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永彬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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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炉夜话试读：
前言
一、作者生平及本书定位本书作者王永彬一直不为人所知，所以之前出版此书时都只含糊地说他是清咸丰时人，生平不详。这其实是根据书前序尾所署“咸丰甲寅二月既望王永彬书于桥西馆之一经堂”一句推测出来的。王洪强、周国林发表在《文献》2012年第1期上的《族谱中关于〈围炉夜话〉作者王永彬的资料考述》详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现根据文章整理介绍如下：
王永彬，字润芳，号宜山，人多称宜山先生。祖先于唐代从婺源迁至江西南康府，宋代居于饶州府乐平县，明洪武间迁武昌府咸宁县，乾隆间迁荆州府枝江县城西十五里石门村。据《宗谱》所载《墓志》、《传记》、《寿序》可知王永彬少时入私塾读书，因仲兄去世，父令辍学谋生，他跪求修完学业，终得入县学读书，为廪生。光绪《荆州府志》载为贡生，盖“晚始以明经贡于乡”。《宗谱》中《两学详文》载：“由廪生以道光廿三年以恩贡就教职，在籍候选教授终身，考终正寝。”所谓候选终身，即从未就实职，只是有个候选名号。王永彬好读书，至晚年仍“卷不去手”，于经史子集，皆“导源溯流，探究服膺，矻矻不倦”，“于学无不通，旁涉仓扁及数术家言”。以授徒为生，其授徒“先躬行，后文艺”，“兼励文行，不专尚举子业，凡问业者，咸修饬谨度品概与词艺兼营并进”。王永彬好吟咏，与周梦溪、罗梦生、李月亭结诗社，与周、罗并称“吟坛三友”。
王永彬勤于著述，光绪《荆州府志》记“著有《帝统年表》、《围炉夜话》、《格言集句》，两次修县志”。据王洪强、周国林据资料所补已刻的还有《孝经衬解》、《禊帖楹联》、《六书音义辨》，未刻的有《讲学录》、《说古韵言》、《桥西馆诗文》。现国家图书馆藏有《桥西山馆杂著》八种，除《围炉夜话》外，分别为《音义辨略》、《六书辨略》、《褉帖集字楹联》、《朱子治家格言》、《先正格言集句》、《历代帝统年表》、《孝经衬解》各一卷。他是一位乡间读书人，长期以教授生徒为业，交游不广，所见不深，故这些著述都是普及型的。这也是乡间读书人的常态，他所致力的是通过教育来塑造学生，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参与一些地方事务，如积极参加当地的救灾、防乱、修志等。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推举为邑西乡团总公训。作为一名乡绅，他最关注的是乡村道德伦理建设，并身体力行，将道德、修身、读书、安贫乐道、教子、忠孝、勤俭理念灌输到社会。而最直接和简单可行的办法是编辑书籍，这类书籍多是格言式的，如他所编除《围炉夜话》外，还有《朱子治家格言》、《先正格言集句》二种，《宗谱》中还有《丈夫诗》、《警心篇》、《弟子八箴》、《醒世歌》等，都属于格言式劝诫。如《弟子八箴》从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力行、学文八个方面阐释受业规范。《醒世歌》则是以俚语俗言写成的劝世歌谣。《围炉夜话》是他所有格言式著述中最流行的一个。
这部小书近年来已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且往往与陈继儒《小窗幽记》、洪应明《菜根谭》同刻，并称“处世三大奇书”。《小窗幽记》是名士式的超脱，《菜根谭》是哲理式的表述，《围炉夜话》专讲立身处世，从某种意义上可称“处世奇书”。本书细致地讲述立身处世之理，有其普及意义，但人们对这部书的推崇似乎有点过头了，我们先看一下崇文书局版的网络宣传，内容简介里是这样写的：王永彬身处风雨飘摇的晚清，面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时局，他以对现实洞若观火的烛照，疾呼政治改良与道德重建，探求修补世道人心的途径，力求用自己的心灵之光照映出一条走出精神困境的道路。《围炉夜话》不以严密的思辨见长，而是以简短精粹的格言取胜，三言两语，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不但使自己清醒，也能使别人警醒。
且不论“风雨飘摇的晚清”对王永彬有什么具体影响，而说他对“时局”有“洞若观火的烛照”却是拔高之论，应该说他只是以非常传统的道德眼光去看待社会。他对整个“时局”缺乏全新的、深刻的认识，书中全然没有任何新知识、新观念的介入，是不可能掌握整个“时局”的。同时，书中没有任何关于政治改良的主张，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在传统伦理道德层面上展开的，其价值仅在于补救世道人心。但历史证明，道德是传统社会的基石，是儒家思想进入并塑造现实的一个基本途径，而道德能否救世，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王夫之就说过：“风教之兴废，天下有道，则上司之；天下无道，则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后风教永亡于天下。”（《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武帝条）在相对清明的时代，道德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种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末世、乱世，道德重建的努力是古代士大夫所致力追求的，但在政治体制僵化、贪腐盛行的社会中，道德重建从来没有取得过好的结果。本书实际上就是下层知识分子通过普及的方式为维护和重建社会伦理所做的一次努力，但对于其作用不可过分夸大，不可一味赞美。
本书多从道德伦理层面进行格言式的表述，其根本依据是理学思想，主要是意识形态化后的、尤其是世俗化理学思想。但从学理上看，道德和伦理不一样，道德是理学思想的基本概念，是涵括了思想和哲学而产生的一组概念群，包括属于哲学层面的本体论、属于社会层面的道德规范和个体人格培养的修身论。客观地说，作者对理学还是有相当深的了解的，一些概念、术语的使用有相当的深度，但这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基本认识，大多数人都具有，没有太多的创造性理解。当然，格言体的表述方式也不允许他有较深的阐释。这里没有高下之分，这正是经典思想体系转化为适应世俗生活的价值规范时的必然产物。伦理则是社会道德和个体修养层面下的社会实践准则。总体而言，本书只是伦理层面上的表述，包括社会伦理和个人修养的阐释，我们不能过度深求其微言大义。崇文书局版《围炉夜话》网络宣传中还列有一个目录，为了讨论方便，简要引述如下：教子弟正大光明 检身心忧勤惕厉交游应学其所长 读书要身体力行俭以济贫 勤以补拙说平实妥帖话 做安分守己人处事要代人作想 读书须切己用功信为立身之本 恕是接物之要不因多言而杀身 勿以积财而丧命严可平躁 敬以化邪善谋生不必富家 善处事不必利己名利不可贪 学业在德行君子力挽江河 名士光争日月心正神明见 人生无安逸人心足恃 天道循环有才必韬藏 为学无间断积善之家有余庆 不善之家有余殃德行教子弟 钱财莫累身读书无论资性 立身不嫌家贫乡愿假面孔 鄙夫俗心肠精明败家声 朴实培元气明辨是非 不忘廉耻忠孝不可愚 仁义须打假权势烟云过眼 奸邪平地生波富贵不着眼里 忠孝常记心头物命可惜 人心可回做事要问心无愧 创业需量力而行敦伦者即物穷理 为士者顾名思义守身思父母 创业虑子孙放开眼孔读书 立定脚根做人……
从上引目录上看，本书内容全是教人如何处世立命，如何安身立业的，湖北辞书出版社所出《围炉夜话》介绍此书：以“安身立业”为总话题，分别从道德、修身、读书、安贫乐道、教子、忠孝、勤俭等多个方面，揭示了“立德、立功、立言”皆以“立业”为本的深刻道理。相比之下，这个表述是比较准确的，但也在内容简介中用了前引的那段话来评价本书，与这里说的矛盾。
又，说本书“力求用自己的心灵之光照映出一条走出精神困境的道路”，这也是一种不清晰的甚至是错误的表述，突出伦理，强调伦理的社会功能是无法帮助人走出“精神困境”的。因为伦理道德本身是为了规范现实社会的复杂关系而建立的，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伦理道德，由于中国文化的道德属性，伦理道德被上升到非常重要的层面，甚至上升到本体层面，但就社会和个体道德层面而言，伦理道德根本无法上升到超越境界，解决什么“精神困境”，精神困境的解决只有在超越层面才是可能的，本书恰恰没有谈精神超越，没有提供解决精神困境的处方。二、本书创作的理论背景：处世方式的伦理意义
我们常说人是社会动物，即是说人从一出生就处在无所不在的社会关系中，从咿呀学语至蹒跚学步，从入学识字到学习经典，从成年入世到经历风霜，一直到晚年休致在家，我们总是处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包括血缘亲情、同宗同族、同里乡邻、朋友伙伴、同学同门、师长上级、同事同僚等种种关系。还有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等级、阶层甚至阶级关系。在社会群体中，人们需要遵循一种秩序，按照一套价值生活，这套价值既是一种思想形态，更是一套交往规则。为什么人们会接受这套规则而不是那套呢？应该说这是社会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经过长期的实践，选择了能够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儒家伦理，并培养出了普遍认同儒家伦理价值、尊重建立在其上的秩序和规则的话语系统，从上到下，从学人、官员到百姓都表现出强烈的维持秩序的意愿。
早期阶段除了知识性学习之外，主要是学习、熟习并掌握基本的人际相处规则，一般而言，从学习礼俗开始，就要学会孝、悌、信、义、诚等基本准则，养成自我克制的能力，懂得勤劳为生存之本的道理，讲求勤俭持家，为入世做准备。人从出生开始就进入到一个关系网络之中，先是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家庭关系，再扩展为家族关系、邻里关系，到进入社会，便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形成同事、朋友、上下等种种关系。根据陈来的研究（《蒙学与世俗儒家伦理》），中国古代的童蒙教育最为重视孝悌与善恶、克制与约束、勤俭与惜时、功利与成就四大方面，现据以综述如下：
