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日本：1853—1964(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伊恩·布鲁玛 著,倪韬 译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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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日本：1853—1964试读：

理想国译丛序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导读作为方法的日本许知远一“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在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撰写的后序中，梁启超这样感慨。

这是1897年末，距离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不过两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意外地大败于日本，签署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并付出了两亿两白银的赔款。这场战争最终将中国从昏睡中叫醒，她不仅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还可能有亡国之危险。此前，不管1840年的中英之战争，还是英法联军在1860年烧了圆明园，或是1883——1885年的中法之战，都未给中国带来震撼。对于很多士大夫来说，它们都是来自远方蛮夷的挑战。但这次不同，日本常年被视作中国的附属国，即使它不从属于朝鲜、越南、缅甸这个序列，也相差不远，它被轻蔑地视作“倭国”。日本的胜利还撕去了神秘中国的最后面纱——在她傲慢与辽阔背后，是无能与虚弱。

戏剧性的是，在短暂的敌意之后，日本成为羡慕与模仿的对象。1887年写就的《日本国志》长期无人问津，此刻突然受到欢迎，几个书局重印了它，甚至光绪皇帝也成了它的读者。人们相信这本书蕴含了日本富强之秘密。另一位维新者康有为干脆劝光绪追随明治天皇，像后者再造日本一样再造中国。当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维新者向他寻求变革中国之建议，一些人甚至期待他担任客卿，直接指导一切。

百日维新失败了，日本模式吸引力却并未减弱。1898——1911年间，至少有两万五千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被形容成“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未来中国的领袖们——从军事家蔡锷、蒋介石到文学人物鲁迅、陈独秀——都是其中一员。流亡中的梁启超，将横滨变做他的知识生产中心，他在这里编辑的报刊被偷运回国内，塑造了一代中国知识人的思维。在国内，清政府参照日本改革了警察与监狱系统，维新派官员甚至准备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

在这高昂的热忱背后，中国人又对日本有多少了解？令梁启超备感叹服的《日本国志》真的能给予中国变法以参照吗？驻北京的日本公使矢野文雄不无讥笑地说，倘若根据《日本国志》来理解日本，就像是以明史记载来理解今日中国的时局。敏锐的观察者如黄遵宪，也很难洞悉日本的变化速度有多快。而以国师自居的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向光绪描述的明治维新是出于自己的臆想，还得出这样的荒唐逻辑——倘若日本用三十年可以变法成功，以中国这样大得多的规模，三年就可以了。

对于一个世纪前的中国维新者来说，日本令人着迷，既因它突然获得富强的能力，也因为它可能导向某种速成之路。在20世纪初的东京，到处是为中国学生所设的速成学校，从语言、法律到军事、政治，这些青年人想用几个月，最多几年来掌握一切。他们以同文同种的眼光来看待日本，倘若日本能迅速掌握西方的秘诀，他们也同样能迅速掌握日本的秘诀。

当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日本时，很少有人记得黄遵宪与康有为的插曲了。在中国的革命史叙事中，他们是可以被忽略的改良人物。但革命家邓小平发出了相似的感慨，他在参观新干线时感慨：“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他还说，“这次访日，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这也是令人心酸的感慨，邓小平与20世纪初的维新者一样，他们在东京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日本再一次成为速成教材。就像明治日本被视作富强之表率一样，战后日本则被看作一个纯粹的经济故事。这个日本故事没有持续多久，就因股市与地产的崩溃而结束。中国经济的崛起似乎彻底终结了日本作为榜样的时代。21世纪到来了，东京的商场、旅店与公园里挤满了来自中国的游客，《读卖新闻》、NHK上充斥着关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报道。中国媒体不断重复着日本“失落的二十年”论调。日本变成了某种反面教材，评论家们提醒中国不要重复它的经济泡沫与萎靡不振。

但中国游客很快就发现，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他们还是想在银座买下一个马桶盖，去逛京都的寺庙，感慨日本乡村之整洁、人民之礼貌，追着村上春树的小说与日剧《深夜食堂》。一些时候，21世纪富有的中国游客的感受竟与一个世纪前的留学生不无相似，“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与此同时，我们对日本的理解欠缺且滞后。中国知识分子们谈论此刻日本时仍常引用《菊与刀》与《日本论》，前者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的著作，后者则来自民国时的戴季陶。日本社会内在的复杂性很少进入我们的视野。它要么是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敌人，要么是一个值得模仿的邻国。至于日本到底是什么？我们仍缺乏兴趣。二

在翻阅伊恩·布鲁玛的《创造日本》时，让我深感兴趣的是近代日本的矛盾性。它对西方的妒羡交织之情，它内部威权传统与自由文化的交战，这两股不同的力量，驱动了日本迅速崛起，也将它引向灾难。

这是一本紧凑却雄心勃勃的著作。在不到200页的容量里，作者对近代日本进行俯瞰式的描述。他以1853年的黑船来袭作为现代日本的开端，传统的日本秩序开始瓦解，西方既是屈辱又是力量的来源。1964年东京奥运会则是全书结尾，作为主办国的日本特意设立了一项无差别组的柔道比赛，但当自己的传奇选手神勇昭夫意外地输给荷兰选手后，他们接受了失败，将掌声给予了胜利者。“过分自信、狂热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时而执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这些因素对日本现代史都产生过影响，但相较于其他品质，有一种最令人受用：那就是虽败犹荣时的那份优雅”，布鲁玛写道，他相信这标志着现代日本转型之完成，它对世人展现了一种更成熟的姿态。

倘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着迷于日本所代表的富强秘密，伊恩·布鲁玛则钟情于日本历史的连续性与复杂性，以及在这样一个国家建立现代政治制度、自由文化之艰难。

很少有人比他更有资格来描述近代日本故事。他在亚洲、欧洲与美洲都有着广泛游历，敏感于东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与融合。出生于荷兰这一背景或许还增加了这种理解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荷兰是日本窥望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兰学也是想获得新知的日本学者的唯一选择。他也属于在20世纪80年代成熟起来的文化批评家，确信个人自由与普世主义，常以怀疑的姿态看待各种“文化特殊论”。

在这本小书中，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读到他们熟悉的命题。同样面对西方之冲击，为何日本成功，中国却失败了？在作者看来，日本文化之边缘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是中国式自我中心的庞然大物，日本思想家可以轻易把目光从中国转向西方，展开一场新的学习。日本也从不是集权的社会，并存的天皇与幕府给予维新者更大的回旋空间。

