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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30 22: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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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淼,胡舒扬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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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

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试读: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总序

中国是欧亚大陆上的重要国家,也是向太平洋开放的海洋大国。长期以来,中国以灿烂的内陆农耕文化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百年来,由于崛起于海洋的欧洲文明对世界秩序的强烈影响,来自黑格尔的“中国没有海洋文明”“中国与海不发生关系”的论调在学术界应者甚众。这种来自西方权威的论断加上历史上农耕文化的强大,聚焦“中原”而忽略“沿海”已是中国学术界的常态。在教育体系与学科建设领域,更是形成了一个“中”“外”壁垒森严、“中国”在世界之外的封闭体系。十八大提出了包括建设海洋强国在内的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宏伟目标。2013年以来,习总书记提出以建设“一带一路”作为实现该宏伟目标的现阶段任务的重要战略构想。国家战略的转移需要新的理论、新的知识体系与新的话语体系,对于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而言,建设富有中国气质的、与海洋强国相适应的新知识体系、新话语体系、新理论更是刻不容缓。

从地球的角度看,海洋占据了其表面的约70.8%,而陆地面积占比不到30%,陆域成了被海洋分割、包围的岛屿。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突破海洋对陆域的分割、探索海洋那一边的世界、把生产生活活动延伸至海洋,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追求。而人类对海洋的探索主要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远古至公元8世纪,滨海族群主要在近海区域活动。受生产力,特别是造船能力的影响,滨海人民只能进行小范围的梯度航行,进行近海的捕捞活动。除了无潮汐与季风的地中海之外,其他滨海区域的人民尚无法进行远程的跨文化交换与贸易。目前的知识体系还不足以让我们准确了解该阶段的发展状况,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各学科的发现与研究中大致确定海洋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它们是环中国海区域、环印度洋区域、环北冰洋区域,当然也包括环地中海区域。在这一阶段,滨海区域开始出现与其地理环境相应的航海工具与技术,这是各地滨海族群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航海储备力量的阶段。

第二阶段是8世纪至15世纪,滨海族群逐渐拓展自己的海洋活动空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他们由近海走向远洋,串联起数个“海”而进入“洋”。海上交通由断断续续的“点”链接成为区域性、规模化的“路”。环中国海的“点”逐渐向西扩展,与印度洋进行连接;印度洋西部阿拉伯海区域的“点”向地中海及其周边水域渗透。由此,海上丝绸之路“水陆兼程”地与地中海地区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跨越中国海、南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的贸易与交通的海洋通道。从中国的历史看,该阶段的起点就是唐代中叶,其中,市舶司的设立是中国政府开始对海洋贸易实施管理的代表性事件。这一阶段,是中国人与阿拉伯人共同主导亚洲海洋的时代,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南洋的各种物产是主要的贸易产品。

第三阶段是15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东西方的海洋族群在太平洋上实现了汇合。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由欧亚板块边缘海域向全球绝大部分海域拓展的时代。在这一阶段,欧洲的海洋族群积极开拓新航线,葡萄牙人沿非洲大陆南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西班牙人向西跨越大西洋,踏上美洲大陆。葡萄牙人过印度洋,据马六甲城,进入季风地带,融入亚洲海洋的核心区域;西班牙人以美洲的黄金白银为后发优势,从太平洋东岸跨海而来,占据东亚海域重要的交通与贸易“点”——吕宋。“大航海”初期,葡萄牙、西班牙的海商是第一波赶赴亚洲海洋最为繁忙的贸易圈的欧洲人,紧接着是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环中国海以及东南亚海域成为海洋贸易与交通最重要的地区。但遗憾的是,中国海洋族群的海洋活动正受到内在制度的限制。

第四阶段是19世纪下半叶至当代,欧洲的工业革命使得人类不再只能依靠自然的力量航海;人类依靠木质帆船和自然力航海的海洋活动也即将走到尽头;中国的海洋族群逐渐走向没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关系统被英国等控制,世界上以东方物产为主要贸易物品的历史终结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方区域沦为欧洲工业品的消费市场。

由上述分析,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全球属性。在逾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航线与滨海区域港口城市在变化;交换的物产在变化;人民及政府对海洋贸易的态度在变化……但是,由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物产交换与文化交融的大趋势从未改变。因此,对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族群而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是不同的。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研究,特别是梳理前工业时代东方文明的影响力,是一种回击欧洲文明优越论的文化策略。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传统海上丝绸之路是以农耕时代中国物产为中心的世界文化大交流,从其相关历史文化中可汲取支撑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

