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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30 15: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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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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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闲谈

文学闲谈试读:

为什么要读文学

学在英国气焰正盛的时候,提倡科学极力的赫胥黎,他作过科一篇文章,《论博习教育》(On Liberal Education),在一个完美的大学课程中,将文学列为一主要的项目;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文学是文化形成中的一种要素——就古代的文化说来,如同中国的,希腊的,文学简直就是文化的代名词。我们不要作已经开化的人,那便罢了,如其要作,文学我们便要读。生为一个中国人,如其,只是就诗来说罢,不曾读过《诗经》里的《国风》,屈原的《离骚》,李白的长短句,杜甫的时事诗,那便枉费其为一个中国人;要作一个世界人,而不能认悉亚吉里士(Achilles)的一怒,犹立西士(Ulysses)的漫游,但丁(Dante)的地狱,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Hamlet),以及浮士德的契约,那也是永远无望的。在从前的教育中,不仅中国,外国也是一样,文学占了最重要的位置,这种畸重的弊病当然是要蠲除的;不过在如今这个科学横行一世的时代,我们也不能再蹈入畸轻的弊病,我们要牢记着文学在文化中所占有的位置,如同那个科学的向导,赫胥黎,一样。

这是要读文学的第一层理由,完成教育。

人类的情感好像一股山泉,要有一条正当的出路给它,那时候,它便会流为一道灌溉田亩的江河,有益于生命,或是汇为一座气象万千的湖泽,点缀着风景;否则奔放溃决,它便成了洪水为灾,或是积滞腐朽,它便成了蚊蚋、瘴疠、污秽、丑恶的贮藏所。只说性欲罢。舞蹈本是发泄性欲的正道;在中国,乐经久已失传,舞蹈,那种与音乐有密切的关系的艺术,因之也便衰废了,久已不复是一种大众的娱乐了,到了如今,虽是由西方舶来了跳舞,它又化成了一种时髦的点缀品,并不曾,像张竞生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恢复到舞蹈的原本的立场,那便是,凭了这种大众的娱乐,在露天的场所,节奏的发泄出人类的身体中所含有的过剩的精力。因此之故,本来是该伴舞的乐声洋溢于全国之内的,一变而为全国的田亩中茂盛着罂粟花,再变而为全国的无大无小的报纸上都充斥着售卖性病药品的广告。

在末期的旧文学中,亦复呈露着类似的现象;浮夸与猥亵,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浮夸岂不便等于向鸦片烟灯上去索求虚亢的兴奋;猥亵的文字,那个俏皮的(x+y)2,岂不是在实质上毫无以异于妓院中猥亵的言词,那个委琐的x2+2xy+y2?这便是文学离开了正道之时所必有的现象,换一句话说。这便是文学没有指示出正道来让情感去发抒之时所必有的现象。

发抒情感的正道是什么?亚里斯多德所说的Katharsis便是中国所说的陶冶性情(在文学方面)与正人心(在音乐方面);那便是教内在于心的一切情感发抒于较高的方式之内,同时,因为方式是较高的,这些发抒出了的情感便自然而然的脱离了那种同时排泄出的渣滓,凝炼成了纯粹的,优美的新体。像辜勒律己(Coleridge)的《古舟子咏》内那个赴喜筵的宾客,在听完了舟子的一番自述之后,成为一个愁思增加了,同时智慧也增加了的人那样一个人,在读完了一本文学书以后,也会得有同样的体验——这是说这本书是一本好文学的话。

中国人许久以来对于文学(诗是例外)是轻视的,因之,只有少数的几种情感能在文学中寻得发抒的途径,而这少数之中还有大半是较为低级的情感;这是受了宋代儒家一尊的恶影响,正如欧洲中古时代的文学之所以不盛,是受了当代的罗马教堂的教旨一尊的恶影响那样。战国文学与唐代文学,与希腊文学一样,是不自觉的兴盛起来的;那是文学的青年时代。中国的文学与欧洲的都已经度过了那给青年时代作结束的烦闷期;如今,欧洲文学的壮年时代,由文艺复兴一直到现代,已经是结成壮硕的果了,中国文学的壮年时代则尚在一个花瓣已落,果实仍未长大的期间。要一切的情感都在文学内能寻得优美的发抒的道路,新文学的努力方能成为有意义的,伟大的。一千年来,中国人的情感受尽了缠足之害,以致发育为如今的这种畸形;解放与再生这许多任是较为高级的或是较为低级的情感,再创造一座千门万户的艺术之宫,使得人类的每种内在的情感都愿意脱离了蛰眠的洞穴,来安居于宫殿之上,嬉游于园囿之间,歌唱于庭际房中,拨刺于池上湖内:这种伟大、光荣、而同时是艰难的建设,是要诵读文学的与创作文学的中国人来共勉于事的。

要发抒情感,这所以要读文学的第二层,最重大的一层理由,在中国的现状之内,便附带着有一种先决的工作——那便是,再生起来那蛰伏于中国人的内心中的一切人类所有的情感;这种工作是要读者与作者来分担责任的。

