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的铁拳(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啸虎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普京的铁拳试读：

前言

俄罗斯是一个让人难以言喻的国家。

19世纪的俄罗斯著名诗人丘特切夫曾这样写道：“普通的智慧无法将俄罗斯理解，

一般的尺度也无法将俄罗斯衡量，

俄罗斯自有它独特的一面，

对于俄罗斯，你唯有信仰。”

大约百年前俄罗斯以世人所不能想象的方式骤然崛起，成为一个名叫“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国。二十多年前，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多年争雄、力图主宰世界的苏联又在一夜之间消失了。作为前苏联遗产继承者的俄罗斯在几乎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陷于深渊，似乎再也难以自拔。这个国家的状况和境遇令所有人心寒——内忧外患，分崩离析，面临进一步分裂的危险，社会中弥漫着衰败和绝望的情绪。

其实希望一直深藏于俄罗斯人的心中。“帝国”的荣耀，东正教“弥赛亚”的救世理念，一切都令俄罗斯人对未来依然有所期许，尽管当时的他们伴随着苏联解体后的动荡几乎一无所有。正如俄罗斯最伟大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过的：“间断性是俄罗斯历史的特点……那么可能还将有新的俄罗斯。”

1999年12月31日，20世纪的最后一天，正当全世界都在忙于迎接新千年到来的时候，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在总统办公室将一支派克金笔、一个控制核武器的密码箱，连同一个17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和1.45亿人口的大国交给了代总统普京。他告诉普京：“照看好俄罗斯！”然后转身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叶利钦告诉外界：“我就要离去了。我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接替我的是新一代领导人，他能够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洛维奇·普京，这个来自圣彼得堡的冷面男人，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特工出身的新总统，俄罗斯人对他的了解并不多。但俄罗斯人清楚，他面临着俄罗斯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叶利钦时代“社会转型综合征”与“帝国解体后遗症”并发，造成的乱象难以克服；俄罗斯联邦主体的离心倾向、民族分离主义与宗教极端势力并起，导致国家继续解体的危机持续发酵；政治上“左”与“右”力量争斗不断，政坛动荡不安；经济陷入谷底，转型期社会阶层贫富两极分化让社会矛盾与社会心理难以缓和。一切看上去无解的问题全摆在了新总统普京面前。

俄罗斯政治分析家奥托·拉齐斯为此慨叹：“我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某种类似奇迹的事情上，希望两年之后俄罗斯能有救世主。”

两年时间当然有些短了。普京的说法是：“给我二十年时间，我会还给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

如今，时间才过去十年。十年时间，普京还给俄罗斯人的不仅仅是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更隐隐是一个重现荣耀光辉的“帝国”。

一个属于普京自己的帝国。

第一章 来自圣彼得堡的克格勃特工

精力旺盛的男孩——列宁格勒的“小捣蛋”

1952年，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洛维奇·普京出生于圣彼得堡。那时，这座城市还叫列宁格勒。普京出生之时，距离列宁格勒彻底粉碎德军封锁才刚刚过去8年。

普京出生在一个让人难以评判的家庭——普通，但又不太普通。在普京自己的描述中，他的祖父斯皮里顿·普京有些神秘。斯皮里顿·普京早年是圣彼得堡颇有名望的厨师。十月革命之后，斯皮里顿·普京被调到莫斯科郊区的别墅山工作，那里住的是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列宁去世后，祖父被调入斯大林的别墅，在那儿工作了很长时间。作为斯大林的私人厨师，他没有遭遇肃反清洗，而且，斯皮里顿·普京活得比斯大林还长。

普京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斯皮里多诺维奇·普京出生于191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祖父斯皮里顿·普京带领全家到乡下躲避饥荒。普京的母亲玛丽娅·伊万诺芙娜·谢罗莫娃那时是一个邻村的农家女孩，与普京一家相识，她与弗拉基米尔·普京一起度过了饥饿和战争中的童年。所以，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1928年，弗拉基米尔·普京与玛丽娅·伊万诺芙娜·谢罗莫娃结为夫妇。那时，弗拉基米尔·普京才刚刚17岁。

1932年，年满2l岁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应征入伍，在苏联红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服役。1937年，弗拉基米尔·普京复员，回到已改名为列宁格勒的故乡定居。但普京夫妇相聚的时间只有4年，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弗拉基米尔·普京再次入伍上前线作战，夫妇二人又一次分离。

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的残酷，完整地体现在弗拉基米尔·普京身上。弗拉基米尔·普京所在部队是内务人民委员会下属爆破营，负责在敌后从事颠覆破坏活动。他们去执行一次德军后方的爆破任务，结果执行任务的28名苏军士兵被德军包围了，最后逃出包围圈的只有4人，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普京。回来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又参加了更加危险的战斗。“在小涅瓦，他们又被德军包围了。我父亲受了重伤，双腿被弹片穿透了，如何穿过涅瓦河，回到我军阵地是他最大的困难。碰巧有个战士是我们家过去的邻居，他看见我父亲，一句话没说，就背着他趟过了结冰的涅瓦河。他们成了敌人的靶子，但竟然谁也没死。那位邻居把父亲背到医院后，告诉父亲：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显然他不相信自己还会活着回来，也不相信我父亲能够活下来。”这个故事在普京的讲述里，让人觉得温暖的部分是结果：“后来，我父亲没死，邻居也没死，他搬到了另一座城市。20年后，他回到列宁格勒，在大街上，他们两人竟然相遇了。”因为这次相遇，沉默寡言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向儿子小普京讲述了这个故事。普京也永远记住了这个故事。

后方的日子同样艰难。从1941年9月8日到1944年1月27日，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长达872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围困与反围困作战。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城里的人每天只能得到125克黑面包，饿死冻死者数以十万计。当列宁格勒保卫战最终胜利时，据统计，城内共有64万人死于饥饿与严寒，2万多人死于德军的空袭与炮击，3200幢建筑被摧毁，城市面目全非。所以，在普京的回忆里，父亲上前线后，母亲生活很苦：“全靠我舅舅帮她，他总是从自己的配给中省一份给她。他有一段时间调到外地工作，我母亲就到了饥饿的边缘。有一次她饿昏了，人们以为她死了，把她跟尸体放在一起，所幸她及时醒过来，不住呻吟。她又活了过来，真是奇迹。她就这样从被困的列宁格勒活了下来。”当过高级领导人厨师的祖父也帮不了普京的母亲。“那时人们一般不求人，而且环境也不允许。我祖父有一大帮孩子，而且他的儿子们都在前线。”

弗拉基米尔·普京从涅瓦河撤下来住到医院，普京的母亲竟然在医院找到了他。“父亲看到她瘦成那个样子，就把自己的食物给她吃，还怕护士看见，结果还是让护士发现了，她不让他这样做，甚至有一段时间不让母亲去医院看他。后来，两个人都活了下来，只是父亲伤愈后成了瘸子。”

在战争期间两个孩子夭折后，1952年，41岁的父母生下了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洛维奇·普京。

在战后普遍贫穷的苏联，普京的家境称得上宽裕。复员后的老普京是一家火车车厢工厂的技术工人，母亲玛丽亚·普京做的是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但却很辛苦的工作，比如守夜、打扫和装货，所以与普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普京一家住在一幢五层宿舍楼的顶楼，三户人家共用一个煤气炉和洗手槽。普京家的房间是这层共用公寓里最大的一间，大约有20平方米。在那个年代，这几乎算是豪宅了。更令人惊讶的是，普京家里竟然还有电视机、电话和一幢乡间别墅。

相对的优越并不能掩盖实际物质的匮乏。多年后，普京的小学老师跟媒体描述普京家所住的宿舍：“他们的公寓糟糕透了，大家住在一起，没有任何设施。没有热水，没有浴盆，厕所能吓死人。厕所门正对着楼梯，非常冷，楼梯边上安的是冷冰冰的铁扶手，而且楼梯也不安全，没有一处是平的。”

在这样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普京，对自己的童年有不少有趣的描述：“在楼梯的平台上，我深刻理解了‘困兽’一词的含义，而且终生难忘。楼梯入口处有成群的老鼠。我的朋友和我经常拿着棍子追老鼠。有一次，我发现一只大老鼠，一直从楼道把它追到了角落。老鼠无处可逃了，它突然掉过头向我扑来。我吓了一跳，然后老鼠开始追我，我跳过平台冲下楼梯。还好，我比老鼠快了一步，在它进来之前关上了房门。”

据普京说，父亲是一名“模范共产党员，他坚信共产主义并试图将它应用于日常生活”。由于他的贡献，他成为核心党员的秘书，并在学习了共产主义课程后加入了工厂的党支部。尽管普京的父亲是一名无神论者，但母亲是一名坚定的东正教信徒。普京的母亲并不在家中进行宗教活动，但她经常参与教堂活动。她在普京小时便向他传授东正教思想，普京的父亲尽管对此事心知肚明，却没有进行干涉。普京5岁的时候，母亲为他洗礼了。这件事依然瞒着父亲，因为他是党员，而且已经是车间的党支部书记。

童年时代的普京相当顽皮，“不怎么想上学，我喜欢在外面玩”。当然，学还是要上的，从一年级到八年级，普京都在离家只有4分钟步行距离的193学校读书，虽然如此近，“我第一节课总是迟到。”即使是2000年总统竞选前的“自述”，普京对自己调皮的童年，仍然津津乐道：“即使在冬天，我穿的也不多。因为穿衣服跑到学校，然后再脱掉大衣，这需要很多时间。为了节省时间，我从不穿大衣，就像子弹一样射到学校，立即坐到桌子后面。”

在绝大多数普京传记中，都记载着普京童年和青年时期与人打架的故事。普京也说，童年时期的他就是个“小流氓”。在年幼的普京看来，读书并不是通往成功的道路。他乐于把自己弄成一个“小混混”或“暴徒”的样子。与那时的“对手”相比，普京的年纪更小，体格也更弱小，但他丝毫不愿示弱。“如果有任何人胆敢惹普京，他会立刻跳到那个人身上，又抓又咬，扯对方头发——他会想尽办法，绝不允许有人以任何方式侮辱他。”普京的朋友们回忆说。

普京的朋友还讲了几次斗殴事件，斗殴几乎是年复一年地发生。另一位朋友回忆说：“当时我们上八年级，一天，正在电车轨道旁边等车。一辆电车停了下来，但并不是我们要坐的那趟。两个身材高大、喝得醉醺醺的人从车上下来，开始找碴打架。他们对周围的人又推又骂。普京从容地把包递给了我，一拳对着其中一个酒鬼的脸打下去，就把他打到了雪堆里。另一个人才反应过来，然后朝普京大喊大叫：‘怎么回事？’几秒钟后，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因为他也躺在了同伴旁边。然后我们要坐的那趟车开来了。如果真要说说普京是什么样的人，那就是他从不让欺负、骚扰人民的流氓恶棍逍遥法外。”

193学校的老师去家访，跟普京的父亲说得很委婉：“您的儿子没有发挥出全部潜力。”普京的父亲居然回答：“那我能怎么办？杀了他？”老师说：“我们来一起帮助他，您在家里，我在学校，他的成绩可以超过C。”虽然老师与家长达成了协议，但后来老师告诉来采访的媒体：“最后我们也没有发挥特别的作用。”这位老师说，在六年级的时候，普京终于发生了变化，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而且很轻松，并且在这时候加入了少先队。

11岁左右，普京不再打架，他开始寻找其他方式挥霍精力。他曾尝试过拳击，但这被证明太痛苦了——在最初的几次拳击训练中，普京的鼻子都被打伤了。后来，他又开始练桑搏。这是俄罗斯的一种格斗术，意为“无器械自卫术”，糅合了柔道、空手道以及传统摔跤的技法。在桑搏的训诫下，普京终于从一个“小流氓”蜕变成一个目标明确、勤奋刻苦的好青年。

对此，普京自己这样解释：“我十一二岁时开始学体育。我发现自己好斗的天性无法使自己在院子里或操场上称王，于是决定学拳击。但我学得不长，我的鼻子让人打破了，疼得要命，我连鼻尖也不敢碰。尽管大家都让我去做手术，我也没去医院。我知道创伤可以自愈。果真是这样，但之后我对拳击失去热情。后来我决定学桑搏，那种柔道和角力的苏联式结合。开始学桑搏，后来才学的柔道。我碰到了一位出色的教练安那托利·西姆耶诺维奇·拉科林，他在我的生活里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体育，我不知道后来生活会怎样，因为体育，我才摆脱了市井生活。说实话，大院对孩子来说不是很好的环境。”

据说，决定练习桑搏也与普京的抱负有关，因为他听说克格勃希望招收来的新成员在徒手格斗方面技艺超群。

梦想——加入克格勃

克格勃是俄文字母КГБ的音译，为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的缩写，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毫无疑问，克格勃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最大规模的秘密警察和对外情报机构。几十年间，外界对克格勃的认知是太多神秘的传闻和残酷的真相。这既令人生畏，又让对未来充满幻想的男孩子向往，而普京正是这样的男孩子。

1967年，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在他的主持下，克格勃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不但向公众昭告要摒弃以前那种秘密的工作方法，还告示了新形势下克格勃的真正目的与任务，并希望招募优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加入其中。这些变革向人们显示以下信息——克格勃要使自己的工作透明化，不搞红色恐怖；克格勃期望在新时期实现新的成就；克格勃希望变革原有的老化、低效的框架与人员结构，期望新思想、高素质的人员加入。于是，克格勃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宣传。

1967年，苏联隆重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庆祝肃反工作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50周年；第二年，同样大张旗鼓地庆祝了对外情报局（克格勃第一分局）成立50周年。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不仅仅是在苏联，就是在世界的其他国家都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伴随着规模浩大的庆祝活动，苏联国内出版了大量有关侦察员的书籍，上映了很多部经典的间谍影片和电视剧，报刊也发表了很多文章对克格勃的工作进行介绍。苏联老百姓终于头一次明白，原来他们的克格勃人员如此勇敢、坚定、充满魅力；世界的老百姓也第一次见识到了传闻中的苏联克格勃形象；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们走在大街上也可以昂首挺胸了，虽然他们的身份依然属于保密的内容，但他们的工作是值得人们敬仰的。

著名影片《死亡季节》便诞生于那个时期。影片讲述了苏联对外情报工作人员的故事，在影片的开头还有现役对外情报官员鲁道夫·阿贝尔的讲话。这样一来，观众们再也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了。阿贝尔就是最好的宣传，他信誓旦旦地告诉观众，我们情报侦察员正是如此工作的。于是，侦察员的形象一时间传遍了全苏联，传遍了世界，这一形象也深刻地影响了普京。

当时，15岁的普京还在上中学，这正好是确定人生目标的关键时期。据他的朋友回忆，他们那时候一起去看电影，回来的途中还会模仿电影里的故事和人物对话，简直就跟着了魔一样。可想而知，当时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还不知道有多少，克格勃，尤其是它的第一分局（对外情报局）成了当时年轻人梦想中的天堂。

多年后，普京自己回忆说：“我开始想当水手，后来还想当飞行员，还订了一份航空期刊。但最后，《盾与剑》这样的图书和间谍影片完全抓住了我的想象力。最让我惊讶的是，一个人能办到一支军队办不到的事情，一个间谍可以决定上千人的命运。至少这是我当时的理解。”《盾与剑》是根据瓦季姆·科热夫尼科夫同名小说改编的四部系列电影，当时风行全苏。之后又有一部连中国人也知道的间谍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同样风行一时。苏联著名演员吉洪诺夫在《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所饰演的苏联特工马克思·奥托·冯·施季里茨（又译舒季里尔茨），在纳粹德国帝国保安总局潜伏长达二十年，在一次次危机中展现出沉着睿智的贵族气质，成功塑造了苏联特工人员的全新形象，这深深打动了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电视观众，更让普京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一名克格勃的对外情报人员。

多年后，有记者问普京，当他梦想成为克格勃特工时，是否想到过克格勃在苏联历史上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和大清洗中造成了难以计数的苏联公民死亡。普京的回答很直接：“我根本没想，一点也没想。当时我们生活在集权国家，一切都被封锁了。我的朋友和我全然无知，所以我是带着浪漫的想法开始的。我当时是苏维埃爱国教育纯洁而又非常成功的产品。”

于是，在秋季的某一天，普京没佩戴共青团的团徽，甚至连身份证也没带就直接走到了克格勃的办公地。普京围着办公大楼转了转，最后走到门卫那里问：“克格勃的干部处在哪儿？”门卫很奇怪，但是也没说什么。对这样一个傻里傻气的中学生，告诉他也没啥大不了的，就说：“你还是去找接待处吧！”

辗转了三次，普京终于找到了接待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接待了他。普京大胆地开始了自荐，述说了自己的理想，并坦陈了自己现在的身份。那位干部并没有因此取笑普京，而是很善意地告诉普京——我们不接受主动来的人。

普京并未因此受到打击，他接着询问：“我有没有在那儿工作的可能性？应该怎么做才能进入克格勃的工作岗位呢？”

那个干部说：“小伙子，最简单的途径就是服满兵役或者接受某种高等教育，然后才能进国家安全部门的专门学校。”

普京接着问：“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呢？”

那个干部回答道：“什么都行，但最好是法律专科学校或者大学的法律系。”

多年之后，普京回忆说：“或许他只是想快点打发我走，但我记住了‘大学的法律系’。从那以后，我就决心读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

读列宁格勒大学，进法律系，然后才具有进克格勃的资本。但是这时的普京刚上九年级，大学是遥远的。进大学要学的专业是法律，这区别于其他的专业和选择。于是，普京来到了附近的列宁格勒大学，直接进入了法律系的咨询室。最后，普京找到了他的答案，那就是抛下化学、物理、生物等学科，专攻文学、语文和其他一些必修课程。

就这样，普京开始啃法律相关书籍，这一静心钻研就是两年。在这两年里，普京放弃了进技校的机会，一门心思准备列宁格勒大学入学考试。考上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并非易事，当时100个招生名额，留给中学生的只有10个，剩下的全给了军人。而一个中学生的名额大约有40个人争夺。最终普京的成绩是：作文是B，其他科目全是A——他被录取了。联想到当年他的小学老师说，如果他努力，成绩可以超过C，其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大学时光快乐而平淡，也给普京留下了不少难忘的回忆。比如当2010年普京视察索契冬奥会场馆建设，与大学生建筑队代表进行交流时，他就向大学生们谈起了自己大学期间参加建筑队的经历。普京当时参加学校组织的实践活动，在苏联科米共和国人迹罕至的森林地区开设林道，修理房屋。当实践活动结束时，他甚至获得了4级“木匠证”。

有学生问道：“您那时在建筑队里拿多少钱？”

普京回答说：“干了一个半月拿到大约900卢布，当时全国的月平均工资只有200卢布，我们拿到的（比这个水平）要高。”他解释说，工资高的原因是当时的工作条件很艰苦，蚊子非常多，在篝火旁都没办法久坐，娱乐的时间非常少。“也许，您都不知道怎么花这笔钱吧？”学生问道。

普京说：“不，我们知道怎么花。我和朋友一起去加格拉（黑海海滨城市，位于阿布哈兹地区）玩，在那儿花掉了一半的钱。之后我还买了一件外套，穿了十年。”

普京还告诉大学生们，从担任领导职务的角度看，这段经验是“无价之宝”，因为“要领导好集体，就应该明白，是为了什么而工作”。

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普京的母亲在咖啡店里付账时，找回的不是零钱，而是一张国家发行的彩票，结果她抽中了一辆日古利牌小汽车。很长时间普京一家不知如何处理这辆车。他家并不宽裕，而这辆车价值3500卢布，卖掉它，对月收入只有200卢布的普通苏联人而言，可以挣一大笔钱。这笔钱足以让普京一家住进新建的独立公寓。但是，年轻的普京看到这辆意外得来的车，实在是乐疯了。那一代苏联人对小汽车的热衷，实在可用狂热来形容。而且小汽车所引发的故事以及改变的命运，实在是又多又精彩。后来，父母决定宠儿子一次，他们把车送给了普京。“傻事”就发生在他学车的时候。普京说：“有一次我和教练驾车出去，我当时还在读大学。一辆满载干草的卡车从另一方向驶来，我的车窗是开着的，干草散出芳香气味，我在拐弯处超过卡车，顺手拉了一把干草，我的车猛地调转方向。前轮转向，我们直接冲向卡车后轮。我向另一个方向打把，我那辆不结实的小车两个轮子悬空起来。我们就要翻到沟里，幸运的是，车轮终于落地。我的教练坐在旁边，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列宁格勒大学，普京很有可能是全校唯一拥有汽车的学生。但是，大学读了三年多，没有任何人来找过普京。普京记住克格勃的说法，“我们不接受主动来的人”，他只有等待。

事实上，克格勃在苏联全国有非常发达的筛选机构。他们负责到各地的大学挑选优秀大学生，这是一项沙里淘金的工作。必须经过的程序是，先由基层党组织推荐，然后党组织的干部委员会将相关学生的档案交给克格勃人事管理局，核查通过之后他们会派专人对该学生的方方面面进行考查，如家庭状况、学习成绩、思想状况等。有时候甚至设下各种陷阱对挑选对象进行考验。对于这一切，被考查人完全不知情。

当时苏联大学的惯例是在学生临毕业的时候找学生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毕业分配方向。于是，毕业前夕，一个叫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人来学校找普京，告诉他：“我需要跟你谈一谈分配工作的事。但现在我还不想说究竟是什么工作。”这难道就是普京等待的那一时刻？普京马上同意在教师休息室同他见面。兴奋的普京在休息室等了足足20分钟，也没有人到来，仿佛这次约定的见面并不存在。普京回忆当时：“我心想，这头猪！一定是有人在戏弄我。”于是准备离开了。就在这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跑了过来，“这都是安排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其实是克格勃的军官，他说：“如果邀请你到情报部门工作，你会怎么想……”克格勃的大门，终于向普京打开了。

