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丹燕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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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试读：
《陈丹燕旅行语录》
一、先要观世界，方有世界观
《我的旅行哲学》一个人去旅行，走上漫漫异乡路，是为了用脚丈量出属于自己的世界。《我的旅行方式》
没有自己旅行的方式，即使走遍世界，也好似从未曾见到过它。《北纬78°》
见证神迹的极地旅行，寻找到造物主留下的指纹，让人能回归成自然之子，安然接受自然的抚慰与秩序。《与爱人去俄罗斯》
作者夫妇在俄罗斯旅途中，各自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所思，这两本日记本，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上放在一起时，才发现他们记录的竟是不同的世界
二、文学是描述，旅行的墨水
《第二日》旅行短篇小说集，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梅在旅途中的交集。本与李平正在路上，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终于相遇交错，各自留在照相机里的照片，当然是故事的一部分。《捕梦之乡——〈哈扎尔辞典〉地理阅读》
一本在东亚宁静的薄雾中读，总是好似迷宫般的小说，在塞尔维亚宁静的薄雾中读，就会突然云开雾散……就能在贝尔格莱德特有的气氛里回望塞尔维亚的各种历史谜团，并感受到作者帕维奇对于不同立场带来的不同世界观的深刻体会。《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
与天书《尤利西斯》中的人物相遇街头。在文字上建立起来的方位感，让人觉得似曾相识。像是在自己记忆中模糊了往事，还有旧地重游般的对照与思忖。
三、人生在世，一定要去看世界
《樱桃树下爱与弗》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去西方自由旅行的梦想正在一代青年心中艰难绽放，那些满怀梦想的身影奋不顾身地奔跑在路上。作者记录下了中国青年海外旅行史的第一章。《咖啡苦不苦》
旅行中用来遮风避雨排解孤独的咖啡馆，其实也是人生散发着清冽苦味的教室。一杯甜若爱情、苦若生命、黑若死亡的热咖啡里，其实盛着人生。《往事住的房间》
推开时间的房门，就能遇见早已堕入虚无中的往事正安然住在房间里。人们为了这样的心愿，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博物馆，纪念不能忘怀的过去。《今晚去哪里》
在一次次旅行中，时间在一张张借宿的单人床上错落。如果你有耐心，并坚持，终究能看到时光在空间里画出完美的人生曲线。《令人着迷的岛屿》
从没有一张旅游签证的国民，到世界最大量的海外游客，中国人用了十五年。2010年，爱尔兰旅游局根据此书路线专设中国游客文化旅行路线，爱尔兰总统麦卡利斯及丈夫马丁亲临新书发布会，并做专题演讲。中国旅行者从『会走路的钱包』，到拥有特设文化旅行路线，这是新的开始。《走呀！》
十五年间，从大手拉小手到携手并肩，作者与她的孩子在旅行中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一本旅行笔记渐渐成形，最终成为作者送给孩子的成年礼物，在孩子的大学毕业典礼上送达。
这些书都关于旅行，却不是游记——陈丹燕的旅行文学世界序
我在2013年初夏的爱尔兰，此刻正是大西洋尽头的岛屿最绿之时。
而我要让时间后退，来到2005年6月的贝尔法斯特长途汽车站。长途汽车站里有条灰绿色的月台，地面倒映着灯光，好像林中秘密的水洼。没车停泊，都开走了。
老派的铸铁月台指示牌，白瓷底子上烧了狭长的黑字：都柏林。
这个地名印入眼睛，好像一颗石子投入水塘，我的心过了好一会儿才咕咚响了一下，落得好深。
然后，1994年奶黄色的萧乾、文洁若译本的封面浮上来：《尤利西斯》。
故事在我记忆中平铺开来，好像一道在泥地上溢出的水。那里面有早晨离开家，迎着乔治教堂处的阳光，去肉店买羊腰子的布卢姆先生；也有伯顿饭馆里好像猪在泥沼里打滚那样吃相粗鄙，令布卢姆无法与之合污的人们——下巴上油乎乎的都柏林男人们。然后有了在沙滩上一边行进一边堕入无尽意识漂移的医学院学生斯蒂芬；我猜他长着寡长的脸，又细又长的小腿，没有乔伊斯脸上那爱尔兰人的圆鼻头——我猜他长得好看些。
接着，一朵1904年6月16日的云，在清晨斯蒂芬站着的炮塔平台上飘过，遮住天光，令大海有了一种葡萄般的紫色。这朵云也经过了布卢姆去买羊腰子的路上，从他抬头望见的乔治教堂尖顶上飘过，并遮住了升起的太阳。
后来，又有了深夜时坦普酒吧里那些穿梭在酒客和酒杯以及酒酣耳热的头脑之间湍急的对话。
故事里的都柏林完全就是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地，对我来说。但在路过前往都柏林的月台的几分钟里，我觉得自己正飘飘然地走过一部自己尚未读完的二十世纪文学巨著。这个地名有着纯粹的诗意。《尤利西斯》
布卢姆的漫游
都柏林
在圣彼得堡的火车站和涅瓦大街上，1993年，鞋底的俄罗斯初雪一直吱嘎作响。那时，我曾直接走进了《安娜·卡列尼娜》。那是周扬从英文版转译过来的版本，还不是后来草婴直接从俄文译过来的。在阅读饿得要命的整个少年时代，从不考究版本。那也是对人生好奇得要命的少年时代呀。1993年初冬，走在圣彼得堡火车站的月台上，看肮脏的积雪堆在枕木四周，安娜的确正在附近徘徊，穿着黑大衣。整个1993年冬天的月台上充满内在的紧张，因为我知道将要发生悲剧，在小说里已经知道了。
