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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30 22: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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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伴随》编辑部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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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忆·名人·美文

情忆·名人·美文试读:

忆蔡元培

蔡元培传略

蔡元培(1868-1940),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生于一个商人世家。十一岁丧父,家境从此萧条。蔡元培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1883年中秀才,1889、1892年相继中举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翰林院编修。中日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并学习外语,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中,蔡元培同情维新派,尤其佩服激进的改良主义者谭嗣同。他认为维新派失败是因为没有培养革新人才,决心兴办教育,一度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1年到上海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参与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并创立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作为培养革命人才、进行秘密活动的机关。

1903年创办《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1904年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11月,将暗杀团改组扩大,修订章程,创立东南地区反清革命斗争的重要组织——光复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上海分会会长。1906年春应聘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理。1907年6月赴德,在中国驻德使馆工作。次年秋入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学等学科。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宣布废除忠君、尊孔、读经,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实行小学男女同校,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1912年7月,因不满袁世凯擅权而辞职。不久旅居欧洲,从事著述。旅法期间曾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1916年11月回国,次年1月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五四运动前后,他站在维护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礼教;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军阀政客的巧取豪夺,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蔡元培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北伐兴师后,他在江浙一带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策动自治运动。次年2月北伐军攻占杭州,蔡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一度代理主席。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后,蔡元培与国民党右派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参加清党反共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1928年8月,因不愿与蒋介石集团为伍,辞去所兼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定居上海,致力于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10月国民政府设立五院,任命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他坚辞不就。1932年,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为争取民主、保障人权、营救政治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居香港。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著作编为《蔡元培全集》。

蔡先生的回忆

陈西滢

蔡先生与稚晖先生是我生平所师事的两个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几句诗,完全可以表出我对于两位先生的情绪。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人生的旅途上,他们是悬在天际的巨大的两颗明星,所以虽然有时会迷途,有时不免脚下绊倒,可是由于星光的照耀,仍然可以起来,仍然可以向正确的方面前进。

蔡先生与吴先生,在我心中,常常是连系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的。蔡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有一天夜间不能入睡,回想起蔡先生与自己的关系,处处地方便连带的想到吴先生。可是很奇怪的,蔡先生与吴先生虽同样的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而细细追想起来,我与蔡先生的接触,实在是很少。

知道蔡先生却很早。因为在六七岁的时候,曾经在上海泥城桥爱国学社里上过几个月学,可以说是蔡先生与吴先生的学生。那时候住在吴先生的家中,天天见到,可是蔡先生却只听到过名字。至于是不是认识,甚至于是不是见过,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

以后看到蔡先生的名字,是在吴先生自英法写给先父等几个老朋友的数千字长信里面。这样的长信,一连大约有两封或三封,里面叙述事物很多,所以也当常会提到蔡孑民在柏林怎样,怎样。那时候的“蔡孑民”还只是一个名字。

武昌起义之后,吴先生与蔡先生都是先后回国。在他们未到以前,他们的一位朋友,商务印书馆主编“辞源”的陆炜士先生,常常对先父等说,将来修清史,只有“稚晖与鹤卿”。那时候已经十五六岁了,知道鹤卿就是以翰林公而提倡革命的蔡孑民。听了陆先生的谈话又知道蔡先生是文章家。

蔡先生回国后住在上海的时候,似乎曾经跟了吴先生到他的府上去过。但是除上一所一楼一底的房子之外,什么也不记得。也许这一楼一底的房子还记忆的错误,实在不曾去拜访过也说不定。但是那时候一个印象是相当清楚的。也可以说是蔡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大约是在张园举行的许多群众大会之一吧,蔡先生的演讲是在那里第一次听到。他的演讲,声音不高,而且是绍兴口音的官话,内容是朴质的说理,不打动听众的情感,所以他在台上说话,台下的人交头接耳的交谈,甚至于表示不耐烦。所以演讲辞更不能听到。蔡先生的演说也就很快的完毕了。十年以后听众对蔡先生的态度不同了,演辞不至于听不见,然而他演说态度、声音,与内容似乎与我第一个印象没有多大的出入。蔡先生不能说是一位雄辩家。

