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林之满,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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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下）试读：

《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

主　　编：林之满　萧　枫

副 主 编：魏茂峰　李亚辉　竭宝峰

编 委 会：（排名不分先后）

　　　　何　莎　刘连旺　常志强　刘　俊　王　蓓

　　　　刘海生　王艳芳　周艳云　李丽丽　刘　洋

　　　　陈时雨　吴良克　刘一石　刘　永　宋春正

　　　　崔文君　邵　军　石　怡　贺小刚　樊景良

　　　　赵明明　于　洋　姚　志　严　鹏　王　军

　　　　陈　凤　李　忠　陈　莹　付中天　杨坦然

　　　　单而辉　孙德民　于　武　赵　明　童恩中

　　　　杨迪穆　郝　纯　胡　凯　邓俊华　夏正言

　　　　鲁正华　罗致平　王洪源　于　斌　曹成章

　　　　黄　铸　白红艳　钟　涛　韩　磊　罗晓宇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仆后继，绵延百代。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奇迹。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博大精深的启迪心智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是独树一帜的东方文明史。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国历史，在她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过。她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的不屈姿态，耸立在亚洲的东方。即使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中华文明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冲击和重重劫难，也没有使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沉沦，反而更勃发了新的生机。《话说中国》丛书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挫折、统一与分裂、前进与倒退、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放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中，逐一展现。《话说中国》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　文明开放的天朝大国（上、下册）；

第2卷　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上、下册）；

第3卷　分分合合的朝代更替（上、下册）；

第4卷　改变时局的历史事件（上、下册）；

第5卷　独掌乾坤的历代帝王（上、下册）；

第6卷　宠辱一身的历代皇后（上、下册）；

第7卷　治国安邦的历代名臣（上、下册）；

第8卷　一尘不染的历代廉吏（上、下册）；

第9卷　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上、下册）；

第10卷　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上、下册）；

第11卷　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上、下册）；

第12卷　日趋活跃的商业贸易（上、下册）；

第13卷　刀耕火种的古代农业（上、下册）；

第14卷　穿越时空的天文历法（上、下册）；

第15卷　独领风骚的古代医学（上、下册）；

第16卷　独具一格的古代数学（上、下册）；

第17卷　日新月异的古代物理（上、下册）；

第18卷　领先世界的古代化学（上、下册）；

第19卷　独树一帜的中国地理（上、下册）；

第20卷　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上、下册）；

第21卷　光耀世界的科技名家（上、下册）；

第22卷　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上、下册）；

第23卷　智虑谋深的军事名家（上、下册）；

第24卷　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上、下册）；

第25卷　精华荟萃的中国兵书（上、下册）；

第26卷　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上、下册）；

第27卷　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上、下册）；

第28卷　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29卷　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上、下册）；

第30卷　绝唱天宇的中国诗歌（上、下册）；

第31卷　脍炙人口的中国词赋（上、下册）；

第32卷　千古流传的民间文学（上、下册）；

第33卷　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上、下册）；

第34卷　绚丽多彩的中国绘画（上、下册）；

第35卷　凝固不朽的中国雕塑（上、下册）；

第36卷　蜚声中外的中国建筑（上、下册）；

第37卷　低徊狂放的中国音乐（上、下册）；

第38卷　摇曳多姿的中国舞蹈（上、下册）；

第39卷　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上、下册）；

第40卷　美轮美奂的中国戏剧（上、下册）；

第41卷　妙趣横生的艺坛典故（上、下册）；

第42卷　彪炳史册的古代典籍（上、下册）；

第43卷　震聋发聩的思想文化（上、下册）；

第44卷　浑厚深沉的中国哲学（上、下册）；

第45卷　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上、下册）；

第46卷　百花齐放的古代教育（上、下册）；

第47卷　风格迥异的古代民族（上、下册）；

第48卷　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上、下册）；

第49卷　传诵千古的历史掌故（上、下册）；

第50卷　扑朔迷离的千古奇案（上、下册）。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人的素质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人文素质。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由他所属的民族几千年文化创造的基因，积淀在他的血液和灵魂中形成的。人文教育以文史哲为主体，对人的素质提高具有特别的价值，而中国历史恰恰正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糅合和载体。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话说中国》丛书把传统的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注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2008年2月

