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强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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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读本 服饰礼仪试读：
前言
第一章 服饰起源 一、服饰的起源二、“衣冠不整，君子引为耻”
第二章 帝王服饰 一、黄袍加身成帝王二、龙及龙袍的象征三、冕服与龙袍四、龙袍的礼仪之用五、皇帝的常服六、皇帝的其他服饰
第三章 官员服饰 一、“衣冠禽兽”的来历二、冠服即官服三、品色制度与官服的品级四、明清官员的补服五、显贵官员的赐服蟒袍六、恩赐黄马褂
第四章 军戎服饰 一、上古有甲无铠二、“寒光照铁衣”三、“甲光向日金鳞开”四、护心镜的运用五、绵甲大行其道六、礼仪戎服
第五章 平民服饰 一、深衣的普及二、魏晋风度三、白衣公卿四、各有本色五、长袍马褂流行服六、西装长衫短褂旗袍并存
第六章 女性服饰 一、深衣与襦裙二、半臂与披帛三、背子与比甲四、大衫与袍服五、凤冠与霞帔六、马甲与旗袍
第七章 内衣服饰 一、内衣的发端二、此袜非彼袜三、衫子薄露透四、男女通用抹胸五、小马甲挤走束奶帕
第八章 冠帽的演变 一、进贤冠与武弁大冠二、官员的乌纱帽三、羃遮挡风沙四、杜绝交头接耳的幞头五、摇曳姑姑冠六、四方平定巾与六合一统帽七、顶戴花翎
第九章 服色崇尚与等级差别 一、古代颜色崇尚二、颜色内涵代表政权与国体三、服饰颜色标等级
第十章 服饰礼仪的产生 一、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二、衣裳制度形成三、十二章纹及其含义四、叔孙通制定汉代礼仪
第十一章 服饰禁忌 一、服色的禁忌二、章纹的禁用三、纹样的僭越四、服饰逾越治罪五、屡禁不止的原因
第十二章 服饰的改革 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三、女为胡妇学胡装四、剃发留辫马蹄袖五、西风东渐六、汉服与华服前言
人类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衣食住行”，衣在首位，可见穿衣的重要性。对于这样的排序，有人提出疑问，认为应该是“食衣住行”，即食在首位。理由是食乃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没有食物，人类就不能存活下去。人类一要温饱，二要发展。相对于食物，穿衣御寒是第二位的。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是我们深入思考后会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在食物方面有了基本的满足后，对“衣”就会有更多和更高的要求。在上古社会，衣服只是御寒的工具，后来衣服又派生出了美化的功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服饰还具有“别等级，明贵贱”的礼教作用。服饰就是古代社会礼仪等级最直接的表现。
中华服饰礼仪源远流长。古代男子二十行冠礼，难道仅仅为了头戴一顶小帽？帝王兴师动众，穿戴起威武高大的冕服，还让眼前的冕旒阻挡自己的视线，难道单纯是为了好看？男子二十及冠，表明男子进入成年，有了社会地位和责任；帝王以垂旒阻隔视线，是为了目光不直接与臣下、民众交流，以显示威严。而垂旒的多少，乃是身份、等级的象征。不要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仅仅只是上古的盲目崇拜；也不要小觑叔孙通制定汉礼的意义，不要认为汉官威仪只是为了给流氓亭长出身的刘邦披上一件贵胄的锦衣，让他摇身一变，成为大汉天子。服装从表象上看只是一件遮体的物饰，但其中包含的文化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礼仪社会，假若没有了服饰礼仪作为文化的内涵与外在形式，中国还能成为礼仪之邦吗？
礼仪文化包括服饰礼仪，而服饰礼仪又与其他礼仪文化互有交织，可以说每一种礼仪都离不开服饰；也可以说，服饰礼仪贯穿在所有礼仪之中，并成为礼仪文化的基础。道理很简单，每一种礼仪都要由合适身份的人来主持和参与。穿什么、怎么穿，都属于服饰礼仪的范畴。而且服饰也并不局限于衣物，鞋履、头饰、配饰、妆饰都属于服饰。乐府诗云：“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陌上桑》）“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孔雀东南飞》）头饰与服饰、鞋履联系紧密，不可分割。东汉梁鸿与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展现的不仅是夫妻互敬的生活细节，更是一种文化礼仪的表现。请问哪一场祭祀、庆典可以离开人，离开服饰，离开服饰礼仪？少了服饰，我们就回到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没有了礼仪，我们就失去了社会的秩序，就缺少了文明教化的内容；没有了服饰礼仪所构建的社会差别和美轮美奂的服饰形制，中华文明就失去了源流和光彩。
