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为什么我选的不是我要的？(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 希娜· 艾扬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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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为什么我选的不是我要的？试读：

我生于多伦多，是个早产儿，比预产期提前了一个月出生。我出生那天，暴风雪将多伦多变成了一座寂静、银装素裹的雪城。始料未及的早产、出生当日罕见的低能见度，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不祥的预兆。我的母亲那时刚从印度移民加拿大，对她而言，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于是她也把这种双面性遗传给了我。我的父亲那时正在从印度赶往加拿大的途中，因而未能迎接我的意外出世，而这似乎也预示了他会早早地离开我的人生。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命运在出生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我的命运，无论是刻写在美丽而遥不可及的星空中，还是刻写在地上随处可见的乱石上，自我出生那一刻起就已注定，生活的种种情形也仅仅是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这只是一个故事。听听我的另外一个故事吧。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生活中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不是吗？就如同装有小玩偶的玩具盒，尽管你每次都是小心翼翼地只打开一个盒子，期待玩具盒里装的是小玩偶，但盒子里弹跳出来的总是五花八门、让你始料未及的东西。我就是这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突然地——比预产期早了整整一个月，我的父亲甚至无法迎接我的到来。那时他还在印度——我母亲魂牵梦绕的故土。尽管对故土无比眷念，但母亲最终还是来到了加拿大，并在加拿大生下了我。我出生那天，母亲抱着我，一个人凝望着窗外的飞雪。如同薄薄的冰片随融化的雪水四处漂流一样，我们也四处漂泊：法拉盛、皇后区、埃尔姆伍德帕克、新泽西。但无论到哪儿，我都是与锡克族移民共同生活的。这些人同我的父母一样，尽管已经离开了印度，却始终带着印度的烙印。我的父母试图在另外一个国家重现他们印度式的生活，因此也可以说我是在“国中国”长大的。

每周有三天，父母会将我带到锡克寺里做礼拜。女人（我也在其中）坐在右侧，而男人则集中坐在左侧。根据锡克教教义，我一直留着长发，因为长发象征着神造物的完美。右手戴的钢手镯代表我无所不能、顽强不息的意志，以及对神的热爱和奉献，它也时刻提醒我，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将被收入神明那双明察秋毫的法眼。每时每刻，即便是冲澡，我都穿着短裤，那代表我的贞节。这些仅仅是我遵从锡克教教义的一部分表现。同其他虔诚的锡克教教徒一样，宗教中没有规定的事情都由我的父母决定。表面上，一切都是为我好。但生活总是喜欢破坏你既定的或是他人替你制订的计划。

从蹒跚学步起，我总是撞到东西。起初父母只是以为我比较笨拙。按理说，停车计时器已经大到足以让我看见并及时避开，可为什么我却总需要别人提醒我当心？当父母注意到我不是一般的笨拙时，他们带我去了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咨询一位眼科专家。这位专家很快就解开了谜团：我患有罕见的色素性视网膜炎，这是一种家族遗传的视网膜病变，视觉敏锐度只有20/400。当我读到高中时，我已近乎失明，唯一能辨别的也就剩下光了。

我想，一个意外的确能让我们做好准备应对更多接踵而来的意外。与失明做斗争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抑或是因我天性坚强才能顽强地与疾病做斗争？）即使我们认为已经全力以赴做好了应对一切的准备，我们仍然有可能被生活中的种种意外击倒。我13岁那年，父亲去世了。那天，父亲送母亲去哈勒姆区上班，并答应母亲，他随后会去医院找医生看看他的腿疾以及一直以来呼吸困难的问题。但医院对于父亲预约的时间安排有些混乱，总之，那时没有一个医生能给父亲做检查。父亲非常沮丧，再加上因为其他的事情备感压抑，他气愤地离开了医院，冲到人行道上，随即被一辆车撞倒。肇事者将父亲拖到车上，并叫了辆救护车。父亲最终被送到了医院，但到达医院时，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我谈起这件事并不是想说明生活仅仅是由一系列不可预见、不尽如人意的事情组成的，而是我们生活的相当一部分，也确实充满了许许多多不可预见的事情。如果你只能预见极短的所谓的“未来”，事情变化之快甚至让你来不及感叹一声，那么你生活的轨迹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自己预期的方向发展呢？

等等，我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虽然这还是我的故事，但我相信你能从这个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1971年，我的父母从印度经加拿大移民到美国。与众多移民者一样，从他们踏上美国海岸、开始新生活的那一刻起，他们便开始追寻他们的美国梦了。他们很快发现随之而来的是许许多多的困难，但他们仍然坚持着。我是在他们的追梦之旅中诞生的，我想我比他们更理解何谓美国梦，因为比起他们，我更能融入美国文化。尤其是，我已经充分意识到美国梦的核心价值——它如此闪亮，即使你同我一样几乎完全失明，你也能看见它，那就是选择。

我的父母选择来到美国，但他们也选择尽可能地保留他们印度的根。他们与锡克教教徒共同生活，信仰并忠于教义，教导我应顺从的价值观。从童年时期的吃穿到读书时期的专业选择，再到工作地点和结婚对象的选择，我只能顺从锡克教教义以及父母的意愿。上了公立学校后，我发现独立做出自己的决定不仅是非常自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与文化背景、个性及能力无关，起作用的只是简单的对与错。对于我这样一个几乎完全失明、事事被要求顺从教义的锡克族女孩来说，独立自主是一种强有力的信念。我可以同父母一样，认为自己的命运早已注定；但我也可以换个角度，认为我的失明和父亲的去世，仅仅是生活中我们无法控制的意外而已；如果再换个角度，想想人人生来拥有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去做一些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的事情，人才会从生活中看到希望。

很多人都只是以选择性的语言编织、讲述生活中的故事。英语肯定是美国的通用语言，并且它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当人们用相同的语言讲述故事时，相互间更容易得到认可。正如我期望本书能够使读者意识到的，“表达选择”可以产生很多益处，其中之一便是培养人们的自由意识。但同时我也希望能够为读者揭示，生活中还有其他各种更为复杂的选择情境，与我在前文中以自己的经历讲述的关于命运与选择的故事大为不同。

对于“选择”这一课题的研究形式可以是各式各样的，但因为“选择”的含义很广泛，没有人能够通过一本书将“选择”彻底研究透。在本书中，我试图探索与生活最密切相关、最引人思考的有关“选择”的不同方面，主要以心理学为基础，同时辅以商业、经济学、生物学、哲学、文化研究、公共政策，以及医药学等各领域的知识，力求为读者展现“选择”的多面性，并借以引发读者思考人们日常生活中对于“选择”的理解及实践操作。

