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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31 02: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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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礼勇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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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心灵的导师

寻找心灵的导师试读:

前言

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独特的使命。

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独自面对着自己,独自面对着亲友和社会,无论是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需要做点什么,承担点什么。无论我们目前是普普通通的人,还是已小有成就之士,我们离自己的使命都还很遥远。

我们注定能够更加幸福和快乐。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快乐的。但是,我们却不得不经常面对各种烦恼和痛苦:职场上的竞争,个人情感的迷惑,夫妻关系的淡漠,父母对自己的不理解,朋友的误解,疾病的困扰,经济上的压力,失去亲人的痛苦,等等。我们需要一些力量帮助我们解脱出来。

我们注定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就。

我们处在一个物质社会中,无论我们是否愿意,物质的压力每天都在刺激着我们。房子、车子、休假是一种目标;获得职场的晋升、稳定的工作、企业的长期发展或成就一项功名,这些又是一种目标。这些目标是并存的,而且终生陪伴着我们,需要有人在关键的时候给我们指导或提携。

我们注定能够过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的社会逐渐富裕起来,我们接触的人群更加广阔,这些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生活原来是如此的丰富多彩。麻痹自己,忽视这些美好不现实,诅咒这些丰富也不现实。因为这众多的美好离我们很近,我们有能力获得其中的一部分,稍微努力一下,就能够得到比自己想要的还多。因此,要想我们的未来更加美好,我们需要稍微努力一下。

寻找心灵的导师,就是以占据原理为帆,航行在广阔的生活海洋中,帮我们实现自己的使命。这是一个变化莫测的社会,一个物质无限丰富的社会,一个精神压力无限增大的社会,让我们把这个多样性的社会看做淘金之地,开始自己的旅行。

本书建立在大量神经心理学、逻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结合古今中外大量成功人士的案例和作者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既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同时实用性也很强,对于在社会中承担各种角色的人来说都具有参考价值。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挚友、《赢在平台》一书的作者王敏先生,没有他的鼓励和帮助,这本书的出版还要推迟几年。我要特别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副总经理张渝涓在百忙之中,亲自和我讨论本书的修改,让我受益匪浅。本书能够出版,更得益于李欣玮编辑深入而认真的修正和校对,让我感激至深。张杨编辑为本书付出了大量心血,使本书得以顺利付梓。对此,在2009年的圣诞之夜,我深深地祝福你们,祝你们事业兴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第一部分 洞悉我们生存的环境

心灵奥秘──人是处于占据状态的动物认识世界──让知识规划你的人生地图占据社会──让身外之物创造社会价值

第1章 心灵奥秘──人是处于占据状态的动物

万有占据原理──人是处于占据状态的动物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在寻找着什么。我们寻找事业,寻找爱情,寻找理想,寻找自己的价值;我们寻找消遣,寻找娱乐,寻找激烈的竞争,也寻找安逸的休息;寻找交往,亦寻找独处;寻找声名金钱,亦寻找心的温馨。在这动与静的平衡之中,在这阴与阳的转变中,在这精神的追求与物质的享受之中,在这自由与约束的变换之中,充满了寻找的痕迹。仿佛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推动我们去谋生、去交往、去思考、去拼搏。这种力量有时是轻微的、难以觉察的,使我们不自觉地在规定的时间走在上班的路上,走在通往商场、歌厅、球场、萋萋碧草和起伏山峦的途中;有时它是极其强大的,如同长江大河般地汹涌,推动我们去寻求慰藉,寻求成功,寻求情感的爆发。而当我们孤寂一人,脱离熟悉的环境,远离相爱的亲人,或无事可做时,这种力量又如同春蚕食叶一样,吞噬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无法安宁,绝望地寻找摆脱寂寞的家园。我们命中注定就是要永远疲于奔命,极力地追寻。江南春,1973年生,上海人,出身普通工薪家庭。199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3年创立分众传媒(中国)控股有限公司。2005年7月,分众传媒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按当时发行价17美元计算,分众市值达6.8亿美元,持分众近40%股票的江南春,身价一夜暴涨至2.72亿美元。在200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江南春以23.17亿元的身价排名第58位,时年才32岁。江南春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在你等电梯的时候,帮你打发无聊:“分众传媒是无聊的公司,挣的是无聊钱,就是把别人无聊的眼球转化为现金的模式。”

江南春的成功,催生了大量为“等待”服务的成功企业。于是,公共汽车上有了电视机,地铁上有了移动电视,连厕所也没有放过,面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人给你提供了消遣的东西。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试验:被试一天24小时躺在没有任何声音的房子里,戴着半透明的护目镜和袖口粘牢的手套,躺一天可以得到20美元的报酬。在这种感官被剥夺的条件下,大多数被试躺在房间的时间不超过一天,最多两天。尽管被试之间显示出很大的差异,许多被试报告说,躺着时无聊、急躁,非常渴望刺激。有些被试甚至报告说有生动的幻觉和杂乱的思维过程发生,没有一个人或者很少有人喜欢这种体验。(《动机心理学》,辽宁人民出版社)

心理学家从大量的这类试验中得出结论说,感官是寻求行为的,也就是说,人的感官总是需要有所作为的。

不仅人的感官寻求行为,人的感觉也是寻求行为的。在缺乏刺激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儿童,往往会产生“剥夺侏儒症”。剥夺侏儒症研究表明,家庭条件缺乏刺激,会导致儿童身体发育迟钝。即使食物供应正常,但是某些感官受到剥夺的儿童的身高要比正常发育条件下的儿童的身高低一些。来自缺乏应有刺激的家庭中的儿童,往往怀有敌意、具有破坏性、不友好、冷淡、不理人,除了身体发育不良外,这些儿童似乎还孤僻、阴郁、无精打采。很明显,这种情况非常复杂,在这些儿童的生活中,遇到更多的是失落感,而不是探索和训练好奇心,同样,感情也无依托感。(《动机心理学》,辽宁人民出版社)

由这个例子我们可见,行为寻求的被剥夺,或者说缺乏,不仅影响人的心理而且还严重地影响着个人的生理、思维及生活取向。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见这类试验的再现。婴儿醒着时,总是要求家人的陪伴,要求爱抚。他手舞足蹈,去抓任何他所够得着的东西,把抓住的东西或者送往嘴里,或者尽力撕扯,或者用力扔出去。缺乏爱抚的孩子成人之后,往往患有“皮肤饥饿症”,这也是我们在身边常常可以观察到的。孩子这种强烈地寻求刺激的躁动,使之既是家长的天使,令寂静的家庭充满生机与刺激,还在无意之中,满足了家长行为寻求的需要;同时又是家长的冤家。

我们又何尝不是自己的冤家呢?当工作劳累时,我们渴望着有一个好好的休息时间,可一旦有了空闲,我们又常常陷入无聊、寂寞与失落之中。我们总是想方设法打发这无事可做的时间。于是,我们便漫无目的地反复看电视,哪怕电视节目毫无趣味;便去闲聊、打游戏;便去看球赛、逛商场;实在没办法,便想心事,漫无边际地遐想;或者将一张陈年报纸翻来覆去地阅读,将地板拖上一遍又一遍,将电视机调来调去。无聊和寂寞是一剂慢性毒药,腐蚀着我们的神经,使我们急躁、焦虑、厌倦和压抑。无事可做、无心事可想使我们烦恼、麻木、迟钝与冷淡,于是我们便找出电话本,寻找偶尔记下的电话号码;便在网上找陌生人胡聊。世界上有什么比“无事可做”这个负担更沉重的呢?

无事可做亦是社会的冤家。在社会里,当个人不能为自己谋事时,社会就要设法为他谋事。无事可做导致个人精神压抑,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有谁会以为赌博风、偷盗风纯粹是因为经济问题引起的呢?尤其是职业退休者,长期工作所形成的习惯突然被迫改变,个人从有事可做到寻求做事的转变引起了巨大的心理负荷。老有所为的退休者青春常在,无事可做的老人则迅速衰老。于是,或者是社会组织,或者是个人意向,养花、养鸟、下棋、唱戏、气功、书法、老年大学、义务服务等便自然地成了对职业时间的延续,而这种延续正意味着社会稳定状态的延续,对个人生命力的延续。

对行为的寻求是人的原始动力。它驱使人们一直处于对行为、对刺激的寻求感受之中。当人们处于行为之中时,我们称之为“占据”。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任何人都是处于寻求占据状态之中的。”

或者说:“人是处于占据状态中的动物。”

我们把它叫做“万有占据原理”,简称“占据原理”。“万有占据原理”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非常相似。让我们回顾一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自然界中任何两个物体都是相互吸引的,引力的大小与两物体的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两物体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这个定律换成定性的描述就是:任何物体都是处在和其他物体相互吸引的状态之中的。

从上述对比中看出“万有占据原理”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类似之处。换句话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描述了物理世界的自然规律,产生了近代科学。“万有占据原理”则描述了人类世界的自然规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让“人的科学”成为可能。

为了进一步加深印象,我们按照牛顿三定律的描述,展开“万有占据原理”的三原理。

占据第一原理:任何一个人将保持原有的占据状态不变,直到受到其他人或事件的刺激(作用力)迫使他改变这种状态为止。我们把这个原理叫“习惯不变原理”,是“习惯成自然”的另外一种描述。(参考牛顿的“第一定律”:任何物体都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直到受到其他物体的作用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

占据第二原理:任何一个人在受到其他人或事件的刺激(作用力)后将产生情绪的变化,其变化的剧烈程度和刺激产生的预期的落差成正比。我们把这个原理叫“预期落差原理”,这个原理说明:任何人的情绪来自于自己的预期值的实现与否。实现或超出了预期值,产生正向(积极)的情绪;没有达到预期值,产生负面(消极)的情绪。(参考牛顿的“第二定律”:物体受到合外力的作用会产生加速度,加速度的方向与合外力的方向相同,加速度的大小正比于合外力的大小、与物体的惯性质量成反比。)

占据第三原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的刺激是同方向的。正向的情绪刺激引发正向的情绪反应,负面的情绪刺激引发负面的情绪反应。这个原理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我们把它叫做“因果相报原理”。(参考牛顿的“第三定律”: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在同一条直线上,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希望大家记住“万有占据原理”和“占据三原理”,在实践中反复体会,以锻炼自己积极地生活,成就自己的王者之道。

我们说,“人是处于占据状态中的动物”,那么“占据”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讲过,它指人们处于可观察的行为状态或可内省的体验,也就是指我们的感觉。让我们把思考的参照系放在我们每个人的“我”这里,看看“感觉”是什么意思。

人类有三类感觉:生理感官感觉、心理感觉和思维感觉。生理感官感觉是指个人的生理器官所处于的行为状态。如注视、倾听、嗅味、触摸、咀嚼、运动等,也就是说,是指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运动觉、平衡觉和机体感觉等生理器官的工作状态。心理感觉是指个人的情绪。即所谓高兴、愉快、悲伤、愤怒、惊慌、忧郁、忧愁、憎恶、畏惧等,统称为喜、怒、哀、乐、悲、愁、惧七情。思维感觉则指,个人处于思考、回忆、想象、幻想、计划、沉思、内省等状态。

但是,在现实中要区别出单纯的某一状态是极难的。根据当代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大脑神经中枢系统分为特异性系统和非特异性系统,从生理感觉接收到的信号分别经由特异性系统和非特异性系统两个渠道分别加工、识别,然后汇聚,进而做出判断。看到一棵树、一本书这样简单的视觉行为中都包含着思维行为状态和情绪行为状态。

当个人思维时,生理感觉参与着作用,比如肌肉伴随的生物电现象等。心理学家还证明,人的任何一种行为中都带有情绪特征。比如,我们想象某一情景时,总会伴有愉悦、兴奋或不快等情绪(可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分离这三类感觉是不可能的,任一感觉都是这三类感觉的综合。那么,“占据”就是指这三类感觉的综合。

预期的占据──产生愉悦的心态

当我们想起一个朋友时,我们立即就会想起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形象、他说话的方式、他的行为特点与处事态度以及与我们的共同经历等,甚至我们许久还没反应出来他的名字是什么。反过来,当我们面前放着三个字,并被告知是一个人的名字时,我们就要追问,这个人是男是女、是干什么的,等等。也就是说,这三个字所组成的名字,只能使我们略微注视一下,便无法继续占据我们的思想。若要实现继续被占据,或者说,要继续关于这个名字而想些或说些什么,就得需要其他的有关资料。

这类现象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它表明,我们对被占据的内容有特定的要求,这种内容应当能够被我们占据。

预期的占据可以产生愉悦的心态。典型的例子是网络游戏。网络游戏最容易占据人的感觉,也正因为如此,网络游戏才成为中国最赚钱的行业。

著名的网络游戏公司盛大公司2008年全年的净营业收入是35.69亿元,年增长率达到44.7%;一年的利润是14.42亿元,年增长率达到了43.9%。

著名的网络门户网易公司2008年全年总收入是30亿元,其中,从网络游戏服务中获得的收入是25亿元。相比之下,2008年广告服务收入才4亿元。难怪网易公司CEO丁磊说,做网络游戏的好处是:每天睡觉中都在挣钱。

在羡慕网络游戏的供应商每天睡觉也能赚钱的时候,我们也想一下:为什么游戏这么赚钱,换句话说,游戏凭什么能够牢牢地占据人们?

