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想哭,但更想喝一杯奶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30 22: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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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塔拉·拉尔(Tara Lal)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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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想哭,但更想喝一杯奶茶

虽然很想哭,但更想喝一杯奶茶试读:

有人有自杀倾向时,该做/不该做的事

该做:

·问对方现在的感受如何。

·倾听并表示支持,但不要评判对方。

·提到“世界”并询问“你有没有自杀的想法?”

·让对方知道你关心他/她,并想要提供帮助。

·知晓情况然后提供帮助。

·陪伴。如果你不知道该说什么,倾听就好。

·鼓励对方去寻求帮助并探索所有的解决办法。

·问对方你该如何帮助他/她。

·让对方处在安全的环境里,拿走可能会造成自我伤害的东西并确保他/她一直处在有人陪伴的状态。

·协助他/她写一份关于生命中积极的事物以及在乎的人的清单。

·注意警告信号,比如不寻常的行为变化或者对方说类似“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之类的话。

·寻找可以提供的帮助。

·如果对方同意,陪伴他/她赴约。

·与对方一同建立一个支持计划,罗列好朋友及家人的联系方式,心理健康热线电话及24小时服务热线。

·让对方知道有自杀的想法是需要精神治疗的。

·参与公认的自杀预防培训课程,比如LivingWorks的ASIST。不该做:

·评头论足。要知道感受是没有对错的。

·避免谈论关于自杀的话题。

·对对方的话表现出震惊。

·告诉对方怎样是对他/她最好的。

·教育对方人生的价值。

·试图用内疚或威胁防止对方自杀。

·发誓保密。

·试图获得对方的允许后再寻求帮助。

引言

达令赫斯特消防局,悉尼,2009“嘿,大熊。什么时候可以吃饭?”“预计开饭时间是7点左右。”

此时我正在水槽边削土豆皮。别误会,不是因为我是唯一的女性所以要我做饭,只是刚好轮到我而已。我们按照资历轮流下厨,而我在比较靠后的位置。第一个是我们的老大,也就是局长;然后是老家伙,外号间谍。之所以外号叫间谍,是因为他叫史密特,跟史密斯只差一个字。他在局里干了四十年,间谍这个外号也跟了他四十年。

我是“大熊”。

我的外号是从守门事件得来的,那时候我差不多已经在消防局工作一年了。守门呢,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站在消防局门口,站在消防车正前方,观察世界的变化。说得更具体一点儿,就是点评周五和周六晚上经过国王十字区的女孩们。作为一名女性,这个癖好就好像看着水壶里的水烧开一样有意思,但这件事,能让男孩们,也就是剩下的所有人都乐此不疲。

在这样一个有意思的夜晚,女郎派对随之而来。虽然女郎们总是喜欢消防员,但让我难受的是这个理论对女消防员来说并不适用。那时差不多是深夜1点钟,我回到房间里打算在下一次警铃响起前小憩一会儿。周六晚上总是很忙碌。我躺了大概一个小时,闭着眼睛极力忍受门口女郎们的尖叫,还有男孩们的调情,最后终于忍不住了,爬起来非常礼貌地问他们能不能声音小一点儿。但根据男孩们的描述,当时我给了他们一个死亡凝视,吓得他们大气都不敢出,调情也停止了,愉快的夜晚也随之消失了。他们说我就像灰熊一样可怕,大盖兹指出我在饿了或者是累了的时候就会变得十分可怕,所以,我就成了大熊。

受不了他们时,我就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那次女郎派对之后,我的房间就被称为我的洞穴了。男孩们会相互警告,然后自鸣得意地打趣称只要带着蜂蜜和浆果,他们就能安全地进入洞穴。很快,消防局里出现了各种各样与熊有关的小物件:我的工作证上,我的储物柜上,以及任何他们能想到的地方。

几乎每个消防员都有绰号,有的很可爱,有的又很讨厌。相比之下,大熊也没什么不好。

在消防局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那就是当你不小心做了什么,哪怕是一点点不好的事,或者是有任何怪癖不幸被发现,就会被人揪着不放,然后这件事就会像影子一样跟着你。

有一次我给自己泡了杯茶,但忘记给其他小伙子也泡一些。从火灾现场回来后,我看见餐厅的白板上贴了张森林火险等级表,有个箭头指向“极强”,下面写着“塔拉:自我级”。从那以后,只要我做哪怕只有一点点自私的事,这张表就会出现。

这就是我们。此刻我正在水槽旁边削着土豆皮,间谍朝我走来,他满头白发,脸上坑坑洼洼满是战争的痕迹。“最好不要又是一个三文鱼饼之夜,大熊。”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晚。那是第一次轮到我做饭,我做了一些需要高超厨艺的三文鱼饼,想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但却犯了新人最容易犯的错——分量不足,最后有个男孩不得不去买鸡肉汉堡充饥。“三年了,我还是对那件事耿耿于怀。”我笑着说。

随后警报响了,一如既往地越来越响。

我关了炉灶,放下手上的削皮刀,心里祈祷这是一次假警报。自动语音广播叫着:“水泵,协警。”“我们有跳高选手了。”老大对我说。

一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随后便意识到是自杀。警察经常给消防局打电话请求帮忙清理血迹。

我深吸了一口气:“在哪儿?”“十字街后面,斯普林菲尔德大道。”

我穿上黄色的裤子、夹克,戴上帽子,跳上消防车拉响警报,然后打开警灯出发了。这一连串的动作我已经做了无数次,但这一次的感觉却不一样。我感到胸口闷闷的,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了。

我们在警车旁停了下来,我看见了血迹。“去拿水管,塔拉,把它冲掉。”老大指挥道。

我走到消防车尾,拉出一卷水管。转身时,我看见地上有一副眼镜。于是我抬头看向楼上的窗户,脑海里,有一个身影爬到窗外,纵身一跃,然后身体垂直坠落到地面上。我感受到了一切,甚至是某一秒里闪现的后悔。身体撞在人行道上的力量好像撞击在我心里一般。

我拿着水管,僵住了。因为我回想起了另一个时刻,另一个国家,另一具尸体……

亚当。一万物皆有所归

万物皆有所归,就像美丽和色彩一样,当然也包括痛苦。不管痛苦有多深,我们都要找到它的所在之处,让痛苦回归源处。1

英国,1976年“谢夫,谢夫!”“嗯,嗯。”“谢夫,现在往哪儿走?”“呃……这个……等一下。”

爸爸重新从座位底下拿出地图,我们全家在去萨福克度假的路上。“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地图放在外面,谢夫?”“呃……这个嘛,嗯……让我看看……”“受不了你!拿过来,让我来看!”

妈妈转过身,一只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去够地图。我们三个在后排不安地坐着,一声不吭。因为年纪最小,我被安排坐在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最容易被妈妈的怒气牵连,很久以前我们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中间的位置是后排她唯一能够得着的地方。

我们越来越靠近马路牙子,前方的转弯也在不断逼近。而妈妈正看着地图,爸爸在一旁犹犹豫豫,我也选择保持沉默。“好了,布丽奇特,我可以的!”爸爸还在挣扎着想要夺回地图的使用权,而妈妈一直拽着不放。“妈妈……妈妈!”