自古以来，服饰就不只是简单的穿着问题，而是与治理天下相关联的。“改正朔，易服色”一直是朝代更替必做的重要事情。因此，由服饰穿戴所体现的等级安排，实则是古代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只有形成了“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左传·隐公五年》）的社会风气，才能达到“贵有常尊，贱有等威”（《左传·宣公十二年》）的社会治理目的。
知服饰，晓礼仪，明是非，重价值，才可以延续中华文明。让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服饰礼仪在融合现代观念与时尚的基础上，再耀中华！第一章 服饰起源
东汉班固《白虎通·衣裳》曰：“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絺绤（粗细葛布）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所以名为‘衣裳’者？衣者，隐也；裳者，障也；所以隐形自障蔽也。”意思是说古代圣人发明衣裳是为了遮掩我们赤裸的身躯，彰显美好的品德，区别人与人的身份。一、服饰的起源
衣服的发明缘由人类的进化。早期的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逐渐进化，也逐渐懂得了用天然材料来御寒。《礼记·礼运》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远古时期，人们穴居，仅仅以树皮、草叶覆身，没有什么衣服可言。后来通过狩猎，选择用兽皮裹身。这是早期服装的写照。图1-1 原始社会服饰复原图
到了旧石器时期，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兽骨制成的骨针，将兽皮缝制成衣，后来又逐渐发展到采集野麻纤维加工成线，纺织成布，制作衣裳。对衣裳的起源，范晔《后汉书》有这样的记述：“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翚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为服，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巛。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
从采集野生植物，到纺线织布，再到缝制成衣，人类在衣服原料的发明上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传说神农氏“身自耕，妻亲织”，制成布帛，裁制衣裳。这一传说象征着茹毛饮血时代的结束，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穿衣不再局限于御寒遮体，更有了文化的含义。
穿衣的文化含义是多方面的。
以服饰别等差的历史可上溯到远古。“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意思是说，如果尊卑等级、衣冠服饰各有分别，那么帝王只要拱手而立，天下就可太平。尽管这只是愿望，但毕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服饰等级教化作用的重视。
随着历史的演进，天地间的万物给了人类在服饰方面更为多样的创造性和更加丰富的想象力。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指出：“虞舜欲观古人之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于是衣裳之文绣，盛行于中国者数千年。”西周就已形成了服色等差的制度。后来，服饰“明贵贱，别等级”的特性日趋显著，演变成中国古代帝王和官员服饰的一大特点。古代社会越趋后期，服饰的等差制度就越加完备复杂：服饰成为法权和道德信念的标志，用料、式样和颜色都有极为严格的规定，不可僭越。二、“衣冠不整，君子引为耻”
服饰代表着一定的社会身份，也体现出时代的审美倾向与价值观念。对普通劳动者而言，粗衣短褐，并无不妥，且方便劳作；但对达官贵人与社会名流而言，服饰是身份、修养和品位的标志，是区别于普通人的外在表现。因此在各种公开场合，他们都力求衣端冠正，以此彰显风度和地位，亦即“衣冠不整，君子引为耻”。
