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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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如昨——郑振铎作品精选试读：
前言
文学作品是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对于我们的人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巨大启迪作用，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增长我们的知识，陶冶我们的情操。
文学大师是一个时代的开拓者和各种文学形式的集大成者，他们的作品来源于他们生活的时代，记载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缩影，包含了作家本人对社会、生活的体验与思考，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具有永恒的魅力。他们是我们心灵的工程师，能够指导我们的人生发展，给予我们心灵鸡汤般的精神滋养。
这正如泰戈尔在谈到文学与我们人类未来的关系时所说：“用文学去点燃未来的万家灯火。”
为此，我们特别编辑了这套《感悟文学大师经典》丛书，主要收录了鲁迅、郑振铎、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鲁彦、梁遇春、许地山、萧红、瞿秋白、闻一多、缪崇群、穆时英、丘东平、滕固、蒋光慈、叶紫、刘半农、邹韬奋、李叔同、苏曼殊、朱湘、柔石、庐隐、戴望舒、章衣萍、钱玄同、彭家煌、刘云若、洪灵菲、石评梅、夏丏尊、胡也频等作家的一百部有影响的作品，既有诗歌、散文、杂文，评论，也有长、中、短篇小说，还有戏剧等作品，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对当时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和其他种种社会生活，做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描绘，是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本套丛书选文广泛、丰富，且把阅读文学与掌握知识结合起来，既能增进广大读者阅读经典文学的乐趣，又能使我们体悟人生的智慧和生活哲理。
本套图书格调高雅，知识丰富，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权威性和系统性，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收藏，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
记黄小泉先生
我永远不能忘记了黄小泉先生，他是那样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受过他教诲的学生们没有一个能够忘记他。
他并不是一位出奇的人物，他没有赫赫之名；他不曾留下什么有名的著作，他不曾建立下什么令年轻人眉飞色舞的功勋。他只是一位小学教员，一位最没有野心的忠实的小学教员，他一生以教人为职业，他教导出不少位的很好的学生。他们都跑出他的前面，跟着时代上去，或被时代拖了走去。但他留在那里，永远的继续的在教诲，在勤勤恳恳的做他的本份的事业。他做了五年，做了十年，做了二十年的小学教员，心无旁骛，志不他迁，直到他儿子炎甫承继了他的事业之后，他方才歇下他的担子，去从事一件比较轻松些、舒服些的工作。
他是一位最好的公民。他尽了他所应尽的最大的责任；不曾一天躲过懒，不曾想到过变更他的途程。——虽然在这二十年间尽有别的机会给他向比较轻松些、舒服些的路上走去。他只是不息不倦的教诲着，教诲着，教诲着。
小学校便是他的家庭之外的唯一的工作与游息之所。他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连烟酒也都不入口。
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厂主，在他从绑票匪的铁腕之下脱逃出来的时候，有人问他道：“你为什么会不顾生死的脱逃出来呢？”
他答道：“我知道我会得救。我生平不曾做过一件亏心的事，从工厂出来便到礼拜堂，从家里出来便到工厂。我知道上帝会保佑我的。”
小泉先生的工厂，便是他的学校，而他的礼拜堂也便是他的学校。他是确确实实的不曾到过第三个地方去；从家里出来便到学校，从学校出来便到家里。
他在家里是一位最好的父亲。他当然不是一位公子少爷，他父亲不曾为他留下多少遗产，也许只有一所三四间搭的瓦房——我已经记不清了，说不定这所瓦房还是租来的。他的薪水的收入是很微小的，但他的家庭生活很快活。他的儿子炎甫从少是在他的“父亲兼任教师”的教育之下长大的。炎甫进了中学，可以自力研究了，他才放手。但到了炎甫在中学毕业之后，却因为经济的困难，没有希望升学，只好也在家乡做着小学教员。炎甫的收入极小，他的帮助当然是不多。这几十年间，他们的一家，这样的在不充裕的生活中度过。
但他们很快活。父子之间，老是像朋友似的在讨论着什么，在互相帮助着什么。炎甫结了婚，他的妻是我少时候很熟悉的一位游伴，她在他们家里觉得很舒服，他们从不曾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争执。