我往前探过身,使劲拉住方向盘。妈妈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她迅速控制住方向盘,一脚踩在了刹车上。车内一片寂静,只有爸爸不紧不慢地说:“啊呀,布丽奇特,真希望你不要那么做。”

我很想接话说:“做什么?你是指撞死我们全家吗,爸爸?”当然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也被吓坏了。真理就是:妈妈很吓人。

非要追究的话,爸爸刚认识妈妈时都是他开车,但两年了他还是不会换挡。后来,在我大姐姐乔出生不久后,爸爸出了车祸,那时乔也在车里。就是从那时起,妈妈下定决心再也不让爸爸开车了。

妈妈和爸爸是在1966年4月,一个共同朋友的派对上相识的。那是在北伦敦的时尚中心,参加派对的都是电视节目制作人、学者和作家。他们隔着一间屋子看见了彼此,爸爸一下子就被这个金发碧眼,高挑貌美,有着一头齐肩卷发的伦敦女孩吸引住了。爸爸说她穿了一件白裙子,微微低着头,很明显对他的“挑逗”并不抗拒。随后,他开始谈论他最近看的书——伯纳德·马拉默德的《店员》,还谈起了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极力想要给她留下好印象,最后成功地要到了她的电话号码。第二天一早,妈妈就冲进英国广播公司,跟她的同事大谈特谈昨晚遇到的这个帅气的印度学者。妈妈在英国广播公司担任文献研究员一职,她对印度有一种着了魔的迷恋,非常渴望去印度旅行,而且就在前一年她已经独自去过一次了。谈起爸爸,她语速飞快,显得异常兴奋,很明显已经被这个印度学者征服了。当时她已经33岁了,有着一堆复杂的人际关系,有冒险精神又充满好奇心,与她古板的英国父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时,妈妈和她最好的朋友一起住在汉普斯特德盖顿新月街的一套公寓里。后来汉普斯特德成为伦敦的潮流中心,但还没有发展成为现在这样的高档豪宅区。爸爸第一次约妈妈时,一眼就看见了她们公寓壁炉架上的《店员》,心里乐开了花,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邀请她共进晚餐,又在国家电影院看了浪漫喜剧《棕榈树的故事》。他费尽心思想要说服妈妈让自己在她家过夜,但妈妈只是淡淡地笑着,温柔地送他离开。

从那以后,妈妈和爸爸的罗曼史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爸爸古怪的幽默感,他的才华,他的健谈和印度血统都深深吸引着妈妈。而爸爸则对妈妈的美貌、热情以及她对印度的热爱着迷,他们就像一对神仙眷侣。不久后妈妈怀孕了,爸爸微笑地回忆着,叙述着那年6月他们是如何在牛津的一个舞会上订婚的。妈妈的父母对她要嫁给一个印度人这件事惶恐不安,但这丝毫影响不了妈妈的决定。在她34岁生日时,他们在汉普斯特德的一个小教堂里结婚了。这个教堂像极了几年后我们一家人在里头泪流不止的那个教堂。

他们在南斯拉夫度的蜜月,截至目前,他们才相识不到四个月。第二天早上,爸爸穿着整齐的西装,打着领带,皮鞋锃亮,还戴着婚礼时戴的礼帽出现在沙滩上。妈妈被这样的场景逗乐了,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她第一次预感到了自己的宿命。

我们在北伦敦的一栋排屋中长大,沿着皇家自由医院向下走就能找到。爸爸妈妈,姐姐乔,哥哥亚当和最小的我,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妈妈!妈妈!”“怎么了,塔拉?”“乔把花生塞在亚当鼻孔里,现在拿不出来了。”“去找你们的爸爸,我在洗衣服呢。”

妈妈两只手在水槽中鼓捣着,拧着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衣服。据妈妈所说,这是因为我们买不起洗衣机。而爸爸则一如既往地陷在客厅的扶手椅里,埋头看着书。“爸爸!”

没有人回应。“爸爸!爸爸!爸爸!”

依然没有回音。“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我用尽全力地嚷着。

从扶手椅的深处传来一阵闷闷不乐的嘟哝声。“天,真是受不了!”妈妈生气地喃喃自语着,抓了条抹布擦了擦手,跟着我去了后院。乔正拿着根木条试图把花生剔出来,这真是此时此刻最完美的手术工具了。“乔安娜!你在做什么?”妈妈从姐姐手上抢过木条,在她屁股上结结实实地打了一下。“啊呀!”乔大叫着。“为什么他从来不会挨打?”就在妈妈忙着处理卡在亚当鼻子里的花生时,姐姐对着哥哥咆哮着,而我则站在一边焦虑地咬着嘴唇。

妈妈是家里的法官,也是顶梁柱。她做什么都很快,作为一个小孩,我只有跑着才能跟上她的步伐。她的手很有力,结实又勤劳,是那种你不想轻易触碰的手。而爸爸的手,虽然笨拙,但很细腻,柔软又舒服,让人想要一直握着。他们俩总是因为爸爸的慢性子和与世无争的性格发生争执。当然了,他们俩性格上的天壤之别让吵架变得很有意思。妈妈总是在咆哮,不停地尖叫和嚷嚷,而爸爸则是轻声地嘟哝,用他最标准的英语说,“我希望你不要咆哮,布丽奇特”,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妈妈坚持要传承全家露营的优良传统,爸爸却很不喜欢露营,尤其是在北苏格兰的荒郊野外遭遇大暴风之后。那一次妈妈和我们三个小孩与大风中翻腾的帐篷激战,多亏我们每人都牢牢地抓住帐篷的一条杆子死不撒手,不然它就要躺在爱尔兰海里了。那次我真的吓坏了,而那时的爸爸,却消失了好几个小时。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去找最近的商店了,回来时手里还拿着一包巧克力。他表达不满的方式就是吃巧克力,我们都认为这一点很棒,而且这是让我们更爱他的一个完美的正当理由。不用说都知道,爸爸的这个习惯让妈妈非常抓狂。

看上去,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稍稍有些让人着急的家庭,但其实,爸爸曾在我两岁的时候精神崩溃,然而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爸爸大部分时间都在与精神疾病做斗争,而当时的我并不知晓.“爸比……”爸爸安静地坐在扶手椅上,睁着眼但无精打采。“怎么了?亲爱的。”他轻声问。“爸比……要抱抱。”我抬头看着他,把手放在他的腿上。“现在不行,宝贝,爸比在休息。”他温柔的话语中带着一丝疲惫。

我依然看着他,眼睛张得老大,想要得到他的爱和关注。为什么爸爸不想抱我?我咬了咬嘴唇,不知道该怎么做。最终我决定爬到他的膝盖上,找一个让彼此都舒服的位置。爸爸一动不动地坐着,就像被封在玻璃盒子里一样。我把头靠在他的胸前,拼命地想要靠近他,但他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终于,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艰难地把他的胳膊抬起来架在我身上,凑合着算半个抱抱吧。

