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振海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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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固清怀试读：
自序
我出生在晋北的一个小山村，至今仍然说着浓重的乡音，经常梦到儿时的伙伴和那些春播秋收的往事。这里土地贫瘠，没有什么资源，但是祖祖辈辈的人们辛勤劳作，忙碌着那仅够维持温饱的希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很多时候，他们活的是一种精神。我知道自己愚笨迟钝，所以做啥工作都认真、执着；我喜欢读书，工作之余，把大量的时间用在读书写作上，如同我们那里的土地一样，即使下百倍千倍的努力，收获依然十分有限，但是我心甘情愿，起早贪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很多时候，我活的是一种信念。
我越来越清楚，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来自这片不声不响的皇天后土。
我成长在长城脚下，长城沿线是农、牧两大经济圈和文化圈长期对立交融的重要场所，它见证了从对峙分裂到团结统一的历史进程。我们的祖先有幸参与其中，并将衣食住行、风土人情留传至今。也许是司空见惯，对那道绵延起伏的“土墙”，我们很少予以关注。但是不管你关注多少，或者视而不见，它一直存在着，而且还将存在下去。
我不是地理、社会学者，我无法准确地将这些地理要点和它们背后包涵的社会寓意融会贯通地表达出来；我不是考古、民俗学者，以现有的知识存量和视野，不能系统地反映曾经在这里走过或者生存的各个民族的发展轨迹、融合状况。但我有一种冲动，我经常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思想行为、人情世故乃至民俗礼教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我想把这个话题展开，供有识之士深入探讨。我也经常自感有一种责任，一介书生不能为家乡打一眼水井，修一条马路，建一座寺庙，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学习的一点感悟表达出来，提醒那些致力于研究传统文化、民族融合的专家学者不该将这块饱经沧桑的土地遗忘。
我挚爱着这片土地，不经意地被群山沟壑、狂风黄土所感染，也被那些过往的翘楚人杰所感动，他们的人格品行就是我们放大了的人文脉络。自豪的同时，我经常鼓励自己应该静下心来梳理、整理，也许力量微弱，但总是有人在做。我自愿成为“有人”的其中之一，并坚持“总是”。
作家梦是很多人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书看得多了，也就对作家的概念以及成为作家的途径，有个大致了解。身边还有这样几个人，让我很感动也很佩服。右玉文联王泽民，年近五十，单身一人，单位12平方米的居室，除了巴掌大一片留作休息外，其余都是书籍。偶去探望，发现没有窗帘，他解释说晚上不睡，根本用不着。平鲁农民田富春，写完稿子，挎着褪色的皮包，从大山深处送到县里或市里编辑出版。前不久又见到老田，他一如从前的样子，还是挎着那个皮包……他们执着、虔诚。感动之余，感慨良多，我从他们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外人看来，这类人有思想，有个性，但更多的是清苦。没有简单纯粹、一根筋的精神，别说做文字，啥也做不好。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引用一句很时尚的话：与其取悦别人，不如快乐自己。
我不是专业作家，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大部分时间被阅读、思考和写作所占有，我深知必须尽心尽力做好工作，否则养家糊口便没有着落。世上的路有很多条，不少人想走捷径，事实证明，越想走捷径越走了弯路。任何作品的创作都有它的初衷，“回报”的念头一直指引着我，也成为我完成本书的最大动力。我下决心花费时间心力潜下心来查阅大量书籍资料，深入文化遗存、烽烟社会，还原最真实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感悟社会与人生的纠葛和融合。如果可能的话，我愿为更专业化的地方文化研究甘做铺路石、敲门砖，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准确的历史信息和有益的镜鉴思路，为推动地方文化繁荣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书名《北固清怀》。北固，即平鲁凤凰城北固山。清怀，清高的胸怀。源自北宋诗人苏舜钦《蓝田悟真寺作》:“旅食长安城，回遑奔走无停行。清怀壮抱失素尚，胸中堆积尘土生。”大致意思是说，我旅居求食在长安城，终日彷徨奔走没有停息过。早已没了年少时清高的志向和抱负，胸中堆积的满是世俗的尘埃。我想，古人的牢骚只能浸染岁月和风尘的倦意，而让人感喟的“清怀”不该只是年少的躁动，而当成为我们生命长河中涤荡心灵的不竭源泉。
清怀者，晋北古老辽阔却不平坦的土地，淳朴厚道、耿直坚韧的人民是也！
是为自序。2015年4月18日于朔州
引言
雁北地区在现有行政区划中已不复存在，但是作为一个地理名称，代表山西雁门关以北地区，既顺口又准确。如果坚持称之为雁北，不免又与原先的雁北有些混淆，本文姑且叫作晋北，代表区域大致涵盖朔州、大同。
在晋北与内蒙古相邻处有一个小镇，叫凤凰城。这里天高云淡，恬静悠然，喧嚣和雾霾从不侵扰，民风像气候一般四季分明，热情给予如春夏，冷肃执拗如秋冬。凤凰城，准确的说法，行政上叫凤凰城村。它的名字不久远，2001年始称。平鲁城为县府所在地，有文字翔实记载，时间上接续不断，从1725年设县，到1951年县址搬迁，共计220多年。不知从何时起，当地老百姓都叫它“凤凰城”，这样的叫法有两种出处：其一地形说，站在城内制高点北固山顶俯瞰，南城门为头，附近两口井似眼，左翼魁星山、右翼河谷山好像腾飞的翅膀，高翘的尾巴便是北固山；其二祥瑞说，相传明成化年间选址修筑城垣时，在北固山顶落下一只美丽的凤凰，人们视为吉祥之兆，百姓口口相传称之为凤凰城。凤凰城
天下叫凤凰城的地方不在少数，最远的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州府菲尼克斯，据查证该地炎热异常，以多彩的沙漠植物和印第安人的土著遗迹著称于世；最有名的恐怕是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那里依山傍水，沱江的水就像含韵的墨汁，听涛山的岩石仿佛情愁细腻交织的端砚，置身其中，不禁感悟：此地不出沈从文、熊希龄，实在有悖于情理。人们眼里凤凰城、心中北固山，绸缪得让人难以平静。镇江北固山，背靠长江，峭壁如削。面积不大，海拔不高，但文化遗迹移步换景，“甘露寺刘备招亲”、试剑石、祭江亭、鲁肃墓……，半部三国，东吴篇章，一览无遗。难怪辛弃疾触景生情，留下了不朽名篇《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里所说的凤凰城连同它的北固山，既不遥远，也不著名。它扼守在雁门关之北，静卧在内外长城之间，守望于杀虎口之侧。
