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战国策——二战风云录 三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邹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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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战国策——二战风云录 三卷试读：

引言

转眼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七十年了，在这近七十年的时间里，虽然世界不是十分太平，但相对于二十世纪初的三十年间，就爆发并结束了两次世界大战来说，这已经是人类社会最好的时期了。难道不是吗？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到现在的这几十年间，许多亚非拉国家摆脱了殖民地统治，走上了国家独立、民族自主的道路；这几十年间，是人类社会进步最快的时期，整个人类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变化；这几十年间，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时期，许多科学领域里，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地球已经从无法估量它、认识它的巨大无比，变成了纯粹的地球村；这几十年间，也是人类生活、生存条件改善最快、最好的时期。综合来说，这七十年来，是人类社会进步最快的时期。所有这一切重大变化，是二战对于人类社会的启示和人类对自身发展管控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当然不可否定的是，这近七十年间，也经历了冷战、两个阵营的对峙，甚至有过爆发新的、更加危险、毁灭人类的危险阶段。但最终由于均势与各种相应的制约因素，使人类需求和平、崇尚自由与包容的秉性占据了主流。

从中国的历史发展看，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圣人孔夫子，最崇拜是周礼所倡导的社会环境与结构。虽然老夫子的思想体系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并且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方面，但他所崇拜的社会环境，还是不但受到质疑。但当我们回头查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以西周、东周为代表的周礼主导时期，不正是中国社会发展最稳定、最持久的历史时期吗。正是这一近千年的稳定发展时期，才出现百家争鸣，确立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基。确立了中华民族领先世界的基础。这一历史阶段，与战后数十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经历，难道不是具有异曲同工之美吗？！

回顾二战期间，几位主要的政治巨人，或者说是把他们称之为三巨头、或四巨头。这些巨头当时最大的希望，就是建立一个能够保持最长达50年的世界和平。但历史证明，他们这一设想实现了，而且这一机制仍然十分健康地继续管控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这一许多人所没有想到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进程，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春秋时代的再现吗？

不可否定，在周礼主导时代，也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事变，但历史上的“五霸闹春秋”，历史上的“尊王攘夷”，就是后来发展到东汉末年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正是战后七十年历史再现吗？今天的联合国，从某种情况下看，不正是当年“周天子”的化身吗？！我们能否认为，某些历史现象，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呢？

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新大陆就成为列强对外掠夺和扩张的新领域，但好景不长，几百年的掠夺与扩张、几百年的殖民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上再也没有新的领域、新的陆地，供新的列强来掠夺、来占据、来殖民。在这样的客观历史条件下，一味扩张、掠夺、殖民的欲望并没有受到遏制，甚至这一思想在新的形势下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的趋势，成为世界大国的主流意识。

怎么办呢？正如德国历史上的一位名人所说：“我们需要阳光照耀下的土地。”但地球再也无法向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东西了。如是列强间就为争夺势力范围，而爆发了你死我活的战争。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列强间老牌强国英法俄等国家，它们必需继续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既得现状。而新型列强以德国为代表，如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则需要重新划分世界。他们希望以经济、军事实力来划定新的世界。侵略、扩张和大规模战争，就成为一时的选择。

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德国为代表的新兴势力失败了，但这一世界体系、主流思想并没有改变，列强主导世界的局面仍旧。因此，进行新的战争，重新划分世界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再次进行以国家集团为标志的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可以断言，即使没有德意日之间结成的“钢铁联盟”，也会出现类似的国家集团。为了应对这一世界环境，法西斯政治，也就成为一种选择，这是人类政治走向极端的一个历史标志。当然也是人类应该永远铭记的历史灾难性标志。以专制独裁、极端民粹主义，并且配之以种族灭绝政策和凶残屠杀手段的法西斯主义。在极端状态下，它可以在一时间显现出其超常的特色和残暴的本质。

从现有的人类历史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是最大的，它造成了近亿人口的毁灭；它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则无法用数字准确地表达出来。尤其是其残忍程度，人类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方面，如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酷刑、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所使用的生化武器等等，甚至远远超过了野兽的残忍。这让许多有识之士不得不受到震惊、感到无赖、甚至感到失望和迷茫。难道人类的发展已经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

还是一战结束后不久，一个世界性的机构就应运而生。这就是1922年成立的“国际联盟”。但国际联盟在应对像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挑战时，显得十分软弱与无赖。此时，与国际强权政治相对应的国际思潮也在困境中产生。还是战争初期，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制定了“大西洋宪章”。“大西洋宪章”所表达的精神，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篇章。由此，一个新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就在此精神原则下应运而生。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即使是联合国创立提出之时，也是一个多元的、五彩缤纷的世界。既有列强英美，也有共产主义的苏联，还有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社会混乱待变的中国。尤其是众多的殖民地、自治领，以及许多亟待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但是就是这些参差不齐的国家，构成了当今的世界特色。这难道不正是中国三千年前周王朝创立周礼时，世界（天下）在新的更高、更大范围内的重复吗？

回顾周王朝创立时的环境，当时的中华大地上，既有商代遗民的诸侯国家。又有新兴周王朝的封建国家，还有原始部落和许多非城邦国家外的氏族社会并存。在这一复杂的环境下，一个新的礼乐制度出现了，尊王攘夷，邦国自立成为这一制度的基础。而相对应的是地区大国：齐、鲁、晋、郑，以及后期的秦、楚等地区大国。周天子授予地区大国以征伐权力，由此构成了天下稳定的另一机制。这一机制成了此后的“五霸闹春秋”局势。

近七十年的历史进程，联合国制度是经受住了历史检验的，它是对当年强权世界的正确否定。今天，当我们重新了解和认识那段不堪回首的人类历史时，我们应该感受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是与避免战争，尤其是国家集团间战争分不开的。

当今世界，一种十分危险的趋向正在发展。和平与发展的旗帜，应该也必须继续高举。尤其是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认识到为争取这数十年来和平发展时期得来的不易，我们回顾历史，就是要避免战争。

