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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31 03: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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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踏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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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

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试读:

版权信息

书名: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

作者:大踏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9-01

ISBN:9787218088587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写它的原因,是想回味我个人的那段历史。因为是历史,弄假了就对不起自己了,所以要求真,即便写得有误,也是记忆的责任而无关良心。

虽然无一不真实,但在大的真实面前,有可能因为是局部而显得次要,甚至不真。

序 大踏

陈嘉映

那一年,好友刘建住进肿瘤医院,我们几个好友轮班看护。这一夜,我和大踏交接班。病房外走廊里,靠窗,夏末,两人谈起写作,争论起来,记忆中,是第一次听大踏正面反对我的看法。我喜欢简洁讲究的文字,像海明威说的那样,站着写,落笔会比较节省,然后悠悠在摇椅上把可删的一字一字删去。甚至像贺拉斯提倡的那样,文字落成,放上九年再考虑示人。大踏不以为然:写作像生活一样,贵在原生态,当下写成啥样就让它啥样,否则有作假之嫌。

忽忽三十年过去了,他还是他那主张,我还是我那主张。只不过,那时候,我认为自己是对的,他是错的,而今我更愿说,各有各的道理。倒不是和稀泥,是因为我们各自的主张都不是孤零零的主张,这里的分歧连着很多其他不同。比如,大踏一身本事,走南闯北,富感知,高才情;我呢,好读书,差不多是在书里讨生活,坐在书房里写论文——想象不出大踏那种风格怎么写得出论文。大踏是作家,但我有时把他看作“半作家”,他的写作跟他怎么生活连得很紧,你觉得他写出来的东西有意思没意思,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看他那种生活内容有意思没意思。大多数作家,典型的作家,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几乎不知道莎士比亚或曹雪芹怎么过日子,甚至有人怀疑根本没有其人。身边人里,例如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也很难从他的写作中看到他怎么过日子。大踏和我关于怎样写作的争论编织在两种不同的生活里,编织在对生活的不同总体态度里;这些不同,复又编织在让这些相异之处息息相关的共同世界里——如果不是共处在这个息息相关的共同世界里,还有什么可争?但要从怎样写作一直聊到他和我的共同世界,那得聊到什么时候?

那时候,我们两个差不多谁都没发表过任何东西。后来,两人七七八八各自不知发表了多少文字,各自把关于写作的主张体现到自己的写作中。我仍然坚持他错把原生态等同于写作随意,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大踏走出了自己的路,如果他转而采纳我的主张,我们就读不到这许多大踏风的文和诗了。大踏有一双独特的眼睛,他固执地使用这双眼睛看待世界,于是,三十年来,他笔下出现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无法三言两语概括这个世界的独特之处,非要简言之,我会说,那是一个被解构了的世界。我不是因为“解构”时髦选了这个词(何况这个词现在恐怕也不那么时髦了),大踏原是咱们中国最早开创解构之风的作家,只因为他一上来就解构得相当彻底,把自己也一道解构掉了,所以不曾以解构先行者的身份暴得大名。1976年,他碰巧领头冲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公安部小楼,两年后,官方追认他们是天安门英雄,他又是那批英雄里有才有样的,一时间,赞誉崇拜蜂拥而来,可他认准了不走阳关大道,他要走他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这话说的人多,真这么走的人少。是条什么路呢?这条路曲曲折折,不大说得准,好在他一路走,一路哼唱,算是一路留下了标记。他自己说得最到位:“跟时代抬杠”,用“小折腾小反抗小颓废”抬杠。大家发财,他偏要受穷,大家成功,他偏要落魄,大家健身体检,他偏喝大酒吃大排档——好在他那身子骨儿硬朗,几十年还没折腾零碎。常听知道或不知道大踏的人说:能几十年把抬杠坚持到底,这本身就是个成就。

英雄都得扛点儿什么,我们却也不会因为扛着扛着就成了英雄。有真钞,才有假钞,满街成名竖子,还伪啥英雄?大踏及其同伙儿,倒有点儿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嘲世派(通译“犬儒主义”),它们拒绝一般认作文明上进的东西,拒绝兢兢业业、守规矩、奢侈荣华,自愿忍受贫穷、脏乱差、身体的痛苦。他们不是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他们只是在笼统的却也轻微的意义上是“反社会”的——社会是组织起来的,而他们反感任何组织起来的、正式的东西,认为只有通过个人的任性才能获得心灵的提升。

的确,在我看来,大踏倒不是对咱们的社会怀有敌意,我不记得大踏对任何东西“怀有敌意”,他拒斥,或干脆不经心眼。人凭借财产分出等级,或凭借什么别的,例如产地、父母的官位、知名度,乃至凭借劳绩,这些等级在大踏那里都拉平了。也有他佩服的、崇敬的,新近尤其崇敬“有信仰者”,在一首长诗里,他提到苏联流放地的老东正教徒、同治年间的扎合忍耶教派、佛陀、穆罕默德、耶稣、巴哈欧拉、刘胡兰、黄继光。他自己不是信仰者,也不为自己不是感到苦恼,他仍然高高兴兴过他喝大酒的生活,时不时把喝大酒也拔高成一种信仰——我因此觉得他崇敬信仰者是否有点儿拉他们来为自己辩护的意思。

大踏写的东西,大半我都读过,好看,受益,也有不满乃至不快。大踏的生活和写作,几十年来,我都深有质疑。他很早就在自己的写作中洗去煽情和矫情,但他刻意保持的那种抬杠者姿态,是不是也有点儿挺着板着矫情着?的确,这里那里,我会觉得他写到得意处,颇有点儿自鸣得意,而我个人一向把自鸣得意看作写作的或写作者的一个致命缺陷。呵呵,说到这里,恐怕我又要与大踏争论一番,此处且按下不表,毕竟,他近期的写作没有这种东西了。而且,对我个人而言的一重重要意义在于,大踏这个人,他的写作,不断把我带向自我质疑,质疑我自己的生活和写作。不久前,我们共同的老朋友梁和平在病床上说,不管我们是否赞同大踏,他始终是让我们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

以大踏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写1976年这样一个独特的年份,读来都会受益,对那一年不知情的,会由此知道很多,从那一年生活过来的,会重新去思考关于那一年的一些成见。这是一本纪实书,书的扉页上说:“我写它的原因,是重回我个人的那段历史。因为好玩,弄假了就对不起自己了,所以要求真,即便写得有误,也是记忆的责任而无关良心。”这我信,实际上,大踏一路解构高调的东西,本来就有求真之意。不过,读者诸君不可指望历史学家的严谨。记忆弄人,这在心理学上是在论的,大踏写回忆期间也做些查证,但认真比我尚不如,较历史学家所悬的标准更差得很远。要是回到本文一开头说到的真实与原生态,那我会说,这里呈现的是写作时的原生态,而不是事情发生时的原生态。我是1978年认识大踏的,此前的事是否写得真实我不知道,此后的事情,我发现了一些失实之处;而且总体上,我猜想,大踏多多少少把他后来发展出来的生活态度投射到1976年了。大踏说他写这书写得好玩,善哉,祝诸君阅读愉快!2013.3

匪甲也上花名册

我扫了一眼报纸,却一点都不激动,只是没想到我的名字会上党报。

我对围过来的同学说:肯定是重名,我不是那个赵世坚。

1978年11月16日,新华社发布了重要新闻,《人民日报》的标题是《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新闻的导语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对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这是为1976年“四五事件”平反的首篇官方文章。那时我正在位于花园村的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

我是78级一班的,班上80来人,男女各半。我们班年纪小的有16岁的体育特招生,年纪大的有33岁的孕妇。可惜漂亮女生都在78级二班——后男生民意测验也一致认为系花、级花都在二班(校花在外语系)。那时我刚23岁,是当了四年半钳工后考上的,还没交过女朋友。

上大学令人兴奋,可遗憾的是校园中的美女比我原来的工厂少多了——是呵,美女考什么大学呀,直接考一个好丈夫不就得了。各科摸底测验下来,发现女生成绩最好的往往是形貌不及格的。上学伊始,坏学生的坏还没显露,好色的口水也都暂时咽进胃里。大家都按时上课,参加政治学习和校务劳动(学校当局借着新生入学的激情,将一些苦脏累的诸如清除陈年垃圾、挖沟等活儿分派下来),并且多数都自觉地去图书馆或到教室上晚自习。

