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二十一世纪中小学生素质教育文库()世纪之交的热点问题(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30 23: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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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二十一世纪中小学生素质教育文库()世纪之交的热点问题

新版二十一世纪中小学生素质教育文库()世纪之交的热点问题试读:

内容提要

宇宙有多大岁数?早在20年代天文学家哈勃就提出过这个问题。1994年,从哈勃太空望远镜得来的新数据使得研究者可以作出更准确的估计。他们得出结论说宇宙也许只有80亿岁——这比宇宙中的一些星体还要年轻一些。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新的证据也许预示着宇宙进化理论的戏据性的转变。

绝大多数的天文学家认为,宇宙起源于一次原始的爆炸,即大爆炸,而后一直膨胀至今。从哈勃开始,天文学家们一直在找寻所谓的哈勃常数(定义为一个星系远离地球而去的速度除以地球到该星系的距离)。这个常数牵制着宇宙膨胀的速度,也因此限制宇宙膨胀的速度,也因此限制着它的年龄。但是已经证明难于估计一个确切的数目,因为这要求精确估计宇宙的广阔边际。

人口

历史·现状·未来

1984年,发展中国家大约有36亿人口,按习惯划分,这些国家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以外的亚洲。这些国家的人口以大约每年2.0%的速度增长,即每年每1000人中,有31.2人出生,11.0人死亡,按1980~1985年生育率水平,发展中国家的每个妇女如果没有在育龄期内死亡,平均要生4.1个孩子。根据1980~1985年的分年龄死亡率,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可达56.6岁。

上面的数字展示了战后人口形势的实质性变化。195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只有17亿。按1950~1955年的水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6.2个孩子。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如果是41岁,那么每年每1000人中,就有45.4人出生,而死亡人数只有24.4人。

同80年代的人口形势相比,人口增长率变化不大,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1950~1955年人口增长率为2.1%,1965~1970年人口增长率达到了2.55%,1980~1985年人口增长率为2.0%。这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如果不包括中国,人口增长的“山状形态模式”就没有这么大的起伏。1950~1955年欠发达国家的年人口增长率为2.1%,1965~1970年为2.5%,1980~1985年为2.4%。

人口增长率的持续上升,一方面说明了欠发达国家在减少过早死亡和可避免死亡方面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过高的人口增长率也让人类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和经济代价。

这些代价是显而易见的。地球上的资源有限,人多了必然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的减少。当然有些资源是可以扩展的。但是人类自出现以来长时期依赖于大自然,只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向大自然索取,而对资源的再生产却没有什么贡献;其社会代价也是很大的。在人口高速增长的年代里,孩子的抚养已经被看成家庭和社会的一个必须承受的负担。于是高生育率像其他不言自明的问题,诸如犯罪、疾病、文盲、饥饿和贫困等一样需要由明确的社会政策来加以处理。

关于人口增长过快的代价,50年代就有许多人认识到了。如我国的马寅初先生很早就提出我国应控制人口问题,只可惜在文革中受到了迫害。在1952年,印度就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也是世界上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个国家。

早期运用较系统的方法对人口问题进行的研究中有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和埃德加·胡佛(EdgarHoover)在1958年所著的《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以及由国家科学院委托起草的系列报告《快速的人口增长——后果及对策》。两项研究都得出了这样一个共同的结论:快速的人口增长具有严重而消极的经济后果。这一点,在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971,Vol.1:29)中指出:“如果欠发达地区目前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提高三分之一,那么,人均收入翻番的时间会从25年以上减少到18年。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要欠发达国家的平均人口出生率从40%左右降到30%,即降低25%,就能实现这一目标。这不仅会影响到人均收入,也同样会影响到家庭福利,而这一点难以用通常的收入标准来测定。”

