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成山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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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无域：朱成山散文集试读：
宽阔辽远与深邃动人
——朱成山《文化无域》序王久辛朱成山，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1994年12月初，他受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石宗源先生的电邀，随同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飞抵兰州，前来恭迎陇原儿女捐资30万元铸就的紫铜诗碑——《狂雪》。而我是这首长诗的作者，有幸与前来的贵宾：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和他相见。那天，寒风凛冽，好像还飘着雪花。而朱成山那一对杏眼儿，恰似含着春天——喜悦中荡漾着温暖，可亲中闪现着明媚，儒雅中透着刚毅，爽快中又洋溢着豪情……这个身高近一米八的大个子馆长，在我心底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转眼，15年过去了。我从兰州调到北京——由解放军变成了武警。而他呢？像钉子一样钉在纪念馆，仍当他的馆长。有所不同的是：他这个馆长同时还是中国科技大学等全国11所高等院校的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特聘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已带出八个硕士研究生了。不仅如此，他还身兼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屠杀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等许多社会职务，并首创“和平学”，出版了《为300000万冤魂呐喊——朱成山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文集》、《世界和平学概况》、《为未来讴歌——朱成山研究和平学文集》等40余部历史学与和平学专著，总字数达2000万字，成为名符其实的学者型馆长。设想一下吧，全国有多少纪念馆馆长？而能达此渊博学识，又能如此担当繁重职责，且又著述之丰者，以我之陋见，全国也是凤毛麟角。
现在，一不留神儿，朱成山又拿出了一部30万多字的随笔与散文集，并嘱我作序——这着实让我又一次的吃惊不小。想象着朱成山从南京军区司令部转业至南京市委宣传部，又从宣传部到纪念馆，当年的一个年青的军中机关政治协理员到地方的一个纪念馆当馆长，20年时间吧，纪念馆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变成了中国一大名馆；他已然由要我肩挑，变成了我来担当。我无法想象他充沛的精力源自何方，我只知道，他整天东奔西忙、飞南翔北，将一个七八人的小馆，折腾成驰名世界的全国一级博物馆；将一介武夫的自己，先脱变成学者、教授；现在又提升为作家。他整天整月整年、成年累月地为纪念馆扩建操劳奔命，哪来的力量筑坛杏林八方讲学？又哪来的闲工夫写散文随笔呢？昨天，也就是2009年12月26日，他从上海飞赴北京，一见我，便笑眉笑眼地对我说：“今天上午在上海参观鲁迅纪念馆，下午一上飞机就来了灵感，便立即开始爬在飞机的小椅桌上写了篇散文，头都没抬几下，飞机落了，我写完了。”可见朱成山把时间抓的多么紧，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工作写作处理得恰到好处。据我了解，朱成山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写作，几十年如一日，除出差外，他从未间断。仅凭此一点，我以为他就够得上一位卓越的人，而卓越人所写的文章——我相信，那品质一样的卓越。
读朱成山的散文随笔，我感受最深的，是他处处留心，时时用心，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一个细节，他也从不放过，一一拾起，如捡珍珠。而通读完全书，你又会获得另一个感受——开阔。小小寰球，朱成山去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每到一地，他就必有所寻所觅所得，亦有所见所思所写。朱成山说：“我就是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当时的见闻和想法写出来，没什么修饰。”乍一听，这话怎那么耳熟呢？嗯，想起来了。先师鲁迅有言，好文章都是：“去雕饰，有真意，勿卖弄。”对照朱成山的散文随笔想想，别说，他写的是国内外各地的人事与景物，联想的是自己的家国天下与人生，确是真情真意盈尺，毫无虚浮与雕琢，文风朴实清新，语言优美又含雅致，在娓娓道来的一天一地的光景中，展开了他个人宽阔的文化视阈、辽远的思想疆界与深邃的历史目光、动人的文明求索的轨迹。难怪，他给此书命名：《文化无域》——信哉。
我的判断然否？请诸位方家明鉴。
此为序。(王久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中国武警》杂志主编、编审)
第一部分 博物馆文化拾趣
建筑史书
有人说，在南京城西，江东门，有一部用石头垒成的史书。
那里的确是石头的世界。
石头路、石头墙、石头碑、石头房、石头雕塑、石头广场……一块块石头形成了一个个特殊的符号，凝固成一部沉甸甸的史书。
那里的石头形状各异。有豌豆粒般的小砂石，有拳头般大的鹅卵石，也有千斤重的长条石；有灰白色的花岗岩，有雪白晶莹的汉白玉石，也有锈迹斑驳的太湖石……各种石头在那里汇积成山，垒出了一座历史纪念馆。
那里的石头来自四面八方。据说，细小的砂石产自南京，它们经过长江母亲的孕育；鹅卵石取自皖南，它们经过黄山父亲的洗礼；花岗岩取自福建惠安，它们经过浩瀚大海的冲刷；汉白玉石取自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它们像一条条洁白的哈达；长条石取自湖南，它们见证过中原大地曾经遭受的霜雪侵袭。各地的石头在南京堆积成一个冲天的问号，诉说着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一段血泪史。
在常人看来，石头是没有语言的。然而，在建筑大师齐康和何镜堂两位院士的眼里，石头是有语言的。无言的石头象征着死亡，象征着死难同胞的累累白骨，象征着中华民族昨天不幸的一页历史。因此，这里的建筑群被评为“中国八十年代十大优秀建筑设计”。
有人说，在南京城西，江东门，有一部用艺术谱就的史书。
那儿的确是用艺术构成的史书。
艺术的墙、艺术的雕塑、艺术的石碑、艺术的广场……一门门艺术在那儿汇集成海，由此荣膺“中国当代环境艺术十佳”。
那儿有墙的艺术。石碑墙、铜版墙、哭墙(遇难同胞名单墙)、诗碑墙、浮雕墙、纪念碑墙、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墓地广破的围墙、弹痕累累的古城场墙……一道道高低不同、体量不一的墙壁，形成了一道道独特的风景线，组合成一面面历史的“回音壁”。
那儿有碑的艺术。标志碑、纪念碑、奉献碑、植树碑、赎罪碑、铜诗碑……一块块形状各异、意义不同的碑，在不同的空间里组合排列，形成悲与愤的同一主题。例如，标志碑高12.13米，外形宛如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上端镌刻着一排黑色的阿拉伯数字“1937.12.13—1938.1”，艺术地再现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间。在墓地广场的小道两旁，安放着17块用太湖石做成的小型石碑，它们是上新河、汉中门、北极阁、燕子矶、草鞋峡、中山码头等，全市各地所立遇难同胞纪念碑碑文的缩影和集中陈列。赎罪碑是一位名叫横山诚的日本老人出资建成的汉白玉碑，他要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中国人民赎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广场
那儿有雕塑艺术。有具象雕塑，也有抽象雕塑；有单一雕塑，也有组合雕塑；有浮雕，也有圆雕；有石雕，也有玉雕、泥雕、铜雕等等。譬如，由三根黑色三棱石柱、五个褐红色的铁圈和中间三根倒下的“人”字形横梁，艺术地组成了“倒下的300000人”的抽象雕塑。在悼念广场上，一组由“残破的城墙”、“残缺的军刀”、“历史的桥梁”、铜质的“遇难者头颅”和被活埋的“遇难者手臂”，组合成“古城的灾难”大型雕塑。而墓地广场围墙上镶嵌着名为“劫难”、“屠杀”、“祭奠”三组浮雕，是根据历史的照片，用艺术的手法向人们再现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洁白无瑕的汉白玉和平雕塑，向无数的观众阐释“和平”的真谛，宣誓以史为鉴、共创和平的建馆目的与理念。该馆雕塑群先后获得了“2007年度中国最佳雕塑群奖”、“2007年度全国优秀城市雕塑建设项目奖”、“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等雕塑界的多项殊荣。
有人说，在南京城西，江东门，有一部用建筑筑成的史书。
那地方的确是建筑精品的绝唱。
坟墓造型的半地下史料陈列厅、外形如棺椁的遇难同胞遗骨陈列室……一座座建筑物就是一个个被物化了的艺术载体，赢得了“20世纪国际建筑艺术创作成就奖”的美名。
那地方的建筑有自己的语言。数十万颗鹅卵石形成的广场上寸草不生，它们象征着死亡，却又与两边生机盎然的小草和周围翠绿的松柏、女贞，形成了生与死的强烈对比，生与死展现在一线之间。枯树、断墙、小草、鹅卵石、花岗岩，这些各不相同的物质，却在这里共同烘托起人类亘古不变的生与死的主题，叩问着千万观众的良知与人性。难怪有观者会说，每到这里总感到心里沉甸甸的，仿佛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也有人说，每到这里总感到步履沉重，好像有丝丝寒意扑面而来。
那地方的建筑有自己的特色。冷的色彩、灰白色的基调、黑色的点缀，形成建筑色彩的个性。掌控的建筑体量，方形，有棱角，高低不平、错落有致，形成建筑物的个性。把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鹅卵石和灰色调的脊背细石放在不同的场景里组合和利用，是整体建筑的标志，也是最为突出的特色。
那地方的建筑有自己的特殊效用。偌大空间的集会广场，是组织大型悼念仪式和集会的场所；小的悼念广场，是供人们向遇难同胞献花、默哀，举行祭奠活动的地方；空旷肃穆的墓地广场，是人们走进历史、与历史对话和心灵碰撞的空间；遇难同胞遗骨陈列室和“万人坑遗址”，是人们观瞻历史真相的一扇窗口；祭场内由黑色无字碑围合成“祭祀”的空间，随风跃动的“长明火”和袅袅的香烟，成为人们寄托哀思的处所；冥思厅内闪闪的烛光，在镜面的反射下形成静谧遐思的“场”；独具匠心的史料陈列厅，是人们详细学习和了解历史的殿堂。由一座座建筑物组成的环形展线，巧妙地编排了展览的序列和空间。建馆20多年来，先后有1700多万人次的中外观众从这里走过。
2004年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沿着这条展线参观后称赞说：“这里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地方，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要忘记惨痛的历史。”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鼓励与鞭策，也是一种肯定和赞许。
2008年5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主席、联合国民间教科文组织主席卡门·帕蒂拉女士参观时感叹说：“我看出了这座馆终极目的是倡导世界和平，应当申报世界记忆文化遗产。”联合国官员的表扬与建议，也是该馆具有国际理念和水准的体现。
一个好的建筑作品，它对社会的影响力不亚于一部好的教科书。
南京城西，江东门，有一座将石头、建筑、艺术融进历史的史书般的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稿于2008年8月)
让记忆成为南京文化名片
有位哲人说，记忆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那么，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时，完全可以变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1992年，我奉命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后，才深知这其中的含意与特色。
1982年，日本文部省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消息传到中国后，曾经遭受屠城之痛的南京人的记忆被激活了，城市的集体记忆被提升到文化的层面，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遗属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把血写的历史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
南京市市委、市政府顺应人民的呼声，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目的，决定“建馆、立碑、编史”三件大事一起抓。建馆，即在江东门集体屠杀和“万人坑”遗址上建造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立碑，是在全市主要屠杀遗址上建造13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编史，邀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等专家编撰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著。一句话，固化历史记忆，让历史的文化在南京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至1985年8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系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系列中最先开放的纪念馆。
为了让历史记忆能成为南京的一种特色文化，让国家曾经的落后及其因此惨受的耻辱作为一种史训而展示出来，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张耀华说“头上的乌纱帽掉了也值得!”建筑设计师齐康教授虽呕心沥血，但免收设计费；建筑工人春节假日里不休假，大年初一还奋斗在工地上；一名教师捐赠自己的一个月工资；……纪念馆评为“八十年代中国十大优秀建筑”，又荣获“二十世纪环境艺术设计十佳”。
历史学家说，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记忆是可以传承的。父辈的记忆可以代代相传，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我在参与记忆传承的工作实践中，真切地感悟了这项工作的紧迫与责任。
遵循着对中华民族受难的耻辱历史负责，对当代和后代振奋民族精神负责，1995年夏，我们发动了15800多名大学生和高中生，把当时南京市所辖的15个区县570多万人口中70岁以上的老人，全都采访了一遍，留下了口述史的记忆。与此同时，又在江东门再次发掘“万人坑”，并对遗骸进行史学、考古学、医学、法医学等多种学科的鉴定与保护，为历史记忆留下重要的物证。还先后赴北京、上海、广州等20多座城市举办展览，让历史的记忆得到弘扬及普及。纪念馆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等一系列称号。国耻教育有了活生生的教材，来自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的青少年，在这里发出了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誓言，也使南京的这张记忆名片，提升为“国字号”的名片。
和平论者说，记忆是可以强化和升华的。当历史记忆突破历史本身的羁绊，上升为和平文化时，文化就跨出了国门，走向了国际。我在体验与创建和平文化的过程中，更加理解了建立“和谐世界”国策的英明与重要。
从2005年起，纪念馆进行大规模地扩建，秉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建设理念，新馆平面布局被设计为一艘和平之舟，在大量扩充南京大屠杀相关史料与文物的同时，与和平关联的内容也大大扩充：和平公园、和平雕塑、和平舞台、和平集会、和平研究、和平期刊、和平树、和平花、和平草……2007年12月，新馆建成开放后，以一流的“建筑、雕塑、展陈”三大亮点，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据统计，2008年共接待观众542万人次，其中，包括来自世界上85个国家的57万多外宾，成为全国纪念馆接待观众之最，成为南京吸引中外游客最多的景点。纪念馆成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世界十大黑色旅游景点”。树立了南京乃至全国的和平形象，把中国人的和平诉求在世人面前尽情地展示。
与此同时，还组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倪翠萍等跨洋过海，奔赴日本、美国、丹麦等国为历史作证。《南京的记忆》、《永不忘却》、《勇于记住》等南京大屠杀史料展，先后开展于美国的旧金山，丹麦的奥尔胡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菲律宾的马尼拉，日本的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鹿儿岛……美国的《纳粹屠杀犹太人展》、菲律宾的《父辈的战争》、日本的《镰田茂男和平书画展》、《百名漫画家笔下的“8·15”》等外国展览办到了南京。国际和平交流日益活跃，和平文化书写着建立和谐世界的新篇章。2005年8月10日，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12·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该展览作为全国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三大展览之一，图为展览开幕式现场。
让记忆成为南京文化名片是有道理的，正如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奥尔兰多·帕特森所言：“文化往往被比作一篇供人阅读和诠释的课文。”我相信，南京的这张城市记忆名片，必将在祖国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日益发挥着文化的重要作用。(成稿于2009年8月，系参加“我与我的祖国”征文撰稿，原文刊载于2009年8月13日《南京日报》时有改动。)
南京城市新地标
200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式落成。江苏省省委书记梁保华同志看到气势恢弘、面貌一新的新馆时，不禁激动地说：“新馆的效果好得超出我的想象，我走过很多国家，参观过很多纪念馆，但从来没见过像这样让人震撼的场馆，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一流、中国第一、南京地标。”梁书记首次提出南京城市新地标的概念。
2009年4月22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在视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评价道：“南京这座城市目前有三个地标性建筑，即明朝遗存的古城墙、民国时期的中山陵、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
两位书记共同点评出南京城市的新地标。
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曹劲松同志告诉我：“南京市最近在加拿大作了一项调查，现在的加拿大人对南京这座城市的了解仅限于三个关键词，即古城、南京大屠杀、中山陵。”北美人对南京这座城市的认知与判断，再次证明了两位书记评价的睿智与正确。
何为地标？地标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要有世界级的影响，本身要是精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当之无愧。源潮同志对城市地标概念的诠释透彻明了，掷地有声。
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三个特大惨案之一，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例之一，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警示性教育价值，吸引了国家、省、市三级政府共同纪念馆新馆的整体设计形状为“和平之舟”出资，打造出了一个南京城市新地标。今年年初，纪念馆被西方传媒评为“世界十大黑色旅游景点”，成为中国的唯一。10月24日是国际和平日，纪念馆接到联合国的书面通知，要求与潘基文秘书长在联合国总部敲响世界和谐钟相呼应，在纪念馆内也敲响和平钟，南京城市新地标的世界级影响不容置疑。至于由齐康、何镜堂两位院士先后精心设计的纪念馆，以建筑、雕塑和展陈三大亮点，更是获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业界的专家学者和海内外人士的广泛赞誉和一致认同。
这座南京新地标产生了文化新效应。继2004年年初在全国率先免费开放，带动了全国几百家场馆免费开放。新馆开馆不到两年，接待海内外观众人数达950多万人次，仅2008年一年就接待观众542万人次，其中包括来自世界上85个国家57万多名外国人士。最大月接待量为73万多人次，最大日接待量超过10万人次。不仅大大拉动了南京城市的旅游经济，而且真正发挥了对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外进行国际和平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效应。
这座南京新地标为南京城市赢得了新荣誉。新馆开馆不到两年，先后获得了全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第四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建国60周年建筑优秀奖”、“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2007年度中国最佳雕塑群”、“2007年度全国优秀城市雕塑建设项目”奖、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第八届(2007—2008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一系列国家级荣誉，不仅证明了纪念馆品质的一流，更凸显了南京城市文化建设的高水准。
这座南京新地标带动了南京城市新发展。新馆开馆不到两年，即带动周边河西新城江东板块环境质的提升。与纪念馆毗邻的南京云锦博物馆环境大大改善，历经八年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年终于获得成功。纪念馆周围投资十几亿元的南京通信二枢纽、投资100多亿元的万达南京城市综合体和文化商业街等大型项目即将建成，昔日低矮破烂的江东门街、茶亭东街已经被现代漂亮的水西门文化街市、江东路、纪念馆东路、云锦路新街景所取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上的标志碑
展望过去，这座新地标已经为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带来了新的光环、新的荣誉；放眼未来，这座新地标还将为南京城市的发展铸造出新的未来、新的辉煌!(成稿于2009年11月，全文为2009年12月发行的《金陵画报》卷首语)
会吹军号的纪念碑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新四军茅山抗日斗争历史陈列馆里，有一座会吹军号的纪念碑，并且因为奇怪，被列为世界吉尼斯大全记录，成为至今未能破解的一个谜。
茅山位于镇江市境内，距古城南京不过百公里之遥，宛如一条绿色巨龙横卧在江苏省西南的句容、金坛、溧水、丹阳、丹徒五县市之间，大茅、抱朴、积金、二茅、三茅等主要峰峦，由南向北，蜿蜒起伏，长约10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面积达50平方公里左右。大茅峰海拔372.5米，成为茅山的主峰。
大概是因为茅山自然风景秀丽，古时起便已声名显赫，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到此吟诗唱景，特别是许多道家来此山中设场布道，至今仍为我国最有名的道场之一。茅山的香火历经千年而不衰，茅山千年道院历经劫难而不倒，堪称是中国的一处悠久历史的文化遗存。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军大举入侵中国，上海、镇江、南京相继沦陷。1938年6月，陈毅和粟裕奉命率领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挺进茅山，在乾元观宰相墓与松风阁等处设立司令部和政治处，开辟茅山根据地，开展抗日斗争，打击日军侵略者，后被毛泽东主席列为中国六大抗日根据地之一，成为抗日战争的一块热土，留下了一段段保家卫国的英雄史话。
1985年9月，在位于大茅峰西麓的茅山镇上，一座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新四军茅山抗日斗争历史陈列馆”(下简称“茅山馆”)正式开馆。乳黄色的围墙，绿色的琉璃瓦屋顶，宽阔的广场，别致的两进庭院式建筑，显得古朴庄重，别具一格。走进馆内，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文物，形式多样的雕塑、模型及电子显示屏，真实地反映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光辉历史风貌，再现了苏南人民当年投身抗日的英雄业绩。特别是展出了30余名茅山道士先后被日军杀害，茅山道院三宫五观等文化设施、史料也多遭日军毁坏，这一切都揭露了侵略者的暴行。同时还展示了茅山青年道士纷纷参加新四军的情景。他们中许多人壮烈牺牲在茅山脚下，他们的英灵与茅山一样千古永存。
我与茅山馆馆长史建和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与其副馆长孙志军和周再兴也十分熟识，在他们的引领下，多次去会吹军号的纪念碑处亲身体验，每次都十分惊奇，但每次都不得其解。2008年2月，我陪同日本骏河台大学井上久士教授，到茅山馆了解有关抗日同盟的有关资料时，再次来到这座世界知名的纪念碑前，又一次听到鞭炮声响后，空际中回响起那熟悉的“嗒嗒滴，嗒嗒滴”的军号声。
记不清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史建和馆长曾告诉我，最先发现军号声纯属偶然。他说，有一年过春节，大年三十夜，住在纪念碑下的一户茅山居民放爆竹，每放一只爆竹，耳边就听到一声“嗒嗒滴”声响。他把这一怪事告诉了其他乡亲，很快，一传十，十传百，茅山烈士纪念碑会吹军号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作者在茅山留影
许多人专程来这里亲手燃放爆竹，亲自领略一下神奇的军号声。中央电视台等许多媒体的记者专程赶来拍摄，作出一系列报道，使其更加名扬四海。许多大学教授特别是声学研究所的专家，专程来茅山馆调查研究，寻找破解怪象的办法。一时间，茅山馆会吹军号的纪念碑成为一个热点，一门玄学，引发了社会的热议。
据史料记载，抗战期间，真的有一位青年小号手牺牲在茅山。时隔半个多世纪，小号手的英灵还在吹冲锋号吗？不管真假与否，这已成为当地老百姓的口头神话。
在纪念碑下的山坡上，就长眠着一批有名和无名的新四军烈士，他们为国捐躯，其墓地与茅山融为一体。在茅山馆的庭院内，还有原江苏省省委书记江渭清，原南京军区副司令段焕竞等老前辈的坟墓，他们都是当年战斗在茅山的新四军中的一员。是不是烈士显灵，让这座烈士纪念碑发出阵阵军号声呢？有观众如是说。
最为科学地解释是，该纪念碑下的一级级台阶，犹如一部琴的音阶，而内部空旷并高大的碑身，好像一部巨大的音箱，爆竹放响后引起共振，使纪念碑发出“嗒嗒滴”的军号声。但是，国内许多座与其条件差不多的纪念碑，如徐州淮海战役纪念碑，就专门模仿做了实验，并没有这座纪念碑的特异功能。
有人说过，一座纪念馆，只要有一两个，或两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会引起观众的关注，成为吸引众多的重任游客的亮点。我想，这座会吹军号的纪念碑，毫无疑问已经成为茅山馆的最大看点，它用神奇的魅力，承载着向世人讲述新四军战斗在茅山历史故事的重任。(成稿于2009年1月)
清晨，漫步在武侯祠
叽里，叽里，叽叽里里，几声清脆悦耳的鸟鸣声，把我从沉睡中叫醒。对于像我这样听惯了城市车水马龙喧闹的人来说，清晨能在鸟的歌唱中醒来，实在是久违了。
鸟鸣声声，像有一股魔力使然，将我的睡意驱赶得无影无踪。猛然间想起，昨晚来到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该馆丁浩书记系我多年的老友，破例将我们一行安排在武侯祠院内下榻。能在千年古祠内过宿，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受鸟鸣的鼓舞，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想亲身体验一下古祠园内的早晨。
出得门来，方才看清我住的小楼真面目，因为昨晚来时它被黑夜包裹得太严太实了。噢，原来这是一幢木制两层小楼，一个占地不太大的四合小院，小楼飞檐翘角，古朴苍苍，院内恰到好处地种植了几株罗汉松、香樟等树木，平添了几份幽雅与静谧。这里其实是个只能住10多人的小招待所，但整洁漂亮，其设施比得上四星级宾馆。院内一扇木门仍紧闭着，我上前拉开了横在中间的木栓，“通”的一声，打开了木门。走出门来，随手关门时抬头一看，门上方悬着的一块匾额上写着三个大字：“碧草园”，这大概是这座小院落的名字了。门两旁各挂着一个条状木牌，上书“半遮竹影摇幽翠，时有蕙风来素香”。多好的楹联啊，它与院墙边种植的一丛丛高大的翠竹，以及随风吹来的淡淡花草香味是多么贴切的真实写照，我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写下的这副楹联，但相信他(她)一定和我一样，曾被美丽的碧草园深深打动过。武侯祠的入口
走出碧草园，漫步在武侯祠的怀抱里。放眼看去，到处是美得可以入画的景观：朱红色的围墙、古色古香的房屋、造型别致的亭台楼阁、浮荷水草鱼影翻动的水池、高大的古柏古槐、数不清的红花绿草、精致独到的导游指示牌……到处渗透出浓厚的人文气息，到处是优雅幽静的美色美景，而武侯祠、汉昭烈庙、惠陵、三义庙、结义楼、孔明苑、群贤堂、听鹂苑、桃园、绛雪园和畅园、映红园、刘湘墓园、荷池、桂荷楼、船舫、锦里等众多景点，星罗棋布地坐落其间。
武侯祠主要建筑群贯穿在一条轴线上，前后有五进，一进为大门殿堂，二进为昭烈庙，三进为武侯祠，四进为三义庙，五进为结义楼。据说，在2003年年底，武侯祠共占地约210亩，在一座大城市里，能有如此规模的古祠，实属难得。
跨过半掩着的大门朝外看，门外是一堵黑色的照壁，微微遮挡武侯祠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车流人流。大门门楣上挂着“汉昭烈庙”四个大字匾额，门两边是一对红色石狮子。明明是武侯祠，怎么门楣挂的是汉昭烈庙匾额呢？不禁让人疑窦突生。记得我曾为此事专门请教过丁浩书记，他在杜甫草堂担任过馆长，又在武侯祠博物馆任职多年，不仅精通三国史和唐诗宋词，而且对书法、摄影颇有造诣。他亲自为我讲述了其中的奥秘。
按中国千年封建礼仪规章，君臣是一定要分开祭祀的，君臣同祠，十分罕见；而君臣合祠，却以臣命名的，除此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处。说明武侯诸葛亮功高盖主。丁浩告诉我，的确是先有下葬昭烈帝刘备的惠陵和昭烈庙(建成于三国时汉章武三年，即公元223年)，后有武侯祠(大约在南北朝后期，从成都“少城”搬迁而来)。丁浩还告诉我，武侯祠只是民间的叫法，其实官方是叫昭烈庙的，但民间叫法胜过了官方称谓，说明了武侯诸葛亮在民间的口碑卓著。