福州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研究院”在多年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的基础上,依托中国著名的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策划设计了本丛书。本丛书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通过挖掘本民族海洋文化基因,探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史、经济、文化的关联,建设具有中国气质的海洋文化理论知识体系。丛书第一批于2015年获批为“2015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丛书第一批共十三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以三本专著从人类新文化、新知识的角度,对海洋金融网、海底沉船进行研究,全景式地展现了人类的海洋文化发展。《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从全球的角度理解人类从陆域进入海域之后的文明变化。《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以2013年入选世界记忆遗产的侨批档案为中心,对中国海洋族群在海洋移民、贸易中形成的国际金融网络进行分析。如果说侨批是由跨海成功的海洋族群编织起来的“货币”与“情感”的网络的话,那么,人类在海洋上“未完成”的航行也同样留下了证物,《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为我们整理出一条“水下”的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早在欧洲人还被大西洋阻隔的时代,亚洲的海洋族群就编织起亚洲的“海洋网络”。由中国滨海区域向东海、南海延伸的海洋通道逐步形成。从中国沿海出发,有到琉球、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南半岛、新加坡、环苏门答腊岛区域、新西兰等的航线。中国南海由此有了“亚洲地中海”之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而我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族群一直是这些海洋交通网络中贸易的主体。本丛书有五本专著从不同的方面讨论了“亚洲地中海”这一世界海洋贸易核心区的不同专题。《东海海域移民与汉文化的传播——以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中心》以明清近六百年的“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研究对象,“三十六姓”及其后裔在向琉球人传播中国文化与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在逐渐地琉球化,最终完全融入琉球社会,从而实现了与琉球社会的互动与融合。《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和《19世纪槟城华商五大姓的崛起与没落》三本著作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来讨论印度洋、太平洋交汇海域的移民、文化与贸易。《历史影像中的新西兰华人》(中英文对照)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更加丰厚的内涵,100余幅来自新西兰的新老照片,让我们在不同历史的瞬间串连起新西兰华侨华人长达175年的历史。

第三,以三部专著从海洋的角度“审视”中国。《海上看中国》以12个专题展现以海洋为视角的“陌生”中国。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与民间亚文化一直是必不可少的资源。就中国的海洋文化知识体系建设来说,这三种资源有着不同的意义。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就有重中原、轻边疆的特点,只在唐代中叶之后,才对东南沿海区域有了关注。然而,在此期间形成了海洋个性的东南沿海人民,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下陷入茫然、挣扎以至于反抗之中;同时,欧洲人将海洋贸易推进到中国沿海区域,无疑强化了东南沿海区域的海洋个性。明清交替之际,清廷的海禁政策更为严苛;清末,中国东南沿海的人民汇流于17世纪以来的全球移民浪潮之中。由此可见,对明清保守的海洋政策的反思以及批判是我们继承传统的现实需求。而《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全球经济视角下的明清外贸政策》与《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就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审视传统中华主流文化中保守的海洋政策与民间海商阶层对此的应对,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国家海洋政策的失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此外,在对中西海商(海盗)进行对比的同时,为中国海商翻案,指出对待海商(海盗)的态度或许是中国走向衰落而西方超越的原因。

第四,主要是战略与对策研究。我们知道,今天的国际法源于欧洲人对海洋的经略,那么,这种国际法就有了学理上的缺陷:其仅仅是解决欧洲人纷争的法规,只是欧洲区域的经验,并不具备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资质。东方国家有权力在21世纪努力建设国际法新命题,而中国主权货币的区域化同理。《国际法新命题: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与《人民币区域化法律问题研究——基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就对此展开了研究。

从全球的视野看,海上丝绸之路是人类在突破海洋的限制后,以海洋为通道进行物产的交流、思想的碰撞、文化的融合进而产生新的文明的重要平台。我们相信,围绕海上丝绸之路,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都有言说的兴趣。而对中国而言,传统海上丝绸之路是以农耕时代中国物产为中心的世界文化大交流,源于汉唐乃至先秦时期,繁荣于唐宋元时期,衰落于明清时期,并终结于1840年。今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寻找话语权的努力,在相同的文化语境之中,不同的学科与专业都有融入海洋话语时代的责任。欢迎不同领域与学科的专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讨论、加入我们的航船:齐心协力、各抒其才。海洋足够辽阔,容得下多元的话语。苏文菁2016年12月

