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恩富,华桂宏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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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研究报告(2018)试读：
内容简介
本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入研究和正确借鉴外国经济学说，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从主题为“外国经济学说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第25届年会论文中精选了56篇力作，汇集成本书。全书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理论研究、新时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和全球化与国际经济研究四个部分，内容涉及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发展、近现代外国经济理论及其研究新动向、“一带一路”大战略和新全球化等方面的前沿问题，是为关注和从事外国经济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以及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读者奉献的一本佳作。
编委会名单
名誉主编 吴易风 丁 冰
主 编 程恩富 华桂宏
副主编 胡乐明 徐则荣 杨 静 候为民 李存芳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在新时代伟大斗争中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和实现伟大梦想——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体会(1)(2)程恩富 王中保（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四个伟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创新性地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3)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次发出的伟大号召。十九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的具体内容和相互关系。由此，“四个伟大”思想写进了党的决议，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4)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四个伟大”的新概括，并把伟大斗争列为之首，成为这一讲话中最有新意和最重要的亮点。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中国梦”目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四个意识”等之后，在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方面的又一重要指针。“四个伟大”随后写进了习近平(5)总书记做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新修订的党章之中。四个“伟大”紧密相连、互相贯通、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方法手段，建设党的新的“伟大工程”是保障支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路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梦想”是目标方向。二、新时代“伟大斗争”的领域、内容、方式和方法
由习近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6)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后又强调过多次。在十九大报告中，“伟大斗争”和“斗争”共出现了23次。那么，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存在哪些领域、具有什么内容、应采取什么方式和方法呢？（一）关于斗争存在的领域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长期以来不讲斗争的现象，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强调了伟大斗争表现在六个领域。他指出：“我们必须积极主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做好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外交上、军事上各种斗争的准备，层层负责、人人担(7)当。”可以看出，伟大斗争不是局限在某一领域，而是涉及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的工作，贯穿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的。其精神就在于确立在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和实现伟大梦想中始终贯穿着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斗争，要发扬积极主动、迎难而上、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斗争精神。（二）关于改革方面的斗争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伟大斗争内涵时明确指出：“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8)疾。”早在2017年8月29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八次会议讲话时便强调：“改革是我们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9)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广大干部群众都积极投身改革，汇聚起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磅礴伟力，谱写了改革新篇章，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旗帜和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三）关于意识形态斗争和党内思想斗争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10)作。”根据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而作出的《关于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带头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发挥先进军事文化涵养教化作用，打好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确保部队纯洁巩固。浓厚党内生活原则空气，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思想斗争和经常性思想互助，强化基(11)层党组织功能，建设坚强的战斗堡垒。”（四）关于反腐败斗争