在这之后，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还按照有关方面的规定与普京的父母作了深入的谈话。老普京为儿子能够继续为国家利益服务而感到高兴，不过，他也感到有一些担心。他对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普京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后来的回忆中说：“看得出来，普京的父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普京的身上。”

实现梦想——克格勃的年轻特工

毕业论文答辩刚一结束，普京便被送到位于苏联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明斯克市东北约70公里处的克格勃帕拉霍夫卡学校进行专业培训。在苏联时期，克格勃办了200多所间谍学校，都是地图上没有标记的“特务城”。其中大型学校共有7所，帕拉霍夫卡学校正是其中之一。在帕拉霍夫卡间谍学校，基础科目有数学、化学、政治常识教育、外国文学等，占697课时。军事课程主要有外国军事组织的编制、军备设施、武器装备、外国领导人情报——包括每个关键领导人物的详细资料及生活习惯和特征，占392课时。特别科的内容最为丰富，占1824课时。它包括地形学、摄影技术、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特种通讯联络方法——包括用隐形墨水在地图上绘制秘密符号和注解，在玻璃片上写隐形的情报笔记一类的特别技术。在特科教育中，如何接头、如何避免被盯梢、如何摆脱跟踪、如何同间谍网的其他人员会面等，是间谍的基本功。普京经过间谍培训，经由特别专家组成的考试团的严格考试，以优异的成绩从帕拉霍夫卡间谍学校毕业。

毕业后的普京如愿进入克格勃列宁格勒分局。不过，唯一让他感到不满意的是，他没能进入对外情报局，而是进了反间谍局（克格勃第二分局）。对外情报局即克格勃第一分局，是克格勃最重要的部门。根据1978年的统计数据，当时第一局的特工人员不过4783人，而克格勃总体人数则是296591人。也就是说，平均每62个克格勃人员里边才能产生一个对外情报局人员。

第一分局的工作人员大多会被派往国外工作。在分派驻外人员时，克格勃通常会对不同的地区进行区别对待：属于“复杂的作战环境”的国家——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美国、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属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国家——非洲、东南亚、中美洲国家；属于“热点地区”的国家……对在这些地区工作的情报人员，实行1.5倍工时。这样不仅可以按照超期服役享受提前晋衔，还可以申请提前退休。

而物质生活的改善对第一分局驻外人员同样重要。他们的工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严格参照外交人员的标准用美元支付；而另一部分则用卢布支付，直接打入他们在苏联的账户。回国之后，他们可以凭借政府发给的优待券在外派人员特工商店购买一辆小汽车，这简直是大多数苏联家庭梦寐以求的；还可以在“小白桦”商店购买外国商品，价格非常优惠；另外，如果把多余的外汇交给国家，他们还可以不用排队就能分到住房。

不过年轻的普京对这些并不太在意，他坚持兢兢业业地工作。普京依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特工们的讨论，拟订出工作计划时的情景。普京的意见让老特工很意外：“这样不行！为什么？不合法！”法律系毕业的普京的这个反对理由，让老特工吃惊。“什么法？我们有上级指示！”“菜鸟”普京遭到老特工的讥讽与教导，“对我们来说，上级指示就是法律。”普京由此开始了职业生涯，只是这种开始并不让普京感到愉快，他说：“我的同辈人都有同感。”

由于他出色的表现，在反间谍局工作不久，便被派往401学校学习。这是列宁格勒市一所封闭的大楼，里边商店、电影院、体育设施等一应俱全，学员们完全可以在里边待上几个月，过与世隔绝的生活，而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便。为了保密的需要，在出发之前学员的亲友们被告知，他们要到远东或者其他偏僻的地方去劳动锻炼一段时间。

奇怪的是，401学校专门进行反间谍培训，而普京从这毕业却被分到了对外情报局。当时的列宁格勒克格勃第一分局负责人谢尔盖·彼得罗夫上校回忆说，普京是另一个军官推荐给他的，那个军官让他看看，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当时他正好缺人手，便把刚从401学校回来的普京调到了第一分局。当时是1977年。

从401学校毕业后，普京的军衔是中尉，不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便是年轻的少校了。当时只有少数能干的克格勃人员才能得到由国家安全局局长诺瑟列夫将军签发的掩护证明，普京就是其中之一。1980年，年轻的柳德米拉认识的便是在列宁格勒市刑侦部门工作的普京。

人们对普京的感情世界知之甚少。普京曾对传记作者说，他在与妻子结婚前，有过一个正式的女朋友。但他从来没有透露过个中细节。对于与妻子柳德米拉的故事，普京的口风稍微松一些。他们谈了三年多恋爱，这无论在苏联社会还是在如今的俄罗斯社会，都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普京31岁时，他们终于结婚，而这个年龄在苏联也算晚婚了。

普京曾公开表示，自己和柳德米拉绝对不是一见钟情。据柳德米拉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普京其貌不扬，衣着也不光鲜，就连求婚也是一次“失败的沟通”。“一天晚上，我们坐在他的公寓里。他说：‘小朋友，到目前为止，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基本上不是一个好男人。’”听了这话，柳德米拉以为普京想要和自己分手，就说：“好吧，我决定了。”没想到，普京后面的话却让她由忧转喜：“如果你已经确定了，那么咱们就选个日子结婚吧。”三个月后，他们在涅瓦河畔的一艘游轮上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然后，柳德米拉搬到了列宁格勒，与普京和他的父母一起住在两居室的家里。

此时的克格勃与影视剧及小说中的苏联情报机构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僵化的官僚体制之下，同苏联的其他机关单位一样，克格勃开始变得人浮于事。越来越多的指挥部和分部门都在提供成堆的无效情报，男女职员整天在整理报纸剪贴、电话文字记录、特工行动的报告，还有一些琐碎的细节。这些事情也成为普京对克格勃难忘的回忆。直到2011年，普京已经第二次担任俄罗斯总理，他还在一个总统地方自治发展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言时，讲了当年从克格勃办公室里听来的笑话，用以讽刺当下俄罗斯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个笑话是这样的：

一个美国间谍来到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所在地）。

间谍：我是间谍，我想自首。

克格勃人员：哪个国家的间谍？

间谍：美国的。

克格勃人员：那就去5号办公室。

间谍来到5号办公室。

克格勃人员：有武器吗？

间谍：有。

克格勃人员：那就去7号办公室。

克格勃人员：通讯设备呢？

间谍：有。

克格勃人员：那就去20号办公室。

克格勃人员：那有任务吗？

间谍：有。

克格勃人员：那就去执行任务，别在这儿妨碍别人工作。

无聊的上班下班打发日子中，许多人的激情和梦想同岁月一样，被惨淡的现实悄然磨去。不过，日复一日的文牍工作却没有令普京变得消沉，他坚信自己依然有实现梦想的机会。

1984年，普京少校被选派到红旗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对于克格勃人员的职业生涯而言，这一次学习意义重大。当时，一般克格勃人员被选派到红旗学院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各地克格勃的领导人推荐给红旗学院，由红旗学院的干部进行考核，通过考核才能进入学院学习；另一种是莫斯科特定部门已经有选用意向的学员。这样的学员会被带到莫斯科，由一个在克格勃副主席领导下的干部委员会来对其进行考核。当然，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克格勃的高级干部。如果你是被考核人，也许会一不小心便碰上坐在身边的毫不起眼的克格勃副主席或者某位高级将领，而你却毫不知情。

两种学员都同样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查，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个人历史和能力的考查。干部部门需要对学员以前的工作进行审查，还需要进一步弄清楚学员参加情报部门的原因；个人能力方面最重要的是外语能力，其他还有心理素质、人际交往能力等。一套复杂的考察程序下来，红旗学院对于学员的方方面面已经是了如指掌了。根据对学员的了解，他们会为学员设计最佳的学习方案。

红旗学院通常把学员分为一年制、两年制和三年制。作为专门培养高级情报工作人员的学校，学员的外语能力是划分学年的非常重要的标准。不过，学员毕业后的工作方向对学制也有影响，比较难学的东亚语系一般要学习三年；西方国家的语言两年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外语基础的话，学制可以相应缩短。

普京从小开始学习德语，在列宁格勒工作期间还上过德语培训班，因此他被分在了一年制班。他是少校，军阶较一般学员高，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成为班长，负责协助教官管理班级。

进入学院之后，每个学员们都分到了一个假名，从此以后便只能跟自己的真名说再见了。假名也有讲究，一般假名的第一个字母必须与真名相同，而且假名必须简短，这样使用起来才方便。比如，普京少校的假名是“普拉托夫”。很多学员在刚开始的几天老犯错误，在射击完毕或者点名的时候，总是大声地报告自己的真名，但又马上改口说：“不是，是某某某射击完毕。”这往往能引起一阵哄笑，不过在这方面普京做出了良好的表率，他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

红旗学院位于莫斯科郊外的森林深处，高墙大院，专业而严格的警卫24小时巡逻。附近集体农庄的老百姓也会在采蘑菇或者迷路的时候偶然经过，但必然接受严格的盘查。

来到红旗学院的学员必须继续学习与自己工作相关的外语，另外他们还要进行其他学习，如各国地理沿革、风土人情、历史概况，以及如何与人建立并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怎样摆脱别人的盯梢，等等。

他们经常被带往莫斯科外的小城市，针对特定科目进行专门训练。比如练习与人接头、甩掉身后的“尾巴”；或者练习驾驶技术，在开车的过程中必须随时关注道路两边的情况，例如行驶在马路上的时候，教官会突然问你，刚刚过去的那辆车车牌号是多少，刚刚路过了几家咖啡馆等。当年的一个学员回忆说：“学院外边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旁边是一条小沟。在驾驶中，教官好几次突然让我反方向行驶，结果都直接开进了小沟。”这样的经历大家都有过，不过多次练习之后，他们已经能够顺利地突然改变方向了。

学员们还被带到空降部队进行跳伞训练，不过普京总共就跳过一次伞。后来已经成为总统的普京在一次视察空降兵部队时，对空降兵们说，他当时实在下不了跳伞的决心，于是教官给他找了一块松软的地方，他才鼓起勇气跳下去了。“所以我尊重你们的职业”，普京说。学员们更多的是进行高台跳伞练习。在刚收割完的玉米地里，临时搭起一座30米的高台。教官把他们带到台上，命令他们穿上模拟降落伞的宽带子，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往下跳。

为了训练心理素质，他们还需要在地上卧倒，让坦克从自己身上驶过去。学员们必须小心地避开坦克履带，如此才能从坦克底下成功过关。其余的一些训练就是小意思了，譬如50千米越野跑，他们背上自己的冲锋枪和背包，傍晚出发，急行一夜，到达靶场，用自己的武器进行射击训练。

在学习和训练之外，学员们的生活便显得轻松惬意多了。他们每周踢一次足球，甚至还去集体农庄帮当地的老乡摘苹果。普京这时候给人的印象是穿着整洁、一丝不苟，甚至有些腼腆，低调不张扬，学习和训练都完成得很好，甚至还是班上最优秀的学员之一、射击标兵。毕业典礼的时候，别人都是随便着装，就他穿了一身正装。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同学回忆说，他平时穿衣很有品位，喜欢戴宽檐礼帽，手里拿一把手杖一样的长柄雨伞，很有欧洲人的味道，也很绅士，是个十足的知识分子。

当年培养他的红旗学院教官曾这样告诉媒体：“我认为他（普京）不是一心钻营的人。但是，我记得我也在他的评语中写了几条负面特点。在我看来，他当时多少有些内向，不善交流。这既可以看成缺点，也可以看成优点。”

在克格勃的标准里，如何拿捏“内向”与“外向”呢？同是这位接受采访的老师说：“我们曾经有位学员完成任务像钟表一样精确。他的分析能力非常出色，所以他很快就能找到最佳解决办法。事实上，他的速度实在快，有时候你觉得还没提问，他就已经知道答案了。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条件，他学习结束时，我给他打的评语是不适合从事情报工作。不幸的是他的个人品质——出风头……虽然对这位学员总体上是肯定的，但他因此无法从事情报工作，他不能成为外派特工。”

克格勃，尤其是对外情报人员的素质——“职业情报人员要学会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在任何环境下都让自己感到自然和随意，不能让自己表现得卓尔不群，同时能控制自己的言谈举止并监督周围的人。职业情报人员不仅应当聪明，而且还要非常值得信赖。”很显然，普京符合这样的标准。

有意思的是，普京在自传里，对自己的评论用了一个很专业的词汇：“过低的危险感”。在回答“在关键时刻能否保持镇静”这一问题时，普京说：“我能保持，甚至过于镇静。后来我读情报学院，在那里接受过一次测试，他们认为我‘过低的危险感’是负面性格特征，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缺陷。你必须在关键时刻迅速动作，才算反应良好……很长一段时间，我是靠危险感工作的。”克格勃生涯所塑造的普京，特别是他的个性特征，是让外界认识他的关键。

一年很快便过去了，当初入学时的第二类学员早已经确定好了工作方向，而第一类学员则等待着莫斯科来人进行分配，他们与学校的相关人员一起组成委员会，决定学员的去向。普京的一个同学，后来的诺沃谢洛夫少将早已经计划好了去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那儿有他原来的同事，愿意接收他过去工作。

不过情况有了变化，对外情报局的官员找到诺沃谢洛夫，跟他谈了一个上午，他最终同意了这个官员给出的新工作。回到宿舍诺沃谢洛夫找到普京，对他说，你替我去那儿吧。于是，普京便“落户”到了德累斯顿。

谍海浮生——出色的外派间谍

得知自己要去的地方是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普京难免有一点失望。但无论如何，自己等待了二十年的梦想，现在终于可以实现了。就这样，怀孕的妻子柳德米拉·普京娜带着1岁半的女儿，跟随33岁的普京前往德国。

来到民主德国，普京的具体工作地点是临近德累斯顿的莱比锡，公开身份是莱比锡“苏德友谊之家”主任。他与民主德国情报机关“斯塔西”的合作主要也是在莱比锡。

所有人都好奇普京在民主德国干了些什么，但研究者能够找到的只是“环境证据”。普京当上俄罗斯总理后，特别是在他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已经统一的德国的情报当局发现这个俄罗斯总统以前居然在民主德国工作过五年。他们很奇怪的是，自己的情报局对此却毫无记录。于是，他们费尽心思寻找普京的有关档案，调查普京当年在德国的活动。但是，让德国情报机构震惊的是，在他们接收的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有关普京的档案已经全部不翼而飞。

普京自己谈到此事时也只是大概地说：“我是政治间谍，获取政治家的信息、敌人的计划，等等。”事实上，普京当时领导一个由八名克格勃特工组成的情报小组，负责“招募间谍，收集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发往中央”。当时，苏联的主要敌人是北约，但派驻民主德国的克格勃间谍根本无法直接渗入联邦德国境内的北约军事基地，普京等人只能通过招募联邦德国线人收集情报。

民主德国情报机关“斯塔西”向他们转交了许多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市民的申请书，这些市民请求政府为他们的联邦德国亲戚签发探亲许可证。而普京当时的工作之一，就是从申请中梳理并找出那些住得离美军军事基地较近的联邦德国公民，帮他们获得探亲许可证，等他们进入民主德国后，伺机从中发展可以帮助克格勃监视美军动向的线人。

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普京一干就是五年，并且掌握了很多“实战技巧”。比如，在自己和一名德国特工之间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接头程序。在易北河边的一条小路上有一个接头点，该特工每晚都在那里慢跑。他往往将一个压扁的啤酒罐或者一个香烟盒扔在事先约好的地点，或者将情报藏在水泥块里，等待普京来取。如果普京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三声，那么就是该特工需要紧急约见。

在莱比锡，普京的反跟踪技术则达到大师级别。在一次秘密会面结束后，为了不暴露目标，他沉住气，在该城东游西逛整整一天，叫联邦德国谍报人员伤透脑筋。还有一次，普京正与卧底人员接头，突然发现有情况。他飞快地钻进车内，把礼帽放在车前座上面，造成两个人坐车的错觉，然后冷静地把车悄悄开出城外，才化险为夷。

据普京当年的同事尤索尔泽夫称，在德累斯顿期间，普京还参与了克格勃绝密的“光束行动”。该行动中，克格勃监视的对象不是北约或美英军事基地，而是他们的民主德国盟友。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开始疏远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他邀请了一些曾经在“二战”中轰炸过德累斯顿的美英飞行员，参加山普歌剧院开馆仪式。普京受命在这家歌剧院安装窃听器。当昂纳克在该歌剧院发表演讲时，克里姆林宫在第一时间听得一清二楚。

尤索尔泽夫还透露，自己和普京当年还干过“科学盗窃”。一些联邦德国科学家经常向民主德国同行寄一些科学论文，但这些论文在海关就被“斯塔西”扣留，并送到克格勃分部。尤索尔泽夫说：“任何有关计算机或激光技术方面的论文，都被我们立即拷贝一份送往莫斯科克格勃总部，而总部官员则将它们转交给苏联的科学家进行分析。有时候，一些苏联科学家干脆在自己的论文中，直接引用了我们传过去的论文数据。”

普京对这些事情并不刻意回避。2010年，二度担任总理的普京在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中，对在场的俄罗斯科学家和学者谈起了这一切。“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另外一个部门（克格勃）工作时，我们和外国同事通过特殊手段获得的成果未能贡献于国家经济建设。”

普京还感叹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前苏联科学家不利用他们辛苦搜集回来的情报。他说道：“我们真的很努力工作，一次又一次成功获得新情报，但它们却丝毫没有派上用场。我们曾不断询问，‘它在哪？它们会在我国经济的哪一领域发挥作用？’哪儿都没有！它们根本没有起到一点儿作用。”

普京承认，他这样努力从事工业间谍活动，是为了给濒临崩溃的前苏联经济注入活力。毕竟，当时普京所在的德累斯顿市是开展该项工作的好地方，该市不仅多次承办外国商人参加的展销会，民主德国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Robotron”的总部也坐落在此地，而且该公司产品大多按照西方产品模式生产。非常遗憾，普京在这方面的情报搜集最终是白费心血，这不能不让普京感到一点沮丧。

1987年普京由少校晋升为中校，此时他到民主德国才两年。后来普京描述过自己在民主德国的职位变动：“我是高级官员，接下来我的工作是处长助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后来我又晋升为高级助理，再也没有更高的职位，我上面是高级管理层，我们只有一个老板。后来，我被选为克格勃驻民主德国办事处党委委员。”

但这并不意味着普京在德国没有枯燥无聊的时刻。毕竟，关于驻联邦德国的美军基地情报并不容易收集得到。他和两名同事曾找了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几名外国留学生，花了数月时间去说服他们提供一些情报，结果却因资金缺乏，学生没有被说动。有时，普京和同事也只能剪贴报纸，继续为克格勃生产的官僚僵化情报“添砖加瓦”。这样毫无意义的工作，也曾占用过普京在民主德国的一段时光。

到民主德国不久后，柳德米拉生下了第二个女儿。普京一家人住在民主德国国家情报局安排的一栋公寓里，这里还住着另外五户苏联人，都是特工人员及家属。普京工作的大楼从这里出发只要走五分钟就能到，孩子们上的幼儿园也在同一个大院里。关于在民主德国的生活，柳德米拉的记忆更感性：“他们（民主德国人）每周都要清洗窗户。商品丰富——虽然赶不上联邦德国，但总比苏联强。有一个细节我很惊讶，是一件小事——清晨上班前，大约七点，民主德国各家的妻子来到后院，在两根柱子中间拉起一道绳，然后她们把洗好的衣物晾出来，一件一件，非常整齐，大家都是一个样子。民主德国安全部门的人工资比我们的高，当然我们想方设法节省开支，为的是攒钱买一辆汽车。真的，我们坐在皮箱上梦想回家。最初我们非常想家……”

生活方面，普京的记忆只有一件：“我们常去一个叫拉德堡的小镇，那里有民主德国最好的酿酒厂。我经常要一个3升的小桶，把酒倒进桶里，装上龙头，然后可以直接从桶里喝酒。所以我每周喝3.8升啤酒，我的体重因此增加了25磅，达到了165磅。”

普京当选总统后，俄罗斯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爱慕德尔”的啤酒小店，店主还记得普京，“他一次也没喝醉过”。俄罗斯旅游公司由此推出了德国的“普京之旅”，拉德堡小镇的这个小酒店，被命名为“普京角”。不过也就在这个“普京角”，当苏联的禁酒令颁布后，普京的同事亲眼看见普京将一桶啤酒倒进花坛，之后滴酒未沾。少年时代的朋友后来感叹：曾经无比冲动的普京，后来自制力竟然如此强大。

在普京出国的这段时间里，苏联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1989年10月7日，普京的37岁生日，民主德国在庆祝建国40周年，而联邦德国的柏林发生了骚乱。一个月后，柏林墙倒塌。柏林墙倒塌引发了连锁反应。1989年12月的一个夜晚，德累斯顿市民聚集在一起，愤怒的民主德国人捣毁了附近的民主德国安全部分局。有人说苏联的秘密警察办事处就在旁边，于是，愤怒的人群便涌到克格勃德累斯顿分局的门前。接下来的这段经历，是普京在民主德国最难忘的经历。

当天晚上正好克格勃德累斯顿分局的负责人不在，剩下的工作人员中普京不仅军衔最高，而且资历也最长。看到外边不断涌过来的民主德国人，普京先把平时负责防卫的苏联边防军小分队召集起来，让他们荷枪实弹，在窗口架上机枪，以防群众冲进来。双方处于对峙状态，局势在不断恶化，普京拨通了驻德累斯顿苏军的电话。司令员认真听普京描述了他们面临的形势，但却无法做出任何决定，他必须请示莫斯科。一会儿，普京再次打电话过去，被告知——“莫斯科保持沉默”。

