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卡耐基著/刘荣跃主编/喻璐译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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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试读：
编者的话
一个人的人生故事，尤其是由他本人亲自来讲述的时候，编辑是不应该打岔的。我们应该让他以自己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把他在讲述时的激情，甚至是夸大，作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我们可能会从激情中发现隐藏的个人品质，就象我们可能从明显的夸大中发现真理一样。因此，在做出版准备的时候，除了把这些材料按年代顺序排列，让记叙完整流畅地结束以外，我几乎没有做其他改动。
现在来描绘或称赞这段“奇妙多变的人生”的创造者既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但我们也许应该意识到，这段人生的确是奇妙多变的。甚至是《一千零一夜》，也没有这位奔赴美国的苏格兰穷小子历尽艰辛的故事奇妙――他逐渐成长为伟大的钢铁大王，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行业体系，聚集了巨额财富，继而又为人类的教育和福利事业，有意把自己所有的财富贡献出来。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财富的福音——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也不能忘记——并着手财富的施舍——后来的富翁们也纷纷仿效。在他的一生中，他既是国家的建设者和思想的领袖，也工人的朋友，还是作家、演讲家、教师和政治家；他既是下层阶级的朋友，也是上层阶级的朋友。但较之于他对我们的巨大鼓舞——对财富的施舍、对世界和平的热爱和对人类的热爱，这些只是他的“逸闻轶事”而已。
也许，我们离这段历史太近了，看不出它真正的重要性；但在将来，它将使人们在观念和利益上有所收获。对于这段历史所创造出来的奇迹，后代的认识也许会比我们这代人更充分。幸运的是，卡内基先生以自己的语言和轻快的风格讲述了这段历史，并把这段历史交给我们来收藏。这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回忆录，也许我们以后再也找不到如此重要的回忆录了。约翰·C.凡戴克1920年8月于纽约序
从活跃的商业活动引退以后，我丈夫应英美朋友的强烈要求，开始断断续续地记下自己早年的往事。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引退以后的生活比从前更忙碌，并不象他想象的那么清闲。因此，他只好利用在苏格兰游览的时间来写这部回忆录。每到夏天，我们都要在奥特纳嘉荒野的小平房里蜗居几个星期，过一过朴实的生活，就是在那里，卡内基先生完成了他的大部分写作。他喜欢回忆往事，而写作的时候，他就能重温往事。他就这样笔耕到1914年7月。那时，战争的阴云开始集结，我们一听到8月4日的重大新闻，就立即离开了山间的隐居处，回到斯基伯，以便更密切地关注时局。
这部回忆录的写作就在那时终结了。从此以后，个人事务已经不能再提起他的兴趣。他曾多次企图接着往下写，但他发现这无济于事。在此之前，他曾过着一个中年人的生活——或者说是年轻人的生活——每天打打高尔夫球、钓钓鱼、游游泳，有时一天要做三件事。他总是很乐观，也尽量乐观一些，即便在希望破灭的时候。但是，世界的灾难深重得让他心碎。一次严重的流感和两次严重的肺炎使他衰老了下去。
先于卡内基先生几个月去世的人说“他本来不该承受年老带来的负担的”。也许，对那些能近距离了解他一生的人来说，他人生中最鼓舞人心的一段日子，就是他以自己的方式来承受“年老带来的负担”的那段日子。他总是那么体贴、乐观、有耐心，对别人带给自己的丝毫快乐或帮助都心怀感激；他从来不为自己着想，而总是为让大家过得更好着想；因此，在他去世以前，他的精神甚至越来越好了。
他在手稿的衬页亲笔写道：“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人们会摘录这本书里能让公众感兴趣的小部分内容，予以出版，而我以个人名义出版的数量会更多，因为我的亲友们可能会喜欢这本书。我想，明智的做法是，对这本书做大量删减。因此，编辑此书的人应该仔细一点，不要保留太多无用的内容，浪费人们的时间，而且，应该找一个聪明细心的人来当这个编辑。”
有谁还能象我们的朋友——约翰·C.凡戴克教授那样符合这一描述呢？当我把这部手稿拿给他看的时候，他说：“为这份手稿的出版做准备，是一种爱的付出。”——当时他还没有看到卡内基先生的注释。因此，这项选择是双向的，而他从事这项“工作”的方式也证明，卡内基先生的选择是明智的——这是一种建立在珍贵美好的友谊基础上的选择。路易斯·惠特菲尔德·卡内基1920年4月16日于纽约
主编絮语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又一本非常优秀的、关于成功人生的励志书籍。之所以说“又一本”，是因为近年来笔者利用掌握的各种资源，颇主编了一些这样的读物。这也许与本人的经历有关吧。人生走到今天，必然经历了较多的事情，也必然较多地体验到人生的甘苦，尤其是在遇到一个个挫折和获取一个个成功方面。我以为人应该努力获取人生的成功，这是一件很有意义也令人兴奋的事。我们并不是要为成功而成功，而是要有一个勇于进取的人生。无所事事、懒惰散漫的生活并不可取，人一辈子总得为社会和他人做些有意义的工作才行，这样也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不一定非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实现很高的目标，但尽自己努力去工作却是应该的。这里强调的是尽到自己努力，而实际上并非人人都做到了这一点。读读像安德鲁·卡内基这类杰出人物的自传，必然会给我们增添力量，也必然会使我们受到很多启示，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懂得一些有益的东西。正是基于这些，笔者才在用大部分精力从事英美经典文学译介的同时，主编了不少成功励志图书。能给读者提供一些激励人的好书，不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么？
安德鲁·卡内基是美国著名企业家。他的卡内基钢铁公司通过白手起家，建立成一个生产钢铁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而获得优势，并且数十年保持世界最大钢铁厂的地位，几乎垄断了美国钢铁市场。卡内基与洛克菲勒和摩根并立，是当时美国经济界的三大巨头之一。他从不名一文的移民到堪称世界首富的“钢铁大王”，而在功成名就后，他又将几乎全部的财富捐献给社会。他生前捐赠款额之巨大，足以与死后设立诺贝尔奖金的瑞典科学家、实业家诺贝尔相媲美，由此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和个人奋斗的楷模。