似乎我们两个人对这样的姿势都不满意,于是过了一会儿,我就从他膝盖上爬下来,跑进厨房找妈妈去了。

妈妈一如既往地忙碌,她一边打扫一边单手贴墙纸。“该死!”我听见她似乎因为贴错了一块墙纸咒骂了一句。

现在似乎不是要抱抱的最佳时机,于是我决定帮妈妈擦干刚洗完的碗具。我喜欢当她的小帮手,虽然我有些笨手笨脚。就在我努力躲避不被她的怒火殃及时,手里的碗滑了出去,掉在地上碎成了无数块。我惊恐地盯着碎片,然后迅速逃回客厅躲在最近的椅子后面。我知道妈妈能听到有东西被砸碎了,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厉喝着。我缩成了一团。

最终她还是看见了蜷缩在椅子后面的我,然后脸上的怒气消失了,因为她很诧异自己6岁的女儿居然害怕自己。她紧紧地抱着我,温柔地摇晃着、抚摸着我。我被满满的安全感包围着,这真是温馨的一幕。

我的姐姐乔是我们几个孩子中的老大,她就像儿童版的妈妈,意志力坚定,有些蛮横,还有点儿吓人。但她其实是个非常用心且考虑周到的人,只是我和亚当不常看见她的这一面。我们就是单纯地害怕她,拼尽全力地想要得到她的认可。

我们有一个吐口水的游戏,乔把我或者亚当用她的膝盖夹住,低下头在嘴里酝酿口水然后慢慢地吐出来。我可以看到口水从她嘴里出现,变成长长的一条,摇摇欲坠,而且越来越长。这让人浑身都不自在,我每次都祈祷上帝保佑她的口水不会碰到我。

面对这类游戏,我和亚当往往都团结一致,除了有些情况下需要明哲保身,我们才会选择站在姐姐那一边,拥护她的一切。有一次我们和爸爸妈妈朋友的一家一起度假。他们家有三个女儿,这对亚当来说非常不幸。当乔建议让亚当用尿把我们点燃的火浇灭时,我当然很明智地选择了支持她的提议,毕竟在孩子们当中,只有他能做到这件事。

有一次我们全家去海边度假,我们三个小孩在沙滩上挖了一个大洞。乔怂恿亚当爬进去,她和我一起往洞里填沙子。我们玩得很愉快,直到沙子埋到亚当脖子的位置,他发现自己动不了了。我看着他的表情从开朗的笑容变成极度恐惧后,自己也开始害怕了。乔似乎没有危机感,她被沙滩上长出一颗脑袋的场面逗乐了。直到亚当开始大叫,我们才疯狂地把他刨出来。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我爱亚当,他是我唯一的哥哥。他当时恐惧的表情在我脑海中多年都挥之不去。

从小,亚当和我就相互照顾,每次我要出远门时他都会给我写信。

亲爱的毛毛:

最近好吗?我们都很好。还没在邮箱里看见你的来信,但我相信它们已经在路上了,对吧?(疯狂暗示!)你肯定把钱都花完,用来买糖吃了!噢对了,你骑马怎么样?我都可以想象是马骑你而不是你骑马!你知道吗,我已经有,让我算算,整整十一天没见到你了,真是幸福呢!不不不,我还想再见到我的小妹妹。你走后家里都安静了许多。早上没有轻快的脚步声,也没有小脑袋从被窝里钻出来。我们都(不)想你(开玩笑啦),很想再见到小卷发(你)。

爱你的亚当。

另外,试着在舞厅里找个人跳跳舞吧。

我们经常玩一个游戏:一个人爬到另一个人的肩上,上面的人可以够到一小块儿客厅和餐厅间拱门的门檐。我们只能靠一点点指尖抓着门檐,所以说,这是个很危险的动作。如果是我站在哥哥的肩膀上,他就会在屋子里跑来跑去,留我一个人哆哆嗦嗦地凭借指尖挂在拱门上。直到我叫着要下来,他才会停下来站在我下面,再一次用肩膀支撑起我的重量。亚当和我非常默契地信任着彼此,我们从没有让对方掉下过一次。

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三个人都很和睦,快乐又幸福。没有人察觉到爸爸正被精神疾病一点一点地吞噬,就像有张黑色的大网将他团团围住。2

1931年,爸爸出生在班浦尔,印度北部一个熙熙攘攘的小村庄。家里有三个儿子,他是长子。回忆起在老家的那六年时光,他总是面带微笑。他会变得目光呆滞,然后温柔地点着头,躲藏在自己童年的港湾里,沉浸在那段宝贵的记忆之中。随后,他的脸会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悲伤笼罩着,因为那个诗情画意的家乡,那个完美无缺的家庭已经变得遥远,成了过去。

他不记得他的妈妈后来的行为变得很古怪。“不可能,”当他的弟弟提到妈妈会自言自语而且行为不正常时,他斩钉截铁地说,“她只是遇到了一个母亲该有的压力。”

爸爸6岁时,他的父亲决定举家坐船去英国。表面上是想要让儿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其实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改变帮助自己的妻子回归正常。我的爷爷曾在英国留学,是印度一个杰出又富有的国大党律师及顾问的儿子,印度前总理尼赫鲁都曾去过他们家做客。

我的爷爷努力在英国争取到了一份工作,随后便召唤他的妻子和儿子们跟随他一同前往。于是,1937年,爸爸,爸爸的妈妈和他的弟弟们登上了前往孟买口岸的破旧老火车,开始为期六周的旅行。虽然爸爸那时候只有6岁,但有些画面还是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记忆里:马耳他海湾湛蓝的海水,比斯开湾随处可见的救生艇以及到达英国时,欢迎他们的五颜六色的彩旗。“看!Maataaji!看他们为我们准备了什么!”他兴奋地用印地语嚷着,指着那些彩旗,丝毫没有注意到乔治六世的加冕礼,甚至连乔治六世是谁也不知道。

他们一家人住在伦敦南部的卡特福德,因为我的爷爷在这个地方行医。一到新家,爸爸就兴高采烈地从楼梯上跑下去,一头撞在一个年轻的英国女士身上,她是爷爷请来的家教。他用印地语跟她说话,但这个女士为什么不回答他的问题呢?只是说出一些奇怪的话,而且这些话语没有任何意思。他又走进厕所,困惑地盯着马桶,拉了拉冲水把,被突然冲出来的水吓了一跳。习以为常的生活就这样消失了,他沉思着。

不久,二战爆发了,我的爷爷被召进印度军队的医疗队。他坚信离开伦敦会更安全,于是举家搬到了贝辛斯托克。但在那里他们几乎与世隔绝,爸爸的妈妈也因压力太大而崩溃了。有一天,一枚炸弹在他们房子旁边的教堂里爆炸了,她惊慌失措地叫喊着,并让孩子们戴上成人防毒面具。爸爸回忆起这天时,总是闭着眼睛,用手把脸揉成一团,好像这样就能终止这段记忆似的。直到现在,每次开香槟时他都会离开。他会在暴风雨的天气里戴上耳塞,一个气球爆破都能让他像个被吓坏的小孩一样缩在椅子上。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觉得爸爸害怕气球这件事很滑稽,于是总是用气球捉弄他。

