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称之为夜晚(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以）阿摩司·奥兹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莫称之为夜晚试读：

莫称之为夜晚

晚上七点钟，他坐在二楼公寓的阳台上，看白昼渐渐退去，等待着。最后一抹光承诺了些什么，它又将送来什么呢？

下面是个空院子，有一块草坪、几丛夹竹桃、一把长椅和一座荒了的九重葛凉亭。园子尽头的石墙勾勒出这片空地的轮廓，封住这块空地的一排排石头的颜色比空地的色彩更新也更浅——事实上，此刻围墙石头看起来甚至比原本轻些。墙的那边冒出两株柏树。此刻沐浴在晚间的光线中，他发觉它们是黑色而非绿色的。越过连绵的秃山，那边卧着沙漠，在那里，不时有一个灰色的涡旋卷曲成形，颤着、扭着向前拖几步、吹开了、沉寂下来。一会儿又在别处重现。

天色渐暗。有几朵云静止不动，其中一朵微微映出落日的光辉。从这个阳台上看不到落日。一只鸟儿在院子尽头的石墙上发出激动的尖叫，仿佛发现了什么忍无可忍的事。你怎么样？

夜幕降临。城里四处的街灯渐次亮起，窗灯在黑暗的间隔处闪烁。渐强的风带来营火和灰尘的味道。月光给紧邻的山丘蒙上死一般的面罩，它们不再像山丘倒像是听不太清楚的曲调中的音符。在他眼里这里就像是世界的尽头。他不介意自己身处世界尽头。他已尽力，从今开始他将等待。

他离开阳台，进屋，坐下，裸露的双腿放在茶几上，双臂从扶手椅两侧沉沉地垂下来，好像是被拽向凉爽的地板。他没有打开电视，也不开灯。从下面街上传来汽车轮胎的轻语，接着是犬吠声。有人在听收音机，不是什么完整的曲子，只有几个音符没什么变化地重复着。他喜欢这种声音。楼里，电梯滑过他住的那一层没有停。隔壁公寓里，一个女声在收音机里念着新闻，好像是用外语，不过他也拿不准。楼梯上一个男人说，这不可能。另一个声音答道，好啊，那你别走，会来的。

冰箱的抽噎声静下来的时候，能听到干枯河床里的蟋蟀，它们像是给寂静打的拍子。一阵微风拂过窗帘，扰动架子上的报纸，穿过房间，掠过室内植物的叶片，从另一扇窗走了，回到沙漠里。他一时抱住了自己的肩膀。这愉悦让他想起一个真正的城市里的夏夜，比如他有一次待过几天的哥本哈根。那里的夜晚不会突然降临，而是和缓进行。曙光的面纱会持续三四个小时，仿佛夜晚努力延伸着，欲图触摸黎明。各式铃声响起，一声嘶哑的巨响，像是咳嗽声。轻柔的细雨把夜晚的天空与海峡、河道里的水波连接起来。一辆明亮的街车从雨中穿过，空空的，他仿佛看到年轻的女售票员探着身和司机聊天、她的手搭在他手上，余下的又是细雨，仿佛夜晚的光亮不是穿越了细雨而是发自其中。雨滴落在小广场喷泉的水束上，那静静的水整夜被池中的灯光照耀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醉鬼坐在池边打盹，留着平头的灰色脑袋沉在胸前，没穿袜子的脚裹在鞋里、浸在水中，一动不动。

现在几点了？

他在黑暗中看了一下手表，看到反着光亮的手时却忘记了问题。或许这就是伤痛转化为悲哀这个渐渐颓落的过程的征兆？狗又吠起来，这次叫得狂暴猛烈，在后院或是空场里，还有干枯的河床那边、甚至更远的黑暗中，在山丘那里，贝都因人的牧羊犬和流浪狗，大约是嗅到了狐狸的气息，吠声转为哀嚎，另一声哀嚎响起应和，透骨，绝望，仿佛哀悼着不可挽回的损失。这就是一个夏夜里的沙漠，古老，冷漠，呆滞。无生无死。存在着。

他透过阳台的玻璃门、越过院子尽头的石墙眼望着山丘，感觉到一阵感激之情，但为了什么他并不确定。他是真的在感谢山丘吗？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短小精壮，农民模样的宽脸盘，一副多疑或是怀疑的表情提示着深藏不露的精明。他有一头剪得很短的灰发和一把引人注目的花白胡子。无论在哪里，他占的空间都像是比自己身体所需的要大。他的左眼几乎总是半闭着，不像是使眼色的那种样子，而是像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小昆虫或是什么微小的物体。他坐着，清醒至极，但瘫软无神，像是刚从沉睡中醒来。他觉得沙漠和黑暗之间宁静的联系十分宜人。这个晚上，让别人忙于找乐吧，忙于各种安排吧，忙于遗憾吧！至于他，他心满意足地认可此时此刻，毫不空虚。在他眼中，沙漠很好，月光恰当。窗对面，两三颗星星在山丘上清晰地闪烁。他温和地宣布：现在你可以呼吸。

只有在暑热散开的晚上才能喘上几口气。又一个疯狂的日子过去了。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赶时间上了。从八点到一点四十五是在学校：两小时的文学课，两小时批改入学考试的卷子，再花上一个小时给俄国移民的孩子们，其实他们对《被放逐的神性》一点兴趣也没有。在一堂关于比亚利克的课上，一个叫伊娜或者尼娜的漂亮小姑娘说，他的词汇都与《圣经》相关，他从莱蒙托夫那里得来了伤感，那些诗过时了。她继而用俄语背了几行诗，可能是想例证一下她喜欢的诗歌类型。我打断了她。尽管我对这个主题并不怎么着迷，而且忍住不这么说还挺难——要我说，神性不妨被放逐。

十一点十五分课间休息时，我坐在读书室的空调旁边准备下一节课的内容，但马上就被叫到副校长办公室，见到一个被一位老教师的言语惹火了的年轻教师。我对双方都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并建议他们互相原谅、将此事遗忘。很奇妙，这种陈词滥调，特别是像原谅这样的词，只要用的时机得当、不偏不倚，就能引发泪水、导致停战。这样无足轻重的词汇能抚平伤害，大概是因为导致伤害的也是无足轻重的词汇。

为了赶一个十二点十五分在工会会议室要开的会，我省掉了午餐，只是顺道吃了一个法拉费卷饼。我们想试着激起人们对诊疗所计划的同情。广场空空如也，被阳光灼烧着。在花坛稀疏的迷迭香丛中站着一个头戴黑色贝雷帽、戴眼镜的矮胖移民，好像昏了过去似的一动不动地斜倚在锄头上。他头顶上的太阳被炽热的烟气裹着。一小时以后，四点钟时，阿弗拉翰·奥维埃托的律师仑·阿贝尔从特拉维夫赶到，一个被妈妈强行套上生意人行头、被宠坏了的孩子。我们和他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坐定，听他对资金问题做出复杂的解释。四点四十五分，我带他来见市里的财务主管，这时我已经汗津津的，腋窝泛酸，闻起来像个古怪的女人。从那里出来以后又去找穆奇磋商，他答应要写的一份备忘录还没动笔，反而花了半个钟头叨唠他自己的事以及政府是如何的不得要领。他的T恤衫上印着花哨的图案，一个叫“恶魔之泪”的新摇滚组合。接下来又去了教育中心和广场上的药店，在超市关门前一刻钟赶到那里，还从取款机里取了点现金，又取了送去修理的熨斗。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被炎热和疲惫拖垮，我发现他坐在起居室的扶手椅里，没开灯也没有声音。再次用静坐示威提醒我，我这些活动的代价就是他的孤独。这都快成为有定式的仪式了。总的来说，我们之间这十五岁的差异主要怪我。而他，总是不断地原谅我，因为他是那样一个体贴的人。

他独自准备晚餐：你累了，诺娅，坐下，看看新闻。他做了一份洋葱煎蛋卷，弄了份摆放整齐的沙拉，切了几片黑面包放在木餐板上拿过来，还有奶酪以及雕成玫瑰花蕾模样的小萝卜。然后等我赞美，就好像他是又一次屈尊点燃农奴小屋炉火的托尔斯泰伯爵。