其实，就是联合国的创立与“联合国宪章”的建立，也与历史上周王朝的建立十分相象。周武王在延津大会800诸侯，对强权、残暴的商纣王发起进攻，并且取得了牧野之战的胜利。就如同26个盟国对德意日轴心国家的抵抗与进攻；这是正义与邪恶的战争，是进步与腐朽战争的继续。如果说牧野之战开创了千年春秋历史纪元，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难道不可能开创新的千年和平伟业吗？

值此二战胜利七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本人以章回小说的形式，书写二战这一历史过程，希望能够给读者们一点启示：我们回顾战争，是为了珍爱和平！—— 

上卷

第一回

地处亚洲大陆东北边缘的岛国日本，自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实行明治维新以来，引领东亚各国发展之先。这一路走来，是其国力、国土、经济、军事不断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从吞并邻国硫球，到染指邻国朝鲜，并与大清帝国决战甲午，强占中国领土台湾；再到1905年的日俄之战，打败了号称欧洲警察的俄国；1910年吞并朝鲜；一战期间，取代了德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岛屿的占有权，使其在太平洋上直面美国。整个过程是其不断扩张的历史过程，也是当时世界强权政治下列强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日本侵略野心不断膨胀的过程：进一步扩大并占有更多地盘，扩充国土面积，从朝鲜半岛到南洋诸国；从大陆到太平洋群岛，尤其是侵略并肢解地缘大国中国，成为日本侵略集团的既定战略。

我国东北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其东面和东北面隔乌苏里江、黑龙江与苏联接壤。东南隔图门江、鸭绿江与朝鲜相望。西南一端与关内河北省紧密相连。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富足的自然资源，一直为列强所垂涎。尤其是小日本利用其和中国邻近，时刻不忘侵略中国。

其实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它并不小，作为岛国，它的国土面积比大英帝国的面积大得多；从人口方面看，它更是比西方列强中的英法德等国的人口多。所谓小日本，本人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相对于周边国家，中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于它的数十倍，日本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省份的面积；二是人口比中国少；三是日本人的身材矮小。

但自从甲午战争，日本这个小石头打破了中国这个大缸以后，其国力日益昌隆。有了中国赔偿的两亿多两白银，再加上俄、英、德三国干涉，虽然迫使日本交出了辽东半岛，但日本又获得了3千万两白银的赔偿。3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整个日本当年一年的财政收入。由于中日甲午战争，让日本认识到对外侵略战争，是个十分赚钱的买卖。

有了中国这数亿两白银，日本军力直线上升，1904年至1905年，日本与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进行了一场争夺远东霸权的战争。日本打败了沙俄，夺取了东北南部的大片土地。在一战期间，日本作为参战国，夺取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并且作为巴黎和会中的英美法日意五强，参与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列强行列。

但日本侵略者的心态一直不平衡，它对于这个“小”字耿耿于怀。染指中国，称霸亚洲，进而象大英帝国的“日不落”一样，无限度地扩张，成为其统治集团的终极目标。日本帝国主义继把朝鲜半岛吞并后，又把中国的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作为它侵吞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一大据点。1906年，以经营南满铁路为名，在大连设立了“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简称满铁）”，并以“保护”南满铁路和日本侨民为借口，日本两个师团赖在中国东北不走，于1919年正式命名为“关东军”。

关东军用刺刀维护着“满铁”的掠夺，据统计，满铁从开业到1931年，24年间纯收入增长19倍，共获利8.3亿日元。尤其是关东军，成为阴谋吞并东北的一支最野蛮的殖民侵略军。

日本在东北势力急剧扩张，其总投资约占各国在东北投资总额的73%，占日本对外投资的60%以上。此时的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面积11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的3倍，人口3433万。

日本内阁多年以来，一直在积极策划独占“满蒙”的阴谋。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所谓“满蒙”政策。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公开提出：中国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对日本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万一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受到损害时，日本将“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

东方会议还有一个秘密文件，就是7月25日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条陈的“满蒙积极政策”文件。主要内容是阐述对中国的侵略方针政策，史称《田中奏折》。“奏折”赤裸裸地指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1928年底，张学良顶住日本的压力，使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东北上空飘扬。东北易帜，沉重打击了日本妄图把满蒙分裂出去的阴谋。日本政府认识到，要把满洲变成殖民地，不用武力是不行了。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到来之后，日本满铁经营每况愈下，日本财阀强烈要求，把“满蒙置于日本统治之下，利用中国东北的资源和市场，摆脱经济危机”。

1929年至1931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影响巨大，自1914年以来，日本人口由5000万增加到7000万。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稻米的生产停滞不前，输入粮食又很昂贵。原粮和国外市场的需要日益迫切。在经济萧条期间，英国和其他40个国家都觉得，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或关税政策，抵制以不同于英美标准的劳动条件生产出来的日本货物。中国一向是日本棉织品及其他工业制品的主要输出市场，几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铁的唯一来源。因此，确保对中国的控制，成为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标。

1929年4月，日本法西斯骨干分子石原莞尔中佐，在《扭转国运的根本――满蒙问题解决案》中，极力鼓吹“为了消除国内的不安，需要对外进击（指战争）”，“随着满蒙的合理开发，日本的繁荣会自然恢复”。

1931年3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桓征四郎大佐，在日本步兵学校的讲演中进一步提出：“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生活，有着很深的特殊关系。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他认为，从中国的态度来看，“如果单纯地使用外交和平手段，终究是不能解决满蒙问题的。”

5月29日，关东军司令菱刈隆大将在对部下的训示中，赤裸裸地提出：“唯满蒙之地，对帝国国防及生存，具有极深远的特殊关系。日本要打开现状，谋求国运的发展，第一步是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

在此期间，在东北地区相继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日本利用“中村事件”大作文章，制造侵华舆论。

中村震太郎为日本帝国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1931年3月初，他伪装成农业专家，假冒“黎明学会干事农学士”，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间谍活动。同中村一起的，还有日军退伍骑兵曹长井衫还太郎，1名担任向导的蒙古人和1名白俄分子。他们伪装成中国人模样，持日本居留侨民护照，借游历考察为名，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同月21日，在返回途中，经过兴安区佘公府时，被东垦军第3团连长王秉义扣留。从四人身上搜出其间谍活动的各种证据，便密报张学良，张令“灭迹保密”。王秉义于6月25日将中村等4人秘密处死。

