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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 马克·布莱克 / Mark Blake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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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想人生：皇后乐队传试读：

你跟那个死基佬讲，这将是有史以来最牛逼的事情。

——鲍勃·格尔多夫说服皇后乐队

参加“拯救生命”（Live Aid）援助非洲大型慈善

摇滚演唱会

你好，世界！

——“拯救生命”温布利球场现场，观众打出的横幅

我必须要赢得观众的心，这是我的责任。那完全是一种掌控的感觉。

——弗雷迪·莫库里，1985年

1985年7月13日，正值老牌摇滚明星们日子不太好过的时期。他们很多成名于六七十年代，眼下靠往日的辉煌和粉丝的非理智崇拜度[1]日。因为世界上还没有摇滚明星退休这种事，彼得·汤申德年轻时的使命宣言“希望我在变老前死去”就显得十分应景了。

这一天，“拯救生命”大型摇滚演唱会在美国费城和英国伦敦同时举办，各个年代的乐手们齐聚一堂。演出的共同目标是为埃塞俄比亚的饥荒赈灾筹集善款，但实际上还有另一层意义：仅在伦敦温布利球场就聚集超过8万观众，全球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电视直播，无论演出好坏，都有超过4亿人实时见证。在观众捐款总计1.5亿英镑以帮助非洲饥民的同时，表演者们或许会成就美名，也可能颜面尽失。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全球观众将看到准备不够充分的鲍勃·迪[2]伦、未能激起人群热情的齐柏林飞艇乐队，以及宛如两只孔雀抖动[3]尾羽般争奇斗艳的米克·贾格尔和大卫·鲍伊。“拯救生命”将成为彼时还是新人的麦当娜、U2乐队职业生涯中的关键时刻，但对亚当·[4]安特、霍华德·琼斯或汤普森双子乐队的青史留名就没什么帮助了。[5]即使是对当时极受追捧、已拿到多个白金唱片销量的恐怖海峡乐队和菲尔·柯林斯来说，也不会有比这更大的盛事了。

群英荟萃的演出阵容中，有一支成立至今已有十四个年头的摇滚乐队。乐队的成员都是千万富翁（作为全英国赚得最多的公司董事，载入1982年吉尼斯世界纪录），他们已经拿下数量多到令人生畏的金曲和热门唱片，其风格不断变化，包含摇滚、流行、放克、重金属等等，甚至还有福音音乐。虽然有超凡的现场演出名声在前，但就算是他们最死忠的粉丝也预料不到今天会发生什么。

下午6点44分，乐队上场前，由喜剧明星梅尔·史密斯和格里夫·瑞思·琼斯串场报幕。史密斯扮成一个打官腔的警官，琼斯扮成他的倒霉搭档。相声很简单，官方对“屁民”，两人的段子——“有人跟我们抱怨（这场演出）噪声太大了……这位女士住在比利时”——有助于活跃观众气氛，不过他们几乎被身后演出的工作人员最后调试设备的声音淹没了。终于，史密斯摘下警帽夹在腋下，站好立正，像行礼一样有请“女王陛下……皇后乐队！”。

事后采访时，“拯救生命”的组织者鲍勃·格尔多夫会试图去描述这四个天赋异禀的人。在“拯救生命”的舞台上，正如格尔多夫所说，他们看起来“是你能想象到的最不像摇滚乐队的样子”。

约翰·迪肯（格尔多夫称他为“缄默的贝斯手”）让自己站在舞台的后部，靠近鼓台的地方。尽管顶着明星才会有的一头蓬松卷发造型，他看起来似乎更像本来要成为的电子工程师——假如没搞音乐的话。那天早些时候，参加演出的乐队站成一排与前来观看“拯救生命”[6]的王室成员威尔士亲王和王妃见面，电视机前成千上万的皇后乐队粉丝很困惑，为什么本该站着约翰·迪肯的地方，却站着一个可能是他们巡演工作人员的路人。“我太腼腆了，不敢去见戴安娜王妃。我觉得我要出丑的。”他后来承认，确实是派了自己的工作人员斯派德代班。

布莱恩·梅，他那又瘦又高、微微驼背的“祈祷的螳螂”体格和浓密卷曲的黑发（“嬉皮士吉他手”，格尔多夫说），似乎从乐队创立起就没有变过。梅的摇滚吉他英雄形象下带着一股自然而然的学术气质，对于这位理科学士、曾经的数学老师来说，吉他演奏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年轻的时候，他会像个网球运动员争取赛末点一样，在专注的时候对自己低声碎念。

与此同时，你可能会想，罗杰·泰勒的工作生涯都在一堆架子鼓后面度过，他是否会感到沮丧呢？拥有那么漂亮的金发和秀美的容颜（为此他曾经留过胡子为了不让别人再误会他是美女），私底下喜欢开跑车和泡模特，泰勒无疑是乐队里最像明星的人了。最近几年，他的低音大鼓鼓皮上印着一张自己的脸部特写，即使你买最便宜的座位都不会错过此场景。虽然泰勒本人经常坐在鼓的后面不被看到，但他却不可能不被听到：他那独特的、沙哑而高亢的伴唱是构成皇后乐队声音的重要元素。

不过，无论三位队友在接下来的二十二分钟里做什么，那位被格尔多夫称为“惊世骇俗的主唱”的弗雷迪·莫库里都将成为全场的中心。最初，莫库里曾是一朵华丽摇滚的繁笺花，现在却大大不同。他[7]剪短的黑发光亮服帖地梳往脑后，曾经由桑德拉·罗德斯为他设计的飘逸绸缎戏服，换成了简单的白背心和紧身的浅白色牛仔裤。

多年来每次谈到性取向时，莫库里总是和媒体捉迷藏，但这时他的形象显然是美国同性恋圈流行的“卡斯特罗款”造型。点睛之笔还包括箍在右手上臂的一个铆钉臂环，以及标志性的上唇一字胡须——几乎正好掩盖了他稍微突出的牙齿。莫库里轻快地跑步上台，略显夸张的步态仿佛是一位正在追赶公交车的芭蕾舞者。

也许放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音乐行业大咖或真人秀评委很难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三十八岁中年男人作为世界级巨星的概念。然而，在未来的很多年里，莫库里都拥有着超越时代的、与现在的后起之秀们旗鼓相当的共同点。在“拯救生命”发生的许多年前，那个怀着音乐梦想的艺术生，原名弗罗可·保萨拉的年轻人就告诉任何愿意倾听的人，他“总有一天会当明星”。当时几乎没人相信他。

尽管乐队一直保有坚定不移的自信，他们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次来的观众并不都是他们的乐迷。于是，一些同行采取的草率做法就不是他们的行事方式了。他们进行了四天的密集强化排练，按每个乐队只有二十分钟的设定充分利用到最后一秒，并且精心挑选歌曲，以获得最大的冲击效果。上场快速地巡视一圈之后，弗雷迪·莫库里坐到了舞台左边的钢琴前面。他弹出《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的前奏，观众立刻沸腾了——还有比这更适合开场的吗？——他的双手花哨地交叉，弹出曲调中的两个高音。第一句歌词刚刚吐出，观众再次热烈地和声回应。尽管钢琴上并未装饰着烛台，而是摆放着印有百事商标的纸杯和装着淡啤酒的塑料杯，但也不会破坏这首歌曲中那丰富的戏剧氛围。无所畏惧且处于巅峰状态的弗雷迪，一开口就把这首歌推到了极致，如同传递一个让世界震颤的重要讯息。今天，“拯救生命”将属于皇后乐队。