此外,很多学者都对快速人口增长的消极后果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事实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总的来说,人口问题虽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它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严重的。我国由于一系列人口政策的错误指导,结果在城市人口失业率很高的情况下,农村也产生了严重的隐性失业。在改革开放以后,隐藏了多年的问题一下子暴露出来。百万民工下广东的民工潮,一下子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伴随着民工潮,一系列的问题也显现出来了,城市中的资源供应紧张、治安状况恶化等等问题相继出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人口再不及时控制怎么得了。近年广泛发行的《地球2000年——给总统的报告》一书中,对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后果作了精辟的论述。这充分说明人口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人口临界线的警告

人口,每年增长一千四五百万;耕地,每年减少五六百万亩;粮食,年消费增长二三百亿斤。一个严重的警告——去年我国人口已突破12亿大关。

多少年来,对于我们这个居世界人口之最的泱泱大国来说,头等大事莫过于吃饭。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已有10多年的历史,12亿多人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小康。然而由于高出生率带来的人口压力和乱占耕地造成的耕地锐减,严重地冲击着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一个新的警告又在中华大地响起:我国耕地的承受能力已处于临界状态!

的确,从地图上看,中国大得令人自豪。领土约96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3位。而从实际耕地来看,12亿国民人均耕地不足1.4亩,是加拿大人均耕地的1/19、前苏联的1/9、美国的1/8、法国的1/3、印度的2/5。我们以占世界6.8%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近1/4的人口。就是这有限的耕地,每年还会因各种情况的占用而大量减少。1949~1986年,我国累计减少耕地6.11亿亩,除去开荒造田3.77亿亩,净减少2.34亿亩。单就耕地而言,大约相当于一个法国、两个英国、3.5个日本,而建国后的40多年中,我国的人口增长了7亿多。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到2050年,中国将不得不用大约10亿亩贫瘠耕地养活至少15亿人口;200年以后,我国将无地可耕。

在重庆,人地矛盾更为突出。1950年,全市拥有耕地面积1279万亩,人口836万,人均耕地1.53亩。由于基础建设对大量耕地的占用,重庆市从1950~1988年间,全市减少耕地209万亩,而人口由836万增至1460万,人均耕地仅为0.73亩。这是全国人均耕地的一半,世界平均水平的1/5,已经接近国际上公认的临界线了。如果严格按国家规定每年减少耕地3%,加上大于25°的坡地80万亩退耕还林,不出10年,人均耕地将下降到O.59亩。

马克思说:“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土地出现紧张状况,人们的吃穿将面临困难的局面。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切实抓好计划生育和保护耕地两项基本国策。

首先要切实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千方百计地降低人口的出生率。据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提供的研究报告,我国土地最高的承载量估算可生活15~16亿人。按目前的出生率,到2050年,保守地估计人口可达到18~19亿。届时,有三四亿人就只能靠进口粮食解决生活需要,那么,每年至少要进口1亿多吨,显然这是不可能办得到的事。

其次,要管好用好耕地,想方设法保护现有的耕地面积。保护耕地同控制人口有同等的意义。如果土地没有管好,就等于把人口又升了上去。要在全体公民中进行国土观念教育,使全体民众了解我国的土地国情,珍惜并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为解决我国潜在的土地危机共同努力。

50年代,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我们已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现在如果再不重视,后果不堪设想。因为留给我们纠正错误的时间已不多了。

中国的人口

——忧患与希望

自从第三个生育高峰到来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增强人口忧患意识和人均观念的必要性。国内外有许多人都把忧患看成是主流,现实的危机已经到来。诚然这种观点有些偏颇,然而人口忧患的现实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人口问题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此时的人口数已达到发达国家人口数量的总和。这最大的人口基数必然派生出最大的年出生人数和年人口增长数,同时底子薄、人均耕地少、资源不足是我国的另一重要国情。如果要改变这一事实,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我们也应看到,人口大国又有其自身的优势,人口的乘数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积极因素。在忧患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希望。