早期的家庭关系是一种自然关系，但在中国古人看来，这是奠定一个伦理价值的关键时期，以孝为中心建立起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孝是中国伦理的核心，《三字经》开首便说“人之初，性本善”，把向善的思想扎根在心之中，接下来便是“首孝悌，次见闻”。清人李毓秀《弟子规》第一说：“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孝悌体现在日常行为中，有很多具体规范，如：“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视勿移。”由孝悌进而就可以了解人伦秩序，《三字经》：“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这已经超越家庭伦理之外了，而处理这些关系，在中国古代教育中最强调向善弃恶的价值取向，个人要讲求进德和修身，如“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跻。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弟子规》）。同时，也把善恶的结果讲出来，以儆效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增广贤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名贤集》）讲信用，反对诈伪和虚妄不实，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增广贤文》）。童蒙阶段十分重视习惯养成和气质培养，这其中最突出的是养成个人对行为与意志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能力，举凡着衣、坐卧、行走、饮食、洒扫无不严格要求。在中国人的社会中，人们最瞧不上“没规矩”的孩子，就是因为这样的孩子在“没规矩”的表现下，实质上是没有自我约束和克制能力，而这影响了正常伦理道德的接受和养成，逐渐成为一个“没教养”的孩子。这种克制能力对培养一个人的遵循社会伦理规范、克制自我私欲的膨胀十分重要，只有经过严格的训练，经由习惯的养成才能在入世后有克服欲望引诱的可能，才能做一个符合伦理要求的人，也才有可能成就大事业。勤劳吃苦是一种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视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体现在学习、生活、工作三个方面，它可以造就一个人受益终身的入世能力。清人《重订训学良规》云：“子弟宜令习勤，以早到书塾为第一义。晏起者必严儆之，勿使习惯，尤在为师者，以身先之。倘生徒俱到，师犹高卧未起，则虽令不行矣。洗砚磨墨，拂理书籍几案，虽富贵家，宜令亲自料理。不独自幼整饬，长大无乱头粗服之弊，习于勤劳，亦致寿之道也。”这是讲在学习过程中养成勤劳习惯。还讲勤于职业的品质，如吕得胜《小儿语》就说：“既做生人，便有生理，个个安闲，谁养活你。世间生艺，要会一件，有时贫困，救你患难。饱食足衣，乱说闲耍，终日昏昏，不如牛马。”话说得非常通俗明白，是人生存第一要务。李惺《老学究语》：“日图佚乐，定不快活；能耐劳苦，别无痛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第一等人，自食其力。懒人懒病，无药可医；不瘫不痪，惰其四肢。身有所属，心有所系；若无执业，何所不至。”经过这种训练和培养，一个人就具备了进入现实世俗社会的基本条件。在世俗化的儒家文化中，成功的追求甚至高于道德的要求，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蒙学教育中也是经常加以强调的。
人由个体而进入群体并生活在一起，形成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事。对一个来说，从幼年、少年到青年，然后进入社会，虽然经过早期教育，但面对复杂的社会人事网络，仍然需要面对变化，学会适应，成熟应世。一个人一旦入世，就必须与人接触，就会产生种种社会关系。此时，早年学习的礼法规范就进入实践阶段，还要面临种种新的变化，因为礼法规范并不总是理想化的，总有逸出、背离相应规范的现象和人事，要在坚守原则的基础上学会判断、应对、处理。有的人善于处理社会关系，但坚守原则，不免处处碰壁；有的人善于变通，但不免无原则，却也能处处逢源；也有的人独来独往，可能幸而成功，但大多数四处碰壁，不免牢骚满腹。在儒家看来，最好的处世方式是遵循合于道的伦理规范，既善于观察、研判形势、人事，坚守原则，又善于变通，随机应变。人的社会关系有三重意义：一是生存意义，二是功利意义，三是伦理意义。首先，人要生存就必须学会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完全离弃社会是无法生存的。这往往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都要与他人发生关系。必须学会遇不同之人之事，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其次，所有人进入社会都希望获得除基本权利之外的好处，来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获取更好声名，提高社会地位，而这些功利目的也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得到。最后，伦理意义的获得是对前二者的提升，也能使人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更具有道德理性，受到社会伦理的规范和限制，而如果能够自觉遵从既有的社会伦理，则无形中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平稳，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三重意义决定了人必须了解社会，学会更好地融入社会，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才能在社会立足。
中国社会非常复杂，从理论上讲是一回事，从现实中看又是另一回事，思想设计与现实生活的脱节使得社会关系益加复杂。不过，这仍属正常现象。比较特殊的是另一个方面，中国社会从性质来看是伦理型的，但在现实中政治往往发挥重要作用，于是人事关系成为政治的附生物，从而构成伦理与政治的混杂。梁启超曾说：“要而论之，儒家之言政治，其唯一目的与唯一手段，不外将国民人格提高。以目的言，则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以手段言，则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一直强调教化的作用，教化是上以风化下，首先要上正，树立典范，才能教化人民。《大戴礼记·主言》记载孔子说的一段话：“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00贪则下耻争，上强果而下廉耻。民皆有别则政亦不劳矣。此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则本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只有在上者正，才能更好地教化百姓。但现实中却往往是只要求百姓，而放纵自己，贪婪腐化，所以道德混乱，造成政治与伦理的脱节。思想与现实的脱离、伦理与政治的混杂使得一个人进入社会并适应社会的过程变得异常艰难。人又很难脱离现实社会，一个人当然可以依凭个人意志，选择遗世独立，成为一个隐士，这些复杂的人事关系自然与他无关，但这样的人实际上少之又少，并且从未成为社会价值的主流。不仅社会价值的主流是积极入世，而且有着强大的思想力量做支撑，儒家一向倡导积极入世，介入世俗，并致力于改造社会。一个人一旦进入社会便自然会形成各种人事关系，形成各种关系网络，中国社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结合道家、佛教以及其他种种民间信仰形成了礼制礼法社会。这样本来自然形成的关系开始受到礼法的规范，礼法通过各种方式渗入到现实生活层面之中，表现为礼俗、民约、民风，既包含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在礼法的影响之下。因此，本书所宣讲的内容即包括人在群体中的自然伦理，是人在处理个人与群体关系时都要面对的，具有普遍性，甚至可以说具有普世性，因而本书的很多言说都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还要看到另一面，即本书的言说是在儒学思想、具体说是理学思想基础上结合各种思想资源形成的礼法规则下谈论道德伦理，既具有改造、建设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也表现出很多消极的思想，突出表现为乡愿式的明哲保身，实际消解了儒学思想的积极意义，将人事关系变成一种以利益为纽带，充满机心，处处算计的扭曲关系。再加之前面说的政治的介入，造成了人际关系的普遍扭曲，这使我们在看待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时要保持的清醒态度，否则便会或陷入全面否定，或陷入过度肯定的极端之中。三、本书内容及评介
中国历史悠久，各时代的人都非常重视处世经验的总结，从圣贤经典中寻找支持，从历代人物、事件中寻求例证，从现实生活中得到验证，并且常常把这类经验汇辑成册，以教育训诫子弟。这类作品包括童蒙读物、家训、格言甚至一些应用型书籍，如生活百科类图书和尺牍应用类书籍，本书就是以格言形式写成的。陈来认为：“世俗儒家伦理与精英儒家伦理不同，它主要不是通过儒学思想家的著述去陈述它，而是由中下层儒者制定的童蒙读物形成的，并发生影响。”（《蒙学与世俗儒家伦理》）这些读物中有对世俗生活的深切感知认识而形成的价值判断，但并非总是简单地认同现实，毋宁说他们总是抱着儒家伦理不放，以此为原则去教育子弟。
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教育、成长、立志、入世、谋生、成事的人生各个阶段，在儒家所讲仁、义、礼、智、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基础上宣讲伦理道德，指导如何处理种种关系，既包括所谓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也包括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书中讲如何培育子弟以正确的态度学习、生活、交往，学会明辨是非，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要慎言谨行，不要随意评人长短。要学会正确对待个人欲望，去除粗鄙浮躁之心，培育勤俭、吃苦的品性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立大志，成大事；既有高远追求，又能从眼前做起，既追求功名利禄，又能淡泊处世。对待生活要学会处贫处富，贫而不谄，富而不骄。对人要宽和，对己要严格。要学会交友，不交小人恶人，对待朋友要真诚，要学他人的好处。处事谨慎平正，不要偏激，不要有私心。对君子要真诚，对小人要尽量远离，小心对待。要尽全部心于所做之事，学习要专心，工作要尽职尽力。如此等等，此处不再一一举例。
