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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30 21: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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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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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选编(2011年度)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选编(2011年度)试读:

第一部分 经济、管理篇

新型城市化下广州推进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李三虎(广州行政学院)

在全球化维度上,产业融合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在这一主题之下,目前城市学家提出的“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等概念,其核心思想在于他们揭示了这样一种城市发展趋势:“大量全球过程,包括日益增多的世界商品、精巧产品和金融市场集中以及通过通讯系统不断增加的相互连接,都能够导致经济结构融合;这反过来也在多种多样的世界城市中,产生类似的空间和社会影响。”这一趋势表明,全球化必然推动世界城市经济和产业融合,同时产业融合也促进城市结构转型。尽管全球化力量强烈地影响着一切世界城市的产业融合,但必须要强调的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力量同样也影响着各国城市与世界经济的关联程度,进而对产业融合过程、结果起着不可忽视的调整和建构作用。广州2010年三产比例为1.75:37.24:61.01,服务业产值大大超过工业产值,同时城市化率达到83%。广州经济发展已从工业化阶段步入后工业阶段,为此将广州置于世界先进城市的坐标体系中加以定位,适时地提出了新型城市化战略部署。100多年前,广州曾经位列世界城市行列,后来逐步丧失其国际影响力,现在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不过是为了逐步回归世界城市。其中,在全面提升经济质量方面,为了突出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广州强调“以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主导产业为突破口,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进产业高端化、集群化、融合化发展”。这不仅是广州作为世界城市体系的一个节点城市对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产业融合趋势的政策响应,也是将产业融合作为经济发展和城市转型的新引擎推动新型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一、产业融合对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效应和意义

在近20多年中,随着全球化、管制放松、竞争协同和技术转移加速,越来越多的产业结构得以根本改变,产业或部门边界变得日益模糊。为了应对这种状态,国际企业界和经济学界开出了“产业融合”的战略管理菜单。近年来,广州重点加快广州科学城(北区)产业带建设,推动广州国际生物岛、中新知识城、南沙新城等重点区域和一批创新型科技企业发展,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呈现出较好的产业融合态势:一是先进制造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增加,2006—2010年全市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比2001—2005年增长1.6倍,重大产业项目带动了各种先进技术融合,如以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为主的汽车产业集群不仅产生了汽车电子电控、发动机、变速器、传动系统等核心技术发展,而且也带动了动力传动、汽车模具、电子电器、电控集成系统等高端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二是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仓储、会展业、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物流业等更是发挥了巨大的渗透带动作用。毫无疑问,广州在步入后工业社会之后,产业融合条件已经成熟:一是第二产业或工业,特别是重型化产业项目受到省产业布局影响而或调整,其方向已经相对确定,它与服务业、文化产业的关联度强化已经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趋势;二是现代服务业发展速度迅猛,与诸如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进行高度融合也成为城市功能获得高端化提升的前提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推动产业融合意味着广州地区企业战略行动的重大改变,也是城市结构转型的方向所在。当前广州正处于新型城市化进程中,致力于产业融合是广州融入世界城市体系和增强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一)适应全球化发展要求,通过加快产业融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有利于增强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的综合发展实力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或一线城市GDP占有较大比重,是该国次级城市或二线城市的两倍。2009年,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继上海、北京之后成为GDP超万亿的特大城市,其在国家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但广州未来经济发展,毕竟要面临一种“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城市激烈竞争格局(参见表1)。为了强化国家中心城市地位、跨入世界先进城市行列,广州必须要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到2016年GDP突破2万亿元。在这种发展要求之下,必须把握目前信息革命引发的全球性产业融合发展趋势,打破传统产业或企业间的分工界线,形成一种新的分工链条,通过产业分工链条的重新组合,建立起一种有序的产业内或企业内部的分工链条网,加快建设高端化、集群化、融合化的现代产业体系,提高广州产业整体竞争力。从微观上讲,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积累、创意组合、水平解决方案和标准设定并致力于商业策略变革和市场或产品定位,产生新的产业形态或新的增长点,以赢得广州城市经济增长优势。从宏观上讲,推动企业以及企业之间采取范围经济、规模经济等策略并实现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动发展,使传统产业创新、产业关联度、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组织形态、产业区域布局等获得提升,促进资源跨区域、跨行业整合,增加就业和推动人力资本发展,以推动广州城市人口和空间结构向高端化转型,从而进一步提升广州的国家中心城市地位。表1 中国城市GDP排行变化情况(二)以世界先进城市为标杆,通过加快产业融合集聚全球资源,将有利于提高广州国际商贸中心的城市服务功能地位和世界文化名城的国际吸引力

目前,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金融交易取代传统世界贸易,经济资源成为国际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城市作为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主要集聚地点,作为全球范围内重要的战略节点,在全球化经济中起着主要的支撑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广州领开放之先,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节点城市。FDI不仅在广州“第一产业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稳中有升,第三产业比重大致缓慢上升”的城市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对国内投资有着很强的引导带动作用”。但同时也必须要看到,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既要以一种开放姿态成就全球资本高度集聚的战略节点空间格局,又要使自身进入一种新型城市化的内生过程,拥有能够吸引资本流动的先进技术、高级基础设施和高端人力资本以及古老城市文明资源传承和本土文化特色保持,以支撑其持续吸收全球资本进入本国经济体系。产业融合既然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或产物,当然也有助于推动城市集聚全球资源。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和后工业发展阶段,广州将自身置于世界先进城市的坐标体系中加以定位,提出了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和世界文化名城的战略重点。其意义在于,推动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融合发展,必将大大提高广州城市对来自不同经济类型的人力资本、高新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的国际吸引力,实现一种“外国直接投资与自主创新的双引擎”发展状态。(三)着眼于高端要素集聚,通过加快产业融合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渗透和延伸程度,将有利于升华低碳经济、智慧城市、幸福生活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

在全球化过程中,专业性服务无疑构成了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又一核心特征。在以往近50年的世界城市历史进程中,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领域的就业率呈现出大幅度衰减趋势。诸如纽约、伦敦、巴黎等世界领先的特大城市,不得不通过重组或调整经济结构向后工业社会发展,由此来恢复其就业水平,其基本产业融合机理就在于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延伸、渗透和融合效应。纽约、巴黎和东京等全球城市,其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比例是其所在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比例的两倍。广州目前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符合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向。近年来,广州全面启用亚太地区最大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亚太信息引擎”,率先在国内实现无线宽带规模覆盖,实现“三网合一”;启动了广州超级计算中心、国际云计算中心等智慧城市基础平台建设,实施“天云计划”,大力推进智慧广州建设。目前,广州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为0.946,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信息技术的产业融合意义逐步呈现出来。要适应这种趋势,从制造业向提供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专业化服务转变,倡导“新广州·新服务”,提高生产性服务对其他产业的渗透和延伸程度,产生出新的产业形态、就业形式和集约发展方式,进而增强低碳经济、智慧城市、幸福生活三位一体的城市持续发展能力。推动低碳技术的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高端化中低碳化和低碳化中高端化,夯实城市低碳经济的基础,保护城市生态环境,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新型城市经济发展形态。强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高级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多维度渗透,打造高品质城市,构建以智慧元素、创新元素、知识元素推动发展的新型城市运行形态。把民生幸福当作最高追求,强化文化引领功能,打造以工促农的城乡融合,形成花城、绿城、水城一体的高雅空间品质,彰显城市地方风格,不断提升市民幸福感和城市吸引力。总体而言,只有通过产业融合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多样化,找准创新驱动、内生发展轨道,才能真正推动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迈上新台阶,使广州从国家中心城市逐步步入世界先进城市的行列。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产业融合发展方式选择

目前,产业经济理论表明,产业融合是两个或多个迄今为止还处于分离状态的产业之间的相互融合。产业融合不是原有不相干产业的简单相加,而是由于技术进步、管制放松与管理创新,在产业边界和交叉处发生技术融合,改变原有产业产品的特征和市场需求,导致产业之间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从而呈现一种新型的竞合关系,逐步形成产业之间产品、业务与市场全面融合的动态发展过程。产业融合存在多种情况,如信息技术—通讯—传媒—娱乐融合(或称“数字融合”),化工—制药—食品融合(如药品—化妆品融合,食品—药品融合等),金融—保险融合等。但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广州必须要着眼于城市结构的整体转换,宏观、系统地设计自身的产业融合发展方式。(一)加强三次产业的宏观水平融合,重点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都市农业—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城市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

目前,广州第三产业比重在60%以上,是一种“321”结构。这种结构并不说明非经济服务化越高越好,应该特别警惕超越第二、三产业的“非经济服务化陷阱”。广州产业融合发展的总体方向应该是“321”梯次延伸和渗透,包括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融合、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融合、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融合三种融合方式,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文化创意产业—都市农业的融合及其具体融合方式。

第一,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融合,推动制造业服务化,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融合,特别是要重视商贸会展、金融保险、现代物流、商务—科技服务等对先进制造业的渗透作用,并促进制造业分化产生新的服务业业态。广州的这种产业融合较早为人们所注意,目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制造业服务化,即制造业领域的服务性活动所占比重日益提高,不仅制造业领域原有的服务性活动(制造业的内生型服务化)大幅度增加,而且被并入制造业领域的外部服务性活动(制造业的外延型服务化)大幅度增加;二是硬件产品软件化,即制造业产品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控制、操作和应用性软件系统,以至于这些软件系统价值在产品价值构成中所占比重超过物质部分,如汽车制造、精细化工、电子产品、重大装备等产业都表现出硬件产品软件化趋势。在推进制造业服务化方面,要特别重视商贸会展、金融保险、现代物流、商务—科技服务等向先进制造业的延伸和渗透,注意促进制造业分化产生新的服务业态,如汽车—金融、汽车—保险、技术制造—研发服务外包、虚拟制造等。在这种意义上讲,应着眼于第二产业发展,大力加强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和流通性服务业发展,继续深入推进传统第二产业的高新技术改造,促进先进制造业通过产业融合寻找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第二,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融合,推进以城带乡发展,重点是都市农业—海洋产业—生态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广州的郊区不仅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而且具有历史悠久的文化资源;广州不仅具有众多的风景名胜、自然景观、原生态保护区,而且具有多处历史文化遗产。广州的郊区山河纵横,南边临海,自然地理、地貌十分丰富,生物资源、农业资源、海洋资源在世界大都市中也是首屈一指。广州作为历史名城,其名山、秀水、森林、临海等各种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休闲娱乐景观,使广州郊区对珠三角乃至海内外游客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把都市农业、海洋产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结合起来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不仅有利于开发就业潜力,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实现农产品价值增值,而且有利于促进城乡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休闲功能集成,满足市民休闲需求、增加农民收入,提高都市农业和海洋产业品位。

第三,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融合,促进以工促农发展,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都市农业融合发展,具体是制药—食品融合,生物—能源融合,生物—材料融合,生物—海产融合等。就城乡统筹来说,必须要落实以工促农政策。具体到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对都市农业和海洋产业的延伸和渗透,必须要推动制药—食品融合、生物—能源融合、生物—材料融合、生物—海洋融合等,促进保健营养品、绿色食品、绿色能源、绿色材料等业态发展,提高都市农业和海洋产业的技术含量。(二)加强产业内部的微观垂直融合,立足上下游市场的技术融合与替代品和互补品的产品融合,重点沿着高新技术研发产业化—产业技术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产业融合路线,推动城市产业结构高端化发展

宏观水平的产业融合落实到微观上来,就是要强化技术创新—技术融合—产业融合的垂直重组(参见表2)。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向其他产业的垂直渗透和融合并产生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在产业内部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例如,生物芯片、纳米电子、三网融合(即计算机、通讯和媒体融合),信息技术产业以及农业高新技术化、生物和信息技术对传统工业改造(如机械仿生、光机电一体化、机械电子、电子商务、网络型金融机构等)。这种产业融合不仅会使某些传统技术和产品消亡,而且也会改变某些传统产业的生产与服务方式,从而在总体上推动着城市产业结构高端化发展。

微观垂直的产业融合包含四种方式:一是上游市场的技术融合,即不同产品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同一技术,即通用技术和共同技术发展(如信息技术等);二是下游市场的技术融合,即现有产业的技术资产用于开发新的产品或服务,如个人数码助理或掌上电脑就是从通讯、电脑、娱乐和计算器的技术融合发展而来的;三是替代品的产品融合,即一个产业提供的产品功能迅速对其他已有市场进行替代,如3G标准的产生使掌上电脑与移动电话在功能上得到融合等;四是互补品的产品融合,即各种产品或服务之间相互补充,如互联网标准和技术使得计算机和电讯服务相互补充等。前两者作为技术融合必然会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后两者作为市场融合则会对不同产业的需求方式起到变革作用。

目前,广州必须要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和都市农业领域,将技术创新作为产业融合的推动力,沿着高新技术研发产业化—产业技术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融合路线,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技术—市场融合,着力研发核心技术和共用技术,强化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环保技术等向传统制造业、传统服务业、文化娱乐和传统农业渗透,促进电子商务、物流业、文化创意产业、生态农业、旅游农业、新材料新能源、低碳环保、海洋经济等新型业态生成。在此基础上,把握世界技术革命中“纳米—生物—信息—认知”(NBIC)的融合技术发展趋势,结合技术研发—市场需求,强化自主创新,力争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健康产业、新材料与高端制造、时尚创意、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有新的突破,形成集“广州价格—广州服务—广州制造—广州创造—广州标准—广州老字号”于一体的高端化产业发展格局。表2 产业融合的垂直重组框架(三)着眼于城市空间设计,以战略性发展平台推动产业之间的空间融合,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城乡一体发展水平

第一,重点推进三大国家级开发区、六大现代服务业功能区、九大创新型产业发展区和九大功能性发展平台建设,使它们成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高端化空间融合的新引擎。传统城市化衰减不是因为工业化退却,而是因为新兴产业尚未获得空间集聚。新型城市化就是要借新经济之势,以知识扩散填充创业之井,促进技术融合和创新集聚的经济发展。突出广州开发区、南沙开发区、增城开发区“三大国家级开发区”建设的示范带动作用,强化自主品牌创造和自主创新能力培养,推动汽车、造船、装备、数控、石化、钢铁等制造业集群发展及其跨区域产业链条延伸和技术高端化升级,使生产、研发和贸易相互融合。打造天河广州国际金融城、琶洲会展总部、白云新城商贸文化区、白鹅潭现代商贸区、城市新中轴线高端服务业区、黄埔广州临港商务区等六大现代服务业功能区,以此来承载金融保险、商贸会展、高端商务、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现代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的渗透和服务。推动中新广州知识城、天河智慧城、广州国际创新城、空港经济区、广州南站商务区、广州文化产业基地、广州国际健康产业城、越秀核心产业功能提升区、广东从化经济开发区等九大创新型产业发展区,促进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产权交易平台、科技创新平台、人才交流培养平台、检验检测认证平台、商务服务平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平台、先进制造业发展平台、现代农业发展平台等九大功能性发展平台,实现技术、资本、人才等高端要素的加速集聚和高度融合,使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对接和协调发展。

第二,加快建设中部中央商务及文化产业区、东部高新技术产业带、西部现代商贸和文化产业区、南部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国际化临港经济区、北部临空产业集聚区和生态产业区,形成产业融合的区域合理分工格局。广州通过“东进、西联、南拓、北优、中调”的城市空间布局调整,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的城市结构。目前广州在这一构架基础上,推行提升一个都会区(已经建成的主城区,包含中心城区和西部老城区)、打造两个新城区(南沙滨海新城和以科学城、中新知识城为核心的东部山水新城)、建设三个副中心(把花都、增城、从化的县城作为整个广州的副中心,进行拓展、优化和提升)来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按照这一布局,在产业融合方面,整个都会区要突显高端商贸服务和文化产业引领功能,保障和促进整个区域的产业发展活力,加快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整个市域产业融合提供支撑。两个新城区的东部区域要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带,南部区域形成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国家化临港经济区,体现高新技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的融合发展,引领城市转型升级和创新融合。三个副中心建设涉及北部临空产业集聚区和生态产业区建设,一方面要通过临空产业集聚区集聚航空物流,以此为基础与其他区域产业对接,另一方面要通过中心市区边缘—郊区—镇村—田园空间整合,结合北部地区的区位优势、自然景观和人文主题,推动都市农业—生态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与协调发展。三、推进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传统城市化瓶颈

传统城市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硬输入”,新型城市化强调的是知识、技术、信息、创新创意等高端要素的“软输入”。与“硬输入”的外生增长不同,“软输入”更加强调内生增长。但在尚未完全步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之前,广州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仍然面临着沿袭传统城市化的各种障碍。这包括技术瓶颈、人才障碍、需求局限等非制度性因素和管理、政策等制度性因素。其中,制度性因素是前提条件,影响到整个产业融合过程;非制度性因素则是保障条件,直接影响到产业融合发展能力。(一)非制度性障碍:自主创新驱动不强、金融业不健全、总部经济集聚不足和复合型人才缺乏,导致产业融合基础缺失和未能形成主动融合发展局面

第一,自主创新驱动不强,导致产业融合发展基础缺失。传统城市化的工业发展惯性在于关注招商引资,不注重自主创新。目前,广州技术创新投入资金不断加大,但比较国内其他城市,仍存在较大差距(参见表3)。2010年,广州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1.79%,比最高的北京低3.71个百分点,专利申请量2.08万件,比最高的苏州少5.64万件,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六大城市中居末位;专利授权量1.51万件,比最高的苏州少3.1万件,在六大城市中也仅居第5位。这些数据表明广州科技资金投入仍然不足,其自主创新能力当然也不强。2010年,深圳R&D最大的前两位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共投入R&D经费是同期广州R&D最大的前两位企业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和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的10.5倍。众所周知,技术创新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扩散导致了技术融合,技术融合使不同产业形成了共同的技术基础。技术创新不仅通过开发替代性或关联性技术、工艺和产品,然后通过渗透扩散融合到其他产业之中,而且也能给原有产业的产品带来了新的市场需求,从而为产业融合提供市场空间。广州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创新能力弱、自主知识产权匮乏、核心技术依赖国外、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依赖进口等问题,使广州很难在技术创新驱动的产业融合方面与其他城市相竞争。表3 2010年广州与国内五大城市科技指标比较资料来源:梁文政:《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中“三大突破”的思考——基于广州市统计数据的分析》,载《探求》,2012年第3期。

第二,金融业发展不健全,导致产业融合机制无法建立。广州近年来金融业发展总量不断增大,但与国内主要城市比较仍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既表现为地方金融机构实力相对较弱,也表现为银行业、保险业相对发达而证券市场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业在现代服务业中占据核心地位,金融业的相对落后意味着其他现代服务业也难以获得长足发展。目前,广州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增加值占较大比重,劳动密集型从业人员较多,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比重较低,2010年只占36.6%。特别是物流、金融、信息、科技和咨询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规模较小,知识密集型的高端服务业尤为薄弱。这表明广州服务业的内在结构层次不高,特别是金融与科技相结合的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直接影响到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之间的相互融合,其结果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艰巨。

第三,总部经济集聚不足,导致产业融合组织乏力。一般说来,只有超巨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才能形成并支持跨国生产经营的实力与能力。每一个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就是国际金融资本的融合、产业融合的发展史。广州先进制造业虽具有一定规模,但在国际分工中位置并不高,具有优势的产业集群尚未真正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仍占相当比重,对现代服务业的需求层次和总量都相对不高。截至2011年6月,在广州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有53家,而上海有305家,北京有82家。这表明广州大部分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知名龙头企业较少,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创新型龙头企业。总部经济集聚不足,使广州难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难以在国际一体化经营中使产业划分转化为产业融合,也难以通过服务外包形成对与金融、市场销售、人力资源、外购信息技术等相关的现代服务业的拉动发展。

第四,跨行业复合型人才短缺,导致产业融合缺乏活力。与先进制造业、文化创意产业高度融合发展的知识密集型、智力密集型行业是典型的现代服务业。这种现代服务业能否健康发展,关键取决于人才竞争。由于未形成合理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人才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存在巨大矛盾。一方面一些人才供大于求,而另一方面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兼备较强项目管理能力、良好技术背景、快速学习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种人才既要掌握本行业前沿技术,并且对未来技术融合发展走势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又要熟悉跨行业流程的理解和操控,具备高度的商业敏感性以及管理、沟通和合作能力,拥有较强的综合素质。这方面高级专业人才非常缺乏,直接制约着广州产业融合发展。(二)制度性障碍:政策引导缺乏,制度壁垒,导致产业融合发展缺乏外部推动和缺乏活力

第一,产业融合发展的引导政策缺失。广州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甚至都市农业,基本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政策体系,即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政策近年来也出台不少。但受传统城市化的行业分割体制影响,现有产业政策基本以引导自我增强型的产业内部循环发展为主,缺乏引导产业融合发展政策,没有明确的产业融合发展战略规划,以及在资金、技术、税收等方面的配套措施。

第二,产业管理体制的制度壁垒。不同产业之间存在着进入壁垒,这使不同产业之间存在着各自边界。广州在推进产业融合方面将面临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为避免产业融合的市场选择失灵,广州各区特别是老城区有可能以行政区为边界进行同质化资源争夺;二是由于产业融合在资金供给、人才、技术引进等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且涉及多技术、多业务、多部门和多区域分工协作,广州全市会面临纷繁复杂的协调失灵问题。也就是说,在现有宏观经济体制条件下,受行业管理体制制约,包括城乡二元分割、制造与服务分割、高新技术与文化分割等,产业融合发展难以协调。即使是在同一大类行业中,如现代服务业,其管理也非常分散,涉及行政管理部门较多,职责分工交叉,条块分割,从而导致服务创新和竞争环境不理想,产业融合发展成本较高。不消除行业体制壁垒,产业融合发展会非常困难,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也难以进行。四、新型城市化中推进产业融合的对策与措施

相对于传统城市化,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必然是城市结构的整体转换。这种转换虽然并不在于要抛弃传统产业,但必须要通过产业融合促进传统产业创新升级。广州已经通过新型工业化实现了对传统产业的信息技术改造,现在推进新型城市化不仅要把产业融合看作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而且还要通过融合部门对相关产业的溢出和对生产性服务业外部化、专业化起到促进作用。进一步说,广州必须重视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和销售等活动的产业空间价值链分布,逐步推动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顺利转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实现产业结构的专业化互补和区域一体化,即:结合新型城市化的顶层战略设计和功能定位,促进重大战略性发展平台成为区域产业价值链的领导者和驱动者,更加注重以高强度的新城开发打造新的增长极,发展与自身原有制造业结构能为之提供产业配套或产品需求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原有制造业结构转变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形成区域性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达到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水平。在城市产业治理意义上,广州应当面对上述传统城市化阻碍产业融合的制度和非制度瓶颈问题,根据当前产业融合发展特点,加强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建设。(一)着眼于现代产业体系,强化战略筹划,形成符合新型城市化方向的产业融合发展思路

把握NBIC技术融合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发展趋势,适应以商流、物流、人流、资金流为主的基础性支撑向以知识流、信息流、资本流为主的基础性支撑转变的全球城市发展形势,着眼于解决土地集约利用、空气质量、水环境、垃圾处理、交通改善、食品安全等基本问题,广州应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比较优势,不仅要成为先进制造业的集约性承载地,积极争取成为现代服务业转移的辐射性集聚地,更应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知识性集群地,推动战略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相互融合、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321”产业融合总体框架下,根据低碳经济、智慧城市和幸福生活的新型城市化发展要求,以“新广州·新服务”为战略,重点以先进制造业为依托,提高科技服务、金融、高端商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在先进制造业延伸服务中的比重,促进电子产品、汽车、精细化工、重大装备、文化创意产业链延伸和集群发展,使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产业、新材料和高端制造、新能源和环保节能、新能源汽车、时尚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产业融合的发展方向。(二)创新体制机制,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构建产业融合发展的保障措施

第一,加强组织协调,做好产业融合规划,构建融合型产业体系。在城市治理意义上,产业具有共同的技术基础是产业融合的前提条件,但技术融合要发展为产业融合,还须经历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等阶段,并取决于市场需求、制度和政策环境等因素。创新的推动力、市场需求的拉动力、企业间竞争合作的压力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撑等是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十二五”规划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发展目标,确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和产业重点,构建融合型产业体系。促进产业融合的组织协调机制,形成利益驱动的相互融合共识,前瞻性地做好产业融合规划,以促进不同产业在融合渗透中共同发展,并形成相互融合的新型产业体系。重点发展研发服务、创意产业、教育培训、生命健康、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先进制造等,确立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主导、高附加值制造业为支撑、宜居产业为配套的产业结构,坚持以高端产业集聚高端要素,形成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的新格局。

第二,放松管制,提高市场资源配置能力,形成有利于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环境。应最大限度地促进三大产业的融合发展,消除相关产业内部各行业和产业间进入的政策壁垒,完善融合型产业体系的制度环境。打破行政垄断和部门分割的利益格局,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新突破,取消和部分取消各种价格、准入、投资、服务等方面限制,特别是放松价格规制和准入规制,实施激励性规制,加强社会性规制,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由政府牵头、各有关部门参加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整体规划,支持非国有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广州服务业发展,促进企业相互合作和竞争。统筹协调部门、地区、行业关系,形成产业融合所需的组织协调机制,形成实现融合的企业主体机制和为融合提供服务的中介机制,同时要避免部门被市场中的各方利益集团所俘获,确保消费者利益和企业员工利益不受损害。完善开放型城市创新体系,完善与国际接轨的办事规则和营商环境,积极吸收国内外优势资源,以外引、内联方式,引进全球高端项目、技术和人才,吸引世界品牌企业和品牌产品,培育一批企业集团,掌控产业融合发展的主导权。

第三,加大财政投入并拓宽融资渠道,提升城市创新服务功能,为产业融合发展奠定技术创新基础。加强政府资金引导、多渠道吸引社会资金、积极探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互融合的新途径。加大财政对科技研发经费投入,引导和带动全社会对科技的投入。建立基金制度,落实创新激励政策,强化产业融合发展的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补贴产业融合所需资金,加快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加大资金投向产业融合重点领域的力度,引导政府资金由支持单个企业向支持基地建设、优化产业投资环境转变。培育金融产业集群,增强以金融街为基地,强化金融机构的资金和资源配置功能。鼓励风险投资,提升金融对先进制造业的辐射渗透能力。

第四,注重开发、培育和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搭建产业和技术发展平台,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良好空间环境。着眼于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和服务功能,整合国家、省及周边城市资源,努力将广州打造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创新基地和全球创新中心。创造良好的融合型公共技术平台,重视和鼓励关联度高的产业技术创新,加快高科技产业对传统产业的融合与渗透。加强公共服务支撑体系建设,强化企业网络组织建设,支持企业拓展相关业务。完善投融资、市场调研、产权交易、信息、技术和法律等服务的支持体系,积极发展各类现代专业中介服务,形成为产业融合提供服务的中介机制。构筑国际创新人才高地,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加大复合型创新人才引进力度。健全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的体制机制,开展“人才特区”试点,大力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三)鼓励企业加强商业战略制定,促进技术融合与管理创新相结合,使产业融合成为实现新型城市化的经济竞争基础

技术进步和放松管制并不一定就导致产业融合,因为技术进步大多发生在本产业内部,而不是发生在产业边界。因此要在放松管制的同时,促进形成产业融合的企业主体机制,鼓励企业采取企业重组、业务流程重组、虚拟企业等管理方式,以技术融合为前提,把融合过程推进到各个运作层面。支持企业改造自身组织与管理,创新投资结构,充分运用资本市场促进资产组合,培育不同产业之间融合渗透的优势产业群。以市场为导向,促进不同分割市场的融合,鼓励企业开拓新市场,提高企业连接新价值网络的经营能力。鼓励企业改变营销方式,着眼于消费方向引导进行技术融合创新。支持企业跨领域并购,加强融合,提升产业整体的竞争能力。发挥产业协会等行业组织作用,促进企业间加强横向一体化发展,实施企业联盟战略,并通过这种联盟增强创新能力和管理弹性,使企业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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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心城市的形成机制、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

姚阳(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一、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与内涵(一)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