新闻结束后他插上水壶，为我们泡了草药茶，他在我头下、脚下各放了一个软垫，还放上一张唱片。舒伯特。《死神与少女》。但当我拿起电话打给穆奇·佩莱格问他备忘录打出来了没有，然后又打给路德米尔和琳达把规划许可这部分还要做的几件事捋捋清楚时，他的大方已经耗尽了。他站起来收拾洗净了碗碟，然后把自己关进了房间，好像我有义务追过去似的。如果他不这样抗议的话，我可能会洗个澡跑到他身边，告诉他发生的一切，问他讨个主意。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确定自己真会那么做。他行动起来的时候令人难以接受——他完全知道我们这个计划的问题所在，以及我不该对什么人讲些什么——但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一言不发、洗耳恭听、小心避免走神的时候，就像个耐心的叔叔决心腾出珍贵的时间听小姑娘讲述是什么惊吓了她的娃娃。

十点一刻，我冲过冷水澡、又冲了热水澡，然后瘫倒在自己的床上，试图集中精力看一本关于上瘾症的书。我隐约听到他屋里传出BBC的声音。全球广播。近来，他和隐居时的贝京一样，也每晚都调频至伦敦。他是在追寻什么不能在这里公开的新闻吗？还是在寻找不同的视角？或是利用广播与自己交谈？也许他只是在做睡觉的努力。他的失眠渗透进我的睡眠，剥夺了我可能会有的几个好梦。

过了一会儿，我已经累得东倒西歪，当我摘下眼镜、熄灯、丢掉那本书时，还能听到走廊里他的裸足发出的、像是来自水下的声音，他无疑是踮着脚尖的，以免打扰我。再就是冰箱打开、龙头水流、以及有条不紊地关灯、锁门声。多年以来，他的秘密夜游总让我疑心公寓里闯进了陌生人。有时午夜时分我想我感受到他在门上的触摸，我累得几乎要向他的哀伤让步说“好吧”，然而他已经又踮着脚尖顺着走廊去了——他也许去了阳台，不开灯。他喜欢夏夜的阳台。然而也许什么也没发生，那些脚步声、门上的触摸、他那能穿越墙壁的哀伤，也许都只是一团雾，因为我已经睡着了。我这一天很辛苦，而且明天放学后还要到穆奇·佩莱格那儿开个会，也许还得去一趟贝尔谢巴，敲定规划许可的事。我必须睡好，明天得比今天更清醒。明天又是辛苦的一天。还有酷暑。以及时光的飞逝。

墙那边，它这回没有径直滑过，升到上面一层去，而是伴着刺耳的刮擦声停了下来，接着门又关上、继续行进。冰凉而安静，一只壁虎，黑暗中石头般的眼睛，看着花昆虫在光线中扑扇飞舞，这就是我对她的感觉：她裙子的唏嗦声响，她行动之前意志的脉冲，然后就是行动本身，高跟鞋在电梯和公寓大门之间一阵碎语，锁转动了：一如既往，没有摸索，钥匙一下插入锁孔。

她从这间屋走到那间，用最大声音讲话，声音年轻而欢快，省去句尾。她从公寓的这头穿到那头，把大厅、厨房、厕所和我头顶上起居室的灯逐一打开，留下一抹金银花的香气，途经之处点起一串电灯，仿佛照亮她降落的跑道。整个公寓眯起了眼睛，头晕目眩。

她到我身边，把购物篮、公文包和两个超载的塑料袋放在茶几上，问道：你干吗坐在黑暗里，西奥？然后自己回答道：你又睡着了，抱歉吵醒你了，其实你该感谢我，要不然你晚上怎么睡得着？

她俯下身来，在我头发上草草印下一个朋友式的亲吻，然后把我的光脚从茶几上拿下来，似乎是要在我身边坐下来，但是没有，她踢掉鞋子，印有蓝色菱形图案的浅色裙子里的身体猛地一转，跳进厨房去了，回来时拿了两只盛了矿泉水的大玻璃杯说，渴死我了，喝掉水，她孩子气的用手背抹抹嘴说，有什么新鲜事？接着又跳起来打开电视，这才在我椅子的扶手上坐了一会儿，几乎靠着我但又没有真的靠过来，她把眼前的金发拨开，像是撑开一垂幕布，说道，让我跟你说说我这疯狂的一天吧。

她停顿了一下。突然拍了一下额头，从我身边跳到另一张扶手椅中，说，抱歉，西奥，就一分钟，我得打几个电话，你能做个沙拉吗？从今天早上开始我除了一个法拉费卷饼以外什么都没吃，我饿死了，我这儿只要一两分钟，然后我们聊。她把电话拉到腿弯处抱了一个钟头。一边聊天一边心不在焉地把我端过去的晚餐吞了下去，没有任何其他的暗示建议、感情表示或是简单的评价，只是在她允许对方辩护的那一点点时间里大嚼食物。我注意到她好几次说“别扯了，你开玩笑”“惨了，拜托，别逗我了”还有“太棒了，绝妙，双手握紧它”。她的手比她的其他部位都要苍老，她那体力劳动者的手指布满褶皱，皮肤粗糙，手背上有纵横交错的蓝色血管和一块土一般的色斑。仿佛她的真实年龄被暂时从身体里赶到了手上，在那里耐心地将颓败预先储备起来，以迎接衰弱。

然后，有二十分钟，可以听到浴室门里的喷水声和她年轻的声音在唱一首和红玫瑰、白玫瑰有关的老歌，接着就是吹风机和柜橱抽屉打开的声音。她终于清爽喷香地出来了，裹在一件浅蓝色棉质浴袍里，说道，我垮了，出局了，我们早上再聊吧。她看起来并不疲乏，柔软而动人，大腿充满活力，在浅色的浴袍下呼吸。她说晚安，西奥，别生气，别熬夜。接着又说，我这一天多么疯狂。然后她关上了身后的门。她在里面翻了几分钟书，轻笑起来，显然是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一刻钟以后她熄了灯。

她和往常一样，不记得把喷头开关拧紧。我在走廊里就能听见水流的声音。我过去把它拧到最紧，盖上牙膏盖，关上厕所灯，按照她的路线绕遍公寓，一盏一盏地关上所有的灯。

她有倒头便睡的天赋。像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做完了功课，整理好书桌，梳了头，确信一切正常，大家都对她满意，明天是新的一天。她安心地对待自己、对待黑暗、对待院子尽头两棵茂盛的柏树那边的沙漠，以及包裹着她的床单和她熟睡时紧紧抱在胸前的绣花软垫。她的睡眠激起我的不平之感，或许只是单纯的嫉妒。盛怒之中，我很清楚自己没道理发怒，但这一认识非但不能抚平我的恼怒，反而带来更多的烦闷。

我穿着汗衫坐在自己卧室的桌子前，把频率调到伦敦。在新闻播报的间隙，有个关于阿尔玛·马勒生平与爱的小板块。主持人说男性世界难以理解她的内心，因此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人物而非真实的她。然后她开始解释真实的阿尔玛·马勒是什么样子。她话说到一半我就不听了，以此向她示意男性世界毫无进步，然后我赤着脚到厨房里去搜冰箱。喝了一两口冰水后，我被冰箱里发出的爱抚般的微光击中了。为了不失去它、令自己再次被甩在黑暗里，我给自己倒了点冰红酒、又剥开一块三角形的奶酪。这时候我发觉自己在整理冰箱架子。我嗅了嗅已经打开的盒装牛奶，既怀疑牛奶是否过期又怀疑自己的嗅觉。我把一串颜色不对的香肠扔进垃圾桶，把酸奶按日期排成一行，往塑料格里摆满鸡蛋。对着一罐金枪鱼我稍有犹豫，但最后妥协了，给它蒙上了一层保鲜膜。我从储藏柜里拿下来几瓶果汁，把它们塞进冰箱门以填补空隙。将蔬菜那层排放整齐，又整理好装水果的那层。我努力克制才击退了进攻冷冻室的诱惑。我踮着脚尖走到她的卧室门口：若你召唤，我就在此。如果不，我至少还能抓到一丝她熟睡的气息，也许能吸收一些她剩下来的睡眠。

