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31 01: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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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菲利普·布罗姆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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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试读:

引言

他们——主要是男人和男孩——满怀期待地站在绿树成荫的乡村道路边。夏日的炎热毫不留情地包围着他们。他们极目张望向前延伸的道路。听得见一阵微弱的嗡嗡声。一辆汽车出现在街道之间笔直的路上,汽车小小的,周围扬起一片灰尘,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汽车变得越来越大。它向观众冲过来了,强大的引擎使其极速行驶,呼啸声越来越响亮。这是一种富有力量的感觉。

其中一个旁观者,一位18岁的青年,做好了等待已久的拍照准备。汽车离得更近了,呼啸着,动力十足地行进着。几乎就在眼前了。青年摄影师专注地透过镜头观看着。他清楚地看见巨大的挡风玻璃后面的司机和他的乘客,看见用油漆写在油箱上的数字6,当汽车从他身边一溜烟冲过的时候,他感觉到噪声和动力的冲击波。在那一刻,他按下了快门。此时,灰尘包围着他。他必须等一等才能看照片的效果。

当他看到自己在1912年6月26日那天在法国汽车大奖赛上拍下的照片时,年轻的摄影师感到很失望。照片中的6号车只有一半车身,背景模糊,有一种奇怪的放大感。他把照片收起来了。他就是贾奎斯·亨利·拉蒂格。他认为拍失败了的这张照片在40年后展出,并使他一举成名。照片充分体现了匆忙、活力、快速,在世纪之交到1914年秋天之间的那些年,这些非常重要。

今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个时期经常被认为是平和欢畅的:陷落之前的日子,过去的美好时光,装饰华丽的电影赞颂的美好时期,一个即将被冷酷地驱往灾难的、被暴力砸碎的美丽、完好无缺的社会。根据这种对各种事件进行解读的方式,1918年后,现代性的凤凰涅槃于旧世界的灰烬。

对于生活在1900年前后的大多数人,这种强调可靠性和优美的怀旧观点会让他们感到惊奇。他们对这个时期的体会尚未被回忆修饰。他们的体会更加原汁原味,具有更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魅力和恐惧的特点。如同现在一样,那时,技术、全球化、传播技术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人们的交谈和报纸文章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如同现在一样,那时,大众消费文化给时代打上了烙印;如同现在一样,那时,生活在一个加速的世界的感觉和进入未知的感觉令人心慌意乱。正因为此,拉蒂格的照片特别适合作为那个时代的象征。作为一个热爱快速汽车和速度的男孩,他所关注的事物反映了时代的关注,其时,赛车手是大众英雄,新的速度纪录每周都在创造和打破,大规模生产——在这里体现为手提相机,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

速度既可以是令人恐惧的,也可以深深地激动人心,这种恐惧和变化的投射也发出了跨世纪的回声。一1900年:电机与处女

各位先生、女士,这是美丽的1900年世界博览会。你将莅临现场,你已经踏上未来的旅程,你已经光临现场。你置身于巴黎;如同梦幻一般,你远远看见世界博览会的屋宇,它们高耸于这座伟大城市的云霄之颠。你应当采取哪一种参观方案?从哪里开始?——摘自1900年世界博览会官方指南

一个简单而痛苦的问题应该占据全体法国人的头脑:“我们怎么能够阻止法兰西烟消云散?怎么能够保持法国民族在地球上的存在?”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之外,其他一切都消失不见了……——雅克·贝迪永《法国人口下降》

她像个怪物,也奇异地富于预言性:她,一个高20英尺、体态丰满的资产阶级女人,矗立在新世纪开端的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大门前。在海军节上,她与体现出惊人自信的战舰一起扬帆前进,这座穿着时髦服饰、隐喻巴黎市的石膏塑像看起来像是个专横的女人,陪伴着她被宠坏的女儿路过老佛爷百货公司:她胸部丰满,一副匆忙、傲慢的样子。你似乎听得见她正对着胆小羞怯的售货员高声发号施令。批评者们可不客气,他们用来描述她的形容词包括:“可笑”“简直就是残暴”“荡妇的胜利”。

雕塑家保罗·莫罗-沃舍尔(1871—1936年),一位29岁的冉冉升起的明星,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巴黎表现为一位现代的巴黎女子——不是着古代裙装的窈窕淑女,或者希腊女神,而是满怀信心地展望新世纪、当代、自信、成熟的女人。他以有“圣女萨拉”之称的女演员萨拉·贝纳尔为模特,请帕奎因时装屋为他的作品设计了一袭最时尚的华服,成就了传奇般优雅与都市时装的奇妙结合。

结局像正式开幕式一样富于灾难性。法国总统埃米尔·劳伯特被迫在一个尚未完工、四处泥泞、到处是水坑和脚手架的建筑工地上举行旨在把共和国所有达官显贵团结在一起的庄严仪式。第一批拥进来参观这场有史以来世界上耗资最巨的博览会的游客发现许多展厅半空着。一幅当代漫画表现人群陷于脚手架和“禁止通行”标识之间不知所措的情形。漫画的标题是《世界博览会展示什么?》

其后几周,剩余的所有景点都布置好了,即便是最后到来的参展商也在众多展位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这座伟大城市那不受待见的隐喻下面,主入口处的售票厅已经建好,每小时接待6000名游客,满负荷地运行。到展期结束的时候,参观巴黎市中心这处112万平方米展场的人数约为5000万,周末期间,平均每天的游客量达到60万。

展会是一场盛大的、令人讶异的汇演,不只是商品交易会和科学大会,而且首先是当地及欧洲各国、美国和全世界其他各国游客的巨大露天市场。来自柏林(尽管他有一个法国人的名字,但他是德国人)的教师让·索维奇是游客之一,他在1900年第七柏林区属高中的年刊上发表的文章中,亲切地描写了他的巴黎之行的每一个细节。他于傍晚来到法国首都(“一张单程二等车票花了我69块多马克”)。这位富有进取心的教育工作者讲述了典型的游客经验,警告读者在异域旅行的沧桑:“最好到那儿买帽子……德国的帽子意味着你的外国人身份暴露得更快……成为导游不断袭击的目标。”

索维奇适当地伪装成法国人,漫游了整个城市。名字虽然是“野蛮人”的变体,但本性上是个文明人的索维奇决心不放过任何生活细节。

两旁种植着高大树木(大多数是法国梧桐)、宽阔美丽的街道以及活跃的交通令人精神振奋。陈列不同商品的各种商店令顾客们兴致勃发。为了招揽顾客,许多店家把商品摆放在街道中间的盒子、箱子和木头支架上。这里挂着琳琅满目的衣服,那里的人行道上摆着肥皂店的货品及各色食品,一位艺术品商人在兜售古董;这边是这里的人们喜欢的新鲜绿色芦笋,那边是牡蛎和罕见的蜗牛……街面上,餐馆和百货商店的广告扔得到处都是。我带了一些回来。

大都市生活的节奏和速度令索维奇感到吃惊。这里甚至提供专门的自行车道:

街上有很多汽车。骑脚踏两轮车的人比我们少;大阿尔梅大道和其他地方有美丽的沥青脚踏车道。我特别注意到那儿骑脚踏车的人不像柏林的骑车人那样讨嫌;几乎没有柏林街上那种不断的、让人紧张的铃铛声……

那儿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很多。柏林和巴黎的区别并不大:还是有一些马拉车和蒸汽车,但是有一趟开往文森森林的漂亮电车。

如果说交通跟家乡类似的话,这位老师发现其他方面的习俗大相径庭:“我发现很多小便池那样公然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甚至公共厕所的数量也很多;皇宫附近一所房子整个长长的通道设有大量的厕所,被孜孜不倦地使用着。林荫大道上的小便池一般在广告栏周围,在这里你会读到这样的广告:烹调美食,李比希肉膏必不可少;还有白炽汽灯纱罩和裤架广告。”索维奇不得不承认这种安排有它的好处,但是当他看到一座公共纪念碑基脚处就安着一个小便池的时候,他的分寸感令他觉得愤怒。说到底,法国人还是跟德国人太不一样了。

穿行在这些给人不和谐感的广告中,路边的一块活动广告牌上有这样一则口号:“给自己通电!”索维奇仍然狡猾地用他的法国帽子乔装身份,并终于来到了他旅程的目的地:世界博览会会场。他感觉目不暇接。他承认:“我觉得自己的笔力无法描述这个巨大工程的万分之一。”

巨大的展场从香榭丽舍酒店开始,沿着塞纳河上新修的、献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大桥一直延伸到战神广场和特罗卡德罗宫及埃菲尔铁塔(1889年那次世界博览会留下的唯一纪念品)之间的区域,其目的就是要给人以刺激、令人敬畏和手足无措。它宣告法国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巨大的婚礼蛋糕样式的建筑,里面是装饰、家具设计和其他各行业的殿堂(这里的每一座建筑都是一座宫殿)。

在这里,每个大国都得到一块场地,修建代表自己文化的建筑。实际上,也不是所有的大国——美国当初就被排除在最早的、河边第一批有声望的国家之外(摩纳哥倒是争取到了一个位置),只是在掀起了一场外交风暴后,其他国家才不得不放弃一部分自己的地盘,给新的觊觎者让出位置。大家觉得这再公平不过了,即便目中无人的美国总指挥官斐迪南·佩克被认为很过分:他不仅粗鲁地向东道主指出美国的贸易数字超过了法国和德国的总和,而且还放肆地说:“美国已经这么发达,它不仅有权在地球各国中占据尊崇的地位,而且应该在发达的文明间享有最重要的位置。”虽然他的法国同行在私下里怀着极大的自信说,哦,不!但是他们几乎满足了他的全部要求。

所有的国家馆都雄辩地传达了欧洲和美国的某种形象,因为除了芬兰(由一座流动的新艺术风格建筑代表)是个突出的例外之外,所有国家都选择采用其历史建筑的集锦表现自己:德国,这个无论如何必须有最高的尖顶的国家,其国家馆是哥特式风格;意大利是文艺复兴风格;西班牙是中世纪摩尔风格。英国馆则是埃德温·鲁琴斯设计的模拟詹姆斯时期风格的建筑,以布拉德福德的斯特拉特福市政厅为模型。美国选择了国会的古典主义风格——那是一座有着156英尺高圆顶的建筑,上面站立着一只金色的鹰。这些建筑表明,身份是由遥远的过去构成的,对古老的国家和新世界都一样。

如果说过去在右岸大行其道,那么在左岸,过去则处于泛滥状态。“巴黎旧城区”是展会的一个重要旅游景点,它俗气地呈现了维克多·雨果想象的中世纪巴黎的面貌,配有炮塔(一个人被吊在炮塔外,摇来晃去)和木结构房子、一个活生生的卡西莫多、几十个少女以及用木剑互相攻击的骑士。穿着古老衣服的街贩叫卖点心和微型埃菲尔铁塔。在炮塔下面,博览会官方的巴洛克和洛可可涡形装饰则展现了另一番景象:盛气凌人、自信满满的现代主义。到处都是闪亮的机器,新的发动机和新的发明挤满了展厅。坚毅的柏林教师决心尽可能多看。他参观了能容纳2.5万人的宴会厅举行的水果展;他体验了有三种不同速度的电动扶梯;他在幻影大厅看到的幻影差点儿没让他晕过去;他参观了冶金展览,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钻石;他视察了运行中的X光机,惊叹于非洲的白蚁丘,5000只灯泡照明的“电宫”令他大开眼界,相当于3亿根蜡烛能量的探照灯令他眼花缭乱,柏林的C.弗洛尔生产的巨型起重机令他眩目(“又一个德国工程学取得胜利的领域”),给所有这些奇迹提供能源、发出小猫喘息般声音的发电机令他谦卑:“你怀着极大的崇敬看着这些巨大的机器,同时,分明感觉到脊背升起一阵凉意……这种力量一旦失控,足以把一个渺小的人粉碎成一个个的原子。”

索维奇并不是唯一一个为眼前不可思议的机器景象惊骇的人。那些机器几乎是悄无声息地运行,产生的无形力量却足以移山挪海。这些电机最热烈、最奔放、最兴奋的倾慕者莫过于美国历史学家、小说家亨利·亚当斯(1838—1918年)。当时,亚当斯从美国来到巴黎进行考察。在他的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他把他(第三人称)对这些机器的见识视为一种宗教启示:

对于亚当斯,电机成了无限的象征。随着他对大量的机器习以为常,他开始觉得这些40英尺高的电机是一种道德力量,这种感觉类似于早期基督徒对十字架的感受。这个距他一臂之远的巨大轮子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旋转,而只发出极其微弱的噪音——那嗡嗡声几乎不足以警告人出于对力量的敬重而离它稍微远一丝丝——它甚至不会吵醒靠着它睡觉的婴儿。同它比起来,老式的、蓄意的、每年或者每天围绕太阳公转的地球都嫌逊色。参观还没结束呢,就不禁对着它祈祷了,这是遗传的本能教给人在面对静默、无限力量时的自然表现。在极限能量的上千种象征中,电机不像其他象征那样有人性,但是它是最具表现力的。

塞纳河对岸特罗卡德罗宫旁边的殖民地展览并不只限于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是当时的第二大殖民帝国),但是它必须确保英国属地的风头不盖过东道国。在这里,游客可以观看各个遥远国度的居民的生活,似乎他们没感觉到成千上万双眼睛的注视,而上千颗法国人的心想到他们也是自己的臣民更加骄傲地跳动。