跨进二门，迎面是高大雄伟的昭烈庙。昭烈殿上，高悬着“业绍高光”四字大匾额，看得出，这是对昭烈帝刘备建立蜀汉王朝的赞颂。殿内，蜀汉皇帝刘备的塑像坐落正中，像高3米，全身贴金，冠冕九旒，目光慈祥，大耳长臂，双手执圭。像后东侧的龛内，有刘备之孙刘谌的塑像。东偏殿为关羽殿，殿门楣上挂有“义薄云天”四字匾牌，殿正中陈列着高约2米的关羽塑像，像前两侧陈列着关羽之子关平、关兴及部将周仓、赵累的塑像。西偏殿为张飞殿，殿门楣上挂着“诚贯金石”的匾额，殿内陈列着猛张飞塑像，像前两侧陈列着张飞之子张苍、之孙张遵的塑像。这种把刘、关、张同排陈列在大殿正面的格局，显然是受到《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影响，突出关羽的义，张飞的诚，他们的品质盖过其地位和武功。而院落东侧的廊庑中，分别陈列着庞统、简雍、吕凯、傅肜、费、董和、邓芝、陈震、蒋琬、董允、秦宓、杨洪、马良、程畿共14尊塑像，他们是蜀汉一朝的文官，此处称为文臣廊，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西侧的武将廊，陈列着赵云、孙乾、张翼、马超、王平、姜维、黄忠、廖化、向宠、傅佥、马忠、张嶷、张南、冯习共14位蜀汉战将。最使我吃惊的是，武侯祠距今已有1700多年，而祠庙内塑像分别建成于清康熙、乾隆、道光年间，最近距今也有100多年，至今仍栩栩如生。细读塑像说明，三国历史人物活灵活现地跃然于眼前。
看完40尊堪称“国宝”的历史人物塑像，最使我迷惑不解的是刘备有众多的子孙，为何在其塑像旁独塑刘谌？后经细读丁书记送给我的《三国圣地——武侯祠》一书，才得知庆历年间(1041—1048)，武侯祠景区发生了南北朝以来的第一次大变化。此前，汉昭烈庙东边确曾建有刘禅专祠，其规模与专祠诸葛亮一家的武侯祠相当。因刘禅在位40年，但这位扶不起的“阿斗”最终屈辱投降亡国，按儒家文化标准，于父是不孝，于汉是不忠，这样的“昏君”不配享受祭祀，所以拆除了他的专祠，推倒了他的塑像。而刘谌虽是后主刘禅的第五个儿子，景耀二年(公元259年)六月，立为北地王。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冬，邓艾所率的魏军袭入蜀汉腹地，在绵竹(四川罗江县白马关)击败诸葛瞻，直入成都平原，刘禅准备采纳谯周的建议，投降魏曹，刘谌坚决反对，他认为即使亡国难免，也应当以死殉国。后刘谌在刘禅坚决投降之日，到昭烈庙中向祖宗痛哭一场后，先杀妻子，而后自杀。京剧、川剧中《杀家告庙》、《哭祖庙》等舞台剧目，就歌颂了刘谌为国牺牲的精神。他这种誓与国家共存亡的刚烈，受到历朝历代的推崇和景仰，也就有了与昭烈帝同在一祠供后人祭拜的资格。由此我想起，国内目前正兴起一股研究三国兴衰史的热潮，与之相呼应，武侯祠博物馆于每周五晚上兴办一场名为“武侯夜话”的讲座，易中天、于丹等名人均来此开讲，着实吸引了不少人。可惜我是外乡人，无此机会听讲三国史。
走过昭烈殿，在第三进大殿前过廊正中央，大文豪郭沫若亲笔手书“武侯祠”匾额，醒人眼目。这里还挂着董必武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郭沫若的“志见出师表、好为梁父吟”，舒同的“时艰每念出师表、日暮如闻梁父吟”等几副名人手书楹联。而徐悲鸿的“万古云霄一羽毛”书法匾额最具特色，字大小不一，宛如一只只正在吐丝的春蚕，而此评语摘自杜甫诗《咏怀古迹五首》之四，意为诸葛亮的名望高入云天，独一无二，万古莫及，使鸟的羽毛也富于文采。最令人羡慕的是武侯祠内难以计数的匾额楹联，众多的名人书法，其实就是一座蕴藏深厚的文化资源富矿，让成都人取之不绝，挖之不尽。
终于到武侯祠大殿了，一眼瞥见殿前上方并排悬挂着三块巨大的匾额，中匾为“名垂宇宙”。左匾为“河岳英录”，右匾为“勋高管乐”，与前几个殿前只挂一块匾额有明显区别，其核心与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但最受世人推崇的，莫过于挂在正门两侧的“攻心联”，据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受到我国政界、军界、企业界等高层管理者普遍推崇的治世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细细嚼来，颇有哲理。诸葛亮是三国群英中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相结合的最高典范，本楹联意在探讨蜀国为何会在三国中最先灭亡，分析其“治蜀”大政中的某些失误，同时提醒后人在治国时要借鉴历史教训，特别要注意“攻心”和“审势”。
进得殿内，迎面的诸葛亮雕像流光溢彩，他手持鹅毛扇，目光炯炯有神，充满智慧与自信，超然脱凡，令人肃然起敬。上悬有“静远堂”三字横匾，据说是取意于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志远”的自勉。看着这位不仅是智慧化身的大智者，而且是忠臣楷模的古代伟人，我不禁俯首向他鞠躬致意。与诸葛亮同屋祭祀的，还有他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都塑有彩色雕像。他俩为何能被后世与诸葛亮同屋祭祀，大概正因为在公元263年魏军攻蜀时，父子俩同时战死沙场，诸葛瞻年仅37岁，诸葛尚还不到20岁，呈现出国家有难，以死相报的大无畏忠义之举。
第四进是三义庙，庙前广场地势开阔，几座呈圆形、方形的香炉和烛台居中而放置，左侧有一古钟，钟身上铭刻有“三庙堂忠义千秋钟”字样；右侧有一块明朝李贽题写的“谒三义祠”古石碑。庙前有一小小说明牌上写道：“三义庙，纪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祠庙，原址在提督街，又称三义祠。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成都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门前，一排约2米高的黑色木栅栏挡住了去路，正愁不能入屋看个究竟时，馆内的两名保安人员来了，打开了门锁，“咔叽”一声，推开了木栅栏门。我有幸成为今天(2008年4月28日)武侯祠的第一位游客，也是拜谒“三公”的第一人。
绕过三义庙，其后的道路被围栏堵住，正在施工整修之中，只能远远看见挂在第五进大殿上方的“结义楼”三个大字。此路不通，便顺着指路牌，来到三义庙右侧的桃园。一株株桃树上已挂满了拇指大小的果实，树林中央的一块空地上，有一组群雕，那是四川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叶毓山先生，利用四川宝兴县产彩条纹汉白玉、雅安县产红色花岗岩、大凉山产墨玉石，分别塑造了刘备、关公和张飞的形象，叶教授利用巨石的天然造型，以大意手法，大刀阔斧、粗中见细地雕刻出桃园三结义的神韵，令我赞叹不已。
在“三义庙”的左侧有一小门，与名叫“锦里”的街区相邻。此时，正有一位街上游客伸手于木栅门内，试图拍摄园内美景。对于这位没有我这般荣幸的游客，我心里顿生成人之美念头，急忙跑步上前，帮助他拍了几张照片。
其实，锦里就是武侯祠博物馆新开发的文化一条街，像南京的“1912商业街区”位于总统府旁，属南京近代史博物馆新开发的一样，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文化创新成功者范例。锦里曾经是我国两蜀历史上最古老的、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之一，它紧邻武侯祠东侧，呈南北走向，现在复建的街道约400米，完全建成后达到1000米，蜿蜒曲折就如同一条历史与文化的长廊。
我曾经两次亲身体验过锦里浓郁的文化气息。第一次是1996年6月，我与同事梁强一道来成都投宿，被丁浩书记安排在锦里居住。记得在夜幕掩盖下的灯红酒绿，着实令人陶醉。在一位大胡子的雕刻者摊点前，我请他帮我刻了一块寿石印章，至今与我书桌上的多枚印石相比，堪称精品。在街上露天酒吧里，我与梁强边饮清凉啤酒，边看世界杯足球赛日本对突尼斯的电视实况转播。第二次也就是昨晚，丁书记热情地在锦里大街的“三顾园”餐厅招待我们，这是一家经营四川风味的餐厅，其餐具和菜名，多半引自三国典故，让人不禁想起三顾茅庐的故事。饭后，照例要在锦里文化街中游历，皮影戏、泥人糖、葫芦画、风味小吃等应有尽有，让人们尽享成都休闲之都的美妙，领略历史文化的深厚魅力。
走着、看着、想着，不知不觉中已在古祠园中散步两个小时，时针此时已指向8点。当我复又来到武侯祠大门时，10多名口音似河南的游客鱼贯着从大门入内，与我撞个顶面。我的一声“你们好”，换来了“您好”的热情回应，在早晨的时光里，显得那么和谐与温馨。我这位南京的历史纪念馆馆长，反客为主的代该馆迎接了今天的第一批客人，而清晨漫步时武侯祠赋予的一切，将永久留在记忆之中，使我受益终生。(成稿于2008年5月1日)
谜一般的金沙遗址
在成都，近年来冒出一座新的景点——金沙遗址博物馆。
因为工作性质相近，同属遗址型博物馆、此前又从未去过的缘故，便产生了找机会去看看的渴望。
2008年4月27日，我和同事一行七人，慕名前往该馆学习和交流。想不到金沙遗址就在成都市区的西部，距市中心5公里。从武侯祠出发，汽车转了几条大街，拐了几个弯便到了。
这是一座建立在3000年前古蜀王都的废墟之上，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新建博物馆。馆的主入口南大门修建得十分有气势，“金沙遗址博物馆”七个大字醒人眼目。该馆负责人站在门前，迎候我们，上前一看，原来是从杜甫草堂调来的副馆长王毅，两年前我去杜甫草堂参观时，曾受到他的热情款待。老朋友相见，自然是十分地客气。
在王馆长和讲解员的引导下，我们走进了院内，随一条呈L形走向的大路走向展馆。L形拐角处，立起了一个高约4米的圆形雕塑——“太阳神鸟”，金灿灿的，与无锡灵山大佛也有一个“大手”的铜雕塑一样，以小见大，把小放大，先吸引观众的眼球。不同的是，灵山大佛的佛手是一比一的，而此处的太阳神鸟却是放大了几百倍。王馆长告诉我，这是金沙遗址内出土的一件金箔，直径只有12.5厘米、厚0.02厘米、重量20克，但图案十分精美，呈圆形，分内外两层，都采用了镂空的表现形式，内层图案为等距分布的十二圈太阳纹，外层图案由四只等距分布的相同的鸟构成。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神话传说中的太阳和神鸟，故定名为“太阳神鸟”，它目前不仅是该馆的馆徽，而且也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看着这“四鸟绕日”的图案，心中暗暗在想，古人既没有电脑，又没有精密仪器，为何能打造出如此精美绝伦的金箔作品，简直是个谜。南京是盛产金箔的地方，现今的人们能否创作出这样工艺及美感皆上乘的金箔作品呢？
讲解员透过院内的绿树丛，指着院内一角远处的一片高低不一、呈黑色的枯木林说，那是乌木林。乌木，何为乌木？看着“我们一脸不解”的样子，她说乌木又称“阴沉木”、“炭化木”，它是许多树木因各种原因埋沉于古河床之后，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经过三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炭化过程而形成的。王馆长指着乌木林强调说，并不是所有的古木都能成为乌木，一般带有香味和杀菌特征的树种才能形成，如楠木、红椿木、香樟树等。乌木因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其形千奇百怪，具有永不褪色、不腐朽、不生虫的特质。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未有乌木一说，它太宝贵了，其身世的确像谜。但我觉得陈列它们的场所位置不对，离观众视线太远，削弱了展陈效果和特有的魅力。建议该馆将其移至遗迹馆前的一块草地上，不过，要把草地变为河沙，让乌木林在河沙中“长”出来，一定更吸引人。王馆长觉得我说得很有道理，承诺在适当时候搬迁调整。
说着说着，我们一行人来到了遗迹馆。这是一座呈半圆形的用白色钢管作支撑、玻璃幕墙覆盖的大跨度钢结构建筑，斜坡状的建筑形式仿佛从大地中生长出来，护佑着金沙遗址祭祀区遗址，建筑的面积达7588平方米，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遗址的完整性。我直言不讳地与王馆长讨论，虽然该建筑气势宏伟、十分漂亮，但功用毕竟不同于机场等处，太现代化了反而会减弱遗址的氛围，建议将白色钢管改为黑色或灰色，以弱化建筑的色彩，尽可能地把观众的视线引向遗址本身。王馆长对我的意见十分赞同。
走进遗迹馆内，我几乎惊呆了。毫不夸张地说，金沙遗址祭祀区是中国发现延续时间最长(600余年)、保存最好、祭祀器物埋藏最丰富的古代遗存之一，面积约15000平方米。祭祀区沿着一条古河道分布，长约150米、宽约100米。遗存堆积厚度高达4米，目前已发掘出金、玉、铜、矿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以及数百根象牙、数千颗野猪獠牙、数千支鹿角。这里是世界上出土古代象牙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同时期出土金器、玉器最多的地方。使人着迷的是，为何有这么多的宝贝集中此地？是因为古人认为天神至高无上，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祭祀，才能求得平安和幸福？讲解员自豪地说，一般能一处出土几根、几十根象牙已经了不得，如三星堆遗址出土80根象牙曾轰动一时，而金沙遗址内象牙多达八层堆积，最长一根近1.6米，埋有成吨的象牙，因保存条件和手段的制约，现在不能取出来，有的挖出来后又埋进原址内，怕它因风化而毁掉。此外，金沙遗址内发现大量象牙还打破了象牙外来说的历史认定，成都平原及周围地区在古代完全可能有亚洲象生存和繁衍的生命迹象。
远古时代的成都是什么样的呢？看着神奇的遗址遗存，我向王馆长求教。提起成都的历史，好像打开了话匣子，王馆长侃侃而谈。他说，四川是由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两个主要地理单元组成。在盆地的西部，有个面积达2008年4月，作者(左四)参观成都金沙遗10000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它址。是由岷江、湔江、石亭江、绵远河等河流出山口冲积的扇形地连接而成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400~750米。这里河网密布，终年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被《华阳国志·蜀志》称之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原来，天府之国的称谓，竟出自这里。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文献记载的古“蜀人”，就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留下了许多动人而古老的历史传说和数不尽的文化遗迹。
那么，金沙遗址又是何时何人怎样发现的呢？我不禁好奇地问，颇有点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味道，因为这里确实使我着迷。讲解员绘声绘色地告诉我，2001年2月8日下午，成都中房集团在金沙村一带建筑开发用房施工，在轰鸣的机械声中，挖出了一个尘封了3000多年的地下宝库，无数的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等珍贵文物破土而出，被称为中国进入21世纪第一项重大考古新发现。
出得遗址馆，脑海中仍有许多谜团一般的东西不能破解，但一时又说不清楚。带着种种疑问，我们来到了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馆。这是一座造型别致的博物馆建筑，其外形像一个台历，侧面墙体呈斜三角形，正面中间像把钥匙，钥匙的顶头和周围是不规则的格栅和方孔，像是遗址布局。我不知其建筑师是谁，更不知道其创意是什么？凭直觉应该是一把打开千年遗址神秘王国的钥匙。
来到馆内，才觉得建筑体量很大。一打听，有16200平方米，共有5个独立的展厅，都是以4个字来命名的：“远古家园”、“王都剪影”、“天地不绝”、“千载遗珍”、“解读金沙”。每个展厅展出的文物不一样，其风格也各异，但从效果上来说，我还是喜欢三厅的布置。看完整个展览，印象是众多文物、造型奇绝、工艺精湛、精美绝伦，如中国最完整的黄金面具，传承千年的十节玉琮，肩扛象牙跪坐人像图案，青铜站立的巫师形象，石虎、石人、石蛇的雕像群，3000年前的农民翻土工具耒耜，世界上最大的船棺等等。其中许多文物和我几年前在四川三星堆遗址看到的文物相似，只不过体积较之小一些，但精细程度远胜三星堆遗存。
我的疑问在王馆长那里找到了答案。他肯定地说，通过对三星堆和金沙两个遗址出土的文物分析，这两个遗址之间的确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星堆最繁盛的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国中原地区的夏朝晚期至商朝早期，而至商朝晚期，古蜀国的政治中心发生了转移，从三星堆迁移到成都西郊金沙。又经过数百年的繁荣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到了春秋早期，古蜀国的王都又从金沙遗址迁走了。
原来，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线索。可以说，金沙遗址再现了古代蜀国的辉煌，同时复活了一段失落的历史，揭示了一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代文明，他理所当然地属于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谜一般的金沙遗址，揭开的是华夏文明的千古之谜。(成稿于2008年5月18日)
感受“红岩精神”
曾四次去过重庆红岩村和歌乐山，每次在深受教育之余，总想有感而发地留下点文字，但每每未能如愿。究其原因，主要是对“红岩精神”感悟不深，以至不得要领，难以下笔。
此次，慕名再次专程赴渝学习，事先又与厉华馆长约定深谈，目的是为了真切地感受“红岩精神”。
我们一行七人是开着一辆奔驰面包车上路的。2008年4月26日早晨5时从南京出发，原定耗费16个小时，最多18个小时，也就是于当晚9时，最迟11时到达重庆。谁知事与愿违，湖北宜昌至恩施一段山路实在难走，颠簸不平，每小时最多行驶20公里路程。为了不负与红岩革命纪念馆事先的约定，我们放弃半途中投宿休息的念头，连续开车赶路，终于在次日早上9时抵渝。掐指一算，我们在车上已经整整待了28个小时，创下了有生以来的一项新纪录。同事们在车上开玩笑说：“我们是在用实际行动体验‘红岩精神’”。
按照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安排，我们顺利住进了重庆雾都宾馆。稍微休息后，走出宾馆大门，发现这儿竟然毗邻曾家岩50号周公馆。
走近一看，这是一个不大的小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尊高大的周恩来铜像。铜像后方是一幢灰色的三层小楼，不用细问，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公馆了。
这幢小楼，坐落在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的东端尽头，它依岩垒石而建，是一栋带有大小两个天井的砖木结构、两楼一底层、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原是重庆地方人士赵少龙的宅院。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周恩来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的名义，租用了曾家岩50号主楼的底层、二楼的三间以及三楼的全部房屋，对外称作“周公馆”。
这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文化组、妇女组、外事组和党派组等部分机构所在地，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彪、王若飞等人在渝期间常住此地。这里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市设立的战斗堡垒，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哨阵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曾在这里进行卓有成效的国内国际统战工作，正如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所赞誉的，要是没有南方局恩来他们的大量工作，国统区人民就不会这么热烈地支持我们。
当年，位于周公馆西边百米之处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东边隔壁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常有一些国民党特务装扮成小摊小贩来回游走，对进出周公馆的各种人物进行监视盯梢。周公馆的内部二楼西侧和前院小天井底楼的几间房屋，分别租给了国民党的几位官员和“战时妇女服务团”。多么复杂而险恶的环境!当年，周恩来等革命领袖们凭着何等惊人的意志，在这里坚持了八年。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他们不畏艰险，英勇顽强，这不正是我要寻找的“红岩精神”吗？是的，眼前这座神秘的小楼，它其实是一座革命的圣地，它曾见证了一批共产党精英们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
史称的“红岩”是指重庆的红岩村，它位于重庆市郊化龙桥附近。这里的地质结构主要由侏罗纪红色页岩组成，地形酷似伸向嘉陵江边的山嘴，因此得名红岩嘴，1945年更名为红岩村。世间有很多事情往往十分巧合，其现象难以说明缘故。共产党人崇尚红色，竟然在白色恐怖的重庆山城，找到了一处叫做红岩的地方安营扎寨，建立领导机关。
这里其实是一个小山沟，它与延安的山沟形不同而意却相同。当年，这片土地属于爱国知识女性饶国模所有，因经营花果而取名为大有农场。1939年5月，日机重庆大轰炸，炸毁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的机房街70号用房，董必武、博古等率领南方局和办事处大部分同志，迁往红岩，散住在农场工人宿舍和堆放柴草杂物的几处茅草房里。是年秋天，由办事处的同志自己设计、修建的集办公、住宿于一体的大楼竣工，其外观极为普通，占地800平方米，共有大小房间54个，是一幢看似二层、实为三层的深灰色砖木结构楼房，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生活的主要场所。1945年8月至10月，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期间曾下榻此楼43天，并在此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沁园春·雪》一词，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等一大批老革命家都曾在这里居住，直至1946年5月，周恩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南方局和办事处两批人员先后离开重庆前往南京，8月，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奉命撤销。抗战八年期间，中共托足红岩，擎起团结抗战大旗、维护国共合作，这里成为鼓舞民众斗志的一盏明灯。这里的红岩招待所，曾培训、接待并向抗日根据地输送数以千计的“红色种子”；这里的红岩托儿所，曾培养许涤新、荣高棠、童小鹏、龙飞虎的子女们健康成长。毫不夸张地说，这片红色的土地，其实正是镶在“白区”的一个红色摇篮。今天的红岩村里，最为突出的一幢高大建筑就是红岩革命纪念馆陈列大楼，它的外形酷似一作者在红岩博物馆前留影块巨大的红岩石。据介绍，它是于2001年7月建成开放的，陈列着红岩历史的基本陈列——《千秋红岩》和大型艺术景观——《红岩村启示录》。听到厉华馆长给我们介绍这座具有50年建馆史(1958年5月1日建成开放)，以接待过4000多万观众而蜚声海内外的名馆，怎样向世人传播“红岩精神”的做法；看着馆内融雕塑、油画、声光电技术及绘声绘色的讲解于一体的红岩村启示录；想着红岩村遗址群内那简朴的办公和生活条件，不禁感悟到，红岩精神其实就是艰苦奋斗、以苦为乐、团结合作、坚持胜利的大无畏精神。
厉华馆长问我们此行，要不要去看看歌乐山烈士陵园？因为那也是红岩连线的13座博物馆群中的一座，我们欣然同意。因为我每次到重庆，每次都要到歌乐山接受教育，每次都会在白公馆、渣滓洞深受震撼。
长久以来，人们对红岩、红岩村、红岩魂、红岩精神等几个熟悉而又响亮名字的理解不是很清楚，甚至是错位的。其实，小说和电影《红岩》及展览《红岩魂》中讲述的历史故事，并不是发生在红岩村，而是发生在歌乐山，其主人公江姐、许云峰、华子良、小萝卜头等历史人物，也是魂系歌乐山。
历史告诉我们，位于重庆西北部的歌乐山，是一座由烈士鲜血凝固而成的山。1938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时，军统局强占了歌乐山下瓷器口、五灵观一带的民房，并设置了“白公馆”和“渣滓洞”两座臭名昭著的监狱，从此，这里便成为关押、迫害革命者的人间魔窟。
我们先参观了位于小山坡上的白公馆。这里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门面不大，犹如三扇屏风般立在山岩上，至今仍保留着黄白相间的色彩，外观给人的第一感觉不像是监狱，而像是一座山中的豪华别墅。但是，当年军统特务头子为审讯、关押人保密需要，将其辟为军统局本部直属看守所后，原大门终日紧闭，只从侧面开一小门进出，曾使这里成为人们谈之色变的神秘特区。
进入院内，迎面是一幢两层小楼，一间间房屋就是一个个“号子房”，灰暗的墙与灰色的瓦、黑色的门窗、黑色的木柱与围墙上方锈蚀的铁丝网，产生一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怖气氛。特别是原储藏室改成阴暗潮湿的地牢，原防空洞改为刑讯室，室内的老虎凳、电椅、火炭盒等刑具，看后令人毛骨悚然。据说，这里曾关押过黄显生、许晓轩、刘国志、周均时、周从化等50多位革命者。在院内一角，有个约70公分高的“小萝卜头”的塑像，上面挂满了数以百计的“红领巾”，大概是来此参观的青少年解下自己脖子上的红领巾，系在这位与他们年龄相仿但缺乏幸福童年的先辈身上的。不用问，“小萝卜头”当年就是在这里遭受迫害和摧残的。
从白公馆到渣滓洞有一段距离，需乘车前往。与白公馆不同的是，它处在一个小山沟里，原为工人采煤的小煤窑，因煤少渣多而得名。这座看守所分为内外两院，内院有一楼一底的男牢十六间、女牢两间，外院是特务办公室和刑讯室。这里从内到外都是阴森森的，令人窒息，最多时曾关押3000多人，小说和电影《红岩》中的江姐原型江竹筠、许云峰的原型许建业等烈士，当年都被关押在这里，饱受凌辱和毒打。
我曾两次在渣滓洞监狱内，看过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组织的“夜游渣滓洞”模拟演出，看到大狼狗拖着红红的舌头，听到特务们刑讯拷打时发出的歇斯底里吼叫声、皮鞭的抽打声，以及革命者们受刑时发出的呻吟声，特别是自身模仿被关押、收监时的亲身感受，体验着真实的昨天，进入那种恐怖的环境时，那种震撼是从未有过的。最为打动人心的是，当一阵清脆刺耳的密集枪声响过，扮演烈士们的演员倒在院内黄土地上的时候，院墙外突然冉冉升起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嘹亮的国歌同时在耳边响起，讲解员声情并茂地告诉我们，渣滓洞的烈士们倒在了共和国成立前夕，倒在了黎明的时刻。许多和我一样的参观者们几乎每人都为之热泪盈眶，心潮久久难平。这里所体现的，是革命志士在严刑面前不屈服，视死如归，用自己的鲜血，染红共和国旗帜的红岩精神。
此时此刻，我突然有了一种感悟：红岩精神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或哪一群人的，而是领袖人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及当年遭关押刑讯的革命志士们，用胆略、智慧、坚强不屈乃至生命共同谱写的群体性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是共和国之魂、民族之魂，也是千秋之魂。(成稿于2008年5月10日)
瓷都见识瓷文化
仲夏时节，由友人朱姿武、叶恕兵等陪同，驱车从九江出发，去造访瓷都景德镇。
车沿着高速公路向景德镇方向急驶，车里人的谈话也十分热烈，话题中心全都是围绕着陶瓷与景德镇的。九江市政协常委、市政协副秘书长、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下简称“民革”)九江市委员会副主委朱姿武女士是位“老江西”了，她告诉我们，景德镇位于江西东北，“水土利陶”，历来是盛产陶瓷之宝地。其“冶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浮梁(原景德镇所在县名)王港和洪源曾出土战国时期的印纹陶片，南朝陈时已有制瓷业，五代时即能烧白瓷，宋景德年间以产影青瓷器名闻全国，明代开始取代浙江越窑成为我国制瓷中心。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朝廷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器厂”，连续烧制宫廷用瓷，成为该地制瓷业的鼎盛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景德镇的传统制瓷业大放异彩，产品远销世界五大洲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创汇率居我国各大产瓷区榜首。
与朱女士一样，同在九江任市政协常委、“民革”九江市副主委的叶恕兵先生，虽然是九江人，但毗邻景德镇，两地人员交往甚密，日积月累，竟然也对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烂熟于胸，说起来滔滔不绝：景德镇和南京一样，也是历史文化名城，是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与湖北的汉口镇，广东的佛山镇，河南的朱仙镇，并称“四大名镇”。当然，它的历史文化就是“瓷文化”，且历史悠久。历朝历代保留至今的制陶制瓷遗迹和遗物数不胜数，现存有以“印纹硬陶”为主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已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公元583年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大建宫殿于南京时，曾在此烧造立柱的“陶础”，也有1400多年历史。这里至今仍保留着始建于唐(公元618—907年)的龙珠阁，明代古建筑如花园里1号和汪家坦2号瓷行，清代康熙年间的“天后宫”等，都是瓷文化的一个历史缩影。如今，这种历史文化得到进一步弘扬，景德镇城内外大小瓷厂，星罗密布，仅生产日用瓷的企业就达200多个，城区人口有六分之一强直接从事制瓷及其服务行业，约占全国制瓷行业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制瓷业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业，成为城市的品牌文化，这在全国乃至世界也是少见的。
九江离景德镇相距不远，且交通便利，谈笑之间，已入景德镇市地界。举目四望，高大的路灯杆清一色是用青花陶瓷做的，显示不同凡响的风格与特点。公路两边，出售各种各样的瓷器商品店一家连着一家，比肩接踵，尽显瓷都瓷器海洋之特色。所有的信息都告诉我们：瓷都景德镇到了。
热情好客的景德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莉莉，以及民革景德镇市副主委陈根荣，盛情设宴款待我们。席间的谈话，仍离不开瓷文化的议题。
梁莉莉副主任不无自豪地说：如果说中国是瓷的国度，而江西景德镇就是“瓷国之都”。外国人称中国为“CHINA”，就是粤语“昌南”两字的读音。“昌南”就是历史上“景德镇”曾用名，“昌南”则是因流经瓷都的昌江之南而得名的。是呀，古时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大都是从瓷器开始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瓷文化占了很大的比重。据说，明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其中带去的大批景德镇瓷器，遍销东南亚及西方诸国，直至东非海岸和尼罗河畔。
陈根荣副主委对瓷文化有着特别的研究。她说：“一件精美的瓷器，其生产的过程十分复杂，从陶土的成分分析入手，到专门的配方，制作泥饼，压坯、烘干、彩绘、施釉、磨坯、剐底、装窑、烧制、包装、外运等等，要经过七十二道工序，方能成就一件瓷品。”我们听后大为吃惊，孙悟空也不过七十二变，成为“齐天大圣”，想不到一件小瓷器，也竟然要过手七十二道，原来瓷文化是在注重细小工艺的过程中聚合而成的呀!