旧中国军人，狂嫖滥赌是其特色之一，张学良父子的军队，是一支背景十分复杂的军队，它曾是受到招安的马匪，从晚清制军里蜕变而来的。由于民国初年开始，国内军阀割据战乱连年，这些军人各种毛病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有加剧的趋势。针对这一特点，日本在东北各地设置了许多妓院、赌场和大烟馆，这些机构既大肆搜刮中国财富，同时又是日本在中国的情报机关所在地。

7月中旬，东北屯垦军1名军官，将此情告诉了其情妇－—日本女子植松菊子，植松菊子即告诉了哈尔滨满铁公所顾员佐滕的妻子。佐滕的妻子又将此情报递送给了日本特务机关。

日方得知此情报后，利用中村事件大做文章。8月10日，由石原起草，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名义，向满蒙副总裁江口定条发出了一个以武力搜查中村的通知。8月13日，石原就中村事件，给日本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提出武力解决满蒙的要求。31日，森恪在政友会干部会议上煽动说：“为了把日中关系恢复到合理的地位，必须依靠国力的发动。”

日本国内的战争叫嚣十分狂热，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少将、参谋本部课员影佐祯昭少佐等军官纷纷出动，利用各种集会发表演说，煽风点火。第9师团甚至用飞机散发了10万份《醒来吧，国防》的传单。

9月12日，日本内阁召开三省二部（海军省、陆军省、外务省、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以中村事件为由，首先进行铁路交涉，进而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紧锣密鼓的战争叫嚣声中，日本军内法西斯加紧策划侵略满蒙的战争。在军部首脑的支持下，陆军部组成了以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中佐为首，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为骨干的阴谋集团。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和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则组成了另一个阴谋集团。这两个集团串通一气，密谋策划东北事变。

实际上，从1931年春天开始，天皇裕仁就开始秘密部署军事行动。4月，参谋本部乘关东军所属部队调防之际，将适于在寒冷地区作战的仙台第2师团调进中国东北。5月，在延吉建造兵营。7月，又将两门24厘米的重炮，秘密运到沈阳日本守备队，炮口对准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

8月初，裕仁天皇召开关东军师团长会议，说明满洲作战计划问题。此后，裕仁又接见各司令官，暗示此事政府已经批准，但天皇和政府均不直接出面，由少壮军人出面。为此，日本军部进行了重大人事调整：建川美次调任作战部长；中国通本庄繁中将和土肥原贤二大佐，分别任关东军司令官和奉天特务机关长。一批法西斯将领就任要职，从组织上保证了发动事变的进行。

在日本政府默许和军部的支持下，这批法西斯狂徒有恃无恐。9月7日，日军守备队第三大队向沈阳附近集结。8日，日军在沈阳西建造炮台3座。同时日军四处暗布密探。同日，日军越境到沈阳北门外架机枪演习，并在合堡大街实行街市战斗演习。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亦于9月8日奉到密令，分别集中于沈阳、长春、哈尔滨。10日，沈阳日军当局分别召集沈阳日侨开会，以中村事件借题发挥，煽动日侨仇华情绪。

与此同时，沈阳南满站附属地缝纫厂，大量赶制中国军服，却用途不明。一切征候都表明，东北的形势险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正当日本法西斯磨刀霍霍，东北形势岌岌可危之际，国民政府在东北的防务甚为空虚。不久前的1931年7月18日，石友三在邢台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发出了讨伐张学良的通电，率军北上。

7月23日，张学良发出讨伐石友三通电。东北军主力大都抽调入关，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内。时东北军人对石友三感叹道：“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连苕帚疙瘩都拿出来了。”当时吉、黑两省的东北军仅剩5个旅，而且武器低劣，其中两个旅仅为两团编制。辽宁省内也仅留下王以哲第7旅，张廷枢第12旅和张树森骑兵第3旅。

东北除军事防务空虚以外，军政领导核心亦非常薄弱。事变发生前夕，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在北平休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正在家中为父祝寿。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在锦州为父治丧，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正在北平，他还兼任讨伐石友三的总指挥。在沈阳，只有辽宁省政府主席藏式毅、外交特派员王镜襄等。

对于日本的阴谋，张学良并不是一无所知。7月间，荣臻将军就向他报告说，日本军队企图挑起事端。8月，驻北大营的第7旅旅长王以哲，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指示说，蒋委员长要求暂时不抵抗，遇事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采取拖延方针。

事变前，张学良曾向蒋介石汇报了日本的过激行动，可能发生军事冲突。蒋一再告诫张学良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7月12日，蒋于江西剿共前线密电张学良，对日军在东北之挑衅，须极力忍让，勿生事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此时的蒋介石感到十分为难，从国内形势看，当年7至9月，发生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全国湘、皖、鄂、苏、赣、浙、广、闽、川、豫、直、鲁、辽、吉、黑、热等16省受灾。仅江淮水灾就有386县受灾；受灾人口5311万，占江淮总人口的25%；受灾农田1.6亿余亩，占江淮总农田30%；死亡人口42.2499万人，经济损失达23亿元。

政治方面，蒋介石虽然打败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新军阀，但中共势力异军突起，势力蔓延到鄂、豫、皖、苏、赣、闽、湘、浙、广等省，先后两次围剿均损兵折将。这次蒋亲自披挂上阵，调集30万大军进行围剿，以求一战而彻底剿灭。就在此时，两广地区胡汉民为首的地方势力，再次掀起政治风潮，对此他不得不采取忍让态度，以求彻底剿灭中共势力后，再作处置。

国际方面，中苏关系恶化，张学良在上年与苏军还爆发了军事冲突，虽然没有激化为两国间的重大事变，但两国实际上已经断绝了外交关系，处于敌对状态。

从实力方面看，日本是当今世界军事强国，连英美也得让它三分，客观地说，中日两国军事力量不在一个档次上。国民政府近几年来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中国贫穷积弱的面貌不是一下子能够改变的。蒋介石曾提出十年建设计划，在他看来，中日战争难以避免，给他十年时间，就可以在各个方面进行必要的准备，也可以缩小与日本的差距。