从那里，到阳台，那把褪了色的老式椅子。

夜几乎是透明的。整个世界沐浴在一片冷冷的银光之中，没有生息。两株柏树像是由玄武岩雕刻而成。如月的山峦仿佛包裹在月腊之中。影影绰绰的动物四处蜷卧，也是如月般的感觉。山谷里，阴影叠着阴影。有一只蝉，停下来时我才注意到。男性如何误解了阿尔玛·马勒、真实的她又是怎样？即便这个问题真有答案，我也错过了。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其构成是空洞的，理论上来说不可能有答案。眼前黑暗中荒瘠的山丘抹掉了“几乎可以肯定”或是“理论上来说不可能”这些词，掏空了问题。我知道你什么呢，诺娅，你又了解我什么呢？我还是停止吧。倘若你体会到的我只是有时眼望沙漠时的我。我这边呢？比如：一个比我年轻十五岁的女人，和生命本质的脉搏同频，那种存在于言语、怀疑之前的原生的、富含节奏的脉搏。有时，毫无预谋地，她突然就触动了你的心灵，像幼兽或者雏鸟。

多年以前我学会从星图上识路。那是在军队里，甚至更早，在青年运动中学到的本事。晴朗的夜晚，我还能辨认出小熊星座和北斗星。也还能辨别行星，但已经分不清哪个是木星、金星或者火星。在眼前的空寂中一切仿佛都凝滞了，连行星似乎都站住了，夜晚仿佛就要这样持续到永恒。所有的星星都像是楼上地板上的小孔，来自另一边光明宇宙的小小发光体。一旦将幕布拉起，光辉便会淹没世界，万物变得清晰可辨。或被烧毁。

屋里有个很好的望远镜，在床头架子第二层左边，被单和枕套后面。我可以进去拿出来看个清楚。大概是内海弥亚把从偷窥狂格罗沃依那里得来的望远镜留给了她，要么是给了她的表兄约什库。还有三四样这类物件潜藏在屋里，其余的都没了，扔掉了。有一次吵架时她说我简直比他还任性，比他还要野蛮粗鲁。不过她马上就打住了，从此再没提起过。即便是我们吵架的时候，她也能有效地控制自己，还有我，她的脚总是紧踏着刹车板。我也很小心，我知道分寸：就像玻璃杯相碰，要适可而止。

从东边，从山那边，吹来一股透骨的沙漠之风，像一柄凉森森的镰刀。荒野在悄悄地呼吸，黑暗中的尘埃和石块就像是平静水面的延展。忽然间，就凉爽下来了。已近午夜两点。我不累，但要摸黑回屋去，宽衣上床。伦敦广播将告诉我这里还不知道的实况。今晚世界怎么样？纳米比亚的部落纷争，孟加拉的洪水，日本猛升的自杀率。接下来又会是什么？等着瞧吧。接下来是朋克音乐，残忍，尖锐，粗暴而嗜血，来自伦敦，周三凌晨两点一刻。

我早上六点醒来起草了备忘录。穆奇·佩莱格会再看一遍，琳达则主动要求把它打印出来。午餐时，就要把它寄给阿弗拉翰·奥维埃托，还有给市长和财务主管的备份。还应该寄给谁？我必须找个明白人。也许我应该弄一份政府规章彻底研究一下。我到底要不要问问西奥？那是他一直期待的，像猎人一样。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应付不了这个挑战。他知道我经历了一两个小错和失败以后一定会径直跑向他。这会儿，他十分老练地不置一词，不加干涉。就像允许蹒跚学步的小孩随意爬动的大人，在小孩看不见的地方时刻留心，伸出手，以防孩子摔了。

备忘录的开头部分是“计划进展”。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恰当，却想不出更好的。我们的一个学生死于一起“服用毒品导致的”事故。教师休息室里萦绕着各种关于这个事件的相互矛盾的传言。我对这个出问题的男生很感兴趣，尽管我和他其实没说过几句话。伊曼纽尔·奥维埃托是个安静的学生。在有三十个女生的文学课里他是仅有的三名男生之一。近些年来羞涩的学生已经绝迹，学生们在课间休息时都吵闹不止，上文学课时全都昏昏欲睡。疲惫，游离，他们茫然地瞪着福楼拜和我，一脸难以对付的瞧热闹般的蔑视，仿佛我们要卖给他们什么关于仙鹤和小孩子的神话传说。但伊曼纽尔身上有些什么，总会让我联想到冬天。有一次，他没有按时交一篇关于阿格农的论文。我在课间找到他询问原因。他垂下睫毛，就好像听到了关于爱情的问题，然后温和地回答说那个题目和他本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严厉地打断了他，谁说有什么关系了，我们现在说的是义务。他无言以对，就这样我还是残忍地让他僵在那儿一分钟之久，才冷冷地说，好了，下周之前交给我。

十天以后他交上了论文。那是一篇分析合理、平实而优秀的论文。最后一句话后面，他在括号里加了一句个人附言：尽管是义务，最后还是找到了自己和故事的些许关系。

有一次在楼梯上，我问他上课时为什么从来不举手，他肯定有话说，我很想时常听到他的发言。他在答话之前还是停顿了一下，才犹犹豫豫地说他觉得词句是个圈套。逾越节前不久，我在课堂上说耶胡达·阿米亥想要表述的是他对战争的反对，伊曼纽尔深思的声音如梦中呓语般突然响起来，句末语调上升，质疑道：不论诗人想说或不想说什么，都挡了诗的道。

我决定要找时间和他聊聊。

但我没有找出时间来，我忘了，一直拖着。我负责三个班的课程外加两个文学小组，包括给新移民开的特别小组。每个班都有将近四十个学生，几乎人人一脸痛苦相。这么多年我已经受够了。现在都懒得费力气去记名字了。差不多都是女生，几乎整个夏天穿着两边开衩的浅色短裤晃来晃去，名字差不多都叫塔丽。实际上，每个班上都会有人不断纠正我，不是塔丽是塔尔，或者反过来。

事实上，直到事故发生之后，我对伊曼纽尔的了解也比不上他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他从十岁起就住在泰勒科达，和他在银行工作的独身姑妈住在一起。他母亲几年前死于奥林匹克劫机事件，他父亲在尼日利亚做军事顾问。教师休息室流传着一个暧昧的故事，说这个男生爱上了一个埃拉特 ；的姑娘，要不就是和她纠缠上了，姑娘比他大几岁，吸毒也许还贩毒。事故发生之前，我没太留意这个传闻，因为教师休息室里总是充满了各种流言。整个城市在这一点上也如出一辙。

他离开姑妈家失踪了十天之后，在埃拉特附近距离废弃铜矿不远处被人找到。他从一个悬崖上跌了下来，或是跳下来的，摔断了脊骨瘫在悬崖底下，明显是熬了一天半夜才力竭而亡的。大家都希望至少他在这段时间里不是一直清醒着，但这一点已经无从知晓。他以前曾被带到过那里并被下了药，也可能是自己吸的，或者是受人诱导。我试着不去听这些传闻，它们总是伴随着激动的声音以及令人惊讶的伪善手势和兴致勃勃的神秘暗示：瞧，怎么叫死气沉沉的地方呢，瞧，我们都上全国新闻了，真正的生活激昂也光顾这里了，来了个知名记者还有摄影师，他们从今天早上开始就在外边转悠，但行政人员规定任何人不得接受采访，所以我们只好回答无可奉告。