所以要读文学的第三层理由是扩大体验,增长见闻。

一个人的外界体验是极力有限的。不说那种驴子转磨一般的农民,整世之内,便只是粘附在几亩的土地之上;就是拿阅历最广的人来说,他所经验的社会的各相,一比起各种社会的全相来,那也只是九牛一毛。局促于自我经验范围之内,有许多人反而沾沾自喜,那是“夏虫不可以语冰”,由他们去笑冰好了;还有许多人,他们是不甘于自囿的,不过环境与生活牢笼着他们,不容许他们跳出那单调的类型的生活之外。这一般人的好奇心,如其社会不愿意它踏上堕落或是委琐的路,社会最好是让它去在文学之内寻得满足。文学是一切的伟大、奇特、繁复的体验的记载的总和,无论何人,只要识字,便能由文学中取得他的好奇心所渴望的,一个充量的满足——一个优美的充量的满足,远强似那种不道德的去刺探邻家的隐情,远强似那种既不全真亦不甚美的报纸上的新闻。

这种给予好奇心以满足的文学并且是有功于人民福利的增进的。远一点说,狄更司(Dickens)的小说中描写私立学校内的各种腐败,暴虐的实情,引起了社会的以及政府的注意,促成了英国的私立学校的改良;司徒夫人(Stowe)作《黑奴吁天录》,痛陈当时美国的黑奴所受的非人道的待遇,将社会上一般人士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由漠视一转而为热烈的同情,以致局部的酿成那次解放黑奴的南北之战。

文学与消遣

遣这两个字本来是消愁遣闷的意思,不过按照现在的沿用而消说,它却成了消磨时日。

消愁遣闷,那正是文学的第二种功用,如上章所说的。叔本华说过,愁苦是人类的本分,但是愁苦如其尽着蕴结在肺腑之中,它最能伤损身体的健康——所以常言道,至悲无泪,小说中描写一个遭遇了莫大的惨痛的人,总是说他,大半时候是她,伤心得眼泪都梗住了流不出来,眼眶焦干的晕倒在地上。在情绪遭逢了这种阻逆的时候,我们如其放在这个人的手中一本雨果(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将他的眼泪激发出来,或是放一本狄更司的《辟克维克谐传》(Pickwick Papers),用笑泪引逗出悲泪来,那是这个人事后追思时所要感激涕零的。愁苦既是人类的本分,世上既是充斥如许的愁苦,我们便切身的感觉到,我们是如何需要那种能以排解它的文学了。

消磨时日也是文学的一种副作用,有许多的文学书是专为了供应这种需要而写的。中国从前说的,文学只是消遣,那固然明显的是错误;不过以文学之包罗万象,它也未尝不顾及人类的这种需要,而设法去给与它以满足……当然,这种的文学只是低级的。有如开辟了一条运河,便利交通,灌溉田地,这些都是它的主用,但是在同时,也有人在这条运河里洗衣洗菜。

消遣文学是一般作者与文人所极端嫉视的。这种嫉视基源于两层理由,喧宾夺主与实际利益。因为一般人是忙碌的,没有许多闲工夫去细心体悟,鉴赏伟大的、深奥的、篇幅繁重的文学,(有一些西方的文学教授坦白的自认,不曾读完过米尔顿Milton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研究文学的人尚且如此,外道人更是不言可喻了。)又因为一般人是忽视客观的标准而重视主观的嗜好的,——在选购文学的书籍之时,——所以正牌的文学少人过问,而消遣文学则趋之若鹜。福尔摩斯的名字,全中国的人,无论是那个阶段,都知道;知道福斯达甫(Falstaff)的,在中国有多少人?柯南·道尔的书,与同代的也是一个苏格兰人的史蒂文生的书,是那一个的销路广大?(这并不是说,科氏受了史氏的嫉视。)

在中国现在这种识字阶级的人不多的时代,这种对于消遣文学的嫉视还没有尖锐化;不过在西方的国家内,识字者占人口的大多数,又有一种好读书,大半是文学,以自侪于开化者,不甘于作时代落伍者的风气,这种正牌文学与消遣文学的竞争,以及正牌文学对于消遣文学的嫉视,却是极端的尖锐化了。因为他们到处的听见读者将孛列克(WilliamBlack),一个投时好的作者的名字挂在口头,而并不曾听见有几多的读者提起梅里狄斯(Meredith)的名字,又因为他们看见写消遣文学的人坐汽车,作富翁,而正牌文学的作者却在贫民窟里饿饭。每种现象必有它的背景;在将来的中国,教育普及到了相当的程度之时,这种文学上的嫉视、攻击也是不免的。

为了预防这种畸形的现象之发生,为了避免文学上的不平,下述的办法应该要文学的读者与作者去考虑,提倡:由每本文学书籍,每篇文艺的收入中抽出百分之一,由一个全国的文人联盟来保管这笔捐款,并将它拨用于各种文学的用途上,如津贴文人,举办新书评论的刊物。或者能在文学界内,作一件在其他各界内所不能作到的事,这是文人,一切高尚的理想的掌旗者,所应自勉的。

文学与年龄

影院里,如其这次是开映着一种刺激力特别强烈的片子,总电是悬起一块牌来,阻止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入内观看。文学内也有不宜于“意志未坚”的少年的一种,虽说无从挂起禁止阅览的牌子。社会上对于这类的文学,也自有它的各种对付的办法:禁止发售;检查;家庭中,大人绝口不提《金瓶梅》,或是,晚辈提起了的时候,痛骂淫书;图书馆内,《十日谈》藏的是有,却不出借与学生阅览。社会要根本的铲除去这类的书籍,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一个人没有达到相当的年龄,有些书籍确是也不宜于阅览,好像一个十五岁以下的学生,要是去作几千米突的竞走,那是只会有害于身体的。

