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宗承灏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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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试读：
自序：欲知往事的诱惑
也许每个人都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能选择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你愿意将自己一生可数的光阴置于哪个时间段？这虽然是一厢情愿的问题，但却透露了一个信息：人，始终难以摆脱欲知往事的诱惑。
我的答案是，中国的7世纪和8世纪，也就是隋唐之交的百年。
在那里，盛世就像一个精心炮制、虚幻而又深刻的镜中世界。在这本小书里，你看见的同样是帝王将相，可又不是你所熟悉的面孔。在那散落的尘埃里，隐逸着别样的风情。它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更属于投身其间的每一个人。它对你的魅惑有多大，你对它就有多少的好奇与怕。
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功德簿，更不是这个大帝那个大帝的起居注。对于那些毫无头绪的历史叙事，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要有强烈的现场参与感。那些天地间的号哭、月光下的阴谋、酒宴上的酣畅，无不是人情利害在时间里降妖捉怪。对于那些历史上肯定发生过而史书没有记载的事情，你要看到它们，嗅到它们，最好能触摸到它们的心跳。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真相从来就没有远离我们，只是我们远离了真相。我认为，对于历史书写者而言，越是趋向于主观，就越是显得客观，越是想趋向于客观，就越是让人觉得主观。
在长期的历史写作过程中，我常常会陷入一种困惑。为了行文之美，文学可以虚构；而对于史学而言，多一分虚构是不是就多了一分伤害——对真实的伤害。有人说，纪实和虚构才是历史写作的“任督二脉”，介乎两者之间是自由出没的世界。那里没有真相的主导，名和物各归其位，人和事各有章法。每个历史写作者，都像是一个炼金术士，他们拿着一个坩埚，要掌握好配方和火候，才不至于炼出的是一块焦炭。到底是纪实多一点儿，还是虚构多一点儿，事实和想象力各占多少比重，每个历史写作者的心里都握有属于自己的那个秘方。掌握的方子不一样，炼出的东西往往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糟粕。重要的是，动手前要想好，你要将手上的这块金属疙瘩做成一个好看的佛像，还是一个难看的猪头，或者是别的什么玩意儿。
历史经常会丢三落四，会人为涂饰，会张牙舞爪。就好像面对一面白墙，我们的想象力仅限于这是一面白墙。如果有一天，突然闯进一群抽象派涂鸦者，将那面白墙涂抹得天马行空。那么还是这面墙，面对它的时候，我们的猜测，我们的推断，我们的想象，也随之活跃起来。同样道理，在面对那些面目全非的文本记录时，我们反而会更容易看清楚所谓的真相，因为我们的推断更多元，我们的猜测更繁杂，我们的想象更辽阔。往事留下的信息只言片语，史料少于史实，这是历史学的一个永恒困境。常常听人说，历史不能假设，可是离开了假设，那些陈年旧事真就是原来的样子吗？历史的天空深邃无比，那些纷繁复杂的人与事在其间摇曳多姿，它们都有开端和结束，有虚幻与真实，一个披金挂银的盛世，一个血脉贲张的乱世，无不是由理性和诗性交织构成的全景式的维度。
我赞成这句话，一切历史都是推想，有时候，文学比史学更真实。
是为序。宗承灏 一 两个王朝，一个时代
大业元年（605年）春天的某个早晨，黄河流域某个村庄的王大和王二两兄弟，正在享用野菜糊糊做的早餐。也就在此时，房门被人一脚踹开。拥进屋子里的是一群如狼似虎的官兵，他们二话不说，抓起两人就往门外拖。“官爷，我们犯了什么事？给个理由。”两兄弟一头雾水地问道。“没犯事，也没有理由。”官兵吼道，“皇帝要修房子，还要挖一条沟，人手不够用，抓你们去帮帮忙。你们是要建房子还是挖沟？这是一道必选题，二选一。”“我喜欢建房子。”老大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抢先答道。“那好，你去建房子吧！”老大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官兵带走了。“请问官爷，皇帝要建什么房子啊？”老二看上去似乎精明一些，也谨慎得多。“少废话！说了你也不知道，东都洛阳！”“那我还是挖沟吧。”精明的王二认为，自己挖沟肯定要比哥哥建房子有活路。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挖的沟要比村东头那条沟大得多得多，那已经不能算是沟了，而是一条大运河。小人物王二至死也不清楚有这样一组数据，属于这条大运河：通济运河与邗沟运河全长两千余里，三月二十一日动工，同年八月十五日皇帝就要乘着龙舟前往江都，前后只有一百七十一天的时间。
小人物王二就这样无奈地上路了，数百万像他一样的农夫此时也正从各州各县各村向着同一个工地聚集。我们可以想象，绵延千里的工地如同一个巨大的牢笼，身陷其中的王二在绝望中一锹一镢地开掘，开掘又使他陷入更深的绝望，他只能看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他身边倒下。历史就是用数以亿计的小人物的牺牲，来换取时间深处那些屈指可数的功与名。布衣小民的生命从来都上不了历史的台面，一句“隋民不胜其害”也就交代了过去。1.来自南方天空的诱惑
大业元年八月十五日，此时江南正是大好的风光、大好的时节。一个长身玉立的身影款步登上岸边的龙舟，文武官员紧随其后。桅杆上锦帆次第张开，武士的刀剑在空气里散发着凛冽的光泽，殿脚女和宫娥艳丽的服饰倒映在运河的清波里，时间深处晃动着暧昧的脂粉香气。
在这明媚的秋光里，每个人身后的影子都比他的实际身量伸长了许多，也扭曲了许多。垂杨依依，天涯迢迢，整个画面流淌着现代派画家浓艳而疯狂的意象。那领头之人就这样拖着自己的身影，器宇轩昂地走进了龙舟的头舱。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大隋王朝的第二代君王，死后谥号“炀帝”的杨广。“炀”是一个很生僻的字，何谓“炀”？“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反正都是不好的词汇，昭示不好的名声。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这一谥号的还有一个皇帝，那就是陈后主陈叔宝。讽刺的是，陈后主能够得到这一谥号正是拜杨广所赐，但后人习惯称陈叔宝为“后主”。如此一来，“炀帝”也就成了杨广的专用标签，再没人和他去抢。
南下的船队从洛水入通济河，其中包括官船二千八百四十五艘，兵船二千四百艘，外加纤夫八万人，这八万名纤夫中，有专门为皇帝的龙舟拉纤的“殿脚”九百人。有着九百人的“殿脚”，我们可以想象杨广乘坐的龙舟有多么庞大。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更像是一座水上行走的宫殿，而不是舟。这样一支船队首尾相连，绵延二百余里，可谓气势浩荡。
龙舟乘风破浪，也直接将杨广送往政治事业的巅峰时刻。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不安分的他先后八次出巡，留在京城长安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杨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水平还算过得去的诗人，还是一个在金粉与铁血中肆意妄为的非主流君主？没有人只戴着一副面孔行走于世，可是能将几幅面孔背后的身份都做到极致的却不多。杨广的那首《春江花月夜》写道：“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有文学评论家说，这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帝王对诗歌艺术有着很高的造诣，他的诗歌具有独特的审美风貌，表现出了明显的融合南北诗风的特色。