二、文明进化之谜（下）

“七日纪日法”之谜

七日纪日法起于何时？何地？这历来是个众说纷纭的议题。有的说，它起源于古罗马，后来才渐次传入中国的。有的说，七日纪日法与《圣经》有关，那上面不是明明写着七日为一礼“拜吗”？有的说，中国正式定七日为一“星期”一直要到清末民初，之前一直是十进位的。是这样吗？看来，对“星期”一词的发明权的所属问题，是大可讨论一番的。“星期”一词的字面解释应该说是很清楚的。它指的是“星”的运行“周期”。我们的先民要干的事很多，但总括起来也就不外乎两件事：一是在地上无休无止的劳作，与大地打交道，还与人打交道；二是与老天爷打交道，而老天爷又具体化为每个人头顶上的那片苍穹。太史公司马迁说过，“自初生民以来”，人们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一面是观察，一面又是思考，力求“绍而明之”——也就是把其中的道理搞明白。

也许，对初民来说，初始的“仰则观象于天”是随意的，无所用心的。一到晚上，初民们少有娱乐活动，于是一大“功课”就是仰观于天。看月亮，看星星，看个没完没了。起先是不会有什么心得的，后来观察久了，就心领神会了。在他们的想象之中，天上与地上是一体的。地上有官，有民，那天上也该有官，有民的吧！于是，从中国的远古时代起，就有了“天官”之说，司马迁根据远古的传说和一部分史料，写下了《天官书》一卷。“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日天官。”（《史记索隐》）

我们的古人分出了官与民以后，又想：地上的官有大有小，天上的官也应该是有大有小的吧。当时“仰观”的能力不强，只能挑大的。挑来挑去，最后挑中了“动者七”，也就是用七个大星作为示吉凶、计时日的工具。张衡说得明白：“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君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将七星来“象事”，这本身就说明“七”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有人以为，七日纪日法起于罗马。张文彬在《寻根探源》一书中说：“一星期七天的记日法来自罗马，它是根据月相变化而定的。从朔日到上弦、望、下弦，正好是七天。……公元四世纪，七天纪日法传入我国。”这话显然是不正确的。从观念上讲，西方有七日纪日法，不等于说全世界的七日纪日法都得归源于西方。其实，罗马的七日纪日的依据是“月相”，而我国的七日纪日的依据是“动者有七”，就是按七星之运动规律定下的，按理说，我们的七日纪日更精确、更科学些。说到公元四世纪传入中国更是说不过去的。张衡是汉人，他早就说过以“动者有七”以“象事”，说明以七日纪日是古已有之的，而况张衡所说不仅是当时的情况，而是指他那个时代的“古代”。可见，“星期”不是“泊来品”几乎是肯定的。

至于西方的“礼拜”，更是与中国的“星期”风马牛不相及的。《旧约》的“创世记”中说，神第一天将白天与黑夜分开，第二天创造了水、空气，第三天创造了大地、万物和大海，第四天创造了太阳、月亮、群星，第五天创造了飞鸟、走兽，以及水中的生物，第六天创造了人，“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到第七天，“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歇了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这七天纪日是建筑在神学的基础上的，与中国的“星期”只是形似而已。

有人以为，中国的七天纪日在相当长时间内只是停在观念形态上，与实际生活没多少联系。不是的。可以说，七天纪日是融入了我们民族的生活之中的。阴阳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它又与以七计数紧紧地揉合在一起的。《易·复》：“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这不正是七天纪日的明证吗？中国民俗中的“做七”，就其传统来说，也是很古老的。《魏书》中就有人死后每隔七天祭奠一次的记载，而这一做法是传之于远古的。

当然，“星期”的制度化规范化那是近世的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成立“学部”，袁嘉谷筹建编译图书局，任首任局长，局下设编书课、译书课，统一编写全国各种教材，并统一教科书中的名词术语。把七日一周定为中国传统的“星期”，以“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六”依次，周而复始。“星期”的提法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映，又与国际的“七日一周”制相接轨，因此，受到人们普遍的赞同。