大楼中保存有大量克格勃的机密档案文件，尤其是线人档案，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受到威胁的。根据苏联与民主德国两国政府的协议，保卫力量有权力对进入保密设施的人开枪，这可以作为入侵行为处理。但是，流血是最后的选择，不到最后关头，普京不愿意动用武力。

人们越来越愤怒，普京终于下定决心——走出去，问问他们想得到什么。与情绪激动的示威人群对话，这样做的风险极大，但普京此刻没有别的办法。就这样，普京带着两名苏军士兵走出了办公楼。

人群中有人问普京：“这栋楼是用来干什么的？”

普京回答：“这是合法的苏联军事设施。”

人群里有人高喊：“那你们在停车场的汽车为什么挂德国牌照？你们在这儿到底干什么？”言下之意相当明显——我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普京回答：“两国政府之间有协议，允许我们使用德国牌照。”

人群中又有人问：“你是谁？你的德语说得这么好。”

普京回答：“我是翻译。”

人群中有人表示难以置信：“翻译怎么可能讲这么流利的德语？”

普京渐渐清楚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诉求，只是因情绪激动而聚合在一起。普京走出大楼与他们对话，也缓解了他们愤怒的情绪。普京告诉他们——这栋大楼和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没有关系，同民主德国军队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苏联军事设施，享有治外法权。说完这些，普京走回了大楼，而他们的态度完全缓和了下来。

回到办公楼，普京再次集合了周围的保卫人员，说明目前的形势，并且与当地苏军再次联络，得到的回应与上次一样：“没有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现在莫斯科保持沉默。”

到深夜，人群慢慢散去。几个小时之后，当地苏军指挥员终于为普京派来了武装人员。但此时人群已经散尽，分局脱离了危机。苏军指挥员告诉普京，这是他个人的擅自行动，“莫斯科依然保持沉默”。

这件事给普京头脑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诚如指挥员的回话——“没有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现在莫斯科保持沉默。”

多年后，普京这样回忆：“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已经消失了。很清楚，苏联正在生病，而且得的是不治之症——权力瘫痪。”

柏林墙倒塌让民主德国共产党由此失去执政地位。紧接着，德累斯顿的民主德国安全部门负责人自杀，深知“光束行动”内情的当事人自杀，所有直接证据就此消失。这段历史沉入深幕，普京在行动中扮演的真正角色也永远成为一个谜。新的民主德国政府开始了对情报人员的清理。普京在民主德国的所有同事不但丢了工作，还被禁止从事执法、教育或在政府部门工作。1990年初，民主德国安全部门甚至对普京发出逮捕令。

即使没有民主德国安全部门的逮捕令，普京也不得不离开民主德国了。“如果民主德国反情报部门知道你在民主德国的一切活动，这就意味着他们也知道你在情报小组的一切事情，知道与你工作的每一个人，你的整个特工网络也就毁了。我们毁掉了一切——所有通讯记录、接触记录和特工网。我自己又烧毁了大量材料。我们最后把炉子都烧炸了。”

艰难而正确的选择——离开克格勃

普京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回到他的出生地列宁格勒，四口人还是回到了那个两居室的老房子里去。他们用在民主德国的所有积蓄购买了一辆伏尔加小汽车，还带回一台民主德国邻居送他们的旧洗衣机。这台洗衣机已经用了二十年，普京一家将其带回苏联后又用了五年。多年后想家的柳德米拉告诉媒体：“我们当时从电视里知道了一切关于苏联改革的情况。但回国后，我没发现任何变化——人们还在排长队，还要领配给卡和购物券，货架上还是空空的。”

从民主德国回到家乡，普京由现役转为预备役。他很幸运，进入了母校列宁格勒大学，出任校长外事助理一职。而且，他的身份依然是克格勃军官。普京过去在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的老师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当时已经声名鹊起——后来，也就是在这位老师的提议与推动下，列宁格勒恢复旧名圣彼得堡。作为全国著名的民主派人士，1990年，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在若干媒体当年与第二年进行的苏联全国年度人物的评选里，索布恰克总是排在叶利钦之后，列第二位。

普京过去在列宁格勒大学留校任教的同学邀请他去帮助索布恰克，普京稍有疑问：“我毕竟是克格勃官员，他不了解这点，可能会连累他。”

不过，普京还是去拜会了索布恰克。自我介绍后，索布恰克回答很迅速：“我去跟校长说，你周一就过来上班，我们立即签协议。”普京回应也很直接：“我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但有一个情况可能阻碍工作调动。我必须告诉你，我不仅是校长助理，我还是克格勃预备役军官。”听到普京的介绍，索布恰克有点意外，想了好一会，他说：“好吧，你从克格勃辞职算了！”

后来回忆这个场景，普京说自己没有想到会是这种反应，“他是教授，法学博士，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我没想到他这样坦诚”。

这是普京的微妙时刻，他必须告诉他的克格勃上级领导他打算换工作，“这话很难说出口”。同样幸运的是，普京去见了他的上级，得到的回答很爽快：“为什么要辞职，不必！去工作好了，没有问题。”

问题还是有的。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浪潮里，曾经的克格勃此时成了过去的集权统治的象征。因此，普京的克格勃身份给他带来了相当多的困扰。从列宁格勒大学到列宁格勒苏维埃，普京招来了许多非议。普京是克格勃特工这件事，后来闹到索布恰克那里，索布恰克必须正面回应这种指责。索布恰克的答案明确，而且很真诚：“他不是什么‘克格勃的人’，他是我的学生；他曾在国外从事情报工作，是在保卫国家利益。他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的。”不仅如此，索布恰克出差时，还特意拿出一些空白信纸，在下面签上名交给普京，由普京相机处理各种事宜。这是并不多见的信任，尤其对一位处于社会整体负面评价之下的克格勃成员。

但克格勃身份问题仍是普京的困扰。此时索布恰克已经成为列宁格勒市市长，而市长首席经济顾问丘拜斯等“改革俱乐部”的中坚人物都来自列宁格勒大学，索布恰克正是这群人的首领和保护人。普京已经调任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顾问，作为索布恰克身旁的人，掌握着处理商业机构问题的大权。如果不离开克格勃，将会给索布恰克的政治前途带来巨大伤害。“离开克格勃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很困难。尽管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没有为安全部门做任何事情，但我的整个生命仍然是与他们连在一起的。”普京后来很真诚地回忆这段岁月。而这个时候，还是苏联没有解体的1990年，谁也不知道未来苏联将会向何处去。普京也很坦诚：“索布恰克是著名的政治家，他把我的未来与他拴在一起也有风险，一切都可能瞬间瓦解。”

1991年6月，普京被任命为圣彼得堡市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两个月之后，震惊世界的“8·19”事件爆发，最终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在政变全过程中，索布恰克坚定地站在民主派叶利钦一边。但克格勃全力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是叶利钦的对立面。虽然已经有过“莫斯科保持沉默”的经历，但这场政变仍然震撼普京。“当时很痛苦。事实上，我的生活被撕成两部分。在那之前，我并不真正理解在俄罗斯发生的改革。我从民主德国回来后，能清楚地感到正在发生什么，但是在政变那些日子里，我加入克格勃时为之奋斗的所有理想、所有目标都破灭了。经历这一切的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我的全部生命曾经投入到安全工作，但我已经做了选择。”

普京必须再次做出选择：是支持索布恰克以及民主派，还是回到克格勃“捍卫苏联的完整”。最终，普京选择了索布恰克。他公开发表了退出克格勃的声明，并递交了辞职报告。多年之后，普京这样对媒体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我在索布恰克那里任职，这个职务虽不是关键性的，但却有权去解决相当多的涉及各类商业机构利益的问题。而我从来不允许自己按照有利于某些集团或公司的利益的方式去做，我觉得，我是在尽力为圣彼得堡和国家的利益工作。为了不损害索布恰克的名声，我不得不在工作的初期隐瞒了我的真实身份。这段时期顺顺当当过来了，因为我是从列宁格勒大学这个‘屋顶’下来到列宁格勒苏维埃的。索布恰克本人也来自这所大学，而且所有的人都清楚，他为自己挑选的都是这所大学的人。但是，当时就已经有人想对我进行讹诈，因为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我真实身份的传言。泄露情报的是那些当时已经被解职的克格勃人员。“有些人对我说，‘如果你做不到我们指定的事情，就还会有情报泄露出来。你瞧着办吧。’当时，我接近于做出决定的临界点——或者离开列宁格勒苏维埃，不受讹诈；或者留在那里，但是，必须彻底地开始新生活，这就意味着要告别克格勃。也就是说，我面临着两种相互对立的选择。考虑到当时安全机构本身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许多事情完全不明确（作为一个组织它是否会继续存在下去，如果继续存在的话，那又是什么样的形式），所以我开始倾向于离开克格勃，而就在这时政变开始了。“如果我不执行命令，就将违背誓言。如果我执行命令，就会违背道德责任，而这些责任是我来列宁格勒苏维埃工作时承担的，当然是自愿的。在这一时刻，我的出发点仅仅是道德的责任高于形式的责任。最终，这一点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我做出了离开安全机构的决定。“要知道我的辞职报告是在政变当天——1991年8月20日写成的，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面临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被利用，来解决某些国内的政治问题。我是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我有自己的神圣使命，而不是让人利用来进行国内政治斗争的。“那时，我十分现实地考虑了所有情况。比方说，克格勃列宁格勒局的领导会更换，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也就有可能被要求参与他们的特别行动。当我被置于道德和责任之间时，我索性先跨出了预防性的一步，做出了有利于道德的选择。但实际上我什么也未能改变，我也没有退出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了，我成了无党派人士。实质上，一切都崩溃了。“当政变开始时，我的感情是很复杂的。首先，我不能同意事态的发展。我认为，后来成为圣彼得堡地区和国家最主要人物的人们当时所公开讲述的一切是错误的，他们的纲领都是错误的。因为我研究过外交问题，毕竟在情报机构工作过，对我来说，当时十分清楚的是，我们在各个方向上的单方面裁军绝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结果。我们和不久前的地缘政治对手的关系必须保持适度，而在那个时期处理这种关系的人们并不知道适度。“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从前的制度已经死亡。它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我们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好事，那就应当置身于新生的体制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实事，以便消除现有的荒谬状态，并将这一进程纳入积极的轨道。“我记得，我是在离退休还有一年多的时候离开克格勃的。所以，我没有服役到退休，住房也没有。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能知道对抗会怎样结束，而我有妻子、孩子，正因为如此，做出决定才十分困难。坦率地讲，我当时甚至想过，如果政变以政变分子的胜利而结束，并且我也没有被关进牢房的话，那在今后该怎样养活全家？说句老实话，我甚至想过去开出租车，好在我还从民主德国开回一辆‘伏尔加’。因为我知道，如果政变分子胜利了，我就没有地方可工作了。我对这一点了解得十分清楚。我唯一要操心的事——孩子怎么办，怎么保证她们的未来……”

但事态的发展证明，普京的选择是正确的。自此以后，普京与克格勃脱离了关系。然而，无论是心理、气质，还是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思维模式，普京似乎永远无法摆脱克格勃的影响。在后来的回忆中，普京曾经多次提及克格勃教给他的著名法则：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卷入任何一场争斗，而一旦采取行动，就必须战斗到底；另一个是，如果你不想使用武器，就不要把枪掏出来，不要拿它来吓唬人，只有当你决定开枪的时候，才把它拿出来。

更重要的影响则是在理念与意识形态层面上。普京曾很认真地回答了一位意大利记者对此的提问：“在苏联对外情报机关中有一种特别的氛围，人们几乎一生都生活、居住在国外，他们能够看到苏联发生了什么，国外这里有怎样的意识形态模式，它们如何体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情报机关里被培养出了对国家的爱，这是全体情报人员必修的也是最主要的思想政治课程之一。我相信，它对我是积极的，其帮助的成分要比妨碍的成分多得多。”

无论如何，离开克格勃，对于普京个人而言，就像苏联解体之于俄罗斯一样，是人生轨迹中最大的变化。正如普京所言——“苏联共产党已不复存在。我拿出党证，然后放进抽屉。”

第二章 用铁腕在政坛初露头角

出任代总理——莫斯科权力圈的小赢家

普京在担任圣彼得堡市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期间，他结识了自己后来最亲密的搭档与私人朋友——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的一切似乎都与普京正好相反。他比普京小13岁，1965年出生于列宁格勒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时代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从不打架胡闹，言谈举止有教养，尊重老师，待人彬彬有礼。1987年在列宁格勒大学获得法律学位后，梅德韦杰夫又于199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研究生院，获得法学副博士（即硕士）学位。他以讲师身份留校任教，教授罗马法。此时圣彼得堡市对外联络委员会正需要法律顾问，于是梅德韦杰夫接受了这一兼职。在那里，他的直接上级正是同乡兼师兄普京。

普京多年后回忆：“当年我在给索布恰克市长担任副手时，身边非常需要用人。我向当年大学法律系的同事们求助，是他们向我推荐了季马（梅德韦杰夫的昵称）……我做副市长时，季马又担任了我的顾问，与我共事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后来他又回到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后来又是我邀请季马一同来莫斯科工作的，他似乎非常愿意在我领导的团队工作。至于他未来的发展，让我们走着瞧吧！”

身为圣彼得堡市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普京的本职工作是为圣彼得堡吸引外国投资者。但是在1991年到1992年，他的头等大事是解决圣彼得堡市的食品供应危机。当时俄罗斯正在经历苏联解体之初最艰难的时刻——计划体制已经崩溃，国家饥饿至极，货架空空的食品店门前，怒气冲天的顾客排起长队，俄罗斯甚至开始像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向西方乞求人道主义援助。莫斯科的一位西方记者曾经创造了“拥有火箭的上沃尔塔”（Upper Volta with rockets，上沃尔塔为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的旧称，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很贫穷，用在这里指拥有先进科技的俄罗斯却像西非国家那样贫困）的说法。普京每天忙于从西方进口并安排紧急食品供应，由于圣彼得堡当时没有购买进口食品的硬通货，他便被赋予了安排易货贸易的权力——提供俄罗斯的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用以交换进口的食品。这让普京积累了更多主管经济工作的经验。此时的俄罗斯衰败不堪，普京比任何人更清楚这一点。当他九年后执掌最高权力的时候，他发誓——永远不要让此类情形再次发生。

1994年，索布恰克提名普京出任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由于索布恰克是一名法学家，不擅长经济，所以他将大部分的城市日常管理工作和经济工作都交由普京负责。

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时，普京有过几次重要的外事活动。他曾率圣彼得堡市代表团访问中国，这让他对中国留下了最初的美好印象。他还以副市长身份接待过来访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追问之下，普京不得不告诉基辛格，自己曾是克格勃情报人员，在民主德国工作过。似乎当时普京不太好意思提及这段经历，但他却得到了基辛格一个意外的反应：“体面的人都是搞情报起家的，我也是。”基辛格告诉普京：“你知道，由于当时我在苏联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我至今还在受人非难。我相信，苏联不应该这么快地放弃东欧。我们正在改变世界均衡，速度过快，我认为这可能导致我们不想看到的后果……开诚布公地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这么做。”

后来普京告诉记者：“我从未想过我可能从亨利·基辛格——传统意义上的苏联的对手——那里听到这样的话，对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及苏联崩溃的叹息。”这从某种意义上又一次坚定了普京的信念——我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与从前的苏联一样强大。

此时的普京将自己的政治前途完全与索布恰克捆绑在一起。索布恰克的圣彼得堡市长任期在1996年6月结束，但选举被提前到了5月19日。对索布恰克本人来说，竞选对手都密集地使用了“肮脏的竞选手段”。圣彼得堡充斥着索布恰克财产不计其数的谣传，说那都是盘剥市民得来的不义之财。传言索布恰克在奥地利银行中存有六七百万美元，在法国海边和西班牙分别购买了一处别墅和一栋楼。索布恰克也对指控、中伤者提起了几起诉讼，但却激起了丑闻性的骚动。灌进索布恰克头脑中的负面消息、虚假报道和直接中伤在增加，范围在扩大。

许多俄罗斯人都还记得选举前夜的那场电视直播辩论会。这是一场诚实的竞赛，不仅可以看出每个人的口才，而且还可以显现专长。就是在这里也有大出人们意料的事情发生：索布恰克居然在所有的辩论论题上都输了。在电视直播间里，他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不知所措和力不从心。索布恰克最终输掉了这次选举，比竞选对手雅科夫列夫总共少2%的选票。

对索布恰克，普京表现出了他的忠诚——他要求市长办公室所有人员签署一项声明：如果索布恰克竞选失败，我们集体辞职。结果，竞选失败，索布恰克失业了，普京也失业了。

失意的普京邀请他的秘书一家去到他新建成的别墅做客，女人们在厨房里忙着，两个男人进了桑拿浴室。普京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差点要了他的命。他回忆：“一股烟，接着火焰蹿出来了。桑拿室起火了。孩子们都被救了出来，大人也跑出来了。我忽然想起我们房间里有个皮包，里面有现金，我们所有的积蓄。这些钱没有了我们可怎么办？我又转身回去找皮包，用手四处摸索。我没有继续寻找，我跑上阳台，火焰正向上蹿，我爬过围栏，抓起床单，开始往下爬。我从桑拿房里出来时，身上没穿衣服。我只好把床单裹在身上。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房子着火，一个裸体男人裹着一条床单，从阳台上往下爬，一阵风把床单吹起来，像船帆似的。小山那边站了一群人，他们正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们的两辆车停在别墅边上，汽车很快就烤热了，但是车钥匙还在房子里，车门是锁着的。”

裹着床单、裸身逃出火海的普京，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象征。在圣彼得堡的一切，工作、积蓄，还有别墅，都没有了。在火灾遗址上，普京只找到了他受洗时的十字架。直到这时，普京才重新想起了母亲坚定的东正教信仰。这一事件使得普京成为一名东正教徒。后来有一次他访问以色列，临行前母亲给了他一个十字架并嘱咐他戴上。普京回忆说：“我遵照她说的做了，将十字架戴在了脖子上。从那以后，我再没摘掉过它。”

两个月后，普京决定去莫斯科寻找新的机会，而索布恰克则退出政坛。可以说，索布恰克是最早注意到普京并将他带上政坛的俄罗斯政治家。普京与索布恰克两人一起工作了六个年头，这段时间成为普京政治事业的起点。正因如此，索布恰克也是后来被普京称为“老师”的唯一一位俄罗斯政治家。2000年，索布恰克因心脏病发作猝然去世。得知索布恰克的死讯后，已成为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普京从克里姆林宫发给索布恰克妻子和女儿一封情感真挚的吊唁电报。普京在电报中写道：“因他的离去我们无法平静。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是我的亲人和老师。他不仅启蒙了我，而且将永远是我做一个品行端正和信念坚定者的榜样！”

普京在莫斯科寻找工作机会绝非一帆风顺。这时是1996年6月，叶利钦刚刚连任俄罗斯总统，到处都在进行权力洗牌。普京先后找到同属“列宁格勒帮”的亚格罗夫、丘拜斯等政坛前辈帮忙，都没能谋到理想的职位。一个偶然的机会，曾任列宁格勒苏维埃副主席的鲍尔萨科夫被总统叶利钦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普京出于祝贺的目的前去拜访。在鲍尔萨科夫的直接帮助下，普京获得了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的职务，负责法律处和管理俄罗斯境外财产。1996年8月，普京终于进入莫斯科老广场政府办公楼，开始了他在莫斯科政坛的全新历程。

五个月后，普京由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升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兼监察局局长，之后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1998年7月，普京出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就在这时，普京成为了叶利钦的心腹。

叶利钦学建筑出身，从一名工人一步步干到了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他性格随意，特立独行。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则稳定沉着，行事慎重。他们俩本不是一路人，是叶利钦慧眼识珠选中了普京，是时代的命运将他们俩联系到了一起，使他们成了忘年之交。

多年后，叶利钦回忆了他认识普京的经过。他说：“我到下诺夫戈罗德去，当时普京任圣彼得堡副市长。我和他谈了许久，随后我又到工厂、库房转了转，同那里的人们交谈。我发现人们对他的态度都很好。”叶利钦说，他一眼就看出普京精力充沛、智慧果敢。“此人应当升任新的职位，尽管他到我那个位置还有几步路要走。与我不同的是，他没经历过那些‘梯级’——经济工作、政治事务，地区的、联邦的……”

等普京进入莫斯科的权力圈后，叶利钦对他有了更多认识：“与其他助理不同，普京尽量避免同我‘交往’，不愿意陈述自己的构想，发表自己对世界和俄罗斯的看法；他仿佛故意剔除了我们联系中所有的私人因素。正因如此，我很想和他谈谈！他的敏锐反应令我惊讶。我的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有时会让人措手不及，让人红着脸、痛苦不堪地去寻找答案。普京却能自然而平静地回答，以至于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对于我来讲，还是年轻人的普京已经做好准备去迎接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一切，而且，对于任何挑战他都能应付自如。一开始这甚至让我有些警惕，可后来我明白了——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性格。”

1999年3月，普京在联邦安全局局长的位子上只干了十个月，就被叶利钦提升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是总统下属机构，1992年根据俄罗斯宪法、安全法和总统命令建立，其职能是审议重要的国家和社会安全建设，制定统一的国家安全政策。联邦安全委员会下设若干跨部门委员会，包括对外政策、跨地区、国际安全、边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等委员会。这是一个超级的权力机构，职权远比内阁大，因为它包括了上下两院的议长，其制定的政策都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由总统任命并且直属于总统，在联邦安全委员会及相关的活动中拥有广泛的权力。这个职务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总理。总理只管政府，联邦安全委员会决策的范围却超过政府。它的职权在主要大国的同类机构中是最大的。普京担任这个要职，说明他已经进入了权力核心，成为参与决策的大员，而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1998年下半年至1999年上半年，俄罗斯政坛再度陷入危机。叶利钦连续四度更换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普里马科夫、斯捷帕申，四位总理来了又去，始终不能稳定俄罗斯政局。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我常常痛苦地思索这样的问题：谁将会支持我？谁会真正地站在我的身后？突然我醒悟过来了——这个人就是普京。”