网络上,有人把电脑游戏吸引人的要素做了若干总结,我们摘要一下。(1)为了打爆游戏:满足人们急于想看到游戏的结局或只是为了完成游戏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完成游戏,那么这个过程就可看做是一次挑战。人们总喜欢赢,如果游戏对他们有一定的挑战性而最终又让他们赢了,就可能使玩家更高兴。(2)对抗的动力:对抗性是一个游戏的基石,它允许人们能在游戏规则的监督下以相同的条件交互作用,而且是真正地掌握在游戏者而不是开发者的手中。玩家可以自己制造陷阱并互相引诱。(3)为了精通游戏:对游戏控制的精通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赛车模拟游戏就特别能说明这点,它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模拟车辆的操纵。通常玩家会重复地玩此游戏来使他们的技术精益求精。能使他们这样做,就需要创建具体的控制级别。如果一个初玩者和一个高手做到某一点的机会大致是相同的,那就没有理由去成为一个高手。(4)探险的诱惑力:人们对去感兴趣的地方探险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许多游戏实现了这点,秘密关卡也成为许多游戏的要点,从《超级玛丽》到《最终幻想7》,游戏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找出秘密关卡。(5)为拿到高分:为了得到高分的动力虽不如前几点吸引人,但它也足够重要。许多人玩游戏就是为了得到一个超过别人的高分,因而能够自豪。

从上面描述可见,人在游戏中的行为特征和斯金纳的老鼠的行为特征是基本一致的。

从另外一个层面讲,所有吸引人的工作、事情都具有上述游戏的特点。比如打球、看球赛;比如解决工作中的难题;比如夫妻间的关系,等等。因此,占据是需要特定设计的,这个设计就是设定“预期”,让人们很容易实现预期。理解这样的特征,我们就能够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也能够在设计事业时,充分地考虑这样的游戏特征,更好地满足员工和用户的要求。

预期的占据所产生的这种愉悦的心态不仅被行为心理学证明,也被神经心理学所证明。

为了分析清楚,我们引入“刺激”这一术语,我们把引起我们反应的某种作用称为刺激。这种“反应”可以是一种外部可见的行为,也可以是诱发内心的某种想法或心理感受等。这种“作用”或者是外部的作用,或者是内部的影响。比如说,有人喊我们的名字去接电话,这是外部刺激,要求我们对之反应;早上八点钟我们必须上班,这个时间也是刺激。内部的刺激则指我们想到某事而需要我们采取行动,或诱发我们的情绪变化等。

显然,对刺激的反应总是因人而异的,可列出以下两点。(1)同一刺激引起不同人不同的反应。这种不同的反应或者是强度的不同,或者是反应方式的不同。(2)同一经历中,不同的人感受到不同的刺激。

这种特点可以使我们提出如下比方:每个人都是特定的选择系统,他只选择对特定刺激做出判断,并解释它的意义,从而做出反应。表现为:(1)对某些可能的选择充耳不闻,熟视无睹;(2)对某一刺激的反应有强弱程度的差别;(3)同时出现的多个刺激,会有所选择地接受某一种而压抑对其他刺激的可能反应。

当个人对出现的刺激的意义解释和自己预期一致时,个人就会出现愉悦的情绪。而当与预期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出现挫折性不快。

心理学家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证明了这点。他们把“预期”称为“再认”。"……再认是有情感性的,一种熟悉感……再认是承认一个观念或一种物体是熟悉的。所以或许我们有理由说,为什么穹隆相对的是脑中的不那么重要的一部分,但对记忆却是不可缺乏的。在那里对情感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再认必须有熟悉感。……穹隆或许是与传递情感有关的冲动的最主要的通路,但它不一定是唯一的通路,可能有其他的后备通路,在呈现较不熟悉的观念或物体时,通过这个通路可产生某种再认、某种熟悉感。换言之,很长时间以前的和经常重复的老经验,当重新体验时,通过除了穹隆以外的其他通路,可能是可以唤起一种熟悉感的,而要再现较近的经验时,则要求再认的情感功能的完整了。"(《神经心理学》,科学出版社)因此,预期的实现,让再认获得了成功,产生了愉悦的心态;而再认出现障碍的时候,就产生了情绪的挫折。

失认的占据──导致失衡的情绪

再认是情感的,当再认不能实现时,就会出现情感障碍,如沮丧、忧郁、焦躁、失望等,我们将再认的不能实现称为“失认”,或称之为“冲突”。情绪有时很强烈,如失恋;有时很微弱,如由于该做的事没有完成所产生的心理牵挂;有时候又莫名其妙,如寂寞、厌倦等。

人们占据的实现是以再认的方式出现的,这种再认可以粗分为两种。

其一,反射性再认,或称习惯性再认。这种再认是条件反射性地实现的,因而据以再认的原始情境是已习得的、习惯的、熟悉的,而再认对象的出现则往往不是出自于我们有意识的安排、计划或控制。比如说,突然有客人来访、上街时遇到一位朋友等,其特征是迫使我们中断当下的占据态,转向再认出现的新的事态之中。

其二,意向性再认,或称预期性再认。是指当我们处于某一占据过程中,对即将出现的占据内容的预测性再认,因而据以再认的原始情境是计划性、预期性的。比如,打篮球投篮时,我预期将篮球投入篮中,预期运球能够得心应手,绕过对方的防卫;下象棋时,我预期能将对方的某个棋子吃掉;与别人约会时,预期对方在约定时间内出现;读小说时,预期某主人公能够有某种处境;买一枝鲜花给她,预期她能高兴;学习中,预期能解出某道习题;在工作中,预期按照某计划去开展;对于写书的我来说,预期它能顺利出版,等等。

在失认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持续地实现占据,而会出现两种情形。

其一是选择逃避。也就是说,选择一种能够满足我们预期的解释,尽管这样的解释在别人看是不合逻辑的。这就是常说的阿Q精神。阿Q精神的最大好处是将不满足预期的对象解释为满足预期的意义,实现了情绪的愉悦。

其二是出现情感障碍。如果我们无法逃避,或者说,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类的刺激,一直处于这种刺激的环境之中,又无法进行预期性的解释,就会出现情感冲突或失落。俗话说“讨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这样的说法,情绪就无法释放,出现偏激的心态和行为。

比如说,一个备受父母溺爱的孩子,在刚被送到幼儿园时,由于对新环境不熟悉,便总会闹着要回家。假如这个孩子特别认生,不能和其他小朋友友好相处,幼儿园里又没有多少玩具,老师也不怎么注意他,孩子就会有明显的心理障碍,表现出暴躁、孤僻、冷漠等。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失认导致的情感挫折是明显的。

比如说,我们制定了某种计划去做某件事,在具体执行时,由于外来因素干预或者出现了没有预计到的困难,使得目标无法达成,让我们心急如焚、焦躁不安。

在我们与他人打交道时,常常出现火冒三丈的情形:这件事你认为应该这样做,他偏偏却要那样做,即使结果是一样的,也会让人难以释怀。

对青年人来说,失恋与理想的破灭都是常见的失认现象,对个人的打击无疑也是惨重的。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青年到了穷乡僻壤,就会觉得那里的生活慢得让人受不了。反之,习惯于农村缓慢而宁静的人们初到嘈杂、纷乱而繁忙的城市里,也有较长时间的不适应。

类似于上述对再认的两种类型的划分,我们将“失认”或者说“冲突”也分为两类。

其一,目的性失认。你制定了一个明确的计划和目标,但是却没有能够达到目标,引起了个人的情感障碍。比如说:考学失败、失恋、某项工作计划受挫、企业破产、理想破灭、信念受到挑战,等等。

其二,回忆性失认。由于“丧失”而引起的预期落空。特点是:当下环境的变迁,使人们处于不利或适应不当的位置,人们便回忆着过去,但又不得不经受着既定事实或现实环境的刺激。其范围比较广泛,比如说:(1)失去亲人,离异,被遗弃,家庭不和睦等。(2)习得环境的改变。刚结婚,刚有孩子,退休,进入新单位,搬迁到新地方生活,长期被隔离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中,新技术发明的引用导致习惯的工作方式的改变等。(3)天灾人祸改变了自己的过去。火灾、水灾、旱灾、风灾、地震、山崩、车祸、疾病等。(4)突发灾害对个人心境的重创。被抢劫、被强奸,遭受过可怕的恐怖事件等。(5)社会变革导致的生活方式的巨变,使日常生活的方式、运用观念的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及价值观等都产生较大变化,引起个人一时的适应不良。(6)与他人相比较产生的失落感。(7)无事可做时的寂寞、无聊感等。

无论是我们的社会,还是我们的组织、我们的亲人以及我们个人,都低估了上述这些变化带来的心理影响,这些不敏感主要是缺乏明确的意识和知识,只关注一些物质性的得与失。比如刚建立的新婚家庭,常常有一段相互适应期,即冲突期,却往往被人们胡乱归因为爱情的失败,因而对策就不明确了。“习惯”被改变对情绪会产生持久而微妙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由于忽视了这种影响,会使我们在适应不良时进行胡乱的归因。最突出的例子是,大学生刚到工作单位工作时,由于不熟悉新的工作环境,需要建立新的同事关系,需要服从新的生活习惯,需要熟悉新的工作技能。同时,由于是新来者,是个“学徒”,这样的地位和在大学里面同学间的平等关系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就会使个人产生很大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如果缺乏引导,这样失衡的情绪就会无端地发泄。比如,抱怨公司文化不好,抱怨待遇太低,抱怨领导管理能力不足,抱怨客户态度不好等。更有甚者,抱怨社会制度不公平,抱怨社会分配不公平,等等。

这样的情况都是由于自己没有感到环境的变化给自己带来的心理影响,错误地用其他原因为自己开脱,导致了更大的心理问题。

而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则属于典型的“失认性占据”,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失衡。汶川地震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影响就是典型的例子。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造成近7万人死亡,近2万人失踪。数十万人受伤,数百万人失去家园。灾难发生后,全国动员抗震救灾,全力救援、安置幸存者。按照不成文的常识,和死去的人们相比,幸存者应该感到庆幸。但是,尽管政府和各种志愿组织为受灾的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帮助和心理援助,灾区人民心灵的创伤远远没有恢复,心灵受伤的程度也高于了人们的预估。2009年4月20日,北川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家中去世,年仅33岁,据公安部门初步勘验系自缢身亡。在5·12大地震中,冯翔6岁的儿子不幸遇难,冯翔忍住巨大的悲伤,全身心地投入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中,被破格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并被组织安排进行了心理抚慰。冯翔曾经和采访他的一个记者说,“我不会自杀的,我要坚强的活下去”。这么一个内心坚强的汉子却选择了自杀,说明灾难对人们的影响是远远超过人们预料的。地震发生一年后,参与汶川地震的心理援助者让北川中学的学生们画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图画时,很多同学画出的是地震前的家园。一位教授说:“这说明,他们现在仍然活在地震的灾难之中。”

因此,对于失认的占据导致的心理失衡,国人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应对能力。我们才刚刚从争取温饱的环境中走过来,解决心理问题对很多人来说,还显得很奢侈。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心理的问题将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的工作质量和人生观,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被动占据──导致消极的人格

被动占据是我们被动地跟随着别人去感觉,去思考,去行动。我们自己没有特定的目标,也没有特别的计划和要求。

最常见的被动占据是看电视剧。很多人习惯于坐在电视机旁,天天期盼着心爱的电视连续剧的播放,心里想着故事的发展,为主人公的悲剧而流泪,为故事中的离散而担心。白天上班的时候,大家就议论着、应和着、争论着,甚至为喜好的不同而大打出手。电视剧的情节深深地占据了这些观众的心灵,占据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由此,电视台赚取了广告费,电视剧发行者赚取了节目授权费,剧中出名了的明星们提高了片酬、提高了各种出场费,唯有观众除消磨了时间之外,收获甚微。

看书在很多方面也是一种被动占据。很多人无聊的时候就看书,武侠小说、玄幻小说、历史小说尤其受到欢迎,因为这些小说常常提供了超乎现实的力量和悬念,提供了现实中难以想象的机遇和故事,提供了现实中无法遇到的偶像和明星。阅读的时候,人们大多是以英雄自居的,意气风发地修炼绝世的武功,具备无人能及的学问,赢得万人尊重和权威。由于这些英雄大多是非身边的人和物,因此,不会和自己发生冲突。自己可以很好地扮演角色,乐此不疲。

在工作中,也有很多人处在一种被动占据的状态中。他们习惯于等领导发号施令,每天很安分地坐在工位上,等待分配工作。接到任务了也不欢喜,也不生气,按部就班地履行程序。他们中很多人是公司纪律的坚守者,认真地遵守公司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不迟到,也不早退。他们非常了解公司各方面的规定,并把各种规定用得很充分。不做规定的,他们就尽量不碰。比如没有规定说,饮用水完了,谁先发现的就先装上新水,于是,他们就会等着行政人员来做,绝不超出自己的职责范围。

很多人在公司做副手做久了,很容易失去当一把手的能力。很多副手,如果没有独立管理一个职能部门的机会,只是代表一把手去行使权力的话,他在这个位置上也许会大放光彩,而一旦扶正,就会出现问题。因为他自己没有做过主,缺乏在多种多样的复杂条件中进行不断选择的实践和能力,尤其是缺乏制定战略、目标的能力,缺乏为公司建立愿景和使命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才是领导者最核心的素质。

被动占据引发的问题很严重。由于将自己置身于一种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的习惯中,就缺乏一种主动驱动的能力。长期的被动占据引发了个人主动能力的削弱,使得个人行为上缺乏能力指导自己,最典型的就是缺乏目标。

缺乏目标的问题,会体现在几个方面。

1.缺乏目标的制定能力

被动性地做事,被动性地接受目标,一旦成了习惯,就失去了制定目标的能力,或者说,是失去了从诸多目标中选择的能力,也就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目标。

在他被动地跟着领导、跟着电视剧的故事走的时候,他的想法很多,但是每个想法都没有机会实践过。而人家制定目标的选择过程,他就没有体验过。等人家的目标出了结果了,他就当评论家、当批评家、当抱怨家,如此种种。