此时正是中国最关键的时候，日本选择此时动手，应该说是其精心策划的罪恶结果。

蒋介石有一个战略，就是忍让以争取时间，尽量避免与日本的军事冲突。甚至幻想“以夷制夷”，把遏制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列强。

8月，“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又以“铣”电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忽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见东北形势吃紧，且石友三叛乱已经平定，遂准备于9月6日回沈阳。正待动身，接到了日本特务土肥原阴谋暗杀他的密报，便迟疑没有行动。

蒋介石对张学良仍放心不下，唯恐东北军采取行动，扩大东北事态，打乱他的剿共计划。在蒋看来，东北毕竟是张家父子的独立王国，是奉系军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张学良岂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侵略者蹂躏自己的家园，难免在紧要关头，爱国激情冲破忍耐的极限，起而抵抗。故于9月11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要他于12日去石家庄会晤。

张学良乘专车赴石家庄，蒋介石亦乘专车自汉口赶至，二人于蒋的车厢内进行了密谈。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汉卿，最近获可靠情报，日军将要在东北动手，我思考再三，我们现在正处在极为困难时期，要对付广东和共匪，又要救灾。实在没有力量与日军对抗，到时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以期和平解决。”稍停，又接着说：“你命令东北全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麻烦了。明明是他们先开衅的，而他们却可以说是我们先打的，到时有口难辩啊！”最后，蒋又强调：“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此时，驻防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参谋长赵镇藩，深感形势咄咄逼人。他们接到了张学良的通知后，遂召集了第7旅上校以上军官研究形势，到会人员一致认为必然要发生事故。王以哲说：“东北日军的形势，张副总司令已报告南京，蒋总司令指示，若日军行动，暂不抵抗，一切事态靠外交解决。蒋总司令要求张副司令，要效法印度甘地，与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张副司令再三指示我们，要按蒋总司令的要求去做。”

蒋介石想用当年济南“五.三”惨案的办法来对付日本。以夷制夷，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来遏制日本。想不到日本对侵占东北作了周密的部署与计划。中国政府的忍让，使日本得寸进尺，纵容了其狼子野心。东北军的避战求和，防务空虚，成为日本发动侵略的绝好机会。

按照精心策划的计划，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北大营为名，率7、8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南800米的柳条湖铁路轨上，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隆”的一声巨响，一团硝烟冲天而起，划破了寂静的夜空。“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日本关东军以爆炸声为信号，由张学良的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的助手，今田新太郎大尉为指挥，率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抢先杀进了北大营。板垣征四郎立即以关东军司令的名义，命令第29联队进攻沈阳城，独立守备队从北面进攻北大营。

当日军向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进攻时，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旅参谋长一面下令部队紧急待命，一面打电话向东北军总参谋长荣臻报告，要求部队进入阵地。

荣臻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11时许，日军在重炮掩护下，开始进攻北大营。

翌日2时许，日军迫近营垣，赵镇藩见情势危急异常，遂下令全旅突围。突围之际，部队伤亡很大。当赵率部抵东陵时，遇到该旅军械官方贵，方贵传达了王以哲的命令：将全旅官兵枪支搜集到一起，放在东山嘴子库房里。赵见日军紧迫，没有传达。凌晨5时，第7旅撤退到东山嘴子，旋即退到山城镇。王以哲赶到军中后，逐渐将部队带到锦州。不久入关。

北大营遭日军炮击后，荣臻即到沈阳城中三经路的蒋斌家召集紧急会议。荣臻讲了他曾电话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交涉，日领事推说这是日本军部所为。荣臻与众人议了一会，没有结果。这时，北平张学良官邸电话接通，接电话的乃卫士长谭海。荣臻急问：“张总司令呢？”

原来，这夜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到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的《宇宙锋》。张学良为人性情豪爽，兴趣广泛，对梅兰芳的表演更是入迷。正在兴头上，谭海急急赶来，附耳告诉张说：“总司令，沈阳荣参谋长十万火急电话说，沈阳日军炮轰北大营，现在正攻打沈阳城。”

闻此，张学良急忙赶回官邸，接了荣臻的电话，当荣臻述说了事情的真相，请示如何处理时，张学良回答：“按蒋总司令8月16日‘铣’电去做。”刚说到此，电话中断，呼叫不通。

9月19日拂晓5时许，日军占领北大营后，进入沈阳城中。时荣臻认为，即使关闭城门，日军也会用炮轰击，不如打开城门，听其自便。沈阳城门大开，日军一炮未发，部队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中。

日军进占沈阳城后，当即贴满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安民告示”。“安民告示”除欲盖弥彰，颠倒黑白之外，俨然以一个占领者的姿态出现。

日本侵略者对沈阳的侵略，给中国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日军任意掠夺，据后来不完全的统计，仅9月18日夜，沈阳城的损失就达18亿元之多。

19日凌晨零点20分，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令辽阳师团大举进攻沈阳近郊，独立守备队辽宁骑兵旅攻长春，独立旅攻凤皇城和鞍山，炮兵团从旅顺向沈阳进发。同时，急电青岛日军司令、朝鲜军司令派援军入东北。凌晨3点，日军第2师团攻入辽阳。当天，日军占领安奉、辽阳、营口、盖平、复原、海城、鞍山、铁岭、四平街、公主岭、安东、长春、本溪、凤皇城、抚顺等20余城。

20日，日军在沈阳组织军政、民政两公所。土肥原为沈阳市长，并改沈阳为奉天市。

21日，日军又占领了吉林市和吉长、吉敦两铁路。仅一个星期，日军就攻占了辽宁，吉林两省。那么，蒋介石、张学良如何应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呢？  

第二回

张学良在北平接听荣臻电话中断后，直到24小时后的19日夜1时许，才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当即召开文武官员会议，把沈阳发生的严重情况叙述了一遍，然后说：“如今我等已易帜，听命于中央。所以，我们一切举动，都要听从中央安排。”张学良稍停又说：“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必在最前线抗战。”他边说边站起身，在室内走了几步，又说：“总之，这次事件，我们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张学良连夜将沈阳事件报与南京中央政府和军委会。电文如下：