于是，1999年8月9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任命普京为俄罗斯联邦政府代总理。

当时普京默默无闻，俄罗斯公众几乎没有人知道普京是谁。俄罗斯绝大多数媒体，无论是站在叶利钦一边的，还是反对他的，对叶利钦选择普京的共同判断是：叶利钦疯了！有政治评论家说：“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认为，选择普京担任代总理的决定，是老年叶利钦做出的最怪诞的政治决断之一。”

对普京而言，接受代总理职务同样艰难。因为当时俄罗斯联邦正面临着自前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问题——车臣问题——的再度困扰。

车臣之血——困扰俄罗斯的难题

车臣位于俄罗斯南部北高加索地区，南与格鲁吉亚为邻，北接俄罗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西与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毗连，东靠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面积1.7万平方公里。有关车臣的最早记载是，在7世纪初以前，“车臣”这一称呼最早源自阿尔贡河边的“大车臣”这一村庄的名称，以后逐渐成为车臣民族的名称。

车臣人自称“纳赫乔人”，即“平民百姓”的意思。车臣人是高加索东北部的土著居民与外来的阿兰人和突厥人长期混血形成的古代民族的后裔。中世纪时，车臣人分布于黑海东北部，13世纪后蒙古人入侵，他们才移居到捷列克河及其支流松日河、阿尔贡河流域。7~8世纪，随着阿拉伯人的远征，伊斯兰教传入高加索。直到13世纪蒙古人入侵，伊斯兰教才在达吉斯坦民族中巩固下来。16世纪，伊斯兰教从达吉斯坦传入车臣，成为车臣人虔诚信奉的宗教。

长久以来，车臣人一直没有本民族的文字，19世纪初才以俄文字母为基础创立了本民族文字。尽管车臣民族的文字和近现代发展历程与俄罗斯密切相关，但车臣人始终拒绝皈依俄罗斯人信奉的东正教，一直是坚定的穆斯林，具体来说其伊斯兰教信仰属于逊尼派中的穆里德派。从13世纪到17世纪，车臣这片土地先后遭到蒙古、中亚的帖木儿帝国、邻近的卡巴尔达、库尔梅克汗，以及波斯、土耳其的侵略。屡遭侵略和长期反抗外来统治的历史，使车臣人形成了桀骜不驯的民族性格，车臣人的尚武、好斗、善战远近闻名。

18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开始向高加索地区扩张。车臣是通往里海与黑海的要冲，被沙俄视为控制高加索地区的战略要地。沙俄经过多年血腥战争，终于从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夺得了车臣。车臣人不断掀起声势浩大的反俄暴动，都遭到沙皇军队的残酷镇压。曾指挥军队镇压车臣反抗的俄罗斯帝国名将叶尔莫洛夫这样说道：“跟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可以讨价还价，对格鲁吉亚人或阿塞拜疆人可以给他们颜色看看，但对车臣人，只能斩立决勿留后患。”

19世纪中期，俄罗斯帝国发动了高加索战争，以求彻底征服高加索地区。从1834年到1859年，车臣人跟沙俄军队打了25年的游击战。最终，车臣于1859年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到19世纪70年代，沙俄与奥斯曼土耳其为争夺巴尔干再次开战，车臣人也闻风而动举行起义，但又一次遭到镇压。

为消灭和赶走包括车臣人在内的高加索山民，迫使其余居民放下武器，完全兼并北高加索，沙俄政府一方面大量驱逐当地土著居民，一方面无休止地向该地区移民，使车臣和北高加索其他各民族很快成为少数民族，俄罗斯人则成为当地主体民族，车臣人与俄罗斯人因此结下深仇大恨。

1893年，车臣打出了第一口油井，从而为车臣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车臣开采的石油已经占到俄罗斯全国石油开采总量的18%。时至今日，车臣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石油产区之一。石油是工业时代的命脉，经济利益与民族冲突叠加，这让车臣问题更趋于复杂。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北高加索各族对苏维埃政权持排斥态度，几乎全部卷入反苏维埃叛乱，针对苏维埃政权的匪患在车臣地区蔓延开来。车臣民族主义领袖戈钦斯基领导的车臣和达吉斯坦反叛影响相当大，其武装组织甚至一度达到1万多人。远在莫斯科的苏俄中央政权为此焦头烂额。当时负责处理北高加索事务的伏罗希洛夫曾经向中央进言，要“借助车臣盗匪本身来消除车臣的匪祸”。赫鲁晓夫晚年回忆当时车臣的形势时，仍咬牙切齿地说：“北高加索遍地是土匪。”

1922年11月底车臣成立民族自治州。为体现苏俄中央政权对此事的重视，1923年1月，中央派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布琼尼等大员亲临自治州成立大会。经验丰富的伏罗希洛夫对车臣的前景非常忧虑。他向中央报告说：“在车臣，毛拉是唯一文明的力量，享有无限的影响力”，“居民们生活在原始愚昧和对神的畏惧之中”。

1925年，车臣问题再次凸显，北高加索苏维埃政权做出了“车臣政治局势更趋尖锐”的判断。为稳定局势，经斯大林批准，苏联红军集结重兵，于当年8、9月间在车臣境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叛行动。在这次行动中，车臣所有能拿起武器的人都进入山区与红军战斗，许多车臣族干部被指控“暗地支持和帮助叛乱分子与红军作战”，因而遭到肃反部门的镇压。

从表面看，红军1925年在车臣平叛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戈钦斯基被红军俘获，后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温什利希特向中央提出警告说：“如果不在军事行动之后，随即广泛开展实现苏维埃化、改善经济状况和提高文化水平方面的工作，军事压力取得的积极成果也会付诸东流。”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温什利希特所说的“后续工作”，竟然会是席卷全俄的农业集体化运动。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把农业生产纳入国家集中计划管理的轨道，在全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建立集体农庄，划分“富农”。在苏联，一般的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马的，而车臣族由于从事游牧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匹。这样，由俄罗斯族工人组成的农业集体化工作队，往往把有马的车臣人划为“富农”，不但要没收其收财产，还要消灭其肉体。这种近乎荒谬的划分方法激起了车臣人的普遍反抗。据统计，从1929到1935年，仅在车臣就爆发了286次反抗建立集体农庄的事件。苏联红军在车臣不止一次地采取围剿行动，直到1936年局势才安定下来。但车臣—印古什地区一直有小股匪帮在活动，直到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

1934年，车臣自治州与相邻的印古什自治州合并，面积2万平方公里。1936年，车臣—印古什自治州升格为自治共和国，车臣的民族自治地位进一步提高。但车臣人并没有对此“感恩戴德”，车臣与苏联的隔阂和矛盾仍时隐时现。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德军很快占领北高加索地区。占领期间，德军充分利用车臣的民族情绪，许诺给予其充分的自治权利，得到了不少车臣部族的支持。许多民族情绪强烈的车臣和印古什人将德军视为民族解放者，他们成立“高加索兄弟特别党”，与德国占领者进行合作，希望借德军力量把俄罗斯人赶走，恢复民族独立。

1944年初，苏联红军收复北高加索地区。部分车臣人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的表现，令苏共高层，尤其是斯大林本人非常恼怒。1944年2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根据国防委员会第5073号命令，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指挥10万内务部队包围了车臣所有村庄，在2月23、24日两天之内，将38.7万车臣人和9.1万印古什人押上闷罐火车，全部迁往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远东的西伯利亚地区。苏联当局规定，每户车臣人只允许带20公斤重的行李。押车的苏军士兵得到命令，车臣人离开铁轨5米之外，即可将其射杀。在迁徙过程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车臣人死亡。被迁移者中既有各种荣誉勋章获得者、集体农庄先进生产者，也有卫国战争参加者、残废军人。在这次“强迁”行动中，有成千上万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逃跑，有人甚至准备回北高加索山区开展反苏游击战。据统计，这期间共有3745人因参与反苏活动而被捕，另有3078人因反叛而被镇压。同时，斯大林签署命令：撤销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建制。

在流放地，车臣人居住在与当地居民隔离的所谓“特居地”内，每月要到内务部门登记，出远门要请示汇报，不允许开办用车臣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不仅车臣人名义上的民族自治被取消，而且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上述种种践踏人权和民族权利的行为，严重地伤害了车臣人的民族感情，给车臣人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也引发了更强烈的不满情绪。车臣独立运动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如杜达耶夫在出生后几个星期就随家族流放，而马斯哈多夫则是在流放地出生的。可以想象，整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会在他们的心灵留下何种不可磨灭的印象。

1953年斯大林病逝后，对车臣人的迫害有所松动。1957年1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为车臣—印古什民族恢复名誉，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并允许车臣人返回故乡。被流放到哈萨克荒原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陆续返回故里。为了给予车臣人补偿，苏联当局把捷列克河以北的非车臣人聚居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

政策得到落实，车臣人大批返回北高加索，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得以恢复。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车臣人民度过了最为安定的三十年。苏联中央政府给予了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大量经济援助和补贴，首府格罗兹尼逐渐发展为一个石油工业城市。在整个苏联境内所有民族中，车臣人的出生率是最高的，车臣人口迅速增长。

不过，在“平静的70年代”，车臣还是显示出了它的与众不同：这个共和国的犯罪率奇高，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特别多。1973年1月，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发生了群体性事件。事后的2月13日，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在提交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1958-1972年间，因各种犯罪行为而被内务部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有115455人，也就是每6个城市居民中就有1个人……还有大量没有劳动就业的居民（约3万人）以及逃避兵役人员。顺便说一句，在格罗兹尼群众性闹事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中，无业人员几乎占了一半。”可以想象一下，从1958年到1972年这最为平静的十四年间，车臣人因各种犯罪活动被迫追究刑事责任的达11.5万，平均每6个城市人口中就有1人（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因刑事犯罪而受到惩处，十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当时格罗兹尼大约有30万人口）在政府保证充分就业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下无所事事，其比例大大高于其他民族。

那时，苏联从不披露民族关系内幕，使外部世界对车臣问题一无所知，直到多年后安德罗波夫的报告向外界披露，俄罗斯人才惊奇地发现——尽管苏联当局进行了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但车臣人对伊斯兰教笃信不疑。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内，穆里德教派共有300余个，宗教活动者多达1.2万人，而且不乏苏共党员、预备役军官、工厂经理、作家等。安德罗波夫当时建议，鉴于车臣—印古什形势持续紧张，存在着经常不断的挑衅行为，应在那里驻扎安全部队和正规军队，加强安全机构。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成为改变历史的人物，他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却没有认识到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还认为苏联不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1990年11月23-26日，在格罗兹尼组建了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一番激烈争斗，苏联空军退役少将佐哈尔·杜达耶夫担任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机构的决议里有如下内容：除车臣族人外，限制向共和国移民，不任命非本民族人士担任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和检察院领导职务。

1991年6月8日，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宣布建立“独立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1991年10月27日，杜达耶夫领导的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在其自行划定的区域内进行了总统和议会的“选举”，杜达耶夫当选为车臣“总统”。杜达耶夫原名贾哈尔·杜季·穆西，生于1944年，出生后仅数周即随家族被强行迁往哈萨克斯坦，1957年才回到故乡。他成年后参加苏联红军，担任过苏联空军飞行员，毕业于坦波夫远程航空兵高级军事航空学院和加加林空军学院，36岁时被授予少将军衔，担任某战略轰炸机师师长，先后12次获得苏联政府和苏军的授勋，1987年担任爱沙尼亚驻军司令。杜达耶夫是车臣历史上第一个在俄罗斯军队中担任将军的人。1989年，由于对当地独立运动的同情，杜达耶夫命令驻爱沙尼亚苏军保持中立，缓和了苏联军方的态度，爱沙尼亚人对他感激万分。1991年，他被迫以“健康原因”退役，离开军队返回车臣。杜达耶夫只是个职业军人，并不是政治家。他“当选”车臣“总统”后所发布的第一个总统令，就是在1991年11月1日宣布车臣为主权独立国家。

此时，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各共和国对苏军遗产的瓜分风起云涌，而苏军最高指挥层也默许甚至鼓励了这种瓜分。在短短的时间里，杜达耶夫获得了大量武器装备，并组织了一支人数多达6万、武器精良的“国民军”。

从车臣宣布独立起，俄罗斯联邦就一直在幻想与车臣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1992-1994年，俄罗斯向车臣派出了二十多个代表团，几乎每个月一个，但是谈判毫无结果。杜达耶夫以车臣的独裁者自居，在一些场合都把俄罗斯联邦称作“外国”，派出的谈判代表都是车臣“外交部”的官员，谈判的大门就这样被堵死。1994年3月24日，关于车臣地位的谈判最终破裂。

此后，莫斯科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主张车臣留在联邦内的车臣反对派武装，并给予支持。但反对派武装与杜达耶夫的“国民军”相比实力悬殊，虽一度攻入首府格罗兹尼，却很快被杜达耶夫武装全歼。叶利钦和俄罗斯联邦政府面临最后的抉择——如何维护俄罗斯的主权完整？

1994年11月29日，叶利钦总统发布命令，要求杜达耶夫与反对派四十八小时内停止战斗，否则俄罗斯联邦政府将采取断然措施。杜达耶夫冷言拒绝了叶利钦的最后通牒。12月11日，叶利钦签署《解除非法武装和在车臣境内恢复宪法法律制度》的命令，同一天早晨7点，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和内务部队3万余人从西部、西北和东部三个方向朝格罗兹尼开进。第一次车臣战争由此爆发。

第一次车臣战争恐怕是叶利钦在任期间俄罗斯最惨痛的回忆之一。且不说这场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俄罗斯军队和俄罗斯政治家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也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全世界都明白了从前那个超级大国已经沦落到了何等程度，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第一次车臣战争令俄罗斯军队颜面尽失。尽管俄军最终从军事上占领了车臣全境，但损失之大令人咂舌，表现出的种种问题更足以让俄军羞愧难当。第一次车臣战争是叶利钦和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主导下的战争，这次战争一开始在俄罗斯国内并不受欢迎。俄罗斯国内反战声浪不断，除了11名将军联名上书反对出兵、2名国防部副部长因反战被解职之外，很多俄罗斯军官一开始就认为这场战争是政府的“非正义的政治冒进”，俄军中相继有540名军官以退休表示对车臣战争的抗议。而随后的停火谈判又阻止了俄罗斯军队的进一步努力，这令俄罗斯军人极度愤慨，认为自己被叶利钦当局出卖了。叶利钦的表现更差。车臣作战只有速战速决，才可能尽快稳定局势，而叶利钦从一开始就偏离了这一原则。战争中，俄军行动迟缓，打打停停，一直试图以压求和，结果导致第一次车臣战争在取得军事上的总体优势之后，还是以政治解决了局。

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俄军总共动用兵力达到5.8万人，涉及四大军种、五个军区和三个舰队。动用了如此规模的兵力，事先却没有相应的作战预案和行动计划。俄罗斯国防部长、内务部长、边防军司令同时给所属部队提要求、做指示，严重干扰了战场指挥官的指挥，增大了各部队间的协调难度。当时俄军强攻格罗兹尼，预定由4个军队集群从北、西、东三个方向协同进攻。但东线集群进攻受阻后，竟擅自撤回到出发地，预定实施空降的部队按兵不动，内务部队也没有完成预定的协同任务就停止了攻击，结果按时进抵预定地域的北线集群131摩托化步兵旅和西线集群81摩托化步兵团成了孤军，损失极为惨重。

由于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濒临崩溃，俄罗斯的军费紧缩全世界有目共睹。车臣危机持续三年之久，俄军的战前准备却严重不足。参战部队战前准备不足三天，60%的参战部队是在开进途中临时编组的，计划中的装甲车辆五分之一没能按时到位，物资短缺，保障不力。军费紧张的部队极度缺乏训练，有些新兵连枪都不会用。

物资短缺的另一个原因，是动荡时期的俄罗斯军队里令人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许多后勤保障物资甚至装甲车辆被后勤军官私下倒卖，根本没有被送到车臣前线。前线俄军官兵大都面临欠饷，少的数月，多的已经一年没有领到军饷。后勤物资被盗卖，车臣前线俄军官兵有时连最基本的焖肉罐头和大麦粥都吃不到。更有甚者，在格罗兹尼惨烈的巷战中，像防弹背心、止血带和止痛药这些东西都缺乏。俄军空降部队在投入战斗之后，一周之内得不到任何补给，47人向车臣非法武装投降，内务部特种部队60人中途开小差。在苏联时代，空降兵、内务部特种部队都是军中之精锐，他们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部队。

车臣前线的俄军还遭遇了临阵换将的兵家大忌。战争伊始，前线总指挥、第一代理司令拉罗茂夫上将主动提出辞呈，因为妇女儿童还没有撤出攻击地区，所以他不能开战。俄军第76空降师师长巴彼切夫少将在大量民众围堵的情况下命令部队停止了前进，从而被解职。距离格罗兹尼只有35公里的第19摩托化步兵师也不愿意继续前进，因为车臣大量平民希望他们不要开火，师长因而遭到撤换。整个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先后有5名俄军前线将领因各种原因遭到撤换，俄军因此军心浮动，后果难以估计。

对俄罗斯军队最致命的伤害是宣传战。杜达耶夫反复宣传车臣民族抗击俄军的正义性，将其上升到捍卫车臣民族独立和民族基本价值的高度，更提出了“圣战”的口号，获得了车臣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民主”的俄罗斯联邦政府没有管束住各路记者，使得俄罗斯境内外各色媒体，不论报纸杂志还是电视台记者都在车臣战场上自由采访，结果曝出来的各种反俄宣传让莫斯科毫无招架之力。雪上加霜的是，车臣反政府武装新闻官极度欢迎各路媒体，经常在后方招待各方记者。当俄罗斯公众在报纸电视上看到前线的情况时，叶利钦政府的支持率与俄军伤亡率成反比。父母害怕孩子被打死，一些士兵的母亲甚至组织起来去车臣要回自己的儿子。各色反俄宣传弄得俄军形象奇丑无比。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统计，截至1996年8月30日，在这场车臣战争中，俄军阵亡2837人，伤13270人，失踪337人，被俘432人。俄军损失飞机5架、直升机8架、装甲车辆超过500辆，直接经济损失约50亿美元，车臣武装分子则死亡1.5万人以上。不过，有西方媒体估计俄军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

不过俄军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也有精彩的表现。1996年4月21日晚，车臣“总统”杜达耶夫在格罗兹尼市西南约30公里以外的旷野使用卫星电话，与在俄罗斯和车臣之间斡旋的使者通话，立即被俄罗斯特别行动小组侦破，并迅速锁定了杜达耶夫的位置，通过卫星定位，然后将准确无误的数据传给二十四小时枕戈待旦的空军。俄军战斗机即刻向目标发射自动定位的空对地导弹，杜达耶夫顿时化为灰烬，前后不过几分钟。杜达耶夫死后，叶利钦一度欣喜若狂。

杜达耶夫死后，叶利钦委派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列别德与车臣新领导人谈判。最终，俄罗斯联邦政府同车臣签署《哈萨维尤尔特协议》，这项协议给了车臣高度的自治权利，宣布双方无条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以此作为谈判和政治解决车臣问题的基础，车臣地位问题推迟五年，于2001年底以前予以解决。1996年12月19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原定常驻车臣的俄罗斯陆军101旅和205旅全部撤出车臣。第一次车臣战争宣告结束。

达吉斯坦烽烟——普京的第一个军事胜利

1997年1月27日，车臣共和国举行总统大选，签署《哈萨维尤尔特协议》的车臣谈判代表阿斯兰·阿利耶维奇·马斯哈多夫击败对手沙米尔·巴萨耶夫，当选为新的车臣总统。

马斯哈多夫在哈萨克斯坦出生，在车臣人被放逐的年代长大。1957年，他随父母返回车臣。1969年，马斯哈多夫参加苏联军队，1972年从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高级炮兵学校毕业，进入远东军区服役。二十年间，马斯哈多夫先后在驻远东、匈牙利和立陶宛等地的苏军部队任职，军衔逐渐升为上校，成为某炮兵师参谋长。1991年，马斯哈多夫在其驻扎地立陶宛抗命，反对武力镇压立陶宛独立运动。1992年，经费紧张的俄罗斯军队大幅缩编，马斯哈多夫退役回到家乡。这时，他已经获得了两枚“为祖国服务”勋章，并终身享有上校军衔。在车臣，他是地位仅次于杜达耶夫的前苏军高级军官。杜达耶夫宣布车臣独立后，马斯哈多夫参加了车臣反政府武装，担任车臣“国民军”总参谋长。马斯哈多夫与杜达耶夫一道组建起“国民军”，他本人则更擅长用兵，为抗击俄罗斯军队的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1996年4月，杜达耶夫被俄军“定点清除”，马斯哈多夫成为车臣非法武装最高领导人。1996年7月，马斯哈多夫不顾巴萨耶夫等其他车臣非法武装头目的反对，开始与俄罗斯联邦政府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显得较为温和务实，被视为车臣非法武装领导人中温和派的代表。8月底，马斯哈多夫以车臣全权代表的身份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全权代表列别德签署《哈萨维尤尔特协议》，结束了车臣战争。

叶利钦对马斯哈多夫寄予很大希望。马斯哈多夫当选后，叶利钦亲自致函祝贺，并委派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雷布金出席马斯哈多夫的就职仪式。俄方对马斯哈多夫当选车臣总统表示满意，重申了和平解决危机的方针。但马斯哈多夫坚持认为，车臣是独立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国际法准则基础上。