孔子对服饰的穿着和搭配有独特的看法。在他看来，一个人的人格与理想可以通过衣着表现出来。穿着打扮，有其社会内涵和价值取向，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直接与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以及社会的制度和秩序相关联。在孔子看来，服饰的形态及其穿着方式，既是“志道”、“据德”、“依仁”的补充，也是这三者的综合体现。孔子这种将服饰与人的意识、社会治乱联系在一起的思想，长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服饰观。
历史上甚至有为正衣冠而丢了卿卿性命的事情。《左传·哀公十五年》记录了卫国的一次内乱。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政变，太子蒯聩因图谋刺母未遂，被流放国外。蒯聩不甘失去王位，一直蠢蠢欲动。十五年后，他买通关系，重回卫国，混入王宫，雇佣五个武士挟持卫国执政大夫孔悝，逼其立下誓约，宣布蒯聩继国君位。当时孔子的两个门生子路和子羔都在孔悝手下做事。子羔闻讯，害怕受到牵连，惊慌失措地逃离卫国，回到鲁国；子路则挺身而出，持剑闯入宫廷，要求蒯聩放了孔悝。面对即将失而复得的王位，蒯聩如何听得子路的呵斥？他命两位武士对付子路。在搏斗中，子路系冠的缨带被打断，头上戴的冠帽眼看就要掉落。铭记君子正衣冠思想的子路，在危急关头，顾不上厮杀，口里喊着“君子死，冠不免”，竟然放下武器，结缨系冠。然而，武士如何能听从子路的休战建议？一念之间，利剑刺向正在系带正冠的子路。子路倒在血泊之中。满怀正义感的子路，死在了对手的剑下，更是死在了他的“君子正衣冠”的信条之下。
衣端冠正，展现的是个人的仪容风度，当然也是一种礼貌，是对他人尊重的表现。在祭祀、上朝、接待使者等重大场合，君子必须恪守礼仪，端正衣冠。但是在特定场合，危急关头，死守“君子正衣冠”的教条显然没有意义。
阶级社会逐渐形成的服饰等级，使得原本用于御寒护体的服饰，具有了某些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逐渐完善并制度化，形成了帝王之服与官员之服的区别，又因官阶高低而产生了官服等级差别，人为地划分出君王、官员、百姓的身份差异，具体地体现出服饰“别等级，明贵贱”的社会功能。
服饰不仅体现着审美倾向，还包含着政治、历史等文化内涵。穿什么，不穿什么，什么可以穿，什么不可以穿，什么情况下穿什么服饰，并非由个人爱好和审美倾向决定，而是由社会地位和社会环境所左右。古诗有“满朝朱紫贵”，“不是养蚕人”，红色、紫色是高品级官员服饰的规定色，平头百姓岂能僭越使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的《琵琶行》诉说了小官吏被贬的悲凉，“青衫”就是小官吏官袍的服色。明黄色是皇室专用色，具有专指性、唯一性。董仲舒云：“五色莫贵于黄。”汉代以降，黄色倍受统治者青睐，渐渐成为皇帝专用服色，黄袍成为皇帝权威的象征，于是才有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第二章 帝王服饰
中国古代社会长达三千多年，帝王是国家的主宰。中国的政体、国体乃至文化，都绕不开帝王的影响。尽管帝王因政治变化而变化，一个朝代一家帝王，但帝王的服饰礼仪却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并不因朝代的更替而颠覆。一、黄袍加身成帝王
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驾崩，年仅8岁的柴宗训（周恭帝）继位。后周的兵权掌握在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及其结义兄弟、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手中。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传闻辽国精兵挥师南下，攻打后周。主政的符太后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赶紧召来宰相范质商议。范质分辨不出辽军南侵真假，考虑到后周能征善战的只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便急遣赵匡胤点将出兵，抵抗辽国南侵，解救危难。不料赵匡胤却推脱兵少将寡，不能出战。范质只得委以赵匡胤最高军权，调动全国兵马。正是这一委任惹出了祸端。