再会见蔡先生,是在十年后的伦敦。那时候蔡先生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校长,到欧洲去游历。在伦敦摄政街的中国饭店里,北大学生开了一个欢迎会。名义上虽是北大学生,可是原先与北大没有关系的也多人在场,我自己便是一个。此外记得起的还有张奚若,钱乙藜,张道藩。在场的北大教员有章行严与刘半农两位,学生则有傅孟真,徐志摩,徐彦之,刘光一等。那时我新买了一个照相机,初学照相。即在中国饭店的楼上照了两张团体相。这相片到抗战以前还存在,现在可无法找得到了。

蔡先生在伦敦时的故事,现在只记得二三个,大约因为稍微带些幽默,所以至今没有忘掉。有一次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社会心理学者怀拉斯请蔡先生到他家去茶叙,座中有他的夫人与女儿。陪蔡先生去的是志摩与我两人。起先我们任翻译。忽然志摩说蔡先生在法国住好久,能说法语。怀夫人与小姐大高兴,即刻开始与先生作法语谈话。一句句法文箭也似的向先生射去,蔡先生不知怎样回答。我为了解围,说蔡先生在法国只是作寓公,求学是在德国,所以德文比法文好。怀夫人、怀小姐不能说德语,只好依旧作壁上观。怀拉斯说他从前到过德国,可是德话好久不说已不大能说了。他与蔡先生用德文交谈了几句话。我记得怀指窗外风景说SCHON,蔡先生说IE-BRACBON,可是这样的片言只字的交换,没有法子,怀先生说还是请你们来翻译吧。

一次我与志摩陪蔡先生参观一个油画院。里面有约翰孙博士的一张油画像。我与志摩说起约翰孙博士的谈吐,骨气,生活状态,很像中国的吴先生。在出门的时候,蔡先生选购了几张画片,微笑着的说“英国的吴先生的画像也不可不买一张”!

最难忘的一次是某晚在旅馆中蔡先生的房间里。一向总是有第三人在一处。此时第三人却因事出去了,房内只有我与蔡先生两个人。那时与蔡先生还不知己,自己又很怕羞。要是他做他自己的事倒好了。可是蔡先生却恭恭敬敬陪我坐着,我提了两三个谈话的头,蔡先生只一言半语便回答了。两个人相对坐着,没有谈话。心中着急,更想不出话来。这样的坐也许不到半点钟,可是在那时好像有几点钟似的。幸而第三人来了,方才解了当时的围。

民国二十一年冬与吴先生同船由法回国,到了上海,得北大之聘,又与吴先生同乘津浦北上。拜访蔡先生后没有几天,蔡先生即在一星期日中午在香厂的菜根香请吃饭。吴先生坐首席,同座都是从前在英国的熟朋友。饭后一干人一同步行从先农坛走到天桥。当时感觉到一种北平闲暇的趣味。可是没有多少时候,空气突然紧张,蔡先生离京南下,此后他便有十年没有到过北平。

大约是民国二十一年的春天,蔡先生到武昌珞珈山住过几天。武汉大学的同人给他一个很热烈的欢迎。可是那时候我正病卧在床上,不能够行动。倒是蔡先生走上百余级石级,到我住的高高在山坡上的家,作病榻前的慰问。对于一个后辈,而且实在是很少见的人,看做亲切的朋友,这是蔡先生待人接物的本色,是他所不可及的一个特点。

就是这一年的夏末——还是次年?暑假时我从南昌去北平,因平津路突然不通,乘船到南京,改由津浦路北上。到南京后得知蔡先生正在此时北上,出席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一同相约同行。在车上除了一位基金会的美国董事外,没有什么很熟识的人,所以有一天以上的朝夕相处。这时与伦敦旅馆中大不同了。自己没有了拘束的感觉,没有话的时候也并不勉强的想话说。可是这一次蔡先生谈话很多,从中国的政治教育到个人琐事。特别是过泰安附近时,我们在窗口凭吊志摩遇难的地点,谈了不少关于志摩的回忆。蔡先生带了几瓶南京老万全的香雪酒,是朱骝先送他在车上喝的。第一天晚餐时我们两人喝了一瓶——应该说是蔡先生一人喝一瓶,因我只能陪二三杯。那晚上蔡先生虽没有醉,脸却红得厉害。第二天中晚两餐喝了一瓶。蔡先生说这样正好,听说他每餐得喝一点酒,但并不多。