这是优雅的、无害的精彩世界。你可以在开罗露天剧场购物,欣赏阿尔及利亚工匠,在中国餐馆用餐,也可以参观柬埔寨宝塔,观赏愉快、满足、穿着色彩斑斓服饰的土著。法属刚果展馆的那些非洲人营养尤其好,穿着尤其漂亮。好奇的看客看见头顶大罐子的女子在葱翠的雨林植物间逶迤而行,男人们既骄傲又快乐,好像随时会放歌、舞蹈。这丝毫也没有体现他们在刚果的家乡正在发生的情况。那里正在发生着地球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种族灭绝。这场恶行是1900年博览会最珍贵的客人之一、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陛下亲自导演的。一个国家的消失

一套二十卷的官方纪念特刊称巴黎博览会为“时代的精华”,其辉煌外观早已破碎,或者消逝,但是,它仍然以其纯粹的豪奢、无数的逸闻趣事和奇异的细节,以及它如此直白地陈说的内容和它拒绝表达的内容而引人入胜。除去官方演讲和对博爱及国家伟大的重申,展会的灿烂光辉受到欢迎,整个展览充当了装饰华丽的地毯,掩盖了前所未有的、弥漫法国上下的灰心丧气感和巨大的社会分裂。

世界博览会呈现了一个包裹着旧时代舒服外观的崭新技术世界。在法国革命100周年之际,1889年世界博览会大胆地照耀着未来,朴素的埃菲尔铁塔乃是它的标志,光束是它的传奇。1900年,人们对大言炎炎的声明兴味索然。法国人希望分散一下精神,希望娱乐一番,不希望吃惊或者甚至震惊。

对于许多法国男女而言,新世纪不仅不确定,而且感觉备受威胁。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国家输了一场战争给德国。它承受了1871年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虏并被迫逊位的屈辱,还被迫将有争议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割让给德国。更糟糕的是,法国人目睹了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诞生,眼睁睁看着德皇威廉一世在法国皇家荣耀的核心之地凡尔赛宫镜厅加冕。紧随战败之后,巴黎公社起来反抗为逃避德国人而撤退到外省、软弱而反动的政府。更恶劣的是,法国军队在残酷镇压了反叛、夺回巴黎以后,在一周之内,通过军法审判的方式处决了它自己的两万多公民,造成“血腥的一周”。在更晚近的1894年德雷福斯一案中,一位无辜的犹太军官被指控叛国罪,明显舞弊的法庭判他终身监禁,这件事引起国家中产阶级以上社会的分裂,使曾经的朋友甚至家人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这种分裂像开放性的伤口一样还在继续溃烂,因为这位诚实的上尉被孤零零地关在远离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遭罪,德雷福斯分子要求对他进行重审。

德雷福斯的敌人和支持者(主要是社会主义者、中产阶级和进步人士)之间的裂痕延伸到了私人生活领域:曾经的好朋友、印象派画家德加和毕沙罗因为这件事而形同陌路。作为德雷福斯的激烈反对者,德加甚至因为一位模特同情犹太上尉而解雇了她。连首都的空气似乎也分裂了。随着情绪接近沸点,1898年左拉在《极光》上发表的文章《我控诉》总结了辩方论点:“我只有一种热情,那就是以人性为名义的启蒙热情,人性受的罪够多了,它有权得到快乐。我的激烈抗议仅仅是我心灵的呼声。让他们有胆量就(以诽谤罪)审判我,以使此事为大家所周知吧!”他没有受到审判,但是经过几天的街头骚乱和威胁以后,他只得远避英国,等待事态降温。回到法国4年以后,由于夜间烟囱堵塞左拉在自己家里窒息身亡。他的死因被登记为事故。几年后,一位盖屋顶的人承认,他在左拉家隔壁的屋顶上工作过,出于报复作家为犹太上尉所做的辩护,他把一片木头放到左拉家的烟囱上,令他命归黄泉。德雷福斯与衰退的阴霾

德雷福斯成了法国莫名不安感的象征。仅仅在一代人以前,法国还是无可争议的世界文化中心,主宰着全世界的时尚和各处“文明”人的音乐与文学品位。1870年,法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德·梅斯特还言之凿凿、满怀流光溢彩般的信心写道,全世界的艺术家“在巴黎允许他们成名之前,都只能享有地方性的声誉……也许,在法国人给出解释之前,任何东西在欧洲都不可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30年之后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伦敦成了世界金融中心;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独步世界。法国本身受困于各种阴影,包括战争失败、领土丢失,以及亡国灭种威胁下的衰退与堕落。与欧洲其他民族相比,法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1891年,法国的死亡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出生人口。如果说1850年到1900年期间人口数量没有下降(甚至从3600万上升到了3900万),那也主要归功于来自比利时、意大利和波兰的移民。在同一时期,尽管有大量人口移居他国,德国和英国的人口反而增加了20%,而哈布斯堡的臣民几乎增加了一倍,俄罗斯人的数量差不多翻了三番。法国母亲不再孕育足够的子女,更可怕的是,这个国家的男人好像也不像过去那样有能力让女人怀孕了。许多作家说,法国人似乎患了不孕症;100年内其文化和生活方式将会消失。“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之外,其他所有的问题都毫无意义,”1911年,历史学家雅克·贝迪永写道,“……法兰西之死是19世纪和20世纪最关键的事实之一。”法国落后了,而其东边的“世敌”、新德意志帝国则不仅在人口方面稳步增长,而且在科学(德国研究者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超过任何国家)、军备及工业发展方面也稳步前进。法国似乎不仅仅是战败了,而且日趋消亡,日渐退入其从前辉煌的阴影之中。

为恐惧削弱、被焦躁的悲观主义情绪动摇的法国人渴望一场兴高采烈、不具威胁性的世界博览会,而他们最盼望的莫过于获得成功。主办者要求的不仅仅是视觉的大胆:回顾性的辉煌和娱乐统领一切。每个人都要对现场留下深刻印象,每个人都要好好享受——即便旧法国的纸型炮塔更像是对民族伟大华而不实的戏仿,而不是事实的证明。

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光辉的表面蒙骗:“这次博览会带给我们的新东西还有待观察,”博览会的大门最后一次关闭后,法国散文家尤金-梅尔基奥尔在《时尚》杂志中写道,“1889年,钢铁(埃菲尔铁塔)勇敢地、赤裸裸地独自矗立在我们眼前;它令我们欣赏它作为建筑元素的优点。自那以后,你觉得它好像感受到人在犯下原罪之后的那种羞愧,觉得需要把自己盖住。今天,钢铁用石膏把自己包裹起来了。”