这些丰富的内容表面看起来不免冗杂，且内容经过不同的组合，因而多有重复，但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孝悌善恶、天道果报、克制私欲、勤苦节俭、功业成就。孝悌是根本，由此引申出符合儒家伦理的种种要求，如仁、义、礼、智、信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此便可以区分善恶，要扬善弃恶，并由此形成宽厚和平的心态。天道是儒学的，果报或报应是佛教的，二者在世俗智慧中毫无冲突地结合在一起，实质上就是要使人有所敬畏，畏天命，畏报应，使行为、思想有所收敛。天道即人心，天道好还，人心可恃。果报则将人的行为与结果放在一起观察，使人意识到其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有所戒惧。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不能简单归结为迷信。克制私欲是儒学思想的中心，思想家有非常深刻的论述，这里所讲是所谓“世俗智慧”，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严格要求，规范、限制个体心理和精神，使之不陷于沉溺、放纵。儒家从不否认个人欲望，只是要求将这种欲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里，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勤苦节俭是传统美德，勤苦多针对个体品质而言，一个人要抱有积极的生活态度，有克服困难和忍受困苦的能力，只有勤苦二字可以锻炼人，把人培养成一个勤劳向上，刻苦努力的人。同时，讲勤苦也具有克制人欲的作用。节俭包括三方面的意义，一是生活意义上的，所谓珍惜物力，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具有现实意义；二是个体意义的，只有在这种品德之下，人才能在各种情况下控制自我，这是更重要的；三是伦理意义上的，社会的总体财富是有限的，部分人的浪费是对整体的破坏。因此，这一类所讲重要的是第二、三点，也就是说不论时代贫富都要讲勤苦节俭。中国的入世哲学是讲功利的，道德哲学讲利欲之辨也并不是要否定私欲，而是要把它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个人当然也要讲功业，一个人要有谋生手段，要选择一份职业，都属于功业范畴。更高追求是要有所成就，在一定领域成为杰出人才。儒家义利观和世俗功业观相结合，讲求功业成就成为普遍的社会追求，个体当然不能例外。可以说，全文正是在这种基本要求下设计个体如何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
这类格言往往从经验的总结出发，表现出一种世俗智慧。因而，这种世俗智慧就决非经典意义上的圣贤智慧，而融入了各种基于自身利益的自保心态、为求得成功而不惜违背原则的非道德之举、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无原则的乡愿心理。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处世之道变成了处世手段，道可变通，手段无穷，且可以变成讲求机心，通过种种手段甚至是非理的手段获得成功。这种行为在整个社会起到示范作用，逐渐浸入社会肌体，无形中对现实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消解了儒家道德伦理建构和谐社会的正面作用。这是我们在读此书时应当时刻保持警惕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位学者在网络上批评时下流行的“心灵鸡汤”时说：心灵鸡汤的配方，通常是具有哲理的语录、催人上进的好人好事、抒情的文风和道德的自我感动。只有语录不够生动，只有好人好事又不够深刻，语录相当于鸡骨，再加一些好人好事，这是鸡肉，有骨有肉才好吃耐嚼。再撒上抒情的盐和道德的味精，最后贴上经典读解的商标，每天睡前服用一剂，就是老少咸宜的心灵鸡汤。时移势转，《围炉夜话》似乎也正在变成“心灵鸡汤”式的经典读物，于是，我们也同样得小心不要让“心灵鸡汤”把我们喂得太幸福，因为一些有意无意的误读可能会将我们引向“道德的自我感动”，失去了批判欲念之后，会不自觉地将一些负面的价值观和乡愿哲学的处世方式融入到生活和从政之中，所以需要非常小心。
中国文章体式除了骈散分途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突出现象，即篇章与笔记分途。篇章表示完整写作的观念，即一篇文章要是一个整体，是一种观念、思想、情感的完整表达，一个事件的完整叙述，一个人的完整描述。笔记则以执笔记叙为特征，是一种随意自然的书写方式，它有助于打破篇章的限制，可以自由表达思想、情感，可以简要描述事件、人物。笔记之文的起源也非常早，如先秦时期的“君子曰”，如先秦时期就有语类文献。“语”是“一种古老的教材和文类，是古人知识、经验的结晶和为人处世的准则”（余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和教材》）。自宋以来，笔记非常流行，其类型十分丰富，可以分为学术、史料、诗话、杂感等。笔记语体也非常自由，可以是散文式的，可以是骈偶式的，也可以是两者的结合。本书就是一部专讲处世之道的由杂感而生成的格言体笔记，它是骈散结合的，整段为散文，内部往往由骈偶式句子构成。整齐之中寓随意自然，自然之中又有整饬之美，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记忆，虽不如《小窗幽记》之飘逸、《菜根谭》之自然，仍自有其特殊趣味，值得仔细体味。张德建2014年4月序
寒夜围炉，田家妇子之乐也。顾篝灯坐对，或默默然无一言，或嘻嘻然言非所宜言，皆无所谓乐，不将虚此良夜乎？余识字农人也，岁晚务闲，家人聚处，相与烧煨山芋，心有所得，辄述诸口，命儿辈缮写存之，题曰《围炉夜话》。但其中皆随得随录，语无伦次且意浅辞芜，多非信心之论，特以课家人消永夜耳，不足为外人道也。倘蒙有道君子惠而正之，则幸甚。
咸丰甲寅二月既望王永彬书于桥西馆之一经堂【译文】在寒冷的夜晚围坐在炉旁，这是农家夫妇儿女的家庭欢乐。但是笼上灯火相对而坐，有时默默地一言不发，有时嘻嘻笑闹说不应该说的话，这些都不是所谓的“欢乐”，不是要虚度这样美好的夜晚吗？我是个识字的农民，一年到了年底农活闲下来，和家人团聚，一起烧煨山芋，心中想到的，就随口说出来，让孩子们记录编写留存起来，起名叫《围炉夜话》。只是其中的内容都是随有随写，语言杂乱没有条理，而且意味浅近言辞杂乱，大多不是虔敬深奥的言论，只不过是督促家里人消磨长夜罢了，不值得对外人说讲。倘若能得到见识高明的君子纠正，那就太幸运了。咸丰四年二月十六日王永彬写在桥西馆的一经堂【评析】
快乐与生命同在，只要有生命的存在，就有对快乐的追求。明代的王畿说：“乐是心之本体，本是活泼，本是脱洒，本无挂碍系缚。”（《宋儒学案》引《答汪南明》）这是本体之乐。现实社会中不同群体各有快乐，但所乐不同，贾有贾之乐，工有工之乐，农有农之乐，士有士之乐。各人也有不同的快乐追求，有明道之乐、物欲之乐、山水之乐、伦理之乐等等。这里所说的寒夜围炉式的田家妇子之乐就是伦理之乐，本书的内容都是在这个预设背景下的闲谈，但所谈绝非纯粹为了消遣，不是家长里短，不是神仙鬼怪，更不是利欲享乐，而是力图在儒家思想基础上构建出一个道德完善、精神平和、家庭和睦的民间社会。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注重伦理教化，统治者将意识形态改造过的儒家伦理向下宣讲，这既符合国家意志，又合乎儒家思想，并通过诏诰、条令、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获得了绝对的权力；而下层社会则通过学校、宗族、仪式向民间社会广为传播儒家伦理，从而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伦理、等级、秩序、老幼、亲疏、尊卑、血缘在民间社会得到加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礼教下移，中国社会的伦理性质得到强化。正面意义上，其目的是要在理论上建构一个道德完善、精神平和、家庭和睦的民间社会。而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和现实社会刺激出来的以自保为特点的生存策略，使得这种理想打了折扣，根本上是以一种乡愿式的生存方式宣扬适应社会而不是改变社会的人生路径，以获得现实存在感。可以说，正是这种复杂的表达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即坚持以儒家伦理为出发点，以构建平和社会为目的，以求得更好的生存现实为具体目标，但因并没有从根本上建立真正的自我，对现实不满，但依赖社会而不想真正改变社会，所以总是充满了一种圆滑的生存智慧。
第一则
教子弟于幼时，便当有正大光明气象；检身心于平日，不可无忧勤惕厉功夫。【译文】从子弟们年幼时就开始进行正确的教导，他们才会有坦荡正派的举止气概；在平素生活中就时常对自身进行反思检讨，不能没有忧勤戒惧的修身功夫。【评析】
这一则是讲子弟教育，是说幼小时的教育要养成正大光明气象。所谓正大光明气象是说要有高远的追求，心胸坦荡，不要落入虽有知识，但心胸狭小、精神卑陋的境地。如何保持这种精神境界呢？平时要有自我反省精神，要经常进行自我身心检查，保持忧劳勤苦并心存戒慎的精神状态，不能放纵自我。
这是典型的理学思想，理学要求时刻保持清醒，检点自我，克制人欲。表现在子弟教育中，就是要制定严格的家规，贯彻在日常生活和成长过程中，严格要求，切实执行，丝毫不放松。现在看来，这也许过于固执，我们更喜欢给孩子提供一个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这涉及古今培养孩子理念的差异，但本质上并没有差别，都是为了培养孩子良好的品性。差别在于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宽松不是过分放纵，放纵自我从来都无法养成良好品性；同样，“忧勤惕厉”也不是整日死气沉沉，而是限制人的放纵无度。尤其是对儿童，溺爱基本上等同于放纵，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学会自我克制是教育应有之义。晚明李贽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也。”（《童心说》）说得是“绝假纯真”，强调的是童心的自然真纯的特点，是针对长大后为道理闻见束缚而强调童心，从来都不是放纵自我。童心说深刻影响到晚明文化，主要体现为人们将这一概念转化为人可以不受拘束地享受物欲，于是形成了无所忌惮、纵欲任情的社会文化，其实离童心很远。因此，对这类主张，我们要保持客观的心态，不能一概否定。但又要注意到另一面，所谓规矩是社会在特定思想和社会制度、文化礼俗背景下形成的，过度强调又会形成僵化的形式，无形中限制了人的心灵自由，正如李贽所说：“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同上）规定的道理闻见反而成为束缚人心的工具，也就是说本来用于教育规范子弟的“道理闻见”反而成了束缚天性、压抑自我的工具。因此，对这类主张我们要有客观的看法，从约束自我、学会克制的角度看有其古今一致的合理性；但社会规范有其两面性，应该去除压抑和限制中的不合理因素。当然，这要看社会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和规范。