这部作品讲述钢铁大王走向成功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某些作品里面评论说这是一个近乎天方夜谭的神话。但事实上，在这本书中，卡内基本人仔细回顾了自己从童年到成功的所有经历，一步一步，也靠自己辛苦努力走来，其中提出了很多对于如何走向成功的看法。从身无分文的童工到第一位办实业致富的亿万富翁，慈善捐赠能与诺贝尔相比的一位伟大的慈善家，他的传奇经历对所有好奇的人，对于渴望成功的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力。连拿破仑•希尔这样的成功学大师，其思想也是直接受教于本书的作者。
这是一个成功者的传奇故事，一位伟大的传奇人物的不凡经历。我们从本书中不难看到，正是作者很多优秀的品质――比如积极进取，乐观开朗，处处为他人着想――造就了他的人格魅力。他从小爱好学习，争强好胜，力求自立，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他乐观地笑对困难，因为“乐观的性格比财富更值钱”。他以给家人和朋友讲自己人生故事的方式，写出了这部自传，因此本书读起来朴实自然，真实可信。我们仿佛在听作者娓娓道来，听他讲述富于传奇的精彩故事，从而获得一种难得的阅读快感。你看作者说得多么好：“孩子有了自己的英雄，也就有了无穷的力量。”事实就是这样。在此祝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以英雄们为榜样，努力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而光彩！
本书第一章至第二十六章由喻璐译，其余部分由魏春泉译。欢迎读者对书中的不足之处予以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正。谢谢！刘荣跃2008年4月初稿2015年9月修订 第一章我的父母·我的童年
如果就象某种英雄传奇所断言的那样，只要经过如实记叙，任何人的人生故事都一定是吸引人的，那么，那些执意要了解我的人生的亲戚和至友，也许不会对以下这个结果过于失望。我确信，至少相当一部分认识我的人，都一定会对这个故事感兴趣，而我也能聊以自慰了。这个事实将激励我继续讲下去。[2]
多年以前，我的朋友——匹兹堡的梅隆法官就写过一本这样的书。这本书给了我许多乐趣，以至于我开始赞同上述那位智者的观点了，因为他讲的故事对他的朋友来说，确实能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而且，它还能继续影响他的后人，让他们好好生活。不仅如此，对于他亲友以外的一些人来说，它也成了他们最爱的作品之一。本书包涵了一个价值观的本质特点——它揭示了人的本性。这本书仅为自己的家族而设计，因此，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并不打算引起公众的关注。同样，我也打算象对待家人和朋友——而不是公众那样，诚恳、真挚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只有在面对家人和朋友的时候，我才能畅所欲言，因为我感到，即使我讲的是鸡毛蒜皮的琐事，也不会完全令他们兴味索然。
那么，就让我开始吧。1835年11月25日，我出生在丹佛姆林一座平房的阁楼里，这座平房位于莫迪街小修道院巷的拐角处。就象俗话说的那样，我出身于“父母贫穷而正直，亲友善良而仁慈”的家庭。在苏格兰，丹佛姆林很早就以锦锻贸易中心著称了。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祖父安德鲁·卡内基的儿子——是一名织锦工，而我的名字就是以祖父的名字起的。
在当地，祖父卡内基以睿智、幽默、友善的本性和不羁的精神而闻名。当时，他是活跃分子的头儿，也是快乐俱乐部——“帕迪缪尔学院”的领袖，所以远近闻名。我记得，当我回到阔别14年的丹佛姆林时，有一位老人向我走来——因为有人曾告诉过他，我就是“教授”的孙子，而“教授”是祖父在他密友中的绰号。他蹒跚地穿过房间向我走来，把颤抖的手放在我头上时，（他）说道：“你就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孙子吧！啊，天哪，我认识你祖父，我还没见过比他更理智、更通达的人呢。”
丹佛姆林的其他几位老人也跟我讲了祖父的故事。以下便是其一：
在一个除夕之夜，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妇人看到一张戴假面的脸突然挤到了窗上，这使她大吃一惊。仔细打量后，她愣住了：“啊，这不就是那个傻小子安德鲁·卡内基吗？”她说对了，我那位75岁的祖父正象爱玩闹的年轻人一样，头戴假面吓唬那些年老的女朋友们哩。
我想，我乐观的天性、克服困难的能力和笑对人生的特质——就象朋友们对我的评价“能把自己所有的鸭子都变成天鹅”那样，一定都是从这位可爱的假面老祖父那里遗传过来的。能沿用他姓名，我感到很骄傲。乐观的性格比财富更值钱。年轻人应该知道，这种性格是可以培养的；思想跟身体一样，是可以从阴影里挪到阳光下的。那么，就让我们挪挪它吧。如果可能，就请笑对困难吧；一个人通常是可以做到这点的，只要他懂点儿哲理，只要他的自责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因为这种过错会一直存在，这些污点永远也洗不掉。你永远也欺骗不了最高法庭的法官。因此，伯恩斯提出的一条重要的生活原则便是：
唯有自责最可怕。
在我母亲的家族这边，我外公则更有名气，因为外公托马斯·莫[3]里森是威廉·古伯特的朋友，是他发行的《纪要》的投稿人，俩人常有书信来往。甚至当我写到这儿的时候，认识外公莫里森的丹佛姆林老人在谈到他时还说，他是他们所认识的最优秀的演讲家和最能干的人之一。外公是《先驱报》的发行人。也许跟古伯特的《纪要》相比，这只是一份小刊物，但人们认为，它是苏格兰的第一份激进报纸。我曾读过一些他写的文章。我认为，鉴于当前人们对技术教育的重视，最出色的一篇当属他70多年前发表的那篇论文，标题是“头脑教育与技能教育的对抗”。它强调了后者的重要性，认为技能教育将反映出人们当前对热烈提倡技能教育这一做法的认同。这篇论文的结尾是，“感谢上帝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学了做鞋和修鞋。”古伯特于1833年在《纪要》上刊登了这篇论文，并以编辑的身份评论道，“我们尊敬的苏格兰朋友及通信人托马斯·莫里森于本期刊登的信，是《纪要》上发表过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最宝贵的一封信。”因此，我胡写乱画的嗜好似乎是从父母双方的家族遗传过来的——因为卡内基家族同时也是阅读者和思考者。
我的外公莫里森是一位天生的演讲家，一位热心的政治家，也是地区激进派里的激进分子——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继承了他的职位。美国的一些苏格兰名人曾来拜访我，要跟“托[4]马斯·莫里森的孙子”握手。有一次，克利夫兰-匹兹堡铁路公司的总经理法默先生告诉我，“我所学到的一切知识和修养都要归功于您外公，是他影响了我”；记录丹佛姆林伟大历史的作家埃比尼泽·亨德森说，他一生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他小时候幸运地当上了我外公的仆人。
