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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30 17: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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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暮辉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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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张西望

东张西望试读:

Book Recommendation

In 1992,Korea and China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By coincidence,I was in Beijing when the news of the signing ceremony was announced.Three years later,I went to Beijing again,and studied Chinese language in Beijing University.Within the following 10 years,I served twice in China at the Korean Embassy in Beijing.Looking back to 20 years ago,in the early 1990s,I remember that China was still somehow mystery to foreign people.China's doors were not yet completely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past 20 years,the change of China was not just about statistic numbers and fast-emerging skyscraper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The real changes of China have been the openness,inclusivity,self-confidence,as well as widened international view.Such transition has been found among China's young generations,the so called"post 80's"of China,who were just about 10-year-ol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early 1990s.At that time,they were still educated by old conceptions such as"Peaceful Transition".Who could have imagined that 20 years later,this generation would grow up,lead and drive the process of changes,also start to think deeply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a and the world.

Muhui is one of such China's new generations that I know.I first met him at the interview for the recruitment of research staff in our Secretariat.His calmness,self-confidence,as well as his plan and dream for future life-to become a diplomat,impressed me deeply.Th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Secretariat is the first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mong China,Japan and Korea,which marks a new era for the trilateral cooperation.I am happy to see that Muhui could join the Secretariat as a founding member.I am happier to see young people from China,Japan and Korea could move away from their past prejudice and conflict,work and mingle together in the Secretariat,increas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rust.They are enthusiastic,creative,willing and good at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from other nations and cultures.They have their own views towards future paths for the trilateral cooperation.I believe under the roof of the Secretariat,these younger people are making a new history.In other words,the future of th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depends on them.

As one of China's"post 80's",Muhui has a lot of experiences which could be admired by people of his age.He has been living,studying and working in diverse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Japan,Korea,United States and Hong Kong before thirty years old.More importantly,he read and thought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wrote down his observations and analysis of diverse cultures,societies and social systems,and compiled them all into this book.Possibly benefited from his work experience in media,I could feel that he has acute journalist eyes and unique perspectives displayed by his insights and penetrating criticisms throughout the book.From school life to society,culture,and furthermore,political systems,the book tells his experiences and observations step by step.For a less than thirty year-old youngster,this book is completely a new endeavor for him,but also a valuable asset in his life.

Through his book,I see one Chinese elite's self-introspection of the current Chinese society and his hope for China's prosperous future.I wish Muhui's comparative observation on China,Japan and United States could bring more inspirations to readers.I also look forward to reading his next work which will reflect his understandings of Korean society,as well as his thoughts and plans regarding th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among China,Japan and Korea.Secretary GeneralTrilateral Cooperation Secretariat

译文:图书推荐

1992年,韩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三年之后,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在此后的十年中,我先后两次来到北京,在韩国驻中国使馆工作。回想二十年前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仍然记得,那时候的中国还很封闭,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国的形象还很神秘,中国对世界的大门尚未敞开。

二十年来,中国的成长不仅仅表现在令世人瞩目的统计数字,和北京、上海那些林立的高楼大厦上。中国真正的变化,在于中国人逐步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和日益扩展的国际视野。这种转变潜移默化地发生在中国新一辈年轻人身上。中国人经常提到的这一批“80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还只是十岁左右的小学生,当年他们所受的教育还不乏如“和平演变”这样早已“过时”的字眼儿。谁又能想到,二十年过后,中国的这一批年轻人走进社会,引领并推动中国的变化,并更多地开始思考未来的中国和世界。

张暮辉就是这样一位我所认识的中国年轻人。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秘书处研究人员的招聘面试上,他的从容、自信,以及他对自己未来人生的梦想和规划——成为一名外交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国合作秘书处是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第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标志着中日韩三国合作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我希望秘书处今后能够成为三国合作的发动机和智慧库。我很高兴见到暮辉能够进入秘书处工作,更加欣慰地看到来自中日韩三个国家的年轻人,能够摒弃矛盾和偏见,在秘书处共同工作、互相交流和融合,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他们充满热忱、满怀创造力、愿意并善于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交流,对于三国合作的未来更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构想。我相信在秘书处的屋檐下,这些年轻人正在创造历史。中日韩合作的未来,将由他们谱写。

作为中国的“80后”一代,暮辉有着令同龄人羡慕的经历。未满30岁,就已经在日本、韩国、美国、香港等多个地方工作、学习和生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对于异国文化多一份思考和研读,并将自己对不同国家文化、社会以及制度的观察和分析点滴记录下来,汇总成这本观察手记。或许是受益于他在媒体的工作经历,读者可以从文笔之中感受到他的敏锐,观察问题的角度独辟蹊径,批驳社会现象也更加一针见血。从学校生活,到社会文化,再到政治制度,由浅入深地铺开自己的体验和观察。对于一个未满30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是一笔人生财富的累积。