诗人与帝王，一个是精神世界的无冕之王，一个是现实世界的冠冕之王。如果我们将杨广的政治经历也视为一首诗，那么这首诗的开篇显现出了万丈豪情的气象。历代帝王大多定鼎于北方，并将更多的精力与关注点放在了北方或者更北方。与他们不同，杨广却将自己深情的目光投向了烟雨迷蒙的中国南方。之所以如此，与他的政治经历密不可分。开皇八年（588年），身为晋王的杨广率五十万大军平定南陈。也由此结束了自“永嘉之乱”以来将近三百年的纷乱格局，中华文明就此实现了自秦汉之后的又一次大一统。此时的杨广只是一个十九岁的翩翩少年，意气风发，立马扬威，野心勃勃的皇子在政治舞台上迎来一个完美的开局。随后，他被封为扬州总管，在江都一待就是十年。
在江都的十年时间，杨广正值二十岁到三十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性格形成的关键十年，也是为事业打基础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时间里，杨广和隋朝的军界重臣们有了更多沟通与合作的机会。也正因为这十年，让他后来对江都尤其偏爱。这种偏爱既包含了一个政治家的谋篇布局，更体现了一个普通人对第二故乡的眷恋。
一个流淌着北方血统的皇子长期浸淫于江南的清风明月，这难免会让他成为一个矛盾统一体。一边是重重关山和漠漠大野的硬朗，一边是山温水暖和稻香鱼肥的灵秀。北方的阳刚与南方的阴柔在杨广的血液里碰撞，然后融合。他不是生在寻常百姓家的孩子，而是一个无限接近权力巅峰的皇子。在扬州的十年时间里，杨广将自己的欲望和野心收敛得接近于无形，身居风花雪月之地，不但没有声色之好的享乐主义倾向，而且天天穿着打着补丁的王服，就连手下婢女也都是一副相貌平平、蓬头粗服的样子。
六年前，离开江都的杨广不过是一个处处都得藏着锋芒、留着小心的藩王，而今天去往江都的是在人间可以翻云覆雨的君王，他的内心也有着普通人的衣锦还乡的情怀。
他问身边的大臣：“自古天子有巡守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胭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
大臣回答：“此其所以不能长世。”这样的回答正是杨广想要的结果，他哈哈大笑。
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刚刚登上帝位的杨广就将自己巡幸的第一站定在了东都洛阳。自古以来，帝王们在长安的粮食接济不上时，才会想到“就食东都”，或是在长安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时，才会想到来这里寻求政治避难。
置身于东都的杨广问身边的大臣，洛阳居天下之中，北临黄河有太行之险，南通宛叶有鄂汉之饶，东近江淮有渔盐之利，西接渑淆有关河之胜。如此上佳之所，为何没有君王在此建都？
尚书右仆射苏威说：“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这句话是在赤裸裸地拍皇帝的马屁，古往今来的那些帝王不是不知道洛阳是龙门宝地，他们之所以没有在此建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上天只能将建都的机会留给你杨广。
在大隋王朝的旗帜下，南北财货争奇斗胜，八方衣冠尽显风流。杨广登基之初，隋朝各项经济指标和人口数量的增长都呈递增之势。如果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帝国的命运走向将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局面。但是历史从来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没有任何的假设可言。
杨广的性格深处有着古今文人的通病，那就是对自己的能力自视甚高。自己既然能够成为天下人的领袖，才能自然居于众生之上。他曾经自负地说：“天下的人都认为我是因为生在皇家才能继承皇位，拥有四海。但是如果让我和那些知识分子搞一次以文治武功来竞选皇帝之位的竞赛，我也是当仁不让的天子。”
不知道杨广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说出此番话的，是对自己自视过高，还是对天下士子过于失望。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杨广的血液里依然流淌着魏晋文人的孤傲孑然。他将文人的自由与帝王的刚霸融于一体，权力的游龙剑由此锻造而生。
杨广的身上有着难以根除的诗人气质，正因为如此，他那不合时宜的政治理性充满了浮华糜烂的气息。诗人所具有的理想主义情怀，让他对这个世界有着近乎疯狂的完美追求。他登基之前，十年江都总管的任职履历让他对南方有着别样的情怀，或许是浮靡绮丽的江南文化让他找到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原乡。等到他将那套象征权力的龙袍披挂在身，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就迫不及待地裹挟着权力狂奔而去。
如果说诗人与政治家是两种分工不同的职业，那么杨广更接近于一个完美的诗人；如果说，时势造就了他，将他送上权力的巅峰，那么坐在龙椅上的他，最后还是成为从龙椅上出走的诗人。说得好听一点儿，他的出走，是以诗人的方式在这块版图上书写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说得不好听，杨广是个喜欢折腾的主，而且这种折腾，完全遵从于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一种不管不顾搏命似的折腾。
折腾，是非主流诗人的创作路径；而折腾，往往又是一个执政者的命运死穴。
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权力之巅是什么感觉。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句话可以改变一座城池的命运，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兴衰。权力越来越大，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从诗人到皇帝，这种角色转换造成的落差，让杨广体会到了权力所带来的眩晕感。诗人擅长用文字构筑精神世界的乌托邦，而帝王则用权力改变现实世界的国与家。
杨广，他要将诗人与帝王这两种角色的特质集于一身，并且要做到完美，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其说杨广是一个权力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权力美学家”更加合适。权力成了非主流诗人手中的一支笔，杨广运笔如风，在帝国这张华丽的纸上挥毫泼墨。当一个帝王的人格特征与他的职业要求严重倒错，甚至是完全背离时，就注定了他只能成为一个不靠谱的执政者。
不靠谱的执政者是永远也成不了政治家的，只能做一个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政治诗人。
如果一个帝王能够在他所统治的时代里，迎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能说明这个皇帝够得上一个圣君的标准。杨广一方面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又营建东都、凿通运河、修筑长城、开凿驰道，他像一个辛勤的农夫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日没夜地折腾，每一项投入都不惜血本，倾全国之力。他马不停蹄，一次又一次地北巡和西巡，前所未有地扩张了中华帝国的版图。
