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耀飞
出版社：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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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赐之间：茶与唐代的政治试读：
引言
[1]茶（学名：Camellia sinensis）是风靡世界的饮品，自成为饮品至今千百年来，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人类世界的各种政治纷扰，也经常投射在茶身上。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中学历史课本中的“波士顿倾茶事件”（the Destruction of the Teain Boston）。茶叶的倾销所带来的贸易逆差，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新英格兰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从而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由于其深远影响，这次事件不仅被写入世界各国的历史教科书，也成为各种体裁的文教作品之再创作对
[2]象。英国人擅长通过茶叶贸易来开拓殖民地的手段，甚至也成为一[3]些学者眼中大清帝国衰弱的因素。虽然说茶叶这一“蝴蝶”所引发的“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并不一定如学者们所强调的那样真实，但其在人类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依然不可忽视。茶字罍 图片由湖州博物馆刘荣华女士提供茶字罍（局部） 图片由湖州博物馆刘荣华女士提供
中国作为茶的起源地，中国人对茶各种功能的认知最早，饮茶习俗也最为丰富。在唐代之前，茶叶多被当作入粥之食，或醒酒之物。[4][5][6]唐中期以后，以“茶圣”陆羽（733—803）对饮茶之雅趣的阐扬及其所著《茶经》的流布为标志，茶更多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一种高[7]雅消遣。随着宋代庶民社会、城市经济的兴盛，茶又开始进入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即描绘有多处茶坊。[8]南宋末钱塘人吴自牧所著《梦粱录》除了专辟“茶肆”条详列杭州诸处茶坊、茶肆外，又在“鲞铺”条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或稍丰厚者，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亦[9]不可免。”可见饮茶习俗流传之广，已经深入各个阶层的日常饮食。
由于材料的丰富，目前对于茶史的研究，多集中于宋以后。而在唐五代时期，因材料所限，又集中于对陆羽、《茶经》、茶诗、瓷器、法门寺地宫茶具等专题的关注，较少从政治史角度入手者。特别是茶在唐五代时期，作为已经在上层社会流行，但尚未全面普及到民众日常生活的饮品，因其稀缺性和高雅品格所产生的特殊格调，如何成为反映唐五代政治的一种象征化物品，是需要继续讨论的。因此，本书拟就贡、赐两个方面，从礼物流转之角度，来考察茶与政治之间的关联。主要内容包括：
上编：贡茶。唐代贡茶之地，所在多有，但以浙江西道中部常州、湖州交界的顾渚山紫笋茶之茶贡最为知名，留下的史料也最多。紫笋茶因受到远在长安的唐天子垂青，由此形成持续一百多年的茶贡制度，且能折射出中央与州之关系的一个侧面。
下编：赐茶。相比贡茶，赐茶材料虽然不多，但亦有其重要性。因此，笔者先全面梳理了唐代的茶产地、全国范围贡茶和赐茶的史料，再结合礼物理论，来探讨不同等级的茶在贡和赐的流转过程中所体现的不同含义。
其实，作为一种礼物，不独茶叶，其他稀缺物品的流转，都是值得关注的。就此而言，对于唐代的贡、赐物品的研究，无论是政治史，还是物质文化史，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1]中文中“茶”字起源较迟，且多假借其他字形，至唐代《开元文字音义》方才定型为“茶”字，这与茶叶本身作为饮品的流行过程大致同步。参见周靖民《试论茶名和语言渊源》，《中国茶叶》1985年第3期，第37—39页。英文“tea”的语源，其实也起源于汉语，具体而言是闽南语。参见马晓俐《语言学中的中国茶称谓、发音及拼写之管窥》，《中国茶叶》2010年第3期，第38—40页。[2]比如以图文形式教育儿童的绘本：Peter Cook著，David Antram绘：《千万不要参与波士顿茶叶事件》，嘉义：明山书局，2011年。[3]这方面的观点，主要以颇为畅销的《茶叶战争》为主，但此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参见周重林、太俊林《茶叶战争：茶叶与天朝的兴衰》，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修订本，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学术性的研究参见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4]关于茶的起源，以及中国古代茶史整体概况，参见方健《关于中国茶史研究若干问题的考证——〈中国茶书全集校证〉导言》，氏汇编《中国茶书全集校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收入苏智良主编《程应镠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39—754页。[5]陆羽因其《茶经》的撰写，被后世称为“茶圣”。但唐宋时期似乎并无此称呼，至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方记载：“羽嗜茶，造妙理。著《茶经》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时号‘茶仙’，天下益知饮茶矣。”参见辛文房撰，傅璇琮等校笺《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30页。辛氏此文或得自耿湋与陆羽的连句诗《连句多暇赠陆三山人》“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一句，收入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卷七八九，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982页。可知陆羽被当时人称之为“茶仙”，而“茶圣”是后起的说法。