从他的书中,我看到了中国年轻一代精英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反思,以及对实现中国未来富强的愿景。我希望暮辉对中国、日本和美国三国的观察和比较能带给读者们更多的启示和思考。同时我也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希望届时能够读到他对韩国社会的见解,以及对中日韩三国合作的规划和思考。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 申凤吉

序言: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东西并蓄

青年学者张暮辉写了一本书,取名《东张西望:一个80后的美日文化观察》。书名取得颇为朴实,并无一般畅销书耸人听闻的吸引眼球手法,但仔细琢磨却十分耐人寻味。

这耐人寻味之处首先在于,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同时留学过美日两国的,似乎并不多见。一般出国留学,多主攻欧美,或主攻中国近邻日本,美日“通吃”的并不多。美日“通吃”虽然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但实际上其背后包含着更深的含义,那就是美国是当今世界尚存的最强大的国家,而日本则是亚洲迄今第一个崛起的国家。我们的前辈,多有留学欧洲和日本的传统,因为欧洲是人类现代化的起源,而日本则率先在亚洲实现了现代化;因此,如果说在欧洲学习的是理论,那么在日本则更多可以看到欧洲现代化如何在东亚文化的土壤上生根开花。

今天的中国虽然已开始所谓崛起的进程,但人类现代化的普遍原理究竟如何与东亚文化的土壤相结合,依然是东亚(包括中国)的人们面临的一个挑战。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不少先驱都是先到欧美,然后再到近邻的日本学习,其本意无非都是先学习现代化的一般原理,然后再到同为东亚文化的日本,实地考察现代化在东亚土壤上成功的例子及其经验。

从这个意义上说,了解欧美之后,若能再了解日本,并全方位加工所见所思,系统梳理,深刻提炼,对中国未来现代化的逻辑和真谛必定会有更深的感悟。

作者曾经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后进入凤凰卫视资讯台工作,现任职于政府间国际组织——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留学素有东洋、西洋之分,但能先后求学于东洋和西洋,并就读于世界顶级大学,这是作者的难得经历。作者通过此书,记录留学生活中的社会观察,并进行中日美三国的社会文化比较。与以往类似的留学记录书籍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希望以一个记者的视角,写下更多观察、比较、分析、解读类的文章,而并非简单的记录描述。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张西望:一个80后的美日文化观察》看似朴实,实际上却包含着可供今天和未来中国的年轻知识精英借鉴和参考的元素。

作为一本留学手记,这本书的资料颇为翔实,无论是对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历史的描述,还是对美国和日本大学教授传统的观察,抑或对于东西方文化和其他一些深层东西的思考,都无不折射出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它至少是对美日大学教育观察的一种颇为详尽的资料性贡献。

翔实的资料之外,是作者自身的观察和思考。这种思考的角度和结论当然因人而异,见仁见智,但中国的年轻人若都能多一点对异族文化的深入观察和思考,那么迅速崛起的中国及其一代年轻人,就将迅速成熟。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迅速崛起的中国,其最需要和最缺失的东西是什么?也许人们对此会有许多不同的答案,但我的答案是:一代中国年轻人广阔的视野和深邃、成熟的思考。记得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的风波发生后,中国不少在海外的年轻人走上街头,为西方对祖国的傲慢和不公而抗争;这种抗争有其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也与上一代留学海外的青年学子形成反差。但抗争背后,人们似乎又嗅到了中国一代年轻人在崛起过程中的某些茫然。

这种茫然既来自中国发展太快,其中包括与世界的关系变化太快,以致我们的年轻学子无暇加工、处理我们迅速变化的集体心态;这种茫然同时也来源于我们的年轻人在迅速变化的格局中,尚无法拓展自己的视野,并跨越自身的局限,在更高的层面上展开深邃、成熟的思考。

因此,懂一点中国,懂一点欧美,同时也懂一点日本,对今天的中国年轻一代来说,恐怕不是十分苛刻的要求,相反可能是一种比较基本的要求。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学子张暮辉作为一个先后留学日美两国的“80后”中国年轻人,他的观察和思考,应该会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邱震海2012年6月15日 香港

自序

谁言“80后”涉世未深?或是不拘一格,或是年少轻狂,放眼寰宇,眼光所及之处,“80后”自有自己的角度和见解。“政冷经热”的年代,高考之后的“一念之差”,我懵懂走进国际关系的世界。大凡“国”字当头的专业都难免有虚妄之嫌,大学四年到头,究竟所学何物,到头来还是不甚了了。而立之年已近,憾未读万卷书,却有幸行得万里路。

在北京大学读本科期间,借由交换留学项目的机会,我初出国门,东渡扶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大学毕业后,自感学识、阅历尚浅,更兼机会难得,远赴美利坚,进入哈佛大学深造。两年之后,以媒体人的身份赴香港开始人生第一份工作,进入以国际时政新闻为主打品牌的凤凰卫视,仍然守老本、操旧业,时刻以时政外交这些外人看来些许枯燥之物为念。后机缘巧合,转战韩国,加盟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进军外交圈,少了几分媒体人的尖锐和敏感,多了几分公门中人的谨慎和深入。