车快到北平时,他对我说,中央委员乘车是不用花钱的,所以这一次一个钱也没有花。心里觉得有些不安,饭车的账请我让他开销了罢。他说得这样诚恳委婉,我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可是第二天早晨发现不仅饭费,连睡车上茶房的小费他都付过了。车到站时,他又说他带了一个当差,而且有人来接,行李有人招呼,我的行李也不如放在一处运去。所以这一次与蔡先生同行,一个年轻三十多岁的我非但没有招呼蔡先生,而且反而受他招呼,这表示自己的不中用,但也可以看到蔡先生待人接物的和蔼体贴的风度。

蔡先生这一次到北平,是十年后重游旧地,盛受各团体、各个人朋友的欢迎招待。常常一餐要走两三个地方。他到一处,一定得与每一客对饮一杯,饮完方离去,所以每晚回家时大都多少有了醺意了。他对一切的兴趣都很厚浓。故宫博物院欢迎他去参观时,他进去看了一天。他的脚有病,走路不大方便,可是毫无倦容。我们从游的年轻些的人,都深为惊异。那时候我们认为蔡先生享八九十以上的高龄,应当是不成问题的事。

那一年以后,除了某年暑假,我与叔华在上海经过到愚园路进谒一次蔡先生蔡夫人而外,更没有再会见过了。

追想过去,自己与蔡先生接触的次数实在并不多,但是他在我生命中所给予的影响,却异乎寻常的大,异乎寻常的深刻。是怎样来的呢?仔细分析起来,并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学问文章。蔡先生的书我一本不曾读过。他讲演辞和文章,也只偶然的读到。对于他的学问文章我没有资格说话。也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功业。他办理北大,以致有五四,有新文化运动;他办理中央研究院,使中国在科学各有各种贡献,但是这种种可以使人钦佩,却不一定使人师法,使人崇拜。蔡先生的所以能给予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推求起来,完全是由于他人格的伟大。他应小事以圆,而处大事以方。他待人极和蔼,无论什么人有所请托,如写介绍信之类,他几乎有求必应,并不询问来人的资格学问经验。可是到了出处大节,国家大事,他却决不丝毫含糊,而且始终如一,不因事过境迁而有迁就。他是当代最有风骨的一个人。我与他接触的机会虽不多,但是先后有二三十年。我无论在什么时候见到他,蔡先生始终是蔡先生,犹之吴先生始终是吴先生,并不因环境的不同,时运的顺逆,而举止言语有什么不同。这是说来容易,却极难做到的一件事。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蔡吴两先生才可以当大丈夫的名称而无愧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载1940年3月24日重庆《中央日报》【作者简介】

陈西滢(1896-1970),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1927年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婚,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因病去世。著有《西滢闲话》、《西滢后话》等。

三聘鲁迅

1912年1月,蔡元培受命担任南京临时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后,参与教育部筹建工作的许寿裳等人,曾极力向蔡元培推荐鲁迅为教育部公务员人选。蔡元培和鲁迅虽为浙江绍兴同乡,但彼此并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文坛阅读多有神交和了解。

蔡元培对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此时的鲁迅正在绍兴家中赋闲,因对辛亥革命后的绍兴失望至极,深感“越中地棘不可居”,接到许寿裳的两封信后,便立即来到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工作。

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后,便着手教育改革,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教育部,再也不是旧式封建衙门的脸面。同年4月,教育部随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部内人员自然要有所调整。教育部次长景某乘蔡元培先期北上之机,便大量安置亲信,教育部于是又成了封建式的衙门。鲁迅看不惯景某的官僚习气,两人心存芥蒂,景某早有报复之心,乘机把鲁迅列入裁员名单之中。

蔡元培看到景某拟写的这份名单后,立即予以制止和纠正。蔡元培在给鲁迅等人的电报中说:“昨日国务院成立,教育部亟须组织,请即日北来,为盼。”鲁迅仍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科学、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