我耳朵嗡嗡地响。《尤利西斯》封面（译林出版社，1994年第1版）。
经过那样的圣彼得堡的冬天，我知道自己走进书里的感受——浑身轻得好像只剩下脑子，脑子好像是个嗡嗡作响的雷达，自己能看见自己的身体正走在现实的街道上，而分离出身体的另一个自己、无形的感知的自己则走在文字搭起来的街道上，走在文字描绘过的故事发生的地方。这种感受就好像看电影时突然伸手到放映间射出的光束里，手被光打得五颜六色，但光影里那个看上去具象的世界，我的手什么都没碰到。
文字组成的世界，要对文字有足够的领悟力才能真的进入，可是到了地理上的故事发生地，可触及的世界与可感知的世界会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融合，对读者来说是至高的心灵体验：自己的身心以及回忆，与感官交融在一起。我不知道对这样身心俱在、身心贯通的地理阅读别人会如何想；在我来说，那样的恍惚实在是最难忘的阅读经历，好像饕餮总归有一天要吃到汉满全席。
我从五岁识字时即开始阅读，1993年的圣彼得堡火车站的月台是我的新天地。
2005年，经过前往都柏林的月台，我走进前往伦敦德里的月台。从贝尔法斯特出发的长途汽车要带我去伦敦德里。车票找不到了，不过还是上了车。红坐垫的长途汽车穿过一些极其美丽的峡谷、湿漉漉的古老小村子——那是小矮人和人鱼故事的发源地，然后又掠过了无头骑士故事里的山岗与密林。但我知道我得掉头往南去，去都柏林。我得到那里去，跟着《尤利西斯》书里的漫游路线，在都柏林走上好几个18小时，路过好几次乔伊斯与诺拉相遇的叫“芬恩”的旅馆。我得这样读完《尤利西斯》。
我是个外国文学课的好学生，课上老师指定的长长书目，只有《尤利西斯》我一直没完成。这本语言多元、用典广泛的文字高峰，我已有的语言功力显然不够用，我想这就是自己多次试图读它，但到底读不下去的重要原因。这是一部有语言与知识傲慢的书；就是因为它傲慢，它一直刺激我阅读的欲望，从我第一次读它的1990年代，一直到泰晤士河上的新千禧桥都变旧了也没停歇，这可谓是我生命中良久不绝的欲望了。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我到底不肯合上这本书。
我得帮自己个忙，满足心里的这个愿望。
就这样，此后我开始去爱尔兰。四次都带着三卷本的《尤利西斯》。这是对《尤利西斯》漫步式的阅读，漫长宁静，吃吃喝喝，寻寻觅觅，其间充满果戈理式的抒情插笔。从2007年到2013年，心里却一直有着好像九月份学期刚开始那种一切慢慢来的丰足感。
从都柏林城里的公爵街开始读，要一杯热可可喝，好像布卢姆在深夜款待斯蒂芬那样。到海湾的圆堡，在圆堡潮湿的房间里开始读；圆堡静悄悄的，能听到炮塔平台上传来什么人的谈话声，以及蓝底三个皇冠的古老旗帜在风中发出的猎猎声。
然后，从都柏林到了恩尼斯城外的泥炭沼泽地。抬眼一望，能看到沼泽地里摇曳的灯芯草，淡黄色的细茎在阳光里闪闪发光。加威士忌的爱尔兰咖啡其实不好喝，又容易醉。醉醺醺的眼睛很快就困了，所谓满目迷离。寂静的沼泽地里能听到灯芯草在初夏强劲的风里飒飒作响，心中怀疑乔伊斯是否真的认为这里是凯尔特的心脏；不远处的高威，就是《死者》里唯一抒情过的幽暗大地。再到科克老城的英国市场，找到卖白色肉肠（drisheen）的传统肉肠铺子——乔伊斯式的食物。走出市场，旁边就是乔伊斯和父亲回老家卖家产时住的老皇后酒店，酒店的门面窄窄的，而且已经废弃了。沿着雨中湿漉漉的街道和湍急的河流往大学去，雨中经过一个炸鸡铺子，铺子楼上就是乔伊斯祖父去世的房间。家道中落、怨怒敏感的少年弃医从文，令人想起绍兴古城里长大的鲁迅。
这是我一生中一次漫长的阅读，似乎这样艰深博大的书配这样的旅行刚刚好。和布卢姆与斯蒂芬一起漫游，像在圣彼得堡时的自己那样，跃入文字与故事构成的空间里漫游。
这是一次身心并用的漫游，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浑然一体，冲破了身心所有的疆界。
这就是阅读。
接待我的沙湾退休老师罗恩上楼来看我，他是乔伊斯协会的志愿者。他很稀罕地端详着我正在读的中文版，比我把自己安置在塔里读书还更稀罕些。“乔伊斯竟然如此国际化了。”他感慨地望着乔伊斯翻译成中文的名字。
我向他说起自己第一次知道乔伊斯的大学时代。1981年，中文系的欧洲文学史课上到现代部分，教授们都没有正式的教材。刚好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等几位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在上海陆续出版，那套书就成了我们的教材。它就是带领我们走向世界文学的摩西。在介绍意识流作家的那一册，我读到《尤利西斯》中最平稳干净的第二章。
My host Ron, a retired school teacher and Sandycove local, came upstairs to see me.He is a volunteer with the James Joyce Society.He regarded the Chinese edition of Ulysses that I had been reading with such a look as if it was more implausible than the fact that I had managed to come to the tower to read.“Joyce has become so international,” he remarked while eyeing the Chinese rendition of James Joyce’s name on the book cover.