葬礼由于孩子父亲的姗姗来迟推迟了两次。几天以后那个姑妈也去世了。教师休息室里的谈话一股脑变成了内疚之情，命运之手。都是些我尽力不听的嚼舌头的话。实际上，我在见到那个父亲之前就厌恶他了。一个缺席的父亲，一个在尼日利亚的军火贩子，多半是满腔抱怨，可能会责怪我们。根据一些可以汇成结论的线索，从远方做出判断并不困难。我设想这位父亲以前是个突击队员，富裕、喜欢评判、自以为是。于是我决心不在葬礼之前和教师代表小组一起到科达饭店他的房间里去看望他。他终于从非洲丛林屈尊来到这里，只是要责怪我们造成的他儿子的可怕结局，我们怎么会视而不见，为什么忽视了，不可能全体教师都这样吧？最终我还是去了，也许是因为我想起了男孩站立的姿势，安静但扰乱人心，害羞，像是扎回到他自己世界的海底然后再浮上来，用耳语般的声音告诉我，词句是个圈套。这句话里含有无声的求助信号，我没抓住或是抓到却忽视了。所以我拒绝承认或是意识到了又否认，要是我和伊曼纽尔谈了话、哪怕我努力靠近他，然后耸耸肩去他的，不管它，你瞎想。我和其他老师一起在男孩和姑妈的葬礼前几个小时去见了阿弗拉翰·奥维埃托。在那里，在酒店，这位父亲的房间里，此后占据我全部生活的这件事开始了。

还有那条狗的一段插曲。伊曼纽尔·奥维埃托有一条狗，一只总和人保持距离的郁闷的家伙。从早晨到下课，它都会卧在校门对面那片生长着、不如说是烂掉了的稀疏的撑柳林里，等着男孩。你要是朝它扔石头，它便筋疲力尽地站起身，拖到几码外再趴下继续等待。不幸发生以后，这条狗开始每天早晨到教室来，完全无视走廊里已乱成一片。它浑身疥癣，耷拉着耳朵，下垂的肌肉几乎拖到了布满灰尘的地板上。在哀悼的日子里，没有人敢上去将它赶走或者逗弄它，之后也没人那样做。它整个上午都趴在那儿，把悲伤的三角形头一动不动地放在前爪上。它在教室的角落里选了一个据点，在字纸篓旁边。课间的时候，谁要是扔一个面卷或是意大利腊肠给它，它连闻也不闻一下。你跟它说话，它也不作回应。那令人同情的、棕色的、迷惑不解的神情让你不由得调转头去。下课以后，它便夹着尾巴卑微地潜出学校，直至第二天早上八点上课铃响之前不见踪影。那是一条贝都因犬，岁数不小了，身上是这里土地的颜色：暗灰色。土土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它可能是哑的，因为在我记忆中它从未吠过，连哀鸣都没有一声。

有一次我甚至想把它领回家，给它洗洗澡、喂养它、逗它开心：它对一个永远不会再回来的男孩的这份不灭的忠诚突然打动了我。要是我拿勺子喂它牛奶，找兽医好好照料它，在走廊里给它造个窝，兴许它最终会适应我并接受我的抚摸。西奥讨厌狗，但他肯定会让步的，因为他是个妥协派。真希望我能让他明白他的过度体贴让我感到多么压抑。我都能看见他眯起小眼睛，左边那只，英国退伍陆军少校的银灰胡子掩盖了轻微的颤动：你瞧，诺娅，要是你真的那么在乎，那就这样吧。于是我放弃了狗。它是个排外的家伙，种种迹象表明它并不需要什么新的依附。

一天早上它被车撞了。尽管如此，它还是踩着铃声准时来到教室。那条被碾压的后腿像折断了的树枝。它把自己拖到老据点，像往常一样趴下，一声呜咽也没有。我下决心要打电话给公共健康部门的兽医，让他们来把它领走，可是那天结束后它就消失了，第二天早上也没再回来。我们觉得它肯定是拖着自己到什么隐蔽的地方等死去了。几个月以后，在一个年级聚会的晚上，欢迎、小节目、点心饮料和校长讲话结束之后，夜里一点大家离开的时候，那条狗又出现了，瘦骨嶙峋，畸形，行尸走肉一般，用前腿拖着残疾的后半身前行，穿过学校大门对面污秽的撑柳林前方的路灯洒下的灯光，从黑暗爬向黑暗。除非那是另一条狗。或者只是个影子。

阿弗拉翰·奥维埃站着迎接了我们，他后背靠在阳台门上，从那里能看到东边暑气中隐约闪亮的山顶。酒店双人床上放着一个合着的小旅行箱，桌上有两个柠檬，桌后椅子的靠背上罩着一件轻便的夏季外衣。这个男人是个小个子，衰弱，窄肩，逐渐稀疏的头发渐渐变白，皱纹密布的脸庞晒得黝黑，他看起来像个退休的冶金工人。这不是我想象中军事顾问或者国际军火商的模样。他没等大家正式吊唁，就开口和我们讲话，谈到有必要阻止其他孩子成为毒品的受害者，这让我感到特别惊讶。他讲话的声音单调，稍带犹豫，好像怕激怒我们似的，询问伊曼纽尔是不是学生中唯一的受害者，还请我们告诉他，我们注意到这件事多久了。

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假如不算上教师休息室的流言，我们实际上是事后才知道的。副校长磕磕巴巴但圆滑地表示，伊曼纽尔是在最后才开始吸毒的，在埃拉特，他失踪之后，也就是说差不多可能是在最后几天里。连姑妈都没注意到什么会成问题的变化，不过那也是很难说的。那位父亲回答说我们也许永远都要被蒙在鼓里了。再次沉默，这次时间颇为持久。阿弗拉翰·奥维埃托把两只布满皱纹的手蒙在脸上，棕色的农民的手，手指干燥而粗糙，然后又把手放回到腿上。副校长又开始说话，这时阿弗拉翰·奥维埃托问我们中间谁最熟悉伊曼纽尔。副校长只好含混地咕哝几句。沉默下来。一个年轻的贝都因侍者，黑皮肤，身材苗条得像个漂亮姑娘，戴着一个白色领结，推进来一个盖着白布的餐车，盛放有水果、奶酪和各种软饮料。阿弗拉翰·奥维埃托签了单还递过去一张折着的纸币。别客气，他说，说了两次，但没有人动那些茶点。突然他转向我静静地说：你一定是诺娅，他喜欢你的课，他有文学天赋。

我惊呆了，没有否认。咕哝了几句陈词滥调，一个敏感的男孩，不太合群，有点——嗯，内向。那位父亲朝着我的方向笑了一下，不习惯笑的人的笑容：好像把百叶窗打开一条小缝，就一会儿，展示一间美丽的房间，里面有华丽的吊灯、书架和壁炉里燃烧的炉火，然后关上窗仿佛从未打开过。

六周以后，阿弗拉翰·奥维埃托在上午大课间休息时突然出现在教师休息室，要我们帮忙实现一个计划：他考虑要捐出一笔钱，在泰勒科达这里为全国其他地方吸毒上瘾的年轻人和学生们建一所小型康复中心。他希望用这个中心来纪念他的儿子。泰勒科达是个安静的小城，沙漠也许能帮上点忙：眼望荒凉广阔的空间可以激发各种思考，也许真能救下一两个人。当然他能理解肯定会有来自地方上的反对，但也不妨先试着整理出一些能减缓恐惧的基本条款来。

我不是伊曼纽尔的班主任，所以当他来问我是否同意组建一个非正式的小组做些前期调查、并在纸上列出困难所在，再摸清摆平当地人的可靠办法时，我大吃一惊。尽管他本人几个月才来以色列一次，但他有一个律师，仑·阿贝尔，随时听从我的调遣。如果我拒绝，他能够理解，那就再找别人。