一种的年龄需要一种的文学。中国从前是没有儿童文学的;大人聪明一点的,也只拿得出《桃花源记》、《中山狼传》给一个十岁的儿童;这个儿童,被驱于内心的需要,被只得去寻求满足于《七侠五义》、《今古奇观》,或是略能会意的《聊斋》之内。这些书,在白话小说史上,固自有相当的价值;就儿童说来,它们却并不是适宜的书籍。肉欲小说与侠义小说风行于今日,就中的缘故,除去社会的背景不说,有一个重要的,儿童时代缺乏适当的文学培养。

儿童文学也未尝没有与一般的文学类似的所在。插图,儿童文学内的一种要素,在成人文学内也是受欢迎的;动物,充斥于儿童文学之中的,也供给着材料,形成了许多优越的成人文学作品,如多篇的赋,咏物的诗,“Rad and His Friends”,“St.Joseph’s Ass”,彭斯(Burns)的《田鼠诗》,孝素(Chaucer)的《坎特伯里故事集》中那篇《女尼故事》患永?的文笔(Caricature),如其儿童是一致欢迎的,也同时能以满足成人的文学欲,在浪漫派的小说内,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在写实派的小说内,如狄更司的各种长篇小说。都是文学,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自然在许多点上消息相通,它们的歧异只在程度与方式之上。成人的意识中本来有一部分是童性的遗留。

好的儿童文学有时也是好的文学。《伊索寓言》,安徒生的“童话”,就了它们,无论是儿童或成人都可以取得高度的艺术的满足,“酸葡萄”这个来自《伊索寓言》中的词语仍然挂在成人,老者的口头;《皇帝的新衣》这篇童话同时也是一篇伟大的短篇小说。

莎士比亚的《仲夏夜梦》,如其有人将它的情节撮要的说给儿童听,一定能博得热烈的欢迎;莎氏在老年所作的《飓风》(The Tempest),里面有一首诗——Where the bee sucks,there suck I——正是一篇极好的儿童诗歌教材。然而莎氏的戏剧,原来都是为了战士、商人、贵族,以及他种的剧院的观众而作的。

文学的统一性遍及于文学的领域之内,即使是儿童文学这个藩属。

浪漫体的文学是少年时代的一种最迫切的需要。这种体裁的文学,在教育上,是地位极为重要的。想象与体格的发展都在少年时代;处在这个时代内的少年,如其有健全的、积极的恋爱文学,健全的、优美的骑士文学给他们阅读,一定能培养成为想象丰富、魄力坚强的国民。如其只有那种消极的《红楼梦》、《西厢》,那种充满了土气息,产生自不健全的社会背景的《水浒》,甚至于那种“诲淫”、“诲盗”的书籍,那么,在少年时代阅读它们的人,在成为正式的国民的时候,便不免是贫血的,“多愁多病”的,想象力单薄,思想黄萎的了。(胡适之先生,在文学革命的初期,提倡拿旧时白话文学中的几部长篇小说列为学校课程中的文学教材,那是一种反抗的表示,在当时确是需要的;不过,将来如其有一天,新文学中的浪漫体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能以正式的建设起来,这种过渡的办法却要取消,中学课程内的文学教材要整体的采取自新文学,而旧时的长篇小说要让他们专隶于大学内中国文学系的课程。与其让中学生读《水浒》、《红楼梦》,还不如让他们读西方的浪漫体文学的中译本,国语的,例如胡氏所赏识的《侠隐记》。)

浪漫体的文学,虽是受尽了指摘,然而它的教育的价值既是那样的重大,在现今的中国更是这样迫切的需要,我们这班现代的中国人能不斟酌情势的,竭力去提倡、创造么?浪漫体的文学诚然是多感的(Sentimental),以充满激情的夸张来表现理想与愿望因此,,正该拿浪漫体文学的这种文学,大黄一样,将少年时代中内蕴着的多感宣解,尽量的宣解出来。浪漫体的文学诚然是夸大的,不过夸大狂也正是少年时代,外体与内心猛烈的在发展着的时代,所有的一种必然现象;只能因势利导,火上浇油,不能阻抑,迎头泼水,因为少年时代所必有的夸大狂如其不能得到满足,宣解,体与心的发展便不能是充分的。

少年文学中也产生了一些伟大的作者,司考特(Scott)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尽管去指摘他的小说的史、地的布景是不符实情,个性描写是单薄,一般的文学批评者仍旧是万口一声的公认他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至于他写出,遗下了许多的浪漫体小说,来满足着自古至今,以及未来的英国,他国内一般少年的浪漫性,我们更能以说得,他同时也是一个未加冠冕的伟大的教育家。

在新文学的现状之内,儿童文学只是在鸭子式的蹒跚着前进,少年文学,与一把茅柴相仿,一烘而尽于创造社的消灭。诚然,在这十五年以内,也产生了有一些优越的文学作品,不过它们只是成人的读物……我们是如此的焦候着一个安徒生,一个司考特的出现啊!哥德(Goethe),巴尔扎克(Balzac),萧伯纳如其能以诞生于新文学的疆域之内,那当然是新文学的光荣、祈祷;一个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家,一个伟大的浪漫体文学作家的产生,那不单是新文学的光荣、祈祷,它并且是将来的中国的一柱“社会栋梁”呢!