也许是那次爆炸,成为压垮奶奶的最后一根稻草。1943年一个周日的早上,爸爸醒来时发现他的妈妈行为有些疯癫,大喊大叫着,说着一些不成句子的话。他害怕了起来,出门寻求一个认识的当地牙医的帮助。各种医生和一些看起来是大人物的人来到家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爸爸的妈妈精神失常了。

爸爸和他的两个弟弟绝望地看着他们的妈妈以疯子的身份被带进精神病院,不久就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社会福利机构带走了这三个小男孩,把他们送进了最近的孤儿院。他到现在都还能清楚地记得在孤儿院的第一晚,那个他称为人间地狱的地方。12岁的他躺着,看着宿舍黑色的天花板,极力让自己不被周围的啜泣声影响。妈妈的眼神和她叫嚷的声音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他感觉自己在下沉,好像在一望无际的海里,周围没有救生艇,也没有任何坚硬的物品可以依靠,就这样被未知的未来淹没。他和弟弟们会怎么样呢?还能再见到妈妈吗?妈妈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她会表现得这么奇怪?

有一天,他在孤儿院的一个橱柜里找到了一些破旧的皮面书。他取出一本打开第一页,书中的词句带他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让他远离了支离破碎的现实。他把这些书读了一遍又一遍,书就是他在地狱中的天堂,只有躲在书里才有安全感。

哈丁夫人与爸爸家住在同一条街上。她的丈夫在海外工作,家里只有她和她的小女儿。偶尔她也能看见在这个街区走动的印度家庭。当她听到消息说这三个小男孩进了孤儿院后,便立即前去探望。刚踏进这个过度拥挤的房子时,她就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她扫视着整间房子,试图在一堆白人小孩里找到那些深色皮肤的男孩。她看见了我的爸爸,那时他正盘着腿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手里抓着一本书,两个弟弟紧紧地挨着他。哈丁夫人的心一下子就被他们那讨人喜爱的棕色大眼睛融化了。那一刻,她发誓一定要带他们回家,让他们被爱包围,把他们从地狱中拯救出来。于是在艰苦的战争期间,她收养了这三个男孩。

以后,爸爸更加沉浸在书里。阅读成了他的爱好与避难所,书籍能帮助他与现实抗争,让他逃离混乱又短暂的童年。

1945年战争结束后,我的爷爷决定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儿子回印度继承家产。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后,他把爸爸留在了英国,跟哈丁夫人一起,让他能继续完成学业,像爷爷那样成为一个医生。他最小的儿子也将成为医生,而二儿子沙姆,将会在印度参军。于是,三个儿子都努力地按照规划好的人生轨道不断奋斗。三年后,爷爷和他的妻子以及最小的儿子回到英国,他在伦敦老肯特街继续行医,而他的妻子,则不停往返于家与精神病院之间。爸爸22岁时,他的妈妈因为肺结核去世了。没有人告诉他妈妈离世的消息,因为他自己正在医院里与类似母亲当年一样的疾病抗争着。一年后他出院了,才知道母亲已经离世。

爸爸在少年时就有一些精神疾病,虽然我不知道是怎样的症状。后来他被诊断为患有分裂情感性障碍、躁郁症和抑郁症。因为母亲的缘故,她最小的儿子,我的叔叔萨马成了加拿大德高望重的精神病学教授。他的研究所正在研究环境暴露是如何在基因上“绘图”和“上色”的,并得出结论:情感和物理诱因能够一同对遗传印记产生影响,它们可以影响任何一个个体基因的表达。

我经常问自己,爸爸的心理抗争是从他妈妈那儿遗传下来的还是童年阴影产生的创伤,因为这个问题也同样适用于我的哥哥。

爸爸最终还是完成了他的学医生涯并成为一名医生。不管是什么病,他的建议都是“吃一片阿司匹林,睡一觉就好了”,而我们这几个孩子都觉得这样的答复简直滑稽极了。

值得庆幸的是,为了所有人的幸福,他做了一件对抗印度传统的事:爸爸无视了他父亲的期望,放弃自己的行医生涯,转而攻读神经生理学博士。

每当爸爸谈起他的研究时,整个人都变得兴致勃勃的,眼睛里发着光。他兴奋地告诉我们神经元如何传递信息,每个神经脉冲携带着一小部分有用的信息,这股美妙的信息流又是如何畅通无阻地从一个媒介传递到另一个媒介的。每到这些时刻,他都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短暂地从悲伤和遗憾中走出来。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能看到那个神秘的、热情洋溢的拉尔博士。

当爸爸专注于一件事时,他会变得很滑稽。每次他给我们讲他最爱的笑话时,自己都会先笑得前俯后仰。他往往是这么开头的:“你们听过健忘教授那个笑话吗?”“听过了,爸爸!”我们不耐烦地齐声回答。然而他从来不管我们,只顾着继续讲。“是这样的,那个教授一边走一边想着工作上的事,突然他意识到自己忘记了回家的路。于是他停下来向一个在路边玩耍的小女孩问路。”“你好,小姑娘。”爸爸用健忘教授的声音说道,“你知道怎么去康斯坦丁街115号吗?”“小女孩回答道:‘你太好笑了!爸爸!’”

每次讲到这里,爸爸都会笑到岔气,我们看着他,也跟着哄然大笑起来。

我们家里堆满了爸爸的书,任何可以想到的角落和缝隙里都有书。一般情况下书都是水平排列的,只有在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它们才会被垂直地堆叠,这让妈妈很苦恼。有一次我们出门度假两周,爸爸带了二十二本书并且全部看完了。我永远无法理解他是怎么做到的,更让人佩服的是,他记得所有自己看过的书里的细节。

每当爸爸变得沮丧时,我都可以察觉到。他会坐在那张舒适的棕色扶手椅上,而椅子因为常年承受他的重量已经有些变形。他的膝盖上没有书,就那么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地坐着。我说过,我不记得他第一次精神崩溃的样子,但成年后回溯起这段往事时,我发现它或多或少都对我们有些影响。我总会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阻挡着自己,就好像是一段我无法触碰的记忆。当我到了30岁时,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刚会走路时的一些画面涌现了出来。特别是有一幕,我从门缝里看见爸爸坐在医院病房的角落里,紧闭着双眼,身体不停地前后摆动。我想走进去抱住他,却被迅速带走了。我在想,这是一段真实的记忆吗?