其他乐队成员也加入进来，伴随着梅的巴洛克式华丽吉他独奏，毫无预兆地，莫库里突然站起，《波西米亚狂想曲》在第一个渐进高潮、激起的热情还未消退时故意中断。

弗雷迪的巡演工作人员彼得·辛斯进入视野，将主唱那具有高度辨识性的道具递给他——带有半截麦克风棍子的话筒。莫库里沿着舞台边缘踱步，挥舞着拳头，噘着嘴，高昂着头。在他身后，泰勒打出了《收音机嘎嘎》（Radio Ga Ga）的鼓点前奏，这是皇后乐队去年排名第二的金曲。它的配乐使用了时下流行的合成器和电子节拍器，正好和纯乐器的《波西米亚狂想曲》相反。

这首歌的歌词表达的是对当下收音机电台现状的不平，以朗朗上口的副歌润色。它的宣传视频借鉴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科幻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的场景，对歌曲销售帮助不小。此刻，第一段副歌响起时，观众模仿着视频中的场景，成千上万的手臂在头顶翻飞，整齐地击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样的场景。”布莱恩·梅后来感慨道。

从这段起，乐队已然逆天。莫库里开始了他的观众调教，变换着调子和观众进行了一唱一应的对歌，然后接入下一首《一锤定音》（Hammer to Fall）。一首也算是金曲的歌，具有画面感的重金属风格就是为温布利这样的大体育场而准备的。布莱恩·梅明显放松了不少，他挥手扫弦；莫库里此时直接与台上的摄影师玩起来了，他搂着摄影师转动还对着镜头扮鬼脸，之后又绕着吉他手走动，像斗牛士在挑逗公牛。过一会儿，梅滑步移开后，莫库里对着观众面露坏笑，套弄起麦克风来，现在这玩意正搁在他的胯部位置。

看起来，弗雷迪更像一个淘气的高中男生，而不是健壮的摇滚巨星，他眼中闪烁着调皮的光芒，表明他并没有真的把自己和这些玩闹当回事。“拯救生命”肩负着重要使命，但很多明星的随意表演导致今天的温布利球场出现不少令人皱眉的时刻。然而，似乎在皇后乐队表演时却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明白，‘拯救生命’其实就是一个全球点唱机，”格尔多夫说，“而且那位弗雷迪可会当着全世界的面风骚了。”

舞台上的皇后乐队可能已经品尝到胜利的滋味，但幕后却另有故[8]事。他们并没有参与1984年11月“乐队援助”慈善单曲的录制，很多伟大的、优秀的（和不那么优秀的）音乐明星合力做出这张唱片以帮助埃塞俄比亚筹款。“当时我们都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呢。”莫库里后来说。现实情况是，那时候他们刚刚结束了在南非太阳城的巡演，这场表演因为政治原因被黑得一塌糊涂，皇后乐队正处在重启全球巡演之前闭门疗伤的阶段。

此外，虽然乐队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常常会产生录音室里的灵感碰撞，但到了1985年，用罗杰·泰勒的话说，皇后乐队已经“审美疲劳”了。鼓手的直白评价“我们乐队甚至比我们的婚姻都持久”并不能避免这场“婚姻”也有触礁的时候。毕竟年复一年的巡回演出、音乐创作，以及一直需要的相互包容，是要付出代价的。

皇后乐队最近的一张专辑《作品》（The Works），恢复了一些在1982年《白热空间》（Hot Space）后失去的势头，后者偏向舞曲且明显地缺失吉他，算是一张走得太远的实验专辑。皇后乐队的星光有些暗淡，尤其是在美国。当时出现了数不清的问题：与美国唱片厂牌的争执；缺乏电台播放推广；弗雷迪身边的人带来的分裂影响；以及单曲《我要挣脱一切》（I Want to Break Free）的宣传视频中，皇后乐队四个人穿女装出镜（在英国很受欢迎，在美国却并非如此）。

梅、泰勒和莫库里都制作了个人专辑，尤其弗雷迪的首张个人专辑就是在“拯救生命”前两个月发布的。脱离了被布莱恩·梅称之为“母舰”的乐队，他们都还没能塑造起成功的单飞艺人形象。原本皇后乐队的计划是参加完“拯救生命”后就休息，至少五年内不巡演，也有可能再也不演出了。

事后，“拯救生命”的推广商哈维·高德史密斯公司会庆幸，皇后乐队没有要求在某个更晚一点、似乎更压轴的时间上台，但其实这是乐队有意为之的。很多年前，在等待皇后乐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布莱恩·梅曾目睹了大卫·鲍伊在舞台上化身为“Z字星尘”（Ziggy Stardust）的一面，他无比嫉妒，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轮到自己的乐队打出名头。后来，皇后乐队曾和艾尔顿·约翰共用一个管理团队，争取着属于他们的关注度。今晚，鲍伊和艾尔顿都将在皇后乐队之后表演，给了乐队先于这两位出风头的机会。同时，皇后乐队选择在傍晚演出，正是美国早晨同步直播开始的时间。《一锤定音》后，莫库里第一次停下来休息片刻。他将一把白色吉他挎上肩头，向着人群致意：“下一首歌，献给今晚在此的，美丽的人们。”他告诉观众，“意思就是你们所有人。谢谢你们前来，制造了这个伟大的时刻。”

音乐气氛再次激昂。乐队已经表演了被布莱恩·梅称作“伪歌剧”的《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子流行乐《收音机嘎嘎》和重金属乐《一锤定音》，是时候来一首近似乡村摇滚风、欢快的1979年金曲《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莫库里宣称他是在泡澡时突发灵感写的这首歌。歌曲结尾处，弗雷迪不再拨弹吉他，他把它取下指向前方，又握着琴颈举高至背后，逗着观众玩，好像他只要不互动就浑身不舒服。

现在进入最后的高潮部分，罗杰·泰勒敲出《我们会震撼你》（We Will Rock You）那铿锵又熟悉的鼓点，第一段副歌莫库里直接抛给观众由他们大合唱。早于皇后乐队一个半小时上台的U2乐队曾进行了夺人耳目的表演，但此时有位粉丝的U2横幅似乎举得不是地方了。梅以电吉他失真音快速结束《我们会震撼你》，莫库里已回到钢琴旁边。