禁书

伯纳替白里欧(Brieux)的三种戏剧的英译本作了一篇长序,萧——他的各篇长序是出了名的,——这篇序里畅谈“文学与性”这问题,并痛斥社会对于性文学的现有的态度。中国的情形稍为不同一些,但是《性史》第一集的被禁,使得一般关怀于新文化的前途的人发生了忧虑,未来的中国或者要蹈入现代的西方的旧辙。

在西方,几百年以前,禁书是由罗马教堂来处理的;在那个《禁书目录》Index之内,诲淫的书籍与叛教的书籍并列。现在,这种处理,在新教的国内,落入了政府的手中,例如英国的书籍检查员(The Censor);这是与中国一向以来的办法相同的。只就文学而言,让这种微妙的权衡落入少数的,多半不懂文学的人的手中,那是不言可喻的会有一种什么收场了。

我深信,没有一种书籍是该禁的,只有不宜于某种年龄的书籍。有了一种社会的需要,便有一种的供应;书籍也不外于此公例。诚然有许多书,非科学的亦非文学的,是为了刺激性欲而写成,印行了出来,供应着一种社会需求。应考虑建立一个全国性质的文人联盟的必要;可以不由政府,而由这个联盟来鉴别,标明一切文学形式的性书籍中的两类,在那非文学的一类之上课以重税,由联盟去用了严密的方法征收。冒牌的文学,尤其是以实利为目的的,文学应当自己有力量去打倒,至少,去敛抑。这个联盟,如其有一天能以合格的成立起来,还应当从事于一种工作,不让那些不宜于某种年龄的书籍放进某种年龄者的手中。

在中国,禁书之内有一种是成了一件价值极高的废物,——像中国这片领域一样,——《金瓶梅》。这可以说是中国自有长篇小说以来的最优越的一部。有人说过,《红楼梦》是蜕化自《金瓶梅》之中;这个,从前我视为荒谬之论的,如今我悟会出来了,确是最简明的实情。(贾宝玉蜕化自西门庆;薛宝钗自吴月娘与李月姐;林黛玉,变形的,自潘金莲与李瓶儿;王凤姐自潘金莲;袭人自春梅;尤二姐自李瓶儿与孟小楼(并秋菊)——在重要的人物上。黛玉葬花,蜕化自瓶儿丧子;晴雯撕扇,自陈敬济挑逗潘金莲;宝蟾送酒,自春梅解衣与瓶儿送帖;贾瑞受辱,自郎中被讹;贾府受抄与复盛,自西门庆听候拿办与入京贿赂——在重要的情节上。如其,读者,在听到了这一番话以后,你在情感上激起了剧烈的反感,要记着,我当时的反感也是同样的剧烈,不过,后来有我的理智指示出了真理,我如今不得不向了你吐露出来,这真理……在社会上,真理的吐露如其是不可能的,在文学的国度内,至少,我们要作得不同一点。)

陈独秀先生说过,《金瓶梅》是一本高越的写实小说。这写实,它是两层的:性方面与人物、背景方面。性方面的写实使得本书的作者我们可以拿来比拟左拉;人物方面的写实使得本书的作者我们可以拿来比拟福罗贝尔;他却并不是左拉,福罗贝尔,他便是他,《金瓶梅》的作者,用不着攀亲。我们应当自傲,因为我们能够这样的说:如其法国有它的拉孛雷(Rabelais),我们也有我们的《金瓶梅》。(这部第一流的古今无偶的世界名著,听说德文内已有一种全译本——深藏在一个图书馆之中。)如其肉欲在中国特别的发达,有了这一部书,也可以实立,辩解它的“生存立场”(raisond' étre)了,正如《神曲》、《十日谈》,对于意大利的“黑暗时代”,辜勒律己的《忽必烈汗》(Kubla Khan),狄·昆西(De Quincy)的《鸦片徒忏悔录》(Confessions of an Opium-Eater)对于英国的鸦片那样。牺牲了世界,为着“罗马的闳壮”(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牺牲了周朝,为了褒姒的一笑,相对的,可以说是值得;如其只有波特来耳这个罪孽者而无《恶之花》,只有鸦片而无中国的辜勒律己与狄·昆西,那时候,社会的,道德的裁判便是罪不容辞的。因为人事的循环太难于捉摸:建设来自破坏,善产生恶。

的缘故,一个人,从青年时代起,便应当修养成一种不轻易于下判断的开明的态度。《金瓶梅》这部书,我们如其斗胆的来加以裁判,应当分作两部分来看:肉欲部分,那是一种专门的材料,只可供给为文学史上的文献,不宜于一般人,连青年在内的阅览;人物,背景的部分,那是上好的文学,即使人物方面与肉欲部分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也应当牢记着《十日谈》、《拉孛雷》、以及《波华荔夫人传》等等近代的文学名著,而不要让它依旧存留为一种摈弃于地的废物。

