、现代性转型的必要基础。
近代中国要“师夷长技”，引进现代机器、铁路、通讯等设施，自然要学习外语和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培养这方面人才。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是至高无上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主张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相关学校，但新知识依然没有地位，愿学者寥寥无几。
虽然遇到强大阻力，但声光电化、天文历算这类知识仍一点点“潜入”，清政府和中国社会，尽管十分被动，却不得不渐渐承认其“合法性”。要洋务自强就无法避免这类知识，所以李鸿章等洋务派办的学校、翻译馆开始教授、传播自然科学知识。李鸿章参与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了大量的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著作，对新知识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新知识，当时笼统地称之为“西学”。洋务派曾经想让声光电化等“西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但遭到强烈抵制而未成功。甲午战争后，惨败于千百年来以中国为师、为国人所轻视的蕞尔小国，使国人大受刺激，读书人开始普遍讲求来自西方的声光电化知识，开始向日本那样讲求西学，社会风气有较大变化。在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都著书撰文介绍西方声光电化方法、精神。各地读书人纷纷组织各种学会，探讨来自西方的各种新知，从政治、法律到声光电化各学科。据考证，在维新运动期间全国先后组织了七十余个学会、学社，内容、宗旨各不相同，但讲解传播声光电化新学知识，则是许多学会、学社共有的内容。而许多学会就是为了学习、传播这些知识而组织起来的。如农学会、算学会、测量会、化学公会、医学会、舆算学会、格致学会、蚕学会等等。
1897年秋，维新运动走向高潮，维新派在北京创办了“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将声光电化知识称为“西学”到改称“通艺”，意义重大，也就是说，这些不是西方的“地方性知识”，而是一种普世的知识。一些学校其课程除外语、法政外，还有天算、地理、矿、格致、制造等。在维新派的策动下，“新政”对科举考试的内容作了某些改变，不考八股文而考策论，并破天荒地将“中西算学、声光电化诸学”列入考试内容。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自然科学知识第一次“合法化”。然而，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后，新法尽废，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西学”也受到影响。科举考试仍考八股时文，自然科学知识合法化尚未施行就流产，首次合法化努力严重受挫。“近月以来，凡都中士大夫有谈及西学新法者，同寮之中均闻而却避。盖恐人指之为康党，以致罹于法网。故自同文馆以外，竟无人再敢言声光化电之学，念爱皮西提之音”。最终，通艺学堂不得不解散。
但新知识的传播已无法阻拦。现代中国自然科学知识从“西学”到“新学”或“通艺”，再到后来的“科学”这种名称之变实即“身份之变”，表明从开始仅认其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西学”，最终十分被动地承认它为一种“普适性知识”――“新学”“通艺”，再到20世纪初年的“科学”，这是一个曲折艰难的历程。
众所周知，科学、理性，是现代性的主要内容之一。发源于17世纪西欧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对发轫于18世纪初期的启蒙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启蒙运动强调“人”运用自己的理性独立思考，是一场重要的思想革命运动。此后，外来的科学知识在中国知识谱系中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已经内化为中国自身的知识，并且被提到“科教兴国”的高度。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的破冰之功，不可磨灭。
不完整产权的变革
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近代工商的兴起，私人产权的完全确立。但这一点，却最为困难。
中国传统产权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一切属于官家。《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唐代韩愈《原道》：“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宋代大儒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宣称：“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
严复在《〈社会通诠〉按语》中总结道：“中国之言政也，寸权尺柄，皆属官家。其行政也，乃行所固有者。假令取下民之日用一切而整齐之，虽至纤息，终无有人以国家为不当问也，实且以为能任其天职。”鸦片战争后，这种产权观并没有根本性转变。但随着租界的设立，外国企业的发达，对西方了解渐渐深入，一些人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的背后是工商发达，因此出现了“重商富民”的思想。重商富民思想与中国传统“抑商”思想即强调农为本、商为末，将商人列为四民之末的治国观念完全不同。因此，在经济政策上，顽固派以《论语》为据，坚决反对此时刚刚出现的“重商富民”的思想，并论说机器生产是“末富”，传统劳作才是“本富”；现代工商业是“末富”，传统农业耕织才是“本富”，所以排斥、拒绝机器生产和工商业就是“固本”，西方重商富民是舍本逐末。“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将“尽驱耕牧之民为工商矣”，而“耕牧之民”一为“工商”就是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之人，在其心目中，此非“民”也，“既无民，何有国耶”！