按照中国人评判历史的标准，杨广的这几个大手笔并不像一个安于享受的帝王应该去做的。不管出于怎样的一番考虑，中华帝国都在以一种另类的姿态趋向杨广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颗浮躁而澎湃的霸主之心，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对于诗人杨广来说，他要构建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世界；可是对于皇帝杨广来说，这又是一项宏大而艰难的命题，而他又没有能力处理好个人英雄主义与千秋功业、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营建东都，为了证明自己是权力正统的核心；修建长城，是为中华帝国竖起一道坚硬的屏障；修筑运河，是为了贯通南北漕运的血管；征伐高丽，是“圣王之业”弈局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杨广运作帝王权力的胜负手。
杨广希望能够通过征伐高丽，使他的权力在秦汉版图的基础上得以延伸，那样的话，他就有可能超越秦皇汉武，成就属于自己的千秋霸业。2.患上癫狂症的权力诗人
有人说，杨广是冲动的，而冲动是要人命的魔鬼。马基雅弗利在他的《君主论》中写道：征服的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所以只要能够成功，总能得到人们的称颂而非指责。但若力不能及而又执意前行，很可能会铸成大错而受到谴责。
杨广攻伐高丽不过是一时偶然的冲动，很多年后，他在一首写给宫女的情诗里说道：“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这个偶然的冲动发端于大业三年（607年）的春天，杨广北巡至突厥启民可汗大营，遇到高丽使者。大臣裴矩在旁边进言，高丽本来就是箕子所封之地，汉、晋时期皆为中华帝国所辖郡县。高丽自古就是中央王朝的藩国，这些年既不来朝拜，也不肯进贡。如今，我大隋已统一四方，创下亘古未有的盛世，怎能容忍它在境外之邦。
这样的话对杨广来说，无疑是一团燃烧的火焰。他命令高丽使者转告他们的国王速来朝见，不然将率大军巡游高丽国土。巡游是幌子，踏平才是他的真实想法。
一个偶然的事件，导致了一场必然的结果，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所谓历史的进程，不过是无数的偶然连成的一条线。高丽王闻报惊恐不已，可还是不敢到杨广面前报到。这为杨广征讨高丽落下口实，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更何况国内矛盾重重，战争或许可以转移国内矛盾。虽然这是资本主义总结的“以战养战”理论，可是战争在执政者看来从来都是关系到帝国利益的一场博弈。战争可以激发民众的国家意识，以此压倒其他的价值观念，统一国民意志；战争还可以促进就业，老百姓是要吃饭的；战争还可以减少人口，这样人均资源就会相应提高，底层民众就多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战争胜利可以掠夺各种社会资源，从而使得统治更加巩固。
没有人会做亏本的买卖，没有帝王会打赔本的战争。战争的收场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发动战争之时，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就是赔本的那一方。
作为帝国军队的总司令，杨广号令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要于大业四年（608年）春天集中于涿郡，他要用武力征服中华帝国在秦汉时期的“郡县之地”。
隋朝在外交上采用的还是较为开放的大国策略，实行众国臣服的朝贡体制。各藩属国奉隋朝为宗主国，要定期朝贡，各国之间和平相处。如果有哪个国家不愿意臣服，帝国通常会采用战争手段将其强制性地降服。如果有国家敢于侵犯另一个国家，隋朝也会为了维护朝贡体制出手帮助弱国击败强国。当然，如果各国都能够臣服，隋朝也同样会给予他们优厚的回报。在这种大国外交理念下，隋王朝出现了万邦来朝的恢宏局面。杨广在友邦邻国面前过度地放大了这种四海臣服的局面，造成国力、人力与物力的极大浪费。
隋王朝的战前准备工作做得还是相当到位的，杨广下令修筑从陕西榆林到北京的驰道，这条驰道长达三千里。此外又打通了两条以涿郡蓟城（今北京附近）为交汇点的陆路干道：一条自南向北，一条由东往西。
杨广接着又发动河北百万军队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这是南北大运河中最长，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段，“长三千里，广百步”。隋朝在修运河的同时，还在运河两岸筑起了专供皇帝巡游的御道，沿岸还种上杨柳树作为景观树。沿运河各大码头建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同时在蓟城建造了临朔宫。《北史》中有着明确记载：“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领右翊卫长史，营建临朔宫。”杨广以涿郡（今北京）作为讨伐高丽的基地，驰道与永济渠作为水陆两条军需供应线。大运河最为重要的永济渠，从洛口到涿郡的一段，也成为杨广征伐高丽的战时专用通道。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军事人员通过这条通道实现北运，临朔宫也由此成为征伐高丽的战前临时指挥部。
大隋帝国本来是由西边的北周、东边的北齐，还有南边的陈朝三部分组成的。隋文帝时，虽然用军事力量将这三部分强行捆绑为一个统一体，但是内部的裂痕还是无法抹平的。要将这三部分真正焊接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靠东都洛阳和大运河将其串接起来。
大业八年（612年），全国应征的军队全部抵达涿郡。对高丽用兵是隋王朝发动的一场全民动员的战争。杨广对于这场战争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几乎举全国之力，倾全国之兵来打这场带有侵略性质的战争。当然也有人站在杨广的立场上看待这场战争，这并不是一场纯粹意义的侵略战争。因为战争的理由给得很蹩脚，高丽是不服管教的附属国，战争只能算是帝国的内部事务。
其实六七世纪的高丽不能算是一个地区性的附属国，已经发展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在东亚地区已经具备与中华帝国争霸的潜力，而这种潜力有可能随时爆发为战争对抗的实力。唐史载：“高丽，本扶余别种也。地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度辽水与营州接。其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高丽人本是扶余古人的一支，于秦汉之际建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范围和面积还不到今天的一个地级市大，人口更是少得可怜。与其说是一个国家，还不如说是一个部落领地。
由于资源和地域所限，高丽这个民族的生存特质有着巨大的柔韧性，国民意识里潜藏着强烈的生存危机。长期被殖民、被侵略、被分裂的历史和尚未摆脱依附强国的现实，使高丽这样的附属小国不得不学会在大国与强国的夹缝之间求得生存。
对于大国与强国而言，扩张是战略方向；而对于小国与弱国而言，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可是对于生存来说，做大做强才是其根本所在。杨广当然有自信的理由，那些自信者习惯于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他接手了一个统一的经过二十多年精心治理的大好河山，一群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文臣武将，以及一整套治国安邦的政治经验。
在大国与强国面前，有野心的小国与弱国通常采取的是一种表面顺服、暗地积力的隐形发展策略。虽然高丽偏安于帝国一隅，但是从来就没有放弃扩张实力的机会。如果中原王朝出现分裂和战乱，他们就会乘机蚕食土地，增强实力。