小泉先生在学校里，对于一般小学生的态度，也便是像对待他自己的儿子炎甫一样；不当他们是被教诲的学生们，不以他们为知识不充足的小人们；他只当他们是朋友，最密切亲近的朋友。他极善诱导启发，出之以至诚，发之于心坎。我从不曾看见他对于小学生有过疾言厉色的责备。有什么学生犯下了过错，他总是和蔼的在劝告，在絮谈，在闲话。
没有一个学生怕他，但没有一个学生不敬爱他。
他做了二十年的高等小学校的教员、校长。他自己原是科举出身，对于新式的教育却努力的不断的在学习，在研究，在讨论。在内地，看报的人很少，读杂志的人更少；我记得他却订阅了一份《教育杂志》，这当然给他以不少的新的资料与教导法。
他是一位教国文的教师。所谓国文，本来是最难教授的东西；清末到民国六七年间的高等小学的国文，尤其是困难中之困难。不能放弃了旧的《四书》、《五经》，同时又必须应用到新的教科书。教高小学生以《左传》、《孟子》、《古文观止》之类是“对牛弹琴”之举，但小泉先生却能给我们以新鲜的材料。
我在别一个小学校里，国文教员拖长了声音，板正了脸孔，教我读《古文观止》。我至今还恨这部无聊的选本！
但小泉先生教我念《左传》，他用的是新的方法，我却很感到趣味。
仿佛是到了高小的第二年，我才跟从了小泉先生念书，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爱的先生。这对于我爱读书的癖性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
高小毕业后，预备考中学。曾和炎甫等几个同学，在一所庙宇里补习国文、教员也便是小泉先生。在那时候，我的国文，进步得最快。我第一次学习着作文。我永远不能忘记了那时候的快乐的生活。
到进了中学校，那国文教师又在板正了脸孔，拖长了声音在念《古文观止》！求小泉那个时代那么活泼善诱的国文教师是终于不可得了！
所以，受教的日子虽不很多，但我永远不能忘记了他。
他和我家有世谊，我和炎甫又是很好的同学，所以，虽离开了他的学校，他还不断的在教诲我。
假如我对于文章有什么一得之见的话，小泉先生便是我的真正的“启蒙先生”、真正的指导者。
我永远不能忘记了他，永远不能忘记了他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的态度——虽然离开了他已经有十几年，而现在是永不能有再见到他的机会了。
但他的声音笑貌在我还鲜明如昨日！
1934年7月9日
永在的温情
——纪念鲁迅先生10月19日下午5点钟，我在一家编译所一位朋友的桌上，偶然拿起了一份刚送来的Euening Post，被这样的一个标题：“中国的高尔基今晨5时去世，惊骇得一跳。连忙读了下来，这惊骇变成了事实：果然是鲁迅先生去世了！
这消息像闪雷似的，当头打了下来，呆坐在那里不言不动。
谁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的突然的来呢？
鲁迅先生病得很久了，间歇的发着热，但热度并不甚高。一年以来，始终不曾好好的恢复过，但也从不曾好好的休息过。半年以来，情形尤显得不好。缠绵在病榻上者总有三四个月，朋友们都劝他转地疗养，他自己也有此意。前一个月，听说他要到日本去。但茅盾告诉我，“双十节”那一天还遇见他在Isis看Dobro Vsky；中国木刻画展览会，他也曾去参观。总以为他是渐渐的复原了，能够出来走走了。谁又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突然的来呢？
刚在前几天，他还有信给我，说起一部书出版的事；还附带的说，想早日看见《十竹斋笺谱》的刻成。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回信。谁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的突然的来呢？
我一夜不曾好好的安心的睡。
第二天赶到万国殡仪馆，站在他遗像的面前，久久的走不开。再一看，他的遗体正在像下，在鲜花的包围里，面貌还是那么清瘦而带些严肃，但双眼却永远的闭上了！
我要哭出来，大声的哭，但我那时竟流不出眼泪，泪水为悲戚所灼干了。我站在那里，久久走不开。我不相信，他竟是那样突然的便离我们而远远的向不可知的所在而去了。
但他的友谊的温情却是永在的，永在我的心上——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初和他见面时，总以为他是严肃的、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脸上，轻易不见笑容。他的谈吐迟缓而有力，渐渐的谈下去，在那里面，你便可以发现其可爱的真挚、热情的鼓励与亲切的友谊。他虽不笑，他的话却能引你笑。和他的兄弟启明先生一样，他是最可谈、最能谈的朋友，你可以坐在他客厅里，他那间书室兼卧室里，坐上半天，不觉得一点拘束、一点不舒服。什么话都谈，但他的话头却总是那么有力。他的见解往往总是那么正确。你有什么怀疑、不安，出于他的几句话也许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鼓起你的勇气。
失去了这样的一位温情的朋友，就个人讲，将是怎样的一个损失呢？
他最勤于写作，也最鼓励人写作。他会不惮烦的几天几夜的在替一位不认识的青年，或一位不深交的朋友，改削创作，校正译稿，其仔细和小心远过于一位私塾的教师。
他曾和我谈起一件事：有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寄一篇稿子来请求他改，他仔仔细细的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却写信来骂他一顿，说被改涂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来，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这一次的回信，却责备他改得太少。“现在做事真难极了！”他慨叹的说道。对于人的不易对付和做事之难，他这几年来时时的深切的感到。