I told him about my college years when I first came to know about Joyce.It was in 1981 and there were no textbooks that professors could recommend when we began the module on modernism in our course on European literary history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It so happened that The Selected Works of Western Modernist Writers selected by Yuan Kejia, Dong Hengxun, Zheng Kelu had then come out in successive volumes in Shanghai.They served as textbooks and led us, as Moses did his subjects, to a new world, albeit of Western literature.In the volume of streamof- consciousness writers, I came upon Episode 2 of Ulysses, the best paced and least obscure of all chapters.第一章一朵云——有些缥缈之物竟是永恒一、沙湾
从四十步潭到圆堡，
在文字上建立起来的方位感，
让人觉得这里似曾相识。
2013年的6月15日下午的都柏林，阳光异常温暖。沙湾如今已是昂贵的住宅区，家家院子里都探出营养良好、枝条从不乱戳的花枝，有紫色和白色的丁香、摇摇欲坠的白牡丹，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海岛之花。主街上的咖啡馆玻璃门上贴出崭新的广告——明天“布卢姆日”，供应特色早餐：圆堡里的早餐，或者布卢姆早餐。显然它早已不是1904年故事里的“船记”。
有人在窗里桌边吃着一块新鲜的柠檬挞，他已换上小说里的衣服：细布条纹衬衣、褐色底子上夹着赭红色和墨绿色细条的弹力吊裤带，从衬衣胸贴袋里挂出来一条亮晃晃的怀表链子——耶稣会会长康米神父在第十章里用过的怀表哦，不知这是否暗示着他的宗教背景。
有个年轻瘦削的女人擦过我身边，捧着一束摇曳不停的雏菊，走到店堂外面的遮阳伞下落座。看上去，她比乔伊斯中心里挂着的诺拉肖像要瘦削硬朗多了，黑色短发贴着小巧的头颅和面颊，看上去不一定受得了乔伊斯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的自私。她放在桌面上的雏菊，应该典出于康米神父在路上见到过的那对情侣。
参加每年6月16日布卢姆式漫游的人，传统上都喜欢扮成书里第十章中出现的人物，这也算是一种动员身体一起参加的赏玩吧，好像明天一早有人要专门去吃烤羊腰子一样。
沿着斯蒂芬故事里的沙滩和大海边到岩石上的圆堡那一路，处处能看到小说里的各种痕迹，这种痕迹带来了节日前夕般不安又期待的气氛。特别是在夏季阳光普照的下午，吃下午点心的时分。图1 2013年初夏的沙湾四十步潭。
因为一本长久以来被都柏林拒绝出版的小说，如今这地方变得古色古香。而且的确很难说，这种渐渐成为城市传统的文学漫游日，到底是集体附庸风雅呢，还是读者的欢乐聚会。其中的许多人未必读完了天书，却不影响他在衣柜里备一套复古衣裳，再配上一副乔伊斯式小圆眼镜。
事情有时会变得很有戏剧性。
海边礁石外，就是四十步潭。1904年的男子浴场如今早已男女共用，两对男女在深蓝色散发着凉气的海水中嬉戏，女人一冬未晒到太阳的身体被海水冰过之后白得耀眼。洁白背脊的少年双手长长地吊在礁石的尖角上，一点点往下爬，在接近水面的时候仰面长啸一声，倒进颜色依然很暗的水潭中。想必经历了整整一个严冬，还没吸饱阳光暖意的海水是刺骨的。
但阳光为海水带来明媚的颜色。
站在如今还是弯弯曲曲的岔道上，望向灰色大石头垒起来的圆堡，似乎第一章里那三个青年仍在这里度过1904年那个阴霾的早上。乔伊斯把地理位置写得太清楚了，清楚得似乎他始终在场。听说他为了准确，就拿了裁缝用的软尺量。句子之间仍保留着他的角度和方位，所以总是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这是奇妙的感受，作者和故事发生地都在原地等待着在读者的阅读中再活一次，像一杯温热的水那样真实可感地流进读者的食道。《尤利西斯》上卷，p.70
爱尔兰海岸线上有不少大石头垒起来的、颜色阴沉的圆堡，为了防御传说中拿破仑的进攻。但法国军队从未来过，所以，这些圆堡终究无所作为。它们中的这一个命定会变得著名，那是因为乔伊斯。他去住过，而且把它写进了小说里。从四十步潭到圆堡，在文字上建立起来的方位感，让人觉得这里似曾相识。一种这是在自己记忆中模糊了的往事的感受，还有旧地重游般的对照与思忖，这些都在心里油然而生。二、圆堡
罗恩戴着一副乔伊斯式的小圆眼镜。
他闪闪发光的眼睛被镜片放大，
显出非常严正而循循善诱的样子，
全世界的教师都是这样的圣徒脸相。
按理说，一朵云没什么了不起，大西洋边上的海岛上空，成天飘浮着一万朵云。但这朵云却给予我在相同地理环境里做索引的乐趣：在圆堡平台上斯蒂芬望见一朵云；几十公里之外的都柏林城里，几小时后，漫游到多塞特街上的布卢姆遇到了这朵云；而我，在差一天就一百零九年时，作为读者的我，也望见一朵云。