忧患什么

人们对我国人口感到担心的是,人口基数大,人口素质低,人口年增长率高,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困难和对各方面发展的制约。人们对人口忧患直接接触到的现象如吃饭、就业、上学、住房、福利等发生困难;也有人担心人口增长对我国国民经济目标的实现要大打折扣。这些忧患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人口的忧患还有更深、更远、更本质的内容。

人口的分母效应

衡量一国的生产、经济、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尺度是人均指标,特别是其中反映生产成果最有概括性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重要产品的人均产量与消费量。我国许多重要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而人均数却在世界的后列。分母效应还反映在人均生产条件和人均生活保障条件低这个方面。人口过多,平均的生产、生活条件就差。如果人口继续高增长,则我国各类已居于劣势的人均指标,必然每况愈下。

如果说人均产量、消费量或人均的生存保障条件低,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变的话,那么,总量有限的自然资源和非再生性资源的分母效应却无法改进。人均资源少,难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国人均资源少,还要继续下滑,这种情况在当代国际竞争中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决不可掉以轻心。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生产力提高的最根本标志。在一个人口多、劳力多但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的国家里,必然出现多就业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两难抉择,常常被迫选择更多就业这个涉及到社会公平的问题。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打破“大锅饭”,改革平均主义,提高经济效益是重要的一步,但也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人口多的制约。

积累与消费难两全

有限的国民收入,首先要用于满足原有人口和新生人口的基本需要,同时又要使原有人口的生活有所改善。在我国每年有1600万左右的新增人口,哪怕是基本生活的保证和原有12亿人的生活略有改善,都要吞食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这实际上是以减少积累为代价的,而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其后果是限制了经济的发展速度。

人口素质难以迅速提高

人口的增加,使解决生存的需要已经不易,发展的需要就很难放在优先的地位。身体与文化素质的需要同人的发展和提高的需要将长期存在一定的矛盾。

产品供需矛盾一时难以摆脱

除非物质产品达到极大丰富,不然在一个人口众多、人口增长又快、原来生活水平又较低的国家,很难做到供需平衡。即便总供应和总需求能做到基本平衡,但是,一些与生活需要和改善生活有关的产品的供需仍存在矛盾。

增大了环境保护的压力

我国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庞大的人口对土地、水资源、森林、牧地、各种生物资源施加的压力是很大的。人口的继续增加,使得已经遭受破坏的生态继续恶化;另一方面,巨大的人口压力势必限制更多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造成人口与环境之间的一种恶性循环。

希望在哪里

我国是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的人口问题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无法选择。但是也必须看清人口众多的潜在优势。

首先,是人口的乘数作用。

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很低,人均重要产品产量也很少。但我国综合起来,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许多产品总量能居世界第一,就总体国力来说,人口众多就是个优势。利用这种优势可以办成一些重大事情。人口众多的大国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不受外侮及他国威胁。人口众多的国家对各种自然灾害有较大的承受能力,有利于保障集体的生存和安全。人口多还可以具有人才和劳动积累多的优势。

其次,人力资源能够带来大规模经济效益。

人口多在经济上会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人口大国可以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兴办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巨大项目。我国能自力更生制造原子弹、导弹等,能使卫星上天,能在40多年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部门齐全、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同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关,因为它能直接享受规模经济效益。另外,一个国家的公共开支和行政管理开支,这些开支分摊在每个人头上,大国比小国的负担就轻得多。

忧虑,仅仅是数量吗

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向我们敲起了警钟,城市失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在人们为沉重的人口压力紧皱双眉时,可曾注意比人口压力更大的忧虑?在现代化目标不断推进的潮流里,在竞争意识日见强烈的社会中,经济的角逐,国力的较量,无一不与国民素质息息相关。“提高人口素质,振兴中华之本”形成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每一个热爱祖国者的心扉,都应唤起对人口素质的神圣忧思。

令人焦虑的现实

据有关资料披露:

目前我国有各种先天性缺陷者3000万;0~14岁儿童智力低下患病率为1.07%;全国出生缺陷总出生率为13.07%,最高的省份竟达20%。每年新生儿中,有85万多的婴儿有生理缺陷。全国3亿多儿童中,因遗传因素等原因造成的智力低下者达1000万以上,其中无法医治的先天性痴呆儿多达200余万。

全国残疾人共5164万人,其中智力残疾的为1071万。

全国的残疾人家庭占家庭总数的1/5,其中先天性残疾率超过50%。

四川省3000万儿童中,约有33.6万智力低下患儿,不到100名儿童中就有一名低能儿;文化发达的北京市,智力残疾患病率为9.38%,据此,全市常住人口中有智力残疾人8.6万;在甘肃,全省有27.8万痴呆人,但每年还要有2000多个低能儿出生;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一些地方,先天性遗传病患病率高达44.1%……

人口素质也不容忽视

我国国民平均受教育不足5年,文盲、半文盲还占总人口的1/5,其中12~15岁的有10.8%是文盲。1987年,每万人中有大学生18.2人,而日本则是205人,澳大利亚为203.5人。

我国现有的职工队伍普遍存在三低一少:文化程度低、技术等级低、管理水平低、技术人员少。5亿在业人口中,专业技术人员只有2600万左右,仅占5%。这个比例,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农村,文盲、半文盲占农村人口的35.9%,小学文化程度占37.2%,每万人中只有4个大学生,还不及日本1907年的水平。

堵不住的弱智源

人口素质低下,已令人忧心忡忡。然而更让人揪心的是弱智源却仍不可遏制。

在我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优生优育仍是一片荒漠。婚前检查、孕产期保健,仍视作是多此一举。有些地方措施不得利,生一胎呆痴儿,还要生二胎、三胎……甘肃氓县阿干镇有一对傻夫妇,连生8胎,无一逃脱痴傻基因。

近亲结婚屡禁不止,不少人频频冲击禁区,结下了血亲树上的颗颗苦果。据调查,目前我国近亲结婚率达1.5%,有的地区高达17%,绝大部分农民通婚圈方圆不足25公里。有的地方因长期近亲婚配,出现了“傻子屯”、“聋哑村”。

真的是杞人忧天吗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我国现有200万先天愚型人,按一人每年的养育、管理、医疗费需500元计,一年全国共花费100亿元。

我国有4000多万个家庭有残疾人,其中一半的残疾人需人照料,给家庭的经济和家人的心理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至于公民文化素质对社会发展的制约,请看下列事实:

江苏:1988年劳动力为文盲、半文盲农户,其人均纯收入仅622.2元,比劳动力为高中文化的农户低32.4%,比全省人均收入还低21%。

吉林:1988年农民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力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888元,高中文化程度的为664元,初中文化程度的为568元,文盲、半文盲只有432元。

……

21世纪向人类提出了至高的、全新的要求,现实告诉我们,仅靠资源和素质低下的廉价劳动力取胜的时代已经过去,难以想象,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度,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焕发出活力。这是人类历史的结论。

出路在哪里

人口多有其劣势,也有优势,根本出路就在于控制、缓解劣势,充分发挥人多的优势。其具体措施是:

用计划生育减少未来人口增加数,缓解人口的压力。因此,抓计划生育绝不能手软。

把人口劣势转化为人才多、高素质劳动力多的优势,把教育放在前位。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坚持以效率最大化为资源配置的前提,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公平而刺激过剩要素的增长。

发扬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以便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经济发展,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

可持续发展

“发展学”与“可持续发展”

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认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究竟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什么要实施这一战略?要深入理解这些问题,必须从战后异军突起的一门新学科——“发展学”的深入发展谈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忙于战后的重建、恢复和发展。于是各种研究发展问题的新理论、战略方案和具体政策纷纷涌现,学术著作竞相问世,渐渐形成了一个热门的学科——发展学。半个世纪以来,发展学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增长理论”到“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理论”,再到“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渐进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战后头20年: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