国家中心城市是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具有全国性重要影响,并且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和国际竞争的主体城市,国家中心城市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在空间形式上的集中体现,它起着配置国家资源、主导经济社会发展和连接国内外的重要作用,往往是一个国家中综合实力最强、辐射带动能力最大的城市代表,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经济发展区和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二)国家中心城市的特征与功能

根据对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认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中心城市必须在国家区域范围内甚至更高层级的区域经济范围内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经济实力强大,是国家或世界的经济中心;(2)金融辐射影响大,是国家或世界金融中心;(3)现代化综合交通设施完善,是国家综合性交通枢纽或综合性的门户城市;(4)文化教育发达,是区域文化教育中心;(5)科技发展迅速,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策源地和区域创新基地;(6)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多,是国家或世界的综合性服务中心;(7)决策控制和管理机构多,是国家管理和控制中心;(8)国际化程度较高。

同时,国家中心城市还具有如下功能:(1)强大的集聚功能

国家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社会网络的集结点和中间枢纽,具有自身区位特点和政治、经济等资源优势,通过规模效应、市场效应、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效应吸引区域的各种商品、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集聚,实现强大的集聚功能。(2)强大的辐射功能

与集聚功能相对应,国家中心城市随着生产要素集聚发展,通过“涓滴效应”,向城市群及周围地区进行要素和经济能量输出,将商品、技术、信息、人才等经济要素,以及技术创新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传递辐射到其他地区,引导周边区域的经济活动、社会文化结构、权力组织和聚落类型等转换,促进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3)强大的带动(携领)功能

国家中心城市由于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优势,在科技进步、区域创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等方面具有巨大的示范带动作用,会引起区域在经济和社会多方面的仿效,全方位、多层次影响着区域经济活动,最终携领整个区域经济发展。(4)强大综合服务功能

国家中心城市是工业和服务业的聚集地,第三产业高度发达,生产、金融、交换、旅游、科技、教育、文化、交通、信息等城市职能优势突出,并通过中心城市与区域之间的产业投入产出关系、产业分工合作关系,服务和带动区域发展。二、国家中心城市形成的驱动力量与外部环境(一)国家中心城市形成的外部推力

经济资源在全球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而是在一些地区高密度聚集,形成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区。世界经济增长重心是指世界经济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经济动力最强、经济潜能最大、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最大、最终需求和外贸出口增长最快、引进技术和吸引外资最多的某个区域。同时,世界经济重心的分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受到政治、经济、科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会在全球范围内转移。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已越来越集中表现为国家中心城市之间的竞争,集聚在国家中心城市中的各种经济社会能量日益成为主宰世界及各个国家活动的主导力量。国家中心城市所集聚的高能量的辐射带动功能,不但能大大加强一个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而且能有力地推动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是国家中心城市形成的重要外部推动力量。(二)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由于某些城市具备最有利的条件,因而获得优越的发展机遇,不断吸引各种要素向其聚集,最终演变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主要包括:

第一,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产业集聚是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产业在空间上不断集中,一是有利于开展专业化生产与经营,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二是有利于企业获得新技术和新信息,做出正确的营销决策。三是有利于获得规模效益,在一定限度内,产业集中度越高,规模经济获利越大,经济实力越强。四是有利于形成新的区域优势。交通运输是影响中心城市形成的又一重要条件。它可以改变城市的区位条件,形成新的区位优势。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的集中,能够促进运输网络的完善,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的地位。

第二,市场的形成和扩大。纵观发展市场经济国家中心城市形成的历史,无不与市场的形成和扩大息息相关。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于国内市场形成与国际市场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经过18世纪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越来越趋向专业化,国际分工及各国之间商品和货币的流通逐步发展起来,各个国家都被纳入统一的国际市场。大工业在空间上的集中与内外贸易的发展,是中心城市形成发展的基本条件。

第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农业生产技术变革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一方面为城市提供大量的剩余产品,另一方面由于所需劳动力减少,向城市输送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从城市经济看,中心城市的发展既需要大量人口集中,又能给居民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好的生活条件,因而人口流动一般是流向中心城市,特别是国家中心城市。

第四,城市之间分工发展。由于每个城市的形成发展条件都各不相同,各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征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城市中产业的分工必然表现为城市间的分工,即劳动地域分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规模的专业性、综合性、多功能性的各类大中小城市,国家中心城市集中了辐射力最强、影响范围最广的产业部门,成为城市体系的核心,与其他城市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三)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当今世界已迈入了以经济竞争为轴心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形成了一个由资本、金融、信息、技术构成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网络。国家、区域和城市是这个网络上大小不等的结点,发达的大都市连绵区聚集了世界的先进技术、综合机构及科研力量,是全球化网络的支撑体系。处于这样一个网络中,国家、城市或主动或被动地日益走向开发化,与外界发展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资本、技术、资源则以这种相互联系为载体,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区域的概念在信息化高速公路上被无限延伸,在城市间全球化合作与竞争的关系中,大都市更多参与国际分工,其职能也趋向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使市场经济的内在力量正在以全球市场的形式显示出来,外向型、多元化经济成为追求经济利益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流动的全球化使人们的时空观发生巨大的变化,城市已很难保持在国家及地区局部地域优势中获得发展。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

一是经济全球化。指生产要素等经济技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当今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逐渐融入了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

二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科技创新集群构成的科技革命,会促使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引发新的世界经济增长长波。对于企业而言,技术创新将新的发明创造应用于生产领域,使新产品、新工艺、新装备不断涌现,导致资源节约、成本降低、效率提高,企业利润大幅度上升。对区域或国家而言,无论是自主型技术创新还是引进型技术创新,都会导致新产业的诞生和发展,引起经济增长模式的变革,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和发展,使经济规模扩大,收入水平提高,人均社会福利状况得到改善。

三是信息化。信息化造就了中心城市的信息中心功能,造就了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只能在大城市成长的条件。信息经济有别于传统经济的两个特征:一是信息载体之间的接触经济效益大,即接触的经济性大;二是信息产品及其服务品更新换代快,即速度的经济性大。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两个经济性的最佳途径就是各种各样的信息载体尽可能集聚在同一个空间,这样才可能便捷地进行相互交流,实现高速信息生产和传播。在信息经济时代,国家中心城市的高度集聚特点使其拥有了空间优势。三、国家中心城市的形成机制(一)国家中心城市形成的条件

1. 国家中心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初始条件

一定区域内的某些城市或具有自然资源,或具有良好的交通、市场条件,而率先获得发展机遇,不断集聚各种发展要素,逐渐由一般城市演变成为区域中心城市。

2. 影响国家中心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先天条件

一是有利的区位和良好的自然环境条件。其中,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更为重要。二是交通运输条件,铁路、公路、机场码头等交通设施,可以改变城市原有的区位劣势,形成新的区位优势。

3. 影响国家中心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后天条件

政治、文化、安全、民族、历史、国际联系状况等社会条件使各城市发挥着特定功能,在功能合理分工的有机整体里,中心城市集中了那些辐射力强、影响范围广的产业部门,成为城市体系的核心要素。同时,企业中枢管理部门向中心城市集中起来,科学文化事业与信息产业等也向中心城市集中。这样,有的城市就演变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二)国家中心城市形成的导向机制

1. 国家中心城市形成的市场导向(1)动态比较优势导向

生产要素诸如资本、技术、人才等在不同的区域和城市之间自由流动,从而形成要素在区域内的分布格局,也改变了不同城市在全国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及城市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城市对生产要素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成为生产要素流动的目的地。(2)潜在市场容量导向

需求的扩大和市场容量的扩张是城市群、城市带形成的重要拉动力量,也是国家中心城市形成的先决条件。(3)市场要素流动导向

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这四大机制对企业这个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调节,从而影响企业与企业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促使生产要素配置格局升级。

2. 国家中心城市形成的政策导向

中央政府主要负责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和城市化战略的制定;城市政府则具体负责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与运营;发达国家大都市区政府也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侧重协调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统筹大都市区地区的城市发展与规划。四、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个案研究(一)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形成

1. 广州的城市发展演变过程

作为中国主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广州有着与我国其他城市不同的发展轨迹。广州经历了2200多年的城市发展演变过程,首先是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商贸中心,其次是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珠三角地区乃至华南地区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然后逐渐向国家中心城市发展。(1)历史上世界五大城市之一和国家南方商贸中心。秦汉以来,广州就是中国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是全国五大商贸中心之一。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之一。明清时期,广州长期是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广州是岭南文化中心地、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2)改革开放窗口——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东部地区加快发展,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核心城市,广州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以广州开发区为载体,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城市。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高,逐渐发展成为引领珠江三角洲地区,乃至华南地区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城市综合规模经济实力稳居全国十大城市的第三位。(3)由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进入新世纪,广州城市功能能级水平逐步提高,逐渐由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国际化大都市的特征逐渐显现,在全球化世界经济中,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一个重要节点城市。

2. 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现状(1)在全国经济地位稳步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广州地区生产总值(GDP)由1978年的43.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0748.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66.54倍,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位居第三。人均GDP从1978年的907元增长到2010年的87458元,年均增长11.3%,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位居第二。广州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也由1978年的1.2%增加到2010年的2.7%,人均GDP由是全国人均GDP的2.4倍增加到3.6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7.26亿元增加到3263.57亿元,是197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49.55倍,年均增长22.1%。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872.65亿元,为1978年的63.93倍,年均增长13.9%。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对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由珠三角到泛珠三角乃至扩散到全国。(2)华南地区制造业基地逐渐形成

近几年,广州在全国工业制造中心的地位不断上升,华南地区制造业基地逐渐形成。2010年,广州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4438.9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78年工业总产值的124.66倍,1979年到201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6.3%。2010年广州工业增加值为3593.3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78年工业增加值的82.7倍,1979年到2008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4.8%。2010年重工业产值比例提高到近68%,形成了汽车及机械装备、石化及精细化工、电子信息、钢铁、医药、轻纺、新材料等七大重点产业,规模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超70%,全市35个工业大类中有10个行业产值约占全省同行的1/4强。201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产品产值5670.71亿元,同比增长28.9%,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8.5%。工业产品在全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产品服务输出功能具备国家化特征。(3)全国性金融服务功能得到强化

广州确立了“金融强市”的发展战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金融业发展,金融业规模不断扩大,效益稳步提高,对珠三角地区的集聚、辐射和带动功能逐步增强,形成了机构密集、市场完善、创新活跃、科技领先、服务高效的现代金融体系。广州区域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业务中心、资金调度中心的地位不断强化。2010年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615.54亿元,增长8.2%。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3953.96亿元,当年新增3009.73亿元,是1978年的914.89倍。本外币贷款余额为16284.31亿元,当年新增2433.17亿元,是1978年的575.57倍。资本市场在调整中发展。2010年末,全市境内证券市场上市企业达46家,其中境内新发行股票6只。全年共有12家公司通过境内证券市场融资,融资额为316.4亿元。保险业快速发展。2010年末,全市拥有保险机构62家,总部2家,市场主体60家。全年保费收入为420.4亿元,增长28.4%。截至2009年2月末,广州地区有商业性金融机构及代表处158家,其中76家是银行类机构,62家是保险类机构,20家是证券类机构。广州地区共有金融机构总部23家,其中银行类金融机构总部10家,证券期货类机构总部11家,保险类机构总部2家。金融机构种类和网点密度居全国前列,平均每2000个居民拥有一个金融服务网点,金融网点密集程度接近香港。(4)全国性贸易服务功能增强

对内对外贸易功能是扩大城市辐射影响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广州国内国外贸易总额大幅度增长。消费市场繁荣畅旺,2010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76.38亿元,同比增长24.2%,1979年至2010年年均增长18.7%。全年批发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21204.27亿元,同比增长40.0%。商品进出口较快增长,2010年全年商品进出口总额1037.76亿美元,增长35.3%。其中,商品出口总额483.8亿美元,同比增长29.3%;商品进口总额553.96亿美元,同比增长41.0%。但从贸易指标占全国比例来看,国内贸易有稳步上升的趋势,进出口贸易略有下降趋势,这与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有关。图1 1978—2008年广州社会消费品及商品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5)全国性信息服务功能显著提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电话用户和互联网用户快速增长,1978年末全市固定电话尚不足4万户,到了2010年末,全市固定电话用户为601.81万户,移动电话用户为2329.19万户,国际互联网用户为288.68万户。2010年全年邮电业务收入282.99亿元,是1978年的1208倍。其中,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收入19.82亿元,同比增长24.6%。收寄函件2.19亿件,同比增长0.9%;特快专递2784.18万件,同比增长39.6%。全年完成电信业务收入263.17亿元,同比增长4.4%。随着广州信息化建设,广州已经成为全国三大信息枢纽港之一,对内对外信息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高。(6)全国性交通枢纽功能日趋完善

广州全力构筑以机场、港口、铁路为龙头,以轨道交通和快速道路交通为骨干的大都市综合交通体系,中心城市的聚集和辐射功能进一步增强。在空港建设方面,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货运输吞吐量逐年攀升,世界大型航空枢纽初显雏形。2010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降航班达32.9万架次,同比增长30.9%;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4096.4万人次,机场货邮吞吐量145.04万吨,分别增长10.6%和18.6%。在海港建设方面,以南沙港区为龙头,新沙、黄埔等港区为辅助的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现代化枢纽港稳步发展。全年港口货物吞吐量42341.05万吨,增长12.8%。其中,广州港货物吞吐量40959.25万吨,增长12.5%。港口集装箱吞吐量1267.33万国际标准箱,增长12%。广州港成为我国第三个集装箱吞吐量上千万箱的港口,在全球集装箱港口排名从2007年的第12位上升到第7位。在道路交通建设方面,公路交通枢纽辐射功能形成。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增强。2010年末,市区(十区)城市道路总长度达5592千米;城市道路总面积9853万平方米,全市地铁通车里程达到236千米。广州已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高等级道路为主干、连接珠三角各地区“四环十八射”的现代化路网;在体现国际大都市特征的轨道网络建设发展迅速,构建了以地铁、城际轨道为主的轨道交通枢纽。广州已建成的4条轨道线贯穿城区东西南北,广佛地铁、广珠城际线、武广高铁、南广高铁等项目的建设加强了广州与珠三角、环珠三角及泛珠三角地区的辐射联系。2010年广州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运输量57368.75万吨,货物周转量达2450.9亿吨千米;2010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62595.25万人次,旅客周转量达1693.65亿人千米。表1 主要年份广州交通运输指标数据来源:广州市统计局《广州五十年》、历年《广州统计年鉴》、《2010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2011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本节以下各图表同。图2 广州港货物吞吐量占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比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7)国家化服务能力和水平逐步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体现国家职能和服务全国的水平稳步提升。一是在具有国际水准的国家性和国际性的公共服务设施日益完善。广州国际会展中心、广州新体育馆、广州电视塔、博物馆、歌剧院、图书馆等一批高水准标志性建筑逐步建成,大都市魅力形象得到提升,城市特色更加突出。二是区域文化教育国际化服务功能得到强化。2010年,广州拥有普通高校77所,高等院校本专科招生25.87万人,占全省总数近1/3。尤其是广州大学城的建设,为高等教育迅速发展提供了平台。同时职业培训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为珠三角甚至华南地区培养了大量的技能人才。三是医疗区域服务水平能级提升。目前广州地区有医疗卫生机构2387个(不含1070个村卫生室),其中医院216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8个,卫生监督所15个,妇幼保健院(所)13个,专业卫生技术人员9.55万人,成为珠三角乃至全国服务的医疗中心。四是体育服务能力方面,2010年成功举办亚(残)运会,同时还举办国际、国内各类单项体育大赛共39次,激发了群众对竞技体育的热情,进一步巩固了体育事业发展的成果。加强国家功能性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为举办全国性、世界性的体育活动、文艺演出等提供了良好的载体设施。(8)国际化水平不断增强

2010年商品进出口总额1037.76亿美元,同比增长35.3%。其中,商品出口总额483.8亿美元,增长29.3%;商品进口总额553.96亿美元,增长41%。外贸依存度由1987年的45.4%增加到2008年的68.17%。实际利用外资实现增长,2010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39.79亿美元,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企业)980个,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金额49.74亿美元,全年批准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项目163个,合同外资金额41.27亿美元,增长9.8%。2010年,广州市吸收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980个。截至2010年底,世界500强大企业累计已有174家进入广州,共设立411个项目,投资总额178亿美元。截至2010年末,在广州市工商局注册登记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共9869家,比上年末增长6.7%。外商投资企业在穗设立分支机构(非法人)6247个,外国及港澳台地区企业在穗设立常驻代表机构4230个。广州企业已在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投资机构,累计投资超过11亿美元,完成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营业额18.7亿美元,初步构建了国际营销网络和生产体系。海外旅游者达8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8.2%。从国际旅客出入境人数看,2007年入境人数为290.8万人次,是1989年入境人数的2倍多,比1989年多144.3万人次;出境人数为283.1万人次,比1989年多143.8万人次。图3 1985—2008年广州实际利用外资数占全国比重图4 1989—2007年广州地区口岸国际旅客出入境人数变化曲线(二)广州与国内其他国家中心城市比较

我们以上海、北京、天津、重庆等国家中心城市为比较对象,在综合经济实力、产业结构水平、对外贸易水平、交通及信息枢纽水平、科技创新能力、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与广州进行比较,找出广州的差距,为制定广州未来发展模式和战略路径提供依据。

1. 综合经济实力

对国家中心城市发展而言,综合经济实力是城市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基础,也是集聚能力和辐射力的核心。从经济实力总量看,上海在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中处于领先的位置。2009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达14901亿元;位居第二位的是北京,达到11866亿元;广州位居第三,达到9113亿元;天津和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7501亿元和6520亿元。但从发展速度上看,天津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最快,达到18%,重庆和北京分别为14.9%和13.1%,上海和广州近年来增长速度都呈现一定程度的放缓,分别为8.8%和10.9%。从相对经济实力来看,广州人均GDP在五个城市中排名第一,达到88834元,而重庆排在第五(见表2)。从财政实力看,2009年各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稳步增长,其中天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幅较大,由2008年的675.6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1805亿元。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与GDP之比看,上海、北京、天津、重庆都是10%以上,而广州仅为8%。表2 2009年穗、沪、京、津、渝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比较资料来源:2009年各市统计公报。

2. 产业结构水平

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基础,产业结构调整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五大国家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水平来看,北京、广州、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明显,2009年,北京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75.8%,上海和广州分别为59.4%、60.97%,天津和重庆分别为43.5%、37.9%,发展水平大致可以划分三个层次。尤其从代表现代服务业发展重点的金融业来看,2009年,上海和北京的金融业增加值规模大,占地方生产总值比重较高,两市金融业增加值分别为1817.9亿元和1720.9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2.2%和14.5%,金融业发展水平处于前列,其他国家中心城市金融业发展相对缓慢(见表3)。从工业总量和结构来看,2009年,上海工业增加值规模最大,达5940亿元,轻重工业比为31.7:68.3,形成了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等六个支柱产业,且占上海规模以上的工业总产值比重达64.3%。天津市工业经济发展迅速,尤以重化工业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显著,2009年其轻重工业比为17.1:82.9。重庆轻重工业比为30.5:69.5,形成了汽车、摩托车行业和装备制造业等支柱产业。广州轻重工业比为34.8:65.2,汽车装备业、石化工业等密集型重化工业生产水平在全市居主导地位。表3 2009年穗、沪、京、津、渝产业发展的比较资料来源:2009年各市统计公报。

3. 对外贸易水平

对外贸易水平是衡量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对外贸易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商品进出口总额看,2009年上海商品进出口总额为2777.31亿美元,虽较上年下降13.8%,仍在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中排第一。排在第二位的是北京,商品进出口总额为2147.6亿美元,较2008年下降幅度达21%。广州商品进出口总额不到上海的1/3,天津稍落后于广州,而重庆的差距就非常大,不到上海的1/30。比较五大国家中心城市的实际利用外资情况,上海仍排在第一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05.4亿美元。天津排在第二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90.2亿美元,北京和重庆分别排在第三和第四位。表4 2009年穗、沪、京、津、渝的对外贸易水平比较资料来源:各市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

4. 交通及信息枢纽水平

交通及信息枢纽功能是发挥全国区域性功能的重要设施载体。2009年,广州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达784.9亿元,在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中排第一位。上海较2008年大幅度下降,落后到第二位。北京有小幅下降,排在第三位。天津在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中增幅最快,接近北京。重庆有小幅增长,仍排在第五位。从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两个指标看,上海货运枢纽功能的优势仍非常明显,远远排在第一位。位居中间的是广州和天津两个城市,其货物吞吐量接近,但广州的集装箱吞吐量超过天津。重庆近十年来大力发展内河港口,其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两个指标稳步增长,发挥了其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内河港口的发展局限性,其货运能力无法与上海、广州、天津等优良港口相比。北京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缺少港口航运的功能。从机场客运量比较,上海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北京,广州位居第三位,并且三个城市客运量近年来都保持10%左右的稳步增长。重庆机场客运量不到上海的1/3,但2009年实现34.2%的增幅。天津机场客运量仅上海的1/10左右,但2009年也实现了24.6%的增幅。从机场货运吞吐量比较,上海具有绝对的优势,2009年达到298.25万吨,是广州的2.5倍,北京的3倍,重庆的16倍,天津的18倍。但从增幅看,2009年广州机场货运吞吐量大幅度增长,增长率为31.7%,远远高于其他四大中心城市的增长速度。在信息枢纽方面,五大城市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普及率都较高。从互联网普及率比较,上海互联网用户与年均常住人口比为65.1户/百人,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北京和天津。上海、北京、天津2009年互联网用户较2008年均有大幅度增长。广州有一定差距,互联网用户与年均常住人口比为27.1户/百人。重庆排在最后,其互联网用户与年均常住人口比仅为7.1户/百人。表5 2009年穗、沪、京、津、渝的交通信息主要指标比较资料来源:2009年各市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

5. 科技创新能力

创新服务功能是衡量国家中心城市引领区域创新发展的主要指标。从2009年研发经费投入看,五大城市均加大了投入。其中,北京在五大城市中仍然位居第一,其研发经费投入高达700亿元,占GDP的比重高达5.9%,上海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为2.7%,排在第二位。重庆研发经费投入仅占GDP的1.2%,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相比差距较大。从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看,2009年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上海、北京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但上海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仍在五大城市排在第一位,2009年达6042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23.3%,北京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规模排在上海、广州、天津之后。表6 2009年穗、沪、京、津、渝科技创新能力比较

6. 文化教育水平

五大国家中心城市都是全国或者区域性文化教育中心。无论从普通高校数量比较还是名校的数量来看,北京都排在第一位。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目前拥有普通高校76所,仅次于北京,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和平均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在五大中心城市中都排在第一,但是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看,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仍有一定差距。博物馆是展现城市文化实力的重要方面。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博物馆数量高达151座,并拥有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等一流的博物馆。上海排在第二位,有111座博物馆,拥有上海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重庆、广州、天津在博物馆建设方面差距较大。从公共图书馆的数量看,广州的差距较大,仅有15座公共图书馆。从图书馆的藏书量看,上海和北京的藏书量较大。表7 2009年穗、沪、京、津、渝教育文化主要指标比较

7. 核心腹地实力

经济腹地是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经济腹地的经济实力是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依托。广州的区域经济核心腹地范围为珠三角地区,上海为长三角地区,北京为京津冀地区。从中心城市辐射的核心腹地范围来看,2008年,三大都市圈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113551.65亿元,约占全国GDP总量的37.6%。其中,长三角实现GDP 53872.28亿元,约占全国GDP总量的17.39%;珠三角实现GDP 29622.46亿元,约占全国GDP总量的9.85%;京津冀实现GDP 29656.91亿元,约占全国GDP总量的9.86%。珠三角经济圈和京津冀经济圈经济总量相当,但落后于长三角经济圈。表8 2008年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的相对实力比较注:年末常住人口为2007年数据。(三)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路径

1. 经济路径

一是以产业高度化、就业充分化引导国家中心城市经济转型。积极引导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和发展现代服务业。二是构建和形成高级劳动力国际流动模式。优化建设吸纳国际熟练劳动力的环境,从而吸引国际高级劳动力流入穗。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吸引跨国公司的R&D投资,创建国际产业研发基地,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吸引“跨国精英”。

2. 空间路径

一要以空间紧凑与混合实现精明增长。引导城市节约、集约型高效发展。通过提倡适度的功能混合来节约土地,以公共交通引导城市节点地区开发来促使城市空间的高强度开发,提高城市发展的集约性。二要进一步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和腹地,使地缘优势更加突出。

3. 文化路径

一要发挥岭南文化中心的优势,加强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建设和完善一批城市标志性文化设施和惠民公共文化设施,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具有岭南特色的优秀文化品牌。二要按照国际先进大学的办学模式,与国际知名大学合作及吸纳国际师资,建设国际一流大学,面向国内外培养高端人才。三要强化华南科技创新中心功能。

4. 环境路径

一是以丰富多彩的人文环境塑造城市形象,促使城市的无形资产增值,增强城市居民归宿感、自豪感,提高居民素质,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强化城市的吸引力,提高城市的知名度,获取旅游、投资等方面的回报。二是以自然景观的保护与修复改善城市环境,建构城市生态安全体系,坚持保证城市生态基本生态控制线,增强城市居住适宜度。

5. 政策路径

一是争取与国家中心城市相对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增强发展动力。二是争取国家对重大战略项目建设的支持,增强发展实力。三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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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港深三重螺旋创新体系构建研究

林学军(暨南大学)

广东创新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是官产学相互隔离,缺乏组织与协调,所以,加强官产学之间的联系,是提高创新能力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而穗港深内有香港大学、中山大学等亚洲乃至世界排名较前的高等院校,有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加速区内政府—大学—企业创新力量的整合,形成穗港深官产学一体化的创新体系。一、三重螺旋的主要涵义(一)三重螺旋的概念

1995年,亨利·埃茨科维兹(Henry Etzkowitz)和雷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两人合作编写了《大学和全球知识经济:大学—产业—政府关系的三重螺旋》的论文集,提出了三重螺旋创新体系的理论。该理论指在创新中官产学角色偏转,边界模糊,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创新的螺旋体,从而加强创新的动力,加速创新的传播,改善创新的生态环境,构成生机勃勃的创新体系。

我国王成军(2005)是国内研究三重螺旋模型论著最多的学者,他剖析了有关“产学研”的疏忽与纰漏,比较完整地论述了“官产学”协同模式。《基于三重螺旋创新理论模型的创新体系研究》(林学军,2010)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化了三重螺旋的含义,力求以“官产学”的思想代替“产学研”的思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创新体系的思路和对策。

1994年,在一次关于“进化经济学和混沌理论:技术研究中的新方向”的专题讨论会上,雷德斯多夫(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科学和技术动力学系研究人员)提出了要构建一种新型的大学—产业—政府关系模式,以消除知识商品化过程中各种障碍性因素。1995年亨利·埃茨科维兹(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普切斯分校社会科学部科学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创新创造创业管理中心主任)和雷德斯多夫两人合作编写了《大学和全球知识经济:大学—产业—政府关系的三重螺旋》的论文集,由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他们又在欧洲科学和技术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EASST)主办的《EASST Review》杂志第14期发表《三重螺旋——大学、产业、政府关系: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实验室》一文,在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1996年1月,以“大学—产业—政府关系”为主题的第一次三重螺旋国际会议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功召开,三重螺旋模型理论由此正式成为创新理论集群中的一个分支。

图1是三重螺旋模型通常所指的类型。在这个模型中,大学、产业部门、政府不仅两两互动,而且还有三方在职能的重叠,孕育出三边网络和混合组织。它们除履行自己的传统职能外,还承担了一些新的职能。比如说,大学除了传统的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展基础研究外,还可以扮演企业的角色,利用自己的研发成果组建新公司;政府也可以通过资助项目和改善经营环境来支持企业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企业也可以扮演大学的角色,常常开展具有和大学一样高水平的培训和研究。一些中层的代理机构和小型企业则更是后现代研究系统(The Post Modern Research System)的典型代表。例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对硅谷的形成与崛起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硅谷内60%—70%的企业是斯坦福大学的教师与学生创办的。斯坦福大学除了教学与理论研究,还承担了企业的角色,利用他们的成果进行商业化的活动,而那里的企业也担负了许多培养人才的任务,学生在硅谷的企业里学习、研究、成长。图1 大学—产业—政府关系的三重螺旋模型“三重螺旋”理论(triple helix)强调官产学三者紧密合作,共同创新。该理论通过引入生物学中的三重螺旋概念,着重探讨了以大学为代表的学术界、产业部门、政府等创新主体是如何借助市场需求这个纽带,围绕知识生产与转化这个主题,相互联接在一起,形成三种力量相互影响、抱成一团又螺旋上升的三重螺旋关系。(二)三重螺旋的具体内容