平台上有云，没人。
爱尔兰面向大西洋的海岸线上，类似的圆堡都叫“拿破仑塔”，只有这里叫“乔伊斯塔”。这座圆堡由一个《尤利西斯》书迷买下，捐献出来作为《尤利西斯》纪念馆，并将二楼布置成第一章里描写过的模样。
强烈的潮湿气味从窄小的单人床的被褥上源源不绝地散发出来，也从木头桌子上摊开的一本精装书的纸张中散发出来。没有别人，所以我得以在那里读了一会儿第一章。但是坐不下来，太湿了，连纪念捐赠圆堡书迷的黄铜牌子都在墙上长出一层绿锈。
接待我的沙湾退休老师罗恩上楼来看我，他是乔伊斯协会的志愿者。他很稀罕地端详着我正在读的中文版《尤利西斯》，比我把自己安置在塔里读书还更稀罕些。“乔伊斯竟然如此国际化了。”他感慨地望着乔伊斯翻译成中文的名字。
我向他说起自己第一次知道乔伊斯的大学时代。1981年，中文系的欧洲文学史课上到现代部分，教授们都没有正式的教材，刚好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等几位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在上海陆续出版，那套书就成了我们的教材。它就是带领我们走向世界文学的摩西。在介绍意识流作家的那一册，我读到《尤利西斯》中最平稳干净的第二章。《尤利西斯》中的斯蒂芬在沙湾的学校里教书，罗恩也在沙湾的学校里教书，我大学时代似懂非懂地读过的《尤利西斯》第二章描写的正是沙湾老师在学校中。
罗恩戴着一副乔伊斯式的小圆眼镜。他闪闪发光的眼睛被镜片放大，显出非常严正而循循善诱的样子，全世界的教师都是这样的圣徒脸相。他听到我回忆1980年代初的中国中文系读书生涯，若有所思地点着头，说：“这么说，中国人还是很审慎地选择了比较干净的章节来介绍给学生看。”
但是教授在上课时说到，这本书最杰出的部分是莫莉的意识流动，那一章通篇没一个标点，模拟意识流动的状况。1980年代在中国曾与弗洛伊德齐名的心理学家荣格为这一章又爱又恨地背书，让1980年代初的文科学生都非常神往。那个时代研究潜意识的心理学家比乔伊斯更令人服膺，但当我最终读到莫莉那一章意识的奔腾澎湃，已经是1994年以后，在萧乾夫妇的全译本里。我仍能感受到里面强有力的肉欲渴念，巨大的、潮湿而温暖的心理真实感，带着令人感到绝望的沉重。图2 圆堡平台上什么人也没有，但天上有一大朵云等着，一百零九年差一天的一朵云，一动不动。“这么说来，中国人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审慎的民族。”罗恩老师仍在体会袁可嘉选本的深意，却并不知道他在那个时代众所周知的苦衷。1980年代初，要在中国介绍《尤利西斯》，也只有用第二章来走走钢丝。
还有他那一辈在中国的外国文学教授对外国文学忍不住的关怀与使命感。那是一代令人难忘的教授们，他们从未离开过中国，却外语精湛，朗读起来没有口音。他们在闭门锁国的中国如涸泽之鱼，却承接了两次世界大战前欧美知识精英的精神气质。袁可嘉先生脸上有着温和低调却孜孜以求的微笑——那是典型的1970年代“臭老九式”微笑。他非常准确地把握了西方文学的基本思潮与写作成就，他的选本并未因为是八十年代初的版本而成为后来的井底之蛙。那套书至今仍然有用，只是变得经典了。
像我不认识斯蒂芬一样，我也不认识袁可嘉老师。
罗恩帮我打开了二楼的木门，从外面涌入温暖的新鲜空气使皮肤和肺部变得舒服了。他又到墙边打开屋顶的灯，这是老师习惯做的事，他也习惯了。
我曾希望自己能在圆堡里住一晚，从容地读完一些章节，但事实上我不喜欢海边过于咸湿的房子。“啊，我在这里倒是住过一夜。”罗恩老师说，“修房子时需要看一下纪念馆。当时你来申请到圆堡里来住一夜，我就想，上帝呀，这个中国人把它当成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了。”《尤利西斯》上卷，p.55“就睡这张床？”我点点墙边那张古老的床，草绿色的床罩霉渍斑斑，似乎能拧出水来。“不是，我住在楼下大门旁。用睡袋。”罗恩对那张床扁了扁嘴。
明白了，那里才是整个建筑里最干燥的一小块地方。
罗恩很高兴我没再继续要求住在这里。他急着回家换衣服，然后到城里伯爵北街上的馆子里，去跟乔伊斯协会的人碰面。明天对他们协会来说是一年中的大日子。
我独自留在圆堡里的时候，想起自己许多年来一直把那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奉为指路明灯，它们一直放在我自己常用的书柜里，却一直没再细读过。它们的书页渐渐泛黄，并且长出了受潮后的黄斑。即使它们是这样难忘，但我想，自己年轻时，在十九世纪欧洲各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的包围下，刚刚从经历了收听短波即为死罪的时代逃出，以那时候我精神上的饥渴和无知，大概那个分册里的大多数作品都没真的看懂。
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夫夫人、福克纳和横光利一，这些遥远的名字当时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分册里，像太阳一样照耀过77级中文系学生的写作，虽然他们当时只是在我心中一晃而过，就像远方的霞光一样。可有趣的是，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却一直都是我写作的基础，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背叛的。这样看来，又好像当时是真的读懂了的。《尤利西斯》上卷，p.143图3 圆堡里复原的乔伊斯塔：1904年他与朋友曾在此小住。1914年他开始写《尤利西斯》第一章时，将这里作为故事发生地。1970年代在此成立《尤利西斯》纪念地，桌上的三只杯子便是小说第一章里出现的斯蒂芬与两个朋友用的，旁边的牛奶壶里盛的就是村里不会讲凯尔特语的老太婆送来的新鲜牛奶。