但他并不灰心。仍然的在做着吃力不讨好的改削创作，校正译稿的事，挣扎着病躯，深夜里，仔仔细细的为不相识的青年或不深交的朋友在工作。
这样的温情的指导者和朋友，一旦失去了，将怎样的令人感到不可补赎之痛呢？
他所最恨的是那些专说风凉话而不肯切实做事的人。会批评，但不工作；会讥嘲，但不动手；会傲慢自夸，但永远拿不出东西来，像那样的人物，他是不客气的要摈之门外，永不相往来的。所谓无诗的诗人，不写文章的文人，他都深诛痛恶的在责骂。
他常感到“工作”的来不及做，特别是在最近一二年，凡做一件事，都总要快快的做。“迟了恐怕要来不及了。”这句话他常在说。
那样的清楚的心境，我们都是同样深切感到的。想不到他自己真的便是那么快的便逝去，还留下要做的许多事没有来得及做——但，后死者却要继续他的事业下去的！
我和他第一次的相见是在同爱罗先珂到北平去的时候。
他着了一件黑色的夹外套，戴着黑色呢帽，陪着爱罗先珂到女师大的大礼堂里去。我们匆匆的谈了几句话。由于自己不久便回到南边来，在北平竟不曾再见一次面。
后来，他自己说，他那件黑色的夹外套，到如今还有时着在身上。
我编《小说月报》的时候，曾不时的通信向他要些稿子。除了说起稿子的事，别的话也没有什么。
最早使我笼罩在他温热的友情之下的，是一次讨论到“三言”问题的信。
我在上海研究中国小说，完全像盲人骑瞎马，乱问乱摸，一点凭借都没有，只是节省着日用，以浅浅的薪水购书，而即以所购入之零零落落的破书，作为研究的资源。那时候实在贫乏得、肤浅得可笑，偶尔得到一部原版的《隋唐演义》却以为是了不得的奇遇，至于“三言”之类的书，却是连梦魂里也不曾读到。
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减少了许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我有一次写信问他《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及《喻世明言》的事，他的回信很快的便来了，附来的是他抄录的一张《醒世恒言》的全目。——这张目录我至今还保全在我的一部《中国小说史略》里。他说，《喻世》、《警世》，他也没有见到，《醒世恒言》他只有半部，但有一位朋友那里藏有全书。所以他便借了来，抄下录寄给我。
当时，我对于这个有力的帮助，说不出应该怎样的感激才好。这目录供给了我好几次的应用。
后来，我很想看看《西湖二集》（那部书在上海是永远不会见到的），又写信问他有没有此书。不料随了回信同时递到的却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开了看时，却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图。我那时实在眼光小得可怜，几曾见过几部明版附插图的平话集？见了这《西湖二集》为之狂喜！而他的信道：他现在不弄中国小说，这书留在手边无用，送了给我吧。这贵重的礼物，从一个只见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里来，这感动是至今跃跃在心头的。
我生平从没有意外的获得。我的所藏的书，一部部都是很辛苦的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黑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但只有这一集可宝贵的书，乃是我书库里唯一的友情的赠予——只有这一部书！
现在这部《西湖二集》也还堆在我最宝爱的几十部明版书的中间，看了它便要浩然泪下。这可爱的直率的真挚的友情，这不意中的难得的帮助，如今是不能再有了！
但我心头的温情是永在的——这温情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九一八”以后，他到过北平一趟，得到青年人最大的热烈的欢迎。但过了几天，便悄悄的走了。他原是去探望他母亲的病去的，我竟来不及去看他。
但那一年寒假的时候，我回到上海，到他寓所时，他便和我谈起在北平的所获。“木刻画如今是末路了，但还保存在笺纸上。不过，也难说保全得不会久。”他深思的说道。
他搬出不少的彩色笺纸，来给我看，都是在北平时所购得的。“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纸店所出的笺纸，搜罗了一下，用好纸刷印个几十部，作为笺谱，倒是一件好事。”他说道。
过了一会，他又道：“这要住在北平的人方能做事。我在这里不能做这事。”
我心里很跃动，正想说“那么，我来做吧”。而他慢吞吞的续说道：“你倒可以做，要是费些工作，倒可以做。”
我立刻便将这责任担负了下来，但说明搜集而得的笺纸，由他负选择之责。我相信他的选择要比我高明得多。
以后，我一包一包的将购得的笺样送到上海，经他选择后，再一包一包的寄回。
中间，我曾因事把这工作停顿了二三个月。他来信说：“这事我们得赶快做，否则，要来不及做，或轮不到我们做。”
在他的督促和鼓励之下，那六巨册的美丽的《北平笺谱》方才得以告成。
有一次，我到上海来，带回了亡友王孝慈先生所藏的《十竹斋笺谱》四册，顺便的送到他家里给他看。
这部谱，刻得极精致，是明末版画里最高的收获，但刻成的年月是崇须十六年的夏天，所以流传得极少。“这部书似也不妨翻刻一下。”我提议道。那时，我为《北平笺谱》的成功所鼓励，勇气有余。“好的，好的，不过要赶快做！”他道。
想不到全部要翻刻，工程浩大无比，所耗也不资，几乎不是我们的力量所及。第一册已出版了，第二册也刻好待印；而鲁迅先生却等不及见到第二册以下的刻成了！
对于美好的东西，似乎他都喜爱。我曾经有过一个意思，要集合六朝造像及墓志的花纹刻为一书，但他早已注意及此了。他告诉我说，他所藏的六朝造像的拓本也不少，如今还在陆续的买。