身为“80后”,有幸旅居樱花盛开的日本,星条旗飘扬的美国,东西方文明融汇的香港,直至现如今身处兼有中日文化影响的韩国。百年以来,国人留洋求学,素有西洋、东洋之分,更有“西洋归来者上,东洋次之”的潜台词。今日之中国,海归者众,但以我逾弱冠、近而立的年龄,竟如此这般奔波周折于列国之间,囊括海外求学、就职的经历和体验,实为三生有幸。

于是萌生将留学时写下的记录留学生活中点滴体会的观察手记结集出版的想法。从日本到美国——樱花林中、星条旗下,从感性直观的校园体验到更加理性的社会观感,再升华到对制度、政治与外交的深入思考,如同抽丝剥茧一般环环紧扣又层层深入。

俗话说,南人食米,北人食面。中人习用筷子,西人惯使刀叉。说到“观察”二字,细微之处的感性差别,较真起来追究下去,却能衍生出对国民性格这样宏大议题的理性观感。生活之中,见微知著之事,比比皆是,这本观察手札亦然。不爱空谈和阔论,坚信最精妙入微、鞭辟入里的观察,往往来自最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虽司空见惯,然细节不经意之处却往往见得真章。中日之间、中美之间、美日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其宏篇大论,不如挖掘平凡生活中的亮点。

书中文章大多作于2009~2011年,如今看来,纵有高谈阔论、妄议国政之嫌,却也是一位国际关系科班出身者的本位化回归,更是一名“80后”年轻一代国际问题观察者的创新初体验。张暮辉(木灰)2012年11月于韩国首尔

上篇

从未名湖到查尔斯河

——象牙塔中的修炼

引文

《孟子》中有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后经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略为改动成:“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不过“大师”自然可以让“大学”蓬荜生辉,然雅景怡情,雅韵养性,大学之灵气,总还是离不开山水景致的伴衬才是。

如北大之美,尽在未名一湖。未名湖之所以称“未名”,据说是来自钱穆先生的手笔。具体理由不得而知,或许是此情此景之惬合心意,“未可与之名”吧。

波士顿之美,半在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查尔斯河缓缓淌过这座并不算大的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城市,把整座城市分为两半,一边是狭义上的Boston(波士顿)市区,另一边就是大名鼎鼎的剑桥市。赶上温暖和煦的波士顿夏天,河上多可见划艇、帆船者,傍晚时分,河畔草坪上亦多见读书、慢跑者,落日余晖,闲庭信步优哉游哉。

同样被查尔斯河一分为二的还有著名的哈佛大学,河水从哈佛开放式校园的西南角穿流而过,留下哈佛商学院孤零零地与主校区分隔两岸,和主校区的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隔河相望。同为哈佛,一河一桥之隔,却一属剑桥,一属波士顿,连邮政编码都不相同。

从未名湖到查尔斯河,常常忆起民国时期学术泰斗胡适之先生。先生任教北大而扬名海外,但他与哈佛的渊源世人却知之甚少。1937年,先生在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中国的印度化》演讲(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Borrowing),语惊四座;1943年,先生辞任驻美大使,两度应邀到哈佛大学演讲并短期从事研究。胡适之先生与哈佛的情愫也如此铸下。

以我之才疏学浅,断然不能望胡适之先生之项背,但愿能循其志、师其力。七十多年后,从未名湖到查尔斯河,步先生之后尘,看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

所谓“修炼”者,却未必一定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即便是在象牙塔中,单纯悠闲的校园生活里,只要处处留心,也多有值得观察、记录之片段、细节和趣闻。从未名湖边到查尔斯河畔,林林总总的心得体会之汇总,呈现出不一样的大学文化和教育理念。

一、当哈佛邂逅东亚

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创立;1955年,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成立;1973年,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成立;1981年,哈佛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立。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几千年东亚的历史文明,百年来东亚的风云变幻,最终都浓缩到了大洋彼岸小镇剑桥的几所不起眼的古老欧式小楼中,在这里好像连环画一样一幅幅呈现——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哈佛东亚系。

笔者今年27岁,有四年生活是在日本和美国度过。留学生活中各种断续琐碎的片段,来到哈佛东亚系后,才终得以系统完整地汇成线、连成串,在脑子里重新翻滚、筛选、提炼,再把它们记录下来,于是才有了这本美日留学观察手札。留学观察,始自于此。缘起中国石碑

步入哈佛大学不几步路,在哈佛魏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的侧门不远处就能看见一座中国石碑,造型是标准的中国明清范式,分为碑座、碑身、碑帽三部分,整个石碑由天然大理石雕凿而成,古朴细腻。碑座为一石赑屃,即一种貌似龟身狮头的神兽。赑屃驮一石碑,石碑周身围绕花卉龙纹雕刻。石碑坐落之处也算得上是来往行人必经之地,却鲜有来来往往的美国人驻足观看,反倒是来哈佛观光的亚洲人,每每来到这处“不经意”的景点,都要绕碑一圈,指指点点寒暄一番。哈佛的“中国缘”、“亚洲缘”就从这石碑说起。