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首次提到反腐败斗争，强调要“坚定不移把(12)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在各项伟大斗争中，这是习近平使用次数最多的词汇，指出我们一定能赢得反腐败斗争——(13)“这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与此相关的，还有“自觉同特(14)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的提法。频繁使用这类词汇，与五年来以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的从严治党的践行是完全吻合的。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明显成效。“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生(15)活呈现新的气象。”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和国际社会广泛好评。三、在伟大斗争中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和实现伟大梦想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首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的新形势和我们工作的新任务都需要进行伟大斗争。从国际环境来看，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逻辑，始终贯穿着维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大局的伟大斗争。从国内环境来看，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向人民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物质文化、民主法治、社会安全和生态环境等，就必须始终不忘初心、不畏险阻、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始终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推进许多具有新时代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其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从事的伟大斗争，具有新的历史特点。主要表现在进行伟大斗争的具体方式、具体内容和具体目的上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不管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伟大斗争，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斗争，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伟大斗争都采取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一般方式，但是不同时期具体斗争方式差异却很大。概括地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斗争的具体形式、内容和目的主要体现建设党的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三个方面。（一）在反腐败斗争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思想建党为首、制度治党为要、作风管党为严、反腐净党为重”为特征的党的新的伟大程建设成效显著，广大人民群众给予了高度赞扬。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盲目乐观。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16)远。”同许多西方政党的无党章、无固定党员的“选举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以党的政治性、先进性、纯洁性和严格性而著称，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推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不断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和胜任领导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和实现伟大梦想的宏伟征程。（二）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倡导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着力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进入呈现蓬勃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理论、道路、制度、文化构成的统一整体。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必须进一步发展，作为实现途径的道路必须进一步拓宽，作为根本保障的制度必须进一步完善，作为精神动力的文化必须更加繁荣。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色、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谱写了伟大事业新篇章，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在不断取得各领域斗争胜利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在不断取得各领域斗争胜利的进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在深刻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以及我们党面临的机遇、风险基础之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17)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构想”，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热切期望和共同追求，体现了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历史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生态美丽的现代化强国，达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因此，中国梦体现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方位提升要求，展现了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有机融合，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诉求，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为之奋斗的梦想。(1)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2) 王中保，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4) 参见：《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第1版。