内容提要

本书基于古代海洋文明史的宏观视野,以海上丝绸之路为切入点,在全面系统地搜集窑址、港口、航线沉船及海外遗址出土的中国古代陶瓷遗存的基础上,结合其生产地、中转地、销售地和消费者等一套完整的信息资料,从海洋文化因素分析的角度,对中国古代陶瓷经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销的历程及阶段特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揭示了古代海洋文明消长与瓷器贸易变迁的互动关系。

根据大量留存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沉船遗址及遗物信息,比对窑址资料,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本书将中国古代瓷器贸易的历史划分为以下若干个阶段:晚唐、五代时期瓷器外销的第一高峰;宋元时期瓷器外销的鼎盛阶段;明初海禁政策下瓷器外销的“空白期”阶段;明代中晚期瓷器外销市场的逐渐恢复,及随着西方海洋势力的到来,中国逐步融入早期全球贸易体系的进程;明末清初郑氏集团控制下的瓷器贸易;清康熙以后瓷器输出特别是对欧洲市场输出的繁荣;外销瓷欧洲市场的衰落及美国对华瓷器贸易的兴起直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瓷业的彻底衰落。通过对各阶段海洋文化的背景、海洋势力的消长、港口的变迁以及外销陶瓷的生产情况、品种、阶段特征的讨论,大致梳理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瓷器外销体系,而这个体系又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变迁历程密切相关。

可以看到,陶瓷的海路输出受到港口城市发展、海外贸易政策变迁、海商势力发展、对外航路的不断开辟以及造船、航海技术不断进步等海洋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的海洋文化因素在不同的时间呈现不同的阶段特征,影响中国古代陶瓷的海路输出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使之呈现曲折发展的面貌。这一过程中所展示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今更好地发展我们的海洋文明,制定21世纪的海洋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和积极的现实意义。第一章前言第一节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进程

文化、文明是特定的民族或族群在各自特有的生存环境中、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性格,不同的自然环境在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孕育出各具特征的文化,因而文化是多元的。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元性。中华民族所在的东亚大陆,四周环绕有高山、沙漠、草原、大海、雨林,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中国长期与其他文明区相对隔绝。中心地带的中原和长江中下游是暖温带、亚热带平原地区,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以灌溉农耕为主的农业文明。与此同时,东南地区面向广阔的太平洋,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有段有肩石器、印纹硬陶、土墩墓等遗存,代表了海洋文明初期以鱼贝类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海洋聚落文化,而这些海洋聚落曾发展成地域性组织——方国。因此,人们认为早期海洋文明时代,是以东夷、百越族群建立的“海洋国家”(方国、王国)为海洋行为主体的时代。其创造的以“珠贝、舟楫、文身”等为特征的东南海洋文化区别于以“金玉、车马、衣冠”为特征的大陆农耕文化。“善舟”、好“水事”的东南百越土著民族正是我国古代原始海洋文化的践行者,中国海洋文明的形成正是原始海洋文化不断累积的结果。

秦汉时期,东南沿海地带仍有由百越族群建立的东瓯国、闽越国、南越国等政权,它们与北方政权共存。这些族群向海而生,形成了善战、好商的海商族群性格。汉武帝平南越(公元前111年)后,汉人南下,百越民族被纳入中原汉族统治体系。汉唐以后,“汉人”不断南迁,逐渐与东南土著融合,共同构成了汉唐以后南方的“汉人”,并由他们将这种海洋文化进一步发展起来。汉武帝平南越也被认为是王朝主导的传统海洋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一直延续至郑和下西洋结束。这一阶段也正是中国传统海洋文明不断发展并逐步达到鼎盛的过程。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中国与南海的交往在先秦时期即已开始。越人善舟楫和水事,在香港、广东沿海等地发现的与越人航海有关的岩刻画(见图1-1),是当时越人善于航海的明证。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派大军进攻岭南的动机之一就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图1-1 东南沿海地区存有的与越人航海有关的岩刻画