20世纪初,中国政府开始向哈佛大学选派留学生,首批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于1909年毕业,此后直到1922年,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中,在哈佛大学求学的共有21位。1928年,在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下,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在燕京大学设北平办公处),从此,前往哈佛求学的中国留学生逐年增加。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哈佛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中,以中国学生为最多。

早年赴哈佛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名人甚多,民国年间著名的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中的两位——赵元任和陈寅恪,以及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都曾经先后就读哈佛,其中赵元任更是首位获得哈佛大学文科类专业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其余早年的哈佛中国留学生还包括气象学家竺可桢、人类学家李济、文学家梁实秋等。

1936年,时值哈佛大学三百年校庆,由胡适、陈岱孙等一批哈佛校友联名发起,中国哈佛大学校友会给母校捐赠了一座石碑,并特意不远万里跨越大洋送抵波士顿。于是这石碑也成了哈佛与中国百年缘分的最早见证。碑文如下:

文化为国家之命脉。国家之所以兴也系于文化,而文化之所以盛也实系于学。深识远见之士,知立国之本必亟以兴学为先。创始也艰,自是光大而扩充之,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效于数百年间而勿替;是说也,征之于美国哈佛大学,兹益信之矣!哈佛·约翰先生于三百年前,由英之美,讲学于波斯顿市,嗣在剑桥设大学,即以哈佛名之。规制崇闳,学科美备,因而人才辈出,为世界有名之学府,与美国之国运争荣。哈佛先生之深识远见,其有造于国家之文化大矣!我国为东方文化古国,然世运推移,日新月异,志学之士复负笈海外,以求深造。近三十年来,就学于哈佛,学成归国服务国家社会者,先后几达千人,可云极盛。今届母校成立三百年纪念之期,同人等感念沾溉启迪之功,不能无所表献,自兹以往,当见两国文化愈益沟通,必更光大扩充之,使国家之兴盛得随学问之进境以增隆。斯则同人等之所馨香以祝,而永永纪念不忘者尔!西历一九三六年九月哈佛中国留学生全体同学敬立“三驾马车”

在查询美国大学的专业设置时经常会发现不少顶尖大学都设有“东亚研究”(East Asia Studies)这样一个专业,其中的一些划归在地域研究大类(Regional Studies)之下,与近东研究(Near Eastern Studies)等其他特定地域研究并列。放在十几年前,只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级别的大学才开设“东亚研究”专业。不过在今天,随着东亚地区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特别是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还是文化、历史等各个学科,都成为人们研究追踪的热点,因此不少美国大学也开始“跟风”般纷纷设立东亚研究学科。

不过说起美国的东亚研究,哈佛在这方面可以算得上是开山鼻祖。早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哈佛大学就已经开始东亚问题的研究。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陆续而至,直至民国年间哈佛燕京学社的设立更标志着哈佛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而真正使哈佛成为美国众机构中研究中国问题最为透彻和权威的,还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著名“中国通”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先生主持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创立。自此之后的岁月里,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始终位于全美的最前端。燕京学社和燕京图书馆

论名气,大名鼎鼎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丝毫不输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不过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些错觉,如果论规模,燕京学社大概仅仅相当于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一小部分。

哈佛燕京学社虽称学社,但严格说来实际上是一个基金会。1928年,根据美国铝业公司创办人查尔斯·马丁·霍尔的遗嘱,霍尔家族捐赠了一笔资金,资助美国的中国研究以及中美学界人士的互访交流,由美国大学的代表哈佛大学和中国大学的代表燕京大学联手,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说来有趣,哈佛燕京学社名义上属于哈佛大学的一部分,连办公的地点都与哈佛的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同在一个屋檐下,可实际运营却是独立的,学社的权力机构是一个由九人组成的董事会,学社的财权也由该社董事会说了算。

今天的燕京学社,看起来简陋得很,办公地点只是一座有点像“工棚”的用轻型建筑材料搭建起来的二层小楼。学社没有研究人员,负责人虽然是在东亚研究领域赫赫有名的专家学者,但燕京学社的日常工作是管理资金运作以及项目开展。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项目主要有访问学者、博士奖学金、博士培训以及资助书刊杂志的出版和发行。

哈佛燕京学社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常年支持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运作和扩充。早在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之时,就建立了以“汉和”命名的图书馆,专门收藏中文和日文书籍。自1928年起,燕京学社逐年拨款购书,特别是收藏了大量的明清古籍,流传至今早已是价值连城。“汉和图书馆”于1965年改名为“燕京图书馆”,1976年并入哈佛学院图书馆(Harvard College Library),不专属燕京学社所有,不过其日常运营仍然由哈佛校方和燕京学社双方分担。