原罪就是永远分裂的德雷福斯事件。对于这个似乎已迷失方向的国家,这位犹太军官正好充当理想的妖魔。自从爱德华·德拉蒙特(1844—1917年)于1886年出版了畅销书《法国的犹太人》(1914年时已出版了200版)以来,反犹主义在民族主义右翼中十分盛行,成为了一个战斗的口号,将天主教徒和共和派无神论者哨聚在这面旗帜之下。德雷福斯特别适合作为阴谋、外国人和国际资本传说的题材。作为犹太人,他被等同于国际资本和法国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终结;他生长在德法之间历史上素有争议的阿尔萨斯地区,因此他被怀疑对法国怀有二心、是叛徒,把他的国家出卖给人口迅速增加的德国人及其在海军服役的无数子弟。在历史本身令法国人不知所措之时,作为一名军官,他也代表着男性美德和急于洗刷失败气息的军队。如果这个国家已经没有男人能够生育足够数量的子女,那么,也许腐朽已经深入到法国的历史性伟大与男子气概的核心,军人阶层——在其发表于1899年的《梦的解析》一书中,在巴黎做过医学研究的弗洛伊德把军官与夸张的男性气概当然地联系在一起。上尉的运气差得出奇,他有着这个国家害怕和意欲仇视的一切。“对我来说,今天的法国人——最近的一起危机已经使情况再清楚不过——肩并肩地生活在一起,做着同样的工作,分享同样的失望、同样的愉快,但是他们不再同心同德。”反德雷福斯的作家保罗·布尔热的小说《伊塔普》中的人物这样说。

法国民族主义者的口头禅是土地和死人,相当于德国人说的血液和土壤。上面这句话出自毛利斯·巴雷斯(1862—1923年)。由于他是最排外的老人俱乐部法国科学院的院士,所以这句话具有不朽的善意。巴雷斯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世纪末享乐主义者,他的纲领性小说《崇拜我》宣扬一种彻底的、唯我论的自私自利,为他赢得了相当的文学声誉。后来,这位专业自我主义者厌倦了独来独往的生活,投入到国家共同体政治之中。

欧洲政治右翼最危险的一些煽动家认为他们的政治角色根本上是审美的,服务于更高的美和纯洁,巴雷斯也不例外。像那么多转变者一样,他最厌恶的莫过于自己的过去,尤其是他曾经宣扬的颓废。他相信,天主教的法国被清教徒、犹太人和共济会阴谋腐化了,这些人破坏了“有机的团结”,而这种“有机的团结”本来应该统领由“我们的死者和我们土地的产物”团结起来的民族成员。“扭曲了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死者的每一个行为,都使我们更深地陷入令我们失去生育能力的谎言”。不育的幽灵又浮现了,这次体现为被阿哈斯威尔——流浪的犹太人阉割的乡村天主教徒。爱德华·德拉蒙特在他的畅销书《法国的犹太人》中写道:“一切都出自犹太人,一切又回到犹太人。”

反犹主义是德雷福斯案的显然动机,人口争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者雷内·戈纳尔等批评者迅速抓住民族衰退的假定原因:城市生活、缺少信仰、普遍的悲观主义、资产阶级颓废的过度文雅,以及“吃人的”大城市里尤其明显的现代生活的其他特点。这对世界上最有教养的国家——法国的打击尤其严重,戈纳尔警告说:“恰好我们的法国文明及其律法和习俗夸大了这一影响,迫使人真正害怕人口下降。”尽管采取了各种反向的措施,尤其是取消堕胎(在维希政权统治期间,这是死罪),甚至不准做避孕套广告——当时出现在其他国家报纸上的“绅士们的橡胶制品”。

即便德雷福斯的捍卫者埃米尔·左拉在受到触动之下也写了一部题为《繁殖力》的小说,对比了两对夫妻的命运:自我本位、富裕的城市居民把一切都投入到他们唯一的儿子(当然,他死了)身上,而故事核心的主角夫妇则选择了简单的生活,生育了一堆孩子,结果得到了爱和满足。这篇小说左拉构思了好几年。早在1896年,他就在《费加罗报》上撰文说:“我的小说……将是一幅巨大的壁画,解释巴黎这样的城市如何杀死病菌,吞噬生物,消耗堕胎才成了这个样子:明天的生活之地。”

城市怪物的形象——瞪着闪着电光的眼睛,石头和钢铁做成的身体,没有寄生虫,更谈不上生命,这种怪物以无法餍足的饥饿吞食其居民,就像直接回归到用自己的孩子烹煮盛宴的疯狂的神萨图尔努斯(罗马神话中的农业之神),这个造成毁灭的创造者一样。作为邪恶之地的大都市——昭然若揭的资本主义吸血鬼正在吸食那些被它吸引的人的血。

这种政治态度对于1900年世界博览会的艺术及其表现有着强烈的影响。巴黎大王宫和巴黎小王宫这两处真正宏伟的展厅(这两个展览遗迹现在在巴黎仍然可以看到)是为了体现法国的光荣而建来举办艺术展览的。展览期间展出的大多数作品都遵循世纪之交法国艺术的正式美学:学术性很强的东西——石膏和大理石、青铜和油画表现英勇的裸体、感伤的壮丽和纯洁的美女。只有一小批展品奏响了不同的音符,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总统劳伯特准备进去的时候,一位保守的艺术评论家挡住他,大声说:“别进去,总统先生,那里面装着法国的耻辱!”那是“激进派”的展览,由艺术收藏家罗杰·马克斯担任馆长。可耻的秘密是高更、瑟拉、塞尚、毕沙罗、毕加索、马奈和莫奈的作品,是堕落的艺术。

法国艺术的活力主要来自一种库存盘点和回忆感。最著名的是,这种对过去世界的回顾性个人重建体现于巴黎优雅舞台中心的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追忆似水年华》上。远离劳工阶级生活的残忍和小资产阶级焦虑的自私,普鲁斯特和他圈子里的人过着美妙的生活,享受着由一系列优雅的沙龙、舞会和附近的布洛涅森林远足构成的慵懒奢侈,布洛涅森林是一个真正优美的世界(至少在其居民心目中),它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位于布瓦、协和广场与首都右岸宏伟、浮华的巴黎歌剧院及蒙梭公园之间。

另一个规模巨大的艺术项目与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情绪及其怀旧的表现合拍。尤金·阿特热(1857—1927年),一位有着耐心和抒情眼光的摄影家,将其整个职业生命投入到他热爱的城市及其魔力之中,他相信它们会很快消失,会被一个喧闹的新世界的建筑给掩埋。阿特热用了30年的时间扛着他巨大的照相机和脚架在城市漫游,创作了一个由废弃的街道、沉默的建筑和空空如也的房间构成的迷人的静默世界,好像某个无名的公务员尽心尽责地罗列一位垂死的公爵夫人留下的每一把椅子和每一把银匙那样巨细无遗的清单。阿特热的巴黎给人无尽回味,但是几乎总是静寂的,没有人影,或者说没有出现一个人,因为从磨损的台阶、褪色的墙壁和周围的气氛还是可以感觉到过去无数居民的存在。