2.缺乏目标的分解能力

目标的实现依赖有效的分解,否则就是空话。目标分解特别需要个人的分析能力、资源的整合能力、对各种资源包括人/技术等的熟悉和掌控能力,等等。

习惯于被动占据的人,没有经历过目标的分解工作,他基本不熟悉目标分解的事情。所以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总是把目标定得很空,想得很大,但是却让人不知道怎么下手去做。

这个现象是特别常见的。习惯于被动占据的人中,有一部分是想法很多的人,他们很喜欢提建议。但是,建议都基本是听起来很美,就是缺乏可行性。要是让他写一个方案,往往缺乏资源的整合和调度。

3.缺乏目标的考核能力

制定目标,就是为了目标能够完成,因此,任何目标的制定都是和目标分解、资源配置结合起来的,又是依赖于监督、考核来保障实现的。

缺乏监督和考核,会让一个任务或者项目缺乏时间观念,拖拉、延迟;缺乏数量的概念;更因此缺乏经营的理念。参加任务的人们就很难分工清楚,导致相互埋怨,推诿责任。同时,也造成大家信心不足,悲观失望。

因此,受被动占据支配惯了的人,就很难独立做好事情。久而久之,就陷入了消极的人格之中。不敢承担责任,不敢冒险,不敢尝试新事物,总是墨守成规,畏惧失败,恐惧变革。自己内心自卑,但是又找不到原因。

神经心理学家研究证明,被动占据对人的心理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并因此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影响寿命。纽约市蒙特利奥医学中心的老年精神病部门主任加里·肯尼迪博士说,他经常能观察到缺乏生活目标给老年人所带来的危害:“我看见许多人失去了生活目标,他们的健康状况也不断恶化。”消极的心态对免疫系统产生了负面的作用,是引起疾病的主要原因。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被动占据行为”,即“职业视角”或“习惯视角”。受每个人自身获得的训练和教育的影响,针对同一环境或事态,不同人的解释是不同的,并固执己见。

比如同样一幅油画在画家、拍卖商、竞买者、旁观者、美院的学生等眼中的价值或意义是不同的;几个人看同一电视节目,有的人针对演技发表意见,有的人针对情节进行评论,有的人对导演水平不满,等等。人们常常脱口而出对某一事件的评论,在这种评论背后,都有据以评论的前提,但由于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前提,或是没有说出这个前提,评论便往往因人而异,几个人会因此相互舌战一番,产生争执。

在日常行为中,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一个刚被上司不顾情面地训了一通的职员,在电视中看到一个下级任性地顶撞上级就会感到过瘾,会为之辩护叫好。而其他没有这类经验的人,尤其自己就是“上司”的人,则常会认为这种顶撞纯属无理,剧中的上司应当对下属采取某种惩罚措施。在工厂里,生产线上的人们抱怨坐机关的人们不干活,拿奖金却差不多;而坐机关的却认为生产线上的人全仰仗自己给他们提供计划、设备,这些都花费了自己巨大的精力,但受重视的却总是第一线的人,为此心中颇为不平,相互抱怨。“职业视角”往往容易造成人格的偏见和固执,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是专家、自己是老手,犯经验性的错误。

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错误更容易出现。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世界信息的结构,改变了行业获取知识的途径,让经验的价值降低。这样,过去的经验就不再那么有效。

互联网时代更改变了行业的结构,比如利用互联网知识去改善企业的内部管理方式和管理流程,用互联网的方式进行企业形象的宣传,用互联网技术丰富企业的销售渠道如此种种,而这些都是过去那些行业专家们所不了解的,对互联网的知识也许是那些20来岁的毛头小子更熟悉、更专业。但是,很少会有企业的高层领导愿意放下架子,虚心请教。

也许即使是放下架子虚心请教也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能够任用这些年轻的力量,和自己平起平坐,这种胸怀估计很多人做不到。而做不到这些,就是一种偏见和固执,这种固执也将影响企业的性格,影响企业的发展。

主动占据──实现积极的人格

“主动占据”是指我们为了某个明确的目的而自己计划并实现着的行为。

神经心理学家早就证实:主动占据能够实现积极的人格和心态。科学家发现,有生活目标对保持心理健康至关重要,而且对生理健康也很重要。导致人类发病的各种原因当中,心理因素占到了30%~40%。是否活得有追求,这决定了一个人的心态,进而决定了他的生理状况。芝加哥拉什大学医学中心的科研人员表示:不管生活目标是什么,也不管生活目标高尚与否,抑或目标是远大还是适度,只要生活中有目标就会比没有生活目标活得时间更长。

芝加哥拉什大学阿尔茨海默疾病中心的神经心理学家帕特丽西亚·博伊尔说,“生活目标是什么并没有限制,可以说是各种各样,比如从实现一个人生理想,到在志愿者组织里做出成绩,再比如阅读一系列图书。”通过对1238名老人的研究,帕特丽西亚·博伊尔说,“我们发现有较高生活目标的人,在随后3年的时间段里,死亡率明显大大降低。这部分人比那些生活目标较低或没有生活目标的人死亡率低50%左右”。美国其他研究机构在2009年早期也完成一项类似研究。经研究人员对超过65岁的退休人员调查发现,从事志愿者工作的人比不从事志愿者工作的人,在随后4年时间内死亡率低50%。此外,日本东北大学的医学家经过长期跟踪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如果生活没有目标,衰亡进程就会加速。“主动占据”不仅是一种高级的积极心态,也是一种高级的智慧。

从职场的角度,“主动占据”几乎是所有的外企在招聘员工的时候都会要求的一种素质:自我驱动。要求自己善于发现问题,并能够自己组织资源去解决。要求自己能够善于解释公司的意图,自己去规划和创新。

主动占据是种高度的智力行为,可表征为以下的思考模式。(1)发现问题并提出明确的目标或任务。这种任务或者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也可能是外界强加的,如上级指派的某项目标:今年要实现一亿元的产品销售额。(2)对目标进行分析和分解。比如说,今年要实现一亿元的产品销售额,需要分解到每个季度完成多少。分解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市场季节的需求变动、产品的准备情况、人力资源的到位情况、资金的到位情况、渠道的开拓情况等,由此才能够按照季度,甚至分解到每个月,等等。(3)拟定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和措施。比如说,市场环境如何?怎样防止竞争对手的偷袭?从市场、渠道、技术、产品、服务、人才、资金等各个方面需要怎么准备,用哪些关键措施?资源和措施如何配套?关键瓶颈如何解决?如何建立评估和考核机制?如何实施有效的监控?任务能否分解到每个人?相互的职责是否能够分开?流程是否流畅?如此种种。

计划分解一定要和资源紧密相关,超出资源能力的计划不仅无法实现,更容易导致军心不稳,纪律无法执行。比如,你定了无法完成的任务,下属没能够完成,你就无法严格考核。而一旦无法严格考核,威信就会丧失,军心也会动摇。

计划的考核机制要及时。过短的考核周期随机性太强,难以实施。太长的考核周期则让激励不够及时,缺乏高效的激励性。(4)计划的执行、监控和调整。计划的实施讲究所谓的执行力和细节,但是,片面地讲究执行力是一个误区。执行力是否能够有效,需要若干环节的资源支撑:

·目标制定得合理与否;

·资源是否匹配;

·管理是否到位;

·激励是否有效。

没有上述资源的搭配,单纯讲执行力就是痴人说梦,往往成为执行者推卸责任的理由。(5)对计划的考核。考核是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要素,很多企业出的问题都在这里。

考核的核心是检验:

·企业自身战略的制定能力;

·企业的产品和生存能力;

·企业自身的管理能力;

·企业自身的文化;

·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

·企业自身的盈利状况。

没有良好的考核激励制度,企业无法发展。而这种制度必须是真正在实施中的,而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

所以,主动占据锻炼了人积极主动的性格,更锻炼了人的思维和全面的素质。

主动占据是自己制定了预期的目标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了解人们一些占据的习惯。通常当人们长期习惯了某种生活方式后,会倾向于保持其状态不变。(1)人们倾向于听从安排。一般来说,我们总容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给别人出主意容易,轮到自己的事时,则总是犹豫不定。当我们抱怨社会上的种种不公正时,也是希望“组织”或“社会”进行干预和安排。

在工作单位中,当我们抱怨不受重视,就是这种心态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上级领导安排我们去做某事,而不是自己去发现问题独立去解决。单位给每个人发了张电影票,其结果是大多数人都去看了电影,即使他们认为这部电影并不吸引人。而在通常情形下,看电影的人中有许多是终年不会自己买票进电影院的。这其中经济原因不重要,更主要的是一种被安排的倾向。(2)在强迫或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人们被迫做出决定。在改革开放初期,最先顺应潮流的,往往是那些无业人员,甚至有些是曾经劳改过的人员。因为他们必须谋生,尤其当他们没有退路时,被迫面对自己、背水一战时,他们就得自己去做决定,去挣钱或创业。而大多有铁饭碗的人们总是要旁观一段时间,甚至有的人会冲动地希望社会干预,将个体户的收入拉下来。(3)舆论、环境的冲击与推动,激起人们的情绪,促使人们做出决定。当一个人的同学中出国留学的比例很高时,他也会要急于出国。当“下海”成为一种潮流时,人们便考虑着自己是否也可以尝试。落后乡村地区的人们偶尔有几个人闯到城市中打工,便会引来百花齐放。对我们冲击最大的是我们最熟悉的人的变化,这种变化激励着我们去效仿。所以,自己生活的地区和个人的接触人脉对自己的生活有着巨大影响。(4)当有坚强的心理后盾时,人们乐于顺从自己的好奇心或敢于尝试。如果不担心受到惩罚,人们就会发挥自己天生的好奇心。而如果这样的好奇心或冒险能够获得鼓励的话,人们大多会跃跃欲试。比如:大学生团队一起的时候,由于女生在场,男生会更加活跃,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心理后盾”还指这样的情形:个人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底线,让最坏的结果低于这个底线。在公司里面,如果给开创新业务的人以承诺:即使任务失败了,仍然保留职位和待遇不变,则员工的积极性会大幅提高,创新程度也将大大提升。(5)强烈的情绪或欲望的刺激:一个平时看起来极其温和的人,在他感到被侮辱时,会勃然大怒,爆发出骇人的勇气。当司马懿坚壁不出时,诸葛亮便命人装扮妇人谩骂、嘲弄之,使之一怒之下,冲出大营。在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之下,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为名垂青史,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强烈的情绪和欲望永远是人们行为中最彻底、最直接的动力。

在主动占据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阻碍,由此会产生失衡的情绪。为此,我们不妨用“预期占据产生愉悦心态”的原理进行自我调节,将自己专注在目标上。

1.短暂情绪的调节方法

当我们想摆脱某种短暂出现的情绪时,这种情绪可能是消极情绪,如愤怒、烦恼、悲痛等;也可能是较强烈的积极情绪,如激动、狂喜等。我们需要调节它们以使我们进入自己所需要的适当的情绪状态。为此,我们必须有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实现这个目的。其宗旨是:立即另找件事做。(1)深呼吸法。其方法是尽力吸气,想象吸入的气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然后再呼出;在想象中,呼出的气息来自于刚才灌入的身体各部位。如此做几次,这种呼吸方法有各种变形方式,如传统的气功、瑜伽、佛教中的“身念住”等。也可以在极力吸入气后屏住气息,不急于呼出,直到实在憋不住时,才徐徐地、有节制地或分阶段地呼出,如“龟息法”。(2)简单移情法。找件简单的事情做,转移一下。伸懒腰就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或是握握拳、做做拳击动作、哼哼歌、洗两件衣服、吃点东西等都不错。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是:特别认真地写几个字,可以用钢笔、铅笔、毛笔写,也可以用手、木棍划。至于写什么字是无所谓的,要领是全神贯注。为了保证全神贯注,每笔每画都要求自己构思,谨慎、认真,慢而用力。这样既调动了肌肉组织,又调动了思维和生理感觉,达到全面的心理调节。通过这种写法,个人很快就会产生愉快的心态。(3)失神法。失神不是冥想,而是有意识的“出神”、“发呆”,让大脑处于空白的、无意识的占据状态。用这种方法无论是调节个人的情绪还是思维都十分有用。常常失会儿神,无疑使自己轻松多了。不过时间不要太长,一分钟即可,并注意节制意识性的内容如随意想象之类的出现,以免“走火入魔”。(4)比较法。对于过于亢奋的事情,要想到有人比自己更优秀、更幸运,或者物极必反,如此来让自己保持冷静和克制。对于不幸的事件,则宽慰自己得到的比很多人更多。比如,被抢劫的人相比于那些在遇抢时被杀死的人;贫穷的人可相比于和自己同样贫穷而又身患疾病的人;身患疾病的人可相比于那没有亲人或朋友关心的人,等等。

2.对强烈、持久的消极情绪状态的摆脱

长期的消极情绪对个人有极大的伤害,这类情绪常常由某一强烈事件的刺激引起,比如失恋、夫妻离异、亲人离世、高考落榜、工作上受到重大挫折等。其影响强烈地贯穿在个人的行为之中,构成了个人心理普遍的背景,可称为心境。

人们恰当地把这类情绪比喻为笼罩着个人生活的阴影。阴郁的心境常导致行为者对生活中一切刺激的阴郁化,如高考落榜者、残疾人常会觉得受人嘲笑、看不起,别人的眼光或行为都带有某种针对性的挑衅。行为者可能因此愤世嫉俗、看破红尘,有意和交往者产生“冲突”、制造矛盾、进行“考验”。工作上受到公认的重大挫折的人也容易发出世态炎凉、人情冷漠的感叹。所以,及早摆脱这种阴影是十分重要的,不仅需要亲人、朋友和组织等的情感支持,也需要我们考虑一些有效的、个人能够方便采用的对策。