但更重要的段落却留给了中国知识分子无暇顾及或刻意忽略的东西——富强背后蕴含的黑暗。明治维新在军事、工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日本从未进行完整的现代政治改革。日本尽管制定了宪法，“但立国基础不仰赖政治权利，取决于对天皇制度的宗教崇拜以及通过国家神道灌输的日本起源论”。

这个政治制度也要为日后之失败负责。天皇是名义上的负责人，却不参加具体之决策，也不需为此承担责任。正是这种缺乏明确的问责制将日本拖入了二战，就像一位高级官员的回忆：“海军打心底里认为与美国开战必败无疑，只是不愿公开表态。陆军未必真想打仗，又极力反对从中国撤军。外相坚定地认为，不答应从中国撤军，与中国的交涉断无希望成功。”没人真心支持战争，同样没人愿意公开表态反对，一套自上而下都不负责的气氛最终将日本拖入灾难。

一种对应的自由文化从未建立起来，对西方之焦灼感与威权文化的影响，都让它步履维艰。从一开始，“文明开化”运动也蕴含着两面性，它追求现代的自由、平等理念，又着迷于对外扩张，整个国家被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着。作为明治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以倡导西方文明著称，竭力推动日本获得平等地位，当听到战胜中国的消息时，他兴奋地跳起来。即使在更为开放的大正年代，日本社会也始终伴随着个人主义带来的紧张感，投入天皇的“圣战”反而让人感到放松。

伊恩·布鲁玛明显地善于处理一个更开放、自由的日本，其中一些细节尤其妙趣横生。“日本人竭力模仿欧洲人的一颦一笑，男宾们抽着哈瓦那雪茄，玩惠斯特牌；其他人则小口小口品着宴会桌上堆积如山的松露、果酱和冰淇淋雪葩”，他这样描述明治人物对西方之仿效。他对于大正时代的银座则写道：“小伙子留着长发，戴着‘劳埃德’式眼镜，穿着喇叭裤和花衬衫，扎着松松垮垮的领带。他们和梳着蘑菇头的姑娘徜徉在栽有垂柳的大街上。血气方刚的青年聚在‘茶店铺’里讨论德国哲学或俄国小说，因此得名‘马克思少男少女’。”

在近代日本，这表面对西方的羡慕与追随，总是让位于嫉恨与对抗。直到美国人的到来，似乎才打破了这种循环。日本终于呈现出东京奥运会的成熟一幕。但日本真的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吗？在战后的经济复苏中，昔日的财阀与政治家族很快又占据了主宰。在21世纪开始的东京，不止一个日本人向布鲁玛抱怨，他希望再有黑船来袭，他们觉得只有借助外力，才能打破日本之封闭。在这令人悲哀的抱怨背后，也让人不禁想象，倘若麦克·阿瑟将军当年大胆地废除了天皇制，日本将会以何种面目出现？

回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倘若中国知识分子能在寻求富强之道时，也能意识到日本模式所蕴含的黑暗力量，近代中国之路或许也会变得不同。这一点对于正在获得富强的中国，尤其富有启发。序言东京奥运会

1964年，日本回归世界舞台，战后那段饥馑、耻辱和持续至1952年的被盟军占领的岁月终于画上了句号。随之而来的是被称为经济奇迹的繁荣年代。就正式的政治层面而言，日本早在1951年就已作为主权国家重返世界舞台，因为是年9月，时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的吉田茂同日本过去的敌国美、英、法等国（不包括中国和苏联）签署了《旧金山和约》（Treaty of San Francisco，又称《对日和平条约》），但1964年奥运会落户东京让这一年的秋天成了日本隆重庆祝其和平改造和战后民主复兴的绝佳契机。日本再也不是那个灰头土脸的战败国了，而已然重获世人的尊重。历经数年的大兴土木，修建起高速路、体育场、酒店、下水道、轻轨和地铁后，东京准备以一场主题为爱、和平与体育竞技的盛会来迎接全世界的瞩目。

10月10日下午，人们坐在丹下健三设计的崭新体育场内，看着九十四个参赛国的运动员入场，一一经过观众席。美国代表团头戴牛仔帽，日本健儿则一袭红色运动装。坐在皇家包厢里的裕仁天皇向全世界友好地挥手致意，八千只洁白的和平鸽振翅翱翔。对于任何经历这一幕的人而言，当他再回想起1933年日本愤而退出国联，并于1940年加入轴心国妄图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起瓜分世界的那段往事，想必会有种恍如隔世之感。“满洲国”、南京大屠杀、偷袭珍珠港、巴丹死亡行军、冲绳战役和马尼拉屠城——所有这一切此刻似乎已成过眼云烟，报纸上每天都会刊载成千上万日本人投书的小诗，抒发他们内心的喜悦。一位淳朴的日本人感慨道：

一面又一面，总共九十四面国旗，

当中一些指不定还曾相会于沙场。

这首诗之所以引人注目，不是因为其文采有多斐然，而在于作者用了“指不定”这一古怪的字眼。但正如爱德华·塞登斯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所言——我在本书中也会援引他的著作——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日本人习惯把话说得含蓄一些的特点”。

到了1964年，广岛原子弹爆炸业已成为日本战时受难以及后世和平主义思潮的主要象征。奥运会开幕式上点燃奥运火炬的正是出生于原子弹爆炸当天的一名广岛青年，这样一来可以表达出日本的和平意愿，二来或许还可以反映出日本的苦难历程，当中夹杂着一丝自怜。圣火点亮时，日本自卫队的战机飞越东京上空，怀着由衷的和平畅想，在空中画出奥运五环的形状。

凭借友好的姿态和高效的组织，日本人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力求万无一失。日本人同时也是奖牌大户，摘得十六枚金牌，仅次于美国和苏联。日本人很看重体育比赛的成绩，有时或许执着得过了头。两位日本运动员——分别是马拉松选手圆谷幸吉和女栏健将依田郁子——因为辜负了国民的期待，后来相继自杀。可怜的圆谷在跑进体育场时还排在第二位，但就在即将冲线前被一名英国选手超过了。这一幕令在场的东道主观众目瞪口呆。蒙受奇耻大辱的圆谷最后虽摘得铜牌，但并未起到多少安慰作用。

日本人素来很在意自己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对他们而言，竞技场上的胜利可以抚慰战败的记忆。20世纪50年代期间，一位名叫力道山的彪形大汉在摔跤场上连连取胜，多少安抚了日本人受伤的自尊心。力道山的比赛似乎总有规律可循。面对身材高大、往往大打出手且通常来自西方的对手，刚上来几个回合，力道山总处于下风，但逐渐地，在心中富士山的激励下，这位日本好汉会爆发出一腔义愤，虽体格较小，但最终会以弱制强，战胜大一号的金发家伙。