我就是在晚自习的教室里看到了那张为“四五事件”平反的《人民日报》。有同学惊诧地递过报纸说:这里提到你了,你是那个谈判代表赵世坚吧。

我扫了一眼报纸,却一点都不激动,只是没想到我的名字会上党报。我对围过来的同学说:肯定是重名,我不是那个赵世坚。

1976年4月的事到1978年11月,已经过去了两年半,天安门的事我已淡忘了,并且眼下大学的新生活让我大喜过望:可以不用当受苦受累的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而像做梦一样进了校园;大学里除了《金瓶梅》《肉蒲团》等还被视为禁书,什么书都可以借阅,《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多刺激人呀;大学里的舞会“只要你胆丰脸厚”,什么样的女生都不会拒绝你的揽握——大学里好玩的人比工厂里多多了。所以我兴致最大的是要展开并深入我的大学生活,比如我要结交我们班的田才子田杰,要贼住一个漂亮女生,要读遍外国文学名著。所以“四五”平反,以及我成了“四五英雄”都算不了大事。

不过,天安门广场的那场事儿的确是挺好玩的,像是人生第一次体会了高潮。可是它过去了——老妻向老夫重提年轻时的蜜月,而正专注于新爱,比如养鸽子或玩书画或集邮的老夫不会特来劲儿吧。再说“四五事件”后,和别的“四五英雄”相比,我发现我不是特别热衷于政治或革命。我骨子里喜欢玩——当然旅行和文学艺术最好玩了,而我当初参加“四五”除了政治观点的基本好恶,主要是觉得广场的热闹与咱的热血协调,广场上的故事就像自己演电影似的。

广场咱已经玩完了,那里的好戏也一时半会儿不会再有了,咱现在玩的是大学,且已经进入角色了。

第二天,班里的辅导员李老师和系里的书记就找我谈了话,确认我在入学前的确在报纸上说的那家工厂,的确是参加了“四五事件”。他们赞许我的作为,更称道我的不张扬,又要我给全系做报告。我当时未置可否。

记不清是不是因为校广播报道了我,总之,我在学校有点名了。但这名并不实惠——没有发奖金,我那时零用钱多紧呀,啤酒一周只喝得起限量的一次,跳舞前要用的皮鞋油都是蹭同学的。“四五英雄”又怎么了,北京市委为什么不发一个文件:将在普通大学读书的参加过“四五运动”的学生都转到北大、清华去?

我被称为“小布衫”

我们厂22岁以下的根本没有谈恋爱的,“乱搞男女关系”

在当时几乎是法律用语,是要被判刑的。

1976年4月时,我在特种工艺机械修造厂,那是我在的第三个年头。特艺机修厂属北京二轻局下属的特种工艺公司,该厂约20世纪90年代解体,车间毁平改建商品房。我们厂子,四五百人,3个带天车的长达一百米的大车间,生产一般的车床、铣床、刨床、锯床,以及为加工工艺品特制的机械,如仿型铣。当美丽的天车女工(高空横移吊车司机)为我吊活,按着我的手势操作时,我心说:你在天上真听我的话。我不能老盯着人家的脸,我一师弟就是吊活时精力没集中在铸件上,被倒仄的铸件砸伤了。

那时我刚20岁,肩宽腰细,一米八高,身上的青春之火乱烧,但烧不到女性身上,只能烧到钻研技术努力工作上,烧到业余的古今中外的文史书上,烧到足羽篮球滑冰游泳上。

那时我们厂22岁以下的根本没有谈恋爱的,“乱搞男女关系”在当时几乎是法律用语,是要被判刑的——电工班技术最好的一位广东籍师傅,长得英俊又能文擅书法,就因为跟一位姓车的未婚女工有性关系而被判了两年。

更贴切地说,与其说我们青工的欲火不敢瞎放,不如说也不会放。浑身是火呀,我就做了一个不凡的败火活动。从1975年底到1976年春节后,我只穿单裤和衬衣过冬,并且每天从羊坊店骑车15公里至北沙滩上班。在德胜门到清河的路上,我是被称为“小布衫”的人,零下15度也依然是这一身衣服。咋不冷!可每天工友掀掀我的衬衣夸我一句“真棒”时,那赞语就像棉袄或是巧克力。穿得少,肯定吃得多,一般早餐仨糖包二两粥,共八两,午餐八两馒头算半饱,晚饭回家足撮一斤半粮食外加菜。我妈说:省了衣服才省了几个钱,你这一冬吃出了好几件皮袄。

当时我耍单过冬,还真没有在女工面前招摇的企图,但想当一个优秀的人,比如牛虻、保尔、拉赫美托夫或是写书写诗的作家的心是有的。可那时莫名的性的欲望就像个暗藏在身体里的反革命,老给你捣乱以增加你成为优秀人的难度。

我和几个小青工特看不起机加车间一个因流氓罪判过一年劳教的卢师傅,但却特喜欢听他讲那种事儿,每每听得裆中如旗杆。一次他讲:我把她带到香山后山的树林摁倒,好不容易扒下她裤子,可她扭来扭去,根本插不进去,我那家伙急了,射了。我身体好,没两分钟,那家伙又起来了。这姓卢的故事可供我们长时间玩味。而他搞的那个女工,也是机加车间二号漂亮的,长得有点像俄罗斯人,哪怕她挺着大肚子时,也面色粉嫩。

工友中我的铁哥们儿不少,尤其是七二届初中毕业的张凯来与赵岍与我最好,也因我们都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呢,现实与理想间的困惑,优美地折磨着我们,我们仨常常秘密地讨论,一头雾水地进去又雾水一头地出来。劳其筋骨好办,就是自己折磨自己呗,练就身体,攒好革命的本钱。

我们一样都是1972年初中毕业后,没有去北京郊区插队,而是被分到了技校——那是特种工艺公司现凑的一个技校,没有校舍,没有师资,我们上来就是学徒工,每月挣16元。一年半内,每隔三个月就去地安门中学借教室借数理化老师上三个月课,余下时间就在特艺机修厂学徒干活。所以,可以说我从17岁已经当工人了,胡子还没长黑,就长大成人挣钱花了。

趁着那年冬天在地安门中学上课的三个月,我们仨坚持冬泳。那是在什刹海南岸,每天中午我们去把冰砸开一条长20米宽3米的泳道,狂啸一嗓子,然后跳下水游个两分钟。水温约1摄氏度,边上尽是滑冰的。上岸后浑身红而腾汽,头发马上结冰。说实在的,每天都勉强,只要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其他两个人保证附和,但谁也不愿意首先败兴而耐心等着伙伴领败逃之风,于是竟微妙地坚持下来了。那就小小牛逼,等着天将降大任。不过冬泳特抑制性欲,我们仨果真不像别人那么在意前挺后撅的女工友。

我希望的大任是什么呢?好像不是革命,但肯定不是为共产主义献身。我所在的钳工车间,有不少出身不好的老高三。出身不好,文化必好。我先跟一个年长的六级钳工张师傅学了两年多,又开始跟一位六七年高中毕业的魏道凝师傅学手艺。

虽然我工余读的东西比较雅,比如中国的有《魏晋南北朝参考资料》《唐诗三百首》《宋四家词》等,外国的有《红与黑》《贝姨》《马丁·伊登》等,但夜里却做一些流氓梦并且不觉间也脏了被子。幸亏我当时没听懂姓卢的讲的手淫,否则我向往优秀的自尊心该多受摧残呀。

我都是主动加班,和其他青工比谁熬夜加班的时间长,比谁一口气大锤抡的次数多,比这比那,消耗过热的青春之火。穿衬衣过冬那几个月,睡眠奇好,晚上躺下睡到早晨爬起来,无梦,一夜醒来,感觉仿佛刚摔了一个跟头又爬了起来。火热的身体若碰见火热的场合,不欢起来才怪。当时我还不会用性高潮这词来形容超凡的快感,4月5号那天在广场上的时候,我上蹿下跳,左突右挺,三深一浅,感觉特别爽,通体流畅。