在接下来的七章里，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选择，并试着解决各种困扰我们在生活中做出有利选择的问题。选择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又从何而来？是否所有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做出选择？如何做出选择与每个人的身份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为何总是对自己最终的选择感到失望？我们又该如何最有效地利用选择这一工具？每个人对每天由自己做主的选择有多少控制力？如果选择的空间无限，我们又该如何做出选择？我们是否该让他人替我们做选择？如果是，那么他应该是谁？为什么要让这些人帮我们做出选择？不管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建议和结论，我相信，人与人的看法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我相信，我们共同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无疑将帮助你做出更全面的选择和决策。无论是对生活琐事的选择，还是对关系生死存亡的选择，无论选择的机会是否存在，选择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时我们喜欢它，有时我们憎恨它。但是不管我们与它的关系如何，我们都不能忽略它。我希望当你看完本书的时候，你能明白选择如何塑造了你的过去，为什么它现在如此重要，以及未来它将带你去向何方。

何谓自由？自由是选择的权利：为自己创造选择机会的权利。没有选择的可能，人就不能被称为人，而仅仅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一件工具、一件物品。——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美国诗人，1933年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第1章选择，一种原始欲望生存还是死亡

设想一下，如果你乘坐充气筏时在海上迷失了方向；或是因摔断腿意外被困在荒山上；抑或是乘着小船漂在一条普通的小溪里，但是船没有桨，你会怎么做？在完全放弃希望前，你会坚持多久？我们常在饭桌上、与朋友的聚会中，或是周末喝下午茶时讨论这种问题，这并非为了探讨绝境下生存的技能，而是好奇在没有任何准备，或是无例可循的情况下，人类在逆境中的极限能力。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九死一生，并能有幸与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

以史蒂文·卡拉汉（Steven Callahan）为例。1982年2月5日，史蒂文·卡拉汉独自驾乘他的“拿破仑”号小船出海，但因暴风雨被困在距离加纳利岛以西800英里的地方。当时只有30岁的卡拉汉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在漏水的充气筏上，并且只有少得可怜的物资维持生存。在此后的时间里，他收集雨水当饮用水，并自制了一支长矛用来叉鱼。他以藤壶为食，偶尔也捕捉前来食用藤壶残骸的海鸟。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他坚持每天写日记。即使他已经极度虚弱，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就会坚持做瑜伽。他耐心等待着，并努力使小船向西边漂移。4月21日，也就是卡拉汉独自被困在海上76天之后，一艘轮船经过瓜德罗普岛海岸时，发现并解救了他。迄今为止，史蒂文·卡拉汉是唯一一个独自被困在海上超过一个月并得以生还的人。

史蒂文·卡拉汉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水手，他的航海经验无疑是使其得以生还的关键，但这并不是唯一因素。在他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撰写的《漂流：我一个人海上的76天》（Seventy-six Days Lost at Sea）一书中，他对自己在灾难发生不久后的思想状态如此描述：

在我身边漂浮着“拿破仑”号的残骸。船上的设备得以保全，并能正常运转，也有些许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我克服了心中的焦虑、恐惧与不安。在这变幻莫测的海上，我是这艘小船的船长。我最终得到了水和食物。九死一生之际，我面临两个选择：依靠自己的力量，努力活下去；或是选择放弃，看着自己慢慢死去。我选择了前者。

史蒂文·卡拉汉仔细研究了当时的情况。情况很糟，他能看见的只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而海面下隐藏着无数未知的危险。巨浪层层、海风呼啸，但他并未听到一丝死亡的声音。相反，他听到的是：“史蒂文·卡拉汉，你想活下去吗？”对活着的渴望以及所付出的努力，使得史蒂文·卡拉汉奇迹般地生还。或许当下次有人问你在绝境中会怎么做时，也许你可以翻出史蒂文·卡拉汉的这本书，并回答道：“我会做出选择。”

乔·辛普森（Joe Simpson）是另外一个在绝境中奇迹生还的人。乔·辛普森和他的登山伙伴西蒙·耶茨（Simon Yates）在秘鲁安第斯山脉成功登顶后，前者在下山的过程中意外地摔断了一条腿，几乎无法行走。耶茨试图用登山绳帮助辛普森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耶茨因无法看见辛普森，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不小心将他放到了悬崖边上，导致辛普森既无法贴到山体的立面上，又无法重新爬上去。登山绳将两人的命运紧紧相连。耶茨只能撑住辛普森的所有重量。但毫无疑问，他很快就会支撑不住，那时两人都将坠入万丈深渊。最终，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耶茨割断了登山绳，那一刻他认为自己宣判了朋友的死刑。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辛普森掉到了冰隙的边上，在接下来的5天里，他在冰川上爬行了5英里，找到了伙伴耶茨宿营的地方。若再晚到一刻，耶茨就会离开。在辛普森的《触及巅峰》（Touching the Void）一书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经历：

停止让自己沿绳索下滑几乎让我无法忍受。虽然我并不知道身体下面的情况，但我确信两件事：耶茨已经走了，并且不会沿原路返回。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任凭自己躺在冰桥上静候别人的救援是无望的。我已无法往上攀登，如果继续往下掉，无异于让自己更快地死亡。我想过自杀，但即使是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仍然没有勇气自杀。如果只是躺在冰桥上，体能也许还够支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想到独自一人在荒无人烟的山上等待毫无希望的救援，我就近乎崩溃。我想我只能选择：沿着绳索下滑，或是发现希望之路，或是与“死亡之神”相遇。若已经努力，即使面临死亡也无愧于心。我已经无法回头。

对于意志坚强的史蒂文·卡拉汉和乔·辛普森来说，能够幸存下来是他们做出选择的结果。正如辛普森所说，绝境之下的选择是必需的，而非机会。你可以拒绝一次机会，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你无法拒绝做出必需的选择。

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经历上述极端的逆境（但愿如此），但我们每天也面临着许许多多必须做出的选择。当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是积极做出响应，还是畏缩不前，静观其变？是以泰然处之的心态，冷静地接受我们面临的一切，还是坚持不懈地追求我们的目标？我们用不同的标尺来衡量我们的生活：年份、大事记、主要成绩。我们也可以用人生路上不断做出的选择来衡量我们的生活，这些选择最终成就了今天的你我。当我们以这样的视角看待生活时，我们会发现，选择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是决定我们如何生活的重要因素。读到这里，你可能不禁要问，那么选择的力量究竟源自何方？我们又该如何充分利用它呢？老鼠的“信念”