相比“茶圣”一词更适合形容陆羽对茶道的创始之功，从而固定于陆羽一人，“茶仙”称号更加随性，指嗜茶且行事无拘无束之名人，如后文讨论杜牧修茶贡时，即自称“茶仙”。而目前被广泛联系的“茶仙”则是卢仝（795—835），参见李菊月《茶仙卢仝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6]关于陆羽生年，大致取开元二十一年（733）的说法；卒年，则可确定为贞元十九年（803）。对于卒年，陈耀东根据嵊州出土永贞元年（805）《唐故云骑尉吕公夫人周氏墓志铭并序》提及的“沙门鸿渐撰”，论证陆羽即“沙门鸿渐”，卒于永贞元年后。参见陈耀东《陆羽的卒年》，《文献》1989年第4期，第280—282页。不过殷玉娴据宋僧祖琇《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和元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中的记载，确认为贞元十九年（癸未），可从。参见殷玉娴《陆羽卒年考述》，《农业考古》2007年5月，第195—196页。[7]陆羽《茶经》为所有茶史著作必不可少的征引对象，自问世以来，也发展出上百种不同的版本。由于本书并不集中于《茶经》研究，故对诸家版本的异同，除了特别需要加以注明之处外，皆依方健汇编《中国茶书全集校证》所收《茶经》。[8]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61—162页。[9]〔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茶肆”条，第262页；“鲞铺”条，第270—271页。上编贡茶：中央与州的关系越窑青瓷盏托（宁波和义路码头出土）采自：李军编著《千峰翠色：中国越窑青瓷》，宁波出版社，2011年，第106-107页法门寺茶具——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图片由陕西历史博物馆梁子先生提供贡茶，指的是处于下位的地方政府或个人，向处于上位的中央朝廷贡献茶叶的行为。贡茶亦可称为“茶贡”，“贡茶”侧重于对制度的实践，“茶贡”可用于称呼制度本身，故下文中并未严格区分，视行文而定。无论如何，其核心在于“贡”字，即明确指向中央朝廷所代表的王权纳贡，以得到王权所回馈的政治名义，甚至经济利益。之所以将“茶”作为贡品，则是出于茶在唐代北方的稀缺性，远距离运输条件的不畅也进一步增加了茶的价值。虽然根据本书下编的统计，唐代产茶州分布广泛，但在以陆羽为代表的文人眼中，茶、水的等次更加重要，清明节这一时间点也十分关键。而常州、湖州交界处的顾渚山，其在清明节前所采摘的紫笋茶，因被陆羽评定为“上”而成为贡茶中之著名者。紫笋茶在成为贡茶并形成茶贡制度之余，更映射出唐后期中央与州的关系。一 唐代湖州茶贡兴废
目前涉及湖州贡茶的茶史研究，或以唐代长江下游为范围，或以现在的浙江省为范围，或以太湖流域为范围，皆只是涉及而非专门深
[1][2]入。更多的研究围绕陆羽及其《茶经》。关于唐宋茶业最为系统的学术研究，当属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李晓《宋代茶业经济研究》三部著作，后二者虽然以宋代为研[3]究范围，也兼及唐代乃至整个古代的茶法演变。但是茶贡与茶业经济并不是一回事，对茶业经济的研究并不适用于茶贡研究，一些研究[4]对此二者有所混淆。日本早稻田大学所藏《茶经》 图片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宋一明先生提供
事实上，关于湖州茶贡的研究，目前以湖州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关注最为集中。特别是自1991年3月以来每年一或两期的《陆羽茶文化研究》，这是由成立于1990年的湖州当地学术社团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编印的主要反映地方学者关于陆羽茶事及湖州茶文化的刊物。不过这个刊物虽然截至2018年已经出版35期，但一直都以内部刊物的形式发行，唐史学界知之甚少。唯一正式出版的是蔡一平主编《茶苑撷英——〈陆羽茶文化研究〉论文选编》，收录了选自《陆羽茶文化研究》中一些学术性较强的论文，但因截至2001年，未能反映最近[5]十余年的研究情况。当然，就笔者所见，这一刊物登载的学术论文过于注重陆羽本人及涉及陆羽行踪的湖州境内唐代地名如杼山等，关于湖州茶贡史的关注不够。当然，也有不少好文章在其中，故在下文中，笔者会摘引其中一些论述。此后，还有散见于其他书刊的研究，比如2013年为纪念被认定的陆羽诞辰1280周年，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又出版了一部研讨会论文集《陆羽〈茶经〉与湖州》，颇可反映最近[6]的研究进展。作为陆羽家乡的湖北省天门市，早在1983年就成立了天门市陆羽研究会，并于1984年8月开始出版《陆羽研究集刊》，但至2014年，仅出版12期。在此期间的1986年，因召开了首届陆羽学[7]术讨论会而出版了论文集，作为《陆羽研究集刊》的增刊印行。这些研究，也是参考的对象。
关于湖州茶贡，一般作为陆羽写作《茶经》的背景附见，专门关[8]注茶贡的文章并不深入。比如李锦绣在其《唐代财政史稿》中不同[9]章节分别涉及紫笋茶贡，但限于全书结构，并不系统，亦有遗漏。梅维恒（Victor H. Mair）、郝也麟（Erling Hoh）从全球视野简论唐代[10]茶史，惜提及茶贡时仅注意到宜兴县。巩志编著的《中国贡茶》涉及了唐代贡茶、唐代帝王茶事、顾渚山贡茶院等内容，甚为简略。[11]钟鸣、张西廷主编的《湖州茶史》按照朝代对远古至现当代湖州的茶文化予以编排，但留给唐代的篇幅主要局限于对陆羽及其《茶[12]经》的介绍。此外，唐史学界关于唐代土贡的研究中，也有多多少少涉及湖州茶贡的，详见本书下编开篇的梳理。顾渚山摩崖石刻国保碑2017年7月作者摄
颇具规模的研究，则有谢文柏编著《顾渚山志》，其首次对顾渚山的自然地理环境、紫笋茶的品种特性、陆羽与顾渚山的关系、唐代贡茶院的兴废、顾渚山摩崖石刻以及历代与顾渚山茶贡有关的诗文，全面作了整理，并附录一些研究性论文，比如谢文柏本人的《大唐贡[13]茶院壁28刺史人名考》，首裴清，末源重。关于紫笋茶修贡刺史的[14]名单，丁克行也有考证，认为有40人，首裴清，末杜牧。夏星南制有《湖州、常州刺史任职年月序列表》，也列出28位湖州刺史，首[15]裴清，末萧岘。此外，沈慧研究了从唐至清的湖州茶贡历史，从修贡时间、贡茶品种、修贡的组织形式、茶贡规模及数额、贡茶运送[16]方式等角度进行了梳理。冯罗宗考察了湖州、常州贡茶之争的情[17]况。李斌城、韩金科简要梳理了唐代全国贡茶情况、顾渚山题[18]刻，并首次归类了修贡官员的各种不同心态。
鉴于学界对茶贡本身的梳理并不清晰，本节先就茶贡的起讫时间、反映茶贡的石刻史料和在任上曾具体负责茶贡的湖州刺史名单等做基本的史料整理。