发展学是从发展经济学开始的,然而发展经济学起初只为“增长经济学”。战后西方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增长理论,于是出现若干经济增长模式和理论。例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拉尼斯——费累模式、路比特的经济增长理论等。当时学者们还没有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多数学者实际上认为“发展=经济增长”。这种发展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战略是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目标的。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还必须进行一定的社会经济改革,然而这种改革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因为这种战略必然会忽视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目标。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年)”开始时,秘书长吴丹概括地提出:“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这一广为流行的关于发展的公式,反映了战后头20余年对“发展”的理解和认识。

在上述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学者们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的现象。于是人们对过去的发展战略产生了怀疑,提出了批评。

60年代以来: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是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不能把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应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学术界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涵义较窄,通常指纯粹意义的生产增长。而发展的涵义较广,除了生产数量上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和某些制度的变化;不仅包括经济的发展,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政治行政体制的进步;不仅有量的增长,而且还有质的提高。总之,发展必定有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有发展。许多学者认为,发展除了经济增长的目标之外,还必须注意发展的社会效果。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除经济指标外,还应包括各项社会指标,即反映生活质量的“非经济尺度”——诸如教育、健康、住房、犯罪、社会地位变化等等,以及反映分配状况的“经济尺度”——诸如收入分配、就业比例等等。这些思想和观点在联合国会议和有关文件中也有所反映。这个阶段的认识是,增长不等于发展,少数人富裕不等于社会幸福,发展是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70年代以来:当前的发展要顾及后代和未来,不能牺牲环境求发展

随着工业发展带来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资源匮乏等严重问题,人们越来越关心这种发展的后果,以及地球和人类的未来。从60年代末以来,发展学进展到把对发展现状的研究同未来前景的预测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了发展未来学,通常叫“未来学”。未来学综合分析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预测今日的发展将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以及为了趋利避害,对今日世界的发展应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配套措施和具体政策。

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词,是在80年代中期由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首先提出来的,并且给了它10个以上的不同“定义”和“指标”。对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和辩论,终于在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期间达成共识,认为“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这一共识包含了子孙后代的需要、国家主权、国际公平、自然资源、生态抗压力、环保与发展相结合等重要内容。后经全体联合国成员国的共同努力,1992年的环发大会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方针,最后制定并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等重要文件。会议号召各成员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并加强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实施。

联合国之所以制定这一议程,其主要原因是人类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而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加之管理不善,出现了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浪费,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如果再不加以控制,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子孙后代的生存将出现危机。为了子孙后代,持续发展就成为当务之急。

人口·经济·持续发展

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一般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的高低来衡量的。它标志着一定的技术装备能力和对自然资源探测、开发、利用的程度,也标志着对环境进行保护和治理的能力与程度,因而同时构成决定社会文明和实现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目前,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用过剩人口与短缺经济的矛盾加以概括。这是制定我国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立足点。从这一点出发,可持续发展涉及人口数量、素质、结构与经济发展等。

总体人口·生活资料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一方面为一定时空的人口规模,另一方面为最终产品的生活资料,在宏观上,二者最能体现人口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程度。从价值形态考察,由于受到固定资产投资系数影响,要保持原有居民生活水平不致降低,需满足新增人口投资增长率=人口增长率×投资系数条件。1994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2%,新增人口投资增长率需在3.92%以上(投资系数按3.5计算),才能使居民生活水平不致下降。从实物形态考虑问题更大一些。以粮食生产为例,未来50多年全国人口将增加1/3,而全部后备耕地资源不足现有耕地面积的1/3,即使这些后备耕地全部垦用,并确保现有耕地面积不被占用,也只能维持现有人均耕地面积水平,事实上这是绝难做到的。其他生活资料的增长情况也相类似。面对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对生活资料的加速需求,人口过剩和生活资料不足将长期存在,必须将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倡适度消费、大力发展生活资料生产三者结合起来,才能逐步实现三者的良性循环。