经过五百年的不懈努力，到了6世纪，高丽已经一口一口吃掉了汉代以来就属于中国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土地，隔辽河与中华帝国相望。同时还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领土扩大了十倍，人口也急剧增长。
在杨广的百万大军面前，高丽能够动用的军力已经达到二十万左右。一个能够调动二十万军队的国家，应该不算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小国。7世纪东北地区温暖湿润，适宜耕作，这时候高丽的国家人口应该在四五百万，而常备军应在五十万上下。
6世纪，高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强国，直接威胁隋朝帝国的复兴。
战争的统一指挥权由杨广本人持有，帝国的军队分为左、右各十二军。史书记载，在这三次征伐中，杨广都是御驾亲征，每次动用的军力都超过百万。百万大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绵延千里，是一道何其壮观的景象，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嗅到古道上飞扬的历史烟尘里，弥漫着帝国权力者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狂热气味。
如果统治者一味地信奉“激进主义”，那么就会将自己的帝国带进一条权力运转的死胡同。在我们这个讲究中庸的国度里，“激进主义”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它随时会光临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也无时无刻不在暗流涌动。对于历史，中国人早就习惯于用假设来推理真相，“如果……就……”的思维逻辑就像是一团火焰，吞噬一切与理性有关的政治情感。感性的杨广捧着他那平平仄仄的诗行，与荒唐的政治和权力相逢于7世纪。就像是双双对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以为只要相信激情燃烧的情感就可以缔造出一个属于他们的新世界，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灌注就可以梦想成真，抵达彼岸。激情有余，狂热过头，一直是拖累中国政治，使它无法摆脱中古式“伦理政治”的罪魁元凶。
中华帝国并不缺乏会写诗的皇帝，乾隆一个人就写了四万多首，几乎可以抵得上《全唐诗》的诗歌总量。可那蔚为大观的四万多首里能够称之为诗的少之又少，量变没有带来质变的帝王诗，充其量只能满足一个帝王附庸风雅的心态。杨广与其他帝王诗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诗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写在一个国家的政治蓝图上。读他的诗，其间并不缺乏“理性”的光泽。在他的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应该成为整个中原大地的主旋律。中国人是最有命运感的民族之一，他们什么事都习惯于听从权威。皇帝是天命所归的天然权威者，他的指挥棒决定着天下人的幸与不幸。
这种人在顺境中容易自视过高，而陷入逆境之时又往往会自暴自弃，甚至产生心理扭曲。杨玄感造反，斛斯政与其通谋，事情败露后逃至高丽。杨广三次征讨高丽，高丽最后将斛斯政献出讲和。
行刑这一天，杨广诏令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全部到场，并且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武器。先是一批人持箭对着叛将斛斯政一通狂射，接着一批人持刀一阵猛砍，直到将斛斯政剁成一堆肉泥。杨广还不解恨，又下令：“烹其肉，使百官啖之。”吃完肉，又“收其余骨，焚而扬之”。
这种病态人格并不是一个政治强人所具有的，相反它更像是一个精神弱者的病症。如同一个嗑了致幻药的人，所有的疯狂都来自于现实世界的恐惧与沮丧。
大业六年（610年），隋王朝抵达了一个盛世的巅峰。我们习惯了将唐朝视为盛世的标志性朝代，殊不知，大业六年左右的隋朝丝毫不逊色。二十七年后，有一个叫马周的侍御史在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上疏中说道：“隋家储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当时已是贞观十一年（637年），仍有人享受着前朝的改革成果，沐浴着前朝的恩泽，可见杨广当时创下了怎样一番盛世基业。
在天下承平，国力强盛之时，杨广并没有安于现状。到处旌旗招展，人喧马嘶，政治带给他的成就感是前所未有的。现实的世界是一幅奔腾的盛世景象，他的文字无法企及。他宁愿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相信那些所谓的忠臣良佐们，他们透过连篇累牍的奏折反复提醒着他，帝国已经走到了命运的转折点，干柴遇烈火。
当然杨广身边的忠臣已经越来越少，偌大的朝堂之上只剩下了三种人——明哲保身者，装聋作哑；心有异志者，等待机会；随波逐流者，骑墙观望。总之，沉默的大多数成为这个帝国官僚集团中的主流。当然这也是隋炀帝最愿意看到的，他曾经当着官员的面放过狠话：“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别人给我提意见，如果你们想通过给我提意见来博取名利，只会落得一个鸡飞蛋打的下场。”
杨广从继位那一刻起，就在倾力打造一个庞大的劳动生产线。此时的中华版图宛如一个巨型的劳动竞赛场，他让自己的帝国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大役之中，老百姓在生命难以承受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史料记载，隋炀帝时期最著名的三大工程：大业元年修东都洛阳，总计用十个月的时间，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修长城，又投入百余万人；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修大运河，累计用工三百万人以上。有人做过估算，从仁寿四年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隋王朝一共上马了二十二项大工程，动用人力达到三千多万人次。当时全国人口也才四千六百万，而八年时间就动用了三千多万人，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
成百上千的民工，大部分都倒在了工地上，无命归故乡。按照史书记载，营建东都洛阳，“僵仆而毙者十四五”；修长城，“死者十五六”；挖运河，“死尸满野”，河挖到哪里，运送尸体的车子就跟到哪里。那些罪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在当时看来完全是劳民伤财之举。
为了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杨广让整个帝国陷入这种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疯狂状态中。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山东、河南一带，水灾成患。自然灾害对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的破坏，往往是一道无可挽回的致命伤。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中华大地局部灾害无年不有。而中国官僚体系运行成本也是当时一笔昂贵的开销，再加上官贪吏残，使得帝国的权力集团吞噬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更何况当时的情形已是“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男丁被抓去参与对外战争或者直接送到帝国大工地上当民工，由此造成“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也就是说老百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很多人被逼沦为匪盗，用刀头舔血之类非法手段来获取血酬以维系自己生存的底线。