聪明的将肉欲部分自书中挑剔了出来,使得人物、背景的全部分毫无所损;再审慎的校勘,整齐的印刷了出来:那时候,它便成了一部每个大学内中国文学系学生所应详览的长篇小说教材,并成了每个嗜好文学的成年的中国人所应熟悉的长篇小说名著。

被禁的旧小说并不只是《金瓶梅》这一种,然而一切的他书都不值得我们去谈,因为它们并不是文学。这些只是一种激发肉欲,满足好奇心的资料,正如《法国水星杂志》(Mercurede France)的某期中所登载的一个禁书目录内的各种书一样。

翻译

般人在三方面不满于现状中的翻译——重译、不忠实、欧化一的译笔。其实,头两层是翻译初期所必有的现象;至于欧化,译文是必然的。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古典文学的发现不是一个重要的发动力么?但丁并不通希腊文,《神曲》中关于希腊文化的一部,是他掇拾自拉丁文的译本或节略。裴忒腊克(Petrarca),古典文学运动的先锋,以不通希腊文为一生的憾事。希腊名著因拉丁文的媒介而传播遍了文艺复兴的欧洲。只拿亚里斯多德来讲,他的著作由亚维洛爱司(Averroes)节略的移植入了阿刺伯文之内,后来又由阿刺伯文翻译成了拉丁文;但丁,裴忒腊克以及一般初期的文艺复兴期的文人,他们的关于亚里斯多德的认识,便是如此而来的。诺司(North)的“卜陆达克”(Plutarch)英译本,莎士比亚等所诵读、采用的,是由法文的译本重译而成。《十日谈》的最早的英文节译本也是重译自法文。

佛罗利阿(Florio)在牛津大学教授过意大利文,他译出了孟坦(Montaigne)的文集,莎士比亚所读的孟坦便是他恼怒的佛罗利阿所译出的孟坦的文集,你读过其中的版本吗?也不知印了多少版;在他这种“孟坦”的英译本内,“泊松”(poisson)字他译成了“毒”(poison)字,——只就浅近的法文字内举一个例子。

草创的时代,这种现象是不免的,——汉高祖初登帝位的时候,诸将交哄于殿上,这件史事不也是一种性质相同的现象么?虽是如此,叔孙通到后来也为汉高祖制定了礼仪;德莱登(Dry-den)也用拉丁文的原本替诺司的“卜陆达克”作了一番校勘的工夫,“孟坦”也有了忠实的英译本。(文笔能与佛罗里阿的相较与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由文学史来观察,拿重译来作为一种供应迫切的需要的过渡办法,中国的新文学本不是发难者,——只看译笔何如,现行的各种重译本的寿限便可以决定。不过,几百年前的成例,到现代还来援用,总嫌自馁了一点,美国的文学不也是新进么?他们的政府派遣了首批的留学生去欧洲,就中有朗弗落(Longfellow),在回国以后,教授“罗曼司”文学于哈佛大学,译出了但丁的《神曲》,其他各国的短篇诗歌,又有狄克诺(Ticknor)由西班牙回来,作成了一部篇幅巨大的《西班牙文学史》,至今仍为这一方面的文献的一个丰富的库藏。(日本的情形如何,希望也有人说给我们听一听。)

就新文学的现状来看,下列的各种文学内,每种至少应当有一个胜任的人去研究,以翻译名著为研究的目标:——希腊文学、“拉丁”文学、波斯文学、阿刺伯文学、印便文学、(“梵”文是有人通习的,却是并不曾以文学书籍的翻译为目标。)埃及文学、意大利文学、西班牙文学、葡萄牙文学、丹麦文学、挪威文学、瑞典文学、荷兰文学、冰岛文学、芬兰文学、波兰文学、“波希米亚”文学、匈牙利文学:这各种文学之内,有的要研究,翻译,是为着它们所产生的世界名著,欧洲名著;有的是为着它们所供给的欧洲文学史上的文献;有的是为着它们与中国的文学、文化所必有的以及所或有的关系,如上举的三种亚洲文学,又如葡萄牙文学与荷兰文学。这种计划,直接影响于新文学,新文化,间接甚至直接影响于整理中的旧文化(以及过去的世界文化交通史),能以实现与否,便要看政府方面,“文化基金会”方面的眼光与决心了。

佛学大盛于唐代,是玄奘等的功绩;那些佛经的译本,在中国文化上引起了莫大的变化的,岂不是“佶屈聱牙”,完全的印度化了的么?为了文字的内身的需要,当时的印度化是必然的现象,——欧化,在新文学内,也是一个道理。(西人在服装上的一种中国化,那当然是立异,时髦;不过,“世界语”在制作上的一部分中国化,就中那种不分国界,只采优点的标准,正是欧化在新文学的翻译部分内,甚至创作部分内,所应采用的。)只能说,有许多的时候,不必欧化,或是欧化得不好;至于欧化的本身,现代的中国人却没有一个能以非议,——立异,时髦,那都是浪漫派文学的必然现象;源根于文字的内在的需要,而收纳适当的供应于他种文字之中,那也是英文;一种富于弹韧性的文字,已经作了先例的。