“东山陆桥”之谜

现已知台湾最早的人类是发现于台南县左镇乡菜寮溪距今2～3万年前的“左镇人”。台湾最早的文化为发现于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的距今约3万年前的“长滨文化”。人们不禁要问，“左镇人”和“长滨文化”的源头何在？如果说，这些远古人类和远古文化来自大陆内地的话，在当时尚未发明水上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原始人类是如何跨越台湾海峡到达台湾岛的呢？“左镇人”化石有顶骨和臼齿，共5件标本。“左镇人”化石中的右上臼齿齿冠宽10.5毫米、厚12毫米，较湖北长阳的早期智人化石小，比现代中国人大，大致与广西柳江的晚期智人接近。右下第一臼齿很接近福建清流县狐狸洞发现的“清流人”。看来，“左镇人”、“清流人”、“柳江人”均属于我国旧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他们的体质形态基本相同，存在着共同的起源，是从华南的直立人元谋人经早期智人阶段演化而来的。“长滨文化”出自八仙洞的海蚀洞穴中。在海拔104米的乾元洞中有20多件大型石制品，年代在15000～30000年之间。在海拔70米的海雷洞中有100多件石制品，还有少量骨角器。在海拔20～30米的潮音洞中，共采集到3000多件石制品和100多件骨制品，距今约5000年。那里的大型石器的原材料采自八仙洞附近海滨的砾石滩，主要用锐棱砸击法生产石片，石片石器占绝大多数，单面加工为主，打片后的石核略加修改便成为砍砸器。

利用砾石加工成大型石器是华南旧石器时代的特点并延至新石器时代。锐棱砸击法生产石片则起源于贵州省水城市硝灰洞。骨角器也是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特征，这些都雄辩地告诉我们，台湾的“长滨文化”之源在华南。

考古资料证明了：台湾的最早人类来自大陆内地，台湾的最早文明也来自大陆内地。

问题在于：浩浩海峡，把大陆与台湾阻隔，在当时尚未发明渡海的水上交通工具的远古时代，大陆人类怎样走向台湾、大陆文明怎样传向台湾的呢？

这要从海平面的变迁谈起。

地球从200万年以来，一直处于冰期和间冰期的反复交替中。当冰期到来之时，海洋中大量的水蒸发变为冰聚积在陆地上，这样，海水明显减少，海平面不同程度地下降。在新生代第四纪时，欧洲和美洲北部都被冰雪所覆盖，大海水位大幅度下降，距今二三万年前，大海水位至少下降了40米。

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在那个时期，如果台湾海峡的某些部分水深大至在40米或40米不到，那由于海水水位的下降，台湾海峡的海底可能成为“陆桥”，当时的大陆人就可能脚踏“陆桥”，从大陆走向台湾。

这条“陆桥”终于找到了。据测，台湾海峡水深一般在100米以下，有四分之三海域水深小于60米，但也有部分水深只有三四十米的，那就是台湾浅滩、南澎湖浅滩、北澎湖浅滩和台西浅滩，这四处水深都在40米以下的部分刚巧连成一条线，横亘在海峡中间，成为连结大陆和台湾的一条陆桥，这就是今人所称的“东山陆桥”。

看来，台湾最早的人类就是从“东山陆桥”那里迁徙到台湾去的。“东山陆桥”的存在是客观的。上世纪80年代，在陆桥两端发现了形体相似的人类化石，还发现了大量同种同类的哺乳动物化石，这就雄辩地说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陆桥”成了两岸往还的惟一通道。

黄铜冶炼之谜

在姜寨半坡型遗址的一间房子里，非同寻常地发现了一块残黄铜片。这可以说是“中华第一铜”，可以看成是人们认识金属的肇始，而它的时间是在距今五六千年前。

当然，这只是一种肇始，它并没有真正进入原始人的生活领域。只有当人们用铜制作某种器具，尤其是制作某种生产用具时，人类才真正跨入了所谓的“铜石并用时代”。

铜和许多其他金属一样，一开始就以美丽的光泽吸引了我们的祖先。而铜的特有延展性、耐用性和不易破碎的特性，又在我们的祖先面前展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因此，人们总是把铜的发明权奉献给了历史上的伟人、圣人。中国的古文献中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史记·封禅书》）和“蚩尤作冶”（《尸子》）、“蚩尤以金作兵器”（《世本》）的传说，正是这样一种民族心理的反映。

其实，最初始的铜的发现也许只是一种偶然，发现和发明冶铜的也不是什么伟人、圣人，也许只是普普通通的百姓。姜寨铜片就是一个明证。姜寨的残黄铜片是在一家普通的房子的遗址中发现的。也许，房子的主人只是原始公社的一个普通社员，他在采集植物或狩猎过程中，发现了含铜量相当高的一块铜锌矿石，于是带回家去，利用炉火加以重熔，就成了中华大地上第一块人工加工过的黄铜片。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的专家经过反复实验，取得了共识，他们认为：“早期黄铜的出现是可能的，只要有铜锌矿存在的地方，原始冶炼（可能通过重熔）可以得到黄铜器物。”（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