为什么一定要找我？

瞧，他说，又对我露出短暂开启的百叶窗缝中透出壁炉炉火和华贵吊灯那样的笑容，整个学校里他只喜欢你。有一次他给我写信说你给了他一支铅笔。他用你给他的铅笔写的信。

我不记得什么铅笔。

然而，我还是答应了。也许是因为隐约有一种冲动想和伊曼纽尔还有他的父亲保持某种联系。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保持？当阿弗拉翰·奥维埃托说起那支不存在的铅笔时，闪过一种稍纵即逝的相似，不是和他儿子之间的，而是类似一个我多年以前遇到的男人。他的脸、他的溜肩膀、特别是他柔和的声音和遣词造句的方式，比如他说“激发各种思考”，都让我想起在迦南山的一个健康基金疗养院遇到的诗人以斯拉·扎斯曼。当夜晚的颜色更迭、无形的清风在山边嬉戏时，我们，我父亲、扎斯曼夫妇、楚玛姑妈和我，常坐在这黄昏里，在疗养院草坪的斜坡上。父亲坐在轮椅里，腰部以下麻痹，像个上了岁数、发胖的拳击手或摔跤手。他的脸粗糙起伏，身体的重量下压着绷紧的轮椅，黑色的收音机攥在手里仿佛一个随时会扔出去的手榴弹，一张黑色的大羊毛毯盖住他无用的膝盖，他弯曲的肩膀表达着暴力的狂怒，好像在爆发的瞬间被石化。我们围着他坐在躺椅里，面对天边加利利山那渐渐屈从于夜晚微光的光线。以斯拉·扎斯曼给我们看他手写的诗歌，那些诗和当时以色列流行的诗歌大相径庭，像竖琴的乐音一样打动了我。一天晚上他说：诗歌像是被玻璃罩住了的火星，因为词句是一片片的玻璃。他仓促而遗憾地笑了，后悔说了这个隐喻。后来假期结束了，扎斯曼一家谦卑地前来道别，像是为舍弃我们做出无言的道歉，然后就离开了。第二天，父亲在一股无名怒火中砸碎了他的收音机，于是我和楚玛姑妈用出租车把他拉回了家。几周之后，我听到一则简短的新闻报道说以斯拉·扎斯曼去世了，于是我到内坦亚的书店去买他的诗集。我不知道书名，而书店店员没有听说过它。楚玛姑妈给父亲买了一台新收音机，它完整存在了两周左右。

我和阿弗拉翰·奥维埃托约定，我不能从调查小组的工作中接受任何酬劳，他听了以后未置一词。三周以后我收到邮寄来的第一张支票。自那以后，他每个月通过他的律师给我寄三百美元，由我决定其中多少用于支付办公费用和交通报销、多少用于补偿我花在计划上的时间。我四次要求律师仑·阿贝尔设法停止寄来支票，都没能奏效。

西奥警告我，你被卷进去了，丫头。这样处理资金只会招致不快和麻烦。很难相信一个冷静的生意人会做出这种心不在焉的事。如果他就是想捐点钱纪念他的儿子，为什么不干脆搞一个信托基金？有财务主管和清楚的账目？要是别的情况，他想要创业、建一个面向富人子弟的私人诊疗所，一个高级疯人院，三百美元可不够报答你为平和公众意见付出的劳动。你根本没搞明白自己是怎么被利用了，诺娅。你什么时候掺和进为吸毒者张罗诊疗所的事儿了？不可能获得居民的赞同——谁会想要在自家后院弄个鸦片烟馆？

我说：西奥。我是个大姑娘了。

他眯起眼睛没再说什么。

他回到走廊继续熨他的衬衫去了。

他当然是正确的。全城都反对。有人匿名给地方报纸投稿说他们不会容忍这里变成全国的垃圾站。好多事情我都得从头学起。广播里那些我没用心思听的、报纸上从来不看的东西，运作，费用，资本基金，组织，董事会，预算。一切都还非常模糊但足以令人兴奋。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找到了新的生活意义：可能会登上周末增刊的彩色头条。其实晚报已经试探过想要采访我。我拒绝了。我不清楚这样的报道会给计划带来帮助还是损害。我有那么多东西要学。我会学的。有时候我用第三人称对自己说：因为诺娅干得了。因为这是件好事。

除我之外，小组还有三个成员：马拉基·佩莱格（全城都管他叫穆奇），路德米尔和琳达·达尼诺。琳达是个患有哮喘症的离异女子，热爱艺术。她志愿加入是为了守在穆奇身边。她的贡献是用文字处理器打字。穆奇·佩莱格是为了我而加入的：即使我为食腐肉的乌鸦开个精修学校他也会参加。至于电力公司的退休雇员路德米尔，他是好几个抗议组织的活跃成员：采石场和迪斯科舞厅的敌人、公开指责不完善路标的人、本地报纸热情洋溢的每周专栏《野外来声》的撰稿人。夏天里他穿着卡其布大短裤在城里游来荡去，鞋带啪嗒啪嗒拍在满是纹理晒红了的脚上，每次看见我他都会招呼道，没有火哪儿有烟，然后笑着抱歉说：别生气啊，亲爱的，只是开个玩笑。

在实际操作中，我承担所有的责任。我陷在里面已经有好几周了：跑社会安全、健康教育部门在南边的办公室，扯着反毒品滥用联盟的袖子不放，围攻困难青年机构，哄着家长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哀求发展机构，回应本地报纸，追着市长巴特希瓦，而她到目前为止都还拒绝把这个设想提到日程上来。我已经去了四趟耶路撒冷、两趟特拉维夫。每周去本地区政府办公室所在地贝尔谢巴朝圣一次。在泰勒科达，这里的朋友和熟人们看我的时候已经开始带着忧心忡忡的嘲弄意味了。在教师休息室，他们说，你想从这些额外的麻烦里得到些什么，诺娅？你受什么刺激了？无论如何，没有结果的。而我回答说：走着瞧。

我不怨这些朋友和熟人。如果是其他哪个老师突然鼓噪起来，要在这里成立，比如说，一个传染病实验室，我想我自己也会困惑或者愤怒。这会儿，市长耸着肩膀，工会不作承诺，家长们饱含敌意，穆奇·佩莱格总用那些女人赠他的东西、还有只有他才清楚怎么给女人的东西来让我分心，路德米尔也来劝诱我加入关停采石场的运动。公共图书馆里，馆员帮我找齐了所有关于药品上瘾对策的书籍，放在专门的架子上。有人在架子上贴了个标签：为瘾君子诺娅专留。

西奥应我的要求一言不发。

至于我，我在学习。

这是个有八九千人居住的新兴小城。最早建的是长方形的住宅，供军事基地里服役人员的家属居住。七十年代时，附近有几口很有希望的油井，于是决定要兴建一座城市。但这些油井令人大失所望，计划便就此搁置了。主干道赫茨尔大道铺得雄心勃勃：六车道沿着怪石嶙峋的荒漠高原的边缘延伸，花坛充当中间隔离带，花坛里是远方运来的红土，种的棕榈树被强风吹得东倒西歪。大道两边，在包裹着麻袋布以防沙尘暴的铁栏杆里，引水浇灌的黄蝴蝶树苗似乎还未确信它们存在的意义。这条主干道引出十五条同样的街道，都以总统、总理的名字命名，伸向东伸向西。每条街道都有一排绿色的街灯，还有按一定间距安置的绿色长凳与之配合。此外还有邮筒和公共汽车站以及提示人行横道的交通标志，尽管交通流量相当稀疏。

装饰性的花园里一片荒凉，这是由于沙漠来风时常光顾，令它饱受风沙袭击，不过有些楼前还有一些坚守着的草坪，以及些许夹竹桃和玫瑰丛。那些楼已被热度和风侵蚀。四层、六层公寓楼组成的街区一个接一个，前阳台都封闭着，混凝土边框或者铝框的推拉玻璃。原本上面都抹了一层白色灰泥，但现在颜色全成了暗灰：经年之后，灰泥变成了沙漠的颜色，仿佛融入那种颜色就能缓和猛烈的日照和沙尘。太阳能板在每个屋顶上闪光，像是小城试着以自己的言辞缓和太阳的暴晒。

公寓街区之间有很大的空地。大概多年前哪个晒晕了的规划人设计了一个郊区花园，留下建公园和小农场的空地，还有本应在楼宇间含苞吐蕊的果树。这些年，这些空场变成了条状的沙漠，点缀着一山山的垃圾，几丛灌木横跨在植物和无生命物体之间的分割线上。还有几棵桉树和撑柳，被干旱和咸风打击得萎靡不振，朝东方弯下腰，像夜半石化了的逃难者。