民间沸腾如此，那些稍稍有点民本思想的帝王，应该会有所警醒。他们往往会通过调整政治策略，来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为紧绷的帝国神经做暂时性的舒缓。可是对于自视甚高，一心只想着早日成就圣王霸业的杨广来说，不但没有丝毫的收敛迹象，反而变本加厉。其实他并不是存心折腾天下百姓，在他的利益计算里，那些挣扎于底层的黔首百姓的生死与他的千秋大业放在一起称量，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过是有血有肉的服劳役时的工具和服兵役时的兵器而已。
老百姓挣扎于死亡线上，各地的局势已呈烈火烹油之势，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可是杨广依旧沉迷于自己的英雄大梦中无法清醒过来。叛乱，在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诗人杨广看来，不过是正常年份里疏通民怨的一条管道。成不了气候的叛乱，根本经不起帝国小股军队的轻轻弹压。
小民不足畏，那些寄生于权力机器的官僚才是最难伺候的人。杨广生性自负而多疑，尤其对于朝廷里那些和自己政见不一的人更是倍加警惕。他曾经对大臣虞世南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也就是说，杨广生性最讨厌别人进谏，如果一个已经身居高位的官员，一天到晚还想着靠进谏这种方式来博取美名，他尤其不能容忍，当场就会将其杀了。如果是一个卑微之士来向他谏言，他或许还会稍微地宽待，但是他终究不会让这样的人好端端地立于世间，早晚也还是会找机会将对方杀了。
尽管在此之前，杨广已经本着千古不易的兔死狗烹的帝王法则，将所有能够收拾的政敌都诛除干净，可是随着东征高丽一败再败，国内矛盾日趋紧张，权力结构内部本就不够稳定的利益链也呈现出松懈与断裂的迹象。
君臣之间无信任，官员之间非友即敌，谁又能挽帝国狂澜于既倒？有一首现代诗《杨广本纪》，里面有这样一段：“诗人注定不会成为最称职的帝王/即便有了鞠躬尽瘁的心情/诗人就是诗人/要不个性懦弱的文人/或者热血沸腾的疯子。”综观杨广的一生，这段话为他做了诗的结论。3.杨广活在谁的幻想里
大业元年（605年）一月三日，杨广在大臣们的注视下，威仪地走向皇帝宝座。官员们行礼如仪，匍匐在他的脚下，这使他看上去似乎拥有无边的法力。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这种法力的控制。那一刻的杨广回头看了看，满朝文武似乎没有注意到他这一细微动作。他总觉得身后有两双眼睛在无时无刻地盯着自己，一个是先皇隋文帝杨坚，一个是他的母后独孤皇后。
一直以来，杨广习惯了活成他们所期待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那段时间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他们的目光虽然无法穿透他的伪装，但也常常令他束手无策。
为了能够得到王位，杨广将真实的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贵为帝王和王后的父母面前，他以一个演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等到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外在的压力和约束都已经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激进因子”不可阻挡地活跃了起来。百无禁忌的权力强化了他的政治虚荣心，也同时助长了他内心的浮躁感。这么大的舞台，他演戏的欲望更加强烈。他继续扮演着一个虚假的自我，一个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自我，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观众由区区“二圣”两个人扩展为全世界的人。
杨广带着臣僚登上了邙山的最高峰——翠云峰，那里曾经是老子的炼丹之所。西望云天，都城长安隐没于重重关山后面，那是先皇留给他的遗产，那里虽然有雕栏玉砌的宫殿和如花美眷，但他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与此同时，他又将目光望向了东方，如果说长安是先皇的荣耀之地，那么洛阳才是真正属于他的新生之地。从长安到洛阳，就像是上天在指引他去完成一场更大的突围。
突围，一个新鲜而刺激的词汇，想想都让他觉得莫名的兴奋。平心而论，杨广所开创的那些事业，只要拿出其中两件就可以将他送进伟大帝王的名人堂。比如说科举考试，比如说大运河。之所以没能进入，是因为他太接近于一个离地三尺装神仙的狂傲诗人。才华这种东西大部分时候总是与理性相悖，如果才华始终转化不了才能，越投入就越疯狂。一个国家奢华浪费不说，穷兵黩武不说，没完没了的劳役也不说，农民被帝国无条件征用，他们被迫从土地上出走，失去土地的农民就这样被逼入生死一线。
隋王朝在国内外形势的急剧恶化中，与即将崩溃的权力体系来了一个火星撞地球似的碰撞。在零星不断的骚乱和劫掠之后，不满于帝国权力倾轧的杨玄感起兵于河南北部的黎阳，从而打响了帝国官员反对杨广的第一枪。他是杨广宠信大臣越国公杨素之子，官至二品，授礼部尚书之职。一个帝国的二品官员起兵造反，它的伤害值并不仅限于城池的失守和军队折损。对于帝国权力集团而言，它所产生的蝴蝶效应使隋王朝的政治体系分崩离析。杨玄感起兵有家族仇恨的因素，其父杨素的死与杨广有着密切联系。
杨玄感与李渊一样，不仅是隋王朝的社会精英人物，并且与皇室有远亲关系。其父杨素是隋朝的开国元勋，也是隋文帝杨坚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他本人官至礼部尚书，在杨广远征高丽之初，负责督运军需。也就是说，在那些叛军的领导层中，杨玄感算是杨隋帝国王公贵戚的反隋典型代表。
大业九年（613年）春天，在今天的山东地带连续爆发了数起农民暴动。杨玄感利用朝野上下对高丽之役的普遍反对和对炀帝本人的极度不满，纠集军队向东都洛阳进发，并将其围困起来。杨玄感喊出的口号是“为天下解倒悬之急”，也就是说他要解天下生民于水深火热。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起义者在动兵之前都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往往体现在他们的口号上。
杨玄感是贵族子弟，是帝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不可能像农民起义那样，打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王室贵族起义一般打着“清君侧”或者与政治改革有关的口号，这样才能让旧的体制从内部瓦解。杨玄感在这时候举兵，一时间从者如流，队伍迅速扩张。
杨玄感起兵反隋，带来的影响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杨玄感起兵在隋朝统治集团内部导致了大分裂。杨玄感起兵与隋炀帝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大业年间，帝国围绕封爵勋官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在权力结构内的影响力，将帝国权力重新洗牌。政治改革往往会导致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在杨广的改革体系里，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以杨玄感为代表的一批关陇集团重要成员的特权利益。