注:(1)为珠海宝镜湾岩画,(2)~(3)为香港东龙岛、大浪湾石刻。

资料来源: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第12~13页。

至秦汉时期,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起来。当时著名的港口包括番禺(广州)、徐闻、合浦等。汉武帝在平南越之后,即派遣黄门使者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出发,沿着民间贸易开发的海上航线,出使东南亚和南亚诸国,最远达到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等地,贩去黄金与丝织物,贩回琥珀、玛瑙、水晶、玻璃与香料等。《汉书·地理志》对汉使出使南亚的这条航线有清楚的记载,它是中国最早的、完整的航海文献。这条航线也为考古发现的西方舶来品资料所证实。两广地区的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海外舶来品,如香料、银盒、玻璃器皿、串珠、象牙及象牙制品等,它们是中西航线开辟的有力证明。与此同时,两广地区的汉墓中还出土了数百件铜熏炉、陶熏炉,以及外国人造型的陶俑灯座和陶俑等(见图1-2),它们均体现了当时海外贸易的情况,是当时东西方各国商民交往的物证。秦汉之际,岭南地区已有较发达的造船业。1974年、1994年和1997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市区发现和发掘了可能为秦汉之际的造船厂遗址,该造船厂在当时主要生产适于内河或沿海岸线航行的平底船。广东汉墓里出土了十几件陶船和木船的模型,特别是德庆县东汉墓出土了一件海舶模型。图1-2 两广地区汉墓中出土的中外交流的物证

资料来源: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第24~36页。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止,经济凋敝,岭南地区则相对稳定,海上丝绸之路也进一步繁荣起来。早在三国时期,临海的魏、吴就非常重视海外交往和贸易的发展,孙吴政权还分交州、置广州以加强对南方海上贸易的经营与管理。东晋南朝时,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经海南岛东部、西沙群岛北礁直达东南亚地区的新航线被开辟出来。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西沙北礁礁盘上采集到南朝青釉六耳罐和青釉小杯,这是瓷器零散出现在该航线上最早的考古证据。魏晋南北朝时期,海路交往频繁,东晋僧人法显的《佛国记》就记录了他沿陆上丝绸之路前往印度取经,并取道海上丝绸之路回国的历程。这一时期也是印度的佛教沿着海路向东传播的重要时期。在东晋以来的六朝的青瓷上经常出现宝相花、莲花及莲瓣纹等与佛教有关的装饰,江浙及东南地区六朝模印花纹砖墓中也常见莲花及飞天等佛教题材的模印花纹,这些考古资料都是3~6世纪印度佛教沿海路东传至我国东南沿海的体现。广州的许多至今仍存的佛寺,也是这一时期印度僧人与佛教文化大举入华的体现。整个东南亚地区都经历了一个广泛的印度化时代。向西看,在印度洋的另一端,萨珊王朝逐渐崛起并控制了波斯湾地区。1984年,在广东遂溪县城郊边湾村南朝窖藏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二十余枚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广东英德县、曲江区两座南朝墓也出土了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见图1-3)。丰富的考古证据显示了当时海上贸易的繁荣,萨珊王朝可能已与中国建立起直接的贸易往来。图1-3 广东发现的波斯银币及金银器

资料来源: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第44~47页。

隋唐时期,我国的海外贸易进入新的阶段。隋朝就曾多次遣使从广州乘船,前往赤土(马来半岛北部)等地。隋文帝时还在广州的外港扶胥镇创建了“南海神庙”。唐初,东西方交通仍以汉代以来贯通东西的陆上交通为主,随着青藏高原上吐蕃王朝的兴起与扩张,陇右、河西地区相继易手,兼之中亚大食(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及东扩,中西方的交通由陆路转而倚重南方海路。