皇后乐队的《我们是冠军》（We Are the Champions）总是能让最激烈的批评家都无话可说。写于1977年的这首歌里的那种大无畏情感——更大、更好、更多，还有输家去死——与当时流行的音乐情绪不一致。那时，唱着颓废现实生活的年轻一代的朋克乐队，就是要将皇后乐队这种类型赶下王位。“拯救生命”的观众里，有些人可能在今天之前从来都不算皇后乐队的粉丝，丝毫没有在意这种所谓的对立。《我们是冠军》是一首堪比好莱坞大片的歌曲，就像去年的《终结者》（Terminator）或者一年后的《壮志凌云》（Top Gun），它是一个逃离世俗的幻境。没有比它更适合结束皇后乐队演出的曲目了。

大卫·鲍伊、艾尔顿·约翰和保罗·麦卡特尼都将在皇后乐队唤起的热潮后进行表演，他们的努力可算是徒劳了。在短短的20分钟里，这支完美的大型体育场演出级别的摇滚乐队，展现了从歌剧摇滚到电子流行，从重金属摇滚到乡村摇滚再到力量抒情歌曲的全范围音乐：每一首歌都引起轰鸣，每一首歌都能被立刻辨识且具有过耳不忘的感染力。这场难忘的表演将对乐队本身产生持久的影响。“‘拯救生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剂强心针。”罗杰·泰勒说。所有休息、疗养计划全部搁置，坎坷的“婚姻”似乎回到了正轨。不过，也如弗雷迪·莫库里所说：“如果你能体会到我获得的那种成功的美妙，你是不会想很快放手的。”注解：[1]　彼得·汤申德是六十年代成立的著名摇滚乐队谁人乐队（The Who）的吉他手。（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2]　英文名为“Led Zeppelin”。[3]　详见歌曲《大街上跳舞》（Dancing in the Street）视频。[4]　英文名为“Thompson Twins”。[5]　英文名为“Dire Straits”。[6]　即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7]　Zandra Rhodes（1940—　），著名英国设计师，时尚界教母级人物，尤其长于设计女式时尚服装。[8]　Band Aid，当时录制了一首单曲《他们是否知道圣诞已至？》（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1]第二章　你体验了吗？

弗雷迪·莫库里很大意义上是他的自我创造。他造就了他自己。

——罗杰·泰勒

就算在我最狂野的梦里，我也绝对想象不到布莱恩·梅这样的人是摇滚乐手。

——弗雷迪·莫库里

罗杰·泰勒就是摇滚界的小飞侠彼得·潘。

——布莱恩·梅

1964年，圣诞节，距离喧嚣的伦敦希斯罗机场片区仅6英里处的[2]艾尔沃思工艺学校里，学生剧团正在舞台上进行期末演出。今天演的是阿诺德·威斯克的社会剧《厨房》（The Kitchen），讲述了一桩发生在年轻主厨和已婚女服务员之间不被允许的情事。

剧中的门童迪米崔，一个来自塞浦路斯、因工作卑微而失意的角色，由名叫弗罗可·保萨拉的美术基础课程班十八岁学生扮演，大家[3]都管他叫“弗雷德”。保萨拉是个渴望融入集体、积极参加学校社交活动的人，他在同学中很受欢迎，凭标志性的夹克衫一眼就能认出他来：那件褐红色的法兰绒上衣他穿有点小了，是从他老家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带来的。在表演《厨房》时，弗雷德·保萨拉身上换了件白色的门童西装外套。他的道具是一把扫帚。

十年后，1974年12月28日的《流行音乐周刊》（Melody Maker）[4]封面标题叫作《皇后的圣诞致辞》。下面配着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莫库里的照片，穿着毛皮短外套的他看起来十分贵气，身旁飘洒着节日气氛的金箔，手里递出一杯香槟，头部边上的对话气泡里写着“干杯！”这一年皇后乐队表现上佳。《绝对心脏暴击》（Sheer Heart Attack）专辑取得榜单第二名的佳绩，而最近刚结束的巡演最后一场，巴塞罗那场的六千个座位在二十四小时内被一抢而空。

杂志内刊登了皇后乐队的采访，在某个前艾尔沃思工艺学校的学生眼里，这个弗雷迪·莫库里的照片看起来迷之眼熟。摄影师抓拍到了弗雷迪的习惯动作，他常常会收下唇以藏起凸出的门牙。尽管有摇滚明星的发型和服饰，这一点却直接把他暴露了。“当时我一下子反应过来，这不就是弗雷德·保萨拉嘛，”他的老校友说，“他嘴巴的那种不安的抽动是比他的褐红色外套还要鲜明的标志。”

弗雷迪在《厨房》里的表演应该算他的英国舞台首秀，几个月前他和家人才第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1946年9月5日，弗罗可·保萨拉出生于非洲温古贾岛上的桑给巴尔市，这个岛是桑给巴尔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十九世纪下旬成为大英帝国的保护地之前，桑给巴尔曾是非洲奴隶贸易的中心；后来它的主要产业变成了香料出口。

弗雷迪的父亲波密曾担任桑给巴尔高等法院出纳员，为英国总督服务。妻子婕尔来自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随丈夫到此地安家。两[5]个人都是波斯裔印度帕西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几百年前，大量帕西人逃至印度次大陆，以躲避在故乡波斯发生的迫害。在非洲桑给巴尔也有日渐繁荣的帕西人群体。小保萨拉出生的那天正好是帕西新年，而且弗罗可这个名字在帕西人宗教团体里特别流行。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未来的弗雷迪·莫库里接受[6]了传统的纳久特仪式加入拜火教，在古老的祷词和沐浴中受洗。

因为是高级公务员家庭，保萨拉一家在桑给巴尔市的老城区石头城享受着舒适的生活。家里雇了佣人，包括一个照看大少爷和1952年出生的妹妹卡什米拉的阿娅（保姆）。“按照桑给巴尔的标准，他家算是上层中产阶级了，”一个家里的朋友回忆道，“对于这个收入的人群来说，雇些额外的帮手是很平常的。他们不能算大富大贵，但波密拿的是英国殖民政府公务员的薪水，这意味着他能买得起英制奥斯汀微型轿车作为家用。”

弗雷迪本人会说他是在“被呵护着”的环境里长大的，他回忆起从前在坦噶尼喀近郊的达累斯萨拉姆，住在他叔叔的别墅里的优渥生活：“有仆人会来叫醒我。握着备好的橙汁，我一出门就是海滩。”事实上，弗雷迪的叔叔曼切肖·保萨拉曾在桑给巴尔电气电讯公司工作，也住在石头城。1974年接受采访时，莫库里也会阻止别人用“小时候养尊处优”这种说法，被问及个人生活时，他经常喜欢故弄玄虚：“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富裕啦，但我猜我给人一种看起来家境很好的样子。我喜欢这样。”

五岁的时候，弗雷迪上了当地的教会学校，他的音乐爱好初次闪光可能是在社交场合给家人和客人们唱歌。1955年初，他的生活将遭到第一次剧变。保萨拉家里觉得桑给巴尔提供的教育有限，于是将八岁的儿子送去了远在印度的一所寄宿学校。“我是个早熟的孩子，”莫库里说，“我父母认为寄宿学校对我有好处。”