1997年5月12日，马斯哈多夫率代表团回访莫斯科，与叶利钦会晤。双方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和平与相互关系原则条约》，马斯哈多夫还与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签署了经济和财政协定。按照上述协议，俄罗斯联邦政府开始实施车臣恢复正常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其提供资金，发放退休金和工资，恢复国民经济建设项目，重新开通铁路、公路和民航，赋予车臣经济开发特区地位，实行优惠政策。而石油开采、加工和供应过程及全部收入由车臣政府自行掌握。

协议签订，俄罗斯舆论大哗：这就是经过两年战争后收回来的车臣？

事情已经十分明显，俄罗斯联邦政府希望通过马斯哈多夫政权实现民族和解、避免国家分裂的计划再度流产。不过，马斯哈多夫的车臣独立道路总算是稳健而缓慢的，但这已经足以为他招致其他车臣反政府武装领袖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其中最激烈的反对者便是他的总统竞选对手，布琼诺夫斯克人质事件的制造者——沙米尔·巴萨耶夫。

巴萨耶夫1965年出生在车臣南部的维捷诺山区，1982年中学毕业后应征入伍，在莫斯科的苏军空军总司令部担任两年消防员。退役后考入莫斯科土地规划学院，就读土地管理专业。据说他在校期间足球踢得不错，二年级时因成绩太差遭校方开除。当时正值戈尔巴乔夫的市场化改革初期，离开学校的巴萨耶夫在莫斯科开了一家中介公司，很快他就在这方面表现出过人的才能，成为在莫斯科的车臣人中的大亨。但他对政治的兴趣远大于商业，1991年杜达耶夫宣布车臣独立给了他梦寐以求的机会。1991年11月，巴萨耶夫第一次实施恐怖活动，挟持一架从俄罗斯飞往土耳其的图-154型客机，向俄罗斯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放弃对杜达耶夫的干预。此事令杜达耶夫对他大为赏识，任命他为车臣共和国总统卫队指挥官。

1992年格鲁吉亚内战爆发，阿布哈兹以武力谋求从格鲁吉亚独立。8月，巴萨耶夫率领第一批车臣志愿者进入阿布哈兹。由于骁勇善战，几个月后他成为“阿布哈兹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负责组织、协调和直接指挥来自14个国家的上万名“志愿者”。后来借助杜达耶夫的支持，他甚至当上了“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军队总司令”。阿布哈兹的经历，让巴萨耶夫获得了山地游击战的丰富经验。1994年2月，巴萨耶夫从阿布哈兹返回车臣，旋即前往阿富汗，在阿富汗圣战武装的训练营里受训，系统学习游击战。

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后，巴萨耶夫回到车臣，指挥车臣“国民军”侦察部队。他率领侦察部队避开正面战场，潜入俄军后方，袭击俄军指挥机构和后勤补给线，给俄军制造了很大麻烦。1995年6月14日，就在俄军攻下车臣非法武装最后据点沙托伊的当天，巴萨耶夫率一支100余人的敢死队潜入俄罗斯联邦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布杰诺夫斯克市，在这个仅有5万人口的小城中劫持了1400多名人质，将他们集中到当地医院看管，人质中包括500多名医院的病人。巴萨耶夫的敢死队数次击退俄罗斯特种部队的进攻，迫使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直接与巴萨耶夫通话，接受巴萨耶夫的谈判条件——停止在车臣的一切军事行动。最终，布杰诺夫斯克人质事件持续六天，126名人质死亡，200多名人质受伤，布杰诺夫斯克直接经济损失达1710亿卢布，而巴萨耶夫竟然率敢死队成功撤入达吉斯坦山区，全身而退。

在出发劫持人质前，巴萨耶夫就已经与部下们一起，按照车臣当地习俗为自己举办了葬礼。在车臣战争中，巴萨耶夫有11名亲人被俄罗斯军队打死，他发誓要向俄军复仇。俄罗斯媒体称他为“复仇狂”“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车臣经验最丰富、最残酷无情的战地指挥官”。不过什么称呼都比不上他本人最喜欢的绰号——“高加索狼”。

巴萨耶夫是车臣人心目中的“英雄”，在1997年1月27日的车臣大选中，他虽败给马斯哈多夫，却得到了近10万张选票，得票率高达23.5%。在车臣独立的路线图上，巴萨耶夫与马斯哈多夫存在根本分歧。他与其他一些车臣非法武装头目一起组成了马斯哈多夫的反对派，掌握了车臣至少三分之二的武装力量。巴萨耶夫要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车臣的完全独立，即便手段是恐怖主义也在所不惜。

就这样，巴萨耶夫在车臣境内制造了一系列绑架俄罗斯联邦政府官员的恐怖活动，就连出面斡旋的马斯哈多夫本人都两次险遭暗杀。马斯哈多夫终于明白自己无法控制车臣局势，公开向巴萨耶夫屈服。不过这时巴萨耶夫的眼光已更为长远。车臣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胃口，他将目光投向了车臣的邻邦——达吉斯坦共和国。“达吉斯坦”即突厥语中“山川之国”的意思。达吉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最南部，东邻里海，北邻卡尔梅克共和国，西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车臣共和国，西南毗邻格鲁吉亚，南部与阿塞拜疆接壤。达吉斯坦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属北高加索联邦区。这里是可萨汗国发源地，也是俄国最早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这里直到今天还有阿拉伯人后裔。达吉斯坦共和国面积5.03万平方公里，人口200多万，有33个民族，均为与车臣人亲缘关系极近的高加索人种，而其中极端的瓦哈比派势力更是在达吉斯坦存在多年。该共和国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当时该共和国大多数人都同车臣分裂分子站在一边。战后车臣事实上的独立给了达吉斯坦极端势力莫大的鼓舞，他们开始效仿巴萨耶夫的做法。1996年11月，达吉斯坦卡斯皮斯克市俄罗斯边防警察居住的一座楼房发生爆炸，造成68人死亡，这成为达吉斯坦恐怖活动爆发的开端。巴萨耶夫从中看到了莫大的机会，他的目标宏大而明确——先帮助达吉斯坦从俄罗斯联邦独立出去，建立一个独立的“达吉斯坦伊斯兰国”，根据伊斯兰教法进行统治，然后将达吉斯坦与车臣合并，建立一个属于高加索人的国家，“解放高加索”。

1999年8月3日凌晨，巴萨耶夫率2000名车臣武装分子乘着夜色，兵分两路从车臣渗透到达吉斯坦，在几乎没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离达吉斯坦首府马哈齐卡拉不远的楚马金区和博特利赫区七个村庄。巴萨耶夫通过自己设立的“伊斯兰电视台”向外界宣布：达吉斯坦共和国已爆发脱离俄罗斯的“民族独立革命”，不久将与车臣合并成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

8月8日，俄罗斯总理斯捷帕申飞往达吉斯坦视察，他表示：“土匪就是土匪，我们应当像收拾土匪那样收拾他们。”不过，当天他即被叶利钦解除职务。第二天，叶利钦签署命令，任命普京为俄罗斯联邦政府代总理。达吉斯坦问题——第二次车臣战争的前奏，成为普京初步执掌俄罗斯权力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直到十年后，普京仍能回忆起那个初次面对挑战的时刻：“退回到1990至1991年，我清楚地知道——尽管听起来很自负——人们对军队和特别部门的态度，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已经威胁到国家利益。我们很快就要走上崩溃的边缘。如今，关于高加索：今天的北高加索和车臣局势怎么样？这是苏联崩溃的继续。显然，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停止。是的，一段时间里，我希望经济增长和民主机制的出现可以缓解这一过程。但时间和经验表明，这是不会发生的。这就是8月份我对局势的看法，当时叛匪正在攻打达吉斯坦，如果你不立刻制止，俄罗斯将不复存在。这是关于阻止国家崩溃的问题。”

于是，普京对达吉斯坦问题的态度异常明确。在俄罗斯国家杜马讨论是否任命普京为正式总理的会议上，普京就处理车臣问题发出了坚定的声音：“俄罗斯领土完整不可能是讨论的问题，而且不可能是和每一个侵害领主完整者讲价钱或进行恐吓的问题。”

8月10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总统叶利钦及有关部门领导人讨论了北高加索形势。普京将达吉斯坦问题与车臣问题放到一起审视：“车臣是一个被匪徒和宗教极端分子占领的地区，是从外部攻击和内部颠覆（俄罗斯）的前哨阵地”，对车臣匪帮“如果今天不动手，明天损失会更大”。“不管车臣匪徒藏在何处，俄军都将把他们消灭”。所以，普京请求叶利钦全权赋予他指挥行动和协调各权力部门的权力。

得到允许后，普京马上开始扭转权力部门的工作局面。他每天都召集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到自己的办公室，一次次地要求他们把所有资源聚集成一股力量。他还召开了安全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会上他指出，在高加索地区出现践踏法律和恐怖主义行动是不能容忍的，必须采取措施整顿那里的秩序和纪律。普京向新闻界宣布：俄罗斯领导人已向联邦和地方权力机关下达了任务，根除那里产生骚乱的祸根。在达吉斯坦活动的武装分子中有车臣武装分子，俄罗斯政府已经为整顿达吉斯坦的秩序制定了一整套方案，这已经得到叶利钦总统的授权。普京同时宣布成立“恢复达吉斯坦正常秩序军事司令部”。

代总理普京的努力很快见到成效。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克瓦什宁抵达达吉斯坦首府马哈奇卡拉，俄军开始出动武装直升机并动用远程大炮，对车臣武装分子的阵地进行导弹袭击和炮轰。8月13日，普京在托木斯克宣布，俄军“针对车臣武装分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在达吉斯坦共和国境内正式展开”。就在当天，从车臣进入达吉斯坦境内的武装分子近150人被打死，300多人受伤。8月14日，俄军在博特利赫和楚马金两个区开始大规模围剿。

8月1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任命普京为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就在这一天，当俄罗斯联邦方面提出与车臣当局携手打击非法武装分子的计划时，车臣当局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决定，自即日起在车臣全境再度实行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其内容包括在边界地区实行通行检查制度和加强部队的战备状态。很明显，“战备状态”要防御的对象不是非法武装，而是俄罗斯政府。

俄军加紧围剿，陆军航空兵一天之内向达吉斯坦武装分子阵地和集结地发动了18次导弹袭击。8月20日，俄军占领了博特利赫地区最重要的制高点，俄空军向车臣武装分子据点发射了16枚导弹。8月25日，俄罗斯军队总参谋长克瓦什宁宣布，盘踞在达吉斯坦的车臣武装分子已被赶回车臣，俄军清剿车臣武装分子的军事行动已结束。据初步统计，进入达吉斯坦的车臣武装分子有2000人，其中约1000名被消灭。俄罗斯军队47名官兵和12名内务部队军人及警察在战斗中牺牲。

普京就这样初露头角，用钢铁般的手腕和决心赢得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军事胜利。经此一战，“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洛维奇·普京”这个名字渐渐为人所知。此后这个名字不再仅仅流传于圣彼得堡，这个名字将属于全俄罗斯。

第三章 铁腕与智慧并用——普京的车臣战争

战争决策——不能让“恶棍在拂晓欢呼”

普京在达吉斯坦赢了第一回合，但将政治目的诉诸恐怖手段是巴萨耶夫的本能。巴萨耶夫决定用另一种方式击败普京——他派出恐怖分子潜入俄罗斯内地，把烈性炸药混在几百吨白糖里运进了莫斯科。

1999年8月31日，莫斯科红场附近的梅尼兹购物中心地下游戏厅发生剧烈爆炸，包括儿童在内的41人受伤。爆炸地点紧邻克里姆林宫围墙，相距不过几米。巴萨耶夫用这种方式宣布——车臣恐怖分子有能力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干任何事。

9月4日，达吉斯坦共和国布伊纳克斯克市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俄军第156旅的五层家属公寓在爆炸中完全倒塌，6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9月9日，莫斯科古里亚诺夫大街一幢九层公寓楼在爆炸中化为废墟，94人死亡，20多人失踪，伤者高达400余人，直接经济损失5亿卢布。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将9月13日定为全国哀悼日，俄罗斯全国降半旗致哀，电台、电视台停止播放娱乐节目，这是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第一个与恐怖活动有关的全国哀悼日。

谁知，就在哀悼日这一天，9月13日凌晨5时许，位于莫斯科交通中心卡什尔大街6号的一座八层居民楼被爆炸夷为平地，楼内还在熟睡的数百人死伤惨重。事后统计，仅死亡者就达70人，这是车臣恐怖分子策划的一系列恐怖爆炸事件中造成伤亡最惨重的一次。俄罗斯报刊对此打出了醒目的头版大标题——“恶魔在拂晓欢呼！”仅仅过了两天，9月16日，俄罗斯南部城市伏尔加顿斯克一幢九层居民楼被炸，恐怖分子通过遥控装置引爆了停放在楼下的汽车炸弹，17人死亡，150人受伤。整个俄罗斯陷入一片恐慌，由于广传十几吨炸药不知藏在莫斯科哪座建筑物中随时可能爆炸，全莫斯科人心惶惶，仅9月16日这一天，就有1000多个发现可疑爆炸物的报警电话。车臣恐怖分子更是连续几天在莫斯科到处打恐吓电话，俄罗斯人愈加恐惧。

恐惧之后是愤怒，所有俄罗斯人都被巴萨耶夫的恐怖活动彻底激怒了。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对媒体表示，在打击车臣恐怖分子的行动中“采取日常的预防性措施已经不够了，需要采取强硬的战略性措施，每个俄罗斯公民都有权要求国家领导人采取这样的措施”。亚夫林斯基、久加诺夫、普雷马科夫等政要纷纷表示，应该采取强硬措施对付恐怖主义活动。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决议，认定车臣武装分子入侵达吉斯坦事件是“极具危险性的恐怖活动”“对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俄罗斯国家政体构成了现实威胁”。为悼念这一系列恐怖事件的死难者，俄罗斯联邦所有政府机构降半旗，各地教堂为死难者举行祈祷仪式。自此，俄罗斯各地领导人、知名人士和普通居民对车臣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多开始支持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护法机构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必须有根本转变”的决定。

这一切正是普京最乐于见到的。他获得了俄罗斯民众和议会的支持，而且已经拟订好了全盘解决车臣问题的计划。在1999年9月14日召开的杜马会议上，普京首次提出了调整车臣局势的一套计划。第一，在与车臣交界的所有地区实行严格的临时隔离办法。但车臣仍为俄罗斯联邦的组成部分，任何损害俄罗斯领土完整的行为将被认为是非法行为。第二，必须对《哈萨维尤尔特协议》的执行情况重新进行公正的分析。分裂主义分子单方面利用1996年达成的这一协议试图解决车臣地位问题，实行国家分裂。第三，彻底消灭达吉斯坦境内的武装匪徒，车臣领导人应该将在车臣境内的匪徒移交俄罗斯方面，否则，俄罗斯军队将被迫越过车臣边境消灭这些武装。第四，建议由被迫生活在车臣之外的更有威信的车臣人组成车臣共和国在俄罗斯的合法代表机构。最后，普京表示只有这一系列措施实施后，才能讨论车臣未来的政治经济地位问题。通过这次会议，普京向世人表明了他在车臣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9月16日，普京签署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反恐怖主义措施的决定》，承诺在全俄罗斯范围内采取特殊的安全措施，保证俄罗斯人能再次安睡在自己床上。

9月19日，俄军开始空袭车臣境内武装匪徒基地，在24小时内击毙了140名武装分子。同时，俄军开始在达吉斯坦与车臣边界地区重新部署兵力，以便封锁边界，切断车臣武装分子再度潜入达吉斯坦的通道。

也就在这一天，普京接受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面对民众，普京第一次对他的车臣政策做了阐述。他评述了车臣局势和俄罗斯领土上的恐怖活动，明确指出：“我们来回忆一下苏联解体和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苏联解体后分离主义情绪高涨，特别是在车臣共和国这种势力具有极强的进攻性。俄罗斯与车臣就相互关系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但没有取得积极成果。俄罗斯军队一度进入车臣，对此各方反应强烈。在车臣，在全世界，最主要是在俄罗斯的许多地区，人们都把这看作是俄罗斯领导人的帝国野心大发作。“这样做是对还是错，且不对此做评价，我们现在也不去讨论这一决定的动机是什么。我认为，当时一切和平手段并不是都用尽了。我再说一遍，谁对谁错我们暂且不去下结论。我只想提请你们注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军事失利、缺乏周密的军事行动计划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情况下发生的。”

普京的意思传达得清楚而明确——俄罗斯需要再打一次车臣战争。只有在第二次车臣战争胜利的前提下，车臣问题才会按照普京的思路解决。而对于战争的胜利，普京似乎早有信心。

最后普京强调：“国际反恐怖惯例已经表明，一旦退缩，侵略就会卷土重来，伤亡就会加重，我们别无选择。”他提出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俄罗斯当前的中心任务，即“保护我们的公民，使他们免遭恐怖分子的危害，维护我们国家的完整。”

事实上，第二次车臣战争已经爆发。按照普京的计划，第二次车臣战争第一阶段应该是伴随着封锁车臣边境，对车臣的军事和工业设施实施系统的空中打击，然后再发动地面进攻。普京说，不仅要消灭车臣境内的所有恐怖分子，更要“消除他们有可能在那里东山再起的全部条件”。

按照普京的计划，从9月23日起，俄罗斯空军平均每天出动60架次战机，对车臣境内目标进行系统轰炸。同时，俄军继续增兵封锁车臣行政区界，切断车臣与外界的联系，内务部队1200名军人组成的机动旅抵达达吉斯坦。

9月23日，停在格罗兹尼机场的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的专机被俄军飞机发射的导弹击毁。9月24日，俄空军对车臣境内的石油井架、油库、弹药库等目标进行持续轰炸。俄空军轰炸格罗兹尼国际机场和西南部的一座炼油厂，4架战机向车臣卡姆卡拉前军事基地的电视台发射了10多枚导弹，该军事基地已被车臣武装改为了警察总部。9月25日8时30分，12架俄军飞机再次对格罗兹尼和周围地区进行历时30分钟的突袭，摧毁了电视转播塔和移动电话控制中心，车臣境内的通讯中心和其他设施几乎全部瘫痪。俄罗斯军方宣布：自8月3日至9月24日，俄空军在达吉斯坦和车臣采取的打击车臣匪徒的特别行动中，共出动飞机1700架次，击毙车臣匪徒2000余人，摧毁匪徒据点和工事250余个。

9月24日，普京访问刚刚落成的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媒体半幽默半严肃地说：“俄罗斯战斗机现在和将来就是要专门打击车臣恐怖分子营地，不管恐怖分子跑到哪里，都要继续下去……我们要到处跟着恐怖分子，在机场，那就在机场干掉他们，很对不起，要是在厕所里抓到，那就拉到茅坑里毙了（另有人翻译成‘塞进马桶’或‘溺死在马桶里’）。说到底是吧，就这样了，这个问题就这么定了。”

9月26日，伴随着俄罗斯战机的轰鸣声，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首度警告说：“我们已拟妥多种版本的地面行动计划，将视情况实施，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歼灭匪徒。”

面对普京的强大进攻，9月26日车臣方面宣布，为避免大规模战争，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表示愿同俄罗斯领导人进行建设性政治对话。马斯哈多夫表示，还有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俄罗斯—车臣关系问题。他说：“车臣人民和俄罗斯人民都不希望再发生一场战争。”然而，9月27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叶利钦后对记者说，他已经严厉拒绝了马斯哈多夫。“先释放被当作人质的俄罗斯公民和其他国家公民”“交出袭击达吉斯坦和在莫斯科等地制造爆炸案的肇事者，然后才能进行全面的谈判。”普京说，“对我而言，和平不仅意味着没有战争，而且意味着车臣人能够在合法政府的领导下，过上没有恐怖活动和罪犯威胁的正常生活。”

同一天，俄军北高加索联合集群副总司令兼东线部队司令根纳季·特罗舍夫中将宣布，悬赏100万美元捉拿车臣头号恐怖分子巴萨耶夫，死活不论。换言之，俄军要以100万美元的悬赏来买巴萨耶夫的人头。这一决定虽然不是由普京亲自宣布的，但显然得到了普京的认可。

事已至此，战争一触即发。车臣武装没有坐以待毙。9月26日，马斯哈多夫主持召开作战司令部会议，批准了格罗兹尼防御计划，并委任巴萨耶夫负责同达吉斯坦毗邻的东部前线军事行动。次日，车臣宣布全民动员，要求平民在各地挖战壕造堡垒。为准备战斗行动，武装分子还建立食品储备，格罗兹尼所有的防空洞都被重新利用。车臣非法武装头目达拉耶夫说，一旦俄罗斯联邦军队进入车臣，“不会再次发生1994年12月那样顺利抵达总统府的事情了”。

开战——建立安全区

1999年10月1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普京宣布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及其议会为非法。同日，俄军向车臣发动地面攻势。

俄军从三个方向越过车臣共和国的行政区界，深入到车臣境内达数公里进行部署，以确保车臣与俄罗斯其他地区之间建立一个安全区。三路俄军中，两路分别通过瑙尔斯基和绍尔科夫斯基进入车臣北部，行军队列长达80公里。另一路俄军从因吉舍佳进入车臣西部，朝距离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西南部大约30公里的巴穆特挺进。当晚，俄军已深入到车臣境内大约5公里的地方，并且占据了车臣捷列克河以北的部分地区。

10月4日，俄军已攻入车臣境内10公里，并设立了三层安全区。第一条防线由内务部队和武装警察守卫，第二和第三条防线由俄罗斯联邦军队守卫。俄军的任务是对付突破第一条防线的车臣叛军，切断叛军同外界的联系。同时，俄罗斯内务部队占领了车臣的一个叫博罗兹季诺夫斯卡的村庄，这个村庄位于距车臣边界13公里的地方。