唐代的茶贡，属于每年常贡中的季节贡，李锦绣即举了李郢《茶山贡焙歌》中两句，“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来说明季节性的贡奉随产随贡。但李氏并未就此诗写作背景深入展开，以致[19]认为：“此歌虽为后期，但推测唐前期贡茶情况也如歌文所言。”又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湖州开元（713—741）贡为“丝布”，[20]元和年间（806—820）贡为“布三十三端”，并无茶叶，认为直[21]至长庆年间（821—824），紫笋茶方入贡籍。事实上，此诗为大中年间（847—860）湖州刺史杜牧的友人李郢随杜牧至茶山修贡时[22]所写。因而，此诗首先反映的是唐代后期湖州顾渚山茶贡之事，不能说明唐代前期的情况。
目前关于唐前期湖州茶贡的情况，并无记载。南宋谈钥曾引北宋左文质《吴兴统记》关于湖州土贡的记载，并讨论如次：《统记》云：龙德三年，贡布三十端，供御服折造布二百九十疋。紫笋茶一万串，出长兴县，大历六年始进。木瓜糁，大历元年；木瓜煎、单黄杬子，二年；白蜜三石、重杬子，五年始进，州司并以两税钱和布充。黄糙米，贞元十三年；糙糯米，十四年；砂盆，十五年始进。元年（和）五年，减米六十六石。本郡未尝经兵火，架阁典籍具在。《统记》，（太平）兴国中摄本州长史左[23]文质赞，有可考据，故所载年代数目，可以补史之遗缺。
此处“龙德”当是“武德”之误，《嘉泰吴兴志》后文有“武德[24]三年，布三十端”的记载可证。
对于这段话，赵庶洋根据其错误点校，认为：“《吴兴统记》关于唐代湖州土贡的记载反映出唐代湖州的土贡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具[25]体来说，就是武德三年只贡布、折造布、紫笋茶三种。”不过此处关于紫笋茶的记载并不属上文“武德三年”对贡布的叙述，而应该与下文“大历六年始进”连读。总之，并无史料记载有唐前期湖州贡茶的情况存在。黄正建通过对《通典》所记贡物的全面梳理，已经指出，唐代前期并无湖州茶贡，唐代前期皇帝也并未将茶作为饮料，而是作[26]为与治疗“风疾”和“头痛”有关的药物。谢文柏也曾就巩志[27]《中国贡茶》一书对唐代贡茶始年的误载，予以纠谬。事实上，可为附证开元二十六年成书的《唐六典》，其“户部郎中、员外郎”条[28]详载全国贡赋，其中并无茶叶，且记载湖州的土贡为白纻布。即可知至少在《唐六典》成书之前，并无以茶入贡者，或即便有入贡，亦未引起关注。
至于茶入贡籍的时间，《元和郡县图志》有“贞元以后，每岁以[29]进奉顾山紫笋茶”的记载，知至迟在贞元年间（785—805）即有紫笋茶进奉。
事实上，湖州常年茶贡起始于大历五年（770），据钱易（968—1026）《南部新书》载：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长城县西北。大历五年以后，始有进奉。至建中二年，袁高为郡，进三千六百串，并诗刻石在贡焙。故陆鸿渐《与杨祭酒书》云：“顾渚山中紫笋茶两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尝，实所叹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后开成三年，以贡[30]不如法，停刺史裴充。
这里说到茶贡起源于大历五年，则大历五年这一年当即有茶贡，[31]且在陆羽影响下才开始进贡。不过陆羽直接影响的是常州茶贡，此点下文再作分析。《嘉泰吴兴志》载：“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客额，鬻[32]有禁令。”可知湖州茶贡在常州影响下，每年一起造茶，同时进贡。
随着茶贡常年化，贡茶院等与茶贡有关的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
首先，茶贡的基层单位是县，总之于州后进贡，《新唐书·地理五》湖州条土贡有“紫笋茶”，又于长城县下小字曰：“顾山有茶，[33]以供贡”，即谓此。不过，所谓基层单位，其实并无实际意义，只是表明茶产地的具体位置。茶贡制度本身，是由常州、湖州二刺史共同监造，总之于浙西观察使后进奉，详见后文。
其次，茶贡的日渐规模化。据《嘉泰吴兴志》所引《吴兴统记》：长兴有贡茶院，在虎头岩后，曰顾渚，右所（斫）射而左悬臼。或耕为园，或伐为炭，惟官山独深秀。旧于顾渚源建草舍三十余间，自大历五年至正（贞）元十六年，于此造茶，急程递进，取清明到京。袁高、于頔、李吉甫各有述。至正（贞）元十七年，刺史李词以院宇隘陋，造寺一所，移武康吉祥额置焉。以东廊三十间为贡茶院，两行置茶碓。又焙百余所，工匠千余人。引顾渚泉亘其间，烹蒸涤濯皆用之，非此水不能制也。刺史常以立春后[34]四十五日入山，暨谷雨还。
可见，湖州贡茶不仅有贡茶院及其工匠，还形成了清明前到京的递进时间规定，以及在此影响下刺史入山修贡的时间表。
特别是贡茶院还经历了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大历五年（770）至贞元十六年（800），以顾渚源的三十余间草舍为贡茶之所。贞元十七年（801）以后，以吉祥寺为贡茶院。据《舆地纪胜》卷四《安吉州》：“贡茶院。在长兴县西北四十五里。正（贞）元十七年，刺史李词置，以吉祥寺东廊为院。修贡堂在院内，有唐贡茶刺史题名二十[35]八人刻石堂上。”又据《元和郡县图志》描述：“贞元以后，每岁[36]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可见贞元年间，不仅仅贡茶院从草舍发展为寺庙，工匠也从千余人发展为三万人。当然，这些工匠的工作是有时令性的，每年清明前后造茶之时，方才需要三万人，事毕当即遣散。产茶方面，据《嘉泰吴兴志》载：“会昌中，[37]加至一万八千四百斤。”可知茶贡规模一直在扩大。即便唐穆宗元和十五年（820）三月，因鄂岳观察使李程之请，“罢中州岁贡茶”[38]，但常州和湖州的茶贡依然在进行。
唐末王仙芝、黄巢之乱虽兴起于北方，东南地区亦饱受兵火。特别是湖州长兴县，正处于黄巢集团先后两次或乾符五年（878）六、[39]七月间南下，或广明元年（880）六月北上的要冲之地。但在黄巢集团离开之后，茶贡依旧进行。《咸淳毗陵志》曰：“僖宗幸蜀，间关[40]驰贡。王守枳诗云：‘今朝拜贡盈襟泪，不进新芽是进心。’”唐僖宗于广明元年底因黄巢占领长安而出幸蜀中，第二年即中和元年（881）三月的茶贡，当是直接进入蜀地，写诗的“王守枳”当即主[41]持此年茶贡的常州刺史王柷。
常州如此，湖州亦同。《文苑英华》收有唐末杨夔《送杜郎中入茶山修贡》一诗，末句曰：“谢公携妓东山去，何似乘春奉诏行。”[42]此诗所云即修茶贡事。此处杜郎中，当即湖州刺史杜孺休（？—890），因《嘉泰吴兴志》曰：“杜孺休，乾符六年自户部郎中授，选[43]司勋郎中。中和三年再授，后迁给事中。”杜孺休在第一次出刺湖州前后皆为郎中，杜孺休之前杜姓刺史则仅有杜牧曾刺湖，与杨夔生活年代相去太远，常州在唐代后期亦无杜姓刺史，则所谓“杜郎中”当即杜孺休。可见湖州在唐末杜孺休时尚有茶贡，唯不知两次出刺时修贡详情。
至于两州刺史最后一次共同修茶贡时间，并无史料揭示。黄巢虽然被灭，全国却兴起各种独立势力，如唐末杨行密（852—905）割据江淮，占领常州；钱镠（852—932）割据两浙，占领湖州，互为[44]敌境。五代时期，常州地区的贡茶归入杨吴、南唐政权，直至南[45]唐保大四年（946）被建州茶取代；湖州地区的贡茶总之于杭州，以吴越国的名义进入中原，两州茶事分别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书下篇将对此展开，此不赘述。