不过，提到力道山，有几件事不能不说。首先，他的原籍其实是朝鲜，官方对此刻意保密，但并非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其次，职业摔跤尽管别开生面，但缺少了诸如相扑、剑道和柔道等传统搏击术的那份神韵。再次，举办奥运会这一年力道山已不在人世，在此一年前，他在东京一家夜总会被一名暴力团成员刺杀身亡。是时候让日本人用更传统的姿态施展他们的气力了。于是，日本奥组委动用手中的特权，新增了柔道这一奥运比赛项目。

撇开日本人有望在本土项目中争金夺银这一点，选择柔道还有一大好处：能体现以柔克刚。柔道讲究的不是体型大小或肌肉力量，它的内涵要丰富得多，甚至有几分精神力量的意味。要想打败对手，得靠耐心、迅速的反应和绝不轻举妄动，因此，小个子用巧劲可以战胜比他壮得多的对手。不同于摔跤或拳击，柔道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可是习惯了粗蛮打斗的西方人万万不可能具备的。换言之，柔道能体现出日本文化和日本气概的优越性。

为了强调这一点，日本人除传统的重量级、中量级和轻量级分组外，还设置了一个无差别组。无论体格大小，任何挑战者均可参赛。日本方面，这块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是神永昭夫，他是个技艺超群的冠军选手，有着日本人当中少见的魁梧身材，不过跟身高6.6英尺、体重267磅的巨人荷兰冠军安东·吉辛克（Anton Geesink）一比，就相形见绌了。即便如此，神永也赢定了。这一战的价值，足以抵得上力道山在职业摔跤场上战胜金发“低等人”一百次的战绩。

比赛定于10月23日，奥运会落幕当天。多达一万七千名观众涌入东京市中心的日本武道馆，想要一睹神永为日本奥运会献上的压轴大礼。在日本的各个城镇和乡村，人们聚拢在商店橱窗周围，通过电视观看比赛。谁都不想错过这场好戏。数以百万计的人走上街头，支持神永。他宽阔的肩膀现在要扛起整个日本的荣耀。当天连国会都休会了。有着拳拳爱国心的社长们确保在自家公司每层楼都摆上一台电视机。人们给报社寄去赞美神永的小诗。就连天皇都会亲自观赛。

起初的十分钟里，日本人和荷兰人难分高下。神永攻而吉辛克守。两人都紧盯对方脚下，试图预判下一步动作，仿佛在用身体对弈。忽然，吉辛克向前猛扑，体型巨大的他居然出奇地敏捷，一把将神永按倒在榻榻米上，并死死压住后者。日本冠军拼命挣扎，试图抓住对手，他强健的小腿一遍遍拍打着榻榻米，就像一条鱼在做垂死挣扎。终于，裁判宣布时间到了，吉辛克胜。

起初现场一片死寂，接着响起啜泣声。巨大的羞耻感让人几乎难以招架。日本人的阳刚气概再一次面临西方优越力量的考验，并再一次被证明成色不足。但随后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吉辛克获胜后不久，一干荷兰拥趸本想冲入场内恭贺他们的英雄，吉辛克却立即抬手制止了他们，然后转向神永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日本观众纷纷起身，对这一尊重对手的传统姿态报以掌声。这一幕他们永远也无法忘怀。在东京，吉辛克这位魁伟的荷兰胜利者向日本人展示出刚柔并济的威力。自打那时起，他在日本人心里成了永远的英雄。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过分自信、狂热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时而执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这些因素对日本现代史都产生过影响，但相较于其他品质，有一种最令其受用：那就是虽败犹荣时的那份优雅。第一章黑船来袭

1853年7月8日，绰号“老马特”的马休·卡尔布莱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准将率四艘全副武装的军舰驶入江户湾。他此行的使命是逼迫日本对美国舰船开放港口。彼时的佩里认为日本人是一群愚民，他这么想也情有可原。日本同他国断绝往来，已经大约有两百年了。日本统治者一方面忌惮外部势力入侵，另一方面又担心传教士散播的基督教信仰会让臣民变得难以管束，于是取缔了这一教派。除了将大部分外国人和所有神甫驱逐出境外，还禁止日本人出国。胆敢违令者格杀勿论，且死法一般都极其惨烈，没有人敢以身试法。虽然同中国和朝鲜仍有通商往来，但自17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的西方人仅剩下一小拨百无聊赖的荷兰商人，他们被禁足在长崎市近海的一座人工小岛上。“黑船事件”是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较量之一。一方是佩里及其麾下四艘“邪恶黑船”，它们停靠在日本岸边，鸣响火炮，隆隆的炮声传递着不祥的讯号。另一方是日本人，站在岸边一字排开，手握刀剑和老式火铳。佩里准将坚持只同日本政府的最高代表打交道，却吃不准此人是谁。天皇虽高高在上，但仍是没有实权的虚君，至于他和将军之间的区别，佩里更是一头雾水。身居京都这一昔日帝都的天皇象征着日本的文化延续性，承担礼仪和精神上的职责；而作为武士大统领的将军则坐镇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主持朝政。自1603年起，历代将军均出自德川一族，他们的政府也因此得名“德川幕府”，亦称“江户幕府”。

对此一概不知的佩里却坚持要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要求日本开埠的信件直接呈给天皇。但即便这封信交到后者手中，也只会令他不知所措。

由于日本的通事只懂荷兰语这一门欧洲语言，与他们的沟通进行得很艰难。17世纪，葡萄牙传教士被逐出日本后，更关心赚钱而不是传播信仰的荷兰商人成了唯一获准驻留日本的外国人。尽管日本官员对美国人的坚船利炮充满了好奇心，也很乐意在佩里的旗舰上品饮兑了糖水的白兰地，但他们奉命让这些“花旗洋鬼”走人。他们坚称，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只有长崎。然而，对其火炮威力信心满满的佩里不肯让步。官方指派的美国翻译、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对日语只了解个皮毛，他在日记里写道，“志在四方的扬基民族”前来“打破了（日本）麻木不仁和长期以来的蒙昧状态”。

就在日本人商量对策期间，他们靠虚与委蛇和其他拖延战术镇住了飞扬跋扈的佩里。终于，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佩里被允许上岸。接着，双方开始比试谁的排场更大。佩里大步流星，两侧是他最高大的黑人保镖；日本人则身穿上好的绸布服装。双方互赠礼物：美国人得到的是华美的锦缎、瓷碗、镀漆盒子、折扇等工艺精湛的宝贝；而日本人得到的是一台电报机和一节迷你小火车。日本人叫来了相扑大力士，还邀请佩里在他们肚子上打两拳。酒敬了一轮又一轮，某位日本官员在灌下大量威士忌和香槟后，搂着佩里说道：“日本美利坚，两国一心。”日本男人在喝醉后赞美国际友谊时都是这副德行。