如果说姜寨发现的那块残黄铜片具有某种偶然性质的话，那么，一二千年以后龙山文化遗址中展示的铜器和铜炼渣，则具有某种必然性了。

在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犁耕的出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翻地质量，还为畜力的利用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石制工具和用具的水平已经达到了极致。石制过程中的切割法和管钻法技术广泛应用，磨制成为制作石器的必然步骤。但是，石制物品的天然缺陷——笨重，不够锐利，无法通过广延改变自己的形态——限制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石制制造技术和应用范围已经到了它的顶峰，易言之，也到了它的末路，人类在跨入文明社会之前，需要有另一种性能比石器更好的物品属类来辅助石器。这样，铜石并用时代的到来具有某种必然性了。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铜器被相互之间没多少联系的原始人普遍地发现和发明了。可以说，那时黄铜已是满天星斗了。

在山东胶县三里河发现了两段残铜锥。两段残铜锥发现于两地，而且先后两次发掘时发现的，但其形状和粗细程度相像，粗口大致能对接，成份也相似，可见其为同一物件的断残物。

山东诸城呈子的残铜片。

山东栖霞杨家圈的一段残铜锥。杨家圈的矿石主要是孔雀石，即碱式碳酸铜。在杨家圈还发现了一些炼渣和矿石碎末。

山东日照尧王城发现有铜炼渣。

山东长岛店子发现有残铜片。

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的一件残铜器片。

河南临汝煤山发现的炼铜坩埚残片。这些坩埚残片分别发现于两个灰坑中，内壁保留有一层固化铜液，有的有好几层，最多的有六层。可以想见，这些坩埚是多次使用的。

山西襄汾陶寺的铜铃。这是墓葬随葬物。铃高2.65厘米，横剖面呈棱形，长6.3厘米，宽2.7厘米。系合范铸成，顶部钻有一孔。在铃外还包有布，可见对此铃是十分珍视的。

河北唐山大城山发现有两块穿孔铜片，穿孔方法系两面对钻，与石器钻孔方法一致。

内蒙古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发现有铜锥、铜手镯。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有不少铜块。

在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多处发现远古铜器，种类有刀、锥、匕、指环、斧、镜等。

这是距今约5000年的龙山时期的文化状貌的一个侧影。铜，作为一种全新的、经过人工加工的物品，进入了人类的生活领域。

上述来自远古的遗物告诉我们，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的原始先民已经掌握了最原始的冶炼技术，坩埚的发现证明当时人已经为冶炼发明了特殊的冶炼工具。从现在看到的原始黄铜是铜、锌合金，专家们一致认为，它不可能是原始人有意掺锌制成的合金黄铜，而应是利用铜、锌氧化共生矿矿石在木炭燃烧下冶炼出的产品。

这些来自远古的铜器遗物还告诉我们，这时铜已经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尤其是生产领域，但范围很有限，而且只是一些小件手工器具，挑起大梁的还是石器。在原始铜器中发现了不少铜锥。《管子·海天》将锥与斤（斧）、锯、凿并列为古代人的四大工具，锥的进入生产领域应该看成是一件大事。此外，铜器还有以斧、刀、匕等形态出现的，这也应该受到充分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黄铜也被远古的人类用来作为日常用品的，如镯、指环、镜等，也有制成乐器的。这证明，铜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和重视。不过，由于当时的冶炼技术还十分低劣，黄铜的坚韧度、硬度都还比不上石质器具和骨质器具。这种种弱势，决定了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唱不了主角。

在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在范文澜著和郭沫若著的《中国通史》中，以及在周一良、邓广铭、唐长孺、李学勤编著的《中国历史通览》中，都没有提到铜石并用时期，只有在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专列“铜石并用时代”，并标出时间概念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这是从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的一个过程时代。至于这种划分是否妥当，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良渚人耕耘之谜

良渚文化所在地在古扬州境内，《吕氏春秋·有始览》：“东南曰扬州，越也。”史传太伯奔吴，越人为夏少康庶子无余的后裔。越地江湖甚多、物产富饶，无佘的后裔们在这原称为“荆蛮”的地方，发展了稻作农业，开拓了一片文明的新天地。在良渚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犁，正是稻作农业相当发达的反映。

正当黄河流域的耕作农具长期徘徊于石铲、石耜、石锄的时候，后起的被称为“荆蛮”之地的越地，却跳跃式地从锄耕农业一下跃进了犁耕农业，为我国的稻作农业拓展出一片新天地。