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三重螺旋的具体内容。

其一是官产学的传统角色在螺旋内部的进化,即发生在每条螺旋线上的角色转换。例如说,研究型大学在传统的教学与科研之外增加了第三个职能,除了教育培养学生和从事科学研究外,还承担起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应用,利用其科研成果创办科技型公司。企业不仅仅是生产,它本身也可以和其他的企业合作开展研发活动,通过研发活动学习知识,培养人才。政府不只是制定政策和法律,还介入风险投资,提供创新的公共品,例如公共实验室、计算中心等,这也是政府自身角色的变化。

其二是官产学在螺旋体间的相互影响。埃茨科维兹指出,三条螺旋的相互影响并没有先后次序,而是三位一体的螺旋状发展。例如,大学以其知识影响政府的方针政策,又以其技术提高企业的生产力;而政府以其政策引导大学和企业的创新活动,激励科学家和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对市场信息最敏感,这些信息是大学创新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

其三是官产学通过三条螺旋的相互作用产生新的重叠组织机构和网络,以此刺激组织的创造性和区域的创新活力。三重螺旋理论指出,大学、产业、政府的关系是平等的,在制度框架内可以进行角色互换。但是,由于制度变革总是落后于现实发展,现有的制度安排不能为三条螺旋的自身进化和协同进化提供活动空间。因此,需要一个更专门的组织,综合三方面的需求、利益和目标,进行跨边界的沟通和联系。这有利于创新要素,如人才、信息、资金等的顺畅流动,降低交易成本,协调各方利益,激励创新活动。例如官产学联合攻关小组、官产学联席会议以及其他类似有“重叠模式”三边合作的混生组织。

其四是三重螺旋模型存在于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之间的递进的影响,既作用于各自的螺旋体系,也更广泛地作用于社会。官产学的紧密合作形成一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学术研究让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科学技术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丰富了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全社会将更加文明、富足、和谐。

三重螺旋模型给参与创新者提供了全新的选择。每个参与者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每条螺旋内的创新都产生于整个大螺旋体系内,因而会在第一时间内与其他螺旋发生联系并被选择利用。螺旋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会很快被子系统吸收。同时,三重螺旋这种富有弹性的开放结构,非常容易吸收、消化外来的能量,同时,也非常容易适应知识的变迁,很快就能再次形成新的特定组合,新组织、新结构形成不断创新的动力,推进创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三重螺旋理论较我国“产学研”的提法更加科学。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国家,基础薄弱,资金缺乏,若要搞创新,没有政府的组织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后,我国面临全球竞争,如果不加强政府的组织与调控,一盘散沙,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也是难以取得有利的地位的。

中国官产学伙伴关系的最好体现是在军工产业,历史可以上溯到研制“两弹一星”时期,国家政府部门、学术界和军工企业联合攻关,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日本二战后科技的腾飞、经济的振兴都离不开政府的组织。美国也在加强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以保持它的世界霸权地位。例如,1993年11月23日,克林顿总统成立了专门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负责制定关于研究与发展的战略,统领美国的创新计划。没有政府的组织,创新是难以高效、快速发展的。因此,光提“产学研”而忽视政府的作用是不妥的。二、穗港深的创新比较(一)穗深创新能力比较

1. 穗深创新能力的量化对比

本文运用美国学者L. A. Zadeh提出的模糊隶属度函数的方法对穗深创新能力进行量化比较。公式如下:

式中:A(Xi)——指标实际数值的隶属度值

Xi——指标的实际数值

Xmax——指标的上限值,也即最大值

Xmin——指标的下限值,也即最小值

根据以上模型及《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09)》的有关数据,得出广州、深圳市高新区创新能力指数,如表1所示。评价办法规定,创新指数越接近100%,表明创新能力越强。表1 穗深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结果

由表1可见,2009年广州、深圳高新区综创新综合指数分别为47.71%,49.89%。其中深圳高于广州约2.2个百分点。总体而言,深圳的科技创新能力高于广州,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分析。(1)在创新环境方面,广州、深圳的创新环境较好,均高于50%,广州与深圳创新环境相差不大。差别主要体现在深圳的工业总产值比广州的高出约331亿元,表明了深圳的工业生产潜能高于广州。其次,虽然广州企业数量比深圳多出3倍,但是深圳的每个企业平均就业人数比广州要多,体现了深圳工业规模比广州的大。从创新意识方面,深圳的高新区科技经费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高于广州,这说明深圳对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视。(2)从创新投入方面,广州的创新投入略低于深圳。广州、深圳高新区的创新综合指数分别为48.42%、46.62%,两者相差不大。从资金投入看,广州对R&D经费投入占GDP为2.66%,高于深圳0.6个百分点。深圳对科技经费的投入为188.27亿元,广州为142.06亿元。这表明了广州更注重研发投入。从人力投入看,深圳的人力投入高于广州。主要体现在深圳以较高的人均科技活动经费吸引人才,2009年深圳的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为24.82%。(3)在创新产出方面,广州、深圳的科研产出指数均高于60%,深圳的产出高于广州的科技产出。以高新区作为创新统计区域来看,广州的专利授权比重低于深圳5个百分点。深圳在高新技术产业收入取得30%的利润率,且工业增加值率远远超过广州。

2. 穗深创新能力差距的原因分析

由上述分析,深圳与广州的创新能力总体出现差距,且深圳的创新能力总体高于广州,主要从以下原因分析:(1)研发投入和科研机构实力的差距

广州的全社会创新投入偏低。2010年广州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79%,远低于深圳3.64%。2010年两市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差距明显,广州为31.9亿元,深圳为116.7亿元。“十一五”期间,深圳的年均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是广州的2.33倍,差距的缺口加大。

科研实力方面,深圳通过其与香港毗邻的地理优势,在深港技术交流、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方面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建立虚拟大学城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与香港科技园、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的合作项目等推动两地技术转移,增强了深圳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校的科研实力,从工业产值的增加值可见取得了成效。而广州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和有研发能力的企业虽然数量不少,但缺乏有效率的科研合力。(2)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的差距

深圳拥有龙头企业,如华为、中兴等全国行业性领头羊的高新技术企业,而广州全国百强企业的拥有量极少。龙头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实力进行科技研发和制造,直接推动了深圳高新区的发展,更直接促进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带动区域的外贸及发展,带动区域的经济效益。相比之下,广州大型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缺乏,减缓了科技产业化的进程。

广州尚未形成科技创新的主体。除了企业研发投入不高之外,广州设立的研发机构的企业不多。2010年,广州市设有科技机构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占全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比重为25.3%,低于深圳3.4个百分点。(3)产业政策环境的差距

一是广州产业政策相对优势逐渐减弱,而深圳对科技产业的政策发挥重大效益。深圳政府对时势准确地把握,高度重视科技产业的发展,推出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政策,着力于营造良好的综合环境。深圳先后颁布了310多个有关高新技术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条例,其中《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条例》等,均是在全国率先推出的。此外,为了培养研发实力,无偿性提供土地和资金建立高校和研究院,吸引了香港6所高校和北大、清华等重点学校入迁。并且以优惠的税收政策鼓励企业与高校合作,加强了产学研的合作,提高了科技产业化。而广州虽出台产业发展政策,但政策措施优势相对削弱。且虽然资金的投入有所增长,但产业化程度仍然较低。

二是广州政策稳定性不足。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三资企业教育附加税和城建税两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且税金在两个季度的变动,给企业的利润带来了较大的打击。不稳定的产业政策环境,必定降低了广州的人才和资金的吸引力、产出能力。(二)香港创新能力与穗深的对比

1. 香港创新的投入情况(1)香港的研发投资比重小,且增长缓慢。由表2可见,2009年本地研发总开支的整体研发活动开支达128.33亿港元,较2008年上升4%。而2009年本地研发总开支相对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亦由2008年的0.73%微升至2009年的0.79%。从2006年至2009年,香港四年的研发投资经费占GDP的比重低于1%。科技的创新投入,无法满足经济的增长。香港的国际竞争力虽然位于前十,研发投入远远低于其他新兴工业国家,2003年位于世界第39位,落后于韩国(第8位)、中国台湾(第16位)。表2 香港2006—2009年R&D的投入资料来源:根据《香港创新活动统计(2009)》整理。(2)香港研发人员人数少,专业化水平高。香港研发人员职业类别结构程度高,以分布在工商业和高等教育机构为主。在2009年,研发人员总数(以相当于全日制的人数计算)为23281人,较2008年上升6%。

研发人员教育程度高。工商业的科技研发开支为43%,占据重要的比重。在2009年10475名的工商业研发人员中,博士程度以上学位为9%,博士程度以下大学学位为69.7%。其中,72%是研究员、科学家、工程师,18%是技术员,其余10%是其他辅助人员。

2. 香港创新产出的情况

香港的科技创新能力产出化程度高。2009年香港授予专利的技术创新项目的数目为654项,申请技术创新项目专利为1422项,专利授权量比重为38.6%。其中有593项被开拓用作商业应用。而产品技术创新收入贡献了12.3%的业务收入。

香港的科技创新产出的国际竞争力较强,资讯及通讯业的科技创新取得明显的效益。由表3可见,按工商业机构划分,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业所获专利的机构数目最多,其次是制造业。对比产品技术创新对各行业业务收入的贡献率,进出口贸易、批发及零售业以及住宿及膳食服务业的最高,其次是资讯及通讯业。表3 2009年获批予专利的机构单位规模和创新收入资料来源:根据《香港创新活动统计(2009)》整理。

3. 香港官产学合作的情况

香港政府在发展科技创新中起引导和提供资金职能。政府机构(主要是公共科技支持机构)所进行的研发活动占本地研发总开支的比重较小。2009年,政府机构的研发活动开支占本地研发总开支4%。但政府在研发、提升科技以及创新等方面一直担当辅助者的角色,通过提供研究设备、基础建设和拨款资助,推动工商机构及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研发活动。按资金来源分析,在2009年的本地研发总开支中,政府提供了61.54亿港元,占研发总开支的48%。

工商机构为香港研发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内部创新活动投入大,2009年工商机构用于内部研发活动的总开支为54.74亿港元,相对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为0.34%。工商业资金来源形式以自筹资金为主。以2009年为例,78%的开支由进行研发活动的机构单位自行出资。其次是机构单位本身所属企业集团内(包括香港及海外)的非金融工商机构单位(14%)。(三)穗港深三地创新能力的总体评价

根据上文对穗港深的创新能力的分析,总结出三地创新能力主要的差距及其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1. 创新投入方面,内地的研发经费高于香港

相比广州、深圳,香港三年内平均研发经费的比重低于穗深两地,其中与深圳的差距较大,为0.29个百分点(见表4)。这是由于香港具有国际金融都市的优势,注重金融业、旅游业等服务业的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和投入重视程度较低。香港研发投入的经费占GDP的比重三年内变动较小,且均低于0.8%。2009年,香港研发投入的经费占GDP的比重高于广州0.03个百分点,高于深圳0.25个百分点。而穗深两地研发经费投入变动较大,2008年研发经费大幅度增加,2009年急剧下降。其中深圳2009年的研发经费比2008年下降了64.94%。表4 2007—2009年穗港深研发经费占GDP比重说明:穗深研发投入经费按照以高新区为单位计算。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09)》、《香港创新活动统计(2009)》整理。

2. 香港的科技人员虽然基数小,但科研人员的研发能力及专业化水平比穗深高

香港的研发人数基数小。2009年香港的研发人数为23281人,而深圳、广州的高新区科技活动人数分别为74094人、73261人。

从职业类别看,2009年香港的研发人员中研究员占83%,技术员为11%,其他的辅助人员为7%。工商业中有71%以上具有大学以上的学位。而深圳的研究员占研究活动人员的35%,企业中具有大学以上学位的人数低于58%。由此可见,香港科技人员的研发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总体高于穗深的科技人员研究能力。

3. 穗深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差

一是穗深的高新技术企业过度集中于制造业。穗深制造业的结构不合理,虽然穗深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出能力很强,但在以科技创新为产品生命力的产业中,全部产业过于集中在生产制造环节。

二是穗深两地虽然研发人员总量大,但是具有高水平、高资历的研发人员和专家总数少,总体呈现研发人员结构偏低的现状。这就导致在创新源头上受到限制。

三是穗深的高新技术部分产业属于“引进后二次开发”或直接引进生产,原创性新技术、新产品比例偏低。由于穗深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对外商依赖程度高,主要进行外商的组装加工的业务,而忽略了自主创新;此外,部分企业受到外商的垄断,只能从事生产加工类工作。以上扭曲了珠三角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仍停留在“引进—生产”、“吸收—再创新”、“加工—制造”的局面上,导致穗深自主创新能力动力不足。

相比穗深两地,香港具有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优势,因此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时由于市场的需求更注重科技成果的研发。此外,高水平的科研团队和科研实力(如拥有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国际高等教育机构)为研发提供了人才的保障。作为科技产品的生产者,香港工商业重视并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2009年,香港大中型企业有进行研发活动的数量为36.7%,其中工商业支出中约有70%的资金用于研发。由于具有较高的自主创新能力,香港的科技产业化程度高,其专利申请量中有41.2%的项目已被开拓用作商业应用。三、穗港深的创新组织(一)穗港深创新组织基本情况

1. 广州市创新组织现状(1)重视不断加大创新投入

根据广州市科技与信息化局于2012年2月26日公布的数据,2011年,广州市市级财政科技投入达到9.4亿元(含科技事业费),比2010年增长了13.25%,预计到2011年,广州市全社会R&D经费投入达到250亿元,比2010年增长30%,约占广州市全年GDP的2.25%,比2010年提高约0.4个百分点。(2)重视科技园区的硬件建设

广州启动了天河智慧城、白云国际健康城、中新知识城、国际生物岛、清华科技园等广州创新基地的建设,形成由“五园一岛”组成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面积达39.16平方千米,容纳了科技企业孵化器36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10家)、科技企业加速器1家,孵化面积达287万平方米,孵化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6000家。(3)重视建设技术服务平台

广州市与中国科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合作共建科技创新平台与基地,2011年新支持13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目前,全市拥有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13家、国家工程实验室9家、国家重点实验室14家、省市级工程技术开发中心231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195家。

2. 深圳市的创新组织现状(1)重视与香港科技园、香港高等院校的合作

深圳高新区始建于1996年9月,规划面积11.5平方千米,是“国家建设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园区”的六家试点园区之一,是“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标准示范区”。深圳高新区充分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在深港技术交流、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方面取得较好的成绩。尤其是在《“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签署以来,深圳高新区的深港合作进入了快车道。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要求,在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深圳高新区全面提升与香港院校和香港科研机构的合作层次和水平,在加强两地人才培养、创新资源整合、公共服务体系建立以及加快两地科技项目合作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六所香港高等学校依托深圳高新区虚拟大学园取得良好成效。

主要表现在:一是依托深圳虚拟大学园,吸引香港高校在深圳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转化成果,建立产学研基地和研发机构,开展深港科教合作。二是与香港科技园结为战略伙伴,为“两地双园”驾起科技桥梁,通过两地共建“深港创新互动基地”,互设服务窗口,开通穿梭巴士,力促行业对接、仪器设备资源共享、测试样品快速通关等,探索区域合作新模式。三是利用深圳高新区国际科技商务平台,大力推动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在深圳开展技术转移,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技能培训。四是与香港数码港开展信息网络服务,为双方提供服务器及其他网络资源服务与支持。五是发挥深圳高新区“创业投资服务广场”平台的作用,整合深港投融资资源,构建较为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2)努力引进国内知名大学的科研团队

深圳引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著名大学的科研团队,市政府立项投资2亿元,建设6万平方米的重点实验室和综合产业化大楼。(3)做好科技项目的引进、开发、产业化的系列服务

深圳虚拟大学城努力做好科技项目的引进,例如,从成立十年来,他们与香港高等学校合作,引进科研机构9家、研发项目400个,累计投资1.1亿港元。他们努力做好项目的开发,做好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工作,根据产业化的发展,注册企业16家,注册资金2.9亿港元。

3. 香港的创新组织现状(1)香港采用市场主导组织创新。香港政府坚持实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政府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他们主要通过三类拨款模式以及小企业创业培育计划等资助应用研究工作,注资额达50亿元。其中,第一类拨款模式是支持研发中心的运作和研发,第二类拨款模式是资助相关产业的研发项目,第三类拨款模式主要资助具有前瞻性的创新研发项目。另外,香港政府还通过创新及科技基金(资助金额按企业的投入以1元对1元的等额批出),引导产业界投放更多资源在科研活动上。香港的科技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专项资助和金融扶持方面,如设立小企业研究资助计划,单个企业每年可获得不超过200万港元的资助金额。总之,香港政府主要通过拨款、资助等方式激发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引导和组织企业参与创新活动。(2)香港没有高新区这样的创新平台。香港主要是通过应用科技研究院、生产力促进局和创新科技署三个机构提供技术成果转化的平台,为香港重要的创新领域,如汽车零部件、物流及供应链管理、纺织及成衣、纳米科技及先进材料和信息及通讯技术等五大领域,以及设计智优计划等服务。(3)香港有良好的创新环境。香港有完备的基础设施、快捷的全球通讯网络、良好的公共服务和较完善的管理运作系统,能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后勤保障。同时,香港是国际金融、信息和贸易中心,信息灵通,融资渠道多,能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4)香港有国际知名的学者、较强的科研实力。香港引进了少量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及学者,因而在某些专业有较强的科研实力,但科技人才较为短缺。在科技投入方面,香港2005年研究及发展(研发)总开支达109亿港元,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为0.79%,低于广东的249亿元和1.12%的比例。(二)穗港深创新组织的问题分析

主要问题(1)科研投入所占GDP比例较低

从广东全省来说,广东虽为经济大省,但是科技投入比较低。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北京市的R&D经费为6686351万元,占其全年GDP的比重达5.50%,上海的R&D经费为4233774万元,占其全年GDP的2.81%。广东的R&D经费为6529820万元,虽然其绝对值较大,但是占其全年的GDP比重只有1.65%,远低于北京,也低于上海。

从城市比较,2010年,广州R&D经费支出占GDP的1.79%,深圳R&D经费占GDP的3.64%,北京R&D经费占GDP的5.82%,上海R&D经费占GDP的2.81%。2010年,广州市财政科技投入为31.9亿元,深圳为116.7亿元,北京为178.92亿元,上海为202.03亿元。从“十一五”期间的年均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来看,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投入分别是广州的3.81倍、5.14倍、2.33倍,广州作为省会城市,珠江三角洲的领头羊,其科技投入是不足的。(2)企业尚未形成创新主体

一是企业研发投入的热情不高。例如,2010年,广州市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营收入的比例仅为1.01%,虽然比全国的平均水平0.93%高了0.08%,但远低于国际5%的平均水平。二是设立研发机构的企业不多。2010年,广州市设有科技机构的大中型企业占全部大中型企业的比例为25.3%,比全国的平均水平27.6%低2.3%。三是企业长期存在重视技术引进,忽视消化与吸收。近几年来,广州加大了引进成套技术和装备,但是,消化吸收有限,2010年广州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资金比例为1:0.05,远低于1:10的国际水平。(3)创新能力不强

一是本土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能力不强。2010年广州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中,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有502家,占广州市高新技术产品企业的35.6%,但是,其生产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却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的80.7%,而广州本市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只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的16.5%。二是广州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例不高。2010年,广州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比重仅为46%,远低于全省73.6%的平均水平。三是研发的产出不高。2010年,广州市的企业专利授权数为5065件,仅为上海的1/7,深圳的1/5,不到北京的1/3。(4)官产学关系疏松,缺少长期合作机制

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合作创新的机制尚未有效建立,虽然区域内有不少有实力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也有一些有科研能力的企业,但是由于缺乏组织,各行其是,无法形成创新的合力。不少区内的创新组织,舍近求远到外地寻找合作伙伴,区内创新资源不能得到高效利用。

另外,由于香港与穗深两地体制不同,也影响合作的成效,香港与内地间人员的往来、资金的流动、设备器材的通关,都有不同程度的障碍。香港政府与内地政府对创新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政策手段,也影响合作的意愿和力度。(5)缺乏研究机构和领军人才,难担重大科研任务

广州有市属科研机构89个,远少于北京353个、上海134个。从投资经费看,北京的研究机构R&D经费为321.70亿元,西安的研究机构R&D经费为97.97亿元,上海的研究机构R&D经费为86.95亿元,成都的研究机构R&D经费45.38亿元,而广州的研究机构R&D经费仅为16.81亿元。

广州也缺乏科技的领军人物,优秀科学家的数量少。现落户于广州的两院院士,仅为上海的23%、北京的4%,广州入选国家千人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36人,是上海的28%、北京的12%。

由于人才的缺乏,“十一五”期间广州牵头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不足百项,国家支持的经费不到7亿元,2010年广州地区获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经费仅5967万元,2011年虽然比2010年有大幅度的增长,但是中海油深海开发有限公司就占了23122万元,占全部经费的53.1%。(三)加强穗港深创新组织的主要措施

香港和广东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合作非常成功,香港和广东珠三角形成的“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为推动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化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模式今天已经不再适用,粤港两地都面对经济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挑战。香港地区不能仅靠金融、房地产、旅游等产业来支撑,应当发展创新型科技产业,两地合作的战略重点的转移已刻不容缓。

1. 完善三市的科技合作协调机制

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三市合作联席会议机制、工作会议机制、联络工作机制、项目专责机制、检查督导机制的同时,协调科技发展的有关政策、法规,消除制度层面上的障碍,联合开展三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研究,制定共同的科技合作计划,全方位构建粤港合作格局,力争把三市创新合作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只有大家齐心协力,目标一致,才能构建一个长期稳定的创新联盟,提高本区域的创新能力。图2 穗港深创新委员会组织架构

2. 开展联合资助计划

穗港深应当扩大联合资助计划的范围和领域,吸引更多科研机构与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积极推广粤港联合资助计划支持下研发的高新技术产品及技术。例如,选择各方有共同兴趣及合作潜力的领域,如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和高效节能技术等,以自主创新为突破口,以产业化和市场化为目标,根据各方在资源、技术、产业、市场的优势进行紧密的合作,联合资助,合作攻关,共同开发,不断探索新的联合资助模式,广泛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科技合作。还应当发挥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探讨采取更多形式的科技创新融资,使粤港高新技术合作更加密切。

3. 共建科技创新平台

广州、深圳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工业装备、化工材料及现代家电等领域已经(或正在)组建一批公共创新平台。香港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建立了汽车零部件、物流及供应链管理应用、纺织及成衣、纳米科技及先进材料和信息及通讯技术等5个技术研发中心,因此穗港深可以以加强自主创新为目标,研究制定公共研究开发平台的共建机制,合作建设若干个对粤港产业发展有直接推动作用的公共创新平台。对高新技术园区的进口研发设备、实验器材、自用原材料或样品实行进口税收优惠,简化通关手续等工作,从而建立持续、高效的合作机制。与香港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加强交流与沟通,探讨采取简易高效的方式,联合举办科技创新成果推介等活动。做到成果共享,运行管理模式灵活,跟踪考评指标合理,提供平台发展体系完善的创新资源环境。

4. 实现科技人才交流与科技资源的共享

科技人才是创新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穗港深应组织和引导三地科技人员、科研机构、科技行业协会及中介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两地科研人员及机构的定期互访制度;鼓励香港高层次人才到内地开展科研、讲学。发挥专业技术协会的作用,推进相关专业技术资质的互认,为两地科技人员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和智力资源合法有序的流动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5. 加强穗港深官产学合作

鼓励穗港深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通过联合设立实验室、研发中心、战略联盟等方式,开展多形式的创新合作。以三地高校科研院所为依托,联合培养两地创新人才,为粤港两地生产力发展不断提供新力量,实现粤港的真正联合。四、穗港深的创新制度与政策

本课题组认真研究了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18项,广东省的相关产业政策21项,深圳市自主创新政策56项。

主要问题有:系统性不强、约束性不强、可操作性不够、协调作用不大、实施效果不佳。(一)穗港深建立创新制度和政策的分析与比较

1. 政治制度与合作机制方面的差异

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凭借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和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在粤港澳跨行政区域经贸交流与技术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充分体现了由粤港澳三地联手形成的“大珠三角”的“龙头”效应。WTO、《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协议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战略构想的提出与实施,为粤港澳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搭建了有利的制度性合作平台。这些合作平台的搭建,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消除行政区划上的藩篱,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之下,力促粤港澳三地“四个流动”,即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自由流动,以保证跨行政区域科技创新与合作的有序进行。而穗港深创新体系的建立也必将循着粤港澳跨行政区域经贸交流与技术合作等方面。

但是由于香港和广东的政治制度不同,合作的效率确实受到影响。广州、深圳的科技发展政策,当地政府可以做出决策,执行力度大,速度快,阻力小,这是由于内地的行政体系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强调集中与统一。而香港的科技政策却牵涉许多政党和团体,讨论时间长,执行缓慢,这是由于香港的行政体系强调民主,制约因素多。因此,内地与香港应当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探讨有效的合作途径。

2. 经济体制与产业发展方面的差异

香港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在产业发展方面,比较重视金融业、旅游业、航运业等高端服务业。因此,香港政府对经济的发展奉行不干预的政策,对科技创新也是强调市场导向。香港直接面对国际市场,行政管理与法律体制相对健全,投资服务及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广东省仍处在不完全市场竞争状态,行业垄断、地区封锁、城乡分割等现象时有发生,容易造成运作方式、操作规则等方面的跨行政区域对接障碍。作为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和相对独立的关税区,香港与广深在不同经济体制背景下进行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摩擦和碰撞。如果不排除基于利益考虑的市场经济体制摩擦,这些构建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将由原来的政治主权障碍转变为经济体制障碍。

尽管搭建跨行政创新系统制度性的合作平台为合作提供了客观条件的保证,但是香港与广州、深圳在对科技创新的观点、政策、法律上还是存在显著差异,在科技创新项目的执行上也就存在巨大差异,为合作创新制造了困难。

然而,正是因为广东和香港之间存在差异才需要加强创新合作方面的互补。若光依靠市场,创新带来的科技收益是不足弥补巨大投资风险和投入成本的,因为创新投资风险大,投入高,周期长。但加强政府的支持、引导以及宏观政策的指引,可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正的外部性,刺激其投资,提高其创新合作的积极性及动力。(二)穗港深创新制度和政策的建议

政府在这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人才政策等宏观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以下分别从这三个政策来分析政府作用:图3 穗港深创新的制度和政策措施

1. 制定穗港深区域创新联盟总体方案

深入分析各地的创新优势,明确创新目标及各地的分工,开展合作创新。要把创新合作制度化、经常化,充分利用区域内的创新人才、资金、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创新资源,提高创新的能力。

2. 制定穗港深官产学创新联盟章程

明确官产学的责权利、各自的分工,鼓励跨越边界的活动,例如,企业从事培养人才的工作,大学从事科研和生产的活动,政府支持大学及企业的研发等。对于大学与企业共同申报的研发项目,政府给予专项支持。也鼓励企业和大学联合办学,建设实验室。鼓励企业人员到大学任教,也鼓励大学教师到企业担任兼职。

3. 制定穗港深联合创新的财政政策

穗港深政府将筹集到的资金建立创新联合创新基金,以财政支出的形式投向重点部门和项目,作为一项直接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发展的公共政策,具体的方式主要包括财政拨款、财政补贴、政府采购、政府风险投资等。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政府用于促进产、学、研的科技创新活动的政策工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财政拨款、技术采购、国家风险投资等方式支持创新投入;二是以税式支出的方式降低创新活动成本,提高创新活动的盈利水平。对于政府而言,直接的财政支持可以通过预算安排确定投入金额,在创新初期阶段的资金支持以及对创新产品需求拉动等方面有着其他政策工具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而间接的税式支出政策由于更倾向于利用企业和市场的力量,以税收的让渡来降低企业的成本,具有普遍性。