冷静的传教士卫三畏指出，这真是“东西方之间的一次奇妙融合”，“铁路和电报、拳师和受过教育的运动员……削了发的秃顶和睡衣；手持火铳的士兵队列紧凑，进行操练；围着衬裙、穿着木屐、佩戴两把剑的士兵，所有人都乱哄哄的，跟乌合之众一样——所有这样或那样的事物，均凸显出我们的文明和习俗同这个与世隔绝的异教徒民族之间的差别”。日本人赠送的礼物很明显说明他们是“部分开化”的，而美国人的礼物则体现了“科学和更高等文明的进取心所获得的胜利”。

二十年后，许多日本人会秉持相同的看法，似乎“普世”的西方给一个深陷中世纪混沌的国度带来了一线光明。

佩里准将或许打心眼里相信他的使命就是教化劣等人，但是无论是此次访日，还是1854年再度访日，他的当务之急都是扩大美国在日贸易权益。他麾下战舰甲板上的六十一门火炮和日本形同虚设的海防（多数炮台都是障眼法，再说日本当时也没有海军）最终令江户幕府认识到，与其发动一场以卵击石的战争，不如委曲求全。自此，美国舰船获准驶入两个指定的日本港口，装载煤和其他补给。这些东西美国人会花钱购买，算是建立贸易关系的第一步。

在美国人看来，这一切颇得他们的心意，而佩里也会因为迫使日本“开国”而名留青史。在他的一生中，这份殊荣总是被挂在嘴边，逢人必吹嘘一番。的确，佩里的黑船以及其他出没在该地区的西方舰船触发了日本朝野的一场政治危机，终结了这个国家闭关锁国的状态。江户幕府的独裁统治维系了两百余年，但与西方优势力量的对峙暴露出了它不堪一击的一面。无独有偶，二战期间，日军也将欧洲帝国的外强中干展现得一览无余。围绕如何应对危机方为上策一事，日本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部分少数派呼吁放外国人进来，打开国门，对外通商；其他人则赞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番夷逐之门外。越来越多心怀不满的地方武士和知识分子预谋推翻不得人心的幕府，建立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并扶植天皇（以及他们自己）站上权力舞台的中心。与之相对的是一群鲁莽的好战之徒，妄图剪除任何反对将军的势力。造成这番动荡并非佩里一个人的“功劳”，但他的做法无疑激化了局势。

然而，佩里认为日本人乃井底之蛙的想法实则大谬不然。在他抵达江户湾之际，日本精英对美国的了解要胜过美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尽管相对闭塞，但日本人比起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多数亚洲人还是更了解西方。他们在英美政治、西方科学、医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识着实令人叹服。他们手头掌握着详细的美国地图，也知晓美国的政治制度。17世纪时，西方科学便已东渐，流入日本。日本人还做过有关俄国军事、英国经济等多方面的研究。不过，鉴于后来的历史进程，日本人从上述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要比研究本身更为重要。*****

人们常认为，基督教在日本从未获得过发展壮大的机会，但实际上早在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传教士在劝说日本人入教一事上便成绩斐然，特别是精英阶层中皈依者甚众。这使得将军及其谋士深深忌惮这一西方信仰。1638年，日本基督徒惨遭屠戮，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所有被认为有基督教色彩的书籍一概遭到取缔，利玛窦撰写的科学类书籍也赫然在列。更奇怪的是，就连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西塞罗的《论友谊》也被视为禁书。但西学并未因此偃旗息鼓。17世纪初，当局对所谓的基督教宣传品的封杀，以及旅居长崎的荷兰商人，共同促成了“兰学”的滥觞，也就是“荷兰研究”。以这门新型学问为业的人统称为“兰学者”，意即研究荷兰的人。

公众对荷兰人的印象是一群番邦异兽，小解时会像狗那样抬起腿，他们一头红毛，眼珠子蓝得跟鬼畜一样。不过，没过多久，长崎官方指派的通事便发现西医效果显著，而相形之下，中医则不那么管用。这些人说是通事，其实还身兼坐探一职。在没有辞典、不谙语法的情况下，他们学会了荷兰语，这绝对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除此之外，长崎和江户的部分医生还勤奋地钻研欧洲医学。官方对与荷兰有关的事物也饶有兴致。每年，荷兰商人都会被传唤至江户，接受将军及其随从的连番提问。为了给后者助兴，荷兰人还被要求唱歌、跳舞、互相亲吻，活脱脱地被当成了马戏团动物。

1720年，对欧洲事务发自内心感兴趣的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放松了对西方书籍的禁令。吉宗有着异乎寻常的宽广胸襟，但他同中国帝王一样，是个心系稼穑殷盛的传统主政者。当时正值城市工商业萌芽和乡村暴动频发的时期，为防止出现更多农民起义，吉宗致力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由于节气对于农耕至关重要，将军便重视起历法来。在听人进谏说欧洲历制比中国历制更精确后，他决意弘扬“兰学”，并表示：“红毛国的人，做事往往靠心理演算，讲究合情合理；他们只会使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器物；要是某事不确定的话，他们不会言之凿凿，也不会拿来用……”

吉宗对“兰学”感兴趣，更多是出于实际需要，而非哲学思辨。尽管如此，他的态度同中国皇帝还是大相径庭。在后者的构想中，天朝大国居于天下中心。吉宗的继任者并非个个同他一样有着旺盛的好奇心和豁达的心胸，此外，兰学始终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尤其在19世纪初，那时幕府正绞杀异端学说。无论大多数兰学者多么爱国，多么保守，只要他们过度醉心于西洋事物，身上总隐隐笼罩着一层卖国嫌疑。官方以及多数学者的立场是，尽管西方科学在有效治理日本一事上可以成为一件有力工具，但是万万不可让普通人接触到外国思想，生怕人们会“找不着北”，忘了听统治者的话。

德川幕府奉行的意识形态是新儒家，这是儒家思想中特别保守的一脉，创始者是12世纪中国哲学家朱熹。朱熹强调自然秩序的重要性，而这一点经日本人诠释，成了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儒家士大夫的职责是解释典籍，确保人们加以遵守。他们好比教士，有权阐释上天的法条。19世纪著名自由派教育家福泽谕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传统的局限性：“在吾国，学问意味着统治者的学问，仅仅是治国术的一个分支。”不少儒生——日语里称“儒者”——兼具教师和中医的身份，西学与他们奉为圭臬的部分信条格格不入，对其地位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因此，他们乐见西学倡导者遭到打压。