如果没有受到某些称赞，我就不可能拥有如此飞黄腾达的人生。不过我认为，有一位格拉斯哥报社记者对我的称赞最令我高兴。他曾听过我在圣·安德鲁礼堂就美国地方自治问题发表的一次演讲。这位记者写道，有关我和我家族的轶事，特别是许多有关我外公托马斯·莫里森的轶事将会在苏格兰为人们津津乐道。他接着写道，“想想看，当我发现站在讲台上的托马斯·莫里森的孙子，发现他的举止、姿态和外表完全是老托马斯·莫里森的翻版时，我该有多惊讶啊。”
我的外公莫里森跟爱丁堡的霍奇小姐结了婚，她是一位有教养、有礼貌、有地位的女士，当这个家庭还年轻的时候，她就去世了。当时，外公的境况很好——他是一个皮草商，在丹佛姆林做制革生意；然而，滑铁卢战役之后的和平让他破了产，也让成千上万的人破了产；因此，当大儿子贝利舅舅在可谓“奢华”的家境下长大的时候——因为他还可以骑骑矮种马――其他年幼的家庭成员却在艰难的生活中煎熬。
外公的第二个女儿玛格丽特就是我的母亲，她遗传了她母亲高贵文雅的淑女气质。我觉得，她的故事我怎么也讲不完。也许有一天，我可以把这位女英雄的一部分故事告诉世人，但我也怀疑自己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她是神圣的，不需要别人去了解她。没人能真正了解她——除了我。父亲早逝以后，她就是我的全部。我在第[5]一本书里讲述了这个故事。这本书是“献给我亲爱的女英雄——我的母亲”的。
我能在丹佛姆林出生，的确是托了祖先的鸿福。一个人在哪里出生十分重要，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能引发孩子不同的潜能。罗斯金[6]真切地观察到，在爱丁堡，城堡的景色对每一个聪明的孩子都产生了影响。在丹佛姆林，孩子们也一样受到了马尔科姆·坎默尔和他的王后、苏格兰的守护神——玛格丽特于11世纪早期（1070年）建立的高贵的苏格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影响。国王们出生的大教堂和宫殿遗址仍然矗立着，那儿还有皮登克里夫峡谷，它环抱着玛格丽特皇后神殿和马尔科姆国王塔遗址。
布鲁斯的墓就在大教堂中部，附近是圣·玛格丽特的墓，许多皇族的墓也躺在旁边。第一个看见那座浪漫小镇的灯光的孩子的确是幸运的。小镇占据了福斯湾以北三公里的高地，它俯瞰大海，从它的南面可以看到爱丁堡，从北面可以把奥基斯山顶清晰地尽收眼底。这一切，仍能叫人联想起丹佛姆林作为苏格兰政治和宗教首府时的伟大历史。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呼吸着诗意和浪漫的空气；环顾四周时，还可以吸收到历史和传统的养分，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幸运。它们形成了他童年时代的真实世界——真实存在的理想世界。不过，真实的世界会在他往后的人生中，当他在苛刻的现实中奋斗的时候现身。甚至从那时一直到他临终之日，早年的印象仍然存在；有时，这些印象会暂时消失，但显然只是被驱散或是被压制了。它们一直在增长，然后再次涌到前面，发挥其影响，以提升他的思想，为他的生活增添色彩。聪明的丹佛姆林孩子无一能逃避教堂、宫殿和峡谷对他们的影响。它们感动着他，点燃了他内心潜能的火花，使他发生改变；即使论出身，他不那么幸运，但他也能跨越这一点可能对自己产生的不利影响。我的父母，也同样是在这种鼓舞人心的环境下出生的，因此，他俩都具备浪漫和诗意的气质——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由于父亲在纺织业上取得了成功，我们也就从莫迪街搬到里德公园的一座更宽敞的房子里。父亲的四五台织布机把底楼占满了，我们只好住在楼上。通过小径尽头的外梯，穿过这座古老的苏格兰式房子的一条走廊就能上楼。我早年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说来也怪，回忆的第一条线索把我带回了看到那幅小小的美国地图的一天。那是一幅大约两平方英尺的卷轴地图。父亲、母亲、威廉舅舅和艾特肯舅妈在这上面寻找着匹兹堡，还指出了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以后，舅舅和艾特肯舅妈便坐船去了这个希望之乡。
我记得，当时有一种极大的危险笼罩着我们，这是因为阁楼里藏着一面非法旗帜，它给我和我的堂兄乔治·劳德（“多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画这面旗帜是为了把它扛在肩上。我想，要么是父亲，要么是叔叔或家族里其他善良的激进分子，在反谷物法运动的游行队伍中扛起了它。镇上发生了几次暴乱，一队骑兵驻进市政厅。祖父、外公和叔叔舅舅们分成两派，而父亲则一马当先地投入到集会演讲中去了，于是，整个家族变得动荡不安。
我记得一件事，它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一天夜里，我被一个人轻拍后窗的声音吵醒了，他是来通知父母，舅舅贝利·莫里森因贸然违禁召开集会，已被投入了监狱。治安官在士兵的帮助下，已在离镇子几英里以外的集会召开地逮捕了他，并连夜把他押回镇上，后面还跟着一大群人。
逮捕事件招致的大麻烦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因为公众宣称要去营救他，以此威胁他们。我们事后才知道，镇长劝他走到一扇能俯瞰主街的窗户前，求大家别这么做。于是他照办了，还对大家说：“今晚，这里的朋友当中有心怀崇高理想的，就请抱起双臂吧。”他们照办了。他顿了顿接着说：“现在，让我们静静地告别吧！”舅舅，跟我们家族所有的人一样，是一位充满道德力量的人；他坚决遵守法律，但对核心阶级的态度却是激进的，而且热烈地拥护美国共和政体。
人们也许想象得到，当这一切继续公然进行的时候，大家私底下的议论有多么辛辣。像如下一些话题都是令人兴奋的，我也从中受到了教育：对拥有一切形式的特权的贵族帝国政府的谴责，共和政体的伟大，美国（这是一片住满了本民族人民的土地和自由人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每个公民的权力也就是每个人的权力）的优越性。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应该杀掉国王、公爵和地主，并把这一行为看作是报效祖国的壮举了。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最初遐想，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那时我自认为：我们能够谦恭地提到任何不以正当手段获取名誉、并因此赢得公众尊敬的特权阶级或个人。现在，区区“血统”仍然遭受着人们的讽刺——“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作为也没有；那只不过是一场意外，而他只是个趾高气扬、徒有虚名的骗子；他拥有的一切都来自阴差阳错的出身，而他家族里最有建树的先辈，现在正和土豆一起躺在地底下呢。”我在想，那些才华横溢的、生来就没有特权的人，是否能在生来就有特权的人的地盘上生活下去。