深秋，与几位学者一起登临北固山。有人说，北固山居北像凤凰头一样高高翘起，尾巴应该在南，逶迤而去。随行的三晋文化研究会的工作人员解释，自古就有孔雀东南飞一说，故为向南腾飞状。问当地百姓，都答，明明是头向南，连这也看不出来？老乡的话不无道理，世上的好多东西光是看，又怎能看得出来？“孔雀东南飞”是一种文化，城南的“两口井”是凤凰的两只眼睛，不去走走，没有思考，朝南朝北真还没啥区别。第一章边城
文化的形成和特点与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晋北地区地域相对独立，内外长城将其包围呵护。明长城自居庸关向西，经该地南北边沿大致呈椭圆状展开，北线经河北张家口、怀安，山西天镇、阳高、新荣、左云、右玉、平鲁，到达偏关万家寨，称外长城；南线从居庸关出发，向西南经河北易县、涞源、阜平，山西灵丘、浑源、应县、山阴、代县、原平、宁武、神池，在偏关老营与外长城交汇，称内长城。地域上长期处于边缘，文化上以粗犷豪迈见长，封闭坚守，世代繁衍于此，所以人际关系简单却分外倚重。在这个地域内，别说一个市里不同县区的人们，就是相邻朔州大同两个市里的，只要坐到一起，不到三句，总有共识的人、共同的话题。中华文化本身就以“人情”为根基，地处塞外的晋北表现得分外明显。
晋北大部与内外长城之间完全契合，且长期处于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纷争对抗的前沿阵地，其显要的军事地位由来已久。巩固边防尤其以明王朝最为重视。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始终将该地视为拱卫京师屏蔽边防的战略要地。北京西面，内长城线上设六座著名关隘，自西向东为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称内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关为外三关。这六座关隘彼此互为联动，构成一个防御整体，成为保卫京都、守护中原的稳固屏障。
外长城一线从辽东到甘肃险要地段设置“九边”重镇，其中“大同边”“太原边”的防务就在这一区域。相对于内长城的“关”，外长城的关隘以“口堡”著称。晋北与内蒙古接壤的地方，如今叫“堡”的比比皆是：杀虎堡、得胜堡、威远堡、阻虎堡、败虎堡等。如同“虎”由“胡”演化过来一样，平鲁卫的“鲁”原先是“虏”。“虏”“卫”这些明显带有战争色彩的字眼，充分展现了这里所经历的那些金戈铁马的岁月。
明朝在蒙古（当时蒙古部落称鞑靼）边境一带设置四十余个卫所。按照明朝的军事编制，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所下设总旗、小旗。卫指挥官为指挥使，正三品（相当于现在副省级官员），千户为五品。卫衙内还设有镇抚，为从五品。单从卫所官员配置的级别待遇不难看出，朝廷对边镇的重视程度。
明史上有“北虏南倭”一说，北部边境鞑靼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是长期困扰大明江山社稷的两大问题。保卫北方疆域安全更胜于沿海的袭扰。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王守仁曾在他的著作中称：“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所谓四地指：大同、宣府、蓟州、辽东。它们在京城以北自西向东一线摆开，是明朝最重要的防守据点。“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大名鼎鼎的戚继光在扫平多年为虐的倭患后，任蓟州总兵扼守京畿门户14年。“师出必捷，威振绝域”，后颇有争议的李成梁任辽东总兵30年。明朝中后期，将原来的四个军事要地整合为两个大的“军区”：宣大、蓟辽。翁万达、王崇古（本书第四章所述“隆庆议和”的直接领导人）先后任宣大总督，谭纶任蓟辽总督。总督地位略次于当时的兵部尚书，有时还兼任兵部尚书。
平虏卫设立于1464年，属山西行都指挥使司，是“大同边”重要据点之一，初称老军营。境内分布长城108华里，下辖少家堡、大水口堡、迎恩堡、败虎堡、阻虎堡，后增设井坪堡、乃河堡、将军会堡和阻堡。卫堡开始为军事设施，后兼管民政等地方事务。平鲁凤凰城在平虏卫的基础上始建于明成化十七年，即公元1481年，辛丑牛年筑土城垣。1498年用砖包砌东、西城墙，内设点将台、校军场。1572—1574年用石砌南、北城墙，筑女墙、瓮城。1587年，筑南关土墙和坝门，土墙周长855米，高8米。从坝门到西城墙下，用石头砌水壕，壕长835米，宽7米，深2米，在西城墙下驻水口，水口石券洞，安有铁栅。从始建到补葺完备历时106年，城垣周长3150米，高12米，有东西南三门，分别为：东作、西城、南讹。城内建有四大街、八小巷，东街有衙署，西北街有军营、马铺，西南街建有草料场。
平虏卫的设立，凤凰城的修建，注定与时任最高领袖朱见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明朝第八任皇帝明宪宗朱见深年号成化，在位23年，终年41岁（1447年—1487年）。朱见深的朝代，用小说里的话说，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朝代”。
1447年，朱见深出生，两岁的时候，父亲出征打仗被俘，他被任命为太子；当了太子，除了奶奶派了个19岁的万姑娘伺候外，享受的基本上是孤独和冷漠；5岁时，太子被废，他被撵出皇宫；10岁时，随着父亲皇位的恢复，受尽欺辱、本性懦弱的他又得到了太子身份；1464年，18岁的朱见深当了皇帝，可他“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他将皇后、众嫔妃一律束之高阁，专宠35岁的万妃，一宠到死。凤凰城西门
下面几个年代与事件和平虏卫有关。
1464年，设立了平虏卫。这一年18岁的朱见深当了皇帝。
1481年，修建凤凰城。同时大兴庙宇。
事件一：鞑靼进攻边境。
当朝最大的当权太监汪直滥用职权，邀功心切，积极主动骚扰鞑靼和辽东，制造事端。1481年（凤凰城始建年份），鞑靼部落大举进犯边境。朱见深略知缘由，便命汪直亲自到宣府处理，加之同僚同声弹劾，从此汪直一贬再贬，直至销声匿迹。在中国历史上，太监乱政的实在不少，汪直也算不上臭名昭著的代表人物。但提到著名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知道的人一定很少。1477年，在朱见深的大力坚持下，在一帮太监的精心谋划下，西厂第一位CEO汪直闪亮登场，并在未来的不短时间内，汪直领导广大“干部职工”针对人的肉体，创造性地开展了多项极限试验，为世界情报特务史的丰富多彩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知是因为鞑靼入侵，还是原本就要加强边境防务，反正在这一年作为边境重地平虏卫，着手修建了凤凰城。
事件二：仙道之风盛行。
皇帝宪宗沉溺修道成仙，宠信方士僧道。有一个著名的方士叫李孜省，自诩能长生不老，宪宗深信不疑，很是器重，曾赏赐其两枚印章：忠贞和直、妙悟通微。并嘱咐有事可随时秘密上报。其不断受到提拔重用，官至左通政，从三品。属通政司，主要负责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臣民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1481年李孜省出任右通政，笼络僧人、太监等形成势力，干乱政事，权力在内阁大臣之上。皇帝一心成仙，大兴佛事，亲封大智慧佛、大慈悲佛、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等，不可胜计。在京城拆迁居民几百户，兴建了大永昌寺。上行下效，全国佛音袅袅，香火缭绕。