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告诉人们：早在距今4000来年前，吴越地带的先民已经十分普遍地使用犁铧、破土器和耘田器。由于这些农业器具的运用和推广，使这一带的农业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石犁形体呈扁薄等腰三角形，犁尖夹角大约为40°～50°之间，两腰有刃，中部有一至三孔。小者长仅15厘米，大者长近50厘米，后端略平或内凹。在制作上，应当说是十分精巧的。

这种石犁确切地说只是犁的工作部分铧，而这种犁铧必须固定在犁床上，才能真正工作。犁床由两部分构成，下为垫木，上为木板，石犁头嵌装在二者之间，在穿孔处以木钉固定，而石犁仅刃部外露。这样安装是为了保护石犁，使其不易折损，又便于更换犁头。另外宽大的木犁床在水田中有一定浮力，耕作时更方便更省力些。犁床又与犁柄相连，其上装有长辕。

同以往锄耕农业相比，犁耕可以节省体力，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良渚文化地区水网密布，沼泽甚多，其中常丛生芦苇和其他杂草，要把这些土地辟为农田，必用犁铧及破土器，才能将芦苇的根部挖除，杂草也才能斩草除根。再说，土地经犁翻耕后，土壤松软，减少了病虫害，对地力的恢复极为有利。犁的出现，为开垦荒地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也为条播和中耕技术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犁对于农业之功可谓大矣！

有了犁，就有犁耕，那是没有问题的。但犁耕的牵动力是什么？这方面答案并不相同。

郭文先生编著的《文明的曙光》一书断言，“最初的犁是由人力牵动的。”不少相关著作几乎都这样认为。有些史著还作了充分的想象，认为当时的犁耕一般是由一人扶犁把，两人用绳索在前面牵引。

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的。在犁发明的最初阶段，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来。但是，实施一段时间以后，人们一定会发现，这样三个强劳力的犁耕，还比不上三人独自操作的耒耜耕作效力高。实际上，如果坚持以人力牵引，犁耕的优势也就发挥不出来了。

应当说，犁耕本就是为畜力牵引耕作而产生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畜力的使用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之一。”（《资本论》）可以相信，这一“最古老的发明”是产生于原始社会的。

水牛在南方的驯化，至少已经有了7000年的历史。在彭头山文化遗址，就发现了完整的水牛骨骸，虽然学者难以据此判断是肉牛还是役牛。在江苏吴江梅堪遗址还出土了7具完整的水牛头骨化石。在附近太湖流域也发现了不少水牛遗骸。我们不禁要问：人们如此热中于牛的饲养，难道只是为了食用吗？牛的力大无比，牛的温驯（虽然在特殊情况下要发牛脾气），本身就为它的成为耕田的牵引力创造了一切必要条件。良渚文化和吴江等地的古文化同在太湖流域，他们有了几千年的养牛史而不知将牛用于耕耘，那实在不可理解的。可以比较肯定地说，良渚地区石犁的出现，已足以说明时人使用畜力牵引耕地了。

附带说一句，这畜力可能不仅指牛，还可能指犬。在良渚石犁中，最小的只有15厘米长。如此小巧的石犁显然是不适宜于牛耕也不适宜于人耕的，惟一可作解释的是以犬来牵引石犁，可名之为“犬耕”。

塘底巨大洞窟之谜

浙江凤凰山南麓有座低矮的小山包。登上此山包南望，只见江水滔滔，风光无限。山包的临江处，星星点点地散布着大小不一的许多方形水塘。这些水塘深不可测，即使在大旱之年也不见浅，俗称“无底塘”。就在这“无底塘”下面，埋藏着重重叠叠的谜团，有待人们去解开。“无底塘”只是一种久远的传说，它究竟是否真的“无底”？谁都说不清楚，长久以来，恐怕谁都不想去弄个水落石出。

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偏有人想对此弄个明明白白。小南海石岩背村的四位村民突发奇想，集资一万多元，借来四台水泵，想抽干池水，看看池底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