他是最能分别得出美与丑，永远的不朽与急就的草率的。
除了以朽腐为神奇，而沾沾自喜，向青年们施以毒害的宣传之外，他对于古代的遗产，决不歧视，反而抱着过分的喜爱。
他曾经告诉过我，他并不反对袁中郎；中郎是十分方巾气的，这在他文集里便可见。他所厌弃、所斥责的乃是只见中郎的一面，而恣意鼓吹着的人物。
京平刚从鲁迅先生那里得到最大的鼓励。他感激得几乎哭出来，但想不到鲁迅竟这样的突然的过去了！
第三天，我在万国殡仪馆门门遇见他；他的嘴唇在颤动，眼圈在红。
从万国公墓归来后，他给我一封信道：“我心已经分裂。我从到达公墓时，就失去了约束自己的力量。一直到墓石封合了，我竟痛哭失声。先生，这是我平生第一痛苦的事了，他匆匆的瞥了我一眼，就去了——”
但他并没有去。他的温情永在我的心头——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1936年10月25日
写最后一课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的倒下去，默默无言。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上”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的做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的，千辛万苦的开始长征，绝不做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关无赖之徒，或愍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做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一类的东西也不太多。自命为聪明的人物，是一贯的利用时机，做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做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题，压根儿不曾梦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绝对的不做“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的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反顾。
12月8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人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是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的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的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的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的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的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的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的讲下去，一分一秒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的不停的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的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的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的喀塔的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的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向东向西，徐徐的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做着立正的姿势，沉毅的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的立了起来，默默的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的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那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么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它的生命。默默的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那些喧哗的慷慨激昂的东西们，却在忙碌的打算着怎样维持他们的学校，借口于学生们的学业、校产的保全与教职员们的生活问题。
烧书记