好胜心作怪,我爬上纪念碑的浮雕

有趣的是,你以为你是来看戏的,但你看着看着听着听着也被触动,成了这千百出戏中的一个角儿。

从3月底至4月初,我每天上班前必在广场上转一圈,下班后更是在广场的花圈丛林中且转悠呢,我仔细瞧广场上的人,觉得实在有点好玩。照说清明节前后,悼念死者,尤其是对周总理的追思,人们的表情应该肃穆端庄甚至压抑,可我发现大多数人的脸上洋溢着兴奋、复仇、解放甚至欢快的表情。有的悼词或挽联写得相当工整,不逊贾谊;有的婉转深邃,直追嵇康。但更多的义愤露骨,如同社论,不怎么好玩。各种各样的花圈,甚至还有成吨重的金属做的,纪念碑周围的柏丛上也全部系满纸花绢花,广场上是花的森林、诗词的海洋。

更有不同层次的演讲。谁都可以找个高处如台阶、灯杆爬上去,或即兴成章,或照纸喊念。虽没指名道姓,有的话也太大胆了!但往往这种直接的、口号式的宣讲能博得大家起哄般的欢呼。我就像在一个朗诵、相声的博览会上,看看这个不好再走几步换一个小场,听听哪个有劲就帮着叫好。一般下午到天黑最热闹,不少人提前下班都来此“加班”。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广场上,有花圈、诗词、纪念碑做背景道具,同时上演着几百台戏。差不多所有戏的表面主题都是悼念周总理,而深意则有人们对现实的极端不满,对一小撮人的愤慨。有趣的是,你以为你是来看戏的,但你看着看着听着听着也被触动,想起他妈的这次工资没给我涨,或想起单位操蛋的领导,或想起女朋友吹了是嫌我太穷,或想起看了几本外国小说就被点名批判,或想起妈的每月才供给半斤油根本不够,或想起他们尽骗人外国哪像他们说的那么不好,或想起老家的农村父兄越过越苦或想起……于是也大声抱怨几句,没想到旁边的人们让你再讲讲,于是你怒口再张,也成了这千百出戏中的一个角儿。广场上全是戏,人人连看带参与。

大部分演讲都是以周总理当个由头,然后直接诉苦,婉转批骂。也不是没有人流泪,也不是没有人切齿,但我敢说这些广大的普通百姓跟周恩来或者一小撮“男鬼女妖”的关系极远——对自身生活的极度不满才使人们把怨愤发泄在领导层的坏人身上,把悲伤系在对一个故人的悼念上。通过个别人的演讲、少数人的诗词,我确实看到了潜藏的民主精英、文学精英。大广场上,有人在玩革命,有人在玩文艺,广大老百姓都是跟着玩热闹的——这是连续几天的节日呀,最高潮的时刻是4月5日——它已不是清明节所能概括:不是清冷,而是热闹,不仅明亮,而且晃眼。

4月5日早上6点多我又在长安街的1路中山公园站下了车,去广场转一圈。突见一夜之间,广场的几万个花圈荡然无存,连柏丛上扎的小白花也不见了,纪念碑上干净冷清,围了一层工人民兵和两层士兵。人们传递消息:昨夜动用了公安和工人民兵清场,运走了所有花圈,驱赶群众并抓走了一些人,军人作为二线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中待命后援;大部分花圈拉到郊外烧了,少部分花圈可能在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里,被抓的人关在旁边的红楼中。不少人质问警戒的军人甚至讽骂他们,对方不语,只是挽成人墙不让群众靠近纪念碑。

我决定当天上班迟到一两个小时,大约早晨7点多,一队中学生扛着一个普通的花圈近前却被阻住,群众开始起哄、呼喊、冲挤,军人的人墙一下就破了。人们欢呼着、簇拥着那个唯一的花圈涌上了纪念碑的台阶。我看见那些士兵,整好队撤向小楼方向。

那花圈很普通,摆在浮雕前很不显眼。有人喊:放到浮雕上面去。浮雕顶的平台距地面有两三米高,根本举不上去。我就用攀岩的动作,连勾扒带悬体援撑,爬到了浮雕顶的平台,又哈腰接住底下人递上的花圈。花圈摆正后,底下一片掌声、欢呼声,此时不少相机冲着花圈以及鄙人嚓嚓直响。我当时有些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的感觉,但也意识到这回风头出大了,肯定被“雷子”拍下来了。不过我还从没站到过纪念碑的半腰上,在这里看天安门似乎并不那么大,而底下的人群都变小了。略愧的是,刚才攀爬时,不得已我一只脚踩在了浮雕中烈士像的肩上。

上去容易下来难,一是看不见下面的落脚点,二是有倒锥度,我手着平台的沿儿,腿脚在半空打晃,自然有大家的手接住了我。

有人又开始在纪念碑的基台上演讲,口气猛于以前,但仍没有直点人名。这时有一个穿便服的人很强硬地干涉,说:清理花圈是市委的指示;清明节是鬼节,要反迷信;你们受了坏人的骗;马上离开。这人30岁左右,面目端正,他左右还有几个人跟护着。人群中有人喊:打丫的!于是真有人揪打他,但都没有下狠手,他被随从护着撤出了纪念碑。

我觉得我该去上班了。这几天工厂盯得也紧,一律不准请假,晚去一两个小时工友还能替我搪塞。再就是我刚才在纪念碑半腰上“亮相”也太过分了,多半是被人拍了照,真要被抓起来也挺讨厌的——传说这几天抓了好几十人呢,公安局里可是不好玩的。

可是我真舍不得走呵,好戏才开场,哥们儿刚刚进入角色,加上好胜心又敦促我:你想当逃兵吗?跌份儿!侥幸心提醒我:哪儿就那么轻易轮到抓你!这天早上我穿的是一件劳动布的干净工作服,很肥的制服裤,高帮白回力球鞋。就算他们拍了我,我若去换一件衣服再潜回广场,并且不再出风头而纯是看热闹,不就安全了吗?我决定去虎坊桥一带的工友张凯来家乔装一下,我有他家的钥匙。

傻不是罪

“文革”后期那几年,北京年轻人恋爱也有俗传的三部曲:

中山公园见个面,昆明湖里划划船,香山的树林里通通电。

有人从我的父辈和我的少年履历中找出我有政治抱负。的确,我父亲在“文革”中当过造反派的头,权倾一时,可他没给我家带来什么实惠,他是一心跟党走的纯粹的共产党员。我觉得他傻、轴,最终没捞到好果子吃,他给我留下的只是前车之鉴。我自己在小学五六年级(1968年)曾被评为海淀区小学生唯一的“活学活用毛著积极分子”,与全区一百多大人一道开讲用会。因为那时我比雷锋还雷,比焦裕禄还焦。我也傻,我也轴。据说当时全海淀区学生上课时右手捧语录贴在胸前就是由当时“有色小学”(现羊坊店四小)推广开的,而我是这个小学做这个动作的始作俑者。

傻不是罪,是成长的过程。1971年前后,我随父母到云南蒙自草坝冶金部五七干校待了一年多,半农半读,放牛采桑,抗洪割稻,挺好玩的。但也犯过不少傻:从门缝窥视邻居女孩时被她爸放在门口的鱼钩钩住了手指,因洗澡时第一次勃起而郁闷了很长时间,发洪水时跳进急流逞能表演,不敢吃赤脚兽医煮熟酱好送我的猪睾丸;在谷场摸黑偷花生米吃,吃了一粒干猫屎;被男青年欺负不敢还手,只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漫骂;盖房时抢挑水泥重担只为博得喝彩。

等我回到北京玉渊潭中学读初三时就不那么傻了,觉得学习好玩,是智力游戏,每次考试总是班里前两名。尤其觉得作文有创造的快乐——语文课代表是我。1972年初中毕业时,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去了昌平插队,老师希望我上高中(1971年和1972年上高中的都是学习尖子),我却非要去工厂,觉得当工人好玩。

学徒三年,为了讨好我的师父而多得传艺,我去农村替他养花找马掌;琢磨铣床结构,趁下班没人偷偷拆开铣床却折腾到夜里也没能再原样装好;苦练扁铲手艺(以锤击凿而铲削金属),故意不戴手套将左手打得疤上叠疤;为练出用刮刀刮出漂亮的金属花纹,将胯骨顶出了一个长年不消的大包;以学技术为乐,是技术课就上,也买了不少技术书籍。