平虏卫建时属军事机构。在军事机构的核心位置北固山上，建有多座以道观为主的道教庙宇，直到清代才陆续建有佛教建筑，鼎盛时期共有18座之多。道教和佛教，不管以怎样的形式表述人们的愿望和信仰，应该说与当政者的执政理念不无关系。固山巍焕与翁万达
李白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叫作《子夜吴歌·秋歌》：
长安一片月，
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
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
良人罢远征。
尽管这首诗里有“平胡虏”几个字，但在有限的有关设置“平虏卫”的史料中，没有一点信息表明这个名称与这首诗有关系，也许，本来就没有那么复杂。兵荒马乱的时代，“扫平胡虏，护卫江山”就是最原始的出处、最直接的原因。
早些年前，北固山顶有一座用石头垒起的小楼，高约10米，小楼面向城内的一面较为平整，上有篆书竖写“固山巍焕”四个大字，那时庙宇殿堂已荡然无存，这四个字要么认不全，要么不好理解。后来山脚下修了山门，虽然山顶的小楼全部拆除，但“固山巍焕”仍然以横排列赫然出现在山门的正上方。
鲁迅先生曾说，翻开中国地方志几乎都有古八景、新八景这一说辞，即使没有实物实景，传说、神话也会凑齐。“固山巍焕”便是平鲁古八景的第一景。它不是传说也不神话，清代教授王旸题诗：曾经的北固山山门
北固山围平鲁城，
三台鼎峙自天成。
崚嶒磐石声名状，
巍焕层楼气象宏。
道路遥瞻惊突兀，
登临环顾羡峥嵘。
欣逢万国咸宁日，
永镇边疆拱大清。《平鲁志》记载，“固山巍焕”为明宣大总督兼兵部尚书翁万达所题。翁万达，广东潮州人，生于明孝宗朱佑樘弘治十一年，即1498年。也就说，翁大人出生时，平虏古城城垣已建成17年。1544年十二月，嘉靖帝调任时年46岁翁万达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偏、保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并令其“星夜兼程，赴镇任事”。
急调翁万达到任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其人执政经历丰富，既在中央机关历练过，又有基层工作经验，先后担任户部主事、郎中，广西梧州知府，四川按察使，陕西巡抚等职；二是嘉靖年间，蒙古俺答部南下侵扰不断，史料明确记载当时由平虏卫入侵的就有两次。1541年八月，俺答与其兄各率领万骑从平虏卫入边，深入太原一带作乱，山西副总兵丁璋战死。九月，再次从平虏卫入边，侵扰朔州等地。1542年七月，俺答率十多万骑兵从大同左卫入边，深入晋南，“掠杀男女20万，杂畜200万”，京城宣布戒严。1544年十月，俺答再度入边，直达河北完县（今顺平县），京城告急。第三，守护京师防卫的宣大一带地方军政大员多属平庸之辈，无担当大任之能。
宣大总督的驻地在朔州，翁万达上任后，多次深入前线巡视，称海拔1596米的平虏卫北固山为“最高峰”，足见其陡峭，且地理位置的重要。“固山巍焕”的提出应该在1545年年初，因为不久，为居中调度，侧重京城防务，他将宣大总督的驻地由朔州迁至阳和（今阳高县城）。从1544年十二月临危受命到1549年五月回京，翁万达在宣大总督任上共4年半时间，期间边境防务明显好转。
尽管翁万达的从政经历从南到北，从地方事务到军事作战，频繁易位，几度升迁，但没有资料显示他在江浙一带工作过。作为“文足以安邦，武足以戡乱”的朝廷重臣，翁万达即使没有去过镇江，没有亲临那个早已闻名天下的“北固山”，想必早有耳闻。
站在塞外的北固山上，面对俺答铁骑的常态化侵袭，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翁万达，对“固山巍焕”的理解一定会少一些文学的矫情，少一些对美好故事的追忆，多的是拒敌于外的担当，守土有责的气概。烟雨雁门关
最初知道“雁门关”是从身边妇孺皆知杨家将的故事中了解到的。对“雁门关”情有独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娘舅姓杨，据说是北宋名将杨业的后代，因此，除了敬仰之外，又增加了几分朦胧的亲近。
亲临雁门关是在一个烟雨蒙蒙的雨天。面对任何一处古迹遗址，沧桑是众多感受中不变的基调。雨中游历仿佛是给原本的沧桑沉重调和了更多的佐料，咀嚼与回味愈发浓烈。
前人留下的众多诗句中，足以证明雁门关的险要。《吕氏春秋》记载雁门为“天下九塞”之首。《山海经》说：“雁门山者，雁飞出其间。”傅山先生总结为：“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我经常这样想，人们通常所说的“塞外”“塞北”，指的就是这里以北吧。
雁门关有门三重：东门、西门、小北门。东门上筑楼台，曰雁楼，门额嵌石匾一方，横书“天险”，据传为唐武则天所书。西门上筑有杨六郎庙，门额嵌石匾一方，横书“地利”。小北门未设顶楼，但砖石结构格外雄固，门额石匾横刻“雁门关”三字。从东门望去，是郁郁葱葱的松柏林海。几千年来，曾经守边的将士们也许和我一样，站立在雨中的城楼上，透过连绵起伏的山峦，恋想着自己的家乡。当然，他们的责任更要时刻警惕着小北门外的那些个来自所谓“蛮狄外族”的侵犯。
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雁门关注定成为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相互对峙的前沿阵地。在雁门关发生的故事当数北宋杨家将与辽的战争最为广泛。谁也不知道从何时起，我们早已将辽国视为“敌国”，辽人视为“坏人”，杨业等人无疑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其时，早在五代时期，即公元938年，当权者已将燕云十六州，包括现在的雁北大部献给了辽国。距北宋雍熙北伐（986年）已有5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生活在北宋的朔州，我们便不是宋朝人，而是辽国人，并且是辽国京畿地区的臣民。因为辽国先后在北部建有五个国都，其中之一就有现在的大同，时为西京。雁门关外
历史是系统的，也是整体的。
身临古迹，感怀历史，客观全面比情感直觉更为重要。按照现在行政区域划分，雁门关属代县管辖。代县在雁门关东南大约40华里的地方。城内现存边靖楼一座。该楼比山海关靖边楼高15米，比嘉峪关城楼高17米，为中国木质结构最大鼓楼。它的正面和背面分别悬挂着“威震三关”“声闻四达”两块巨大的题匾。当年，杨业便任代州刺史。如今，雁门关附近除了有杨家祠，还有一个以杨家后代远近闻名的鹿蹄涧村，村里一多半都是杨家传人。
严格意义上讲，代县与雁门关，不论从地域划分，还是从文化底蕴层面看，都比关外的我们亲近得多。对身居晋北的人们，“有北无雁”的疑惑也就有了比较确凿的答案了。
明代兵部尚书王越对雁北这样描述：
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
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
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
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