10月5日，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签署了关于在共和国实行战时状态的命令，对于车臣来说，这只能意味着一点：战争的开始。显然，这是对俄罗斯联邦的答复。此时俄军已控制了车臣的两个平原地区——瑙尔斯基和绍尔科夫斯基，占领了卡尔加林斯卡等村镇周围的阵地。很快，俄罗斯联邦总统在宪法法院的全权代表米哈伊尔·米秋科夫宣布，根据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的命令在车臣共和国实行战时状态是非法的。他说，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只有俄罗斯联邦总统才能宣布实行战时状态。这从法理上对车臣共和国的独立予以了全面否定。

10月6日，俄罗斯内务部队和联邦军队彻底完成了在车臣边界建立安全区的任务，安全区把车臣武装占据的地区同北高加索毗邻地区完全隔离了起来。这标志着俄军已全部完成对车臣行政区界实施封锁任务。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确认了俄军在车臣执行建立安全区的计划。“这一计划已经得到执行，联邦军队在有些地方越过了捷列克河，有些地方还没有越过。”普京也表示，建立一个保护区是俄军进入车臣的首要任务，但其最终目标是根绝恐怖活动。

俄军在车臣沿途城镇和乡村几乎没受到什么抵抗。在俄军继续东西对进时，车臣当地许多村庄的长老出面，以担保村内没有非法武装并承诺不阻碍俄军的前进为条件，换取俄军不进村。吸取了第一次车臣战争教训的俄军也因为要尽可能避免巷战，故多做出承诺。只有少数几次车臣武装分子占据村庄，抗拒俄军，结果俄军将村庄包围起来，先用炮猛轰至对手投降为止，再进村扫荡，收缴武器，把村庄交给内务部队，以设立永备据点，然后俄军继续开拔。不过村庄长老的担保也不是每次都管用，有的车臣村庄虽然向俄军做出担保，但是这些村庄里还有武装分子。他们往往白天化装成平民躲过检查，晚上出来袭击俄军。但总的来说这都无关紧要，俄军毫无阻碍地大踏步前进，开向格罗兹尼。

10月7日，俄军已经占领了车臣的三分之一地区。当战线推进至穿过车臣北部地区的捷列克河河岸时，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战斗。俄军的攻击相当迅猛，车臣武装分子很快发现自己难以固守捷列克河。10月11日，俄军首次控制了车臣捷列克河以南部分地区。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人民议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开始组建该共和国最高行政机关——国务委员会，并任命赛杜拉耶夫为委员会主席。随后，为统一对外宣传口径，普京宣布，负责发布有关北高加索新闻的俄罗斯新闻中心成立。他在成立仪式上表示，俄军的最终目标是全歼车臣境内的恐怖分子。普京重复了他关于车臣问题的经典论断：“军事行动虽然会带来损失，但如果今天不动手，明天就会造成更大损失。”

有西方媒体记者当场向普京提出问题——俄罗斯是否会像美国在越南、苏联在阿富汗那样，陷入车臣战争的泥潭？普京肯定地回答：“进行这样的比较本身就是错误的。在这两场战争中都有来自外部的军事干预，这种干预既没有得到干预国人民的理解，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车臣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车臣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它是俄罗斯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是来这里的外国侵略者。我们的目标是将这场军事行动进行到底，直到有一个合理的结局，即把车臣的恐怖分子基地清除掉。”

战局不利，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在10月10日夜提出了停战呼吁：“我们在今天刚向莫斯科发出了停止战争的和平计划，如果能停止战争，哪怕是一天以后、一个小时以后，也应当进行会见。如果明天会见叶利钦，我会提醒他我们过去有协议……”

普京的回答是对此前强硬立场的又一次重复——俄罗斯当局的最终目标是全面歼灭车臣境内的所有匪帮，使他们无法生存，为达到这个目标，俄罗斯政府将使用一切手段。普京立场上没有丝毫余地：“车臣是俄罗斯联邦的领土……我们的武装力量在自己的国土上，是可以在征得国家领导人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想怎样调拨就怎样调拨的。”

10月12日，普京公开宣布，俄罗斯军队将会进一步扩大在车臣共和国的安全区，而且不排除派军进驻首府格罗兹尼的可能性，以便让车臣能够从武装分子手中解放出来。普京不屑地表示，马斯哈多夫提出的停战计划是绝望的表示。例如，马斯哈多夫提出立即停止战斗行动，停止炮击和轰炸，把俄罗斯军队撤出车臣等。因此他严词拒绝了马斯哈多夫的和平计划，普京的立场不变：“先交出袭击达吉斯坦和在莫斯科等地制造爆炸案的肇事者，然后才能进行全面的谈判。”在普京眼中，马斯哈多夫不愿放弃与土匪们的联系，包括与巴萨耶夫的联系，是他自己走进了死胡同。普京说，在与“恐怖主义病毒”的斗争中，将扩大“防疫区”。

与普京的讲话相呼应，俄军在车臣韦杰诺、诺扎伊尤尔特、古杰尔梅斯和纳德捷列奇诺耶等地，用飞机和大炮对武装分子的聚集点和装备进行猛烈轰击，车臣武装分子的指挥站、基地和仓库，以及距格罗兹尼30公里处的石油井架被炸毁。普京的态度如同炮弹和导弹，给了车臣武装重重一击。

10月15日，俄军在北高加索地区展开的第一阶段军事行动结束，在车臣三分之一土地上建立安全区的任务已完成，俄军共有47人阵亡，33人负伤，车臣恐怖分子近2000人被击毙。针对车臣非法的军事行动，从10月16日起转入第二阶段，俄军的目标直指车臣首府格罗兹尼。

10月16日，俄军先头部队已进军到距格罗兹尼市只有20公里的地方。为了配合俄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普京又开始从心理上瓦解对手。一方面，普京指示俄军北高加索联合集群总司令维克托·卡赞采夫上将对外宣称，不排除同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同时普京又强调：俄罗斯对恐怖分子的立场并没有变化，即他们应当被消灭。

另一方面，普京又放出风来说，俄罗斯联邦政府可能对不再同联邦军队对抗的车臣武装人员实行大赦。同时，普京又在媒体面前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从1999年初，已向车臣提供了2亿多卢布资金，这些资金应当用于向领取预算部门工资的工作人员和低收入者发放退休金、工资和补贴。但是，普通车臣人根本就没得到，“资金被匪帮掠夺了”。一年前，同样数额的资金也消失在车臣的“黑洞”里。普京说，在过去三年半到四年中，俄罗斯政府每个月都向车臣共和国政府划拨资金，用于发放退休金和工资。“但是，车臣老百姓连一戈比都没得到”。

随后，普京又宣布俄罗斯政府在车臣的主要任务，是在那里恢复正常的和平生活。10月17日，他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明镜”节目采访时说：“我们将在车臣共和国使学校复课，医院恢复工作，开始发放工资、退休金和补贴。”“这就是俄罗斯联邦政府驻车臣共和国代表尼古拉·科什曼将要做的工作。”科什曼将负责安全区乃至整个车臣共和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普京说：“所有联邦资金将通过他提供给车臣。我们相信，他会使这些资金最终送到那些应该得到的人手中。”

普京的个人魅力让他的政治攻势效果显著，大批车臣普通民众对马斯哈多夫当局由支持转为唾弃。在发动政治攻势的同时，俄军仍不断向前推进。10月18日，俄军巩固了距格罗兹尼18~20公里处的阵地，完全占领了战略高地并控制了通向格罗兹尼的所有道路，个别部队离格罗兹尼只有5~6公里。截至10月中旬，俄军在车臣共有178名军人阵亡、400人受伤，而车臣武装分子的损失超过2500人。

普京最大威力的政治攻势和个人魅力展示采用了另一种让所有人难以想象的方式。10月20日，正当人们普遍猜测俄军正在策划对格罗兹尼发动地面战之际，普京出人意料地抵达车臣北部，这是普京第一次亲自视察车臣战地。

当时，俄罗斯政府内部开始有人担忧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经费问题。俄军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大量运用空中打击，并使用先进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使战争成本明显增大，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俄罗斯军费开支更显不足。据非官方渠道报道，俄罗斯1999年几乎所有额外的预算收入（据预测为500亿~800亿卢布）都被用于这场战争。另外，俄军在车臣建立安全区耗资巨大，每建立1平方公里就需要大约10万美元，仅建立安全区一项到年底就要花费2亿~6.5亿美元，饱受经济危机打击的俄罗斯经济因此雪上加霜。

在车臣战地，普京向外界回答了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我们不会使我们的经济变成军事经济或军事化经济。但是，国防始终是我们的优先发展方面，它在预算中始终是占第一位的。为国防建设已经拨了很多钱，对已拨资金可以进行重新分配。”普京的最后一句话更是让俄罗斯人兴奋不已，让西方军事观察家们毛骨悚然——“俄罗斯的核遏制力量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然后，普京对当地村民表示：“俄军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决定车臣的地位问题，通过投票，但只能在消灭匪帮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在俄军高加索空军基地的一个大帐篷里，面对俄军前线高级指挥官们，普京举起一杯伏特加。他建议为俄罗斯军队同车臣武装分子的斗争取得胜利、为饱受战争创伤的高加索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干杯。就在15位将军举起酒杯准备一饮而尽的时候，普京猛然放下了酒杯。据当时在场的几个人描述，普京说：“伙计们，当这一切彻底结束时，这块土地上不再有歹徒的时候，我再喝这杯酒。”将军们也随之放下了酒杯。

普京这一系列做法为自己在俄罗斯军队中赢得了空前的声望。俄军北高加索联合集群总司令维克托·卡赞采夫上将说：“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罗维奇（普京）现在是很多人追随的偶像。我对此毫不犹豫，而且争先恐后。俄罗斯人受人羞辱，向人乞讨，所有俄罗斯人对这一切都受够了！”俄军退役上校、莫斯科军事分析家亚历山大·田林说得更直接：将军们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了明确信息——别干涉我们的普京！

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俄军内部的意见分歧和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政治障碍，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全部不复存在。俄罗斯媒体评论，普京担任总理后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车臣事务上，他的所有公开讲话几乎都与评价军事行动和俄军推进计划有关。普京有意无意间在俄罗斯民众心目中树立了一个实际的最高统帅的角色，他已经完成了向“军事总理”的转变。这为普京在俄罗斯军队中赢得了空前的声望，普京已经成为俄罗斯军队尤其是军官们的希望和支柱。

“持续攻击”——格罗兹尼巷战

10月26日，10万俄军从西、北、东三个方向朝格罗兹尼合拢，将格罗兹尼团团包围。同日，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以来最激烈的战斗爆发。激战在格罗兹尼北面距市郊约4公里处进行，俄军的火炮已经可以轰击格罗兹尼市区。俄军特种部队还潜入格罗兹尼郊区，开始为100万美元的悬赏搜索捕杀“高加索之狼”巴萨耶夫。

同时，俄军还控制了斯捷普诺耶、阿扎马特尤尔特、卡季尤尔特、下格尔泽利等居民点，接近车臣第二大城市古杰尔梅斯郊区。10月27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被武装分子占据的车臣地区已被分割成了三个部分。尽管车臣非法武装损失严重，但他们还在加紧抵抗俄军向车臣纵深的推进。情报显示，他们在格罗兹尼设置了环形防御阵地。街道和楼房被改造成武装据点，人力和物资正向那里集结。

11月12日俄军占领了古杰尔梅斯。11月13日，俄军装甲部队连夜自西面进入格罗兹尼，占领了其通往外界的一条主要公路的交叉口。11月20日，俄军的军事压力和普京的政治攻势相配合收到了最大战果：车臣阿奇霍伊—马尔坦区的居民向俄军交出自己的武器和弹药。该区政府和长老表示，居民愿意加入民兵部队同车臣匪徒作战。

对于前线的俄罗斯士兵来说，这次车臣战争与第一次车臣战争不一样了。俄军的后勤供应程度比上次战争好了不少，士兵们丰衣足食。粮食补给情况比上一次大有改进，焖肉罐头和大麦粥充足，士兵没有像上次那样饿着肚子打仗。而且士兵们还涨了薪水，一线俄军士兵可拿830~850卢布，军官月薪1000卢布。俄罗斯当局还吸取了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宣传战的教训，下令只有拥有俄罗斯联邦政府授权的记者才可进入战区，而且俄军还派出部队护送记者。为求保险起见，有段时间里俄罗斯政府严禁记者接触任何俄军部队。比起第一次车臣战争时报纸头版上满篇的车臣非法武装头目专访，这次报纸上则更多地出现了俄军指挥官和士兵们谈论如何成功粉碎车臣恐怖主义的报道。俄罗斯官方十分避讳称这次军事行动是“战争”，而代之以“反恐行动”，并使其成为俄罗斯媒体的通用称呼。巨大的压力让车臣非法武装一步步陷入崩溃。

11月23日，普京与总统叶利钦开完会后接受俄罗斯ORT电视台访问，他又说出一句令车臣非法武装备感绝望的名言：“我们绝不放松攻势，我们将持续攻击。”

巨大的压力之下，车臣非法武装头目在对形势的估计及制订行动计划方面产生了严重分歧。巴萨耶夫和哈塔卜坚决要求采取恐怖破坏活动的战术，马斯哈多夫和乌杜戈夫则主张依靠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用政治手段取得胜利。不过现在都晚了，11月28日，俄军切断了格罗兹尼与非法武装控制的车臣其他地区之间最后一条重要供应线，夺取了格罗兹尼和乌鲁斯—马尔坦之间的公路控制权。12月2日，俄军攻下车臣第三大城市阿尔贡。至此，俄军击毙车臣武装分子达4500余人，控制了车臣60%以上的地区，且重新建立起效忠俄罗斯联邦政府的车臣基层政权。

12月4日，俄军北高加索联合集群总司令卡赞采夫上将宣布：“截至今日，联邦军队已完全实现对格罗兹尼的包围，解放格罗兹尼只是时间问题。”

12月6日，俄罗斯空军战机再一次飞临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但这一次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传单。这些传单是俄军指挥部发出的最后通牒。传单为格罗兹尼市民画出了撤离路线图，告诫城内居民，如果未在12月11日之前经由“五一村”这道安全走廊逃离格罗兹尼，将会被视为恐怖分子而予以消灭。

此时，普京面临的最大压力不再是来自战场上的车臣非法武装了，而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外交压力。

俄罗斯从在车臣开始军事行动的第一天起，就承受着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西方媒体在报道有关车臣新闻的时候，很少使用“匪徒”“恐怖分子”等俄罗斯媒体常用的字眼，而是经常用“战斗队员”“起义者”等中性概念。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后，至少十几万车臣人逃离家园，与车臣毗邻的印古什和达吉斯坦两个共和国集聚了12万以上的车臣难民。俄军对后方安全区内的车臣人不敢掉以轻心，在车臣北部设立“过滤营”扣留审查可疑人员。西方国家惊呼：第二次车臣战争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引发了“难民潮”，车臣境内出现“人道主义灾难”。高加索问题国际化倾向明显，西方主流舆论开始要求俄罗斯停止车臣战争和“种族清洗”，呼吁俄罗斯联邦政府与车臣当局恢复政治谈判。

美国首先出来批评俄罗斯的行动违反了1990年欧洲常规裁军条约。美国务院发言人鲁宾说：“俄罗斯所部署的武器已经远远超出了装甲车辆和战斗武器范畴所限制的数量。”他表示，俄军在车臣的行动违反了日内瓦国际公约，要求俄罗斯联邦政府停止战争，与车臣当局对话。

到了1999年11月中旬的欧洲安全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上，俄罗斯与西方在车臣问题上的矛盾更加激化。会议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召开，美、英、法、德等国批评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称“战争无助于反对恐怖活动，它只能使恐怖活动更为猖獗”。但是在普京的强力支持下，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态度陡然强硬起来。他在与法、德两国领导人会晤时仅仅三分钟就拂袖而去，随后愤然提前退出了会议，态度之强硬大大超出了与会各国首脑们的预料。在俄罗斯的坚持下，欧安组织首脑会议宣言中只“轻描淡写”地涉及了车臣问题。俄罗斯舆论认为，俄罗斯在与西方近距离的交手中，“先赢了伊斯坦布尔一局”。

12月6日，正当俄军向格罗兹尼市民发出最后通牒的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再次针对普京的车臣政策发出最强烈的批评。克林顿在白宫发表人权演说时表示，俄罗斯的最后通牒已威胁到车臣无辜平民百姓的生命。克林顿说，俄罗斯将会为其行动付出惨痛代价，这种行为只会强化极端主义，降低莫斯科的国际地位。欧盟外长会议亦在一项声明中谴责俄罗斯，并表示正考虑拒绝与莫斯科签署若干合作协议。已获俄罗斯同意即将造访车臣的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秘书长沃勒贝克，也敦促莫斯科不要执行其最后通牒。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说：“假如俄罗斯不尊重基本的人道准则，西方就不会继续援助俄罗斯。”他说，除非俄罗斯解除威胁，否则他希望欧盟各国政府首脑在12月10日至11日的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斟酌”对俄罗斯社会给予经济援助的前景。

面对国际社会的指责，普京专门撰文阐明态度。他在文章中写道：“我要求你们先暂时撇开来自高加索的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想象一些比较安宁的情形——普通的纽约人或华盛顿人正在他们的家中进入梦乡，然后，刹那间，数百人在水门大厦或曼哈顿西部的一座公寓楼发生的爆炸中丧生。数千人受伤，一些人身体残缺不全。社区乃至整个国家陷入恐慌之中。”普京说：“俄罗斯人不必去想象这样的大灾难。我们的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300多名公民今年早些时候便遭此厄运。当时，恐怖分子引爆的炸弹炸毁了五座公寓大楼。”普京回忆，当美国驻非洲的两座大使馆挨炸后，美国很快就派出飞机去轰炸苏丹和阿富汗境内可疑的恐怖分子目标。普京说：“当恐怖分子发动袭击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袖手旁观。保护其公民不受威胁是所有政府的神圣职责。”

最后，普京得出结论：“当一个社会的核心利益受到暴力分子的围攻时，负责任的领导人必须采取对策。这就是我们在车臣所要达到的目的，我们决心达到这个目的。”

12月8日，俄军炮兵和空军对格罗兹尼、沙利、阿夫图拉、共青村、乌鲁斯—马尔坦等居民点附近的15个地区的侦察目标、武装分子集结地、武装分子基地、仓库，以及奇什卡地区的卫星通信站再次进行轰炸。此时，在车臣7个地区的119个居民点中，俄军已从车臣非法武装手中夺取了98个居民点。12月13日，俄军攻占格罗兹尼市西北郊区，而俄军特种部队早已突破郊区，开始在格罗兹尼市区内活动。12月19日，俄军占领格罗兹尼民用机场，这标志着俄军完全控制了格罗兹尼郊区，又一场巷战近在眼前。

12月25日，俄军开始攻击格罗兹尼市区，惨烈的第二次格罗兹尼巷战就此开始。从当日零时起，俄军战机投下数十枚炸弹，炮兵也向车臣非法武装阵地倾泻炮弹。在俄军的猛烈炮火下，车臣非法武装只能隐蔽在掩体里，俄军和亲莫斯科的车臣民兵开始从地面向格罗兹尼市中心逼近。俄军的进攻战术比1995年时大有提高，他们采取分割片区、多路并进、立体合围、留出通道的方法，由特种部队和空降兵编组成“强击群”，逐条街道、逐幢建筑反复争夺、清理。格罗兹尼市内的车臣武装分子还有2000多人，所以俄军的挺进十分谨慎。有情报显示，战区内有化学地雷、毒剂桶和毒气罐，内装氯气和液氮，很可能还有低当量放射性废料，据称是车臣武装分子从格罗兹尼附近的医用废弃物处理设施内偷来的。为此俄军给士兵下发了防化装备，还派出专业防化部队进入格罗兹尼。所幸，市区内没有发现化学武器，市郊的医疗废物处理设施被置于俄军严密控制之下。不过，在格罗兹尼市区石油和石化设施内进行的战斗，导致了石油泄漏和起火，造成了工业污染，俄军的防化装备还是派上了用场。

巷战中俄军付出的代价沉重。俄军第506摩托化步兵团在粉碎格罗兹尼的外围防线时损失了近四分之一的兵力，随后该团不得不撤出战斗，由另一个团接手。接手的团在接下来的巷战中损失同样惨重，该团三分之一的军官伤亡。有报告称，俄军半个师的军官死伤于巷战中。其他部队伤亡也不小，每个在12月进入格罗兹尼市区作战的内务部队连队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之后，兵力均从50人左右减至20~25人。

车臣非法武装方面损失更大。到12月31日深夜，车臣非法武装共有7名战地指挥官被俄军击毙。与此同时，俄军空降兵部队攻入车臣南部山区，切断了那里的车臣非法武装与格罗兹尼同伙的联系。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第二次车臣战争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纪之战，俄军与车臣非法武装一道在格罗兹尼的废墟中迎接了未知的千禧年。

12月31日上午，叶利钦总统的车队从莫斯科市郊的总统官邸“高尔克9号”来到克里姆林宫。他签署了关于俄罗斯联邦2000年预算的命令和关于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的命令，接着就与普京谈话。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谈话，因为叶利钦告诉普京——今天他将辞去总统职务，由普京接任。

这样重大的决定当然不是叶利钦临时做出的，为此叶利钦也曾进行过准备。多年后叶利钦如此回忆：“我和普京谈过两次。起初他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他说‘这对我不合适’。过了两周，我又把他请来。这一次他表示同意。我说：‘我把这个重任交给你。’普京至今记着这句话。我没有为自己向他提出任何条件和请求。就国家未来的政策我们谈了很多。当时不可能预见到一切。形势发生了变化，总统有权修改政策，我们没有原则上的分歧。”