专指名词的音译,在我国这种在制作上与来源上异于“印度亚利安”(Indo-Aryan)一支派的文字的中文之内(也有西方的文字学者说,他们那一支派的文字所特有的字母,也是菲尼希亚Phoenicia人化成自埃及文字,性质与中文文字相似的;例如M一字母,便是那个象形波纹的埃及楔形文字的简体。),发生了一些有趣的,纷扰的现象。“英吉利”(从前的另一种写法,“英咭利”,English),“法兰西”(Francais),“德意志”(Deutsh),这些通行的专指名词都是原文内的一些形容词的音译。(希腊文内“中国”这个专指名词是象“丝”字之声而成的;英文,法文,德文内“丝”这个泛指名词想必便是由希腊文的“中国”这个专指名词所嬗化而来。“支那”这个专指名词的来源在“拉丁”文之内,说它是“秦”的音译,倒是可能性很大)。

在专指名词的音译的形成内,土音也活动。“法兰西”一名词内的“西”字,或许是按了广东的土音而音译出的。(“茶”这个字在西方的各种文字之内音译成了一个齿音字,这正是福建的土音,——福建,它岂不是一个产茶的省份么?广东与福建,它们岂不又是与外国交通最早的省份么?)较后的,江、浙的土音也给与了许多特指名词的音译,——即如有“亚”字的“莎士比亚”。

Shakespeare,在原文内本有另两种的写法,Shakespear(挥戈),Shakspere;在中文内也有各种的音译,“莎士比亚”,萧士比”,“莎士比”等等。(这个与普洛丢司Proteus一样善于变形的大诗家居然也在中、西的文字内有了许多异形的姓!)其余,一个专指名词,在中文内,也有各种不同的音译。这种现象,自然,并不只是中文所特有的;即如俄国的人名,在西方的各种文字之内,岂不也是有各种不同的音译么?(便是屠格涅甫自己,在法文内。签名为Tourguenieff,也不能阻止英国人叫他作Turgeneff,或是Turgenev!),不过这种现象终究是一种的淆杂,不便。政府,“文化基金会”,不能仿照“法国学院”那么编纂法淖值?的办法,也编纂一部“译名辞典”么?

译名,从前未尝没有典雅的,如恒河(Ganges),赫胥黎(Huxley),也未尝没有忠实的,如“廿五史”中的外人译名。能用显豁的方法来音译,如G.Bernard Shaw译为萧伯纳,Boston(“波斯顿”)译为“波司屯”,固然便利;不能的时候,那便只好走忠实,笨重的路了,——Dostoyevsky(杜思退益夫斯基)总不能译为“多斯铎”罢。已经通用的译名,有一种已是家喻户晓的,如上举的“英吉利”等国名,那是不便再改了的,有一种,可以下失通晓之相的稍加删改,如“莎士比亚”可改为“沙士比”。新用的译名,译意也好,如Decameron译为《十日谈》,Oxford(古文中亦作Oxenford)译为“牛津”;译音也好,如Dunciad译为“登西亚得”,Oxford译为“奥斯福”;最扼要的一点,便是一个专指名词只要一个中译。音译,正式的,是要由原文译出的;“希腊”这个专指名词的中译,应当能够鼓舞起来那般将来要从事于译名这项工作的人的向上的热烈,好像希腊文学在文艺复兴时代鼓舞起了一般伟大的作家的向上的热烈那样。

领域共有

《论语》,“儒家”哲学的圣经,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里面有格言,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格言在文学的领域内,法国有罗希弗戈Rochefoucauld等成例。);里面有“俳句”似的小诗,如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虽是寥寥的九个字,就中却流动着有无限的情感,是中国的最早的一首挽歌,可以与希腊文学中短小精悍的墓铭相颉颃;有文学批评,如《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又如

辞,达而已矣。

有自传,如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有传记,如

肉不正,不食。(上举的两项,严格的说来,只是一项,鲍司威尔Boswell《约翰生行述》Life of Samuel Johnson式的言行录,传记中的一体。)又有并无哲学意味亦无论理学意味的散文,如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圣经》也同时属于文学与宗教。在文学方面,它有格言、传记、诗歌、小说、戏剧、神话、历史。《史记》是一部第一流的中国文学名著,同时,它也是第一部中国的正式的记载,不用说,是神话了;高帝斩白蛇,不也是神话么?推广了说,《史记》中有各“志”,它们使得这部书籍简直成为当时的文献的整体的库藏了,一切的学术都包括在内了。然而,《史记》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与否,古人与今人都一致的回答,是。

在古代,哲学、宗教、历史,它们,一种或数种,是与文学共有领域的。便是到了近代,散文,那“奥匈帝国”内半分子似的,它的领域之中,也有许多部分是国际共管的。

文学的领域内,在古代,不仅有上举的和夷的公主,并且有客卿。由裹着“汤头歌”闪避于中国文学领域内茅屋中的医学,一直到披戴起“梵”文诵经于印度文学领域内宝塔旁的数学:这是多么光怪陆离的现象!文学简直是什锦火锅了。

作古正经的说,这种现象也本是必然于古代的。最早的那时候,识字的人既是罕有,文化也很简陋,因而识字能文的少数人便成了文献的整体的继承、传授者;韵文,两种文学形式中产生得早了许多的,因之便成了当时的文献的司库。到后来,文化增丰了,识字的人数也增多了,那祭司,或是整个文化的权威者,便由袭承自上古的地位退了下来;散文也产生了出来,代替韵文来管守当时的增丰了许多的文献。司马迁便是一个好例;他一面感慨着史官已经不像古代的那样引起尊敬,一面又是他用了高越的散文作成了那部包罗有当代文献整体的《史记》。