那时一点儿不关心政治,觉得政治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厂里每周都有半天政治学习,无非就是听政治报告,领会中央的精神,表决心跟着党走——报上的极左语言谁都会说,根本不用过脑子。1975年夏秋,社会上因毛泽东的指示开始评《水浒》,我们当然不明白,宋江被招安就被招安,架空晁盖就架空,这和我们有啥关系?魏师傅明白,他说中央又要整人了,毛泽东善于借古说今。

1975年初,被打倒9年的邓小平复出,担任了军委副主席、中央副主席以及第一副总理,搞了一系列整顿,首当其冲的便是铁路运输。给人的感觉是中国要好好搞经济建设了,“文化大革命”该转成经济大革命了。当然好呀,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该提高一下了。那时的北京还实行粮油供给制:每月油半斤,蛋一斤,肉一斤,男性成人粮32斤。每到月初都去粮店领一小把粮票油票蛋票等,我们当工人的每月还补助4斤粮票。

可我们不懂中央又怎么了?邓小平抓经济建设好好的,到了1975年4月张春桥又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魏师傅告诉我那意思就是针对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到了这年的11月,迟群、谢静宜把持的清华大学已出现受人指使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虽然那几年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比如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最高领导都是驻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可我们小工人哪明白上层的那些事,只是朴素地希望生活好起来,中国强起来。

1975年时,我已出徒,是一级钳工,月挣三十四元五角,刚好十九岁。虽然还在“文革”当中,在红色政治笼罩下,工厂的政治气氛也浓,但我们一帮青工除了干活,也干些别的好玩的事,正是好玩的年龄,精力太充沛了。我厂地处农村,边上就是朝阳区的洼里公社,厂里有时也组织工人帮生产队干些农活。有一次干完活后,我们随生产队开一个批判小会,内容是批判一个乱搞男女关系的妇女。那女的长得是挺媚的,据说与旁边六建公司的一个男人勾搭成奸,且得到不少实惠。我特别想听到成奸的细节,但批判稿仅是口号式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往糜烂的外国”“好吃懒做”等。

我们厂里还有两个戴着帽子的历史反革命,我对他俩特别感兴趣。一个在机加车间,矮胖大肚,近60岁,解放前是一家小工厂的厂长。我喜欢听他讲喝酒的事:大热天用凉水将啤酒冲一两个小时,权当冰镇,然后从天黑喝到夜深。去双合盛买过了保质期、一毛钱一瓶的啤酒,一人一晚上能喝一箱,还有什么日本口味的北啤、德国口味的双合盛,我从他那里得到关于酒的启蒙。还有一个姓陈的就在我们车间,60岁,是投诚延安的国民党空军机械师,听他讲历史更好玩。当年在延安他常见到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江青,说他参加过训练我国第一批飞行员的工作,在延安就相当于师长的待遇,“文革”以前如何吃遍北京的“八大楼”。他说话多少有吹牛的成分,不过他技术是不错,很多疑难活都能出个有效的主意。他教过我如何将一根钢丝绳利用自压互锁原理编成吊绳,如何用杠杆原理让三角刮刀用起来最省劲。因他是“历史反革命”,除了车间的工作,还须每天打扫厕所。别人对他都直呼其名,我却叫他陈师傅,因为我觉得他有本事。他长得也精神,太太像个贵族——我去过他宣武区的家,房子很小,大房子被没收了。

我走路快而步伐大,工友给我起了外号叫“大踏”(沿用至今),有的也叫我“小布衫”。那时我身体极好,相貌也不赖,便有朱师傅牛师傅夫妻俩给我介绍一个机加车间姓花的姑娘。那姑娘白而丰满,但我见了她一点都不激动,反而别扭。我俩在故宫的御花园里约会时,我吃了一个她给我买的果子面包(很贵的一种,约三两,六七毛钱,而普通面包只要一毛钱加二两粮票),摸了一下她的小胖手,就不知道该说啥干啥了——以前满脑子的淫秽思想都跑没了。“文革”后期那几年,北京年轻人恋爱也有俗传的三部曲:中山公园见个面,昆明湖里划划船,香山的树林里通通电(香山公园的密林中的确尽是用剩的报纸和避孕套)。那时婚前性行为被人看不起,至于已婚者通奸是要冒着“流氓坏分子”以及被劳教的危险的。我连抱都没抱过那个姓花的姑娘,我们就吹了,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老三届的李师傅。

工人大多粗俗。比如中午在没女性的地方扒光一工友的裤子,并在他的那儿抹上紫色(为零件画线用的涂料,很不好洗,除非用汽油),比如在澡堂开一些下流的同性恋玩笑,比如给厂子里的几大阳具排了前三名(我的张师傅恭列其中)。厂子里每月都得出些骚事儿,严重的有因乱搞判劳教的,次要的被保卫科长叫去谈话,也会从此抬不起头。一个姓马的青工,人很好,帅,会踢球会唱歌,因为在公共汽车上用那东西顶了某女性,被处分并得外号“马老顶”。车队的一女司机因奸情被罚去做粗工。我们厂的保卫科长,个矮,大肉眼,满脸男女关系相——可能是职业爱好造成的。他特爱在厂子的旮旯寻找人家遗下的避孕套,且津津有味地拎着,对侦破有着非凡的兴趣。被他处理过的人都烦他,说是他不断地重复追问细节。

还有一个程师傅对我也好,他每晚都自学大学的数理化教材。他叫上他的厂外哥们儿,一个学美术出身却只能设计纽扣的杜,一个学武术出身的张。我们四人在颐和园划船、野餐,又郊游至十渡(70年代那儿没开发旅游)。他们对现实非常不满,我没想到他们敢直接骂政府,说中国的经济快完蛋了,要是没有“文革”他们肯定上大学了。他们得到的小道消息是:毛已经病重,经常犯糊涂(1975年下半年),周没什么实权,邓可能还得下台,掌权的是江青、张春桥等人,不少毛泽东的话都是其侄子毛远新转传出的。我们也乱谈了理想,程说的是要自修完大学理工科以后搞科学发明,杜说要坚持画油画画出伟大的作品,张是要争取游遍中国,我是要游山玩水并且写作。虽然我们看不到明亮的出路,发发牢骚,骂骂现实,但谁也没有与当局对着干的胆量和兴趣。“现行反革命”可不得了,说被毙就被毙呀。

还我战友,还我花圈

中午快到了,我离不离开广场呢?算了,破罐子破摔吧,再说法不责众,那么多人“闹事”,凭啥只抓我?

我赶到住在虎坊桥的工友张凯来家换上一件浅灰的夹克,想想刚才攀爬纪念碑放置花圈的行动,稍有点后怕,决定再返广场后只当看客,绝不当角儿。可我一来到天安门那节日的广场,肾上腺素又活跃了。凑近纪念碑,就有人认出我:都在找你呢,你干吗去了——嘿,你换了件衣服。我说:刚去吃早点了。我又和刚才几个爱挑头的汇在一起,望着激动的人群我脑子一热,就高呼口号:打倒法西斯!悼念总理无罪!人民万岁!镇压群众没有好下场!我练过美声和朗诵,别的领呼口号者的声音没我的响亮,所以从虚荣心的角度说,随着我喊口号的人最多。有人喊:唱《国际歌》吧。我起了头。我头一次起这个歌的头,自己的血先小沸了。又有人喊:让我们走向天安门。反正稀里糊涂,我成了第一排中的人。

开始时第一排很宽,至少有二三十人,后来越走越窄——可能有人忌讳前面老有人拍照。快走到国旗时,第一排仅剩十几个人。我在偏左侧一些,我的左手挽着一个女青年——她个不高,手臂软软的,感觉真好,我都能感觉到她腋下的热气。我的右侧挽着的是最能“煽风点火”后来也是谈判代表的王维衍。我们的前面总是有黑洞洞的镜头——就算有公安局的又怎么了,让你们丫照个够——那镜头变成枪口又怎么样啦,让你们丫开枪吧。当时我心里疯疯狂狂,必死的决心油然而生。