后来，有记者问他为什么对波斯背景和印度那边的家族关系如此敏感，莫库里打断他说：“哎，你这个人，别问我这些。实在没什么好说的。”终其一生，他成年之前的细节都是模糊不清的。与早期所述不符的是，保萨拉家并没有举家搬到印度。只有弗雷迪独自一人坐船到了孟买，他的姨妈和姑妈家都在这座城市。

在印度上岸后，弗雷迪还要换乘火车往北168英里，到达在马哈拉施特拉省的新学校。根据记录，保萨拉于1955年在潘奇加尼的圣[7]彼得男子学校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这所学校成立于1902年，以传统的戒律治校，校训是拉丁文“Ut Prosim”（意思是“我愿获益”）。学校有着优良的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达到就读英式大学的标准是该校的优势。尽管它欢迎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学生，包括拜火教在内，但圣彼得学校本质上来说还是一所英国国教的教会学校。它沿用了英国公立学校的许多制度特点，如男孩子们统一住宿舍，学校分四个学院，弗雷迪成了艾什林学院的一员。1958年，保萨拉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在艾什林学院的朋友们就像我的家人。”他与真正的家离得如此遥远，被安排在这个学院已算是幸运。

比弗雷迪高一届的一个学生记得，他是一个“害羞、胆怯的男孩，不得不戴着一副看上去挺疼的牙箍”，有时候自然会遭到同学们的无情嘲笑。莫库里后来说：“当然会有种种被迫离开父母和妹妹的感受——孤独的感觉，被抛弃的感觉——但你又不得不去做。所以明智的办法是充分利用现状。寄宿学校教给我的一件事就是要自力更生。”

在圣彼得学校，弗雷德和苏巴希·沙阿成了好朋友。沙阿是学校里仅有的另一位来自桑给巴尔的男孩。“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我的父母认识他的父亲，但我们俩住在石头城时从未见过面。”如今沙阿回忆道。有时学校放假，在回家的漫长旅程上两个人会结伴同行。“我们一起坐过那艘船两次，它在塞舌尔、蒙巴萨岛、桑给巴尔停靠，最后开往南非。”为了打发船上的时间，两个孩子没完没了地打乒乓球，这时候的弗雷迪是乒乓球高手。“有一次，船长注意到我们一起坐船的孩子都是同一所学校的。”沙阿说，于是未来的弗雷迪·莫库里在这里经历了他的第一次升级。“我们大多数人都坐三等舱，但船长破例让我们加入了二等舱和头等舱的旅客中，于是我们可以享受特权和玩些更好的游戏。”

在另外那些不能坐船回家的假期，弗雷迪要么留在圣彼得学校，要么住在孟买的外婆家或者姨妈家，或者和学校的朋友待在一起。正是他的姨妈希茹注意到他可能有些艺术天分，给他买了一套油画颜料。她还发现他对音乐越来越感兴趣，就建议他的父母在学校给他报了一门钢琴课。在老师们的鼓励下，弗雷迪师从一位爱尔兰老钢琴家，根据当时一个学生的说法，这位教师“十分宠爱他”。

最初的几个学期下来，弗雷迪和艾什林学院的四名学生成了亲密的好朋友：布鲁斯·默里，法朗·伊拉尼，德瑞克·布兰切和维克多利·拉那。“我们那时听收音机里的流行榜单歌曲，”布鲁斯·默里回忆说，“有一档牙膏公司赞助的音乐节目，我们听完歌，弗雷迪就走去钢琴前一首首地演奏出来，居然弹得完全一样，他仅仅听过一遍而已。[8][9]他喜欢小理查德，‘胖子’·多米诺，克里夫·理查德……”苏巴希·沙阿补充说，“他对印地语了解有限，但他也能听印度歌曲，而且以某种方法在钢琴上再现相同的节奏。只要他愿意的话，他是可以非常专注的。”弗雷迪加入了大部分朋友都在的学校合唱团，这给了他们难得的机会，能与来自附属女校的女孩子们交流。“无论是印度教徒、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只要你能唱，你就可以加入合唱团。”默里说。

虽然本性害羞，但这个将来会成为弗雷迪·莫库里的男孩已经在圣彼得学校展露了他不止一面的戏剧表演天赋。在学校排演的十九世纪滑稽剧《烦躁之解药》（Cure for the Fidgets）中，他扮演一个医生，某次演出时被另一个演员不小心用剑戳到后背。他怒了，扇了那个同学一巴掌，冲下舞台。“他的性格中是有狂躁的一面，”德瑞克·布兰切回忆说，他把十几岁的弗雷迪的行为比作迪恩·马丁的搞怪喜剧搭档杰瑞·路易斯，“手乱舞，脚乱走”。

在潘奇加尼，男孩子们虽然被古典乐和印度音乐环绕，但西方流行乐才是他们的心爱之声。如布鲁斯·默里所言，“因为我们都想成为猫王。”在学校相处三年后，弗雷迪、布鲁斯、法朗、德瑞克和维克[10]多利组了自己的乐队，起名为狂热乐队。乐队占据了新宿舍附近的艺术教室，作为新手的鼻音和重击声让艺术老师感到很是分心。默里主唱，布兰切弹吉他，拉那打鼓，法朗·伊拉尼则模仿当时流行的[11]英国即兴摇滚乐，用一个茶箱、一根木棒加上一条金属线充当临时拼凑的单弦贝斯。弗雷迪负责弹奏学校的立式钢琴。

在一个极度缺乏真正乐队表演的环境下，狂热乐队成了学校各个系部的明星，表演时观众里还有隔壁女子学校来的热情粉丝团。“她们会站在前排尖叫，”德瑞克·布兰切回忆说，“她们听说现在外面世界的女孩开始在偶像面前这样做，她们也表现得一样。”不过这会儿弗雷迪很乐意让布鲁斯·默里成为焦点人物。“弗雷迪似乎一点也不像天生的主唱，”布兰切说，“他满足于默默地待在背景里。”“我是主唱，因为我是几个人里长得最帅的，”默里笑了，“我们[12]表演过‘沿海航行者’乐队的《吵吵闹闹》（Yakety Yak），很多[13]猫王的曲子，迪翁的曲子，可能还有一些瑞奇·尼尔森的。弗雷德虽然也唱唱和声，但他主要还是弹钢琴。他还有种在舞台上怪异的走步方式，有一点后来在皇后乐队的影子。我们从来没有在学校外面表演过，除了有一次，我去孟买看望我姑姑，在街上碰到了弗雷德。他到我家里来，我唱歌时他在一边弹钢琴。很多年过去，我姑姑还会问起那个‘弹钢琴的龅牙男孩’。”

狂热乐队表演时的老照片展现了一支典型的六十年代青少年学生乐队形象。标准的白衬衫、黑领带，笔挺的长裤，抹油的头发，有意识地和乐器一起摆造型；法朗·伊拉尼似乎要从他那笨重的茶箱上跃起，茶箱上用蜡笔模糊地涂着乐队名字。保萨拉看起来比他的队友们更没有明日之星的样子，他仍是个笨拙的男孩，因为口腔后部多长了四颗槽牙造成前牙外突，照片上笑着的他龅牙都露在外面。