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总长期间,大胆提出废除祭孔,不把孔子作偶像崇拜,并在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等革故鼎新的教育主张。一时间,社会上的守旧势力群起而攻之。加之蔡元培的教育改革思想不为袁世凯等人接纳,蔡元培于是提出辞呈辞去了教育总长一职。

1917年1月,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其间依然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以前所未有的举措,对北大尤其是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此时,鲁迅仍在教育部供职,在沉重、黑暗的社会氛围的压抑下,他特别感到孤独和愁闷。他常常一个人躲在补树书屋,整日整日地抄写古碑。后来,他的朋友、同乡钱玄同,将他引入北大《新青年》营垒,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白话小说,才得以由《新青年》而面世。

蔡元培对鲁迅、周作人兄弟俩向来看重,他刚一到北大赴任即给鲁迅去信,只是因为鲁迅已在教育部供职,而未聘其到北大任教。但是,却和他多次谈起欲聘其二弟周作人的事。

周作人来到北京后,与其兄鲁迅暂住在一起。蔡元培根据周氏兄弟的意见,正式聘任周作人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主要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

1920年8月2日,鲁迅也收到蔡元培签名的北大聘书,聘任鲁迅为北大讲师,主讲中国小说史。鲁迅还在讲义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书稿,胡适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

1927年6月13日,蔡元培被任命为民国大学院院长。此时的鲁迅也早已不在北大兼职了。然而,蔡元培却还像15年前在教育部时那样,很快便给鲁迅发了聘书。12月26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前两星期,有一个听差(我想,是蔡‘公’家的人)送大学院的聘书到我这里来。”蔡元培还专程拜访鲁迅,聘请他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

现在看来,当时居于民国时期社会主流地位的蔡元培,之所以接二连三地选拔聘任鲁迅,除了同为浙江绍兴老乡的地缘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高临下的蔡元培能够认识到鲁迅的文化学术地位,而接纳鲁迅并为鲁迅提供更多的位置,则表明了蔡元培作为伯乐的胆与识。

名人忆评蔡元培

黄炎培就读于南洋公学特班时,蔡元培是他的老师,黄记忆中的蔡元培是:“全班四十二人,计每生隔十来日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吾师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随地涌现矣。”

教育家胡元曾用八个字形容蔡元培:“有所不为,无所不容。”有所不为者,狷洁也,则非义不取,其行也正。无所不容者,广大也,则兼收并蓄,其量也宏。蔡元培是对事有主张、对人无成见的长者,一生从善如流,却未尝疾恶如仇。有容乃大,真可谓百川归海而不觉其盈。

最能说明问题的应数辜鸿铭对蔡元培的尊重。这位脑后垂着长辫的清朝遗老不仅精通数门外国语文,而且目高于顶,眼中无人。袁世凯是何许强梁?辜鸿铭却将此公与北京街头刷马桶的老妈子等同视之。但古怪之极的辜老头子特别服膺一个人,就是蔡元培。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宣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因为蔡元培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校长蔡元培,众人均无异议,问题只是具体怎么办理,拍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大家轮番讲话。辜鸿铭也登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他的理由与众不同——“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与辜老头子抬杠。

蔡元培作品精选

洪水与猛兽

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三千年前的猛兽,后来说到他那时候的大乱,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又把自己的拒杨、墨比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驱猛兽。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说杨、墨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学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也用他;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载1920年4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5号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节选)

是年(民国元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人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沈”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线,常常为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地困难一点。自民国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定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纂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帙无多,视同废纸;止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自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白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朗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地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销。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忆周作人

周作人传略

周作人(1885-1967),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或作岂明)、知堂等。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祖籍浙江绍兴。

1901年秋考入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赴日本,先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曾与鲁迅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一、二集。1911年返回绍兴,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第五中学英语教员。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兼国史编译处纂辑员。

新文学运动发韧时期,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新文学运动理论建设上的重要文章,产生过广泛影响。1920年参加新潮社,被推选为该社主任编缉,并负责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起草宣言。五四前后除继续翻译介绍外国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外,还发表大量白话诗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之一。