但当这个时刻真正来临时，普京显然还是为此做了一番挣扎，他意识到整个国家的重任都落到了自己的肩上。他请求叶利钦不要辞职，而是干完这个任期，因为他需要时间积累经验。但是叶利钦告诉普京——决定已经做出了。

谈话之后，电视摄制人员录制了叶利钦对俄罗斯人民的新年讲话。接着叶利钦继续与普京谈话，叶利钦把宪法文本和总统权力的象征——祖国一级勋章交给了普京。然后，便是许多俄罗斯人在电视新闻画面中都看到过的那一幕——叶利钦引导普京进入总统办公室，对普京说：“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办公室。”紧接着，叶利钦把控制俄罗斯庞大核武库的核密码箱交给了普京。最后，叶利钦告诉普京——“照看好俄罗斯”，然后便转身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俄罗斯公共电视台播放了叶利钦的新年讲话：“今天，我最后一次作为俄罗斯总统向你们发表讲话。我已经决定，在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最后一天辞去总统职务……根据宪法，我在决定辞职时签署了把俄罗斯总统职权交给政府总理普京的命令。在未来三个月时间里，他将是国家元首，三个月之后将举行总统选举。”

就这样，普京成为俄罗斯联邦代总统。而没有人能想到，代总统普京在千禧年中的第一天居然要在车臣战地度过。

1999年12月31日午夜，电视中播放了代总统普京向俄罗斯人民发表新年贺词的录像。节目播出时，普京已与夫人柳德米拉飞往车臣，去慰问正在那里作战的俄军官兵。车臣恐怖分子已经开始扬言要针对普京制造恐怖事件，“干掉那个莫斯科新来的傻小子”，但普京对此毫不理会。

那天，普京及夫人一行分乘3架飞机前往车臣第二大城市古杰尔梅斯。12月31日叶利钦将象征俄罗斯国家权力的核密码箱交给了普京，此时普京将核密码箱放在了尾随其后的另一架飞机里。这个核密码箱是日本索尼公司制造的便携式手提核密码箱，重10公斤，厚10厘米。俄罗斯共有三个技术性能完全一样的核密码箱，它们分别由俄罗斯联邦总统、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控制。当足以毁灭世界的核大战爆发时，发射核反击命令却不需要同时按下三个按钮。核按钮只是一连串指令的第一环节，其最终环节是安装在核弹上的弹载巡航计算机。核密码箱标志着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也关乎全世界的安危。普京本人仅仅与他的核密码箱分开一个小时，就已经招致了总统大选对手对他“不负责任”的批评。对此，普京倒是虚心接受了。

当天由于车臣境内能见度极低，飞机无法着陆。普京一行只好调头往回飞，然后再换乘汽车前往目的地。总统车队在弹坑累累的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当普京和夫人出现在俄军官兵面前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此时的普京身着带风帽的翻领滑雪运动服，神采奕奕。他向在车臣战争中英勇作战、表现突出的官兵颁发了奖章，同时将刻有“俄罗斯总理敬赠”字样的猎刀赠送给俄军官兵们。随行的俄罗斯歌舞团还为俄军官兵进行了慰问演出。

在车臣第二大城市古杰尔梅斯，普京发表讲话说：“我们的军事行动不仅是为了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同时也是为了粉碎企图分裂俄罗斯联邦的行径。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普京对俄罗斯军官和士兵发表讲话，他的妻子柳德米拉站在他的身旁。普京说：“我想让你们知道，俄罗斯对你们的所作所为表示高度赞赏。”“这不只是一个恢复俄罗斯荣誉和尊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事关扼制、结束分裂俄罗斯联邦的企图，这是主要任务。俄罗斯感谢你们。”“我祝愿你们新年快乐，祝你们幸福健康、家庭美满。”

普京一行与俄军官兵们共度了一个多小时，然后返回莫斯科。两个小时后，普京乘车刚刚经过的那条公路就被车臣武装分子炸毁了。

普京对车臣战场的第二次视察和慰问，极大鼓舞了俄军的士气。1月2日，俄军占领车臣南部战略要地韦杰诺村。1月7日，俄军北高加索联合集群副总司令兼东线部队司令根纳季·特罗舍夫中将宣布——俄军从当天起暂时停止对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空袭和炮击，并准备对该市进行最后打击。

俄军用了十天时间积蓄力量，准备总攻。1月17日凌晨5时30分，俄罗斯空军首批战机起飞，利用夜幕掩护避开了车臣非法武装的地对空导弹和高射机枪火力，轰炸了武装分子盘踞的格罗兹尼市中心。俄军同时用火炮猛烈射击，地面部队的包围圈逐渐缩小。车臣武装分子数次企图突围，均未成功。18日清晨，俄军在车臣民兵的配合下，从三个不同方向攻入格罗兹尼市中心米努特卡广场。俄军坦克再度与车臣总统府近在咫尺，可以对其进行水平轰击。车臣武装分子借助雷区，以及坚固的地面地下掩体、楼与楼间的地下通道等地形，与俄军展开异常残酷的巷战。

车臣非法武装在格罗兹尼市内构筑了完整的地道网。格罗兹尼有发达的城市下水系统，许多管道直径2~3米，可供人自由通行。虽然俄军工兵用爆破和布雷的方式有效破坏了很多地道，但是整个网络大体还是幸存了下来，一直为车臣武装提供掩护，而猛烈炮击与空袭也很难对地道网造成多大损毁。这座“地下城”很大一部分是前苏联时期建造的民防设施，这些坚固的防炮洞就被车臣武装分子用作控制节点、休息站、医院和补给站。车臣武装分子大力改进了这些掩体，他们弄来混凝土板作为地下室的屋顶，然后用千斤顶顶住混凝土板使其可以自由升降。这样地下室就可以有效抵挡住俄军的炮轰。武装分子打通一楼和地下室的墙，使相邻的两栋建筑可以相互连通，如此他们可以自由通过某些关键位置。

活跃在这些掩体间的是与第一次格罗兹尼巷战时一样最令人恐惧的人物——狙击手。车臣非法武装的狙击手包括大量来自国外的“圣战者”和雇佣兵，2000年1月阵亡于格罗兹尼的俄军士兵中，75%死于他们之手。车臣狙击手散布于整座城市的暗处，杀伤力强，移动迅速，一般先打俄罗斯军官和“表现主动”的士兵，给俄军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1月17日，俄军北高加索军区第58集团军副司令马洛费耶夫少将倒在车臣狙击手枪下。马洛费耶夫少将头部中两枪，背部中一枪，枪枪致命。他是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军阵亡的最高级别军官。如此，俄军在没有后续部队支援的情况下让车臣武装分子占了上风，不得不撤出市中心广场。

1月19日，俄军在空军和炮兵的协助下再次攻入市中心，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尤其是在第15区，战斗最为激烈。俄军必须攻下被车臣武装分子改建成堡垒的格罗兹尼市罐头食品厂和连接东西城的一座公路桥。罐头厂大楼早被炸得体无完肤，没有房顶和门窗。车臣武装分子用砖砌死窗口，在小射击口后面向俄军射击，在炸断的楼梯通道里攀上跳下拼死抵抗。经过苦战，俄军终于攻下罐头厂和公路桥，河东西两岸车臣武装分子的联系被切断。

1月20日，俄军第三次进攻市中心的米努特卡广场，再度失利。由于准备不够充分，穿着绿色迷彩服的俄军士兵在白色的雪地里成了车臣武装分子绝好的目标，导致大量的伤亡。这天成为第二次格罗兹尼巷战中最残酷的一天。天特别冷，死去的俄军士兵尸体没有腐烂，俄军士兵和车臣武装分子踏着尸体战斗。

无论如何，格罗兹尼巷战终究与车臣战争一样，是一场不对称的战斗，车臣非法武装终于支撑不下去了。1月22日，俄军控制格罗兹尼五个区和部分其他地区。26日，俄军包围了车臣南部和西部的武装分子，基本上切断了车臣非法武装向境外渗透的道路。经过格罗兹尼半个月血战后，在2月2日早上，“高加索狼”巴萨耶夫开始指挥车臣非法武装放弃防御，撤出格罗兹尼。

始料未及，车臣武装刚撤出格罗兹尼市区，便一头撞进了俄军的伏击圈。事后，俄罗斯官方宣布，这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其他部门策划的一个代号为“套狼”的行动：由一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工私下与巴萨耶夫接触，提出以10万美元的买路钱给车臣武装撤出格罗兹尼提供通道。车臣非法武装监听到俄军部队正在向西面和南面移动的消息，从而相信了这个特工的话。随后有车臣武装分子一个小队成功沿着该通道撤离了格罗兹尼，这坚定了巴萨耶夫的信心。但当车臣非法武装大队人马开始沿着那个小队的路线撤离时，他们却一头钻进了俄军的伏击圈。不但撤退路线上布满了地雷，头顶上还有俄军武装直升机对他们扫射。结果车臣武装分子死伤惨重，俄罗斯官方发布的数字称——在此次行动中击毙车臣恐怖分子1700多人，死者中包括车臣前总统杜达耶夫的侄子等4名非法武装“战地司令”。车臣非法武装首领、“高加索狼”巴萨耶夫触雷，右脚被炸断，双手和头部受伤。经过紧急战地手术，车臣非法武装军医锯掉他一条腿，让他勉强保住性命，随残部突围出了格罗兹尼。

俄军最终占领了格罗兹尼市中心米努特卡广场。2月4日，俄军将国旗插上了格罗兹尼市中心的车臣政府大楼。市内零星战斗依然持续了几个星期，但俄罗斯联邦军队已经开始撤退并将城市逐步移交给内务部队。直到2月中旬格罗兹尼才被基本控制住。俄军沿着各条进出城的道路设立了大批据点，组成控制网覆盖了整座城市。这些据点往往都修建有防护墙和沟壕，并且用沙包或者水泥路障围上BTR装甲车，做成永备火力点，内部配有一个连的兵力。这些据点的主要任务是监视进出城的交通和检查有关证件。2月中旬之后，俄罗斯军警进入城内逐步清除抵抗者，检查各种证件，拘捕嫌疑犯并没收各种散落的武器，格罗兹尼局势最终稳定下来。俄罗斯联邦政府紧急情况部制作了大量野战厨房，给饥肠辘辘的格罗兹尼难民发放浓汤。这样的场景被俄罗斯记者记录下来，通过影像的方式传遍全球，为普京赢得了更多的喝彩。

第一次当选总统——智囊梅德韦杰夫的精彩造势

车臣战场的硝烟之外，另一场同样至关重要的“战争”正在进行，那就是定于2000年3月进行的俄罗斯联邦总统竞选。早在1999年8月10日，刚刚成为俄罗斯政府总理的普京即在克里姆林宫对记者表示，他打算角逐即将于2000年举行的总统竞选，“我肯定将参加选举”。对此，叶利钦也在多年后向记者回忆：“我决定在大选前三个月辞职，是为了能给普京一段时间，让人们有时间了解他，此前人们对他了解很少。他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表现自己。”

不得不说，普京得以身兼总统候选人和代总统的双重身份，叶利钦在背后的助力是第一大因素。正如叶利钦多年后所说：“早在普京当总理之前我就看中了他，我对他不只是进行了一般性的调查，而且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对他进行了研究。他在圣彼得堡与索布恰克（圣彼得堡市前市长）一起共事的情况，我了如指掌。调至莫斯科工作后，我对他进一步进行了解。我发现，这个人不只是聪明睿智，而且沉着冷静、品行端正。他与同时代其他政治家最大的不同是不搞极端主义。这代政治家千差万别，但是有一条主线，他们都认为俄罗斯应当是民主国家，并为此而努力。我认为应当学会看人，我在企业工作时从来没有在干部问题上犯过错误。但是在克里姆林宫犯过这方面的错误。在急风暴雨的时代，根本没有时间来仔细认识一个人，但对普京的选择我是花了时间的。但我没有与身边的人商量过，这是我个人的决定，我绝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

普京背后的力量是叶利钦，而身旁为普京出谋划策的智囊人物同样必不可少。在普京做出竞选总统的决定之后，这位智囊人物便只有一个人莫属了——昔日在圣彼得堡共事的老友梅德韦杰夫。

这时的梅德韦杰夫已经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但当普京向他发出邀请时，他毫不犹豫地辞去教职，来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至今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梅德韦杰夫1999年应普京的邀请离开学校到莫斯科任职后，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法律系大楼门口的告示牌上出现了一则告示，上面赫然写着：“法律系的一位老师失踪了。他的特征——年轻，聪明，英俊。快快回来吧！我们都爱你！”——这就是同事和朋友心目中的梅德韦杰夫。

1999年11月，梅德韦杰夫成为俄罗斯联邦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普京成为代总统后，梅德韦杰夫水涨船高，也升格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2000年1月，普京正式宣布角逐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负责全权领导普京的竞选团队。

为了普京的竞选宣传，梅德韦杰夫在总统竞选的法律问题和实际操作上想尽办法，花样百出，多方奔走。其间梅德韦杰夫想到一个好办法——策划为普京著书，为尚不为大众所知的普京进行竞选宣传助一臂之力。他找来了当时的总统新闻局副局长季莫科娃，商量让普京亲自写本书的想法。后来，梅德韦杰夫又找来了三位俄罗斯《生意人报》记者。梅德韦杰夫将他们送到新奥加廖沃的国家别墅，在那里通过与普京短短的六次访谈，来挖掘在平凡的生活中普京鲜为人知的一面。2000年3月，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写成了一本书——《第一人：普京自述》。在书中，通过普京本人、他的妻子和女儿、他的朋友和同事纵横交错、相互糅合的口述，来重新诠释俄罗斯严峻形势的驾驭者——普京。其叙事是冷静而客观的真情告白。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一位俄罗斯领导人的生活与政治观点如此直面大众。该书的出版正值俄罗斯大选之际，中央选举委员会认为该书是一份竞选材料，禁止销售，所以梅德韦杰夫以竞选总部的名义出资印刷了5万本，采取赠阅的形式发行，以使选民更好地了解这位俄罗斯未来的强势领导人的真实面目。这本书作为竞选材料散发后，许多俄罗斯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普京。与此同时，梅德韦杰夫还在宣传普京上别出心裁：大量订制有普京形象的纪念品、图像，以致形成了一种当时有人指责为“普京崇拜”的“普京热”。

梅德韦杰夫在莫斯科的竞选总部下，在各个州甚至各个大城市成立了普京竞选的分部，并且选出与普京志同道合者当负责人。由于梅德韦杰夫对普京的深刻了解，他的竞选总部的工作得到了普京的完全肯定。通过这些竞选分部，梅德韦杰夫大力强化普京作为第二次车臣战争领导者的“硬汉英雄”形象。这种形象永远改变了普京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格局。从前很多人认为，叶利钦当初看中普京，仅仅是因为其没有政治派系背景，而且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出的一贯的忠诚。但现在，根据俄罗斯社会舆论中心所做的民意测验，在“即将到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中将投谁的票”问题上，普京获得超出其他10位竞选对手20%的支持率，高居榜首。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阻止普京了。对此，梅德韦杰夫在竞选宣传时胸有成竹地断言——普京会在第一轮选举中获胜。

另一方面，战争还在继续。与第一次车臣战争时一样，攻下格罗兹尼并不意味着俄军就没仗打了。为了使俄军能够有效利用北部地区的道路，俄军向车臣北部开拔，准备歼灭这个地区的车臣武装分子。车臣武装分子经常从那些被认为是“安全”的村庄和城镇里冒出来从后背袭击俄军。即便是格罗兹尼已被攻克，各种袭击仍然没有停止。为此，俄军展开了春季清剿作战。

俄军的春季清剿作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格罗兹尼巷战的缩微版。即便是在最小的村庄中也有巷战，例如私人住宅往往都被改建成火力点。在这些小型巷战中打得最血腥的是共青村之战。共青村是一座在格罗兹尼南部约25公里的小村庄。3月6日，俄军抵达此村，开始围攻据守此地的车臣非法武装头目鲁斯兰·格拉耶夫的部队。车臣武装分子仔细准备了工事，并在村内挖掘了一个类似格罗兹尼那样的地道系统。他们以2~3人组成一个战斗小组，装备RPG火箭筒和机枪，等到俄军逼近时就冲出来猛射，随后退回地堡里躲避炮火。俄军往地堡里塞手榴弹，但是车臣武装分子经常在爆炸前将它们扔出去。

像格罗兹尼一样，俄军坦克的主要任务是为内务部队的步兵提供火力支持，坦克手把他们的坦克开到狭窄的街道上然后猛轰对手。随着战斗的白热化，俄军投入更多装甲部队参加进攻。共青村之战打了三周，车臣武装分子虽在村内占据的房屋不多，但依然打得相当顽强和老练。最后，俄军攻下全村，经过统计宣布击毙车臣武装分子500余名。格拉耶夫率残部侥幸逃出，撤入格鲁吉亚与车臣交界的潘集西山谷地区。战斗过后的共青村基本是一片瓦砾和废墟，连一块完整的石头都不剩。

春季清剿作战结束时，俄军收复了99%的车臣土地。3月10日，巴萨耶夫残部被俄军包围，大部分被消灭。3月12日，车臣非法武装战地司令、前总统杜达耶夫的侄女婿拉杜耶夫被擒，但遗憾的是巴萨耶夫率所剩的数百名武装分子逃脱，撤入潘集西山谷。

此时已是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夕，正在外地视察工作的普京又出惊人之举——在事先没有通报日程的情况下，普京作为副驾驶乘坐一架苏-27战斗机，由索契飞抵格罗兹尼“北方”机场。这是普京第三次视察车臣战地。事实上，驾驶战斗机视察，这也出自梅德韦杰夫的建议。普京的“硬汉英雄”形象由此又添一分。

为保障普京的安全，俄罗斯空军采取了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其中包括全程监控和战斗机全程护航，并由飞行技术世界闻名的俄罗斯功勋飞行员哈尔切夫斯基少将为普京担任主驾驶。身穿飞行服的普京走下战斗机后，连连称赞苏-27战斗机马力强劲、性能优越。随后，普京改乘直升机在格罗兹尼上空巡视一遍，在市内降落，视察了战火洗劫后的格罗兹尼。巷战使格罗兹尼遭受的破坏超乎想象，联合国报告称格罗兹尼是“地球上损毁最严重的城市”。这给了普京不小触动。普京表示，当第二次车臣战争结束后，将立即开始格罗兹尼的重建工作。

在格罗兹尼市郊，普京检阅了即将从车臣撤出的俄军第331近卫空降团全体官兵。普京高度评价了俄军在车臣战争中的表现，他坚信，这将是最后一次车臣战争，车臣所有的恐怖分子都将被消灭干净。而且，普京做出承诺——不会从车臣撤出所有军队。

在格罗兹尼，普京同俄军前线指挥官进行了简短会晤，并就地主持召开了有联邦政府官员参加的车臣社会经济问题工作会议。之后，普京又驾驶这架苏-27战斗机当天飞回索契。

当天晚上，普京接受俄罗斯NYV电视台采访。他表示：俄罗斯联邦政府准备同车臣非法武装谈判，包括那些隐藏在山区继续同俄军对抗的残余武装分子。普京说，俄罗斯联邦政府打算给车臣非法武装分子一个选择的机会。他们可以选择逃跑和躲藏起来，继续与俄军对抗；他们也可以选择放下武器，结束东躲西藏的生活。

就在普京提出“可以谈判”的第二天，76名本打算死战到底的车臣武装分子在共青村向俄军投降，俄罗斯国旗在共青村上空升起。

车臣的局势就此基本稳定下来。2000年3月27日，在驾机视察车臣战地六天之后，普京以52.94%的得票率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新一届总统，俄罗斯历史将开始激动人心的新篇章。经过竞选期间的再次并肩战斗，梅德韦杰夫与普京的关系日益加深，但是梅德韦杰夫始终保持低调，从不将竞选的功劳归于自己。他也很少在政治的前台露面，对普京始终保持着谦恭有礼的姿态。

2000年5月，总统普京宣布，由俄罗斯联邦政府对车臣实施“直接管治”。6月12日，即俄军攻占格罗兹尼四个月之后，普京签署了在车臣共和国建立临时行政权力机构的法令，任命艾哈迈德·卡德罗夫为临时政府首脑。十天之后，卡德罗夫在车臣第二大城市古杰尔梅斯宣誓就任共和国行政长官。同时，俄军开始逐步撤离车臣。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马尼洛夫宣布：至2000年6月15日，俄军和内务部队亡2091人、伤5962人，以相当于第一次车臣战争三分之一的代价，取得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

半年之后，2001年1月22日，普京宣布，俄军全面从车臣撤军。俄军的作战目标从“大量歼灭非法武装”转为“反恐怖行动”，由1.5万人组成的俄罗斯陆军第42师和一个6000人的内务部队旅将驻守车臣，继续执行长期的反恐任务。

普京以非凡的意志和铁腕赢得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众所周知，第二次车臣战争也未能完全解决车臣问题。车臣境内大规模战斗虽已停止，然而车臣非法武装残部的小规模袭击活动不断，恐怖活动更是继续在俄罗斯境内发生，但普京毕竟以自己的方式维护了俄罗斯联邦的统一与和平。

作为一名克格勃情报官员出身的政治家，反恐和组织反恐战争是普京最熟悉的领域，他在执政之初便踏上了自己熟悉的平台。普京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将反恐行动成功演化成为一场车臣战争。无论怎样评价普京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的作用和功绩都不过分，他坚决果敢的个性，运筹帷幄的韬略，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都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事实证明，普京具备成为俄罗斯领袖的素质。第二次车臣战争成就了普京，成就了俄罗斯的领袖，也成就了俄罗斯神话。

第四章 国家至上——普京打造的政治秩序

划分联邦区——强化中央权力的第一步

正式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前，在公开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普京宣称——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是俄罗斯的传统，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他要实践自己在竞选中的诺言：“在法律专政”下建立“强大的国家”。在过去的十年里，正是由于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软弱无力，使即便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乱了步调的现象。普京指出，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