布鲁斯·默里笃定地说没有人当着弗雷迪的面喊他“龅牙”（“否则我们会对付这些人”）。但其他人记得他确实是到处被叫这个绰号，[14]或者说，是苏巴希·沙阿印象中的“龅牙仔”（Buckwee）。同样地，布鲁斯·默里说大家都知道弗雷迪是他使用的英文名字，但苏巴希·沙阿记得在潘奇加尼他只用原名弗罗可。

十二岁那年，弗雷迪以优秀的学业成绩和体育成就获得了学校的年度青少年全能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成了能力不错的板球运动员（尽管他后来声称讨厌这项运动）、曲棍球球员和轻量级拳击手。在拳击台上，他的朋友们进一步见识到了这位同学的骨气和专注力。“我没跟他对打过，因为我们的体重级别不同，”沙阿回忆，“但是那些和他打过的人只能用技巧击倒他。因为牙齿的关系，他的嘴一旦被打到就会血流不止。所以为了保护自己，他会狠狠地攻击对手。”

布鲁斯·默里曾目睹了一场鏖战。“弗雷迪的嘴在流血，流得满脸都是。我是他的助手，站在拳击场一角拿着毛巾。我不停地说，‘你看，弗雷迪，放弃吧。你都受伤了’。但他是不会停下来的。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坚定的信念，看着你的时候仿佛能直接把你看透。后来我们在英国再次见面时，我又看到了这样的表情。那种‘去他妈的，我就要做’的神态……”

到了在圣彼得学校的最后一年，他的成绩下滑了。也许是因为音乐和艺术分散了精力，他现在的成绩只能算平均水平。弗雷迪还在世[15]时，官方的说法是他考过了“几门O-Level科目，包括英国文学、艺术和历史。”事实上，他在潘奇加尼并未通过任何课程。另一种分心的可能性是青少年的荷尔蒙作祟。弗雷迪有几个隔壁女校的好友，但没和她们中任何一个产生恋爱关系。当时的女校学生吉塔·巴茹恰（后随夫姓琼克斯）据说是他的第一个暗恋对象。“假如那时他真的喜欢我，他也没告诉过我，”吉塔在2000年的采访中说，“但那时候的生活真的很单纯，男孩和女孩就只是见个面，拉拉手。”

有老师回忆起当时比较让人惊讶的事情，是弗雷迪开始使用“亲爱的”称呼其他男生了，后来皇后乐队的成员都知道他有这个口头禅，但此时似乎已有一丝踪迹。根据一些人的说法，是有人曾取笑过他的娘气，但更多时候不是人们注意不到，而是如一个朋友所说，“弗雷迪就那样”。当时圣彼得学校的同龄人里，有人说他是明显的同性恋，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不明显。“我没看出什么迹象。”布鲁斯·默里坚持说。不过德瑞克·布兰切持另一种看法，他说：“圣彼得学校和其他寄宿制的公立学校一样，住校的学生，包括弗雷迪，在青春期来临时都要经历一段困惑期，身体开始产生和理智冲突的信号。”

各种关于弗雷迪·莫库里学生时代的传闻浮出水面，又自相矛盾，特别是在他去世之后。一个故事说他和学校里某个年长的男生交往过；另一个故事则说他是和孟买的一个男孩相恋。2008年，一位潘奇加尼的退休老师在接受《印度时报》（Hindustan Times）采访时提到，弗雷迪的一段同性关系被发现了，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他的父亲应该被通知到了，而且我敢说是感到非常失望。他家里几代人都保持严格的家教环境，而且琐罗亚斯德教是完全禁止同性恋的。”莫库里自己近乎揭露真相的一次是1974年接受《新音乐速递》（New Musical Express）杂志采访：“他们说的所有（关于寄宿学校的）事都是真的……有个古怪的男老师追过我。我并不惊讶。我迷恋上了一位男教师，愿意为他做任何事。”被问到他是不是“人人都想睡的漂亮小男生”时，莫库里说：“说来有趣，还真是……我应该是被当成基中翘楚了吧。”采访者以七十年代中期的说法问他是不是被“掰弯”了，弗雷迪回答说：“这么说吧，我也有过年轻青涩的时候。那种青春期男生的经历，同学之间的胡闹也有我的份儿，但我不会详述。”

1962年，弗雷迪离开圣彼得学校，回到桑给巴尔的家中。他在学校拍过的最后一张照片，展示了一个吊儿郎当的十六岁少年，斜躺在宿舍外面的长椅上。照片里，弗雷迪戴着一副大墨镜，竖起的额发梳得很有型。那年某个朋友的毕业签名簿上写着这样一段离别赠言：“现代绘画就像女人，如果你试着去理解她们，就不能好好欣赏她们了。——你永远的伙伴，F.保萨拉。”

1979年，弗雷迪的母亲婕尔把儿子的照片和其他纪念品捐赠给圣彼得学校，这可能是弗雷迪在多年以后最接近于重返母校的举动了。1991年他去世后，圣彼得学校向那些希望挖到更多弗雷迪·莫库里童年事迹的电视工作者和记者们敞开了大门。学校的大部分场地都保持未变；狂热乐队演出过的学校礼堂几乎还和五十年代时一模一样。甚至连他弹过的那架钢琴都没有动过，一直到2002年毁于一场火灾。

至于狂热乐队的成员，法朗·伊拉尼在孟买开了一家餐馆，作为“弗雷德·莫库里印度求学之旅线路”的一站，他会和前来歇脚吃饭的人们聊聊当时的故事；德瑞克·布兰切和布鲁斯·默里都搬到了英国——布兰切成了一个演员，演了无数七八十年代的电视剧，并参演了获得1985年奥斯卡提名的影片《欢乐洗衣店》（My Beautiful Launderette），默里进入了音乐管理行业。维克多利·拉那，狂热乐队的鼓手，后来从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毕业，于1999年被科非·安南任命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指挥官，之后成为尼泊尔陆军总监。布兰切和默里后来都会再次与弗雷迪相遇。不过另一位同时代的人回忆说：“我认为弗雷迪迫不及待地想要忘掉印度，进入他人生的下一个舞台。”

下一个舞台，是他回到家人身边，在石头城花一年努力完成学业。在这儿，他和苏巴希·沙阿又相遇了。沙阿因为有一门功课挂科，父母决定把他从潘奇加尼召回来：“弗雷迪走进教室，我很震惊，因为我以为他已经在渡过印度洋回潘奇加尼的途中了。但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他的父母把他从印度叫回来，我也没有问。”

在桑给巴尔就不会有什么“狂热乐队2”了。作为替代品，弗雷迪会从英语杂志中搜刮一切有关流行音乐文化的信息，这些杂志到他手上已经出版数周，甚至数月了。他收到一台录音机作为生日礼物，用它录下晚间英国节目中播放的流行歌曲。在学校里，弗雷迪、苏巴希和其他男生都必须坐在所有女生后面，他们之间隔着一条分界线。“所有非洲裔阿拉伯女孩都戴着一种叫布布（bui-bui）的传统头巾，”沙阿说，“有一次我们全班到海滩上去，那时候扭腰舞的热潮正在席卷全岛。我们第一次见到女孩子们摘下她们的布布。那场景，姑娘们疯狂地扭动着臀部，弗雷迪也在人群中做着同样的动作。”