1922年7月起兼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1923年第一部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问世。1924年11月发起组织语丝社,并成为《语丝》的实际主编。这时期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为《雨天的书》、《泽泻集》、《谈虎集》、《谈龙集》等。

1928年任北平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及日本文学系主任。1930年与冯文炳等合办文艺周刊《骆驼草》,同时大力鼓吹文学的无目的性,创作了大量专注于草木虫鱼的文章和读书笔记,创作风格愈加走向闲适。此时结集的有《永日集》、《看云集》、《苦茶随笔》、《夜读抄》、《瓜豆集》等。

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他留在北平。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及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沦陷时期著作结集有《药堂语录》、《苦口甘口》、《立春以前》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保释出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居北京,先后写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知堂回想录》,还翻译了一些日本、希腊文学名著。

1967年因患前列腺肿瘤在京去世。

知堂先生

废名

林语堂先生来信问我可否写一篇《知堂先生》刊在《今人志》,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者这个题目于我是亲切的,惧则正是陶渊明所云:“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我想我写了可以当面向知堂先生请教,斯又一乐也。这是数日以前的事,一直未能下笔。前天往古槐书屋看平伯,我们谈了好些话,所谈差不多都是对于知堂先生的向往,事后我一想,油然一喜,我同平伯的意见完全是一致的,话似乎都说得有意思,我很可惜回来没有把那些谈话都记录下来,那或者比着意写一篇文章要来得中意一点也未可知。我们的归结是这么的一句,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知堂先生是一个躬行君子。我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我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的态度。平伯以一个思索的神气说道:“中国历史上曾有像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我们两人都回答不了。“渐近自然”四个字大约能以形容知堂先生,然而这里一点神秘没有,他好像拿了一本自然教科书做参考。中国的圣经圣传,自古以及如今,都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这以外大约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唯女子与小孩的问题,又烦恼了不少的风雅之士。我常常从知堂先生的一声不响之中,不知不觉的想起了这许多事,简直有点惶恐。我们很容易陷入流俗而不自知,我们与野蛮的距离有时很难说,而知堂先生之修身齐家,真是以自然为怀,虽欲赞叹之而不可得也。偶然读到《人间世》所载《苦茶庵小文·题魏慰晨先生家书后》有云:“为父或祖者尽瘁以教养子孙而不责其返报,但冀其历代益以聪强耳,此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在这个祖宗罪业深重的国家,此知者之言,亦仁者之言也。

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这个态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在事过情迁之后,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观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我常记得当初在《新月杂志》读了他的《志摩纪念》一文,欢喜慨叹,此文篇末有云:“我只能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只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一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无意间流露出来的这一句叹息之声,其所表现的人生之情与礼,在我直是读了一篇寿世的文章。他同死者生平的交谊不是抒情的,而生死之前,至情乃为尽礼。知堂先生待人接物,同他平常作文的习惯,一样的令我感兴趣,他作文向来不打稿子,一遍写起来了,看一看有错字没有,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为据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起倒也算了。他对于自己是这样的宽容,对于自己外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宽容,但这其间的威仪呢,恐怕一点也叫人感觉不到,反而感觉到他的谦虚。然而文章毕竟是天下之事,中国现代的散文,从开始以迄现在,据好些人的闲谈,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读的了。

那天平伯曾说到“感觉”二字,大约如“冷暖自如”之感觉,因为知堂先生的心情与行事都有一个中庸之妙,这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平伯乃踌躇着说道:“他大约是感觉?”我想这个意思是的,知堂先生的德行,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生物的;有如鸟类之羽毛,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卫生的。然而自然无知,人类则自作聪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识者而能之欤。平伯的话令我记起两件事来,第一我记起七八年前在《语丝》上读到知堂先生的《两个鬼》这一篇文章,当时我尚不甚了然,稍后乃领会其意义,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说:在我们的心头住着Du Daimone,可以说是两个——鬼。我踌躇着说鬼,因为他们并不是人死所化的鬼,也不是宗教上的魔,善神与恶神,善天使与恶天使。他们或者应该说是一种神,但这似乎太尊严一点了,所以还是委屈他们一点称之曰鬼。