历史和文化是相通的，有时甚至是重叠在一起的。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首先要熟知这个地方的历史。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来自何方，将走向何方”。
雁门关见证了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的交锋和融合。
从蒙恬北击匈奴开始，晋北地区就是汉中央政权与蒙古、鲜卑、辽、金等少数民族“拉锯”的地方。自公元396年鲜卑族人建立北魏迁都大同，到938年后唐将燕云十六州献于辽，再经辽、金、元、清，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族人，晋北地区属少数民族当政时间累计1000年以上。就算除了元朝、清朝大统治时期，雁门之北游离在中原文化边缘也有400余年。
即使在唐、明鼎盛时期，古人都将晋北等同于“天涯海角”之地。有“远与君别者，乃至雁门关”“羊马群中觅人道，雁门关外绝人家”为证。
时至今日，晋北地区著名的历史文物，都有少数民族的痕迹：大同云冈石窟、浑源悬空寺都兴建于北魏；应县木塔建于辽代；朔州崇福寺里最负盛名的弥陀殿、观音殿均建于金代。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自诩为“豪爽大气”，晋北人接纳和融合，开放与豁达的思想由来已久。
好在文化是不能割裂的，尽管地域可以划分，成败荣辱也只是历史瞬间凝固的结果。杨家将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品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他们不属于那个地域，也不应该属于那个朝代。
然而站在雁门关的楼台之上，想着北宋杨业愤懑之死的情景，不能不让人想起与之相对应的那个风波亭内含恨而终的岳飞。他们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北宋、南宋前后当政319年，史学家说那是一个“乱成一片”的朝代。你来我往，谁主沉浮本来是朝代更替的规律，但是，两个皇帝，父（宋徽宗）与子（宋钦宗）一起被俘虏劫持，而后继者（宋高宗）摇尾乞怜，跪拜称臣，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史上也实为罕见。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除了“北宋缺将，南宋缺相”因素外，中国历史上大家熟知的奸臣在宋朝都很有市场，《水浒传》里的高俅，《岳飞传》的秦桧，北宋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中的蔡京，他们位高权重，但都是十足的祸国殃民的奸佞之人，宋朝奸臣辅政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时间长。不论哪一个辅政时间都较长，高俅手握相权20多年，秦桧17年；二是连续执政。奸相接连辅政是宋朝走上没落的最直接原因之一。
文化是困不住的。或许正因为宋朝不曾停息的内忧外患，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巅峰。文学、哲学、科技齐头并进。后人耳熟能详的名字比比皆是：苏轼、范仲淹、王安石、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朱熹、周敦颐、沈括、蔡伦……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回望西口
大同和朔州大致处于雁门关以北、杀虎口以南的区域，这里曾经是多民族混战的地方，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之地。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人们说话直接，为人豪爽，办事严谨不够，但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勇气和毅力。中原文化的仁义礼信和含蓄内敛自不必说，这好比是一块画布的底色，勾勒什么色彩都在它的基础之上。晋北文化的探究不得不让我们了解与之一“墙”之隔的游牧文化。
公元555年，北齐时期将朔州治所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当时称盛乐）越过长城迁到朔州马邑西南。墙里墙外，两地有着揪扯不开的渊源和关联。
走出去，回头望，有些事理会让你更清晰，更全面。
从杀虎口一路往北，不足两个小时就到了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由此再往北越过大青山，就是所谓的“后山”了，近一点可以到达包头市达茂旗的希拉穆仁草原，远一点东北方直抵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的风光别是一番景象，突出的土丘被青绿的小草覆盖得严严实实。洁白的云朵在不远的头顶翻着滚，挥着手，飘忽而去。远处与天相接的地方，山的圆润的轮廓曲线连绵不断，首尾相连。身处其境，环顾四周，仿佛就是观看一场大型的环幕电影，视觉宽阔异常，感觉分外亲近。
看着草原上零零散散，易于拆迁的蒙古包，回头看晋北，没有一处像晋中南“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李家大院”的院落，这里也曾出现过身价不菲的商贾，权高位重的官员，他们握着手中的巨资权柄或抽了大烟，或居家外迁，或平实度日。由于世代处于频繁的“战争与和平”交替推演中，留给先人的选项确实不多：要么习武骑射、征战沙场；要么躬耕二亩薄田偏安一隅，运气好点的，遇到风调雨顺，老天施舍，勉强度日。大部分时间，即使庄稼长得再好的田地也将成为各民族军人的比武场。几千年来，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安逸就是最大的追求。身处战乱不断的环境，人和心都是移动着的，修葺超标准豪华修养之所实在非心所愿，强人所难。以至于现在不少晋北人的心都是飘着的，居无定所的环境造就了无法扎根的心灵。
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的故事就发生在包头达茂旗，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在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困境中，一个11岁，一个9岁，两个女孩保护着集体的300多只羊，坚持到了最后。我相信支撑她们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文化氛围熏陶的结果。呼伦贝尔草原，历史学家翦伯赞眼中的“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带着他的军队从这里走出去，统一了蒙古草原，征服了亚欧大陆，曾几何时，他们是多么的不可一世。
同蒙古勇士一样，晋北人或多或少习染了“易创业难守业”的特点。“韧性”是我们共有的品性，凭着坚忍不拔的意志，只要抓住机会，我们都是创业的好手，眼下晋北地区腰缠万贯的煤老板不在少数，但在此基础上做大做强，在全省乃至全国叫得响的几乎没有。