第二则
与朋友交游，须将他好处留心学来，方能受益；对圣贤言语，必要我平时照样行去，才算读书。【译文】结交朋友，需要留心学到他们的长处，这样才能从中获益；读圣贤的言辞教导，必须要在平时去效仿实践，这样才算是真的读书。【评析】
朋友之义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讲“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是说交朋友交正直、诚信、知识广博的，这才是有益的朋友，而不能结交谄媚逢迎、阿谀奉承的人，因为这只会对人有害。这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交了好朋友，要留心学他的好处优点，才能受益。古人学圣贤之言，最主要的目的是养成个人高尚的精神品性，其他的目的都是由此延伸开去的结果，所以平时要将圣人言语依照执行，学会做人，才算是真读书。否则，知识再多，也不能算是读书，不能说是真正学习圣人之言。圣贤言语不是用来应对考试、获取功名的工具，学圣贤之理，并在实践中施行，体认才会更深刻。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体会是次要的，主要在实行，只有真正践行圣贤之道，才算学懂了圣贤。实践性是儒学的基本特质，但在现实中，儒学却往往沦于抽象、虚泛，成为大道理，谁都懂，却又不去实行，于是便发生儒学的虚伪化。所以中国古人一直强调践行，认为切实践行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则
贫无可奈惟求俭，拙亦何妨只要勤。【译文】贫寒艰难无可奈何之时，唯有勤俭持家；资质愚鲁不要紧，只须勤恳付出。【评析】
人生贫贱是颇为无奈的事，但不要绝望，俭可济贫，仍然可以生活下去；人生智愚不定，有的精明，有的笨拙，但拙可勤补，只要付出，以勤劳辛苦弥补天生之拙，也未尝不是一条可行的道路。这些一般的道理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直被人们尊奉，是不言自明的人生常理，不论什么社会都应该如此。但是在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热潮中，好像人们不再遵信了，所以有人陷入迷惘、焦虑之中，这时候，回顾一下古人的话，对个体而言应该是有益的。社会是由不同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就个体而言，学会如何生存、如何更好地生存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则从个体心理、品性的角度讲勤俭勤恳，是说作为个体应该具有的素质，但有很多人勤俭勤恳却并没有获得应有生存空间，所以从社会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是提供公平、公正，保证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二者互用，才能建设良好和谐的社会。
第四则
稳当话，却是平常话，所以听稳当话者不多；本分人，即是快活人，无奈做本分人者甚少。【译文】牢靠妥当的话，却是普通无奇的话，所以能听取牢靠话的人不多；安分守己的人，就是享受快乐的人，可惜能做到安分守己的人很少。【评析】
这一则说的也是人生常理，是说要多讲平常本分话，不要过激、夸饰、迎合、热切，稳稳当当、平平常常才是正常的，但人们却不爱听。做人要做本分人，本分人就是快活人，但人们都要追求功利，愿做本分人的非常少。一句话，就个人而言，平常本分是保持身心平和的一副人生良药，否则将陷于矫饰虚伪和精神躁动之中。但这里隐含着一个悖论，稳当、本分有可能陷于混同世俗，即古人所说中庸与乡愿之别。这类格言式的表述往往都隐含着悖论，关键在于社会文化的两面性。真实的中国社会真假混同，有时候甚至假多于真，当假多于真时，这个悖论就会出现，本来讲求的稳当、本分、诚实、恳切，就会转换成无是无非的乡愿，或虚伪、掩饰的小人行径。
第五则
处事要代人作想，读书须切己用功。【译文】处理事情时要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读书时要亲自踏踏实实地下工夫苦读。【评析】
中国人最讲求处世之道，但这不是厚黑学，不是学习如何钩心斗角，如何争权夺利，而是强调在与人相处时，要处处为别人着想，凡事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一想，人和人就易于相处了。读书则与做人不同，要处处从切己之处入手，要为自我人格的养成服务。这时候，就要求读书用功，用功不是死用力，而是要寻求知识与心灵的切合处。处世要学会为他人着想，读书则要讲“为己”之学，两者出发点不一样，归结点却是一致的，即只有个体自我的真诚才能有群体互助和社会的和谐。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孔安国注：“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之。”朱熹：“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朱子语类》）将古今对立包含着批判意味，是说践行与空言的差别，一个是为了提高自我道德修养，一个是拿来夸耀于人，却不肯真正践行。这里合在一起说，并不违背圣人之言，“代人作想”正是履践功夫，而这正从“切己”、“为己”而来。
第六则
一“信”字是立身之本，所以人不可无也；一“恕”字是接物之要，所以终身可行也。【译文】一个“信”字是树立人格的根本，因此做人不能没有信誉；一个“恕”字是与人交往的关键，因此做人终身都应该奉行。【评析】
这一则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内在地说，做人讲“信”，诚信二字是说只有内心真诚，才能表现为信义，这是根本，人人不可无；一是外在地说，在现实生活中待人接物要讲“恕”，要以宽厚的胸怀对人，对己要严，对人要宽容，不要斤斤计较，这应该是人终身遵奉执行的。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诚信是人的基本品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习惯上，诚信连用，《礼记·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天道，而不单纯是我们一般意义认为的道德情怀，引申到人道，诚便具有崇高的道德感。又云：“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既是天道，便能生物，不诚则无物。故孟子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由此，我们可理解诚信是很高的精神境界，是天道人道合一的结果，只有这样理解诚信，才能体会到诚信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理解“信”何以可以说是“立身之本”。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道，孟子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恕道即仁道，都是从内在和根本的意义上说的，本则中将恕理解为接人待物之道，是就外在意义而言。但从儒学看，只有内在的完善，才有外在的恕道。由这一则我们可以认识到儒学的内在性特征，所谓内外之别，仅在于由内及外，推己及人，而由此形成儒学的实践性特征。
第七则
人皆欲会说话，苏秦乃因会说话而杀身；人皆欲多积财，石崇乃因多积财而丧命。【译文】人人都想有好口才，苏秦就因为能言善辩而招来杀身之祸；人人都想多聚财物，石崇却因为聚财太多而命丧黄泉。【评析】
在现实社会中，人人都想伶牙俐齿，八面玲珑，其实都是为了利益，但人最大的利益是生命，苏秦是战国最著名的纵横家，也曾风光一时，最终却因为“会说话”而引来杀身之祸，这是忘记根本。人人都想发财富贵，但其中其实隐藏着巨大危险，西晋的石崇富甲天下，享尽荣华富贵，结果却因此丧命。理学讲理欲之别，并不是要灭除人的欲望，而是要加以限制，使其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超过这个限度就危险了，过分伶俐，过多财富，都会引发祸端，不可不加注意。其实好口才和财富本身并没有错，在儒家看来，错在立身不正，二人的出发点都是为利为财，立身不正以致性命不保，故拿来作例子。讲求立身要正，志向要高是对的，但一味回避，只求保身保命保财，口讷而不言，则又落入乡愿之病。没立场、没信仰、无是非，一切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实际上是纵容恶势力横行。一味说祸从口出，一味隐忍不言，否认历史上义士豪杰的抗争和牺牲，也是一种民族惰性，是应当引起警惕的。
第八则
教小儿宜严，严气足以平躁气；待小人宜敬，敬心可以化邪心。【译文】教导孩子应该严格，这样才能用刚正之气平复他们的浮躁之气；对待小人应该尊重，这样才能以尊重的心态化解他们不正的心术。【评析】
上句讲的是儿童教育要严格，这里的严格不是严厉打骂，而是要通过严格的要求来铲除躁动之气。儿童教育中最忌讳的是放纵，放纵会养成躁动性气，进而发展为暴戾之气，那就危险了。下句讲的是对待小人的态度，为什么对小人应该“敬”呢？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可以用诚敬之心去感化邪恶之人，去除邪恶之心；二是避开恶人，使之能够不动恶心，不行邪恶。这是从正面意义上说，负面意义则是回避小人，放纵小人，而这更似乎是对待小人的常态、中国文化的顽疾。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因为小人顽劣，根性难除。作者在这里主张用诚敬之心感化小人，化除邪心，实在是太理想化了。
第九则
善谋生者，但令长幼内外勤修恒业，而不必富其家；善处事者，但就是非可否审定章程，而不必利于己。【译文】善于谋生的人，仅让家中老少勤奋尽心地经营产业，而不一定要让家族致富；善于处事的人，只根据是非曲直来审阅评定章程，而不一定要对自己有利。【评析】
谋生与处事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人最基本的生存是要在社会中获得一定的财富来支撑自己及家庭，而这些都需要与人相处，处理各种事件。作者认为，真正善于谋生的人，是要使子孙学会长久之道。所谓“勤修恒业”，是指不要图一时之利，图大富大贵；而勤劳修持，把握自己一技之长，才能保证家族家庭的传承。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处事之中，就要有一定的“章程”，一切按“章程”办，不必刻求事事利于自己，才能处理好各种事件，从而保证事业的延续与长久。但总有人因过求富贵，求快富、求大富而丧失自我而不能长久。这种经验性的话语在本书中很多，表面上没有太深意味，甚至有点说教的意思，读多了不免使人生厌，可我们还要看到这些话语的背后其实仍是儒家讲诚信、勤劳、谨慎的精神，正是这些精神支撑起社会，使社会凝结成一个整体，保证了社会的结构稳定，精神趋向的一致。本书很多话就是这种精神凝结而成，因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第一〇则