到了10岁以后,我的记忆就变得清晰了。我清楚地记得妈妈带着我去精神病医院看望爸爸。我很紧张,不想要任何人知道我的爸爸在“疯人院”。好在医院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冷冰冰并且充满消毒水的气味,但这种感觉还是很奇怪。我环顾四周,想着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疯子……不,我爸爸不是。

他们拿走了他所有的剃须刀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爸爸对这点很不满意,因为他不喜欢电动剃须刀。当时的我只知道爸爸在医院,我们要去看他,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在日记里草草地写下:

爸爸很伤心。我讨厌他变得伤心,因为他伤心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安静,我总觉得这是我的错。3

妈妈很坚强,她做了所有她该做的事。做饭,打扫卫生,开车,采购,手洗所有的衣服。她很高,有着宽阔的肩膀和纤细的腰,而我变得越来越像她。她重新在社会服务领域找了一份工作,不仅要在工作上尽心尽力,同时又要肩负起家庭开支,还要抽时间爱我们,抱抱我们……总而言之,她尽自己所能让这个家在爸爸的疾病中以及后来他的崩溃中生存下去。

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她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在我的记忆中,只看到她哭过一次。那天,乔和亚当打碎了她的雕塑,那是一个站在海边岩石上的金发女孩。雕塑叫作《海风》,是外公送给她的,他说一看到这个雕像就会想起我的妈妈。我们都知道这是她最心爱的东西,她跟我们说了无数次要小心,不要打碎它,然而我们喜欢打台球。那天天黑,球打偏了,于是我们惊恐地看着妈妈的雕塑从壁炉架上坠落,掉在地上碎成了碎片。大家相互看着对方,谁也没有说话。随后乔和亚当吵了起来,他们争论着这是谁的过错,又该由谁去告诉妈妈。我深深地松了口气,还好不是我扔的那个该死的台球。我们都知道罪魁祸首会被揍一顿,但结果比这还要糟糕。妈妈没有打我们,她哭了。

爸爸和我都害怕妈妈。记得有个周六的早上,爸爸被强迫地跟着我和妈妈一起去英佰瑞超市采购一周的食物。我们在一堆周六打折日大采购的妈妈们中排着队,手推车里装得满满的。轮到我们时,年轻的收银员说:“25磅零25便士。”“不可能,”妈妈强势地回击,并且瞪着那个女孩,“你肯定多收了。”

而我和爸爸都盯着自己的脚不敢抬头。“布丽奇特,别管它了,没关系的。”爸爸温顺地说。“你再全部称一遍。”妈妈明确地表示,并完全无视了爸爸的话。收银的女孩翻了个白眼,但还是开始一件一件地重新称重。等待付款的队伍中不停地有人发出啧啧声,疲惫不堪的妈妈们在我们身后越聚越多,至少有20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我和爸爸沉默不语,羞愧地站着一动也不动。最终证明我们被多算了1磅20盎司,真是一笔巨款。“我说吧!”妈妈耀武扬威地说道。当然,我和爸爸非常乐意多付1.2便士,而不用这样难堪。

只有一次,我目击了爸爸在争论中回击了妈妈。那是在车里,他们正在进行日常的“车论”。这一次,就在妈妈一如往常地对爸爸进行长篇大论的批判后,爸爸突然厉声说:“停车,把车停下来!”

妈妈被爸爸不寻常的强硬态度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把脚踩在了刹车上。车都还没停稳,爸爸就已经打开车门,抓起他的书走了出去。“就这样吧,布丽奇特,我受够了!”

他头也不回地往前走,虽然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要走到哪儿去。我们三个坐在后排眼睛瞪得老大。“爸爸,求你了回来吧!”我喊道。

妈妈沉默了片刻,似乎是在思考该如何处理丈夫这种不寻常的行为变化。随后她也下了车,走上前去向爸爸道歉,这个行为对她来说就像爸爸的反抗一样不寻常。

我知道妈妈也有温柔的一面,但她很少展现出来。她也可以很有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出去度假,她躲在一堵墙的后面捉弄我们。我们都在好奇她去哪儿了,直到看见她的脑袋慢慢从石砖后面钻出来,先是一小撮金色的卷发,然后是她的眼睛,看起来高兴又鬼祟,接着是鼻子,嘴巴,她就像一个卡通人物一样,只有头是看得见的。

我们几个孩子咯咯地笑着,盯着这个捣蛋的妈妈看看她接下来要做什么。她静止了一会儿,又慢慢地把头钻回墙后面。过了一小会儿,她又把头钻了出来,重新做了一次这个平时不会出现的傻表情,然后像小丑大王马歇·马叟一样鬼鬼祟祟地踩着虚构的台阶走了出来,我们都笑得摔到了地上。

我喜欢看见妈妈笑,但因为爸爸的疾病和家庭的负担,她的笑容已经不常见了,她似乎总有做不完的事。

后来情况变得更糟——妈妈生病了。我8岁时,她查出左边乳房里有个肿块,但她没有马上做出反应,因为她害怕了。我的妈妈,居然也会害怕?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毕竟她一直都那么坚强。

她做乳房切除手术时,安排我们住在诺森伯兰郡的舅舅舅妈家。我坐在桌子前,从没有如此认真地写过康复卡,还在信封上画了一连串的小脚丫,希望即使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能找到回家的路。

我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妈妈生病了,知道她得了癌症。我知道有人因为癌症死掉了,但妈妈不会,她会好起来的。

她在手术期间,我们会去皇家自由医院探望她,还会帮着给她烤一些蛋糕,沏一些茶,但我并没有完全理解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我要乖乖的,不能捣蛋。妈妈生病了,这意味着我们要帮助她,对爸爸也是,即使他看上去并没有生病。他的外表看不出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所以我们无法理解,更不知道要怎么帮助他。

一天晚上,妈妈在医院,我和爸爸待在家里。他在工作,我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塔拉,该去医院看妈妈了。”爸爸坐在屋子的另一头嘟哝着。我翻了个白眼,《家族风云》8点钟就要开始了,而且这一集很精彩,马上就要知道是谁杀了乔治·罗斯·尤因了,我不想因为去医院而错过了好戏。“我想待在家里,爸爸。《家族风云》开始了。”“你确定吗,塔拉?”“对呀,我明天再去。”我在心里叹了口气,窝在沙发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电视。

夜里爸爸从医院回来了。“你妈妈有些沮丧,塔拉。”“为什么?”虽然我知道答案。“因为你没有去看她。”“噢。”我答道,心里很愧疚。于是第二天,我做了个蛋糕带到医院。妈妈什么也没说,但我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出她的失望。从那天起,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自私。

我能记得一些妈妈生病时的事情,但这些记忆中没有任何附加的感情,只是单纯的记忆而已。当妈妈戴起假发时,我只记得自己觉得她还没到戴假发的年纪。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很难看,而且会让我难堪。我从来没有想过失去那头金色的卷发,或是左胸,对妈妈来说是怎样的打击。

她有一件用其他材料包着左胸的泳衣。她跟我说这样就不会看起来那么明显了。我觉得它看起来很奇怪,尤其是妈妈要自己把这块布缝上去,而且这块布是紫红色的,带着白色的小花图案,而妈妈的泳衣是深蓝的。