公元7~8世纪,当时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三个大的帝国,分别是西方的拜占庭帝国,地跨亚、欧、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和东方的大唐帝国。公元750年,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推翻了倭马亚王朝,定都库法,后迁至巴格达,中国文献称之为“黑衣大食”。751年,阿拔斯王朝与唐朝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战中打败了唐将高仙芝,唐朝势力从此退出中亚。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是伊斯兰文明发展的黄金时代。由于其崇尚海上贸易,从唐代中期以后,大食的对外交往重心已移向了海路。东端的唐王朝也采取了开放的海外政策,专设市舶史负责管理海外贸易,还按照里坊制度,在外国商民聚居区设立“蕃坊”。当时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非常多,又以阿拉伯人、波斯人占多数。唐代蕃坊的出现,与同时期位于大食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的中国市场遥相呼应,共同揭示了印度洋上贸易的繁忙景况,广州也在这一时期成长为东方贸易大港。《新唐书·地理志》中引贾耽的《广州通夷海道》,记载了8世纪七八十年代至8世纪末,从广州出发驶经南海到达波斯湾的航线。另外,比贾耽晚半个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霍达伯的《郡国道里志》也记载了从巴格达航行至广州的路线。伴随盛唐的崛起,唐文化在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向四周辐射,当时的新罗、日本都和唐王朝保持有密切的联系。至于南海地区,唐代以后也逐渐结束小国林立的局面,出现了室利佛逝和诃陵等重要国家,它们处于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地带,控制了东西方海上贸易。至此,整个海上航路被几大稳固政权连接起来。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上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港口城市,如我国东南地区的扬州、明州(今宁波)、福州、泉州、广州等,东南亚的室利佛逝,南亚斯里兰卡的曼泰,以及西亚的希拉夫、苏哈尔、巴士拉等。以长沙窑产品为代表的中国陶瓷广泛分布在这些港口城市。“安史之乱”后,中国沿海的扬州、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都有大量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侨居。随着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到广州经商,伊斯兰教由海道传入中国,人们在伊斯兰教聚居地建造了礼拜寺和光塔。海南岛多地还发现伊斯兰圣教徒的墓葬。

宋元王朝经略海洋,比之汉唐更为主动和开放。从五代十国时期开始,东南地方政权为发展各地经济、维护地方统治,纷纷向海洋开拓,招徕海外蕃商,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宋朝被认为是一个“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的社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以及市民阶层和市井文化的兴起是其重要特征。

宋以后,随着经济重心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获得极大发展。加上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在使得陆上交通受阻,宋廷于是面向东南海路,积极发展与东南亚的关系。在历史上,宋王朝曾多次派遣使臣招徕海商,还设置三路市舶司专门负责海外贸易,外贸管理比唐代更为合理,海外贸易的税收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宋代以后,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有了新发展,指南针的发明及其在航海中的应用,开创了中国航海史的新局面。元代一统之后,除了重新开通陆上贸易的丝绸之路外,还大力经营海上贸易。市舶司制度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并推行“官本船”方式,垄断海外贸易。元朝统治期间,陆路经西北四大汗国贯通至伊斯兰国家;海路则东起泉州,跨越印度洋直达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南宋后期,泉州的海外贸易逐渐赶上广州。宋元交替之际,泉州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宋元鼓励民间海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保护和支持,民间海商势力因此逐渐崛起,并在印度西海岸与中国之间的国际贸易中占据垄断性优势。当时,在各主要航线上,中国商船都发挥着主要作用,由中国海商主导的海洋社会经济圈,即东亚贸易网络初步形成。同时,10~13世纪,长达200年的十字军东征及蒙古西征,重组了亚欧势力及世界各大宗教的格局。十字军东征打击了阿拉伯势力,擅长航海经商的阿拉伯人更加重视经营东方贸易。根据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元代陈大震《南海志》和汪大渊《岛夷志略》的记载,宋元时期与中国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国家已达一百多个。因而,宋元时期在以王朝作为海洋行为主体的推动下,中华传统的海洋文明达到繁荣鼎盛阶段,建立起稳定、和谐、和平、共赢的亚洲海洋秩序。而郑和下西洋的成功进行,正是传统海洋文明累积的结果。

明代前期,严格的海禁政策对传统的中华海洋文明造成致命的打击,宋元以来以国家为主体的向海洋开放的历程结束,但明代中期以后,传统的海洋文明在沿海私商群体中得以保存。明代中期成化、弘治之际,以漳泉海商为代表的武装化海商集团逐渐发展起来,并在明代晚期最终以合法身份重返东西洋贸易,重新建立起亚洲贸易网络。郑氏集团是漳泉海商集团的最杰出典型,其于明清交替之际利用政权动荡之机发展起自己的海上帝国,以泉州、厦门、台湾为基地控制了北至日本、南至东南亚地区的整个东亚贸易网络,代表着闽南海商集团的全盛时期。与此同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英国、荷兰等西方海上殖民势力纷纷到达东亚海域,将我国东南海商主导的传统的亚洲海洋贸易体系逐步融入早期全球贸易体系中。