名利之不宜得者竟得之，福终为祸；困穷之最难耐者能耐之，苦定回甘。生资之高在忠信，非关机巧；学业之美在德行，不仅文章。【译文】不该得到的功名利禄却得到了，福最终会转化成祸；最难忍受的贫困穷苦忍耐过来了，苦必定会转变成甜。为人资质风度之高在于忠诚守信，而并非机变取巧；成就学业之美在于德行高尚，不只是妙笔文章。【评析】
中国人相信天命，固然有保守的一面，但积极的一面是不做非分之想，应该自己得到的自然不放过，而不该得到的一旦得之，表面上看是福，但长久看是祸患，所以应该懂得放弃。艰难困苦最难忍受，但能够坚持，必能苦尽甘来，如宋儒所说“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菜根谭》），人必须受得住清苦，才能有所成就。人生最重要的资本是忠信，机变取巧只是一时之利，失去了根本，便无以立身。这本是中国人处世之道的核心，但现实社会中却不尽如此，讨巧逐利反倒成了处世哲学的核心。道德沦丧，社会解体，正是以“机巧”立身的直接后果。同样，学习也被功利化了，无关自我，只求达成利益目标。真正的学习应该是先学做人，成就一个道德高尚、德行完美的人，而不是写出好文章去追求功名利禄。曾经看到一句广告词：“学习成为信仰，知识改变人生。”这句话看似没有问题，但却隐含着一个前提，通过学习知识改变人生际遇，知识被功利化了。而在中国古人看来，养成美好德行才是最终目的。知识功利化是附带产物，是应世的工具。这是值得现代中国认真思考的。
第一一则
风俗日趋于奢淫，靡所底止，安得有敦古朴之君子，力挽江河；人心日丧其廉耻，渐至消亡，安得有讲名节之大人，光争日月。【译文】社会风气越来越趋向奢侈淫靡，没有终极的迹象，怎样才能求得笃厚古朴的君子们，来拯救这江河日下的局面；世人心中的廉明羞耻在渐渐丧失，到了消失灭亡的程度，何时能够出现德行高尚的人们，像日月之光一样普照世间。【评析】
宋明以来，理欲之辨成为一个思想命题。现代文化是反传统的，故往往反对理学以天理限制人欲，认为天理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因为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安宁都仰赖于一种平衡，即理欲平衡。但过度的理性化，特别是以意识形态化的天理限制人性也会造成社会的僵化和虚伪。如果剔除这些，单纯考虑天理的合理性，则欲望应该受到限制。人的欲望是无休止、无穷尽的，如果不加以限制，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人欲泛滥、日益奢侈荒淫的社会。为了满足个体的欲望，人往往无所不用其极，丧尽廉耻也是必然的了。廉耻是人伦的底线，真正到了丧尽廉耻，社会的解体也就无法避免。作者在这里呼吁真正的古朴君子，讲求名节的“大人”出现，以挽救人心、拯救社会。但不可回避的是，这种以理想化的道德榜样方式改变社会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体制的改变和社会重建才是更重要的。
第一二则
人心统耳目官骸，而于百体为君，必随处见神明之宰；人面合眉眼鼻口，以成一字曰苦（两眉为草，眼横鼻直而下承口，乃苦字也），知终身无安逸之时。【译文】人的心统帅着五官和身体，对于人的所有器官来说居于首要地位，必须随时随地体现出明智的心思作为主宰；人的脸是合眉、眼、鼻、口而成形，恰巧是一个苦字（若将两眉当做是部首的草头，把两眼看成一横，鼻子为一竖，下面承接着口，正是一个苦字），可知人的一生苦多乐少，始终没有安闲享乐的时候。【评析】
这段话讲的是身心关系。古代中国人对身体的认识与现代人不同，古人认为心是思考器官，是四肢百骸之首。人心要保持清明，才能获得支配的力量，否则将会导致身体支配心灵。身体被欲望控制着，常常追求安逸，安逸则躭于享乐，享乐则放纵。要想控制欲望，身体就应该时刻处于劳苦状态，保持活力，才能用心灵支配身体。单纯从养生之道来看，这两句话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作者用解字的方式来解释身心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民间智慧，所以尽管比喻并不恰当，但意思却能表达得很清楚。
第一三则
伍子胥报父兄之仇而郢都灭，申包胥救君上之难而楚国存，可知人心之恃也；秦始皇灭东周之岁而刘季生，梁武帝灭南齐之年而侯景降，可知天道好还也。【译文】伍子胥发誓为父兄报仇，最终攻破郢都，申包胥救楚国君王于危难，最终保全楚国，由此可以知道人的内心力量之大，足以依凭；秦始皇灭掉东周王朝之际刘邦出生，梁武帝灭掉南齐那年侯景降世，由此可以知道天理报应，循环不爽。【评析】
历史是一面镜子，故古人习惯讲镜鉴，这是历史的基本功能。本段就是用古代的例子讲人心、天道。人心是可以依侍的力量，人心的力量可以保证事业的成功，完成难以想象的任务，人心向背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伍子胥和申包胥就靠着坚定的信念实现了几乎不可能的愿望。权谋兵势可以夺取天下，但天道好还，一报还一报，盈亏相替。秦王朝和梁武帝都是以武力夺取天下，而其时已埋下反对的种子。秦王朝的天下被刘邦夺取，侯景兴兵困死梁武帝，都是天道报应的结果。中国古人的思想十分复杂，讲天命、天道、天理的同时，也混杂佛教报应说，这里所说既有理想化成分，如讲人心，也有不可知论，如天道。但二者的指向价值是一样的，即相信人心和天道是维持天下安定的基本力量。
第一四则
有才必韬藏，如浑金璞玉，暗然而日章也；为学无间断，如流水行云，日进而不已也。【译文】有才学一定要深藏不露，就像天然金玉的美质一样不加美饰，起初黯淡却会日渐彰显；做学问不能失去持久耐性，要像行云和流水一般连贯流畅，进展增益就会日强一日而不停歇。【评析】
这段话是讲做人与治学的，虽分为二实则为一。俗话讲是真金子总会发光的，人的才华不是夸耀出来，须是本质上的，不需要夸饰巧伪，做人也是如此，真正的才华总有呈现于世的一天。但讲“韬藏”，不仅有点过分谦逊，也暗藏机心，则有些过头了，背离了儒家诚实不伪的精神。中国文化承老子阴柔之学，讲以柔克刚，但总使人感到其中机心难测，这一则就暗含着这种机心。下句讲治学，认为治学是不间断的过程，只要保持连续自然的状态，就会不断进步。行云流水是对一种自然无伪状态的描述和形容，还不只是坚持、持久的意思，所谓水到自然成。还有一种学问境界作者没有讲，就是悟，参悟圆顿是更高的学问境界。为什么不讲呢？因为悟境没有一个衡量标准，只有自己内心知道，外人很难了解。悟说多了很容易流于话头禅，似懂非懂，不懂装懂。另外，过度讲悟境，忽视学问的积累，切实的功夫，也容易流于虚矫不实。
第一五则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可知积善以遗子孙，其谋甚远也。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昧而多财，则益其过。可知积财以遗子孙，其害无穷也。【译文】多做善事的家族，一定会有福泽遗留给子孙后代享用；多做恶事的家族，必然会有祸患遗留给子孙去承受。由此可知多做善事来遗福给子孙，这种谋虑是非常深远的。若是为人德行良善而且多聚财物，就会损抑子孙的志向；若是为人不明事理并且多聚财物，就会助长子孙的过失。由此可知积聚财物留给子孙，带来的祸害是无穷无尽的。【评析】
中国人重视家庭和子孙。留给子孙什么？这是中国人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从长远看，以自身的榜样力量呈现在孩子面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呈现出什么呢？是处世哲学。什么样的处世哲学呢？多行善事，不仅是一种道德力量，可以处理好与社会人事的关系，还可累积好处，使子孙可以有一个宽和友好的社会环境。有贤德的人财富多了尚且容易损害人的情志，品格低下的人多财富则只会增加他犯错机会，实在是因为财富会无限扩大人的欲望，进行自我放大，小则戕害自己的情志，大则危害社会。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一到现实层面，就难于控制。有钱人易于相信金钱就是一切，而他们在现实中也确实用金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于是，留下财富就成了一切，不知反而害了子孙。
第一六则
每见待弟子严厉者易至成德，姑息者多有败行，则父兄之教育所系也。又见有弟子聪颖者忽入下流，庸愚者较为上达，则父兄之培植所关也。人品之不高，总为一“利”字看不破；学业之不进，总为一“懒”字丢不开。德足以感人，而以有德当大权，其感尤速；财足以累己，而以有财处乱世，其累尤深。【译文】常常能看到对后辈子弟严格的家族，容易培养造就出有德行的人，对后辈子弟无原则地宽容的家族，便导致多有败坏道德的人，这与做父兄的教导方式有关。我们还能看到后辈子弟中资质聪慧的突然陷入卑污的品行，资质平庸愚鲁的较为上进，这也与做父兄的培养教育有关。人的品行不高尚，总是因为一个“利”字看不破；人的学业不长进，总是因为一个“懒”字丢不开。德行足够感化众人，而让德行高尚的人掌握权柄，带来的感化效果会更快；财物足以连累自身，而让拥有丰厚财物的人身处混乱的世道，带来的负担累赘会更重。【评析】
这里仍是讲子弟教育问题。人的才性气质是天生的，有的愚鲁，有的聪明，但后天的培育更为重要。现实中有太多的例子，天性聪明的人却庸凡不堪，自入下流，而资质平庸之人却能有所成就，原因在教育。古人理解的教育并非书本上的知识，最关注的还是性行品质的培养。如何培养呢？遵道守理。但人心总是有不愿受束缚的一面，总有放纵的冲动，尤其未成年人不太容易自我控制。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严加约束，决不姑息终养成奸。严加管束的目的是什么呢？养成高尚的人品。人品之高下表现在对“利”字的态度上。追逐利益，自居下流，超越功利，人品自高。高尚人品来自对自我的约束，来自知识的学习，而懒惰是自我放纵的结果，故要养成高尚人品，须自“勤”字做起。
下面说的与前边的内容无关，这也是此类带有随笔性质的作品中常有的，一时感悟到此，故随笔写出。高德足以感化他人，而以高德掌大权，加上权力的光环自然感化作用更强。与此相反的是财产多了可能会连累自己的品德，尤其是身处乱世，多财适足以添累，为害尤深。这应该是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
第一七则
读书无论资性高低，但能勤学好问，凡事思一个所以然，自有义理贯通之日；立身不嫌家世贫贱，但能忠厚老成，所行无一毫苟且处，便为乡党仰望之人。【译文】读书不管天性禀赋高低，只要可以做到勤学好问，遇到事想想原因，自然会有一天透彻地理解儒家经义；安身做事别嫌弃家境贫寒，只要可以做到忠厚老成，行为没有丝毫不循礼法，就是同乡们所仰仗和尊重的人。【评析】