长期以来，丹佛姆林似乎都是以全英国最激进的镇区而闻名的，[7]尽管我知道佩斯利曾声称自己才是最激进的镇区。对于激进主义产生的根源来说，这个事实更为可信，因为在我发表演说的那些日子里，丹佛姆林的公民大部分由拥有一台或多台自己的织布机的小生产者组成。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实行的是计件制。他们从大一些的生产者那里获得纺织品，然后在家里进行纺织工作。
这是一个充满强烈政治激情的时代，在午饭后的一段短暂时间里，人们常常会看见围着围裙的人们正三五成群地谈论国家大事。休[8][9][10]姆、科布登和布莱特的名字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尽管我还小，却常常被他们完全片面的谈话引进人群，成为一个热心听众。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是，必须改变现状。镇民们成立了俱乐部，还订阅了伦敦报纸。每天晚上，都有人把主要社论念给大家听。说来也怪，这个活动是在镇上的一个讲道坛上举行的。读报人常常是舅舅贝利·莫里森。由于读报以后，舅舅和其他成员还会对这些文章进行评论，集会的气氛因此十分热烈。
人们常常召开这样的政治集会，而且，也许就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我对这些集会的兴趣丝毫不亚于其他家庭成员和与会者。人们通常都是我父亲或者某个叔叔舅舅的听众。我记得，一天晚上，我的父亲在彭茨拱门的一个大型露天集会上发表演讲。我从听众们的腿脚之间挤了进去，当听到一个听众的呼喊声大过其他所有人时，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热情了。我躲在他的两腿间，找到了安全感，然后我抬头望着他，告诉他，做演讲的是我父亲。于是，他把我举了起来，让我一直坐在他肩上。
在另一次集会上，父亲带我去听约翰·布莱特的演讲，目的在于[11]支持J.B.史密斯为斯特林市自由党的候选人。毫无疑问，在这种环境的耳濡目染下，我变成了一个年轻的、极端的共和主义者，我的座右铭是“与特权斗争到底”。当时，我还不知道特权指什么，但我父亲知道。
对于我家来说，织布工具从手工织机转变到蒸汽织机是一种灾难。父亲并没有认识到即将来临的变革，仍然在旧的纺织模式中挣扎打拼。他的织布机身价大跌，这时，母亲――这股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不会被压倒的力量――站了出来，竭尽全力地弥补家庭财产所遭受的损失。她在莫迪街开了一家小铺，尽管收入微薄，当时却也足以让我们生活得舒适而“体面”。
我记得，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我开始认识到“贫穷”意味着什么。可怕的日子到来了，父亲把最后一批纺织品给大生产商送去的时候，我看见母亲焦急地等他回来，想知道是会拿到新的纺织品，还是会迎来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我为父亲感到心痛——尽管他就象伯恩斯那样，虽然并不“卑鄙、吝啬、可耻”，却不得不“乞求同胞让他脱离苦海”。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等我长大成人了，我一定要改变这一切。不过，跟我们的许多邻居相比，我们也并没有沦落成穷人。为了能看见两个儿子穿上宽松整洁、领子雪白的衣服，母亲不知受了多大的苦。
父母曾随意向我承诺，说他们不会送我去学校，除非我自己要求上学。事后我得知，这个承诺令他们强烈地感到不安，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没有一点儿要上学的意思。他们请来校长罗伯特·马丁先生，劝他关注一下我上学的事。有一天，他带我和几个上了学的同伴出去玩。不久后的一天，我就去找父母，要他们允许我去马丁先生的学校上学，这让父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不用说，他们当然同意了这个要求。于是，8岁这年我入了学，后来的经历让我明白，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在这个年龄入学已经够早啦。
学校的生活给我带来无与伦比的快乐，如果有什么事情阻止了我上学，我就会不高兴。不过，这种事情时常发生，因为我每天早上的职责就是从莫迪街头的井里打水，然后把水挑回家。但是，井水供应不足，出水也没有规律，有时要等到很晚才出水，而且还有二十来个老主妇围坐在井旁，排队的秩序早就定下来了——她们在头天晚上就用不值钱的罐子排好了队。可以想象，这种情况导致了无数次争夺战，而我永远也不会输，即便是遇上这些“尊敬的”老太太。于是，我得了一个声名狼藉的称号——“坏家伙”。也许我正是由此形成了好争辩或者叫做“好斗”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一直与我如影随形。
为了履行这些职责，我常常迟到，但校长知道事情的原委，也就原谅了我的过错。同时，我也许该提一下，放学以后我常常还要打理小铺的事务，因此，在回想人生时，我会为自己年仅十岁就帮父母做事而感到心满意足。不久以后，父母就委托我管理各位主顾的账目，因而我甚至在童年时代就对商业事务有了一点儿了解。
然而，在我的求学生涯中，发生了一件伤脑筋的事。孩子们给我起了个“马丁的宠儿”的绰号，过街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会冲我大喊这个讨厌的绰号。我还不完全了解它的涵义，不过在我看来，它似乎是一种极大的耻辱，我明白，是这个绰号使我无法以另一种方式，直率地面对那位优秀的教师，也是我唯一的校长，而我本该这么做的。我亏欠了他一份感激之情，但令我遗憾的是，在他去世以前，除了向他致谢以外我再也没有机会为他做更多的事了。
也许我该在这里提到一个人，他对我的影响不可低估，他就是我的叔叔劳德，也就是乔治·劳德的父亲。我父亲必须整天呆在织布铺子里工作，几乎没有空余时间来照顾我。叔叔是主街的一位店老板，不象父亲那么脱不开身。这家店铺夹杂在贵族们开的店铺之间。在丹佛姆林，店老板中甚至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达官贵人。大约在我刚上学的时候，希顿姨妈就去世了，这件事对叔叔的影响很大，而有了我和他唯一的儿子乔治的陪伴，他才找到了最大的安慰。在养育孩子方面，他有着非凡的天赋，他还教给我们很多知识。我还记得，在教我们英国历史时，他让我们想象，每个君主都在房间墙上的某个位置上演着[12]他们的成名剧。因此在我看来，约翰国王直到今天，还坐在壁炉[13]架的上方签署《大宪章》，而维多利亚女王则坐在门后，她的孩子们就坐在她的膝上。
我所了解到的苏格兰的早期历史，都是从叔叔那儿学到的——[14][15][16]还有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布莱德·哈里、司各特、拉
[17][18][19]姆齐、唐纳希尔、霍格和费格森的故事。当时，伯恩斯的文字在我内心产生了一种苏格兰情结（或者说是爱国心），那是一种至死不渝的情结——我说的是真话。毫无疑问，华莱士是我们的英雄。他的身上集中了一切崇高的品质。一天，学校里一个淘气的大孩子告诉我，英格兰比苏格兰大得多，这伤了我的心，于是我就去找叔叔，因为他有办法。“奈格，完全不是这样；如果把苏格兰铺得象英格兰一样平的话，苏格兰可要大过英格兰呢，不过，你愿意把苏格兰高地压平吗？”