小城西北部是高尚住宅区，有一百所独立住宅。大都依着山势以便分出层次。这里没有涂了柏油的平屋顶，都是红瓦，经冬历夏后早已变成了灰色。有几座瑞士山中小屋风格的木屋，点缀在其他意大利或西班牙风格的房子中，建在一块从加利利山运来的泛红的岩石上，有突起物、围栏和拱门，带圆窗的山墙上甚至还有风向标，在这片沙漠上象征着森林和草场。这是小康人士们居住的地方，专业人士、军官、经理人、工程师以及高级技师。

位于对角的东南部在一条狭长的窄谷里，蜿蜒着一条被流沙侵袭的崎岖不平的道路。沿路是陶瓷和金属工厂，小型洗衣机厂，还有作坊、车库、仓库、铁皮棚屋和混凝土小屋，以及没有地基、用光秃秃的水泥块和木板搭起来的建筑结构。各种作坊店铺在这里激增：锁匠铺，木匠作坊，电工店，车身用品店，卖天线的，电视修理店，水暖商店和太阳能热水器生意。小屋和小屋中间是铁丝网，已经塌了、朽了，掩埋在沙里。门前的沙子沾着厚重的机油和油脂。整个夏天那里都泛着腐尿和热橡胶的味道。太阳无情地烘烤着一切。远处的山下是一块丢弃旧汽车的垃圾场，再就是市政公墓。这条路的尽头在悬崖边，那里拦着两道铁丝护网。据说对面是个禁入的山谷，有秘密装置。山谷那边又是些黑色的峭壁，上面嵌有山洞和裂缝。那里是山羚羊的栖息地，它们时而出现在地平线上、俯冲奔向晚上亮着微光的垂暮。狐狸也在那边造窝，蝎子和毒蛇在那里挖穴。而更远处，是连绵的白垩砾石和板岩山坡，还有干涸的河床和层层沉淀的黑色山麓碎石，一直延伸到荒山深处。荒山常围绕在耀眼的烟霾中，远远望去总是呈蓝色，像云间幻景，从无形的海面升起并将随即退回其中。

公共汽车每天六次从贝尔谢巴来，停在购物中心外面那个被大家称为“红绿灯边”的广场，它的正式名称是欧文·科西查广场。贝尔谢巴来的旅客在这里下车，司机消失进加利福尼亚咖啡馆，在那儿待上二十分钟抽根烟喝杯卡布奇诺，等着要去城里的乘客在车站聚集。广场对面有一个没铺柏油的停车场，时常飞腾起滚滚细沙，落定后给商店、餐馆和办公室蒙上一层面纱。广场被四栋沿海平原风格的多层建筑所围绕，两家银行，修缮过的巴黎电影院，亦做餐馆使用的几家咖啡馆，和一家兼售全国彩票的破台球厅。上述建筑围住的这块地方是个广场，铺着红灰相间的地面。广场中心立着一根纪念覆没勇士的水泥圆柱。纪念碑四角种着四棵柏树。其中一棵死了。柱子上的金属字写道：“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杀”，倒数第二个字没有了。下面是一个比照着《圣经》律法匾做的牌匾，写着二十一个名字，从阿弗拉罗·约瑟夫到舒民·齐奥拉·乔治。这块匾通体裂开，裂缝中长出了旋花。纪念碑边上有一个水泥造的饮水喷泉，用英语和希伯来文刻着《圣经》：“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为纪念多尼娅和阿道博特·泽斯尼克而建，1983。”三个水嘴向下弯曲朝向盆底，其中两个滴滴答答。

银行大楼屋顶杂乱的金属广告板之间有一幅巨型标语：今天我存了。西奥的办公室就在市政厅左边的楼里，健康基金对面。办公室门上挂的名称是“规划”。同一层还有牙医德莱兹纳和尼尔的诊所，再往前是公证人和会计杜比·维兹曼的办公室，还提供影印和各种与文件相关的服务。杜比·维兹曼有空的时候，会画画沙漠风景的水粉画，其中五幅曾在海尔兹利亚的一个私人画廊的联展中展出过。他办公室一面墙上有一个珍珠贝镶嵌的画框，里面是一张放大的《国土报》的评论，里面提到了他的名字。尼尔大夫是个攀岩爱好者，而德莱兹纳大夫的太太是一个歌手的远亲，那位歌手前年冬天来这儿表演过，还给歌迷分发了她的签名照片。

两个贝都因人，岁数都不小了，并肩坐在工会门口的台阶上，都穿着牛仔裤。一个穿着Betara的T恤衫，另一个身着邋遢的军人工作服。两人中个子矮些的那个把小臂搁在膝盖上，掌心向上，用大拇指不断缓慢地撵动着放在其余四个皴裂手指上的香烟。另一个人膝盖中间有一捆用旧报纸包裹的东西。他的眼睛盯着天空，或是警察局屋顶上无线天线的闪光。等待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小贩，是个德裔犹太人，步伐沉重地走过去，脖子上用绳子悬了个篮子。里面装着一摁就会跳的青蛙、陀螺、肥皂、梳子、刮胡泡沫和几管台湾产的洗发香波。他戴着眼镜，驼背，头戴一顶黑色无檐帽。心不在焉地对那两个贝都因人笑了笑，那两位不明所以，冲他礼貌地点了点头。“好莱坞照相——底片放大及其他摄像器材”：店门关着还拦着防盗栏。灰扑扑的窗子里面，在《晚报》刊印给读者看的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的照片下面，贴着一则告示：“由于业主耶胡达和扎契同时应征参加军队预备役，本店从即日起遗憾关张至下月一日。敬请宽谅。”葬仪店门前，三个虔诚的年轻人坐在金属凳子上互相交谈，其中一个是白化病。那个上了年纪的小贩在他们身边又停了下来，很想加入他们的谈话。他咳嗽，叹息，用手指做着手势：那么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就仿佛油和水？好吧，这同样适用于犹太人之间。每一个人。即使他们是兄弟。一个年轻人进去给他拿来一杯水，老人谢了他，喝了，叹了口气，把装着青蛙和肥皂的篮子拿起来往脖子上一挂，踏着沉重的步子朝红绿灯方向去了。书籍装订商卡什纳坐在他舒适的小窝里。他没有在装订，因为他正痴迷于阅读一本破破烂烂的书。他的金边眼镜滑到鼻梁一半处。从他的浅笑可以断定那本书投他所好，也可能是唤起了他的回忆。广场的远处种着三棵印度桦树，枝叶稀疏，几乎投不下什么阴影。

沙兹伯格的药店里钉着一张告示：“不记账赊药”。一个罗马尼亚口音的大胖子嘟囔道：记账是个什么意思？一个邋遢的青年，脚踏灰扑扑的凉鞋，肩上用绳子代替背带挂着一挺轻机枪，主动解释道：记账就好比打个折扣。

为了扩充电脑宫，他们在拆一堵墙。即将开业：电脑网络全面特展。不过这会儿，货品还围在塑料护板里面，以便防尘。正遭拆除的那面墙上有一幅海报，画着一个戴眼镜的冷美人跷着二郎腿、面对电脑屏幕：她如此沉醉于编程，都没意识到她让路人偷看了裙底。一个金发少年对着巴黎电影院的侧墙专心玩球：停球、过人、传球、停球、过人。他玩了很久也没变个花样。他神情专注，表情饱含责任感，就好像最小的踉跄都将导致灾难。在他即将踢碎一扇玻璃窗之前，身穿国防卫队制服的一个老人冲他喊停。少年立刻听从了，把球装进袋子里，人没动。他在等。空气又脏又热。光线几乎是白色的。头顶电线上缠着一个挂了几个月的风筝，如今就像一具悬在绞架上的尸体。另外，从今天开始恩德培法拉费吧开始卖烤肉卷：阿弗拉姆到贝尔谢巴去买来了设备。他迫切地想知道能不能受欢迎。不过这是急不得的，需要花点时间。我们只能等着瞧。同时祈祷。