科特·里克特（Curt Richter）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一位著述颇丰的心理学研究者。1957年，里克特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结果令人震惊。为了研究水温对于忍耐力的影响，里克特及同事将多只小白鼠分别放进玻璃瓶中并灌上水。因为玻璃瓶的内壁太高且很光滑，这些小白鼠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溺水而死或是坚持游泳以求生存。里克特甚至通过射入水流迫使小白鼠游泳，而不是浮在水面上。通过这种方式，里克特记录了这些小白鼠在没有食物、不能休息，而且不能逃出玻璃瓶的情况下坚持游泳的时间。

研究人员惊奇地发现，在水温与健康状况均相同的情况下，小白鼠坚持游泳的时间却相差甚远。部分小白鼠几乎是当即溺水而死；部分小白鼠仅仅坚持了15分钟就放弃了；还有一部分小白鼠似乎下定决心坚持到底，在体力耗尽前，它们坚持游泳的时间平均长达60小时。这一发现令研究人员大为困惑，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大的差别？是否因为部分小白鼠相信，如果它们坚持游泳，最终就能有生还的机会？难道小白鼠也会有不同的“信念”？不然的话，如何解释小白鼠之间差别极大的表现，尤其是在它们的求生本能已经被激发出来的情况下，抑或是表现顽强的小白鼠已经收到能够逃离绝境的信息？

在进行第二阶段的实验研究时，研究人员将小白鼠不时地从水中捞起，每次都允许它们挣脱一会儿。在小白鼠已经习惯这种模式后，研究人员反复将小白鼠放进玻璃瓶，在水面注入气流几分钟，然后又将小白鼠从瓶中捞出，并放回鼠笼。最后，研究人员将小白鼠放进玻璃瓶中进行测验。这一次，没有一只小白鼠迅速放弃求生，在精疲力竭并溺水之前，小白鼠的平均游泳求生时间长达60小时。

可能我们还不习惯说小白鼠作为一种动物也会有“信念”，但看看实验结果，因为得以从鼠笼中逃脱，并在激流中生存，这些小白鼠似乎相信它们不仅能够承受痛苦，更能够摆脱恶劣的环境。它们的经历已经让它们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或许，希望就在拐角处。不同于卡拉汉和辛普森作为有思想意识的人类，小白鼠的坚持不懈令人惊叹。鉴于此，我们是否也可以说这些小白鼠做出了选择，它们选择在体能耗尽前寻求生存的希望？

若坚持不懈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则会令人备感痛苦，随之会因本应施展的救援未获得认可而感到心碎。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是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1965年，他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而其研究结果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控制”的理解。研究人员将穿着橡胶外套的杂种狗——体形近似比格犬或威尔士矮脚狗——放进白色的柜子中。每只狗单独占据一个柜子，其脑袋的两侧放有控制板，控制板中间有一副枷锁，研究人员通过把枷锁套在狗的脖子上将狗固定住。每只狗都有相对应的伙伴，它们被放在不同的柜子中。

实验期间，每对狗都会间歇性地经历无害但痛苦的电击，但每对组合中的两只狗对电击的反应情况却不尽相同。其中一只狗可以轻易地通过脑袋按停控制板，从而关掉令其痛苦的电流；而另一只狗，无论其如何扭动，都始终无法关掉电流。每对狗接受电击的时间是相同的，同时开始，并在其中一只狗能够关掉电源时同时结束。因此，每对组合接受的电流量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一只狗有控制能力，而另一只没有。无力做出任何改变的狗很快就产生了害怕的情绪，并发出呜咽声，这是一种焦急、沮丧的表现，直到实验结束时，它仍持续这种状态。而获得掌控力的狗，尽管也表现出恼怒的情绪，但它很快就学会了通过按控制板来结束痛苦。

在实验的第二阶段，每对组合中的狗都被放置到了新的环境中，研究人员希望看看它们是如何学以致用的——将之前关于“控制”的经历运用于新环境。研究人员将两只狗都放进一个带有隔墙的黑箱子中，隔墙将黑箱子分成两个空间，隔墙的高度与狗的肩膀持平。在狗所在的这个空间，时而会有电流通过，而另外一个空间则没有。隔墙不高，狗足以跃过。在实验的第一阶段可以按停控制板的狗很快就学会了在新环境中如何结束痛苦，而之前无法按停控制板的狗中有2/3的狗只是消极地躺在地板上，并坚持忍受被电击的痛苦。电击持续不断，很痛苦，但这些狗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试图脱离困境的“意愿”。即使它们看见其他的狗跃过隔墙，研究人员甚至将它们强行拖至黑箱子的另一半空间，向其展示其实它们可以逃离这一困境，这些狗仍然选择放弃逃离而继续忍受被电击的痛苦。脱离痛苦的自由近在眼前，但它们视而不见。

谈及选择，我们指的是人们控制自身以及所处环境的能力。为了做出选择，我们首先应当意识到，控制是可行的。即使精疲力竭，并且看不到逃生的途径，小白鼠仍坚持游泳，因为它们感受到了自由的可贵，并且它们曾经通过不懈的努力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实验中那些没有被赋予控制力的狗感觉自己是无助的，而被给予控制力时，它们却因无法意识到控制力，行为上并没有相应地做出改变，因此它们仍然是无助的。换句话说，对于动物而言，它们实际拥有多少选择，远不如它们是否感知到自己拥有选择来得重要。尽管小白鼠因为实验的需要最终也会溺水而死，但它们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在现实社会中一定会让人受益匪浅，卡拉汉和辛普森的经历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选择是人类的生存武器

看看镜子中的自己，我们就会发现一些能帮助我们做出选择的“工具”。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和嘴帮助我们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取信息，而我们的胳膊和腿则负责在获取信息后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依赖于身体的这些机能，它们帮助我们有效地在饥饿与饱腹、安全与危险，甚至生与死之间做出选择。但我们做出选择的能力不仅仅是对这些感官信息做出反应。如果医生拿橡胶槌叩击你的膝盖下部的韧带，你的小腿会自然地抬起，这是一种自然的神经条件反射，没有人会将这种自然反应视为选择。要想真正地做出选择，我们必须评估所有的选项并挑选出最好的一个，让我们的思想同身体一样能够对周围的环境做出选择。