抽水抽到第四天，水平面才开始向下伸展。第四天晚，从池的左侧出现了向下伸展的台阶。

抽水抽到第九天，水平面上突然显露出了两个鱼尾状石柱。

抽水抽到第十七个昼夜，才将一个“无底塘”彻底抽干了。“无底塘”下竟是一个人工开凿而成的、由四根巨大的柱子支撑起来的大洞窟！

如果一个方形水塘就是一个人工建造的洞窟，那么，在这里，这样大大小小的洞窟至少有二十四五个。

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气势恢宏、构造奇特、谜团丛生的石窟群。

这是天然石洞吗？不是。石窟的四壁，平整笔直，棱角分明，凿痕鲜明。窟顶一无例外地呈45度斜角展开，从约20平方米的洞口向下倾斜。洞顶、洞壁相接处呈弧形展开，凿痕均平如刀削，纹理匀称细密，道道凿痕整齐排列，极像是机械加工而成。然而，在远古时代，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械手”的。

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石窟都是一个设计。石窟大小不一，但基本格调都是一致的：有一个20来平方米的洞口，缘阶而下，才是石窟本身。石窟本来并不存在，经人工开凿才成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个样子，在开凿过程中，保留了大小不一的四五根柱子。柱子小的外围一米都不到，大的则四五个人才能合抱。洞口一律向南，或西南向，这样太阳一出来，阳光就可以照到洞内了。洞窟小的有数百平方米，大的有上千平方米。在每一个洞窟内，均“半砌半凿”出一个深5～6米、面积在20余平方米的“水池”。此“水池”除了食用外，更有何用，不得而知。

从“无底塘”石窟的古拙神秘的石刻图案看，这是远古人类的居住处。在石窟图案中，分别雕刻着一匹马、一只鸟、一条鱼。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取自水（鱼）、陆（马）、空（鸟）三维的生活资源呢？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一般来说，马的家养还是比较晚起的。在南方的浙江而不是在黄河以北，发现马的石刻图案，是否意味着当时马已被南方人熟悉了呢？至于在洞窟中见到的石壁上长达数米、深达5厘米的发散状线条图案代表着什么一个意思，恐怕只有居住过一种洞窟的原始人自己心知了。

这里还有许多说不清、理还乱的谜团。

谜团之一：为什么这些洞窟深深地埋在“无底塘”的水下呢？是原先埋在水下的，还是后来由于某种变故而埋入水下的呢？看来正确的答案只能是后者。人非鱼类，怎能入水而生存。再说，如果当时就在水下，何必还要在石窟中凿一20来平方米的水池呢？

谜团之二：这些原始人是始终住在这些洞窟中的呢？还是在平时上另有住处？只是在有某种特殊需要时才进入洞窟的？结论也该是后者较为实在。但是，在附近的考古证实这些结论前，假设只能是假设。

谜团之三：现在，在“无底洞”诸多洞窟中，只在其中心部位开启七个石窟。这七个石窟离开或远或近，有些相邻的石窟壁距竟只有半米。这七个石窟排列十分神奇，呈北斗七星状。这以地文印证天文的现象，又在说明着些什么呢？这些都很值得研究。

“人面鱼纹盆”之谜

渔业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有“庖牺师蜘蛛而结网”（《抱朴子·对俗》）、“芒作网”（《世本》）、“蛛蝥作网”（《吕览·异用》）等种种说法。当然，上述那些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真正学会结网的应该是人自己。从半坡遗址中出土的“人面鱼纹盆”也许能给我们传递人类渔业生产活动方面的某些新信息。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这里不像江南一带一样有着密集的河道，但是从出土的种种材料看，他们对渔业有着十分浓郁的兴趣。在他们发明的举世闻名的彩陶上，绘有鱼、鱼纹、鱼网。甚至可以说，鱼纹是半坡的标志。在众多鱼纹陶制品中，“人面鱼纹盆”是最有名的一件。“人面鱼纹盆”的图案是这样的：在该盆内底部绘有一条大鱼，鱼旁绘有人的脸型，有趣的是，人脸上的两耳是以两条鱼来表示的。两条鱼的鱼嘴正对人的双耳穴，好像是要游进人的耳中去似的。人面的嘴微张着，两条鱼从嘴角的两边插入，似乎要游进人的嘴中似的。人头下部的空间中也隐隐然有鱼在跃动着。人的头上戴有尖顶的饰物，仔细辨认其实也是一条鱼，但又与一般的鱼形不同，给人以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