4. 制定穗港深联合创新的产业政策

穗港深政府应当联合制定产业政策。首先是要选择本区域内重点的产业发展方向。其次是要协调一致地引导企业向这些产业投资、聚集。高技术产业中的技术创新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产、学、研等多个方面的实践主体,而且,由于其复杂性和高度的不确定性,单一主体的资源和优势已难以在足以获得竞争优势的时间内完成技术创新的任务,而高新技术的产业集群,能够汇集大批的专业人才、资金、信息,可以起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作用,使得技术创新取得明显的竞争优势,这优势既包括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及时间的缩短,还可以减少高技术产业的高风险性,从而刺激企业进行研究开发的更大热情。

5. 制定穗港深联合创新的人才政策

人才政策也是创新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政府应该加大优秀人才引进政策,为优秀人才提供就业、住房、社会福利等优惠政策。

以优秀大学的优势学科、技术创新团队为依托,利用其信息、实验设备、文化氛围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在政府政策引导和支持下,在大学附近区域建立起从事技术创新、促进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活动的科技园区。为企业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与人力资源发展壮大提供有效平台。另外,在一些核心企业附近集聚一批与之经营同一领域的众多中小企业,和从事企业上、下游研究与经营的配套企业。在政府引导下,搭建产学研联合创新平台。推进工业园区的重点企业联合高校与科研院所建立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区域技术创新中心,着力突破产品链的关键、共性技术,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创立粤港区域统一的人才交流中心,通过电脑联网形成两地共享的网络人才市场,促进人才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与配置,解决在引进专才、优才和人才时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效率低下问题。人才交流中心同时承担各种培训职能及两地的专业资格互认的功能,根据相关法规,对内地逐步放开的各种专业资格进行认证前的培训和考试,推动两地人才的流动。

6. 加强信息化建设,共建科研平台的政策

穗港深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快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完善科技项目库、科技成果库和产学研信息平台,为创新联盟各方及时提供供求信息。首先,将正在组建的创新平台网络向粤港两地开放,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共同参与。在建设上与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大型企业合作共建,在运作上对相关联的单位开放,支持相关单位的密切合作。其次,建设开放而完善的科技成果转让体系。发挥香港擅长引进和推广技术及具有较强模仿和应用能力的特长。在实现广东现有的科技成果转让体系与香港对接后,通过搭建两地资源共享的科技信息网络平台、引进中介发展机构、举办各种定期的区域成果交易会的方式,形成良好的科技成果转让平台。

7. 促进穗港深科技交流的政策

进一步促进两地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共同向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联合开展粤港高新技术发展的政策研究,营造良好的政策氛围,推进两地企业形成产业集群网络,增强产业的集聚力。此外,充分发掘粤港合作潜力,为各对口部门之间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科技合作提供便利,举办专题科技展览和会议,发挥专业技术协会的作用,鼓励双方专业人士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推进相关专业技术资质的互认,为人员交往和智力资源合法有序的流动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8. 完善相应的法规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有关支持政策。包括科技计划、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技术引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政策等,对符合地方经济特色及有利于优势资源整合的产学研联盟项目给予重点支持。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及相应规定,为确定产学研联盟的知识产权归属权、使用权的划分提供法律依据。

9. 完善创新联盟融资体系,为联盟资源整合与利用提供资金保障

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建立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通过多元化融资方式,为创新联盟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五、穗港深创新的重要方向分析

下面,我们从穗港深的创新实际出发,分析有关智慧城市、太阳能、电动汽车、生物制药等领域的创新,为穗港深提供创新决策参考。

第一,智慧城市是一个十分有前景的新兴产业,可以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穗港深应当抓住机遇,抢占市场先机。

建设智慧城市的建议如下:(1)制定建设智慧城市的规划,明确目标,分工合作,分步骤实施;(2)加速三地的互联网建设,提高普及率,增加带宽,提高网速;(3)加快关键技术的攻关,如北斗卫星的导航定位应用、卫星图片的应用、卫星遥感遥测的应用等;(4)鼓励企业与高校合作参与智慧城市软件、硬件的开发、应用。

第二,广东省全年日照时数为2200小时至3000小时,辐射量较大,属于太阳能资源较丰富的地区,具有发展太阳能产业的天然潜力和优势。加上全省能源匮乏,省内能源储蓄量仅占东部区域的3.5%,能源自给率仅为12.4%,而能耗巨大,这就使得发展替代能源成了珠三角地区的必然选择。

发展建议如下:(1)扩展融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2)完善优惠政策,促进产业发展;(3)加强宣传教育,提倡节能环保;(4)把握地区特点,推广太阳能空调及太阳能汽车,引导企业发展;(5)搭建自主创新体系,提高企业技术水平;(6)加强产学研联系,实现成果产业化;(7)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消费信心;(8)牵手建筑业界,促进产品建筑一体化;(9)加快技术研发,推广多种产品。

第三,在全球各国纷纷积极部署低碳技术应对气候变化、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的国际大环境下,新能源汽车成了市场的新宠儿。并且,在国际油价不稳定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有着广阔的前景。广东应利用其产业和人才优势,大力发展电动汽车。

主要建议如下:(1)政府补助扶持政策要到位;(2)控制电动汽车行业整条产业链;(3)整合各方资源,官产学三方结合,突破关键技术;(4)做好电动汽车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如充电设备、服务站等。

第四,广东省由于地理、气候等有利条件,有丰富的中药资源,是全国中药材主要产地之一,据20世纪80年代初期广东省中医药资源普查显示,广东已开发利用的中药资源已超过2000种,其中不少品种为广东特有品种。广药蜚声海内外,因此,广东省应加速推进广东中药现代化的发展。

主要建议如下:(1)加强穗港深三地的官产学合作,加大生物制药产业的资金投入;(2)加强穗港深三地的官产学合作,为生物制药的创新提供技术支持;(3)加强穗港深三地的官产学合作,为生物制药创造高素质人才;(4)加强穗港深三地的官产学合作,扩大生物制药的国际市场;(5)充分发挥珠江三角洲的生物制药领域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以及中小型企业的自主协同效应。六、总结

广东创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珠三角的三大城市广州、深圳、香港之间相互合作较少,难以形成创新的合力;二是本地区官产学三方关系较疏远,不能给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人员难交流,信息不通畅,资金难筹集,资源难共享,成果难推广。因此,必须加强区内穗港深三个城市的创新合作,共同构建官产学三重螺旋的创新体系,提高创新能力,增添经济增长的动力。

加强穗港深的合作,首先要从创新组织入手,政府应当做好创新的领导者、组织者,为创新建立良好的平台。这方面深圳虚拟大学城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范例,值得区内城市学习。

其次,要做好合作,应当从制度做起,建立制度化的交流机制、合作机制、考核机制,以共同的政策、共同的组织机构、共同的基金、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努力,分工协调,构筑一个官产学的三重螺旋创新体系。

最后,穗港深的创新合作应当有重点突破的方向,发挥本地优势,重点搞好智慧城市建设、太阳能开发应用、发展电动汽车产业、扶植生物制药产业等。以重点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形成有特色的区域产业体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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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研究

陈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自从入世以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世界各国市场,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源泉(陈和、甘天文,2011)。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力发展也帮助我国工业化进程从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后期发展过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11年以来欧洲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断增大,这些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现有产业结构提出了严峻挑战。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必须面对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还能否保持国际竞争力?高度依赖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否维系?产业升级路在何方?本文尝试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以及与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互动的新视角来回答我国产业升级这一现实问题。

本文实证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效率进行测算,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影响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二部分是关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互动机制的实证研究,考察两者的互动对产业升级的作用。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兴起与概念界定

产业发展离不开资本,传统的经济学观念认为,资本就是指资金、机器、设备、自然资源等实物,然而这种认识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便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实际上,资本有两种形态:其一是物质资本形态,即通常使用的主要体现在物质资料上的那些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也是我们传统上对资本的认识;其二是人力资本形态,即凝结在人身上的能够使价值迅速增值的知识、体力和技能的总和(刘迎秋,1997)。随着信息科技革命的推进,世界经济已经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逐步进入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与此同时,人力资本已经在一些新兴产业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产业价值和利润创造的主要源泉(陈和、隋广军,2008;2010)。

在这样的背景下,Rajan和Zingales(1998;2001)提出了关键性资源理论(Critical Resource Theory)。他们所指的“关键性资源”既可以是非人力资本(资金、自然资源、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也可以是人力资本(天才、创意、核心技术、企业家才能等)。在对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下不断涌现的以人力资本为关键性核心资源的新兴产业进行分析时,Rajan和Zingales的理论显示出强大的解释力。本文参照陈和和隋广军(2008;2010)将企业划分为物质资本密集型企业与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思路,提出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Physical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y)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Human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y)的概念。而所谓“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是指关键性资源由物质资本构成的产业形态,产业的核心价值与利润主要由物质资本所创造。

本文认为,传统的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三次产业分类方法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在信息、科技革命带动新兴产业不断崛起的今天,这种划分方法并不能充分反映知识、技术和专业化人力资本密集化的新趋势。因此,本文主张从关键性资源的角度,根据产业价值创造的核心资源以及其密集程度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各个行业进行重新归类,具体如下:(一)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

包括第一产业中的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中的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以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

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本文根据人力资本密集程度及其结合的要素,进一步划分为三种类型:(1)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例如教育、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商务服务业(法律、会计、咨询、广告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等;(2)人力资本与资金并重型产业,例如银行、证券、保险、租赁、房地产等;(3)人力资本与高科技并重型产业,例如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行业、农林牧渔服务业等。

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三次产业及其内部结构关系,但是从关键性资源角度来考虑,赋予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问题更为丰富的内涵。产业升级的方向应该更加强调产业价值创造的核心来源——知识、技术和专业化人力资本,本文尝试探讨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系统地考察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互动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三、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与产业升级

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发展也离不开一定环境因素。在众多影响因素中,本文认为,教育、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资本市场的支持是促使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壮大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要研究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必须深入探讨这些条件的作用机理。

1. 教育: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升级的创新基础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知识和技术又内化于人力资本,因此,人力资本及其形成成为产业升级的创新基础。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先决条件。正如人力资本理论鼻祖舒尔茨(1990)所言,“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开发途径”,改变社会的人力资本结构离不开教育的支持。本文认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改善社会人力资本结构和促进创新,从而使教育投入与产业升级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即教育投入越多,就越能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进而提高产业体系的创新能力。因此,通过对教育的投入来提升我国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有利于促进以人力资本作为关键性资源的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而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创新源泉。

2. 知识产权制度: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升级的创新保障

对于产业升级来说,技术创新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的主体,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来激励不具备产权特性的人力资本积极参与到技术创新中,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同时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保障。本文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对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可以理解为知识产权制度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收益保障机制,它通过改变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回报预期,激励人力资本所有者不断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并且更加努力地生产出智力产品或服务,技术创新在这样的一种制度氛围下会不断强化,使得产业内部的创新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自身的发展以及与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间形成良性互动(陈和、甘天文,2011)。

3. 资本市场: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升级的创新实现

资本市场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陈和、甘天文,2011)。适当的资本结构能随着实体经济的变化不断满足不同产业和企业的融资需求。本文认为,资本市场对不同规模的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不同,对于大型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其作为现代技术创新革命的主导力量,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大型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需要借助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来调整企业组织结构(例如,上市融资、并购、国际化战略等);而对于中小型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资本市场中的风险投资恰恰与其高风险、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相适应,风险投资不仅满足了企业的融资需求,还为它们提供必要的管理支持,因此,风险投资在促进中小型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优化内部治理、开拓市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的高速成长,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和参与。产业升级实际上就是经济资源在产业和部门间的重新配置,其本质之处就在于存量资本的重组和增量资本向新的产业注入(陈宝明,2008)。因此,通过资本市场创新来帮助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规模的发展壮大,使得资金在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配置达到合适比例,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图1 产业升级的新模式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通过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良性互动来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发展思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技术创新和专业化人才培育的承载体,它代表着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其发展将会是我国产业升级的核心环节;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不断注入高端技术、先进理念、高素质人才等创新性要素,两者从社会分工、价值链升级和产业融合等方面形成良性互动机制,能够推动我国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升级(见图1)(陈和、甘天文,2011)。以下将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这些思想。四、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生产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一)我国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效率估算

1. 数据说明

本文所搜集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999年到2009年,包括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重庆除外)。

估计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TFP所需要数据指标包括以下几项:(1)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出水平。本文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选出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设施管理,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将上述行业的增加值加总来表示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出水平,并按基期的不变价格指数进行缩减。(2)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存量。该指标可以根据上述行业有关资本形成以及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推算而得,本文采用国际通用的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即K=I+(1-δ)ttK,I为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δ为折旧率,所有的投资数值按t-1t照基期不变价格进行换算。(3)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投入。严格上说,劳动投入的衡量应该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但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行业年底从业人员数量加总来表示。

2. 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Stata11软件做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得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各项参数的估计值,结果如下:表1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回归结果注意:★表示变量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变量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变量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从各项统计指标可见,该模型的拟合程度非常理想,各个系数估计值都十分显著。因此,可以利用估计出来的模型对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进行测度。

根据Coelli(1995),技术效率的测度为TE=E[exp(-u)/ttite],其中e=v-u,它可以用来衡量两个时期之间的技术效率变itititit化,即效率变化=TE/TE;而技术进步的测度为技术进步itis,就是两个时期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时间趋势项的导数算术平均值的指数值。参照上述方法,本文运用Frontier4.1软件包算出从1999年至2009年30省市自治区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并由此算出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Malmquist TFP指数。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省际面板数据,因此,在分析全国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生产效率增长时,本文通过对各个省市自治区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技术进步指数和TFP值取算术平均值,可以得出全国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效率指标体系,结果如下:表2 1999—2009年全国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各项效率指标

上表列出了1999—2009年全国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可以发现:1999—2009年间我国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Malmquist TFP指数平均增长率为12.8%,这主要来自该产业技术进步的贡献,其平均增长率为12.7%,而同期的技术效率则变化不大,其平均增长率为0.1%。从实际情况看来,1999年到2009年之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为14.4%,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率为13.7%,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与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大致吻合。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推动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大多数行业具有高技术和知识创新、高素质专业化人才等特征相吻合。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使得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行业在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且对其他行业的渗透和影响也越来越大;除此之外,我国加入WTO后,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金融、房地产和商务服务行业逐渐与国际接轨,培育出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正是这些方面的因素,推动了我国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整体技术进步以及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本文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持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会不断地提高。(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TFP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前面的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 TFP指数的分解可知,技术进步是推动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据Wu(2000),技术效率对应的是“水平效应”,而技术进步则产生“增长效应”,前者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而后者不仅可以不断维持下去,甚至还可能扩大。本文认为,能够保证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进步不断持续的源泉,主要来自教育水平、科技投入、人均资本量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等几方面。其中,教育水平和科技投入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的基础,知识产权保护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的有力保障,而通过资本市场来提高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人均资本量,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的实现机制。基于此,本文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1: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效率与教育水平、科技投入、人均资本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下面就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来检验上述影响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的因素。根据上面的理论分析,本文建立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TFP=β+βEducation+βR&D+βCapital+βPatenthciiit0it1itit2itit3itit4itit+εit

上式中,i、t代表省份和时期,TFP是指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hcii的Malmquist TFP指数;Education代表受教育程度,用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表示,R&D代表政府财政支出中对科技事业的人均投入(元),Capital代表资本密集程度,用人均资本存量(万元)来表示,Patent代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用三种专利的授权数(项)来表示。根据本文所分析的问题,这里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比较合适;而且为减少由于横截面数据的异方差所造成的影响,本文选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加权估计。回归结果如下:表3 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注意:★表示变量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变量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变量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由上述各项统计指标可以看出,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十分显著,假设1得到部分验证。从各项系数的估计值看来,变量R&D和Patent的回归系数为正数,表示随着政府对科技事业投入的增加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的增强,能够促进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然而,变量Education和Capital的回归系数为负数,意味着现阶段我国的教育系统培养的创新型人才不足,还没有形成有利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条件;而人均资本存量则主要用于资本广化,而资本深化的程度较低,不利于高素质、专业化人才的培养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五、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互动促进产业升级(一)我国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效率估算:基于数据包络分析

1. 数据说明

本文所搜集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999年到2009年,包括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重庆除外)。

估算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所需要数据指标包括以下几项:(1)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出水平。本文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选出物质资本密集型行业包括: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将上述行业的增加值加总来表示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出水平,并按基期的不变价格指数进行缩减。(2)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存量。该指标可以根据上述行业有关资本形成以及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推算而得,本文采用国际通用的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即K=I+(1-δ)K,I为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δ为折旧ttt-1t率,所有投资数值按照基期不变价格进行换算。(3)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投入。严格上说,劳动投入的衡量应该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但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各行业的年底从业人员数量加总来表示。

2. 实证分析

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主要包括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的产值比重较为稳定而且技术风险较低,所以本文运用确定性前沿方法——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来估算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Malmquist TFP指数。DEA是一种典型的非参数估计生产前沿的方法,与随机前沿方法(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SFA)不同的是,它没有对无效率和随机误差项的特定分布做任何强假定,DEA采用线性规划的方法,构建一个非参数逐段线性的包络面(或前沿面),通过衡量实际投入、产出与前沿面的差距,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各项效率指标值(Coelli,2009)。

本文通过运用DEAP2.1程序,可以算出从1999年至2009年30省市自治区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以及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Malmquist TFP指数。由于本文使用的是省际面板数据,因此,在分析全国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效率增长时,DEAP2.1程序还可以计算出年度之间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技术进步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以及Malmquist TFP指数,结果如下:表4 1999—2009年全国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各项效率指标

上表列出了1999—2009年全国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可以发现:1999—2009年间我国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Malmquist TFP指数平均增长率为0.01%,这主要来自该产业技术效率的贡献,其平均增长率为0.019%,其中规模效率贡献最大,增长率为0.017%,纯技术效率变化较小,增长率只有0.002%,而同期的技术进步增长率为-0.009%。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扩大规模的粗放式增长,技术利用率和产品科技含量较低。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互动发展,因此,下文将对两类产业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互动促进产业升级:基于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

从发达国家近二三十年的发展经验看来,现代工业生产的投入要素逐渐由物质资本、体力劳动向知识、技术和高级人力资本转移升级,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关系成了新的研究方向。结合上文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诞生依赖于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达程度,即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高度发展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出现的重要诱因。

假设3:长期而言,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

为研究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打算在对两类产业的Malmquist TFP指数进行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采用协整分析的方法以确定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关系,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的方法明确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建立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对两个变量的短期关系和长期关系进行分析。

1. 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

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比较常用的方法是David Dickey和Wayne Fuller提出的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本文运用eviews软件提供的单位根检验ADF方法对两类产业的Malmquist TFP指数,即变量TFP和TFP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hciipcii表5 时间序列TFP和TFP的单位根检验结果hciipcii

由上述检验结果可知,时间序列TFP和TFP均含有单位根,hciipcii其中,TFP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即二阶单整I(2),TFP经过一hciipcii阶差分后平稳,即一阶单整。根据协整的定义,可以认为两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然而现实运用中,对于一些变量是I(1),而另一些变量是I(2)的情况,我们可能想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协整。

2. TFP和TFP的协整检验hciipcii

本文采用E-G两部法进行协整检验。首先,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人力资本密pcii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回归分析,其中,TFP为自变hciihcii量,TFP为因变量,结果如下:pcii

TFP=0.969TFP+epciihciit(22.93)

下一步是对上述回归方程的残差e=TFP-0.969TFP项进行tpciithciit平稳性检验。值得注意的是,E-G两部法对残差e进行单位根检验时,t选取的模型应该不包括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残差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6 E-G两部法的残差单位根检验结果

3. TFP和TFP的Granger因果检验hciipcii

虽然TFP和TFP两个时间序列非平稳,但是两者之间存在长hciipcii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为进一步确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可以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所谓Granger因果检验,就是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时所采用的方法,其步骤是:先估计序列y被其自身滞后变量所能够解释的程度,然后通过引入变量x及其滞后变量,检验其是否可以提高序列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序列x是序列y的Granger原因,此时,变量x及其滞后变量的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本文运用eviews直接提供的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方式,选择滞后长度为1,得出结果如下:表7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上述检验结构表明,在滞后1期条件下,TFP不是TFP的pciihciiGranger原因的假定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TFP不是TFP的hciipciiGranger原因的假定则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一方面,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是拉动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不太明显。这就意味着,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只存在单向的因果互动关系。

4. 误差修正模型(ECM)

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ECM)主要用于解释因变量的短期波动是如何决定的。一方面,它受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中由上面协整分析可知,TFP和TFP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hciipcii整关系,因此,可以利用长期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e=TFP-tpciit0.969TFP来估计出误差修正模型。hciit

本文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如下:

TFP=β+βTFP+βTFP+βTFP+εpciit01hciit2pciit-13hciit-1t

移项整理后得

ΔTFP=β+βΔTFP+(β-1)e+εpciit01hciit2t-1t

对上式进行OLS回归,结果如下:

上面基于我国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1999—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两类产业的互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2)TFP是TFP的Granger原因,意味着物质资本密集型产pciihcii业的发展是拉动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假设2得到验证;(3)两者之间的互动因果关系不显著,原因在于我国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多数还处于起步阶段,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带动,而反向作用则不太明显;(4)ECM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一般,从各项估计结果看来,自变量短期波动ΔTFP的回归系数为正数,而且相当大,但hcii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短期波动对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短期波动存在很大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影响不明显;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滞后项的回归系数为负数,符合误差修正模型的反向修正机制,并且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长期均衡关系对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比较明显的影响。由实证结果(3)和(4)可知,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来,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效应还不明显,但这一问题恰恰说明了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不够充分,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进一步验证了我国产业升级出现瓶颈的现象。因此本文认为,随着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不断发展成熟,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这种长期稳定的互动机制,将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持续良性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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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金融服务业集群与产业结构的空间关联研究

冯国强(广州大学松田学院)一、绪论

利用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发展成为现代金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区域金融服务业集群能够集聚周边地区对金融业发展的有利因素,进一步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来带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金融服务业集群也为金融业的长期持续增长和提升竞争优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这种跨越信息通讯技术带来的金融功能跨区域资源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地区金融服务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成为当前城市金融服务业发展最主要的现代产业组织形式。

广州、深圳,作为华南地区最为重要的两大中心城市,随自身经济发展与政策支持,迅速成长为国内最为主要的金融服务业集群之地,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提出打造区域金融中心,进一步提升至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两城市这种突破通信技术应用形成的金融服务业集群,使得本研究不得不将基于空间关联分析的集群机理及模式和两城市金融服务业集群之间的空间关联性纳入研究范围之列。

当然,广州、深圳两地由于各自的政策环境、资源分布等因素的不一致,导致两地的产业结构也具多样性和差别化,但两地都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作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实施内容。如何利用金融服务业集群式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为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如何在考虑空间经济外部性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大两地产业结构彼此的空间依赖性,强化两地产业的分工与合作,加强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助合作和关联机制作用发挥,都成为两大城市经济联动过程中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时必然考虑的因素。在考虑金融服务业集群外溢性引致的空间关联情形下,广深两地产业结构的空间依赖将逐渐突出,产业关联将进一步加强,互相间产业结构水平对彼此的产业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

理论上,产业结构的调整促使劳动力、资本等社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由此产生的资源流动与市场需求变化对金融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带动作用;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和效率。因此,从空间的角度研究广深两地金融集群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为两地政府部门统筹规划和制定合理的金融布局与产业发展政策提供科学参考依据就显得尤为重要。二、广深金融服务业集群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联

产业集群是分工发展由专业化到一体化,再由一体化向柔性专业化转化的过程。金融服务业集群一方面享有专业化所引致的生产效率提升,另一方面又能基于柔性专业化的外部经济性(外部规模经济、外部范围经济),降低纯粹专业化较高的交易费用,节省一体化的组织费用。这种朝着柔性一体化分工方式演进的产业组织形式,成为当前金融服务业最主要的产业组织和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推进金融服务业集群,成为广州、深圳两地发展现代金融业最主要的产业规划政策,也成为利用集群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重要手段。(一)金融服务业集群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联机理与模式

1. 金融服务业集群与产业发展互动机理(1)金融服务业集群与产业规模扩张

金融服务业集群对于区域产业规模扩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利用集群内部各金融服务提供方的竞争环境,为区域产业规模扩张提供更好的投融资便利,并通过金融服务业的集群式发展推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升本区域内的产业结构中现代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首先,金融服务业集群为本区域提供了投融资便利。集群区域形成的资金集散地,能够通过发达的金融市场网络和体系,以包括风险投资、股票市场、银团贷款、企业债等多种方式的投融资形式为本地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解除产业发展中的资金瓶颈。地区金融服务业集群式发展的程度越高、金融市场越发达,金融体系所能提供的产业投融资渠道也就更丰富。

其次,金融服务业集群式发展,能为本地区金融服务业的竞争优势提升提供持久动力,金融服务业集群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集群区域内金融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节省同类金融企业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交易费用上涨。同样集群式的金融服务业发展途径,由于集群内部企业的竞争格局有助于提升集群整体的竞争优势,增大集群区域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性,提升本地区金融服务业的竞争优势。

再次,金融服务业集群式发展,能够刺激相关产业发展。金融服务业的集群式发展,能够带动本地区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从而带动金融业务相关的法律咨询、财会通讯等行业的迅速发展。同时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构建,又能够促进诸如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信息媒体产业等的发展,进一步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

随着区域间经济交流的增加和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地区之间经济能否协同关键取决于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凝聚力及其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广州、深圳通过区域金融中心的打造,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竞争与分工之中,并逐步代表经济协作区域参与世界一体化的竞争分工,这种逐步完善的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2)金融服务业集群与金融创新

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能够引入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金融创新作为创新中的一种,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金融成长史,就是一部金融创新的演变史。如果没有一个自由而有序的鼓励金融创新的环境和制度基础,区域金融成长很难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金融创新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而产业集聚能够有效地促进金融创新,从而推动区域金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3)金融服务业集群与区域金融产业发展

在规模经济、较低交易费用和区域比较优势的驱使下,金融集聚区集聚了大量的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的聚集主要是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来实现的。极化效应是指通过引力作用,各类要素和人口向城市的集聚现象;扩散效应是指城市金融要素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要素及产业的辐射作用日益凸显。二者相辅相成,同时并存,辩证统一为区域金融发展的机制。

金融集聚区的极化效应。区域金融组织结构合理程度将直接影响区域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在金融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因素的驱动,金融资源和金融组织会自发地向某些有着相对发展优势的中心城市聚集,即各类金融机构围绕中心迅速成长,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区域金融中心。作为区域金融增长极,随着这些金融中心的发展,产生极化效应,从而使原有金融组织自身迅速发展,实现规模经济,区域金融的发展正以这种金融中心的建立与发展为核心。此外,金融中心在生产、商品流通、中枢管理职能及人口方面也会产生极化效应,由此带动整个城市群的集聚效应产生,促进城市群的成长。

金融集聚区的扩散效应。因资源不断向中心城市集聚导致金融集聚区域极化效应发挥,促成金融中心构建的同时,金融资源的集聚还存在着扩散效应。不过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极化和扩散的主次有所不同。在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促成金融中心城市迅速成长的过程中,以极化效应为主的集聚效应促使中心城市获得更多的产业发展竞争力;而一旦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的扩散效应将占主要作用。区域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也因金融集聚区域的扩散作用而得以加强,要素集聚的扩散作用使得集聚区域与其他区域之间互相作用、互相联系,带动整个城市群发展。这种金融要素集聚的扩散作用主要通过资本输出、技术、市场、信息等途径进行扩散。(a)资本输出。金融集聚区域可向周围地区输出大量资本,满足其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b)技术的扩散。金融集聚区域集聚的大量研究与开发机构,以及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可将技术创新成果不断向周围地区扩散,提高周围地区的技术层次。(c)为周围地区发展提供服务。金融集聚区域拥有发达的交通网络、众多的信息机构,以及法律、中介、咨询等机构为周围提供各方面的服务。(d)产业的扩散。美国经济学家N. S. B. Gras(1922)提出了都市发展阶段论,认为金融服务业要素集聚逐步形成产业集群是金融中心打造的必行途径,金融中心是都市发展的最高阶段,处于高的产业层次,在发展新产业和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金融要素集聚形成的产业集群,以及进一步生成的金融中心,都将推动地区产业外移,推动其他关联地区及城市的工业化进程。