科技的不断进步——如磁共振成像扫描技术——使我们得以确定与人类做出选择密切相关的大脑区域——额叶皮质纹状体网状系统。该系统的首要组成部分——纹状体——深藏于大脑中部。所有动物大脑中的纹状体，无论是爬行动物、鸟类，还是哺乳动物，其大小与功能是一致对应的。纹状体是基底核的一部分。基底核的功能相当于电路中的交换机，将大脑皮层较高级和较低级的活动进行切换。基底核中的纹状体从大脑的其他部位接收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规划，这一功能对于大脑做出选择是至关重要的。但纹状体具有选择的功能主要是基于评估与过往经验相关的奖赏，它会提醒我们“糖果=好吃”“蛀牙=不好”。

仅仅知道糖果美味且有吸引力，而蛀牙有害，还不足以引导我们做出选择。我们必须将其与一定的客观环境相联系，如过甜的食物必将导致蛀牙。正因为如此，皮质纹状体的另一部分——前额叶皮层——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前额叶皮层位于前额的正后方，是大脑的命令中心，它从大脑的基底核及身体的其他部位获得信息，并对所有信息进行充分分析后，决定并执行最优的行动方案。它对当前及未来的后果做出复杂的成本收益分析，并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帮助我们克制冲动行为，抵制诱惑，并避开会伤害我们的事物。

前额叶皮层的进化是自然选择的最好例证。虽然人类和动物都有前额叶皮层，但前额叶皮层在人脑中所占的比例远大于任何其他物种，从而使人类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够做出合理选择的能力，而且超越了人类的其他本能。前额叶皮层的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进一步发展，运动能力取决于孩童时代，而事实推理能力在青春期得到发展。青春期至20岁左右，前额叶皮层不断生长并进一步成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与成人相比，儿童更难理解抽象事物，儿童和青春期少年更容易冲动。

做出合理选择的能力可以说是我们控制环境最有力的武器。虽然没有利爪，没有厚厚的皮毛作为掩护，没有翅膀或是其他显著的防御工具，但是由于具有对周围环境的控制能力，人类才得以统治这个星球。我们生来就有做出选择的能力，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生来就有做出选择的欲望。相对于被动地接收信息，皮质纹状体中的神经元对主动做出选择的反应更为活跃。正如歌中唱的，“鱼儿游，鸟儿飞”，而我们人类则是要做出选择。

做出选择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几乎在会表达之前就已经具有了选择行为。在对仅4个月大的婴儿所做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将琴弦放在婴儿的手指上，并让婴儿知道只要用力拉动琴弦，就会产生美妙的音乐。随后，研究人员将琴弦与音乐的连接断开，只是随机间歇性地播放音乐，婴儿们开始变得悲伤、愤怒，尽管他们听到的音乐和之前他们通过自己拉动琴弦听到的音乐是一样的。这些婴儿不仅想听音乐，他们更想要的是选择自己所听的音乐的权利。

有趣的是，尽管做出选择的目的是发掘所有备选方案中最好的一个，但我们希望做出选择的欲望过于强烈，有时会影响我们做出实际最有利的选择。比如，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并没有获得做出选择的有利条件。也就是说，在这些情况下，做出选择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努力，但我们还是本能地倾向于做出选择。有这样一个实验，老鼠被放在迷宫中，在它们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只有唯一路径的通道，另一条是有着许多岔路的通道，但两条通道的终点的食物是一样多的，所以无论选择哪条路，结果都是一样的。但实验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老鼠都选择了有岔路的那条通道。同样，学会通过按钮呼叫食物的鸽子和猴子也喜欢有很多按钮可供选择，即使食物并不会因为按钮数量的增加而有所增加。虽然人类可以有意识地控制这种欲望，但这并不表示人类愿意控制自己的这种欲望。在另一个实验中，人们更喜欢有两个转盘而非一个转盘的赌桌，即使转盘上的设置是一模一样的，并且他们只能将唯一的筹码押在一个转盘上。

尽管选择是因人类生存的需要而发展的，但选择的欲望是人类的天性。选择的力量如此强大，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更是人类身上宝贵且必要的品质。但如果在享受选择带来的利益的同时，自身的选择欲望却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温柔却危险的囚禁

设想你在一家极尽奢华的酒店：早、中、晚都有各种稀世佳肴。白天，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你喜欢的任何事情：在泳池边惬意地休息，做温泉理疗，在娱乐室玩个痛快。晚上，你躺在一张豪华大床上，上面铺着高级床单；服务员永远随叫随到，态度谦恭，满足你任何时候的任何要求；酒店甚至提供最先进的医疗服务。你可以带全家人到酒店享受这所有的一切，开展社交活动，认识很多新朋友。如果你正单身，还有可能在这里找到你的另一半。最重要的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免费的！但有一点：一旦住进酒店，你永远都不能离开。

这可不是著名的加利福尼亚酒店，而是目前世界各地动物园的动物们正在享受着的“豪华监狱”。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人们试图将动物园打造成动物的自然栖息地，他们换掉水泥地、钢铁围栏，取而代之的是草地、砾石地、树木、水池。人工的环境布置可能与自然环境相似，但在这里，动物不用寻找食物和安身之地，不用躲避捕食者的追捕，人类已经为它们提供了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乍一看，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园里的动物可是“怨声载道”。斑马如同生活在达摩克利斯之剑下，它们闻到了在附近做表演秀的狮子的气味，却无法逃离此地。动物园没有迁徙一说，也没有囤积食物的做法，这对于在冬季需要南迁的鸟类、习惯囤积食物的熊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事。事实上，园里的动物甚至无法知道明天食物是不是还能同今天一样从天而降，而它们也无力为自己找寻食物。简而言之，动物园的生活完全违背了动物的生存本能。