不，决不！这就象基列山的香脂草，为我这个受伤的年轻爱国者止了痛。后来，又有人说英格兰的人口比苏格兰多，我又去向叔叔求助。[20]“是的，奈格，人口比例是7：1，但是在班诺克本，我们的人口可不止是他们的7倍哩。”听了这话，我心里又是乐滋滋的。
劳德叔叔告诉我，从那以后他常把人们带到家里，并向他们打保票，说他既能让“多德”和我哭，也能让我们笑，还能让我们握紧小拳头准备开战——总之，他能通过诗和歌来影响我们的情绪。华莱士被出卖的故事是他的王牌，这个故事总是能打动我们幼小的心灵。尽管他常常讲这个故事，可它却从来没有失去过对我们的吸引力。毫无疑问，每听一次，我们又对它有了新的认识。英雄对孩子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啊！
我、“多德”和叔叔在主街上度过了许多岁月，因此，我和“多德”建立了一段毕生的兄弟关系。在这个家族里，我们是永远的“多德”和“奈格”。我从小就不叫他“乔治”，而他也不叫我卡内基，而叫我“奈格”，我们之间一直都以“多德”和“奈格”相称，其他名字对我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从主街的叔叔家回到镇尾莫迪街我的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要经过漆黑恐怖的教堂墓地，另一条要经过五月门灯火辉煌的大街。每次我回家时，叔叔都会狡黠地笑着问我要走哪条路。我总是想一想华莱士会怎样选择，然后回答说，我要从教堂回去。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没有一次屈服于拐上另一条路、顺着五月门交界处的灯火往前走的念头。我常常沿着墓地穿过教堂漆黑的拱门，这时，我的心都要跳到嗓子眼儿了。我试着以吹口哨的方式来给自己壮胆，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亦步亦趋地穿过黑暗。因遇到突发事件而退缩时，我就会想到，华莱士在遇到自然或超自然敌人时会怎么办。
童年时代，我和堂兄从来没有对罗伯特国王感到过兴趣。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国王，而华莱士是我们的人，这就够了。约翰·格雷厄[21]姆爵士是第二个象华莱士那样的人。灌输在一个苏格兰男孩内心的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他的整个人生中形成了一股真实的力量，对我来说就是如此。如果要研究我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源头——勇气，我相信，最终的分析结果会表明，这种勇气是华莱士这位苏格兰英雄给予的。孩子有了自己的英雄，也就有了无穷的力量。 第二章丹佛姆林·美国
在教育方面，我的好叔叔劳德正确地重视了背诵的好处，我和多德因此还得了不少便士的奖励呢。我和堂兄常常穿上小斗篷或衬衫，挽起袖子，戴上纸头盔，把脸蛋抹黑，用木板条代剑，来扮演诺瓦尔、格雷纳文、罗德里克·杜和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向同学们和年龄大一点儿的人背诵他们的台词。
我清楚地记得，在背诵诺瓦尔和格雷纳文对话中的那句著名台词、重复“该死的伪君子”那句话时，我们心里有些不安。一开始，我们用一声轻轻的咳嗽跳过那个令人反感的词，而这一举动总是把观众逗得直乐。叔叔劝我们说，“该死”这个词是可以说的，我们如果能把它坦坦荡荡地说出来的话，那就太好了。后来，我们就经常练习这个词。我总是扮演格雷纳文这个角色，还把这个词表达得淋漓尽致。对我来说，它有一种因“违禁”而来的神奇魅力。
我的记忆力的大幅提高，一定有赖于叔叔采用的这种教育模式。除了鼓励年轻人把自己喜欢的文段记牢，并经常背诵它们以外，我就再也找不到对年轻人更有益的方法了。任何我喜欢的东西，我都能迅速学会，这让我的一些朋友感到很惊讶。任何我喜欢或不喜欢的知识，我也能记住，但如果不能引起我的强烈兴趣的话，几小时后我就把它们忘了。
童年时代，在丹佛姆林的求学生涯中，我遭受的考验之一就是把每天不得不朗诵的四首赞美诗记牢。我打算平时不看它们，而是在上学路上再看。慢步走完这段路最多只要5、6分钟，而我却能在这段时间里完成这项任务，而且，由于第一节课是赞美诗课，只要准备一下，我就能顺利地通过考查。但如果你要我过30分钟再复述这首赞美诗的话，恐怕你就要失望了。
我从家族以外的人那里赚来的，或者说是得到的第一分钱，是马丁老师给的，因为我在同学们面前背诵了伯恩斯的诗——“人类的悲伤是注定的。”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件事：后来我在伦敦跟约翰·莫[22]利先生吃饭时，我们把话题转到了沃兹沃斯的生平上，莫利先生说，他正在寻找伯恩斯的《晚年》，那是他极其欣赏的一首诗，但他找不到它了，于是我荣幸地为他背诵了一部分。他马上递给我一枚两分钱的硬币。哈哈，马丁先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伟大”的人，而伟大的莫利却不是我的老师。
在宗教事务上，我们没有受什么牵制。当其他男女学生被迫学习简明教义问答手册时，我和多德则获得了“赦免”。我们家族的所有亲人——莫里森们和劳德们的神学观点跟他们的政治观点一样明达，而且，我敢肯定，他们对教义问答手册还持有异议。我们的家族里没有保守的长老教教徒。父亲，舅舅、艾特肯舅妈和劳德叔叔（也是卡内基叔叔）都已经背弃了加尔文主义。后来，他们当中的大部分[23]人暂时在斯维登伯格的教义中找到了避难所。但是，母亲总是在宗教问题上保持缄默。她既不跟我提这些问题，也不上教堂，因为在早些年里，我家没有仆人，所有的家务都是她做，包括烹饪星期天的正餐。她一直都爱好读书，当时尤其钟爱神教徒查宁的著作。她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
童年时代的主要趣事之一便是养鸽子和兔子。每当想起父亲煞费苦心地为这些宠物搭建合适的屋舍时，我就心怀感激。我家成了小伙伴的大本营。母亲一直希望，家庭的影响能成为保证她的两个儿子正道而行的最好方式。她常说，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步就是把家变成乐园；只要能让我们和周围的邻家孩子高兴，她和父亲什么都愿意做。
我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象一个老板那样，雇用伙伴们当我一个季度的员工，报酬是让他们以自己的名字为小兔子命名。我们通常利用星期六假期来为兔子采集食物。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的良心就会受到谴责，因为我让小伙伴们做了一笔吃亏的买卖，以这种独特的报酬——劳动所得的最微不足道的回报——为条件，整整一个季度，让大部分人都心甘情愿地跟我一起采集蒲公英和苜蓿草。唉！除此以外，我还给了他们什么呢？一个便士也没给。