这些就是我能记得的事。只记得她生病期间的这些特征,而不是她的病痛或是心理创伤。4

我向来不愿意妨碍别人或是让人讨厌。我看见了妈妈身上的重担,却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帮助她,于是我选择了退缩。我尽可能地避免冲突,不愿成为焦点。

在学校,我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乖孩子。从来不犯错,也避免让自己受到关注。当老师在教室里表扬我,选我接受国家顶级体育教练的训练时,我尽可能地把头埋进桌子里。越是退缩越让我有安全感,而表现良好是我知道的唯一能帮助自己的途径。

想要挑着这样的重担前行,而且是持续前行,总要付出代价的。妈妈不只是一个母亲,还是一个父亲,一个工作者和一个病人。太多的事情把她的生活榨干,几乎没有空间让她展现自己柔软的一面。

为了生存,她顽强地抗争着。她开始吃素,突然有一天我们就开始吃生西葫芦和菠菜沙拉了。有一天我急匆匆地跑进客厅想要问她我的T恤在哪儿,却发现她正坐着冥想。每天她都要喝三杯胡萝卜汁,连手指都变成了橘黄色。家旁的杂货店老板看我们总买胡萝卜,于是问我们是不是养了只驴。而我,只是觉得这一切都很奇怪。

讽刺的是,我的爸爸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妈妈却拼尽全力让自己活下去。

妈妈努力地与病魔抗争着,却还是阻挡不住癌症,这一次,癌细胞转移到了肝脏上。

那天我们全家去威尔士露营,我们要去一个能提供食物的地方。真是太棒了,我心想。

如往常一样,妈妈开车载着我们。“我们在这儿停一会儿,休息一下。”妈妈转过身对着我们说,“你们想不想来杯奶昔?”“太好啦,妈妈!”

真是越来越棒了,我想,因为她一直都不允许我们喝奶昔。

妈妈走进了服务区的洗手间,我们喝完奶昔也没有看见她出来。我的兴奋渐渐被担心取代。“妈妈怎么去了那么久?”“她有些不舒服。”爸爸回答。“噢。”

他没有再说什么,但看上去很担心,这让我感到害怕。我们三个安静地坐着。

大概一小时后,妈妈出现了。我看见她的皮肤因为黄疸病变得蜡黄,四肢浮肿,头发稀疏。虽然她一直很努力地想要掩饰自己的病情,但此时此刻,她什么也隐瞒不住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生命被癌症一点点地夺走。

我们回到车上继续赶路,妈妈什么也没说。从她生病到现在,她从未抱怨过一次。当她知道自己癌症复发后,她第一次坐下来,和我们谈论了死亡。当时我只有12岁,我满脑子都在思考:你在说什么?你不是在接受治疗了吗?你会好起来的,是有人因为癌症死掉了,但你不会的,你是我的妈妈,你不能死,你不能!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忍不住地放声大哭。他们打电话给爸爸让他来接我回家,但他自己已经疾病缠身,无法为任何人做任何事。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悄悄地哭着,妈妈听见我的哭声,走了进来。她试图安慰我,却无法承诺我最想听到的那句话:她会一直在我身边。

就在那一刻我第一次感觉到也许她不会好起来了,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个安全的地方。“消失”这个词飘浮在空中,我拼命地想要把它赶到云层之外。

在她生病期间,只有一次,我看见了她的绝望。那一次爸爸叫我们去他们的房间,我看见妈妈蜷缩着躺着。爸爸坐在床沿上,弯着身子,手放在她的肩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妈妈,她看上去很憔悴。“你们的妈妈有话想跟你们说。”爸爸轻声说。“我觉得死神就快要出现了,可我不想离开你们……”妈妈的气息很微弱,犹豫不决地说出这句话。

我们的回答非常能突显我们各自的性格。

姐姐坚强又理性:“妈妈,你要相信自己会好起来的,要坚强,要与病魔抗争。”

哥哥站在床边,在心里消化着眼前的一切。

我只是靠在妈妈身旁,哭泣着。5

电话响起时,我正在和最好的朋友凯蒂玩桌游。是爸爸,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不对劲。“塔拉……嗯……我觉得你需要来医院看一下妈妈。”

凯蒂和我走到街上,两个13岁的女孩谁也没有讲话。因为我明白即将发生什么,她也明白。我们一直没有交谈,但我深深地预感到,这将与几年后那种让我难以忘怀的感觉一样,成为我灵魂的一部分。

我在十字路口和凯蒂道别,心神不宁地继续往医院走。

妈妈躺在医院的床上,意识并不是很清醒,看上去很疲惫。一位护士拉上了我们身后的帘子,我站在床边,就这样站着,看着。妈妈含糊不清地说着一些话,努力让自己的眼睛不闭上,并且她还在试图安慰我。我无助地坐下,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眼泪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她就要离开我了,就这样慢慢地离去,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妈妈去世的那个周末,亚当和他的队友们正在达特穆尔参加远足比赛。主办方锁定了他们团队的位置,然后用直升机把亚当送回了伦敦,当时亚当只有15岁。

那天晚上我从睡梦中惊醒,就再也睡不着了。有一种阴森感向我逼近,万一妈妈在我去看她前就去世了怎么办?我要再看她一眼。我要跟她告别,我必须这么做……

我焦虑不安地从床上爬起来,一点儿也想不起来谁在场,也想不起来谁带我去了医院,我的这段记忆一片混乱。

晚上的急诊室看上去与白天不大一样,很安静,压抑且不真实,好像在召唤死神的到来。我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告别,但我肯定说了再见,不然为什么我会在半夜去医院呢?这看上去很残忍,我竟然记不得那个时刻了,那个我最想牢牢记住的时刻。

亚当记得自己跟妈妈道了别。很久以后,我找到了一张从A4大小的笔记本上撕下的纸片,一头写着一串数学方程式:

x/30+x=7/13

13x=7(30+x)

13x=210+7x

6x=201

x=210/6

另一头是亚当细长的字迹:

致我所爱的人。

给妈妈的爱。

对一具将要踏入死亡的躯体,我能做的只是陪伴和目送。心如死灰,复杂的情绪让我流下眼泪,我心爱的人正在我眼前消失。此刻的她这样平静,这曾经是一个多么疯狂多么努力与疾病做抗争的母亲。灵魂的绞刑架就在我眼前,我将永生背着它前行。

他的文字生动地捕捉了离别的瞬间,那种瞬间就像有什么东西砍断了你与生活之间的那条绳子,那条把你与自己所爱的人,与周围的世界甚至是与你自己拴在一起的绳子。它一旦被砍断,你只能无助地挣扎着飘浮在空中,永远无法触碰到地面,然后与一切都分离了。它强行将紧握在手中的绳索砍断,两个心心相印的灵魂被残忍地分开,就这样给另一个灵魂的一生埋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痛。

第二天清晨我醒来时,被告知妈妈在几个小时前已经去世了。她临终时是她的弟弟米切尔陪伴在她身边的,因为爸爸无法面对这件事。我不记得是谁告诉我她走了,是舅舅吗?还是舅妈?或者阿姨?我只记得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反应。“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