我们的历史上，有了好几次的大规模的“烧书”之举。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后，便来了一次烧书。“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是最彻底的烧书，最彻底的愚民之计，和一般殖民地政府，不设立大学而只开设些职业、工艺学校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烧书的事，无代无之。有的烧历史文献，以泯篡夺之迹；有的烧佛教、道教的书，以谋宗教上的统一；有的烧淫秽的书，以维持道德的纯洁。近三百年，则有清代诸帝的大举烧书。我们读了好几本的所谓“全毁”、“抽毁”书目，不禁凛然生畏；至今尚觉得在异族铁蹄下的文化生活的如何窒塞难堪！“八一三”后，古书、新书之被毁于兵火之劫者多矣。就我个人而论，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8月14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我看见东边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烟云在突突的向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然后随风而四散，随风而淡薄，被烧的东西的焦渣，到处的飘坠。其中就有许多有字迹的焦纸片。我曾经在天井里拾到好几张，一触手便粉碎；但还可以辨识得出些字迹，大约是教科书之类居多。我想，我的书能否捡得到一二张烧焦了的呢？——那时，我已经知道开明书店被烧的情形——当然，这想头是很可笑的。就捡得到了又有什么意义，还不是徒增忉怛与愤激么？
这是兵火之劫，未被劫的还安全的被保存着，所遭劫的还只是些不幸的一二隅之地。但到了“一二·八”敌兵占领了旧租界后，那情形却大是不同了。
我们听到要按家搜查的消息，听到为了一二本书报而逮捕人的消息，还听到无数的可怖的怪事、奇事、惨事。
许多人心里都很着急起来，特别是有“书”的人家。他们怕因“书”惹祸，却又舍不得割爱，又不敢卖出去——卖出去也没有人敢要。有好几个友人，天天对书发愁。“这部书会有问题么？”“这个杂志留下来不要紧么？”“到底是什么该留的，什么不该留的？”“被搜到了，有什么麻烦没有？”
个个人在互相的询问着，打听着。但有谁能够说明哪几部书是有问题的，或那些东西是可留的呢？
我那时正忙于烧毁往来有关的信件、有关的记载和许多报纸、杂志及抗日的书籍——连地图也在内。
我硬了心肠在烧。自己在壁炉里生了火，一包包，一本本，撕碎了，扔进去，眼看它们烧成了灰，一蓬蓬的黑烟从烟道里冒出来，烧焦了的纸片，飞扬到四邻，连天井里也有了不少。
心头像什么梗塞着，说不出的难过。但为了特殊的原因，我不能不如此小心。
连秋白送给我的签了名的几部俄文书，我也不能不把它们送进壁炉里去。
我觉得自己实在太残忍了！我眼圈红了不止一次，有泪水在落。是被烟熏的吧？
实在舍不得烧的许多书，却也不能不烧。踌躇又踌躇，选择又选择，有的头一天留下了，到了第二三天又狠了心把它们烧了。有的，已经烧了，心平却还在惋惜着，觉得很懊悔，不该把它们烧去。
但有了第一次淞沪战争时虹口、闸北一带的经验——有《征倭论》一类的书而被杀，被捉的人不少——自然不能不小心。对于发了狂的兽类，有什么理可讲呢！
整整的烧了三天。我翻箱倒箧的搜查着，捧了出来，动员孩子们在撕在烧。“爸爸，这本书很好玩，留下来给我吧。”孩子们在恳求着。
我难过极了！我也何尝不想留下来呢？但只好摇摇头，说道：“烧了吧，下回去买好一点的书给你。”
在这时候，就有好些住在附近的朋友们在问，什么书该烧，什么书不必烧。
我没法回答他们，领了他们到壁炉边去。“你自己看吧！我在烧着呢，但我的情形不同，你自己斟酌着办吧。”
这一场烧书的大劫，想起来还有余栗与余憾。
不烧，不是至今还无恙么？
但谁能料得到呢？
把它们设法寄藏到别的地方去吧。
但为什么要“移祸”呢？这是我所绝对不肯做的事。
这是我不能不狠心动手烧的一个原因。
但也实在有些人把自认为“不安全”的书寄藏到别人家里去的。
这还是出于自动的烧，究竟自动烧书的人还不多，大量的“违碍”的书报还储藏在许多人家里。有许多人不肯烧，不想烧，也有人不知道烧，甚至有人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件事。
过了不久，敌人的文化统制的手腕加强了。他们通过了保甲的组织，挨户按家的通知，说：凡有关抗日的书籍、杂志、日报等等，必须在某天以前，自动烧毁或呈缴出来。否则严惩不贷。
同时，在各书店，各图书馆，搜查抗日书报，一车车的载运而去，不知运向何方，也不知它们的运命如何。
这一次烧书的规模大极了！差不多没有一家不在忙着烧书的。他们不耐烦呈缴出去，只有出于烧之一途。最近若干年来的报纸、杂志遭劫最甚，有许多人索性把报纸、杂志全都烧毁了，免得惹起什么麻烦。外间谣传说，连包东西的报纸，上面有了什么抗日的记载，也要追究、捕捉的。
因之，旧报纸连包东西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最可怜的是，有的朋友已经到了内地去，他们的书籍还藏在家里，或寄存在某友处。家里的人到处打听，问要紧不要紧，甚至去问保甲处的人。他们当然说要紧的，甚至还加上些恫吓的话。
于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他们把什么书全都付之一炬；只要是有字的，无不投到了火炉里去。
记得清初三令五申的搜求“禁书”的时候，有些藏书家的后人，为了省得惹祸，也是将全部古书整批的烧了去。
这个书劫，实在比兵、比火、比水等等大劫更大得多，更普遍而深入得多了！
这样纷扰了近一个多月，始终不曾见敌伪方面有什么正式的文告。又有人说，这是出于误会，日本人方面并没有这个意思。
于是烧书的火渐渐的又灭了、冷了，终至不再有人提起这件事。
不烧的人，忘了烧的人，特地要小心保存这类抗日文献的人，当然也有。