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权势之强，兴办官营新式企业尚且遭遇巨大阻力，无权无势的平民、商人在这种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兴办现代企业。如19世纪70年代初曾有华侨商人在广东南海设立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厂，结果被官方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由，将其封闭、拆除。从产权观来看，曾、左、李是官员，办的是“官企”，“所有权”属于官家，朝廷当然有同意与否决的权利。但是，民办企业所有权根本不属于官家，按说这类民间企业是用传统方式生产还是用现代机器生产应是企业的自由，官家根本无权过问，然而官家却就是有权规定只能用传统方式生产，而禁用新式机器，甚至将违令者查封。这说明，商人其实只有有限的“产权”，没有完全的权利自己决定如何生产。产权得不到保障，禁与否，权力全在官方。即严复所说“寸权尺柄，皆属官家”，有权“取下民之日用一切而整齐之”。
通商口岸的勃兴、大机器生产的引进，产生了一批新式工商业者，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一些人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在于“国富”，而“国富”的真正基础在于“民富”。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却仍是传统的体系，使现在民间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歧视、阻碍和压抑。这样，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全面变革，扶持、发展工商的要求自然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在大局巨变的情况下，如何对待近代工商，清政府内部开始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开明者如曾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曾上奏折，强调西方富强之本在于政府保护工商、“惟其以保护商贾为心”，所以有养兵的财力。中国应“先欲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这种观点，遭到了强烈批判。批判者认为如果发展工商，人民财富过多，就会破坏中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体制殊严”的传统社会结构，所以朝廷必须“闭言利之门”“不尚理财之说”，中国必须依然实行传统的重农抑商、重官抑商政策：“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体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派。”“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也。中国制治必须朝廷操利权。利不足操朝廷之权，然后可冀效诚于商贾；使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偶一盼睐便可以为至荣极宠，斯匍匐以献其财力而惟恐不纳矣。”
但能不能发展近代工商、如何发展近代工商，是个绕不过去的历史命题。这个命题，以另一种方式提了出来。
洋务派兴办近代军工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而这些企业不以营利为目的，官家工厂生产的产品，归官家所用，不到市场上交易，不产生利润，自身很难提供发展所需资金，而晚清财政一直极度困难，官府无法对这些企业提供持久支持。1872年，一贯反对兴办新式企业的顽固派官僚宋晋上奏提出，由于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而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糜费太重”，应予停办，从而引发了清廷关于是否制造轮船的大讨论。
以写奏折老辣著称的李鸿章果然厉害。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首先指出中国面临的形势是“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方列强之所以能横行中土，中国之所以受制于西方各国，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之后膛枪炮；中国传统的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攘夷”，就是维持现在局面也要学习、制造西方的船炮。谋求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日本是一小国，为自保而学习西方，结果近年来反而“逼视我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他进而指出：“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钜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他指出，办厂造船是“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钜而效迟哉”，但仍应坚持下去，否则前功尽弃，“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由是言之，其不应裁撤也明矣”。因此国家其他费用都可节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尤不可省。求省费则必摒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不能停止生产坚船利炮，但又承认反对派提出的财政几近干涸、无力再办确是实情，这就把一个两难选择摆在朝廷面前：不能停，但无力办。反对者的意见是停办，曾、左的意见是再困难也要坚持办。李鸿章的意见是不能停，但没有钱就要想办法赚钱。李鸿章超过曾、左的地方在于，他由财政紧张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一个他谋划已久、但知道提出后一定会遭到强烈反对而不可能通过的建议：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是要“求富”。他提出不仅要建造兵船，更应建造商船，设立经营民用商业运输企业，建立用大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纺织等领域创办民用企业营利赚钱。李鸿章借顽固派提出的“财政紧张”，反而提出为顽固派更加反对的“求富”主张，确是“借力打力”的高手。所谓“求富”，就是用机器生产民用品，参加市场交易，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李鸿章建立新式企业、以机器生产民用品的建议终于得到朝廷的批准，但立即又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困境。