饭后，两位主人又陪同我们去“景德镇陶瓷馆”参观，让我们深层次地去感受瓷文化的魅力。一位大眼睛的景德镇姑娘为我们讲解，她先讲述了景德镇地名的由来。她说，景德镇汉代时称为“新平”，自东晋时设镇开始，已有1600余年，先后又叫过“陶阳镇”、“昌南镇”。北宋赵恒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皇上命“昌南镇”造御瓷进献，这批瓷器质量空前，且器底部书有“景德年制”四字，一举名扬天下，从此，人们都把这里造出的瓷器统称为景德瓷器，“昌南镇”也就易名为“景德镇”，迄今已有900多年历史。
这座展馆的展品陈列是按断代史的顺序陈列的。讲解员一一为我们讲述瓷文化的历史故事。新石器时代至唐代，这里的展品几乎都是陶器。从五代开始仿制南方越窑的青瓷，又仿制北方的白瓷，并逐步形成自成特色的南方白瓷，古景德镇人善于在模仿中创新的意识得以体现。在宋代，开始创烧“影青瓷”，这种瓷不仅“美如玉”，而且还“薄如低、明如镜、声如磬”，形成景德镇瓷品“四绝”并独树一帜，也为进一步获得“景德用瓷”打下了基础。从元代起，设立“浮梁瓷局”，瓷业开始从村户农民手工场型，走向官办的手工场型。这一时期在制瓷工艺上也突飞猛进，除采用了高岭土加瓷石的二元配方制胎法，还从单色白瓷跃进到彩瓷的时代，成功烧制了红绿黄三彩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青花釉里红瓷、铜红釉、霁青釉、洁华釉、孔雀绿釉等多种色瓷，在烧制方法上也由低温瓷过渡到高温瓷。明代从洪武年间起，正式设立御窑，其精品迭出，如永乐的“甜白”，宣德的“青花”、“祭红”、“淡黄”，嘉靖、万历的“五彩”，以及成化的“青花斗彩”等，争奇斗艳，巧夺天工。清代不仅在此设御窑器厂，朝廷还委派内务府员外郎唐英督陶，出现了粉彩、蓝彩、墨彩、素三彩，还有珊瑚红、胭脂红、郎窑红、乌金釉、天蓝釉等釉瓷，使景德镇瓷“无彩不备”、“无釉不有”。听到讲解员生动有趣地讲解，看着一件件精品的瓷器，如同听了一堂精美的瓷文化课，茅塞顿开，对瓷都瓷文化的深厚内涵有了新的认识。
离开陶瓷展览馆，我们又驱车赶至古陶瓷博览区参观。这里山清水秀，修竹茂林，明清古建筑群、古窑瓷厂、陶瓷历史博物馆星罗棋布其中，古陶瓷文化之风扑面而来。正是在这里，我了解到对于制瓷业来说，原料、燃料和绘图技艺是三大关键。
在制陶作坊，几个技工正在用瓷土做坯，转动着的坯膜呈白色，我们忙问为什么不用黄泥和红泥土时，一旁的老师傅慢悠悠地道出真经：“景德镇制瓷业为何历千年而不衰，是和它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瓷用原料分不开的”。瓷土首推高岭土，它位于景德镇鹅湖镇鹅湖乡高岭村，其土质如蚌粉，其色素白，有银星，其性硬，耐火度为1710度左右，可用明矿开采，自南北朝以来一直享有盛名，世界上也都把这一产地“高岭”，用作“瓷土”的代称术语，可见它的声名显赫。距城西30公里的西港，也发现同样的土质，成为“西港高岭”。此外，镇内的鸡脚岭、白石林、东纺家山等地还发现一种粉红色的红泥，被命名为“红高岭”。镇外如产于九江星子县的瓷土，被称为“星子高岭”；产于乐平县白乡枫源村的“枫源高岭”；产于贵溪鹰潭龙虎山的“贵溪高岭”；产于临川县北乡的“临川高岭”；产于余干县石头口的“石头口高岭”；产于婺源县的“婺源高岭”；产于祁门县的“祁门高岭”等等，成为制作瓷器成型的胎骨原料产地很多，原料极为丰富，满足了该地制瓷业的大量需求。作者在景德镇陶瓷民俗博物馆前留影
在作坊的中间，一位老人正在一件花瓶坯胎上绘画，我们在一旁围观。稍顷，老人起身将手中的毛笔交给我，执意要我也在“瓶”上添两笔。老人的这一番盛情是我未曾料到的，怕弄坏了“白如玉”的工艺品，连连摇头摆手谢绝。老人却不依不饶，坚持非要我参与作画不可。我执拗不过他，便坐下来小心翼翼地画了两笔，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花瓶上作画，虽然寥寥几笔，那可是在景德镇瓷品上留下一笔，深感荣幸，更觉得此地物美人好，透出了浓浓的儒家文化之美。
更为可敬的是，老人不仅谦恭地教我作画，更是还与我谈了画技之精髓，真是受益匪浅。他说，一件瓷品的优劣，除制坯好坏和烧制技艺外，很大程度是看绘图技艺。在景德镇绘画者有万千，但最为出名者近代有“珠山八友”，他们是擅长画人物的王琦、王大凡，画鱼藻的邓碧珊，画竹的徐仲南，画梅的田鹤仙，画山水的汪野亭，画花鸟的程意亭、刘雨岑。而“珠山八友”又与“扬州八怪”的高翔、李鳝、郑燮、罗聘、黄慎、金农、汪士慎、李方膺，在绘画风格上相近，追求“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并且还受到“八大山人”朱耷大笔写意画派的影响。“珠山八友”在绘画技艺上的杰出成就，把景德镇瓷文化带上一个艺术高峰，并薪火相传，影响一两代人。例如，自幼师承王大凡的侄子王锡良，现已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我馆收藏的1213号“永久和平”青瓷花瓶，正是由于他参与其中的创作，才成为一件值得永久收藏的精品。在古窑瓷厂，远远看见一堆堆枯木柴禾像小山似的矗立。瓷窑很小，不仅与砖瓦窑的形状不同，而且规模也小多了。顺着一人宽的小门入得室内，窑形呈椭圆形，窑壁呈褚红色。陪同参观的讲解员告诉我们，烧窑讲究的是燃料，古代烧窑主要燃料为松柴，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尚有柴窑81座，年耗松柴总数在400万担以上，还有槎窑20座，耗柴相当可观。进入60年代，以煤代柴烧瓷达70%，但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从1985年开始，用煤气烧瓷取得成功，柴窑仅古窑瓷厂和建国瓷厂各一座，瓷都的环境也大为改善，保证可持续地发展。
告别瓷都时，不禁觉得“瓷文化”已把脑袋灌得满满的，可谓是不虚此行。(成稿于2009年7月16日)
赛珍珠纪念馆识“珍珠”
长久以来，我对赛珍珠的认识是肤浅的，甚至于有时把赛珍珠与赛金花搞错，常常混为一谈，或者张冠李戴。乙丑年夏去庐山，在参观“老别墅”的过程中，不经意中跨进了“赛珍珠纪念馆”的大门。
这是座袖珍型的人物纪念馆，有历史照片，也有文物；有蜡像场景，也有遗址现场的再现；既有讲解员讲解，也有售书及资料的人员。一句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2009年7月，作者(右一)与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嵬在庐山赛珍珠纪念馆前留影。
赛珍珠是何人？这是该馆告诉人们的首要问题。赛珍珠是一位美国作家，她一生中写了116本书，并且以中国题材为主，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她对笔下的中国人表现出伟大的同情心和足够的理解和爱戴，改变一座历史上许多西方人对中国及中国人抱有的傲慢与偏见，被誉为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1938年，她因对中国农民生活的深刻描写和传记方面的杰作，获得诺贝尔奖，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华人还没有一个获得过此项殊荣。尤其是她于1931年写的《大地》这本书，为读者讲述了一个普通又十分勤劳的中国农民家庭的故事，是迄今世界上被翻译最多的文学作品。后来她又完成了《儿子们》和《分家》的“大地三部曲”。一个女性作家，一生中有100多部图书作品问世，可谓著作等身，令人钦佩。
讲解员深情地说，赛珍珠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1892年6月，她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名字叫帕尔·赛登斯特里克。因为她的父母亲此前已在中国传教10年，所以给她又起了个中国名字——赛珍珠。她出生3个月后，其父母便带着她再次来到中国，并把她交给中国保姆王妈。王妈教她学习汉语，讲中国童谣故事。带她逛街，与街坊邻居聊天，品尝街上的小吃。在她幼小的心灵上播撒了中国文化的种子，为她日后以中国题材为元素的作品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展厅的图片和文字介绍中，得知赛珍珠与我是老乡，因为她是地地道道的“江苏人”。她从幼年起就随父母在江苏淮安和镇江生活了18年(她父亲赛兆祥在镇江传教30多年)，先后在镇江崇实中学和上海一所英语学校有过两段学习经历。1910年，18岁的赛珍珠随父母回美国读书至1914年毕业后，再次回到镇江，在她原先就读的崇实女中任教。1917年5月，与美国传教士布克在镇江结婚，婚后曾随丈夫在安徽宿州生活两年，于1919年下半年，夫妇两人来金陵大学任教，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南京。1920年，赛珍珠夫妇回美国休假，四年后两人拿到了硕士证书。1925年秋再回南京任教，先后在南京13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华，长江中下游洪水泛滥，中国内忧外患，使生活在南京的赛珍珠一家深感不安，于1932年7月，他们离开了生活近40年的中国。赛珍珠活了81岁，却在中国生活了40年，可以说她的人生青壮年的时期均在中国度过，且大部分时间在江苏的淮安、镇江和南京。难怪不久前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康碧翠女士，在纪念美利坚合众国独立233年国庆招待会上称赞她，曾在镇江18年，在南京13年，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赛珍珠以中国题材为主的文学创作硕果累累，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她的第一篇作品写成于1923年，题为《也说中国》，这篇文章1924年发表于美国《大西洋》杂志，文中以20世纪初中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引起的中国社会巨大变动为背景，描述了中国年青一代妇女抛弃束缚她们的陈规陋习，要求妇女平等的权利，受到了美国读者的关注。以至于美国《论坛》杂志编辑部主动向她约稿，当她把一篇题为《美在中国》的文章寄出，很快被该杂志刊用。此文把中国的美和美国的美作了比较，认为美国的美在于自然风光，而中国的美则存在于一个古老文明的艺术与工艺之中，表达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仰慕之心。赛珍珠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名为《一位中国女子说》，1925年在美国《亚洲》杂志上刊出。小说生动地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女性在传统与现代撞击下的彷徨与挣扎的心境。此后，她于1929年在纽约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东风·西风》，小说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妇女自主性意识的萌发，出版后不仅受到美国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欧洲几个国家的出版公司也出版了此书。当然，最使她出名的还是1931年在纽约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地》，故事以中国安徽农村为背景，通过一个农民跌宕起伏的一生，说明农民和土地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反映了中国社会传统与革新之间的冲突。《大地》出版后立即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被称为上乘之作，读者争相购买，有点像前几年美国华裔青年女作家张纯如《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后的情景一样。此书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德文、法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译本，被美国好莱坞以当时5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了电影改编版权，并获得了普利策奖。她大受鼓舞，更坚定了坚持写中国题材的信心。1931年，生活在南京的赛珍珠又以她亲历的具体事例为题材，写了《荒春》、《难民》、《父亲·母亲》等许多短篇小说，还耗时5年，把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译成英文，不过名字改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在美国公开出版。看到展厅内上述文字的介绍，深感一个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性，能取得如此了不起的文学成就，真是伟大得令人叹服。
为什么要把赛珍珠纪念馆建在庐山？该馆馆长李震说得直截了当：“对于赛珍珠来讲，庐山绝对是个令她终生难忘的地方。”庐山牯岭有她父亲赛兆祥买下的别墅，儿时的她多次在夏天随父母上庐山避暑，在此期间，几乎每天都要上山采花，尤其喜欢紫萁和百合，使她成年后对中国的记忆始终带有一种深厚的芳香。1917年，她与丈夫布克在庐山牯岭度过蜜月，后来，又多次带着她的孩子来庐山避暑。尤其重要的是在1922年8月，她在庐山突然宣布：“从今天起，我要开始写作了，我终于要动笔了”，并在此完成了她的处女作《也说中国》，在美国一炮打响，庐山成为她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福地。
87年后，当我站在庐山上“赛珍珠纪念馆”时，仿佛坐在打字机前青春时期的赛珍珠蜡像，突然间会站起来走动，告诉我那一桩桩她以中国题材创作的往事，像珍珠一样粒粒珍贵，串串新奇。(成稿于2009年7月20日)
听解说秦兵马俑
大凡去西安者，多半要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看看，特别是首次去西安的人更是如此。
近日去了趟西安，虽然我曾多次去实地看过秦兵马俑，并大体知道与此相关的故事，但同行的几位同事系第一次去西安，他们想到那里去参观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便欣然陪同前往，再接受一次秦文化的洗礼。“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于秦兵马俑遗址所在地的临潼来说，许多人则靠“兵马俑”吃饭，这一点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可不是，我们的车刚到临潼，就有一对青年男女骑着摩托车与我们的车并驾齐驱，并大声说：“南京的朋友，要导游解说吗？”“咦!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来自南京？”“可能是看到我们‘苏A’的车牌吧。”“用这种方式揽客，还真稀奇!”