同洋教师过从甚密或许会以悲剧收场。长崎的荷兰贸易使团里有个十分博学的人，名叫菲利普·弗朗茨·冯·西鲍鲁特（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是个内科医生，有德国血统，为人少言寡语。痴迷于收藏日本物件的冯·西鲍鲁特帐下有不少敬重他的日本弟子。1826年，在前往江户途中，他同高桥景保交换了礼物。高桥是出色的翻译和天文学家，是荷兰人口中的“格劳比乌斯”（Globius）。“格劳比乌斯”送给冯·西鲍鲁特一份日本地图，自己则获赠一幅世界航海图。消息一经走漏，冯·西鲍鲁特就因间谍罪被捕，继而被驱逐出境，而“格劳比乌斯”于三年后死在狱中，死因或为自杀。

另一位倒霉的学者是青年吉田松阴，他无比渴望见识西方世界，央求佩里让他上船，带他回美国。佩里拒绝了他。吉田因擅自登上美舰被囚禁于牢笼内。他的老师佐久间象山也因为怂恿学生出国游学身陷囹圄。佐久间曾基于自己的西学功底，发展出一套理论，探讨防范外夷入侵的最佳对策。他发表过《省侃录》这部名作。出狱后，因为给坐骑安了西式马鞍，佐久间死在了狂热的反西方分子手中。

彼时钻研西学是要冒风险的。然而，多数兰学家很难算是逆党，哪怕是那些呼吁以妥协退让来应对佩里掀起的风波的人，也一样不是乱臣贼子。许多人或行事谨慎，唯恐被卷入政治，或对此不屑一顾。总之，他们几乎清一色都是赤忱的爱国者，虽对中国中心论的蒙昧主义倾向颇有微词，却仍笃信新儒家的那套君臣之道。同冯·西鲍鲁特交换礼物的“格劳比乌斯”因涉嫌卖国死在狱中，但也同样是他，曾于1825年建言政府将所有外国船只驱离日本海岸。要是有人能将18、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日本思想家分为两派，一派是进步的、信奉自由主义和追求民主的西化论者，另一派是反动的、倡导本土论的威权主义者，这固然很好，可问题是这种区分过去不存在，如今也不成立。积极鼓吹通商和怀柔的人士——他们中有不少兰学家——同时也宣称，有朝一日，待日本“师夷长技以制夷”后，国家就能再度回退到安稳的锁国状态了。*****

即便钻研“兰学”的人自己浑然不觉，他们的学识对削弱儒教国家的哲学合法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人从中国那里借鉴了一套基于天下原则的治国理念：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要以天下自然秩序为依据，一位仁君务必确保二者之间的和合共生。儒家伦理被认为符合自然原则，“兰学”则引入了一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要是能对自然原则进行理性分析，而支撑儒教国家的天下观念又可以被证伪的话，那会对其政治合法性构成严重的挑战。

总而言之，西方科学在中国造成的震荡要甚于日本，因为其显示出中国并非天下的中心。为了避免可能爆发的伦理革命，中国人采取了将中式伦理同西方科学一分为二的做法，就仿佛欧洲思想无关乎伦理。19世纪末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实际上，这在中国根本行不通。西学不可能在不遭到严重歪曲的前提下被剥离到简单的器物层面，而旧有的中国中心论原则也很难同科学探索相调和。因此19世纪以降的中国思想家往往会在立场上呈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先前沉郁的保守主义思想倒向激烈的偶像破坏论：要么就捍卫中国传统——管它应是何种面目——使其免受哪怕一丁点儿外国势力的玷污，要么就打着“赛先生”的旗帜，把传统砸个稀巴烂。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两种情况的写照。

对于西方思想，日本人有着相似的对策，却不像中国那般疾风骤雨，或者就算是疾风骤雨，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日本的知识分子同样采取了“举西方科学，存日本精华”这一保全颜面的策略，结果一样碰壁。然而，日本具备一大优势，即文化边缘性。过去视中国为智慧中心的日本思想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寻其他效仿对象。重要的是，鲜有日本人会幻想地球围绕日本转，他们或许会认为日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一片得神护佑的土地，但与之争夺神明眷顾的国度还有很多。他们还明白，日本的政治制度乃至其立足的原则都是源自中国的舶来品，一旦旧秩序运转不灵，想再师从他国也不会面临什么阻力。

日本与中国的另一大区别在于权力分割。在中国，世俗和政治权力集中在朝廷手里。德川时期的日本，将军以铁腕统御全国，天皇的角色则更近似教皇，经过他的加冕，世俗统治者才被赋予了合法性。这种安排后来有所异化，原因是与天皇同属一朝的将军也开始显露出一些帝王相。不过，分权有一大好处：可以起来造政府的反。而要是打着效忠天皇的旗号、且无叛国之嫌时，就更是如此。换成中国，这绝非易事。

西方影响常常是日本剧变的催化剂，但绝不是幕府体制开始显露颓势的唯一诱因。早在17世纪，以大阪为主的一些沿海城市就已形成一个日益富裕且成熟的商人阶层。他们买卖日用品，订立自由契约，从事奇货可居的投机生意。商人在官方的尊卑体系中要比农民和匠人低一等，但当他们富起来的同时，名义上处在等级制顶端的武士往往变得无用武之地，到了18、19世纪愈发穷困潦倒。天下太平了，职业武士还有何用？武士的数量太多，没法安排所有人进入官府工作，经商则又显屈尊。三百年后风靡西方的那些记录武士信条和侠义精神的浪漫文字其实反映了他们无所事事的状态。旨在重武抑商的尊卑体系已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此外，闭关锁国的国策也阻滞了日本的技术进步。

19世纪40年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传至日本，引起一片哗然，因为这不仅说明中国已十分落后，同时也折射出日本自身的脆弱性。但实际上，许多日本人很早以前就已抱有这样的疑虑。1644年，满族灭明后不久，国势便一落千丈。差不多在胸襟宽广的德川吉宗大力倡导兰学的同时，日本国内还兴起了一股复兴文化传统的热潮。信奉本土论的学者在日本诗歌、神道教之万物有灵论和天皇崇拜中寻找日本优越性的证据（他们确实找到了）。甚至有人表示日本应取代中国，成为真正的中央帝国——至少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跟日本皇室的纯净血脉一对比，中国叛乱频仍、朝代更迭的政局就相形见绌了。日本文学表达含蓄温婉，汉学则被认为过于冰冷和理性。就连日本的亲华派也开始挑战“新儒家思想象征自然秩序”这一命题。而经由“兰学”引进的地理学则清晰地表明中国并非天下中心。*****