可就快接近国旗时,《国际歌》唱完了,并且已经多唱了好几段,我们这群昂首挽臂挺进如敢死队的人忽然不知干什么好。因为没有公安和民兵阻拦我们——没有反作用力也就没有作用力,因为我们也不知要到国旗下干吗,可能这就是集体无意识吧。我们几排人尤其是第一排的人还在尴尬中,忽听有人喊:去大会堂找花圈。于是就散了队形,一窝蜂地奔向人民大会堂东门。

大约已经10点半了,上午的班肯定赶不上了,但我在广场上再玩一个小时也能保证下午的班不迟到。

刚才又有不少人给我照了相。“四五事件”平反后,我应人民日报社王编辑之邀,去报社看“四五事件”的照片,看到当时我们手挽手、大张着嘴挺进国旗的那张照片,其中在左侧的我歪着头挺着胸奓着头发,一副反动样,随后我又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上看到了这张放大的照片。

这几天来广场的老泡都知道广场上有不少便衣专门盯梢,并在对象离开广场后将其扭进公安车中。我的胆子忽大忽小,虚荣时大,静思时小。我在走向大会堂的途中,也不断打量有没有使劲打量我的人,[1]可我哪学过反侦察呀,根本看不出谁是“雷子”。

这天广场上人少多了,也因各单位紧急传达不许职工去天安门广场。估计前一天广场同时有百万人,总人次达到二百万,花圈就有三万多。广场上各种消息仍在流传,什么邓小平昨天也来广场了,什么昨晚清场也是老华(华国锋,时任国务院代总理)的主意,他说坏人跳出来了;什么吴德(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是邓小平准备好的“反革命政变”。在中国,不少上层领导的新动态一夜就能传入市井——中国人是一个爱传递隐秘消息的种群。

中午快到了,我离不离开广场呢?算了,破罐子破摔吧,再说法不责众,那么多人“闹事”,凭啥只抓我?我又没喊打倒谁的口号,我是来悼念周总理的,我也没喊拥护邓小平。

我随着人群拥向了人民大会堂东门的半地下室门口,但被层层士兵人墙阻住。士兵也手无寸铁,却挽起臂膀,死命抵挡着人群拱动式的冲击。士兵们啥也不说,有当官的说这里真的没有花圈。人群是有些像乌合之众,至少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有一个中年人因说不应冲击大会堂便被几个人拳打脚踢,直到他喊冤说我也是来悼念周总[2]理的,才得以摆脱。打他的人一看就是“胡同串子”。

这时候有人掏出了一首诗,又将手提喇叭递给我,我就念了这首二三十行的《告工农子弟兵》。诗的大意是:工农子弟兵,请你们倾耳听,你们吃的穿的都来自工农,你们的枪口不应对着工农,你们应分清敌我。这诗节奏、用词、韵脚都不讲究,我念着念着觉得不太来劲,因为它比这些日子天安门诗抄的优秀诗词逊色不少。

但它的效果好,激起人群欢呼,怂恿着人更起劲地对士兵起哄。由于用力抵挡人群的冲拱,大多数战士的脸都流着汗水,他们的胳膊互相挽得死死的,估计也是在执行命令:誓死保卫大会堂,一定不能让坏人冲进来。而群众的行为肯定不是在执行什么命令,也没有什么组织,胡乱有个什么说法,就会一呼百应。比如,又有人喊了一嗓子:花圈都藏在历史博物馆里。于是人群呼啦啦地就退下了人民大会堂台阶,拥向历史博物馆的西门。

我记不清历史博物馆门前有没有人墙,如果有也不如人民大会堂门前那样铜墙铁壁。人群上到了门前的台阶,这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出来干涉,一个女同志大喊:同志们,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这里面都是国家财产,都是重要的文物,里面没有花圈,你们冲进去只能使国家遭受损失。那个女同志的确义正词严,又急赤白脸,仿佛她身后就是自家的财产。人群竟不再往前冲了,却步了,后退了。也因为有人喊:走,我们去小红楼,那里有我们被抓的战友和花圈。

嗷,嗷,人群躁动着呼喊着往历史博物馆西侧偏南的小红楼涌去。广场上的小道消息早就传出: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常来这儿坐镇,首都工人民兵的总头马小六、王洪文几天前也来这儿视察过,江青、张春桥经常在人民大会堂的平台顶观望广场的动静。

我觉得差不多该走了,好歹下午在厂里露个面,否则算旷工就麻烦了。可是不知不觉,侯玉良、王维衍等几个爱领事的人总是在我左右,并且人群好像都跟着我们呀。这时候我不可能说:我该去上班了,小红楼我不去了。我自知小红楼是最不应该冲的,我操,那是人家武装力量的司令部,里面可不是吃素的。注释[1]“雷子”,老北京语,指警察。——编者注[2]“胡同串子”是老北京语,原意指嫖客,后指整天游手好闲的人,一早起来奔茶馆,到了中午出了茶馆入饭馆,下午又去澡堂子,晚上串胡同逛窑子。——编者注

亮出我的青春大白嗓

对邓小平,我个人没什么恩怨,他离我太远了,我夸他骂他都可忽略不计吧。

不料有几句歌词让我领唱,我略不情愿。

报刊电台点名、正式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在1976年的2月。各机关企业除了学习报纸、开批邓的会、出批邓的宣传栏,还搞一些文艺活动造势。当时社会上批邓的歌曲、漫画,像雨后的蘑菇,我所在的特艺总公司要搞一台批邓歌曲的比赛。

我们厂子有一个文艺宣传队。从我一进厂起,就发现有一帮漂亮男女时不时在食堂吹拉弹唱地排演节目。搞文艺的姑娘总是比普通女工更多风情,关键是有时他们还脱产排练,我们一身臭汗地在跟钢铁较劲,他们却借着剧情轻歌曼舞打情骂俏。我总是找各种借口路过食堂,心说咱什么时候也混进去。我后来斗胆问他们还要不要人,他们说要会乐器的,唱歌的不要。宣传队的乐队配置比较乱,笛子与小提琴比翼齐飞,手风琴与二胡秋水一色。

我们厂子有好几个爱唱歌的,但都是被人耻笑的角色。一个是东北兵团转回的,外号叫大老壮,长一脸青春疙瘩。一般是午饭后,我们用工作台的木桌当个小舞台,大家就鼓掌起哄让他唱。他好像不明白大家的讽意,每每无限陶醉地唱起俄苏老歌——感情大于音准。“文革”后期的1975年、1976年,文艺管制已经比较松动,老百姓私下唱唱《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外国歌,已不会因“黄色歌曲”而被举报。还有一个龙门刨车间的师傅,爱早来晚走,工余在车间唱。他唱中音,音准没问题,但声音较傻。别人都悄悄问:他是不是有病。还有一个是食堂的小胖子,一般在晚间车间里没人时喊唱。他喜欢唱高音,硬往上唱。他也是满脸的青春痘,没对象就弄青春歌曲呗。

我也爱唱,属青春大白嗓,当时决心学李双江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唱的时候将五指山和万泉河各想成我厂的两个漂亮女工。我的一个哥们儿赵岍(我们一个小学、中学,也当过邻居,进厂后一起旅行的老友)帮我介绍了一个总政歌舞团的男高音教我。我每次骑车去他在龙潭湖的家学声乐,挺努力,也因他有两个闺女,大的正上高中且清纯大方。大概学了两三个月,大闺女毕业找了工作交了男朋友,我就不再去老师家学了,那老师教我的一首歌叫《我为祖国守大桥》。

后来我还跟厂子里检验科的一个师傅学过《沂蒙颂》,他以前在内蒙古歌舞团唱过。“文革”期间,因江青好文艺,除专业文艺团体,各个基层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而文艺宣传队员因可减少撅着屁股干活的时间而惹大家羡慕。国家指定的歌舞虽然突出政治,但毕竟音乐和舞蹈必然的美感,还是给单调生活、极左社会的人民带来一定的享受。

我因唱歌授人以柄的是,我与厂里那个“男中音”去考北京歌舞团合唱团。本来我也没想考,是得到消息的工友撺掇我——他们肯定是想看笑话。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去了,唱了首《松花江上》,考的时候还有钢琴伴奏呢。然后半个月内,就总有工友坏笑着来问:录取通知到了吧。我只能说句粗话回答。