人口质量·经济技术进步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数量方面,也包括质量方面,包括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产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主要依靠劳动者的数量的增加转变到质量的提高,劳动者技术、文化等人口质量方面因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据估计,由于技术进步本世纪初劳动生产率提高20%,中期提高到30%,目前达到近80%,有的部门甚至达到100%,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显示出其所具的强大力量。

我国在1949年以来,人口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但全民的文化素质与许多国家相比仍很低。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所占比例不仅比发达国家低,比某些发展中国家也较逊色。时至今日,全国尚有1.5亿文盲半文盲,这种状况同现代化建设极不适应。在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交互发展的两种循环模式中,即“高生育率——低人口文化素质——低劳动生产率——高生育率”初级循环模式和“低生育率——高人口文化素质——高劳动生产率——低生育率”高级循环模式,目前中国在总体上处于由初级向高级循环模式转变阶段。完成这种转变,需要在大力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发展科学文教事业。为此需增加投入,把“科教兴国”落到实处。

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的可持续发展

生产年龄人口与就业手段、就业结构的可持续发展:2020年以有我国面临生产年龄人口激增趋势,可谓确切意义的机遇与挑战、动力与压力并存。机遇和动力:由于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高,致使老年和少年人口之和所占比例下降,社会负担减轻,这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挑战与压力:劳动力在过剩情况下继续大幅度增加,21世纪的前一二十年,就业问题将更为突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应抓住机遇,运用动力,加快发展;伺时奋起应战,增加活力,制定出相应的策略。

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据预测,本世纪末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将上升到6.8%,接近老年型年龄结构;2020年将步入老龄化严重阶段;到2040年,达到峰值年份的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17%,与国民经济发展比较起来,人口老龄化具有提前到来和峰值较高的特点。因此,应付老龄化冲击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必须在坚持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同时,继续提倡子女供养式家庭养老保障,还要适当组织老年人口再就业的自养保障,建立起社养、家养、自养相互结合“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障体系。

人口分布与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人口城乡结构、地区分布结构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城乡结构变动或人口城市化,关键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从事工商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转向第三产业为主的原则。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可持续发展,要正视人口地区分布格局长期未变的现实,东南沿海12个市区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4%,人口却占41%;中部地区人口数量多,素质差些,生产力布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西北广大边远地区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但也存在人才短缺、基础较差的不利条件。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充分用其长、补其短,另辟蹊径。调整人口的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要从实际出发,审慎地对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如果仅仅以人口密度为依据而确定生产力布局,是不足取的。

人口·社会·持续发展

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是总体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

社会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这种交往首先存在于生产过程之中,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关系;其次存在于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文化、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之中。由此可见,社会可持续发展牵涉面广、问题庞杂。我国人口和社会发展实际,存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消除贫困与公平分配

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消除贫困,才能走出人口生产“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困境。办法一是控制多生多育,阻住“越生”环节;二是发展经济,除去“越穷”的根儿。但这两条还只是必要条件,加上公平分配方构成充分条件。因为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贫富悬殊,许多人还难以摆脱“穷——生”不良循环的困扰。只有真正确立公平分配原则并建立起相应的机制,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为人口与社会进步的可持续发展开辟道路。

人口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这里的文化系指技术、人文等科学知识,即通常所说的人口文化程度。当今世界,生育率与人口文化高低成反比是一种带有普遍规律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就等于生育率的降低,是谋求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前已叙及提高全民性的科学和文化水平,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和加大改革力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些还只是外部条件,需要从内在机理上激起个人和家庭进行人口智力投资的积极性。这就要从根本上改变脑体分配不尽合理和某些“倒挂”现象,实现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合理的按劳分配原则,建立起相应的利益导向机制。