这种怀旧并不单纯,而是受到这种认识的毒化:一个时代过去了,新的时代还没有露面。改变无处不在,但是变化的速度模糊了很多人寻求的不可改变的价值观和原则。记录纨绔子弟生活的小说家情不自禁地注意到,那些人失去了父母那种强大动力和原则,英勇的建构时期行将落幕。文学衰落的思想不限于巴黎或者法国。1900年至一战开始期间,整个欧洲出版的小说几乎都在分析一个充满活力(又是男子气概)与信心的世界的消亡。长达20年的时间里,欧洲和美国的书店堆积着哀婉或者讽刺毁灭家庭的故事:复杂的戏中有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剧本中迷失的青年,罗伯特·穆齐尔《没有品质的人》(是后来出版的,然而针对的这个时期)中的讽刺分析,而赖内·玛利亚·里尔克噩梦般的《马尔特·劳里茨·布拉格手记》(1910年)和卡雷尔·马特耶·卡佩克-查德的《涡轮机》(1916年出版)从奄奄一息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捷克王室领地标明中欧是最丰富的厄运之脉。

在德意志帝国,托马斯·曼极其疏离的《布登勃洛克》(1901年)和《魔山》(1913年开始创作,1924年出版)追溯大资产阶级的毁灭,而他的兄弟海因里希则以一种令人愉快的颠倒方式,在《忠实的臣民》(1919年)中以一个下流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形象,记录德国不可抑止的崛起。比利时弗雷德作家思迪金·斯特路威尔斯将冲突的背景放在乡村,那里的一个年轻人不想过他先祖的那种生活。即便年轻农夫在他父亲的灵床前醒悟到,显然这只是暂时的解脱。在存在主义主题的版本中,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小说《迷雾》里,恼怒的主人公(1914年)向他的作者要求其存在之谜的答案。当他发现作者准备杀死他的时候,他自杀了,以此作为他最后的、徒劳的独立性的表达。在仍然是奥匈帝国领土但是讲意大利语的的里雅斯特,年轻的意大利人斯威沃的《衰老》表现其年轻的主人公患了早衰,同时无望地坠入爱河——一个噩梦般的不育与丧失自信的形象。

从这些一度辉煌的家庭蹒跚走入坟墓、旧贵族的堕落和被思想或者虚弱致瘫的人的故事中不难看到相似的社会情形,而他们正被新一代的、讨厌的想挤入上流社会的人取代。契诃夫的戏剧中尽是这种形象化的描述。在马克西姆·高尔基1902年的戏剧《非利士人》中,年迈的商人瓦西里对他儿子的革命同情心嗤之以鼻,对未来怀着赤裸裸的恐惧:“会发生什么事?环顾四周,一切都在瓦解。一切都破碎了。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如果真的地发生什么事怎么办?谁照顾我们?你妈和我老了,好像任何情况都可以……毁灭我们……人家想毁灭我们全家。注意他们,他们想毁灭我们全家。我感觉到了,近在眼前。这可怕的……可怕的灾难。”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埃米尔·涂尔干,首批现代社会科学家之一,把他觉得体现了社会征兆的自杀作为主要的研究课题之一(1897年出版)。

这是焦虑的一代人,他们失去了先驱们奠定的根基及坚定的步履。王尔德、于斯曼或者年轻的巴雷斯表现的世纪末颓废唯美主义根源于富裕、安全之家的儿子们的厌倦感,这些人借着反抗清教徒道德精神和公共服务精神而自娱自乐:这是一种邪恶、消极厌世的优雅。新一波的写作与此断然有别。这类写作是变化速度和怀疑进步及自由主义理想的产物,是存在主义的,特点是恐惧和衰落,而不是颓废。它看不到出路,也不提供出路。1890年前后的艺术家的神经与蝴蝶震动的翅膀合拍,希望自己也可以在空中翩飞,而他们的后继者的神经则被工厂和火车不间断的吱嘎声戳穿。以后我们会看到,神经官能症并不只是小说中的领先理念(海因里希·曼短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宣称:“我是一个神经衰弱病人。那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命运。”),也是医学领域的领先理念。年轻的西格蒙·弗洛伊德来到巴黎,同艾蒂安·夏科一起研究这一现象,围绕这一现象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欧洲各地的疗养院靠着治疗神经紊乱和精神崩溃病人赚取安逸的生活,病人不仅仅是“歇斯底里”的妇女,也有越来越多迷茫无措、受到打击的男人。电机与处女

如果说对未来的恐惧在法国体现得尤其强烈并表现于围绕着德雷福斯审判的歇斯底里以及1900年巴黎博览会的美学观念,那么,并不是每个人都害怕即将来临的变化。那些怀有足够的好奇心、愿意去思考技术带动的变化的人发现,他们的想象力在机器厅的巨大电机面前逃得无影无踪。梅尔基奥尔·德·佛固如此描写这个奇怪的机器:“1889年适度的登场已经变大变强。”

她有她自己的展厅,自己的家具。小小的电机在体积和力量方面都增加了。原来它有一米高,现在是十米;原来它产生的力量是五百马力,现在是五千……如果它可以推动有时候竟然能够运行的地铁(这是对巴黎第一条地铁线的调侃,它还处于稚弱、不稳定的状态),它还没有占有我们的铁路机车或者远洋轮的机车。

柏林老师让·索维奇在琢磨这些机器时,感到背部升起一阵凉意。但是,没有一个人像美国人亨利·亚当斯那样富有预见性。在他的自传中,他把它们视为这个时代的精华:“他(亚当斯)发现自己躺在1900年博览会的机器大厅,一种突然生发的全新力量折断了他的历史的脖颈——他固有的历史观顷刻瓦解。”亚当斯相信,至此为止,西方一度受到由性的力量体现的女性创造力、维纳斯可怕吸引力的启示,这种吸引力后来由体现为圣母马利亚的基督教所中和。这位历史学家写道,这一由异教的、性的力量向基督教并最终向现代女性的转变,劫掠了文化的活力,这在他的国家表现得尤其突出。

女人曾经是至高无上的;在法国,无论是仅仅作为一种情绪,还是作为一种力量,她似乎仍然是有效的。为什么她在美国无人知晓?因为美国人显然为她感到羞愧,而她也为自己感到羞惭,否则他们就不会给她浑身上下缀以无花果叶子。当她作为一种真正的力量之时,她不会意识到无花果叶,但是杂志每个月制造出来的美国女性还不具有吸引亚当注意的特征。这种特征既声名狼藉,又往往滑稽可笑,但是,每一个在清教徒中长大的人都知道性乃是一种罪恶。在以前的任何时代,性都是一种力量。既无需艺术也无需美……亚当斯开始思考,自问是否认识任何像所有的古典艺术家那样的美国艺术家,坚持性的力量……美国艺术,如同美国的语言和教育一样,尽可能去性化。

对法国人关于不育症和人口下降讨论的这一批评性评价引起了反响。亚当斯和他的欧洲同行都感觉到一种文化的、创造性的力量的丧失和弱化,即便亚当斯不把问题仅仅局限于他的时代,而是局限于基督教的起始。广告和大规模生产的世界可能带来了月刊制造的去性化美国女性,但是她的先辈是上帝的处女母亲,而不是维纳斯的创造性力量。许多欧洲作家认为问题不在于女性,而是因为性无能。这可谓意味深长。法国不再具有男性气概,它柔弱且糜烂。