因“批邓”需要,上级布置下来要搞“批邓歌咏比赛”,于是我成了厂宣传队的临时演员。脱产练歌,与一群咿咿呀呀的文艺男女在一起,比在车间使锤弄钳美妙多了。学唱的有一首歌内容大意是说邓小平搞“右倾”翻案,想当纳吉(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中的主角,可一般老百姓谁知道呢),我们革命群众绝不答应。这歌基本没什么艺术性,但唱歌就是比干活好,我好似抱着偷懒、凑热闹参加练歌的。而对邓小平,我个人没什么恩怨,他离我太远了,我夸他骂他都可忽略不计吧。不料有几句歌词让我领唱,我略不情愿。

这种政治破歌让我打头,真是讽刺。比赛是在两个地方举行的,较大的地方是天桥的万盛剧场(现在好像没了)。那天我们还化了妆呢,有生头一遭。一个唱歌的女工帮我画眉涂粉,她嘴中的热气呼呼吹在我脸上——值了,我就豁出去领唱。第一次登上正式舞台,灯光晃我眼,台下黑压压,我还真不太适应。

去联合指挥部的红楼谈判

为什么我这种爱美人胜过爱革命、爱玩闹胜过爱政治的混混儿占据了一个宝贵的谈判代表名额呢?

1976年4月5日的中午,广场上的部分群众都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一所三层红砖楼前,楼内即是军队、警察、民兵的广场联合指挥部。楼门前,围了至少三层士兵,均未佩武器。士兵们手挽着手,抵挡着潮涌般的人群。

4月5日中午,小楼前挤满了人,一些上午在广场上比较活跃的年轻人,挤在人群的最前列。人们高喊着口号: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士兵的后面有当官的用手提喇叭不停地解释和警告:小楼里没有花圈,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不要受坏人挑唆冲击营房;请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再往前冲后果要自己负责。但人群只有一句唇嘴不对的回语: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也有人喊:人就是被抓到你们这儿的,花圈也藏在这儿。军人的喇叭和人群的齐声一直在对喊,并且人群对士兵身体围墙的拱劲儿正逐步加大。

也有人喊:大家不要乱,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派代表跟他们谈判。于是人群一遍遍地齐喊:我们要谈判!我们要谈判!人群里的确有人故意冲撞战士,而战士仍是手挽手地不松人墙,也不说话。没想到,过了十多分钟,对方竟同意谈判了,还让我们选出五人作为谈判代表。我因站在前列,加上个头也高,像是会打架,并且之前在人民大会堂前、纪念碑前多有领呼口号、宣诵诗歌《告子弟兵书》等出风头举动,便也被选为谈判代表。

五人被人群七嘴八舌地选出,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子明、北京棉麻纺织厂工人王维衍、北京八十六中学生孙庆柱、侯玉良以及特艺机械修造厂工人赵世坚——就是我本人。陈中等个,瘦脸略白,戴眼镜,言语不多。王瘦方脸,薄唇,爱说。侯面红褐,大眼,爱出主意。进小楼前我们五个也没分工,也没合议,仓促上阵。进小楼前,有人喊:一个小时你们不出来,我们就冲。

除小楼外的几层士兵人墙,小楼大门的过道里也塞满了士兵,根本挤不进去。也不知谁喊:从上面过去。我们五人就爬上了士兵们的肩膀,爬了好几米长的“肩膀走廊”后脚才着地。小楼里没什么特殊,除军人就是穿便衣的。广场上的人群大都知道,这几天在广场上被抓的群众有不少都是被扭送到这里的。

我们上到二层,被引进一间像是办公室的房间。我们好像都不会谈判,暂时也不知跟谁说,那就先喊着一成不变的口号:还我战友,还我花圈。我口渴,又加喊了一句:给我拿水来喝!几个战士立刻去接来了几搪瓷缸的凉开水。我们一饮而尽,跟“临行喝妈一碗酒”似的。

一会儿进来一位没戴领章帽徽穿绿军衣的人,高大,相俊,约40多岁。有军人介绍:这是我们的首长,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跟他谈。谈判时我基本没说什么话,只是偶尔冷场时说一句:还我战友!还我花圈!我们五人说话最多的是侯玉良和王维衍。他俩互补式地白活了一通悼念周总理无罪,为什么强行撤走花圈,为什么抓走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花圈和被抓的人在哪儿,立即交出来,否则革命群众坚决不答应云云。

那位军人口气和缓,措辞不卑不亢,说:你们悼念总理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你们不要受坏人挑唆上当;花圈不在这小楼,我不知道在哪儿;我们抓的只是极个别的坏人,他们也没有关在这里,关在哪儿我不知道;你们应劝广大群众退回去,离开广场,回到工作岗位。因为我们也是车轱辘话来回说,这位首长也不得不重复了好几遍他的话。

大约谈了20多分钟,楼下传来更强的群众呼声,有一句的意思是要我们到窗口来,估计是想知道谈判结果和我们是否被铐起来了。我们来到窗口,有人向窗外的人群呼喊:我们很安全,他们耍赖,说不知花圈和战友在哪儿,你们别着急,我们要跟他们继续谈。

继续谈,没什么新鲜,加上窗外人群高喊着让我们回去。我们稀里糊涂地下到一楼又爬过众战士的肩膀,回到人群中,并告诉大家:他们拒不交出花圈和我们的战友,谈判失败。人群中有人说:你们回来了就好,我们担心你们五人也会被扣起来。当时广场中央有辆上海牌小轿车,顶着四个大喇叭,是广播车,被人群围住,更多的人向那儿蜂拥,我们谈判小组就散了,也随人群去了广场中央。

我后来一直纳闷:参加“四五事件”那些有头脑有组织能力的精英呢,关键的时候他们应该组织一个有能力的谈判小组,哪能让我这样爱美人胜过爱革命、爱玩闹胜过爱玩政治的混混儿占据了一个宝贵的谈判代表名额呢?我觉得我们五人,基本算群众在混乱中即兴凑起的谈判代表。当我稀里马虎成了谈判代表时,心里有些空白——这是怎么了?我?代表大家去跟当局谈判?我操!

午后两点多,我们五个代表在小红楼与当局代表的谈判毫无结果,就半卑半亢地离开了小楼。这时广场上的焦点转到了国旗南侧的广播车,那辆小车内有一个女广播员。人群围拥着那车使之不能动弹,有人开始用手拍打车厢和玻璃,也有人喊:把广播车掀了。

我觉得大势不好,着实要闹事了。我是该撤了,莫名其妙地当上谈判代表,已够有了枪打的出头鸟资格,再待在要对广播车采取暴力的人群中,那就像被“立即执行”一样危险呀。就算我干了反革命的事,我也不愿当“反革命分子”。凭着基本的正义感来广场,后来发展到出出风头、泄泄青春之火,绝没想以鸡蛋碰石头。

我走的时候,人群已经哼唷哼唷喊着号子掀那辆广播车了,时间约是午后两点。3点左右,我悄悄进了车间,赶紧换了工作服。

玩大了就不好玩了

还没有结过婚就被判刑有些冤,祖国的好些地方我还没玩过呢。

我所在的钳工四组组长赵立煌师傅,悄悄问我是不是又去广场了,见我点头后,他又说:这几天考勤查得严,你现在是顶风作案呀。他拿出考勤表,在4月5日我的名字下画了一个“√”表示全勤,连迟到也没有。赵师傅也是老三届的,人憨厚,技术好,对我没的说。他是那种好好干活过日子的人,即便去广场也是溜边而过,绝不会参与闹事。

魏道凝师傅过来问了我今天广场上的情况,我说了冲击大会堂、小楼谈判、掀政府的广播车后,他说这事闹大了,肯定还要抓更多的人。他又问了我在广场的行为,一脸严肃地说:麻烦了,估计你也跑不了,你百分之百被他们拍了照。他看赵师傅为我画了全勤,又对我说:无论有谁问你,你就一口咬定4月5日一早就来厂子上班了。