许多抗日文献还保存得不少，像《文汇年刊》之类，我家里便还保存着，忘记了烧。
书如何能烧得尽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烧书为统制的手法，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
但愿这种书劫，以后不再有！
我的邻居们
我刚刚从汉林路的一个朋友家里，迁居到现在住的地方时，觉得很高兴；因为有了两个房间，一做卧室，一做书室，显得宽敞得多了；二则，我的一部分的书籍，已经先行运到这里，可读可看的东西，顿时多了几十倍，有如贫儿暴富；不像在汉林路那里，全部的书，只有两只藤做的书架，而且还放不满。这个地方是上海最清静的住宅区。四周围都是蔬圃，时时可见农人们翻土、下肥、播种；种的是麦子、珍珠米、麻、棉、菠菜、卷心菜以及花生等等。有许多树林，垂柳尤多，春天的时候，柳絮在满天飞舞，在地上打滚，越滚越大。一下雨，处处都是蛙鸣。早上一起身，窗外的鸟声仿佛在喧闹。推开了窗，满眼的绿色。一大片的窗是朝南的，一大片的窗是朝东的，太阳光很早的便可以晒到，冬天不生火也不大嫌冷。我的书桌，放在南窗下面，总有整整的半天，是晒在太阳光下的。有时，看书看得久了，眼睛有点发花发黑。读倦了的时候，出去走走，总在田地上走，异常的冷僻，不怕遇见什么熟人。我很满足，很高兴的住着。
正门正对着一家巨厦的后门。那时，那所巨厦还空无人居，不知是谁的。四面的墙，特别的高，墙上装着铁丝网，且还通了电。究竟是谁住在那里呢？我常常在纳罕着，但也懒得去问人。
有一天早上，房东同我说：“到前面房子里去看看好么？”
我和他们，还有几个孩子，一同进了那家的后门。管门人和我的房东有点认识，所以听任我们进去。一所英国的乡村别墅式的房子，外墙都用粗石砌成，但现在已被改造得不成样子。花园很大，也是英国式的，但也已部分的被改成日本式的。花草不少，还有一个小池塘，无水，颇显得小巧玲珑，但在小假山上却安置了好些廉价的瓷鹅之类的东西，一望即知其为“暴发户”之作风。
盆栽的紫藤，生气旺盛，最为我所喜，但可知也是日本式的东西。
正宅里布置得很富丽堂皇，但总觉得“新”，有一股无形的“触目”与触鼻的油漆气味。“这到底是谁的住宅呢？”我忍不住的问道，孩子们正在草地上玩，不肯走。
房东道：“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这是周佛海的新居，去年向英国人买下的，装修的费用，倒比买房的钱花得还多。”
过了几个月，周佛海搬进宅了，整夜的灯火辉煌，笙歌达旦，我被吵闹得不能安睡。我向来喜欢早睡，但每到晚上9、10点钟，必定有胡琴声和学习京戏的怪腔送到我房里来。恨得我牙痒痒的，但实在无奈此恶邻何！
更可恨的是，他们搬进了，便要调查四邻的人口和职业；我们也被调查了一顿。
我的书房的南窗，正对着他们的厨房，整天整夜的在做菜烧汤，烟囱里的煤烟，常常飞扑到我书桌上来。拂了又拂，终是烟灰不绝，弄得我不敢开窗。我现在不能不懊悔择邻的不谨慎了。“一二·八”太平洋战争起来后，我的环境更坏了。四周围的英美人住宅都空了起来，他们全都进了集中营。隔了几时，许多日本人又搬了进来。他们男人大都是穿军装的，还有保甲的组织，防空的练习，吵闹得附近人家，个个不安。在防空的时候，他们干涉邻居异常的凶狠，时时有被打的。有时，我晚上回家，曾被他们用电筒光狠狠的照射着过。
有一天，厨房的灯光忘了关，也被他们狠狠的敲门打窗的骂了一顿过。
一个早晨，太阳光很好，出去走走，恰遇他们在练习空防。路被阻塞不通，只好再回过来。
说到道路，那又是一个厄运。本来有一条道路，可以直达大道，到电车站很近便。自从周佛海搬来后，便常常被阻塞。日本人搬来后，索性的用铁丝网堵死了。我上电车站，总要绕了一个大圈，多花上十分钟的走路工夫。
胜利以后，铁丝网不知被谁拆去了。我以为从此可以走大道了，不料又有什么军队驻扎在小路上看守着，不许人走过。交涉了几回也没用，只好仍旧吃亏，改绕大圈子走。
和敌伪的人物无心的做了邻居，想不到也会有那么多的痛苦和麻烦。
售书记
嗟食何如售故书，疗饥分得蠹虫余。丹黄一付绛云火，题跋空传士礼居。展向晴窗胸次了，抛残午枕梦回初。莫言自有屠龙技，剩作天涯稗贩徙。以上是一个旧友的《售书诗》，这个旧友和我常在古书店里见到。从前，大家都买书，不免带点争夺的情形，彼此有些猜忌。劫中，我卖书，他也卖书，见了面，大家未免常常叹气，谈着从来不会上口的柴米油盐的问题。他先卖石印书，自印的书，然后卖明清刊本的书。后来，便不常在古书店见到他了。大约书已卖得差不多，不是改行做别的事，便是守在家里不出门。关于他，有种种的传说。我心里很难过，实在不愿意在这里再提起，这是一位在这个大时代里最可惜、残酷的牺牲者。但写下他抄给我的这首诗时，我不能不黯然！
说到售书，我的心境顿时要阴晦起来。准想得到，从前高高兴兴，一部部，一本本，收集起来，每一部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被得到的经过和历史；这一本书是从那一家书店里得到的，那一部书是如何的见到了，一时踌躇未取，失去了，不料无意中又获得之；那一部书又是如何的先得到一二本，后来，好容易方才从某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几本，恰好配全，配全的时候，心里是如何的喜悦；也有永远配不全的，但就是那残帙也很可珍贵，古宫的断垣残刻，不是也足以令人流连忘返么？那一本书虽是薄帐，却是孤本单行，极不易得；那一部书虽是同光间刊本，却很不多见；那一本书虽已收入某丛书中，这本却是单刻本，与丛书本异同甚多；那一部书见于禁书目录，虽为陋书，亦自可贵。至于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与明清史料关系极巨者，稿本手迹，从无印本者，等等。则更是见之心暖，读之色舞。虽绝不巧取豪夺，却自有其争斗与购取之阅历。