与许多后来被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震撼的作家不一样，我的源泉来自第二分册里的作家们。许多人说到马尔克斯让他们知道小说如何开头，而我要说乔伊斯和伍尔夫夫人以及普鲁斯特让我知道小说应该如何建立空间。
袁可嘉去世的消息在报纸上只占了小小一个角落，但在我心里，却是一声巨响。
袁老师就像我照相机里平台上方的那一朵云。三、挤奶场
温暖的牛奶滋射了出来，
洁白的，
有股柔和的腥气随之散发出来，
说不出的清新甘甜，
说不出的地道。
那是年轻的母性气息吧……
黄昏时分很凉。我在科克旁边的一个小村子里，隔着一大片草甸子，看凯文·西翰和他的狗慢慢将吃饱了的奶牛赶回棚里挤奶。
大西洋总是赠与爱尔兰充足的雨水，岛上到处都是汁水充足的植物。夏季将近，四处绿得铺天盖地。此刻，那些两边长满大橡树的乡间小路，常常要在交错的树枝间修剪出一个拱形通道来，汽车才能过。遇到对面来车，让到路边，枝条就在车窗上噼里啪啦。常春藤攀在废弃的教堂或者小修道院的墙上。藤蔓紧紧吸附；由于藤蔓强劲，那些石头墙才大多不会被风刮倒。
黄昏的凉风里，浅绿色的野麦穗在草甸子里好像波浪一样起伏翻滚，奶牛们叮叮当当走了过来。
今天我学如何挤奶。
母牛排队走到棚里的高台上，我和凯文·西翰站在低处，手抬起来正好够着母牛腹下的乳房。那些充满奶水的乳房重得好像一袋大米，乳房边缘暴起一串串的青筋。这是多么辛苦而且被频繁使用的乳房啊。
牛沉默着。由于涨奶，它们不停地交换着腿，吧嗒吧嗒地踏着空蹄，好像人内急的时候。
乳头像小指那样长，比腹下的颜色深些，柔软而结实，很熟悉的触感。
用拇指与圈起来的食指扣住乳头，在上面有节奏地滑动，快到最下端的时候下力重些，就是所谓的挤了。手指要温和安稳，安抚奶牛，而不要弄痛它。“对它温柔点，它很年轻。”凯文·西翰关照我说，“它的奶没什么油水，清淡纯正，是一等一的奶。”
我想自己学得很快。温暖的牛奶滋射了出来，洁白的，有股柔和的腥气随之散发出来，说不出的清新甘甜，说不出的地道。那是年轻的母性气息吧，给予的都是年轻身体里的精华。说不出的熟悉。
哗地一响，温热的水珠溅到我脸上。牛的身体忽然松下来，射出一股湍急的小便。与此同时，巨大的大便也一坨坨扑通扑通地落下来。棚里面释放奶水的奶牛们个个都这样，所以棚里响彻着稀里哗啦的便溺声。突然我的身体被唤醒了：在我给自己孩子喂奶时，一旦我孩子开始吮吸，我的身体也是这样突然松弛下来；产乳期的身体，会有些平日无法感觉到的秘密连接在此刻而显现出来，通常生产后的恶露都是在这时咕咚一声排出来的。
能产生乳汁的身体原来都是一样的。上帝赋予的感受。
刚刚产生乳汁的时候，乳头只是柔软脆弱，头几个星期，每个母亲都因为过度的被吮吸而疼得直掉眼泪。然后，皮肤破了，又愈合，再次皲裂又愈合，渐渐地就结实起来。那是一种柔韧而光滑的触感，原来我的拇指和食指还记得这种特殊的触感。
第二天早餐时，我们在面向草甸子的厨房窗下吃早餐，奶冲到麦片里，喷着香。凯文·西翰给我讲了一个美国游客的笑话。那个美国游客祖上是爱尔兰移民，她回爱尔兰来寻根，租了村里的房子住，一听到民歌就眼泪涟涟。有一天凯文·西翰跟她聊天，就问她：“你可知道我们爱尔兰为什么叫礼拜天‘Sunday’？”美国游客狐疑地看着他摇头；她说不是英文里不分英美，甚至印度，第七天统统都叫‘Sunday’的吗？凯文·西翰说，因为在我们爱尔兰，就是你的老家，常常都下雨，通常只有礼拜天才出太阳，所以，我们就叫礼拜天“Sunday”。“你猜她怎么着？”凯文·西翰笑得直打嗝，“她想了又想，吧嗒着眼皮说，哦，这也说得通。”
凯文·西翰觉得如今有人爱爱尔兰爱得都魔怔了。
草甸子上高高的野麦子起伏摇曳，看着真像爱尔兰海上的波浪。
我想起乔伊斯书里那个到圆堡去送牛奶的老妇人。“贫穷的老妪”（上卷，p.60）——在爱尔兰还叫“爱琳”的时候，人们也常常这样象征古老的爱尔兰。但是乔伊斯却偏叫这老太太在故事里不会讲、也听不懂凯尔特语。倒是有个英国人努力学凯尔特语。但这个英国人靠老太太的牛奶吃早饭。其实，乔伊斯的书认真读进去了，就能发现遍地都是富有象征与隐喻的果实，低头能捡拾好久。有时候，阅读的乐趣就是这些发现与捡拾，如果没什么功利目的，不需要像读产品说明书那样阅读的话。
说到乔伊斯，凯文·西翰说他听说过那本小说书叫天书，他可没打算看懂。
凯文·西翰往陶碗里倒了许多洁白的牛奶，就着牛奶夸喇夸喇响亮地嚼碎玉米片。
乔伊斯不喜欢爱尔兰复兴运动时期许多爱尔兰特殊的象征。我相信他是害怕像叶芝那样浪漫而浓烈地表达；他觉得那种毫无克制能力的表达，也是被七百年的殖民害的。我相信他认为自己更有能力表现真实的爱尔兰。他更冷静、更深刻，所以他远远躲开，到法国、瑞士或者意大利去写作能流芳百世的巨著。他比鲁迅自信和自私；他精明而视野辽阔，深谙历史行进的轨道，和在这样的历史节骨眼上，一个伟大作家应该坚守的本分。我相信他认为那本分便是冷静和独立，不用任何政治正确的立场来解释世界与人；同时也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文字与文学结构作出贡献。《尤利西斯》上卷，p.61