到这个时候，短短一年前还激励过狂热乐队的克里夫·理查德、“胖子”·多米诺和小理查德，就要被取而代之了。1963年底的英国，披头士出道，马不停蹄地改变了流行音乐，滚石乐队亦在跟进。此时的桑给巴尔情况类似，一切都在改变，一场政治上的动荡将永久性地改变保萨拉一家的生活。

六十年代初，英国对该岛的殖民统治日渐削弱。1963年12月大选后，英国将权力移交给阿拉伯势力占绝大多数的桑给巴尔岛和奔巴[16][17]岛人民联合党。由非裔的非洲设拉子党为主力组成的反对党认为选举受到人为操纵，有舞弊嫌疑。为了维持秩序，新政府将一些反对党禁言，并把非裔警察驱逐出岛，此举激发了不满。1964年1月12日，数百名反对党成员，包括许多被驱逐的警察，在暴力抗议中走上街头。由自封“在野执政官”的约翰·欧克罗和大约四十人的核心叛军带领，他们占领了桑给巴尔市政府大楼，九个小时后取得了岛上的控制权。沙阿回忆道：“革命之后，事情就失控了。我们有个固定的习惯，我下午5点30分左右到弗雷迪家去喝茶，然后我们会四处走走，保证在7点半之前回家。岛上死了那么多人，我就问他：‘龅牙仔，你觉得你会活多久？’他说：‘不知为何，我脑子里出现了“45”这个数字。’然后他反问我认为我能活多久，我说：‘47吧。’这个问题不是刻意问的，仅仅是因为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我脑子里过了个念头而已。”1996年，苏巴希·沙阿才发现他的朋友弗雷迪·保萨拉已经去世，享年四十五岁。“那天是我的五十岁生日，我父亲发现了一张关于弗雷迪·莫库里的报纸剪报，里面提到这个人五年前就去世了，”他说，“我是听爵士乐的，对皇后乐队一无所知。我的父亲读着报道，才反应过来这位歌手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从孩提时就认识的弗罗可·保萨拉。”

那年6月，沙阿和家人迁往美国俄亥俄州，他被肯特州立大学录取了并申请到奖学金。沙阿记得保萨拉家走得更早些，3月就离开了。波密持有英国护照，据说一家人带了两个行李箱能装下的所有财产，逃往英国。保萨拉家在费尔特姆的豪恩斯洛安顿下来，这是伦敦西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离他们抵达的希斯罗机场仅3英里多一点。当地居民布莱恩·梅对费尔特姆直言不讳的描述是“一个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的地方”。先在亲戚家住了一阵子后，保萨拉家买下了格莱斯顿大道22号的一栋维多利亚时代的排屋。波密找到了工作，是当地的餐饮公司的会计，婕尔也找了商店店员的工作。

一家人确实处于艰难时期：移民身份，条件普通，又生活在一个寒冷、陌生的国家。不过据他的家人说，弗雷迪很高兴能来到英国。在开头最困难的那几个月里，是他一直保持乐观，鼓励着父母并让他们相信这一步是对的。好像印度、桑给巴尔都已经是回忆，他弗雷迪再也不会回头。后来，当朋友哄着他讲些私人信息时，莫库里谈起出生地并无感情。“我会问他：‘桑给巴尔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一定很有意思吧！’”他的一个老友说，“他会回我，‘可脏了！污秽之地，亲爱的。’”

现在到了弗雷迪决定人生规划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希望他成为一名律师或者会计，因为他的大多数堂兄弟都是，”婕尔·保萨拉说，“但是他会说：‘我没那么聪明，妈妈。我没那么聪明。’”苏巴希·沙阿坚持认为，因为桑给巴尔革命爆发，弗雷迪其实未能完成他的学业。到了英国，保萨拉不顾一切地想去念艺术学校，似乎有部分原因是当时许多英国的流行明星都是艺术学校出来的。然而，他缺乏学历资格是个问题。1964年9月，十八岁的弗雷迪开始在艾尔沃思工艺学校学习基础美术课程。如果成功通过，他就能获得就读伊林艺术

[18][19]学院必需的A-Level资质，这所大学也是谁人乐队的吉他手彼得·汤申德的母校。

据莫库里的一个朋友说，“弗雷迪希望他的人生是从二十一岁在费尔特姆开始的”。支持这一说法的是他从来没有在任何采访中提到过艾尔沃思工艺学校这段往事。但是在这所学校短暂的两年却对他成年后的生活至关重要。离家三十五分钟公交车车程的艾尔沃思工艺学校，让从前在几千英里外只读到过的音乐、电影、戏剧和时尚变成了触手可及的事实。弗雷迪的美术基础课程上还有其他八名同学，有阿德里安·莫里希、布莱恩·范宁和帕特里克·科诺利。“我们都在课前培训见过面，然后被分到一个班上课，”阿德里安·莫里希回忆道，“弗雷迪、布莱恩·范宁和我都成了关系很好的朋友。我对弗雷迪的第一印象是腼腆可爱，但很有亲和力。”

起初，弗雷迪因为衣着和发型在同学中显得很是扎眼。“他穿着奇怪的紧身裤，裤腿不够长，还有一件中年人才穿的夹克，稍微有点小，”阿德里安记得，“我想他可能是从桑给巴尔或印度把这些衣服带来的。他似乎不是很擅长交际，但很想融入新环境。”“我记得他一开始是挺孤独的，”帕特里克·科诺利说道，“但我喜欢他，因为他很敏感，会关心人，不像其他人那样自以为是。你可以看出他很有文化背景，只是在寻找适合他自己发展的方式。”同学们很快见识了这位新朋友的音乐才能。“课间休息时，我们会溜到礼堂去，”另一个前艾尔沃思工艺学校学生杰奥夫·莱特回忆，“弗雷德经常跑去弹那架立式钢琴。他从来不坐着，总是站着弹。他只要听过我们喜欢的那些流行歌曲就能原样弹出来。我喜欢冲浪音乐，尤其是沙[20]滩男孩乐队。于是他为我弹《随便走走》（I Get Around）。他可以直接弹，不用谱子。”“他还能把早上家里收音机里听到的流行歌曲，在上学时用钢琴弹出来，”帕特里克·科诺利补充道，“然后他会说，‘但我们可以这么弹，或者是像那样？’就开始即兴演奏了，他尝试着怎么让歌曲更好听。”

有趣的是，改名的话题再度出现。布莱恩·范宁坚称弗雷德（而不是弗雷迪）这个名字是在艾尔沃思被叫开的：“他的本名是弗罗可，但他觉得一个英国化的名字有助于融入新环境。我记得这对他来说似乎很重要。所以我们集体给他起名为‘弗雷德’。”