同事们在车上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因不知他们开出的价码高低和水平的深浅，我们连忙摆手谢绝。但一路上，自我推销导游的招手女郎一拨接一拨，真可谓未见秦始皇兵马俑，却见大批解说人。
车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刚下车，呼啦啦地又涌上了一大批导游者。相比较路边招揽的“野导游”，他们算得上是正规军，因为每人胸前都挂有导游证和旅行社标志。看他们也挺不容易的，便破例地请了一位姓周的导游。
周小姐一身绿色的工作服，身高约1.63米，年龄25~26岁，人长得不算漂亮，但为人热情，且口若悬河，讲解业务熟练，一看就知道是位打拼多年的老讲解员。
你还别说，有没有导游讲解还真不一样，尤其是遇到一位好的解说员。从前，我参观博物馆时喜欢自己独自观看，边看边记边想，不喜欢受到别人思路的约束。因此，前几次来此地参观时，都没有听导游讲解。
周小姐给我们讲解的第一个故事，便是秦兵马俑是何时何地何人发现的。她说，1974年3月29日，距离古城西安以东35公里的陕西省临潼县骊山脚下西杨村的村民们，为了抗旱决定在自己村上打井。在一片荒芜的柿树林中，生产队长杨培彦带领杨志发、杨泉义、杨彦信、王普智等村民挖井找水。当他们挖到地下2米深时，发现了烧制过的红土块，到3米深时，发现了陶的残断躯体，4~5米深时，发现了砖铺地面、铜镞、铜弩机以及8个残破的陶俑。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西杨村挖出了“瓦爷爷”的消息迅速传到了临潼县文化馆，后经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内参”，引起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重视，并作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这一重点文物”的批示。随即，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现场考察，以及陕西省文物局派出专门的秦俑考古队进场发掘，为人们揭开了千古之谜。
接着，周小姐引导我们走进了秦俑一号坑遗址大厅。这是一座面积达14260平方米的兵马俑坑，内有陶俑、陶马6000多件，其中已修复并展出的土陶俑1087件，木质战车8乘，陶马32匹。走进大厅，展现在观众面前作者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的是2200年前气势恢弘的古代军阵，它由战车和步兵混合编组成长方形军阵，仿佛一支雄赳赳的秦军迎面开来。中国古代军阵排列的原则是“末必锐、本必鸣。”“末”就是军队的前锋部队，“本”是前锋的后续部队，即军队的主体。意思是说在军阵当中，前锋部队一定要十分精锐，而主体部队要非常宏大。一号坑正是有锋、有后，组织严密的军队，可以说是一部主体的秦代兵书。
在我们暗暗地为一号坑兵马俑的气势所惊叹声中，周小姐又领着我们走进了二号秦俑坑遗址大厅。她告诉我们说，1976年4月23日，在一号兵马俑坑展览大厅基建施工时，在其东端北侧20米处，又钻探出二号兵马俑坑，东西长124米，南北宽98米，深5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二号坑发掘现场于1994年10月14日正式开放，它采用边发掘边展出的形式，满足人们想要一睹文物、遗址是如何出土的心理，使观众对考古工作有进一步的认识。与一号坑不同，二号坑是一个由车兵、步兵、骑兵、弩兵联合编组而成的曲尺形军阵，其军种多、车辆多，结构复杂。随着二号坑的不断发掘，多兵种相互之间联合作战的古代集团军全貌，逐渐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我们边说边看边讨论，在周小姐的带领下走进了三号秦俑坑遗址大厅。其实，三号坑虽然比二号坑晚发现18天(1976年5月11日)，但早于二号坑对外展出的时间整整五年，它是于1989年9月27日“世界旅游日”正式对外展出的。它南距一号坑25米，东距二号坑120米，平面呈凹行，东西长28.8米，南北宽24.57米，深5.2~5.4米，总面积约520平方米，出土陶俑68件、陶马4匹、木质战车1乘、兵器34件。据专家们的考证，三号坑的性质可能是秦国战争时期运筹帷幄的指挥部，当时的名称叫“军幕”。它和一、二号坑不同，是按古代军事指挥部的形状构筑的，而且武士都是环绕四周墙壁面对面相向站立排列，其战车不同于一般战车，兵器“铜殳”属古代仪仗队所用。
最后，我们跟随着周小姐来到了铜车马展厅。周小姐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们，如果说秦兵马俑的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话，那么，铜车马于1978年被发现，则是20世纪世界考古史上发现的结构最复杂、体型最高大的古代青铜器。它原本有3000多个碎片，近7000个零部件，专家们花了8年时间精心修复，终于使铜车马惊现于世、恢复昔日的风采，称之为中国青铜器之冠毫不夸张。两驾铜车均为4匹铜马所拉，不同的是车伞形状、驾车铜俑的姿态不一样。前车名为“高车”，车盖形如张开的伞状，圆形直径122厘米，厚0.2~0.4厘米；而后车名为“安车”，其伞盖如龟甲形状，车盖长178厘米，宽129.5米，厚0.1~0.4厘米。高车驭手呈站立的姿态，严肃中透出一丝轻松；而安车驭手跪坐前室，面带几分恭谨和微笑。
看完全部4个展览大厅，听到周小姐不辞辛劳地解说，我们对秦兵马俑的认识逐步加深，头脑中的印象也随之清晰起来。是呀，这里有独具匠心的俑坑建筑、气势恢弘的地下军阵、生动写实的雕塑艺术、精湛无比的青铜兵器、精雕细刻的制陶工艺、娴熟巧妙的冶铸技艺，以及精美绝伦的铜车马，形态各异且千人千面的将军俑、军吏俑、立射俑、跪射俑、御官俑、文官俑、骑兵鞍马俑等，无不显示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
最为幸运的是，周小姐还为我们介绍了当年发现秦兵马俑的杨培彦老先生。他端坐在一张桌前，在忙着为南来北往的游客签名，“杨培彦”三个大字竟然写得龙飞凤舞，相当美丽漂亮。周小姐悄悄地告诉我们，杨老汉为写好这三个字，整整练了8年时间。天气虽然不热，他却手拿一把鹅毛扇子，俨然是一副老学究的样子。周小姐补充说：“他现在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看来，一个人遇到好运气后，想不出名都难。
参观完秦兵马俑博物馆，我们与周小姐握手道别。在短短半天时间里，我们能有如此收获，得感谢导游周小姐的解说。(成稿于2008年4月30日)
游孔子故里
近日去山东，有机会顺道去曲阜，目的是拜访孔老夫子的故里。
曲阜当属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古称圣域贤关，是殷商故都，周、汉鲁国都城。当然，它能够驰名中外，还是出了位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其实，孔子的出名不仅仅在中国，不久前，我看到一则资料上说，100多位诺贝尔获得者在法国巴黎聚会并发表宣言，要想解决21世纪世界上出现的问题，人类要向2000多年前的孔子思想求教。
盛夏的阳光火热，早晨就显示出烈日当空、令人汗流浃背的威力。尽管如此，还是挡不住如织游人来孔子故里观光的脚步。到底是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观光客多，旅行社和导游也多，我们几乎不费什么周折，便找到了一位名叫吕灵芝的导游。吕灵芝名如其人，是个20岁的大姑娘，身材高挑，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更为重要的是，她是土生土长的曲阜人，从小耳濡目染孔子故里的奇闻逸事，这成为我们选中她的主要原因。
孔子故里主要是由孔庙、孔府、孔林三部分组成，三者各踞一处，互不相连但相距不远。吕小姐领着我们从孔庙开始参观，随之滔滔不绝地讲解开来。
顾名思义，孔庙为祭祀孔子的庙宇。我国古时的权贵们，在曲阜兴建了许多纪念孔子的建筑。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的学术思想得到了空前光大，成为后世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的正统思想，有儒家祖庭之称的孔庙，也一跃列为国家祀典的礼制庙宇，历经百余次工程扩建，特别是明正德八年(1513年)“移县城卫庙”，形成了孔庙踞城中的布局，清代又将其建筑仿皇宫之制，改用黄色琉璃瓦、金龙和玺彩绘，前后院落九进，南北长1.3公里，占地327.2亩，有牌坊54座，房屋466间，古树1700余株，各类碑刻2000余块，是我国礼制规格最高的庙宇之一。作者在孔子墓前
说着说着，我们来到了曲阜古城的正南门，城门上方镶着一块石匾，上有清乾隆皇帝所书的“万仞宫墙”四个大红色行书字。相传古时只有皇帝及钦差大臣来曲阜祭孔时，此门才能打开。今天，它的大门洞开，迎候四海的游人。
游览孔庙的起点也从这里开始。先入眼帘的是一座名叫“金声玉振”的三间四柱式的石牌坊。小吕告诉我们，它建成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坊上四字取之于孟子的一句话：“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意思是说，孔子思想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如同奏乐，以金钟发声，以玉磬收韵，集众音之大成一样。
过了二进棂星门，看到了同样是三间四柱的另一座石牌坊，但四个字的坊名却换成了“太和元气”，是指赞誉孔子的学术思想如同天空天体，循环往复，永恒长存。
穿过至圣庙坊、德侔天地坊、道冠古今坊和璧水桥，圣时门、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大成门等大门扑面而来，每座大门都是不同的年代所建。例如，今第四道大门的大中门，始建于金大定年间，宋以前系孔庙第一道大门；今第五道大门的同文门，始建于北宋初期，系当时孔庙大门；今第三道大门为弘道门，始建于明洪武十年(1377年)，同样也是当时孔庙大门。其实，不同的大门，反映了孔庙不同朝代拓展扩建的烙印。
孔庙的碑刻无疑是一大看点。众多的古碑刻中，当数成化碑为世人所称道，系明成化四年(1468年)立，碑高6.2米，龟趺高1.25米，碑文为明宪宗朱见深为重建孔庙而题，字楷书，书体严谨且端庄，是明代名碑之一。此外，金碑亭、十三碑亭内，均保存有许多古代碑文。小吕告诉我们，“文革”中，许多碑文遭到红卫兵的毁坏，如成化碑中间的断裂痕迹，就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女大学生某某某带着造反派们用绳子硬拉断的。“文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浩劫，孔庙也不能幸免于难。
孔庙内的最大建筑群当数大成殿，是孔庙的核心和主体建筑，也是祭孔的主要场所，因而不停地被翻建，越建规模越大，气势越宏伟。唐代时期称此殿为文宣王殿，为五间结构，宋天禧五年(1021年)大修时，移今址并扩为七间，宋徽宗赵佶于宋崇宁(1104年)下诏更名为“大成殿”，清雍正二年(1724年)重建，改为九脊重檐，黄瓦覆顶，雕梁画栋，尤其是大殿四周28根独石雕成的缠龙柱高达6米，直径0.8米，下饰莲花柱础，每柱雕龙72条，造型精美，雕刻剔透，活灵活现，堪称域内罕见之艺术珍品。殿前方正中上方的竖匾上，刻着清雍正皇帝御书“大成殿”三个贴金大字，此殿与北京雍和宫、故宫的另两座大成殿一起，构成中国三大古殿。孔庙中真正留有孔子遗迹的，只有三处。一处是“先师手植桧”，它位于大成门内石阶东侧，古桧树挺拔高耸，树冠如盖。据介绍，古桧原为孔子亲手种植，但几经枯荣，今存的此桧树是清雍正十年(1732年)，于古树桩上复生的新枝长成的，距今已264年。第二处为杏坛，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此为他为七十二弟子当年讲学之处，具体教授“礼、乐、射、御、书、数”以达到“知、仁、勇”三德。这恐怕是中国最古老的讲坛，难怪许多大学里面会有“杏作者在孔府内留影林”一说呢。第三处为孔宅故井，相传是孔子当年的吃水井，位于诗礼堂后，水深达3米，被称为“圣水”。
走出孔庙，在一条宽阔的街道上，可见钟楼、鼓楼两座呈城门状的古建筑，穿过彩绘的阙里坊，便来到了孔府。
孔府位于孔庙东侧，素有“天下第一家”之称。孔子死后，子孙后代世代居庙旁守庙，看管孔子的遗物，到北宋末期，孔氏后裔住宅已扩大到数十间。到金代，孔子后裔搬至孔庙东边。到明洪武十年(1377年)，孔子五十六代衍圣公奉旨创建独立的衍圣公府，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又进行扩建，形成了现在的占地7.4公顷，有古建筑480间，分前后九进院落，中、东、西三路布局的规模。原来，孔府与孔子毫无关系，这是其后人居住的府第。
孔府的大门高贵无比，充满王家气势，为三间五檩悬山式建筑，门上方悬挂着“圣府”二字，系明朝严嵩手书。门两边有一副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其中“富”字少一点，寓“富贵无头”，“章”字一竖通到上面立字，寓“文章同天”，此联概括出千百年来孔圣人家的气派。
入得院内，二进大门悬挂着“圣人之门”的匾书。我想，是否入得此门，都成了圣人？至少这么多游客频杂，吵吵嚷嚷的，哪里寻见圣人之举？猛然间感到，无论是孔庙，还是孔府，全没有了我在1983年来此观光时留下的“挺有文化”的印象，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游客太多太滥，心中不免产生一丝遗憾。
二进院内正中间，出现了一座四柱回梁、悬山肩挑的明代建筑，称重光门，又称仪门。只见黑洞洞的大门紧闭，挡住了去路。小吕指着它告诉我们，此门只有在迎接圣者，或重大盛典时，才在礼炮声中打开。近几年，它只开了两次，一次是江泽民主席来，另一次是李鹏总理来，但后者没有从门内走过去。我们也向他一样，绕过了这道黑森森的所谓仪门。
径直朝里走，便是大堂、二堂、三堂，是一个大屋顶的木质结构殿堂。大堂内陈列着一品爵位的仪仗，还有一些象征特权和封爵的红底金字官衙牌。二堂为衍圣公会见四品以上官员宣示典章礼仪的场所，而三堂呢则是处理家族内部纠纷和事务的地方。小吕给我们介绍说，这根普普通通的枯甘蔗根，是孔府用来实施家法，打屁股用的。看来，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孔圣人家也不例外。
孔府还仿照封建王朝的六部，在府内二门两侧设立六厅、分别为管勾厅、百户厅、典籍厅、司乐厅、知印厅、掌书厅，共同管理孔府财务和事务。
再往后走就是前上房、前堂楼、后堂楼院，这是孔子后裔真正生活起居的场所，至今完整保存着孔子第76代孙子孔令贻及三位夫人陶氏、丰氏、王氏的卧室，以及77代孙子孔德成婚房的陈设布置。我们被内宅门里照壁上的一幅彩色绘画吸引住了脚步。画中之物像麒麟又不是麒麟，是人们想象之中的贪婪之兽，名叫“贪”。它拥有所有宝物，还想去吃太阳。孔府在内宅出入必走之路前绘此画，目的是教育府人不要贪赃枉法。由此看来，反腐倡廉，进行廉洁教育，系圣人家之举。
在圣人之家买点什么纪念品，以不负孔子故里之行呢？我在书摊上买了“四书”，即《孔子》、《孟子》、《中庸》、《大学》，遗憾的是“五经”不全，只有《道德经》。我随手买了一本《增广贤文》和《朱子家训》合订本，准备带回去细细研读，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说来也巧，卖书之人王西申还是位书法家，写得一手好隶书，遂动手挑选了一幅写有“厚德载物”四个大字的书法，以100元的价格成交。
孔府与其他名府宅一样，也有一个后花园，自然也是要去看一看的。这里有许多假山和奇花异草，但最吸引人的是五柏抱槐树，形成独特的景观。人们争先恐后地在这里合影留念，让优美的风景留在记忆之中。
结束了对孔府的参观，小吕又将我们领到了孔林。
孔林位于曲阜城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延时最久，面积最大的氏族墓地。孔子死后第二年葬于此，随着孔子地位的日益提高，孔林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历代统治者共对孔林增修了13次，形成了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周围林墙5.6公里，墙高3米多，厚1米的规模。
孔林的大门称“至圣林门”，又称“大林门”，由大门和至圣林坊组成。其中，大门建于元代，至圣林坊建于明代，门两旁有一对称石狮子守护着古建筑。入门后，我们乘上了电瓶观光车，只见高墙森森，道路两边古柏苍苍，非常幽静的地方。车徐徐而动，千年古风扑面而来，这里与孔庙、孔府过于喧闹的气氛截然不同。小吕说，前几年这里也有不少商贩摊点，全被整出到大门以外的街市上去了，才换来了这份清静。
车载着我们在空旷的孔林石道上转悠，满眼绿色，古坊雕刻林立，许多孔子后人的墓碑不断出现在眼前。如孔子第76代孙子孔令贻墓；清朝皇帝乾隆之女，孔家媳妇于氏坊；清代著名剧作家、《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墓等。难怪郭沫若先生曾说：“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博物馆，也是孔氏家族的一部编年史”。
最后到了孔子墓前，只见一块石碑上镌刻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墓”八个篆体金字，不过，它与一般墓碑立在墓道前面不一样，石碑立在约一米高的砖质墓护栏后面，以至于遮挡住了“墓”字。墓西侧有三间砖房为子贡庐墓处，相传孔子死后，众弟子在此为老师守墓三年，子贡却守墓六年，成为尊师楷模，后人建房立石以纪念。我们也不禁为先师下跪磕头，拜谒中华儒家文化大师。
孔子墓东邻，是孔子儿子孔鲤墓，而孔子墓前，则是孔子的孙子、孟子的老师子思墓，他们与孔子墓一起被称为“三世祖墓”。说到孟子，导游还给我们说了个民间传说，孔子死于73岁，孟子死于84岁，所以民间一直流传着老人到了73岁和84岁时，最易归天之说。
出得孔林，我们游兴未消，复又来到大门前的街市上。与其他旅游点卖纪念品摊点不同的是，这里明显多了一些文化味道。卖字画的和刻印章的众多，不少于几十家。在一小摊点前，只见一位老者正拿着特小号的羊毫毛笔，信手在一纸扇面上书写蝇头小楷，字迹工整隽秀，不输书法大家。受其感染，我们买了两把。我又被刻印者吸引住了脚步，曲阜当地盛产一种朱砂石印模，绛红色的石纹暗藏在石头之中，颇有几分特色，连忙选了一枚，还顺手买了八枚闲章，全都是意味深长的警句：“厚德载物”、“宁静致远”、“智水仁山”、“乐在其中”、“学海无涯”等等。同事们打趣说我此行收获了一堆沉甸甸的石头。
其实，此行我收获的绝不仅仅是九块石头和其他六件纪念品，孔子故里给我的文化熏陶，将使我终生受益。
我还想再来曲阜!(成稿于2008年7月30日)
三进刘公岛
我对刘公岛的最初记忆，是从观看电影《甲午风云》开始的。打那以后，刘公岛的名字，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时隐时现，挥之不去，并逐渐滋生了一种亲身探寻这座神秘小岛的强烈愿望。
第一次是坐火车从南京去和刘公岛约会的。记得那是1994年10月，一个深秋季节。我与南京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朱同芳结伴而行，去威海市拜访山东省社科院的一位副院长，学习如何组织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经验，为次年8月在南京召开首次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准备。因刘公岛就在威海市，终于有机会亲眼看看心仪已久的刘公岛。
当我满怀喜悦地乘上火车后，才从朱处长处了解到，我们此行只能从烟台市下车，因为南京没有直达威海市的火车。车到烟台后，我们无心眷顾市容，立即打的直奔威海，虽抵达后已是华灯初放、夜幕降临时分，但顾不得旅途劳顿和饥肠辘辘，急急忙忙去了海边，想亲眼目睹刘公岛的芳容。
眼前出现一座黑糊糊的小山头，突兀地立在海水之中。岛上稀疏的灯光，犹如天边的点点星刘公岛码头入口处雕塑光。这就是久负盛名的刘公岛吗？这就是丁汝昌、刘步蟾等北洋水师的军魂栖息之地吗？此时的刘公岛离我们那么近，又那么远。
翌日上午，我们决定登岛。在海边，朱处长一心要坐冲锋小舟上岛，说要亲身体验一下海面飞舟的感觉。说实话，这种选择的确是有风险的，毕竟是渡海呀。当小舟真的在海面上飞奔起来的时候，超出了预期的想象，以至于那种惊险刺激令同船共渡的女人们大惊失色，她们顾不得羞涩，蹲在船里，抱着陌生男人的大腿连声尖叫，一个个花容失色，极其狼狈。迎风吹来的海水泡沫，打在身上，打在脸上，腥味扑鼻，略带苦涩。乘这种船渡海，实在有点冒险。船家自然是为了赚钱，可威海市交通管理部门任其无序竞争，实在是失去了一份责任。
沾着满头满脸的海水，穿着半湿半干的衣衫，终于走进了刘公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从岛上延伸到海水里的当年北洋水师的码头。只不过码头虽在，却换了主人，灰色的印有红五星的一艘艘海军军舰，停靠在码头近处的海水里。看着这些军舰，耳边仿佛响起了苏晓明曾经唱起的那首《军港之夜》的歌声：“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当年北洋水师的遗迹，仍到处可见。例如，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就坐落在北洋水师军提督署及其附属建筑物内，馆里展示着甲午战争时期的历史照片和海军舰炮、舰锚、桅杆和各种兵器弹药，是一座遗址型的历史博物馆。据说，每年约有100多万观众来到刘公岛，与其说是参观，不如说是来这里阅读历史，感受什么叫做百年沧桑、民族耻辱和甲午遗恨，相信通过参观，定能增加几分爱国的情操。戚俊杰馆长从百忙之中陪同参观，并为我们一一作了讲解，这种特殊的礼遇，也使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了特殊的了解与把握。
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1986年从大海里打捞出来的“济远”舰前双主炮，炮身长7.4米，口径为210毫米，听说该馆1992年7月搬它入馆时，的确费了很大的周折，由于体积庞大，以至于展厅内无法容纳，只能让它们静静地躺在提督署后院内，供人们参观。看着这些庞然大物，感觉它们和圆明园的遗址一样，有着一种残缺的美；看着这堆铁疙瘩，又突然想起，沉船的残部件固然可以捞起，北洋爱国将士的忠骨却永远葬在了海底。想到此，一种沉甸甸的感情堵在心头，久久不能散去。百年前腐败而积弱的祖国啊，即使有“济远”这样的坚船利炮，有像丁汝昌、邓世昌等一批爱国将士，但也难敌侵略者的炮火，难逃挨打失败的命运。
告别戚馆长，走出馆门，仍不愿匆匆离岛，尤其对我们这些远离大海、难得上岛的人来说，总是被一份神秘和好奇牵扯着，流连忘返。刘公岛上风景确实迷人：旧时的小屋掩映在绿树丛中，与从绿树丛中走过的悠然自得的人群交织在一起，蓝蓝的海水、黄黄的沙滩，星星点点的渔船，上下飞舞的海鸥，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透着生命律动的自然景观，仿佛就是一幅幅美妙的水彩画。
在一片沙滩上，看到渔民们摆起了小木桌和低矮的小木凳，不断地从停在海边的小船里捞起活蹦乱跳的鱼虾，为游客们做起了海鲜佳肴。此情此景，也勾起了我们的食欲。于是乎，迎着微微的海风，踩着软软的细沙，品尝着大海的馈赠，那种感觉是从未有过的。此时吃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一种心情，一种环境，一种兴致。
终于到下岛的时候了。我们跟着人群走到码头，买票、上船、离岛，却不知不觉地登上了海军的军舰，这使我们吃惊不小。原来，这是部队搞经营创收的船只，是为了赚钱而提供的服务。天哪，部队搞经营，与民争利，这与旧时的军队有何区别？这样的军队又怎么会有战斗力呢？不知当年以身殉国的北洋将士忠魂对此如何去看？难道甲午遗恨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吗？
想不到二进刘公岛，竟然是12年后的2006年8月。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我们是从南京开着车驶向威海的。午饭后从南京出发，傍晚时分，车路过青岛时，不知不觉被路两边熙熙攘攘、连绵10多里路长的畅销青岛啤酒的盛况吸引住了。我曾有幸参加德国慕尼黑啤酒节，但公允地说，简直无法与青岛啤酒节相提并论。我们一行人为啤酒所累，尽情畅饮，耽误了行程。好在是自驾车，我们像一艘航行在大海中的船，途中抛锚歇息，找了旅馆住宿，次日晨再起程赶至威海市。
我此行主要是应刘公岛管委会的邀请，专程来帮助评审甲午战争博物馆新馆陈列改造投标方案的。受威海市有关方面的信任，让我担任专家组组长、作为评委会主任主持评标，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俞乐浜副馆长等众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评标的任务，结果鲁迅美术学院艺术总公司的方案以极其微弱的优势中标。
既然来到了威海市，刘公岛又近在咫尺，况且我们又是为了位于岛上的纪念馆新馆陈列改造评标，是一定要去刘公岛上看看的。东道主满足了我们的要求，陪同我们一同前往。
让我吃惊的是，12年光阴，刘公岛和它所在的威海市一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威海市里不仅齐刷刷地长出了许多崭新的高楼大厦，使海边小城也具有了滨海新城的特色，而且卫生整洁，挂上了全国卫生城市的牌子。而刘公岛呢，则像被装扮一新的姑娘，越发透出美丽的气质。
首先是岛上的交通秩序得到了有效的整治。过去那种汽艇、木船、冲锋舟等大、小船只争渡的局面不见了，海上交通安全的隐患排除了，就连部队船只参与摆渡的现象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艘艘崭新整洁的游轮，而且服务文明规范，在这里，仿佛看到了威海市社会进步的足迹，心里不禁赞叹着刘公岛人的高明。
轮船靠岸后，停靠在游船码头。这是新筑的漂亮码头，与我在日本广岛、鹿儿岛等地看到的码头相比毫不逊色。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码头广场中间的下部有铁锚、上部有警钟的特色雕塑，把小岛上最精华的历史文化凝练地表现出来，发人深思，令人叫绝。是呀，这里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最重要的军港之一，铁锚就是舰艇的符号，但是，这里又与其他军港不同的是，过去的甲午风云，至今仍给人们留下警示文化遗产。
上岛后，明显感觉到经过精心规划后的发展与变化。整齐的商业街代替了昔日的沿路叫卖的小商贩，错落有致的建筑代替了过去杂乱的房屋和临时棚户，宽敞平整的公路代替了以前崎岖不平的土石路。最吸引眼球的，还属新建的甲午战争博物馆新馆的建筑群。据了解，这是刘公岛管委会不久前刚刚从一个民营公司手中购买回来的。新馆建筑的设计师，是我国著名建筑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彭一刚教授，其造型为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船，尤其是入口处，雕塑出一个高达20多米、手扶望远镜的北洋水师将领的高大形象，是丁汝昌吗？是刘步蟾吗？还是邓世昌？我不得而知。其实，具体像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脱脱地塑造出了一个高大威武的中国海军将领，永远站在万顷波涛之上，其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永远鼓舞着后人。想到此，我暗暗地为自己此行能为如此有历史价值的博物馆出一份力而自豪。
第三次进入刘公岛的怀抱，是在2008年3月。春天到刘公岛，和我前两次夏、秋两季入岛，应有不同的视觉感受吧？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又一次开始了威海之行。
与我前两次分别坐火车、开汽车去威海不一样，此次是从南京坐飞机去烟台机场，旅程只有一个小时十分钟。接站的小伙子告诉我，威海市有机场，但没有直达南京的，交通有点不便，只能选择烟台或青岛机场，好在现在有高速公路，烟台至威海只要45分钟，青岛至威海也只要两个多小时。