乔伊斯与叶芝也很不一样。热衷于民族独立的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算是功成名就。但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乔伊斯，他的作品最终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意识流小说。他似乎一直是憎恶独立前的爱尔兰与爱尔兰民众，送牛奶的麻木老太婆就是他给出的评价，正好站在叶芝的“爱琳”对面。对知识分子们狂热地卷入独立运动，乔伊斯更是报以持之以恒的嘲讽与毁灭性的质疑，从最初的《都柏林人》到最后的《芬尼根守灵夜》，从未改变过立场。但爱尔兰最终毫无保留地以他为荣。
其实，这是另一种文学力量的胜利，更加纯粹的文学力量的胜利。
我想，因此我仍想在一个地道的爱尔兰乡下，学传统的挤奶方式，在我读完第二遍《尤利西斯》后。农舍里入夜很冷，没洗澡我就睡下了。掀动被窝时，能闻到身体散发出来的未脱脂的生牛奶味道，还有母牛屎尿夹着发酵了的草木气味的淡淡臭气。我想着那只年轻母牛结实的乳房，想着乳汁带着体温温热地溅在我脸上的感受。“太阳快照到乔治教堂的尖顶了”（上卷，p.138）的6月16日早晨，老城区到处都是开始漫游的乔伊斯书迷，满城致敬乔伊斯。
漫游也是失去根和土地的犹太人最有象征性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吧。现在，从全世界各处来的人们跟着布鲁姆游荡。人们心中的这种认同，大约就是当年的海德格尔最害怕欧洲发生的事，也是他作为弗莱堡大学的校长最终从世界观上认同希特勒政治的思想根源。海德格尔认为，犹太人的这种失根的感受，会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成为世界性的思潮；这种抹煞地域性的普世思潮，最终会导致一种全球统一化的精神和价值观，这种抹杀了民族与地域特色的全球性，会摧毁本来丰富多彩的世界。
而像我这样的中国作家，十九岁时开始接受意识流的创作手法，就如接受整个失而复得的世界那般，无条件接受；在6月16日的都柏林街头，更是漫游在自己喜爱的意识流写作手法之中。
On the morning of June 16 when “the sun was nearing the steeple of George’s church” Joyce fans were seen wandering everywhere in the old town, in a city that saluted James Joyce on that day.
Wandering is perhaps a state of being most emblematic of the intellectual experience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of uprooted and landless Jews.People came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emulate Bloom and wander in the town.Such empathy was probably what Martin Heidegger once feared most for Europe and the fear eventually prompted him, as 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Freiburg, to identify with Hitler’s ideology and worldview.Heidegger believed that the rootless feeling of the Jews would become a universal sentiment as a result of industrialization that would make contexts and worlds fade and uniform spirit and values rise.Such global onslaught to national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s would ultimately destroy the once diverse and colorful world.
I, a Chinese writer who began to embrace the stream-of-consciousness at the age of 19, as if unreservedly letting myself into a world once gone, yet regained, now found myself wandering in the streets of Dublin on June 16, or rather in the labyrinth of the stream-of-consciousness that I so cherished.第二章白日游——一座老城可以成为一本书的索引一、黄铜牌子上的布卢姆