人有两个方面是自己不能决定的，一是人的天资禀赋，一是家庭出身。天资不关读书好坏，古人讲勤能补拙，好学辅以能思，自然会有融会贯通的一天。出身不关立身，出身好不见得能够立身成业，出身贫贱，但能以忠厚老成之道处事，终能以高尚品德得到乡里的认可。我们今天不会将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思考，实则不论读书治学，还是立身行事，都要讲勤苦、深思，也都要讲待人行事忠厚老成，二者似不同，实一致。
第一八则
孔子何以恶乡愿，只为他似忠似廉，无非假面孔；孔子何以弃鄙夫，只因他患得患失，尽是俗人心肠。【译文】孔子为什么厌恶伪善的人？只因为他们看起来像是忠厚廉洁，实际上都是假面具；孔子为什么嫌弃浅薄的人？只因为他们把个人得失看得太重，全是庸俗的心思。【评析】
有两种人可能陷于不可挽救的地步，一是乡愿，一是鄙夫，因为他们一个只以假面孔示人，一个整天患得患失。乡愿不易识别，因为他总是一派忠厚廉洁的样子。鄙夫易于认出，因为在利益面前他总是表现出强烈的欲望，总是在算计能够得到什么好处，避免对自己不利。这两种人是不可能改造的，所以孔子恶之弃之。但乡愿更可怕，因为他会伪装，更易欺骗人，更易成功，因而具有示范作用，世风之坏往往由此类人兴起，一旦传播开来，便一发不可收拾。故孔子宁取狂狷，《论语·子路》：“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进取充满了精进开拓精神，有所不为是持守节操，宁可失去现实利益，也不会混同世俗。而现实却往往是乡愿成功，狂狷者失败，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如何选择，就要看你自己的精神追求了。
第一九则
打算精明，自谓得计，然败祖父之家声者，必此人也；朴实浑厚，初无甚奇，然培子孙之元气者，必此人也。【译文】精打细算，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然而败坏祖辈父辈家世名声的，必定是这样的人；朴实敦厚，起初没什么过人的地方，但是能培养子孙后代兴盛发达的，一定是这样的人。【评析】
培植元气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元气是天地之始凝聚而成，先天充满，但后天却会受到社会的熏陶伤害，以至丧失，故须培育养护。对一个人来说，如果没有养成正气，便会陷于粗俗鄙陋，是不能成功的。表面上精明算计的人，往往自以为得计，以为什么都可以摆得平，最后却陷于不义，败坏家声。当然这是往极坏处说，一般情况下，精明的人却能如鱼得水，一时间混得很好。但中国人往往从长远看问题，认为这样的人是不能长久的。因为，总是算计别人，时间长了，就不易得逞。如何培育元气呢？要顺性而为，因为元气是浑朴自然之气，故须以朴实浑厚补救。正如一个品性朴实浑厚的人，没有过人超常之处，但正要由此入手才能培植元气。精明与朴实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品性，社会上普遍喜欢精明之人，因为他聪敏伶俐，会讨人喜欢，所谓会来事，能办事。而朴实老成的人往往习惯于自我约束，坚守良知，不愿也不会做讨人喜欢的事，因此朴实在一般人看来是朴拙，愚拙，常被人摒弃不取。但在古人看来，精明的人丧失元气，失去了自我，时间长了反而坏事；朴实的人却一步步坚实，保持内心的充满，不随世风流俗，反而能够长久。
第二〇则
心能辨是非，处事方能决断；人不忘廉耻，立身自不卑污。【译文】心中可以明辨是非曲直，处理事情才能坚决果断；做人心中不忘记廉耻，树立的人格自然不会卑鄙肮脏。【评析】
这一则很简单，是从高低两个层面谈立身处事。明辨是非是比较高一层的要求，讲廉耻是最低底线。明辨是非是处事的开端，这样才会有判断力，才能遇事决断。但是非不易断定，这就需要立身正，处己严，培养出正气，就可以辨明是非了。廉耻是人的道德底线，突破了这一层，当然会陷于鄙陋污下。道理很简单，做起来却难，但反过来却很容易，人一旦突破底线，没有廉耻心，向卑下污浊滑去当然容易了。
第二一则
忠有愚忠，孝有愚孝，可知“忠孝”二字，不是伶俐人做得来；仁有假仁，义有假义，可知仁义两行，不无奸恶人藏其内。【译文】有不明事理的忠，有愚昧不清的孝，要知道“忠孝”两个字，不是聪明灵巧的人能做到的；有虚伪做作的仁，有伪装假冒的义，要知道仁义两种行为方式，也有奸佞邪恶的人藏在其中。【评析】
忠孝仁义是中国伦理道德的基础，发自内心，是义理清明后的真实，真诚无伪，容不得一丝欺诈。但一旦成为社会伦理道德标准，也会出现各种不诚之举。忠孝也是有条件的，要君明才能有臣忠，要父慈身正才会有子孝，愚忠愚孝都是不值得提倡的。仁义也是如此，假仁假义的人太多了。历史上有太多的人口谈仁义，心存穿窬，仁义成为藏奸纳垢的口实，也不得不小心。从这里我们看到，伦理道德成为社会标准后，可能会有两种现象，一是严格遵守，一是伪饰做作，进入社会，坚守忠孝仁义之道的同时，也要学会辨明虚伪之举。
第二二则
权势之徒，虽至亲亦作威福，岂知烟云过眼，已立见其消亡；奸邪之辈，即平地亦起风波，岂知神鬼有灵，不肯听其颠倒。【译文】拥有权势的人，即便是对最亲近的人也会蛮横无理，没想过自己手中的权势就像烟云一样在眼前一晃而过，很快消亡；奸佞邪恶的人，即便是没事也会想办法制造事端，怎么知道鬼神在天有灵觉，不会听任他们颠倒是非。【评析】
这一则表现了中国古人复杂的信仰世界。从现实层面上讲，权势和奸邪之徒早晚都会受到惩处，这可以被大量事实证明，这是对正义力量的信仰。但也有大量事实证明很多这类恶人逃脱了惩处，于是鬼神便登场了，让鬼神来主持正义。二者互用，构成了中国人追求正义，惩处恶人的理想状态。权势并不长久，但总有人一旦有了权势便得意忘形，横作威福。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在他本人可预见的时间里没有失意的可能，二是本性如此，难以改正，得势便猖狂。前者是现实问题，现实总不如人愿，后者在现实面前得到加强，使权势之徒更加猖狂。翻开历史，看看现实，我们很容易体会到现实的处罚来得太慢，所以只好寄托于历史，寄望于鬼神，其实是无奈之举。但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更长时段看问题的角度，人作恶过多，总逃不出惩罚，不于其身，必于其后。
第二三则
自家富贵，不着意里，人家富贵，不着眼里，此是何等胸襟！古人忠孝，不离心头，今人忠孝，不离口头，此是何等志量！【译文】自己家中的富贵，不放在心上，别人家的富贵，不看着嫉妒，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和气度！古代的人对于忠孝，时刻牢记在心，现在的人对于忠孝，时刻挂念在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抱负和器量！【评析】
人生应该有宽广的胸怀，而胸怀来自信仰和知识，这一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对富贵抱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不论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而这种精神状态源自对忠孝的体认，抱着崇敬的心态对待一切高尚之举，久而久之，胸怀自然宽广。那么，对待富贵的态度也就自然了。心头、口头是有无真正信仰的标志，忠孝只见于口头，成为官场套话，说来头头是道，却一丝一毫都做不来，这样的当然求富贵，全然忘却真正的忠孝。
第二四则
王者不令人放生，而无故却不杀生，则物命可惜也；圣人不责人无过，惟多方诱之改过，庶人心可回也。【译文】明君并不要求臣民放生，却不会无缘由地杀伐害命，就是因为万物的生命都应该被爱惜；圣人不苛求别人没有过失，只是想办法引导他们改正过错，这样一来百姓的心地就能回转向善。【评析】
榜样和教化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很重要的两项。榜样具有示范作用，但要最高统治者首先做起来。譬如尊重生命，很多人讲不杀生，因此提倡放生，但不能要求百姓都这样做，只要统治者不无故杀生，就是最好的爱惜物命的榜样。教化是自上而下的，是上层对下层的教育和引导。但不能要求下层人民不犯错，这是不可能的，需要耐心的教育和引导。二者相互配合才会有好的效果，不然，只会流于形式。榜样和教化是儒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两种教育方式，做榜样的是上层，被教化的是下层，二者配合，形成对全社会的引导和教育。当然，这只是理想的设计，在现实中往往相反，榜样多是下层人士，教化来自上层，由于失去了榜样的力量，教化流于形式，没有对现实真实有效的影响力，渐渐变得僵化，变得虚伪化。自古以来的事实，都非常重视榜样的力量，但实际上处于被动无力的状态，原因就在于在上者没有起到榜样的作用，只要求民众接受教化，当然少有思想价值和影响的力量。
第二五则
大丈夫处事，论是非，不论祸福；士君子立言，贵平正，尤贵精详。【译文】大丈夫处理事情的时候，讲求是非曲直，而不管是祸是福；士君子著书立说的过程，重视端正公平，尤其崇尚精细周详。【评析】
古代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最高境界，一般人很难做到，后二者才有较高的实践性。立功的第一步是处事，中国人最讲究处事之道，但多数情况下带有乡愿的味道，唯求混迹世俗，没有原则，没有主张。这一则中讲原则，即一切从是非曲直出发，不管其中隐伏着的祸福。这需要有信仰的力量支撑，唯其如此，才可称大丈夫。这一则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充满的豪杰意识和平正广大精神，在现实面前，要有勇于面对、敢于承担的精神，不惧祸福，唯论是非。正是这样的牺牲精神造就了中国人积极进取的豪杰意识，历史也从不乏敢于牺牲和抗争的士人，在黑暗的历史中透出一丝光明的希望。立言则要慎重，立言是造福当代、传之后世的伟大事业，不是情绪的发泄，故应当保持一种平正的态度，表述要全面精详，才会有说服力。当然，也会有走偏锋的时候，但这不是中国思想的精要所在。任何脱离平正的偏执之举其实都是思想不成熟的结果。思想是伟大的，需要对现实更对历史负责，因为思想才是影响中国历史的真正力量。一个没有思想的时代，或思想僵化，或思想工具化，或沦于虚伪，自然不能对现实有真正的作用。
第二六则
求科名之心者，未必有琴书之乐；讲性命之学者，不可无经济之才。【译文】有求取功名心愿的人，不一定能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讲究生命形而上境界学问的人，不能没有经国济民的才干。【评析】
世间总有一些事情不可兼得，也总有一些要求必须兼顾全面。有求取功名心愿的人，就不见得能享受琴棋书画这样的闲雅趣味；讲求性命哲学的人，却不能没有经国济民的才干。前者之失，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困于功名的困境之中；后者之失则关系很大，闭起门来讲思想、谈学术，却没有济世之怀、入世之能，是社会的损失。这是有针对性的，前者从个人说起，后者则从国家说起。个人有功名之心，当然会牺牲生命的乐趣，二者难于兼得。但在官场社会却有一批人无法忘记琴书之乐，于是吏隐官场，追求风雅，而于官务不甚了了。所以作者明说二者不可兼得，其实在告诫求科名入官场的士人，做好放弃的准备。后者是更高层面的讨论，宋明以来都曾出现过讲学之风，但这些讲学者往往受到无经济之才的质疑。这是因为思想和济世处于不同层面，本不必求其共处共存。但在中国文化中，现实事功的迫切性要求思想直接为现实服务，所以讲学者也应该有济世之力、经济之才，正所谓体用合一，言行一致。