分类

文学来分类,是多事;不过,为了便利起见,文学可以分为替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文学批评、传记、文章。

诗歌是诗加歌的意思。诗可以说是有三种:剧体诗、叙事诗、抒情诗。歌便是歌词。

剧体诗——第一步,分类者便碰上了绊脚的石头。把它列入剧本一类之中,不也是一样么?元曲,“莎士比亚”,这些都是剧体诗,不过同时,它们都是作来排演,并且必得要排演出来才能把优点全体的发挥出来的;那么,叫它们作剧本,或者还妥切些。只是习惯——习惯将它们列在诗歌这一类之中;所以,分类者只好替它们起一个便利的名字,剧体诗。自然,诗剧有两种,台上的与案上的;不过,明清两代的案上诗剧不也是排演了么,虽说观众只是文士与“雅人”,英国的Closet Plays,好像丁尼生与白朗宁的,不也是排演了么,虽说它们在剧台上的寿命并不长久,好像夭折的颜回那样。在“开尔忒文艺复兴”运动之内,夏芝(Yeats)还特意的要作诗剧,结果虽是成为案上的而本意仍是台上的。小剧院的兴起,使得诗剧在现代也有了排演的机遇,这应该是诗剧的幸事。诗剧理是应该列入剧本这文学类型之内的。也可以说是,并非戏剧的诗人要作诗剧,或是基于个性的,或是基于人性的需要,因之剧体诗便立定脚跟于诗歌之内了。白朗宁的案上诗剧虽是在剧院中失败了,他的剧体抒情诗,剧体浪漫事仍然是诗歌上的成功,并且,有合格的吟诵者之时,也能成功于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小剧院内……吟诵,戏剧岂不便是由此发源的么?

在古代,一切的叙事诗都是预备吟诵或是歌唱的——史诗、罗曼司、乐府(ballad)、弹词(Chant-fable——如《阿迦珊》与《尼各来特》)。在当时,叙事诗与戏剧,与音乐是关系密切的:吟诵叙事诗的是一个人,戏剧在开端时也是那样;吟诵(recital)中的唱诵(chant),到现在仍然存在于音乐之内。一直到近代,节奏的显明仍然是叙事诗内,写来阅读的叙事诗内,一种普遍的现象。《阿迦珊》与《尼各来特》(Aucassin and Nicolette)这一类的弹词之内,有散文——唐宋小说不便是这样的么?到后来,散文的部分膨胀起来,韵文的部分萎缩下去。小说(散文的)便产生了。一直到现代,中国小说内那种排比体的章回名目,以及西方小说中那些章端所征引的诗行,仍然是弹词的韵文部分的遗迹。

抒情诗与歌在古代本是二合一的;所以要分开,是为了不得已的便利。例如,彭斯(Burns)所作的抒情诗都是预备谱入歌调的,同代的勃莱克(Blake)所作的抒情诗都是不能谱入歌调的。绝句与词,无疑的,是歌。律诗,我推测,原来也是歌词。长短句想必是唱诵的。

只能讲散文小说——要是讲小说,那么,史诗,浪漫事(原是韵文),乐府都是小说了,叙事诗简直是整体的要取消了。便是散文小说,其中,除去上述的韵文遗留以外,也有各种的“文章”掺合着——例如,“爱琐”文(essay),散文诗。中国小说有那些发议论的地方,它们都是“爱琐”文;西方小说,尤其是英国小说,内也有。费尔丁(Fielding),萨克雷(Thackeray)都在他们的小说里写有一些“爱琐”文,并且拿它们作为书内的章回,好像是作者自视为书内的人物、牧师,在那里宣读他们的布道文一样——辩护的说来,古代的小说都是由全知的立场写成的,这些布道文,技术的说来,并没有可以否定它们的存在的理由。现代的英国小说的滥觞者,孛特勒(Butler),在他的代表著作,《凡肉之路》(The Way of AllFlesh)内,也曾经利用过这种特象,结果是,他的一番议论成了这篇小说的内体的一部分,毫无赘瘤之弊。小说的对话内,作者有时也艺术的插入“爱琐”文,例如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的代表著作《福西脱传说》(The Forsyte Saga)。至于散文诗存在于小说之内这一层——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它们不是有一些便是散文诗么?

长篇小说之内可以有短篇小说,例如司各德(Scott)的多种罗曼司;长篇小说也可以是由一些中篇小说,一些短篇小说聚拢而成的,例如史维夫特(Swift)的《格里佛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以及多种的中国小说。

同样的,多幕剧内可以包括有独幕剧,古代的例如多种的《莎士比亚》,现代的例如高尔斯华绥的《正义》(Justice)(就中有一出哑剧)。不仅小说,剧本中也可以发议论。在易卜生的《儡傀之家》中,娜拉不是坐了下来,向她的丈夫、观众大发了一番议论么?便是由这一番不戏剧的议论之中,产生下来了现代的戏剧!