国民政府钧鉴：

顷据沈阳藏主席、荣参谋长皓卯电称：日兵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军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北大营迫击炮库被毁，迫击炮厂亦被占领，死伤官兵待查，城内外警察各分所，均被日兵射击，警士被逐出，无线电报台亦被侵入。向日领事迭次交涉，乃以军队之行动，外交官不能直接制止等语相告。显系支语，并云由我军破坏南满铁路桥而起，实属捏词，截止本日午后五时，尚未停止枪炮，以上等情，均经通告各国领事，伊等尚无表示，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抵抗，以免地方糜烂。余续电，并已转电南京政府谨陈，藏式毅荣臻叩印等语。最后复得沈电台报告，日军已于今晨6时30分入省城，占据各衙署、各通讯机关，驱逐我警察，遮断我北宁路，此后消息完全阻断，情况不明。日方宣传，因我军袭击南满路，故日军施行追击。但事实上我方绝无此事，即日军犯我北大营时，亦毫未与之抵抗。除电国民政府外，敬电奉闻。

张学良告急电至南京时，国民政府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王正廷等人闻知事变消息，慌乱一团。只得急电江西，请蒋介石速回南京主持一切。

刚抵南昌主持剿共的蒋介石，接到沈阳事变的消息后，当下发电于北平，命令张学良不得下令抵抗。下午，蒋介石会同陈铭枢、何应钦3人飞回南京。起身之际，蒋又接到电报称：外交已两次向日方提出抗议，要求日军退出占领区。在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施肇基，也向国联报告了实情，要求国联和各国主持正义。

蒋介石回到南京，主持宣传的教育部次长陈布雷，即向蒋请示对事变的宣传方针。他不假思索地说：“布雷先生，我意按照《国际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国际公论，中国将听命于国联。要求国联派中立委员会监视日本撤兵。我方态度明确，我已严令东北军不得节节抵抗。”蒋深思了一会，说：“你写一个《告全国同胞书》，要突出三点内容，就是：确实团结，坚定沉着，加倍刻苦。另外，你要再草一份通电，请粤方共赴国难。”

当晚，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会上，蒋介石说：“日本今乘粤逆叛变，我党国内部分裂之际，侵略东北。日人图我东北之野心久矣！今付诸行动，其野心一发，心难再收，东北从此将无宁日。令人痛哉！大敌当前，中正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一身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

此时，蒋介石眼睛里唅着泪花，声音低沉，稍停，他环视严肃的会场接着说：“然制止日本人之暴行，手段种种，余认为：在国际，我当以我中华民族之文明，对日本人之野蛮，将日本人之暴行，提交国联，诉诸于公理；在国内，消除纷争，全党同志，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接着，蒋介石提出了由陈铭枢赴粤讲和的建议，全体与会者一致赞同。而后，陈铭枢提议，让蔡元培一同去广州。经过商讨，这次会议最后决定四点基本方针：即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以加强外交工作；抽兵北上，暂缓讨粤及剿共军事行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3人前往广东联粤，共御外侮；发表《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全国人民镇静忍耐，相信国联会公正解决。

21日，南京政府正式向国际联盟求援。与此同时，又请求美国政府行使“九国公约”，以抑制日本扩张。

2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发表了《中央告全国同胞书》。内称：国家遭此非常之变，必赖举国一致之努力，尤必确认共循之径途。公告中对处理这一事件提出三点：一是必须团结，一切言论行动，必须真实地保持全国一致；二是必须坚定民众，确实秩序，力戒矜张；三是必须加倍刻苦，无论国家与个人，均应佥矢辛勤，加紧工作，于应付危局之中，培养国家之基本。

同日，张学良派万福麟、鲍文樾飞抵南京，谒见了蒋介石。蒋对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的一切都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

而此时，日本已将战火在东北迅速蔓延。从9月18日夜到21日上午，日本关东军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主要城市及铁路沿线地区。沿途各兵工厂、飞机、武器弹药、铁甲车尽被日军掠去。仅东北兵工厂即损失步枪9500余支，各种机枪2500挺、各种口径大炮650门、各种迫击炮2300门、飞机260架。其它物资无法计算，东北的中国交通银行，尽被日本洗劫，连张学良的私邸亦被日军捣毁，张作霖惨淡经营的家业，顷刻间落入日本强盗之手。张学良对此哀痛之极，几不欲生，然而为时晚矣。荣臻等东北当局要员被日军俘获。至于无辜百姓，遭受的劫难，更是罄竹难书。“九.一八”事变突发后，举国哗然，全世界也为之瞠目结舌。事变之前，中国东北边防军相当一部分精锐部队随张学良入关，东北地区仅有数万战斗力疲弱的部队，分布在百万平方公里国土上。而日本关东军经过精心准备，兵力为2个师团，超过5万人，沈阳一地，中国军队仅有第7旅数千人，而日军常驻兵力就在万人以上。事变后加上朝鲜等地的增兵，迅速增兵至4个师团，10万精锐之师。

双方兵力相差悬殊，加上中央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竟一夜之间占领沈阳，4个多月占领东北三省，并吞了相当日本本土3倍的中国领土，除了在黑龙江受到马占山将军组织的抵抗外，几乎是兵不血刃。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令人激愤。

全国民众对“九.一八”事变，丢失东北三省的怨愤之情，全部倾泄于东北军政首脑张学良身上，称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应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后来的上海“一.二八”抗战，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给日本以极大的教训！蒋介石被迫还是支持了十九路军的抗战。

马君武在“九.一八”事变后，撰《哀沈阳》一诗在《重庆日报》发表，立即传遍全国。其诗云：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文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难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九.一八”事变后，使蒋成了众矢之的。与此同时，广州西南政委会的反蒋声势高涨起来，蒋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如果这个局面继续下去，不但影响蒋介石集中力量剿共，更可能使北方、西北、西南各地军阀对他产生动摇。所以，蒋介石决计宁粤和谈，由此便引发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巨头的角逐。最终蒋介石被迫下野。