第二七则
泼妇之啼哭怒骂，伎俩要亦无多，惟静而镇之，则自止矣；谗人之簸弄挑唆，情形虽若甚迫，苟淡然置之，是自消矣。【译文】泼妇啼哭或者怒骂，主要手段并不多，只需用冷静的态度镇服她们，这些手段就自然会停止；谗佞小人造谣生事，表现出的状况虽然看起来让人窘迫，但是只要毫不在意淡然处之，这种事端自然就会消失。【评析】
这一则讲得很有意思，作者的出发点是传统的，所谓“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故现代人看来，不免有歧视女性的偏见。但如果抛开这些，还是可以接受的。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面临各种是是非非，如何处置呢？唯有以平静而不动气和淡然处之的态度应之，则一切自然消融。但这种态度又有多少人能够拥有和保持呢？实际上很难做到，有可能会流于对是非的漠然，也有可能会失去正义感，放任小人播弄是非，更有可能唆使小人搬弄是非。
第二八则
肯救人坑坎中，便是活菩萨；能脱身牢笼外，便是大英雄。【译文】愿意救助陷入艰难困苦中的人，就是活菩萨；身心能摆脱世俗名利牢笼的人，就是大英雄。【评析】
这一则从为他和为己讲起。佛教讲慈悲心，是说要能够救人于水火之中，这是为他；对自我而言，则要能超脱于世俗利欲之外，方可称大英雄。当代社会中，“英雄”特指为社会利益牺牲的人，这与古人所讲不同。也就是说，为他要有慈悲心，为己要有超越心，慈悲和解脱都是佛教思想，本书作者的思想主体是儒家，是正统理学，但仍不免搀入佛教思想，可以看出明清以来三教合一趋向的影响。但二者却可能接合自然，毫无忸怩之处，这正是中国文化能够融炼差异，达到完美统一的能力的充分体现。
第二九则
气性乖张，多是夭亡之子；语言深刻，终为薄福之人。【译文】性格气质偏执怪癖，大多是短命夭亡的人；对人说话尖酸刻薄，最终是福分浅薄的人。【评析】
好的性格源于内心光明正大，故能行事稳重，待人诚恳，所以被人接受，自己也能保持心态的平稳，这亦是延年益寿之方。性情乖僻和语言刻薄的人既不为世人所容，也不是安身养命之方，对自己的损害更大。这一则体现了中国文化强调精神平和正大的特点。在理学看来，天理无偏无颇、光明正大，故能造就这种精神。而血性气质往往偏离天理，故立身、行事、言语多陷于偏颇矫伪、刻薄寡情。作者强调这种气质终会戕害性命，采用最能撼动人的功利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警醒，倒也没有太多的深意。之所以用这种表述策略，足见人性的固执。
第三〇则
志不可不高，志不高，则同流合污，无足有为矣；心不可太大，心太大，则舍近图远，难期有成矣。【译文】志趣不能不高尚，志趣不高的人，就会随波逐流，不足以有所作为；目标不能太大，目标太大的人，就容易舍近图远，很难期待能有所成就。【评析】
这一则将两种不同的心志状态放在一起讨论，而且这两种心志易于混淆，即志向高远与心大气满。志向要高远，目标要可行，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人生道理。没有高远的志向就会流于世俗，没有大做为。但过于远大的目标即心大气满，又会使人心浮气燥，不愿从小事做起，结果一事无成。道理其实很简单，可以归入人生常理，但实行起来却并不容易，这也是很多人一事无成的原因。作者告诉人们，一方面要有高远的志向，另一方面又不要心浮气傲，心气过浮则流于无所事事。前者是精神层面的寄托，凭借高远志向，才能成就大业，后者是具体层面的选择，人毕竟还要考量自己的能力，从具体事情做起，踏实肯干，才会有所成就。
第三一则
贫贱非辱，贫贱而谄求于人为辱；富贵非荣，富贵而利济于世为荣。讲大经纶，只是实实落落；有真学问，决不怪怪奇奇。【译文】家境贫寒地位低贱并不是耻辱，贫贱却靠奉承和献媚去求别人才是耻辱；家境富裕身份高贵并不是荣耀，富贵的同时能造福于社会才是荣耀。讲求治理国家的大学问的人，一直都踏实认真；拥有真正的学问的人，一定不会做奇怪不合常理的事。【评析】
这些格言都是在讲人生道理，如何培育完善的自我，如何为人处世，因此不免重复。这一则所讲的道理前面已经讲过，只不过换了个方式。这里讲处贫和处富的问题。贫贱并不是耻辱，投人门下献媚投谄才是耻辱，改变人生，追求富裕是人之常情，但耻辱之事不可做，一做便浑身俗气，无可救药。富贵，人之所欲，但富贵之后呢？夸耀、仗势为非、侈靡享乐没有意义，唯有济世之心，行其善道，用现在的话说是社会责任感，才会真正提升财富的价值。后面讲做事务实，做学问平正的道理。做大事的人，不要空谈，实实在在做事，才是可贵的。真正的学问是平实正大，决不会做超出社会常识、有意以奇怪吸人眼球的事，因为那往往不是真学问。这些道理的背后是儒学特别是理学思想影响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思想的价值并不在于有多么高深，而在于如何影响社会。由宋元以至明清，儒学思想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并且向民间广泛传播，本书的很多内容正是在传播儒学思想。中国古代社会通过乡约、家规、祖训、善书以及格言加强了思想的传播，从而将思想深入民间社会，本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三二则
古人比父子为桥梓，比兄弟为花萼，比朋友为芝兰，敦伦者，当即物穷理也；今人称诸生曰秀才，称贡生曰明经，称举人曰孝廉，为士者，当顾名思义也。【译文】古人把父子比喻成桥木和梓木，把兄弟比喻成花和萼，把朋友比喻成芝与兰，所以敦睦人伦的人，应该根据具体事物推究其中和人事相通的道理；现在的人把诸生称做秀才，把贡生叫做明经，把举人称为孝廉，作为读书人，应该在看到这些名称的时候就联想到其中的含义。【评析】
本书中很多格言经常在一正一反的对比中展开，这一则就是这样。先是正说，在五伦关系中，父子、兄弟、朋友是除君臣、夫妇之外的三伦，这种关系如桥梓、花萼、芝兰，是相互依赖、互相托衬的关系，不可缺少。中国古人最讲人伦关系，认为它是世间一切的起点，理学所谓格物致知，就是要通过对人伦道理的体认而达到最高的伦理境界。读书人是社会精英，当然应该是人伦道德的楷模，故下面一段就从这上面说起。因为现实中，秀才、明经、孝廉已经是功名层级的指称，人们似乎早已忘记了它们本来的含义了。所以作者才将这种常识重新提起，意在告诫有功名的读书人更应该从人伦处做起，莫要辜负了功名的本义。
第三三则
父兄有善行，子弟学之或不肖；父兄有恶行，子弟学之则无不肖；可知父兄教子弟，必正其身以率之，无庸徒事言词也。君子有过行，小人嫉之不能容；君子无过行，小人嫉之亦不能容；可知君子处小人，必平其气以待之，不可稍形激切也。【译文】父辈和兄长有好的德行，他们的后代中有人可能学不像；父辈和兄长有恶的德行，他们的后代却没人学不像；由此可知父辈兄长教育后代，必须先端正自身的德行来做表率，不能只停留在言语教导上。君子有过失，小人嫉妒而不能包容；君子没有过失，小人同样嫉妒而不能容忍；由此可以知道君子与小人相处，必须平复自己的情绪来冷静对待，不能表现出激烈直率的言辞和态度。【评析】
这一则从内外两方面说如何学做一个好人。内的方面主要是家庭或家族教育，父兄将自己好的德行示范于子弟，子弟还有可能学得不好，而将坏的一面示范于人，却很快会被接受，因此要教育好子弟，首先要自己身正言正，不必屡屡以言语教人。外的方面是应世之道，是说入世要小心，特别是学会如何与小人相处。小人好播弄是非，易于嫉妒别人，所以不论是做得太好，还是出现过错，都有可能被小人排挤陷害。怎么办？需要心气平正安闲，对小人唯一的办法是不去惹他，不要刺激他。君子处世讲原则，但遇到小人最麻烦，只好采取退避的办法，这是中国人处世哲学中圆滑的一面。做得不好就变成乡愿，无是无非，也就快成小人了。
第三四则
守身不敢妄为，恐贻羞于父母；创业还需深虑，恐贻害于子孙。【译文】洁身自爱不敢胡作非为，唯恐让父母蒙羞；创业还需要深思熟虑，唯恐给子孙留下祸患。【评析】
人生从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过程，自己不论做什么都要考虑到上为父母，下为子孙，这样才能长久。对父母要讲孝，最大的孝道是敬，敬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不让父母蒙羞，所以不能胆大妄为，做出种种非理非法之事。为子孙考虑，在创业选择上，不要太在乎财富，更要行事正大，言语光明，为子孙树立一个好榜样，建立家族良好的声誉，才不会给后代留下祸患。近代以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处在一个不断解体的过程中，人们更多的是从个体自我的人生境遇来考虑问题，很少有人会考虑父母、子孙，不知此非长久计，问题很多。那些做出不道德或违法之举的人实际上是给父母蒙羞，更大的危害是贻害子孙，正像前面说的，好的榜样不易学，恶的榜样最易影响子孙。那些目中无人、心中无法、作恶多端的年轻人背后就是他们的父母，这是古往今来官员、富家子弟中的普遍现象。
第三五则
无论做何等人，总不可有势利气；无论习何等业，总不可有粗浮心。【译文】不管做什么样的人，都不能有以地位、财产区别对待人的恶劣习惯；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不能有粗疏和浮躁的心态。【评析】
这一则从做人和做事上说。人因出身、教育或占有财富的多少而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但不论什么人在做人方面都最忌势利。得意时目中无人，失意时刻意巴结别人，这种人处处可见，总是道德上的缺憾。做事要有敬业精神，不论什么职业，总要专注精一，切不可虚浮粗疏，否则一切都做不好。这种浅显的道理中国人一代代说了无数遍，但说得好，还得做得好才行。
第三六则
知道自家是何等身份，则不敢虚骄矣；想到他日是那样下场，则可以发愤矣。【译文】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资质，就不敢浮华不实骄傲自大了；想象到将来是什么样的下场，就可以下定决心发奋努力了。【评析】
这一则是说要对自我有一个准确的评价和认识，如此一来就不会流于虚浮骄傲，忘记自己的身份和本来面目。认清自我，不忘出身并不是说不要奋斗，而是说应该时刻保持戒惧之心，不要得意忘形。奋斗是改变自身及家庭的出路，是要更上一层。普通人最直接的动力来自对未来的观照，多想想不努力的结果和下场，一般情况下人总是会发愤努力的。本书各则所讲没有什么大道理，作者经常从人生常理出发，以生活经验为起点，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形成了人生的基本智慧，用以观照人生，指导人生，因而看起来亲切自然。
第三七则
常人突遭祸患，可决其再兴，心动于警励也；大家渐及消亡，难期其复振，势成于因循也。【译文】寻常人家突然遭遇灾祸，能拿定主意设法重新振兴，是因为他们心中时常存有警戒和劝勉的原因；高门贵族走向败亡，难以期待他们能再次辉煌，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沿袭现状而不思进取的缘故。【评析】