傍晚时分到达威海，汽车在海边飞驰，看到的是一片片人文气息浓郁并精美绿化的海边，宽阔的绿化带中建有一些欧式造型的建筑小屋，各种各样的雕塑点缀其间，还有高大气派的“威海之门”。文化的进步往往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速的，改革开放30年，威海市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座下辖三个区三个县的地级城市，人口大约有270万，其中荣城、文登、汝山三县人口约有125万，城市和农村人口基本上各占半壁江山。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里靠的是大海，海产资源丰富，渔民生活富庶，尤其是荣城十分富有。这里的工业如建造轮船、渔竿等在全国享有盛名。威海市经济的发展，又反哺海边的建设与管理，惠及了刘公岛。
汽车载着我们径直来到海边小码头，因时间已晚，游轮已停航，刘公岛管委会专门为我开了一艘游轮，其管委会于文江主任在码头边等我，亲自陪我上岛。半月前，于主任曾率管委会马伟庆副主任、甲午战争博物馆王纪华副馆长和鲁迅美术学院艺术总公司王伟总经理等人去南京，专门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馆陈列，给了很高的评价，并执意邀请我再次来刘公岛，为已经布展结束但仍未开馆的甲午战争博物馆新馆陈列提出修改意见，力争在2008年5月正式开展。恭敬不如从命，况且又是同属抗战系列纪念馆，业内早就有天下博物馆是一家之说，加之先前我曾参与该馆评标，于情于理都应来一趟，提一点建设性的意见，贡献一丝绵薄之力。
上岛后，直接来到那座曾经深深打动过我的船型结构博物馆。于文江主任领着一群人在馆外广场停住了脚步，讨论着是否要在当年彭院士设计的呈船底造型的入口大门上，加上“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字样，我是持赞成意见的，因为博物馆的公共文化产品属性，要求在第一时间内直白地告诉观众，你已经来到了什么地方，你是否选择要入馆参观。
入得院内，一大群工人正在忙活着焊接一尊名为“沉船”的大型钢板雕塑，电焊枪冒出的火花与吊在雕塑支架上的工作灯光，在黄昏时分的海滩上是那样的耀眼。对于这座耗资约500万元的大体量雕塑，我是持反对意见的。不错，当年北洋水师的军舰是沉了下去，但他们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其实是不死的，因此我特别赞同彭一刚老师利用“让其升华”的手法，塑造出高大的北洋将领形象，让其永久地矗立在海边。“沉船”具象雕塑太直白了，让人看了泄气，也许从艺术的角度看，残破是一种美，但那最好是真实的东西，如北京圆明园的残石断墙，以及甲午战争博物馆前些年从大海里捞出来的“致远舰”残件。
入馆后，看到了已经布展成型的展品，好像仍罩着盖头的新娘，谦虚地静立在那里任由我们去评判和打扮。我们从头至尾对展板、展架、展柜、场景、雕塑、沙盘等一一讨论，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为其锦上添花。
热情好客的于文江主任在刘公岛宾馆设晚宴款待我们，这位前荣城县委副书记出身的年轻干部人高马大，一看就是典型的山东汉子，但说话幽默，谈吐不俗。谈话间，流露出要把刘公岛建成国内一流的文化名岛，把甲午战争博物馆建成国内一流博物馆的心声，感染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是呀，能够为这样的名岛名馆出点力，真是十分荣幸。
晚上，留宿在刘公岛上。海风吹来，十二分的惬意，旅途的辛劳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走出旅馆的大门，在海边平坦的大道上跑步，听到海浪拍岸的声响，眼前，中国海军军舰上耀眼的灯光和渔船上暗淡的灯光形成了反差，但却有着月亮与星海和谐美妙的关系。岛上静悄悄的，居民很少，我的脚步声，惊动了岛上自由放养的梅花鹿，猛然想起日本的奈良、宫岛等世界文化遗产内也有这样的鹿，刘公岛是否也应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呢？我不得而知，但认为应努力去争取。
次日上午，照例去展馆内评头论足。突然发现，这个展览还没有名称。按博物馆业内陈列不成文的规定，任何展览都是主题展览，如同不论何人，都必须有个名字一样。于是，我建议取名为“民族的灾难——甲午战争史实展”，觉得不十分满意，但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名字。刘公岛管委会几位领导，风趣地要我把这个“任务”打包，带回南京思考。
到了下岛的时候，在码头上，与刘公岛人挥手告别。看着美丽的刘公岛，真有几分眷恋和依依不舍。再见了，刘公岛，愿您的明天更美好。(成稿于2008年5月7日)
品三晋宝物
作者在山西博物院留影在文博界，山西一直有文物大省的说法。当我看了山西省博物院陈列后，对此话笃信不疑。
隆冬时节，瑟瑟的寒风，早已把路旁人行道上的树叶摘得精光，显得一派古朴苍凉。我沿着太原市的汾河西岸前行，远远就看见了一座造型别致的高大建筑物，其形状似古人们量米的斗，又似宝鼎，中间的主馆和四座角楼组成了“一大四小”的“五斗图”建筑群，据说象征着富足及祥和，它的雄浑大气，可以征服每一位过往的行人。
穿过宽阔的广场，从中间的大门进入“斗”内，才发现中间为一个向上翘起的尖顶结构，一层层倒扣的屋顶，其形状宛如一级级的金字塔，显得富丽堂皇。它的实际功用不仅仅在于装饰，而是巧用自然采光，透过一圈圈的天窗，空中柔和的光线照得大楼内十分明亮，节省了不少能源。
一楼为临时展厅，正在展示“中国红十字会在汶川地震的救援”展览。二、三楼是以“晋魂”为主题的基本陈列，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晋国霸业》、《民族熔炉》、《佛风遗韵》、《戏曲故乡》和《明清晋商》7个历史专题组成，犹如为观众打开了一幅三晋历史文化长卷。四楼陈列着《方圆世界》、《山川精英》、《土木华章》、《瓷苑艺葩》和《翰墨丹青》5个艺术专题，集中展示了山西悠久灿烂的文化精品。
从我跨进展厅开始，无数的宝物像万花筒似的扑面而来，令我目不暇接，啧啧称赞：这里的宝物太多了，简直就是一座百宝库，而众多宝物所折射出来的厚重文化，构成了一座用知识堆砌的山峦。
在《文明摇篮》里，我看到了旧石器时代的蚌质穿孔装饰品、三棱大尖状器、石矛等远古人类的遗存物，也看到了新石器时代彩绘龙盘、彩陶盆、玉神面等先民们创造的史前文化，证明了地处黄河中游、华夏腹地的山西，曾是远古人类栖息之地，古人们的行踪印记在太行和吕梁之间，不灭的文明之火闪亮在汾水与桑干两岸。《夏商踪迹》里的文物最让人惊叹。山西南部古有“夏墟”之称，夏文化遗存在山西分布密集，灿若繁星。那只夏代的灰陶绳纹卵腹三足瓮，虽然貌不惊人、圆不对称，但贵重在绳纹印记。继夏而起的商朝，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端，山西早期青铜器做工精妙，形态栩栩如生。例如，那只商代铜质龙形觥翘起头，圆睁眼睛，张牙咧嘴，形态可人；那只兽形觥凹凸的花纹，细致清晰；还有乳钉纹方鼎、云雷地乳纹瓿、兽面纹龙首提梁卣、铃首剑等，件件文物，均堪精品，独特而迷人。
最值得一看的是《晋国霸业》的文物。3000多年前，武王克商，西周建立，分封诸侯，屏藩王室。成王桐叶封弟，叔虞入主唐国，其子樊父改号为晋。春秋晚期，公室衰落，六卿专权，最终导致韩、赵、魏三家分晋，曾一度称雄战国，这就是“三晋”的由来。晋国600年伟业，出现众多文物。如西周时的鸟尊，头像鸟，尾像象，被山西博物院作为院标。春秋时期刖人守囿车、匏壶、虎形灶、镬鼎等青铜器，其形态惟妙惟肖，巧夺天工。那尊战国时的铜牺立人擎盘，引人遐想那金戈铁马的古代疆场，堪称国宝级文物。《明清晋商》、《佛风遗韵》和《土木华章》里的文物，最能显现山西地面文物众多的特点。这里复原展出的平遥古城及其日升昌票号，晋商室院等，再现了“晋商”曾称富海内，名闻天下，成为中国明清时代最为重要的商帮之一。清秀的东魏释迦牟尼立像，华丽的北齐观音菩萨五尊像和被称为“东方维纳斯”的唐代菩萨立像，特别是享誉中外的云冈石窟和天龙山石窟，不但见证了佛教艺术的发展，更映射出古代造型艺术家的审美追求。山西享有“中国古代建筑宝库”的美誉，现存历史古建筑18000余座，不论雄浑壮美的唐、五代、辽建筑，严谨端丽的宋、金建筑，朴实豪放的元代建筑，还是精巧繁缛的明清建筑，均成为历史变迁的无言见证，附属于其中的彩塑、壁画和琉璃艺术，已与古建筑融为一体，珠联璧合，交相辉映。看来，“地下文物数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的评价，真是恰如其分。作者在平遥古城留影
精美的文物，就像漂浮在海洋里的珍珠与彩贝，而我却像个在海边贪婪的拾(识)贝人，总也拾(识)不完，爱不够。下班时间到了，只得依依不舍地离开。翌日早晨，又鬼使神差般地来到这里继续品赏……
当我离开山西省博物院，回首再望那座高大的斗形建筑物时，头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分明就是一座盛满20多万件宝物的巨鼎。(成稿于2008年12月23日)
卢沟桥的醒狮
对卢沟桥的记忆，是儿时在学校里从书本上获得的，且与抗战历史联系在一起。宛平城、卢沟桥、抗战打响第一枪几个名词始终在脑海里抹不去，儿时的记忆总是难忘的。成人后由于职业的缘故，我曾经10多次造访位于卢沟桥旁宛平城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下简称“抗战馆”)，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该馆门前的那尊体量重达18吨的庞大醒狮。它全身毛发紧竖，仰天长啸，仿佛永远在卢沟桥畔发出一声声雷鸣般的呐喊，让每个中华儿女觉醒着……
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用脚步量过卢沟桥，亲眼看到桥上的石狮子体量可没这么大，但数量之多，谓之卢沟桥上的狮子，数也数不清(据说，文物部门通过贴纸条的方法，终于数清了共501个)。这里的石狮子只只形态或神态各异，年代不一，有元代的、明代的、清代的、民国时期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卢沟桥上的狮子属于历史的见证物。
乙丑年(2009年)盛夏，我在抗战馆原馆长王新华的陪同下，再次踏上了这片热土，受到该馆馆长沈强，副馆长李宗远、唐晓辉等人热情接待。
现任北京《前线》杂志副总编的王新华告诉我：卢沟桥和宛平城的历史是久远的，它们与北京城的历史紧密相连。北京最早的城池名叫蓟，城址就在今卢沟桥东北约10公里的地方，因其占据着南北交通的枢纽地位而得到逐步发展。而作为京城的称谓，是契丹族在公元938年占据蓟城后，建为陪都，因蓟城在其统治中心临潢以南，所以改称南京，后又叫燕京，建国号为辽，与当时建都汴梁(开封)的北宋相对抗。公元1115年，女真族进占燕京后，对城池进行大规模的扩建，于1153年定名金中都，成为全国统治的中心。自此，历经元、明、清三朝，北京一直作为都城(除明朝在南京短期建都外)，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为止。期间，金统治者于1188年下诏建卢沟桥，于1192年建成，800多年来，卢沟桥成为我国最早闻名于世界的古建筑，被称为“马可·波罗桥”。与卢沟桥相比，宛平城建立的较晚，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八月，为保卫帝京而建的“拱北城”，清代改名为“拱极城”，民国十七年(1928年)宛平县由地安门迁此后又改名为宛平城，一直成为北京城南的军事重地。
沈强馆长接着话茬说：最使卢沟桥和宛平城闻名于世的，不是它们独特的建筑结构和精美的雕刻艺术，而是它近代成为中华民族英勇抵御外敌入侵的象征地。日军侵占了我东三省后，伺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北平(北京)是其南下的必经之地。为此，日军以所谓“开发华北”的名义，在天津设置“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总兵力达8400余人。1936年9月，侵占北平城南、北、东三面，卢沟桥成了唯一与外界相通的交通命脉，一旦失守，北平必将不保，整个华北就将落入敌手，进而危及全中国。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在演习时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检查，遭到我驻军的断然拒绝，日军竟然炮轰卢沟桥和宛平城。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将士奋起抗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本侵华的序幕。位于北京宛平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987年7月7日，在卢沟桥东的宛平城内建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后经2005年的扩建，占地面积达3560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21000平方米，成为全国唯一全面反映抗日战争历史的专史纪念馆。它坐落在宛平城东西两门轴线的正中央，贯穿于小城南北中心线。广场的最南端，就是那座慑人心魄的铜质“醒狮”雕塑，远远看去，青褐色的狮形圆雕，与古朴苍苍的宛平城墙融为一体，给人以警示与启迪。广场的中轴线上是国旗杆，一面五星红旗正迎面猎猎飘动，显得十分鲜艳夺目。国旗，应该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标志性符号，而抗战馆广场中心的这面国旗，显得尤为有意义。抗战馆展览大厅的外墙是灰白色的，而屋顶是青蓝色的，中间部分高出，左右两侧低矮但平衡，整体形状好似从宛平城地平线上长出的一个“凸”字，又好像一架战机，随时会轰然起飞。我不知道建筑设计师是何创意，只觉得外形挺特别，非常有个性。对于纪念性建筑来说，个性与特点尤为显重，它往往是衡量一座纪念馆成功与否的一把尺子。
走进展厅，序厅的设计更有特点。头上悬挂着14口警钟，象征着中国人民曾经艰苦抗战14年。迎面是取名为《血肉长城》的高浮雕墙，由抗战军民们组成的铜墙铁壁气势盎然，他们就是一座座醒狮，组成了中华民族不屈且制胜的钢铁长城。基本陈列取名为《伟大胜利》，通过640幅历史图片，830余件实物，辅以油画、雕塑、景观、影视片等陈列手段，全面展现了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抗战历程。这是为弘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而举办的特别展览，时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江泽民、胡锦涛等全都带头参观了该陈列。这一陈列还荣获了“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特别奖”。
这里展出的文物是很珍贵的，每件文物都是一件历史故事。我看到了从宛平城出土的那顶中国军人钢盔，顶部和侧面有几个破烂的洞孔，是当年日军炮弹弹片洞穿，还是当年驻守宛平城的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三营官兵遗弃在土壤中腐烂所致？不论何因，这件抗战官兵的见证物是极为宝贵的。那把相传是二十九军杨云峰排长使用过的大刀，至今仍寒光闪闪，仿佛要再现勇士们当年杀敌的英姿。那幅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于1995年5月3日参观该馆的题词：“正视历史，祈日中友好，永久和平”，今天读来仍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
在展厅过廊上凹陷进去的石壁上，14组浮雕极其生动。细细一看，八路军抗战、新四军抗战、华南抗日游击队抗战、东北抗联抗战、国民党官兵抗战、文化界抗战、爱国人士抗战、少数民族抗战、妇女儿童抗战、港澳台胞抗战、华侨抗战、国际友人支援抗战等内容，一幅幅立体的图卷，扑面而来，用艺术手段再现了各阶层抗战的历史。观赏这些浮雕后，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全面抗战”和“全民族抗战”。与其相辉映的阴刻填金的抗战英烈墙，12块大理石碑上铭刻着1524位抗战英烈的名字，犹如悬挂着全民族抗战的英雄谱。最具魅力的还是该馆的卢沟桥事变半景画馆，它实际上是一座宽40米，进深24米，高18.5米的立体展厅，厅内有一幅180°视野的巨幅油画，与模型和实物结合，配之以音效、光效和多媒体技术，令参观者宛如置身于当年的卢沟桥战场，回味历史的真实情境。这个于1987年建成的半景画属全国第一座，曾经在全国博物馆界引起轰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如果说，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抗战馆半景画就是这种创新且成功的一例。
当我们走出抗战馆，移步卢沟桥时，落日的余晖映照在古老的卢沟桥上，使得千姿百态的石狮子好似两支列队整齐的士兵，守卫一条虽然古老却充满希望的通衢大道。卢沟桥上的醒狮，正是觉醒了的中华民族缩影和象征，从这里迸发出的抗战精神，必将鼓舞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断进取，中华民族的实现伟大复兴。(成稿于2009年8月1日)
九一八残历碑
因工作关系，曾十多次走进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但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九一八残历碑。
记得第一次见到九一八残历碑时，是在1992年夏天。当年，我也初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任职，为了解抗战类同行的博物馆，北京的卢沟桥、沈阳的柳条湖是首先要去的地方。
当我来到这座残历碑前，霎时被深深地震撼了。现在想来，被震撼的原因是它的环境独特。该碑位于一条铁道旁，四周空旷旷的，历史沧桑尽现眼前。这里就是当年柳条湖惨案发生地吗？两条伸向远方的铁轨，就是九一八历史的见证物吗？二是它的体量庞大。据了解，这座始建于1991年6月，建成开放于同年9月18日的纪念碑高达18米，宽30米，进深11米，钢筋混凝土结构，花岗岩石贴面。18米，在当今高楼林立的城市里算是低矮的，在众多的纪念碑中也难以夺魁。但在空旷的遗址上，却兀显高大无比，让站在碑前的所有人自觉渺小，空间感产生出一种厚重历史文化的氛围。三是艺术品位高。该碑形如一页巨大的日历，碑身是倾斜的，碑面上“9·18”几个大字特别地突出，扎人眼目。“9·18”的历史符号被放大，突显出九一八的历史。碑上还别出心裁地凿出深深的炮弹孔，强化战争的印记。2005年9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举办“12·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巡展，图为作者陪同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领导在现场审查展览。沈阳九一八事变博物馆
更使我意想不到的是，该馆是馆碑于一体。从碑的一侧，我走进九一八纪念馆(当时名称)，应该说这是一座袖珍型的纪念馆，展出面积仅百余平方米，基本形态是悬挂了些历史照片和文字，是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陈列方式。馆虽小，但特别有味、有特点，更加显出了纪念碑的高大。然而，强碑弱馆的格局毕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2000年，该馆二期工程扩建，聘请曾经设计我馆并留下好评的、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齐康教授担纲设计，建造了新馆，我还为其出了点力，当然这是后话。
九一八残历碑的名字真好，贴切、准确、恰如其分。首先是突出了九一八历史印痕的主题，毋庸琐言。“残历”二字，可谓匠心，是指惨痛的历史，还是指残破的历史纪念碑？抑或兼而有之？既有历史本身深刻的内涵，又有碑体自身形态的概括。一个好的名字，能让人易懂易记，还能使主体升华，流传久远。
这座残历碑的设计师在我国也是赫赫有名的，他叫贺中令，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他的许多作品在全国美展上多次获奖，如《骨肉同胞》荣获第五届全国美展二等奖；《白山魂》荣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牌奖；《一衣带水》荣获首届全国城市雕塑评比优秀奖……在现在许多低劣雕塑到处可见，文化垃圾充满城市，尤其是文化场所时，贺教授这尊力作，尤显高贵，可以算得上是时代传承之作。
九一八残历碑的确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增色不少。据说，该馆许多有影响力的活动，如每年九月十八日的“九一八纪念”活动，都是在这座广场进行的，我也应井晓光馆长的邀请亲身参加过在这里举办的活动。每当置身于这座矗立在历史遗址上的高大纪念物前，会产生出一种莫名的激动，那种历史的影响力是直往心里去的，让你久久不能平静。我还陪同敢于反省历史的日本老兵东史郎来到这里，亲眼看到东史郎双手合十、低头惭愧的情景。因为东史郎当年所在日军第十六师团，1937年8月从大沽口上岸后，先在华北，后在东北，同年11月又途经沈阳，从大连上船增援淞沪战场，然后杀向南京的。我不知道东史郎当时内心的世界会是怎样？但从他在该馆组织的集会上发言中，以及他从该馆给在京都家里的久江夫人电话中看，参观该馆及该碑对他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
该碑建成后，对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品质的提升是肯定的。依我看来，如果说从该馆中评选出一个标志性建筑物的话，当属该碑。尽管该馆其他建筑物也有许多亮点和可圈可点之处，但难夺其代表性的地位。
九一八残历碑时刻提醒着人们勿忘九一八的历史。每当我们提到九一八那段历史时，便会想到了沈阳有一座九一八残历碑。
海河之畔的周邓纪念馆
我从事博物馆业已经有18个年头，考察观摩过海内外两百余座各种各样的纪念馆。在我的记忆中，人物类的纪念馆多若繁星，但以两个人物，特别是夫妇二人生平业绩为陈列内容的馆，恐怕只有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2009年4月4日，乙丑年的清明节，一个中华民族传统的悼念先人的日子，我应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以下简称“周邓馆”)的邀请，专程前往这个闻名遐迩的地方，为该馆即将开始的陈列改造出谋划策。
说来也怪，北京天津同系直辖市，两市相距不远，但北京我每年总要去个十次八次的，天津却去的次数不多。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国每座城市都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天津市也一样。几年不见，城内又长出了许多座高楼，海河两岸变得更加秀美。时处春天，这座北方城市已是杨柳吐翠，气候宜人，宛如江南。而坐落在天津水上公园的周邓馆，一定是风景如画，环境幽雅吧？作者(左四)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留影
为什么要在天津修建周邓馆？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天津南开学校是周恩来、邓颖超(以下简称“周、邓”)早年学习并相识相知的地方，同时又是两人故后骨灰撒向大海的地方，是人生的归宿地。为了世代缅怀和铭记周、邓的丰功伟绩和高尚品德，并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海河儿女们于1996年8月27日正式启动修建周邓馆，于1998年2月28日正式建成开放，一座占地面积7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7150平方米的伟人纪念馆，巍然屹立在海河之畔。
带着崇敬的心情，我在周邓馆馆长康金凤，副馆长李爱华、王起宝的陪同下，走进了该馆的大门。只见宽阔的广场青石铺地，绿茵环绕，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青年时代的周、邓高大的花岗岩半身雕像，这尊用6层巨石垒砌成不规则形状的小山，镌刻在左上部的雕像与“山石”浑然一体，气势夺人，尤其是两人眉宇间英气勃勃，把年轻时就有远大抱负与理想的周、邓形象再现在人们面前。园内还有“不染亭”，那是按照周、邓在中南海故居西花厅内的不染亭原样复制的，借以表达对两位伟人一生清正廉洁、无私奉献高尚品德的赞颂。在鲜艳的国旗广场一侧，有一座拔地而起的大棚，棚内存放和展示着周恩来生前乘坐过的专机，专机被保养得一尘不染，崭新光亮，仿佛随时会轰然起飞，载着两位伟人飞往海内外交流。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纪念馆的主体建筑，蓝色的琉璃瓦与灰白色花岗岩石墙，显得雄伟大气，汉式风格的造型是对传统建筑艺术的诠释，中间高高的隆起成三角形大屋顶，而顶部成“凹”状，下部成正方形，两边的建筑呈对称形条状，配以围栏、石柱，整个建筑沉稳、质朴，又十分有特色和创意，难怪该馆的馆徽，选择用场馆主体建筑的立面造型。
走进馆内陈列大厅的序厅，迎面是一尊高大的老年时代周、邓汉白玉雕像，其材质的洁白和雕像的传神，都堪称极为成功的杰作，而背后那幅取名为“海阔云舒”的彩色壁毯背景，更加衬托出两位伟人高大的身躯和宽阔的胸襟。东西两侧浮雕墙，镌刻着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性画卷，寓意两位伟人为中国的社会进步、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立下的丰功伟绩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
走进主展厅，迎面是一幅中年时代周、邓的巨幅黑白合影照片，两人高大的身躯和开怀大笑的乐观神情，给人以难忘的印象。相比较于前述的广场上花岗岩雕塑的年轻与豪情、序厅内汉白玉雕塑的高大与雄伟，第三幅反映周、邓形象的却是亲切与真实。旁边墙壁配有一张海棠花彩色巨照，据说是拍摄于周、邓生前居住地中南海西花园内的实景，彩照上印有颖超书赠恩来的一首小诗：“夫妻庆幸能到老，无限深情在险中。相偕相伴机缘少，革命情义万年长。”寥寥数语，读来让人敬佩万分。
在1200平方米的展厅内观展，许多以前熟悉和不熟悉的图片、文物、文献、影像一一出现在眼前。那张脍炙人口的周恩来学生时代作的《大江歌罢掉头东》手稿，今天读来还是令人激情满怀，暗暗钦佩伟人的英雄气概。那张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课桌椅及学习用具，虽然显得普普通通且狭小陈旧，却因伟人在此坐过而赋予珍贵价值。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1945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时，邓颖超托人捎给他的红叶，红叶被粘贴在一张浅灰色的长方形纸上，纸的上方写有8个小字：“枫叶一片，寄上想念。”而身在日内瓦的周恩来回赠给邓颖超的是两朵外国的红玫瑰。现在，时间已过去50多年，红叶、红玫瑰已经干枯，但红色质地依然可见，反映出周、邓伉俪情深，是令天下夫妇羡慕不已的。最令我感动的，是周恩来当年访问亚欧14国时穿过的那件衬衣，其领口和袖口都是磨损后换过的，邓颖超那件穿过30余年的毛衣，很旧很旧，从中反映出两位伟人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堪称世人的楷模。
出得展厅，我们一行又来到了西花园。这是按照中南海西花园一比一复制而成的。康金凤馆长告诉我，除了园内的树木无法和中南海的一模一样，其余都是非常相像的。的确，我去过中南海西花园，眼前的景确实被复制得十分逼真。我想，广大观众要去中南海恐怕比较困难，但走进眼前这座西花园，去瞻仰周、邓两位伟人曾经为国家鞠躬尽瘁、辛勤工作的办公室，以及日常生活起居的地方，肯定会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走进西花园的屋内，这里一一再现了总理生前的接待室、办公室、起居室等，如今人去楼空，但仿佛音容笑貌犹存。在总理办公室的门上，至今仍贴着一张造反大字报。这是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给总理写的，主要是他们看到总理夜以继日地为党为国工作，心痛不已，要求总理注意休息。邓颖超也在大字报上有针对性地提了五条改进建议，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许多位老先辈也在上面亲笔签名，以示支持。最后，周总理在上面批示：“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在周总理的办公室里还有三部电话，除红色机密电话外，另外两部电话号码为6309、6190。李爱华副馆长告诉我们，北京市电话号码升位，中南海的电话号码也随之改了，但周总理怕改了有人请示工作不便，坚持没让改。如今，这部电话依然通着，只是已永远无人接听了。说着，李馆长拿出自己的手机，拨了“010-6309”，果然，话筒里传来了接通的阵阵长音。此时，我们多么希望周、邓能接听电话，哪怕是一分钟，一句话也行。可是。两主人已驾鹤西去，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长音。