时至今日，日本国内的本土论者依然有一种恼人的习惯，他们研究外国思想的目的是为了印证日本民族独一无二的优越性。神道教复兴论者牢牢抓住哥白尼的天文学说，以此证明日本人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地球当然是围绕太阳转，那么天照大神，即太阳女神，难道不是日本人的神圣祖先么？日本不是从诞生之初就面朝太阳么？无疑，这种说法在佛教徒和信奉中国中心论的保守派看来不啻为歪理邪说，但同时也恰恰点明了西方思想之所以令本土论者心潮澎湃的原因：其有助于将日本从中华文化圈里解放出来。

更耐人寻味的是一些本土论者对基督教的态度。18世纪末19世纪初，本土学派的重镇设在水户一座别致庭院里的书院（保存至今）。位于江户东北的水户长期以来就是学问之都，佩里准将造访日本时，水户藩藩主态度强硬，反对向外国人作出任何妥协。他鼓吹“尊皇攘夷”的口号。在他的支持下，所谓的水户学派专事日本独特性的理论研究。该学派领军人物之一的会泽正志斋曾在1825年发表著名的《新论》。会泽宣称，基督教是邪教，西方蛮夷则是一群“野猪饿狼”，他们在日本一靠岸，就应被剿杀殆尽。

可会泽同其他水户学派人士又都是勤勉的兰学者。会泽总结道，欧洲国家之所以强盛——这点他一上来就予以肯定——要归功于西方信仰。他认为，作为国教的基督教令欧洲臣民自然地归顺统治者，一神论可以促成国家统一，“政”“教”应当合一。这样说来，日本需要的是属于自己的国教，由天皇担任大祭司。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应该将神道教这一远古的日本信仰由众神崇拜的自然宗教改造成一门将所有日本人都置于天皇荫庇之下的全民信仰。神圣祖先天照大神将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地位堪比基督教里的上帝。令人扼腕的是，政教合一后来成为日本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奠基石之一，借的是古代传统的力，但效仿对象依然是欧洲。

西学学者和水户本土论者都或明确或隐晦地挑战了中国中心论式的旧秩序，因而两派人的立场实际上是一致的。不管是兰学者，还是本土论者，都不欢迎佩里舰队这群不速之客，有许多人是彻头彻尾的排外论者。不过，他们承认西方思想的力量，也愿意加深了解，为的是能使日本有朝一日跻身强国之林。撇开围绕远古文献、皇室血脉纯洁性和祖先神祇的那套玄奥话语，从许多方面来看，本土论者和西方人一样现代，尽管西方到了他们这里通常会变得面目全非。此外，他们还将西方世界最坏、最无情的一些东西学了去，并仿而效之。

其中之一便是殖民主义。18世纪末有一位杰出的兰学者，名叫本多利明，是一位贫寒武士之子。本多在仰慕者口中被唤作“日本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日本的“富兰克林”和水户派交游甚密，说真的，他的一些想法放在当时来看可谓十分进步。他尝言，政府建立的前提是民众许可，因为“当违背民意而以武力统治国家时，许多人会发自内心地反对强制胁迫，并成为作奸犯科之徒”。他还赞成游历海外，以开阔日本人的眼界。本多将国家的大部分问题归咎于对科学的无知以及卑躬屈膝地因袭中国已然不得人心的做法，他甚至还提议弃用汉字。根据对英国的研究，他总结道，一个面积狭小的海洋国家需与外界通商。他相信，日本有四大亟需：火药、金属、航运和殖民。

本多认为，没有殖民帝国，一个国家便无法成就一番伟业。他对日本殖民帝国的构想同其政治思想一样，既进步，也无情，这一点同他崇尚的楷模英国的殖民方针高度吻合。为了攫取日本致富所需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可以对被殖民国家的原住民进行剥削，也可以砍伐森林。参考日本其后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极具“先见之明”。本多对好的殖民统治的看法也领先于同时代人：“父亲般的统治者有责任引导并教化原住民，好让他们每个人都不会庸庸碌碌地混日子。”

这样说来，佩里的翻译、善良的卫三畏牧师根本就没有参透这些日本“原住民”。他们完全不像他认为的那样麻木不仁和愚昧无知。日本人心里的主意多得很，其中不少观念早在卫三畏抵日很久之前就已从西方东渐。问题是，在旧秩序的大厦将倾、一个崭新而现代的国家成型之际，到底哪些观念是行得通的。纵然学者的思想对后世存在影响，但他们并非缔造历史的主体。直到20世纪20年代，本多的学说才完全为世人所理解，他的声望也达到了生前难以企及的高度。不过，那些推翻幕府统治的人除了受到思想的鼓舞外，切身利益也是他们行动的原动力。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是排外论者，一部分是朴素自由论者，还有一部分则兼具双重身份。

倘若说即将到来的这个百年是以排外、威权主义和战争为标志的话，通往开放、民主局面的道路也并未完全被堵死。1837年前后，所有渗透进日语的外来语当中有个荷兰语词汇，叫vrijheit（经由荷兰人撰写的一部拿破仑传记引入），意为自由。至少有一位日本通事对此念念不忘。他很清楚大声说出这个词会招致危险，因此一直郁郁寡欢。据当时一位见证者所言，他只能靠饮酒来解闷，但“喝醉后，又免不了高喊‘Vrijheit！’”。

也许卫三畏认为日本人“部分开化”的看法还不至于错得那么离谱，这一评价对世间所有人都通用。无论身处哪个时代，开化的那一半人总会做一番挣扎。只可惜，在日本，挣扎总会以失败告终。*****

1853年至1868年这一时期，也就是自佩里的黑船来袭到幕府统治的灭亡，史称“幕末”。“幕末”这个词除了隐含“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轻佻、浪荡意味外，还呈现出一种黑暗而暴虐的面貌。这一点起先在剧情邪恶的歌舞伎作品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很久之后又在不计其数的武侠片里得到了体现。“幕末”临近尾声之际，日本社会波诡云谲，动荡不安，阴谋四起，杀机四伏，兵燹不断，政变频繁。来自西南的藩主们同德川幕府的忠臣明争暗斗，最终导致内战爆发。这一时期，人们狂躁不安，各种“末法”思想层出不穷。暴民啸聚江户在内的大城市，高举神道教画像，去神社拜祭，在大街上衣不蔽体地翩翩起舞，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行交媾之事。他们打劫富户，边打劫还边像走火入魔的教徒似的大喊：“这样不好吗？这样不好吗？我们想干嘛就干嘛！”同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情况一样，19世纪60年代涌现出一批年轻的极端主义者，视暴力为民族救赎之道。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或许与日本社会在太平时期受到的严密管控有关。