早上七点一刻，我们在厨房喝着咖啡，我说：今天放学后我还得去一趟贝尔谢巴，必须得见见部里的贝尼兹利。要是他们不帮忙我就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别对我说你的想法，至少现在别说。也许今天晚上回来之后我会想听。看看吧。

他从报纸上抬起眼睛，穿的还是那件汗衫，肩膀处已经晒得褪了颜色。他六十岁了，但身体仍旧相当健康精壮。他关切而好奇地盯了我一眼。人们有时会用这种目光注视抱怨肚子疼不肯去幼儿园的孩子。要相信他吗，还是该对他严格一点？他完美的军人胡子被一丝怀疑或者嘲讽扯动。突然他把大手放在我手上说，你是个大姑娘了。会有办法的。

西奥，我说，我不是弱智。你要是希望我放弃这个计划，只要说，诺娅，算了吧。你试试，看会怎么样。

你让我别掺和。请求获批。故事结束。再来杯咖啡？

我没说话。我很怕起口角。

他的灰发，经验丰富的脸庞，精心修剪的银色胡须，半闭的左眼有时会让我联想到一个富农、一个疑心重重的地主、一个被生活教会了如何面对敌手的男人、一个女人或是一位邻居：既宽容又坚韧。

这时，他像是从这一情境得到了偶发的快乐，用手指搓了个面包球，说：“我们晚上去看电影吧。正在上映一个情色喜剧片。我们好久没有晚上一块出去了。去贝尔谢巴开车小心点，我没关系，今天不用车，你当心路上的坑洼和大卡车就好。别超车，诺娅。越少超车越好。另外记得把油加满。等一下，我认识你要找的贝尼兹利，我一手带出来的人是他的师傅。要我给他打个电话吗？在你见他之前聊两句？”

我请他不要这样做。

他继续看起《国土报》来。嘟囔了两句日本人怎么怎么的。我抓起公文包，要想赶上第一堂课我得跑两步了。到了门口我又止步折回来和他交换了兄妹式的亲吻，吻在额头上，头发上。回头见，谢谢你借我车。今天早上我仍然没能问他工作上有何新进展。千篇一律：西奥早就对新事物失去了兴趣。今天晚上我从贝尔谢巴回来之后，会跟他出去吃晚餐，然后在巴黎电影院看场电影。他对我总是亦步亦趋。尽管他并非是真的那样，只是出于忧虑的同情。他要是不关心我，我肯定会受伤。是我对他不公平。也许这就是现在不论他说什么都会激怒我的原因。还有他无声的意见，以及他无微不至的体贴。

十点，大课间的时候我要从单位给他打个电话。我要问他有什么新鲜事。我要谢谢他把雪佛兰借给我一整天。我要说对不起，我会保证记得加满油而且按他提议的晚上和他一起去看电影。

可是，为什么道歉呢？

不管怎么说，课间时教师休息室的电话前总是排着长队，而且别人总是支着他们的耳朵，然后他们就会说听到诺娅向西奥道歉了，谁知道为了什么。这是个小城。到这儿来全是我的错，这是我选中的地方，西奥让步了，同意了。我多希望他能不再让步，不再每次都在他放债人的账头上添加记录。

什么账头？根本就没有。瞧，我又对他不公平了。

穆奇·佩莱格站在学校门口等我。怎么了？没什么，就像木匠问处女为什么肚子那么大的时候处女回答的那样。他只是来告诉我，从今天开始他要找一个免费为我们做规划的建筑师。西奥本来是可以帮我们的，如果我要求的话，哪怕只要我不拒绝。我什么时候拒绝了？谁又说什么规划了？我什么时候给过伊曼纽尔一根铅笔然后又忘了？这全都是梦。一个奇怪的男孩，孤单，他觉得词句是个圈套，他垂下眼帘，羞涩，扎进自己世界的海底，还有他那条在学校外边路上等他的幽灵犬。一定是他编了个铅笔的故事。但他为什么要编呢？是不是我开始忘事了？我是不是无意间给过他铅笔？

葬礼后六周，阿弗拉翰·奥维埃托来让我答应组织张罗一项非正式的调查，以确定给毒品上瘾的人开设试验性康复寄宿学校是否可能，我们俩坐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直到黄昏。我们点了大杯冰咖啡，他用柔和的声音向我描述小城和沙漠将如何有助于康复过程，甚至激发各种思考。他说话时，粗糙的手老像是要圈住一个不愿被拢成球的无形物体。我入迷地看着。拿我姐姐来说，伊曼纽尔的姑妈，她在这儿住了差不多十年，她在这独特的强光与安静的结合中也找到了某种安慰。伊曼纽尔也是，他想当个作家，他没准真有这天分，这方面你可能比我更了解，可我怎么又谈起他来了？他一直在这儿。站在我面前，苍白，抱着自己的肩膀，这是他的习惯，会突然抱住自己的肩膀，好像不够暖和似的。他就像是并没有离开我，而是从远方来到我身边，来和我待在一起分担我的忧伤。不是想起他，也不是思念他，就是他。穿着一件绿色的旧套头衫。他站在我面前，苍白，没有笑容，一言不发，胳膊绕在肩膀上，靠着一堵墙，重心都搁在一条腿上、另一条腿闲着。你能明白吧：就在那儿。

阿弗拉翰·奥维埃托这些年来过小城几次，和他寡言的儿子一起在山丘之间散步，或是在日落时分一起在街上溜达一两个钟头，静静地观察小城如何变大，又一个公园，又铺了一条路，又一张长椅。有时候他们甚至晚上也出来漫步，比起上次，山头有了路灯，马路拓展了，东边又开始了新的造房工程。他那一代人看到新屋在荒地上拔地而起还会激动万分，而伊曼纽尔则显然更喜欢荒地。但他们俩都喜欢这样的夜游，沿着空空的街道，相互之间一言不发。那时他们的个头已经差不多一样高了。要不是因为工作，他本可以待得更久些：沙漠适合他。他也可以永远待下去。这种事很难还原出真实情况，因为真实和期盼难以辨清。不过，重点是什么来着，现在的？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桌布上抬起眼来，从皱巴巴的棕色面庞上蓝色的眼睛深处涌出一个灿烂的笑，一瞬就消退了，头也再次垂了下去。我将手指搭在他手上，我并非有意这样，像在触摸粗糙的地表，很快我就意识到并抽回手来，几乎忍不住要为这一没有得到许可的触摸向他道歉。