2. 金融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机理

随着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金融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得到体现。金融资源的流向和配置决定着实体资源的流向和配置。从宏观层面来说,金融资源流向不同的企业或不同的行业,自然会导致该企业或该行业所属的产业产值发生变化,进而影响该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产业结构就相应发生变化。这种作用过程可以简述为: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影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投资和储蓄比例、改变资金流量结构,进而影响生产要素的分配结构,引致资金存量结构的变化,最终导致产业结构调整。

从金融结构与产出结构的关系来看,资金运用结构的变化决定了产出结构的变化,而产出结构则反映资金的分布状况。金融也正是通过资金形成机制、资金导向机制和信用催化机制,改变资金的供给水平和配置结构,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1)产业资本形成。资本问题是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也是产业结构发展的中心问题。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都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企业的第一推动力。”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指出资本形成规模对于工业化进展具有重要意义。罗斯托认为,一国的工业化程度,可以用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来衡量。刘易斯也认为,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一个由原先储蓄和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4%或5%的社会,如何变为自愿储蓄增加到占国民收入12%—25%的社会。产业资本的形成机制有两种:一是促进储蓄形成;二是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

在信用制度和金融体系不发达的情况下,储蓄形成主要表现为居民、企业和政府等各个部门的直接储蓄。储蓄水平由国民收入在三大部门之间的分配格局和各个部门的消费倾向决定。但因缺乏信用,且金融工具单一,储蓄一般通过直接的货币贮存进行,这就有可能因货币的时间价值原理而出现在未来某个时点上一定数量的名义货币的价值低于该货币现期价值的情况,从而降低其用于未来消费的效用,进而导致不可能有较高的储蓄水平。随着经济信用化和金融工具的大量演变,国民经济主体演变为政府、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四大部门,单一、直接的货币储蓄格局也转变为以金融机构为中介的间接储蓄和以多种金融工具为载体的金融证券、储蓄并存的多元化结构。在此情况下,盈余单位可选择多种储蓄形式,持有多种金融资产,实现最理想的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组合。由此可便利储蓄形成,又能使之保持良好的保值增值性,增加盈余主体的储蓄愿望,提高实际储蓄水平。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扮演了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的双重角色。几十年的改革,我国已经成功完成投资主体和储蓄主体的分离,但由于资本市场只是在计划所允许的范围内发展,行政计划色彩明显,难以正常发挥资本市场调集资金并迅速为大量储蓄资金提供有效使用渠道的作用,再加上资本市场的区域分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进入和对资本市场的有效利用。(2)资金导向机制。资金导向机制主要是基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利益竞争机制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校正补缺与倡导机制,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与协调发展的。金融服务业发展将产生一个较为有效的资金导向机制,并据以评估和筛选各种投资机会。判断是否应当转移投资的标准是看该投资是否具备横向的比较优势和纵向的利益增长潜力,而资金导向机制是实现这种配置的市场竞争机制。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和自身缺陷,因此政策性金融是必不可少的。在不同的金融体制下,导向机制具有不同的绩效。

在商业性金融市场下,商业性金融机构以追求利益为目标,以比较利益原则指导其在资金配置中发挥作用,即在竞争市场上,将资金投向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或部门。

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实现资金导向和资源配置功能的过程中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根据其自身利益要求的收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原则对竞争行业的投资项目进行评估,将资金引向预期收益较高的项目上。这反映市场配置资源的利益取向;其次,根据金融市场资金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益水平和资金价格进行金融活动,促进资金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转移,提高产出的水平和效益;再次,通过一定的组织制度对资金使用企业实行经济控制和监督,加强信息沟通,减少资金配置中的短期行为,提高投资收益。在我国当前金融体制下,利率尚不能反映资金的实际成本或收益,造成大量资金低效耗费,同时银行非市场化的资金引导机制依然存在。在资本市场上,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产权约束机制尚未根本建立,使得资金的合理高效使用得不到有力的监督,资本市场亦难以为投资者提供对投资机会进行评估筛选的机会。(3)信用催化机制。早在18、19世纪,人们就对信用的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当时流行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信用媒介说;另一种是信用创造说。信用创造不仅仅简单地把闲置资源加以利用,还通过货币量的扩大,即信用创造,加速资本形成,促进高产出。因而适当的信用扩张将催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信用催化机制实质是通过促进资源加速形成和资源的更有效利用来实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信用扩张本身创造出来的只是虚拟性的货币,但可用作资金投入到生产过程。信用创造的关键在于调动闲置资源以实现增值,有可能对无形技术资源加以利用,使之与实物资源相结合,最终形成资金。

在信用催化剂机制的作用下,资金形成机制得以突破对闲散资金集中利用的局限,可创造出金融良险运转所必需的资金。而资金导向机制将更强调技术资源对实物资源的替代,并以技术创新及其应用作为资金运用和资源配置的根本指向。这意味着,资金投向不应局限于已存在明显效益的产业或项目,而应以资金的增值返还为出发点,选择具有一定超前性以及有广泛的前向、后向和旁系扩散效应的产业项目进行投资,催化主导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的构建与调整更迭,在资金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发展和提高。

3. 金融产业集群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联机理及模式(1)金融服务业集群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机理

金融服务业集群是通过金融资源与地域条件彼此协调、配置、组合成的时空动态变化来促使金融产业发展,进一步在地域空间范围内生成的金融地域密集系统(黄解宇、杨再斌,2006)。集群过程的实质是金融效率在空间上调整和提高的过程,金融服务业集群通过集聚金融发展的各方面要素,进一步为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增加融资渠道、提供投融资便利,成为通过改变资金配置结构改变地区经济结构的重要政策措施。(a)金融服务业集群有助于缓解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资金约束。金融服务业集群过程是资金、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整体金融资源时空动态运动的有机组合过程,通过发挥集群区域内金融机构强大的融资功能,能克服从单个不同储户储蓄集聚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顺畅地将资金由储蓄转换为投资,这种储蓄与投资之间的转换,在一定的融资制度安排下,地方经济可以借助于制度创新对资金的导向作用,改变资金的供给水平和配置格局,提高区域整体的储蓄与投资水平,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大量资金。Kindle Berger(1974)指出,金融服务业集群区域高效的支付体系能够节约企业资金周转成本和余额,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业结构升级中的资金约束。(b)金融服务业集群有助于提升产业结构软化速度,推动技术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在于实现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而提升产业结构软化速度,推动技术升级则是实现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重要路径,金融服务业的集群式发展,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现路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环境。首先,城市间基于金融服务业的功能化分工形成的集群及其深化,有利于各种克服传统投融资风险的风险投资机构,为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提供融资安排,从而推动技术创新。其次,金融服务业集群区域具有丰富的知识库和创新资源,形成了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集群区内激励的产业内竞争也迫使各金融企业加快金融产品开发,提高金融产品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从而有助于推动技术的进步。最后,金融服务业集群加快了技术进步和科技成果在区域间的传播速度,金融服务业集群通过其特有的涓流效应促进资金在不同区域间流动、重组,这种资金流动必然带动技术的空间转移,从而有助于技术成果在区域间的传播,提升区域产业结构的软化速度(Hirschman,1991)。(c)金融服务业集群有利于提高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资源配置效率。金融机构及资源通过空间上的集聚,有利于金融集群区域内部网络结构的形成和完善,以及实现集群区域内的信息共享,降低信息交易成本,进一步促进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誉机制构建。由于集群区域内信息的共享机制,使得金融机构对不同产业成长能力进行识别时能充分掌握相关信息,能够对投资收益率高、市场竞争潜力大的产业增加资金供给,促进这些产业部门的快速发展,而对投资收益较低、缺乏竞争潜力的产业则实施歧视性政策,从而在投资导向作用机制下,使得资金从低效率的产业部门向高效率的产业部门转移,进而调整资源配置状态,提高整体的投资效益和生产率,促成生产要素由衰退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推动结构升级。(d)金融服务业集群有助于促进主导产业、新兴产业的整合与集聚。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形成过程,是金融要素打破部门、地区和国界限制的资源重新组合和配置,本身加速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金融服务业集群催化下的主导产业能够有效地借助于金融业务和产品创新,在保障研发和创新资金的前提下迅速地吸收创新成果,为其他产业发展起到示范效应,并且还能通过产业链条带动中间以及相关产业发展,促进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产业的功能化整合。同时,资本市场因金融业集群产生的资金和业务重组功能可以推动资源向优势企业或产业聚集,从而增强优势企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份额、提高产业竞争力。(e)金融服务业集群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风险防范。金融服务业集群具有很强的风险分散化服务能力,从而通过资金的配置来加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与研发能够提高企业在产业层面的核心竞争力,但因巨大的沉没成本使得企业的创新与研发面临投入的高风险。集群区域内的金融机构作为资金流通的媒介,能够将风险规避者存于银行的储蓄存款转换为创新活动的融资资金,通过对创新活动的证券融资进行分散化持有来降低技术创新与研发的风险,促进资本流向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创新活动中,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同样,集群区域内的保险机构还能通过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业务及产品的提供,以保证产业结构升级的稳步进行。(2)金融服务业集群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模式

地区间在产业调整的过程中,一方面依赖于发展包含金融服务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来提升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寄托于地区之间的产业关联,根据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转移和吸收相关产业来调整本地区产业结构。金融业作为现代服务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为区域经济结构优化、满足结构调整中投融资资金需要提供了便利条件。而金融服务业呈现的集群式发展,充分的产业集群优势发挥,又为金融服务业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实现投融资功能优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一方面,金融服务业集群促进金融服务业从产业规模、产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上得以提升;另一方面,金融服务业因集群优势发挥得到的长足发展又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投融资等的便利条件。关于金融服务业集群式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联,可以分为时间关联和空间关联两种模式。(a)时间关联模式。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一个产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融资需求,大体表现为在产业新生到起步发展阶段的由于沉没成本较大,对资金的需求和供给往往不能匹配而出现强烈的融资需要;在产业步入繁荣阶段,对融资需求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再依赖于单一的融资渠道和方式,产业发展对金融产品的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满足繁荣阶段对多种融资方式的需求;当产业步入萧条或衰退阶段,融资方式的多样性逐渐向单一的融资方式进行转换,随着产业由衰退步入夕阳阶段,产业融资的方式也跟着发生变化。产业生命阶段的更替演进,使得融资渠道和方式也跟着发生变化,从而促使金融服务业必须以多种金融服务产品供给以满足处于不同阶段的各类产业的融资需要。更进一步可以认为,产业的兴衰包括主导产业的选择与更替以及支柱产业的顺次演进,都通过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来推动金融服务业发展,以更便捷的方式向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及主导和支柱产业更替提供资金融通。在这其中,集群式产业组织形式,构成现代金融服务业最主要的产业发展模式,为满足日益更替变换的主导产业和处于不同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的产业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条件。(b)空间关联模式。金融产业集群式发展与产业结构互动关联的另一种模式便是空间关联模式,即城市之间因地域范围的毗邻关系而彼此吸引更多金融产业发展的集聚要素,从而推动城市金融服务业中心—外围区域的集群式发展,并同时为推动中心—外围城市之间产业结构调整与协同提供便利的投融资环境。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也因地域之间的毗邻性而产生结构调整政策的配合协同,促使城市之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性进一步提升,以提高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弹性空间。一方面,金融服务业基于空间关联的集群式发展,促使要素向区域的中心城市形成集聚之势,再通过金融集群的辐射作用带动外围城市的金融业发展,中心—外围城市在金融服务业集群式发展过程中,基于金融服务业产业链条的功能分区,形成区域间彼此的产业关联;另一方面,金融服务业的集群式发展,为中心—外围区域各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中心城市寄托于依赖金融服务业的集群式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而外围城市则依赖于中心—外围的金融产业的功能分工、协同区域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如果是从全域角度来看,金融服务业的中心区域集群有利于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同时对外围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提供良好条件。

在空间关联的方向上,也存在着三种类别:第一种为区域之间金融服务业集群因地理位置的关系而关联,往往表现为毗邻区域间金融产业的相关要素向区域中心城市流动聚集,从而使得区域之间的金融服务业集群在规模上表征出一种负向相关的空间关联。第二种为产业结构因地理关系而产生关联,着重表现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规划中,一方面顾及城市之间基于产业链条的联动性,另一方面还必须将因地理位置产生的经济外溢性考虑在内,从而使得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时,区域与区域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彼此相互关联。如果说前两种空间关联的方向都仅仅是区域或城市之间集群存在的空间关联性、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空间关联性,那么第三种空间关联即为交叉的空间关联。城市间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往往都将同一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来加以大力发展,而集群式发展又往往是区域或城市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经常选择,于是便出现产业集群与产业结构之间的交叉的空间关联性。金融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产业之一,成为大多数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政策内容,而集群式发展又往往是区域在推动金融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措施之一,这就使得区域间在布局金融服务业集群区域、集群模式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周边其他城市的产业结构影响,同样,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也会因投融资需要而受到周边区域或城市金融服务业集群规模大小的制约。(二)广深金融服务业集群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联

1. 广深金融服务业集群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现状(1)广深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现状

加入WTO以来,中国金融产业对外资开放步伐加快,金融体系逐步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各地对于金融服务业发展的配套措施和环境也渐趋齐全。在国内众多城市中,广州、深圳拥有完善程度仅次于上海、北京的金融市场体系。广州作为广东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贸易、物流中心,对珠三角的辐射带动能力强,吸引了众多金融机构到广州聚集发展,形成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金融服务业集群之一。而深圳依托其开放的经济政策、毗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金融服务业集聚地。

——广州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现状

广州地处珠三角地区中心,具有联通港澳、辐射华南纵深腹地的独特区位优势。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广州综合经济实力不断提升,201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604.48亿元,同比增长13%,地区生产总值连续22年稳居全国大城市第三位,雄厚的经济实力为金融服务业集群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以汽车、石化、电子信息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以软件、生物医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商贸会展、现代物流、文化创意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快速崛起,强大的产业基础为金融服务业集群式发展带来了旺盛的金融需求;现代化枢纽性的陆海空立体交通体系基本形成,信息基础设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为金融服务业集群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区域教育文化中心地位不断巩固,发达的教育科研体系为金融服务业集群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教育资讯和人力资源环境。依托强大的综合优势,广州积极加大力度,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促进金融业持续快速发展,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

2010年,广州金融业实现增加值615.54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5.8%和9.52%,金融业已经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截至2010年末,广州地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3953.96亿元,贷款余额16284.31亿元,资金实力居全国大城市第三;2010年,保险市场保费收入420.4亿元,居全国大城市第三;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广州分中心即期会员外汇交易累计成交额2306.33亿美元,证券基金交易累计成交额46746亿元,期货代理交易累计成交额25.95万亿元,产权市场交易累计成交额743亿元,均居全国大城市前列。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及代表处191家,其中银行类机构86家、证券期货类机构34家、保险类机构71家,各类金融机构网点近3000家,金融机构数量和网点密度居全国大城市前列。全市金融从业人员11.32万人,其中银行业从业人员5.92万人、证券期货业从业人员0.52万人、保险业从业人员4.88万人。

珠江新城是广州金融服务业的主要集聚地,与沿江路、东风路、环市路和天河北商圈形成合理的金融服务业空间布局,并以广佛肇三地建立了金融同城化为金融服务业集群式发展的契机,重点规划发展珠江新城—员村金融商务区和广州金融创新服务区,探索建设南沙现代金融服务集群区域。截至2010年度共计有35家金融机构总部和地区总部纷纷选址落户珠江新城金融商务区。这种状态的一直持续,更多的金融机构将逐渐进驻广州,使得广州日益成为金融服务业的集聚地,通过珠江新城金融商务区这类集聚地的辐射效应逐步显现。

——深圳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市场机制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政府的强力推动和市场力量的有效选择使得深圳逐步成长为一个区域性金融中心。深圳,其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态势、完善发达的基础设施、毗邻世界金融中心——香港的区位优势、活跃的创业和金融创新环境等因素共同构成其金融集群式发展的重要因素。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金融业已成为深圳市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金融竞争力在国内各大城市中稳居上游,已经具备了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基础和条件。

2010年深圳年末全市国内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22782.39亿元,同比增长13.2%;国内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15714.96亿元,同比增长15.4%。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25095.78亿元,同比增长14.8%;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9244.68亿元,同比增长15.1%。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1411家,比上年增加242家。上市股票1453只,增加242只,总发行股本6278.46亿股,增长24.4%;总流通股本4506.06亿股,增长32.1%。上市公司市价总值高达66381.87亿元,全年证券市场总成交金额193188.33亿元。全年保险机构保费收入359.90亿元,比上年增长21%。

福田区是深圳的金融机构主要集聚地。除中国平安、招商证券、国信证券、第一创业证券等深圳本土机构外,太平保险、中国保险、太平人寿保险、民安保险、鼎和财产保险等外来机构,也纷纷在福田摆兵布阵。截至2010年末,福田区共有银行、证券、基金、保险、期货等金融机构总部110余家,占全市的57.23%。同时,福田区也是本土创投机构的“总部基地”,全国1/3的创投机构集中在深圳,其中80%在福田,包括全国最大的创投机构——深圳创投集团。

在福田区作为深圳金融集群地的同时,罗湖蔡屋围金融中心、南山科技园金融创新服务基地、龙岗平湖金融等后台服务基地的逐期完成,以及南山后海金融商务区的规划筹建,都为福田金融服务业集群区域辐射作用提供了金融生态环境的持续支持。(2)广深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现状

产业结构是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及其内部构成比例和相互作用关系,产业结构的动态演化是随着工业化进程从一、二产业逐渐向第三产业演变,是由低端价值链向高端价值链、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梯度循次迈进。产业结构的目标是遵循演变的一般规律,逐步实现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及其对经济的贡献将逐步加大,因此本文选取二、三产业比重及其对经济总量的贡献来体现广深两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动态演进过程。

——广州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GDP由1978年43.0947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074.8283亿元,平均增长率高达14%,三大产业产业结构比例由1978年的1:5:2.6变为2010年的1:21.2:34.8,其中第三产业比重由1978年的29.74%上升至2010年的61.01%,顺利实现了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转变(如表1所示)。可以判断,广州正处在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并逐渐向工业化进程的重工业化阶段迈进。表1 广州市主要年份生产总值及产值结构比例资料来源:广州市统计年鉴。

产业结构的演变除了从比较静态上观测产业结构比例的变动情况,还可以从各个产业对经济总量的带动性上来进行考察。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性通常用产业带动率来进行衡量:产业带动率=产业贡献率×国民经济增长率,其中产业贡献率用于分析经济增长中各因素作用大小的程度:产业贡献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GDP增量之比。依据产业拉动率的大小,就可以判断各产业对经济总产出的增长的贡献大小,从中观测出产业结构的演进路径。表2 1990—2010年三大产业对广州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率注:1. 本表按可比价格计算。2. 三次产业拉动指GDP增长速度与各产业贡献率之乘积。资料来源:广州市统计年鉴。

通过上表所测算的广州市1990—2010年20年间三大产业对经济总量的带动率,足以发现第一产业对广州的经济总量带动率在1992年达到峰值,但仅为1.4%,2010年第一产业0.1%的带动率足以说明第一产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已经非常低;第二产业的拉动比率在1993年达到峰值,之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在2009年达到最低点的3.6%。说明第二产业的拉动力在不断下降,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也逐步降低;第三产业的拉动比率,除了1991年和1999年较低外,其余年份基本保持在6个百分点左右,总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这足以说明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广州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为主要的内容。

从2000年至2010年的11年间,广州金融服务业产值占据经济总量的5.2%,对经济总体的带动率平均达到9.58%,金融业成为继制造业之后,另一个提升地区经济增速和结构优化的重要产业。金融服务业对广州市经济整体的带动性测算结果如下表所示:表3 广州市金融服务业产值比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率资料来源:广州市统计年鉴。

——深圳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深圳作为我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经过30余年的发展,2010年本地生产总值达到95815101万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3.2%,其中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分别为64670万元、45233688万元和50516743万元,三大产业结构比例由1978年的1:0.55:1.15变为2010年的1:699.45:781.15,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总量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优惠,另一方面受惠于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充分利用香港制造业的转移契机,通过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逐渐带动服务业产值比重上升和产业结构软化升级。2010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市总产值比重仅为0.07%,二、三产业比重分别提升至47.21%和52.72%。表4 深圳市主要年份生产总值及产值结构比例资料来源:深圳市统计年鉴。

在各产业对经济总量的带动作用上,通过测算各产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进一步在贡献率的基础上测算出深圳市三大产业对经济总量的带动率如下表所示:表5 1990—2010年三大产业对深圳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率注:1.本表按可比价格计算。2.三次产业拉动指GDP增长速度与各产业贡献率之乘积。资料来源:深圳市统计年鉴。

从上表可以看出,深圳市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逐渐变得微乎其微,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其经济增长的带动性逐步趋于稳定,其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逐步上升并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深圳市的支柱产业。深圳“十二五”规划纲要更是提出坚持结构优化、注重内生增长产业升级的经济发展方针,进一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金融业、现代物流业和文化产业增长,促进第二产业不断向第三产业有序有效演进。

金融业作为深圳的支柱产业之一,市内已逐渐形成了以福田为首的辐射范围包括全市六区以及周边的东莞、惠州等地在内的金融服务业集群,作为集群式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典型城市之一,其金融业产值比重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带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相应的测算结果如下表所示。表6 深圳市金融服务业产值比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率资料来源:深圳市统计年鉴。

通过观察表3和表6可以发现,广州和深圳作为华南区的中心城市,都面临着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经济结构调整任务,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都将促成地区金融服务业发展作为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之一,金融服务业的充足和长远发展对两地产业结构的顺利调整与优化至关重要,也成为两市经济增长新的制动点。

2. 广深金融服务业集群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联机理及模式

广州、深圳作为华南地区的两大核心城市,二者的经济总量占据珠三角总量的63.45%,占全省经济总量的40%以上,在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都寄托于利用地区之间的产业关联促进产业转移与升级,同时重点发展包含金融服务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来提升产业结构。在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规模上,两大城市金融服务业集群已具有一定规模,日益在区域金融中显现带头作用,成为华南地区区域金融服务业的中心地带,并为珠三角地区其他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良好的投融资条件。在广州、深圳金融服务业集群式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机制中,两大中心城市利用基于中心—外围的功能性金融服务业集群,为周边其他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良好的投融资支持,同时对周边城市的金融服务业发展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其次在广州和深圳二者之间,彼此的产业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金融服务业集群的模式也基本类似,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都共同地选择发展以金融服务业为首的现代服务业来优化结构。

在广州、深圳金融服务业集群式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关联的模式上,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基于空间因素的关联性。一方面广州和深圳作为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金融要素具有吸引和辐射作用,同时两大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又会对周边城市的产业布局和规划带来影响,并且两大城市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互为关联的空间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广州和深圳彼此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受制于对方投融资环境的制约,两地规模显现的金融服务业集群,在促进广深两地产业结构调整与合作、实现彼此协同共赢的产业规划与布局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三、广深金融服务业集群空间关联分析

广州、深圳作为珠三角地区两大中心城市,随着自身经济发展与政策支持,迅速成长为国内重要的金融服务业集群之地,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发达程度最好的金融服务业集群之一。这种突破通信技术应用形成的金融产业集群,进一步地将金融产业的空间分析纳入研究范围之列。因此,本部分的目的就在于考虑空间经济外溢性的条件下,在珠三角地区的大区域范围内探讨广州、深圳金融服务业集群的空间相关性,并以珠三角地区各大城市的数据为基础,利用指标和图形分析,探析各大城市之间在金融集群上存在的关联性,以此进一步揭示出该区域中心城市(广州、深圳)金融服务业集群存在的空间异质性和依赖性,为区域内地方政府统筹规划和制定合理的金融布局及金融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一)产业集群空间关联的理论概述:空间外溢与空间关联

1. 集群的空间外溢

区域经济作为一个典型的开放系统,通过商品交换、要素流动、知识扩散等构成其内在复杂的经济联系纽带,并在此基础上,促使区域间互相影响、相互作用,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合力。集群的空间外溢性概念便来自区域互为联动的经济活动实践中,是外部性原理在集群经济现象中的具体化。该概念首先体现在Marshall(1890)的外部规模经济思想中,Marshall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产业规模较大的地区比产业规模较小的地区生产更有效率,产业规模的扩大可以引起该区域厂商的规模效益递增。这种外部规模经济本质上属于空间外溢效应,是产业通过集群的技术外溢实现成本节约和生产规模扩大的外在收益形式。尽管Marshall本人并未提出空间外溢性的概念,但其关于外部规模经济的思想却引发了后续学者对空间外溢性的思考。Myrdal(1957),Hirschman(1958),Richardson(1973),Thirlwall(1975)等在探讨循环累积效应时提出了集群的空间外溢性观点,这些理论强调经济增长过程和空间集聚的关系以及区域经济收敛和发散。Krugman(1991)基于区域循环积累效应的思想,建立了新经济地理的基本理论模型,强调区域增长的地理因素,认为区域经济动态集群是促使区域经济协同增长的主要原因,集群的外溢性来源于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Poot(2000)将区域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分解为相邻效应和整体效应,认为无论是宏观经济增长还是区域相邻效应,都对集群具有很好的解释力,正是由于经济增长效应和区域相邻的作用,集群和地区间差距的产生才成为必然。

2. 集群的空间关联

空间关联是指区域之间基于某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互相影响,是基于空间外溢的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一种形式。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是指空间数据之间缺乏独立性,违背了经典计量经济学的样本独立不相关假设。通常空间关联是指空间自相关(Anselin,1988)。

集群的空间关联是相同产业通过要素和产品聚集以实现成本节约、规模增加的跨区域互相影响、互为制约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空间异质和空间依赖。空间依赖最早由Cliff等在1973年提出,Anselin & Rey在1991年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是事物和现象在空间上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地理空间现象和空间过程的本质特征。在数理特征上,空间依赖可以定义为观测值及区位之间的一致性(Anselin,2000),可以是观测值之间倾向的正自相关,也可以是负自相关。当相邻地区随机变量在空间上出现集聚倾向时为正自相关,当地理区域倾向于被相异值的相邻区域所包围时则为负的空间自相关。造成空间依赖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空间要素在空间边界之间的流动(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空间界限导致的区位、距离对空间特征的影响。

空间异质又叫空间差异,是指每一个空间区位上事物和现象都具有区别于其他区位上事物和现象的特点(Anselin,1988)。事物和现象在空间上是异质的,一方面在于各种事物和现象本身在空间上缺乏平稳的结构,另一方面在于空间整体的不均质性,在面积、形状上存在的差别所致。在数理特征上,空间异质性表现为研究对象在空间上的非平稳性。(二)广深金融服务业集群的空间关联性结论

广州与深圳的金融服务业集群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与其他珠三角城市的金融服务业集群一样,具有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表现为两地与周边地区具有很高的负相关性、空间依赖性强,但二者的集群发展过程、集群特征以及与周边城市间的空间关联状态又表现出空间异质性,并且二者自身突破地理距离的空间联系也更为紧密,因经济距离而不仅仅是区位距离产生的空间依赖和异质性逐步加强。

异质性之一:集群发展趋势不一。广州集群程度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且稳步推进,2009年之后推进的广佛同城,两地金融集群优势上的强强联手,更是加速了集群的总体发展。在与周边城市的空间关联上,广州金融服务业集群依托于广州—佛山产业互补的结构调整战略和毗邻珠中江、莞惠深两大区域的地缘优势,进一步地以服务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为方向推动自身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为空间关联区域更好地承接转移产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深圳集群程度从2004年上升至一个新台阶,近些年呈现逐步上升态势,并且集群规模一度领先于珠三角其他城市。集群发展速度快、规模大,依托于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优惠、毗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地缘优势和资本市场的充足发展,吸引了大量金融机构总部进驻,金融机构总部与分支结构并存的集群模式较为明显,并将为国内外产业融资、贸易进出口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而加速集群规模。