应该怎样读解这“人面鱼纹盆”的图案呢？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有种种解释。

有人认为，这种图饰可能与半坡人的原始信仰有关，鱼可能是半坡人崇拜的一种图腾，用以祈求捕鱼丰收。图腾一词为英语totem的音译，源出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原始社会中，人们以某种自然物的图形作为本氏族的保护神和标志，这就是所谓图腾。说鱼是半坡人的图腾是完全可以加以考虑的。还有人以为此图案表示了一种生殖崇拜。鱼的繁衍力要比人强得多，一泡鱼子就可长出成千上百条鱼，半坡人希望自已像鱼一样繁殖更多的后代，于是就在陶盆上画出了一个被鱼所包围的人头。上述种种分析，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半坡人大人面鱼纹盆量的以鱼、鱼纹、鱼网为题材的画作中，除了浪漫的想象外，更多的反映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写实情怀。他们白天从事农业劳动或渔业生产，晚上回到家中后就将自己的想法绘描在陶制品上。就连那“人面鱼纹盆”也该是写实的。两条相对游进嘴里的鱼，正好反映了半坡人鱼食品的丰富，而两条相对游进人面的耳穴中的鱼，表明了鱼的信息充满了半坡人的耳穴。

在半坡遗址中，出土的箭镞最多，计300余件，其中半数为骨镞，还有石镞。箭镞用来射杀鱼类，是捕鱼的有力工具。此外还有大量的鱼钩、鱼叉，可见从陆上向水中进击的捕鱼工具在当时已经很发达。从鱼到人面鱼人格化过程示意图

鱼网是不可能留存下来的，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半坡人当时已经能结网捕鱼了。在半坡遗址中，发现有200多件石网坠。石网坠的作用是使鱼网撒出以后能很快地沉入水底，不让鱼有漏网的可能，这在捕鱼业发展史上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有意思的是，在离半坡不远的宝鸡出土了一把十分生动而古绌的船形壶，在船形壶的壶身上，画有许多鱼网。这是船与网的结合，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当地的人们已经在当时懂得驾船远航，撒网打渔了。这就更是渔业上的重大进步了。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的渔捞活动大发展的时代，渔业的发展为人类开辟了一个重要的生活资源。据考古统计，当时原始人食用过的水生动物遗骸有50多种，还有各种贝类、蟹类，还有鲨、鲟、鲤、鲫、鲛等，还有包括各种龟、鳖乃至鳄鱼在内的爬行动物。北方的人们如此，南方的人们更如此。鱼类进入远古人类的庖厨，不只丰富了人们的食物内容，对人体质的改善也大有作用呢！

史前“发明”物器的形状之谜

任何的发明创造都离不开数和形。世界是由数和形组合而成的。在探究远古时代先民的发明创造时，创造的物器的形状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为什么先民的制作都是呈圆形的呢？对“圆”的情有独钟又说明了什么呢？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看，史前时期的几乎所有的创造，从外部形态看，都莫不与圆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丁村和许家窑出土过许多的石球，它们显然不是自然形态，而是人工加工而成的。山顶洞人作为装饰品的是一颗颗小圆石子。仰韶文化中的房屋基址平面，有许多是比较规则的圆形。陶器的形状几乎全部是圆形的。至于玉器，包括环、佩、璜、琮、璧等，都是圆形的。在辽宁喀左东山嘴出土的“地母像”，就完全是一个个圆的组合了。襄汾丁村出土的石球

在原始人的制品中，我们看到了极其丰富的圆的制品，有的虽不能做到十分的“圆满”，但也深深地渗入了圆的意识。

为什么原始人崇尚以至痴迷于“圆”呢？众多专家都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林少雄先生在《人文晨曦》中的解说则较为完整和有说服力。

其一，圆形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比如各种树木的枝干剖面，植物的果实，其中大多数是圆形的。特别是史前时期普遍繁生于华夏大地的形状各异的葫芦，在外形和功用上给人的发明以直接的启迪，成为人的种种发明创造的最佳范本。可以说，考古发掘所发现的葫芦形容器是大量的，它实际上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写真式的创造。当然，不只是植物，动物的身躯、蛋、巢穴，也都是圆形的，对人也有启示作用。阳高许家窑出土的石球

其二，圆形也是人体特有的生理结构。不仅人的躯干是圆的，而且人体的各器官多呈圆形，比如人的头、眼球、鼻孔，张开着的嘴，女性的乳房等。也许，在潜意识上，喜爱圆形正好反映了人体的一种生理本能，是对人自身体态的一种满有情趣的描摹。

其三，圆是自然界天体宇宙中的一种普遍存在形态。包括我们居住的地球在内的我们能看得到的日、月、星、辰，都是圆形的，不仅如此，它们的运行轨道也是圆的。原始人以圆为意象进行自己的创作活动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从这点上讲，原始人本身就是不俗的艺术家。彩陶中所表现出的各种各样的“圆”