赫赫有名的燕京图书馆同样其貌不扬,坐落在神学街(Divinity Avenue)上,哈佛大学校内一条不大起眼的小路,总长度不超过500米。燕京图书馆外表看上去很不起眼,它只是一幢二层红砖小楼,在哈佛校园许多风格别致的建筑中显得再普通不过。燕京图书馆的入口就位于这栋两层小楼的中间,门脸宽不过两米,不过图书馆内部却是别有洞天。

在哈佛众多图书馆中,燕京图书馆大概是藏书密度最高的一个。图书馆共分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其中地上二、三层主要为日文书籍,地上一层是英文和中文书籍,地下一层最为壮观,除去部分韩文以及越南文书籍外,全部为中文书籍,且全部使用可高密度藏书的全自动书架。走廊左侧为现代中文书籍,右侧是古籍拓本等,可以说是燕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虽然燕京图书馆外表并不恢宏壮观,进入图书馆后也甚感地方局促,但燕京图书馆名扬世界,是亚洲以外世界上最著名的东亚研究图书馆之一。查得官方资料方知,到2010年时燕京图书馆共藏书92万册,每年增加约2万册左右,其中中文馆藏多达50万册,在全美居第二,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仅馆藏中文古籍一项就达到15万册之多,包括刻本、抄本、原版方志等。

燕京图书馆有一非常难得的景观,即有很多名人手迹。比如进门即可见董其昌的书法,悬于一二层楼梯中间。内容为理学鼻祖周敦颐《通书·圣学第二十》中的一段:“‘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二楼墙壁上挂着北洋军阀时期总统徐世昌所书一匾曰:“居今识古”。华人学者陈甘棣用篆刻的形式书写下了大幅“哈佛图书馆”,并题写鹤顶格七绝:燕址盈台召凤翔,京都墨本寓他乡,图藏瀚海贯群校,书便黉宫称栋梁。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如果说燕京学社和燕京图书馆是哈佛东亚研究的硬件设施,那么以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为代表的若干个研究机构就是哈佛东亚研究的核心力量,也是美国东亚问题研究的大本营。该中心由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于1955年创办,时称东亚研究中心。为了纪念费正清先生的杰出贡献,1977年在他退休后,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John K.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哈佛大学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新成立的亚洲中心(Asia Center),费正清中心正式更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以突出它在全球中国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

时至今日,哈佛大学下属的东亚研究全部搬迁到CGIS South Building中,它位于哈佛校园内的剑桥大道上,紧邻着哈佛设计学院(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距离哈佛校园最大的礼堂——桑德斯讲堂(Sanders Theatre)也只有两分钟步行距离。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地处神学街2号(2 Divinity Avenue)的红色小楼燕京图书馆,这两栋建筑也就构成了哈佛东亚研究的两处“据点”,彼此之间的距离大概也只需要步行五分钟。CGIS.S地上地下共四层,功能区划整齐统一:地上一层是亚洲中心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二层是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Reischauer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三层是韩国研究中心(Korea Institute);地下一层设有大小教室将近十间。此外哈佛东亚研究中心自身配备的小型图书馆——冯图书馆(Fung Library)也设在CGIS.S的地下一层,只不过藏书规模和燕京图书馆比起来要袖珍得多,况且这里的书都是不允许外借的。冯图书馆的藏书内容偏政治经济一些,而燕京图书馆的则相对更偏历史文化一些。

在这里,不管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还是韩国研究中心,组织结构都大同小异。它们都是由正式在职的哈佛教授领衔,外加数量众多的访问学者组成。以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例,首先中心设有执行委员会,是费正清中心的权力机构。执行委员会成员由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地区最权威的中国学家和东亚地区研究专家组成,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学术骨干和核心成员。在笔者2008年留学时期,费正清中心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就是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专家,还有包弼德(Peter Bol)、江忆恩(Iain Johnston)、凯博文(Arthur Kleinman)、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等都是各领域中国研究的大牌教授。

同时,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还致力于访问学者的筛选和培养。相比于固定的在职常任教职人员(faculty member),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则以流动性为主,通常访问学者在哈佛的研究年限为1~2年。借助哈佛大学的影响,中心设有许多研究基金、奖学金和国际交流项目,接纳来自全球的专业人员、博士后和研究生。因此,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及其培养的人才在美国学界、政界很有影响,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很大。东亚系(EALC)和东亚项目(RSEA)

不管是燕京学社,还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固然是名声在外,但研究人员都是以访问学者为主,虽然是隶属于哈佛大学的研究机构,但并不是正式承担教学工作的院系。一方面这么多的哈佛中国研究名牌教授,虽然在费正清中心或燕京学社挂职,担任一定的管理工作,但其在哈佛大学内的正式所属并不是燕京学社或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比如柯伟林先生,所属的是哈佛商学院;包弼德先生属于东亚语言与文明系(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EALC);江忆恩先生任职在哈佛政府系(Government Department)。另一方面,燕京学社和费正清研究中心是不担负教学工作的,不招收学生,自然也不开设课程、授予学位。