对强烈、持久的消极情绪状态的摆脱,上述方法除“比较法”之外,都不容易奏效。通常有两种方式可以有效摆脱这种情绪状态。

一种方式是从事新的行为。新行为的新鲜感会带来愉快的体验;新行为带来的正向后果会鼓励个人消除失败的阴影;新行为的预期占据的特点可以让自己的心境转向快乐。比如:创业失败了,可以先找一份自己能够轻松驾驭的工作,让自己在轻松驾驭工作的过程中,通过产生效果的激励,让自己摆脱失败的打击。工作中,一个项目失败后,重新开始一个难度较低的新项目,会立即将注意力转移。失去亲人的人,让他注意到别的亲人急迫地需要他照顾和关怀;失恋的人,让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工作的挑战中,通过工作中产生的各种目标和责任刺激他,让他不至于陷入痛苦的回忆中。

占据总是独裁的。当个人被新的行为占据了,痛苦事件的影响力就减弱了,隐藏了。

不过,对有些人来说,如果新的行为没有能够带来一种连贯稳定的积极心态,心中仍然会“隐隐作痛”。这样,一旦个人再次遇到挫折时,旧伤就如同夏夜里萤火虫的光芒一样引人注目,促使人们强化过去的挫折、失败,使得阴影更顽强地作用于个人。

我们不妨采取第二种方式:直视阴影。对自己说:“事情确实太糟了,偏偏发生了!既然如此,让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直视阴影的方法是一种理性分析的方法,要求个人勇敢地相信自己,用自己的理性陪着自己的感性,去护理伤病的心理。相信自己不会伤害自己,自己能够接受“受伤害”这一事实,而去检查这种伤害,和自己共同面对它,商讨解决的方法,由此获得积极的体验。有以下两种解决方式。(1)心理咨询法。通过倾诉寻求情感支持,进而从事态中彻底解脱出来。

心理咨询法的核心是一对一的沟通。要求咨询者能够大胆而勇敢地倾诉自己的情绪、经历的事件,宣泄自己的感受,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同时,要求心理咨询师能够态度亲切而尊重、全神贯注、学会倾听。心理咨询师要注意咨询者的表情反应,眼睛要看着对方,做到察言观色;谈话应无拘无束,语言表达和非语言表示都应准确无误,随时把握好会谈的方向,重点深入探讨心理症结所在,并密切注意来访者的反馈意见。

心理咨询是一门十分专业的学问,目前在中国已经有了广泛的实践。个人在遇到重大的情绪挫折、心情长期不愉快的时候,应适当地寻求专业咨询师的帮助。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没有专业的咨询机构时,可以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和心理咨询师沟通。

不过,由于心理咨询职业在中国还刚兴起,成熟的咨询师队伍不大。个人在选择咨询时要广泛地运用网络搜索引擎等工具调查、了解具体咨询机构的信誉、资质和别人的评价,以免上当。

在缺乏专业咨询师的场合,自己应善于找朋友、同事或亲人倾诉。当人们通过话语把造成情绪的前因后果加以诉说时,一方面诉说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情绪转移过程,具有前面提到的对短暂强烈情绪的平息作用,这种迅速平息避免了使那种强烈的情绪长久地盘踞在心头而造成强化性的后果。另一方面,通过对原过程的追溯和描述,就潜在地进行了一种归因。当这种归因以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后,便使原来造成情绪的情境异化为所陈述的语词的外壳,这样,主体就获得了解放,从单纯的情绪体验,进入到异化了的形式中。这种形式以其明确的可占据性而不是模糊的黑暗,澄清了内容。并可能因此成为个人愿意进入的境界,即再认的快感诱使个人无所顾忌地进入这一禁区。(2)进行理性的分析。一般来说,倾诉及其各种形式都带有无意识归因的色彩,人们很少以严格的剖析态度将事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只是为了方便或情绪上的某种原因,把活生生的事实抽象为话语或外在的形式,使这种抽象的形式替代原始事态。

理性分析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它要求分析这一事件在现实中的过程,在逻辑上的各个环节及其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每个环节中主体所处的位置,及其行为的结果。

通过这种分析,事件就成为非偶然的、具有生活必然性和个人试验的过程。痛苦的事件会成为个人独特的经历,变成只属于自己的情感和秘密,珍藏着自我的真实、自我的挣扎奋斗和自我的力量,获得了迎接未来的精神力量和优越感。

由此,个人的情感与人生观都升华了。一切情绪都来自于得与失,当一个人从痛苦中再生时,成了自己的旁观者与管理者时,他就超越了这种得与失,超越了爱与恨,超越了痛苦与欢喜,获得了自信和坚强,享受着内心的骄傲与平静,达观地组织着自己的生活,享受着生活的馈赠,为自己曾经经历过、痛苦过而庆幸着、愉悦着。

第2章 认识世界──让知识规划你的人生地图

现实世界是占据我们对象的集合

什么样的东西存在?

我们姑且不管哲学家们是怎样讨论“存在”的,只谈论“存在”对于我们的普通常识来说,是什么意思。毫无疑问,在我们身边存在着许多东西,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像面前这本书、桌子、椅子,像汽车、街道、楼层建筑、百货商店、菜市场、图书馆,还有树木虫鱼花鸟,等等,当然还有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这些东西毫无疑问是存在着的,因为我们能看见,还有音乐、说话、汽车轰鸣等我们能够听见的东西。除了看、听之外,我们有嗅觉、味觉、触觉,这些生理感觉提供了我们关于所感觉对象的存在的信息。关于这类存在是理所当然、毫无争议的。

我们还知道另一种类型的“存在”,即像情绪之类的属于心理感觉所感知范围之内的东西。我们会听到有人说“我心里很难过、我有点恼火、我很不安、我好高兴、我有点忧郁、我感到失落或沮丧”等。当他人这么说时,我们能够体会到,他说的是某种体验、某种感受,某种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东西,被统称为情绪的东西。这类东西与前一类为生理感官所感觉到的对象不同,不能被我们所看见、所听见、所触摸,更不用说嗅出什么味了。我说我有点不安,但我实在不能把“不安”拿出来给你看看、摸摸,但我的确“不安”。当然也可能有假的不安,像是人们有时说自己很感动而实际上不感动;又好像那些动了感情的人有意掩饰自己,使别人看上去好像他毫不在乎一样。所以,这一类存在确确实实是有的,只是它属于自我体验、感受的范围,难以被他人所见证。

还有一种类型的“存在”,就更难被见证了。比如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显然,既然“同床异梦”,那么梦是无法见证的,我不可能把昨夜里的梦像把昨天买回的衣服一样给你看。这种类型的“存在”属于思维感官所感觉的对象,如幻想的东西、思考的内容、脑中的某种计划、回忆的情节,等等。

显然,即使是幻想的东西,也是需要大脑运用它的感觉的,它在感觉着某种东西。我们就会不那么理直气壮地说,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不过是幻想。如同一位少女想着心中的白马王子一样,她不会把这种幻想当做现实;倘若她这么做,人们倒要说她有什么神经症了。但是,虽然我们怀有这种现实的想法,我们还是不会否认,幻想的内容是一种我们所想出的东西,即为我们的思维所感受到、所构思出来的对象。它固然属于幻想,却又占据过我们的生命,对我们可能还起到过某种作用,某种现实的作用,至少在我们幻想的时候,心情是愉快的,如同看一部小说一样。至于盘旋在我们脑际的思考、计划和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等,虽然它们是不能为别人的生理感觉所见证的,却直接地影响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可见行为,比那些能进入我们生理感觉的东西更明显地支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

这样,无论是实实在在的物体,还是心理的、思维的感觉对象,都是实实在在的占据,即占据过我们生命的东西,因而是某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如果换成实证的角度,这些占据都充实着此刻的生命,并成为一些行为的原因。

上述三种类型的存在相互之间又的确有着区别,正如吴承恩和孙悟空之间的区别一样。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一个曾经活生生的、现在死去了的、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而孙悟空则是个神话人物,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神猴。这样,我们就把它们归了类:一个是历史人物,一个是神话故事中的大圣。当人们在写历史时,就不会把孙悟空写进去。因为孙悟空不是人,不是一个曾经生活在人间、被人们所见证过的人。至于写不写吴承恩,这也要看历史学家的兴趣,如果要写中国古代文学史,大抵是少不了他的名字的。但要是写当代中国文学史、写西方文学史,则吴承恩又不“存在”了。看来,一个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物也会消失,他的存在是受限制的:他只存在于特定的范围内,超出这个范围,他就不“存在了”。

这看起来像个悖论,像个把戏,如同魔术师把人放进用布蒙着的栅栏里,掀开布时,却跳出一头狮子一样。人不会在瞬间变成狮子,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当人似乎变成狮子时,肯定是魔术师做了什么手脚。这里,一个历史人物一会儿存在,一会儿不存在,也必然是有谁做了手脚,谁做了手脚呢?是那写历史书的人。写西方文学史的人说吴承恩根本就不是西方人,当然不能写他,这点我们当然能够理解。的确,吴承恩是中国人,如果说他是西方人,倒有些伤害我们中国人的自尊心。就像晋朝时佛教徒说,老子是佛陀释迦牟尼变的;道教徒说释迦牟尼是老子骑着毛驴、出了函谷关到西方化胡时变的一样。如果说写文学史时,我们没看到吴承恩在里面出现,还有点怏怏然,那么,若有人指望在当代物理学、数学、化学等书籍里看到他的英名,就是笑话了。虽然有时候人们喜欢把领袖的教导印成大大的黑体字放在自然科学书籍的前几页,但人们还是分得清楚,没有把这些教导当做物理定律、数学定理或者是一种新几何学的公理。至于现在,人们就会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不同类型的真理。即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需要放在合适的地方,才成为真理。“存在”的东西又总是存在着,你想抹去它的存在也不可能。你说“鬼”不存在,这没意思,至少“鬼”这个词存在,而且你也讨论它,它占据过你的感觉,你总想用它表明某个意思,某种态度。你说“把鬼拿给我看看”,看不成,正如不能把“梦”拿给你看一样。所以,孔夫子说:“神、鬼存而不论”,算命的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投机者说“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认真而严谨的无神论则要完全否定鬼神之类的东西。

其实呢,说“某物存在”、“某物不存在”在句法本身就不通。当我们说出、写出、想到、意识到这个“某物”时,无论这个“某物”是人、是神、是椅子、是飞马,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它在字面上就存在了。它就曾进入你的感觉,占据过你、从你那儿窃取生命了,你就是杀死它,也不能否认它曾经有过“生命”,有着某种含义这一事实。所以,当我们说“某物存在”或“某物不存在”时,事实上是说“某物存在于那里”、“某物不存在于那里”。我说“鬼”不存在,意思是说“鬼”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或者说不存在于生理感官所能察觉的世界中。

这一点,即使是信鬼者也会信服。传统的中国人喜欢祭祀祖先,以表达自己对祖先的敬重与感激或缅怀之情。每到隆重节日,尤其是春节吃年饭之前,都要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焚香放鞭,恭请祖先们回来享受后辈们的孝顺,顺便听取他们的意愿和要求。不过,没有人会看到酒席被这些祖先大吃一空的景象。叩拜者不会说他看到祖先如何入座、如何举杯,他只是相信祖先会来而已,或者说相信自己尽了自己的心意。当然,他可能在梦中见到过哪位祖先,但绝不会相信他一祈祷,他就能看见祖先,和祖先交谈几句,像那位孙悟空一念咒就把本坊土地神招来一样。祖先也不会回来告诉他,事情已办妥了,或者是还需再送点钱作为贿赂,等等。

所以,说某物存在,就意味着,应当说某物存在于何所。人们的许多争论,都是固执于一种场所,也即固执于直接的、生理感觉的范围内。隐含了这种场所,争论就不会有结果。“事实胜于雄辩”,但“存在”本身就是事实,只不过,这种事实要在什么范围内成为事实。“纽约市存在”这个事实对于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毫无用处,也就是说:“纽约市不存在于我们当前所考察的事实范围之内”,正如灶王爷不存在于户口本上一样。

真的知识──占据我们的就是真的

人们可能还是要争论:到底有没有灶王爷。因为我们能够说有孔子这个人,有孙中山这个人,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我们不能说有灶王爷,正如我们不能说有“孙悟空”一样。这是种很自然的想法: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说有孙悟空,但孙悟空是在神话世界里,这有什么意思呢?不过是狡辩而已。有孙中山,这是真有;有孙悟空,这是假有。真与假在这里形成天壤之别,怎么能随便混淆呢?

当人们说“真有”时,意味着是现实的。这种现实就是处于人们生理感官所觉察范围内的对象,那种直接地占据了人们的生理感官的对象。比如看见一辆汽车,听见鸟鸣,嗅到兰花的幽香,触到冰的寒冷等。显然这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触到的都是真实的东西,谁要是否认它们的真实,谁就是精神不正常,心理学家则名之为“感觉失认症”。

当我们说,我们生理感官所感觉到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时,也就同时在说,我们的感觉是真实的。亦就是说,我们依赖于这些感官获得真实,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说有真实的东西。当佛陀说万物皆空、一切皆幻时,他亦没有否定他眼中看到的树不是树,他肚子饿时,亦不会啃石头。显然,感官是先天的,一切人均有的、相同的,使我们对同一对象有相同的感觉,而不至于说牛有两条腿。当原始人的壁画保留到今天、映入现代人的眼帘时,我们仍会说某某图画是描述狩猎的景象,而不会相信,那些四条腿的动物是壁画作者的自画像。

感官的感觉是真实的,所感觉到的东西是真实的,这些东西是这些感官感觉的对象。原始人很迷信,他们以为白天看过的东西会活生生地进入他的脑中。现代人不这么认为,他很清楚,看到的东西和对这个东西的感觉是两码事。就好像一个人和他的照片不一样,虽然未开化的部落人以为照相机拍下了人的灵魂而拒绝拍照。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到底是所感觉到的东西真实,还是关于这些东西的感觉真实呢?