这两个是什么呢?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据王学的朋友们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弄头弄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云云……这样的说法,比起古今的道德观念来,实在是一点规矩也没有,却也未必不最近乎事理,是平伯所说的感觉,亦是时人所病的“趣味”二字也。

再记起去年我偶尔在一个电影场上看电影,系中国影片,名叫《城市之夜》,一个码头工人的女儿为得要孝顺父亲而去做舞女,我坐在电影场上,看来看去,悟到古今一切的艺术,无论高能的低能的,总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传的,由中国旧戏的脸谱以至于欧洲近代所谓不道德的诗文,人生舞台上原来都是负担着道德之意识。当下我很有点闷窒,大有呼吸新鲜空气之必要。这个新鲜空气,大约就是科学的。于是我想来想去,仿佛自己回答自己,这样的艺术,一直未存在。佛家经典所提出的“业”,很可以做我的理想的艺术的对象,然而他们的说法仍是诗而不是小说,是宣传的而不是记载的,所以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学的。我原是自己一时糊涂的思想,后来同知堂先生闲谈,他不知道我先有一个成见,听了我的话,他不完全的说道:“科学其实也很道德。”我听了这句话,自己的心事都丢开了,仿佛这一句平易的话说得知堂先生的道境,他说话的神气真是一点也不费力,令人可亲了。二十三年七月

周作人与废名

1921年左右,废名特别喜欢胡适、周作人、鲁迅的作品,其中周作人的《小河》,废名称它是“一首杰作”,于是很冲动地有了请求周作人指教的念头。废名与周作人至迟在1921年11月取得联系,废名将自己的诗文稿寄给周作人审阅。在废名进入北大前,二人已通信多次。

1922-1924年,废名在北大预科就读,成为周作人的学生。废名在《努力周刊》上的小说引起陈衡哲、胡适、周作人的注意,周作人甚至戏言鼓励废名出小说集,答应为他作序。1923年9月7日,废名首次拜会周作人。二人由通信到见面,关系有所发展。1925年,废名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出版,周作人破例为废名作序,因为那套书的体例上没序言。可见,周作人确实很看重废名这个学生的。《语丝》时期,是新文学阵营分裂与重新整合时期。《语丝》前期(1924-1927),周作人与废名通信、见面的机会更多,直接教导废名的文学创作。废名许多著名小说,都在《语丝》发表,并在《语丝》连载长篇诗化小说《桥》,成为“语丝派”的一个重要小说家。在鲁迅、周作人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中,废名也勇敢地站到了二位老师的跟前,为之呐喊、呼号,显出“勇士”的风姿。《语丝》后期(1927年以后),鲁迅南下,废名开始偏向周作人,常常出入苦雨斋,渐渐成为周作人的私淑弟子。三一八事变、张作霖之乱后,新文学阵营彻底瓦解,废名也很苦闷,以至辍学卜居西山。这一时期,周作人与废名基本确立了师徒关系,二人关系极其密切,废名还一度住在周作人的家里,“常往来如亲眷”。

1930年5月,周作人指导废名筹办《骆驼草》周刊。北平的文坛,基本以《骆驼草》为根据地,周作人为盟主,废名是其麾下最得意的弟子。此外,还有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时号周作人门下四大弟子,可谓“周门四学士”。截至1937年为止,周作人与废名一直保持亲密的关系,在文坛上相互唱和。周作人继续在思想上影响废名,废名无论文学观、审美观以至政治观、文学史观都深深刻着“周作人”的烙印。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攻占北平。这时左翼文人纷纷南下,骚乱之后的北平寂寞冷清,一个偶然的因素促使废名提前南下了——1937年9月,废名母亲还春师太圆寂。根本不打算南下的周作人也挽留不住废名,于是师徒二人挥泪离别。