清代立国之初为了打击东南沿海地区“反清复明”的势力,实行海禁政策并发布了沿海的迁界令以阻止民间的海上活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展界、开海,设江浙闽粤四海关负责海外贸易的管理。基于广阔的海外市场的需要以及一直以来郑氏集团统治下民间海商的持续发展,海外贸易迅速恢复,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但朝廷的禁海之声也始终未断,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决定禁民间商船下南洋贸易,对外商来华贸易则无限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进一步规定海外贸易集中到广州,一口通商,形成了十三行制度,并对海外贸易的诸多方面进行限制。可见,清朝前期始终贯彻的海禁思想实际上是少数民族中原王朝统治对我国传统海洋文明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民间汉人海商势力进行控制、防范和打击的结果。因此从王朝统治来看,清朝的海洋体制是逐步转向防御保守的。

从当时的世界形势来看,随着更多欧洲海上势力的到来,东亚海域的早期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虽然就东南亚地区而言,其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但中国的海外贸易始终保持自主地位。闽南及粤东地区民间海商势力的活动仍然蓬勃进行,他们广泛活跃于整个东亚、东南亚海域,并在欧洲人主导的早期全球贸易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对我国传统海洋文明的继承。正如庄国土先生所说“15—18世纪中,海外华商网络经历破坏、重建、扩张和发展,形成一个以中国市场为中心,北起日本、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中国)台湾,南至东南亚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商贸网络。这个由华商主导的经贸网络与欧洲人的远东经贸网络互相交叉、利用和补充,构成由西人主导的世界经贸网络的组成部分。”直到19世纪初期,由闽、粤民间海商主导的南海贸易依旧繁荣,这种局面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被打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不断侵入和鸦片的大量输入,中外平等的贸易关系被破坏,清政府也逐渐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的传统海洋文明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渐趋衰落。

中国的海洋文明经历了漫长的累积和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外向的、进取的、重商的、多元的特性。作为我国古代一项伟大的发明和重要的商品,瓷器随着我国海洋文明的进程持续向海外输出,从东亚、东南亚到南亚,再跨越印度洋到达中亚和东北非,并随着早期全球贸易的开展扩展至欧美地区,进而散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因其特有的物理性能,至今依旧广泛分布在海上航路的各个遗址点,成为揭示我国古代海洋文明历程的最明确的证据。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推动了我国陶瓷输出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即三上次男先生提出的9~10世纪,或者我国学者通常所说的晚唐、五代时期。考古发现证明,海外遗址出土的中国晚唐、五代外销瓷呈现共同风貌,其中以长沙窑产品最为常见,且数量最多,其次是浙江的越窑产品、北方的白釉瓷产品、白釉绿彩瓷产品,还有广东各地窑口的产品等。它们的分布从东亚、东南亚,一直到南亚、西亚、中东、东北非各国。第二节中国古代四洋航路的划分“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香瓷之路”“茶叶之路”“白银之路”“海参之路”等,这些名称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的若干时空片断,除了器具船货之外,其中还有大量伴随船舶往来的族群迁徙、宗教与科学技术的传播、建筑与生活习俗的影响、物种交流等。“海上丝绸之路”是中西之间、中外之间多元的海洋交通网络。它不是固定的起、讫航路,而是变动不居、不断发展的,不仅有汉代的“徐闻、合浦道”“交趾、东冶道”,唐宋的“广州通海夷道”“登州海行高丽渤海道”,而且有明代从南京刘家港到东非马林迪的西洋航路,构成与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大致东西向平行的西太平洋、印度洋航路网,更有500年以来西经好望角、东由马尼拉帆船航路的横跨三大洋环球航行的“新海上丝绸之路”等。

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中华海洋文化的繁荣、发达、扩展地带,奠基于史前上古夷越土著的“亚洲地中海”海洋文化圈,繁荣于汉唐宋元以来汉人传承的“环中国海”向外沟通的“四洋”航路网络。“四洋”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海洋人文区划与航海实践,“东洋”是指台湾、菲律宾群岛及其以东以南水域,“西、南洋”则是南海、印度洋水域,“北洋”则是东南闽粤沿海以北的东海、黄海、渤海海域。