从呼和浩特市往西可以到达久负盛名的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蒙古语的意思是“宫帐守卫”，一说守卫，保守的意思相对多一点，但鄂尔多斯前些年的发展，实在让一向自诩为煤海的我们汗颜，人均GDP曾经超过北京、上海，效益竞争力超过香港，国土面积近一半的沙漠植被覆盖率竟然达到70%以上。人们忙碌的身影，积极进取的目光，俨然不像是在内地。也许所有成就的取得就在每个人的眼睛里、脚步上。
现在的鄂尔多斯，原本引以炫耀的康巴什新区，由于房屋空置率太高，人烟稀少，“清洁工比行人多”，人们一说起“鬼城”，一般情况都要把鄂尔多斯说在前列。
谋求做大做强，我们有无以媲及的自信，实现可持续发展似乎永远不是我们思考的课题，所以“冲劲有余，后劲不足。”
回望西口，我们既有游牧文化的粗犷，又有中原文化的阴柔，所以我们有时张狂得能吓倒一切，有时乖巧得能感动自己。我们做事“不争第一，不能垫底”，在地域夹缝中生存，多而兼有的文化就是我们的特点，在交融频繁的背景下，明显带有非汉族的思维模式，同样也是我们的特点。延伸阅读 靠山
按说还不到怀念的年龄，可故乡的大山让我常常回到过去，浮想联翩。
小时候，村里来了位外乡的姑娘，穿着连衣裙，很是稀罕，一群山里娃跟在她的身后，扯着嗓子反复喊：“我们村地不平，没见过女人穿裙裙。”那女子扭着身子哼了一句：“一群小山汉！”生在山中，长在山中，懂事后才知道“山汉”一词多少有点儿贬义。
山里人也不避讳，使劲地用“山”组着词造着句：飞的叫“山雀”，喝的叫“山茶”，吃的叫“山药”，吃完了叫“下山”，不着边际的话叫“发山”，同母异父兄弟叫“隔山兄弟”……
有人说，山里娃即使穿上多好的衣服，都抖落不掉他骨子里的土气。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想丢掉朴实如山的品行，稳重如山的气魄，坦诚如山的性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固然是滋养生命的根本，但对待事物的看法、与人交往的准则，往往有惊人的共识，他们思想基因里有着极为相似的认同感，对于好与坏、对与错的评判，几乎如出一辙，所以他们身不由己成为“一方人”。
山里人有“山”一样的秉性，他们说话向来直率，交流起来不需要暗示，不被所谓什么规则左右，举手投足，清澈见底，一目了然。山里人要对你好，那绝对没有二心，再热的炕头，硬是拉你上去，大碗的肉，大碗的酒，不停地催促吃好、喝好。在他们眼里，客人的饭碗从始至终不能见底，否则就是诚意不够。他们自己不喝醉，那肯定是没把客人招呼好。
那时常随父亲下地干活，他顶着烈日在山坡上锄田、割莜麦的情景成了我记忆里永远的特写。黝黑的皮肤，细密的汗珠，弯曲的脊背，600多米长的麦垄，他从来不舒展一下腰，一步一个脚印硬是从地的这边走到地的那边。我猜想，支撑他那不算魁梧壮实的身体努力前行的一定是没有锄完的地和即将落下的太阳。后来，父亲得了胃穿孔，豌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脊背往下淌，他咬着牙，没有哼一声。以后，想起了父亲就想起了他的脊背，就想起了大山，也就明白了啥叫“坚毅如山”。
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听同事私下议论单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谁是谁的人，谁有多大的“背景”。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背景”一词反复出现，而且像雾一样弥漫到升迁、提薪、调离等多个环节，其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渐凸显。一日，回到村里与父亲谈起工作时，沮丧和无奈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父亲沉思一会说，走，上山。老家的山不高，不险峻，也不陡峭，准确地说是较大的丘陵。站在山尖，环顾四周，极目之处，一个个山头圆润的被蜿蜒的曲线串联起来，在落日余晖的映衬下，粗犷、雄阔的大山乖巧得像一个个小的土堆。这让人不由感慨：即使拥有千沟万壑，依然是那样恬静。父亲说，他没去过华山，不知道它的“奇险”，没见过桂林，不知道它的“清秀”，更没有身临其境感受过泰山、昆仑的“恢宏”“巍峨”。陪伴我们的是几千年不变的山丘，它们甘于寂寞，它们乐于积蓄，任凭风吹雨打，始终挺着不屈的身躯，这种精神，就是我们的“靠山”。故乡的大山
莫名的纠结，难以按捺的急躁，向“东”向“西”的选择，想想都十分闹心。我相信，我们周围大多数是平凡的人，因为平凡，我们想方设法，绞尽脑汁找寻自己的“靠山”。但是，因为平凡，我们缺乏迎合喜好的经济基础，没有来自第三方有力的声音，凑巧你还是“山里人”的话，那么你更不具备“见风使舵”的潜质、“指鹿为马”的本领，接下来只能是伸长脖颈排查，抓耳挠腮依附属于自己的“靠山”。这条路不管走多长，“靠山”起多大的作用，回头看，就连“靠”上的人都说，真正的“靠山”是他自己。
好多事情就是这样，从起点开始，终又回到了起点。我们深度挖掘周围的“靠山”，往往忽略了挖掘自己，用那么大的辛苦供他人愉悦，用到自己身上，结果也差不到哪去。第二章墙里墙外
晋北西北方位的行政区划界限，北起大同新平堡，南到偏关万家寨，这条线老百姓称之为“边墙”外，习惯上我们也叫“外长城”。千百年来，墙里墙外的现实格局，甚至相互侵扰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单元、人文环境。单就这条线，本是明朝北地“九边”其中“大同边”的军事防御线，现在它已经超越时间的流逝、空间的转换，成为内涵多元丰富的标识。
这段弯弯曲曲的长城，还是：
内蒙古与山西省的行政区划省级界；
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地形区界线；
华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分界线。
此外，大致与此线重合的还有：
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即“胡焕庸线”，从云南腾冲到黑龙江黑河，直线西北地广人稀，东南地狭人稠，占全国43%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4%的人口和96%的GDP。边墙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东南一侧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西北方则是游牧民族的家园和兴盛之地。
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分界线。西北方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广为分布，荒漠化发展较为明显。
在中国古代上千年的时间里，这条线是中原王朝绝对把控疆域的边界线，也是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战与和的交融之地。这样一条融天时地利的界线，加上人为“边墙”的造设，很难不与历史文化相联系。墙外的人想方设法想进来，墙里的人只要积蓄到位，机会成熟，就会金戈铁马，倾泻过去。
在大多数人们的眼里，长城就是汉民族抵御外族侵略的最好屏障。事实上，长城并不是汉民族特有的政治、军事产物，除了秦、汉、明三个由汉族执政的中央政权修建长城外，北魏、北齐、北周、辽、金，甚至相对短暂的强大帝国元朝，这些由少数民族主政的朝代都在不停地维护着“边墙”，校正着作用，延伸着各自不同的政治意图。