(5) 《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7年10月24日通过）》，《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9日。(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7)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9)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八次会议强调加强领导总结经验运用规律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人民日报》，2017年8月29日，第1版。(10)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11) 《中共中央转发〈关于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5年1月31日。(12)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人民日报》，2013年1月23日，第1版。(13)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第2版。(14)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第1版。(15)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人民日报》，2017年1月7日，第1版。(16) 参见：《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第1版。(17) 程恩富：《“四个伟大”：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解放日报》，2017年8月15日，第9版。《资本论》终篇：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理论再现的完美统一(1)陈俊明（泉州师范学院）一、批判与全面再现具体的结合
恩格斯在第三卷序言中说：“在1863年和1867年之间，马克思……已经为《资本论》后两卷写成了初稿”，并且说：第三卷是(2)(3)“理论部分的终结”，并且“第七篇的手稿是完整的”。在可以看成是全三卷完整终结的第51章，马克思在阐述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阐明分配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说明“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4)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这就突出了分配关系对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标志着《资本论》揭示客观对象发展规律——主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发展趋势的研究目的是实现了。
从《资本论》第三卷特别是终篇的实际内容来看，研究的并不仅仅是对剩余价值的分配，还有对客观对象社会表象的再现。在马克思看来，研究与再现对象是并行不悖的，都要揭示对象运动的规律、本质，而且要阐明规律、本质的表现。揭示规律是深入，阐明规律的表现则是浅出，联系对象的具体实际，能真实地再现对象本身。与第三卷相比，第一卷深入生产过程，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实质、规律、本质，第二卷研究的流通过程虽然已经不像生产过程那样隐蔽，但剩余价值的实现规律仍然是看不见的、内在的，而且这里的流通过程还是抽象的，经济主体仍由产业资本家来代表。
但是，本质并不直接地就是现象。本质的实现，或者说，本质表现为现象，并非直接的、正面的，而是有差距的。从客观上看，经济规律、本质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表现的，总离不开竞争，但竞争是在社会表面上进行的，它当然不会表现支配着生产运动的价值规定，是在生产价格背后的、归根到底决定生产价格的价值。从理论上看，对象的内在规律、内在规定是在比较严格的条件下揭示的，因而十分抽象，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如果不使内在规定接近现实，就不能用以解释现实，就没有说服力，科学性也就不彻底。
既不要停留在现象上，即要深入现象探求本质，又要回到现象上，阐明本质如何表现为现象。但是，在《资本论》第三卷前六篇，马克思也只是阐明了剩余价值如何表现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这些具体形式，作为概念，虽然它们在世人特别是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的意识中产生并已成型，以至于在斯密、李嘉图、洛贝尔图斯等人的著作中都有体现，但它们仍然不足以完全地割断与剩余价值的联系，也就是说，还没有与工人的工资混为一谈，还没有与其母本即资本混为一体。
在前六篇阐明剩余价值分解为利润、利息、地租的基础上，马克思又在终篇进一步阐明它们在社会表面上的表现——收入，这是通过批判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而开路的。马克思的批判表明：这个“公式”之所以被称之为公式，仅在于它“显示出了一种整齐的对称(5)的不相称的东西”，从形式看有点像公式而已，并非在科学上已经被论证、更非经过实践检验的公式。当然，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资本运动当事人的角度看，它的确是公式，到处适用、始终不变。由于这个公式把这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6)活中的这个宗教”等等，都集结在一起，是庸俗经济学的集大成。如果说，假象和错觉影响人们的认知，那么，它造成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并使之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宗教，影响的、塑造的，则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彻底否定了价值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利于资本运动当事人的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所以在终篇，对它的批判不仅是理论再现的切入口、结合器，而且是科学批判的路由器，时时处处都在分析它的错误，从形式到实体内容、从手段到目的，乃至追溯它的理论渊源进一步批判，并且从对错误理论的批判还进一步发展为对整个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经济制度的彻底批判。二、终篇的科学批判导致理论再现的创新
终篇的篇名是“各种收入及其源泉”，顾名思义，主要研究收入，但这是通过批判萨伊“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7)一体的公式”而实施的。
所谓的“三位一体公式”是这样的：
资本—→利息
土地—→地租
劳动—→工资