异质性之二:与周边城市的空间关联程度不一。广州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作为珠三角地区经济、文化和物流中心,区域集群程度一直保持稳定,并且与周边地区的空间关联也保持平稳发展。关联形式基本为负向依赖,但关联程度存在巨大差别,与其毗邻的惠州、中山两城市的金融服务业发展,受空间关联的影响程度并不高,但佛山、东莞与广州间的空间依赖性却较强,金融服务业要素在此区域内的流动性也较快,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广州集群优势的进一步发挥。相比之下,深圳与周边毗邻城市的空间关联一直较强,并且一度吸引惠州、东莞两地的金融要素向此汇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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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区域产业品牌培育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研究

李镔(广东金融学院)一、研究背景及意义(一)研究背景

广州市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而产业集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途径。区域产业品牌已日益成为产业集聚的重要推动力,因此研究区域产业品牌培育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内生互动关系,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1)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也面临较多问题和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通过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非关税贸易壁垒加强、技术创新滞缓、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问题。就中国而言,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报告中明确把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转变问题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2)产业集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途径

根据广州市经济结构和区域产业的地理分布,产业集聚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广州市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形式和途径,这是因为产业集聚是广州市产业地理分布的主要形式。实际上,产业集聚是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因此广州市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需要采取产业集聚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许多区域形成了产业集聚并得到快速发展。可见,产业集聚不再是特定区域的特殊产业现象,而是已成为广州市经济发展、产业布局的重要模式和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区域产业出现了集聚化趋势。产业集聚的总量扩张及其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已经越来越成为政府和学术界重要的关注对象。(3)区域产业品牌是产业结构发展的新要素

区域产业结构既有经济主体的预期作用因素,也有历史的初始条件因素。预期、偶然因素以及历史都是产业结构的源头,而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强化所导致的乘积效应结果,导致产业长期集聚在某些特定的区域。通过何种方式和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影响区域产业预期和自我实现机制可以使得产业结构变化或产生新的产业结构,以使得区域产业可持续地良性发展,从而实现广州市产业结构升级呢?而近些年来无论是国外还是中国,区域产业品牌都成了产业结构发展的新方向,区域产业品牌培育对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4)本文主题:区域产业品牌培育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内生互动关系

区域产业品牌可以通过影响产业集聚从而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因此探讨产业结构调整,就是探讨区域产业品牌如何有效影响产业集聚,以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本文将分析区域产业品牌的性质及形成机理、基于微观主体博弈的形成路径、区域产业品牌效应的扩散和风险,在此基础上,分析区域产业品牌培育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内生互动关系。

自我实现的预期机制可以使得产业集聚中心转移或产生新的中心,并由此引致的区域产业品牌崛起和衰落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区域产业品牌的培育特别是培育扩散路径导致产业集聚或转移的预期已经成为区域科学的新兴研究领域之一。据此,本文的思路必须进一步集中到区域产业品牌培育扩散对区域经济活动集聚或转移预期的事前安排而非传统的资源禀赋及产业集聚对于资源的整合的事后政策校正上。区域产业品牌培育是导致当前中国区域产业出现一系列宏观和结构性问题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区域产业品牌培育已经成为制约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自1996年中国的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型以来,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性突出,区域经济中区域产业品牌的区位替代性越来越强,从而出现了诸如“地理的死亡”等产业品牌的衰落。伴随着某些区域产业品牌在“地理死亡”之后,是同类型产业品牌在另一些区域中某个区位新的崛起。随着培育区域产业品牌,更多的要素流入,使得区域产业产品在市场占有率方面上升,这有助于区域产业的竞争力上升,因此区域经济可通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而得到快速发展。这也是各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普遍思路,因而有必要在技术上彻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产业品牌培育问题。从当前情况看,区域产业品牌培育仅局限于一级市场即产业市场,区域产业市场的短暂繁荣,促使区域产业过分依赖于成本推动,一旦国内竞争发生停滞后,市场客户和供应商对区域产业品牌所带来的收益预期降低,区域自身市场客户和供应商的质量也开始低落。缺少下游的压力,上游的成本自然提高,无论技术、创新或营销渠道都会不进反退,这是导致整个区域产业的问题不断扩大深化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区域产业品牌培育越来越成为影响一个地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区域产业品牌培育不仅仅是一个地区产业发展不协调问题,还是当前中国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宏观经济问题。初步研究已经发现,区域产业品牌培育是当前中国产业竞争力出现弱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前期对广州市区域产业的投入产出结构垂直联系的定量研究发现,上下游产业受到区域产业品牌效应影响而产生区位集聚,从而导致区域产业中的企业的向心力与区域产业生产中不可流动要素和最终消费需求之间成反向关系。

因此,从区域产业品牌培育的角度分析产业竞争力弱化的原因及程度,区域产业中下游企业对产业品牌溢价的敏感性,由此分析区域产业品牌效应的差异,并进一步提出在区域产业已经受制于较大的结构性转型的背景下,区域产业竞争力问题的解决是产业政策必须有效应对的主要难题。将在对区域产业品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考察区域产业品牌效应及其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具体而言,将考察区域产业品牌的类型特征、形成机理,考察基于微观主体博弈的区域产业品牌形成路径选择、区域产业品牌的扩散效应及其风险形成,并同时考察区域产业品牌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内生互动关系以及动态均衡。在此基础上,也将通过经验研究考察本文得到的理论结论。(二)选题意义(1)理论意义

第一,扩展了区域产业品牌形成机理的研究。国内外有关区域产业品牌的研究,缺乏建立在微观博弈基础上的分析,而本文研究则基于微观主体的博弈,建立了严格的模型分析区域产业品牌的建设和形成机理,从而拓展和加深了对区域产业品牌的认识。

第二,对区域产业品牌效应的扩散和风险形成进行深入的分析,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区域产业品牌效应对区域产业发展、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有助于加深对区域产业品牌与产业集聚的内生互动关系的理解和认识。(2)现实意义

中国的产业结构急需调整和优化,区域产业集聚面临新的严峻挑战,采取什么措施应对这些调整和问题,是摆在政府和学者面前的紧迫问题。2007年,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出台了《关于产业集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除土地、资金、人力、技术和人力资源之外,区域产业品牌已经成为可资利用的独特的发展要素,应将区域产业品牌作为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并由此受到更多区域经济学者的关注。而国内区域产业集聚发展成效显著的广州市对于“区域产业品牌”的实践开全国之先风。2003年,广州市工商局联合广东省经贸委、陶瓷协会、服装协会开展产业集聚调研,提出“区域品牌”概念。2004年,创建“区域品牌”工作被纳入广州市名牌带动战略体系,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广州市经贸委出台了《关于创建区域品牌的指导意见》。但是,如果区域产业品牌培育具有盲目性,则会加剧区域间贸易壁垒,并导致国土资源流失风险,并且如何强化和扩大区域产业品牌的效应如今仍然没有系统的研究。虽然区域产业品牌已得到国内外的研究从而为未来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特定针对区域产业品牌效应扩散路径的研究处于滞后状态,对于该问题定性描述较多,实证偏少,更缺乏系统深入的定量分析,特别在区域产业品牌对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大量集中于“产业升级”的宏观层面定性建议,对其产业结构调整缺乏深入研究,故而在相应的政策安排上缺乏理论和实证依据。因此,本报告的研究对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如广州市)的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产业扶持(包括产业转移)政策的有效应性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二、国内外研究综述(一)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最近几十年区域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该领域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尽管全球产业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高潮以及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处在徘徊、调整和恢复的阶段,国际学术界对于区域产业品牌的研究却没有停滞不前,而进入了更深的层次。在宏观层面上,由于意大利、澳大利亚的区域产业品牌的示范作用,各国逐渐意识到品牌战略对于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意义,因此出现了引入品牌培育制度和经验的热潮,而学术界则主要对成功经验的适宜性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在微观层面,由于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三方之间的双重依存关系的存在,以及产业发展未来预期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倍具特色并且引人入胜。(1)区域产业品牌的效应研究

当前对区域产业品牌的研究多种多样,但总体而言主要有以下观点:

其一,区域产业品牌对区域经济有促进作用。Skuras & Dimara(2004)认为将食品和区域联系在一起形成区域产业品牌对消费者有特殊吸引力,有助于带动该区域食品销售,并带动前向后向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该区域经济的发展。Thomas(2005)通过对比美国napa和sonoma地区葡萄酒品牌的例子,得出区域产业内合作的成功还可以通过价值链进行扩展的结论。区域产业品牌的力量越大,葡萄种植者和酿酒厂就可以在市场上占据更好的地位,区域经济获得更大发展,相反,缺乏区域产业品牌会导致该区域经济无法获得更大发展。Evans(2003)对文化娱乐业的区域产业品牌进行了研究,认为一个地区要使自己的文化、艺术娱乐特色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文化娱乐业,必须充分利用政府、企业等各方面的力量使本地区的文化娱乐业特色形成其区域产业品牌,只有形成区域产业品牌后,该地区的文化娱乐业才能获得更大知名度,促进该区域在文化和经济利益方面获得最大利益。同样,澳大利亚Connawarra地区葡萄酒产业内的合作使得该地区形成强有力的品牌形象,从而使得所有该地区的葡萄酒企业都从中受益(Van Zanten et al.,2003)。

其二,区域产业品牌有助于产业集聚的形成。Levidow & Boschert(2008)对在欧洲建立“转基因自由区”这样一个区域产业品牌进行了研究,认为建立这样一个区域产业品牌有助于使欧洲形成代表绿色、具有地方特色、高质量的农产食品的产业集聚。Thode & Maskulka(1998)对美国加利福尼亚葡萄干、新墨西哥辣椒酱、法国毕雷矿泉水、比利时巧克力、肯塔基波旁皇族鸡尾酒、荷兰郁金香、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和弗吉尼亚火腿等食品产业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采用区域产业品牌使得这些品牌所在地区形成了产业集聚。Mitra(2007)对印度汽车业进行了研究,认为印度汽车业现在仍然停留在全球知名汽车品牌外部生产基地的阶段,并没有形成自身的区域特色品牌,从而无法形成行业间的水平合作的有效机制,使得印度汽车业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因此,印度汽车业应该加强对自身汽车业区域产业品牌的建设,加强企业间的合作,通过产业集聚的形成来促进其发展。

综上,无论从发达的西方国家(如美国、法国等),还是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区域产业品牌发展的经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均普遍认同区域产业品牌对于区域经济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已经有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核心议题主要是基于不同地理区域产业品牌的演进,描述区域产业品牌推动产业集聚的潜在逻辑、结构以及效应。然而,尽管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在有关各种概论和分析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个特地区域产业中,区域产业品牌作为一个主体要素,与其他因素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和强度上,学术界还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2)产业集聚与区域产业品牌的理论研究

由Marshall(1920)创立并由Arrow(1962)、Kim(1995)和Bottazzi(2001)所推进的长期竞争性供给理论,阐释了历史与预期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意大利萨梭罗瓷砖产业(Krugman,1991)、美国多尔顿地毯产业(Porter,1997)等案例有力地证明了区域产业品牌在历史与预期中的重要地位。Porter(1998)首次使用“声誉(reputation)”一词概括产业集聚发展所累积的产业集聚的整体品牌形象优势,并从定性角度解析品牌效应(Brand Effects)与报酬递增之间的内在的逻辑关系(参见Porter,2000),为区域产业的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

另一导致区域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即历史与预期影响外部性的问题。Fujita和Mori(2005)认为,外部性应包括技术外部性(Technology Externality)和金融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基于西方发达国家背景,新经济地理学文献研究金融外部性的理论主要是基于以D-S框架和OTT框架展开的,从产业前后向关联、本地市场效应、要素空间流动、要素耗散(dissimulation)、要素积累、预竞争效应(pro-competitive effects)等多个方面,从而为区域产业品牌与金融外部性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有效的解释。归结起来,沿着D-S框架和OTT框架,不同的模型有着相同之处:都是基于基本模型,通过改变诸如生产函数、消费者偏好等假设,而对模型进行拓展从而使模型的结论更符合现实;但都未深入解析偏好的产生机理,大多以规模经济笼统掩盖品牌此重要效应。把品牌效应融入理性预期与策略博弈也是国外目前学者研究关注的重要发展方向。与此同时,技术外部性(Technology Externality)的存在得到一致认可,但关于技术外部性的原因却存在两种争论,即所谓的MAR(MarshaLl,1890;Arrow,1962;Romer,1986)外部性和Jacobs(1969)的外部性。MAR外部性指的是某个特定行业内的企业之间会出现技术和知识溢出,如果该行业的大量企业集中在某个空间;而Jacobs的外部性,则指的是具有差异化的企业之间的互补性技术和知识溢出。技术外部性与企业间是否存在经济交易没有关系,相反强调的是技术和知识的交流与扩散。无论是哪种外部性,从微观机理上都一致承认技术外溢和产业集聚之间的逻辑关系。知识与技术的外溢对产业集聚很重要,因为知识与技术的外溢会促进企业在某些特定的区位上进行集聚,这有助于企业利用相邻企业的知识和技术,因此将促使企业在空间上的集中。

综上所述,国外对区域产业品牌与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聚的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品牌预期与产业集聚的关系研究、基于产业集聚的产业政策和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学者虽然从多个不同的方面对区域产业品牌和产业集聚进行了研究,但系统的理论体系仍然没有形成,并且偏重于实证分析。因此,有关产业集聚与区域产业品牌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的状态仍然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然而,这方面的少量研究结论依然是许多国家目前制定产业政策的重要依据,并且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绩效。(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经济学领域中区域产业品牌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从目前掌握的文献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思路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区域产业品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效用及其带动机制的探讨(吴传清等,2008、2009;韦晓菡,2009;王秀海,2007;张艳兵,2007;周赵强,2007;严群英,2007;涂山峰、曹休宁,2005;蒋廉雄等,2005;胡大立等,2005;吴程彧、张光宇,2004;宋先道,2000)。上述学者从产业品牌的功能效应一般性、效应传导机制、区域营销效应、区域要素集聚的促进效应、区域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等几方面,论证区域产业品牌对产业集聚和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区域品牌效应最终体现为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产业集聚品牌对所在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就业及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作用。

其二,区域产业品牌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升级的功能效用及机制的探讨(毛振福,2009;王殿华,2008;贺新峰,2007;梅述恩等,2006;徐灵枝、吴未,2005;李永刚,2005;吴子稳,2005;贾爱萍,2004)。上述学者认为区域产业品牌能够促进区域产业集聚进行升级和转型、强化产业集聚的区域根植性、提升产业集聚竞争力。产业集聚的升级效应即区域产业集聚品牌促进区域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资本密集度等提升。区域产业集聚品牌对集群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而产业集聚又因产业集聚而得到较快的发展;强化效应是指产业集聚对特定区域环境要素(如文化观念、社会历史、制度规范、产业沿革、关系网络等)产生依赖。如果企业的根植性较弱,则将导致产业集聚的不稳定和流动,并造成对外部资源的严重依赖而削弱产业集聚的发展;提升效应是指与其他非集群的企业相比,本地区的产业集聚具有更有效地满足市场需求、获取更大价值收益的能力。

其三,区域产业品牌影响企业、企业品牌、企业产品的功能效用及其机制的探讨(李佛关,2009;赵心宪,2009;王哲、吴子稳,2007;梁文玲,2007;胡大立等,2006;胡大立、谌飞龙、吴群,2005;夏曾玉、谢健,2003)。上述学者认为区域产业品牌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效降低企业交易的搜寻成本,减少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促使企业从根本和长远的观点来发展。

综上,国内的有关研究虽然为区域产业品牌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然而目前特定针对区域产业品牌效应扩散路径的研究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对于区域产业品牌效应的定性描述较多,而实证偏少,更缺乏系统深入的定量分析;特别在区域产业品牌对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大量集中于“产业升级”的宏观层面定性建议,对其产业结构调整缺乏深入研究,故而在相应的政策安排上缺乏理论和实证依据。三、区域产业品牌的基本理论(一)区域产业品牌的基本概念

区域产业品牌是指在特定的经济(行政)区域内,基于产业横向或纵向经济联系所形成的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较高市场知名度的集体品牌,通常与生产区位地址结合命名,以产业集聚为载体,以集体名称、集体商标、地理标志、原产地形象等为表现形式,是区域发展的独特资源。区域产业品牌的受载主体是区域内的企业集群,而不是单个企业。在国内研究中,王缉慈等(2001)、朱华晟和盖文启(2001)、魏守华等(2001,2002)等最早采用了“区位品牌”、“区域品牌”以及“企业群品牌”、“整体品牌”、“企业群共同品牌”等概念术语,但仅初步论及区域产业集聚品牌的特征及其效应。此后,众多学者对区域产业品牌相关的内涵和理论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提出了10多种相关术语,包括“地域品牌”、“原产地品牌”、“集体品牌”、“集群品牌”、“产业集聚品牌”、“区域产业集聚品牌”、“区享品牌”等。因此,本文用“区域产业品牌”来指代这些含义。

专业化产业在特定区域的持续发展,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形成一定的区域产业品牌。一般而言,区域产业品牌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地理或产业背景,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如优良的区域资源和环境、突出的区域产业优势等。当在某空间区域有一种产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化集聚发展态势,并且由于进一步专业分工的深化,则该产业就具备了(与先天资源禀赋无直接关联的)后天比较优势,从而就具备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该产业就在该地区形成了区域产业品牌。大体而言,根据企业规模,可将区域产业发展路径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通过多家大企业组成的产业联盟而形成的区域产业,如珠三角的白色家电就是由几家大企业构成;第二种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共同构成,即以少数大企业为中心、众多中小企业环绕的轮轴式产业集聚,如浙江温州的电器产业;第三种是完全由中小企业构成的产业集聚(没有任何大企业),如福建石狮的服装产业、中山古镇的灯饰产业、浙江嵊州领带产业以及江苏宜兴紫砂壶产业。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地方产业发展而言,(大)企业品牌的创立决定着地方产业竞争优势,企业品牌就是区域产业品牌的体现。对于第二种地方产业发展而言,它虽然不是完全由大企业决定,但是与大企业发展也有较为密切的关联,区域产业品牌与单个大企业的企业品牌都会对地方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单个大企业的企业品牌的影响不如前一种类型的大。而中小企业群落式衍生和扩展则是第三类地方产业发展的主要表现,在这类地方产业发展形式中,并不存在大企业和著名企业品牌,然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产业品牌。比如广东东莞、浙江义乌等地,虽然没有充分规模的大企业或闻名全国的企业品牌,然而,东莞电子、义乌小商品作为区域产业品牌却是名扬海内外。珠三角和浙江的许多地方产业集聚,大多数是第三类即众多中小企业构成的产业集群,因此,区域产业品牌的创立和形成,而不是企业品牌,才是这些地区的集聚产业的发展主要推动力。这些地区的市场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专业化企业集群整体优势,而不是单个企业的优势。这些地区的中小企业需要通过组成专业化企业集群,创建自己的区域产业品牌,以便能与大企业进行竞争,而不是单打独斗与国内外企业竞争。不同的地区有自己不同的发展战略和路径,有些地区在发展中小企业方面具有优势,形成了多个具有广泛市场影响力的中小企业产业集聚,而另一些地方在发展大企业方面具有优势,出现了许多著名品牌企业。(二)区域产业品牌的主要类型及特征

根据区域产业品牌的来源或形成路径,可将区域产业品牌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区域产业品牌由单个大企业品牌的转型而来。在有主导企业、呈轮轴型结构的地方产业集群中,比较容易形成第一种类型的区域产业品牌。因为主导企业在其企业品牌的建设方面达到一定的市场认可和影响力后,会吸引许多中小企进行冒仿。主导企业或许会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提起诉讼在内)维护自己的企业品牌,但主导企业可能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或者无法有效阻止中小企业的冒仿行为,因此经过主导企业和这些中小企业的多次博弈,它们之间可能达成协议共享该企业品牌,那么该企业品牌会成为产业集聚企业共享的区域产业品牌。典型例子如温州“正泰电器”,该地区有几百多家中小电器公司以加入“品牌俱乐部”形式共同使用这一品牌,尽管它最初是正泰电器独占的企业品牌。作为主导企业的正泰电器,负责对所有使用这一品牌的中小企业的产品规格和服务进行规定和监督,如发现有不符合质量规格标准的,则终止该中小企业的品牌使用权。同时,这些中小企业支付一定的品牌使用费。

第二种类型是没有任何企业作为品牌主体,但具有企业品牌的形式的区域产业品牌。例如,温州苍南境内的食品企业共同使用“乡吧佬”这一区域产业品牌,然而并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作为主体对此品牌进行过注册和管理。与第一种类型不同,第二种类型的区域产业品牌并没有一个特定企业作为品牌主体,也没有任何特定企业对品牌的建设、维护和推广进行负责,因此这种区域产业品牌完全是自发形成的。

第三种类型的区域产业品牌是既无主导企业亦非经注册登记的抽象品牌。大量区域产业品牌属于这种类型,如佛山陶瓷、清河羊绒、中山古镇灯饰、永康五金、东莞电子、义乌小商品、金华火腿以及嵊州领带等。这类区域产业品牌主要以地域名称加产业名称为名,它将该区域特定产业集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等信息传递给买方(下游厂商或消费者)。这类区域产业品牌的形成是由众多中小型的专业化企业组成的区域特色产业发展而来的,而与特定的企业并没有直接关联。根据地区之间在制度、政策和环境等的差异,又可以将这类区域产业品牌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地方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区域产业品牌。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扶持、市场管理等措施,发展某些产业从而带来区域产业品牌快速成长,如广东深圳女装产业和浙江海宁的皮具产业等,就是在得到政府产业政策的强力扶持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则是由市场各个主体相互作用而自发形成的区域产业品牌。即在给定政府政策的情形下,由市场上的各个企业进行互动形成的均衡状态,而不是政府、单个组织等任何主体理性设计和推动的结果,如广东虎门时装、中山古镇灯饰等,就属于自然演化形成的区域产业品牌。(三)区域产业品牌的主要表现形式(1)国家或行业认证的区域产业品牌

国家政府部门或行业组织通过认证颁发的形式对产业集聚进行正式的认证,这将保护和鼓励成熟的区域产业品牌,促进区域产业进一步发展。得到行业组织(协会等机构与组织)和政府部门认证颁发的区域产业品牌,通常都是一些比较成熟的、具有较长历史的和较大知名度的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产业集聚,如呼和浩特市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乳都”,福建晋江则被誉为“中国鞋都”,而浙江嵊州被授予“领带之乡”,温州荣获国家级行业协会等部门颁发的“中国鞋都”、“中国皮革之都”称号。(2)尚未认证但得到市场高度认同的区域产业品牌

由于行业组织和国家部门的权威性和严格性,所以只有少数的区域产业品牌能获得国家和行业认证。中国众多的产业集聚虽然尚没有获得认证,然而这些产业集群在一定的区域内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已经形成了区域产业品牌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随着这些产业集聚和区域产业品牌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产业集聚将获得更多的市场认可、市场知名度等。相比较国家或行业认证的区域产业品牌,这些产业集聚的竞争力还比较欠缺,知名度和认知度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有待进一步完善。(3)注册集体商标或地理标志形式存在的区域产业品牌

在产业集聚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当地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和促进产业集聚的发展,可能会开始为产业集聚注册地理标志或集群商标。集体商标在该地区中是公共品,但不准许本区域产业以外的企业使用。由于企业搭便车问题和协调问题,区域产业中的众多企业通常难以采取集体行动去注册区域产业商标,因此地方政府申请注册集体商标的最大好处是解决了企业的集体行动问题,使得区域产业的众多企业共同使用统一的商标,从而把所有单个成员的生产经营能力有效组合起来,形成规模效应。如“安溪铁观音”、“西湖龙井”以及“顺德家电”等集体商标。地理标志向买者传递了该产品的具体生产地,而这一生产地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并决定了产品的品质和声誉。(4)以核心企业品牌为依托的区域产业品牌

在以知名企业品牌为核心的轮轴式产业集聚或多核式产业集聚中,主导企业的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往往高于产业集聚的知名度,因此在该产业集群中,区域产业品牌是以核心企业品牌为依托的。(四)区域产业品牌的形成机理(1)政府主导形成的区域产业品牌

出于区域经济发展或政绩目标的考虑,区域政府(地方政府)常常会发起和设立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诸如产业园、产业圈和经济开发区等。这些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对区域经济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能吸引大量资金、资源、科技及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区域集聚。因而,一方面可以提高该产业(或区域)的产品的市场份额(因有较大或较多的企业入驻),使得有充分多的客户或消费者知晓或购买使用该区域生产的产品,因而奠定了区域产业品牌形成的基础;另一方面,基于重大工程项目的区域品牌效应显著,将迫使单个企业品牌按照区域产业品牌的要求注重提高自身的产品质量、美誉度和消费者认知度、亲和力。区域产业品牌所给予的丰厚回报能吸引企业品牌自觉地服务于这一区域公共品的建设。地方政府将在各方面支持区域产业中的企业进行创新,帮助提高消费者对该区域产品的认可。同时,由地方政府或龙头企业牵头,进行区域产品(或产业)营销,如举办展销会、组团宣传、电视广告等方式。

区域产业品牌通过政府主导而形成时,根据区域产业品牌在品牌表现形式和产品结构方面的差异,一般有以下两种形成方式:其一是区域政府通过一系列运作将国家重大项目争取过来或者招商引资等方式,形成以大企业为轴心、众多中小企业环绕的轮轴式产业集聚特征的区域产业品牌;其二是区域政府在争取到国家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对其区域内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在区域进行产业规划,以吸引投资者和大中小企业进驻工业园区而形成的区域产业品牌。(2)市场主导形成的区域产业品牌

由市场主体主导形成的区域产业品牌,则是指最初由市场自发形成的产业集聚,在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后,由区域产业内的企业通过协商或自发形成“区域产业创新文化”,并通过企业联合或单独地进行广告宣传、举办展销会等方式的区域营销,逐渐使区域产业产品得到市场的认可和赞誉,从而形成了区域产业品牌。在市场主导形成的区域产业品牌过程中,地方政府(或区域政府)会进行一定的扶持和帮助,但仍以区域内的企业为主导。

由于偶然和其他的原因,某个(某些)地区最初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产业的集聚。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上升,该区域的产业不断得到成长和发展,且不断有企业迁入该地区,从而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在“羊群效应”下迅速形成了一批“成本推动型”的中小企业,随着市场结构的变迁,由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许多企业即使在产品质量和差异化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由于技术、资金、人才或综合实力等方面的限制,因而往往难以建造自身企业品牌,难以发挥应有的市场竞争力。为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和不被市场淘汰,区域内集聚的企业会形成联盟或协会,以形成和共同推进区域产业品牌的建设,提高区域内各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如上文所述,区域产业品牌的形成,不但要具有市场份额的物质基础,还要有区域产业的创新文化和美誉度。为形成这种区域产业的创新文化和美誉度,区域内集聚的企业所形成的联盟和协会,一方面会通过共同举办博览会、展销会和广告等方式,宣传本区域的产品的质量、文化特征,即进行区域产业的整体营销;另一方面,市场主体如行业协会或企业联盟可能会寻求地方政府的帮助和扶持,建立各种激励机制,促使集聚的企业不断加强产品创新,形成区域创新文化。当上述三大要素具备时,区域产业品牌便得以形成。

综上所述,区域产业品牌不仅具有丰富的现实特征,也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我国学者对区域产业品牌的关注和分析是一个不断深化、逐步发展的过程,目前业已得到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提出了许多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观点,但仍有待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整合。实际上,区域产业集聚品牌是一个跨学科的交叉领域,是融合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知识产权学等诸多学科背景、由各种理论思想元素共同构建、相互支撑的综合体系。在考察区域产业品牌时,应该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博弈论等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进一步地,区域产业品牌效应是多方面的,对单个企业、地方政府和上下游产业等,都会产生相互影响。四、区域产业品牌与产业集聚的相互影响(一)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

在过去20多年中,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得到经济学家的特别关注和大量研究投入。由Krugman(199l)开创和在众多经济学家努力下,NEG目前已成为空间经济学的主要分支之一。NEG的分析基于一般均衡框架,能够为经济的空间集聚的来源或机制,提供有力的分析。同时,NEG也能有效解释各个层次地理空间上的产业集聚现象。