差不多每一本，每一部书于得之之时都有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作用。为什么舍彼取此，为什么前弃今取，在自己个人的经验上，也各自有其理由。譬如，二十年前，在中国书店见到一部明刊蓝印本《清明集》和一部道光刊本《小四梦》，价各百金，我那时候倾囊只有此数，那么，还是购《小四梦》吧。因为我弄中国戏曲史，《小四梦》是必收之书。然而在版本上，或在藏书家的眼光看来，那《清明集》——一部极罕见的古法律书，却是如何的珍奇啊！从前，我不大收清代的文集，但后来觉得有用，便又开始大量收购了。从前，对于词集有偏嗜，有见必收。后来，兴趣淡了些，便于无意中失收了不少好词集。凡此种种，皆寄托着个人的感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谁想得到，凡此种种，费尽心力以得之者，竟会出以易米么？谁更会想得到，从前一本本、一部部书零星收得，好容易集成一类，堆做数架者，竟会一捆捆、一箱箱的拿出去卖的么？我从来不肯好好的把自己的藏书编目，但在出卖的时候，买书的先要看目录，便不能不咬紧牙关，硬了头皮去编。编目的时候，觉得部部书、本本书都是可爱的，都是舍不得去的，都是对我有用的，然而又不能不割售。摩挲着，仔细的翻看着，有时又摘抄了要用的几节几段，终于舍不得，不愿意把它上目录。但经过了一会，究竟非卖钱不可，便又狠了狠心，把它写上。在劫中，像这样的“编目”，不止三两次了。特别在最近的两年中，光景更见困难了，差不多天天都在打“书”的主意，天天在忙于编目。假如天还不亮的话，我的出售书目又要从事编写了。总是先去其易得者，例如《四部丛刊》、百衲本《廿四史》之类，《四部丛刊》，连二三编，我在前年只卖了伪币四万元；百衲本《廿四史》，只卖了伪币一万元。谁想得到，在今年今日，要想再得到一部，便非花了整年的薪水还不够么？只好从此不做再收藏这一类大部书的念头了。最伤心的是，一部石印本《学海类编》，我不时要翻查，好几次书友们见到了，总要怂恿我出卖，我实在舍不得。但最后，却也不得不卖了。卖得的钱，还不够半个月花，然而如今再求得一部，却也已非易了。其后，卖了一大批明本书，再后来，又卖了八百多种清代文集，最后，又卖了好几百种清代总集文集及其他杂书。大凡可卖的，几乎都已卖尽了！所万万舍不得割弃的是若干目录书、词曲书、小说书和版画书。最后一批，拟目要去的便是一批版画书。天幸胜利来得恰如其时，方才保全了这一批万万舍不得去的东西。否则，再拖长了一年半载，恐怕连什么也都要售光了。但我虽然舍不得与书相别，而每当困难的时光，总要打它的主意，实在觉得有点对不起它！如果把积“书”当做了回货——有些暴发户实在有如此的想头，而且也实在如此的做，听说，有一个人，所囤积的《四部丛刊》便有廿余部——那么，售去倒也没有什么伤心。不幸，我的书都是“有所谓”而收集起来的，这样的一大批一大批的“去”，怎么能不痛心呢？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当时所以硬了心肠要割舍它，实在是因为“别无长物”可去。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然只好去书。我也有我的打算，每售去一批书，总以为可以维持个半年或一年。但物价的飞涨，每每把我的计划全部推翻了。所以只好不断的在编目，在出售；不断的在伤心，有了眼泪，只好往肚里倒流下去。忍着，耐着，叹着气，不想写，然而又不能不一部部的编写下去。那时候，实在恨自己，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曾想告诉世人说，凡是穷人，凡是生活不安定的人，没有恒产、资产的人，要想储蓄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只千万不要藏书。书是积藏来用，来读的，不是来卖的。卖书时的惨楚的心情实在受得够了！到了今天，我心上的创伤还没有愈好；凡是要用一部书，自己已经售了去的，想到书店里去再买一部，一问价，只好叹口气，现在的书已经不是我辈所能购置的了。这又是用手去剥疮疤的一个刺激。索性狠了心，不进书店，也决心不再去买什么书了。书兴阑珊，于今为最。但书生积习，扫荡不易，也许不久还会发什么收书的雅兴吧。
但究竟不能不感谢“书”，它竟使我能够度过这几年难度的关头。假如没有“书”，我简直只有饿死的一条路走！
从“轧”米到“踏”米
江南人的食粮以稻米为主。“八一三”后，米粮的问题，一天天的严重起来。其初，海运还通，西贡米、暹罗米还不断的运来。所以，江南的米粮虽大部分已为敌军所控制、所征用，而人民们多半改食洋米，也还勉强可以敷衍下去。其时米价大约二十元左右一担，但平民们已有亟亟不可终日之势。“工部局”开始发售平价米，平民们天一亮便等候在米店的门口，排了队，在“轧”米。除了排队上火车之外，这“轧”米的行列，可以说是最“长”，最齐整的了。穿制服的人，“轧”米有优先权。他们可以后到而先购，毋需排队。平民们都有些侧目而视，敢怒而不敢言。
有些维持“秩序“的人，拿粉笔在每个排了的衣服上写上了号码。其初是男女混杂的，后来，分成了男女两队。每一家米店门前，每一队的号码有编到一千几百号的。有的小贩子，“轧”到了米，再去转卖。一天可以“轧”到好几次米，便集起来到里弄里去叫卖。以此为生的人很不少。
后来，主持平卖的人觉得这方法不好，流弊太多，小贩子可以得到米，而正当的籴米的人却反而挤不上去，便变更了方法，不写号码，而将每一个购过米的人的手指上，染了一种不易褪色的紫墨水。这一天，已染了紫色的人便不得再购第二次米。