我珍惜这个回忆，因为我认为它是证明我组织能力的第一证据，而我人生中的实质性成功就有赖于组织能力的进步——这种成功并不在于我自己的知识或造诣，而在于“知人善用”。任何人都应该重视这一点。我不了解蒸汽机，但我试着去了解比蒸汽机更难了解的机械工人。1898年，我们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当我们在一个小小的高地旅馆落脚时，一位先生走上前来，向我们做了自我介绍。他是苏格兰实力雄厚的家具制造商麦金托什先生——后来我发现，他是一个优秀的人物。他说，他之所以冒昧地介绍自己，是因为他是那群采集兔粮的男孩之一，并以他的名字为一只兔子命了名。可以想象，见到他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他是唯一一个我后来遇见的养兔子的男孩。我希望能永远跟他保持这份友谊，还希望能经常跟他见面。（今天——1913年12月1日，读到这份手稿时，我收到了一封他捎来的珍贵短信，他在信中重温了我们的童年往事。现在，他也收到了回信，那封信也将温暖他的心——就象他的信温暖我的心一样。）
随着蒸汽机的应用和发展，丹佛姆林小生产商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最后，父母给匹兹堡我母亲的两个妹妹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们经过深思熟虑，打算上她们那儿去——我听父母说，这么做不是为他们自己好，而是为他们的两个儿子好。我们收到了回信，答复是令人满意的。于是，父母决定把织布机和家具拍卖掉。
拍卖的过程十分令人失望。织布机根本卖不到什么钱，结果，我们全家还需20多英镑才付得起去美国的路费。在这里，我得提一提亨德森太太的友好行为。亨德森太太是母亲一生的朋友——她总能吸引忠诚的朋友，因为她自己就十分忠诚。她冒险为我们支付了必不可少的20英镑，而劳德叔叔和莫里森舅舅为我们做了担保。劳德叔叔还为我们出谋划策，帮我们打理一切琐碎事务，于是，1848年5月17日，我们离开了丹佛姆林。当时，父亲43岁，母亲33岁。我13岁，弟弟汤姆5岁——他是个俊俏的白头发孩子，长着一对明亮的黑眼睛，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
我永远地离开了学校，只在美国读了一个冬天的夜校，后来暂时由一位法国家庭教师来教我，说来也怪，他是一个雄辩家，从他那里，我学会了怎样巧辩。我能读会写，还会算术，并且开始学习代数和拉丁语。我跟语法较上了劲，跟大多数孩子一样，我对人们打算用它教会我们什么知之甚少。除了华莱士、布鲁斯和伯恩斯的书，我几乎没有读什么书，但我记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我该在这里提一提童年时代读到的童话故事，特别是把我带进一个新世界的《一千零一夜》。我贪婪地读着这些故事，就像走进了梦幻世界。
一天早晨，我们从心爱的丹佛姆林启程了。我记得，当公共马车[24]走在通往查尔斯顿的煤运铁路上时，我泪汪汪地站在马车上，望着窗外，直到丹佛姆林消失在视野中，而最后消失的建筑物就是宏伟庄严的古教堂。在我离开丹佛姆林的第一个十四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怀念丹佛姆林，就象那天早晨一样——思忖着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见到她。关于童年的一切回忆，我对乐园的一切了解，都簇拥在古老的教堂和它每天晚上8点敲响、提醒我在钟声停下来之前赶紧上床睡觉的晚钟周围。我曾在《大不列颠的美国四乘驾》里提到我在经过大教堂时听到的钟声，现在就从里面摘录几段吧：
我们的马车驶向彭茨拱门，而我和沃尔斯市长就站在前排座位上，这时我听到了教堂的第一声钟鸣，这是对我和母亲表示敬意的钟声。我情不自禁地跪下来，泪如泉涌，我转身告诉市长，我受不了了。一时间，我感到自己几乎要昏倒。幸亏我发现人们没有围在跟前。我还有时间稳住情绪，这时我把嘴唇都咬破了，我喃喃地对自己说，“没关系，保持冷静，你必须坚持住”；但是，这世上没有一种声音象大教堂的钟声那样动听，那样萦绕在我周围，以它那种甜蜜、优雅、温柔的力量征服我，进入我的灵魂深处。
在晚钟声里，父母让我躺在我的小床上，睡在稚嫩的纯真世界里。每天晚上，有时是父亲，有时是母亲，会充满爱意地弯下腰告诉我，钟声在诉说什么。经过他们的翻译，那口钟对我说了许多甜蜜的话。在我入睡之前，从天堂和伟大的天父那里传来温和的声音那天起，我就没有做过坏事；天父讲的话是那么通俗易懂，它让我明白，能敲响钟声的力量随处可见，这种力量就是平和与谦逊。今天，当我再次听到钟声时，它同样在向我传达这样的讯息，听起来象是在深情地欢迎背井离乡的母亲和儿子归来一样。
这个世界没有权力来设计我们的命运，而它能赠予我们的东西则更少，但是，为表达对我们的尊重而响起的教堂钟声就属于这样的馈赠。然而，当时我的想法是，弟弟汤姆本来也该在场的。在我们启程前往另一个新世界之前，他也逐渐明白那奇妙的钟声所表达的涵义了。[25]
卢梭希望在美妙的音乐中死去。如果我能选择我的陪葬品的话，我希望伴着大教堂的钟声死去，因为钟声会向我诉说家族的故事，还会象它最后一次召唤那位白发小男孩那样催我入眠。
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他们提到了我书里的这几段话，一些读者甚至告诉我，他们在读到这儿的时候流下了热泪。这几段话是发自内心的，这也许就是它们为什么能打动人心的原因吧。
我们在福斯湾登上小船，小船向前往爱丁堡的汽船驶去。当父母就要把我从小船带上大船时，我奔向劳德叔叔，一把抱住他的脖子，大声叫道：“我不能离开你！我不能离开你！”一位好心的水手把我从他身上拉开，并把我抱上了汽船的甲板。当我再次回到丹佛姆林时，那位可亲的老伙计还跟我见了一面，他告诉我，那是他见到的最伤感的离别场面。
我们坐着这艘载重800吨的航船从格拉斯哥的布鲁梅洛驶向韦斯卡塞特。在7个星期的航行过程中，我对水手们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学了绳索的名称，还能指挥乘客回复水手长的命令，因为这艘船人手不够，急需乘客的援助。后来，水手们还在星期天请我跟他们一起享用美味佳肴——李子布丁，下船的时候，我还感到很遗憾呢。
到达纽约时，我们有些不知所措。有人曾领我去爱丁堡看了女王，而爱丁堡就是移民前我到过的最远的地方，而在启航前，我们也没时间参观格拉斯哥这座城市。在我移居的城市中，纽约是第一大工业城市，这里的繁华和喧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纽约时，我们只认识斯劳尼夫妇，他们是有名的约翰、威利和亨利·斯劳尼的双亲。斯劳尼太太是我母亲童年时代的丹佛姆林伙伴。斯劳尼先生和我父亲曾是纺织工同事。我们去拜访他们，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1900年，斯劳尼先生的儿子威利从我这儿买了一块地，给他的两位已婚女儿，这块地就在我的纽约住所对面，从此，我们的第三代孩子就能象我们的母亲在苏格兰时那样成为伙伴了，这真是一件高兴事儿。
在纽约移民代理人劝说下，父亲领我们穿过伊利运河，途经布法[26][27][28]罗和伊利湖到达克利夫兰，然后随运河下行至比文——当时，那次旅行耗时3个星期，而现在，坐火车只需10个小时。当时，匹兹堡还没有通铁路，实际上，它跟任何西部镇区之间都没有通铁路。伊利铁路也还在建设中，旅途中，我们看见成群结队的工人正在修铁路。一路上，我没有遇到什么不称心的事，我还回味了在运河船上度过的其乐无穷的3星期。旅途中的一切不愉快都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消失，除了在比文的那天夜里，我们被迫滞留在趸船上等待从俄亥俄[29]驶往匹兹堡的汽船。这是我们第一次完全暴露在凶猛的蚊子面前。母亲被叮得很惨，以至于到了早上，她几乎看不见了。我们个个都被叮得惨不忍睹，但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的情形，甚至连那天晚上被刺痛困扰得睡不好觉的情形也忘了。我的睡眠一直很好，从来不知道还有“可怕的夜晚和痛苦的孩子”这么回事儿。