亚当斯(我们会看到,还有许多人)认为,要通过技术那广大、野蛮的力量解决西方文化这种感觉上的疲软。他一本正经地总结道:“最接近1900年革命的办法是310年前的办法,当时,康斯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另一位参观博览会的人是法国先锋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年)。他体验到同样的敬畏感,他的反应特点也交织着同样的对旧事物的不耐烦和对新事物的宗教感:

终于你厌倦了这个古老的世界

哦,牧羊人埃菲尔铁塔,桥梁的羊群在咩咩叫唤

你厌倦了古代希腊、罗马的生活

这里,连汽车也显得古老

只有宗教依旧焕然一新,只有宗教

才像机场的飞机库一样,依然简单

唯一可行的信仰就是古代和先锋两者的结合。当下是不可救药的庸俗——对于亚当斯,那是由清教世界剥除了性、被大规模生产的杂志贬低的女人,而阿波利奈尔看到人们“沉湎于招股说明书、目录、海报中,声嘶力竭地叫喊”。

11月,世界博览会在设宴招待了全法国下至最小村庄的2000位市长(侍者们开着汽车沿桌服务,确保这次盛大宴会的服务到位)后闭幕。它被认为很成功,充分展示了法国持续的力量和重要性,体现了世界和谐和现代科技。更重要的是,它几乎全部收回了巨大的投资,而即便接待了超出城市人口20倍的游客,却没有发生任何搅扰盛会的重大事故。“巴黎”——屹立在1900年世界博览会不朽的入口处、衣着时髦的巴黎的象征,遭到媒体的恶评,被视为一份窘迫。11月,像大多数为博览会设计和制作的精致建筑及饰品一样,她被随随便便地拆卸下来,由清障车拉走。从当代插图角度来看,这件雕塑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比博览会期间其他大多数作品更可疑。也许“巴黎”引起哗然的真正原因正是她的寓言化程度不够充分。当时社会对生育率和不孕不育的全神贯注、反犹主义用陈词滥调暗示的阉割和窒息,以及更普遍的、对于道德腐败和衰落的忧虑,都表示另一种会给社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不可阻碍的发展:妇女角色的改变。像德雷福斯一样,那位迎接所有游客的巨型的、自信的当代女子体现了公众深刻的担忧。她太真实,太令人心烦地强大有力。她的一切与将要发生的事太相似了。二1901年:更换卫兵

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尽量忽视新的时代,把旧有的习惯和幻想坚持到底。——让·德·潘格伯爵夫人《我看1900年》

我们的祖先把国家的政治权力交给有产者……但是他们的后人破坏了那个制度,而把政治权力交给众人,我们必须承担其后果。——诺森博兰公爵1908年

当大限来临的时候,孙子坚持要帮老太太合上眼睛。这个动作表达了最后的尊重和敬慕,也是她的两个儿子、他的舅舅们的嘱托。他伸出健康的右手,完成了这份最后的责任。他幼时就已萎缩的左手则悬垂在身体一侧。他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于1901年1月22日谢世。

多年以来,帝国的统治者不住在伦敦,而是在奥斯伯恩庄园发号施令。这是远离纷扰的怀特岛上一处欧洲风格的房子。年迈的女王避居在此,生活在其已故夫君留下的记忆中,避免她的臣下不断要求她正式亮相,也避开她儿子令人诧异的庸俗。女王成了遥远的存在,一个祝福对象(“先生们,为女王干杯!”),从格拉斯哥到墨尔本,每个人都把她视为当然的看不见的确定性。她在位64年;她是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民的唯一统治者。

在我们的时代,每一种价值都受到质疑,也都是可以质疑的,因此我们很难理解维多利亚时代人那种对自己的坚定信心:他们的目的感、他们的上帝赋予其权力的感觉。地球的继承者不是谦恭温顺者,而是英国人。英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1850年)生产了世界一半的工业品;英国人把福音和板球规则带给最遥远的雨林和沙漠土著,他们成功地把非凡的权力集中在伦敦蓓尔美尔街几个绅士俱乐部的休息室——这是全世界最大首都的精神中心。欧洲其他大国的统治者经常穿着华丽的流苏制服,而英国则基本上是一种平民文化;其他地方的政府所在地是精致的新大厦,女王陛下的首相居所则是唐宁街一座散发着安静的自信、外表普通的有台阶的砖房。

当然,在当时,“合适的人”拥有怎样的服饰和地位,相关规定之严格丝毫也不亚于任何军队,但是,他们无需通过军刀或者头盔表示自己的意图。在这方面,即便粗俗的威尔士王子、后来的爱德华七世也毫不妥协,当他的助理私人秘书弗雷德里克·庞森比疏忽大意地穿着不恰当的衣服出现在皇家科学院的展览会时,他不悦地说:“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早晨在自己的家里,总是穿短外套配丝帽。”这种对于礼貌的关心传扬到了帝国最边远的地方,以及最不可能的场合。1860年代的求生工具包——装在木桶里,搁在热带岛屿上,供去新西兰途中失事的人使用,除了预计必需的刀、火柴、绳子和鱼钩外,还有三件粗花呢西装——可能是为了让后来的任何一个鲁滨逊·克鲁索穿着合适的衣服迎接其拯救者。“我相信英国民族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治民族,”帝国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如此评论,“除非你能够充分利用,否则,仅仅占有广阔的地球表面是不够的。地主有责任发展自己的庄园。”他们确实发展了:通过贸易和战争、训练军队和传教士、修建铁路和预制的瓦楞、铁教堂来调遣遥远的殖民地。

那是一段最大规模的持续剥削时期,其失败对于母国的人们堪称英勇。1854年,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673名手持军刀的英国骑兵,对盘踞在堡垒里的俄国炮兵发起了一场令人惊愕而又自知徒劳的进攻。118人丧命,127人负伤。这次进攻成了英勇和牺牲的神话,女王的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爵士为轻骑兵的进攻赋诗一首:“他们不为答复/他们不问缘由/他们只为战斗和牺牲:/六百人骑着马/朝着死亡谷猛冲。”1885年,伦敦的政治动荡导致查尔斯·乔治·戈登将军在苏丹喀土穆得不到补给,苦行僧们的攻击令他的军队茫然失措。戈登平静地穿上他最好的白色制服,独自面对敌人。他们用矛把他戳得千疮百孔。他成了帝国的烈士,塞特福德的主教用独特的宗教语言赞美他:“哦,弟兄们,我们听说过像他那样的人,他们体现了勇气和温情的美丽组合,那是上帝的示现,过去与现在,都是犹大部落的雄狮,上帝的羔羊。”

这个帝国生来是为了永远存在,是为了让上帝看见:伦敦的下水道修建了配得上大教堂的拱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匹敌英国的财富、女王的海军,或者她的荣耀,1897年,这一切在女王的钻石婚庆典上,以再合适不过的宏大规模,得到庆祝。那是帝国辉煌的伟大表现,6.4万名军人在首都街头游行。芭芭拉·塔奇曼用诗意的语言对这些军人进行了枚举:

……斗篷式步枪、加拿大骠骑兵、新南威尔士枪骑兵、特立尼达轻骑兵、壮观的戴头巾留胡须的格布尔特拉、班达拉家及印度其他邦的枪骑兵、骑黑鬃马戴流苏土耳其毡帽的塞浦路斯军人。皮肤黝黑的步兵旅——用一条狂热的新闻的话说,“可怕、美丽得让人受不了”,穿着如梦如幻、斑驳陆离的制服在街头蜿蜒行进:婆罗洲达雅克警察、牙买加炮兵、尼日尔皇家警察、高大的印度锡克人、黄金海岸土著、香港华人、新加坡马来人、西印度群岛的黑人、英属圭亚那和塞拉利昂,一群又一群的人从眼花缭乱的人们眼前走过,他们被自己力量的证明震撼。

年迈的女王十分开心。一位报社摄影师甚至抓拍到她难得的、面对人群笑容可掬的形象,作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上帝的选民,全英国人体会到帝国的辉煌一刻。仅仅在4年以前,没有多少人预见及此。塔奇曼引用了女王在钻石婚那天接到的一份最令人羡慕也最奇怪的效忠之作、鲁德亚德·吉卜林名为《退场》的诗。这是充满尊严与力量的诗篇。如果吉卜林是帝国的吟游诗人,那么,他在这个场合就发出了警告,甚至是讣闻:“受到远方的召唤,我们的海军逐渐消失/火焰沉没于沙丘和海岬/瞧啊,我们昨日的所有盛况/恰如尼尼微和提尔!”

在维多利亚时代,这样的声音少之又少,虽然对于吉卜林发表在《时代》的诗歌,公众反应热烈,说明他的艺术敏感性抓住了国民情绪的一个方面。30年前,马修·阿诺德“信仰的海洋”已经预见了带着“忧郁的、悠长的、退却的咆哮”的衰退,无声无息但是无情地消逝到“晚风的喘息/退到巨大的边缘、凄凉/露出满地的小圆石”。

1901年,当老女王香消玉殒以后,帝国准备的告别仪式不适合于一个人,而更适合于一个时代:对于悲伤的荣耀的华丽盛典。仪式如此精致复杂,邀请的皇室名单如此冗长,以至于从女王死亡到葬礼进行,其间差不多筹备了两个星期。

皇家游艇阿尔伯特号把女王的遗体从怀特岛送到朴茨茅斯。皇家海军主力舰和巡洋舰,以及从德国、法国、葡萄牙甚至日本的船只前来护送女王最后一程,只有西班牙遗憾地没能完成这项高贵的任务:他们的船没能及时赶到,摩纳哥亲王的一艘较小的船奉命替补。从朴茨茅斯港到伦敦的转运本身也是对时代变迁的证明:女王的遗骨由火车运送,沿途有数万人参与了吊唁。

2月2日,葬礼随从终于抵达首都,女王的遗体被搁上炮架(根据女王陛下的口谕)。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客厅一样,棺材里面塞满了个人纪念品和照片(当然,包括阿尔伯特的照片,以及女王的苏格兰男仆约翰·布朗的一张照片。根据女王的指令,约翰的照片放在她的手腕上)。2万名士兵陪伴女王最后的旅程,另外3万名士兵沿街担任仪仗队。女王的棺材后面跟着为女王合上双眼的德国皇帝、葡萄牙和希腊国王、五位王储、十四位王子、两位大公爵、一位大公、五位公爵和无数地位稍次的达官贵人。小说家亨利·亚当斯在伦敦的俱乐部写信回家说:“我哀悼安全的、母亲般的旧资产阶级女王。在她宽大的、可怕的苏格兰格子围巾下面,她的国家温暖舒服,她的任期如此非凡的方便和有益。我对她死亡的害怕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她是一个维持符号——现在我们遭遇野外水域了。”

阿诺德后退的“信仰的海洋”和亨利·亚当斯的“野外水域”只是两个海洋的隐喻,他们以之形容一种盲目的、黑暗的、牵引力似乎要把世界拖向一个不确定的结局,或者像是《圣经》中扑向埃及人的波浪,要毁灭整个世界。代表着英国最伟大世纪的最高符号消失了,观者为之震惊,脚下的地球似乎在摇晃。诗人乔恩斯·托尔沃西这样描写他们不确定的后人:“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节奏/海洋的脉动/消失于他们的咸咸的血液。”

朋友口中的伯蒂、满怀蔑视的亨利·亚当斯笔下的“恺撒爱德华”、新王爱德华七世以与其君主身份不相符合的鲁莽,迫不及待地与他母亲的陈腐遗产保持距离。“伯蒂”在温莎城堡横冲直撞。维多利亚的高地仆人、自信满满的约翰·布朗的石膏半身像和雕像被砸得粉碎,文件被焚毁,已故阿尔伯特亲王的纪念品被收到储藏室,数百帧“垃圾老照片”被毁掉。爱德华在过去不被准许抽烟的地方抽烟,身边象征性的屠杀令他兴奋得气喘吁吁,他觉得自己摆脱了一个巨大的、讨厌的负担。随着新扫帚的最后一扫,他把他母亲最珍爱的静养地、她死于其中的奥斯伯恩大院改为候补军官学习的皇家海军大学,以及退休军官之家。

维多利亚女王克制、谨慎,爱德华则粗鲁、直露;母亲把平淡无奇的稳定视为根本,儿子则相信乐趣。目前为止,他一直以乡村别墅的宴会和周末游猎、与漂亮女演员和已婚妇女偷情,以及参加赛马大会和到欧洲度假为职事。除了仆人兼顾问的苏格兰人布朗先生和印度人门希,已故的女王出了名地可靠,她也只与上流社会那些稳定的、可靠的成员交朋友。爱德华可不是这样。他喜欢跟新贵做朋友,这些人聪明得多,负责得多,好玩得多,也有钱得多,或者至少更愿意掏钱博他一乐。佩吉特夫人不屑地说,国王“总是被一群犹太人和一圈赛车手围着”,并补充说他与“闪米特人有着同样的奢侈口味,同样喜好愉快和舒适。”旧贵族及其方式被挤出了国王的朋友圈。

实际上,除了他富可敌国的东道主以外,爱德华完全是一笔债。为了不引起他的不快,英国豪门大户的主人为防国王突然光临,都得一直储备姜味饼干、法式蛋糕、浴盐及异国情调的茄子,而且他一来就会产生巨额的花费。他的个人随从超过十几人,其中有一个阿拉伯小伙子专门为他做咖啡。国王陛下的晚餐一般不少于12道菜,其中有填充了鹅肝、配马德拉酱的沙堆鸟这样的清淡小菜。壮硕的国王身高只有1.73米,体重却达102公斤。