但这方法也行了不久。“工部局”所储的米，根本不能维持得很久。洋米的来源也渐渐的困难起来，米价飞跃到八十余元一担。“轧”米的队伍更长了，常常的排到了一两条街。有的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坐在地上。有的带了干粮来吃。小贩们也常在旁边叫卖着大饼、油条一类的充饥物。开头，“轧”米的人，以贫苦者为多，以后，渐有衣衫齐整的人加入。他们的表情，焦急、不耐、忍辱、等候、麻木、激动，无所不有，但都充分的表示着无可奈何的忍受。因为太挤了，有的被挤得气都喘不过来。为了要“活”，什么痛苦都得忍受下去。有执鞭子或竹棒的人在旁，稍一不慎，或硬“轧”进队伍去，便被打了出去；有的，在说明理由；有的，只好忍气吞声而去。强有力的人，有时中途插了进去，后边的人便大嚷起来，制止着，秩序顿时乱了起来。为了一升米，或两升米，为了一天的粮食，他们不能不忍受了一切从未经过的“忍耐”、“等候”与“侮辱”。
米价更涨了。一升米的平售价值，也一天天的不同起来。然而较之黑市价格还是便宜得多，所以“轧”米的行列，更加多，更加长。
有办法的人会向米店里一担两担的买，然已不能明目张胆的运送着了。在黑夜里，从米店的后门，运出了不少的米。但也有纠纷，时有被群众阻止住了，不许运出。
最大的问题是“食”，是米粮。无办法的人求能一天天的“轧”得一升半升的米，已为满足；有办法的人储藏了十担百担的米，便可安坐无优。平民们食着百元一担，或十元一升的米时，有办法的人所食的还是八元十元一担的米。
有许多“轧”米的悲惨的故事在流传着。因为“轧”不到米，全家挨饿了几天，不得不悬梁自尽的有之。因为“轧”米而家里无人照料，失了窃，或走失了儿女的有之。因为“轧”米而不能去教书，或办事，结果是失了业的，也有之。携男带女的去“轧”米，结果还是空手而回。将旧衣服去当了钱，去“轧”米，结果，那仅有的养命的钱，却在排队拥挤中为扒手所窃去。
大多数的人家，米缸都是空的，米是放在钵里、罐里或瓶里，却不会放在缸里的。数米为饭的时候已经到了。有的人在计数着，一合米到底有几粒。他们用各种方法来延长“米”的食用的次数。有的搀合了各种的豆类——蚕豆、红豆、绿豆、黄豆，有的与山薯或土豆合煮。吃“饭”的人一天天的少了。能够吃粥的，粥上浮有多半的米粒的，已是少数的人家了。
如果有画家把这一时期的“轧米图”绘了出来，准比《流民图》还要动人，还要凄惨。那一张张不同的、憔悴的面容，正象征着经历了许多年代的痛苦与屈辱的中国人民们的整个生活的面容。
到了后来，“工部局”的储粮交了，同时，敌人们的压力也更大，更甚了，便借着实行“配给制度”的诱惑力，开始调查户口，编制“保甲”；百数十年来向来乱丝无绪的“租界”的户口，竟被他们整理得有条有理。
所谓“配给制度”，便是按着户口，发给“配给证”，凭证可以购买白米及其他杂粮和日用品。开头，倒还有些白米配给出来，渐渐的米的“质”“江河日下”了，渐渐的米的“量”也一天天的少下去了，渐渐的用杂粮来代替一部分的白米了。米的“质”变成了“糠”多“米”少，变成了泥沙多，米质有臭味，不能入口，变成了空谷多于米粒。这些，都是日本人所不能入口，所不欲入口的，所以很慷慨的分了一部分出来。至于我们所生产的香糯的白米呢，那是敌人们的军粮，老百姓们是没有份吃到的。
有几个汉奸，勾结了管理军粮的敌人们，窃出了若干白米或军粮，在黑市上卖了出来。上海人总有半年以上，能够在黑市上买得到真正的白米或杜米，那不能不归功于那些汉奸们的做弊之功——从老虎嘴里偷下了一小部分的肥肉出来。后来这事被他们发现了，两个汉奸——侯大椿和胡政，便被他们枪决。从此以后，白米或杜米，在市面上便更少见到了。“一二·八”珍珠港事变以后，海运完全断绝了，连日本本上的白米也要“江南”地方来供给，白米的来源，便更加艰难，稀少起来。
上海区的人民们，如果有力量，不愿吃杂粮或少吃杂粮的，只好求之于少数的米贩子，那便是所谓“踏”米的人们。“踏”米的人，不过是一个代表的名词，指的便是那批用自行车偷偷的从敌人的封锁线上，载运了少数米粮过来的人，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汉子，冒着生命的危险，做着这种黑市交易，其他妇孺们和老年的人们也常常带了些米粮来卖。身上穿了特制的“背身”，“背身”前后面都有的，其中便储藏着白米，很机警的偷过了敌人的“检问所”——其实，还是用金钱来买“过”的居多。他们常常的发生“麻烦”，最轻的处罚是将食米充公。封锁线的边缘上常见有许多的“没收”的白米堆积着，有的是“没收”后还被“打”被“罚跪”。遇到敌人们不高兴的时候，便用刺刀来戳毙他们，如此遭害的人很不少。友人程及君曾绘了一幅《踏米图》，那幅图是活生生的一幅表现得很真切的凄惨的水彩画，是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的烙印。
为了食米的输入一天天的艰难起来，敌人们的搜刮，一天天的加强加多起来，米价便发狂的飞涨着。从伪币一千元两千元一担，到四千元八千元一担，后来便是一万元五万元的狂跳着。最后，竟狂跳到一百万元左右一担，最高峰曾经到过二百万一担的关口。平民们简直没有吃到“白米”的福气，连所谓“二号米”、“三号米”也难得到口。许多人都被迫改食杂粮，从面粉到蚕豆、山薯，只要是能够充饥的东西，没有不被一般人搜寻着。饭店里也奉命不许出卖白米饭，有的改用面食，有的改用所谓“麦饭”，白米成了最奢侈的、最珍贵的东西。“配给制度”也在无形中停顿了。——从半个月配给一次，到一个月两个月配给一次，直到了“无形停顿”为止。
食粮缺乏的威胁，不仅使一般平民们感受到，即有力食用白米者们也都感受到了。肉和鱼和蔬菜还有得见到，白米却都到了敌人们的“仓库”里去了。前些时，听说烟台的人请客，食米要自己随身带去。江南产米区的人们，这时也有同样的情形。历史上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皇帝，遇到荒年，饥民遍野，他提议说：“何不吃肉糜？”这时，倒的确有这样的“事实”了。吃肉糜易，吃白米饭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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