可以说，长城除了作为地理界限外，更为重要的是见证了农业和牧业两大经济圈、中原传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碰撞交融的历程。长城故事
晋北“外长城”是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这一说法沿袭了明朝的称谓，真正地理版图上的外长城，还得以此向西北推进至300公里到500公里处，属秦汉时期修造。既然如此伟大的建筑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的祖先、后代朝夕相处，那么几百公里外的秦汉长城，以及长城的起源、长城内外的民族融合，在此一并说道。
最先的长城不是出现在比方，而是出现在战国时期盘踞在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楚国，那时也不称为长城，而叫“方城”或者“万城”。在战国七雄中，楚国地盘最大，为了形成自己坚固的防御体系，它将一系列与秦、晋、齐、韩、魏等国接壤的小城，用墙链接起来，总长度达500多公里，这也是秦、汉修筑长城的样板。
春秋时期的晋北，前期由楼烦、林胡和东胡组成的“三胡”游牧民族统治，后与之相邻的赵国，通过“胡服骑射”等系列改革，大败“三胡”，占领该地，并修筑了西起内蒙古狼山、沿阴山山脉经固阳东到大青山北麓的长城。当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大秦帝国诞生时，晋北这一个区域成为大秦疆域内的一块内地，这段长城也成为秦帝国的北疆边界。由此在朔州也就有了后来蒙恬建马邑、班氏畜牧起家等故事。
秦长城西起甘肃临洮，经宁夏固原转至陕西靖边、神木、进入内蒙古，联结赵长城，再过集宁，经河北围场与燕长城相连，向东经辽宁本溪，折向东南，直至朝鲜首都平壤西北的清川江入海口，绵延万里。
汉朝统一天下后南方基本安定，最大的安全隐患来自北方，尤其是面对正渐鼎盛的匈奴，两强相遇，冲突在所难免。汉朝一面暗中积蓄、积极备战；一面利用已有的秦长城，将沿线烽燧、亭台等统统联结，在北方形成了天下闻名的长城。秦汉长城在冷兵器时代，确实起到了巩固中央皇族政权统治，阻隔处于游寇状态下北方少数民族潮水般袭扰的重要作用。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的重要游牧民族，也是第一个建立奴隶制国家的边疆民族，它诞生于今内蒙古河套和大青山一带，早在公元前7、8世纪就于此生息、繁衍，在历史舞台上活跃了近700年。有一点我们需理性认同：匈奴不仅是北方边疆各民族的先民，也是汉族先民的成员之一。匈奴的历史同样是中华民族历史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两边是故乡”，生活在长城两边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很多时候冲突与战争给了兼容并蓄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一种别样的融合机会。
农耕区域，群居村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生活基本有序；游牧区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动态生活。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和价值理念，引发的矛盾和纷争除了破坏，还有相互的学鉴和提高，最终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比方，匈奴向汉朝学会了计算和登记方法，开始实量统计人口和牲畜；而汉朝向匈奴学习发达的畜牧业，成就了一支无人能敌的超级铁骑。
秦汉时，晋北尽管不属边境之地，但中央政权对该地的管控还是有些松散，这里也成为双方剑拔弩张的练兵场，著名的有平登之围和马邑之谋（详见第三章）。后来在汉武帝摧枯拉朽式的连续军事打击下，匈奴土崩瓦解，于公元48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部单于率领5万人众投归于汉，生活在今山西、陕西北部、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一带，与汉人杂居，逐渐融入汉族社会当中。当地传说，人们的小脚趾凡是两瓣状的，都是非汉族的遗传记号，而且拥有者不在少数。
汉长城的修筑主要是防御匈奴，所以向西向北都有所扩展，西线延伸到河西走廊罗布泊，北线在原秦长城的基础上向北又修筑一道外长城，进入今蒙古国境内。东至鸭绿江，深入朝鲜，共2万余里，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长城。
战争和长城没有阻隔城墙两边不同民族的交往，汉族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外域世界的探索。丝绸之路就是古代中国坚持走和平商贸之路的典型例证。这条曾经重要的千年古道，在海上贸易兴起后逐渐衰落并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在晋北，某些习俗仍能看到匈奴文化遗存下来的影子，比如尚左思想，《史记·匈奴传》记载“其坐，长左而北乡”，轻老贵壮，崇尚勇敢，行血盟等等。
南北朝时期的长城，随着各自的归属和势力范围频繁变更，长城已完全脱离了西北边境专属品的范畴。现朔城区一带的长城，我们叫“内长城”，为北魏、北齐时修建，目的是加强内部纵深的防御。
一个民族强大的时候，所有物化的东西，进攻武器、防御设施以及兵力多寡等都不是维护其统治的藩篱。唐朝就是这样，翻开中国历史，当历朝历代都在奉长城为御敌“神器”的时候，唯有唐朝对其不屑一顾，有的是对孤寂的长吁短叹，对忠义的壮怀激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历史上大规模修筑长城主要集中在秦汉和明朝，明代长城的布局与边境一道向后退缩，最远达到1000公里，使得这一时期长城相比较秦汉，掐头去尾，东线从山海关到鸭绿江再到朝鲜全部废弃，西线终止于嘉峪关，以西到大漠深处的亭台、城郭，包括阳关、玉门关一并成为无人问津的摆设。晋北一带的长城沿线，在明朝大一统的背景下，再一次被簇拥到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对峙的前沿阵地，时间长达约300年。“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明朝留给晋北的记忆是深刻而绵长的。
以下这些地理名称似乎都与我们有关，它们的称谓早在几千年前便屡屡出现，尽管和现在的名称大相径庭，但查阅资料，只要看到便格外亲近。它们在地理位置上都属塞外之地，似乎在心里上也备感趋同。
战国时：雁门郡，今右玉县南。
秦汉时：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朔方郡，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楼烦，今山西朔城区和宁武交界。
北魏时：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朔州，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那铺展悠悠的火炕