马克思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分析力，指出这个公式通过将中介过程完全撇开，将三种要素即资本、土地、劳动（应是“劳动力”，但被篡改为“劳动”）直接与利息、土地、劳动联系起来。在这组公式中，“前者是根据，后者是归结；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结果”。每一个生产要素“都把它的产物当作是从它分离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东(8)西”，标明三种要素产生三种收益。而这些利息、地租、工资在社会表面上都表现为收入，因而收益就是收入。这样，公式就制造了劳动者参与分配的假象，全都是收入获得者，没有阶级差别。这种错误十分明显：劳动者获得工资，只是因为他出卖了劳动力，这是属于流通过程的行为，并非参与分配，所以，马克思没有将它安排在第三卷来研究。马克思指出，这个“三位一体公式”还表现了一种纵向的联系：尽管资本、土地、劳动三者之间不能通约，没有纵向关系，“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就像公证人的手续费、甜菜和音乐之间的关系一(9)样。”
本来，资本、土地、劳动都是自然形态的东西，彼此没有关系，但因为利息、地租、工资三者都属于价值范畴，可以通约，这样，由第二种纵向关系就可导致第一种纵向关系。在甲—A、乙—B、丙—C这些环节中，虽然甲、乙、丙三者彼此毫无关系，但A、B、C三者却都等于X，这样，甲、乙、丙三者也就都等于X了。由是，萨伊由此证明：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土地、劳动虽然各自不同，但因为A、B、C的价值性质，它们全都在成了后者来源的时候，也成了A、B、C这些价值的源泉了。
直接地看，“三位一体公式”涉及的只是社会总产品价值的一个部分，即价值产品部分，似乎还没有涉及总不变资本部分。但是，萨伊却“认为全部收益，全部总产品，对一个国家来说都可以分解为纯收益，或者同纯收益没有区别，因而这种区别从整个国民的观点来看(10)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他认为这部分不变资本与其他部分资本一样，都可以分解为、并归入收入之中。
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萨伊这种看似匪夷所思的看法实际上还包含着一个更重要的用意，即在一方面将商品的价值产品部分分解为利息（利润）、地租、工资这些收入的同时，又根据这些收入组成这部分价值这种情况反过来说这些收入形成价值，——将量的“组成”当成质的“形成”，——因而是这一部分价值的源泉。另一方面，又按照这种逻辑认定：既然总不变资本部分最终也分解为三种收入，是由三种收入组成的，那么它也是由这三种收入决定的。这样，包括不变资本部分在内的全部商品价值就都是由收入决定的。通过利用了价值的多义性——在有的场合指的是其质，有的时候指的是其量，——从价值总量由三种收入（价值量）决定，跳到价值的质（实体源泉）由三种收入决定。通过这样偷换概念，就将“价值总量由什么组成”和“价值实体源泉由什么决定”两个完全不可通约的问题混淆了，从而价值、剩余价值的源泉就被完全掩盖起来了。
马克思在第48章对“萨伊公式”的批判指出它的错误，在第49章追溯其理论根源——庸俗的“斯密教条”，并深入批判，指出这些都是对内在规定的颠倒反映。如果到此为止，那就只是单纯的批判。但是，他的破是与立紧密结合的，所以，他由此还要导出理论再现的创新，并使此前的经济学理论相形见绌。
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表面上，不仅三个阶级在资本运动产出后各自获得的货币，而且它投入前的货币资本，都表现为收入。由此观之，收入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财富，由于它无所不包，将不同性质、用途的货币统统表现为收入，所以，又是一种混沌的、混杂的财富。显然，《资本论》起点的“经过更贴近的(11)规定”资产阶级财富，与终点这种收入实际上就是同一的对象。这样，马克思就使起点与终点联系起来，但后者却已经是“一个具有许(12)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马克思预示，进一步的研究当然是表现为依据三种不同的生产要素取得三种不同性质收入的人群构成的三个不同的阶级。因为它不属于论资本的逻辑圆圈，而属于另一层更为具体的逻辑圆圈，所以马克思只是在第52章象征性地开个头。三、终篇科学批判导致基本理论的创新
众所周知，在《资本论》开篇，即其理论研究的“最初一公里”，马克思科学地论证了说明什么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价值如何表现等问题。在那里，他是在抽象了一系列条件的情况下，确定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在交换中采取了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物的形式。在后面的研究中，这种劳动从抽象的单个生产者发展为整个社会的劳动者，并且实际耗费的社会劳动量必须符合一定量的社会需要即社会按当时必要的比例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这些都是内在的规定，都是价值实体源泉一元论。虽然在这些地方都已经说明它们分别表现为市场价格、市场生产价格，但都还没有将竞争、流通、资本家的观念等因素统合起来，研究它们对价值决定的影响。所以，有必要让它们作为研究条件回归研究过程。
在这里，马克思首先指出，竞争不能决定总产品的价值量，也不能决定、改变c、vim的量的界限。但是，竞争会产生很多泡沫、假象、颠倒，使人们特别是资本家的认识产生迷误。在资本家的观念中，根本没有价值的概念，只有价格概念。虽然客观上价值决定是社会过程，但资本家不感兴趣；在其主观上，他只关心出售价格——其要素包括成本、工资、利息和地租，——因为他们的企业主收入好像“取决于那个以偶然的竞争关系为转移的市场价格超过由上述价格要素决定的内在商品价值而形成的余额；或者，就企业主收入本身作为决定市场价格的要素来说，它本身又好像取决于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13)无论在资本家之间竞争，还是在世界市场上竞争，都一样。
对资本家来说，成本价格、工资、平均利润、利息、地租，在生产过程开始之际，都是预先确定的量，“好像不是一个已预先规定的价值量分为具有互相独立的收入形式的三部分，而是反过来，好像这个价值量是由独立地、分别地决定的、构成这个价值量的工资、利润(14)和地租这些要素的总和形成”。并且因为过程是连续进行的，因而“它的结果会不断表现为它的前提，象它的前提会不断表现为它的结(15)果一样”。由是，不仅在他们的意识中，而且在实际过程中，都变(16)成了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定价值。很自然的，这些看法成了庸俗经济学制造理论的原料，“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训导式的、或多或少教条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17)安排在某种合理的秩序中”。不仅如此，它们还成了它必须加以捍卫和散布推广的教条。
在马克思看来，再回过头来阐明它们如何被颠倒表现以至于形成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却是必不可少的，是再现对象具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所要再现的客观对象在社会表面上就是这样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虽然对客观的内在规定来说，这种是一种颠倒的假象，但在社会表面上，它却是客观存在的，因而鼓吹这种假象的思维也是客观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意识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18)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所以，再现具体，当然不能无视这个具体的存在。对此，马克思必须如实地再现。不能因为价值源泉多元化的说法是错误的，颠倒黑白的，就说它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在论证了价值实体只有劳动这个唯一源泉之后，通过一系列必要的中介科学的论证说，在竞争中、在流通中，在资本运动当事人的意识中，却会颠倒地表现为三个源泉，这就意味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仅是那些内在的、看不见的规定所构成，还包括后者在社会表面上的颠倒表现。具体地说，就是它不仅要揭示价值是什么、为什么是什么等规定，还要阐明它们在流通中、竞争中、资本运动当事人意识中的颠倒表现。没有后一部分，它就不能解释现实，不能接近社会表象。由此观之，正是通过萨伊公式的批判，分析其表象依据，才导致劳动价值论以及其他基本理论的重大创新而臻于完善、完成。