人口与改革的互动平衡

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不过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实施要充分估量到人口因素的作用,也要顾及到对人口生产的影响。如目前全国企业职工人数高达1.49亿,《破产法》的颁布和实施就要估量到因此而失业的职工数量,通过储备足够的失业保险金等手段加以解决,做到“未雨先绸缨”。又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改革,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迅速改变了农村人口再生产的条件,已经显示出对人口控制的良好效应,但它客观上刺激了对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劳动力的需求,使得一些人增加了生育男孩的愿望,又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人口工作方面的改革亦应如此,要兼顾社会效益,互动平衡。如近年来不少地方将生育与生产、生活结合起来的不同形式的“三结合”,不仅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而且推动了那里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人口增长与可再生资源

与非再生资源相反,可再生资源,如耕地、森林等,是可以通过自然过程得以再生的。只要这些资源的再生能力不被破坏,它们就有潜力提供永久性的经济服务。然而近几十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可再生资源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森林被毁、草场沙化、土地肥力递减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响。各国的学者都对此提出了强烈的呼吁,要求各国引起高度重视,控制事态的发展,保护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森林等资源的同时,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从人类发展的历程来看,已经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农业生产边际报酬递减趋势;一是资源消耗掠夺性趋势。这两个趋势再持续下去,无疑会对子孙后代的生存造成窘境、提前进入资源耗尽的时代。

农业劳力报酬递减

从世界农业发展的情况来看,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早已出现,近几十年来尤为明显,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所谓边际报酬递减,是指追加等量的投入而使收益的增加呈递减趋势。例如,原来投入100元/亩,亩产800斤,现在追加100元/亩,使产量增加了800斤/亩,即每亩地投入200元,产量是1600斤/亩。如果不断追加投入,由于土地本身的性质决定,追加投入带来的收益肯定不会无休止地增加,当投入增加到一定数量时,报酬就会减少。比如说每亩地再追加投入400元,按前面所讲的,应增加产量3200斤/亩。也就是说,现在一亩地已投入600元,单产应该是4800斤/亩。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当增加最后的400元投入时而带来的产量增加没有达到3200斤/亩。这就是边际报酬递减。而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自然是指每增加一定比例的劳动力数量,所带来的产量增加是递减的。

劳动力边际收益递减不仅在我国,且发达国家也很明显。英格兰、法国等1300~1750年间的实际工资和人口数字比较,人口数量的增加比工资增加的速度要快得多,人口极少的时期,人均工资是最高的。

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其原因有两个,一是除劳动力以外,其他因素,如化肥、灌溉等对农业收益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随着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增加了,而产量由于技术因素也在增加,所以缓和了这一矛盾;再者,从中世纪以来,毁林、毁草开荒,扩大了耕地面积,因此也没有出现地少的感觉。然而新的因素本身,包括化肥、灌溉和各种各样的生物技术等也常常受到报酬递减规模的影响和制约。有证据表明,在美国和一系列发展中国家,追加化肥比过去少量使用化肥得到的产出收益减少了。同样,灌溉的收益也由于土壤渗水和土地盐碱化出现递减。原因之一就是人口增加后,为了提高单产量而在土地上重复耕作,减弱了土地再生能力。人口的增长会改变生产用地的质量,有的还会降低土地的生产率、如不采取措施加以控制,集约化生产会使土地表层的侵蚀进一步加剧。因为土地所需的养份需要一定的自然生长过程,所以,缩短休耕时间通常会降低土地的肥力。

森林渔业资源储备锐减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森林储备正在减少。联合国粮食组织(FAO)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热带森林的采伐速度,照此下去,到2000年,热带森林的规模将缩小10~15%。伐林转耕在所有的森林砍伐中约占45%,而在非洲约占70%。报告以秘鲁、泰国、印度和菲律宾为例,说明了没有土地的入侵占森林开垦轮作的或作永久耕地的情况。粮食组织代表迈尔斯指出,人口的压力导致的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是热带湿润地区森林砍伐的首要原因。人口压力和森林砍伐之间最直接的联系可以从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政策中看出来,那里的移民计划就是试图把人口稠密的农业地区的人口转移到森林地区去。