晋北的房屋以石头砌垒的窑洞和以靠山坡、城墙开凿的土窑为主，“随山就势，靠山打窑”，这种独特的住宅形式和居住风俗与当地沟壑纵横、天气寒冷的地理环境有关，也与本地居民的观念、信仰、审美和生活情趣息息相关。从民居发展历史看，也是一种传统习俗的传承。我们祖先最早的住宅就是“洞穴”, 《周易》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以宫室。”站在民族融合的角度，从中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学习、水乳交融的进程。
这些窑洞村落大多位于山地与平原的过渡地带，山坡的阳面，交通要道的两旁，也会考虑靠近自然水源。窑顶比较平缓，反映出一年四季雨水并不充沛。
窑洞构造一般为“四架三间”的建筑模式，几架就是几堵墙，“四架三间”便是由四面墙围成三间窑洞。窑洞奇数居多，比如三间，五间。三间的，中间窑洞设置正门，正所谓“一进两开”。五间的，安排为两个单元，三间，两间各为一组。窑顶的前檐部分，突出的大石板一尺有余，整齐划一，一是方便出水，二是遮阳蔽日。有条件的人家用青砖垒出错落有致的窑檐，窑面用黄泥灰浆粉饰平整，窗户为结实的木条制作，以方格组成各种精美图案，窗户纸糊在窗内，主要是避免风吹雨淋日晒的损坏。院落坐北朝南，大门在东南方位，厕所在西北一角。晋北民居—石窑
晋北的居住民俗，人畜都在一个院落。直到现在，在院内或房屋的四周，都会堆积着像小丘一样的人畜粪便，以备春耕使用。这种风格明显带有游牧民族的习俗。
火炕是民居屋内最重要的部分，它既是睡觉的床，又是吃饭的桌，还是会客的场所。炕的大小几乎占到窑洞的一半儿，通过做饭、烧水的灶台，热气和烟从炕洞和孔道输送出屋外，所以炕总是热的。最热的炕头儿位置则供家中辈分最高的主人或者尊贵的客人寝卧。“老婆孩子热炕头”，曾经也成为在外打拼男人的最大奢望。
这些村落大多留有明朝“军屯”的痕迹，明代边地卫所，一般是三分人守城，七分人屯田。军卫兵卒的眷属一同参与生产，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村落。至今许多村庄的名称，仍以“营”“卫”“寨”“所”“堡”“城”等为名。
尽管受地理环境的限制，也有各自地势的差别，这些村落要么依山，背风向阳，以坚实不绝的“势气”为脉；要么傍水，草木茂盛，取聚财兴运、灵动生机之意。风水学，讲究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遵循科学理念实现美好愿景，也不完全是“迷信”。比如，平鲁凤凰城，北面有靠山北固山。左右两面各有一座小山，称“青龙”“白虎”，实名分别叫魁星楼山、河谷山。南门临河“中陵水”，至南向北穿过城西，有山有水就是风水宝地。为了弥补西南角的水口缺憾，古人在城内和城外的西南方位修建了社稷坛和安福寺等，实际上是达到中式建筑里的阴阳均衡。一座城池，这样的选择，还是基于“宜居”的考虑，秋冬可以抵挡来自西北的刺骨寒风，春夏能够保存东南输送的暖湿气流。像这样的城堡在晋北虽然不在少数，但大部分村落规模不大，人数不多，零零星星点缀在山脚、水源和交通要道的两旁。俯瞰凤凰城
如此的城堡和村落，晋北有，陕北和内蒙古也有，这么大的范围，乡规民约和族谱却很少见。逐本溯源，这些村落大多形成于明代的移民时期，辗转迁徙，战事频繁，即使有约定俗成的规范，执行起来恐怕也会沦为空话。扩展到居住环境、资源存赋、甚至语言性格、生活习惯等，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有着太多的相似，对他们而言，黄河就是村口那条溪流，长城也不过是一道山梁。渐行渐远的庙会
在晋北，除了除夕和中秋两大节日外，庙会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最难以割舍的重要民俗活动。每个县区具体日期各有不同，但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热情和理解。一个完整成熟的庙会，主要由以下几个板块组成：宗教祭祀、商贸交易、杂技游耍、戏曲联唱、骡马大会。
一般认为，庙会起源于祭祀。远古时期，祭祀是参与人数最多和最隆重的活动。“庙”最初是指供奉神灵和祖先牌位的建筑，也为“会”提供了场所。所以，最初庙会是指为祭祀神灵或祖先而形成的集会。庙会期间，大量人口聚集，也就带来了各种商机，生活日用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摊棚栉比，绵延数里。各类游商小贩也蜂拥而至，摆摊设点，逐渐形成了周期性的集市。有一群相对固定的买卖人常年周旋于各个地方的各类庙会，庙会成为他们日后搏击商海的“试验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吴桥杂技、民间马戏团辗转于各地庙会，马术、气功、魔术，珍禽异兽，无奇不有。对孩子们而言，印象最深最新奇的是西洋镜，小小的镜片，外面的世界尽收眼底。
晋北土地贫瘠，传统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忙忙碌碌，收获无几，精神文化生活更是荒芜。庙会为单调平静的日常生活增添了色彩，“×月×我们这儿赶庙会，你们来哇！”这是质朴率直晋北人民发自内心的诚挚邀请。
唱戏是庙会中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以“晋剧”或者“二人台”为主。戏园子里人如潮涌，摩肩接踵，热闹非凡。晋剧是一种解放后在梆子戏的基础上提炼、升华的新型戏曲类别，在晋北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一带广受欢迎。二人台吸纳了蒙古族民歌和舞蹈，形成了蒙汉融合的独特艺术风格，相对于张家口以东的“东二人台”，西路二人台表演上则运用鞭、扇、手绢等道具，载歌载舞，生活气息浓郁。晋北常年降水稀少，干旱情况时有发生，庙会中的戏曲也就有了新的民俗功能——祈雨。古戏台
这里我们有必要提一下五代时期后唐开创者李存勖。他与父亲李克用、儿子李嗣源属沙陀族人，系西突厥别部，均出生于朔州。三人以晋北为根据地，称王称帝近40年。李存勖自幼聪慧，胆略过人，且熟悉音律，酷爱唱戏，在完成父亲临终所嘱“三矢”重任后（详见第四章），一味沉湎于歌舞杂剧，并与宠信的伶人同台演出，而且好扮丑角，还为自己取艺名“李天下”，致使很多伶人参与朝政把持大权，终在伶人作乱兵变中被杀。后世艺人将其视作“戏神”供奉起来。作为突厥后裔的李家父子，从朔州起步，长期以晋北为依托，成就一番霸业，是民族融合的经典案例。李存勖经常亲自上台演戏，唱的是梆子戏、朔县大秧歌，还是二人台，不得而知，但在如此重视庙会的家乡，想必在父老乡亲面前，李存勖完全有可能敞敞亮亮吼一嗓子。
骡马大会是晋北最具地方特色的庙会。庙会的管理部门会专门划定一个场子，相邻县市，甚至内蒙古的农民都要赶着骡马牛羊进行交易。几千头大牲畜集中在一起，围观群众熙熙攘攘，买主往来穿梭，任意挑选，卖主自卖自夸，热情介绍，场面很是壮观。像骆驼、良马等平时很少见到的牲畜，在这样的场子里还能抚摸一下，感觉十分满足。买卖双方商讨价钱都不会说在嘴上，都要在衣袖、衣襟下捏手指暗示数字。
渐行渐远的庙会，就是游子们内心深处久违的，五味杂陈的故乡味道，嗅一嗅回味无穷。门神文化
门在房屋中的位置非常重要，它可以把人们的居所同外界隔离开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而安全的生活空间。在足球世界里，守住门，也就赢得了胜利，守住了荣誉。