本来就是干柴烈火的时局，如此一来，改革就成了点燃时局的那根火柴。
杨玄感这边大旗一举，那边就有大批年纪相仿的贵族官僚子弟蜂拥至黎阳，与杨玄感“共谋大事”。由于父辈都曾经是朝廷里的重臣，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利益，而他们中间很多人与杨玄感又是儿时的玩伴。这些人中间有观王杨雄的儿子、开国名将韩擒虎的儿子、内史侍郎虞世基的儿子、民部侍郎裴蕴的儿子等四十余人。光禄大夫赵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等人也直接响应杨玄感起兵。
在众多响应的贵族权力者中，有一个人是杨玄感的莫逆之交——李密。李密的爷爷李曜是北周的魏国公，父亲李宽是隋朝的蒲山郡公。此人才兼文武，尤擅兵法。他继承蒲山郡公的爵位后，散尽家财养客礼贤，结交天下英豪。
李密为杨玄感献上三条策略：上策是挥师入蓟（今北京西南）截住隋炀帝的归路可以不战而擒；中策是西入长安据险自固必克万全之势；下策是就近进攻东都屯兵坚城之下胜负未知。结果，杨玄感却以李密的下计为上策久攻东都不下，功败垂成。
时势推进至此，拿起枪杆子闹革命已经不是那些吃不饱饭的农民才干的事，像杨玄感这样的帝国权力集团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也希望能够打破旧的分配格局，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利益结构。虽然说不破不立，但是这种“皇帝轮流做”的权力交棒游戏，新或者旧，对于中华帝国的政治体制来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这场叛乱来得快，去得也快。前后只延续了不足两个月就宣告失败，杨玄感也落得抄家灭族，身首异处。火柴已经点燃干柴，想要自动熄灭已不可能。中华帝国烽烟四起，而权力系统内部和民间流传着各种未经证实的流言和带有目的性的谶语，成为泼洒于干柴上的助燃汽油。在隋文帝时期，已经被炒作过的“李氏当为天子”的神秘谶语再度甚嚣尘上。这条神秘谶语，令隋炀帝和他的权力拥趸者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尤其是那些李姓中人，更是人人自危，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李渊，一个站在帝国角落里沉默隐忍了半辈子的贵族官员。
杨玄感的败亡，非但没有让杨广迎来一个喘息的机会，反而加速了隋王朝的崩解。
各地叛乱风起云涌，大大小小上百支起义军投身于帝国利益的重新分配中。而这些起义军有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那就是以反对繁重徭役和兵役为口号。新体制的萌芽往往建立在反对繁重徭役的基础上，当新体制变为旧体制时，繁重的徭役又会成为压弯旧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先起兵造反的是长白山地区（今山东章丘、邹平境内）的王薄起义军，这支起义军的军歌《无向辽东浪死歌》里提出“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歌词一经唱出，“避征役者，多往归之”。也就是说，他们反对杨广到高丽打仗，拿他们这些贫民当炮灰。
李密的瓦岗军在讨杨广的战斗檄文中，开列了杨广不死无以谢天下的诸多罪状，其中有“广立池台，多营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为了满足自己奢靡的生活，杨广倾全国之力，耗天下之财。由此可见，在反隋的队伍里，为了逃避征役而投身反政府行列的，主要是那些挣扎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隋书》中记载：“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其实隋王朝的国库并不空虚，穷到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系的还是老百姓。
隋朝的财政体制是藏富于国，这就必然会导致官僚资本大量积累，而老百姓的日子却过得异常艰难。大业六年元宵节，杨广在东都洛阳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大设戏台，大演百戏。全国各地进京会演的戏班子，带着他们的拿手绝活儿，敲锣打鼓地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演艺人员有五万多名乐工，这些乐工集中于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通宵达旦，足足闹腾了将近一个月。那些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都有幸见识了帝国的强盛与富足。
除了炫耀自己的精神文明，杨广又将物质文明显摆了一番。东都的市场整饬一新，供各国商人参观。就连那些成本低廉，收入微薄的菜贩子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连拉带拽进去喝上几杯，喝完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根本没人问你要酒钱。胡人们觉得过意不去，就主动去柜台结账，老板们笑脸相迎道：“我中原大国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
喝了酒的胡人，满脸写着狐疑之色，他们踉踉跄跄出了酒店，一头就撞在了路旁的树干上，可丝毫没有感觉到疼。半醉半醒之间，抬眼上瞧，路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起来，极尽奢华。对于杨广所展示出来的大国奢华之风，胡商们很不能理解。他们转脸问身边的中原朋友：“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还不如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这句话极尽讽刺意味。
杨广一生可以说都沉湎于活给别人看的虚幻世界里，史料到处可以见到这样的记录：“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在隋文帝面前伪装不好声色，勤俭好德的样子，在当时被人称为仁孝。外出打猎遭遇下雨，手下人给他献上雨衣，他却说“士兵们都湿透了，我怎么可独自穿这件衣服呢？”
那些揭竿而起的反叛力量并没有统一在一面旗帜下，投身其中的叛乱者就像一个个走到了世纪末的疯狂赌徒，手中有枪有人有地盘就会找机会称王称霸。然后又找机会消灭邻近力量，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在这些激烈的斗争中，谁能够正确运用战略战术，并做好政治分化工作，谁就能占据优势，从而成为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在这些叛乱队伍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北方边境的李轨、薛举、刘武周等部，黄河流域有王世充、李密、窦建德、孟海公、后来的李渊等部，江西一带的肖铣等部，江淮之间的杜伏威、李子通、宇文化及等部。
其实隋末的叛乱者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农民出身，虽然这些队伍的基本构成以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为主，但是从叛军领导者的社会地位来看，其中不乏王公贵戚，还有一些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僧侣、奴婢和少数民族等。由此可见，帝国的权力阶层已经走到了一个全民情绪的引爆点上，以隋炀帝杨广为首的帝国权力阶层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不惜与整个社会为敌。
史称迨至隋末，不仅失去活命之资的农民难以生存下去，就连帝国的中产阶级也纷纷走向破产。当时在政府里助编国史的名士王孝籍，就是因为“不免输税”，弄到“申旦不寐，饥寒切体，卒岁无聊”的地步。4.与烈火烹油的时代共舞血统是造反者的理由