终篇科学批判与科学再现统一的品性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突出的优点，它使这一理论最终臻于完善、完美，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批判力。了解这一品性，对我们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创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1) 经济学博士、泉州师范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华侨大学政治学博士生导师。本文是国家社科规划一般课题“《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13BJL001）的阶段性成果。(2)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页。(3)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1页。(4)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9页。(5)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31页。(6)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39页。(7)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19页。(8)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2页。(9)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0页。(10)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1页。(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13)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88页。(14)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83页。(15)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85页。(16)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87－989页。(17)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39页。(18)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99页。以肯定否定的辩证统一把握《资本论》的思想精髓——兼论资本主义因素在我国当代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1)吴宁（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十月革命与《资本论》的关系耐人寻味。按照《资本论》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一定率先发生在资本主义较为成熟的西欧，当时的苏联并不具有马克思《资本论》所论述的由现代资本主义进入现代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十月革命并不在《资本论》的构想之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发表了著名的评论文章《反〈资本论〉的革命》，认为十月革命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
(2)(3)命”，“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葛兰西把十月革命误读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把十月革命的胜利归因为阶级意识的胜利，葛兰西称十月革命为“反《资本论》的革命”是极其草率的——因为他否定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经济分析，从而也就抽掉了阐明十月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进而割裂了十月革命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关联。从东方国家现代转变的实际进程看，十月革命显然又没有逸出《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国际视野，《资本论》的资本主义批判必然要求蕴含东方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资本论》在揭示资本运行规律的基础上阐明了社会主义诞生的条件：资本积累生成社会主义诞生的物质条件，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的劳动者的贫困积累生成社会主义诞生的主体条件。资本积累必然导致贫困积累。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以及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殖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其资本的持续积累，而与这种资本的持续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则被转移到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增值要竭尽全力地扩张，最大限度地将剩余价值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循环中去，这就形成了资本的迅速的大规模积累。由于它需要日益庞大的市场空间来将其转化为货币资本，从而实现资本的循环再生产。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必然导致对其自身的否定，促使资本积累的各种动力同时也是造成另一种积累——贫困积累的动力。激烈的市场经济压力也驱使各个企业之间进行竞争以获得生存权利。这种竞争的压力也转变为压低工人工资的社会力量。在这双重压力下，必然造成市场空间增长速度日益减少，小于资本扩张要求的市场扩张速度，使全社会的购买力日益萎缩，造成可扩张的市场空间日益萎缩。由于劳动者的贫困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必然导致大量的产品过剩，于是导致资本循环链中的资本断裂，形成资本过剩。资本过剩的结果使本来就处于贫困积累中的工人拿不到工资甚至失业，从而造成劳动力过剩。通过全社会的资本过剩——全社会以产品形态、生产资料形态以及货币形态存在的资本发生过剩和闲置，失业人口增加，又必然会促使产品进一步过剩。产品过剩又会加剧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又会加剧劳动力过剩，市场空间不断萎缩，最终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形成了一个内在的巨大的过剩赘疣。