我们总是很谦虚的,自然会认为,作为感觉对象的物体比自己对这些物体的感觉更真实,因为即使没有人的感觉,这些东西也都存在着。人类在宇宙这个大家庭中终究还很年幼,如果把地球的存在看做一位百岁老人的话,把人类从类人猿的时代算起,亦不过是个出生才十多天的婴儿。一个婴儿说他的父母不存在,大致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

这种认为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比我们对这些东西的感觉更真实的态度,应该是最真实的态度。这种态度的持有使我们放心了不少。按照语法,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对外在客观世界感觉的真实性要比所感觉的对象的真实性更差些,也就是说,尽管我们的感觉是真实的,却又仍然是不那么真实。

显然,我们不能怀疑外在世界的真实性,只能把讨论焦点放在我们的感官上,看看它为什么得不到与外在世界一样的真实。

我们猜想,感官有时会出错,就像我们有时错认一个人一样。几个月的婴儿就常常分不清母亲与阿姨,除非把他抱在怀里,让他看准了。不过,这种方案不能让我们信服,因为当我们说感官出错时,不是说某一个人的感官出错,而是整个人类面对外在世界的出错。就是说,人类的感官系统常常失灵,它是种概率的东西。它失灵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圆的看成方的,把猪看成牛,把汽车看做轮船。当它正常的时候,我们才看见真实的东西。那么,我们又是怎样知道它什么时候处于失灵状态、什么时候处于正常状态的呢?我们大概只有依靠强化,也就是说,发生概率大的就是正常的。

但是,说感官会出错固然可以作为一个猜想,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要求着,当感官不出错时,它的真实就和它所感觉的对象的真实性一致了,而这恰恰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论题。看来这种解决方法行不通。不过,这个猜想倒使我们进一步地明确了这个论题,即,在任何时候,我们感官感觉的真实都比不上所感觉对象的真实性。这就好像是说,无论你今天吃得多么饱,你明天还要进餐一样。

这个论题使我们陷入困惑之中。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感官感觉的真实性比不上所感觉对象的真实性呢?我此刻吃饱了,这是真实的。但我知道几个小时后还会饿,所以,还要进食,那么,我们之所以知道我们所感觉对象的真实性更高,只是经验告诉我们的。而这又意味着,我们过去的经验应当是真实的,只是相对于此刻的经验变得不那么真实了。而我们又依此类推出,将来我们的经验会比现在的经验更真实。

现在,我们如释重负,总算讲了点明智的话,把真实放到未来去了。就好像那虔诚的奴隶坦然地经受主人的皮鞭却在心里想到:“等着吧,等到我死的时候,我进天国,你死了后进地狱”,于是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到希望多承受几鞭子,以便更能赎自己的罪、更能加深主子的罪,上帝也看得更清楚,说不定到时候给他封个官衔,去当地狱里的牛头马面,好痛痛快快地出气。

所以,当我们说将来的经验会比现在的经验更真实时,我们是在说什么呢?不过是重复那位受着皮鞭酷打的奴隶所念怀的同样感受,而这种感受却又是此刻的。我们能够回忆起过去所感受的经验,却不能“回忆”起将来的经验。柏拉图再会回忆,也没有回忆出亚里士多德将会是个什么样子。那么,这个“将来的经验”就是没有内容的东西,是我们此刻的感觉。

因此,“将来的经验比过去的经验更真实”也同样是此刻的感觉,是我们此刻的梦想。作为感觉本身,它是真实的,是占据我们的一种感受。但它没有对象,或者说,它的对象仍旧是我们此刻所拥有的经验。如果它有意义也仅仅在于此刻我们在感觉着,一种对过去经验的判断,所感受的对象都属于过去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感觉的真实性与我们所感觉到的对象的真实性的关系。也就是说,两者都是真实的,但我们不能知道谁更真实,说谁更真实只能是我们思维中的一种信念。一种对过去经验的反思、判断或批判。

当我们怀有这样的信念时,就必然包含着这样的要求,在我们感觉的此刻,感觉本身是真实的。这个要求是很自然的,又使人吃惊。其推论是:在任何时刻,我们的感觉本身都是真实的。所谓错误、幻觉、失真、片面的认识等都是一种反思的结果,是相对于做判断的此刻而言的。我们可以说自己错了,但不是说自己此刻错了,而是说自己过去错了,所谓“过去错了”不是说在过去感觉时,感觉本身出了错误,而是相对于此刻来说,出现了感觉的不一致,出现了某种冲突或矛盾的东西。

但是,这种矛盾的东西是什么呢?由于感觉处处为真,那么矛盾的应当是感觉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但这又与我们的信念发生冲突,即感觉的对象是不变的。牛就是牛,宇宙就是宇宙,宇宙不以人们意志和感觉为转移而自行其是地存在着。昨天说地球是静止的,今天说地球是运动的,地球本身没有变化,那么变化的是什么呢?是人的感觉吗?不会的,我们不相信古人的感觉和今人的感觉不同。一个现成的答案是人们的认识变化了,知识进化了,变化的是知识,而不是客观世界,也不是人们的感觉。

这样,我们所说的“真”与“假”是“知识”的真与假,而不会是说我们的感官感觉的真假,也不是说客观世界的真假。这个结论使我们轻松起来,因为我们不必关心外在世界的真与假,也不必关心我们自己感觉的真与假。无论是客观世界,还是主观的感觉,都是绝对为真的,不需要讨论、辩论或论证的,我们只需要把讨论的焦点放在“知识”上就行了。也就是说,只有“知识”才有真与假。

假的知识──违背了知识界定的规则

“知识”为什么会有真和假呢?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让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听从我们的好奇心继续探索下去。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真与假是相对于过去而言的,也就是说,根据此刻我们所拥有的知识,表明过去的知识是假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任何知识就此刻来说总是真的。那么,为什么“真的”会变成假的,“正确”会变成错误呢?从常识中,我们说这种变化是由于我们又发现了新的知识,这种知识告诉我们,那曾经是正确的知识变得不正确了。形象的说法是,我们那时只看到了片面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得全面些了,发现那正确的变成不正确的了。

所以,真与假是知识之间的事,即一种知识判断另一种知识不正确。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自然的就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种知识能够判断另一种知识不正确,一种知识又是怎样判定另一种知识不正确呢?

我们先看看第二个问题:一种知识是怎样判断另一种知识不正确的?为了直观起见,我们讨论一个例子,亚里士多德的论断“重的物体在空中下降得更快”被伽利略用比萨斜塔实验证明是不正确的,伽利略以自由落体定律表达了他的论断,即在真空中,物体下降的速度与它们的重量无关。这个例子是众所周知的,也有人因此笑话亚里士多德的错误。不过,我们当然清楚,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对他自己来说是确实无疑的;对我们来说,他的论断也是正确的。没有人会否认“重物比轻物在空中下降得快”,这不过是个很自然而常见的现象,一块石头会比一张纸在空中下降得快,要是遇到大风,纸片不仅不会下降,还会飞上天空。

我们也同样相信伽利略的论断。只不过这个论断有些抽象,要相信它还需要些特别的限制。在高处同时落下两个石块,它们几乎同时落地;同时扔下一个石块和一团棉花就不会有这个结果。显然,相比之下,在常识之中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论断更正确些,伽利略的论断必须是在“真空”中成立,而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则不需要这种假设。

然而,人们终于还是认为伽利略战胜了亚里士多德,认为伽利略说对了,亚里士多德说错了。其实,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两个人都没有错,两种论断、两种知识都没有错。只是两种知识要求的前提不一致,导致了论断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所以,伽利略的论断并不能判断亚里士多德的论断是错误的,两者根本就不能够进行比较。正是这种比较错了,它混淆了两种论断的前提。从伽利略的前提看,亚里士多德错了;从亚里士多德的前提看,伽利略的思想则违背了现实。

由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当一种知识判断另一种知识错误时,存在着这种情形,即这种判断是不成立的,混淆了两种知识的前提。

我们做出上述结论时,是十分审慎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认为,当一种知识判断另一种知识错时,必然是由于混淆了两种知识存在的前提。我们只是认为,存在着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是我们从上述例子中观察到的。

我们的好奇心却希望我们从“存在着”归纳出“必然”。因为“存在着”总是一种个别现象,我们总是不满足于个别现象的。要是对我们所遇到的各种事物都个别对待,实在是令人苦不堪言。

为此,我们来个经济原则:只要存在就必然合理。把从一种存在现象所抽象的结论当做普遍的命题,作为判断的依据,进行推理判断。如果出现例外的现象时,我们再去修正、限制这个命题就行了;如果没有遇到例外,我们就可以大胆地使用。至少,例外并不导致我们推翻原来的命题,只是使我们把命题说得更准确些。也就是说,任何命题只要是我们从一种现象中得到的,就绝不会是错误的,它的错误只能是由于我们叙述得不准确。这种不准确或者是不能准确表达出我们关于原现象想说的,或者是出现在概括类似现象的过程中。一旦出现这类错误时,我们只需对原来的命题加以准确地修正,使之变得更成功。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刚才的一段话。它的要点是,从一种现象中得出的判断必是真的。这也符合我们前面一贯的分析,这又说明了,如果不正确,只是由于这个判断本身叙述得不准确。这进而使我们确信,当一种知识判断另一种知识错时,存在着这种情形,即后者叙述得不准确。这也部分地解决了上述的第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一种知识能够判断另一种知识不正确。

于是,当一种知识判断另一种知识错时,我们有了两种结论。

其一,这种判断本身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混淆了两种知识各自判断的前提。

其二,这种判断本身是合理的,即被判断为错的知识本身叙述得不准确。这意味着,两者的前提是一致的。而知识的进化导致了我们对知识的描述方式更清楚了。

第二个结论使我们进一步明白了,为什么人们说亚里士多德的论断错了。即从近代物理学的角度,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物理学的描述方式是不恰当的。

从上面的两个结论中,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地推论出,一种判断是否合理依赖于判断对象是否在同一个前提之中。这里,我们用了“依赖于”这种含糊的词汇,而没有用“决定于”这种确定词。同样,我们根据经济原则,把“依赖于”换为“决定于”,使上述推论变化了。从一种现象得出的判断变成一个普遍的命题,一个公设。这个公设就是:仅当所判断的对象包含于同一个大前提之中时,该判断才能够进行。即,它是一判断能否进行的必要条件。

我们立刻发现,这个公设是逻辑学的基本要求。在这里,它是基于某种确定现象的抽象,进而假定为公设。它决不会被彻底推翻,因为我们有一类确定的现象作为感觉的对象和判断的对象。至于它是否会被修改,在没有遇到例外时,我们暂且不管。

从这个结论以及我们前面的讨论,我们就得到:真与假只存在于有明确前提的判断之中,除此之外,没有“真”与“假”。

由此,一个必然的推论就是:“真理”总是有前提的。

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窘态之中。你说“真理”总是有前提的,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它的前提是什么?是你自己吗?这就像“'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真理'这是个绝对的真理”一样,让人看起来总是自相矛盾。

幸好我们有自知之明。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同意,任何此刻的判断都是真的,绝对真的,“真”与“假”只适用于“知识”,只适用于被推理的对象。所以,“真理”应当属于某类知识,只有在知识中被推理出来或加以确定描述的才是真理。而知识就是从一组公设(或称命题)推演出的推论而组成的命题系统。(可参考《符号逻辑》第6章,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种自知之明的确很有用处。它使我们摆脱了上述悖论,也使我们了解到:任何一句话、一个语句如果没有明确的前提,如果不是作为在一类前提中被推理出的对象,就是永恒为真的。我们既不能否证它,也不能证明它,它没有前提,所以不能作为被证明的对象。

这种永恒为真的语句,我们称之为无言的。也即,我们对它什么也不能说。“说”在这里就是“判定”的意思。我们对它既不能说,也就无法对之判定,说它“对”还是“错”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给它安置了一个前提,一种知识背景。

这种了解使我们轻松多了,它告诉我们,对许多话、语句都不必去说它是“对”还是“错”。只有把它放到一种知识背景中,我们才能够说对或错,是“全面”还是“片面”。

这使得我们学得谦虚些、耐心些。有许多语句、有许多知识是我们无法下判断的,因为我们不理解它们的前提和知识系统。还有些语句、话语则不必成为我们的判断对象,因为它们没有我们可以见证的前提,没有其自成系统的知识与概念,仅仅是各种“知识”的大杂烩。同时,当我们要说什么时,就要努力把要说的东西的前提与背景弄明白、摆出来,单单是一句话、一个命题是没有用的,它是永恒为真的、无言的。当我们倾听别人时,则要耐心地倾听他到底说什么,他据以抽象的前提或现象是什么?