如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叛乱夺权者一样，唐高祖李渊出生于显赫的门阀世家。按照李唐皇室的谱牒记载，李渊和他的后人有着极为高贵的士族血统。其远古的祖先可以追溯至五帝时代的颛顼高阳氏，而春秋时期的祖先则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同时也是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裔。
这种说法也只是李唐皇室的一面之词，并没有强有力的血缘证据。没有证据的说辞，就难免会让人质疑。这只是李唐皇室为了“高远其来者”而精心编造的一个血缘神话，神话往往是无法落地生根的谎言。在后来者的眼里，贴上去的金粉固然无碍皇家的尊荣，但始终无法渗透血肉。
中国人的血缘纽带往往只限于三代或者四代，上延下伸，跨过这个界限，血缘的纽带扣就会慢慢松开，直至断裂。原因很简单，中国是一个讲究家族传统的社会，每个人的血缘都能产生一种势能，而这种势能往往由血缘生成情感。中国人讲究“隔辈疼”，也就是说爷爷疼孙子，胜过孙子将来回报给爷爷的感情。中国人含蓄的情感表达注定了血缘就像河流一样，往下流淌。
李唐皇室为自己脸上扑的金粉还算厚实：李渊的七世祖是十六国时期的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县西南）人、西凉的开国帝王李暠；六世祖李歆是西凉后主；西凉被匈奴灭掉以后，五世祖李重耳流亡南朝刘宋，后又归降北魏，任弘农太守；高祖父李熙任北魏金门镇将，率豪杰镇守武川（北魏“六镇”之一，宇文泰家乡，今内蒙古武川县），遂留居此地；曾祖父李天锡也是北魏的重臣。
现代人续家谱喜欢攀名人，更何况帝王之家的家谱，更是来不得半点污浊。老子英雄儿好汉，后人做皇帝，前人当为王，这种由后者往上逆推的条件句式依然合乎情理。寻常人家通常只是将个体的荣光向上逆推两三辈。可是对于至尊至贵的皇家来说，家族史就是国史，他们恨不得将家族的至高荣誉逆推至原始社会那只刚刚进化了的猴子身上。好让天下臣民晓得，皇帝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炼成的。
李唐皇室之所以想尽办法与西凉王李暠攀上关系，是因为他既是北魏的豪门显宦，又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后裔。如果能够将家族的血缘管道与李暠完成一次对接，那就意味着李唐皇室不仅出自汉代名门，而且世代均为陇西望族。可是经过史家考证，李渊的家族与陇西望族李氏毫无关系。之所以自称先祖曾留居武川，目的在于暗示他们与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北周的开创者宇文泰同出一源，均为北朝后期至隋唐年间叱咤风云的武川军团的核心成员。
李唐皇室高贵的出身渊源和美丽的血缘传说就像是折射着七色光的泡沫，只要轻轻触碰，就会在阳光下轰然破灭。不管最初的渊源如何，李渊家族在6世纪下半叶已经是中国北方地区的贵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从李渊的祖父李虎开始，李氏家族的历史就脱离了神话的轨道，进入有真材实料的“信史”阶段。北魏末年，李虎追随宇文泰创建了西魏，官至太尉、尚书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并与太师宇文泰、太傅元欣、太保李弼（李密曾祖父）、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赵贵、大司空于谨、少傅侯莫陈崇八人同为西魏的佐命功臣、柱国大将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魏“八柱国”。史书有称：“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周书》）
当时的中华帝国划江而治，南北两朝各有各的精彩，总而言之，不止一个乱字了得。这“八柱国”是北朝的贵族，他们不光在婚姻关系方面彼此勾连，在权力交接方面也像是商量好了，走的是轮流坐庄的路子。不过轮流坐庄，也同样伴随着血腥与杀戮。北周的创建者宇文泰创设了府兵制，在显赫的“八柱国”之下又设置了十二大将军。“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族共同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西魏王朝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其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延续和走向。
如果把这几大贵族按出场先后和对历史影响的大小排列，宇文家族应该是第一位。他们最初都是西魏时期的高级将领，后来宇文泰取西魏而代之，创建了北周，其他几大家族也随之成为北周权力集团的大股东。
这个在北朝后期强势崛起，并且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的军事贵族集团，被史家称为“关陇集团”。该集团的几大核心家族不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者，而且还通过彼此联姻的方式缔结了一条颇为特殊的政治纽带。
在几大股东中间，最有投资眼光的当属早已汉化的匈奴氏族成员独孤信。他虽然没有建立自己的王朝，走称霸之路，却通过联姻将自己应得的权力份额牢牢地锁定在自己的家族权力的吸盘上，成为最大的赢家。隋、唐和北周的皇室创始人都选择了独孤信的女儿为妻，“一门三后”的荣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独孤信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七女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四女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她在北周天和元年（566年）生下了李渊。武德初年，李唐皇室追尊李昞为元皇帝，而李渊的母亲自然也就被追封为皇后。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独孤信就成了三个皇帝的岳父，而独孤家族也成了三个王朝的外戚。
尤其是他的七女儿独孤伽罗，也就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两人刚结婚时，杨坚起誓：不与其他女人生育子女。独孤皇后在文化修养方面高出后宫其他女子，同时具有强烈的政治直觉，宫内的侍从称他们为“二圣”。有官员曾引用《周礼》，要求官员的妻子都要听命于皇后，独孤皇后却说：“以夫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也就是说，身为女人的她反对女人参政，也不准外戚（自己娘家人）掌握大权。有一次，她的娘家人犯案，杨坚想看在她的面子上宽恕此人，可她的回答是“国家之事，焉能顾私！”
北周建立后，已经不在人世的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子李昞承袭了爵位，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北周建德元年（572年），李昞就死了，年仅七岁的李渊袭爵唐国公。这个年轻的世袭贵族不但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为人豁达宽容，毫无纨绔子弟的骄矜恶习，史称其“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旧唐书?高祖本纪》）。也就是说，少年李渊就具备一个成功男人必备的素质——亲和力和宽容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良好人缘。