他们会在课上到一半时跑去当地的咖啡馆和酒吧，“弗雷迪和我会逐个评判最新的点唱机歌单，”范宁记得，“比如奥蒂斯·雷丁的《我的姑娘》（My Girl）。而阿德里安·莫里希有时干脆整堂翘课。有一次，我实在是被一个姑娘迷得神魂颠倒，决定不去文史通识课了。弗雷迪冲进学生休息室，手段粗暴，和其他几个人直接把我抬起来运进了教室。弗雷迪总是数落我。他最喜欢讲的一句就是略带嗔怪的‘哦，阿德里安！’。”

1964年圣诞节的时候，弗雷迪加入了学校的青年合唱团（布莱恩·范宁曾有一盘合唱团的录音磁带，可惜丢了），并在《厨房》里饰演了迪米崔的角色。“他很紧张和不安，但同时，你也可以看出来他喜欢做这件事，”莫里希说，“他喜欢人们的关注，也喜欢登台演出，因为他很有自信。这是我们第一次感觉到他有展示自身的倾向。”

阿兰·希尔曾和弗雷迪一起出演《厨房》，后来又一起演了学校自制的作品《光谱》（Spectrum），“是一部戏剧评论”。希尔记得的是：“它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有一幕，我们应该在河里撑篙划船。另一幕，我们会以哑剧表现对某个女子的永恒爱恋。”莫里希和科诺利两人曾去过格莱斯顿大街的保萨拉家。“我们坐在他的房间里，播放唱片，聊那些青少年爱聊的事情，”莫里希说，“我记得他给我看了他父亲的集邮册，里面有印刷错误的少见邮票，很有价值。后来，我想它们被作为弗雷迪的收藏拍卖了，但我始终记得是他父亲的。”

弗雷迪也向帕特里克·科诺利透露了他的背景：“他告诉我以前家人在桑给巴尔的生活是多么富足，他如何住在一栋有象牙色钢琴的房子里。我想有时候他还是怀念曾经拥有的生活的。”他的回忆中也有黑暗的一面，“革命过后，弗雷迪说他父亲受到威胁，并被告知如果他不离开的话，叛军会把他的头砍下来”。

不过现在这些事已经是过去，弗雷迪急于参加学校之外的各种社交活动（“跳舞、夜店、派对，能去的都去。”阿兰·希尔回忆说），虽然有时候会因此和父母闹僵。他的妹妹卡什米拉·库克后来回忆，哥哥和母亲“常在这件事上拌嘴，但他就是决意要做他想做的事。有很多次摔门而出”。“我有个朋友记得，某次我们开我朋友的车去弗雷迪家里接他去看演出，”莫里希说，“他父母看起来很不支持这件事，他怒气冲冲地走出来。”

为了攒些社交生活的经费，弗雷迪通过阿兰·希尔找了份兼职工作。“我曾经为杂志《全国男孩俱乐部》（National Boys Club）做图文设计，”他说，“弗雷德想挣点钱，鉴于我的这层关系，我给他争取到一些做版式设计的工作。”然而，帕特里克·科诺利不确定他是否适合这份工作。“老实说，弗雷德不是什么厉害的设计师。他完全没头绪。因为在艾尔沃思工艺学校，你也不需要非常出挑，你只要对学科感兴趣就行了。美术从来都不是他的最感兴趣的。弗雷德的兴趣点还是在音乐、唱歌和舞台表演上。”

1964至1965年间，伦敦特威克南的皇冠民谣俱乐部聚集着翻唱[21]伯特·詹茨、约翰·任博和达斯特·班耐特的表演。鳗鱼派岛屿酒店曾经因为爵士乐和大热乐队知名，而现在唱主角的是初出茅庐的滚石乐[22][23]队、新兵乐队和三叉戟乐队（其中有年轻的吉他手杰夫·贝[24][25]克），还有嚎叫之狼乐队和巴特菲尔德布鲁斯乐队。过往的华丽[26]建筑，现在已经破败失修（乔治·梅利曾称之为“像田纳西·威廉姆[27]斯的小说里出来的”），它坐落在泰晤士河延伸段特威克南的一个岛上，只能通过人行天桥抵达。酒店离艾尔沃思不远，于是成了弗雷迪一帮人在星期日偶尔出没的场所。“弗雷德和我们去过几次鳗鱼派，”布莱恩·范宁说，“有一晚我们去看洛·史都华，高个约翰·鲍德里和跳踢踏舞的单人乐队杰西·富勒。但那时候弗雷德走得都比较早，也没喝醉……或者相比之下不太醉。”那晚的鳗鱼派酒店里还有一位校外的朋友雷伊·珀尔。“弗雷德要回家练琴，他早早离开了鳗鱼派，”珀尔如今回忆道，“在我的记忆中，他很安静、内敛，感觉文化背景和他的同学们很不一样。”从雷伊·珀尔1965年的日记中可以一窥弗雷迪·保萨拉的社会生活：“都是些这样的事，‘和布莱、阿德、弗雷德他们去国家美术馆，看了一个很棒的展览’或者‘和阿德、希拉（艾尔沃思同学）、弗雷德在豪恩斯洛看了部电影《诀窍》（The Knack），挺开心的！’”

虽然他依然很听话，在酒吧喝酒、看乐队演出和频繁参加学校派对后，会早点回家练琴以安抚母亲，但如布莱恩·范宁所说，弗雷迪如同“一块好奇的海绵拼命吸收所有外界养分”。“弗雷德倒不是把精力集中在能让他自己受人瞩目的事情上，”范宁详述道，“他是在尽可能多地吸收这个他渴望成为其中一员的新文化的方方面面。”弗雷迪同样渴望能看看比他身处的伦敦西郊一隅更大的英国。1965年复活节那个周末，范宁、莫里希和珀尔计划和他一起搭便车去苏格兰[28]最北端的约翰奥格罗茨。但不知道是父母阻挠还是真的病了，弗雷迪告诉朋友们他得了流感，并未成行。

两个月后，布莱恩·范宁买了一台8毫米胶片摄影机带到学校。他用两天多时间拍摄了三分钟的无声录像，其中有弗雷迪、阿德里安和其他一些在工艺学校里闲逛的人。因为胶片很贵，布莱恩为省钱就只拍了单帧序列。弗雷迪出现在三到四个视频里，仍然穿着阿德里安·莫里希印象中的那件“中年人夹克”，但头发留长了，梳成类似披头士的样子。有一个场景中，他用上唇包在牙齿上把它们遮住；另一个场景里，他举起双臂的姿势，几乎和在皇后乐队表演时一模一样。但不管怎么看弗雷迪都不像是个明星。雷伊·珀尔说：“那个奔放的花蝴蝶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啊？”

无论是阿德里安·莫里希还是布莱恩·范宁都不记得弗雷迪在艾尔沃思工艺学校曾交过女朋友。“但我也不记得他给人以同性恋的印象，”布莱恩称，“当然可能因为那个年代不像现在这样能接受。”然而，阿兰·希尔的记忆则不一样。“弗雷德对异性很感兴趣，”他说，“我曾经约过一个女孩，后来他也约过她。”