尽管有管理人员的悉心照料，但园里的动物感觉如同生活在死亡的陷阱当中，因为它们无法为自己的生活做选择。每年都有动物试图逃跑，它们并不害怕周边密密麻麻的深沟、围墙和捕捉网，而有些动物居然还成功逃离了。2008年，洛杉矶动物园的一只名叫布鲁诺的29岁的黑猩猩，在其围栏四周的网布上划破了一个洞，但最终它发现自己只是跑进了另一个围栏。在管理人员成功安抚布鲁诺前，3 000名游客被紧急撤离，所幸无人受伤。2007年，在圣迭戈动物园，一只名为塔蒂亚娜的4岁西伯利亚虎越过了25英尺的深沟，导致游客一死两伤。塔蒂亚娜最终被击毙。2004年，在柏林动物园，一只名为胡安的熊翻出围栏，它用一块原木当滑板，成功地滑出围栏四周的深沟，获得自由，并在动物园的旋转木马上玩了一圈，但最终被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注射镇静剂并带回。

还有无数事例，都揭示了对控制权的渴求是这些事例出现的有力的主导因素，即使控制可能带来伤害。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实施控制权让人感觉良好，更主要的是不能实施控制权会让人不自觉地感到难过和压抑。在压抑之下的内分泌系统会分泌应激激素，如肾上腺素，这可以提高人体应对危机的能力。当我们处于危险情形下或感觉压抑、受挫、恐慌时，我们本能的反应不是战斗就是逃离。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血管收缩，迅速供应富氧的血液，这些保证了人体应对危险所需的能量。而供应身体其他功能的能量，如消化、保持免疫系统的免疫能力，则暂时性地下降了。瞳孔扩张，条件反射加快，注意力集中。只有度过危机之后，身体才会恢复正常。

上述反应也是动物在自然界中面临短暂危险时的一种自然反应，这能帮助动物有效地终结压力来源，恢复掌控力。但如果压力的来源一直存在，动物既不能战斗又不能逃离，它们的身体便会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直至精疲力竭。虽然动物园里的设施和条件很好，但园里的动物们仍然会因担心基本的生存需求、害怕捕食者的追赶而感到焦虑，因为它们不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就身体机能而言，持续保持警惕状态会导致免疫力下降、溃疡，甚至诱发心脏问题。就精神状态而言，持续紧张会导致我们做出常见的一些反复性、自虐性的行为，如反复咬嘴唇等，这些通常都被心理学家视作压抑、焦虑的表现。

格斯是美国中央动物园的一只重达700磅的北极熊。1994年，它开始出现这种压抑、焦虑的症状。在大部分时间里，格斯只是游泳或是不时地小睡，让游客和饲养员大失所望。针对它的这些症状，动物行为学家蒂姆·德斯蒙德（Tim Desmond）为格斯制订了一个治疗计划。德斯蒙德因为为影片《人鱼童话》训练鲸而为大众所熟知。德斯蒙德根据格斯的行为表现，认为需要给格斯制造各种挑战和机会，以恢复它的动物本能，从而让格斯感觉自己还是有能力决定自己要去哪儿、如何打发时间的，它可以重新掌握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同样，宠物仓鼠、实验室老鼠经常修饰它们的皮毛，并不是因为它们天性如此，而是一种紧张的表现，直到它们蹭下或咬下身上的一块皮毛为止。如果服用抗抑郁药百忧解，动物就会减少或停止此类行为。

由于囚禁对身心的伤害，虽然物质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但动物的寿命通常都比较短。野生非洲象的平均寿命为56岁，而动物园饲养的非洲象的平均寿命仅为17岁。其他一些危害还包括低出生率（这已经是人工饲养熊猫长期存在的问题）和高夭折率（65%的北极熊存在这一问题）。这不仅对人工饲养的动物不利，对于濒临灭绝的动物尤其有害。

尽管动物园给动物提供了舒适的物质条件，并且尽可能地模拟动物的自然栖息环境，但即使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动物园也无法完全复制自然环境，无法让动物发挥它们的本能。最能表现动物被囚禁后的绝望的当属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诗《笼中豹》（The Panther）：“强韧的利爪迈着柔软的步伐，在这狭窄的圈中旋转，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在中心昏眩。”与前述接受电击实验的狗有所不同，这头已经麻痹的豹不是静静地躺着，而是不停地走动。但与那些无助的狗相同的是，它看见的世界只有铁栏杆：“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无论诗中描述的铁栏杆是现实存在的，还是只是比喻，当一个人丧失控制权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唯一能感受到的只有失去控制权的痛苦。选择为何能够促进健康？

人类不会像动物一样被囚禁，但人类自愿地创造并遵从了各种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选择权的体制。我们为立法投票、订立合同、同意有偿地被雇用，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不这么做，一切可能都会陷入混乱。但如果理性地承认这些限制的益处与选择欲望的本能冲突，我们该怎么办？生活中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控制权，对我们的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响。

英国伦敦大学的迈克尔·马蒙特教授（Michael Marmont）进行的一项长达10年的实验——“白厅研究”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选择观对健康的影响。从1967年开始，研究人员对10 000名20～64岁的英国人进行跟踪调查，并将其收入与健康状况进行比较。与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求苛刻的老板45岁死于心脏病”的故事不同，研究人员发现，尽管高收入意味着更大的压力，然而低收入人群如看门人，死于心脏病的概率为高收入人群的三倍。

部分原因是较之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更可能吸烟、熬夜，并且缺乏有规律的锻炼。但即使排除吸烟、肥胖、缺乏运动等因素，研究人员发现低收入人群死于心脏病的概率仍然是高收入人群的两倍。更高收入意味着控制个人生活的权力更大，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低收入人群的健康状况更差。处于收入金字塔第二阶层的人，如医生、律师及其他一些按照社会标准属于生活富裕的人群，比起他们的老板，健康状况也更差。

研究结果发现，主要原因是收入等级直接与他们在工作中自由行使控制权相关。老板们薪酬更高，与此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可以直接决定自己及下属的任务。尽管一名首席执行官肩负着提升公司盈利额的责任，压力很大，但研究结果发现，首席执行官的助手压力更大。工作中控制权越少，工作期间的血压越高。此外，在家中血压高低与工作中的控制权无关，这也表明工作期间的高血压是由缺少决策权直接导致的。工作中缺少决策权的人同时也更容易患背部疼痛，因病休假也更多，患精神疾病的概率也更大——生活质量在下降，这与被囚禁的动物是相似的。

不幸的是，现实情况更糟糕。多项研究结果表明，除了工作压力，我们还要受一些无法控制的日常琐事困扰，如不时被打断、交通拥堵、错过公交车、大雾天气、噪声、闪光灯等。动物界中短暂的焦躁和肌肉紧绷会提高动物的身体机能，帮助它们迅速逃离困境；而对现代社会中的人而言，这只会引发挫败感、背部疼痛等问题。对于清晨6点30分的闹铃、上班途中长时间拥挤的公交车、令人窒息的工作，我们无法像动物一样要么战斗，要么逃离。这种持续的紧张状态，较之被炒鱿鱼、离婚等短暂的痛苦，对健康的伤害更大。无法控制的日常琐事往往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的主要因素。