日本帝国主义自“九.一八”事变后，迅速侵占东三省，并向锦州推进。国民政府请求国联制止日本对主权国家的侵略，国联虽作过几次敦促日本退兵的决议案，但日本置国际公法和国联决议于不顾，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同时，设法组织傀儡政府，以达到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一方面，日本继续扩大侵略行动，以压迫国民政府进一步屈服。另一方面，拼凑和组织傀儡政权。

日本的对华侵略，激起了国际公愤。12月1日，国联理事会12国委员会继9月30日后，再次通过了解决满洲问题决议案。其内容为：

一、确定9月30日理事会通过的决议案继续有效，日军应退回至9月18日以前的地域。

二、当事国双方采取必要手段，禁止酿成丧失生命的任何行为。

三、中日双方随时将东三省最近情况报告国联。

四、理事会各国应将接到本国在东三省代表的报告，供给理事会。

五、派五人调查委员会到东三省调查，中日各派襄助员1人。

六、在理事于明年1月25日开会之前，请白理安注意中日纠纷发展。

12月10日，美国总统胡佛，在国会报告对中日满洲问题的政策时宣称：美国为《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签字国，负有维持中国领土完整的切实责任，对于满洲问题的一切谈判，美国仍保留完全自由的判断行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奉行寄希望于国联主持公道和调停。英、法、美等国家，因日本危及他们在华的利益，决定派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1931年11月21日，国联理事会开会讨论派调查团赴满洲问题。法国外长白里安将讨论意见归纳为八点：

一、不得因调查延滞撤兵；二、美国应允派员参加调查；三、调查项目由各会员自由提出；四、按盟约第十一条调查；五、望日本在数月内撤兵；六、停止战争，但不限期；七、望中国勿反对；八、望日本勿乘机扩大事变范围。

12月1日，国联理事会开会，决定派5人组成调查委员会，到中国东三省调查，中日各派襄助员1人随同。10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关于解决满洲问题决议案正式通过，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法、美、德、意五国成员组成，由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任团长。因而称“国联李顿调查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美国为了在中国的利益和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于1932年1月7日，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日两国，不承认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其照会称：

中华民国政府的最后残余，业已随同锦州附近的军事行动而遭受摧毁。美国政府仍继续信任近经国际联盟理事会授权的中立委员团的工作，定会帮助最后解决中、日间现存的困难。但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与责任，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得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

1932年1月8日，美国政府援《九国公约》，照会中、日两国政府声称：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所订立之任何条约或协定，足以损及美国或其人民在华条约上之权利，或损及中国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之完整、或违反国际上关于中国的政策，即通常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者，美国政府均无意承认。

14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复美国公使照会，称中国政府主权独立及领土行政完整之原则，绝无与日本订立任何条约之意。望美国政府继续增进国际公约之效力，以保各国际公约之尊严。

李顿伯爵被任命为调查团主席。他是名门世家的后裔，曾担任过英国殖民地孟加拉省长和印度代理总督，在东方有多年经历。调查团一致通过的调查报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件，满洲事件的全部背景，在报告中有仔细的叙述，提出的结论是明明白白的：

满洲国是日本参谋部的人为产物，这个傀儡国家并不是根据人民的愿望而成立的。李顿勋爵及其同僚在报告中不仅分析了形势，而且提出了国际解决的具体建议。这就是宣布满洲自治，但它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受国际联盟的保护；此外，由中日两国订立一个全面条约，规定两国在满洲的权益。10月2日，在日内瓦、南京、东京三地同时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报告书发表后，虽然遭到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但国民政府认为“明白公允”，表示原则接受。1933年2月，国际联盟宣布不能承认满洲国。但国际联盟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也没有采取任何抵制行动。

就在国联加强对日本侵略行为的谴责和抵制之时，日本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际联盟。从而使东北问题更加复杂化。

正当世界局势非常需要国际联盟的活动和力量的时候，国际联盟在道义上的权威，却缺乏任何实质上的支持。而日本则采取了更加蛮横无理的措施，那么，日本侵略者又采取了哪些侵略手段呢？  

第三回

从日本近代历史看，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即实行“强兵为富国之本”国策。首先着手全面的兵制改革，政府认为开设军校培养军官为当务之急。日本是帝制国家，故对德国甚为欣赏，决计在军事上以德为师，改取德式体制。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国民强制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企图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兵营，把国民变成“肉弹”，甚至把日俄战争中，因沉船堵塞旅顺口而丧生的广濑武夫捧为“军神”，把一味蛮干，强迫士兵实行“肉弹”攻击，驱使众多日本军人，以鲜血和白骨填平天皇制军国主义欲望，造成巨大伤亡的屠夫乃木希典捧为“圣将”。

在日本侵略扩张活动中，日本法西斯势力起了极大的作用。各种法西斯组织在经济危机的高潮中纷纷出笼，他们在煽动侵略扩张的同时，竭力在日本建立法西斯独裁，不惜制造一系列暗杀、政变等流血事件，来推动日本国家的法西斯化。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得逞后，法西斯军人身价倍增，法西斯势力空前增强。1932年初，法西斯组织“血盟团”和少壮军官勾结，刺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的最高负责人团琢磨。同年5月15日，一批法西斯军官发动政变，刺杀首相犬养毅，袭击了政府、政党和重要机关以及重要的金融机构。他们搞政变，是为在日本建立法西斯专政、推行战争政策扫清道路。

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后，面对国际和中国人民的反对，它开始在东北寻找其傀儡，达到完全占领并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间，日寇板垣征四郎、土肥原、本庄繁等要人纷纷出动，网罗了汉奸赵仲仁、韩云阶、张景惠等，倡道“联省自治。”同时，以这些汉奸牵线、合谋，对黑龙江省马占山进行种种诱降活动。