乔伊斯塔里的铜牌被含盐的潮湿海风腐蚀锈了，而都柏林老城里的铜牌却被无数双穿夏日凉鞋或者浅色皮鞋的鞋底摩擦得金光锃亮。图4 小说中的第四章，另一个主角布卢姆出现在故事里的都柏林老城。在埃克尔斯街他的房子里忙活了一阵，这位住在都柏林的匈牙利犹太人准备出门。如今，2013年，传说中布卢姆家的房子正在维修；所以，在工地墙外的隔离布上，也早早为今天印好了第四章里的那句话：“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摸了摸后裤兜，找大门钥匙。”（上卷，p.137）写作《尤利西斯》时代的詹姆斯·乔伊斯戴着罗恩老师昨天戴的同款眼镜，出现在他自己写的一句句子上方。图5 一支来自美国的乔伊斯中年书迷文学小组，在布卢姆日向导的带领下穿过埃克尔斯街，“跨到马路向阳的那边”（上卷，p.138）。向乔治教堂的尖顶望去，“一片云彩开始徐徐把太阳整个遮蔽起来。灰灰地。远远地。”（上卷，p.143）向导的背诵声带着温暖的爱尔兰口音，这样最迷人，书迷们发出满足的叹息声。经历过禁止《尤利西斯》出版的时代，经历过美国游客到巴黎的一大任务——买莎士比亚书店出版的《尤利西斯》回家的历险，酷爱自由的美国书迷在都柏林的这一天享受到了特殊的满足：“我不光读了禁书，而且还直接走到了禁书里去，在城里就像布卢姆一样逛了逛。”图6 奥康内尔街和伯爵北街相交之处是乔伊斯当年常去的地方，如今那里竖了座乔伊斯雕像。许多书迷漫游小组在雕像下集合：以下一个小时分散自由活动，吃布卢姆早餐，核心是煎羊腰子。全套布卢姆早餐有爱尔兰黑布丁、茄汁黄豆、爱尔兰烤香肠、烤培根与煎蛋、烤蕃茄、热司康饼或者爱尔兰苏打面包，咖啡无限续杯。其实，吃了这样巨大的一顿后，满城乱走才有力气。在奥康内尔街，听说2004年庆祝布卢姆日一百周年时，整条大街上有上万人同吃布卢姆早餐。如今想来，就好像是当年布卢姆受不了公爵街伯顿饭馆里的爱尔兰人大嚼，2004年这种大吃大喝再现于读者们对他本人的纪念情形中。只是在如今是全世界书迷的大嚼中，有人会暗中嘀咕：“我的老天爷，猪血大米灌肠可真恶心。”图7 向导科诺站在街口，迎着越过乔治教堂尖顶的阳光，翻开绿皮子的《尤利西斯》，点在第十章第一段：耶稣会会长……图8 科诺站在街边，翻回到第八章朗读起来。他穿着美式匡威球鞋的脚，则轻盈地点着地上这块铜牌子，上面的那段话已经差不多磨平了。戴黑色小圆呢帽的漫游者正以雕像式的姿势，漫游在都柏林城里和现在位于老城各个重要《尤利西斯》地标的黄铜牌子上，以及全世界各种语言的译本之中。《尤利西斯》上卷，p.296图9 我们所站之处就是专为布卢姆漫游设立的铜牌子，找到它就能找到漫游的路线，找到这个地理位置在书中的句子，好像接头暗号。乔伊斯塔里的铜牌被含盐的潮湿海风腐蚀锈了，而都柏林老城里的铜牌却被无数双穿夏日凉鞋或者浅色皮鞋的鞋底摩擦得金光锃亮。站在那里照相的一小会儿，我身边经过了两组书迷小组；向导们站在同一处，朗读同样的句子，令人很不幸地想到电视里的罐头笑声。
人们漫游，跟随着书中1904年的犹太人布卢姆。
漫游也是失去根和土地的犹太人最有象征性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吧。现在，从全世界各处来的人们跟着布卢姆游荡。人们心中的这种认同，大约就是当年的海德格尔最害怕欧洲发生的事，也是他作为弗莱堡大学的校长最终从世界观上认同希特勒政治的思想根源。海德格尔认为，犹太人的这种失根的感受，会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成为世界性的思潮；这种抹煞地域性的普世思潮，最终会导致一种全球统一化的精神和价值观；这种抹杀了民族与地域特色的全球性，会摧毁本来丰富多彩的世界。
沐浴在都柏林初夏温暖凉爽的阳光里，因为海德格尔，我想到乔伊斯与叶芝在思想上最大的分歧：也许不是个性上的现实与浪漫之别，而是乔伊斯始终站在布卢姆一边，而叶芝终生将爱尔兰人的凯尔特精神当成精神故乡。乔伊斯是现代的，叶芝在价值认同上是农耕社会的。
世界到了2013年，满世界的乔迷已经各有各自的失根，一如犹太人和乔伊斯。但都柏林却因此获得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都柏林城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尤利西斯大城”，比鼓崖附近的爱尔兰传统神话之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们按照《尤利西斯》第十章里描写的人物装束打扮起来，在乔治王北街出发，绕过墨绿色铁皮的拉白奥蒂冰激凌车，向玛利街出发——这是漫游的最经典路线。
路上有位花白头发的老妇人穿着浅色长裙，戴着一顶灯芯草编织起来的扁草帽，用一根大卡子固定在发髻上的那种。她正招呼一对双胞胎外孙——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男孩，穿着两件相同式样的水兵领上装（二十世纪初的校服式样），都戴着簇新的白色便帽，正在爬乔伊斯中心门口一人高的铸铁栅栏。要是和书里遇见康米神父的三个放学的小男孩对应起来，他们两个显得年龄太小。乔治王街的坡上，几个年轻人在阴影里摆开全套小乐队的家什，正在表演爵士乐。年轻人穿着黑衣裤，有早些年少年中流行的哥特气质。我想了一下昨天在沙湾见到的亮闪闪的怀表链子，康米神父的怀表，还有神父路遇的放学少年。比起书里写的放学少年，如今演奏音乐的年轻人显得非常敏锐和细腻。他们演奏的好像是U2的歌曲。