此外值得附录的是，顾渚山上数任湖州刺史修贡时所题摩崖石刻，这不仅是唐代茶贡的实物见证，也颇能反映当时湖州刺史本人的一种心境。因此，在展开下文论述之前，先就石刻内容进行整理。顾渚山上的唐代摩崖石刻现存三组六处，其中四处（1、2、3、6）曾[46]收入清人阮元（1764—1849）编纂的《两浙金石志》、陆心源编[47]纂的《吴兴金石录》，陆氏录文更胜；另两处（4、5）可据谢文柏《顾渚山志》录入。笔者也曾于2017年7月16日实地考察了这六处摩崖石刻，虽然保存状况不容乐观，但依然能证实部分录文。此外，笔者曾于2017年2月11日参观湖州市长兴县因贡茶文化而在顾渚山下所建造的大唐贡茶院景区，其中亦有顾渚山摩崖石刻，虽然是复制品，也可以作为参考。大唐贡茶院（现代） 2017年2月作者摄第一组：西顾山摩崖石刻
据谢文柏《顾渚山志》描述，此处摩崖石刻“位于水口乡金山外冈自然村、葛岭坞岕口，在金沙溪西侧小山的阳面，海拔20多米。石刻断面约9平方米，题名刺史为袁高、于頔、杜牧，呈三角形；袁高题字在上方，字最大，十分醒目。于、杜题在下方，杜牧字形为最[48]小。”根据笔者实地考察，此处石刻目前有人工棚架，但字迹已经模糊，又被苔藓覆盖，加之位置较高，难以逐一辨认。西顾山摩崖石刻远景 2017年7月作者摄西顾山摩崖石刻近景 2017年7月作者摄
袁高（727—786）、于頔（？—818）、杜牧（803—852）的题字分别为：1.大唐州」刺史臣」袁高，奉」诏修茶」贡讫，至」□山[49]最」高堂，赋」茶山诗。」兴元甲」子岁三」春十日。」2.使持节湖州」诸军事刺史」臣于頔，遵奉」诏命，诣顾渚」茶院修贡毕，」登西顾山最」高堂，汲岩泉」试茶荈道客，」观前刺史、给」事中袁公留」题，□刻茶山」诗于石。」[50]大唐贞元八」年岁在壬申」春三月□□。」3.□于□□□□」为大中五年，刺」史樊川杜牧，奉」贡讫事，□季春」□休来□□□」七言：嵓□□□」万木中，□□特」地一枝[51]红。拟攀」丛棘□寥寂，□」□□香感细风。」第二组：五公潭摩崖石刻
据谢文柏《顾渚山志》描述，此处摩崖石刻“位于顾渚罗家自然村西、斫射山下，距顾渚村3公里。五公潭上方为石刻断面，湖州刺史张文规的题字在右，裴汶题名在左侧，刻有五公潭诗的石刻则在右[52]上方。”其中所谓“五公潭诗”，不知何人所作。在大唐贡茶院景区的复制品可以对此诗看个大概，不过字不成形者居多。至于真迹，[53]因其位置较为偏高，难以照相，暂成遗憾。另据笔者考察，五公潭摩崖真迹在马路边上，仅有两个棚架遮雨，任凭马路上的汽车尘土飞扬。五公潭摩崖石刻之张文规题字 2017年7月作者摄五公潭摩崖石刻之裴汶题字 2017年7月作者摄
张文规、裴汶的题字分别为：4.河东张文规，」癸亥年」三月四日。」5.湖州刺史裴汶、」河东薛迅、」河东裴宝方，」元和八年二[54]月廿三日同游。」第三组：霸王潭摩崖石刻
据谢文柏《顾渚山志》描述，此处摩崖石刻“位于悬臼岕的中段，两侧大山壁立，溪涧中流，霸王潭在其下，巨人膝迹在其上，有乡村公路直通其间。石壁上刻有唐杨汉公、宋汪藻、韩允寅等三处题名石刻”。霸王潭摩崖石刻 2017年7月作者摄
其中唐人杨汉公（785—862）的题字为：6.湖州刺史杨汉公、」前试太子通事舍人崔行章、」军事衙推马柷、州」衙推康从礼、」乡贡进士郑□、」乡贡进士贾□，」开成四年□月十五日同游。」进士杨知本、」进士杨知范、」进士[55]杨知俭」侍从行。」[1]朱自振：《太湖西部“三兴”地区茶史考略》，《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收入氏著《茶史初探》，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327—346页；毛祖法：《唐代的浙江茶业》，《中国茶叶加工》1995年第2期，第250—251页；陈勇、黄修明：《唐代长江下游的茶叶生产与茶叶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1—22页。[2]关于陆羽及其《茶经》本身的茶文化成就，并非本文所能涵盖。对于陆羽本人及其《茶经》的研究，可参考者，蔡嘉德、吕维新编：《陆羽与〈茶经〉研究》，上饶：江西省上饶茶厂，1982年；欧阳勋：《陆羽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日］成田重行：《茶聖陸羽：茶経を著した偉人の生涯》，京都：淡交社，1998年；寇丹：《陆羽与〈茶经〉研究》，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日］熊仓功夫、程启坤编：《陸羽〈茶経〉の研究》，京都：宫带出版社，2012年。此外，台湾出版有张宏庸所编三部曲：《陆羽研究资料汇编》，桃园：茶学文学出版社，1984年；《陆羽全集》，桃园：茶学文学出版社，1984年；《陆羽图录》，桃园：茶学文学出版社，1984年。其余单篇论文数量庞大，后文若有涉及，单独注明。关于《茶经》的学术史，可以初步参考三篇具有总结性的学位论文：蒋海霞：《〈茶経〉の中·日訳註本の比較研究——中日喫茶文化のをめぐる一考察》，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马晓丹：《二十世纪陆羽〈茶经〉研究综述》，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刘静：《陆羽〈茶经〉的传播与接受》，华东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对《茶经》本身的文本校释，主要有：［日］诸冈存：《茶経評釈》，东京：出版科学综合研究所，1977年；傅树勤、欧阳勋：《陆羽〈茶经〉译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蔡嘉德、吕维新：《〈茶经〉语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吴觉农主编：《〈茶经〉述评》，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年；周靖民：《〈茶经〉校注》，收入张哲永、陈金林、顾炳权主编《中国茶酒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日］布目潮沨：《〈茶経〉詳解：原文·校異·訳文·批注》，京都：淡交社，2001年；程启坤：《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沈冬梅：《〈茶经〉校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郑培凯、朱自振主编：《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茶经》，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2007年；宋一明：《〈茶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方健汇编：《中国茶书全集校证·茶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3]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晓：《宋代茶业经济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4]如李志刚对茶业与茶贡不加区分地加以探讨，以致把浙西观察使特殊的修贡职责推移到其他诸道观察使身上，见李志刚《唐代观察使与中晚唐秩序的重建》，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124页。