在有些情况下,某些空间地理因为在自然资源禀赋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导致经济活动在该空间集聚。然而,许多经济的地理集聚并不能完全由自然禀赋决定论来解释,特别是不完全竞争情形下的空间集聚。大体而言,NEG文献主要是在两个框架方面逐步深入研究的:一个是基于D-S框架(Dixit & Stiglitz,1977),另一个是基于OTT框架(Ottaviano et a1.,2002)。本章将介绍和探讨这两种框架,阐述其内在机制和启示。(1)基于垄断竞争优势演化机制的D-S模型:一个理论框架

新经济地理学得以创立、主流经济学得以接纳空间维度的主要原因在于新经济地理学使用了合适的分析工具,即D-S分析框架(Dixit & Stiglitz,1977),它在一般均衡模型中整合了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源自规模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最初采用的D-S框架,该框架采用的是垄断竞争环境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假定运输成本是产品数量的一个比例(即冰山型运输成本),这一基于D-S框架的NEG能有效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金融外部性之间的内生互动关系。任何模型都是基于一定的假设的,因此D-S框架也同样如此。D-S框架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假设:有限个地区(两个地区)、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两种不同的劳动(原始劳动与技能劳动)。同时假定制造业是不完全竞争部门,因而具有规模递增性质,而农业产品则是完全竞争的。在这些假定下,将同质的或代表性消费者的偏好表示为:u1-u

U=CCMA

其中,;0<μ<1<σ,C是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消费量,A而c则是代表性消费者对制造品消费量的综合指数。n和n*分别是北M方和南方各自制造品的数量,μ是消费者在消费制造品方面的支出份额,σ>1是制造品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的不变替代弹性。

基于D-S这一框架下的模型有很多,不同的模型强调不同的集聚因素和机制,大体而言可分为三类:要素流动模型、垂直关联模型和资本创造模型。D-S模型框架下的新经济地理学对于产业集聚现象给出了有力的解释和启示。要素流动模型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或省区的资本和资源有限,而又要快速发展经济,那么就应该允许和鼓励劳动、资本和企业家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将使得工业和服务业更多地集中在某些地区,以使得生产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出,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意味着,一方面应取消限制要素流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比如取消户籍制度、交通收费等;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建立社会保障等方式鼓励生产要素的流动,如低收入家庭的购房补贴、企业融资担保等方式。类似地,资本创造模型意味着,政策方面的差异会导致资本形成方面的差异。政府可以通过对某些地区的企业进行投资补贴和扶助,以降低该地区的资本成本,加快区域资本形成速度,从而导致投资和生产向该区域集聚。最后,垂直关联模型意味着,与前后向产业具有很大关联的中间品(产业中游)行业的集聚,将带动前向产业和后向产业集聚,因而政府可以将主要政策集中于吸引中间品行业集聚该区域,便能获得上中下产业的集聚。(2)基于垄断竞争优势演化机制的OTT模型:一个理论框架

新经济地理学(NEG)自Krugman(1991)年提出核心—边缘模型以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而也面临一种尴尬境地:一方面NEG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然而另一方面可使用的模型却十分有限,难以对相关问题做出有力的研究和解释。D-S框架下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严重地依赖D-S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难以获得解析解,从而需要计算机模拟技术以及冰山型运输成本的假定。

D-S框架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该框架忽视了预期的作用。在D-S框架下,通常假定企业缺乏对未来的预期。在对CP模型及其相关模型的空间均衡进行稳定性分析时,那些流动要素的区位选择仅取决于它们当前的收益大小。显然,这种假设忽视了预期在区位决策中的作用。在贸易自由度较高的情况下,忽视预期的作用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第二,该框架下的许多模型只能通过数字模拟的方法得到模型的解。D-S框架下的非线性关系使得许多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解析分析能力欠缺,因此不得不运用数学模拟的方法来寻求模型的解。虽然FC(自由资本流动)模型具有较强的解析分析能力,但丧失了CP模型的许多关键特征。第三,D-S垄断竞争模型与冰山交易成本在实际中缺乏充分的现实基础。在D-S框架的均衡状态下,自变量的个数少于外生变量的个数,因此,在进行比较静态时,就不能在逻辑上得出不同外生事件对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另外,因为在D-S框架下,消费者对某种工业品需求的价格弹性为常数且等于替代弹性,因此比较静态分析就不能分析不同的价格弹性以及交叉价格弹性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冰山交易成本假设也表明工业品价格的任何变化都会使得运输成本发生相同比例的变化,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情形。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Ottaviano等(2002)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分析框架:线性模型。该模型存在两个最关键的变化,一方面在该模型中效用函数不再是C-D型或CES型,而是准线性的二次型,另一方面该模型采用线性运输成本取代“冰山”交易成本。

D-S垄断竞争一般均衡框架下的NEG模型虽然能对经济活动的集聚与金融外部性之间的互动机制给出清晰的说明和解释,但这些模型却基于许多与现实不符的假定。为了弥补D-S框架的不足,Ottaviano等(2002)构建了一个新的垄断竞争模型:放弃冰山型运输成本而引入了线性运输成本,放弃CES形式的效用函数而采用二次型的拟线性效用函数(quasilinear utility with quadratic subutility),典型消费者的偏好可以表示为:

其中c=a-(b+cn*)p+cp,β>δ表明消费者在制造品的消费ii方面偏向于多样化,δ代表制造品的替代弹性,a表示对差异产品的偏好密度。这类模型被称为OTT框架。

该模型实质上融入了预竞争效应(pro-competitive effects),从另一个角度对集聚与金融外部性之间的内生互动机制给出了解释和分析,并且其最终的均衡结果与D-S框架下的模型并不相同。(二)区域产业品牌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

区域产业品牌与产业集聚能够相互影响。一般而言,区域产业品牌能够促进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反过来对区域产业品牌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品牌从本质上来看,是通过如下两个方面提高消费者对该品牌的产品的需求:一是品牌可以作为该产品质量的信号发送机制,品牌强度越大,说明该品牌的产品质量越好;二是给定其他条件相同,品牌可以提高消费者或买方对该品牌产品的偏好。如果一个产业集聚区形成了区域产业品牌,那么由于它的公共品的性质,它能提高市场对该区域集聚产业所有企业的产品的需求。因而,区域产业品牌将吸引该产业中的企业选择在该地区进行投资建厂,因为这将给落户该地区的企业带来如下六个方面的好处:

第一,提高企业的产品需求。如果产业中的某个企业选择在具有区域产业品牌的地区投资和落户,那么这将提高其产品的需求。

第二,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一方面,由于区域产业品牌带来产品需求的上升,那么由于存在固定成本(规模经济),企业的单位产品的成本将会下降,从而提高企业的利润。另一方面,区域产业品牌导致的相关配套产业(上游或下游)的集聚,可以降低企业原材料和投入品的搜寻成本与运输成本,或者降低企业产出品的运输成本。

第三,降低企业的营销成本。一方面,由于存在区域产业品牌,市场上已经有足够多的消费者知晓和认可该地区产业所生产的产品,因而单个企业可以在大幅度降低营销成本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到达“选择在其他地区落户时”的营销效果。换句话说,区域产业品牌就是单个企业的免费或低费用下的营销效果。另一方面,区域产业品牌的建设,即是区域产业内多个企业共同营销,这能发挥营销的规模经济优势,从而提高营销的边际产出(边际效果),所以每个企业可以承担营销支出。

第四,降低契约签订和执行成本。如果企业交易方也是在本地区,则由于处于相同的双方都较为熟悉的地区司法和执法环境,并由于交易双方都出于在地区内声誉的考虑,那么合同的签订和执行会更容易进行,更少出现机会主义,从而降低合同签订和执行成本。

第五,降低融资成本或更易进行融资。由于存在区域产业品牌,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会更加关注该区域的企业,并对该区域的企业的市场发展前景、盈利能力有更高的认可,从而会更愿意以较低的资金价格将资金贷给该区域的企业。

第六,降低劳动成本。类似地,区域产业品牌也会吸引劳动者关注该地区的企业,吸引劳动者前来该地区工作,企业可能无需到外地去招聘工人,这显然也会降低企业的劳动成本。

由于以上六个原因,当存在区域产业品牌时,产业中的企业会更愿意选择该地区进行投资生产和落户,从而导致该产业向该地区集聚。因而,区域产业品牌能促进产业集聚。

然而,区域产业品牌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并不一定会使得产业中的所有企业都向该地区集聚。这是因为,给定区域产业品牌的强度,随着产业的集聚,该地区的土地等成本会不断上升,从而可能终将超过或抵消区域产业品牌带来的好处,此时产业集聚就会停止,达到均衡。五、区域产业品牌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调控政策主要包括投融资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品牌培育政策及科技政策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品牌发展的政策环境体系。虽然现在有大量文献分析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政策支持体系,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政府政策或区域政府管理的区域产业品牌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以及政府干预应该通过怎样的机制来培育区域产业品牌的研究文献并不多。鉴于此,本研究认为,由于区域产业品牌可以为本区域的产业集群带来外部性,因此就区域政府而言,须通过结构性的区域政策导向与终端产品扶持政策,共同优化区域产业品牌的外部性,提升本区域产业品牌集聚发展质量。具体政策包括:(一)建立完善的区域产业品牌的产业政策支撑体系

20世纪80年代,日本集成电路产业的崛起、美国半导体制造业霸主地位的巩固,都与国家政权最高层的产业扶持和投资支持分不开。定位区域产业品牌的市场服务体系,是区域产业市场以竞争机制为主,以政府为辅导,贯通产业集群内各中介服务机构,建立起来的专业化、系列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的专门为群内企业服务的网络。

这个体系的主要职能是共同为群内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引导企业的创业行为、经营行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改善和提高群内企业素质,减少交易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加大对科学研究和创新活动的直接拨款;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优势产业品牌改造的大型技术计划;设立鼓励创新活动的各种资金和奖励措施;通过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为创新活动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区域产业品牌可持续发展,进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二)强化市场机制对区域产业品牌的规划指导以及服务和管理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广州市大多数区域产业类型都同属出口加工型的柔性化产业集群,目前广州市各个地区的区域产业品牌很大比例都是属于此类,由区域政府推动形成的工业园区中的产业并不在此列。当市场达到均衡时,区域产业品牌的外部性覆盖面积扩大,则区域产业品牌占有的市场份额越大。因此,鼓励建立区域产业中的行业协会或行业自律组织,无论是松散自组织或是龙头企业牵头组织,制定产业相关的行业规准、规范区域产业品牌的利益主体行为,通过规模转化,进而提升区域产业整体产品水平,力图从产品市场出发,扩大本地区产业品牌的认知度和影响力。采取措施强化区域产业品牌,对不利于区域产业品牌建设的企业行为等机会主义(如假冒伪劣、欺骗消费者等)进行惩罚,而对区域产业品牌做出贡献的企业行为进行奖励。

区域经济竞争力来源于所属区域产业品牌的信誉、质量,同时也是影响投资与消费的重要无形资产。但区域产业品牌中形成寡头均衡,龙头企业的产品质量是品牌的基础,而良好的信誉更能有效维持该区域产业品牌的形象,获得终端消费者的认知和信任。针对此类情况,应尽量避免过多的区域政府干预,基于市场机制下,由行业协会或龙头企业牵头制订的系列相关行业标准,通过强制质量认证来执行,建立良好的相关行业发展秩序,保证区域产业品牌的可持续发展。(三)建立地区政府间的区域协调机制

无论是对于中国整体而言,还是对于广州市地方政府而言,各地区间在产业政策和区域产业品牌方面的协调,必定优于各自相互竞争。地区间在区域产业品牌和产业政策之间的竞争,会造成浪费性的支出、地区间贸易壁垒、产业同构、产业难以集聚等问题,从而不利于区域产业品牌的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因此,建立地区政府间的区域协调机制,将极大地有利于发展各自不同的区域产业品牌和集聚产业,这可以降低企业运作成本、劳动力成本和资本的流动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和产业分工,从而最终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总之,通过对区域产业品牌的建设,不同地区间实现产业分工,将能有效地实现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政策措施千变万化,都不能离开围绕区域产业品牌建设,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现产业集聚的升级和转型,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六、全文总结及主要结论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面临全球化竞争、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中国产业结构急需进行调整和优化升级。然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如何实现,通过何种途径和方式实现,仍然是摆在政府和学者面前最大的挑战和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发达国家和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模式可知,产业集聚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有效途径,因此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通过产业集聚的调整和优化来完成,换言之,产业集聚区域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然而,为进一步发展产业集聚并使得产业集聚调整和优化得以实现,区域产业品牌的建设应作为主要手段。产业集聚的成因有许多来源,而近些年来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区域产业品牌都成了产业集聚发展的新方向,区域产业品牌效应对产业集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报告围绕区域产业品牌、产业结构及两者间的内生互动关系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区域产业品牌促进产业集聚

由于经济条件的变化,产业集聚地区的金融外部性可能会被弱化,那么,为了留住相关产业和强化产业的集聚,以及为了吸引新的企业进驻和集聚(即产业结构调整),该地区可以通过建立区域产业品牌,提高企业的销售或市场份额,降低企业的成本,从而吸引企业集聚。

品牌从本质上来看,是通过如下两个方面提高消费者对该品牌的产品的需求:一是品牌可以作为该产品质量的信号发送机制,品牌强度越大,说明该品牌的产品质量越好;二是给定其他条件相同,品牌可以提高消费者或买方对该品牌的产品的偏好。如果一个产业集聚区形成了区域产业品牌,那么由于它的公共品的性质,它能提高市场对该区域集聚产业所有企业的产品的需求。因而,区域产业品牌将吸引该产业中的企业选择在该地区进行投资建厂,因为这将给落户该地区的企业带来如下六个方面的好处:提高企业的产品需求,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的营销成本,降低契约签订和执行成本,降低融资成本或更易进行融资,降低劳动成本。因此,当存在区域产业品牌时,产业中的企业会更愿意选择该地区进行投资生产和落户,从而导致该产业向该地区集聚。

然而,区域产业品牌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并不一定会使得产业中的所有企业都向该地区集聚。这是因为,给定区域产业品牌的强度,随着产业的集聚,该地区的土地等成本会不断上升,从而可能终将超过或抵消区域产业品牌带来的好处,此时产业集聚就会停止,达到均衡。(2)产业集聚对区域产业品牌的影响

反过来,产业集聚对区域产业品牌存在促进作用,但如果产业集聚过度,也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一方面,产业集聚促进区域产业品牌的建设和强化。一个地方产业集聚的名气大了,影响广了,各地商客纷至沓来,产业集聚的所有企业都从中得益。根据前文所述的区域产业品牌的三个要素——“市场份额”、“区域创新文化”以及“共同营销”,产业集聚通过如下几个渠道促进区域产业品牌的强化:

第一,产业集聚意味着更多的企业集聚在同一个区域,这将提高该区域产业的市场份额,使得更多的买方知晓和使用该区域产业的产品,从而提高了区域产业品牌的强度。

第二,产业集聚因为使得更多的企业集聚在同一个地区,所以一个企业之间的产品质量、生产工艺等信息更容易被区域内其他企业获取,这将促进企业在创新之间的竞争,从而营造一个良好互动的区域创新文化,这无疑会强化区域产业品牌。

第三,更多的企业集聚,将使得区域产业共同营销能发挥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即共同营销的边际营销效果将会增强,从而给定每家企业在共同营销方面的支出,区域产业将能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于共同营销。因为区域产业品牌是公共品,具有正外部性。

第四,一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质量提高、服务改进等也会对区域产业品牌产生正的外部效应。这意味着,区域集聚的产业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企业对自身产品等方面进行改进和投入,会对区域产业品牌产生正外部性。

然而另一方面,产业集聚也会从另一方面弱化区域产业品牌。这是因为,区域产业集聚越多的企业,那么单个企业就越有动力采取“机会主义”经营行为,从而导致整个区域产业形象和认可度受损。现实经验显示,区域产业品牌不仅得不到像对企业品牌的那种有效管理与维护,而且比企业品牌更易遭受机会主义经营行为的损害。即产业集聚→企业数量上升→企业越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弱化区域产业品牌。

所以,在产业集聚过程中,要强化区域产业品牌,就需要克服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不但需要市场的惩罚机制,也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和惩罚,对促进区域产业品牌建设的企业则进行各种形式的奖励和扶持。

综上,本文有关区域产业品牌、产业集聚以及二者间的内生互动关系的研究,对广州的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能够协调和合作,各自发展自己独有的区域产业品牌,就能促进地区间的产业分工和产业集聚,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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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机制、契约安排与会计稳健性研究

雷宇(广东财经大学)一、声誉理论概述及本课题的研究思路(一)声誉与信任

近年来,我国社会中的诚信缺失事件层出不穷,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深刻指出了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的严重危害,并要求“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重建信任,迫在眉睫。

重建信任需要多管齐下。既要加强法律制度等强制性正式制度的建设和实施,也要大力弘扬诚实守信的优良道德传统。同时,我们应当重视声誉机制等非正式制度对重建信任的重要作用,这也正是本课题的目的所在。

简单地说,某主体的声誉(reputation)就是其他主体对该主体过去表现的看法。声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信任的一种依据(Zucker,1986;Sztompka,1999;郑也夫,2001;张维迎,2003)。进一步地,如果一个主体知道它期望与之合作的对方会根据声誉来做出信任与否的决策,那该主体将会注重在每一次交易中表现得诚实守信,以建立和维护自身的声誉,这也就是声誉机制(reputation mechanism)的涵义。Kreps和Wilson(1982),Kreps等(1982),Milgrom和Roberts(1982)等使用博弈论作为工具建立并发展了现代意义上的声誉理论,其基本思想是参与人基于长期利益的考虑会自觉遵守承诺、放弃欺诈行为带来的短期利益。这种自我实施的信任机制在张维迎(2003)的分类中被称为“基于信誉的信任”。声誉机制的作用已经获得了广泛的重视。Fama(1980)最早指出声誉机制对经理人道德风险的治理作用。他认为即便没有显性激励契约,经理人也会出于对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发展的考虑而努力工作。张维迎(2002)甚至将声誉和法律并列为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个基本机制。与法律制度的外部强制性不同,声誉机制能够由参与者自我实施,从而具有更低的运行成本。

总的来说,声誉是信任的重要依据,声誉机制是市场参与者主动表现出诚信的重要激励机制。在重建信任的过程中,声誉机制显然有比法律制度等强制措施更大的成本优势。如果能够有效地发挥声誉机制的作用,必然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加强对声誉机制的理论研究十分必要。

本课题从会计稳健性角度为声誉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例证。我们认为,会计稳健性是为了缓解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不信任而产生的一种治理机制,目的在于增进信任。而代理人的声誉同样是一种信任机制。因此,如果声誉机制能够增进信任,那么代理人良好的声誉将会降低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本课题从债务契约、薪酬契约、制度环境三个方面研究了声誉机制对会计稳健性的这种替代性,结果支持了上述判断。(二)声誉和声誉机制的含义

在现代汉语中,声誉的一般性含义是“声望名誉”。进一步地,“声望”是“为众人所仰望的名声”;“名誉”即“名声”;而“名声”的含义是“在社会上流传的评价”。因此可以说,声誉的一般性含义就是“在社会上流传的评价”,即“公众评价”。这种定义在英语中同样适用。比如,美国传统字典中声誉(reputation)的定义是:“公众对某人或某物的总体评价,是归属于某人或某物的独特的特征或特质”;牛津英语字典的定义为“公众对于某人性格或其他品质的总体评价,是对某人或某物的相对评价或尊重”(转引自李延喜等,2010)。这两个定义的主干均为“声誉是评价”。

除了“评价”这个中心词之外,词典中的定义也表明了评价是谁做出的。汉语中“在社会上流传的”以及英语定义中的主语“公众”都表明,声誉概念中所指的评价不是某一个人做出的,而是“公众”或者“社会”做出的。词典中的定义还传递了声誉概念在时间上的含义。汉语中,名声是在社会上流传的评价。既然已经在社会上“流传”,那这种评价必定不是当场做出的,而必然是经过一段时间“众口相传”的积累。这种时间特征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声誉是面向过去的。只有过去的表现才能够被评价并且被流传。其次,声誉体现了主体行为的一贯性。如果主体的行为反复无常,那么社会上流传的只能是他具有反复无常的“声誉”。而实际上,只有具有一贯性的行为,才能被广泛地流传。

在社会化分工的环境中,声誉可能是十分具体的,某主体的声誉往往局限于某些领域。Sztompka(1999)举出了一些例子:一个人在朋友中可能有高的职业声誉,但只有低的社会声誉;一个学生可能有作为运动员的声誉,但只有低的学术声誉;一个律师可能有为刑事案件而不是民事案件辩护的声誉。但是Sztompka(1999)认为“也可能有一般化的声誉,从一个活动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活动领域,从一个角色扩散到另一个角色,从一个地位扩散到另一个地位”。他认为这种传递是建立在关于人的性格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y)的基础上的:“人们有一致的人格和特质,而且他们的行为是由这些人格和特质所驱动的。它们或者是确定的习惯(例如,诚实、公正、自私等),或者不是。我们也认为特质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诚实的人将是慷慨的,并且拥有其他积极的特质;而坏人则彻头彻尾是坏的。”

仔细分析Sztompka(1999)的上述论述可以发现,声誉的具体性往往体现在主体的技能层面,而声誉的一般性则体现在其道德层面。声誉包含道德和技能两个方面的这一观点是与信任理论一致的。Barber(1983)强调信任包含对他人“技术能力”和“信用责任”的信任两个方面,杨中芳和彭泗清(1999)指出信任包含对他人“能力”的信任和对他人“人品”的信任,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针对某一个特定的行为主体,其声誉通常同时包含了道德和技能两个层面,这也正是声誉定义中所谓“总体评价”的含义。

根据以上分析,声誉可以理解为社会公众对某主体过去一贯表现的总体评价。

声誉的重要性在于,社会参与者会根据主体的声誉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并与之合作。因此,任何一个希望与他人合作的行为主体都必然会注重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声誉。于是,声誉的建立和维持就成为一种不需要任何外在强制措施而能够自我实施的过程,这也就是声誉机制的基本内涵。

我们可以借鉴张维迎(2002)的博弈模型对声誉机制做一简单分析。这一模型有两个参与者——委托人与代理人;博弈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委托人选择是否信任代理人,第二阶段代理人选择是否守信。博弈树见图1,图中方框里第一个数字表示委托人的收入,第二个数字表示代理人的收入。图1 博弈树资料来源: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J].经济研究,2002(1):6.

首先假定博弈是一次性的,此时纳什均衡为:委托人选择不信任,代理人选择欺骗,交易不会发生。接下来,假定在每一次博弈结束前,双方都预期有δ的可能性进行下一次交易,并且每次博弈的结构相同。假定委托人的触发战略如下:首先选择信任代理人,如果代理人诚实,则委托人继续信任;而一旦代理人欺骗,委托人将永远不信任代理人。此时如果代理人选择欺骗,那么他只能获得一次交易的收入10。如果代理人选择诚信,那么他本期将获得5的收入,并且有δ的概率在2下期获得5,有δ的概率在下下期获得5,以此类推代理人的期望收入23为5+5δ+5δ+5δ+…=5/(1-δ)。显然,如果δ大于或等于0.5,诚信就是代理人的最优选择。假定交易继续的概率δ大于或等于0.5,委托人的触发战略就确实是最优的,合作关系就可以建立。这就是重复博弈创造的声誉机制。

根据以上分析,张维迎(2002)将声誉机制发生作用的条件概括为四点:第一,博弈必须是重复的,也就是说交易关系必须有足够高的概率持续下去。第二,当事人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更注重长远利益。一个只重眼前利益而不考虑长远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第三,当事人的不诚实行为能被及时观察到,高效率的信息传递系统对声誉机制的建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第四,当事人必须有足够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对交易对手的欺骗行为进行惩罚。(三)中国情境下的声誉机制

中华文化是一个特别注重声誉的文化,声誉机制在中国情境下有很多有趣的表现,“脸”和“面子”这两个词的使用就是典型代表。

胡先缙(1944)对中国人“脸”和“面子”的概念进行了详尽和生动的分析,现在读起来仍让人会心一笑。在她的论述中,“丢脸”是团体对不道德或社会所不同意的行为的责难。怕“丢脸”使个人对道德的界限保持自觉,它维系了道德价值,并且展现出社会制约的力量。个人不只是“丢自己的脸”,而且个人通常归属某一个密切整合而又与他荣辱与共的团体,因此又有“丢父母的脸”,甚至“丢他们国家的脸”。“不要脸”是一种严厉的指责,意思是自我不在乎社会对其品格有何想法,他甘冒违反道德标准之大不韪而获取私利。除非为环境所迫,否则很少有人愿意和这种人打交道。“没有脸”的意思甚至比“不要脸”还要严厉。当自我觉得由于本身的过错而令某人失望时,经常会使用“我没有脸去见某某人”这种说法。“脸皮厚”的意义和“不要脸”类似,不过却较为委婉。“脸皮薄”的人对外界的议论相当敏感,他们经常花费许多心思来维护良好的声誉。然而总的来说,社会还是喜欢脸皮薄的人,因为他们比较遵守社会规范。“顾面子”是指自我要提高声誉。“面子上不好看”描述个人面对社会非议时的感觉。“给面子”是甲的行动在其他人面前增加了乙的声望。“给某人留面子”则是不要轻易揭发某人的错误。“要面子”是依靠卖弄或瞒骗来取得名声。“敷衍面子”表示甲也许并不怎么尊重乙,但是为了博取后者的好感,甲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敬意,恰好使后者不会感到不快。“没有面子”的意思是自我拥有的名声不足以达到某个目标。通常用“看我的面子”这类说法来劝解打架或争吵的两方。

而“脸”和“面子”却是不同的概念。体会“没有脸”和“没有面子”这两个词的差别,前者是最严重的侮辱,它涉及个人道德品格的完整性,后者则只是表示自我无法出人头地并获得声望而已。在胡先缙(1944)看来,“面子”代表在中国广受重视的社会声誉。而“脸”代表社会对于自我德性完整的信任,一旦失去它,个人便很难继续在社群中正常运作。“脸”不但是维护道德标准的一种社会约束力,也是一种内化的自我制约力量。“脸”和“面子”就是中国人的声誉。我们可以体会到声誉机制对中国人的强大作用力。“无颜见江东父老”可以导致一个人自杀,“为国争光”则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在中国情境下声誉有时比直接的利益更能够起到激励和治理作用。(四)从会计稳健性角度检验声誉机制的有效性

声誉机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已经积累了不少文献,但是将声誉机制引入财务会计领域的研究还很少。本课题的新意在于从会计稳健性角度检验声誉机制的有效性。

稳健性(conservatism)在财务会计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经常讨论的概念之一。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将稳健性(谨慎性)作为一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规定“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准则制定机构编著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中进一步解释,“会计信息质量的谨慎性要求,需要企业在面临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做出职业判断时,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充分估计到各种风险和损失,既不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也不低估负债或者费用”。IASB和FASB于2010年9月正式颁布了它们联合制定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第一章和第三章。第三章“有用财务信息的质量特征”中对稳健性的定位与以往有所不同。联合概念框架用如实反映(faithful representation)替代了之前的可靠性,并且以前作为可靠性组成方面的实质重于形式(substance over form)、谨慎性(稳健性)和可验证性(verifiability)不再作为如实反映的组成方面。联合概念框架认为,一个描述(depiction)要做到如实反映,应当具备三个特征:完整(complete)、中立(neutral)、无误(free from error)。中立要求在选择或表述财务信息时应当是无偏的,因此稳健性不符合中立性的要求(SFAC No.8 BC3.27)。

概念框架的上述认识反映了准则制定者的态度,然而,稳健性不仅仅是会计准则所强制要求的一种质量特征,实务中它还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Watts(2003)深刻地揭示了会计稳健性的市场需求,他认为会计稳健性产生的原因包括契约、诉讼、税收和管制。在债务契约中,债权人关心其债权能否得到偿还,公司超出债权面值之上的净资产并不能给债权人带来额外收益,因此债权人关注公司收益和净资产的底线,这就产生了对稳健性的需求,稳健的会计信息能够降低债务契约潜在的代理成本。在薪酬契约中,稳健性可以抑制管理者高估收益而获得高报酬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薪酬契约的代理成本。如果征税依赖会计信息,那么公司为了降低税负也会产生对稳健性的需求。由于管制而产生的政治成本也促使公司倾向于降低盈利或者采取稳健的会计政策。