圆，代表着一种天、地、人合一的宏大观念。中国的创世说认为，宇宙初创时，“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鸡子”者鸡蛋也，像其圆形。在中国的远古时代的先民看来，宇宙本身就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大“鸡子”，由是观之，人所处的世界的的确确是一个圆的世界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摇响器1.桂花树出土　2.三元宫出土　3.朱家嘴出土　4.薛家岗出土　5.屈家岭出土　6.易家山出土　7.薛家岗出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摇响器1.姜寨出生　2.土谷台出土　3.寺洼出土

既然人处身于一个圆的世界中，那么，在长期的文明发展中也必然会形成“圆”的理念。中华民族，这一民族的每一位黄帝子孙，他们在“圆的文化”中发展着自我。这种“圆的文化”可以说是渗入到每个人的骨子里的。中国人做人强调“圆和”，办事追求“圆满”，处置人际关系要求“圆通”，说话力求“圆活”，连吃的糯米团也被称为“圆子”，男女结婚则叫“圆房”，舞台上演戏也要追求那么个所谓的“大团圆”。我们说的“圆文化”确确实实是渗入到了我们民族每一个成员的每一根毛孔之中的。火烧沟陶埙众多的东器奏出了史前时代和谐悠扬的旋律1.采集品　2.M226出土　3.M193出土

井文化之谜

关于井的发明，在我国的文献中有种种说法。

根据《史记》的说法，是舜发明了井。舜的父亲瞽叟，是个不太讲理的人。舜母死后，瞽叟娶了后妻，又生了个儿子。“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为了杀舜，“瞽叟使舜穿井”，试图让舜下到井底的时候“下土实井”，把舜杀死在井下，哪里知道舜是有先见之明的，打井时同时打了条地下通道，井被填死时他早就从地下通道逃出来了。这样，井就被舜发明了出来。《吕氏春秋·勿躬篇》的说法是“伯益作井”。伯益是舜时东夷的一位部落首领，相传他是助禹洽水的最大功臣。后来，禹当政时曾想把位置让给他，他怎么也不肯，二人相持不下，最后伯益避居于箕山之北，并在民间发明了井，造福于世人。

上面都是史书上记载的关于井的发明的故事，时间都说是在舜的时代。看来，这大致上是正确的，从考古发掘资料看，井的发明的确在大约5000来年以前。

在苏州城东15公里的独墅湖一带，这里在远古时代曾经是水草丰美、人口稠密的地方。就在独墅湖的湖底——当年是一马平川，在仅3.2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发现了近百口土井。据考古分析，这些土并存在于5500年前，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古井群。

在这些古井群旁，还发现了大量制作精巧的黑皮陶罐，每一陶罐顶部有两个小洞，可能是为了便于携带，也可能是为了穿上绳可打水。

在河南汤阴白营发现了一口约4500年前的古井。此井深达11米，可称得上是深水井了。井壁用木棍自下而上层层叠起，累计有46层。木棍交叉处有榫，使两根木棍之间能固定起来，对保护井壁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上往下视，木棍层层相压，成“井”字形，由此可见当时井字造字时是像实物之形的。

在汤阴白营古井的不远处，有陶窑，并有水沟通向窑边。

在汤阴白营古井底部有不少陶制水罐，罐子上有绳络的痕迹，可见那是汲水陶罐。

其他，在河北邯郸涧沟、河南洛阳矬李、江苏吴县澄湖等处都发现有5000年前的古井。

古井的发现纠正了人们的一个长期形成的观念，即以为井的发明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其实那是不确的，至少是不完全正确的。从古井的实际情况看，井的发掘主要还是为了陶器制作。陶器制作需要大量的水，而水源往往是个极大的问题，尤其在我国北方。于是，我们的先民想出了掘井一法。有了井，又有了泥，那么制陶就随处可行了。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河北邯郸涧沟的井为土井，建于陶窑附近，并有水沟通向窑边的和泥坑，看来是为制陶时淘泥用的。”苏州独墅湖的古井旁有着同期的大量陶器，看来以井水制陶也是势所必然的，不然；在3.2平方公里的小范围内，食用水说什么也不用百来口井。

当然，我们并不排斥井水的食用价值。《周礼·地官》有言：“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社区就是以井为基本单位的。九家人家（九夫）共用一口井，有四口井就组成一个村邑。有三十六家人家共用四口井，组成一个村庄，一切也都可以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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