[5]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编印：《陆羽茶文化研究》第1—35期，1991年3月至2018年。该刊原为年刊，2011年起改为半年刊。蔡一平主编：《茶苑撷英——〈陆羽茶文化研究〉论文选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6]杨金土主编：《陆羽〈茶经〉与湖州：纪念陆羽诞辰1280周年征文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7]天门市陆羽研究会编：《陆羽研究集刊》第1—7期，1984—1990年；第8—12期，2010—2014年。陆羽研究会编：《首届陆羽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6年。[8]暨远志：《唐代茶文化的阶段性——敦煌写本〈茶酒论〉研究之二》，《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99—107页；闵泉：《略论唐代顾渚贡茶》，《农业考古》1994年第4期，第166—168页；吕维新：《唐代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茶业通报》1995年第1期，第48页；蔡泉宝：《传奏湖州紫笋来——唐代的贡茶与贡水》，《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第266—267页；唐重兴：《长兴贡茶史话》，《陆羽茶文化研究》第19期，2009年3月，第61—63页。[9]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全五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具体涉及章节下文随见。[10]梅维恒、郝也麟著，高文海译：《茶的世界史》，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5—49页。[11]巩志编著：《中国贡茶》，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第6—9、28—35、49—51页。[12]钟鸣、张西廷主编：《湖州茶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唐代部分在第17—50页。[13]谢文柏：《大唐贡茶院壁28刺史人名考》，氏著《顾渚山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0—105页。此外，谢文柏还有《紫笋贡茶史探究》一文，是为对茶贡史相关观点的集中呈现，刊于《陆羽茶文化研究》第16期，2006年3月，第66—70页。[14]丁克行：《唐代湖州刺史顾渚山监制贡茶考》，《陆羽茶文化研究》第17期，2007年3月，第78—82页。[15]夏星南：《唐代宜兴与长兴茶事拾遗》，《陆羽茶文化研究》第19期，2009年3月，第85—88、93页。[16]沈慧：《湖州茶贡考》，《陆羽茶文化研究》第19期，2009年3月，第54—60页；亦刊于姚国坤主编《第十一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暨第四届中国重庆（永川）国际茶文化旅游节论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9—66页。[17]冯罗宗：《“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从茶诗和方志看唐代湖州常州两地贡茶的竞争与合作》，刊于杨金土主编《陆羽〈茶经〉与湖州：纪念陆羽诞辰1280周年征文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375—380页。[18]李斌城、韩金科：《中华茶史·唐代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7—82页。[19]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二册，第189—190页。[20]〔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一·湖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05页。[21]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五册，第286—287页。李氏定义长庆贡的标准是《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五册，第271页脚注1。[22]关于李郢应杜牧之招往湖州的情况，参见《唐才子传校笺》卷八《李郢》，第402—403页。此外，顾渚山因产茶，别称茶山，然当时茶山所在多有，详见后文。[23]〔宋〕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二〇《土贡》，收入《宋元方志丛刊》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867页。赵庶洋对此段话的点校有误，并误以“大历六年”为“大历元年”，从而导致理解有差，难以为据。其点校为：“龙德三年，贡布三十端，供御服折造布二百九十疋，紫笋茶一万串，出长兴县。大历元年，始进木瓜糁。大历元年，木瓜煎、单黄杬子。二年，白蜜三石。重杬子，五年始进。州司并以两税钱和布充。黄糙米，贞元十三年。糙糯米，十四年。砂盆，十五年始进。”见赵庶洋《〈新唐书·地理志〉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153页。[24]〔宋〕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二〇《土贡》，第4867页。[25]赵庶洋：《〈新唐书·地理志〉研究》，第154页。[26]黄正建：《试论唐代前期皇帝消费的某些侧面——以〈通典〉卷六所记常贡为中心》，初刊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后收入氏著《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239页。