1938年3月,周作人第二次回信给废名,6月又寄信废名。不久废名收到卞之琳的信及其与何其芳主编的《工作》,得知周作人附逆。废名起先固执地认为不可能,直到1944年废名才知道恩师确已附逆,但他仍然说:即使附逆,知堂老人还是爱国的,是他特殊的爱国方式。这期间,周作人很少与废名通信,因为线路已经不通了,在1941年废名寄周作人《说种子》以后,不见二人通信的记载。这期间有两个重要史料是学界所不知的,一是:1944年,周作人寄信废名要他回北平,估计是安排他在伪北大任教,此时周作人已是伪北大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后来又有日本士兵找到废名,说已经和周作人联系好了,找你去北大教书,面临着日寇的威逼利诱废名坚决不回北大。此事在废名的家乡黄梅流传很广,被视为废名先生有着崇高气节的一面。二是:1944年的“破门声明”事件,也曾波及到远在黄梅的废名,周作人也给废名寄去了“破门声明”的明信片,被废名的几个学生收到,他们拿给废名看。可见,废名是知道沈启无被恩师逐出师门的。此后,周作人还写信问废名《谈新诗》出版的事。以上基本是周作人与废名在这一期间的交往。

1946年9月,废名取道南京返回北大。在叶公超的帮助下,周作人与废名在狱中见了一面,心中十分怀念废名的周作人终于见到了爱徒。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周作人被保释出狱。废名开始与周作人取得联系,考虑到周作人的艰难生活,他热心地在老朋友中为周作人募捐,并亲自解囊相助2万元。直到1950年,还有废名到周家贺年的记载。在那特殊的政治年代,周作人的许多老朋友都避之如鬼神,而废名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保持与恩师的来往,并大力相助,在生活上有很多照顾,以至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为周家拉来一车煤炭。

废名当时因长期与恩师周作人来往,在政治声名上已造成“不良影响”了。周作人也不无担忧地说:“废名人太真率,只怕因我而受连累,甚至会吃亏的。”北大中文系开批判会批评废名,说他立场不坚定。最严重的后果是,1952年,废名被排挤出北大。此后周作人很难与废名联系了,所谓“划清界限”,但他们在心底,会思念对方吗?据《周作人年谱》记载,1957年12月14日周作人外出购买一册新出版的《废名小说选》,可见周作人在心里还是想念废名的,这比抗战期间“怀废名”更难熬、更苍凉吧!十年后,也即1967年,周作人遭受红卫兵殴打,于5月6日死去。这时废名也已不醒人世,在家被抄以后,喃喃地问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9月4日下午1点多,废名离开人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京派的师徒二人就此永远地离开了。

周作人与梁实秋

周作人与梁实秋是在一次文艺论争中开始交往的。

五四运动爆发时,梁实秋正在清华学校读书。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下,梁实秋和一些激进的同学一样,思想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表现出对社会的参与意识。正是在这种心理冲动的驱使下,梁实秋选择了文学批评。他以青年人特有的激情,“喜欢和人辩驳问难”。从1922年到1923年,他先后三次开展论争。论争的对手,有同龄的青年才俊,也有年长的权威人士。在1922年5月27日到29日这段时间里,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针对周作人的诗歌“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文艺观点而发难。

周作人怒而反击。他针对梁实秋提出了“美即是真,真即是善”的文艺观点,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丑的字句”》一文,对梁实秋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梁实秋旋即在1922年6月22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发表《读仲密先生的〈丑的字句〉》一文,对周作人(号仲密)予以反击。接着他们互不让步,又相继发表了几篇文章进行互相答辩。

可是,四个月后,冷静下来的梁实秋作为清华文学社的学生代表,到八道湾来请周作人给他们讲课。周作人并没有计较刚刚发生过的那场争论,就一口答应下来。1923年3月3日周作人来到清华园,给文学社的同学们讲了《日本的小诗》这个专题。周作人讲课声音不大,几乎是照本宣科,但是梁实秋和他的同学们并没有慢待周作人,他们仍然怀着敬佩的心情认真听课,仔细地做笔记。

后来,梁实秋撰文对五四浪漫主义大张挞伐,周作人则很折服,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鸣,从此也冰释了前嫌。