翌日，热情好客的李爱华副馆长还专程陪同我们，去塘沽滨海新区参观。踏上塘沽新区的土地，你会自然不自然地感到脚下是一片热土。眼前的渤海湾，是继深圳、珠海和上海浦东后，中国最具有潜质发展的地方，正如同海岸线上立起的三条高大张扬的龙形抽象雕塑，那是象征着这块沉睡千百年的海滩，将展翅高飞，令世界瞩目。
在海河入海口处，停泊着一艘名叫“新海门”号的游轮，李馆长指着游轮动情地说：那就是当年载着邓颖超骨灰起航，从海河入海口向着茫茫渤海播撒伟人骨灰的游轮。当年播撒周总理骨灰的飞机也曾到达过此地。每年7月11日，周邓馆的工作人员偕同天津市社会各界人士，从这里出发撒花瓣以纪念两位伟人。如今的海河，周邓的归宿地，已经成为一片欣欣向荣的土地日新月异，两位伟人在天有灵，一定会为之动情，为之高兴。
走着、看着、想着。突然，“新海门”号游轮一声长笛响起，是那样的深沉，并伴有激情，一种莫名的念头油然而生，这声音莫不是海河儿女对周邓永恒持久的怀念。(成稿于2009年4月)
新中国的曙光从这里升起
当我从辽沈战役纪念馆简介的封面上，看到这么一句话：“新中国的曙光从这里升起”时，起初感到有点牵强，因为辽沈战役发生在1948年10月，距新中国的成立还有一年时间，该战役胜利后，还有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一系列战役与战斗，说新中国建立的曙光是否未免过早？近日，我应该馆馆长康静波的邀请，带着这样的疑问，参加了庆贺该馆成立50周年活动，再次来到锦州寻找答案。
历史是一个原本厚重的文化，要想深刻透彻地展示与解读并非易事，辽沈战役的历史也是一样。记得我还是早年在人民解放军服役期间，曾学习过辽沈战役史，虽然时隔多年，但仍留下“了不起”的一场决战的记忆。10多年中，因博物界同行的关系，曾多次造访该馆，积累一些感性的知识，但对该馆的认知却始终是零碎不完整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馆前广场上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
有专家断言，任何展览都是主题性的展览，主题被提炼的越突出、越生动，展览的效果就越好。该馆的展览主题是什么呢？无疑，作为军事主题的纪念性场馆来说，应该是纪念辽沈战役吧？我决定用这把尺子，量一量该馆的纪念性建筑与展陈。
大凡成功的纪念性展馆，一定会十分注重纪念性建筑的外形和配套环境的构建。坐落在锦州市内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可以说是一座融教育、博览、旅游、休憩于一体的历史文化主题公园。
据了解，该馆园区过去占地面积近150亩，2004年将南侧的一座公园归还给纪念馆后，园区面积达到了300亩。依山就势，加以整体环境改造后，形成了门、塔、馆三个层次的纪念性功能区域。首先是寓意为胜利呈V字形建筑的园区正门，它采用大斜面、变形大三角的体块，给人以气势宏伟、先声夺人的环境氛围。当我和许多观众走入V字形中间，沿台阶步行道拾级而上时，面对高大的墙体，凸显出我的渺小，历史的伟大。其次是那座主题性纪念塔，塔上的青铜雕塑是一位右手持步枪，左手向前方高举，张开嘴巴呐喊的解放军战士形象。雕塑动感性很强，形象逼真，仿佛是正在冲锋陷阵的战士，为了祖国解放而奋不顾身。与雕塑基座两侧两组战斗场面的浮雕形成呼应互动，个体与群体融为一体，特殊的艺术魄力，瞬间把我的思绪拽进了战火的岁月。尤其是看到塔身正面镌刻着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永垂不朽”12个镏金大字时，一股向建立共和国流血牺牲的先辈们致敬的情感油然而生。塔后面即是建成于1988年的主体展馆，其外形设计也是很独特的，呈对称式围合造型，显得稳健、厚重，近看像一座坚不可摧的城池，远眺又像是一座无坚不摧的坦克车。正面墙体设计了三组大型牌楼式门窗，突出了民族特色和纪念特点等元素。一系列建筑符号与周边方块形的道路及绿色园林融合交汇，十分协调。特别是那座灰白色的花岗岩全景画馆建筑外形的“圆”，与其围合的建筑及环境总体布局的“方”，巧妙地构成方圆之势，富有个性与差别，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变化了的美感。
展陈是纪念性博物馆的重中之重，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出纪念馆存史育人的效果。该馆陈列最为成功之处，是它的艺术感染力强，将一个在时间长河已经消失的历史人物与故事，用艺术手法再现出来，以真实、亲近的教育手法去打动人们。走入序厅，正中间那组动感极强的破墙而出的高浮雕群像，使我想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几名战士奋力扶起星条旗的那尊著名雕塑——《国旗插上硫磺岛》，两者有异曲同工的效果。正是先辈们的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才换来了创建共和国的曙光。在展厅内，我看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正在指挥辽沈战役的《英明决策》，以及《塔山阻击战》的油画，穿过城垣的解放军坦克的景观复原，《辽西会战》的多媒体情景剧等等，一个个栩栩如生、生动形象的造景，再现了辽沈战役一幅幅历史的片段，让人们在感动的同时，也也感悟历史的伟大。
该馆陈列最为吸引人的，当数于1989年10月建成开放的中国第一个全景画馆。伫立在成360度圆的全景画馆圆心之中，那幅名为《攻克锦州》的长达122.24米，高16.1米的巨幅油画，以及枪炮、坦克、弹药箱、地堡、炸弹坑、电线杆、房屋、田地、桥梁等众多实物，组成了近景、中景、远景三个层次，加上声光电效果，宛如走进了辽沈战役的历史空间。全景式地俯瞰各个激战场面，亲身体验和感受到战役场面的宏大、惨烈，它把陈列厅内一个个历史片段串联起来，给观众一个完整的史诗般的印象。
以历史为主题陈列的纪念馆，它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本身也是一部历史，至少辽沈战役纪念馆是这样。2009年6月8日，我参加了该馆主办的纪念建馆50周年的大会，锦州市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套班子的“一把手”全来与会，锦州驻地部队多位将军到会，全国数十位纪念馆馆长专程前来祝贺，从中透出了该馆的巨大影响力。是的，这座建成于1959年1月的纪念馆，建馆时间在全国恐怕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其50年的生涯中，曾经接待过杨尚昆、朱基、尉健行、刘华清、张震、徐才厚、张万年等多位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开馆50年以来，接待了1300万人次的国内外观众，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平台；举办过《百年沧桑》、《中国革命之路》、《中国命运的大决战》等专题展览，把辽沈战役的历史带向全国10多座城市；编辑出版《辽沈战役》、《辽沈风云》、《辽沈大决战》等十几本历史书籍，深入发掘历史内涵和拓展了历史的教育面。半个世纪的光影，留下了该馆奋进不止的足迹，记录了博物馆人拼搏进取、乐于奉献的精神。然而，对于我来说，此次赴锦州参会的收获，不仅仅在于对该馆有一个纵向的全面了解，恰恰在于会上听到的毛泽东主席曾经在辽沈战役胜利后对其评价的那句话：看来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可以大大提前了，仿佛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我想，假如没有辽沈战役的闪亮开场和完美结局，就不会有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就不会有新中国的一九四九。2009年6月8日，作者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参加该馆建馆50周年馆庆时与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沈强馆长(中)等兄弟场馆馆长合影。
有些事的释疑解惑是在不经意之间的。譬如我对“新中国的曙光从这里升起”这句话的疑惑，就是在此次会议期间豁然明晰的。(成稿于2009年6月8日)
傀儡皇帝的伪满皇宫
知道吉林省长春市有座伪满皇宫，并且被辟为一个博物院，那是很多年前的事。近年来，随着馆际交流的增多和我与该院院长李立夫、副院长赵继敏等人私交甚笃，亲身访问的次数多了起来，对它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
当你来到长春市复北路时，远远望去，一大片金黄色屋顶、灰色墙体的建筑十分显眼，那就是占地面积达13.7万平方米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如今它已是首批国家级AAAAA级旅游景区，世界独有的宫廷遗址型博物馆，内涵多重的警示性文化教育基地。
站在这种历史宫殿面前，首先引人思考的是它的名字独特且含义深邃。所谓“伪”字，就是正统的国人不予承认的皇宫，是外来侵略者势力扶持下出现的怪胎，与“伪政权”、“伪军”、“伪保长”等名字同一属性。所谓“满”字，自然是特指“满洲国”而言了，也同样是日本人在中国东北三省建立的伪政权而已。事实上，它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皇帝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时居住的宫廷旧址，也是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推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物。
伪满皇宫的建筑群是有相当规模的，它由六个殿(楼)组成一个庞大的宫廷院落。主要有用于处理政务和举行典礼等活动的勤民楼，集办公、娱乐、居住于一体的同德殿，用以供奉清朝列祖列宗的怀远楼，溥仪及其“后”、“妃”的寝宫缉熙楼，用于举行大型宴会的嘉乐殿，还有书画楼等等。此外，另有东西两个御花园，植秀轩、畅春轩、宫内府、中膳房、洋膳房、卤薄车库、马厩、宫廷花窖、跑马场、禁卫军营房、禁卫军礼堂、假山、防空洞、建国神庙等附属设施。其建筑及园林风格是东西方特色兼有，中日风格并存，具有典型的殖民特征。
走进庭院内，一眼瞥见昔日的宫殿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维修，并陆续被辟为展馆，还新复建一批被毁坏的建筑物。作为博物馆陈列来说，该院近年来新推出《从皇帝到平民》和《东北沦陷史》两个展览，无论从展览内容，还是陈列形式都非常独特，双双荣膺“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奖”，能获此殊荣，实属不易。伪满皇宫博物院外景
我对《从皇帝到平民》的展陈喜爱有加。实事求是地说，一个历史人物的展览，能做到如此高的水平，在全国博物馆界并不多。最成功的亮点，是展出的有关溥仪历史资料透彻、简约、深刻，给人以知识，使参观者深受教益。我在该展厅多次观展，最多耗时3个多小时，且每次看后都有不同的感受。
溥仪的确是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他从末代宣统小皇帝的两次登基到被逐出紫禁城；从移居天津7年的复辟活动到和北洋军阀及日本勾结；从充任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成为民族的罪人，到成为日伪政权的殉葬品；从异国的囚徒，到战犯的改造；从被特赦到成为新中国的公民。透过溥仪其人其事其生平经历，可以看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由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东北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变迁过程，从中折射出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敌侵略和殖民统治中表现出来的伟大抗争精神。
溥仪的一生，可以用“戏剧性”三个字来描述。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位皇帝像他这样大起大落又脱胎换骨的。1908年12月2日，年仅3岁的溥仪登基成为儿皇帝。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溥仪小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觐仪式后，将《清帝退位诏书》交给袁世凯派来的外务大臣胡帷德，溥仪成为退位的中国末代皇帝。1917年张勋复辟把他推上宣统皇帝宝座，几十天后溥仪又成为废帝，短暂的经历成为他复辟愿望的尝试。1925年2月至1932年12月，溥仪在天津过了7年“寓公”的生活，却忘不了勾搭军阀与日本人，心中梦想有朝一日复辟，恢复其失掉的帝位。从他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充当伪满洲国的元首，建立一个直接听命于日本政府的傀儡政权，一步步地走向了深渊。
战后，作为身在异国5年囚徒的溥仪，1950年8月1日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劳动改造，直至1959年12月被特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从皇帝到公民转变的过程可谓之“巨变”，也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特例。
伪满皇宫博物院作为一个遗址型的历史博物馆，展出溥仪其人其事其历史的作用和社会价值是什么呢？为此，我不止一次地求教于该馆李立夫、赵继敏两位领导。他们更多的是从警示性教育功能上来定位。我觉得还是从历史教科书的角度来定位更为全面和准确。因为溥仪作为特殊的历史人物，特殊在既是反面教材，又是成功转化教育的范式。试想，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又是日本人栽培扶植多年的傀儡，还曾经是中国人民的战犯，都可以通过教育改造成为新人，还有什么人不可以教育和转变呢？
傀儡皇帝的伪满皇宫，的确是一处发人深省和不可多得的历史教育基地，值得人们前往观看。(成稿于2009年11月16日)
第二部分 海外文化寻觅
美在垦丁
从孩提时代开始，我便产生了有朝一日踏上祖国宝岛台湾观光的莫名向往。近年来接连错失了几次机遇，更增添了一股神游台湾山水、探寻台湾民俗与文化真谛的情结。
壬午年(2002年)仲夏时分，应台湾社会研究院院长李钟桂女士的邀请，我们江苏省海峡两岸人文环境与社会发展访问团一行9人，6月11日从台湾北端的桃源机场登陆，驱车一路向南，沿途经台北、中坜、新竹、南投、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等地，于6月16日，到达台湾的最南端——垦丁。
假如把宝岛台湾的地形，比喻为飘落在茫茫大海里的一片树叶的话，那么，其南端突兀而出的地形，则宛如树叶底部凸起的连接树干的茎。而垦丁则是茎的末端所在，由于三面环海，形似鹅鼻头，故名曰：“鹅銮鼻半岛”。
垦丁青年活动中心的柯经一先生是位硕士研究生，他绘声绘色地为我们做了介绍：据考证，台湾原本是和祖国大陆连接在一起的，由于地壳的运动，千万年前，台湾漂移到东海里。16世纪，葡萄牙的船只行经台湾海峡，在远远的海上看到盛夏山峰白雪皑皑的奇景，不禁赞叹道：“伊拉，福尔摩沙!”在葡萄牙语中，福尔摩沙是美丽之岛的意思。台湾四面环海，地形多样，气候高温多雨，因此全年均为农作物的生产季节。自古以来，岛上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农产繁盛，除了主要的稻作与蔬菜之外，还盛产凤梨、香蕉、莲雾等水果，种类繁多，可谓水果之岛。
博学多才、口齿伶俐的柯先生向我们介绍垦丁积淀的历史文化时，更是如数家珍，在言谈举止中，带有一份“垦丁人”的自豪感。他说，垦丁所在地隶属于屏东县恒春镇。恒春原名“王乔”，乃排湾族语音译而来，意思是台湾的最南端。清光绪元年(1875年)，台总督建议清廷设县，由于此地气候四季如春，才更名为“恒春”。垦丁则是清光绪三年(1877年)，台招抚局自广东潮州招募壮丁到此地垦荒，为纪念这批筚路蓝缕的开垦壮丁，因而得名。
垦丁的山水及自然景观是迷人的。垦丁现已被辟为国家公园，占地3万多公顷，另有10海里经济保护区，1海里珊瑚保育区，除设有南仁山和龙坑两个生态保护区，成为独辟蹊径的垦丁森林游乐园外，还有众多的景点和旅游线，不仅有大尖山、小尖山、猫鼻头、青蛙石、船帆石、香蔗湾、情人滩、鹅銮鼻灯塔、风吹沙等主要景点，还有龙峦赏鸟中心、关山观落日和晚霞处、龙磐观日出日落和观星处、社顶公园植物之旅、香蔗湾观热带林、东门古城楼及城墙、牧场观牛羊群等等，用“一步一景、如诗如画”来形容此地美景并不夸张，故而每年吸引了500多万游客造访寻幽。
垦丁的物产是富饶的。除了盛产各种海鱼海产，还有2000多种珊瑚石，海资源十分丰富。海岸上，有山猪、蝴蝶、蛇、蜥蜴等动物。在此处的动物世界里，尤以大白斑、红纹凤蝶、绿燕蛾等一大批五颜六色的蝴蝶享有盛名。此外，岸边的七彩珊瑚石上，还生长着琼崖海棠、台湾海枣、草海桐、血桐、羽黄福禄桐、臭娘子、林投、水芫花、毛苦参、棋盘脚等一批热带植物。最为罕见的树名叫棋盘脚，它在夜晚开花，天明时落英，每朵花是由数十根针状花蕊组成，像一把打开的扇面，扇柄处为乳白色，扇面处为粉红色，可爱极了。最为名贵的花名叫水芫花，它匍匐在海岸边珊瑚石上，小小的叶子小小的花朵，看似平常，却是国宝级的植物，每公斤价值1.5万台币。导游告诉我们，垦丁有三宝：“琼麻、洋葱和西瓜”。究其原因，是此地常遭受从太平洋上刮来的落山风的影响，大树很难存活，但洋葱、西瓜等低矮植物易于生长，并且在松软的沙土地里长成后，口感甜美，以至于洋葱当做水果卖，令人百吃不厌。
垦丁的历史是悠久的。排湾族很早就在这里居住，留下许多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及民族特色物品。而在当地住民与现代文明发生碰撞的历史记载中，当数鹅銮鼻的灯塔最为典型。该灯塔建立在台湾岛的最南端，面对巴士海峡，左为太平洋，右为台湾海峡，视野辽阔，景色壮丽，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凸现了它在汪洋大海中的重要指航作用。据悉，该灯塔能照耀20海里范围，不仅是目前“亚洲第一灯塔”，而且是唯一一座曾经用武装保护的古老灯塔。相传在1885年，美国的一艘轮船在垦丁附近的海面触礁沉没后，美国曾向清朝廷施压，要求在此处设一灯塔。1887年，清朝廷在此建造灯塔后，当地住民不断来此袭击，遂在灯塔处修造了城墙和护城沟，城墙上有射击孔，城墙拐角处设有地堡，至今仍历历在目，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垦丁的民俗文化遗存是厚重的。在垦丁，有不少闽南式建筑散布在青山绿水之间，远远望去，朱门白墙，红砖瓦屋，古意盎然。而规模最大的闽南式建筑，恐怕要数垦丁青年活动中心的仿闽南建筑群了，它共有17幢建筑，均为台湾名建筑师汉宝德教授精心设计。讲解员黄淑凤小姐告诉我们：闽南式建筑是台湾最常见的传统建筑，它强调屋脊与层面的曲线，屋脊分燕尾背和马背两种。所谓燕尾背是指弯曲、两端上翘如燕尾般的屋脊，多用于庙宇及官宅；所谓马背是指两端不翘起，形成拱起如马背的山墙，多用于民宅。而马背山墙又分五种形状，象征金木水火土五行。从建筑格局上看，又有三合院、四合院和三落院及祠堂、书院、客栈等形式。三合院形状如“冂”字形，是常见的农宅形式；四合院形状如“囗”字形，为官绅地主所喜用；而三落院以三合院、四合院为基本格局，作纵向或横向发展，为地方名门望族或官宅使用。黄小姐还饶有兴趣地告诉我们，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不仅燕尾背和五种马背形状的房屋一应俱全，而且三合院、四合院、三落院等宅第形式全部都有，且每幢房屋均冠以姓氏名称的堂号，如王姓的“太原堂”，陈姓的“颖川堂”，吴姓的“延陵堂”，张姓的“清河堂”等等。走进内屋，木门木栓挂锁，木栏木阶木窗，又仿佛走进一个久违了的生活空间。把中华民族文化与传统建筑融为一体，让青年们在欣赏好山好水的同时，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熏陶，可谓匠心独具。
垦丁人的生活是别有一番情趣的。鹅銮鼻小学是地处台湾最南端的一所学校，该校传统的毕业仪式是要求每个学生穿上潜水衣，在海中潜泳2000米以上。如此特别的毕业典礼，恐怕世界上难有第二所学校。垦丁地域狭小偏僻，却异乎寻常的热闹，不仅白天游人如织，夜晚时，垦丁街上灯火通明，叫卖声不绝于耳，仿佛这里不是海角天涯，而是一座喧闹的城池。垦丁人钟爱垦丁的山水。翌日早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负责人郭金龙先生陪同我们在海边散步时，发现海滩上有些许漂浮物，他马上走上前去，弯腰捞起来，放进岸边的垃圾桶内。他说，垦丁人都有较强的环保意识，仅他们这一个单位，2001年就主动耗资300多万元台币，修建一条排污管道至污水处理厂，以保护海洋环境。我想，正因为有这样一群热爱垦丁、热爱生活的垦丁人，才使得垦丁充满着活力，充满着美誉、充满着希望。
美在垦丁，我爱垦丁!(成稿于2002年6月24日)
被毁的阿里山神木在诉说
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一首台湾民歌《阿里山的姑娘》，把阿里山唱得名扬遐迩，每天吸引数万名游客来此观光。
2002年6月13~14日，笔者访问了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亲眼目睹如诗如画的秀丽景色，也听到许许多多关于阿里山的历史故事，其中最引我注意的，是当年日军曾在这里滥伐千年古木，破坏千年流传的原始森林，掠夺我国的自然资源的历史。虽然事过境迁，但至今仍历历在目，不敢忘却，特作此文，真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阿里山古森林位于海拔2480米的高山上，常年云雾缭绕，雨水充足，植物群生长得十分茂盛。在阿里山火车站附近，徒步沿巨木步道拾级而下，笔者顿时被眼前一棵棵巨大的古树惊呆了。一棵棵“千年桧”、“光武桧”(东汉光武帝年间生长的桧树，距今约1800年)遮日蔽天，伟岸挺拔的身躯像一座座刺破天空的铁塔，粗大的树干，恐怕4~5人伸臂也难以合围。上前一看，每棵巨树下都有一个小小的说明牌，标明树龄、树高和树胸围。树龄有3000年、2300年、1500年、900年不等，树高一般都在50米左右，树胸围达20米左右。有一棵叫“阿里山神木”的枯树，因数年前雷击轰然倒下。从说明牌上得知，此神木树龄为3000多年，树高55米，树胸围23米，倒地后仍犹如一具庞然大物，令人瞠目结舌。
在大片的神木古树群中，也出现一个个巨大树根，树根之大宛如圆桌般大小，一个个黑糊糊地立在那里，在绿色的植被中极为刺眼。陪同我们参观的台湾社会研究院的曾木炎专委指着树根说：“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曾动用大量的劳工，在阿里山滥伐树木，运至日本修筑宫殿寺庙，这些树根就是他们疯狂掠夺台湾资源的历史见证。”曾先生接着说：“日本人大量伐木，砍到后来他们自己也害怕了，怕触犯了树的神灵，于是，便在前边树林里修建了一座树灵塔，以祭祀这些被砍倒的巨树神木的魂灵。”曾先生的说法很符合日本人的特性，在日本的文化中，笃信万物皆有灵，而人或物死后则变成神。当年他们在阿里山滥伐古树，毁坏千年积淀的森林资源后，却假惺惺地建造一座形似炮弹的“树灵塔”，实际上是为他们自己建造了“罪孽碑”，而那一个个古树根，像一尊尊不朽的耻辱碑，永远向人们诉说着中华民族遭日本侵略、奴役和掠夺的历史。
1895年甲午海战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统治台湾达50年之久，而日本攫取台湾，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掠夺台湾的财富。日本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而台湾的富饶资源正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日本的缺陷。因而19任总督都将掠夺台湾的资源和财富作为他们的重要使命。正如日本第4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所说的那样：“印度使英国致富，台湾应成为日本的宝库。”他在总督府设立殖产局，专门负责调查台湾的各种资源。在殖产局设林务课，经过几年的调查，发现阿里山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森林资源。为掠夺这里日本急需的森林资源，殖民当局经过几年的努力，修建了通往阿里山的铁路，从1910年起，对这一带森林进行了掠夺性的开采。
越走进山的深处，被砍伐的神木越多，因而留下的树桩越多。由于被砍伐年代的久远，粗大的树桩上，落上树种后又成活了一棵棵似水桶粗、饭碗口粗不等的大树。有的在一个树桩上，还同时长成三棵大树，或四棵大树，被称为“三兄弟”、“四姐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新的生命昂扬蓬勃地走向未来。在深山老林中，有两泓彼此为邻的水塘，绿水碧波，好像两面光亮耀眼的镜子镶嵌在青山之坳。据说，当年日本人在此监督伐木时，曾强奸了当地一户住民的两姐妹。两姐妹受辱后分别跳入两水塘，故取名为“姐妹塘”。那水面波光粼粼、岸边芳草萋萋的水塘，仿佛正不断地向人们诉说着那段屈辱的血泪史。
在阿里山古森林中，有一条窄轨的小火车轨道盘旋。这正是当年日本为掠夺阿里山树木资源而修建的，日本人正是通过这条铁路，不知从这里掠夺了多少资源。今天，小火车成为阿里山森林游览区的一条独特风景线，装载着中外游客，轰隆轰隆地从森林中呼啸而过，好像是一个巨大的物证，印证着日本曾在阿里山疯狂掠夺资源的历史。
在阿里山的一家茶社中，我们见到一位大眼睛的阿里山姑娘，名叫罗兄，她热情地招呼我们品尝了高山云雾茶。明明是女儿之身，却起了个男人的名字，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便主动与之交谈起来。在闲谈中，笔者得知，罗兄小姐是当地布农族人，她告诉我们：“古森林原来是我们的祖宗山，祖先的魂灵住在那里，因而是座禁山。狩猎时，如果猎物跑进那里，猎人是不会追击的。由于千百年来无人进入，所以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但日本人来了以后，砍了林子，毁了祖宗山。听说他们将阿里山神木运到日本，在名古屋等地盖寺庙，所以我们阿里山人到日本去，不仅不进寺庙，而且还要向它们吐口水，以解心头之恨。”从她的愤愤不平中，我们能体会到阿里山人的情感和对于历史的记忆。
今天，在台湾，并不是所有年青人都像罗兄小姐那样，对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有切肤之痛的。记得在日月潭观光时，年轻的讲解员在讲述日月潭风景过程中，不时地称赞起日本人来。她说，当时的日本人真了不起，他们打通了山洞引水过来，使日月潭水库形成了规模。他们修筑了拦水大坝，当时说要抗10级地震，后来阿里山地区曾发生过7级地震，大坝安然无恙。言谈举止中，无不流露出对日本人的感激之情。这位小姐的观点，笔者实在不敢苟同，听了她的话语，如针刺在喉。应该承认，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之后，曾尽其所能对台湾进行了开发与建设，的确给台湾带来一些变化。但是，日本殖民当局的这种开发，主要是为了掠夺台湾的财富和资源。这种用于开发的资本，相当一部分是从台湾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它浸满了台湾人民的血泪。笔者过去曾听说当今台湾有一股“亲日”和“哈日”的情结，诸如李登辉“亲日哈日论”、日本石原慎太郎“台独论”、小林纪善漫画集《台湾论》等竟然在台湾有市场，看来并非空穴来风。像日月潭那位小姐有同样历史认知的台湾青年，恐怕不在少数。他们不仅要为阿里山秀丽的青山碧水骄傲，更应该在被毁的神木面前进行反思，从历史中悟出一些国格和人格的真谛。(原文刊载于《南京党史》2002年第6期)