戏剧向文学宣布了独立,只留下了剧本给它。(在现代,编剧者吝于将剧本印行,文学还得要等。)文学批评也将要脱离文学了,它要去改隶于“批评学”了——如其门肯(Mencken)在他的《偏见》(Prejudices)内所鼓吹的主张实行了的话。

至于传记,它本来便是一个两面的监诺司(Janus);历史与文学都可以据为己有。

有一种最重要的“文章”:“爱琐”文。这便是普通称为“小品文”的那种文章;不过我个人不满意于“小品文”这个名称,因为孟坦(Montaigne),在西方文学内是正式的写这种文章的第一人,他有许多Essays在篇幅上一毫不小,有的甚至大到数万字的篇幅,至于在品格上,他的Essays的整体是伟大的,更是公认的事实。他,以及西方的另一个伟大的“爱琐”文作家蓝姆(Lamb),都是喜欢说琐碎话的。至于培根(Bacon),他的Essays,在文笔上,自然没有那种母亲式的琐碎,不过,在题材上,它们岂不也有一种父亲式的琐碎么?

古典与浪漫

文学便是文学,谈不到派别。

只能说有两种精神存在于文学之中:古典与浪漫。除此以外,更没有第三种了。

文学的对象是人性。人性,虽是千门万户,令人目迷,它的基础,说来却简单,只有两个,保守与维新。表现在文学之内,保守性便成了古典文学,维新性便成了浪漫文学。自从,在十八世纪末叶,浪漫运动发动了以来,一直到现在,文学的“主义”虽是日新月异,它们却都逃不出“维新”两个字的范围。中国旧时有一句常用的四字评语,“独辟蹊径”,拿来作一切浪漫文学的标志,那是再妥切不过了。也可以拿来用得的,辜勒律已的两行诗:We were the first that ever burstUpon that silent sea!以前没有人,这大海无声我们是第一遭冲入!

古典文学,严格的讲来,应当分为两种,狭义的与广义的。狭义的古典文学只能上溯到罗马,上溯到卫吉尔(Virgil);要广义的,希腊文学才能包括入古典文学之内。荷马(Homer)他们一生在写着古典文学,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好像莫里哀(Molière)的那个中等阶级的绅士一生在说着散文,他自己也并不知道那样。

不错,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是指着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上的坟典而言。不过,如其那样,卫吉尔便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他,在精神上,实在是与法国的拉辛(Racine),巴娄(Boieau),英国的多莱登(Dryden),坡卜(Pope),约翰生(Johnson)相同。并且,犹利辟地斯(Euripides)也是希腊的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我们不能不把他认为一种古代文学中的坟典;然而,在精神上,他正是浪漫的。

在中国讲古典文学,可以不必蹈入西方的覆辙,只限于希腊与罗马的文学名著;另一方面,也可以不必只讲狭义的古典文学。

古典文学的“存在理由”(Raison d’étre)便是人性不变。虽说语言,思路是大相径庭的,那篇荷马的《伊里亚特》(Iliad)内的亚吉里斯(Achilles),他的那一怒以及那一怒在他人与自己的生活上所发生的影响,那部爱司基勒斯(Aeschylus)的“奥列司提亚”(Oresieia)三联剧内的克莱坦臬司特腊(Clytemnestra)与奥列司提斯(Orestes),他们的复仇之念以及那复仇之念所发生的影响,那篇索浮克黎斯(Sophocles)的《伊第拍斯帝》(Oedipus the King)内的伊第拍斯,他的好心不得好报,不自知的陷入了灾难,那篇犹利辟地斯的《迷第亚》(Medea)内的迷第亚,她的妒于移爱,愤于夺爱而下了恶辣的手腕;这各种活跃的人性,具体而微的或是更易方式的,在现今的世界上,在我们的肉眼前,岂不是仍然存在着么?

古典文学有一种特征,摹仿。卫吉尔的《伊尼意得》(Aeneid)是摹仿荷马,他的田园诗是摹仿西奥克利特斯(Theokritos),他的农事诗(Georgics)是摹仿希西阿德(Hesio-dos)。在卫吉尔以后,古典文学中的这种例子,到处都是,无须枚举。事物都有它的正面,反面;摹仿也不外乎此。鱼目混珠,鹦鹉学人,这些,当然的,是摹仿的劣点;不过,像卫吉尔那样在摹仿中仍然创造出了新的、个人的文体,在旧的体裁中仍然加入有新的题材,这也是摹仿的优点,不可一概抹煞。在浪漫运动的初期,奥司欣的诗风行一世,有许多浪漫作者来摹仿这个传说中的开尔忒古诗人。在《傀儡家庭》中,易卜生仍然奉行着三一律。美国有自由诗的作者将自由诗的起源上溯到希腊。这还只是说的自觉的摹仿;至于不自觉的摹仿、暗示、印合,那更是每个作者都逃不了的。

摹仿本是文化之形成内的一种要素。没有它,人类也不能在如今演化到这种程度——当然的,如其仅仅只有它,人类在将来的不能希望有进化的。

采用古代的题材,这也是古典文学中一种普遍的现象,例如希腊悲剧作家由神话与传说中采用题材,拉辛用了犹利辟地斯的《希坡利特士》(Hippolitus)一剧的题材作成一篇名著《菲德尔》(Phedre),他的其他各剧也是采用的希腊的题材,哥德(Gocthe)的《浮士德》,就中的题材也有一部分采取自古代。人性本是不变的,那种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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