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矛盾是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一方面是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发达的、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其带来的是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与越来越激烈的反抗；前者生成社会主义诞生的物质条件，后者生成社会主义诞生（革命）的主体条件；伴随着持续进行的资本积累，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由此生成了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条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必然会使资本突破地域限制，进行全球扩张，由此产生了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在空间上的分离——资本积累主要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贫困积累则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并未因为成为受到死亡的威胁的无产者而变成革命的主体，而同时支撑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持续的资本积累的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的贫困积累达到极点，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被炸毁，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剥夺者就要被剥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通过革命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因此，十月革命并非如葛兰西所说是“反《资本论》的革命”、是对《资本论》的证伪，而是《资本论》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的逻辑展开，是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相关原理分析现实历史进程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俄国和中国这些相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够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国内就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从而，在资产阶级不得不发动资产阶级革命进而不得不武装无产阶级为他们卖命的时候，无产阶级得以在帮助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获得抗衡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和政权力量，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十分软弱，在地主面前没有照顾农民的利益，使农民倒向工人阶级这一边。这时只要外界环境有利，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得当，在落后国家取得甚至率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资本主义既有打破封建桎梏的历史进步性，也有阻碍社会发展、必然走向衰亡的历史暂时性；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物质前提，准备了阶级力量。当代以中国为中流砥柱的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正是俄国伟大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1) 吴宁：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哲学博士。(2) 《葛兰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3) 《葛兰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资本论》的态度(1)郭广迪（中南民族大学）
150年前的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后，他所留下的第2、3卷手稿由恩格斯整理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恩格斯于1895年去世后，被称为《资本论》第4卷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由考茨基编辑整理后于1905—1910年分3册出版。(2)《资本论》第3卷出版后不久，庞巴维克就在《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体系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一书（1896年）中认定“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否定了第一卷”，并因此而断言马克思的体(3)(4)系已经“终结”；1925年，从苏联访问归来的凯恩斯甚至称《资本论》是“一本陈腐过时的经济学教科书”，“不但在科学上是错误(5)(6)的，而且与现代世界毫不相关、格格不入”。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待《资本论》的态度是否与他们二位完全一样呢？或者说，现代西(7)方学者是否必然对被称之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持完全否定态度呢？如果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其原因又何在呢？这就是笔者所要探索的问题。
本文拟依次介绍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从整体上对《资本论》学术地位及其影响的评价、专门对《资本论》第2卷学术地位及其影响的评价、对《资本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多个研究领域或交叉学科所产生影响的评价、对《资本论》的介绍与引证和对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态度的介绍与评价，最后归纳出他们对待《资本论》的基本态度，并分析其根本原因。一、从整体上对《资本论》学术地位及其影响的评价(8)
1967年10月，萨缪尔森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文中表示：“如同《圣经》和穆斯林的《古兰经》、牛顿的《自然哲学和数学原理》，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样，《资本论》是一本改变(9)了历史进程的书。”不过，他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资本论》在学术上的影响，而是以当时世界上已经有1／3的人口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事实来说明它“改变了历史进程”这一政治影响。因此，有必要将这个问题分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前和之后两个部分加以介绍。（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前的评价