那么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或是不愿继续往上爬的人，还有希望保持健康吗？研究结果表明，影响个人身体健康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他们工作中实际拥有多少控制权，而是他们认为自己拥有多少控制权。收入较低的人群普遍认为他们拥有的控制权比较少，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决策权。但即使是相同的职位，不同的人对控制权的认识也会不同，健康状况也有所差异。也就是说，即使是高收入的高层管理人员，如果他总是感觉自己很无助，那么与低收入的收发室职员一样，他也会出现同样的消极生理反应。

与被囚禁的动物不同，人类对于控制权的认识或是无助感并不是完全由外界因素决定的。通过尝试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同的理解，我们也可以为自己创造选择的机会。卡拉汉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对看似超出控制的局面做出自己的选择，会提高人的快乐感并有益健康。那些认为生活中的不幸是由于外界的不可控力导致的人群，患抑郁症的概率高于那些在困境下仍然相信自己拥有控制力的人群。前一种人比较容易对环境妥协，比如，陷入毒瘾无法自拔、滥交；更容易患心脏病、哮喘、关节炎、溃疡、头疼、颈椎疼痛等疾病，免疫力下降。鉴于此，我们该如何培养自己的乐观精神，并积极调整自己面对不可控力的心态呢？

1976年，科学家埃伦·兰格（Ellen Langer）和朱迪·罗丁（Judy Rodin）对美国肯塔基州阿尔丁养老院65～90岁的老人就控制力的理解进行了研究。养老院的社会活动协调员对居住在两个楼层的老人分别召开了会议。对于住在一楼的老人，工作人员给了每个老人一盆植物，并告诉他们医护人员会替他们照看这些植物；同时告诉他们养老院会在周四和周五放映电影，他们可以选择其中一天去观看电影；他们可以拜访住在其他楼层的老人，参与各种活动，如读书、听广播、看电视等。协调员传递的主要信息是：一楼的老人可以做一些范围内允许的事情，但照顾他们的健康是养老院的责任，这是当时养老院一贯的做法（现在也是）。正如这位协调员所说：“我们认为经营好养老院，让你们安度晚年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将尽最大可能做好一切。”

这位工作人员随后召集二楼的老人们开会。这次会议有所不同，他允许每位老人选择自己喜欢的植物，并告诉他们需要由他们自己照看植物。他还告诉二楼的老人，他们可以选择是否去看周四或周五的电影，并提示他们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打发时间，如读书、听广播、看电视等。这次传递的主要信息是：使养老院成为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是老人们自己的责任。“这是你们的生活，”他说，“你们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情。”

尽管会议上传递的信息有所不同，但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采取同样的方式和态度对待两个楼层的老人。此外，给予二楼老人的选择也看似微不足道，因为事实上两个楼层的老人都拥有植物，都可以选择一天时间去看电影。但三个星期之后，研究人员发现，获得更多选择权的老人更开心、更活跃，与其他楼层的老人互动更频繁。虽然仅仅过了三个星期，但70%的缺乏选择权的一楼老人的健康状况恶化了，而90%的二楼老人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6个月之后，研究人员甚至发现拥有更大选择权的老人寿命会更长。确实，对选择权的不同理解造成了这样的差别。

因为被赋予了选择权，养老院的老人们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虽然这些选择权只是象征性的。能够控制周围的环境，满足他们控制的本能，使得这些老人不会像动物园里被囚禁的动物或是那些低收入人群一样容易感到压抑和焦虑。研究结果表明，微小但频繁的选择使我们对于选择权的理解有着成倍的积极影响，就如一些小压力积少成多，对人体造成的危害远比少量的大压力造成的伤害更大。更为主要的是，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可以给自己、给他人的不仅仅是选择权。行为上一个小小的改变，如强调个性的说话或思维方式的改变，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响。

对病人控制事物的意志力的各种研究表明，即使是一些绝症患者，如癌症、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如果他们保持积极与疾病做斗争的乐观态度，旧病复发的可能性会降低，生命得以延长。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The Royal Marsden Hospital）是世界上第一家癌症治疗研究中心，医院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感觉无助、绝望的乳腺癌患者更容易旧病复发，并且在5年内死亡的概率更高。众多针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研究也表明，无助、绝望、消极的态度使得病毒携带者更容易发展为典型的艾滋病患者，并且加速死亡。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对待疾病的态度真的会直接影响病情的发展吗？

医学界对此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只要有可能，人们倾向于选择——保持积极的态度，相信健康状况会有所改善。即使事实上病情并未好转，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积极的态度会让人感觉更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展的一项研究中，三分之二的乳腺癌患者相信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病情，并且其中三分之一的人相信他们有很多控制权。这种信念导致了他们行为上的一些改变，如积极食用有益健康的蔬菜和水果等。但实际上，控制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想上的行动，比如幻想物理化疗好似一门大炮将癌细胞打得七零八落。患者也告诉自己：“我坚决拒绝癌细胞扩散。”这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是，相信自己对疾病拥有更多控制权的患者心情更好。患者相信自己能够控制病情，也正反映了所有人对控制权的渴求，无论健康或是患病，年轻或是年长。即使在人生最灰暗的时期，我们仍然希望看到生活赋予自己更多的选择权。诉说希望的故事

必须阐明的一点是：选择活下去并不能保证我们在任何绝境中都能幸运生还。诸如“人类精神的胜利”这类故事通常首先强调英雄或生还者所说的话，即“我知道我还有选择”或“我面临着一个很艰难的抉择”，随之是描述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即如何在黑暗中看见光明，还有一堆陈词滥调描述他所获得的宝贵经验。但实验中的小白鼠，同人类一样“坚信”它们能够生还，并坚持游泳求生长达60小时，最终仍溺水而死。我们也看到很多陷入困境的水手、登山运动员、病危者，即使他们选择与逆境做斗争，最终也只能接受死亡的现实。因此我们对于逆境生还的故事似乎很熟悉，仿佛它们来自同样的脚本。如果过分强调“精神的力量”，就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但无论怎样，这样的故事确实能帮助人们在逆境中克服恐惧，积极与疾病和逆境做斗争。一项医学调查表明，即使是过于乐观的信念，相比现实的态度，也会对患者产生积极的影响。可能有人会认为，如果一个病危患者狂热地相信自己已经康复，而事实恰恰相反，则很有可能会产生强烈的负面效应。但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身体健康，你可能会认为这种过于乐观是自欺欺人；但如果有一天你的健康出现了问题，你就会抓住任何与疾病做斗争的机会。