匹兹堡的朋友们正焦急地等待我们的消息，在他们温暖而深情的问候下，我们忘记了所有烦恼。我们跟他们一起在阿莱干尼市住了下来。姨父霍根的弟弟曾在丽贝卡大街街尾搭建了一间小小的纺织铺子。这间铺子有两层楼，第二层楼上有两个房间，我的父母就是在这里（房间是免房租的，因为房东是艾特肯舅妈）开始操持家务的。姨父很快就不干纺织了，于是父亲就取代了他的位置，织起了桌布。后来由于找不到批量订货的经销商，他不仅要织布，还要自己做批发，去各地出差，以销售成品。他被迫亲自开发市场，挨家挨户地销售桌布，但收入却非常微薄。
象往常一样，母亲伸出了援手。没有任何事情能让她气馁。年轻的时候，她曾从她父亲那里学会了做鞋，以赚些零花钱，而现在，她当时学到的那门手艺成了家庭收入的来源。我的朋友和合伙人亨利·菲普斯先生的父亲菲普斯先生，跟我母亲一样，也是个做鞋好手。菲普斯先生是我们在阿莱干尼的邻居。除了要履行做家务的职责以外——当然，这是因为我家没有仆人——母亲，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还要从菲普斯先生手里接活儿做，一周可以靠做鞋赚4美元。我们常常发现，夜深的时候她还在干活儿。趁白天和晚上休息的当儿，只要家务不太忙，她就会让年幼的弟弟坐在膝上，帮她穿针，帮她往线上打蜡，而她则为他朗诵一些铭记在心的经典苏格兰诗歌，或者给他讲一些寓意深刻的故事——她以前也是这么教育我的。
这就是正直、贫穷的孩子跟富家子弟相比所拥有的最大优势。母亲包揽了妈妈、保姆、厨师、家庭教师、教师和圣徒的角色，而父亲则是我们的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我和弟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跟这些“财产”相比，富翁或贵族的孩子所拥有的一切又算什么呢？
母亲是个忙碌的女子，但一切工作并没有妨碍她的邻居们很快认识到，她是一位聪慧而善良的女子，遇到麻烦的时候，可以向她求助。许多人都曾告诉过我，母亲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因此，后来不管我们在哪里落脚，穷人和富人都来找母亲解难，并得到了有益的忠告。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是邻居们心目中的能人。 第三章匹兹堡·我的工作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我能找些什么事儿做。我刚满十四岁，很想找一份工作，这样我才能使这个家在新的地方有所起色。在我看来，对前途的希望曾是一个可怕的噩梦。当时，我的想法都集中在一个决定上，那就是我们应该挣到足够的钱、省下足够的钱，这样的话，每年才有300美元的积蓄——平均每个月就得创造25美元。我算出的这个数目，能使我们不依赖他人，自力更生。当时，一切生活必需品都非常便宜。
霍根姨父的弟弟常常问我父母，打算让我做什么，有一天，我所见过的最不幸的场面出现了，让我永远也忘不了。霍根先生怀着世界上最善良的意图，对我母亲说，我是一个有希望的、好学的男孩，因此他想，如果为我准备一个篮子，里面放些小玩意儿让我去卖，我就可以去码头周围叫卖，还能挣到数目可观的钱呢。我永远也弄不明白怒火中烧的母亲当时的意图，因为正坐着做针线活儿的她一听到这话就跳了起来，张开双手，在他面前挥动。“什么！叫我儿子去做小贩，在那些码头上的粗人堆里混！真是那样的话，我宁愿把他扔进阿莱干尼河。你给我走开！”她指着门口叫道，于是，霍根先生走了。
她就象一位悲剧中的女王那样站在那里。接着她哭了起来，但只哭了一会儿。随后，她把两个儿子抱在臂弯里，对我们说，不要介意她的鲁莽。世界上有许多事我们都能做，我们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益、受人尊敬的人，只要一直都做正确的事。海伦·麦克格里格在答复奥斯伯迪斯通时威胁着要把她的囚犯“剁成碎片，就象格子呢上的图案那样”，而母亲的行为就是她的翻版。但是，母亲发作的原因跟她是不一样的。这不是因为霍根先生建议的职业是一种默默无闻的劳动岗位——我们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无所事事是可耻的，而是因为那种职业有点儿无业游民的性质，在她看来不太体面。她认为与其那样，还不如去死。是呀，母亲宁愿两臂搂着她的两个儿子，跟他们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也不愿意年纪轻轻的他们跟低贱的伙伴混在一块儿。
回想早年发生的这次冲突，我可以这么说：在这块土地上，没有比我们更骄傲的家族了。整个家族都拥有敏锐的荣誉感和独立自尊的意识。沃尔特·司各特说，伯恩斯拥有他所见识到的最非凡的见解。我可以说，我母亲也是如此。任何卑贱、低劣、虚假、诡诈、粗俗、阴险或搬弄是非跟她那种崇高的灵魂都是格格不入的。有了这样的父母——父亲也是一个天生的贵族，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圣徒——汤姆和我便不由自主地养成了端正的品性。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父亲觉得有必要放弃织布生意，于是就在我们居住的阿莱干尼市的棉厂找了一份工作。棉厂是一位苏格兰老人布莱克斯托克先生开办的。父亲还在这家厂子里给我找了一份绕线的工作，因此，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从那儿开始的，每周的工资是1.2美元。那是一种艰苦的生活。冬天，我和父亲不得不在黑暗中起床和吃早餐，在天亮以前赶到工厂，然后一直干到天黑以后，只有午餐期间能稍事休息。工作是紧张的，我无法从工作中得到一点儿乐趣；不过，坏事也有好的一面，因为这份工作让我感到，我正在为我的世界——我的家庭做一些事。在此以后，我挣了几百万美元，但是，它们给我的快乐还不及第一个星期的工资给我的快乐多。现在，我成了家庭的帮手，是一个能够养家糊口的人，而不完全是父母的负担了。
不久后，约翰·海先生——阿莱干尼的苏格兰线轴制造商想招一个男孩，于是就问我是否愿意为他干活儿。我去了他那儿，每周的工资是2美元，但这份工作起初甚至比工厂的工作更令人厌恶。在线轴厂，我不得不看管一台小型蒸汽机，还要在地下室里烧锅炉。工作对我来说太繁重。我夜以继日地坐在机架上调整气压表，唯恐什么时候蒸汽气压太低，会使上面的工人抱怨动力不足，而如果气压太高，锅炉就可能爆裂。
不过，这一切我都瞒着父母，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麻烦。我必须做一个男子汉，自己承受一切。我的希望很高，每天都在寻求某种改变。我并不知道这种改变是什么，但我确信，如果我坚持下去，这种改变就会发生。此外，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会问自己，华莱士会怎么办，一个苏格兰人又该怎么办。我确信一点，他决不会放弃。