首先有必要强调的是，《资本论》并非“十月革命”之后才对西方学术界或思想界产生了影响。早在1897年出版的《钱伯斯传记辞典（Chamber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第1版中，马克思已经被作为世界名人加以介绍，称其“《资本论》，至今为学校中，社会学课
(10)(11)(12)(13)本”。季德和利斯特则在1913年出版的《经济学说史》一书中指出：“《资本论》这部书对十九世纪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圣经》和《罗马法学全书》外，没有其他著作能引起这样多的(14)评论者和支持者。”(15)
1950年，克莱因在《凯恩斯的革命》第5章“《通论》的前驱”中认为，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一些一般消费不足的分析”，并在谈到上述凯恩斯贬损《资本论》的说法时明确表示，“我们认为(16)这是错误的”。1965年12月31日，美国《时代》周刊将凯恩斯作为的封面人物，并称他“现在同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一起被称为(17)(18)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1976年，艾尔提斯在谈到凯恩斯时说：“今天，可能大家都同意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同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起，是政治经济学家写过的三本确实伟大的著作之一。”可见，即使是在凯恩斯最当红的时候，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也不赞成他贬损《资本论》的说法，只是将其称之为与斯密和马克思并列的三大经济学家之一。(19)
1962年，塞利格曼在《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一书中称《资本论》是“一个丰富的矿藏”，“为后人解释资本主义提供了种种启(20)发”，而且，“这是那些完全不认同马克思的人也不得不同意的”。(21)罗宾斯于1979年至1981年在伦敦经济学院演讲时也对学生说：“如果你们钻研了全部三卷《资本论》，你们就将发现增加到资本理论的有趣的东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所达到的理(22)(23)论。”布劳格也在1986年出版的《凯恩斯以前100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一书中说：“尽管有的人要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他的主要结论，但三卷《资本论》尤其是后两卷包含着大量的精辟分析，这些都是值得现代经济学家学习的。”并告诉读者：“现在正普遍认为马克思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他还是一位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甚至人类学有机结合起来的(24)社会科学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资本论》（三卷本）中译本的第1版是(25)在1938年出版的，但周有光先生1923年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图(26)书馆里看到了《资本论》的英文版。可见，圣约翰大学这一西方教会学校此时也没有将《资本论》视为一部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政治书籍。另外，在麦克劳希尔公司（McGraw－Hill）1932年出版的《经济思想史阅读文献》一书中，《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27)判》等均被列为阅读文献。
简而言之，即使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前，西方经济学者也并非都认为《资本论》仅仅只是在政治上有影响。（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的评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所谓“共产主义已经终结”“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和过时的”的说(28)(29)法在西方学术界和新闻界一度被广泛宣传。斯考森甚至认为，“随着苏联和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范式的解体，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也(30)消失了，至少在经济学界是如此”。不过，他的这一说法，很多西方经济学者是不认同的。如，布劳格在为法文版《经济学词典》撰写的“卡尔•马克思”词条中就指出，这是“一种错觉”，因为“马克思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马克思主义就(31)(32)会始终成为一种对经济和社会批判性思考的起跑点”；多德认为，只有“那些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作品的人，才会制造或相信这(33)(34)(35)种误解；埃克伦德和赫伯特说，“尽管在今天世界各地富有灵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衰落了，但马克思和他的思想体系却仍然对整(36)(37)个知识界保留着魅力”；亨特则更加明确地表示，在苏联和东欧所发生的一切，“丝毫不可能贬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所作的天才般的洞见”，而且“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运行”，“马克思的思想毫无疑问将战胜这种或那种在未来贬损(38)其影响的企图”。正因为如此，苏联和东欧事件对于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持续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
1997年出版的《经济学百科全书》的“利润和利润理论”辞条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为参考文献之一，并告知读者，“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功能的经典著作”，“尽管这本书很难，但很值(39)得一读”。1998年，海尔布伦纳和瑟罗在《经济学的秘密》一书中告诫读者，“要想真正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阅读三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梅纳德•凯恩斯”，了解他们在“看待资本主义时都看到了什么”，因为“他们的看法仍然界定了经济学领域”；并明确表示：“尽管苏联已经崩溃，但是，马克思的确是一位改变了社会思想方式的人，包括历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经济学的。就如同柏拉图改变哲学思想的景观或(40)弗洛伊德改变心理学的走向一样。”2002年，福斯菲尔德则在其经济思想史著作《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中说：“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起，《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41)成为经济学发展过程中3部关键性的著作之一。”