如果说晚餐极尽奢华,那么,打猎则更加昂贵。当然,不可能让猎手自己去找猎物。毕竟这是爱德华治下的英国;要提供猎物,而且数量惊人。1821年,在诺福克的一个庄园只有39只鸟被射杀,而到了爱德华的时候,数字已经达到了5363只。如此庞大的数量只能依靠饲养,在国王来的时候放到野外。著名的快射手格雷勋爵吹嘘说,在他56年的猎手生涯中,他亲手射杀了25万只山鸡、15万只松鸡和10万只鹧鸪——平均每天超过25只的骄人数字。动物也被养来做打猎之用,一个周末,持枪的贵族和他们富有的资产阶级模仿者就可以击杀不说数千头,起码也是数百头动物。没有多少主人能够长期承担这样的奢华,即便是为了他们的国王。蒸汽涡轮机和贵族的失利

如果说“恺撒爱德华”是著名的女性玩弄者及令人惊诧的贪婪客人,而他声名狼藉的粗俗预示着早在他母亲统治期间就已经发端的漫长衰落:作为整个大陆每一个君主国家的等级制和社会支柱的欧洲贵族,表面上仍然很辉煌,但已经衰落了。尽管英国国王行为不羁,但是这与皇室礼仪或者统治阶级方面的处置失当无关。相反,这反映了当时潜在的经济情形。自古以来,欧洲贵族的权力建立在土地的基础上,他们因此可以组建军队,修建盛大的宫殿,或者在乡下和宫殿里过着悠闲的生活。土地提供的财富、社会结构由上帝判定的思想是贵族统治的两大要旨。但是,在过去30年间,两者都受到了致命的破坏。

直到19世纪70年代,除了法国(革命已经将他们清除了)及两个小的共和国瑞士和荷兰以外,欧洲各地的贵族仍然保持着真正的权力。后者虽然名义上是个王国,但从来没有形成强大的贵族阶层,因为它的面积不足以支持一个大地主阶级。只有英国贵族才同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大贵族一起,保留了最大的以土地为基础的财富,但是,与哈布斯堡家族和俄罗斯同伴不同的是,英国的大家族成功地把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这主要归功于英国的长子继承法,它规定长子继承家族的所有称号和财产,女儿和较小的儿子只能获得不可传承的礼貌称号,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得不到土地。而在奥匈帝国或者德国,因为公爵的所有子女都会成为公爵和女公爵,家族的土地一般也由他们均分,之后再通过战略婚姻重新组合,土地所有权因此一直变来变去。而在英国,贵族一直是一个富裕的小群体。1880年伯克编的《贵族姓名录》记录了大约580个英国贵族,其中75%的人拥有的土地超过1000英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00年,仅普鲁士有贵族称号的家庭就超过2万个,而1914年的时候,俄国超过了25万个。在匈牙利和波兰,10%到15%的人口属于贵族。

数百年来,英国的贵族捍卫了他们的优越地位,他们及欧洲许多传承性贵族看似突然终结的统治,并不是由于一战的炮火,而是更早的时候,相当和平地发生于大海对岸。那些听得见远处铃声的人可能听得出那是新轮船的涡轮发出的呜呜声,它使得轮船可以以更快的速度用更低廉的价格穿越大西洋——实际上,是穿越全球。他们可能听见美国中西部农业技术稳步推进的声音,或者听见码头工人把美国或者俄国小麦投上又快又新的船时发出的此起彼伏的哼哧声。

随着冷藏船(第一艘冷藏船SS埃尔德斯理号于1884年建成)的发明,新西兰、澳大利亚及阿根廷的肉制品和乳制品打开了英国市场,使之面向国际竞争。只有1/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英国是欧洲国家中唯一选择不以进口关税保护其农民和地主的国家。结果,新的廉价产品猛烈冲击了它的土地经济。到1905年,英国60%的基本食物和80%的小麦都是进口的。全球市场已经成为事实:不仅仅一个多世纪以来,作为世界卓越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英国人早就明白的好处,现在也体会到它的不利之处。对英国的土地阶级而言,这种发展是毁灭性的。长久以来确定的、受到地理屏障保护的、不受其他生产者挑战的国内市场仅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就不见了,利润也随之消失。作为贵族权力基础的土地制度也被彻底破坏了。到1900年的时候,有1.4万个庄园被抵押,只有2800位主人设法继续偿付贷款。仅1903年到1909年,英国贵族就出卖了900万英亩土地。

当然,也有一些人足够随机应变,并幸存下来。他们出售一半庄园,减少债务,投资股票,从而促进了他们的没落。大部分英国投资流到了国外,尤其是美国、南美和俄国有利可图的新企业,从而在无意中帮助了竞争,建立了高效率的现代农业和工业基础,而英国的工厂则还在使用维多利亚中期的机器设备——它们曾经促成了国家的伟大,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跟不上国际市场上技术发展的步伐。

如果说土地收入的下滑对于拥有土地的家庭是危险性的,那么,死亡则意味着破产。1894年自由党政府施行的死亡税最初占继承财富的8%,到1909年,已经上涨到15%。(1919年,上升到40%。)对于已经负债累累、收入下降且不稳定的家庭,家里人的死亡简直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895年奥斯卡·王尔德戏剧《不可儿戏》中的布拉克内尔夫人以其独特的沉着总结道:“除开个人生前应交的税和死后要交的税,土地已经既不赚钱也不提供享乐。它给人以地位,但是使他难以为继。”

变卖资产帮助一些人在经济上生存下来,但是对贵族身份和自信心却也是一种打击。1911年,艾尔斯伯里勋爵沮丧地说:“一个人不喜欢以家庭财产丢失者的身份死去。”一些不愿意走这条路的贵族同新兴、富裕的美国人结婚,以放弃旧名衔、采用新名字的方式摆脱困境。后来的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勋爵成了汉娜-罗斯柴尔德先生;马尔伯勒公爵改名为孔苏埃罗·范德比尔德;兰多夫·丘吉尔勋爵同珍妮·杰罗姆的婚姻名噪一时。珍妮是纽约一位金融家的女儿,她不仅以时髦的独立性名噪一时,也因为在手腕上文了一条优美的蛇而震惊了伦敦社会。财富的诱惑也攻陷了欧洲大陆。1895年,时髦的法国波尼·德·卡斯特雷恩伯爵迎娶了美国人安娜·古尔德,夫人不仅带来了美色,也带来了300万英镑的嫁妆。伯爵用这笔钱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包括在巴黎市中心修了一座粉红色的大理石宫殿。结果仅仅3年之后,为了抢救剩下的财富,夫人就决定同他离婚。(伯爵最后死于赤贫,留下了一本文采斐然的著作《贫困生活的艺术》。)有一位范德比尔德家的女儿接纳了匈牙利的塞切尼伯爵。

小说家们很快看出这类婚配的戏剧性与滑稽。托马斯·曼的《殿下》描写一位德国王子和美国女继承人的结合。这也可看作是他对自己与一位富裕的犹太女士婚姻的深情、放肆的描写。这段婚姻把作者塑造成了文学的王子。英国-以色列小说家以色列·赞格威尔在他1893年的短篇小说《只是娶了安妮》中采用了同样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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