中国古人最重视家族的延续，特别重视家族的繁盛及其传承，而不止是一代的兴盛，因此这方面的表述也非常多。这一则讲大家族易于消亡，正切合了一句老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孟子·离娄下》）。为什么大家族反不如寻常人家，遇到困难祸患可以重新振兴？这是因为大家族的人长期沉溺于富贵之中，失去了勤劳奋斗的品质，不能保持对现实的关注，并时刻警戒自己。话虽说得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长期沉溺于富贵享乐所养成的松懈是很难纠正的，自我放纵的结果是无法面对困难。
第三八则
天地无穷期，生命则有穷期，去一日便少一日；富贵有定数，学问则无定数，求一分便得一分。【译文】天地的生命没有尽头，人的生命却有尽期，过去一天就少一天；富贵的家世被命运主宰，学问的多寡却与命运无关，学到一分就多一分。【评析】
生命有限，学问无限，如何在有限和无限之间获得更丰富的人生体验是所有时代的共同问题。既然生命有限，就需要扩充生命，但延年益寿、长生不老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放纵享乐、沉溺富贵也不是出路。最好的办法是追求学问，这里的学问不是指书斋里的学问，指的是百姓日用，即古人讲的事事皆学问。通过学问的养成培育生命，使之具有更丰富、更饱满的精神境界，就可以使自我获得无限的延展。应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人生总是要学会取舍，有一得必有一失。在生命有尽的必然性面前，取什么，舍什么呢？这就需要人生智慧，富贵不足以延续生命，反而会戕害生命，长生不老也从未被证明过，作者提出“学问”二字，正体现出人生的智慧。学问是得一分是一分，生命便一分分充满，充满丰富而有智慧的人生便是生命的延续。
第三九则
处事有何定凭？但求此心过得去；立业无论大小，总要此身做得来。【译文】处理事务有什么固定的依据呢？只要良心上过得去就好；创立事业不论事业大小，总要自己能力可以达到才行。【评析】
这一则讲生活的原则和可能性，人生既不能没有原则地生活，也不能自我放大，追求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办呢？古人讲“求放心”，自己能够心安理得即是原则。心安是光明正大的安静平和，不是丧失良知后的无知无畏、胆大妄为。做事也是如此，事业没有大小，过于大的目标其实是很难实现的，只要适合自己的能力。这也是讲心安。这是很普通的道理，但多数人并没有考虑明白，或者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总要成就大事业，但结果可能是一事无成，落得失意不平。或者，现实的无奈促使他们放弃自己的目标，无可奈何地按现实生活，于是胸中便总有不平牢骚。
第四〇则
气性不和平，则文章事功俱无足取；语言多矫饰，则人品心术尽属可疑。【译文】一个人的气质性情不能心平气和，那么学问和事业就都不能有所成就；一个人言语谈吐太多造作夸饰，那么人品和心术端正与否就都值得怀疑。【评析】
心气平和其实是很难达成的人生境界，什么东西都拿得起放得下，不汲汲于成功，亦不无所事事，一切任凭自然。但是，这得是真正的“心平气和”，否则，便容易流于做作，其中的一个方面便是矫饰，为了达成目标而无所不用其极，语言虚浮夸张，游谈无根，矫饰做作，这样的人往往心术不正，人品不高。但这只是人生的一面，其实还有另一面，就是表现得不那么平和，而充满激昂愤慨。历史上有很多仁人义士就不追求心气平和，而是敢于抗争，不怕牺牲。在文学上，韩愈说不平则鸣，欧阳修说穷而后工，都产生了感人的文学。如果在现实面前一味求平和，则有可能流于平庸乡愿。总体上说，作者持一种保身哲学，只求生命安稳，因此往往拿和平、平正说事，忽略了人生还有更高的境界。
第四一则
误用聪明，何若一生守拙；滥交朋友，不如终日读书。【译文】把聪明才智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怎么比得上一生都安于愚拙；不加选择地乱交朋友，还不如成天在家勤奋读书。【评析】
这里上句说的“聪明”是小聪明，自以为得势，便洋洋自得，屈居人下时为得到现实利益，毫无人格可言，这样说来，还真是不如做一个守拙之人，安于本分，不随波逐流。守拙是老子哲学，在后世一般意指在现实面前有坚定的道德信念，保持人格完满，不汲汲于名利，不肯将聪明智慧用于争名夺利，而以实现道德人格的完满为人生的终极价值。这样的人在现实面前往往落入失败境地，但中国文化一直对他们充满崇敬，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胸怀和不以事功为重的特点。下句是说交友，作者认为应该慎重，不能滥交朋友。古人说要交有益的朋友，交友不慎，反被朋友误，还不如多读书，从书中领悟人生。只有将读书视作生命一部分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们的读书不是为了求功名，不是为了单纯地学习知识，而是学习如何了悟人生，如何认识社会，如何有信仰有原则地面对人生，这是滥交朋友所得不到的。
第四二则
看书须放开眼孔，做人要立定脚根。【译文】读书要放开眼界和心胸，做人要坚持原则和立场。【评析】
古人讲治学读书有两种，一种是为人之学，一种是为己之学。为己之学才是真正的学问，即从学做人开始，学问都是为了自我提升人生境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而不是为了现实利益。这样一来，读书就要求放开眼界，从功利上移开去，进入广阔深厚的知识海洋之中，眼界开了，胸怀自然也就扩大。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会面临各种问题，面对种种诱惑，没有原则，随人脚跟，便会失去人生的意义，陷于利欲之中。只有立定脚跟，才会真正地达到海阔天空的境界。
第四三则
严近乎矜，然严是正气，矜是乖气，故持身贵严，而不可矜。谦似乎谄，然谦是虚心，谄是媚心，故处世贵谦，而不可谄。【译文】严谨和矜持看起来类似，但严谨是正气所产生，矜持则是邪恶之气导致，所以立身处世贵在严谨庄重，而不能矜持。谦恭和谄媚看起来相似，但谦恭是虚心的表现，谄媚是奉承的心态，所以处世贵在谦恭，而不能谄媚。【评析】
做人要严正，一身正气，表面上看起来是矜持，不合于世俗，但唯其如此，才能保持心性纯正。自矜往往是身上乖戾之气的外现，本质上还是心不正或胸怀不广，需要用外在的东西加以掩饰。谦虚、谦和是内心平正的表现，外在地表现为一种处世态度和处世方式。谦虚不是谄媚，要有一个适当的度，否则便流于谄媚。读到此处忽觉得理学讲制欲，即控制人的嗜好情欲是有道理的，放纵的人生往往无所畏惧，往往放荡无止，不受任何限制，而合乎天理的人生需要处处规范自己，限制自己的各种欲望，要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要保持中庸平和的心态，得正气，避矜气，谦虚而不流于谄媚，真不是容易。
第四四则
财不患其不得，患财得而不能善用其财；禄不患其不来，患禄来而不能无愧其禄。【译文】不怕不能拥有财富，怕的是得到财富却不能好好利用；不怕不能享受厚禄，怕的是有了厚禄却不能问心无愧地对待。【评析】
古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则讲如何用之。财富对个体的诱惑非常大，因为它能够满足人的各种欲望。但当真正拥有财富之后，物质性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还应该有更高尚的追求，故这里讲善用财富。做官也是如此，费尽心机，得一官职，常常连最初的信仰和责任也忘记了，所以最应该担心的是能否做到“不愧其禄”。当然，这里讲“不愧其禄”，还只是在为官最基本的层面上说的，即通过社会管理服务社会，这是最基本的职能。如果连这个都忘记了，就有可能进一步沉沦，变得无所不为，毫无愧耻之心。
第四五则
交朋友增体面，不如交朋友益身心；教子弟求显荣，不如教子弟立品行。【译文】通过结交朋友来给自己争面子，不如结交朋友来助益自己的身心；通过教导后辈们来求显贵荣耀，不如教导后辈们来树立良好的品行。【评析】
虚荣心是常人最基本的心态，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交友，通过结交权贵、名流提升自己，显示自己的地位，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另一个是子孙教育，要让自己的后代发达，以获得向别人夸耀的资本。但其实都失去了交友、教子的本来目的，通过交友有益身心，教育子孙品性端正，才应该是最终目的。
第四六则
君子存心，但凭忠信，而妇孺皆敬之如神，所以君子落得为君子；小人处世，尽设机关，而乡党皆避之若鬼，所以小人枉做了小人。【译文】君子的心地，只凭着忠诚守信，即便是妇女孩童都会像敬重神明一样敬重他，因此君子甘于去做君子；小人处世，到处用心机计谋，即便是同乡都会像躲避鬼怪一样躲避他，所以小人白白做了小人。【评析】
存心忠厚是君子的品性，虽在现实中并不得势，甚至失势，但这样的人会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妇女儿童的敬重，这样的人往往才是真君子。小人的特点是机心重，处处算计，但结果可能是让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到最后仍然是一个小人，想做个伪君子都不行，也很可悲。这是一个文化价值观的问题，中国文化很早就讲君子小人之辨，君子守拙，小人多能，所以小人在现实中能胜君子，但道义的审判不以能不能为标准，而是以忠信与否为依据，因此君子受到人们的尊重，小人永远被唾弃。
第四七则
求个良心管我，留些余地处人。【译文】立身处世要用良心来约束自己，与人相处要留余地给别人。【评析】
这一则很简单，说的是处己与待人的问题。处己要严，凡事皆以是否合乎良心为本，坏了良心的事不做。立身正才能处事明，但对别人要宽容，要容忍别人的处事方式，不一味地以处己的方式要求别人，要给别人留出足够的空间，让他有个回旋余地。这样，人和人才易于相处，不至于处处引起争斗。处己严、待人宽是一种宽厚的处世方式，但这是指在一般性问题上，而不是在原则上，否则就有可能陷入无是无非的境地。
第四八则
一言足以召大祸，故古人守口如瓶，惟恐其覆坠也；一行足以玷终身，故古人饬躬若璧，惟恐有瑕疵也。【译文】一句不谨慎的话足够招惹大祸，所以古人守口如瓶，唯恐有倾覆衰败的危险；一次不谨慎的行为足够玷污一生清白，所以古人修身力求如同白璧，唯恐有一丝瑕疵和污点。【评析】
社会复杂，一言得祸的事很多，要想不陷于是非得失之中，保守别人的秘密是很重要的。这个要求出发点仍然是君子式的忠厚，而不是处于世俗利欲中的小心谨慎，处处不得罪人。这就是中国古人常讲处世之道，有它的两面性，一面是正当的，合乎道德准则的，一面则流于世俗的油滑。下句是讲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做有损于品格的事，一有玷污，便终身洗不掉。古人讲的道德境界容不得半点掺杂虚假，这倒不是道德严格主义，而是道德原则主义，原则是不能变的。一个人沾染恶习，处世不当，不能洁身自好，很难想象他会成为一个君子，一个好官员。然而我们的官场文化似乎反过来了，没有原则地彼此照应，孰不知道德上的瑕疵不受约束地发展下去就是放纵，再下去就是违法。道德原则是不能违背的，一旦失去这个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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