梁实秋从美国留学归来后,文艺观点有了较大的转变,对于周作人的文艺观不仅能够接受,而且几乎是殊途同归了。梁实秋主编《自由评论》时,周作人被邀请为重要撰稿人,先后发表了《谈策论》、《文学的未来》、《谈日本文化书(致梁实秋)》等文章。1934年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成为周作人的同事时,彼此的关系异乎寻常地密切起来。他经常到周作人家造访,相互间也常有书信往来。有一次周作人给他写信,要他帮助给卖数十册英文原版书。梁实秋找到有关部门给周作人办成了这件事,解决了周作人的燃眉之急。其实当时周作人作为一位“研究教授”,收入不菲,主要是他的日本妇人花钱大手大脚。以前与大先生鲁迅住在一起时,鲁迅负担家庭的开支,后来与大先生反目后,鲁迅搬出八道湾,只凭周作人的个人收入就必然陷于经济窘境了。抗战爆发后,梁实秋到《中央日报》主编副刊,离开北京,从此他们就失去了联系。

到六十年代,周作人给香港朋友写信时提到梁实秋和林语堂,说“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而梁实秋得知周作人逝世的消息后,写了篇《忆岂明老人》。在文中对周作人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的:“他一生淡泊,晚节不终,实在是至堪痛惜而无可原谅之事。但是除此一点之外,他的学养的风度仍令人怀思而不能自已。”

周作人作品精选

乌篷船[1]

子荣君:

接到手书,知道你要到我的故乡去,叫我给你一点什么指导。老实说,我的故乡,真正觉得可怀恋的地方,并不是那里;但是因为在那里生长,住过十多年,究竟知道一点情形,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

我所要告诉你的,并不是那里的风土人情,那是写不尽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会明白的,不必另啰唆地多讲。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这便是船。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但在我的故乡那里这些都没有,除了在城内或山上是用轿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两种,普通坐的都是“乌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别的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所以我就可以不说了。乌篷船大的为“四明瓦”(Symenngoa),小的为脚划船(划读huá)亦称小船。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圆形的,用竹片编成,中夹竹箬,上涂黑油,在两扇“定篷”之间放着一扇遮阳,也是半圆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就称为明瓦。三明瓦者,谓其中舱有两道,后舱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橹,大抵两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则无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约可以使你直立,舱宽可以放下一顶方桌,四个人坐着打麻将,——这个恐怕你也已学会了罢?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舷上,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浪,或是坐得稍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不过你总可以不必去坐,最好还是坐那三道船罢。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回总要预备一天。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柏,河边的红寥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偏门外的鉴湖一带,贺家池,壶觞左近,我都是喜欢的,或者往娄公埠骑驴去游兰亭(但我劝你还是步行,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薛荔的东门来,倒是颇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静,你往杭州去时可于下午开船,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这一带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只可惜讲维新以来这些演剧与迎会都已禁止,中产阶级的低能人别在“布业会馆”等处建起“海式”的戏场来,请大家买票看上海的猫儿戏。这些地方你千万不要去。——你到我那故乡,恐怕没有一个人认得,我又因为在教书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谈闲天,实在抱歉而且惆怅。川岛君夫妇现在偁山下,本来可以给你绍介,但是你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恐怕已经离开故乡了。初寒,善自珍重,不尽。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夜,于北京。喝茶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英文译作Teaism),而且一定说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观罢了。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葛辛(George Gissing)的《草堂随笔》(原名Private Papersof Henry Ryecroft)却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东方饮茶已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则我殊不以为然。红茶带“土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 of Bvok up tea,1919)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工夫茶者自然更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可吃的东西应当是清淡的“茶食”。中国的茶食却变了“满汉饽饽”,其性质与“阿阿兜”相差无儿,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的“羊羹”(据上田恭辅氏考据,说是出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尤有特殊的风味。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必以供客,其利益为“堂倌”所独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在南京时常食此品,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虽也曾尝试,却已忘记,所记得者乃只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式,因为一到即罄,次碗继至,不遑应酬,否则麻油三浇,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欢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乡昌安门外有一处地方名三脚桥(实在并无三脚,乃是三出,因以一桥而跨三汊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制茶干最有名。寻常的豆腐干方约寸半,厚可三分,值钱二文,周德和的价值相同,小而且薄,才及一半,黝黑坚实,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脚桥有步行两小时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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