李渊作为出身于北朝的关陇贵族子弟，如果说，他的人生还有什么可遗憾的，那就是过早地失去了父母之爱。这种亲情上的缺失，深刻地影响着他后来在处理家庭与子女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李渊七岁的时候，父亲李昞去世，母亲去世似乎更早一些。这个世界的孤儿有很多种，对于朱元璋那样一个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孤儿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而对于生来显贵的李渊来说，则又是另外一番情形，毕竟不用为衣食所忧。于他而言，如何摆脱生存环境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才是第一位的。
所幸的是，李渊虽然失去双亲之爱，却有一个待他视如己出的姨妈。而他的姨妈能够为他提供的不仅仅限于亲情上的慰藉，因为他的姨妈有一个强势的身份，那就是隋国公杨坚的妻子。随着南北朝在政治、经济上逐步衰落，身为北周辅政大臣的杨坚于公元581年二月迫使年轻的周静帝让位，自立为帝。因杨坚曾官居隋国公，故改国号为隋，年号开皇，建都长安。
杨坚登基后，果断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改革，巩固了隋朝的统治，并于开皇八年十二月攻占了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后陈的都城建业（今南京），进而宣布了南朝政体的消亡。至此，长期分裂的中国又复归统一。
在政治变革风生水起的大时代背景下，李渊的姨妈独孤伽罗也妻凭夫贵成为大隋王朝的一国之母。此时李渊刚满十六岁，正步入一个男孩向男人蜕变的人生阶段。独孤氏是个强势的女权主义者，十四岁时嫁与杨坚，就逼着自己的丈夫对天起誓：一生只爱她一人，坚决不与其他女子生育子女。
成为皇后的独孤氏牢牢地控制着隋王朝的后宫，成为历史上最为出名的“妒”后。而杨坚的表现也符合一个好男人的标准，始终恪守着自己所发出的那句不靠谱的誓言。对于一个帝王来说，这句誓言过于严格，可杨坚还是遵照执行，他的五子五女都是独孤皇后一人所生。史料记载：“独孤后性妨忌，后宫莫敢进御。”
独孤氏的“妒”达到了一种心理扭曲的状态，说是变态也不为过。独孤皇后每次见到朝野大臣家养有娇妻美妾或妾室生了孩子，一定要隋文帝将那人贬官。有一次，隋文帝宠幸一个官员的女儿，独孤皇后得知后，命人将其活活打死。隋文帝心中有着百般愁苦，也只能私下叹息：“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在感情的世界里，杨坚真是个万里挑一的好男人；对于帝王来说，他对待感情的态度更是难能可贵。
父母双亡之后，李渊大部分时间都寄养在独孤皇后身边。父亲去世的时候，李渊只是七岁的孩子，正是承欢父母膝下的好时光。李渊虽然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更多的爱与关怀，却继承了他们高贵的血统，袭封唐国公。独孤氏（他的母亲家族）的祖先为漠北的鲜卑族，后来随北魏拓跋氏入主中原而南迁，最终定居在中原境内。李渊身上流淌着汉民族、鲜卑、突厥的混合型血液。
对于一个孤儿来说，除了要面对外部世界的纷繁复杂，更要战胜内心世界的孤独，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在那样一个世道里求生存，没有强大的内心，就不可能拥有强大的生存能力，想要走得更远几乎是不可能的。李渊显然做到了这一点，他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拓展了适应社会的综合能力。成人后的李渊是一个为人潇洒，性情率真，善于搞好各种人际关系的公关型人才。人际关系是中国社会生存和发展中最重要的软环境，无论是经商中投资的机遇，还是权力场上的竞技，人际关系都起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李渊后来的妻子窦氏是隋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之女，其母为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因此李渊与隋朝上层统治集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确保了李渊不同于那些身世飘零的孤儿。至少在一个王国的权力世界里，他并不是一无所有的孤儿。李渊在隋文帝杨坚身边做了一名侍卫——千牛备身。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隋开皇九年（589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里，平陈之战结束，持续分裂了近三百年的中华大地终于重归一统。这一年，李渊刚满二十三岁，青春正当时，也正是一个男人干事创业的黄金阶段。
自古以来无数人的实践证明，一个人的出身虽然不能决定他的人生之路，但二者之间却有着莫大的关系。要探究李渊所走的人生道路，就绕不开社会阶层划分这一规则体系。
在隋朝的社会体系中，各阶层的划分有着明确的法则。按照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从低到高依次排序：奴隶、平民、中下层庶族地主、上层士族、关陇军事贵族、皇族。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比为一个金字塔体系，那么奴隶和平民就处于塔底，而庶族地主以及上层士族和军事贵族，处于塔腰的位置并逐级向上，而风光无限的塔顶，便当仁不让地为皇族成员和皇帝所占据。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这个帝国权力的金字塔体系中，撇开那些处于塔顶的皇族不论。置身于其中的每个人，都渴望自己能够在这个金字塔的生存体系中获得最佳的位置。正是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们都绞尽脑汁，奋力向上攀缘。有条件利用条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在这个艰难攀缘的过程中，有人不得要领，中途跌落，有人深谙规则，如鱼得水。
不过金字塔体系是先于规则而存在的，规则只是附于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算有人试图超越等级，抵达它的更高处，也只能是始于想法又止于想法的事。中国人讲究的是等级，《左传》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作为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等级制的作用是将全国人民都纳入一种从属关系中，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归属于金字塔结构，凸显人的不平等，强化每个人的身份意识，使屈服、顺从、奴性成为被统治者的基本性格。唯有如此，专制秩序才可以得到充分保障。这种金字塔结构提醒人们，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于政治权力之上。
在北朝北魏时期的军事体系中，官家体系里设置了一种高级禁卫武官。这种高级武官除了要负责皇帝的人身安全，还要执掌御刀“千牛刀”，这种禁卫武官就是“千牛备身”。虽然千牛备身的品级只有六品，但由于是皇帝的贴身侍卫，不仅威风得很，同时也很容易获得晋升，是一般贵族子弟梦寐以求的美差事。
有资料显示，千牛备身之类的御前侍卫一般任职时间为四五年，然后就可以通过吏部的考试而被选派到地方为官。根据李渊的官员任职履历，以及隋朝的职官制度等各种史料分析，李渊在大兴殿里为隋文帝杨坚站岗放哨将近十年。如果从开皇初年，李渊十六七岁算起的话，他二十六七岁才离任。这十年时间，是一个男人干事创业的黄金时期，也是一个男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形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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