所以,像“人是有死的”、“人是不朽的”、“人是进化的产物”、“人是上帝的宠儿”等这类句子都是无言的。既不能说它对,也不能说它不对,如果你想发表意见,都表明你已把它们嵌入某种隐含的现象或知识背景之中了。

同理,像“我是大学生”、“我是罪犯”、“我是天使”、“我是龙”、“我是说谎者”、“我是老实人”等这类句子都是无言的。将这里的“我”换为“你”“他”也是如此。逻辑上有一类著名的悖论,可用古老的“说谎者悖论”代表。克里特人艾皮米尼地斯说:“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说谎的人。”有人问他,“你说克里特人都是说谎的人,可你自己也是克里特人,那么,你自己是不是说谎的人呢?如果你自己不说谎,我们就相信你的话,即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克里特人,他就是个说谎话的人。可是,偏偏你自己也是克里特人。这样,你也是个说谎话的人,这样,我们就不能相信你说的这句话了。”这使艾皮米尼地斯陷入困境。

在这个悖论里,人们自然会说,艾皮米尼地斯要是在说话时,先把自己排除在外就好了,或者是说:“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诚实的人”,这样就不会有矛盾了。其实,无论是“排除说话者”也好,还是后一句话也好,它们都是无言的,也就是说,不能仅凭这句话作为我们判定的对象。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很清楚这点。不管别人对我们说什么话,说你是说谎者也好、说你是老实人也好、说你有天赋也好、说你满腹学问也好,都是次要的。我们主要是“观其行”,需要证据,需要考察和验证。而所说的话只是一种现象,提供给我们的感觉,需要我们对之进行分析。“分析”就是一种判断推理过程,在这里,就是判断这个现象的来龙去脉: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要达到什么目的,其动机是什么?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才是恰当的?反过来,我们自己每说一句话,都是一种判断,总隐含着一个前提、背景,隐含着一个推理,隐含着从某类现象中的分析、抽象过程。

由此,我们进一步地推论:任何孤立的现象都是无言的。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推论。任何一种现象既然出现了,就是绝对存在着了,就是永恒为真的。由于它是“孤立的”,即没有确定的背景和前提,因而不能成为论证的对象。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这个推论中的语词“现象”指什么。一句话的出现是一种现象、一件事的出现是一个现象,一种文化的涌现是一种现象,这都是容易理解的。为了准确起见,我们把“孤立的现象”解释为“此刻的感觉”,“此刻的感觉”应当是一种感觉,是“感官”(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思维的)此刻所感受到的一种作用。就此刻的感受而言,这种作用仅仅是作用而已,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即没有和其他感觉、经验相联系的作用。

不过,“现象”一词既容易理解,又容易引起混淆。因为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把感受到的一种作用置于因果关系之中了。比如,当我们说“饿了”时,就事实上做了一种因果关系的推理。我们之所以说“饿了”,是因为感到“胃部痉挛”,由于“胃部痉挛”的感觉这个作用而说“饿了”就做了推理。

通常,人们宁愿用另一种语词来代替“现象”这个词,比如说用“符号”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的符号,没有内涵。外延是一的符号,以表示“此刻所感受到的一种作用”。

这种“没有任何意义,外延是一”的符号比较抽象。我们打几个比方。假设一个人丧失了所有的记忆,这样,他就无法认出一个字,包括字的读音、字的意义等。无法认出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是他的父亲、母亲、妻子、恋人或孩子,等等。他看到的人与物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时,任何人或物对他来说都是相同的,都是一个符号,他能说什么呢?又能论证什么呢?

另一个比方是计算机,如同丧失了所有记忆力的人,这台计算机只有一个存储单元。每放一种东西,就把原来的东西冲掉了,顶替了。这样,放到最后,这个存储单元里还是只有一个符号。

但“符号”一词过于文字化了,下文中我们还是用“作用”这个词,使用起来更方便些。

从上述结论中,我们可以解释一些常识。

首先,“存在”是无言的,它是我们感受到的一种作用。说“张三存在”,“存在”二字就是多余的了。

如果我们感受到的作用是一个词的话,上述结论就变为:“词”是无言的。用逻辑术语就是:“名”是无言的。

如果我们感受到的作用是一件物的话,上述结论就变成:“物”是无言的。

如果我们所感受到的作用是“我”的话,就得到这样的结论:“我”是无言的。

这个结论就有什么意义呢?比如我们常常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而活着?我到底是什么?”这类问题都不是可以直接回答的问题,“我”只能是我,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我”存在着,这也是不用思考、不用问的。无论是我们这么问,还是别人这么问,都是另有所指的。

如果我们所感受到的作用是一个句子的话,就得到这样的结论:“任何句子”都是无言的。

也就是说,任何一句话只有放在特定的语境中,特定的上下文中才有意义,才有我们可以界定、理解的意义。

进而,任何一个孤立的整体都是无言的。如一本书、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国家等,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原始部落的人就是无言的;对于美洲的原始部落来说,中国这个国家也是无言的。

从这个结论,我们还可以推理出一些有趣的东西。如佛教理论的“万物皆空”,中国古典文化的“万物归一”以及禅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妙理。一切存在都是无言的,不可说的。“说”来自于人,“真假”来自于人,是“心动”的结果,存在于“何所”是人把它放进去的。你说苹果是可食的,那是对人类来说的,苹果就是苹果,它以自身为目的,“可食”是你的目的,是你的“心动”,连它的名字也是人类给它取的,它不需要名字,人类为它取了各种名字、不同的发音,用于种种用途。如果我们抛弃这些人为的目的,抛弃各种人为的因果关系,反思我们的种种观念仅仅是后天强化、训练的结果,反思抛弃了这些观念后的“物”才是自然的“物”时,就会发现万物的齐一。

注意,我们应该能够发现这种齐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言!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化缺乏推理性知识的关键!

我的知识──让我们自己制定规则

既然每一种作用是无言的,那么,联系起两个作用就依赖于“说”,依赖于“心动”。如果我们没有记忆能力,就“万物皆空”了,世界上就永远只有一种作用。当我们联系起两种作用,就必须从存储于我们大脑中的各种作用中选取它们,也就是说,我们做出了选择,做出了判定。

这种选择是不是唯一的呢?假如有两个球,让我们摆放它们,有多少种方式呢?有无穷种。摆放的环境不同,方式就不同。就好像两个人,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父母、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如此等等,这种组合种类太多了,这种摆设和摆放环境间的关联就是我们的“说”。由此,可以得出推论:“无言”的两个作用之间的可说方式有无穷种。

为了解释这个推论,我们可以举出几个例子。比如说:(1)两个点之间有无穷多条直线。

你也许会说,这不可能吧?通过两点之间只可能有一条直线,这是基本常识。其实,这种常识是中学教科书中说的,那是欧氏几何学,在它的考察范围内,两个点之间只有一条直线。但是,对于其他几何学呢?它们又限制了不同的范围,这样,两个点之间的“直线”就不同了。也就是说,在有些几何学里,可能两个点之间没有直线,也可能两个点之间有多条直线,也可能两个点之间的确只有一条直线,但是这条“直线”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直线”不是一回事。比如说,在田径跑道上,你不可能把两点一拉就得出400米以上的运动员跑步的直线。“直线”依赖于我们在具体学科中对“直”的定义,也就是对“距离”的定义。这些“直线”、“点”、“距离”等都是我们抽象的结果,来自于我们具体观察的对象。(2)两个人之间有无穷种关联或说法。

两个人就是两种无言的存在、两个“点”,但这两个“点”之间有无穷的“直线”,有无穷的话题,有无穷的互动,有无穷多种联系或记忆。同样,一个人与一件物之间也有无穷多种说法。一个苹果对你来说,有形状、有大小、有颜色、有味道; 它可能是你买来的,你从哪儿买来的,可能是人送的,谁送的,你俩有什么关系,苹果产地在何处,那儿又还有什么特产,等等。(3)无言的“人”与无言的“客观世界”之间有无穷种可说方式。

从上面的分析,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同时,我们也清楚了,没有唯一的、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方式。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说他的理论唯一地反映了客观世界,他的前提就是否定了其他人的存在。(4)我们还可以由此推出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的结论是:“存在”是绝对的“有”,又是绝对的“无”,是“一”又是“多”,如此等等。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就获得了解破他的哲学的密码。而从下面的推论,我们可以对他的哲学做出评价。

我们要做的推论就是:当我们说两个作用时,我们设定了特别的“说”的方式。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推论。说“两点之间只有一条直线”,就先设定了某种几何学的公理体系。说“我是一个工人”就设定了讲话的要求,即陈述自己的职业,排除了“我是××”的无穷种说法。黑格尔哲学由于没有设定特别的“说”的规则,便陷于“一”与“多”的反复之中。

从这个推论,我们又得出:至少有三个作用才是可说的。

这也是很自然的推论。因为在说两个作用时,我们就加入了一个新的作用,即“人”的“心动”,也就是说,加入了“说”的规则,是两个作用之间关联的法则。这样,它才成为可判定的,也即,成为我们判断说的对象。

这个推论在日常生活中,在科学研究中,在严肃思考的领域里都特别重要。它意味着,我们必须把这个“第三者”即“说的规则”表达出来,否则,他人就无法判定一句话、一个理论。你的“心动”未必和他的“心动”一样,导致模糊、歧义与任意解释。

另一个推论是:两个作用的可说性存在于“说”的规则。

因为任何作用都是无言的,而任何两个作用之间又具有无穷种说法与关联,因此,当我们说时,就特别地限定了这两个作用,使它们仅仅在此“说”的规则上被联系和规定着。这意味着,我们要特别注意这种“说”的规则,只有通过对“说”的规则的掌握,才能理解出现在这里的“作用”,“说”的规则限定和规定了两个作用的意义。

这也是个特别重要的推论。比如说,任何“字”“词”都是无言的“名”,我们需要了解它们据以出现的知识背景,理解其中的规则后,才能理解它们的意义,以避免“望文生义”,即把自己的知识背景强加到其中,忽视了这些“名”所具有的特定含义。如同“马”一样,象棋中的“马”与我们所见的拉车的马,与草原牧民的马、赛马场上的马都是不同的。否则,我们就会犯类似于查词典学外语的错误。

经过上面的推论,我们就建立了一套我们自己的知识规则。通过这些规则,让我们认识到:在现在的文明社会中,高度的分化造成了多种多样的知识领域、系统领域,细分出大量的专业,对于绝大多数专业,我们除了从汉字上认识之外,对其中的含义已经完全不理解了。而这些专业就是相应的专业人员生活工作的世界!

因此,抽象的、一致的现实世界已经不再存在了,不再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艺术家有艺术家的现实,商人有商人的现实,政治家有政治家的现实。对于具有不同社会关系的你我来说,你有你的现实,我有我的现实。只是通过这本书,你与我相遇了。

每个人有自己的现实,这一点对我们是有意义的。一方面不要认为这个客观世界个人能够自由介入,恰好相反,这个客观世界是我们很难介入的,需要通过一种组织的形态进入。另一方面,就是弄清楚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种现实世界,避免自己成为一个流浪汉和生活的旁观者。当我们把抽象、普遍的客观世界当做自己的世界时,会使我们不明白自己应当做什么,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并胡乱、任意地使用自以为是的诸如救世与救人的责任。我们注定只能对自己的那些知识化了、组织化了、习惯化了的内容负责,对那些与自己意见相违,但又不涉及自己目前现实的东西则不要无端地干涉、指责,发表武断或臆断的建议和“高见”。这种态度是成熟的标志,是一种理智的思维又是一种宽容的心怀。尤其要注意到,任何一种单纯的想法、观念、意见、抱怨等都是另有所指的,不要根据字面的意思加以判断,去做出决定。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他人,理解真实的自己,良好地建立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与社会的关系等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3章 占据社会──让身外之物创造社会价值

感觉──占据社会的出发点

我是什么?

显然,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曾经这样问过自己。当我们遇到挫折时,当我们在苍茫的人生中感到惆怅和苦闷时,当我们发觉这个世界是与我们相对独立的东西,没有我们,太阳照样天天升起,宇宙以不变的规则遵循它的轨迹,星辰寂寞而神秘地闪光,小草在露水中悄悄生长时,我们都会感到一种孤独感,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一种想要消溶于宇宙之中却又不能的绝望。

发现自己是一个孤独的生物,这是不平常的事件,对我们一生都有着持久的影响。而当我们发现了自己时,发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与他人有别的人时,就注定开始了痛苦的选择,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把生存的重担放在了自己的肩上。我们就不再像孩子那样有父母坚定的肩膀与胸怀可以依靠,不得不自己对自己负责。不得不认识到,我们现实中的种种苦闷、挫折、失败与耻辱是与我们相关的,是由我们自己负责的。即使我们怨天尤人、反叛与沮丧,都不能改变这个命运:这一切是与“我”相关的。仅仅是有“我”才有这些,无论它是苦痛,还是欢乐,都只能由“我”承担。“我”得肩负着“我”的生活,去奋斗,去谋取生存,谋取幸福。

我得对“我”负责,这是个沉重的担子,又是自我的使命。在这个“我”之中,建立起人类文化中的丰功伟绩,亦留下了令人悲伤、溅满血泪的足迹。许多人想回避这个担子,却更加牢固地把它当做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基督教宣传上帝的福音时,就要求每个人自己对上帝负责,自己监督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上帝的律法,获得上帝的恩宠。当佛陀释迦牟尼宣讲他的福音时,他不过是要求每个人做自己的主人,为自己赢得解脱的权利。无论是在上帝的荣光之中,还是在佛陀的莲花光环里,人们在其对生命有感觉的日子里都要面对着“我”,坚忍不拔地为“我”的赎罪、解脱去顽强挣扎。

如果我们问自己,“我”是什么,我们会怎么回答呢?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手、脚,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听见自己说话的声音,也可以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的身影面容,可以触摸自己的脉搏,数数自己心脏每分钟搏动的次数。但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只是“我的”。这是“我的手”、“我的身躯”、“我的眼睛”等,它们是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仅此而已。有时,我们连“不可分割”一词都不能用。因为,对那些不幸丧失了自己身体的某个部分、某种器官而仍具有意识且生命力依然强健、旺盛的人们来说,“我”依然是完完整整的。