[27]谢文柏：《对〈中国贡茶〉一书的纠谬——兼与本书主编和出版社责编商榷》，《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第267—269页。[28]〔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4—72页。[29]〔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一·湖州》，第606页。[30]〔宋〕钱易撰，梁太济笺证：《南部新书溯源笺证》卷戊，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207—209页。[31]李文才据明人董斯张《吴兴备志》所载“故事”二字，认为湖州茶贡安史之乱以前即存在，但因乱停贡，直到大历五年李栖筠出任浙西观察使后，方才恢复。但明人所谓“故事”是指唐代后期湖州茶贡本身，并非指安史之乱以前即有“故事”。李氏观点，参见李文才《李栖筠及其政治生涯——“赞皇李氏与中晚唐政治”研究之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0页。[32]〔宋〕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一八《食用故事·茶》，第4841页。另，《嘉泰吴兴志》卷二〇《土贡》注引《统记》曰：“紫笋茶一万串，出长兴县，大历六年始进。”第4867页。此似误记，当从普遍记载之大历五年说。[3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一《地理五·湖州》，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8—1059页。李锦绣考证得出，县是常贡的基层单位，见《唐代财政史稿》第二册，第199页。[34]〔宋〕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一八《食用故事·茶》，第4841页。《嘉泰吴兴志》保存了《吴兴统记》的许多佚文，清代道光年间范锴曾据康熙郑元庆《湖录》辑佚一卷，但郑元庆《湖录》当亦据《嘉泰吴兴志》整理，惜《湖录》已佚，无从查对。本文涉及许多湖州历代方志，相关目录的整理，参见刘正武《湖州古代地方志考略》，氏著《湖州文献史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5—212页；沈慧编著《湖州方志提要》，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35]〔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安吉州》，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33页。[36]〔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一·湖州》，第606页。[37]〔宋〕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五《渚》，第4714页。[38]〔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一六八《却贡献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870页。王应麟《玉海》节略为“罢岁贡茶”，颇有差误，见王应麟《玉海》卷一八一《唐税茶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29页。“中州”应该是泛指鄂岳观察使所辖州。[39]胡耀飞：《黄巢史事与藩镇格局——从王黄集团（未）占领地到黄齐政权政区的考察》，张达志主编《中国中古史集刊》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72—380页。[40]〔宋〕史能之纂修：《咸淳毗陵志》卷二七《茶舍》，《宋元方志丛刊》第三册，第3198页。[41]郁贤皓考证王柷在乾符中、孙徽在广明元年先后任常州刺史，见《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三八，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95—1896页。然据此诗，王柷当在孙徽之后。[42]〔唐〕杨夔：《送杜郎中入茶山修贡》，〔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二八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1434页。[43]〔宋〕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一四《郡守题名》，第4777页。[44]关于唐末五代浙西地区军政史，参见胡耀飞《试论湖州在吴越国国防中的地位》，《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34—38、72页；胡耀飞《唐宋之际苏州军政史研究》，陈瑞近主编《苏州文博论丛》第四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75—88页。[45]〔宋〕史能之纂修：《咸淳毗陵志》卷二七《茶舍》小注曰：“南唐保大四年，命建州置‘的乳茶’，号‘京挺’，乃罢贡。”第3198页。[46]阮元主编《两浙金石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二所载杨汉公题名后之按语曰：“嘉庆辛酉春暮，钱唐何君、嘉定瞿君访碑至此，拓得唐宋石刻五种，皆邑志未载，此其一也。”可知嘉庆六年（1801）所拓得，今以其时间在先，据之录入四处题名，校以谢文柏《顾渚山志》。另外，按语所谓“唐宋石刻五种”，包括袁高、于頔、杨汉公、杜牧四唐人及汪藻一宋人。[47]〔清〕陆心源：《吴兴金石记》，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四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10710—10712、10723—10724页。[48]谢文柏：《顾渚山志》，第35页。[49]〔清〕阮元主编：《两浙金石志》卷二，第32页。谢文柏《顾渚山志》第35—36页所载与此同。其中“□山最高堂”，根据笔者实地考察，在长兴县人民政府所立“最高堂摩崖简介”碑上录作“顾山最高堂”。陆心源《吴兴金石记》卷三录作“邑山最高堂”（第10710页）。惜摩崖原石所缺此字漫漶，故仍旧留空。[50]〔清〕陆心源：《吴兴金石记》卷三，第10711—10712页。其中“试茶荈道客”五字，阮元作“□□茶□□”，“给事中”三字，阮元无，参见阮元主编《两浙金石志》卷二，第34页。谢文柏《顾渚山志》第36页所载与阮元同。