济州岛上寻访历史
早就听说朝鲜半岛的最南端有个名叫济州的岛屿，那是韩国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也是个具有沧桑历史的地方。记得在2002年1月，我去汉城大学参加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研讨会期间，韩国友人曾经热情相邀去济州岛访问，但因我要急于赶回国筹办会议而未能成行。几年来，济州岛之行一直成为我心中的夙愿。
2003年末，我随中国学术代表团一起再去汉城，参加编写《东亚历史》教科书国际学术会议后，受韩国学术团体委员会委员长、济州四·三历史研究所所长姜昌一教授的邀请，与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步平和该院历史研究所王希亮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维木和吴广义研究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李宗远副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苏智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附中特级教师周靖等一行8人，对济州岛作一历史考察。
从汉城到济州岛，如选择水陆交通，需要坐10多个钟头的车辆，再坐10多个小时的海轮，差不多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若乘坐飞机作空中旅行，仅需要45分钟。现代的交通工具，的确给人们带来了方便。
汉城的机场其实有两座。一座是汉城国际机场，位于汉城数十公里外的仁川市，大概相当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主要用于国际航班的停靠；另一座位于汉城市郊，类似上海虹桥机场，主要满足韩国国内航班进出汉城的需要。我们一行就在这里乘坐韩国国内航班直插蓝天。谈笑之间，飞机已降落在济州岛上。
前来迎接我们的是济州四·三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金昌厚和事务处长吴承国等人，其中许多人在南京与我见过面，彼此间比较熟悉，交谈也较为随意。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及在岛上一天多的时间里的所见所闻，使我们对济州岛的地理、人文和历史情况逐步清晰起来，觉得这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历史访谈。
一、济州岛与南京一样，历史上也发生过大屠杀惨案，无辜平民曾遭到残害。
济州岛是由25万年前火山爆发形成的，是座四面环海的孤岛，与朝鲜半岛陆地并不相连。它与周围的100多座更小的岛屿，像散落在太平洋里的一把翡翠，镶嵌在朝鲜半岛的最南端，其中最小的名叫马罗岛，岛上只居住着20人，而济州岛在这些小岛中属于大哥大，面积为1800平方公里，现有人口57万人，在韩国的行政区划中属于“道”，与中国的“省”级差不多。济州道下辖济州和西归浦两个市。西归浦这个城市名与中国人徐福有关，传说当年他带领500名童男童女到日本后，途经济州岛，在岛上采到了“不老草”，准备向西回归故里。西归浦意为向西回归的码头。
济州岛属于国际自由城市，是韩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特区。这里风光优美，属亚热带气候，到处有高大的棕榈树，森林茂密、芳草萋萋，岛上有海拔1950米的汉拉山，它是韩国境内最高的山，在韩国有从汉拉山到白头山(长白山)而奋斗的精神，意为南北统一的精神，汉拉山因此被称为是韩国民族精神的发源地。岛上还有一座海拔200米的山，名叫山房山，形状宛如一座大帐篷的山头，矗立在海边上，传说它是汉拉山头上飞出来的一块巨石，因为它的体积正好和汉拿山顶的天池容积一样大。济州岛上没有工业，只有旅游业、农业和渔业。特别是旅游业是支柱产业，已经取代传统的农业和渔业。岛上每年接待游客达500万人以上，其中40%是外国游客，日本人最多，中国游客每年约20万人。
然而，就是这座风景秀丽的海岛上，曾经也发生过一桩大屠杀惨案，济州四·三历史研究所梁作勋研究员这样告诉我们，并简要地介绍了“四·三屠杀事件”的来历。他说：在美军政府镇压的济州岛，反美反朝鲜半岛分裂的势力在岛内占据着优势。被美军政势力镇压的左翼组织朝鲜劳动党济州岛支部，于1948年4月3日凌晨，提出抵抗镇压，反对阻碍朝鲜国家南北统一的“5·10行动”，阻止韩国单独选举，并发动武装起义。美军政当即派了1700名警察部队，展开镇压，居民因害怕上山躲避。5月10日，韩国200个选举区同时实施国会议员选举。结果，济州岛内两个选区因罢选投票率不过半，选举无效，成为韩国历史上唯一罢选成功的记录。但因选举受阻，美军政派出美军20旅团长任伯郎上校为济州地区美军司令官兼任济州当地作战最高指挥官，统率警备队、海岸警备队、警察与美军，于1948年10月17日下令，凡在距离海岸线5公里以上的岛中央半山腰地带通行的人，一律视为暴徒，不问理由，即刻处斩，至1948年3月的5个月内，从吃奶的婴儿到80多岁的老人，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并执行烧死、饿死、杀死的所谓“三尽计划”，使汉拉山成为一片火海。初毁的房屋达35500栋，损失的家畜达46000头，被害人数约3万人，其中，目前已确定被害者姓名的有14626名，女性占2443名，10岁以下儿童占657名，60岁以上老人占675名。
韩国当代史研究著名学者布鲁斯·克明斯博士指出：“美国对济州四·三良民屠杀事件不但要负道义的责任，同时也要负法律的责任。”近年来，韩国政府对济州四·三事件给予了应有的关注，金大中总统曾提出“查明真相，平反、适度的补偿”的解决方案。去年11月，韩国现任总统卢武铉亲临济州岛，代表国家向四·三事件受害者遗属表示道歉和赔偿，并决定国家拨款1000万美元，修建“济州和平公园”及“四·三事件纪念馆”，以此告慰无辜遇难者在天之灵。
看来，历史是公正的。不管时间过了多少年，反人类的暴行总是会得到清算的。正因为济州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都是无辜平民受到了屠杀，两地有着相似遭遇的共同历史。
二、济州岛上至今残留着日军军用机场遗址，韩国历史教授说：“当年日军飞机正是从这儿起飞去轰炸南京的”。
大概是由于我们中国一行8人都是从事历史研究的，聪明好客的韩国友人专门安排我们去考察岛上残留的日军军用机场遗址。
载着我们的大客车在海边奔驰，路越来越窄，城市与民居越来越远。汽车在山房山脚下的一块旷野里穿行，我的视野里出现一个个水泥构筑的呈马鞍形状的飞机机库，机库虽然早已荒废，周围是一块块农田，但一半裸露在地上的建筑物，依然是那么庞大，那么扎眼，可能由于质地坚固，形状没有受到任何损坏。我用心地数了一下，大概还有17座。我们一行学者忍不住拿起照相机，隔着车窗一阵拍摄，都想多留些资料。细心的韩国友人干脆将车停下，让我们下车去拍照。
下车后，忽然感到海边的风很大，阵阵寒意向人们袭来。我留意目测了一下与大海边的距离，大约有三、四千米。韩国济州大学教授瘐仁博士指着一个个机库对我们说，这儿就是当年日军军用机场遗址。日军从1933年开始在这里修筑机场，作为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最大空军基地。当时由于日军飞机较小，机身较轻，使用海边草皮跑道起飞和降落。他转过身来指着大海告诉我们，这里的正直方向就是南京。据我们韩国人考证，日军首次使用济州岛机场是1937年对南京城的轰炸。由于这里离南京空中直线距离较近，飞机在南京投弹后，有足够的时间飞回济州岛加油和装弹，比在日本本土起飞要缩短很多距离，狡猾的日本人选定在这儿建机场，目的就是矛头直接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而当时距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年，距全面侵华时间还有四年，足见日军侵占全中国是早有预谋的。
瘐喆仁教授的讲话，印证和补充了侵华日军轰炸南京的历史资料。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简称“南京纪念馆”)现存的资料，1937年，侵华日军曾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后的第三天，便派飞机轰炸南京，最多的一天竟达90余架次飞机，并且一直持续轰炸到1937年12月侵占南京城之前。由于当时中国防空力量很弱，日军飞机曾肆无忌惮地实施低空轰炸，轰炸的目标准确，对古城南京造成的损坏非常严重，对此，当时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拉贝、马吉、威尔逊等在日记中均有详细地记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效侯、张夜城等都亲眼目睹，特别是当时南京市长马超俊，曾于11月4日就日军空袭南京造成破坏情况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称“自8月15日始，至12月15日止两个月中，共遭(日机)空袭65次，投弹517枚，造成南京市民死亡392人，伤438人，损毁房屋1949间。从轰炸范围看，遍布南京11个区。”在南京纪念馆史料陈列厅中，至今仍展出了这部分史料和当时南京遭轰炸后的街道、学校、医院的惨状照片。
当年轰炸南京城的日军飞机究竟是从哪里飞来的呢？这是多年来史学研究的一个谜。以前有学者估计是从上海吴淞口停泊的日军军舰上起飞的，但没有足够的史料佐证，加上当时日军能升降飞机的舰船不多，90多架飞机显然还有其它机场。前几年，长崎大学高实康稔教授曾告诉我们，轰炸南京的飞机有一部分是从长崎大村机场起飞的，但由于大村机场较小，也不可能同时起飞和降落那么多飞机。这次终于找到了历史的答案，轰炸南京的大部分日本飞机，是从济州岛上起飞的。
济州岛上有日军机场，还可从去年南京纪念馆刚刚征集的伊藤兼男照片集得到印证。在这本侵华日军航空兵士兵的战地照片中，留下伊藤兼男亲笔照片说明文字：1937年7月应征召入伍。在佐世保军港待命；8月1日从佐世保乘船去济州岛，在岛上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航空(地勤)训练；11月乘船去中国；从大沽口上岸后去北京南苑机场，1938年1月5日从北京到南京大校机场。伊藤的从军经历，证明了济州岛当年确实为日军侵华的空军基地。
济州四·三历史研究所吴承国研究员接着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防止美军飞机轰炸，日军在济州岛开始修建飞机机库，上面种植草皮，把飞机藏在下面。随着日军侵略东南亚各国的步伐加快，日军疯狂地在济州岛扩建机场，他们强制当地居民充当苦力，使机场一度达到相当大的规模。1945年，随着日军的战败投降，济州岛获得了解放，但这里的机场一度为美军接管并使用。”他指着山头上的雷达基地说：“这也是当年日本人建造的，后来为美军所用，现在韩国人仍然在使用它。”
听完韩国两位教授的介绍，我们又来到一块有两个篮球场面积大的水泥地上，旁边有破损程度严重的机场塔楼和了望塔各一座，我们登上塔楼顶层，上面有锈蚀的铁板，估计那是铁塔的底部铁件，铁塔早已了无影踪，可能被周围居民拆除当废铁处理了也说不定。在得到韩国友人的同意下，我随手捡了几块小铁板，准备带回来作为展览时的文物用，让残存的铁板见证日军曾经轰炸南京的史实。
三、共同的经历使济州人与南京人缩短了距离，中韩两国学者共同心声：携手共筑东亚和平未来。
晚上，我们下榻的济州宾馆的二楼宴会厅灯火辉煌，人头攒动。韩国朋友为我们中方人员来济州岛访问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济州岛上最高行政长官、韩国济州道议会议长金荣训先生等一批行政官员，济州四·三历史研究所的一批专家学者，四·三事件遗属代表等60多名韩国友人，大家济济一堂，气氛热烈。
宴会厅的中央正前方有一个大舞台，舞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精心制作的三色会标，分别写着两条标语：“济州四·三研究所邀请中国学者交流活动 韩国与中国现代史--和平与人权：济州四·三事件和南京大屠杀的研讨会”，把宴会的主题描述得淋漓尽致。
晚会由韩国学术团体委员会委员长、济州四·三历史研究所所长姜昌一先生主持，金荣训议长首先致欢迎词，他在代表济州岛全体人民热烈欢迎中国朋友来岛上作客后，热情地希望南京和济州携手，共创和平未来。接着，济州四·三历史研究所朴赞殖研究员向我们报告了“四·三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准备于明年在岛上筹建和平公园、四·三历史纪念馆等设想，笔者也应邀登台作了“南京大屠杀史实及南京纪念馆事业发展”的基调报告。
会上，还举行济州四·三历史研究所和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结为兄弟友好所，携手加强历史研究和交流，共同为东亚和平出力的协议书，姜昌一先生和笔者分别代表上述两个所在协议上签了字。姜昌一先生向南京纪念馆赠送了一个“海女神像”泥塑，让它永远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守灵。笔者也向济州四·三历史研究所赠送了一面锦旗，旗上写着：“以史为鉴共创未来”。
短暂的济州访问，给我们中国一行学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共同的遭遇生长成共同的历史责任，那就是铭记历史教训、携手构筑东亚的和平。(原文刊载于《华人时刊》2004年第5期)
釜山观海
我是在细雨蒙蒙之中来到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的。
冬日里的小雨像雨又像雾，仿佛给这座海港城市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薄纱，更增添了一抹朦胧感。
因参加“东北亚和平带战争遗迹国际学术会议”，韩国主办方东北亚历史财团和昌原大学庆南学研究中心，将我们安排住在大海边上的一座名叫天堂的大酒店。我曾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住这么好的酒店还是第一次。
推开入住的1108房间的门，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这不仅是因为酒店内部陈设是超五星级的，更主要的是透过一扇落地窗，茫茫大海近在眼前。你会看到海鸥在海空中自由飞翔，几只海轮正划破海面缓缓前行，一只红色的航海灯塔，好像是从海里面长出来的一束火把，显得那么鲜亮。蓝色的海水、黄色的沙滩，与楼下绿色的树木，构成一幅海边美景。推开玻璃门，站在阳台上，你还会听到大海咆哮的声音，那是由巨大的海浪撞击沙滩发出来的雷鸣般音响，那是大海巨男在歌唱，一声接着一声，永不停息，总是那么有力量。釜山海边一角
定下神来细细地观察，才发现沙滩上早有星星点点、三三两两观海的人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走近了海浪。是呀，人们总是喜欢大海的，亲水是人的本性。
我也经不住大海的诱惑，顾不得收拾行李，立即冲出房间，冲出大楼，冲到海滩，似乎自己的脚步已被大海的神经所牵引，全然没有了旅途的疲劳。
沙滩很大，离岸50多米。发现偌大的沙滩上及海水里，你根本看不到一片纸屑，一个烟头。这使我想起曾经在我国大连、舟山、青岛、威海、厦门等地观海时，沙滩上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垃圾，特别是白色的塑料废品总是随处可见。
风很大，推动海浪很高很急，它们一波接着一波地撞向沙滩，又以很快地速度缩回海里，好像是在对我说：“来来来呀，敢下水斗浪吗？”对于常年坚持游泳锻炼身体的我来说，曾在香港的浅水湾、厦门的鼓浪屿、威海的刘公岛、舟山的朱家尖等海水中畅游过，体验过海水游泳的舒适，此时的确被搅得心里痒痒的，恨不得立马跳进海水，投身到大海宽阔无垠的怀抱里，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只可惜忘带了泳衣，又担心天气太冷，只能望海兴叹，白白地辜负了一泓蓝色洁净的海水。
中午时分，在海边散步的人们越发多了起来，全部神态轻松，绝大部分是情侣。他们互相依偎着，或是牵手在大海边奔跑着、走动着、追逐着、跳跃着，构成一幅幅海边情侣百态图。这使我想起学生颜玉凡在得知我此次将造访釜山，给我发的一条“釜山是个浪漫爱情之都”的信息，眼前的情景证明她说得对。浪漫大抵是需要有条件的，譬如这天然的海风、海水、海浪、沙滩。
一对恋人正在喂海鸥，数百只鸟儿围着他俩上下翻飞，形成了一幅海鸥戏人、人戏海鸥的特殊画面。我连忙举动手中的相机，拍下了精彩的一霎。这情景使我想起，曾在日本的濑户海上航行，也曾在轮船上喂海鸥时，一只贪婪的海鸥竟然被我一把抓住，逗得身边的日本友人哈哈大笑，称我眼疾手快。那是我有生以来与海鸥的零距离亲密接触，从此更喜欢这大海的精灵了，它们红嘴巴、红脚爪，灰白相间的羽毛，与海水总是显得那样的协调。它们是海的宠儿，总是在海浪上翱翔，在海边歇脚，大海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走出沙滩，登上被石头垒砌得十分整齐精致的海堤，它高约1米，堤面有条不太宽阔的柏油公路，路边的人行道铺设讲究，每隔一截有一处用木栅栏围合的小空间，供游人们扶栏观海。路的另一侧约50米是绿化带，里面被精心地布置一些雕塑和坐椅，方便观海的人们观赏与休憩。绿化带尽头便是一幢接一幢的酒店、旅馆的建筑，全都是上档次的，能够与大海为邻的一定不差。
从路边的一块用中文标注的地名牌上得知，此地叫海瀛台，它是唐朝时崔志远先生路过此地而命名的。崔志远年轻时曾在中国学业有成，并在我的家乡南京附近的扬州、溧水等地任过官吏，是中韩文化交流的老前辈。不知他当年回国后路过此地观海时是什么心境？一定是心潮澎湃吧。要不怎么会写下这流传千古的三个遒劲大字。海瀛台海滩形状为天然的弧形，现在已经被开发成海边浴场。东西两头有几座小山头，平添了海边如画般的风景。只是东头的小山上布满了小饭店、小茶社，还有游船码头，充满了市井的热闹。而西侧的山头则显得富贵些，韩国最高级的饭店大都集中在这里，其中有座像飞碟形状的建筑物，2005年APEC会议就在这里举行，卢武铉、胡锦涛、布什、普京等各国领导人集中在这里开会。今天，我们有幸和他们一样，在这里下榻，在这里观海，在这里留影……西边的山上还有座崭新的跨海大桥，名叫广安，宛如海上飞起的一条彩带，便利了人们的交通出行，也使古海瀛台显得十分年轻有活力。
黄昏时刻，恋海的人们依然在沙滩上。海边的天气黑的较晚，都19时了，依然能看见大海的轮廓，看见浪花在翻腾，看见海边仍有观海的人，只是少了许多。远远看去，一对恋人，共同打着一把红伞，他们在海边久久地相拥，是想让大海作证爱情史话？还是不愿离开这多情的沙滩？只是那把红伞，像点着了的爱情火把，呼呼地在海边燃烧着……作者(左二)在会议现场与其他会议代表合影
黑幕终于降临在海边，海滩上终于绝了人迹。只见那海水像一条舞动的白带，在海边跃动着，航标灯也伴随着海涛的节拍一闪一闪地发出红光。海面上，几只渔火远远地亮着，仿佛挂在天边的星星。人们的足迹移到了堤岸的人行道上，路灯下，一对对情侣继续勾肩搭背，缓缓地走过。
晚上，我躺在床上，耳畔里传来涛声阵阵。心想，我住的大酒店名字真好，天堂!多么诗意化的名字呀，这楼房不就是一艘在海边停歇的巨轮吗？我们房客呢，好像就躺在海轮里，任凭海浪去摇啊——摇，不知不觉间，我头枕着海涛，与大海一起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早晨6时。连忙拉开窗帘观海，只见大海还在沉睡之中，黑黝黝的，只能隐约看见那条白带，那个海浪，那盏航标灯。一轮弯月像挂在空中的一把镰刀，调皮地对我眨着眼睛。
7时，天色蒙蒙亮，依稀可见大海了。看!它依然像昨日一样，广阔无垠。海滩上，开始有人走动，有人在观海。
7时15分，海的尽头升起一道暗红色的光芒，近处的天空像被海水洗过一样，湛蓝湛蓝，十分地洁净，令人心旷神怡。
7时30分，红色的光亮向东边倾斜，西边的天空变成蔚蓝色，而东边的红光却越来越大，终于染红了半边天。嗬!海上的朝霞原来是这样的美丽。
7时45分，太阳出来了，红红的，圆圆的，亮亮的，犹如孩子的脸。海面上立即被洒下了一束金光，蓝色的海水被一条金黄色的光带切割，像被扎上了一条金色的腰带。一只小机动船，“卟卟卟”地开过来，犁开浪花，穿过了“金腰带”，打破晨时海边的宁静。
8时，海水里边出现了几个黑点点，一个、两个、三个……一共九个。九个小黑点自东向西游动。哦!原来是九个冬泳的人。他们的毅力和搏击大海的能力，均使我羡慕不已。大概是他们看见我了，海水里的人们突然停止了游泳，一起在海水里高喊，喊什么，我不知道，也不需知道，只是使劲地向他们挥手，表示热烈地回应，算是表达对这些弄潮儿的敬意。
8时30分，沙滩上来了7个捡垃圾的女人。她们扎着头巾，手提着一只蓝色的长塑料袋，并排地由西向东从我视线中走过。虽然并未捡拾到什么垃圾，但仍然细心地履行着职责。她们是这片海滩的守护者，难怪海边的容貌是如此的洁净。
太阳晒在金黄色的沙滩上暖洋洋的，这里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浪花依然有力地撞击着沙滩，海鸥依然在欢快地飞翔。新的一天开始了，这多情的海滩呀，一定又会吸引来更多观海的人。(成稿于2008年12月22日)
造访菲华历史博物馆
2009年9月15日，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我们到达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再经过约13个小时在空中的连续飞行，转飞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对于我们一行6人来说，都是第一次到达脚下这片陌生的土地。好在迎接我们的是一位从中国台湾来此定居的伊美达小姐，她性格外向，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地向我们介绍起了菲律宾及其马尼拉：菲律宾是个群岛之国，共有大小岛屿7000多个，像镶嵌在西太平洋中的一颗颗明珠。菲律宾陆地面积只有29.97万平方公里，其中吕宋岛、棉兰老岛、萨马岛等11个主要岛屿，占该国总面积的96%。这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其8857万总人口中，马来族人口占85%以上，少数民族和外国后裔有华人、印尼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西班牙人和美国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原住民。尼拉湾畔的马尼拉，早在公元16世纪起就不仅是著名的商港，而且是一座风光秀丽的城市了，人口约159万。它位于吕宋岛西岸，是菲律宾人口最多和全国最大的港口，也是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975年11月，菲律宾政府决定把马尼拉、卡洛奥坎、奎松、帕萨伊4个市和玛卡蒂等13个区组成大马尼拉市，使人口达1090万。
入住旅馆，稍事休息后，我们便去菲华历史博物馆参观，并实地考察该馆的展览设施，为2009年11月在菲举办《南京的记忆》展览做前期的准备。好在路途不远，转过几条街，便到了这座博物馆门前。
迎接我们的是几位熟识的老朋友，2009年4月去南京参加过《父辈的战争》展览开幕式。她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卡门·帕蒂拉女士、菲律宾退伍军人银行副总裁迈克先生、世界华人商会秘书长兼该馆馆长洪玉华女士等人。熟人相见，异国所产生的距离感一下子消失了。
走进博物馆，洪馆长递给我们每人一份该馆中文简介，随手翻阅一下，首先弄清了何为“菲华历史博物馆”，意即展示华人在菲律宾历史生活的博物馆，其封面用黑体字写着“见证华人在菲律宾的传奇，从寓居者到华裔菲人，这是他们的故事，这是我们的故事”；封底写道：“我们的血统是华人，但我们的根深扎在菲律宾的土地中，我们和菲人民紧紧相连。”这些文字等于是份在菲律宾的华人宣言，言简意赅，道出了他们的心声。这座小小的历史博物馆，好比就是一把帮我们打开了解在菲华人历史的钥匙。2009年9月，作者参观菲律宾菲华历史博物馆。
这座于1999年开馆的博物馆有上下三层，展区面积约1500平方米，馆虽小，但却很精致，陈展的手段也比较现代，采用场景式复原手法较多，空间布局较生动。为我们讲解的是位姓吴的菲律宾大学教授，是位专门研究在菲华人历史的专家，讲解的内容宽泛且有一定的厚度，让我们这些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的陌生人走进了历史的时空。
华人到菲律宾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冰川时期，那时候菲律宾与亚洲其他地区是被陆桥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华南的部落人群，曾通过陆桥到达菲群岛生活，他们带来了华人的文化及民族习俗流传至今，中菲之间交流的印记在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船队到达菲律宾之前几个世纪大量存在。当年，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农具和装饰品，被用来交换菲律宾的龟甲、燕窝和珍珠等特产。在展馆中，展出了在菲出土的10~17世纪的中国陶器和瓷器，见证了中菲古老而又广泛的交流历史。
特别是明朝时期，菲律宾是中国海上贸易航线，可称为是海上丝绸之路或海上陶瓷之路。那时大部分是从泉州出发，经马尼拉、苏禄、婆罗洲、马六甲，至墨西哥、秘鲁、西班牙，运出去丝绸、陶瓷等物，换回白银。据说郑和下西洋，有几次都是走的这条航线。过去，习惯上把菲律宾、文莱等国叫南洋，把文莱以东叫东洋，文莱以西叫西洋。历史上菲律宾前辈们多次到中国内地交流，如渤尼国王客死在金陵，南京城南郊至今仍保留其墓及石碑；东王客死在德州，现在山东德州仍有菲裔后人，他们在时隔588年后的1981年，第19代菲裔从山东来菲寻根，再次说明中菲交流源远流长。
菲律宾成为殖民地的历史达385年之久。其中，西班牙人统治333年，美国人统治50年，日本人统治2年，因此，殖民文化在这片国土上尤为深厚。在菲华人在殖民统治期间深受其害，生活十分不易，华人曾与菲律宾人民一起，奋起反抗外来侵略与殖民统治。1571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于1582年在马尼拉城外修建了“八连”的建筑群，让华人与其他族群分离居住，对华人集中迫害、骚扰甚至大屠杀。1603年，在八连屠杀2万人，当时在菲华人几乎被杀绝；1639年在八连居住的3万华人，被杀2.4万；1686年，6000名华人被驱逐；1790年，最后一个华人居住的八连被毁，5万名华人被杀掉2.5万人。历史上的6次屠杀，华人遇难者超过10万人。19世纪以来，在海外吸收了西方自由思想的华人混血儿们，领导了菲律宾的改良和革命运动，如三位殉国的神甫、甲美地十三烈士、菲民族英雄扶西·黎刹等，他们都具有华人血统。最特别的是纯华人血统的刘享赙将军，在反西和反美的战斗中英勇顽强，战功卓著。在日本侵略菲律宾的最黑暗的时期，曾经制造了马尼拉大屠杀惨案，10万多人蒙难，由华人组织的游击队与菲人并肩战斗，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2009年4月至8月，菲律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出为期3个多月的《父辈的战争》展览，上述展览内容曾经震撼了100多万中国的观众。