佩里的到来使得“尊皇攘夷”这句口号成了“倒幕”的一纸战斗宣言。江户幕府不仅越来越无力维持时局，还被指责是外敌来犯的祸首。人们既畏惧变革，又反抗传统。革命党既是偶像破坏者，亦是反动势力。年轻的极端主义者往往出身于低级藩士家庭，在旧社会里迷失了自我，于是通过一系列暗杀行为来表现他们排外、尊皇和救国的抱负。这为之后的一个世纪树立了标杆。1858年，一位幕府高官与美国签署条约，赋予美国人在日通商和居留的特权。他晓得自己无从选择。两年后，这位官员在位于江户的将军府外遇袭身亡。一伙来自水户的武士把他从坐轿里揪了出来，当场砍掉了他的脑袋。虽然凶手自认为官员该杀，但怎么说这也是以下犯上。于是，杀手按照武士的惯例，切腹自裁，以死谢罪。

另一位险些得手的刺客是个来自土佐地区（位于日本西南的四国岛）的青年，名叫坂本龙马。他是许多小说、剧本、电视剧和电影的主人公，常被称为日本的“加里波的”（Garibaldi）：一头乱发，放荡不羁，腰挂佩刀。这番打扮在二战后比在战前的专制时期更受人推崇。坂本从政之初是个嗜杀的狂徒，后来获得政治启蒙，这一转变过程折射出同时代人身上共有的幽暗魅力、急智和对不同政治可能性的开放心态。

一想到自己要过那种束手束脚的地方武士生活，坂本便心生厌倦。他退了学，离家出走，告别领主，上了一所剑术学校。满脑子都是水户学派那套民族纯洁和外夷险恶之说的坂本动身前去刺杀卖国贼。他自认为找到了完美的目标：人称“麟太郎”的胜海舟。后者是幕府的海军专家和知名兰学家，曾在长崎同荷兰海军专家共事过一段时间，也作为1859年日本首批派驻美国的公使团成员，亲眼见证了美利坚国力的强大。他总结道，日本要想维持其独立国家地位，唯一的机会便是打开国门。在坂本这种狂热的年轻武士眼里，胜海舟此举不啻为懦夫行径和卖国求荣。

据传当时经过如下：胜海舟在面对前来索命的青年时，镇定自若地说道：“你是来杀我的吧？要是的话，应该先等我把话说完再动手。”这之后，事情出人意料地来了个大转折，但这种转折时而又很符合日本主人公那种鲁莽的性格特点。胜海舟辩称自己和坂本一样爱国，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日本变强大，赶走外夷的最好办法是先学会他们的全部技艺，因此他才提倡门户开放，一开始妥协退让。据传，坂本扔掉了手中的剑，跪倒在地，为自己的“心胸狭隘”赔罪，并恳请胜海舟收他为徒。也许当初情形果真如此。

坂本在胜海舟身边侍奉了数年，后来在长州、萨摩和土佐之间斡旋，促成了它们的结盟。这三个藩是西南几股反幕府势力的中坚力量。萨摩位于九州南部，长州在本州西陲。16、17世纪之交，日本陷入内战，这三个藩的领主吃了败仗，因此一直被排除在德川幕府的核心权力圈之外。萨摩和长州的藩主打算同江户幕府开战，但坂本主张议和，并敦促其盟友说服将军退位。坂本提议，日本应由一个地方大名组成的议事院共同治理，德川将军在其中仍有发言权，但不再担任大统领。1867年，末代将军同意了坂本的提议，但萨摩和长州的武士此时已丧失耐心，唯有一件事能满足他们，那就是幕府的倒台。

坂本把新的活动地点设在长崎，他在那里研习西方政治体制，并对欧洲国家的宪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没读过几年书，坂本想必聪慧异常，因为早在1867年时，他就已设想出后幕府时期一幅高度详备的政府架构蓝图：政治权力必须被交还到天皇手中，但一切政府决策的通过须以两大立法机构，即上下议事院的“全体人员意见为依据”。宪法的起草也势在必行；在物色高官人选一事上，则采取任贤选能的原则，不再看重等级或出身。（有必要记住的是，像坂本这样地位卑微的武士总被要求对上级卑躬屈膝，不管是在本藩还是外藩。）后来，坂本在另一份文件里详细说明了如何遴选贤能以及选举委员会所发挥的作用。对于开展外事，他的意见是“要遵循全体意见通过的恰当规范”。

鉴于坂本自身的背景以及此类政治模式在日本史上尚属首创这一事实，这份文件的意义不容低估。一年后，其中大段行文被写入明治维新的《五条御誓文》，正式宣告幕府统治的终结。明治，顾名思义就是“开明之治”，被用作天皇的新年号。过不了多久，“明治”二字便会成为令人瞠目结舌的现代化进程的代名词，引得那些仍然生活在西方殖民统治下的亚洲人纷纷投来敬畏的目光。

这是一则振奋人心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社会如何经由进步思想洗礼，从封建主义和军事专制迈向自由和启蒙。可惜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毋庸赘言，政治自由主义的种子已经撒下，但其生长进程从一开始便受到其他力量的阻遏，将日本推往另一个方向。一旦天皇和他的廷臣为某个政治目的所用——利用他们的是反抗幕府的叛党，以萨摩和长州这两个藩为主——一种现代化的专制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几个世纪以来，身居京都的天皇象征着日本文化与道德的守护人。对于其政治授信，将军根本不当回事，甚至都懒得与之见上一面，遑论共商国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情况则大为不同。反抗幕府的强硬派人士怂恿孝明天皇反对同美国签订协议，但天皇本不应对这类事发表意见。即便反对幕府的叛党并不真的希望看到天皇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也已拉开了天皇制走向政治化的序幕。

这一进程最终以灾难收场，其结果早在新宪法制定之初的几部草案里就可见端倪。1867年，在同萨摩和土佐方面的代表会晤过后，坂本龙马等制宪者拟了一部草案，其中包含下述条文：“国无二君，家无二主，政刑归于一君乃自然之理。”话虽如此，这番措辞还是给建立世俗政府留有一定余地。天皇依然可以只充当名义上的统治者，将执政之事托付给文官组成的政府。但实际情况似乎是“复古神道”学派的口号“祭政一致”——即祭祀和政事统一——正在成为一种政治现实。