此外，据笔者在大唐贡茶院景区所见复制品，“春三月”后有“题名”二字，摩崖真迹亦似有字，今暂空之。[51]〔清〕陆心源：《吴兴金石记》卷三，第10723页。杜牧此诗，孙望据《吴兴金石记》收入《全唐诗补逸》卷一二，见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22页；又见阮元主编《两浙金石志》卷三，第53页。据按语：“右题名十行，正书，行六字。”2016年12月10—11日，笔者在浙江大学参加“从文本到现场：考古文献中所见唐宋南方社会”学术工作坊时，承蒙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提示，他对杜牧摩崖比原有录文多识读数字。然笔者当时未能马上记下，故半年后再欲向陈先生了解时，陈先生表示已经忘记哪几个字。不过陈先生不久提示《吴兴金石记》《全唐诗补逸》的信息，可据之补充笔者原本所据之《两浙金石志》录文。谨此致谢！[52]谢文柏：《顾渚山志》，第36—37页。[53]根据长兴县人民政府所立“老鸦窝摩崖简介”立碑，其在张文规题记上方的石刻，有如下刻字：“一雉叫烟草□□崖皆茗聚仙界云鹤远余至□石空□□水声里寄复山□中□余迫蔚□落□今□□然出山去□□佳□□春十一日。”惜未能根据原石校对，暂存于此。对于此段刻字，张全镇称之为张文规《题五公泉》诗，然残泐较多，无法确证作者信息。参见张全镇：《浅谈唐宋顾渚山茶文化摩崖石刻的书法艺术》，长兴新闻网，2009年12月25日。网址：http://cxnews.zjol.com.cn/cxnews/system/2009/12/25/011699272.shtml，2017年7月18日浏览。[54]根据笔者实地考察，在裴汶题名上方，尚有数字，从右到左竖行书写，有若“五公潭”“侍御史”“湖州刺史”等字，惜其余残泐，难以考订此数字是否亦为某湖州刺史题名。[55]〔清〕阮元主编：《两浙金石志》卷二，第41—42页。《吴兴金石记》卷四（第10724页）所录大致相同，唯“崔行章”作“崔待章”，“郑□”作“郑璋”，“贾□”作“贾璘”。谢文柏《顾渚山志》（第37—38页）所载亦略同，唯“崔行章”作“崔待章”，“军事衙推”作“□事衙推”，“康从礼”作“唐从礼”，“□月十五日”作“二月十五日”，“侍从行”作“从行”。今暂从《两浙金石志》录文。二 湖州刺史修贡名单
历任湖州刺史贡茶事迹，可考者不多，如前所述，仅谢文柏、夏星南、丁克行三人有全面整理。据前文所引《舆地纪胜》卷四《安吉州》：“修贡堂在院内，有唐贡茶刺史题名二十八人刻石堂上。”由此，谢文柏、夏星南在《嘉泰吴兴志》所载大历至唐懿宗时期的40多位湖州刺史中，各自筛选出28位刺史（二人名单稍异），以符合《舆地纪胜》的记载，但其中真正有贡茶事迹的仅12位（谢文柏整理）、8位（夏星南整理）。丁克行则以有任期可考的40多位湖州刺史皆列为修贡刺史，而其中真正有贡茶事迹的仅12位，且与谢文柏所考12人尚有出入。因此，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参考《唐刺史考全编》及记载唐代历任湖州刺史的《吴兴统记》《嘉泰吴兴志》等方志材料[1]，试图在确认湖州刺史任职年月的基础上，对有修贡记载的湖州刺史名单再作整理并附表于后：杜位
据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考证，杜位于大历四年（769）即在湖州刺史任上，其后任裴清大历六年方除湖州，而湖州茶贡始于大历五年，则湖州首次茶贡或许是杜位所为。然并无确证。值得一提的是，皎然撰于建中元年（780）的《唐湖州佛川寺故大师塔铭并序》写道：“菩萨戒弟子刺史卢公幼平、颜公真卿、独孤公问俗、杜公位、[2]裴公清，惟彼数公，深于禅者也。”可知杜位与其他四位代宗、德宗时期的湖州刺史，都是这位慧（惠）明大师的弟子，而慧明的碑文由深谙茶道的皎然撰写，则皎然、慧明及其弟子之间都有交往，想必深于禅法的杜位对于茶事也有所参与。裴清
谢文柏、丁克行皆考证裴清在大历二年（767）至六年（771）间任湖州刺史，以此把最初的茶贡加于裴清任内。但据郁贤皓考证，裴清大历六年方任湖州。又据《吴兴备志》卷四：“裴清刺湖州，始[3]进金沙泉，表上之。清在郡时，尝撰《吴兴太守历官记》。”则在其任内，不仅贡茶，也开始贡金沙泉水，《新唐书·地理五》即把“金[4]沙泉”作为湖州土贡最后一项列入。好茶需要好水，陆羽《茶经》不仅品评天下名茶，也品评名泉，故与贡茶相伴随而来的便是贡泉。《嘉泰吴兴志》“金沙泉”下注曰：“《统记》：顾渚贡茶院侧有碧泉涌沙，粲如金泉。元和五年，刺史范传正剙亭曰金沙。《旧编》云：泉在贡焙院西，出黄沙中，引入贡焙，蒸捣皆用之。杜牧之诗曰：泉赖黄金涌。注云：山有黄沙泉，修贡即出，罢贡即绝。《唐·地理志》湖州‘金沙泉’，即此泉也。刺史裴清有进表。……唐贡泉用二银瓶，国[5]初一银瓶。今不贡茶，泉亦不通。”可知金沙泉一直是焙茶用水，直到宋初都有泉水。《全唐文》收录有裴清《进金沙泉表》，仅以下数句：“吴兴古郡，顾渚名山。当贡焙之所居，有灵泉而特异。用之蒸捣，别著芳馨。信至德之感通，合太和而献纳。甘有同于沆瀣，清远[6]胜于沧浪。”唯不知史源何处，待考。布目潮摄金沙泉 采自：布目潮《中國名茶紀行》，新潮社，1991年金沙泉 2017年7月作者摄颜真卿
颜真卿（709—784）的真迹一直是后世书法人士关注的对象，[7]此不待言。对于颜真卿在湖州的事迹，也有十分丰富的研究。但过于关注有字迹留存的真迹，可能会忽略那些并无字迹的内容，比如在顾渚明月峡的遗迹。据《嘉泰吴兴志》：“明月峡在长兴县顾渚侧，二山相对，壁立峻峭，大涧中流，巨石飞走。断崖乱石之间，茶茗丛生，最为绝品。张文规诗曰：‘明月峡中茶已生。’石上多唐人刻[8]字，颜真卿所书但存髣髴。”又据《吴兴备志》：“明月峡有唐人书，[9]颜真卿蚕头鼠尾碑尤巨。”又据丁宝书（1866—1936）增补《长兴县志·碑碣上》：“《卞山志》：蚕头鼠尾碑，颜鲁公书，在明月峡。峡中唐宋名人石刻最多，惟此碑尤大，州县数来摹搨，土人惮费，击碎[10]之。”可知颜真卿曾因修贡而至明月峡，并在此处留有碑刻，惜已无从得知内容。另外，在长兴县也留下了颜真卿修贡的遗迹，如：“许公桥，在县。去贡焙五里，跨巨涧。唐颜真卿修贡，尝与客步月[11]觞咏桥上。”袁高
前文已载袁高兴元元年（784）三月十日摩崖题记。其中提及袁[12]高曾赋《修贡顾渚茶山作》，又称《茶山诗》。此外，袁高亦与皎[13]然有唱酬。至于宋时磊将袁高视为顾渚贡茶院始建时期的湖州刺史，纳入他划分的唐代饮茶风习传播的初具规模期（740—780），并将《茶山诗》视为这一时期贡茶规模庞大的证据，则似不察贡茶史之
[14]误。崔石
谢文柏、丁克行皆未提及崔石。据《唐刺史考全编》，崔石于贞元初期任湖州，所据为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贾晋华《皎然年[15]谱》把崔石编入《未编年交游考》。此诗又收录于《文苑英华》，[16]“诮”字作“请”。《全唐文补遗》收录有一方墓志铭，墓主人崔[17]石（681—748），但时间不合，似非其人。总之，虽无法考得崔石此人，但从皎然以《饮茶歌》相诮或相请来看，崔石在湖州刺史任上亦谙于茶事。于頔