琼·狄迪恩在其散文集《白色专辑》（The White Album）的开篇语中写道：“我们用形形色色的故事鼓励自己勇敢地活下去。”简单却一语中的。“我们为自杀者布道。在恶性谋杀事件中，寻找社会或伦理道德教育。我们用自己的语言解释所见到的事物，在众多选项中选择一个最可行、最能被接受的方案。我们（尤其是作家）生活在形形色色的故事中，利用我们已经学习的‘想法’定格变化莫测的现实生活。”故事叙述，无论平凡或是感性，对我们理解生活的意义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讲述的是关于选择的故事，是关于我们拥有选择权的故事，我们可以告诉自己“一切都是为了生活”。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需要编造、传颂关于选择的故事。一个人可能会失去财产、失去家庭、失去爱人，但如果他知道了这些关于选择的故事，他的选择能力是不会遗失的，并且这些故事会口口相传，为后代所知。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涅卡曾写道：“认为奴隶被完全占有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人的内心是不能被奴役的。尽管身体被奴役，但一个人的思想是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它是自由的、奔放的，身体的奴役并不能阻碍思想的自由。”对于动物而言，囚禁了它的身体也就相当于囚禁了它的一切；但一个人即使身体被奴役，他仍可以选择思想上的自由。对此，他应该首先知道何谓选择，并且相信自己应该拥有选择的权利。通过分享故事，选择在我们的想象中、在口口相传中被赋予了生命；通过分享故事，我们相互给予力量，即使肢体不能选择，我们的思想仍可以做出选择。

因此选择的故事得以延续、流传并获得认可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梦是基于美国《独立宣言》宣扬的“天赋人权”，人人生而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发展起来的，而选择助就了美国梦的发展。选择的根源可以追溯得更远。在任何关于自由和自主的讨论中，都有选择的影子。事实上，即使没有“选择”这个词，我们也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当我们做出选择时，无论环境怎样，我们都认为自己掌握了控制权。可能选择的环境和实践操作会有所不同，但我们对于选择的渴求和需求是一样的。虽然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脾性、文化、语言——但是因为选择的存在，我们相互联系，相互诉说着自由和希望的故事。第2章我的、你的和我们的信仰下的婚姻和幸福

40多年前的8月，住在印度德里的坎瓦尔·日·辛格·塞西（Kanwar Jit Singh Sethi）在拂晓之际便早早醒来了。坎瓦尔穿着传统的白色短裤，走进狭小的浴室进行仪式性沐浴。浴室只有一扇小窗子能透光，坎瓦尔光脚坐在木凳上，脚底的石头地板透着丝丝凉意。他的祖母和母亲走进浴室，用玫瑰花泡过的水为他冲澡，并在他身上涂上香气袭人的姜黄香料、白檀木香料和酥油。最后她们装了一桶水，从头往下再为他泼洗一遍。

根据锡克教教义，男子不能剪发、剃须，因此坎瓦尔的头发已经长达腰际，胡子则长至胸部。他的母亲帮他洗了头发和胡子，麻利地给他的头发涂上酥油，编成辫子，盘在头上，并将长长的胡子打成结。沐浴后的坎瓦尔穿上他最好的衣服，显得精神、帅气：他28岁，身高6英尺，体重160磅。你不禁会被他帅气的外表、风度翩翩的举止、柔和的眼神和随和的个性吸引。坎瓦尔来到后院，此时，后院里已经聚集了上百位亲朋好友，等待婚礼的开始。

几条街之外，23岁的库尔迪普·考尔·阿南德（Kuldeep Kaur Anand）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了她的一天。但在某些方面，库尔迪普与坎瓦尔截然不同。她身材娇小，身高5英尺，体重只有85磅；与坎瓦尔外向的性格相反，库尔迪普生性害羞。她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而是时刻默默地关注着他人。在仪式性沐浴结束后，库尔迪普穿上橙色纱丽。这件纱丽是她最喜欢的女影星玛穆塔兹（Mumtaz）在经典电影中穿过的。库尔迪普迎接来到家中的亲朋好友，大家为她献上最美好的祝福。

这一天，两个家庭都举办着婚礼，主人为客人提供大盘的干酪和油炸的蔬菜圈。临近黄昏时，两个家庭开始准备会面仪式。在坎瓦尔家，乐队已经到来，并用印度唢呐演奏传统乐曲。印度唢呐用芦笛制成，人们认为它会带来好运。坎瓦尔迎亲时所骑的白马也被牵至家中，白马身披一张棕色的毯子。出发前，坎瓦尔的姐姐们为他戴上头巾，并在头巾上挂上黄金流苏。装扮仪式结束后，在亲朋好友的簇拥下，由乐队开路，坎瓦尔骑上白马，前往库尔迪普家中迎亲。

此时的库尔迪普戴着准婆婆给她的华丽面纱，在家中与家人一起吟唱诗歌。迎亲队伍到了，乐队吹起唢呐，敲起塔布拉鼓，坎瓦尔和库尔迪普互换玫瑰和茉莉花环。与此同时，两个家庭的成员，包括双方的母亲、姐妹，也相互致礼，并交换花环。随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直至坎瓦尔必须离开。

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清晨，两个家庭的成员来到附近的一座锡克教寺开始举行阿南德·卡拉支婚礼，亦称为“被神祝福的结合”。坎瓦尔头戴红色头巾，身穿黑色西装，跪在摆放着锡克教圣经《古鲁·格兰特·沙希卜》（Guru Granth Sahib）的圣坛前。库尔迪普身穿纱丽克米兹，跪在坎瓦尔身旁，带有黄金流苏的面纱垂至腰际。祷告之后，坎瓦尔的祖父将一条丝带的两端分别交与坎瓦尔和库尔迪普。在坎瓦尔的牵引下，两人围绕着《古鲁·格兰特·沙希卜》缓缓地走上四圈。每走完一圈，两人就停下来，双双坐在《古鲁·格兰特·沙希卜》前聆听教士祈祷：因缘、因果报应、信任、神的赐福。乐队奏起圣歌《拉婉》。最后两家人向新郎、新娘脚下投掷钱币和花束。坎瓦尔揭开库尔迪普的面纱，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自己妻子的容貌。