在发展中国家,从森林采伐的树木3/4用于燃料。某些地区由于森林贮量减少已出现了燃料短缺。砍伐燃料用林速度加快,很大程度上与人口压力有关。然而更重要的却是这些国家缺乏管理手段,也因为森林资源大不值钱。与此相反,美国对商业林木的管理方面有很明确的规定。波多黎各在森林管理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它的森林曾一度有90%被砍代,现在大都得到恢复。

海洋渔业是与公用财产资源有关的另一个典型例子。过度的捕捞会使渔业资源下降以至难以维持自身。如果那样,渔业资源将会消失,渔业贸易也将不复存在。例如,秘鲁的某种鱼就由于过度捕捞而在1972年绝了种。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其他生产条件不变,农业劳动力的膨胀可能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并相应地降低农业工资;人口的过快增长,还可能会加速再生资源的退化过程。尽管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导致士地的侵蚀,然而,通过扩大耕地和强化土地的使用,人口增长也会导致土地进一步侵蚀。大量资料也表明,持续增长的人口对森林鱼类等资源也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人口增长与非再生资源

一般说来,非再生资源包括地球表层的矿物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如石油等。对于像土地这类的资源,如果管理得好,是可以永远具有生产能力的,而地球表层的矿物资源的可供量却是有限的。人们在利用这类资源进行经济商品和劳务商品的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已遭破坏,因此,地球上这类资源的贮量下降了。尽管回收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贮量的下降,例如,目前世界钢铁工业生产中所需要的铁45%是回收利用的废铁,但实际上,由于非再生资源贮量有限,从中取得经济利益的潜力也终究是有限的。因此,对于非再生资源的讨论也是全球性的。矿物资源和非燃料矿物方面大量的国际贸易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任何由于人口增长而引起的需求增长都会有所表现,从而影响到所有的国家。例如,人口增长的减慢可能引起需求减少,造成那些资源输出国经济恶化,即使全球的人均消费水平有所提高,也难以避免。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源,需要在税收、补贴和转让等方面达成国际协议。资源的不断开采最终会使全球有限的资源储备消耗殆尽。资源贮备耗尽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率、收入水平,以及要成功地运用价格引导关于最终消费品生产过程中更有效地开采和使用资源的研究。

人口增长速度本身并不一定就使资源迅速耗尽,因为资源消耗的速度还受其他方面因素的制约。假如人口不变,高收入水平的经济要求消费的非再生资源最多。这一事实说明决定全球资源的使用速度方面,发达国家的资源需求趋势比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大得多。一个国家在人口快速增长而收入提高缓慢或不提高的情况下,对资源的消耗可能会少于人口稳定而收入迅速提高的国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在同样的资源消耗的条件下,人口稳定会提高人均资源消耗,也就是说在人均资源消耗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会使资源耗尽的日子提前到来,即使在更可信的引入价格影响的情况下,结果也大体相同。除非对于那些遥远未来出生的人们的福利的关心超过了那些对眼前出生的人们的福利的关心,否则没有什么理由担心人口增长对非再生资源储备消耗速度的影响。

还有许多人口学家提出,通过减慢人口增长,社会可以“买时间”在资源耗尽的时期到来之前作好准备。或许技术的进步可以通过提供替代品或提高生产率来缓解对资源的压力。这种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它假定技术进步会在资源市场的供求环境之外出现。许多分析表明,预期利润是激励这种创造性努力的主要动力,但这种技术的变化肯定不是由于市场的驱动,基本上是由于知识的导向。事实上,一个国家可以鼓励降低人口增长率,从而使更多的人生活在技术高超的未来环境中,这涉及到资源使用中复杂的国际关系。由于所有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非再生资源都在国际市场上交易,因此必须用全球的眼光去看问题。这里,看来很可能资源使用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在于增强资源的稀缺,就像因涨价而必须寻求更经济的战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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