对于一个13岁的女孩,我觉得这是最成熟的回答了。妈妈不必再遭受痛苦,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但失去妈妈有什么好高兴的呢?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有怎样的表现。什么时候我才能笑呢?妈妈去世时,我该做什么?没有人告诉过我。

关于妈妈走的第二天,我的记忆是断断续续的,朦朦胧胧,模糊不清。我不记得那种伤痛,只记得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比如舅舅家那只叫苏西的狗,它一直趴在楼梯底下发出呜呜的叫声,不让任何人靠近。我一直想着要如何看起来像个大人,比如去葬礼要穿得得体。为什么乔就能心安理得地穿红色衣服去葬礼,而我却连铁青色都觉得不合适?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关于葬礼,我只记得两件事。第一件事,我记得自己在努力地憋笑。舅妈在我身边用五音不全的嗓音唱着缅怀曲,我应该很悲伤才是,却在一旁拼命地憋住笑声,这与现场悲伤的氛围真是太不协调了,连我自己都斥责自己。第二件事,火葬场。我站在那儿,看着棺材被放上传送带,穿过那道帘子进入了火海。我想要冲过去抓住它,把它拉回来。我绝望地四处张望,没有一个人来阻止这件事。为什么?难道他们没有看见她就要不见了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我没有准备好跟她告别吗?你们为什么就这样站着旁观,什么也不说?我在心里无声地喊着“不不不不不……快回来,不要离开我”。我想要冲向它,冲向妈妈,抓住她,和她一起进入火海。只要不失去她,我愿意做任何事。但我没有发出一点儿声响,身体也没有动弹。我觉得浑身发麻,被感情的枷锁束缚着,内心充满了恐惧。我就这样站着,悲痛欲绝又无可奈何。6

爸爸的行为举止变得很奇怪,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过,好像被一种疯狂的快乐附身了。他不停地说话,滔滔不绝而且非常兴奋,完全不像以前的样子。好像妈妈的离去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还赋予了他无限的能量与激情。他计划着如何过新的生活,比如去餐厅吃饭,去寻找自由,规划着怎么花钱。我从没有见过他像现在这样。

渐渐地这种狂热演变成了妄想症。我记得那天我坐在最高的台阶上,抱着自己的腿,把头靠在膝盖上听着爸爸的声音逐渐变得愤怒。“他们在跟踪我,我告诉你,是真的!他们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都知道!”

随后是邻居困惑的声音:“谁在跟踪你,谢夫?”“他们监听我的手机,他们所有人,他们在偷听。”“没有人在跟踪你,谢夫。”

我回到房间里,觉得很难受,又有些困惑。后来我才知道他认为自己被俄罗斯间谍跟踪了,而这只是他的妄想症中很小的一部分。17岁的乔听见了更多:他对她说他要搬到乡下做一个隐居的酒鬼(很奇怪,他从来不喝酒),然后他要把房子卖了,但不是为了钱,他说钱不重要,他要把收益都捐给印度的一家慈善机构。

葬礼期间,爸爸的弟弟也从加拿大赶了过来。他只看了爸爸一眼,就认定应该马上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之后,我们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一年后,爸爸可以在家里过周末了,后来慢慢地能待得更久了。

妈妈在去世前尽自己所能地做了一些准备,这样在她去世后我们就不会变得孤苦伶仃。我们都是未成年人,她不希望我们三个分开,或被陌生人照顾,她很担心我们的未来,因为她知道爸爸没有能力照顾我们。没有人知道或能猜出她去世后爸爸会有什么反应。

她为我们安排了家庭治疗。我觉得这些疗程很奇怪,就好像这个治疗师——一个总是在头上扎圆形发髻的高大女士,总是想要入侵我们的家庭。她固执地认为我们应该被分开寄养——我应该去最好的朋友凯蒂家,亚当应该去隔壁邻居家,而乔则应该去转角那个常和我们一起出去度假的那家人的家里。

她问我想不想和凯蒂以及她的家人一起生活,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不想得罪任何人,但我的内心在大喊着“不”。虽然凯蒂和她的家人都很好,但这不一样,因为他们不是我的家人,我只想要自己的家,我想要我们一家像以前那样生活在一起。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呢?但我什么也没说出口。

在妈妈去世前她嘱托了她的弟弟米切尔和弟弟的妻子玛格丽特在爸爸无法顾及我们时照顾我们三个。妈妈跟舅妈关系很好,她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在她去世的前几个月,她们几乎天天交流。

虽然舅舅和舅妈是我们的法定监护人,但他们住在纽卡斯尔,离我们有几个小时的车程,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的孩子要抚养。但他们依旧竭尽全力地保护着我们,想要让我们三个人待在一起,甚至不惜上诉到高等法院。

最终,大家商量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因为没有人知道爸爸要在医院待多久,乔虽然是个未成年人,但也已经17岁了,所以大家决定将我们家的一个房间租出去,我们三个每天去邻居家吃晚饭,每个周三晚上我要待在凯蒂家里。

乔总是选择去她男朋友家吃饭。那个时候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和亚当一起吃饭。我希望我们三个一直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终于,爸爸可以回家过周末了,但他的狂热还没有完全消退。他一回家就想每天晚上都出去吃饭,这让我们觉得不舒服,我们一直都是跟着妈妈的节奏生活的,每周只有一次奖励——周六早上可以吃一个林迪茶室的奶油松饼。

一天在吃早餐时他对乔说:“我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我们要办一个晚宴!”他的语速很快,眼睛里闪着光芒。“乔安娜,就由你来帮我举办吧。”“但是爸爸,我下周一有考试。”乔正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我们要邀请所有认识的人,再请一个承办人,亚当和塔拉可以供应酒水。”“爸爸,真的要这样吗?”“我要穿我的黑天鹅绒外套,配什么样的衬衫和领带呢?淡紫色衬衫和粉色领带怎么样?”