因为门能够外防内守，遮风挡雨，所以由门引申出门神，承载辟邪迎祥、消灾祈福的精神寄托。民间流传最广的一对门神是秦琼、尉迟恭。尉迟恭是朔州人氏，时至今日，不论和他有关的地名还是故事，在朔州都很容易找到听到。此如：神头海、马跳庄、歇马关、马蹄沟，及黑虎下界、乌龙保驾、鞭打碌碡等众多传说故事。确认秦尉门神是在明代以后，之前门神已经存在，大致经历了动物自然崇拜、神格化身崇拜和人格化身崇拜三个阶段。在古人的观念中，虎是威猛的神兽。最早绘制的门神画是虎的形象，画于周天子理政的门上。狮子在汉朝由西域引入中国，作为护门神兽源于佛教，佛教中狮座是佛的坐处，后来佛座前的狮子就具有驱邪镇妖的寓意。至今，我们还能看到石狮作为一种建筑的装饰和祥兽，陈设在古代宫殿、衙署以及现在一些机关单位的门口，特别是银行大门外，两只狮子嘴巴一张一闭，张是招财，闭是守财，表示钱财只进不出的意思。一般来讲，石狮的摆放左雄右雌，成双成对，雄狮右前抓摁一绣球，雌狮左前抓抚摸幼狮。门神尉迟
门神神格化身崇拜始于汉代，最初的两个门神是传说中的神将：神荼和郁垒。人们用桃木雕成他们的神像，悬于门上，保护平安，这就是最初的桃符。唐玄宗时，皇帝梦中产生大鬼捉小鬼的幻觉，命吴道子依梦作画。吴道子便创作了“钟馗”的形象，钟馗又成为辟邪御鬼的门神。
门神的人格化身，使得百姓感觉更加亲切可靠。宋代以后，门神的形象逐渐多元化。萧何、韩信；包公、寇准；孟良、焦赞；赵云、马超；薛仁贵、盖苏文；孙膑、庞涓等。
很多人知道秦琼、尉迟恭成为门神源于李世民梦中鬼扰。《李世民列传》记载：太宗因噩梦致病，每逢深夜就听见鬼叫，不能入眠。有臣进言，派武将守宫门，必能驱逐魔鬼。于是太宗命秦琼和尉迟恭全副武装，一个持锏，一个拿鞭，彻夜站岗守候，宫中得以安宁，太宗的病果然痊愈。太宗非常高兴，但想将军夜夜守门不是长久之策，遂命画工把两将军的画像贴在门上，称之为尽忠义、惩凶逆的“门神”。
既然是唐朝的事情，秦尉门神之说为什么在明朝才在民间开始流传？《西游记》对他们的宣传功不可没，该书的许多情节源于元朝、明初的话本和民间传说，第十回《老龙王拙计犯天条魏丞相遗书托冥吏》详细叙述了秦琼和尉迟恭镇守宫门、魏征把守后门，平息鬼祟的故事。书说：
如此二三日，又听得后宰门，乒乒乓乓，砖瓦乱响，晓来即宣众臣曰：“连日前门幸喜无事，今夜后门又响，却不又惊杀寡人也！”茂功进前奏道：“前门不安，是敬德、叔宝护卫；后门不安，该着魏征护卫。”太宗准奏，又宣魏征今夜把守后门。征领旨，当夜结束整齐，提着那诛龙的宝剑，侍立在后宰门前，真格的好英雄也！
随着小说《西游记》的广为流行，秦琼和尉迟恭都以正气忠勇著称，他们不仅有高超的武艺，而且有高贵的品质，且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秦尉门神之说自然得到最大多数、最大范围的认可，相沿至今。
许多地方县志对秦尉门神都有记载，黑龙江双城1926年印行的县志这样说：俗谓为秦琼、敬德，有分绘其像于两门上者，过年时家家购年画分贴在两门上，白面者为秦琼，黑面者为敬德，皆御盔甲、执武器，若守门者然。谓妖魔见之，则却走不敢入门云。年画中的秦尉门神，基本有以下共性：左秦琼，右尉迟恭；秦为白脸，留五绺须，尉迟为红脸，蓄连鬓须；秦握锏，尉迟持鞭。
按图像特征大体有以下三个类型：立式鞭锏门神；坐式祈福门神；立式金瓜门神。
立式鞭锏门神最为多见，秦琼双手舞锏，锏身无节，端无尖，体呈棱形，四面向内凹陷。尉迟恭使鞭，鞭有十三个方形疙瘩，鞭柄和鞭头皆可握，能两头使用。还有骑马造型，他们佩剑挂弓，身姿刚劲有力，一招一式明显受到戏曲的影响。坐式祈福门神，将门神辟邪功能逐步演变为祈福目的，他们正面端坐，仪态安详，不再是勇猛无畏的武将姿态，取而代之的是福禄财神降临的模样。立式金瓜门神，多用于镇殿将军相貌。金瓜是一种古代兵器，即长杆锤，锤头如瓜形立于杆端。古代举行巫傩仪式时，总要挥舞大锤，驱鬼击恶。于是金瓜也就成了殿宇门神重要的依仗符号。构图给人以顶天立地之感，直观体现了人们对两位将军的崇敬和信赖。
朔州作为门神之一尉迟恭的故里，是我们的幸事，同样也是我们的荣耀，我们更有责任把以门神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保护好、发展好。
有关秦尉门神的说法，很多史料都以佐证，但尉迟敬德的名字却经常以“胡敬德”出现。比如，明代《门神二将军》：
按传唐太宗不豫，寝门外抛砖弄瓦，鬼魅呼号，三十六宫、七十二院，夜无宁静。太宗惧之，以告群臣，秦叔宝出班奏曰：“臣平生杀人如剖瓜，积尸如聚蚁，何惧魍魉乎！愿同胡敬德戎装立门以伺。”太宗可其奏，夜果无警。
又见《西游记》第十回：
太宗又不忍二将辛苦，又宣叔宝、敬德与杜、房诸公入宫，吩咐道：“这两日朕虽得安，却只难为秦、胡二将军彻夜辛苦。朕欲召巧手丹青，传二将军真容，贴于门上，免得劳他，如何？”众臣即依旨，选两个会写真的，着胡、秦二公，依前披挂，照样画了，贴在门上。
尉迟敬德是鲜卑族人，出生在北地，历史上，至少在清初之前，像晋北这样的边地，习惯上称为胡地。“胡敬德”的频繁使用，以及简单明了的一个“胡”字，体现了立下不世之功的胡人爱将在帝王心目中位置，也展示了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的接纳和高度融合的社会状况。延伸阅读 饭碗
偶尔看了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与几个嘉宾就“孝顺”谈得十分起劲，其间说到是否记得父母生日的话题，自此，节目里的慷慨说辞以及时而兴奋时而严谨的表情再也没有进入我的思维。
说实话，我真不记得父母的生日，尽管我问了他们无数次。我曾经暗自发誓要记住他们的生日，并在适当的时候为他们举行一个生日聚会。有一次，我憋足了勇气，再次询问母亲她和父亲的生日，她笑着说，不用，你那么忙，记这些没用。我认真地说，这次我肯定能记住，因为我将记在笔记本上。但实际上，直到今天，我都没有记住他们的生日，记生日的那个本子深深地埋在了一大堆工作日志下。
随着年岁的增加，父母的身体渐渐成为我挥之不去的牵挂。又到了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对我来说，天气寒冷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母亲严重关节炎的病症，天气越冷就越能想起母亲僵硬的双腿。母亲却把我对她病情的问候，反复说给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听，似乎儿子的问候真能顶上治病的良药。
上个星期，母亲电话通知说近日要过父亲的生日，并让我们一家人都过去。在母亲的帮助下，我多年的愿望也算是得到了实现。每一次与父母一起吃饭，早年那个“妈妈爱吃鱼头”的故事总在我的脑海里出现。无不例外，母亲还是将大块的肉、最可口的菜夹到我们每个人的碗里。其实6平方米的炕上，一家6口人围坐在一起，别说放在中间的饭菜，就是夹别人碗里的食物也不费劲。但是多年来一直如此，夹者坚持要夹，让者却渐渐习惯，甚至有时候也要拿过碗来配合一下。
孩子们十分挑食，两个碗里剩下的饭菜足有一半，可想到小院里玩耍的念想却表露无遗。我一再警告等吃完再走，母亲说小孩子，吃饱了就坐不住了。在母亲的暗示下，孩子们放下饭碗争相离开了那个“卧榻、餐桌、沙发”集于一身的土炕。看着两个饭碗，我与妻子不约而同各自拿起一个，努力地收拾着“残局”。父母随即拿起了我和妻子饭碗，将碗里剩下的东西统统拨到他们的碗里……
在很多人的眼中，我是孝敬父母的人。但是，不假思索地吃他们的剩饭，我承认我是做不到的，而吃自己孩子的剩饭却又是那样的自然。
多么有意思的逻辑，人生的爱意也许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延续、传承，过程是那样的自然，而这自然中蕴含着的爱意和酸楚真不知道哪个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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