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几空，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筹建企业，更无经营近代企业的人才，官办民用企业既无财力又无人力，却仍坚持民用企业也只能官办而不许私人办厂的规定。李鸿章的过人之处在于做了大量调查，知道沿海某些地区特别是上海，想经办现代企业的商人不能自己办厂，只能给洋人当买办。久而久之，这些商人积攒了大量财富，因为不能自立门户，只能“挂靠”在洋商名下，如美国旗昌洋行其实一大半都是华商股本。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瞄准了私人资本，尤其是买办阶层。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一些买办积累了一定的现代工商经营管理的实际经验和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财富。把他们连人带资本从洋商中“挖过来”，确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
既然私人企业可以“挂靠”在洋商名下，为何不可以“挂靠”在官家名下？李鸿章想出了“官督商办”的办法。即“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将来若有洋人嫉忌，设法出头阻挠”，官方可出面交涉，“以为华商保护”。简单说，就是由政府出面，商人出资办近代企业，“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官府督办，商人自筹股资，并且具体经营。从法律上说是“官办”企业，但股本与实际经营，主要靠商人。用今天人们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戴红帽子”。
面对困境，清廷只得同意了这种为了突破官方无资金、没有经商人才的妥协之方。此举对制度有重大突破，李鸿章确实是“遇到红灯绕道走”，“变通”的高手。他的一贯做法是，无力改变制度、体制时，就想方设法变通体制。
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企业，因此意义非同寻常。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指明当前的形势是：“中国长江外海生意，全被洋人轮船夹板占尽。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分居其大半。闻本利不肯结算，暗受洋人盘折之亏，官司不能过问。”如果设立轮船招商局，则华商可以名正言顺入股，“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
招商局创办之初，一方面面临洋商的竞争，另一方面面临国内守旧势力要将其改归官办的压力，形势不容乐观。但李鸿章仍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支援。当时沿海和长江航运已为外洋垄断，新成立的招商局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李鸿章为招商局奏准了运送漕粮和一些官府物资的专权。此举是轮船招商局可以建立、维持的关键。在与洋商的激烈竞争中，中外双方大打“价格战”，因此招商局资金一直紧张，李鸿章多次指示拨借官款，有时还规定可以缓息。这些措施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不到10年时间，货轮即由初期的4艘发展到30余艘，总装载量近24000吨。经过激烈竞争，轮船招商局在1877年收购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产业，包括16艘轮船和长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码头、栈房，从而超过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以后它的业务不断发展，先后在烟台、汉口、天津、汕头、福州、广州、香港及日本、新加坡等国港口增设了分局。
有关数据表明，轮船招商局的建立确实达到了“分洋商利权”的目的。仅1873年到1876年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4923000两，这期间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商人的费用当在136000两以上。因此，李鸿章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得意地说道：“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成，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在新式大机器生产和民间资本面，面临国内的重重阻力和外面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官督商办”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模式，对当时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开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纺织织布局等一系列大型企业，若无官方的保护和扶持，根本建不起来。由于有政府的保护、支持并取得相当垄断权，官督商办企业获利丰厚，并在一些方面开始与外资竞争。“官督商办”主要是靠颇为现代的发行股票募集商股方式兴力，刚开始商人大都对此持观望态度，但随着轮船招商局等几个企业的经营成功，商人对“官督商办”的企业信心大增，社会视听为之一变，人们争先恐后抢购股票，许多买办纷纷从洋行撤资，入股利润更加丰厚的中国“官督商办”企业。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出现了第一次投资新式企业的热潮。
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经营近代企业，洋务运动从“求强”为目的进入“求富”阶段，促使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民用企业脱颖而出，中国最早的资本家，便是由这些官督商办企业的投资者（主要是商人、买办、地主、官僚）转化而来。突破体制性障碍的“官督商办”，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但是，官督商办企业一个天生的缺陷就是产权不明，因此对这类企业，清政府内部一直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国有企业，官家自可任意处置，因为本来就是以政府之名而设，而且在经营过程中得到政府的多种优惠待遇，甚至享有某种垄断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之后，将削弱统治者的统治力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会使国家富强，朝廷统治基础更加巩固，而且这些企业是商家出资经营，理应为商家所有，国家不应收回，如果收回，应给商人合理的补偿价格。