从政治上说，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实体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是前苏联解体的结果。俄罗斯作为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全国有89个联邦主体，包括州、自治州、边疆区、直辖市、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专区。前苏联时期困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各种问题，俄罗斯联邦基本上都继承了下来。解体之前的苏联，具有联邦制国家的形式，实质上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单一制国家。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叶利钦曾向地方领导人许诺“能拿走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叶利钦当政时期，由于政府和议会无穷无尽的政治斗争削弱了中央的权力，地方势力日益增强。叶利钦为了在与国家杜马的斗争中寻求地方政权的支持，与自治共和国的总统和各州的行政长官单独达成协议，赋予他们自治权力。作为交换，在总统需要的时候，地方必须鼎力支持。结果，立宪的联邦变成了契约的联邦，或者如乌拉的鞑靼社区领导人拉马扎诺夫所说：“这不是联邦制，这是封建制。”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方领导人改为由全民选举产生，总统丧失了对地方领导人的任免权。地方领导人权力迅速扩大，州长、自治共和国总统成为本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比如，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享有无限的立法自由，地方通过的法规，包括涉及财产权、税收和关税的法令中，有三分之一与联邦法律和宪法相抵触。俄罗斯各边疆区和州之间建立起贸易壁垒，或者更糟，干脆竖立起界碑。

许多地方主体建立的制度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为民主制度。分布在各地的为数众多的联邦权力机关分支机构，与其说是中央权力机关的工具，不如说是地方精英人物的保护机构，它们已经被同化，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关已经消失。部分州可自行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甚至发行本地区具有货币功能的证券，中央无权干涉。还有一些州长在本地区为非作歹，引起居民强烈不满，克里姆林宫派要员持总统命令赴地方干涉，却被地方当局拒之门外。在地方选举中，某些犯罪集团首领堂而皇之进入地方政府和议会，控制地方政权，中央对此却无能为力。1995年实行的由地方行政长官和地方议会领导人组成联邦委员会（俄罗斯议会上院）的规定，使地方执行权力机关的领导人同时成了联邦立法权力机关的一部分。这实际上不仅违反了宪法规定的权力分开原则，而且使联邦议会上院变成了有时不按专业原则运作的机构。很显然，这种情况对地方领导人非常有利，但不符合联邦中央权力机关的利益。

同时，地方过多地取得了国家利益所允许的主权，使中央政府对联邦各地方主体失去控制，为国家分裂埋下了隐患。比如，远东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克在辖区内设立象征自己权力的标志物，颁发地方勋章，甚至为加强对管辖区域的控制而派人暗杀与自己为敌的政治家。再比如，与车臣接壤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总统拉西莫夫拥有一支完全效忠于自己的警察部队，人数达4万之众。拉西莫夫自行任命法官和检察官，甚至还控制着那里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分局。那里没有独立的媒体，反对派只能在邻近地区出版报纸，然后冒着生命危险将报纸偷运到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那里就像一个民主国家中的飞地，俄罗斯学者称之为“强硬的独裁主义政权”，甚至是“极权主义政权”。俄罗斯《独立报》撰文说，事实上俄罗斯一些地区享有无限的立法自由，有的地区近乎完全独立。俄罗斯联邦总统国家法律总局说，除了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以外，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其他自治共和国宪法“都不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联邦体系内立法的混乱情况可见一斑。

普京在1998年就曾出任过主管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问题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深知必须以最佳方式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否则难以保持俄罗斯的完整统一。上台后的普京有两种选择：一是对宪法进行修改。但这种办法代价高昂，而且也不能确保成功，联邦委员会和地方立法权力机关未必会同意批准有损于地方主权的修正案；二是像美国一样，废除联邦主体通过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规，借助形式上属于联邦中央管辖的司法机构的裁决，加强联邦中央的地位。但是，这也需要大量时间，因为在此之前，要先使实际上受到地方当局控制的地方法院保持独立性。

普京经过深思熟虑，在和26名最有影响力的地方领导人会晤后，选择了另外一个最激进，但也见效最快的策略。据称，普京与这26位地方领导人的会晤长达三小时。普京没有给他们任何选择的余地，会晤中不断重复的话是——您是同国家在一起，还是反对国家？当然，没有人敢公开说自己“反对国家”。

2000年5月11日，普京行使宪法权力，下令暂停执行与车臣接壤的印古什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和与中国接壤的阿穆尔州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并责令其删除与联邦法律不一致之处。

第二天，2000年5月12日，普京签发总统令，宣布将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按地域组成7个联邦区，原89个联邦主体分别划归这7个联邦区。这7个联邦区分别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联邦区，以圣彼得堡为中心的西北联邦区，以顿河罗斯托夫为中心的北高加索联邦区，以下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以叶卡捷琳堡为中心的乌拉尔联邦区，以新西伯利亚城为中心的西伯利亚联邦区和以哈巴罗夫斯克为中心的远东联邦区。

随后，普京在每个联邦区任命了一位总统全权代表。几天后普京公布了7大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名单，其中除两人是政治家外，五人是来自军队或国家安全局的将军。原圣彼得堡税务局副局长波尔塔夫琴科被任命为中央联邦区全权代表，他与普京是老相识，普京对他十分信任。派到西北联邦区任全权代表的是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切尔克索夫将军，他也是普京最信任的人之一，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就在此区。内务部副部长拉特舍夫将军被派到盛产石油、天然气的乌拉尔联邦区，普京希望他管好乌拉尔的自然资源。北高加索联邦区由该军区司令卡赞采夫出任全权代表。此人两次参加车臣战争。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由原政府总理基里延科出任全权代表，这里是基里延科的家乡，普京给他机会让他实施自己的经济纲领。原独联体事务部长德拉切夫斯基出任西伯利亚联邦区全权代表，而退役将军普利科夫斯基出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

每个联邦区的全权代表要使国家元首能在相应的联邦区范围内履行宪法职能，直接隶属于总统并向总统汇报工作。全权代表接受国家元首的任命，任职期限由国家元首决定，但不超过总统任职期限。根据规定，全权代表有4项主要任务和13项职能。4项任务是：第一，在联邦区内组织执行总统确定的国家内外政策基本方针；第二，监督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最高权力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第三，确保总统在联邦区人事任命的执行；第四，定期向总统报告联邦区内国家安全问题、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情况。全权代表最重要的职能是协调联邦权力机关的地方机构执行联邦法律、总统命令和政府决议；协调护法机关的工作，评估它们的工作情况，并向总统提出相应的建议；监督遵守俄罗斯联邦宪法以及有关自由和人权的联邦法律；参与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其中包括在必要的情况下在州杜马和政府就有关地方和中央利益的问题发表讲话，协商联邦权力机关驻地方代表的主要干部任命，参加拟订地区发展纲领。全权代表无权干预地区首脑的职权，只有法律和赋予他们的权限才是全权代表的工作依据。

普京表示，将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划分为7个联邦区并且委派专员负责每一个行政区，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联系，这对于横跨欧亚大陆、涉及11个时区、由89个联邦主体组成的俄罗斯联邦来说尤其必要。而且，这7位全权代表的办公地点将设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内，而不是下放到基层政权，以免造成令出不一的不利局面。为了改变从前地区总统代表总是更依靠当地政府而不是总统的现象，普京宣布——这些代表的住房、福利甚至家人的工作问题不再依靠地方解决，而是全部由联邦总统办公室负责。

对普京的行政区划改组行动，地方领导人普遍表示支持。当然，也许是分区政令还没有触及地方势力的实际权力和地位。紧接着，5月17日，普京又发表了《告俄罗斯公民书》，提出了一系列法律草案。

第一，建议修改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组成原则。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杜马经选举产生，联邦委员会则由代表权力机关、执行权力机关及立法权力机关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一般都由各地区的行政长官、共和国总统或地区议会领导人担任。对于这一状况，普京认为，这将导致各地行政长官和共和国领导人既是执行权力机关的代表，同时又是联邦委员会成员。那些议员成为自己应当执行的法律的起草者，这违反了权力分开的原则。各地区领导人应当集中精力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而立法工作则应由其代表负责，但要在常任和专业的基础上进行。于是普京提出联邦委员会议员由地方选派，为长期专职职务，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不再兼任此职。

第二，执行解除地区领导人职务和解散违反联邦法律的立法机构的规定。如联邦主体领导人及地方议会不遵守联邦法律，总统有权解除领导人的职务和解散地方议会。

第三，如果国家总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解除地方领导人的职务，则地方领导人也应当享有解除其下属权力机关，即地区、市镇领导人职务的权力。这些措施将使俄罗斯政治发生深刻变革。普京说，这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第一阶段。

普京的上述举措，自然引起了联邦委员会和地方长官的不满。在这些改革中，只有一点能讨他们的喜欢，这就是能够解除下级的领导职务，其中包括联邦各主体首府桀骜不驯的市长们的职务。地方行政长官可以容忍总统取消他们颁布的某些法规，乃至让7个联邦区的“将军长官”凌驾于自己之上；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支持总统剥夺其联邦委员会成员的资格，因为这实际上是使他们失去了成为国家级政治家的机会，并使他们失去了议员的豁免权，而且随时有被总统解职的危险。库尔斯克州州长鲁茨科伊担心地说：“如果各地区领导人都不再是议会的代表，他们将成为普通的管家，任何一方警察都可对他们进行调查。”长期担任靼鞑斯坦共和国总统的沙伊米耶夫更是公开表示：“我看不出改变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的想法有什么好处。也许，这一想法背后的目的不但要削弱国家杜马，还要削弱联邦委员会，使其变得更加无力，导致这一宪法权力机关只能起辅助作用。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联邦主体的领导人不能同时承担领导义务和联邦委员会成员的义务。如果谁履行这些义务有困难的话，有一个简单办法：行政长官不想在联邦委员会工作，就让他派自己的代表参加。”

但普京的这些措施得到了国家杜马的支持。5月31日，国家杜马一举通过了联邦委员会组成程序法。6月23日，国家杜马以308票赞成、86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剥夺地区行政长官在联邦委员会席位的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委员会的代表们从2001年1月1日起将由两名地区代表取代，其中一名由地方领导人委任，另一名则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这是近十年来，俄罗斯议会进行的第四次根本性改革。第一次议会改革是从选举人民代表开始的，以1993年10月“白宫事件”而告结束。同年底，组成新的联邦议会，其中上院即联邦委员会是由各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期限为两年。后来根据叶利钦总统的建议，不顾多数议员的强烈反对，进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1995年12月，国家杜马通过了联邦委员会新的组成程序法，即由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和立法权力机关领导人组成。现在，第四次改革，让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和立法权力机关领导人又失去了权力。

“前进，后退，再前进”——建立垂直权力体系的步骤

2000年6月28日，联邦委员会对该法律草案进行表决。联邦委员会全力反击，托木斯克州议长马尔采夫一手用拳头敲打着桌子，一手晃动着俄罗斯联邦宪法，大声喊道：“这是我的位置，我是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占据这个位置的！”结果，在总共发放的146张选票中，联邦委员会以129票反对、13票赞成的表决结果否决了该法律草案。悬殊比例表达出地方领导人真实的强烈不满，普京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以来遭遇首次政治挫败。梁赞州州长甚至表示对“击退了一场未遂政变”感到满意，俄罗斯《生意人报》直接以《普京第一次输了》为题发表文章。

如果不让联邦委员会行使否决权，就必须有三分之二的杜马议员投赞成票。但是由于有一半的杜马代表是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长官有对其施加影响的杠杆，因此斗争进入白热化。面对联邦委员会的坚决反对，国家杜马对拉到280票来推翻上院对组成法的否决缺乏信心，因而改变了前两天的激进态度，表达出与上院合作的热情。6月30日，国家杜马以408票通过一份呼吁书，表示愿意与上院合作。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对法案做出三点修改：第一，逐步更换联邦委员会的成员；第二，由联邦主体领导人亲自任命地方执行权力机关驻上院代表；第三，派出机构可以召回自己在联邦委员会的代表。如果联邦委员会不接受关于成立协调委员会的建议，杜马就推翻上院的否决。

7月9日，国家杜马以307票赞成、88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修改后的联邦委员会组成方式法案，同时推翻联邦委员会对总统有权撤销地方领导人法案的否决。7月26日，联邦委员会最终予以确认。三次反复，历经两个月，最后问题是这样解决的：联邦主体执行机关的领导人可以自主任命驻上院的代表，但只是在立法机关反对人数不到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他的决定才是有效的。召回程序同任命程序。上院议员的任命或选举不得迟于2002年1月1日。这样，地方长官们就为自己争取回了一些权力，至少派驻上院的执行权力机关代表可以由自己自主任命和召回，而不是像普京最初提议的经选举产生，而且他们的换届也就是退出，比原法案拟定的2001年2月推迟了11个月。

另外，联邦委员会对普京提出的《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法案》也予以否决，但是否决被国家杜马彻底推翻，从而确立了总统在地方立法机关及其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违宪的情况下予以撤销和解职的权力。不止如此，国家杜马还对普京提交的《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法案》进行了修正，不允许地区最高领导人解除联邦主体自治机关领导人的职务及解散地方自治机关。国家杜马的修正案规定，在法院查明地方自治立法机关和市政机关领导人违背联邦和地区法律的情况下，联邦主体的立法机关有权自行或应联邦主体最高领导人抑或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请求解散地方自治立法机关，而俄罗斯联邦总统有权终止市政自治机关领导人的权限。这样一来，地区行政长官对其下辖的地方自治机关的领导人的控制权也被剥夺了，普京真正实现了垂直管理。

在2000年7月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普京宣布国家是拥有全权、唯一的主人。联邦中央执行权力机关是俄罗斯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发动机，政权机关必须是依靠法律和根据法律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垂直的执行权力机关。记者问他：“您自己希望在俄罗斯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普京的答案毫不含糊：“当然是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政权。否则它就不是政权，而是对人民的嘲弄。”

2000年8月，上述法案相继得以签署生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普京让俄罗斯联邦政府内务部和税务警察局赋予了7个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新的权限，且明确指出莫斯科将集中指挥这些地区的军队，普京还支持将地方行政法庭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此前地方执法机构和法庭实际上一直由89个联邦主体的地区领导人直接管理。

随后出于安抚的考虑，普京在9月1日宣布成立由一些联邦主体的首脑和议长提出的联邦国务委员会，同时批准了联邦国务委员会条例。条例规定，国务委员会为咨议机关，其职能是协助国家元首行使职权，确保国家权力机关的协调运转和相互协作。其主要任务是讨论有关联邦与联邦主体相互关系的问题、国家建设和巩固联邦制基础的问题，以及有关机构对联邦宪法法律、联邦法律、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命令以及俄罗斯政府决定的执行情况，并向俄罗斯联邦总统提出相应的建议。国务委员会还将协助总统解决联邦权力机关和地方权力机关之间的分歧，并根据总统的建议讨论联邦法律和总统令草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人事任命政策以及其他重大问题。

有俄罗斯政治学家将普京的这一系列做法归纳为“前进、后退、再前进”，这条政治路线在与权大势重的地方领导人的周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前进”是指让他们统统退出联邦委员会，“后退”是指向他们提供任命自己在上院代表的权力，“再前进”是指普京任命自己的联邦区全权代表。这样看来，普京尽管有所让步，但总体目标是实现了。

但普京绝不是个乐意让步的人，他只是在等待机会。四年之后，机会到来。2004年9月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以“提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效率”为理由，再度提出《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法案》，旨在取消联邦主体地方行政长官直选，改由总统提名、地方议会批准。2004年12月11日，该法案获得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2004年12月27日，普京发布总统令，对提名地方行政长官人选的方式又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这两个联邦法律与法令，俄罗斯联邦地方行政长官按照以下程序产生。

1.提名地方行政长官。在各联邦主体地方行政长官任期届满前90天内，各联邦区总统代表以及该地方议会中占绝对多数议席的政党，有权分别提出该联邦主体地方行政长官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名单经由总统办公厅转交俄罗斯联邦总统，总统可以从中挑选一位候选人，也可以责成总统办公厅主任重新提出地方长官候选人名单。

2.地方议会批准地方行政长官。地方议会应在总统提出候选人人选后的14天内对该人选进行讨论，如该候选人获得地方议会代表法定多数赞同后即被认为已获得任命，任期为五年；如果总统提名的人选先后三次被地方议会拒绝，则总统有权以总统命令的形式解散该地方议会，并宣布在规定期限内举行新的地方议会选举。

3.现任地方行政长官可以申请留任或提前辞职。经选举产生的现任地方行政长官在其任期结束前，可以向俄罗斯联邦总统提出留任或提前辞职的请求。总统有权决定是否允许其留任（或辞职），并向地方议会提出他为新一届行政长官候选人的建议，如地方议会通过了对其提名，该行政长官则可以继续留任，任期为五年。

4.解除地方行政长官的方式。根据俄罗斯联邦主体立法权力机关与执行权力机关组成原则修改法，有两种方式可以解除地方长官的职务。一种是“如果在失去了总统的信任或出现工作不当，及受到司法机关起诉的情况下”，俄罗斯联邦总统有权提前解除该地方行政长官的职务，并在14天内提出新的人选。另一种是地方议会可以向俄总统提出对地方长官的不信任案。总统可以解除该地方行政长官、提出新的候选人，也可以驳回地方议会提出的不信任案。

到2004年底，有关改革联邦主体地方权力机关组成方式的法律基础建立起来，联邦中央随即使之进入实质的实施过程。一直到今天为止，俄罗斯联邦所有地方长官全部按照新的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产生，由俄罗斯联邦总统任命。如此，普京让俄罗斯的联邦体制发生了质的变化。

普京通过提名地方行政长官人选、解散地方议会、随时解除地方长官职务等方式，对地方权力机关的组成拥有了绝对支配权。当然，这违背了俄罗斯联邦宪法第77条第1款规定的“联邦各主体独立确定地方权力体系”的基本原则，宪法中有关联邦与地方之间实行分权管理的联邦原则已经失去法律意义。地方行政长官由民选改由总统任命，表明地方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已经由对地方选民负责变为直接对总统负责，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也成为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的下属机构，这种国家政权体制结构在内容上与单一制国家没有任何区别。普京经由构建垂直国家权力体系，在俄罗斯完全确立起实质上政令统一的单一制国家体制。

所以，“前进、后退、再前进”走完了最后两步，变成了“前进、后退、再前进、后退、再前进”。 “后退”是指普京组成表面上重要实际上无权的国务委员会，“再前进”是四年后普京终于有权罢免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长官，不再有任何让步。普京的目标完全实现了。有如四年前普京对记者所说的话：“当然是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政权。否则它就不是政权，而是对人民的嘲弄。”

整合“政权党”——普京的“可控民主”

在叶利钦时代，由于其在杜马没有自己的政治党团，而以俄罗斯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联合社会上其他左翼力量，在杜马中组成了强大的反对派，使叶利钦提出的各种法案在第一、二两届杜马中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总统与议会长期对立，斗争无休无止，带来的后果是俄罗斯政坛风云激荡，政府要员走马灯一样轮换，一颗又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政治方面根本谈不上什么治理。比如1998年，叶利钦对基里延科的总理提名两次遭到国家杜马的否决，国家杜马还屡次以弹劾总统相威胁。政坛如此不稳，以至于当时俄罗斯流传过这样一则政治笑话：

1999年8月，普京走到叶利钦面前问：“鲍里斯·尼古拉斯耶维奇，我斗胆问您个问题。在任命我之前，有多少人当过您的总理？”

叶利钦没吭气……两个小时后，普京又走到总统跟前：“鲍里斯·尼古拉斯耶维奇，我刚才提的问题惹您生气了吧？”“不，我还在数呢……

1999年底的第三届杜马选举中，亲政府的“团结运动”虽然获得了胜利（占据了杜马第二大党的位置），但俄共仍是杜马第一大党，而且在2000年1月18日的第三届国家杜马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杜马主席和委员会主席时，俄共的谢列兹尼奥夫被选为国家杜马主席。同时，在国家杜马27个委员会中，俄共获得了10个委员会主席职位。

在构建垂直国家权力体系的同时，革除叶利钦时代遗留下来的积弊，理顺总统与国家杜马的关系，是普京稳定政局的另一项重要任务。鉴于俄共势力的强大以及它在群众中的影响，普京在执政初期对俄共采取了怀柔与笼络的态度，设法改善同俄共的关系。普京在当选总统后的一次讲话中说，尽管人们对俄共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他认为俄共是俄罗斯目前唯一形成了体系的党。普京友善而宽厚地承认，如此多的选民投了俄共的票，说明国内有相当一批选民对现状不满，而俄共是在没有足够资金对社会舆论发挥影响的情况下获得这些支持的。普京强调，社会团结“靠的是像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久加诺夫这些在社会上广受重视和尊敬的各界人士的努力”。“你可以批评他们，但他们从来没有站到反国家的立场上。”

普京对俄共释放善意，俄共自然也对普京采取合作态度，在杜马中支持了普京提出的一些法案。比如，叶利钦用了七年时间都没能使杜马通过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而普京当选总统后只用了几天时间就顺利解决。克里姆林宫与议会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合作关系。

从内心讲，普京当然不愿意保持这种危险的平衡。他暗自估算了手中的底牌——在杜马选举中俄共虽然是杜马第一大党，占据了按比例制方式225个议席中的67个议席，但坚决支持普京的“团结运动”毕竟紧随其后，获得了64个议席。如果再加上普京的重要盟友基里延科和涅姆佐夫领导的右翼力量联盟，俄共实质上已经无法完全左右议会。“团结运动”在1999年底杜马选举前三个月仓促成立，虽靠全力支持普京而成为杜马第二大党，但到这时为止它甚至没有像样的纲领和政策，也没有固定的基层支持者。作为议会第二大党团，这样显然不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