在这里,不得不说,哈佛的东亚研究机构稍显庞杂,甚至给人以“政出多门”的感觉。其实,真正具备“院系”特征,可以开课、讲学、授予学位的是以下两个项目——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EALC,简称东亚系)和地域研究——东亚项目(Regional Studies of East Asia Program)。

之所以如此庞杂烦琐,是因为东亚研究乃是以地域划分研究范围,但有关东亚地区的研究又可以包含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多门学科,因此在专业划分上难免和上述这些一级学科重复。所以哈佛大学的做法是实行双轨制度,与东亚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学这些社会科学学科(Social Science)以及部分人文类学科(Human Art),比如人类学、历史学等,通通划归这些具体院系管辖。具体打个比方,如果想到哈佛大学攻读中国经济或者中国政治的博士学位,不应该申请东亚语言与文明系(EALC),而应该分别申请经济系和政府系。EALC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经常会提到的“哈佛东亚系”,但实际上这是个比较笼统模糊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虽然名字里带有东亚二字,EALC的专业划分是纯人文类专业,与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类院系不同,其下主要包含历史、文化、语言、宗教四个方向。有趣的是,仅以历史学科为例,EALC和哈佛大学历史系之间还有更细致的分工:EALC负责研究清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史,而历史系则主攻清代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EALC与其他哈佛社科人文类院系一样,只固定招收博士学生,而不开设硕士课程,每年招收博士生的数量在10~20人。

至于RSEA,基本可以理解为EALC项目的硕士教学版本,但又不尽相同。RSEA项目始建于1946年,旨在为对东亚地区感兴趣的学生提供较为浅显的知识储备。RSEA并非是正式的“院系”建制(Department),而仅仅是一个学术项目(Program)而已。之所以说RSEA的地位比较特殊,是因为在哈佛校内通常是学术类院系只授予博士学位,只有职业类学院(比如商学院、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才授予硕士学位,而RSEA却相反,既授予硕士学位,又是非职业类学院。按照RSEA官方的说法,该专业的设置既服务于今后有兴趣从事与东亚地区相关职业的学生,同时也为未来立志于学术道路的学生提供攻读博士学位前的“热身”。

所以,灵活性才是RSEA项目最大的优势。虽然RSEA并非正式“院系”,但是RSEA项目和哈佛各院系之间存在协议,RSEA学生可以自由到任何院系内选修与东亚地区相关的课程并计入学分。各个院系内部大部分从事东亚地区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也都被邀请加入项目的指导教师组(RSEA Committee),因此RSEA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自由选择专业方向,并在各院系里联系专业指导教师。

以上就是哈佛诸东亚研究机构的简要介绍。哈佛东亚研究岁近百年,历史悠久,不免有些“学出多门”。对于有志于申请到哈佛攻读学位的中国学生来说,事先了解清楚这些专业划分和内部的不同分工,才不至于搞错方向。东亚的热度——在哈佛听讲座

所谓大学者,须得自由开放、兼容并包之学术气氛,方能有所大成。更值东亚的旋风横扫欧美,除去各个院系自会根据社会热点问题开设专场讲座之外,绝大部分与中国相关的讲座都是出自哈佛燕京学社或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当然,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和韩国研究中心也分别会定期举办与日本、韩国相关的学术活动,其中更有不少是和亚洲中心合办或是这些机构之间联合举办的。

以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例,在我留学哈佛的两年中,从中国古代史到当代问题,从家庭社会问题到海峡两岸关系、国际关系问题,中心的学术活动几乎每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这些讲座按照内容又可以划分为China Business Seminar(中国商业讲座)、China Humanities Seminar(中国人文讲座)、China Lunchtime Seminar(中国午餐讲座)、Chinese Politics & Foreign Policy Workshop(中国政治和对外关系专题)、Chinese Religions Seminar(中国宗教专题)、Gender Studies Workshop(性别研究专题)、Taiwan Studies Workshop(台湾研究专题)、Postdoctoral Fellow Presentation(博士后专题发表会)等。其中绝大部分的讲座专题都有固定的时间,频率在每周1~2次左右。

同样,如果你想了解日本的情况,在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的官方网站上也可以随时查到近期的各种学术活动,包括Art and Japanese Esoteric Buddhism Study Group(日本艺术和佛教研究专题),Contemporary Japanese Politics Study Group(当代日本政治专题),Japan Forum Talks(日本论坛)等,其组织方式和费正清中心旗下与中国相关的学术活动大同小异。

至于主讲人,大概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由哈佛大学专任教授主讲,或是汇报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其二是邀请外来人士讲座,特别是结合当下热点议题,多为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圈内人士,旨在披露更多政府内部的观点意见;其三,也是讲座最为普遍的形式,是由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或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来主讲,同时由相关领域的哈佛专职教授做讲座主持。