我出徒后开始跟着魏师傅干。厂里人都知魏师傅有才,长得也帅。他留着无缝大背头,皮鞋总是很干净,裤子裁得很瘦。我每天跟着他躲在更衣室里(有时车间主任查男更衣室我们就到女更衣室)练自制的哑铃——那是我的胸大肌最高的一年。他娶了一个著名的舞蹈演员陈爱莲,我常去他家玩,听音乐胶木唱片,看他挥毫写诗。

魏师傅对我影响很大。我刚进厂时他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后来我才知道,他爷爷是原国民党政府驻菲律宾的大使,他本人是因为言论被戴上帽子的。跟魏师傅学了不少钳工技术是次要的,我与他接触到1976年的时候,他的不经意言说,已经让我在理想的选项中排除了很多。

当年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那我争取当一名最优秀的工人比如车间主任好啦。魏借毛主席的话告诉我说: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党领导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就算你当了这个厂的厂长,产值翻了番,最大头的钱也都归党;就算你立志搞工业,慢慢干活爬上去太难,可是你又不可能去上大学。

那时我还喜欢文学呢。中学时代我作文总是第一,刚进厂时我还为诗赛写过一首《理想之歌》呢。魏师傅又否了我,他说过这样的意思:你看看现在出版的那些书、上演的那些电影,你觉得真实吗?真实的文学在外国、在古代,你写一个咱们厂的真实故事,文学水平再高也没人给你发表。

那时我也喜欢旅行,想游遍名山大川。魏师傅也断断续续地堵了我:你节衣缩食,饿得跟叫花子似的游览漓江美景(确有其事),这协调吗?旅游,要不以某种职业之便,要不你就是当官的。

魏师傅书法绘画诗词拳击摔跤足篮球都不错。他见我爱练行书,就送了我黄庭坚《墨竹赋》和《读书乐》的原拓;见我爱读古文,就给我讲竹林七贤的诗文,还说名士精神他最欣赏。我也问过他,我到底应该追求什么。他从没正面回答过,只说别着急,多学本事,艺不压身,高高兴兴活着最重要,文学艺术是迷人的世界。

魏师傅怀才不遇不算,反而受迫害,家里也被造过反。当我们从师徒成为好友后,我也问过他:那你怎么办,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活着?他很认真地这样说: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可不好受,鸡蛋不能碰石头,我知足我常乐。“四五事件”的前几天,因为我天天往广场上跑,还填了一首很工整的《西江月》挂在纪念碑旁,他知道后劝过我:远远地看看就得了,别再贴诗了,中国的公安局可不是好惹的,等你挨揍或被关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很灰暗。我解释广场上很好玩很痛快,他说:玩大了就不好玩了,你不知道1957年的“反右运动”。

我们厂是4点40分下班。一小时后我又来到广场,见人不如白天多了,而成队的民兵已集结在广场四周。我听说了我下午离开广场后的事情:把政府的广播车掀翻了,还烧了那汽车的轮子;联合指挥部小楼那边也有人纵火后被战士扑灭,没有什么太大的暴力事情。广场上的人有不少正撤出,到处都有消息在传播:今晚他们肯定会动手。

我没有久留,坐车去了陶然亭边上的魏师傅家。魏备好了酒菜,仿佛要送别我似的。碰杯之后,魏表示,我百分之九十逃不掉,但没参与打砸烧不会被判重刑。他又教我被抓之后要坚决表示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去的广场,不要否认在广场上的行为,因为年轻,底儿又不潮,有可能会被政府认为是出于悼念周的感情而做了错事的单纯青年。

我问:估计会判几年。魏说:这事还得看政府怎么定性,但你是谈判代表,怎么也得判个八年十年。魏师傅也觉得奇怪,看不出我有多大的政治热情,怎么还成了广场第一线的人了。我回答:我也不知怎么搞的,脑子一热,就跟着玩进去了。后悔也没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那晚喝得晕乎乎,睡得还不错。

4月6日上午,我直接去工厂。所有人都在议论昨晚广场发生的事情,拼凑起来信息大致是:晚上6点多,广场上广播北京市长吴德的讲话,主要内容是现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搞反革命活动,广大群众应该迅速离开;晚上9点多,广场上的灯光全部亮起,成千上万的工人、民兵和警察以木棍和皮鞋殴打留在广场上的群众,并抓走几百人;卫戍区的部队都待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昨夜在广场以外也抓走了一些“闹事者”。几年后看到资料说:当天江青、张春桥等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广场事态,6点30分广播吴德的讲话,动用一万多民兵、三千警察,在广场抓走388人,五个营的军人在广场附近待命。

这一天,我心里三分之一忐忑、三分之二懵懂,心说听天由命吧。赵师傅和魏师傅都悄悄对我说:你不用干活了,歇着吧。他们是好意,我却觉得不那么吉祥,好像我享福的日子没几天了。

一天平安无事,魏师傅告诉我:他们要查找照片上的人得费几天的工夫。当晚魏、赵、朱等师傅又请我吃饭,明显像是临刑餐嘛,那晚喝酒都挺严肃的。我说:还没有结过婚就被判刑有些冤,祖国的好些地方我还没玩过呢。

1976年4月7日,电台和报纸传来惊人的消息,“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的后台是邓小平,中央决定,撤销邓的党内党外一切职务,对暴乱分子采取了无产阶级革命措施,准备清查参加暴乱的“反革命分子”。

定性“暴乱”是我没想到的,“四五事件”连累了邓小平我觉得很遗憾。4月7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清理广场的民兵、公安代表,说是表彰他们粉碎了“反革命暴乱”。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天安门事件说明什么》,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并号召全党全国继续批邓。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除了上班都愉快

到1976年时,我已不是纯洁的好青工了,心早飞到了工厂之外。

1972年底,我满心欢喜进工厂,没几年就兴趣渐消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是不信了,就算工人阶级能领导一点什么,那么组成工人阶级的单个工人也只是干活的、给国家纳税的、生活水平低于干部的。

工人就是干活挣钱,养家糊口是第一位的,眼前的利益是重要的,谁不想多挣钱、早点长级。他们对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感情很朴素。那时我们厂子里也作忆苦思甜报告,车间的刘主任讲当年在三条石——天津工业的萌发地,“文革”期间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阶级教育典型基地,过春节厂子炖肉时故意水一开就兑凉水,反复四五次使炖出的肉极腻,他说资本家太坏太小气了。最初教我的张师傅也对我说过:你们现在学徒多幸福,上来就发16元工资(70年代白面一毛八分五一斤,玉米面一毛一,油每斤八毛五,肉八九毛,乘公共汽车一般五分到一毛,北京到上海的火车硬座票才二十几元),也不用给资本家倒尿桶、看小孩,也不挨打挨骂。新社会了嘛!大部分中老年工人,根本不关心政治,只是被动地随着风潮按着上级布置而人云亦云地反宋江投降派,“反邓、反右倾翻案”,反纳吉(他们没准以为匈牙利挨着美国呢),反天安门的暴乱分子。

我在工厂的后几年,已不爱钻研技术,更加关心起文艺来,学唱歌,练书法,填词赋诗,更是大量地阅读能借到的文学书籍——很多禁书和黄歌都是那时读学的。尤其对外国小说感兴趣,觉得任何一本外国小说中的生活都太有意思,也与中国当时的“极左”小说太不一样了。读司汤达、大仲马、雨果、托尔斯泰、莫泊桑、杰克·伦敦、普希金,一读就读到天亮。然后从小说中走出,穿上脏臭的工装去工厂,从天上落回地面。可怎么摆脱工厂的粗俗生活?我和几个有理想的青工谁都没有主意,只是朦胧地认为,得先学着,丰富自己,锻炼好身体,不定哪天就能干一番想干的事。

再说学本事也乐在其中,我开始正式学游泳了。我们厂子挨着的农机科学院有游泳池,夏天的时候,利用午饭时间或下班后,我们一帮青工去那儿游泳。我从小在玉渊潭附近长大,小学三年级就无师自通地偷偷学会了,但动作极土,只会蛤蟆踹腿式及狗刨式。有一姓陈的青工在体校练过,我便跟他学蝶仰蛙三种泳姿。我练得狠,陈教得也到位,一个夏天下来,我蝶泳游得已经够出风头使了。因我们是外单位的,那游泳池收门票一毛。收钱的老头就堵在男更衣室的出口门边。我们发现他不收从女更衣室出来的任何人的钱。有时我们明确知道女更衣室没人时,就从这里逃票进入泳池。我们也搞过闹剧,男的穿上女式游泳衣,胸上塞两茶杯盖——那样子能把人笑死。可惜一跳水再等爬上岸来,那“乳房”已经垂落到肚子且一上一下。