其实,“我”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它附着在我们所感觉的感受中出现,是感觉的本身。当这种感觉不愉快时,“我”便不愉快;当这种感觉快乐时,“我”便快乐;“我”便是感觉本身,是此刻的反应,此刻的情绪,或者说是简单的适应。在适应中表现着“我”,在情绪中呈现出“我”;在判断中,“我”找到了载体,找到了寄居,而不再流浪漂泊,不再窘迫地面对着自我,生命得到了实现,自我得到了满足。于是,苦行僧之快乐比富豪名流、比你我的快乐是一点也不差的,反倒因适应的单纯而少了许多情绪冲突,心灵也更为平静。

所以,说肉体是灵魂的载体未免太狭隘了。人的肉体不过是灵魂的家而已,是灵魂载体的一小部分,灵魂所思、所觉的任何对象都是它的载体。所以,事业、山水、娱乐、交友、恋爱、生儿育女等都是灵魂的载体。

中国古代贤哲把这点看得很清楚。他们说“心与物游”、“天人合一”、“心与物同”。庄子则说自己做梦变成了蝴蝶,所以搞不清到底是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自己。这也的确是搞不清楚、证实不了的。其实又何必搞清楚呢?无论是蝴蝶变成了庄子,还是庄子变成了蝴蝶,变不了的只有一个感觉者,一个“我”。至于“我”是以肉身为家,还是以伦理婚姻为家;以四海为家,还是以天地为家,实在是“我”的自由。只要“我”认这个家为家,则“我”就找到了归宿。

所以,基督徒在上帝那里找到了自己,他注定的努力就是竭力返回这个家里去。佛教徒则要消灭任何“家”的概念,没有什么家,万物皆空,一切皆幻。所以,“我”只能进入纯粹感觉的无感觉之中隐居自己。纯朴聪明的中国人则相信“家”只在这个自己肉身存在着的世界之中,没有肉身就一切皆无。所以,他们不愿用鬼神之类的推理来结晶思想,而是在生活中寻找自己的乐园。

道教徒竭力说服人们相信长生不老、服丹飞升;孔子的信徒则要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他们更看到人们在尘世之中是有境界的不同的,要对“小人晓以利,君子喻以义”。“小人”把“利”视为自己的命根子,视为“我”的载体;而“君子”则以“义”作为自己的上帝、灵魂的寄居。在“义”中,灵魂寻找到了安慰、寻找到了平静,亦找到了生命不朽的常青树,要流芳百世,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是此刻的感觉,这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独特的存在、绝对的存在,使我们每个人都超越于万物之上,拥着自己的地位和尊严。它宣告着,任何人、任何物、任何事都不能够替代“我”,任何功名利禄都不能剥夺“我”的尊严。“我”君临于这个世界之上,以万事万物为“我”的载体,高蹈于宇宙之间,“我”是唯一的、不可比较的、不可度量的。

相反,是“我”度量着世界,度量着万物,度量着“我”所感觉的一切。万物不过是“我”的手段、工具而已。财产、地位、功名、珠宝、权力等,皆因“我”的认可才取得它们的价值,获得它们的生命,因“我”的喜怒哀乐而取得它们的呼吸。当“我”高兴时,山川大地皆带笑容;当“我”悲忧时,日月星辰俱呈愁容。千金之财不抵良宵一刻,万乘之国不若美姬一笑。一切的物,一切的名,一切的荣盛枯衰均在“我”之前黯然失色,“我”冷眼看世界,以“我”的感觉测度着:测度着时间,测度着空间,测度着时空的连续、历史的相因相袭,测度着物种的变化、地层的韵律、宇宙的起因、世界的归宿……这正是人的高贵所在,正是我们这一个个“我”的高贵。

个人也因此具有无限的生存方式的可能性和选择性,社会也因此呈现出其千姿百态。感觉,是我们选择社会的出发点。

姓名──占据社会的个人品牌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可以有许多标志,诸如语言、人权、历史、社会结构、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等。倘若我们把个人拥有名字作为文明的一种标志,也许会让人笑话,不过,先让我们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

每个人至少有一个名字,这似乎是当然的,文明人连他们宠爱的动物也有好听的名字。但是,当我们考察历史时就会发现,每个人有一个名字,通常只有“小名”,而就我们通常所谓的“大名”来说,即拥有姓氏再加“名”或“字”的“姓名”,对于许多人则不可得。那些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仆役通常是没有名字的,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女子有名字的也极少。至于在西方,至今仍流行着妻随夫姓的习俗,这大概是《圣经》中,夏娃由亚当的肋骨做成的这种训诫的余音吧。且不用说,打开任何一本百科全书,上面所见的名字意味着什么了。由此,我们也许可以把人们拥有“名字”的权力看做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尺度之一,把一种文化中人名出现的多少作为该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的一种衡量。

对自己名字的看重是很自然的。我就曾有过这样尴尬的经历,当我刚踏入大学的校门,想给辛勤培养我的一位恩师写封信时,我惭愧地发现,信无法寄出,因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这并不是我不知道她,不尊敬她,而是因为过分尊敬了,以至于在中学时,有意识地回避听别人提她的名字。这样,我只能模模糊糊地记得她的名字的发音,只好根据拟音杜撰了一个名字。假期探亲时,我拜访了这位老师,察觉到有点不对头,我知道误会产生了,但又找不到机会解释。的确,每个人都是珍惜自己名字的,而一位自己曾教过多年的学生竟然记不住自己的名字,这也是一大悲哀了。对我来说,只好在这里向我所尊敬的老师深表歉意。

我国古老的文化中,无论是世俗文化,还是严肃的正统文化,都有着严格的关于“姓名”的禁忌。武则天父亲的名为“寻劐”,于是,同音的“华”字便遭了殃,华州因此改名为秦州。唐代大诗人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因为和“进”同音,李贺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韩愈为此大鸣不平:“父名晋,就不能举进士;如果父名仁,难道做儿子的连'人'也不能做了吗?”然而,不平归不平,忌讳终究是不可触犯的。俗语中所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也是因为州官田登忌讳太重,所以不惜在元宵节时让平民们放“火”三天,玩“灯”(登)是要吃官司的。

名字的重要性还可在“测字算命”这种古老而沿袭不衰的占卜方式中体现出来。根据人名的反复拆算组合就可以预测或解释一个人的凶吉贫富。所以,古往今来,人们用尽了脑筋给孩子起名字,预期这个名字能够光宗耀祖。那些担心自己孩子半途夭折的家长,则给孩子起一个卑贱的动物的名字,诸如“狗剩”之类的,以免遭受神灵的妒忌。施巫术的巫师只要扎一个草人,写上某人的名字,天天作法念咒,就可以咒死那人。鲁迅先生写过的蛇精媚人取命的先决条件是:它能够唤出欲害者的名字,而且这位受害者还要答应,在答应之时,“魂”就被勾走了。如同孙悟空被银角大王的宝葫芦吸进去一样,若不答应则不灵。

取名的重要性在我国史书中屡屡出现。《史记·晋世家》中说了这么个故事,晋穆候生下太子,取名为仇;生下少子,取名为成师。于是晋人师服就说:“异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雠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适庶名反逆,此后,晋毋乱乎!”后来,师服的预言果然应验。晋国乱了几十年,成师的后代灭了太子仇的后代,被周期天子命为晋君,列为诸侯。这种故事不久后又重演,晋献公赐其功臣毕万姓魏,封为大夫。卜偃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后来魏国终于脱颖而出,与韩、赵三分晋地,成为战国时七强之一。看来晋人倒的确善卜。

抽去关于人名的种种神秘说法,我们也仍然是十分关心名字的。我们终究是以自己的名字为人所知的。虽然我们很实在,知道名字不过是“我”的代称,但若是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我”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就等于不存在一样。我们自然而然的荣誉感之一就是希望人们都知道我们的名字,最好是闻名于世。起名字时,我们力图避免和他人重名,这不仅是为了方便,怕和他人混淆,也暗自预期自己的名字能够是独特的,甚至比自己更独特,能够代表或预兆着某种希望、理想或象征,如平安、富贵、贞好、美丽、雄健等。更何况,我们的名字也实在是比我们的生命更有生命力的。没有名字或者说名字不为他人所知都会使个人产生极大的心理负担,仿佛自己被世界遗弃了,这时生命反倒成为累赘,肉身成为痛苦的受体。

所有的训世良言中也大抵都有这么一条:要是你想受别人欢迎的话,首先要记住他(她)的名字,并且多多地称呼他(她)的名字。人们实在是对自己的名字怀着最深厚的感情的。对我们来说,让别人知道你的名字,实在比让别人看到自己的面孔而不知道名字要重要得多。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那些杂志上封面女郎的美丽面庞,但这些美丽面庞不过是一种艺术品而已,这些没有名字的封面女郎的肖像不过向我们呈现了大自然中的美、一束鲜花、一种静物摄影,等等,是过后即忘的印象;而一个名字却是更为令人印象深刻足以铭记的。

人们根据报刊、杂志、公众场合上某人名字出现的次数可以知道此人受重视的程度、他的影响力、他的政治、艺术等的生命力。至于这个人长得到底是什么样子,已是无关紧要的事。的确,我们总是以名字作为生命力活着的,我们所能感觉到的自己的性命对我们自己来说很重要,但对这个世界来说,则是另一回事,而只要我们的名字存在,我们与世界同在的生命也就生气勃勃。死亡会关闭肉身所在的世界的大门,生命却在名字中延续。我们预期着我们的亲人、朋友、同事等能够怀念我们,能够想起我们,能够在节日的时候,称我们的名。这样,个人与世界、生存与死亡的界限就消失了。

连伟大的孔夫子也怀着同样的感受。孔夫子孜孜一生,寻求推行仁道,兼济天下。他对生死本身是无所谓的,“不知生,焉知死。”他所担心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但真正令他担心的还是自己的名字随着自己的生命一同终结:“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也就是说,别的没什么,如果随着自己的死亡,自己生前的一切努力都烟消云散则是真正的死亡。所以,到了晚年,孔夫子著作《春秋》以绳天下,为《易》序《彖》《象》《系》《说卦》《文言》,编纂《诗》《书》《礼》《乐》,使得他的生命力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人。

所以,“我”是一个姓名,这个名字比“我”的肉身更充分、更完整地代表了“我”,是活在别人心中的“我”。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我们自然也用不着要个名字,就像上帝不需要名字一样。“我”就是纯粹的生命,消融在感觉之中,消融在无限之中,既不知古远,也不知来者。而在比较之中,在人们的相互意识中孤立出来了“我”,使得“我”成为一个有所区别、有所限定的感受体,一个对他人,对“我”有所感受、进行反思选择的判断者。我们的行为、言论、思想都附载于“名字”之下,如同枝叶、果实之于树根,抽象的“我”变成了以这些行为、言论、思想构成的具体的“我”。

这样,“我”就发现了“我”,在与“我”的名字有关的一切活动中找到了“我”,因而发现了“我”所负责的对象。所谓对自己负责,就成了对自己“名字”有关的一切活动负责。在这些活动中,“我”存活着,而肉身的“我”则消隐了。当称颂孔夫子、牛顿时,我们实在是不论他们的肉身是怎样的。

因此,“姓名”就是我们影响世界的标志,就是我们占据社会的个人品牌。占据的范围和持久性则说明了我们的个人品牌价值。

故事──占据社会的影响力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要对所交往的各种人给以不同的判断或粗略的评语,如说某人诚实、某人善良、某人正直、某人邪恶、某人热情、某人吝啬,等等。这些简短的结论性判断影响着我们与这个人交往时的态度,而据以做出这些判断的根据,则大多是我们在与这个人交往的过程中,他在一两次行为中的表现,正是这些表现使我们做出了判断。由于心理经济原则的指导,人们必然要对自己所经历的事态进行判断、分析、总结和抽象,以使自己在面临相似的情形时,能诉诸直觉地再认,做出恰当而准确的反应。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对每一件事都以全新的形态和方式进行分析思考,这么做只会导致个人的心理衰竭。我们总是本能地对事态加以分类、概括,不自觉地抽象出几种简单明了、易于把握的特征,使之尽可能地以这些特征对新出现的类似事态加以再认。当再认成功时,心理经济的目的就达到了,人们就会得到情感上的愉快奖赏。如果这种再认不成功,个人得重新去分析、判断、就会出现心理上的负担,产生情绪上的波动和消极反应,引起心理和生理上的不良反应。

所以,人们总说第一印象很关键,因为人们总是本能地产生第一印象,并运用这种第一印象去指导自己以后的类似行为。只有当现实的反应与重要性促使人们以应激的反应去重新考察和分析时,人们才会改变第一印象。如果在现实中,没有出现这种需要重新审视的危机,第一印象就会保留下来,成为两个人交往的基础。比如说,A君与B君有一面之交,相互有了第一印象,其后,A君B君各自没有重大利益性的交往,那么,这种第一印象就会左右着他们相互的持续性接触。这种相互的第一印象还会促使双方根据这种第一印象去调整自己今后的行为,以符合于这种印象的要求。也就是说,在没有重大利益冲突的情形下,我们总是尽可能地使关系简单明了并迁就对方的。

这样,我们根据某人在相关事件中的表现就确定了这个人,这种确定意味着我们对这个人的评价,支配着我们与这个人的交往方式和情感,决定了这个人的影响力。

正如常言说的那样,对事不对人。没有故事的“我”是没有意义的,在社会中是没有影响力的。只有在事件中,“我”才存在了,才出现了。

个人只有作为故事才能够具有想象力,使我们向往着那些伟大的业绩。当我们看到长城在起伏险峻的山峦间蜿蜒时,当我们听到贝多芬雄伟的交响曲时,当我们赏析李白那俊逸豪放的诗篇时,当我们想到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一股自豪和骄傲会使我们激动不已。这是为那伟大的事件、伟大的业绩所激励的自豪和骄傲,是为了人类的伟大、为自己属于其中的一员,并能够成为历史的创造者而由衷发出的自豪与骄傲。