前文已载于頔贞元八年（792）三月摩崖题记，据《两浙金石志》：“按《长兴县志》，有境会亭，一名芳岩。唐时，吴兴、毗陵二郡守分山造茶，宴会于此。洪筠轩云：赵明诚《金石录》有唐袁高《茶山诗》并于頔撰《诗述》、李吉甫撰《碑阴记》共二卷。湖州岁贡茶，高为刺史，作此诗以讽。高，恕己孙，《碑阴》述高所历官甚详。今袁高诗并《碑阴》俱亡，惟于頔此记存。頔字允志，河南人。”[18]其中，赵明诚（1081—1129）《金石录》所述袁高历官及于頔撰《袁高茶山述》等事，详见下文。境会亭是常州、湖州合作贡茶的见证，由于頔首创。据《嘉泰吴兴志》：“境会亭在啄木岭，唐刺史于[19]頔建，取白居易《寄贾常州崔湖州》诗题其上。”白居易（772—[20]846）写此诗是宝历年间（825—826）在苏州刺史任上，故所谓取白诗题其上，当是后人为之，而非于頔。此啄木岭的境会亭遗址于1999年被划入常州宜兴境内，今日尚存直径90厘米的石础和民国时[21]期的境会亭碑，然不知是否确其旧物。于頔还在任上请常州刺史各缓数日，以减轻常、湖二州竞争给茶农带来的压力。即《嘉泰吴兴志》所云：“贞元八年，刺史于頔始贻书毘陵，请各缓数日，俾遂滋[22]长。”李锜、李词
李锜（741—807）、李词（生卒不详）先后任湖州刺史，并皆唐德宗权臣李齐运（725—796）之党。据《旧唐书·李锜传》：“以父荫，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宝货赂李齐运，由是迁润州刺史兼[23]盐铁使，持积财进奉，以结恩泽，德宗甚宠之。”又据《新唐书·李锜传》：“自雅王傅出为杭、湖二州刺史。方李齐运用事，锜以赂结其欢，居三岁，迁润州刺史、浙西观察、诸道盐铁转运使。多积奇[24]宝，岁时奉献，德宗昵之。”再据《旧唐书·李齐运传》：李齐运“荐李锜为浙西观察使，受赂数十万计。举李词为湖州刺史，既而邑[25]人告其赃犯。上以齐运故，不问而遣之。”可见两人作为李齐运之党，皆以善于贿赂闻，则二人在各自湖州刺史任上，定不会放过利用贡茶这一机会，何况据前文，正是李词增葺了贡茶院。姚絪
关于姚絪事迹，谢文柏不详，丁克行未注出处。丁宝书增补《长兴县志》根据顾应祥（1483—1565）嘉靖《长兴县志》、张慎为（生卒不详）顺治《长兴县志》记载，写道：“斫射神庙，在斫射山，唐贞元三年立。元和元年，刺史姚絪祈雨有感。长庆中，毁。会昌中，为斫射亭，刺史张文规复置神像。”丁宝书注引姚絪《祭斫射山神文》曰：“去秋徂冬，旱既甚矣，分遣官吏，徧祷山川。爰及春旦，大降甘雨，草木滋荣，萌芽甲拆。我来兹山，躬修臣职，敬陈报礼，应显灵德。”姚絪此文亦见《全唐文》卷六二〇，然题“祭研射山神[26]文”，疑编者据《长兴县志》征引时误“斫”为“研”。姚絪，《嘉泰吴兴志》作“姚骃”，今从《长兴县志》作“姚絪”。《嘉泰吴[27]兴志》曰：“元和元年四月自处州刺史授，卒官。”而其《祭斫射山神文》又提及“去秋徂冬”因旱而“徧祷山川”，且“爰及春旦，大降甘雨”，则其卒官当在元和二年（807），可补《唐刺史考全编》。斫射山即修贡之所，前文已载张文规、裴汶题记，可知姚絪亦曾修贡。斫射山标志碑 2017年7月作者摄范传正
谢文柏、丁克行未考范传正。夏星南据前文提及《嘉泰吴兴志》转引《吴兴统记》载：“顾渚贡茶院侧有碧泉涌沙，粲如金泉。元和[28]五年，刺史范传正剙亭曰金沙。”可知范传正在任期间，曾因修贡而创金沙亭于金沙泉旁。又据《旧唐书·范传正传》曰：“自比部员外郎出为歙州刺史，转湖州刺史，历三郡，以政事修理闻。擢为宣歙观[29]察使。”《新唐书·范传正传》曰：“历歙、湖、苏三州刺史，有殊[30]政，进拜宣歙观察使。”可知范传正在湖州刺史任上颇有政绩，应当包括修贡在内。裴汶
前文已载裴汶元和八年（813）二月廿三日摩崖题记。笔者曾据《唐刺史考全编》等研究进一步确认，裴汶共历三州刺史：澧州（元和六年之前）、湖州（元和六年至八年）、常州（元和八年十一月之[31]后）。可知裴汶离任湖州后就任常州。贡茶之余，裴汶还撰写了一部《茶述》，又名《茶录》。此书已佚，《续茶经》保存了《茶述序》[32]一篇，可知裴汶主要出于推广茶的药用功效。薛戎
谢文柏、丁克行、夏星南皆未指出薛戎（747—821）与茶贡的关系，但薛戎与紫笋茶确有渊源。据元稹（779—831）为薛戎所撰[33]神道碑：“公讳戎，字符夫。父曰湖州长史、赠刑部尚书同。”可知其父薛同曾任湖州长史。又据《旧唐书·薛戎传》：“薛戎，字符夫，河中宝鼎人。少有学术，不求闻达，居于毗陵之阳羡山。年余四十，不易其操。江西观察使李衡辟为从事，使者三返方应。故相齐映代衡，[34]又留署职，府罢归山。福建观察使柳冕表为从事。”《新唐书·薛[35]戎传》亦曰：“客毗陵阳羡山，年四十余不仕。”而李衡任江西观[36]察使在贞元八年，可知在此年之前，薛戎一直居住于常州阳羡山。之所以选择阳羡山隐居，则与其父亲薛同曾任湖州长史有关。关于薛同，韩愈（768—824）志薛戎之文曰：河南令薛缣“有子四人，其长讳同，卒官湖州长史，赠刑部尚书。尚书娶吴郡陆景融女，[37]有子五人，皆有名迹，其达者四人”。可知这支薛氏在薛同这一代已移居湖州，故薛戎似也从小在湖州长大，对于临近之常州阳羡山当不陌生。那么，薛戎对于每年茶贡当有亲身体会，出仕后刺湖，自然也会修贡。崔玄亮
前文据《嘉泰吴兴志》引及白居易《寄贾常州崔湖州》一诗，即[38]《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崔湖州即崔玄亮（？—833），贾常州当指长庆四年（824）至大和元年（827）刺常州的贾餗，二人当是共同主持造茶，故而会于境会亭，以白居易宝历元年（825）五月至二年（826）九月在苏州刺史任上的时间来看，当是宝历二年三月。白居易又有《夜泛阳坞入明月湾即事，寄崔湖州》一诗，内有句“为报茶山崔太守，与君各是一家游”，自注曰：[39]“尝羡吴兴每春茶山之游，洎入太湖，羡意减矣，故云。”可知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颇为羡慕湖州刺史每年入山修贡之事。此外，白居易曾为崔玄亮撰墓志铭，关于崔在湖州的政绩，写道：“俄改湖州刺史，政如密、歙。加之以聚羡财而代逋租，则人不困；谨茶法以防黠吏，则人不苦；修堤塘以备旱岁，则人不饥。罢氓赖之，如依父[40]母。”可见崔玄亮在湖州的统治十分尽职，这自然也包括修贡在内。[41]不过此处所谓“茶法”，当是唐德宗时期开始的税茶之法，而非修茶贡。庾威
丁克行、夏星南未考，谢文柏据丁宝书增补《长兴县志》辑得庾威造茶史事一条，不过丁《志》所据为张慎为《长兴县志》。其文曰：“斫射山，去县西北五十里，高五十二丈，周十里。土人善樵斫射猎，[42]亦名斫射岕。刺史庾威亦于此造团茶以进。”然不知张慎为此条记载又从何而得。裴充
关于裴充，前文已据《南部新书》提及：“后开成三年，以贡不如法，停刺史裴充。”不过在《册府元龟》中并非如此：“（开成）三年三月，以浙西监军判官王士玫充湖州造茶使。时湖州刺史裴充卒，[43]官吏不谨，进献新茶不及常年，故特置使以专其事。”《嘉泰吴兴[44]志》亦曰：“裴充，大和九年八月自大理少卿拜，卒官。”关于造茶使下文再论。从《册府元龟》《嘉泰吴兴志》可知，裴充并非因贡不如法而被停湖州刺史一职，而是他本人在开成三年（838）三月造茶之前去世，其属下官吏未能谨慎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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