那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在经济学界已经“消失”的斯考森也表示：“在《资本论》和马克思其他的经济学作品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对此，我持肯定态度”，“他对于市场资本主义的哲学(42)分析存在有价值的成分并值得我们关注”。不仅如此，他还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三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书，只是反对将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三者横向并列，主张按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态度将斯密、凯恩斯和马克思进(43)行纵向排列。二、专门对《资本论》第2卷学术地位及其影响的评价
庞巴维克本人虽然认为《资本论》第3卷与第1卷相互矛盾，但“对《资本论》第二卷却另眼相看”，称马克思“理论体系的这一部分”“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逻辑连贯性足以使作者跻身第一流思想家行列”，“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确实是无可挑剔的”；他的学生哈耶克(44)在对待《资本论》第2卷的态度上也与他一样，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曾讲授过“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在《资本论》第2卷上记下了这样一些授课要点：“材料丰富”“在一般经济学(45)领域几乎达到亚当•斯密的地位”“解释得尽善尽美”。哈耶克还在《价格与生产》一书说，自己“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46)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随便指出，哈耶克也没有像庞巴维克那样攻击《资本论》的第3卷和第1卷，而是在自己的著作中“极少(47)与马克思直接较量”。
除哈耶克外，很多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也对《资本论》第2卷给予了很高评价。(48)
斯通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进行了题为“社会账目”的演讲，在介绍其“先驱”时他提到，“与我的题目有关的两个概念上的革新”，这就是魁奈的《经济表》和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所进(49)行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分析”。萨缪尔森也认为，马克思在(50)《资本论》第2卷中“创新地假设出二部门的再生产和增长模型”。(51)(52)
瓦尔拉斯被认为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首创者，但森岛通夫、罗(53)(54)宾逊夫人和卡尔多等著名经济学家却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模式中包含着（包括静态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萌芽”，萨缪尔森也表示赞同他们的这一观(55)(56)点。荣卡格利亚甚至对“提出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图式”的《资本论》第2卷在瓦尔拉斯的代表作出版之后才问世而表示“可惜”(57)。《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循环流动”辞条指出，魁奈的“经济表”最先探讨了这一问题，但后来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放弃了这一研究方法”，“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发表自己的‘经济表’，人们才重新提出了这一课题”；并认为可(58)以这么说，著名的冯•诺依曼模型这一“用循环方式描述扩张经济(59)的现代范例”，“最精确地继承了马克思的体系”。森岛通夫不仅认为“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即瓦尔拉斯——引者注）和马克思各自同时系统地提出的”，而且表示，“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包含了一条通向冯•纽曼（即冯•诺依曼——引者注）革命的道路”，“他将作为马(60)克思—冯•纽曼模型的创始人之一而享有荣誉”。与一般均衡理论和冯•诺依曼模型相关的是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或模型，萨缪尔森则说：“所有学派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卡尔•马克思确实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对于今天的所谓诺伊曼（即冯•诺依曼——引者(61)注）—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成长模型作出了重大贡献。”
简而言之，现代西方经济学者认为《资本论》第2卷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给予其相当高的评价。三、对《资本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多个研究领域或交叉学科所产生影响的评价
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运用于分析制度，其创始(62)人科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被认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代表作。科斯在1937年只是“再次发现并概括了这些马克思的(63)观察，同时从中创造了厂商理论（即企业理论——引者注）”。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的创生、传播和由此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已成为20世纪末(64)(65)国际学术界主要的事件之一”。著名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认为，“如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做的一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66)对生产过程进行的广泛分析常常被低估了”；还有的演化经济学家将《资本论》《国富论》等列为与《圣经》类似的超越“意识形态”(67)的著作，并认定，“马克思当然既是演化理论家又是制度理论家”(68)。
经济社会学就是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的问题。《经济社会学手册》一书表示，“在众多社会经济学的先驱者中，我们将重点放在对卡尔马克思的介绍上，因为他是19世纪思想界的标志性人物”，并指出，马克思“开辟了经济社会学的历史方法”，“为后来的研究者积累了有关经济生活的大量素材”，某些现代社会学家“对劳资关(69)系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其巨著《资本论》之上的”。(70)
环境经济学也是一门新兴学科，库拉在《环境经济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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