听讲座者也是相当踊跃,尤其是赶上热门题目的时候,提前十分钟、二十分钟占座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由于不少报告人是久负盛名的学者、老教授,自然听众是趋之若鹜。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就有幸聆听过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提出“软实力”理论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先生的发言。先生已经七十多岁高龄,曾在卡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中出任阁僚,并曾担任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已经退休多年。我在本科读书时差不多都是在学习约瑟夫·奈教授的理论,如今亲眼得见,自然倍感荣幸。

不论是燕京学社、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还是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的一切学术活动,在官网上都有及时的活动通知,同时,在哈佛校园内燕京图书馆、亚洲中心、费正清中心、燕京学社等“东亚研究指定活动地点”处都会及时贴出海报宣传,让你随时了解学术活动信息。当然,最方便的一点是学生可以在网络上登记加入这些学术机构的Mailing List(邮件通讯录),之后在每次活动前几天的时候就会收到这些机构发出的自动群发邮件,作为活动通知提醒。总之,在哈佛大学的两年,听了许许多多顶尖学者及政府官员的讲座,真是大开眼界。三十年之“怪现象”

莫要说高校里的学术研究可以如象牙塔般的“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即便是如哈佛大学这样的顶级学府,学术研究的热点也经常是随时局而变,不免“相时而动”。这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中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的此消彼长中就可以看出究竟。

就说当今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现状,就影响力和教职人数来说,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实力要强于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更强于韩国研究中心,这一点体现出在宏观的“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论”的语境下,美国学界对中国的关注度要远远超出日本和韩国。但是从历史上看,是不是中国研究的地位一直高于日本研究?事实并非如此。

回溯四十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封闭的政策及资料有限,即使一度涌现出如马若德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一般的世界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头号权威,但毕竟受制于当时的中国国内政治环境,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曾经一度陷入低谷。而相比于中国研究,哈佛大学的日本研究却迎来了黄金时期。20世纪70~80年代,正值日本创造经济奇迹,实现“二战”后的国力复兴。就如同今天西方对于“中国模式”的热衷研究一样,当初日本的成功很快在学术界也掀起了对于“日本模式”的研究热潮,哈佛的日本研究也一度压过中国研究独占鳌头。时至今日,哈佛大学不少与东亚相关的教学设施还都是以日本人的名字冠名的,以韩国人冠名的也有一些,相反以中国大陆人名字冠名的教室、学术讲厅就少得可怜,这显示着当年曾有大批日本人向哈佛大学提供捐赠,也象征了当年哈佛大学与其他美国大学一道掀起了“日本热”。

在美国大学中,东亚研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老一辈的东亚通们很多都同时通晓中文和日文,研究中国和日本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界限。于是其中不少人的研究也难免开始“相时而动”,着实有趣。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的“东亚通”傅高义教授(Ezra Vogel)。傅高义教授于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去日本学习了两年并进行了一些调查访问。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他开始学习中文和历史。1972年,他接替费正清,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所长,被公认为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

不过真正使得傅高义教授享誉海外的还是其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 America)一书,该书伴随着对日本经济崛起的探讨而使傅高义教授声名大震,也进而引发了学术界对于“日本模式”的热议。

此后“日本模式”甚嚣尘上,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进入经济停滞和衰退期至今。面对多方面的质疑,傅高义于2000年又出版了新书《日本仍是第一吗?》(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书中历述了当年的研究过程和判断的依据,他解释写那本书的目的是想告诉美国人,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而且他从不相信日本当前的危机意味着幻灭。

另一方面,傅高义教授也将学术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实现腾飞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就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Guangdong under Reform)。进入21世纪以来,傅高义教授更加积极投身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和讨论。

傅高义教授本人的地位和造诣可以作为美国东亚研究的一个缩影了。傅高义教授大概在2004年时曾发表文章说“中国第一”,也呼应了这些年来尘嚣纷扬的“中国崛起”、“中国复兴”论,而整整25年前的“日本第一”也的的确确、真真实实地出自傅先生的口中笔下。于是乎,便也或多或少引来非议,说如此这般的从“日本第一”跳到“中国第一”未免有点功利化。暂且不谈傅高义教授学术造诣,倒是能看出,即便如哈佛东亚研究中心这样的学术圣地,学者们也难免“赶时髦”,趁着“中国模式”曝光率超高、世界掀起“中国热”,也都争着抢着炒这锅“热饭”,至于日本研究这锅“冷饭”,问津者越来越少,有趣得很。“知华”的哈佛学派

哈佛的中国研究之所以不仅能够在美国众研究机构中出类拔萃,而且能够得到中国的高度认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哈佛和中国政府之间保有相当积极的互动关系。平心而论,美国东部的老牌常青藤联盟学校,加上西海岸的斯坦福、加州系等诸多顶尖高校的东亚研究各有强项,彼此之间也都在伯仲之间,而唯独哈佛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和燕京学社在中国国内名气最旺,秘诀就在于哈佛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往往都是“知华”者。