1932年2月16日，马占山飞沈阳参加所谓“联省自治”会议，即东北四巨头张景惠、藏式毅、熙洽、马占山会议，会议在日本帝国主义授意下，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任伪委员长，马占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藏式毅任伪奉天省省长，熙洽任伪吉林省省长，汤玉麟任伪热河省省主席。并在当天起草了所谓《独立宣言》，马占山托病没有在上面签字。

在拼凑汉奸成立所谓的“联省自治”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为控制东北，开始筹划在东北建立伪政权组织。他们设想建立一个受日本支持的“以东北四省与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领”的忠于日本的傀儡政权。为此，在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的策划下，1931年11月，日本人将前清废帝溥仪从天津挟持到旅顺。

18日，关东军利用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了“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宣言称“从此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25日，正式改名为“满洲国”。年号“大同”，改用新五色“国旗”。以长春为“首都”，改名新京。以溥仪为执政。

3月1日，发表所谓《满洲建国宣言》，伪满洲政府公布了《中央政府组织法》及《维持公安律》。8日，溥仪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由旅顺到达长春，次日便举行就职典礼。随后，根据日本关东军的提名，任命郑孝胥等一批军阀和汉奸，充任政府各级官吏。日本人井德三任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凡有命令，必须经该厅签字盖章方能生效，否则不能执行。坂谷喜一任财政部总务司长，大桥忠一任外交总务司长，三谷清任奉天省警务厅长。日本人实际掌握了伪满洲国的全部权力。伪满洲国还宣布所谓的盐税独立，并接管大连、营口、安东、哈尔滨、珲春等海关。

9月9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承认伪满洲国。13日，日本枢密院通过承认伪满洲国案。15日，伪满洲国与日本政府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正式承认伪满洲国。

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年号改为“康德”。溥仪改称皇帝。郑孝胥由国务总理改称总理大臣，中央行政体制改称君主立宪制，地方行政体制继续采取“分治”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东三省以后，野心大增，紧接着开始在上海制造事端，挑起冲突，企图侵占上海，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1932年1月间，日本帝国主义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压制抗日运动和进行军事侵略的阴谋，派遣军舰30余艘和登陆部队数千人，进占上海。通过驻军唆使所谓“居留民”集会游行，捣毁了虹口北四川路的一些中国商店。闸北区还发生5名日本僧人和三友实业社工人欧打冲突事件。日方便借此寻衅。

在制造借口的同时，日本领事村井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道歉、惩凶、赔偿、取缔抗日运动等四项无理要求。并于1月26日，发出所谓《哀的美敦书》，限令中国方面48小时内作出圆满的答复，否则日军就要自由行动。

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向蒋、汪请示后，向日方屈服，完全接受了日方条件。然而，日本野心并非只此，26日晚，日本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出了另一个以保护日侨为名的通牒，限令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立即退出闸北，将此地让与日军进驻。

在战争乌云笼罩着黄埔江畔的严峻形势下，国民政府对日一味投降退让，告诫第十九路军“不得擅自行动”。但蔡光鼐总指挥、蔡廷锴军长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面对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义愤填膺。他们在全国民众的声援下，决心为保国土，与日寇血战到底。

正当十九路军将士准备应付事变之际，26日下午1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抵达上海，约蔡廷锴在张静江的公馆相会。何对蔡说：“近日上海日方无理要求，要我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政府本应拒绝，可如此势必引起日方战火。现国力未充，为保存国力起见，只好忍辱负重，以外交途径解决。拟令十九路军于最短的时间内，撤防到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望兄遵照中央旨意，下令执行。”

蔡廷锴对政府的软弱态度甚为不满，如今听了何应钦的话，更是愤闷。但又不能不服从军令，便回答说：“敬公，自本军到沪之后，军纪甚严，沪上各界，均反映甚好。今中央下令后撤，我军当然要执行，但最好不要在日方威胁之下动作，中央可否将我军调往他处，我等绝对服从。”

何应钦未置可否，授完旨意，便匆匆离开。

此时，蒋介石虽被迫下野，实际上仍然操纵南京政府的重大政策。他授意张静江找蔡廷锴谈话，以阻止抗日，张的劝说遭到蔡廷锴的严词拒绝。蒋即密令宪兵第6团于28日赶到上海，准备接替闸北防务。

28日晚，敌情非常严重，情报表明，日军已决心发动进攻。驻防闸北的第78师张君崇团官兵，接到移防命令时，群情难扼，不肯交防，而接防部队也仅到达一营兵力。鉴于这一危急情况，蔡廷锴军长请示蒋光鼐总指挥，他们断然改变了上锋的命令，决定推迟交防。

当晚23时30分，日本侵略军在装甲车掩护下，悍然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蔡廷锴接报后，立即下令：“坚决抵抗！”

顿时，闸北方向枪声大作，“一.二八”抗战开始了。

当闸北枪声响起后，蒋光鼐来到军部，同蔡廷锴一起抵龙华司令部，找上海警备司令戴戢共商防御日寇进攻之策。当即，这三位上海的最高指挥官连夜步行，急至真茹车站，设立了临时指挥部。并电令驻镇江、苏州、常州的后方部队，火速向上海开进。

整整一夜，上海市区各处枪声不断。十九路军各级指挥官，纷纷表现出特殊的勇敢，指挥战士们冲锋陷阵，沉着应战，炸毁了日军铁甲车5辆。天明之时，日军出动飞机，低飞到1000米低空，向十九路军阵地狂轰滥炸，企图突破闸北防线。十九路军英勇抗击，日军连连受挫，损失严重。

日军进攻没有得手，29日晚8点，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向中方提出停战要求。这是日本的缓兵之计，蒋、蔡二位将军想到，自己的军队也需要调整，便接受了这个要求。随即命令前线各部队停止战斗，严密戒备。同时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60师调到南翔、真茹一带，将第61师调到上海，原在上海的第78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随时准备消灭敌人。

就在这天，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电云：“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之！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二十八日夜11时30分，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业已接火。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不丧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十九路军将士抗击日寇的壮举，鼓舞了上海和全国人民。上海各界纷纷派代表前往十九路军各部队慰问。1月30日上午，宋庆龄、何香凝到真茹进行劳军。时天降大雪，二位夫人见士兵仍穿单衣、夹衣，在寒风中发抖，当即回沪发动捐制棉衣运动，5天时间捐制棉衣3万套，同时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许多青年爱国学生，投笔从戎，与十九路军官兵并肩作战。在爱国民众支持下，十九路军士气大增。