这就是我父母的婚礼。每一个环节都是由他们的长辈安排好的：结婚对象、婚礼的服装、婚礼的食品。这是锡克族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无论何时我与旁人提及父母在结婚当天才正式第一次见到对方，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甚为惊奇：“家族决定他们的婚姻？他们怎么能够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仅仅简单地解释家族里的每个成员——也是绝大多数印度人——的婚姻都是由家庭决定的，似乎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或消除他们的疑虑。从表面上看，人们能够理解这是因为文化差异造成的，但从本质上而言，他们无法理解我的父母怎么可以任凭别人决定关系他们一生幸福的人生大事。规则会束缚人类选择吗？

还记得进行狗实验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吗？他所做的一系列实验都向我们证明了，人类是多么需要掌控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当我们不能实施控制时，便会感觉无助、失去理智、无法正常思考。在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课程期间，我第一次接触了这些实验。实验的研究结果让我开始思考：我身上的锡克族传统是否也让其信仰者感到无助？作为一名锡克教教徒，我需要时刻遵守各种教规：穿衣、饮食、言行举止、对家庭的责任等，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我自己能决定的，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决定已经由别人替我做好了。不仅是锡克教，很多宗教信仰都存在这一问题。我向塞利格曼表达了我的疑惑，希望他能帮我解答，告诉我宗教信徒是否在生活中更容易感到无助。但是他也无法肯定，因为当时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能证明这一点。鉴于此，我们当即决定开展一项研究，看看宗教信仰对于人们的健康和幸福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任何看到我日程安排的人都会认为我是在为一生的罪恶赎罪。每周五傍晚，我便开始研究，先拜访清真寺，随后前往犹太教堂。周六，我会前往更多的清真寺和犹太教堂，去采访更多人。周日一整天我都待在教堂里。在那两年里，我总共采访了9种不同宗教派别的600多名信徒，其中包括对信徒日常生活约束较多的正统派（基督教加尔文派、伊斯兰教、犹太教正统派）、保守派（天主教、基督教路德派、基督教卫斯理派、犹太教保守派），以及约束相对较少的自由派（唯一神派、犹太教改革派）。事实上，一些自由派教会甚至提倡无神论，并不要求他们的教徒必须相信神。唯一神派大部分教徒称自己为地球或自然中心主义者。

接受调查的信徒填写了三份调查问卷。第一份问卷的问题包括宗教信仰对被调查者日常生活的影响，包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日常衣着、饮食、社交、婚姻。调查结果显示，宗教对正统派信徒的日常生活影响最大，而对自由派信徒的影响则较小。问卷也调查了信徒的宗教活动（“多久做一次礼拜或祷告？”）和宗教信念（“你相信这个世界有天堂吗？”）等问题。第二份问卷通过人们对于一系列假设的意外事件的反应来研究人们的乐观态度。当被问到“如果你被解雇了，你会怎么办？”时，乐观主义者一般会回答：“被解雇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并不能说明太大的问题。”而悲观主义者则通常答道：“如果我被解雇，说明我自身肯定有问题，而且是一些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改正的问题。”从本质上看，这其实反映了人们对于生活中控制权的一种意识。最后，调查问卷要求他们回答一些健康类问题，看看他们是否存在精神压抑的情况，如体重减轻、失眠等。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正统基督教的信徒对生活充满了希望，面对生活的多样化也更为乐观，而且更不易患上精神压抑等疾病。事实上，反而是自由派基督教的信徒，尤其是那些无神论者，生活态度更为悲观，也更容易抑郁。虽然烦琐的宗教教义剥夺了信徒的很多自主权利，但它同时赋予了信徒力量，使他们对生活控制权的感知更为强烈。

这项研究令人大感意外：约束并不会降低人们对“控制权”的感知，而思考和行动的自由也并不会提高人们对它的感知。研究结果看似矛盾，但其本质在于人们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对世界的不同认知——人类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都希望并且也有必要掌控自己的生活，但我们对控制的理解取决于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和所坚持的信念。有些人相信控制完全是个人意志的行为。我们必须自己寻找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因为没有人能为我们实现。有些人相信生活是由上帝主宰的，只有理解并相信上帝，我们才能发现生活的幸福所在。我们听到过各种关于生活和选择的故事，诸如出生地点、祖先等。纵观不同文化、不同国家，我们发现人们对于应当做出选择的主题、选择的预期结果，以及如何判断选择的后果的理解差异甚大。

自从大学时代正式研究选择开始，我采访、调查过社会各个阶层的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年长的和年轻的，有宗教信仰的和无宗教信仰的，成长于亚洲文化背景下的革命老兵和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等，并做了大量相关实验。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与读者分享我本人以及众多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看看地域环境、宗教信仰、政治体制、人口统计等因素是如何影响人们对自己，以及对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的。各种文化，甚至各个家庭，对于生活中同样的故事都会有不同的解释，这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于选择何种事物、为何要做出选择的理解。只有学习如何理解这些故事，我们才能开始了解为何人与人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区别。个人还是集体：绿茶、咖啡和糖

1995年，我在日本东京待了几个月，与文化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一起做研究，准备博士论文。我一开始便预料到日本的生活会与我原本的生活有文化差异，甚至会产生误解，但这种文化差异往往是在我毫无心理准备时突然出现的。最令我惊奇的应当是我在饭店喝绿茶的经历。我要的是加糖的绿茶，侍应生先是停顿了一下，然后礼貌地告诉我绿茶是不应该放糖的。我回应道，是的，我知道，但是我喜欢喝甜的茶。侍应生以更礼貌的方式再次提醒我说：绿茶不应该放糖。我告诉他，我了解日本人喝绿茶不放糖的习惯，但我还是希望我点的绿茶里面放糖。侍应生觉得无法处理此事，便将此事汇报给了经理，两人为此进行了一段长时间的谈话。最后，经理来到我面前说：“女士，我很抱歉，我们这里没有加糖绿茶。”既然无法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喝绿茶，我就只好换了一杯咖啡。侍应生很快将咖啡端了上来，茶托上放着两包糖。

绿茶经历不仅仅是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它也反映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选择的不同理解。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思考，如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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