爸爸在一个回家的周末举办了晚宴,他的确穿了那件黑天鹅绒外套,搭配着浅紫色衬衫和荧光粉的领带。每个人都礼貌地微笑着,喝着酒,看起来很愉快。第二天爸爸就回医院了。

我是不是在担心他会发疯呢?看见他这样开心我觉得释怀吗?我有没有因为妈妈才刚去世而他却在这里举办宴会而生气呢?这些我都不知道。

后来,他在医院待了一整年。我记得我去看他,穿过医院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前台接待处很安静。我穿过走廊来到他的病房,透过门上的玻璃窗我看见他弓着腰背对着我坐在床尾。

靠近床边时我有些害怕,因为不确定坐着的是谁。记得上一次我看见他时他还因为刚从图书馆借到新书而兴奋不已。“爸爸?是我。”

没有人回应。“爸爸,是我。”

他抬起头用空洞的眼神看着我,眼里没有爱,甚至好像都不认识我。我弯下腰亲了亲他的脸,想要拥抱他,希望他能有所回应。他犹豫了一会儿,缓慢地举起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背。“你觉得怎么样,爸爸?”我想给他一个微笑,但他并没有看我,只是一直盯着自己的脚,随后闭上眼睛,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爸爸,我拿了伦敦校园运动锦标赛跳远第一名,他们还把这个事写到了报纸上,但把我的名字写错了,写成了塔拉·霍尔。”“真棒,亲爱的。”他的声音轻到我几乎听不见。

我回到家,拿出妈妈去世前给我的白色信封。她给我们每个人都写了封信,让我们在她去世后有个能保存的东西,一个可以握在手里的东西。我拿着这封沉甸甸的信,盯着自己的名字,是妈妈的笔迹。一滴泪水从眼眶中溜了出来,打在我的脸颊上。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打开这封信。眼泪肆无忌惮地流淌着,几乎要弄脏信上的字迹。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苦苦搜寻着答案,收集着妈妈的爱,在字里行间找寻她温暖的拥抱。

塔拉,我亲爱的宝贝。

真希望你能在很久很久以后才会读到这封信。我想给你们每一个人都写一封信,让你们能够时不时地想起我这个曾经的妈妈。亲爱的,我让你失望了,只陪你度过了一小段人生。你会想我的,我想你应该会的,但当你从最初的震惊和伤痛中恢复过来之后,我相信你们能相互照顾,因为我知道你们很在意彼此。我知道爸爸需要帮助,我也知道你会帮助他的,你会给他很多的拥抱。

我好想看着你长大,看着你结婚,然后有自己的孩子。这是所有母亲都希望看到的,但我没有这机会了。宝贝,不管你接下来的人生要怎么走,我只希望三点:第一,要幸福快乐;第二,要对社会有贡献,要帮助他人关爱他人;第三,要结婚,有自己的孩子。因为我知道孩子们会给你数不尽的快乐,就像你们带给我的快乐一样。

我缩在床上,想要从这封信中找到更多的智慧,更多的爱、情感和帮助。你去哪儿了,妈妈?我需要你,你快回来……

这些话在我的脑子里转来转去,我不停地寻求安慰却终究没有回音。我想从这封信中得到的太多了,我想得到人生哲学和对生命的启迪。我常常在想,妈妈的信会对我们三个人分别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的信没有落款,这是我们的家庭治疗师发现的。亚当的有,乔的也有,只有我没有。在这之前,这封信一直给予我安慰,但知道这件事后,它让我变得不安起来——难道我是被遗漏的那个?她写完这封信了吗?这是不是意味着她更爱亚当和乔?她还想要说些什么?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至关重要的爱意或指引?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敞开着这封神圣的信,每当我觉得在世间得不到关爱时,我都会在这封信中寻找爱与答案。7

妈妈去世的一年后,爸爸从医院回来了。虽然他的身体在家,但精神上他却在别处,好似有一根随时都有可能折断的线拴在他的脑子里。他像是在一个黑色的泡泡里,很难有人能靠近他,与他亲密相处。

每天,连活下去对他来说都是一件难事,更不用说养家或做家务。和他一起生活很辛苦,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他,就像他不知道该怎么照顾我们一样。

他回家的六个月后,乔去了诺威治大学,留下我们三个盲目地摸索着。我学着像妈妈那样给爸爸熨衣服,做饭,洗衣服。

妈妈去世后的一年,14岁的我开始进入生理期。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用卫生棉条。我买了一包十个装的卫生棉条,在厕所里待了一个小时,不知道该怎么用。我变得焦虑不安,为什么别人似乎都能正常使用而我却不会呢?也许是我有问题?直到浪费到第十个,我终于学会了。

我开始抽烟,只是为了努力适应现在的生活。虽然我经常斥责亚当和乔抽烟,不断提醒他们妈妈就是死于癌症。而爸爸当然不会注意,就算我在他面前点烟他也无动于衷。直到一年还是两年后,他看见我手里拿着香烟,惊讶地说:“唉,塔拉,我都不知道你会抽烟。”

我和朋友一起扫荡了家里的酒柜,因为我知道爸爸不会注意到这件事。一天晚上,在喝光所有的酒后,卫生间的场景就像医院病房一样:我的一个朋友醉倒在马桶上,另一个在水槽里,还有一个在浴缸中不省人事,而我是唯一一个站着的。就算喝完一整瓶伏特加,我也不会完全放松自己,不管有多醉,总有那么一股责任感支撑着我。

毕竟除了我,还有谁能照顾爸爸呢?后来我不得不教他一些最简单的事,以及一些日常基础知识,比如洗碗、扫地以及做饭,每件事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就像学会使用洗衣机。妈妈的身体状况变得糟糕后,她终于屈服买了一台洗衣机,但使用它对爸爸来说尤为艰难。我把每一个步骤清清楚楚地用笔写下来:

第一步:把白色衣服和其他颜色的衣服分开。

第二步:把衣服放进洗衣机里。

第三步:把洗衣机的门关严实。

第四步:打开盖子,倒一勺洗衣粉在最左边。

诸如此类……爸爸不仅觉得这些步骤晦涩难懂,要逐条分析,而且还会不停地给出他的意见,认为制造商应该改善设备。三个小时后,他还没有分析到第四步,而真正的洗衣过程从这里才开始。我想我开始理解你以前是什么感觉了,妈妈……

有时候做作业我遇到难题,会忍不住找他帮忙,但总是徒劳无功。他会说一个小时的长篇大论,分析这个问题概念背后每一条可能存在的理论,最后只会让我更困惑。我本来只是想要一个“对”或者“错”的简单回答而已,真是太难了。

爸爸总是在全神贯注地处理传递到他脑子里的每一个信息,就算你在街上从他身边走过他也不会注意到。有一次,我的朋友打电话找我,爸爸对她说我出门了,要几个星期才会回来。第二天早上我进门时,他看到我后觉得很困惑。我们的邻居也曾笑着告诉我,他们曾看见爸爸提着一袋柴火在街上走,有一根木头从袋子底部的一个洞里掉了出来,当他发现时,很认真地掉头去把它捡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袋子里,又继续走。直到又有一根木头从那个洞里掉出来,他就再一次往回走,弯下腰把它捡起来,又耐心地放回自己的袋子里。他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掉着木头,邻居们都觉得很滑稽,而他从没有想过要去修补袋子底的那个洞。

你瞧,我的爸爸就是这么独特,是造物者创造出来的古怪又神秘的个体。他活在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比如他的女儿在哪儿,怎么用洗衣机等,这些信息都被丢弃了,它们并不占用他的大脑内存,他的大脑是用来处理更重要的信息的,比如大脑中的痛觉神经是如何对麻醉剂做出反应的,又或者是印度该如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就好像爸爸的大脑被设置在智能模式,所有接收到的任务都要经过认真的处理和分析。

而我想要的,只是让他变得“正常”而已。我总觉得没有归属感,所以一直努力穿“正确”的衣服。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伦敦,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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