在上述四个方面,契约需求是稳健性最重要的原因(Watts,2003;姜国华、张然,2007),这也为本课题从会计稳健性角度检验声誉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机会。债务契约和薪酬契约中对稳健性的需求在本质上都是为了解决代理问题,而代理问题本质上是信任问题。正是因为委托人对代理人不信任,才会通过签订债务契约和薪酬契约来约束代理人,才会在契约中对会计信息的稳健性做出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会计稳健性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任机制。这样一来,会计稳健性和声誉机制就有了共同的理论基础,它们都会在增进信任方面发挥作用,这也正是本课题的逻辑起点。

本报告题为“声誉机制、契约安排与会计稳健性研究”,主要研究债务契约和薪酬契约中声誉机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差异。本报告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声誉理论概述及本课题的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声誉机制、债务契约与会计稳健性”,研究债务契约中声誉机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声誉机制与CEO薪酬—回报的非对称敏感性——基于CEO政治关系视角的实证研究”,考察声誉机制对薪酬契约设计的影响,可视为对薪酬契约中声誉机制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间接检验;第四部分是“声誉机制、制度环境与会计稳健性”,研究声誉机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差异,也体现了声誉机制对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深刻指出了诚信缺失的严重危害,并要求“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声誉机制在诚信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课题以会计稳健性为例论证了声誉机制的有效性,这对于促进声誉机制在诚信建设中发挥作用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第二,从财务会计角度看,以往的财务会计研究很少涉及声誉机制等非正式制度,本课题研究了声誉机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对于拓展财务会计研究的视野颇具启示。二、声誉机制、债务契约与会计稳健性(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本节从信任的角度研究公司声誉如何影响债务契约对会计稳健性的要求。

债务契约是会计稳健性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姜国华、张然,2007)。具体而言,债务契约中债务人超出债权面值之上的净资产并不能给债权人带来额外收益,因此债权人关注债务人收益和净资产的“底线”,这就产生了对稳健性的需求;另一方面,债务人为了缓解潜在的逆向选择问题,也可能会主动提供稳健的会计信息。所以,会计稳健性能够减轻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代理冲突,从而是一种有效订约机制(an efficient contracting mechanism)。

如果换一种话语系统,从信任角度理解上述含义,我们可以将问题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债权人和债务人为什么要签订债务契约?简单地说,债务契约存在的理由是债权人、债务人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债权人担心债务人无法还本付息,债务人担心债权人随意变更债务条款,因此双方需要将各自的权利义务以正式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而债务契约的背后是法律制度的支撑。债务契约实际上是一种基于正式法律制度的信任机制。其次,债务契约中为什么会包含对会计稳健性的要求?会计信息是债务契约有效执行的关键。但会计信息是债务人提供的,债权人难免会担心债务人存在机会主义行为,通过操纵会计信息损害债权人利益。诚信的债务人也会担心债权人的不信任所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按照Watts(2003)的思路,对会计信息的不信任最终形成了稳健性的会计惯例。再次,什么因素能够减轻上述担心或者说不信任?如果债务契约和稳健性都是为了增进信任,那么其他能够增进信任的因素自然会对它们产生影响。在现代高度匿名的社会中,声誉是信任的一种重要来源。因此,在基于法律的债务契约既定的情况下,债务人良好的声誉将会降低债务契约对会计稳健性的要求,从而体现出声誉对法律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根据上述思路,本节研究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公司债务水平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如前所述,债务契约是稳健性产生的重要原因。然而,债务契约与债务多少是两回事。即便只有很少的债务,在现代法律环境下,债务契约也是必需的,而且契约中也可能包含对稳健性的要求。但是,如果债务人的债务水平较高,那么有两个原因导致其会计信息更加稳健。第一,债务水平高可能对应的债务契约数量也较多,那么契约中包含稳健性要求的概率和情形会增加。第二,债务人总体债务水平较高,使得单一债权人的风险增大,此时债权人不得不采取更加积极谨慎的风险控制措施,这些措施中的一个环节就是在债务契约中要求债务人提供更加稳健的会计信息,为债权人及时决策提供参考。当然,由于存在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如果债权人不提出对稳健性的要求,债务人也可能主动提供稳健的会计信息。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限定其他条件,公司债务水平越高,会计稳健性越强。

第二个问题是公司声誉如何影响债务水平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如前所述,债务契约和会计稳健性都是为了解决信任问题而存在的。在债权债务关系中,如果债务人具有良好的声誉,债权人对他的信任就会增加。这种信任包含两个方面:对债务人按期还本付息的信任和对债务人所提供会计信息的信任。如果法律要求债务契约是必须签订的,那么债务人按期还本付息就得到了法律的一定保障,声誉则提供了法律之外的进一步保障。但相对而言,由于会计信息的产生过程具有相当的弹性,法律对会计信息的保障程度较弱。此时声誉会增进债权人对会计信息的信任,也就是更加相信债务人不会操纵会计信息来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从而降低债务契约中对会计稳健性的要求。进一步地,根据前文提出假设1时的理论分析,债务人的债务水平越高,债权人的风险和不信任也会增加,对会计稳健性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此时声誉再次发挥了增进信任的功能,债务人良好的声誉能够提高债权人对债务人还本付息前景和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的信任,从而减少债权人对风险的担心和对会计稳健性的要求。因此总体来看,债务人的良好声誉会降低债务水平对会计稳健性的正向影响。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限定其他条件,声誉较低的债务人债务水平对会计稳健性的正向影响,要大于声誉较高债务人的这种影响。(二)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

本节对假设的检验是以Basu(1997)模型为基础展开的,见模型1。该模型以公司股票年回报率(RET)的正负作为好坏消息的度it量,将回报对盈余(EPS/P)进行“反向回归”,以表示盈余对itit-1好坏消息的反应程度。模型设置坏消息虚拟变量(D),系数α表示it2盈余对好消息的反应程度,α+α表示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程度,交23乘项系数α即表示盈余对坏消息相对好消息的增量反应。如果盈余具3有稳健性,则α应当为正,α越大表示盈余越稳健。33

EPS/P=α+αD+αRET+αD*RET+ε  (1)itit101it2it3ititit

为了检验债务水平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在模型1中增加了债务变量(X)与原变量的交乘项,建立模型2。模型2中系数β即反映了7债务水平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根据前文的分析,公司债务负担越重,会计稳健性程度应该越高,因此β应当显著为正。公司债务水平(X)7的替代变量有3个,分别是短期借款占总资产的比例(SLA)、长期借款占总资产的比例(LLA)以及长短期借款之和占总资产的比例(TLA)。

本节同时使用了三种公司声誉度量方法,分别是公司捐赠与营业收入之比、经行业中位数调整的营业收入和公司注册地的信任度评价得分。我们对声誉变量的使用方法是将样本公司按照声誉高低分组,考察债务水平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在声誉高组和声誉低组的差异。

本节所使用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表1 变量定义

本节的研究样本是2004年至2008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被ST等特别处理、净资产为负数、当年上市、同时发行除A股外其他股票以及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4395个观测值。除地区信任度评价得分之外,其余数据均取自CSMAR数据库。为了克服极端值的影响,本节对连续变量最大和最小的1%进行了缩尾处理。

表2报告了采用全样本对假设1的检验结果。表2的第二列首先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D*RET的系数不显著,说明总体上样本公司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会计稳健性。在对模型2的回归中,三种债务变量的效果是不同的。短期借款比例的三项交乘项(D*RET*SLA)的系数为0.129,在1%的水平显著;长期借款比例的该交乘项(D*RET*LLA)系数不显著;长短期借款比例的三项交乘项(D*RET*TLA)的系数为0.094,在1%的水平显著。这些结果意味着,短期借款比例和长短期借款比例均对会计稳健性有正向影响,支持假设1;但长期借款比例对会计稳健性没有显著影响。表2 债务与会计稳健性的回归结果(全样本)注:括号中为经White调整的t值;***、**、*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显著。

为了检验假设2,我们按照声誉变量将全样本划分为声誉高组和声誉低组,分别使用模型2进行回归,观察债务对稳健性的影响在声誉高低两组间的差异。表3报告了以“捐赠金额/营业收入”(DONAREV)作为声誉度量的回归结果(另外两种声誉度量的回归结果与表3类似,限于篇幅,没有列出)。

结果显示:在声誉高组,三种债务变量的三项交乘项(D*RET*X)的系数均为正数,但都没有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意味着三种债务变量对会计稳健性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而在声誉低组,短期借款比例的三项交乘项(D*RET*SLA)系数为0.230、在1%的水平显著(与声誉高组系数差异的Chow检验F=3.86、P=0.0496);长短期借款比例的三项交乘项(D*RET*TLA)的系数为0.174、在1%的水平显著(与声誉高组系数差异的Chow检验F=3.11、P=0.0780);长期借款比例的该交乘项系数不显著(与声誉高组系数差异的Chow检验F=0.74、P=0.3901)。显然,声誉低组债务水平对会计稳健性的正向影响大于声誉高组,支持了假设2。表3 按声誉高低分组的回归结果(以DONAREV度量声誉)注:括号中为经White调整的t值;***、**、*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显著。三、声誉机制与CEO薪酬—回报的非对称敏感性:基于CEO政治关系视角的实证研究(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本节从CEO政治关系的角度研究了CEO声誉对其薪酬契约设计的影响。

在各种公司治理机制中,薪酬契约是公司对高管进行激励的关键。然而,薪酬契约往往需要使用一些指标来评价高管的业绩,这些指标的使用将带来新的代理问题。比如,薪酬契约经常使用高管提供的会计数据,这些数据是否可靠就值得怀疑。如果不解决薪酬契约本身所带来的代理问题,薪酬激励将很难有效实行。会计稳健性正是缓解薪酬契约本身代理问题的一种手段。稳健性要求高管在提供会计数据时不得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不得低估负债或者费用,从而有助于克服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Watts(2003)指出薪酬契约是会计稳健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虽然从理论上说薪酬契约是会计稳健性的一个原因,但是对这一观点进行实证检验却并不容易。Leone等(2006)提供了一种间接检验薪酬契约导致会计稳健性的方法。他们并未直接检验薪酬与会计数据的关系,而是研究了CEO现金薪酬与公司股票回报的非对称敏感性。他们的逻辑是:股票回报是反映高管努力程度的一种度量指标;与会计盈余相比,股票回报既包含公司未实现的利得,也包含公司未实现的损失;在薪酬契约中,CEO现金薪酬与未实现损失的相关性要高于和未实现利得的相关性;这是因为公司在设计薪酬契约时,要使得CEO为未实现损失承担责任,而不能因为未实现利得提前获得奖励。Leone等(2006)的思路和薪酬契约导致会计稳健性的逻辑是一致的,本质上都是基于薪酬契约本身存在的代理问题。他们的方法也为本节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本节研究声誉机制如何缓解薪酬契约本身存在的代理问题,可视为对声誉机制、薪酬契约与会计稳健性问题的间接检验。我们从CEO政治关系的角度展开研究,具有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身份(一种政治关系)的CEO实际上具有较高的社会声誉,也就是说,CEO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是CEO声誉的一个替代变量。本节将Leone等(2006)的方法和CEO政治关系结合起来,依次研究两个问题:(1)CEO现金薪酬与股票回报的非对称敏感性在我国是否存在;(2)CEO政治关系对薪酬—回报的非对称敏感性有什么影响。

第一个问题涉及薪酬契约的设计。薪酬契约设计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衡量CEO的努力程度和业绩。通常,薪酬契约依据会计业绩来评价CEO的业绩,但使用股票回报作为评价依据的做法也存在。Leone等(2006)指出,回报和盈余都是有关管理者努力程度的信息,都可以用来设定CEO的现金薪酬。

如果薪酬契约使用会计数据作为CEO业绩评价指标,那么一个问题是这些数据是CEO负责提供的。CEO会从自己的利益考虑来操纵会计数据。而另一方面,公司股东显然也十分清楚CEO的动机,对此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稳健性作为一种重要的会计惯例就成为股东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在稳健性惯例下,CEO负责提供的会计数据不能高估公司当期的资产和收入,不能低估公司当期的负债和费用;要及时确认未实现的损失,不能确认未实现的利得;从而得到一个“实在”的会计业绩数据,减轻CEO操纵盈余给股东带来的伤害。在Watts(2003)构建的会计稳健性理论框架中,薪酬契约是导致稳健性惯例形成的重要原因。

与会计盈余不同,股票回报反映的是市场对公司前景的看法,股票回报不是“稳健”的,它更加及时地同时包含了公司的未实现利得和未实现损失(Basu,1997;Leone等,2006)。如果薪酬契约使用股票回报来评价CEO的业绩,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设计CEO的薪酬与未实现利得和损失的关系。此时薪酬契约设计的原则应当是:要根据未实现损失及时对CEO进行惩罚;而不能因为未实现利得对其进行奖励(Leone等,2006)。当期的未实现利得在未来是否能够实现具有不确定性,而CEO的任期一般是有限的。如果当期CEO因为未实现利得获得了奖励,而未实现利得最终未能实现,CEO则可能在此之前就离开公司。也就是说,股东提前花费成本奖励了CEO,最终却未能得到收益,又难以获得补偿,从而遭受了损失。因此,CEO薪酬不能包含其因未实现利得而获得的奖励。相反,对于未实现损失,股东应当及时对CEO进行惩罚,让CEO及时对此承担责任。也就是CEO薪酬应当及时包含其因未实现损失而得到的惩罚。不难想象,这种“非对称”的薪酬契约设计,可以抑制CEO不顾风险、盲目投资的行为,促使他们合理管控经营风险,努力实现利得、避免损失,最终为股东创造财富。根据上述分析,Leone等(2006)预测:CEO现金薪酬对未实现损失的敏感性要大于对未实现利得的敏感性。他们用正的股票回报表示未实现利得,用负的股票回报表示未实现损失,提出如下假设,即假设3。

假设3:限定其他条件,CEO现金薪酬对负的股票回报的敏感性要大于对正的股票回报的敏感性。

回想一下上述分析,当薪酬契约使用会计业绩对CEO进行业绩评价时,股东为什么会产生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当薪酬契约使用股票回报评价CEO时,为什么会形成薪酬—回报的非对称敏感性?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相同的,那就是股东不信任CEO。可以想象,假设股东完全信任CEO,上述所谓会计稳健性和薪酬—回报的非对称敏感性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不但如此,以激励为目的的薪酬契约本身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将CEO薪酬—回报的非对称敏感性重新阐释为信任问题并非同义反复。这种阐释意味着,如果其他因素能够影响股东对CEO的信任,那么这些因素将影响CEO薪酬—回报的非对称敏感性。本节研究的CEO声誉(政治关系)正是这些因素之一。

CEO的政治关系可以区分为政府官员和代表委员两种类型,前者指CEO有政府官员的任职经历,后者指CEO曾经或现在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对于民营企业来说,CEO的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有三种来源:政府官员下海经商,退休政府官员被邀请或主动进入民营企业,政府指派官员进入民营企业;CEO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有两种来源:CEO被选举进入人大或政协,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被邀请或主动进入民营企业,前者应当是主要的。

公司(股东)如何看待和对待具有政府官员类或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的CEO?如何设计针对这些CEO的薪酬契约呢?对于代表委员类CEO,股东知道这种政治关系主要是企业争取的结果,这类CEO是股东的“自己人”,从而更加信任他们。另一方面,CEO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职务往往是现任的,而人大和政协的组成人员通常都是各领域的杰出人士,能够入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是CEO社会地位和声誉的体现,因此这一身份更加能够促进人们的信任。对于政府官员类CEO,如果属于前述第一种来源,股东会将其看作“自己人”;而如果是后两种来源,为了规避风险,股东至少不会给予他们与前者同等的信任。因此,总体来看,CEO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将会增进股东对CEO的信任;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能否增进股东对CEO的信任则具有不确定性。

根据前文的分析,在基于股票回报的薪酬契约设计中,因为股东对CEO的不信任,从而产生了CEO薪酬—回报的非对称敏感性。如果股东对CEO比较信任,那么在设计基于股票回报的薪酬契约时,股东就相对不太担心CEO不顾风险制造未实现利得、提前获得奖励之后就溜之大吉。因此,CEO薪酬—回报的非对称敏感性程度会降低。反之,如果股东对CEO比较不信任,CEO薪酬—回报的非对称敏感性程度就会提高。既然CEO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能够增进股东对CEO的信任,那么可以预计这种政治关系会降低CEO薪酬—回报非对称敏感性的程度。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能否增进股东对CEO的信任则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这种政治关系对CEO薪酬—回报非对称敏感性的影响同样无法确定,我们对此不做预测。上述分析得出假设4。

假设4:限定其他条件,CEO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会降低CEO薪酬—回报非对称敏感性的程度。(二)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

在研究方法上,本节主要借鉴Leone等(2006)的模型设定,见模型3。

ΔlnCOMP=β+βD+βR+βΔROA+βD*R+βD*ΔROA+0123452βSALE+βSALE+ε  (3)67

该模型所体现的是公司业绩变动与CEO现金薪酬变动之间的关系。模型使用的公司业绩指标既包括股票回报(R),也包括会计业绩(ΔROA),但模型主要用于检验股票回报与薪酬的关系。股票回报同时包含了公司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如果经市场调整的股票回报为正,则说明回报体现的是未实现净利得;反之则意味着回报体现了未实现净损失。模型3用虚拟变量D表示经市场调整的股票回报的正负。根据假设3,CEO现金薪酬对负的股票回报的敏感性要大于对正的股票回报的敏感性,也就是说D*R的系数β应当显著为正。4

为了检验CEO政治关系对这种非对称敏感性的影响,我们将模型3拓展为模型4。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增加了CEO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分别与D*R的交乘项。根据假设4,与没有任何政治关系的CEO相比,股东更加信任具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的CEO,因此其薪酬—回报的非对称敏感程度会降低,即γ应当显著为负。我5们无法判断股东是否更加信任或不信任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的CEO,因此无法预测γ的符号和显著性。6

各变量的定义见表4。表4 变量定义

本节的研究样本是沪深两市2006—2008年的民营上市公司,剔除了CEO不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观测值、CEO当年发生变更的观测值以及金融保险行业、被ST等特别处理、净资产为负数、当年上市、同时发行除A股外其他股票以及数据缺失的观测值。最终得到690个观测值,2006—2008年分别为177、212和301个。CEO是否在公司领取薪酬以及现金薪酬数据取自CSMAR数据库,政治关系信息根据CSMAR提供的高管简历判断并赋值,其他所需数据也均取自该数据库。为了克服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连续变量最大和最小的1%进行了缩尾处理。

表5是CEO薪酬—回报非对称敏感性的回归结果。第(1)列中,R的系数为0.051、在10%的水平显著,说明CEO薪酬与正的股票回报正相关。D*R的系数为0.069、在10%的水平显著,这意味着CEO薪酬对负股票回报的敏感性要大于对正股票回报的敏感性,支持了假设3。表5 CEO薪酬—回报非对称敏感性回归结果注:括号中为经White调整的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显著。

表6报告了CEO的两类政治关系对薪酬—回报的非对称敏感性的影响。根据模型4,表6的(1)、(2)两列仅包含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DBWY)与D*R的交乘项,(3)、(4)两列仅包含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GOV)与D*R的交乘项,(5)、(6)两列同时包括了两类政治关系的交乘项。表6的六列回归结果中,D*R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股东对没有任何政治关系的CEO,仍然保持了薪酬—回报的非对称敏感性设计。(1)、(2)两列D*R*DBWY的系数分别为-0.166和-0.157,均在1%的水平显著,说明如果CEO具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系,那么其薪酬—回报的非对称敏感程度会显著降低。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4。(3)、(4)两列D*R*GOV均不显著,意味着CEO的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对薪酬—回报的非对称敏感性没有显著影响。在控制了CEO同时具有的两种政治关系之后,(5)、(6)两列D*R*DBWY的系数分别为-0.160和-0.158,均在5%的水平显著,这一结果同样支持了假设4。表6 CEO政治关系对薪酬—回报非对称敏感性的影响注:括号中为经White调整的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显著。四、声誉机制、制度环境与会计稳健性(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本节以会计稳健性为基础,从信任角度理论分析并验证了声誉机制的有效性以及声誉机制对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

本节的主要逻辑是:稳健性会计惯例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委托代理关系下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不信任;代理人良好的声誉能够增进委托人对其的信任,从而能够降低会计稳健性;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不信任更严重,此时声誉促进信任的作用更加明显,换句话说,声誉对制度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在导致会计稳健性形成的各种原因中,契约(债务契约和薪酬契约)需求是最重要的因素(Watts,2003;姜国华、张然,2007)。债务契约和薪酬契约中委托人为什么会提出稳健性的要求呢?原因在于委托人认为代理人存在操纵会计信息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说委托人不信任代理人提供的会计信息是真实公允的。如果代理人诚实守信、委托人完全信任代理人提供的会计信息,那么也就不会产生稳健性惯例了。因此,信任问题是契约导致会计稳健性产生的本质。委托人对代理人越不信任,契约中对稳健性的要求就会越严厉;反之,如果委托人比较信任代理人,那么稳健性的要求就会放松。这也意味着,如果某些因素能够增进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信任,那么这些因素将降低契约对会计稳健性的要求。代理人的声誉正是这些因素之一。Zucker(1986)、Sztompka(1999)、郑也夫(2001)和张维迎(2003)均指出声誉是信任的重要来源。显然,如果代理人具有良好的声誉,那么委托人将给予他较高程度的信任,这将降低契约中对会计稳健性的要求。由此提出假设5:

假设5:代理人声誉越高,会计稳健性越低。

会计稳健性是由于委托人对代理人不信任而产生的。代理人良好的声誉能够在微观层面增进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信任程度,而制度则是宏观层面的重要信任机制。几乎所有理论家都认为制度是信任的重要来源(Luhmann,1979;Zucker,1986;张维迎,2003)。制度会限制代理人的行为动机,制度带来的潜在惩罚或制裁,使得代理人不得不按照值得信任的方式行动,从而增进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信任程度。委托代理关系的建立、会计稳健性的产生以及委托人对代理人声誉的评估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前文所分析的代理人良好的声誉会降低会计稳健性同样处于相应的制度背景之下。不同的制度环境,声誉对稳健性的影响应当有所不同。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代理人面临比较严厉的制裁威慑,这将降低他们操纵会计信息的机会主义行为。此时委托人依据制度的威慑就可以给予代理人相当程度的信任,从而对代理人声誉的依赖程度较低。反之,如果代理人所处的制度环境较差,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信任程度普遍更低,此时委托人相对而言就要更加依赖对代理人声誉的评估来决定给予相应的信任。因此,延续假设5的分析,良好的制度环境会降低声誉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程度,反之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代理人声誉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更大。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假设6。

假设6: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代理人声誉对会计稳健性的负向影响,要大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这种影响。(二)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

延续以往针对会计稳健性的诸多研究,本节采用Basu(1997)模型为基础对假设进行检验,如模型5所示。与模型1相同,交乘项系数α即表示盈余对坏消息相对好消息的增量反应。如果盈余具有稳3健性,则α应当为正,α越大表示盈余越稳健。33

EPS/p=α+αD+αR+αD*R+ε  (5)itit-101it2it3ititit

对假设5的检验是在模型5的基础上增加代理人声誉的替代变量(REPU)及其相应的交乘项,见模型6。其中D*R*REPU的系数β就7表示代理人声誉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根据假设5,β应当显著为7负。

对假设6的检验是将全样本按照制度环境好坏分为两组,在两个子样本中分别应用模型6进行检验。根据假设6,制度环境较差组回归系数β应当显著为负,并且其为负的程度要大于制度环境较好组的7该系数。

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见表7。表7 变量定义

本节使用两种方法度量公司声誉:第一种是公司当年捐赠金额除以当年营业收入;第二种声誉度量是根据公司当年营业收入设定的虚拟变量,如果公司当年营业收入大于行业中位数,则为具有较高声誉,否则为具有较低声誉。本节的研究样本是2004年至2007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被ST等特别处理、净资产为负数、当年上市、同时发行除A股外其他股票以及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3309个观测值。制度环境数据取自樊纲等(2010)计算的各地区2004—2007年市场化指数总体评分,其他数据均取自CSMAR数据库。为了克服极端值的影响,本节对连续变量最大和最小的1%进行了缩尾处理。

表8报告了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当使用捐赠与营业收入之比(DONAREV)作为声誉度量时,模型4.2D*R*REPU项的系数为-0.002,在1%的水平显著。当使用营业收入在本行业中的位置虚拟变量(REVDUM)作为声誉度量时,D*R*REPU项的系数为-0.026,也在1%的水平显著。两种度量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都说明较高声誉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较低,即良好的声誉会降低会计稳健性的程度,支持了假设5。表8 全样本回归结果注:括号中为经White调整的t值;***、**、*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显著。

表9报告了根据制度变量分组的子样本回归结果。在INST较高组,两种声誉度量下D*R*REPU的系数均为负数,但都没有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这意味着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公司声誉对会计稳健性的负向影响不显著。在INST较低组,当使用捐赠与营业收入之比(DONAREV)作为声誉度量时,D*R*REPU的系数为-0.003、在1%的水平显著;当使用营业收入在本行业中的位置虚拟变量(REVDUM)作为声誉度量时,D*R*REPU的系数为-0.032、在5%的水平显著。这说明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公司良好的声誉会显著降低会计稳健性的程度。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的对比支持了假设6,即在制度环境较差地区,代理人声誉对会计稳健性的负向影响要大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这种影响。

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公司声誉对会计稳健性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意味着对于委托人来说,良好的制度环境已经为他们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证,因此他们在决定是否信任代理人时,对代理人声誉的依赖程度较低。反之,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声誉对会计稳健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当制度无法为委托人提供充分的保证时,代理人的声誉开始发挥作用,成为委托人信任决策的依据。上述结果意味着声誉在制度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起到了增进信任的作用,即声誉对制度具有一定的替代性,支持了张维迎(2002)的论断。表9 按照制度变量分组的回归结果注:括号中为经White调整的t值;***、**、*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显著。附录:财务会计的信任功能

附录部分是本课题重要的理论基础,有助于读者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理解本课题的研究思路。

附录初步论证了财务会计的信任功能。

首先,财务会计发挥作用的起因是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不信任,财务会计信息能够增进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信任。

其次,财务会计包括作为结果的财务会计信息和产生财务会计信息的过程两个方面。作为财务会计系统运行的结果,财务会计信息能够帮助委托人预测代理人的行为、判断代理人的能力、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从而在事前有助于委托人做出信任与否的决策,在事后有助于维持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信任。而财务会计系统运行的过程(包括复式记账、会计准则和外部审计等)能够增进委托人对代理人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的信任。财务会计是一个自身构建十分完善的信任机制。

再次,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任问题的机制不仅仅是财务会计,还有其他各种机制能够发挥作用,我们尝试建立一个信任机制的初步分析框架,以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观察财务会计的作用,以及其他信任机制对财务会计的影响。信任机制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委托人与代理人所处的环境(包括文化氛围、制度环境和市场竞争);财务会计和财务会计信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公司治理。这四类信任机制都可以在解决信任问题中发挥作用,因此除财务会计之外的其他机制就可能会对财务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产生影响。

最后,我们将上述理论应用于分析制度对财务会计信息的影响。一方面,制度不是笼统的,而是有具体的针对性,针对财务会计信息的制度和针对代理人本身的制度,效果可能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财务会计信息的作用包括定价功能和治理功能两个方面。因此,不能笼统看待制度对财务会计信息的影响。经过分析,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针对财务会计信息的制度会提高财务会计信息的定价功能,而针对代理人的制度则会降低财务会计信息的治理功能。以往相关研究为这一判断提供了证据。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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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6.

[16]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选自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课题“声誉机制、契约安排与会计稳健性研究”。课题负责人:雷宇;成员:郭剑花、刘晓华、袁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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