作为美国人,这些大牌教授们自然不会放弃身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民主和自由,只不过在从事中国研究时,他们都更多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强调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而不是笼统单一地采用西方价值观——也就是咱们中国人常说的“西方人的有色眼镜”,这也和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价值观不谋而合,自然也就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认可和热捧。“知华”的“左派”教授

哈佛的两位教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位是东亚语言文明系(EALC)的柯文(Paul A. Cohen)教授,柯文教授师从费正清教授和史华兹 (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研究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年》(1966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1974年)、《19世纪中国之改革》(1976年)、《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4年)、《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1997年)等。柯文教授学术研究的最大亮点在于推翻了由费正清教授发扬光大的、“二战”后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普遍采用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而提出了全新的研究范式——“中国中心观”。相对于传统研究中国历史时“以西方为中心”,柯文教授强调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的历史,从而诠释出一个全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化路径。

另外一位是中国政治研究专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女士,现任哈佛政府学院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1948年她出生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随父母从上海迁居日本东京,在日本度过童年,后又返回美国接受教育,博士毕业后曾先后在密歇根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执教。裴宜理教授一生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研究在全美更是无出其右者,代表作品包括《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China),以及《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等。

有趣的是,或许是因为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经历,裴宜理教授的中国研究带有明显伯克利学派的印记,和美国主流的中国观分庭抗礼,正因为这样,在美国人看来,裴宜理教授的不少学术成果都有“为中国政府辩护”的色彩。

就拿美国政府指责中国问题的杀手锏之一——人权问题为例,裴宜理教授对于西方所谓的“人权”和中国人观念中的“人权”就作过一针见血的界定,即西方的“人权”强调自由民主等政治权利,而中国的“人权”强调“生存权”——即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因此西方人以西方式“人权”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现状,是对中国国情的误读。积极奔走于中美之间的社会活动家

除去学术领域的摒弃美国主流意见,客观看待中国问题之外,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也常年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积极推动中美两国精英人士的接触和交流。哈佛东亚研究之所以昌盛,和哈佛与中国学界、政界经年累月构筑的良好交流关系密不可分。

傅高义教授在这方面可谓开风气之先。20世纪80年代末,当中美关系处于重重困难的时候,傅高义教授便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认为美国政府中断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种交往是短视之举,敦促美国政府恢复和中国的往来。9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美国的右翼人士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主张采取对华遏制政策。此时,傅高义教授主编了《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书,对主张全面对抗中国的思想进行了有根有据的驳斥,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7年江泽民总书记访问美国时,到哈佛大学演讲,其中负责穿针引线、外交接待的也正是傅高义教授本人。江泽民主席也成为第一位对哈佛大学师生发表演说的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

另一位充当中美精英人士之间的桥梁的哈佛教授要属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托尼·赛奇现任职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HKS)。如果说在哈佛东亚研究圈内,柯文教授和裴宜理教授偏向于“学究派”的话,那傅高义教授和托尼·赛奇教授就要算是“活动派”了。托尼·赛奇教授在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内担任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一般简称Ash中心)主任。Ash中心是哈佛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研究中心之一,在托尼·赛奇教授的力主之下,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Ash中心的研究主攻方向。中心每年都会接收大量的中国访问学者,分别来自中国高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等,还有少数来自韩国和日本的访问学者,成为哈佛研究中国政治和国内政策的中坚力量之一。同时,借助这些来自中国国内各行各业的访问学者的力量,哈佛得以和中国建立了广泛的官方和私人关系,哈佛和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这块招牌也在中国国内得到更多的认可,这也是对哈佛的回馈吧,双赢关系正是来源于此。除去单纯的学术研究之外,这当然也是哈佛东亚研究的成功之道。

二、书中亦有外交存——素描哈佛东亚人

曾几何时,“哈佛女孩”刘亦婷从成都外国语中学被哈佛大学直接录取,同名书《哈佛女孩刘亦婷》也创造了一个教育界和出版界的神话,当年热销超过200万册,一时红遍大江南北。

在国内,舆论环境把美国的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捧上天,继而发起如刘亦婷这样的“造神运动”时,在哈佛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这个被习惯性冠以“优秀”、“精英”的群体,耀眼光环的背后,他们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作为这一群体曾经的一员,笔者将还原哈佛中国人群体的最真实一面,或许是颠覆了“精英”的形象。

我们再继而把视角放大到在哈佛的东亚人群体。不论在民族主义情绪沸腾的东亚,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好感少得多么可怜,美国人也总会是惊人地认为他们“同文同种”——美国人大概是分不清楚中日韩三国人面貌上的差别的,但凡是黄皮肤、黑头发,便简单把他们并归一类,唤作Asian(亚裔)。

好一个“同文同种”,朝韩之间、中日之间、日韩之间,一个稍显复杂的东亚,浓缩到小小的哈佛校园,彼此之间又是怎么样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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