到1966年底，工艺学校的课程快要结束，弗雷迪已经将过时的衣服换成了更时髦的穿着。他刚来时的那种不善交际的感觉也有所减轻。“从艾尔沃思快毕业时他的打扮都变了，”希尔记得，“那时流行李维斯那样的牛仔夹克，街上尽是那种款式。我有一件白色牛仔夹克，他一直借去穿。我觉得他穿的次数比我都多。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总是要梳理打扮还要对着镜子往上捋头发。我们每次都要说，‘拜托，你看起来很好了，弗雷德，已经很好看了。我们走吧！’”

弗雷迪也再次表现出对音乐创作的兴趣。帕特里克·科诺利记得有一个“醉心于吉他”、想要成为雕塑家的同学保罗·马丁，他们常在格莱斯顿大道家里见面，尝试写歌。“我们三个人围坐在他的钢琴旁唱歌，”帕特里克说，“唱的是一首我们都喜欢的歌，你别不信，就是那首《神龙帕夫》（Puff The Magic Dragon，民谣三重唱组合彼得、保罗和玛丽1963年的金曲）。保罗是弹吉他的，我又不会唱歌，但弗雷德的热情把我们凑到了一起。他会鼓励我说，‘你看，帕特里克，你在唱歌呢，你可以做到的’。”多年后，婕尔·保萨拉讲起她曾发现儿子把歌曲的想法随手写在纸上，起床去上学之前把它们塞到枕头底下。（“他会跟我说：‘别扔掉了，妈，这些很重要的。’”）

1966年底，艾尔沃思工艺学校学生会在预订舞会的表演乐队。[29][30]那一年请的是迈克科顿之声和格雷厄姆邦德组合在学校礼堂演奏。在帕特里克·科诺利和保罗·马丁的帮助下，弗雷迪决定招募乐手组一个自己的乐队。“我设计了一张海报，我们把它分发给那片区域所有的学院和中学，任何我们能想到的地方，”科诺利透露说，“相对于音乐我其实觉得市场推广这件事更有趣，不过我们真的收到了不少回复。回想起来，在手机和互联网都还没出现的时代，那也算是个壮举了。”帕特里克记得当时有多达四十个想玩音乐的人出现，在艾尔沃思工艺学校的一个房间接受了弗雷迪的面试。“当中有这么一个很惊艳的吉他手，我记得弗雷德真的很中意。是啊，当然了，多年后我常常在想那人是否就是布莱恩·梅……”令人遗憾的是，当年在艾尔沃思参与过此事的人都记不起后续发展了。“醉心于吉他”的保罗·马丁后来再没有出现在任何弗雷迪同学的生活中，帕特里克·科诺利也记不起招募后是否有组过任何乐队。

弗雷迪从艾尔沃思工艺学校毕业时拿到了进入艺术大学必需的宝贵的A-Level，但是取得的过程有那么一点不易。他有一科要求以耶稣受难场景作画的课程作业是在朋友的小小帮助下完成的。“结果有一些人物是我帮他画的，”帕特里克·科诺利承认，“也许我不该告诉你这件事。”

1966年的复活节期间，歌手达斯蒂·斯普林菲尔德的《你不必告诉我你爱我》（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红遍酒吧点唱机，“弗雷德、艾德和布莱”三人组也曾在酒吧里度过了一些对音乐评头论足的午餐时光。三个月后，英国布鲁斯歌手约翰·梅奥尔将发布他的《布鲁斯破坏者乐队》（Bluesbreakers）专辑，其中展现了吉他手埃里克·克莱普顿的惊人天赋。1966年12月10日，弗雷迪和朋友们参加了艾尔沃思工艺学校的圣诞舞会。那场舞会来演出的正是克莱[31]普顿新组的奶油乐队。他们得到了600英镑的报酬，而且中场休息的时候被从附近的酒吧里拎回来，继续表演完下半场。

在毕业后到去艺术大学读书之前，弗雷迪和阿兰·希尔曾经陪着两个女朋友一起去参加一场艺校的舞会。到了地方之后，在喧闹的音乐和酒精的刺激下，弗雷迪的注意力渐渐转到了另一位女性来宾身上。他那晚的约会对象当然不太高兴。她把一杯啤酒劈头泼在弗雷迪身上，他仔细做过的发型被淋湿自不必说，激情也被浇熄了。“奔放的花蝴蝶”正在破茧而出。

12月16日，另一个巨大的影响闯入了弗雷迪·保萨拉的生活，那就是美国黑人吉他手吉米·亨德里克斯，他在英国音乐电视节目《准备出发》（Ready Steady Go）上初次亮相。闭塞的英国第一次接触到了音乐的原始力量。还是个无名小子的亨德里克斯来伦敦才三天，[32]已经在地下酒吧俱乐部和驻场乐队一起演出了。在这里，他激情[33]演绎了穴居人乐队的金曲《疯狂的家伙》（Wild Thing），翻唱了民谣摇滚经典《你好，乔》（Hey Joe），歌曲里充斥着狂野的吉他独奏和咆哮的回授噪声。

不出几周，有关亨德里克斯震撼表演的消息就传遍了伦敦音乐界。亨德里克斯在伦敦招募了英国鼓手和贝斯手，组成了吉米·亨德[34]里克斯之体验乐队。那个夏天，杰夫·贝克、吉米·佩奇、保罗·麦卡特尼、约翰·列侬和其他音乐家一样，争相挤在布雷斯酒吧和指甲袋[35]酒吧等伦敦夜生活场所里，观看亨德里克斯表演，引用一位在场人士的原话：“让所有人都感到身体被掏空。”10月，亨德里克斯和奶油乐队在伦敦摄政街工艺学校同台演出。上半年的时候，“克莱普顿就是上帝”这句话还被喷在伦敦北火车站附近的墙上。而那天晚上，用克莱普顿的话说：“亨德里克斯打败了我，毫无疑问！”

弗雷迪立刻就被吉米·亨德里克斯所吸引：他的演奏，他的服装，他的发型，他的肤色，他的音乐……关于吉米的一切都是迷人的。“他真的具备任何摇滚明星应该有的一切——台风，气场……”莫库里后来说，“他只要一出现，整个场子都燃了。他的活法就是我想要成为的全部。”

布莱恩·梅的房子并不是乡间小路上最惹人注目的。他的邻居比他招摇多了，那是一位阿拉伯酋长，宅邸两侧大门紧锁，装备了最先进的安保摄像头。梅的这栋十九世纪的田园寓所没那么壮观，它位于被约克公爵夫人莎拉·弗格森称为故乡的温德尔沙姆的萨里郡乡下。正如这位吉他手经常说的，“我不是很擅长当摇滚明星”。

现在是1998年6月，梅正在宣传他的个人专辑，但他依旧耐心地回答着那些关于皇后乐队，尤其是关于他们已故主唱弗雷迪·莫库里的问题。时至今日，他坦白说，没错，他的确还会梦到弗雷迪，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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