在历史上,许多人仅仅是以故事被我们所知的。就拿先秦思想家老子来说吧,人们关于老子是何许人也,甚至有无此人而一直争论不休。他到底生活在春秋时代还是战国时代,到底是老莱子还是老聃等都存有疑问。但是,确有这么一个人,或者说,确有这么一本书,称为《道德经》。它言简意赅,像深邃的湖水,每个人都在这里照见自己的尊容,而不能窥其深浅。

我国古人最清楚故事的影响力。他们深如,生命的存在固然有肉身的基础,但“我”的生命既寄托于“我”的行为之中,又不朽于“我”的事业之中。打开中国史书,我们无法了解历史人物的个性、家庭情况、童年的生活和周际的成长环境、他们的亲友等,所有这一切与个人直接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和活动都消失在个人对历史的影响之中了,消失在他们所做出的事迹之中。《封神榜》中的姜子牙是个学道40年不成、80多岁空钩钓鱼于渭河边,娶了个扫帚星马氏为妻、又被妻子抛弃,最终被周文王莫名其妙地欣赏的人物。其实,姜子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只能属于历史疑案。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关于姜太公的身世有三种说法,这三种姜子牙当然不会是同一个人,应当有真有假。但这种真假既然搞不清楚,也就算了,它不是我们推理、辩论的对象。所以司马迁说,不管姜太公的身世如何,总之,他成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老师。“天下归周,太公谋居多”,后来又被封于齐国。

故事总是生动的,我们喜欢故事。当我们闲聊时,我们总是聊某件事、某个过程,而不是审视一个没有任何信息的物。我们喜欢有趣的人、有趣的事,没有事要找事。沈从文先生在《湘西散记》中描述过,水上行舟的人们首先要学会的是彼此对骂,要骂三天三夜不重复才行,以消磨行舟时的寂寞、无聊。《封神榜》就是在造姜太公的谣,因为历史上没有关于姜太公学道、娶妻、卖面、算卦、斩将封神的记载,所有这些故事是后人编造的。但编造后,人们就喜欢多了,增加了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人们就多了一份乐趣,生活也就多了份可爱。如果没有这些编造,姜子牙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想必是没有地位的。虽然孩子们听了《聊斋》中的故事,吓得夜里用被子紧紧地捂着脑袋,仍然挡不住他们央求老爷爷、老奶奶再来一个。

生活在事件中延伸,说不清哪是真的,哪是假的。离开了故事,就没有了生活,也就没有了人格,没有了真实甚至没有了情感和友谊。通过故事,无论是伟大的人,还是渺小的人;是高尚的人,还是鄙琐的人,全都焕发出人的灵气、人的精神。在丰富的故事中,他们获得了自我,完全平等的自我。生活的丰富就在事件中绽开其美丽的花朵,乃至物理的真实总是单调贫乏,而感觉的生动才令人向往,人们在这里找到了希望、寄托,找到了幸福与向往。

身外之物──占据社会的价值

个人的社会性存在是以身外之物的方式呈现的。个人创造出各种身外之物,这些身外之物通过传播、流通进入社会,占据别人,为别人服务,由此获得别人的评价、购买等。个人因此获得了社会的价值。

那么,什么是身外之物呢?就是可以流通、传播的东西,是可以被交换、占据别人的东西。比如,个人通过平台发布的博客,在工作单位完成的任务,在舞台上演唱的歌曲,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在商店中销售的产品,如此种种。

身外之物超越了个人的生理世界,超越了个人的物理地域,超越了国家和语言,也超越了时间。所以,虽然使用了微软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但你并不需要接触比尔·盖茨的身体。你也不用知道他住在哪儿,也不用考虑他是哪个国家的,讲得是什么语言。

同样,当你读着柏拉图的文章、雪莱的诗篇,欣赏着莫扎特的音乐、梵高的画作,并不在意他们的国籍、是否活着。

所以,个人创造了“身外之物”,将自己的心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体力给予它们之后,这些身外之物就履行了经纪人的作用,到处传播着、流通着,变成了名誉,变成了金钱,变成了不朽。人们靠着种种身外之物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实现在历史中的不朽生命,实现在社会中的价值。

心理的自己、精神的自己和内在的自己对于社会而言倒是不重要了。无论你是快乐也好,还是痛苦也好,是自我感觉伟大也好,还是觉得自卑也好,对社会而言都不重要。对于社会来说,对于别人来说,只有你通过身外之物占据了他人,占据了社会,这些东西才具有影响力,才会产生反馈,才会存在。

所以,我们才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穿着。重视自己的言论,重视自己的外貌,因为这些是占据别人视觉的东西,将影响着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同样,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我们需要生产出身外之物去和别人交流,而是不孤芳自赏,以为自己了不起。

于是,“认识你自己”就有了新的度量的方法。认识你自己,就是通过你产生的“身外之物”带回来的价值和反馈来进行。个人的价值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实现。“我”只有在种种诸如话语、文学、科学、技术、物质、事件、名誉地位财富等的规定中,才存在,才能找到“我”自己。而个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将自己以“身外之物”呈现出来,是“我”的生命的具体体现。它证实我们的生命在活动着,哪怕是历尽艰辛。如同那附着在荨麻叶子背后的虫卵,因时节而变为毛毛虫。丑陋的毛毛虫经过顽强的生长过程,终于蜕变为美丽的蝴蝶。一个生命、一个灵魂就这样挣扎着、寻求着,几经变形,几经蜕变,去实现它命定的神圣使命,飞翔的、翩翩的、自由的使命。

将自己以“身外之物”呈现出来,也是对他人、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以约定的身外之物呈现,意味着一种确定性和稳定性,这种确定的信息给予他人以尊重。表示着,“我”已经把“我”呈现给“你”了,“我”对你是无恶意的、无所隐瞒的,是心怀坦荡的。“我”的心思、“我”的意志、“我”的身份、“我”的经历都以明确的信息及直接的标志传达给你了。你不必因为陌生而忐忑不安,不必因为模糊而瞪圆眼睛去费力地猜测、辨认,不必绞尽脑汁去思虑你面对的对象,琢磨他的意图;不必为可能的危险而担惊受怕、自我猜忌、防卫,去处心积虑地戒备,耗费生命的精力。“礼”就这样约定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心理经济原则。

于是,在这“身外之物”中,我们看到了“人”自身。抽象的个人的情感、态度、思绪、能力、身份等都成为具体、生动、有迹可寻的了,是视力可见的光,是听力可闻的声,是触手可及的肌肤,是具有清晰准确内容的信息体,人们据此实现情感与心智的证实和交流。

人们在“身外之物”中实践着自己的使命,实现着自己的生命。分离在异地的朋友、亲人以书信传输着彼此的情谊,倾诉着彼此的心绪、关怀与思念。有时,我们会惊奇,一张写着自己字迹的纸竟代表了自己,仿佛我们所有的关怀和热情都全在这么一张纸上,没有这么一张纸,似乎就没有了我,这种事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不过,要是远在异地的恋人没有写信给我们,哪怕是一张明信片,我们心里该是何等的烦躁、焦急和痛苦呢?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思虑、猜测和担忧。这样,信件就度量着相互珍怀的程度、情感的深浅,度量着彼此心灵的距离。

书信代表了“我”,因为是“我”写的,上面有“我”的字迹、“我”的话语、“我”的签名。这些文字、话语都不是“我”,只是“我”的“身外之物”。同样,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语言、工具、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组织、党派、职业、名誉、地位、金钱等都不过是人的“身外之物”,是人类借以实现共同生存、将个体的存在信息转化为被他人所知的信息而约定的“物”。正因为如此,“人”生而受着约束:受生理的约束,也受着文化的约束。他必须学习,接受训练。他必须学习语言,学习与人交往,学习饮食的方法,学习工具的使用,学习传达自己信息的方式,学习领悟他人信息的方式。

所以,这个社会就是“物品”充斥的社会,人们必须靠自己创造的各种身外之物,相互交易,实现和创造着社会价值,并因此体现自己的价值。

技能──占据社会的工具

人们必须以“身外之物”的形式呈现自己、证实自己,获得自己的社会价值。这就意味着,创造这些“身外之物”的人们必须掌握各种各样的技能。一位老人在河边钓鱼,由于他钓技高明,不一会儿就钓了一篓子鱼。老人见身旁看他钓鱼的小孩很可爱,就要把一篓子鱼都送给他。小孩却摇摇头说:“我想要你手中的钓鱼竿。”老人问:“为什么?”小孩说:“这篓鱼再多,没多久也会吃完的;要是我有了钓鱼竿,我就可以自己钓,这样,一辈子也吃不完了。”老人很赞许这个孩子的机智,把钓鱼竿给了他。但是,老人虽然给了孩子钓鱼竿,却没有教他钓鱼的技巧,小孩还是钓不到鱼。

所以,中国有句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意思是:与其无偿送别人鱼,还不如教给别人如何捕鱼的方法。

技能的核心作用就是通过掌握工具,生产、创造出各种“身外之物”,人们欣赏或购买这些身外之物,购买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销售者获得了自己的收入,从而获得了自由的支配权力。

技能的重要性是最容易感受到的,也很实际。每个年轻人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就是:你的技能有多高,你就能获得多高的年薪。

学历是一种技能的证明。大专学历的学生受到的训练不如本科学历的学生,本科学历的学生受到的训练不如硕士生。因此,就业的开端,硕士平均年薪高于本科、本科高于大专就是正常的。

学校的牌子也是一种技能水平的证明。北大的本科毕业生入职的平均年薪高于不知名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也是正常的,因为前者已经经历了高考的检验。就像体育竞赛一样,进入了国家队,平均水平自然高于地方队。而在国家队中再经历几年的训练,和地方队学员的平均水平只会拉大,不会缩小。

技能是动态和发展的,所以就给努力者机会。后来者随时有机会超越前面的人,只要你学得更精通。社会的衡量总是看当下和此刻的。学历和学校的牌子在刚求职的时候有用,对于工作了一段时间的职业人员,技能和经历就更加重要了。

技能也是针对市场的,不同的市场对技能的要求是不同的。一些小众的市场,由于欣赏者的数量较少,价值就有限。而在大众市场,由于欣赏者的数量足够多,价值的上限就非常寻常。比如面向大众读者的《读者》、《参考消息》等的发行量就远远超过某个医学领域的杂志或报纸。

技能的价值还决定于竞争的激烈性。大家会说,哪里竞争都激烈。其实有一个衡量的标准:竞争的激烈度可以以直接占据用户的广度为标准。单位里面的竞争,评价者只有几个人,所以胜利者获得的价值有限。而体育类的竞争是爱好这个种类的所有观众,这样,顶尖的胜利者将获得巨大的价值和荣誉。足球比赛的观众多于曲棍球的观众,所以,前者的胜者的社会价值或者说收入也大大超过后者。

技能是无所不在的,没有技能将无法在社会中立足,而技能杰出者将名利双收。

文学家的技能是对文字的运用能力和故事情节的虚构描述能力,通过文学作品流通到社会上,让人们欣赏。写得好的作品、满足了社会需求的作品、宣传得当的作品就卖得好,而缺乏宣传的作品、别人不喜欢的作品就卖不出去。

对文学家以经济价值来衡量,一直很伤文人的心。2007年,《财经时报》推出了“中国作家富豪榜”,其中,余秋雨以1 400万元的版税收入高居榜首,名列第二的二月河的版税收入为1 200万元,而韩寒以950万元的收入名列第三。这张榜引起了一些骚动,让一些同样为文人的作家愤愤不平。这些人愤愤不平,不是说自己的作品不好,而是指责“文学太市场化了”。一种代表性的意见是:文学是寂寞者的事业。文学的动机应该是责任心,文学的作用不只是赚取稿费。清高也是文学和文学家必须始终坚持的气质。一名写作者只有坚守清高,才能维护灵魂的纯净,从而保持住敏锐的感觉、愤怒的能力和公允的立场……这并不代表可以用市场标准,来对文学和文学家品头论足,指手画脚。

但是,无论这些文人怎么想,社会的选择是无情的:我们不会因为别人自称的责任去怜悯他、施舍他,我们有权喜欢我们要的东西,并为此付费。

相比于艺术家,文学家还是很穷的。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以为自己会写字就和大师一样了。而艺术家仅仅有构思和想象力是不够的,甚至是没有用的,只有他拥有了娴熟的技能才有资格谈论构思和想法。同样,在当代,技能优秀的艺术家得到了奖励,2006年,中国也出了一个画家收入排行榜:排名第一的吴冠中收入3.2亿,第二名赵无极的收入是2.2亿,张晓刚以1.9亿排名第三。画家的收入比文学家的收入高出了20倍。

成为体育明星更需要技能了。最明显的是姚明,这位上海的大个子,偏偏很灵活,球感好,还抗冲击。他在竞争激烈的休斯敦火箭队立住了脚,成为美国NBA中的优秀中锋,由此收入颇丰。据2008年福布斯中国明星收入排行榜,姚明毫无悬念地稳居榜首,年收入接近3.9亿;李连杰的收入是2.4亿,排在第二;刘翔的年收入也令人惊叹,为1.6亿,排名第三。

这些人惊人的收入源自他们很有名:收入和占据的广度成正比;也和他们所在的行业有关系:必须付费才能够看到他们的演出。这个行业无疑是竞争激烈的,完全靠胜者说话的。曾经一些舆论以为明星靠一点潜规则就能够成名的时代是不存在的。潜规则谁都能用,但真正掏钱的是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威力。

技能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丧失人的自由和尊严。相反,技能是个人获得自由的条件,通过技能,无论是文学家、艺术家,还是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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