经济效益巨大的轮船招商局的命运，具有典型性。虽然招商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然受到顽固派的攻击。本来，顽固派注重的就不是经济，而是所谓的名分，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不要看经济效果，而要看政治效果”，宁要符合自己思想意识、政治标准的草，不要不符合这些标准的苗。于是，有人奏请“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由南北洋大臣统辖。招商局成立以来，参劾招商局的奏本便一直不断，此奏一出，更得到许多官员响应，纷纷要求收归官办，起码要加强政府的监督控制。面对这汹汹群情，李鸿章立即上折坚决反驳。在此折中，他首先说明招商局是依照几年前所定章程经营管理的，当然，这也有提醒朝廷别忘了这些章程当初是经过你批准之意。他强调开始创办时就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诚以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也”。与官无涉、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这些见解远超出当时其他官员，显然，他认为“官督商办”应以商为主。对于顽固派提出经营者贪污、滥用公款的指责，他辩护说与其他官办局开支公款完全不同，只是在开办初期由“官”借了一些公款：“惟因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事体重大，有俾国计民生，故须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何况这些官款早已归还，与官更无关系。对于查账的要求，他知道这并非官无权查账的纯商办企业，而是官有权查账的“官督”企业，所以不能以官无权查账反驳之，只能晓以“利害”劝说不必查账。他解释说如果查账会使谣言更多，现在是与洋商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洋商一定乘机打压招商局，再度垄断长江航运，结果“殊于中国商务大局有碍”，总之“商局关系国课最重”，不能轻动。
由于李鸿章的坚决反对，此次收归国有之议不了了之。不久，又有人上奏弹劾招商局，认为企业“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这一次弹劾，引起的呼应比上次要强烈得多。李鸿章知道最为反对者忌恨、最为朝廷所担心的，是这类企业对统治者的政权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巩固还是削弱，所以他在上折反驳攻击者时，首先详细列举几年来该局的成就，证明正是招商局使洋人在长江水运所得之利大为减少，因此强调“其利固散之于中华，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当然使统治者的政权更为巩固。然后，李鸿章才从有关章程、规定说明政府应遵守早先订立的章程，如果“朝令暮改，则凡事牵掣，商情涣散，已成之局，终致决裂，洋人必窃笑于后，益肆其垄断居奇之计。
是现成生意，且将为外人所得，更无暇计及东西洋矣”！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政府遵守章程必要性的立论基础，主要不是政府也必须遵守条约的“契约论”，而是一旦违约、生意受损的后果将是洋人垄断得利这种“民族主义”话语。因为他很明白，朝廷根本不会将政府与私人所订之约放在眼里，不会将此作为一个决策的参考因素，只有这种与朝廷根本利益有关的“民族主义”话语才是打动、说服朝廷的最有力的理由。所以，他强调一定要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如果开始垫有官款，则商人“缴清公款”后“商本盈亏与官无涉”。当然，他又一再表明“并非一缴公帑，官即不复过问”，而是强调官仍要尽督管之责。其实，这类企业的问题就在于政府从未放弃管制，干预太多，只是顽固派要求国家所有制应纯而又纯、容不得丝毫私人因素才会认为“商”的权力过大。李鸿章的观点，得到权力越来越大的“总理衙门”的支持，轮船招商局仍维持官督商办，而未被收归官办或官商合办。
在1885年以前，轮船招商局发展迅速，但以后就陷入停滞状态，直到李鸿章去世都没有大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官”的色彩越来越浓。由于朝廷认为招商局只是一个“衙门”，导致它既丧失了自主经营权，又不断被官方索财，终只能惨淡经营。在70年代末，它的船只数目和吨位远远超过英商怡和、太古公司，但到1894年它落到与怡和不相上下、远远不如太古的境地。虽然如此，招商局仍是清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一再有人想将其“收归国有”，所以十几年后，即甲午战后的1896年，李鸿章因甲午大败为万民所指、被清廷投闲散置，大权尽失，这时，御史王鹏运认为时机来临，上奏请特派官员到招商局“驻局办事”，有些现在派“工作组”的意思，虽未明说，实际意图仍是收归官办。但“总理衙门”以“若无商局，则此利尽属洋商。是该局收回利权，实明效大验。”反驳了王鹏的建议，维持了官督商办原状。
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得势，他的基本思路是：取之于商，用之于官，一定要将“官督商办”企业收归国有。但他根本无意按股票票面价值将官督商办企业收归国有，而是严重低估商股价格，强迫商人必须按他规定的价格将股权让与政府。尽管商人极大不满，想出种种办法，但在官府面前无能为力，最终无法改变被迫低价出让股权、收归官办的命运。在被袁世凯收归官办的短短几年中，轮船招商局亏损严重，不仅未添几艘船只、未增加一处码头、栈房，反而不得不将上海浦东、天津塘沽、南京下关的码头卖掉。
其他一些官督商办企业也难逃这种命运，商人的财产，被官府占有。曾经的买办商人、官督商办企业的积极参与者郑观应在《商务叹》中，对官商关系作了精辟概括：“富强由来在商务，商出农工须保护。商律颁行宜认真，精其事者管商部。”“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国家维持报效多，试看日本何所取。办有成效倏变更，官夺商权难自主。”“电报贬价归国有，不容商董请公估。轮船局权在直隶，商欲注册官不许。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由商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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