幕府统治的终结并不像坂本料想的那样是个和平的过程。1868——1869年间，拥护幕府的臣子和天皇的军队之间爆发了内战。拥幕派来自东北的几个藩，倒幕派则来自西南。战事进行得很惨烈，那些不幸身处交战双方中间地带的平民只能任凭武士对他们百般欺凌。幕府的最后一道防线设在会津这座水户西北的城邑。三万天皇大军兵临城下，用最新式的西方火炮轰击会津藩藩主的堡垒。在苦苦支撑逾两周后，这座城池被大火吞噬。许许多多拥幕派年轻武士在绝望中切腹自尽。堡垒被攻破了。会津藩藩主损失了三千多名手下，他本有两万多人马，剩余的散兵游勇面对追兵，一路逃亡至北方的苦寒之地，死于饥馑者无数。

天皇迁都江户，并更名为东京，这也是近千年来天皇首次与政府机关同处一座都城。东京市中心建起了名为“靖国”的神社，以缅怀为天皇捐躯的英灵。他们的牌位被供奉在神社内。在后世一系列对外战争中，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也将魂归此地。那些效忠幕府的人士则下场凄凉，无人为他们建祠立碑。时至今日，靖国神社依旧能激起人们强烈的抵触心理，反对者不仅有日本过去在亚洲的敌人，还包括日本国内的基督徒和自由派。

不幸的是，坂本没能活着看到幕府走向覆灭的这一天，亦未能等到他为之呕心沥血的明治维新成为事实。幕府统治的最后几年里，京都成了一片乱世，遍地都是阴谋家、刺客和行走江湖的剑士，人人都在蠢蠢欲动。1867年冬，坂本藏身于一位贩酱油的友人家中。他知道幕府的人在追杀他，但自觉无人身安全之虞，于是差保镖出门买吃的。一个陌生人敲响了商人家的门，说要找坂本龙马。坂本的家仆刚想转身去禀告楼上的主人，来客便闯进屋内，身边还跟着两名剑客，他们拔刀向坂本的头部、身体和四肢砍去。这些刺客是“新选组”的成员，该组织的宗旨是杀光所有与将军为敌的人。事毕，他们走了，留下了倒在血泊中的日本制宪第一人。第二章文明开化

据传，2月11日是日本神话里首位天皇建立皇权的日子，日本特意选在1889年的这一天纪念其“名正言顺”地跻身强国之林。一个焕然一新、与封建时代彻底决裂的日本将拥有属于自己的第一部宪法，落实“文明开化”这一明治时期的主要口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口号，略晚些流传开来，这个口号便是“富国强兵”。不过这还是后话。说到天皇，他像神赐礼物一样将宪法施予臣民。围绕这一重大事件而举行的仪式隆重而盛大，十分符合明治日本那种奇特的文化矛盾心理。

一大早，明治天皇（外国人多以其名“睦仁”称呼）便穿上古制朝服，遁入东京皇宫的神社内室中，向列祖列宗禀告了新宪法的事。他解释道，这份文件符合“文明进步”的精神，旋即话锋一转，劝诸位先皇不要担心，说新宪法定会维系皇权的世代传承。还不光是维系，明治维新——抑或是明治维新的政治宣传——的意义就在于，它“复辟”了远古形态的日本皇权。

明治天皇的臣民此时还对皇恩浩荡的陛下赐给他们的新宪法的内容浑然不知，但就算是参加了随后举办的庆典的人，也一样被蒙在鼓里。庆典于当天晚些时候进行，天皇身边有一位德国顾问，专门负责就宫廷礼仪的“移风易俗”出主意。庆典便采纳他的方案，取欧式风格。正如当时某幅浮世绘所示，天皇的觐见室为仿维多利亚风格，欧式和日式图案随处可见，譬如金色的流苏、红色的软绒、精致的镀金烛台，数量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已换上一套欧式元帅服的天皇端坐在金灿灿的普鲁士风格的御座上，身后是皇家徽章，脚下铺着长长的红地毯。皇后紧挨夫君而坐，身穿一件极不相称的粉色晚礼服。她一般不抛头露面，此次登场，再度证明日本已接受文明开化的新风尚。天皇手下的大臣和留着连鬓胡子的士绅或身穿双排纽礼服，或一身戎装，腰板挺得笔直，显得不太自然。在画家笔下，他们被安上了一双与实际不相符的大长腿。天皇一侧是他的外交团队，以赞许的目光看着眼前这一切，好似观摩学校话剧社表演的家长。随侍人员中还有伊藤博文，他是日本枢密院议长，也是新宪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伊藤崇拜俾斯麦，举手投足间有几分神似“铁血宰相”，包括后者手持雪茄的仪态。（二战后担任首相的吉田茂也会以此方式表达对丘吉尔的敬意。）

有件事给这一喜庆场合蒙上了污点：改革派文部大臣森有礼遇刺身亡。他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笃信不疑，以至于提倡日本人和欧洲人通婚，“是为提高日本国力之上策”。排外势力长期以来就对森有礼的西化做派恨之入骨。制宪日当天，一位来自长州的原藩士刺死了森有礼，原因是他在参拜伊势神宫这一神道教至尊圣地时表现得不够恭敬。尽管森有礼会因为喜欢说教被载入史册，但杀害他的年轻人一样青史留名，理由是他的爱国精神“至真至诚”。

继1868年政府许诺出台宪法以来，日本人总算有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十年来，举国上下的人都对新宪法的性质和可能的内容议论纷纷。民权和自然权利活动家发表倡议，撰写草案。同坂本龙马一样，植木枝盛也是来自土佐的原藩士，他写了一首歌，鼓吹主权在民，其中几句歌词激情澎湃：

让我们为宪法而奋斗！

为尽早实现民选议会而奋斗！

前进！前进！吾国的人民，

让我们推动自由和民权！

然而，实际颁布的宪法却言辞模糊，且完全将国家主权置于天皇手中。恰如日本名仕穿戴的礼服和高帽，以及东京市中心建起的某些现代红砖楼，宪法披着光鲜亮丽的西式外衣。立宪者借鉴了普鲁士宪法，为的就是让西方世界刮目相看：瞧瞧，日本如今也是现代化民族国家，那些赋予美国人和欧洲人在日特权——譬如治外法权——的不平等条约总算可以寿终正寝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向某个外国京畿看齐，这一旧戏码如今再度上演，只是情况有变：巴黎、伦敦、柏林和华盛顿取代了中华帝国历朝古都的地位。

明治宪法的确授权国会筹备选举，首届选举的日期定在宪法颁布后次年，但是政党无从干涉政府大臣的人选任命。只有一小部分人——多是富裕的地主——享有投票权。伊藤博文在同僚中算得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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