他说，你瞧，这样，然后又仔细考虑了一下说，没事儿。我很尴尬，只好问道：那你在非洲时沙漠离在你住的地方远吗？问题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问题显得愚蠢、鲁莽，而且有一种对他间接的批评，而我无权批评他。阿弗拉翰·奥维埃托给我们每人要了一杯矿泉水，清一清嘴里甜腻的冰咖啡那黏糊糊的余味，他说，非洲的沙漠。嗯，实际上在我工作的非洲那个部分没有什么沙漠。正相反，那里是密林。你要是有空儿我给你讲个小故事。不管怎样我还是讲吧。我们在尼日利亚的头几年里，租了一幢殖民时代的房子，房主是个英国医生。不，不是在拉各斯，而是在森林边上的一个小城。那个小城不比泰勒科达大多少，非常穷。只有一所荒废了的英国邮局、一台发电机、一个警察局、一座教堂、十几家破商铺、几百个灰泥和树枝搭的小窝棚。伊曼纽尔才三岁，他是个可爱的孩子，总是戴着一顶苏格兰格子呢小帽，人家一跟他说话他就眨眼睛。他妈妈埃雷拉，我太太，在附近镇上教会组建的防疫站、也算是小诊所里当一名全职的儿科医生。她一直梦想着在热带行医。阿尔伯特·施韦策占据了她的脑海。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出差，几个女仆（有一个是意大利人）负责打理家务，还请了个当地年轻人做园丁。院子里养了羊、狗、一群鸡，就是个小动物园，甚至还有一只神经兮兮的鹦鹉，下次我再讲它的事儿。不过其实也没什么可讲的。我们还养了一只小猩猩，一个周末在森林里发现的，明显是迷了路或者是个孤儿。是伊曼纽尔注意到他从路边一个废旧轮胎中间盯着我们看，用那种令人心碎的眼神。他一下就看中了我们。这种一种已知现象，我不是专家，我觉得好像是叫铭印。那头小猩猩就成了我们家的一员。我们太喜欢他了，争着看他会钻进谁的怀里睡觉。伊曼纽尔先开始用奶瓶给他喂罐装牛奶。每当埃雷拉给伊曼纽尔唱起催眠曲，小猩猩就会拿一张小毯子裹住自己。不久他学会了摆餐桌、晾衣服、收衣服，甚至抚弄猫咪直到它发出舒服的咕哝声。他特别擅长讨人欢心。亲吻、关爱、拥抱，不论付出还是接受，他对情感表达的渴求是无限的。比我们多很多，也许是他觉得必须维持、加强和我们之间的身体联系。不过事实上这很难说。他情感如此丰富，甚至能觉察到或是嗅出谁不高兴了、孤独了或是受到伤害了，然后献身逗我们开心：他会演一出模仿秀，照镜子化妆的埃雷拉，伊曼纽尔瞪眼睛眨眼睛，战争中拿着电话的我，欺负母鸡的园丁。我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伊曼纽尔简直离不开他，他们在一个盘子里吃饭、玩同样的玩具。有一次他还从毒蛇口中救下了伊曼纽尔，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还有一次，他献给埃雷拉一条美丽无比的围巾，不知是从哪儿偷来的，我们一直没能找到失主。要是我们出去访友不得不把他留在家里，他就会跟在吉普车后面跑，一边伤心地抽泣，就像一个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孩子。要是挨训了，他会生气然后消失，上树或上房，好像是下定决心要和我们做最后的诀别，可过后又会带着重修旧好的清澈意愿回来讲和，努力示爱以期补偿，给埃雷拉擦眼镜然后戴在猫脸上，直到我们别无他法只好原谅他、爱抚他。不过，要是觉得我们错怪了他，他就会继续斗争。比如有一次，我因为商店的水果丢了而打了他。这种时候，他就会一言不发站在屋角，用责怪的目光看着我们，好像在说，你怎么堕落成这样了，世界会对你做出应有的审判，直到让我们觉得错怪了他，唯一修好的方法，照他不容误读的手势来看，是打开我们存放糖块的罐头盒。在伊曼纽尔患黄疸病的时候，小猩猩学会了从冰箱拿冷饮、递温度计，他甚至还不断地给自己测体温，好像害怕自己也染上病。就这样过了几年，这只猩猩发育到了青春期，胸口和脸上长了隐士长须般的白毛。他成年后第一件事就是爱上了埃雷拉。他粘住她，几乎寸步不离。我必须得说，他以一种动人的方式追求她，梳她的头发，吹凉她的咖啡，给她递袜子，不过还有些越来越难以接受的性方面的举动。他会触摸感受她的裙子，在裙子上摸摸摘摘，当她弯腰时紧抱在她身后。诸如此类。我就不说细节了。晚上我们把自己关进卧室时，他被嫉妒的怒火冲昏了脑袋，一直站在窗外发出受伤的悲咽。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挺有趣甚至动人，没多久他还开始在她窗下哼唱，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手头的问题很严重。比如说，只要我和伊曼纽尔当着他的面接触埃雷拉，或是埃雷拉摸摸我们，他就要咬我们。伊曼纽尔受了惊吓又开始眨眼睛、眼皮乱跳了。要想理解后来的事你得明白，诺娅，猩猩是强壮、敏捷的动物，他发怒或被激怒时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有一两次他把她堵住无处躲避，我动了粗才把她救出来。那是多亏我在家，要是不在怎么办？兽医时不时给他打一针雌性激素，但那没能平息他的情欲。我们不知所措：不可能甩了他，也不想伤害他，他已经是家庭一员了。你明白吗？从他刚出生起我们一手把他拉扯大。有一次他吞下几块碎玻璃，我们带他飞到拉各斯看病。轮流坐在那儿守了他四天四夜，确保他不会扯掉绷带。出了埃雷拉这次事故以后，兽医建议做阉割手术，我拿不定主意痛苦不堪，就好像我是要受罪的那个。我最终决定，最无害的办法是将他放归山林。于是圣诞节前的一个周末，我把他带上吉普，他总是很喜欢和我一起做长途旅行。为了保险我深入森林一直开了六十多英里。我没告诉埃雷拉和伊曼纽尔，还是让他们觉得他是自行消失了比较好，听从了森林的召唤、回去寻根了。这是一种已知现象，不过我不是专家，也说不准。路上我们停下来加油，他一如既往替我把加油嘴插进油箱、然后打开油泵。我们停车吃了饭，饭后他跑回吉普给我拿来纸巾，他一定是觉察到了我的悲伤，或者预见到背叛，我无法形容他在最后的那次旅程中有多么体贴。我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他想，就像一只被引向屠宰场的羔羊。他体会到我的想法，在整个旅程中，差不多有三个小时，在我旁边的座位上蜷作一团，手臂绕在我肩头，就像一对假日里出游的小伙伴。开始的时候他孩子气地呢喃着，好像在猜测商店里的东西，以拖延痛苦。但当我们越来越深入森林时，他沉默了。他整个缩进椅子里，身子猛抖，张大眼睛盯着我瞧，就像我们第一天在森林里发现他时那样，一个弃儿从丢在路边的废弃轮胎中间信任地看着我们。我一只手开车，另一只手伸过去摸了摸他的脑袋，觉得自己像个谋杀犯，马上要把尖刀插向一个自己钟爱的纯真灵魂。但我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不到一年以后，埃雷拉在奥林匹克劫机事件中丧生，但是那时候，在那次抛弃他的旅途中，我不可能意识后来的悲剧。总之，最后来到一小块空地上。我熄灭引擎。梦一般的宁静。他爬到我大腿上来把脸颊贴在我肩头。我叫他下车给我捡几根树枝回来，他听得懂“树枝”这个词，但他还是犹豫了。发着抖，待在我边上的椅子上不动。他大概不太相信我，以一种我至今无法形容的神情默默地盯着我。我不得不粗暴地冲他大吼，直到他听从我的指令下了车。我冲他叫喊的时候，其实是希望他不要相信我，希望他一味倔强地拒绝下车。等他走开二十码左右的时候我发动了引擎，迅速掉头，猛踩油门开始逃跑。所以我最后对他说不是温和友爱的话语，而是严厉的训斥。那时他意识到我不是在玩捉迷藏，而是被骗了，到此为止了。他跨着猩猩的大跳步，刺人心肺地大声尖叫着拼命追了我几百码：我在战时也背过伤员，可从没听过这种撕心裂肺的嚎叫，直到后视镜里他绝望狂追的身影消失不见了以后，我还能听到尖叫声渐渐远去。那之后的几周里我总是听到那声音，伊曼纽尔当时待在家里，但他坚称他也听到了，尽管隔着六十英里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久以后，他那令埃雷拉的诊所同仁束手无策的眨眼睛的毛病消失了，即使他母亲去世也没有再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时常都会蹑手蹑脚地潜到花园门口，期盼着但也害怕他会自己寻路回来。如果他真的突然出现，我们该如何与他修好，而他会原谅我们吗？好几年我们都不打开那个装糖块的罐头盒。后来埃雷拉出事了，我跟伊曼纽尔提议再养一只猩猩，但他不肯，只是说，算了吧。但问题是，我为什么告诉你猩猩的事？有什么联系吗？你还记得我们怎么谈起这个来的么？之前说什么来着？

我说我不记得了。我们刚才聊的是别的事。然后，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再次把一根手指放到他手上，马上又挪开了，说：对不起，阿弗拉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