一位穿着灰蓝色短大衣的中年男人走在我前头。阳光透过他头上草编的礼帽，在他绲了绸边的后领上和肩膀上洒下许多细碎的光点。他的装束有点像书里描写的舞蹈老师，也配了一条淡紫色的紧腿裤，但脚上配了一双看上去很像科罗拉多人喜欢穿的牛仔靴子，有很多亮闪闪的大头钉的那种。这靴子显然是他对第十章描写的创新。他后背看上去还真没什么中年人腰肋处软乎乎的赘肉，可见是个保养良好、严于克己的人。我们前后脚相跟着经过一家鲜肉铺。是那种传统的肉铺，擦得干干净净的地上铺着黑白两色瓷砖，好像棋盘一样。隔着玻璃门，能看见柜台里排列着整整齐齐的生肉，牛的各个部位都已经分解开来，标着不同的价钱。淡红色的生肉中间很应景地放着几对已经清理好了的腰子，比较大的是牛腰子，比较小、而且颜色也略深的是羊腰子。肉铺子不可能一丝不苟地如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那样经营，虽然柜台里还有黑色的血肠和红色的肉肠卖，但白色的肉肠已经消失了：现在的爱尔兰人不需要那种不是纯肉的软肠子，人们觉得那软绵绵、好像果冻般易碎的肉肠让人恶心。
然后我路过一个酒馆，绕过它拦在人行道上的黑铁栅栏时，看到栅栏上方竖起的尖角上被人倒插了一只褐色的空啤酒瓶，红色的酒标乍一看好像红灯一样。任何时候都有无所事事的男人倚靠在酒馆外面的砖墙上，令人不舒服地张望着行人。爱尔兰的酒馆里还是一大早就挤满了喝酒的本地男人，在科克码头旁边的酒馆里，甚至高威海边的酒馆里都是这样。伦敦德里城里的酒馆更是这样。经历了用土豆酿烧酒的过去，人们似乎都遗传了好酒量。
在亨利街的一座大厦墙上钉了一块圆形的纪念牌，纪念乔伊斯早年在这里投资茶叶进出口商号。当然，这是作家早年失败的几桩生意中的一桩。6月16日的太阳照耀之处，一个穿了白色蕾丝长裙的年轻女人慢慢经过。她亚麻色的长发在两鬓各自款了起来，形成两个发髻，好似照片上的诺拉。她的同伴也梳着与她相似的发型，但穿着紫色平绒的齐腰短外套和灰蓝色的薄呢长裙。在我看来，她们身上唯一不合适的地方就是单肩女式背包——1904年的女士们用背包吗？那似乎是一种现代职业女性式的装备。背包的细带子拉歪了她肩上的蕾丝布，整条长裙在她身上就有点拧着，不安宁。6月16日，在芬恩旅馆的红砖墙外与乔伊斯一见钟情的诺拉小姐，当年是这样向玛利街走去的吗？站在乔伊斯的角度想想，这样的形象似乎太独立与自私了。
有人握着一朵雏菊，花朵在细长的枝条上摇晃个不停，好像沙湾昨天的雏菊一样。这些女孩是康米神父祝福过的、出来与文森特幽会的女孩吗？全都穿着“轻飘飘的裙子”（中卷，p.85）。
玛利街上拥挤的人群里出现了几顶高帽子，用白色无纺布做成的高帽子。这些人身上挂着百货公司大甩卖的纸板广告牌，红扑扑的脖颈上吊着广告牌的细绳子，细绳子显得他们年轻粗壮的脖子上的皱纹又深又宽，那是与年龄无关的凯尔特皱纹。凯尔特血统容易在脸上和脖子上留下皱纹，面颊和眼角上也是，就像韩国人遗传大圆脸，蒙古人遗传细小并眼角上扬的丹凤眼那样。
他们在人群里慢慢走到玛利街尽头，又原路折返回来，向奥康内尔街的方向走去。
其实，这不算布卢姆日的特殊装束。至今在欧洲各大城市百货商店附近的街上，有时还能看到这样的活动广告人；在纽约也有这样的人，甚至在曼哈顿的老百货店大堂里都有。但他们比起苹果手机巨大的户外广告来，有种温文尔雅的古意。
走回到亨利街的尽头，有间总是人潮汹涌的货币兑换小店。这种即时货币兑换的小店总是开在商业街里，汇率比银行要好些，旅行者大都喜欢到这里去换钱。我在那里用两张五百元的港币换了欧元；等待的时候，吃了一块柜台上放的硬糖，薄荷味的。大多数人都换美元，即使不是美国人，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游客们长久以来也已习惯带硬通货旅行。
奥康内尔街的格列沙姆酒店门口停着一辆冰激凌车，穿无领衬衣的年轻人和戴蓝色宽檐草帽的年轻女子正在旁边吃冰激凌。他们的朋友站在一边谈笑，他有一身乔伊斯打扮：窄檐黑缎带的男式草帽，一套浅色条纹亚麻布便装，淡黄色的马甲，后背一定是由一块淡金色的绸子做面子的老式样。他也戴着眼镜，手里握着一只烟斗，散发出维也纳烟丝甜丝丝的气味。这家酒店是布卢姆前去参加葬礼时，在马车上路过的酒店，也是《死者》中的主要人物加布里埃尔和葛莉塔晚上下榻的酒店。
站在冰激凌车旁边远远望向右边，帕奈尔纪念碑就在尽头了。纪念碑前狭长的空地上正有一队书迷小组松松地围拢在一起，听另一位金发向导朗读书中的段落。那里还有一个戴有面纱的女帽的中年妇人，庄重地站在金发向导身边，微垂着头谛听着，看上去非常像一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中学文学教师，打扮却是按照康米神父在街上第一个遇到的议员夫人来的。
这天，作家的作品与他所在的城市间那种互相营养、相映不朽的关系，在都柏林得到最直观的体现。乔伊斯与他创造并描写的世界——无形的精神世界与有形的地理世界融汇贯通，早已逝去的时光与靠文字创造出来的人物在新旧斑驳的城市里栩栩如生。二十世纪初的意识流作家似乎总是充分理解自己的意识流动与真实存在的地理世界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福克纳和他笔下的小镇、卡夫卡与他家小巷外的山顶城堡都是这样。意识流作家打开时空与意识世界的时候，似乎需要一个现实世界作为零坐标、作为镇纸、作为单反相机里镜头后面的那面小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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