9月份,活少,我提前完成了这天的工作量,下午偷偷出厂,到三公里以外的北京航空学院去游泳,那儿的露天泳池一直开放到10月中旬。每次要去北航游泳时我都挺兴奋,因为有一个穿黄色游泳衣的姑娘游得和长得都好,她总是一口气游上半小时,上岸就走,表情似也说明“别跟我搭话”。那时我基本不会跟姑娘逗话,只能愣愣地看着这条美人鱼在水中逐水搏浪,在岸上匆匆走过时的勾魂腰身。

冬天时我跟魏师傅去厂子北边的水塘里学滑冰,因为不怕摔,我学得很快,魏师傅干脆把他那双旧刀球鞋送了我。鞋是40号,我脚42号,我把那很硬的鞋都撑大了,当然我的脚也是泡上加泡。有时溜出厂,骑车去四公里以外的北大未名湖滑冰。偶尔能赶上工农兵学员在上滑冰课,我也很注意老师的讲解示范。我滑得比大部分大学生要好,弯道时左脚外刃出刀,右腿摆过,左腿蹬直。我也仔细打量这些工农兵学员,差不多与我同龄,看不出比我聪明在哪儿。他们凭什么上大学呢?有的学生见我滑得不错,还问我是哪个系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冰刀刃磨秃了,我会自己磨,用自己做的磨冰刀架。钳工随手做个东西很容易,我小时动手能力就强,是我们宿舍大院做弹弓枪的第二名,在云南五七干校时我跟着劳改释放犯学做煤油炉,共做过十多个。进工厂当钳工后,除了组装机床、加工零件,我还跟张师傅学过传统的打铁、淬火。我给自己偷偷做过不少玩意儿,大号小号匕首、子弹壳做的钢笔、人体曲线的榔头、烟斗、铜锅等。我还做过组合式钢床架,瞒过传达室偷运出厂——干私活并且用公家的料这是要挨处分的。

到1975年秋冬,我出徒,也就在厂子活得较熟练了,放松,为所欲为。

食堂有人请假时,会派人帮厨,干些择菜、运煤、擦地等杂活。我帮过厨,知道好哥们儿买饭时多找人家一毛或八分的饭票。菜我们不负责打,最贵的菜总是由大掌勺、一个七十的老头打,米饭也有专人盛给递上。一样,我也被多找过饭票。

那时夜班补助三角,夜餐仅面汤和干粮。食堂的一个师傅原是礼花厂的,长得很精神,卷发连毛胡。他在夜餐打给我的面条总是多,一分钱咸菜给半盆。我厂的油漆工每月还多补助钱,尤其还补二两油。当时的花生油,凭票每斤八角五分,豆油八角一斤,菜籽油七角五一斤。腔骨两角四一斤,排骨三角八一斤,大骨七分一斤,肉皮两角一斤,小带鱼两角五一斤,大的三角八一斤,最难看的橡皮鱼一角一斤。动物饼干三角六一斤,红蛋糕六角一斤,白的七角多一斤。最次的红糖(像土)四角九分一斤,一般红糖六角多,白糖八角一分。白薯和玉米都是一斤粮票给五六斤,六七分钱一斤。冬贮大白菜,一级的也就不到三分一斤。

我一个月34元工资,个人花,还合适,但一次游泳我丢了一个月的工资。那天我没带泳裤,脱外裤穿着运动裤就跳下水游了。忽然一惊,我放在裤衩屁股兜的工资没了——肯定放在那儿,怕丢了才系在长裤内的。发动哥们儿几个找,又潜水去摸。又试一张钱,扔在水面上基本不沉,直接沉在水底基本不漂上来。那玉渊潭是活水,向东流。我走到最东头的水电站(上有毛泽东的题词),趴在过滤水草的栅边半天,叹口气,认倒霉吧。那一个月惨了。我没告诉家长,怕他们心疼病了。

有一阵我住厂宿舍。工厂有个足球队,我参加后先学守门,因老漏球,改后卫,还发了我一件编号17的足球衫。跟北京语言学院踢球时,我方有一个角球,队长让我们都集中在对方门前。我方开出角球,高高的,眼见向我们几个头落下,我一闭眼,就觉后脑“咚”晕了一下。我方欢呼,进了。

是我用后脑勺撞进的,赛后头也晕了半天。

我们厂的总工程师,姓王,是哈军工毕业的,略有地包天(下巴突兀)。专业没的说,身体、风度都好,肯定营养不错。他人随和,对我们诲而不倦,也允许我们随便进出他办公室。有人发现他每天中午必从抽屉拿出一个像中药丸的东西,嚼而吞咽。问他是什么,他笑笑说:中药,治胃的。每次吃毕他都锁好那抽屉。我们怀疑那东西,趁他一次没来得及锁,有人在二楼下故意喊他。趁他出门,我们找出一个铁盒取出那“中药”,光亮而硬,一吃知是杏仁巧克力。等他一回,我们说:我们也要吃“中药”。从此没见他在班上再吃过它。

我们厂的医务室有些不很贵的药,小病可以去开一些。自从我发现某师傅开的橘红丸很好吃,便也假说出须吃橘红丸的症状并点名要吃它。那药在药店卖四分一丸,有止咳润肺之效。我还让别的工友去开过。那药丸用蜜调制,好吃。也因我那时馋甜的东西,身体缺吧。

1976年时我一米八一,才六十几公斤,明显缺肉。一顿吃“自来红”月饼(九分一块)需五六块。一次正月十五去魏师傅家吃元宵,我吃一斤(9角),像吃饺子似的。有时穷过瘾,买一斤馒头,蘸半斤白糖吃完。

那时车间里有熟人结婚,大家也凑份子,关系最近的出十元,最少的也出两元。然后就可去吃婚宴。魏师傅的婚宴,请的厨子在一个房子大的朋友家做菜,鸡鸭鱼肉随便吃(没有虾),一个工友喝多了吐了一床,我还为他惋惜,心说你吐的时候也不滤着点,把酒吐出不就得了。

革命英雄吴运铎的儿子跟我一个组。他五官标准,身体很壮,因他屁股大,绰号大坠砣。他大大咧咧,不在乎工友的玩笑。我也曾感动于其父的《把一切献给党》,便问他些吴运铎的事。谁知他不在乎,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没什么可讲的。他足球踢得好,似乎以前在陕西少年队踢过。

结过婚的男工在一起往往开一些恶俗的玩笑。比如某个轴总也装不进那个轴孔里,有人就喊:让刚结婚的某某来,他熟,他天天练这种活。

到1976年时,我已不是纯洁的好青工了,心早飞到了工厂之外。从1975年刚一出徒每月有34元的工资起,我和青工赵岍就常结伴去旅游,像三峡、桂林、苏杭、泰山、普陀山、广州等初级旅游点都是那两年玩的。当时我们车间有互助会:一月缴纳10元,一次可以借120元。再就是平常攒钱。有一阵为了省钱,我不再住厂子,而是每天回家蹭饭,早晚吃足,午饭不吃。当然不能看别人吃午饭,而是去车间外面玩。那时带郊区车的月票是四元,曾有三个月我没买月票,而是天天蹭车,仅被查出过两回——跳车就跑。

我那时身体好,就算开出病假条也没人信,而事假是要扣钱的。我们去外地玩用的是“存休假”——累计加班的天数。为了攒“存休假”,我与赵岍尽量加班。厂子有时特损,活少时才让歇“存休假”。远在外地,难免会超假,只能打电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请假,回来必定挨批,就算给车间主任买些外地工艺品也没用。我们车间后来的王主任,是8级钳工,共产党员,铁面无私,管工人很严,没人敢跟他开玩笑。因他没孩子,大家暗称他王骡子。有一次借着他夸我活干得好,有人跟我打赌,我便将一条圆圈状的传动带,像套圈一样套在他脖上(我没想到那么准),他暴怒抡起那传动带就要抽我,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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