华人在菲律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1900年，马连诺、林合等在菲华人曾与孙中山一道，在日本横滨接受先进政治思想。1896年，又有一批华人与菲人的混血儿们去欧洲学习，吸收了自由、和平等开明思想，回菲律宾后播下了革命火种。1898年美国人统治菲国后，华人们于1899年在菲开办了一批学校和工厂，1920年华人又办起了中兴银行，1891年建立崇仁医院，1904年成立菲律宾中华商会。菲律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400年，但最早于1593年印制的天文、地理知识的三本书，就是华人印制的。菲律宾的宗教也很奇特，在中国式的寺庙里供奉着天主教的耶稣，或圣母玛丽亚与妈祖合二为一，他们叫做观音玛利亚，说明了中国文化至今还有很强的渗透力。在展览中，我们还看到了许多位杰出的在菲华人物，如第一位菲律宾总统萨米溜·亚银那浴，大艺术家洪救国，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第一位菲律宾毕业生未申智·林，菲律宾工商巨头薛华诚等人。特别是出生在菲律宾的叶飞，曾任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海军司令等要职，他的父亲就是一位在菲华人，名叫叶荪卫，母亲则是菲律宾人，其出生地为距马尼拉130公里的智亚旺。1989年，叶飞将军回到阔别70年的家乡，当他吸食椰子汁的时候曾深情地说：“这可真的找到回家的感觉了。”“馆舍虽小，但内容丰富，吴老师为我们讲解了一个多小时，使我们对华裔菲人的了解逐步明晰起来，更加从内心敬重在菲华人，他们的确与菲律宾人是一家人。”访问团团长李福全的一番话，道出了大家的共同心声和观后感。随后，我们又在馆里的会议室里座谈，商谈2009年来该馆举办《南京的记忆》展览的细节，由于双方事先都有准备，且有多名在菲华人参加，易于沟通，很快便达成共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和期待，在马尼拉的合作办展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成稿于2009年9月)
南京的千手观音想回家
早就听说南京有一尊千手观音菩萨像，在战争期间流散到日本名古屋市，并且有着一段曲折动人的历史故事。
百闻不如一见。不久前，我随南京赴日和平交流团一行去名古屋市访问，在日本朋友长冈进等人的陪同下，亲眼见到了这尊在日本长达63年之久的南京千手观音。
与南京大屠杀有关联的千手观音
头发花白的长冈进先生，是日本名古屋市邮电工会的一名退休干部。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日中友好交流，曾和水谷胜彦、铃木广幸等人一起，成功地策划和开展过一系列活动。譬如：1987年前，他们在日本制作和发行了一张“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电话磁卡；1995年，他们又在日本做了印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指甲剪；1997年，他们还在日本制作南京大屠杀史实流动展，并先后在名古屋、大阪、鹿儿岛等30多在日本名古屋的南京千手观音佛像座日本城市展出；2001年，他们又为 “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 制作购图书卡等等。他们是一批尊重历史史实，促进中日友好的日本进步力量。
对南京大屠杀史颇有研究的长冈进先生说：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侵华日军侵占了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城之后，旋即开展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屠杀了30多万名辜平民和中国的被俘官兵，在日军占领南京最初的一个月内，仅市内就发生了2万多起强奸、轮奸的暴行，古城南京有1/3的建筑被烧毁，大量公私财物被掠夺。南京大屠杀事件被当年的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生活》周刊、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等媒体披露后，震惊中外，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召回日本，退役还乡回到名古屋。为了安抚南京市民，日本有关方面从松井石根的家乡名古屋市挑选了一尊11面观音佛像，即11个观音面孔，佛像高11米，于昭和16年(1941年)送给南京。这尊来自名古屋市的观音佛像送到南京后，一直被供奉在南京毗卢寺内。当时的汪精卫伪政权为了讨好主子日本人，特将南京毗卢寺内的一尊千手观音佛像，回赠给了日本名古屋市。经过一番周折，这尊南京的千手观音终于飘洋过海，来到了异国他乡。
人们常对观音菩萨抱有虔诚的心态去供奉，因为传说中观音菩萨有着救苦救难的和平形象。但在战争中，日本不仅鼓动许多僧人从军，成为侵略战争的帮凶，而且连佛教中的观音也被利用，为其战争机器和目的服务，名古屋的11面观音佛像送到南京，南京的千手观音佛像漂流到日本就是一例实证。为了向日本人民介绍这两尊佛像，长冈进先生耗费了数年时间，创作了一本漫画集，2002年10月由日本鸟影社正式出版。“如果没有日军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就不会有两尊观音佛像的交换，南京的千手观音也就不会到达日本”，长冈进先生肯定的说。
南京的千手观音被“关”在日本40年
几年来，对于日本名古屋的11面观音佛像和南京千手观音佛像交换的历史故事，我听名古屋的朋友讲述过多次。但对交换两尊佛像何时、何人提出，其历史过程怎样？这是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我向长冈进先生请教，他说：“昭和十三年(1938年)10月，原《名古屋新闻》从军记者足立松阳向日军上海特务机关的顾问小池提出建议，把文化建设作为‘日华亲善’的基本方针，两人一致认为，从日中两国都有影响力的佛教着手，缔结‘亲善关系’。在说到用日本哪尊佛像赠送中国时，足力记者想到了名古屋的11面观音佛像。于是，足力回日本国后，立即向当时的名古屋市长和宗教界负责人谈了与小池顾问的设想，得到了赞同。昭和十六年(1941年)2月28日，11面观音佛像正式从日本名古屋港起运，3月20日到达南京港，后被安置在南京大行宫附近的毗卢寺内。3月29日，毗卢寺举行11面观音落成大法典礼。从此，这尊用中国台湾阿里山巨型桧木制作的11面观音佛像，又回到了中国的土地上。”
当时的伪南京市市长蔡培，为感谢日本，于中华国民三十年(1941年)4月14日，决定将毗卢寺内的千手观音佛像回赠名古屋市，日本特务机关长原田少将等日本人奉命接受了捐赠。千手观音佛像从南京港出发，5月19日到达名古屋港。当时，千手观音佛像被暂时安置在东别院里。6月7日，又被移送至名古屋市郊外的觉王山的日泰寺安置，并在那里举行了欢迎式典。在这个欢迎仪式上，名古屋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净土宗相应寺住持真野耕云提出联合建造“兴亚山日华寺”，供奉南京千手观音佛像，当时的日本文部省以“没有前例”为由不认可。千手观音佛像到达名古屋6个月后，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南京的千手观音建寺庙的事被搁置下来。
角田玉清先生是日本名古屋市乡土文化会会员，他研究南京千手观音佛像已经6年了。他告诉我们：当年，南京的千手观音佛像作为“亲善友好”的象征到达日本名古屋市后，并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欢迎和重视，而是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没有地位。尽管这尊千手观音佛像无论从造型艺术，还是色彩、材质上都非常完美，但还是受到了歧视。大约到了昭和四十三年(1964年)10月，名古屋市有关方面在郊外墓地附近的小山上，建了一座和平堂塔楼后，从南京来的千手观音佛像，才被移入塔内的二楼中安放，但该堂终年关闭大门，每年只有一天开门，也就是说，这尊千手观音佛像每年只有一天重见天日，其它364天都是被关在塔内，并像这样一关就是40个年头。
听到角田先生的介绍，作为南京人我心中不禁升腾起一股对千手观音佛像同情和怜悯的心来。虽然我不懂得佛教，但早就听说有“人争一口气，佛靠一炷香”的说法，对于这尊难见天日的千手观音佛像来说，长期以来既没有人给它烧香，更没有人会重视它的存在。这在一个极为重视宗教的国度里，绝对是一件荒唐和很不正常的事情。在名古屋市旅居多年的华侨叶山裕子小姐告诉我们：“40年来，能有机会看到这尊千手观音佛像的中国人，包括你们在内只有三批人，第一批是2002年春天，南京市对外友协副会长孙文学先生一行，第二批是2003年6月，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吴瑞筠女士一行。”叶小姐的一番话，更增添了我们迫切见到来自南京千手观音佛像的焦急心情。南京的千手观音想回家日本名古屋市和平堂，中间门内供奉南京的我们一行人分乘两辆面包千手观音佛像。车，在长冈、水谷、角田、近藤、天竺桂、叶山等日本朋友陪同下，来到名古屋市郊外的和平堂。
眼前的小山包上，矗立着一个方形两层塔状建筑物，高约10米，塔底层4米见方，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虽然已是正午时分，这里荒无一人。只有满山坡的杂草和小树，在风的吹动下左右晃动，似乎多少有点生机。
沿着台阶拾级而上，平台上的右前方，有一块说明牌，大体介绍和平堂建造的原因和捐款者的姓名。塔的顶部有一块小木牌，上用红色汉字写着“和平堂”三个字。绕到塔后，经一扇铁门可进入塔内，再沿着塔内的一人木梯上到二楼。当日本朋友打开了二楼上唯一的一扇门窗后，一股光线射进黑暗狭窄的塔内，我们才亲眼看到这尊被隐藏数十年的南京千手观音。
千手观音佛像的确非常漂亮，精美绝伦。虽然历经数十年无人问津和整修，但光彩依旧，特别是镀在面部的金粉依然金光闪闪，头部上方的千只手，只只栩栩如生。但由于年久失修，佛像底座已经腐烂破损，靠另一根木棍支撑才未倒下。受重力的影响，佛身稍稍倾斜。在惊叹之余，我们忙着拍照。相机发出的光亮，照在佛身上，使千手观音更有种神秘感。此时此刻，我仿佛听到了南京千手观音在对我们说：“我想回家。”
在千手观音的一侧，立着一尊一米高左右的佛像，日本友人告诉我们，那就是当年送给南京的11面观音的模型，被缩小了10倍，但形状是一样的。
说起送千手观音佛像回南京的事，长冈进先生苦笑着说：“我们一直呼吁和坚持送千手观音佛像回南京，但在日本方面的困难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完的，主要是对历史认知方面有分歧，很多人对历史真相不清楚，对两尊观音佛像为何交换的事不知道。现在，保管‘千手观音’佛像的是名古屋市政府，不是日本宗教界，而名古屋市政府方面认为，当年日本赠送给南京的11面观音佛像，由于在“文革”中遭到毁坏而不复存在，单方面交换观音佛像是不合适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名古屋市政府方面，多从维护和促进两市友好的大局出发，使复杂问题简单化，用宗教渠道和文化交流的方式促成千手观音佛像回归南京。鉴于日本是个多地震的国家，而千手观音佛像已破损，如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维护，一旦有轻微地震，恐怕这件宗教艺术珍品会毁于一旦。”
天竺桂尚穗先生的父亲，当年是11面观音佛像的制作者之一，曾参与护送11面观音去南京。他说：“原来我们认为，在20世纪就该完成护送千手观音回南京，但一直未能如愿。现在都21世纪了，真希望早日促进千手观音佛像回归。听说，现在南京的毗卢寺已修复，千手观音该回家了。”(原文刊载于《华人时刊》2003年第11期)
送别东史郎
东史郎去世了。
这一消息迅速通过中日两国媒体的传播与放大，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与热评。我作为与东史郎生前曾11次谋面的好友，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本馆)馆长，与南京对外友协副会长孙文学和本馆翻译常嫦一起，受江苏省、南京市领导和500多万南京人民的重托，专程赴日本参与东史郎的葬礼，体验了一段紧张忙碌且有特殊意义的经历。本文现将林林总总的过程记录下来，以飨读者。
日夜兼程 跨国奔丧
1月3日，人们还沉浸在新年节假之中。是日下午3时，我接到日本支援东史郎审判实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支援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从京都打来的电话，告知东史郎先生已于当日上午11时48分驾鹤西去。虽然此前我曾经得到日本方面关于“东史郎再次病危、这次恐怕不行了”的消息，但是，当噩耗传来时，仍悲痛莫名。立即以本馆的名义向东史郎亲属发去了唁电，并将这一消息，向南京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作了汇报，并筹划在南京举办相应的活动，以追思这位勇于反省历史的特殊日本友人。
讲东史郎特殊，是因为他曾是一名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士兵，但又在战后以公布战时日记、忏悔和反省历史的诚意，赢得了南京人民的谅解、支持和肯定。十多年来，东史郎与南京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次日清晨，受江苏省和南京市领导以及南京人民的重托，以南京市对外友协副会长孙文学为团长、以我和本馆翻译常嫦女士为成员、专程赴日本参加东史郎先生葬礼的访日团正式成立。正式筹备赴日的有关事宜。
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充满悬念的计划。因为本馆此前已得到东史郎亲属从日本发来的“悲报”，告知东史郎葬礼将于1月6日上午10时采取“密葬”的方式举行，即除家庭亲友外，不邀请外人参加。此时，离东史郎葬礼的时间也只有两天了，时间紧迫，路途遥远，东史郎家人态度不明，能否成行，感到把握不大。因为按照惯例，仅办理日本签证，最少得5个工作日，加之东史郎家所在的丹后半岛地处偏僻，离京都还有约4个小时车程。
江苏省和南京市外办的同志十分支持，立即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取得联系，向他们说明情况，争取破例支持。另一方面，当我们将意愿表达后，很快得到东史郎亲属和日本支援会、神户青年活动中心、日本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的邀请或鼎力相助，仅用一天时间，在一无邀请函正本、二无邀请担保书的情况下，办好了护照和赴日签证。简直不可能办成的事竟办成了。老华侨林伯耀对此不敢相信，他说：“我在日本50多年，第一次听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办好赴日手续，简直是奇迹和破天荒的事。”
怎样去日本？也是件分秒必争的事。南京去日本关西国际机场的班机，每周只有周二、五两班，而1月5日是周四，只能绕道上海浦东机场前往。我们一行3人10时从南京出发，17时30分乘坐国航的CA163国际航班起飞，于东京时间20时30分到达大阪。办理出关手续后，到达下榻的神户旅馆时，已是深夜23时40分。
日本旅日华侨林伯耀原打算用1辆面包车，连夜将我们送到丹后半岛，以便次日参加东史郎葬礼。但天公不作美，京都连日下起了大雪，到处是白茫茫一片，夜晚行车，冰冻路滑，安全难以保证。于是，临时改变计划，乘火车前往，但需要转换两次车。
稍事休息后，我们在林伯耀先生的陪同下，于6日凌晨1时30分从神户出发，驱车赶到京都火车站时已是3点。由于冰天雪地，天气寒冷，偌大的车站内，除我们一行4人外，只有另外一人在候车。我们除在飞机上吃了一点简餐外，10多个小时没有进食，此时饥肠辘辘，冻得浑身发抖。但望着陪同我们前行的林伯耀先生，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华侨，也和我们一样站在瑟瑟寒风里，心里充满了敬意和感谢之情。假如没有他的带领，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3时47分，我们乘上了去丹后半岛特急火车，途中经丰冈车站转车，终于在清晨7时23分赶到野小站，到达了丹后半岛。
我们与东史郎并非是亲人，但却日夜兼程10几个小时，踏冰冒雪，忍饥挨饿，跨国奔丧，表达的是南京人民对东史郎先生的一点敬意之情。
隆重葬礼 各方关注
冬日的京都，一片银装素裹。冰雪凝封，大地如眠。林木似玉柱，草地像棉被。望着眼前的皑皑白雪和舞动的雪花，总觉得就好象东史郎飘逸着的满头白发。
东史郎的葬礼仪式在丹后市野町野3156号的向井葬祭野祭场举行。祭场外围安放着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总领事邱国洪、南京人民政府、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本馆、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全国联络会、日本支援会、日本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日本东铁路工会、香港实业家陈君实夫妇等34个中日两国单位和个人敬献的花圈。祭场门厅的桌子上，摆放着中、英、日文版的《东史郎日记》，以及由我和山内小夜子共同主编的《东史郎日记案图集》。这些书籍被放在这样一个突出的位置上，可见东史郎亲属的用意，大概是想再次告诉人们东史郎与《东史郎日记》及其《东史郎日记》诉讼案的关系吧。
穿过门厅，迎面有两个大厅。右侧大厅为灵堂，左侧为接待休息室。我们是第一批到达祭场的，由于时间还早，两座大厅内只有东史郎的遗孀东久江一人，穿一身黑色衣裙在守灵。按照日本人的习惯，男人参与追悼会时应着黑色西装，内穿白色衬衣，并系黑色领带；女人则着一身黑衣服(裙)。我与久江老人曾两次在东史郎家见过面，想不到这位86岁的老人，一眼就认出了我。我赶忙上前与她打招呼，请她节哀珍重。看到我们风尘仆仆、千里迢迢赶来参加葬礼，老人竟激动得流出泪来。当我向久江夫人询问东史郎先生有无留下什么临终遗嘱时，想不到久江坦率地告诉我们，东史郎临终前嘴里仍喃喃有语说：“我写的和说的都是事实，法庭为什么要判我败诉。以败诉来结束人生，我不服。”由此我想到东史郎曾表示要上诉到联合国去，甚至要求阎王爷评个公道。东史郎这种坚持公理与正义而不屈服的精神，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不过，东史郎去世时脸上显得很安详，久江太太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当即将从南京带来10包东史郎夫妇喜爱的南京特产——老山冻干粉送给她，并将南京追授给东史郎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别贡献奖章(铜质)”，以及《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南京日报》、《现代快报》、《江南时报》、《扬子晚报》、《南京晨报》、《金陵晚报》等中国媒体有关东史郎去世的报道，赠送给久江夫人时，她连连说：“谢谢!谢谢!”，并说东史郎得知后，一定会很高兴。她执意要将这些报纸放到东史郎的棺材里，一起火化掉。说着，她捧起这些物品，蹒跚着脚步，真的往灵堂走去。
我们随着久江太太来到了灵堂。只见大厅内迎面是一座木制祭台，正中悬挂着东史郎先生的遗像，那是一幅蓄着白色长发、身着灰色西装、打着蓝色领带、戴着宽边眼镜、一脸慈祥的东史郎像，背景为日本的富士山。遗像被鲜花簇拥着，两边各立着6盏橘黄色的木灯笼，前台摆放着供果和几盏烛台，周围摆满了东史郎生前亲朋好友赠送的几十个花篮，一片庄重肃穆的氛围。祭台后面，东史郎安详的躺在木棺内。
久江夫人领着我们走到木棺前，打开了棺材前方的两扇小木盖，露出了东史郎蜡黄苍白的脸，让我们看一看长眠着的东史郎遗容。确实如久江夫人所说，他死后的面容很安详。这是一张我十分熟悉的脸，我与东史郎曾在中国六次相会，在日本五次见面。我俩曾同台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市青年联合会、南京市社科联、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上海市图书馆、日本冈山县和平中心、大阪国际和平中心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我俩曾共同在南京、北京、东京、大阪、京都、广岛等城市作和平交流；我俩还一起应邀到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南京电视台、上海电视台、浙江电视台等电视台作访谈节目；我俩曾一道在南京中山码头、玄武门、仙鹤门、北极阁等南京大屠杀遗址，以及南京中山北路101号、原中国最高法院旧址和江宁县上峰地区进行了手榴弹实爆试验；我俩还曾比肩去过日本众、参议院和日本最高法院，面见日本国会议员和日本法官，当面陈述南京大屠杀史实和《东史郎日记》记载的准确性；本馆曾聘请东史郎作为名誉馆员，还曾在南京为东史郎88诞辰祝寿；等等。一时间思绪翻滚，浮想联翩，以至于怔立在东史郎棺木前许久。林伯耀先生小声提醒我；“朱馆长，赶快拍点照片吧，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这才转过神来，赶紧拍了一张真正的东史郎遗像。
一直忙碌着的东史郎三女儿长岛和子来了，她曾于1999年2月陪同其父来南京，参加本馆举行的“《东史郎日记》案资料展”；他唯一的儿子东隆史和儿媳东照子来了，东隆史也曾于1997年8月，陪同其父到过南京，并去中山码头和仙鹤门遗址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献花谢罪；他的大女儿小林芙美子、二女儿细井寿子和小女儿小川绫子也都来了，我们一一打了招呼。东隆史告诉我们，其父亲一辈子性格倔强，从不随意称赞别人，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其夫人久江不仅为东史郎生了五个儿女，而且几乎每天为东史郎操劳，但东史郎在与夫人结婚后50多年时间内，从未对夫人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却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望着成天为自己操劳和奔波不停的86岁太太，东史郎深情地说：“久江，你辛苦了，我真感谢你呀!”。东史郎一辈子只说了一句感谢的话，却让久江夫人和儿女们感动一辈子。
这时，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葛广彪走进了灵堂，日本支援会的山内小夜子，山本干夫，菱木政晴赶来了，名古屋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联络会会长平山良云先生赶来了，中国在日华侨刘燕子夫妇赶来了，新华社东京分社特派员吴谷丰、中央电视台驻日本记者站站长孙岩赶来了，东史郎亲朋好友也陆续来到了……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东史郎送行，愿他一路走好。日本友人悄悄地告诉我们，日本的《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神户新闻》等报纸，也分别报道了东史郎病故的消息后，也有不少日本人从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神户等城市赶来为东史郎送行，使参加葬礼的人数近200人，大大超过预计的送葬人数。我想，人们为何要主动来向曾经是魔鬼的东史郎表达敬意？其实，从人格和精神层面而言，作为“鬼子”的东史郎早已死了，从东史郎反省谢罪的那一天起，他已转变为维护和平的勇士。大家敬重的，是获得新生后的东史郎。
10时，葬礼仪式正式开始。7名日本和尚按日本佛教仪式，为东史郎咏经唱颂。在日本东本愿寺佛教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山内小夜子，是位对日本佛教颇有研究的权威人士，她告诉我们，按日本人一般人的葬礼，主持仪式的僧侣通常只有一人，最多两人，像东史郎这样有7名高僧大德共同主持的十分稀少，足见葬礼之隆重。据说请僧人这一项，就花费了200万日元。山内还告诉我们，在东史郎病危期间，支援会成员前往医院探望东史郎时，他仍想最后再去一次南京，当医生告诉他，如果你坚持要去南京的话，可能就要倒在南京，回不来了。东史郎却坚定的回答：“即使倒在南京，我还是想去。”想不到，这已成为东史郎先生永久的遗憾。为此，本馆与东史郎亲属商定，年内将邀请其遗孀久江夫人带子女来南京，完成东史郎生前未及实现的遗愿。
在葬礼仪式上，山内小夜子和孙文学先后代表中日两国人士致了悼词。山内说：“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东史郎为什么有勇气坚持反省和谢罪呢？一是基于对正义的思考；二是基于人类的良知；三是对战后和平环境下家庭幸福生活的感悟。作为日本声援会，我们将永远支持东史郎的正义行动，继承东史郎的遗志，向更多的日本人传播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为建立真正的经得起考验的日中友好而努力。”孙文学说：“我们受南京市政府的委派，代表南京人民专程从南京赶来参加东史郎先生的葬礼，是为了表述对东史郎勇于反省历史正义行动的支持和感谢。东史郎从战时的加害者转变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和加害事实的斗士，这是需要勇气和家庭亲友支持的，尊重历史的人应该得到历史的尊重。”接着，在僧人唱经声中，东史郎亲属及出席葬礼的全体人员，逐一向东史郎先生的遗体告别，人们走上前去，双手合十，祈祷东史郎冥福，然后用一片树叶，掬起些许水粒，轻轻地抹在东史郎遗体的嘴唇上，最后向他鞠躬告别。当人们回到座位上后，葬礼司仪开始宣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中国人权基金会、南京市人民政府和南京市对外友协、本馆、香港陈君实夫妇、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60周年全国联络会等中日两国团体和个人发来的唁电，葬礼仪式至11时结束。
东史郎的棺木被12名年青人抬出灵堂外，放至灵车上。此时，东史郎亲属和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来到室外，其儿子东隆史代表其亲属致答谢辞。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生性刚强的人，不随意称赞别人，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其夫人久江不仅为东史郎生了五个儿女，而且几乎每天为东史郎操劳，但东史郎在与夫人结婚后50多年时间内，从未对夫人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却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望着成天为自己操劳和奔波不停的86岁太太，东史郎深情地说：“久江，你辛苦了，我真感谢你呀!”东史郎一辈子只说了一句感谢的话，却让久江夫人和儿女们感动一辈子。他还透露了一个秘密：“其父亲东史郎年轻时曾有一个愿望，想当一名外交官。想不到阴差阳错，在战争期间当了兵，参加了侵华日军和加害中国人的行列。在他的人生后半程，虽然不可能实现当外交官的夙愿，但却为建立真正的中日友好及和平事业，做出了一定地贡献，其影响不输一名外交官，这是东隆史对其父亲骄傲自豪的评价。”东隆史在答谢辞中还特别感谢南京人民多年来对他父亲的支持，寻找地图、邮政袋、做手榴弹试验等，这次还专门派人来参与葬礼，使他们全家人十分感动。最后，东史郎灵车在家人亲属的护送下，送往火葬场火花，整个葬礼即隆重又简朴，其亲友们认为十分圆满。
12时30分，我们与林伯耀、山内小夜子、山本干夫等6名“外人”，受东隆史的邀请，与东史郎亲属一起去“火葬场”，去拜谒东史郎的遗骨。其实，“火葬场”离葬礼仪式现场不远，只有10分钟的车程，小小的火葬场只有两座火化炉，在左侧的炉子上方，挂着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字：“东史郎”，当天只火化了东史郎一个。此时炉门已经打开，东史郎的遗骸连同铁制的火化车被推出了炉子，一具完整的骨架子摆在人们的眼前。日本人的丧葬习惯与中国人真是不同，按中国的习惯，此时的亲属应该痛哭流涕，而且哭声越厉害越显得悲痛，亲情难舍，而此时的东史郎亲属没有一个流泪和痛哭的，大家围着东史郎遗骨边看边指指点点，有说他的骨头是很硬的，有的说他肠、肺等处黑色粉味为肠癌所致的，而我却想起了1999年12月16日，第一次去东史郎家做客时，他亲笔为我题写的匾牌上书：“(中国人)以德报怨对待日军俘虏，(我)顿首再拜；为将日军侵害的事实真相澄清于人，我不惜粉骨清白。88岁东史郎致朱成山先生。”，我眼前的东史郎遗骨，确实是清白的，而那些黑色的粉末，好比是他前半生参与侵华战争时留下的黑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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