30日，日本3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2艘航空母舰及陆战队5千人到达上海。日军增援后，置停火诺言于不顾，于31日晚再次向闸北十九路军防地发动猛攻，双方再次激战。2月1日，蒋光鼐亲临闸北前线指挥作战，打退日寇的多次进攻。

日军自1月28日发动进攻后，整整一个星期，没能突破闸北范围。2月4日，日军开始第一次总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了激战。在闸北方面进攻的日军被击退，吴淞屹然无恙，江湾一个联队的日军被我包围歼灭。我军乘胜反攻，各线激战达9小时之久，完全粉碎了日寇的这次总攻。日军司令盐泽幸一，因失败而被免职，调回日本国内。

接替盐泽幸一到上海的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野村到上海后，日军陆续增援，海陆空军增兵万余。2月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以待。届时即可结束华军之抵抗。”

野村的口气虽然狂妄，但与盐泽幸一在战前所说的“一旦发生战事，4小时即可了事”的傲慢态度相比，却较为圆滑一点。反映出日军指挥官在遭到坚决抵抗后，不再敢那么狂妄了。

鉴于闸北方向日军受挫，野村上任后，把进攻重点转向吴淞。2月7日，日军集中大批战舰、飞机向吴淞炮台轮番轰炸后，日寇陆战队便蜂涌而上，强行登陆。我步兵坚守阵地，浴血狙击，待日军进至射程范围内，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开火，日寇死伤枕籍，无法登陆。

然而，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不仅不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反而指责蒋光鼐、蔡廷锴“强出风头，目无军纪，给政府制造麻烦”。不给十九路军一枪一弹的支援，致使十九路军连手榴弹都不够用，一些部队，只好使用上海总工会用罐头盒赶制的土炸弹来打击日寇。

为此，日军宣布：上海战事只是专对十九路军，不与南京政府以及其他军队为敌。

何应钦则严令各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阻止各军将士援助十九路军。

更令人奇怪的是，十九路军接防前，原吴淞要塞司令任凭日舰自由出入，增兵支援，却不放一枪一炮，当日军进攻要塞时则仓皇而逃。中国海军在淞沪抗战爆发后，仍然供应日本海军淡水、鱼肉。并且与日军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军，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

第十九路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凭借清一色的陆军步兵，与陆海空军编队的日军作战的。

13日清晨，日军发动新的总攻，野村一面向闸北、八字桥、江湾进攻；一面以主力从蕴藻浜架桥偷渡，企图包抄吴淞后路。当天上午，雨雪纷飞，天气骤冷，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中日双方几次展开残酷的白刃肉搏，死伤均极惨烈。这次战斗，向蕴藻浜南端淞沪铁路桥出击的日军，被第78师守军击退。向北端纪家桥出击的日军，被第61师守军击退，日军进攻计划再次被粉碎。

2月中旬，野村的职务由日本陆军中将植田谦吉替代。14日，植田率部抵达上海，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兵力增至3万余人。植田以总司令身份发表谈话，他说：“要迫使十九路军撤退。”2月18日，植田向蔡廷锴提出《哀的美敦书》，提出数条无理要求，企图“谋和”。

蔡廷锴把它交给蒋光鼐，并召集高级将领会议。会上全体将领无比愤慨，决心奋战到底。

这时，日军全部兵力已达3万多人，野炮70门，陆战队分布主要战线；日本军舰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飞机增加到60余架。

和议未果，刚好蒋介石到浦镇，张治中到浦镇迎蒋。张时为国民革命军第5军军长，遂向蒋报道：“十九路军打得很艰难，应派军队支援，中央若无兵可派，治中愿往。”

已经下野的蒋介石，此时为各方舆论的压力而烦恼，听了张治中的话便说：“既然文白愿往，第5军是我们唯一可以拿出作战的部队。现在实在无法可想，只有把你的这个卫戍部队抽出去作战。”蒋当即向何应钦打招呼，要何应钦下令张治中率第5军之两个师参战。第5军的臂章符号，一律换成十九路军的臂章符号。

第5军的增援，使蒋光鼐等甚为高兴。又值阎锡山派人送来重迫击炮15门，炮弹600发。遂下令集中炮火，向日军阵地狂轰，作为对植田谦吉通谍的复文。

20日晨，恼怒急燥的日寇发动了第三次总攻，日军的这次进攻，是企图突破中方防线南端地域，然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十九路军歼灭于江湾、闸北地区。再以主力向北，歼灭第5军于吴淞地区，这就是植田的所谓“中央突破”计划。至22日，植田亲率日军倾巢出动，攻势凶猛，十九路军与其激战5昼夜，至25日，日军在我军三面包抄中，仓皇溃逃，伤亡惨重，中国军队又一次取得重大胜利。

此间，十九路军敢死队员，潜水炸伤日军旗舰“楚云号”。日本国内震动，且因劳师动众，战事无速决，引起反战浪潮。为了挽救败局，日军一面在东北加紧拼凑伪满洲国，一面再度整顿队伍，派遣前田中内阁的陆相白川大将，接替植田。增调飞机200架，兵力增至近10万人。

而我军防守的战线绵延百余里，战斗1个月，人员武器消耗极多，且补给又无望。全军十九路军和第5军共计不足4万人，敌众我寡，处境十分艰难。

2月29日，日军在白川指挥下，发动第四次总攻。日寇在大炮、飞机的掩护下，乘势进袭，敌我短兵相接，血肉横飞，双方死伤惨重。3月1日清晨，日军3万余人在浏河登陆，由于十九路军预备队已全部用尽，无以应付登陆之敌，致使十九路军中央阵地被突破。但十九路军仍然拼死抵抗，希望受蒋介石指挥的上官云相师能即刻投入援助，驱逐日军登陆部队，以使正面战线仍能维持。然而，上官云相师始终按兵不动，下午，我方终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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