有一天，这种改变发生了。海先生要制作一些广告。他没有书记员，而他自己的书法又很糟糕。他问我能写什么书法，并提供了一些内容让我写。他对我写的东西很满意，认为以后让我来为他写广告，事情就好办了。除了书法，我还擅长算术。他很快就发现，让我干另一种不那么单调乏味的活儿，对他是有好处的——此外，我想这位可亲的老人对我这个白头发的男孩产生了好感，因为这位老人是个苏格兰人，有一颗善良的心，希望把我从机器旁边解放出来。
现在，我的职责是把刚做好的线轴放在大油桶里浸泡。幸好海先生留了一间屋子来完成这道工序。我一个人在屋里干活，不过，并不是所有问题我都能解决。我为自己的脆弱感到愤怒，但这种愤怒却不能驯服我那极不听话的胃。我始终无法克服油味儿产生的反胃，甚至华莱士和布鲁斯到这时都帮不了我。但如果我因此不吃早饭或午饭的话，我反而有更好的胃口吃晚饭，还能把分配的工作做完。一个真正的华莱士和布鲁斯的信徒不会放弃，否则，他宁愿去死。
我在海先生这里干的活儿的性质跟棉厂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我还结识了这位待我十分友善的雇主。海先生采用的是单式记账法，这我能帮他应付；但我听说，所有大公司采用的都是复式记账法，在跟我的伙伴约翰·菲普斯、托马斯·N.米勒和威廉·考利商量了这件事以后，我们决定在冬季参加夜校，学习更复杂的记账体系。于是，我们四人在匹兹堡的威廉姆斯先生开办的夜校里学到了复式记账法。
1850年初的一个晚上，当我下班回家时，有人告诉我，电报公司的经理大卫·布鲁克斯先生曾向我姨父霍根打听，问他是否知道上哪儿去找一个能做信使的优秀男孩。姨父和布鲁克斯先生都是狂热的跳棋手，这个重要问题是在一局终了之后提出来的，而这件“小事”让却最重要的事情悬而未决。一个字、一个眼神、一种口音也许不仅会影响个人命运，还会影响国家命运。年轻人应该记住，上帝最好的礼物常常是挂在小事上的。
姨父提到了我的名字，说他要去问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个职位。我记得很清楚，家人为此召开了一个讨论会。毫无疑问，我高兴得发疯。我比任何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都更渴望自由。母亲同意我去，但父亲则想打消我的念头。他说，这项工作对我的考验太大，而且我太年轻太瘦小了。他们给的工资是每周2.5美元，这就证明，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更强壮的男孩。他们可能会要我深夜去城外送电报，而我可能会遇到危险。总之，父亲说我最好呆在原来的岗位上。但最后他收回了反对意见，想放手让我试试；我猜测，他已经找过了海先生，并跟他商量了这件事。海先生认为，这份工作对我有好处，尽管他说这为他添了麻烦，但他仍然建议我去试试；他还很好心地说，如果我失败了，还可以回到原来的岗位上。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他让我过河去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父亲想陪我一块儿去，我们最终决定，他只陪我到福斯伍德大街拐角处的电报公司就行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预示着一切顺利。父亲和我穿过阿莱干尼抵达了匹兹堡，从我家到那儿差不多有两英里远。到了公司门口，我让父亲在外面等，坚持要独自上二楼去见那位伟大的先生，从此得知自己的命运。也许是有什么在引导我这么做，因为当时我开始觉得自己有点象美国人了。起初，孩子们常常叫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而我答道，“是的，我就是苏格兰佬，我也为这个称号感到自豪。”但是，在我的语言和谈吐中，宽泛的“苏格兰式”却逐渐缩小到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了，而且我想，如果我单独跟布鲁克斯先生见面，会比我好心的苏格兰老父亲在场时表现得更好，因为他可能会笑话我的装腔作势。
我穿上了自己唯一一件为表示庄重，通常只在安息日穿的白色亚麻衬衫，再在外面套上短上衣和在星期天穿的整套行头。当时以及进入电报公司工作以后的几周里，我都只有一套亚麻夏装；每个星期六晚上，即使这天晚上我值夜班值到快要午夜的时候才回来，母亲都会把这些衣服洗干净、熨平，这样我在安息日的早上就有整洁的衣服穿了。当我们在西方世界里奋力打拼时，这位女英雄为我们做了一切。漫长的工作时间也考验着父亲的体力，但他也象英雄一样打了好仗，而且不断地给我鼓励。
面试是成功的。我小心翼翼地解释说，我对匹兹堡不熟，也许我干不了这份工作，也许我的身体还不够强壮，但我需要的只是考验。他问我，我什么时候可以来公司上班，我说，如果需要我留下来，我现在就可以留下来。如果抓不住机会，那就犯了大错。得到这份工作以后，我就打算尽量留在匹兹堡。布鲁克斯先生十分好心地叫来了另一位男孩——公司还需要另外一位信使。他让他带我看看公司，并让我跟着他学业务。我很快找到机会，跑到街角，告诉我父亲一切顺利，让他回家告诉母亲，我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
这就是1850年我生命中第一次真正起步的经过。以前，我在阴暗的地下室里操作蒸汽机，每周挣2美元，弄得浑身煤灰，看不到生命中有一点儿起色，而现在，我就象上了天堂，是的，在我看来就是天堂，因为我身边还有报纸、钢笔、铅笔和阳光。每时每刻，我都能学到知识，或者发现自己的知识是多么贫乏、还有多少知识要去学。我感到脚下有一台梯子，而我必然要往上爬。
我只担心一点，那就是我无法迅速地熟悉许多需要发信的商家地址。因此，我开始注意这些商家的特征，从街道这边观察到街道那边。晚上我就挨个儿背诵这些商家的名字。不久以后，我就能闭上眼睛，从一侧的街尾到街头，把每家商店的名字按正确顺序说出来，然后再从另一侧的街头到街尾，把每家商店的名字按正确顺序说出来。
下一步要做的是认识人。如果信使认识商店里的成员或雇员，这会给他带来很大好处，而且通常都不用跑远路，因为他可能会碰见一个正要回自己办公室的员工。在这条街上送信的小伙子们认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能耐。而且，如果一个大人物（对信使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大人物）因此在街上停下脚步，并且常常关注和称赞这个小伙子的话，这个小伙子就会感到分外得意。
1850年的匹兹堡跟现在的匹兹堡今非昔比。那时它还没有从1845年4月10日的大火中恢复过来——那场大火把这座城市的整个商圈都毁了。市里的房屋主要是木制的，只有少数房屋是砖房，而且没有一座是耐火的。匹兹堡市内及周边的全部人口不超过4万人。城市的商业范围还不到第五大街，而当时的第五大街还是一条十分寂静的街道，仅仅因为有一座剧院而闻名。联邦街和阿莱干尼有一些稀稀拉拉的商铺，它们之间都有很宽敞的开阔空间，我还记得在现在的第五区正中心的池塘上溜冰的情景。我们在数年以后成立的联合铁厂的厂址在当时还是一块卷心菜田。
罗宾逊总经理是第一个在俄亥俄河以西出生的白人孩子，我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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