远洋航海与东、西、南、北“四洋”航路观念的逐步形成是在秦汉六朝时期“四海”早期水道初步繁荣的基础上,航海区域与航海路线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和继续延伸的结果。在古代中国人对于海洋的传统认识中,比较早出现的概念是“南海”。先秦时代中国人已经有“南海”的概念,汉以后专指中国以南海面,后来也指代东南亚和东印度洋诸地。唐代人也习惯把来华进行贸易的蕃舶称为“南海舶”。秦汉时期的南海航路即为从番禺、东冶发船,经雷州半岛南端,绕北部湾和越南东海岸的“徐闻、合浦道”,是日后南洋航路的雏形。东晋僧人法显沿海路回国,据《法显传》记载“自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到耶婆提国(今苏门答腊)”的90天航程中一次也未靠岸,从苏门答腊回国直接“东北行,趣广州”。表明六朝时期,南海航路已经发展到离岸阶段。此时,“南洋”一词尚未出现。

随着海上活动的不断扩展,航海地理知识的不断累积,唐末以后逐渐产生了“东洋”与“西洋”的概念。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提到了“东大海”“东大洋海”“南大洋海”等,是以广州为本位而记载的:“阇婆之东,东大洋海也”;“三佛齐之南,南大洋海也”。南宋时期曾担任泉州知州的真德秀,对“东洋”“南洋”“北洋”也有记述,他对四洋的划分则以泉州为本位:北洋在湄洲湾以北,南洋在今厦门港以南,东洋指台湾海峡及其东面的海域。真德秀所称“南洋”的范围十分宽泛,意涵还不够明确,但在词语上,反映了“南海”向“南洋”的过渡。

关于“北洋”,除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中的记载之外,还有成书时间更早的《西溪丛语》,姚宽在书中写道:“今自二浙至登州与密州,皆由北洋,水极险恶。”姚、真二人所指,基本一致。表明两宋之际,“北洋”代表福建往北的东海、黄海和渤海海域。“西洋”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元代史籍,按成书先后依次为《天南行记》《真腊风土记》《南海志》等。其中,《南海志》和《岛夷志略》同时提及了“东洋”“西洋”;《南海志》名目尤多,记载有西洋、小西洋、东洋、小东洋、大东洋等。《南海志》以广州为本位划分东西洋,以广州—加里曼丹岛西岸—巽他海峡一线为界,其东的水域为东洋,西洋则由加里曼丹岛及爪哇岛西岸向西直至印度洋。换言之,当时的西洋包括现在的南海西部和印度洋。到了明代,东、西洋等名称进一步为人所知,二者的划分也有了变化,“东洋”“西洋”所指范围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推移。明代郑若曾《海运图说》云:“然闻南洋通商海舶,专在琉球、大食诸国往来,而连海郡邑,鱼盐贸易公私跋涉无日无之,未闻有覆溺之虞。况东洋有山可依,有港可泊,非若南洋、西洋一望无际,舟行遇风不可止也。”可以看出,“南洋”的含义在明中期明确下来,可指代东南亚一带的海域。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前的域外之域,或者说未知世界,伴随地理大发现和西人东来,逐步变得可知可感,被纳入到人们的地理学知识框架中,对海洋的认识也随之发生变化。“西洋”的概念越来越向西方延伸,“南洋”一名被普遍采用。这一时期,海外交通贸易的中心点逐渐向北推移,由宋代以泉州为本位转移到长江口一带。以航线而论,一般由上海长江口北上至山东、河北、辽宁沿海属于北洋,南下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为南洋。

具体到航路方面,宋代《岭外代答》和《诸蕃志》包含有丰富信息,二者都采用三分海洋体系,把海外世界划分为南洋、西洋、东洋三个区域。往南洋的线路为:泉州—海南岛或交趾—占城或马来半岛—三佛齐—蓝无里。若去往西洋诸国,则需经过故临。东洋航路:泉州—宁波—新罗。另一条是泉州—渤泥—麻逸、三屿、蒲哩噜(菲律宾),宋末改从台湾走捷径。值得注意的是,改走台湾的东洋新航路也令明代“西洋”的范围发生重大变化。关于元代的西洋航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录颇为详尽,反映了航路全程。此外,元人汪大渊曾两次从泉州下海扬帆东、西洋,其所著《岛夷志略》中的外国地名为复原其航迹提供了重要线索,其远航范围包括了印度洋、波斯湾、北非、东非,是为西洋航路全程。考古资料表明,宋元陶瓷广泛存在于各航路沿线的陆地或港口遗址、沉船中,印证了东、西洋水道上繁忙的贸易运输,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陶瓷贸易提供了宝贵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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