赵匡胤早有取代大周的异心，只是时机尚不成熟。现在兵权在握，正是天赐良机。正月初三（960年2月3日），赵匡胤统率大军出了东京城（今河南开封），行军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赵光义和谋士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兵变。众将以黄袍加诸赵匡胤之身，拥立为帝。在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中，中央属土，其色黄。黄色代表中央，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自然位居中央，因此，黄色代表皇帝，(1)黄袍也就是皇权、皇帝的象征。赵匡胤是位出色的演员，一番精彩表演，便由一位将军华丽转身，成为身披黄袍的皇帝。等他再从陈桥驿率军回师开封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胁迫周恭帝禅位。
兵不血刃，赵匡胤就将大周江山揽入怀中，改国号为“宋”，仍定都开封。一件黄袍改朝换代，从此开启了赵宋王朝几百年的天下。二、龙及龙袍的象征
龙在中国文化中有特殊的意义。中国人对龙天生就有一种敬畏。龙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是古人臆造出来的动物。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指出：中国龙的形象，“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其外形一般都采取牛头蛇尾等造型。龙是一种信仰观念，夏朝时即已产生，原形大多取材于蛇。在民间传说中，龙是一种性灵动物，有着神灵的威严和权力。上古时期，人们就开始以龙象征皇帝。龙成了皇帝的专有名词之后，其神秘光环便得到进一步发挥，人们习惯将皇帝称为真龙天子。于是就有了赤龙（赤帝子）刘邦醉后斩白龙（白帝子）的传说故事。龙形、龙图、龙纹逐渐成了皇帝、皇权的代名词。当龙纹被缀于服装之上，装饰皇室服饰之后，有龙纹的服饰也就成了皇帝专用的服饰纹样。“龙纹具有沟通天地使者的含义……上古帝王服饰上的龙纹是为其政治与宗教(2)观念服务的。”
龙袍因绣有龙纹而得名，龙纹的适用范围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与龙有关的一切都归皇帝与皇室专有，他人不得僭越。乱用龙纹，含有谋反之意，将会引来杀身之祸。明朝初年屡有因僭用服饰而失官降职，甚至丢脑袋的。据《明史·耿炳文传》，明初功臣长兴侯耿炳文颇得太祖器重，至洪武末年，诸公侯几乎皆被杀，唯存二侯，即耿炳文与武定侯郭英。但在“燕王称帝之明年，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龙凤服饰，玉带用红鞓，僭妄不道。炳文惧，自杀”。僭用龙纹，开国功臣照样获罪，可见皇家专用的龙纹绝不能乱用，用了就是大逆不道。三、冕服与龙袍
上古就已出现了龙纹服饰。甘肃宁定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个穿着蛇纹衣服、文面、头上盘着一条长蛇的半山型人形陶器盖。这是一个巫师，“他所穿着的衣服，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龙衣形象，当是后世龙袍的前身；这件龙衣陶雕，反映了原始服装与原始宗教观念之间的关系”。真正的龙袍形象出现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几件商代玉雕人形和著名的乳虎卣中的人形上。有关专家认为：“如果半山时期的巫师所穿的龙衣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服饰上的反映，那么到了商代奴隶社会，商王族和蜀王所穿的龙袍，就已经转化为神权与王权的综合象征，成为(3)国王与王族政治身份和特权的标志。”
龙是帝王的专属标志，与龙有关的一切皆与帝王有关：帝王的座椅是龙座，帝王的袍服是龙袍。尽管我们对“龙袍”一词似乎很熟悉，耳熟能详，但是对于龙袍却未必了解。龙袍是唐代以后的名称，上古时期的帝王服饰并不叫龙袍，而叫冕服。冕服因其首服有冕而得名。上古时期冕与冕服的内涵很广，并不局限于帝王服饰。
周礼规定，凡有祭祀之礼，帝王百官皆穿冕服。冕服由冕冠、玄衣和纁裳组成，其中又有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等区别。大致的穿着规范是：天子：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公： 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侯、 伯：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子、 男：毳冕、絺冕、玄冕孤： 絺冕、玄冕(4)卿、 大夫：玄冕《周礼·春官·司服》记载：“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祀社稷五祀，则絺冕；祀群小祀，则玄冕。”不同的祭祀场合，需要穿不同的冕服。冕冠是帝王、诸侯、卿大夫参加祭祀典礼时戴的一种礼冠。
冕冠上的垂旒数是按照不同场合冕的种类与戴冕者的身份来确定的，有三旒、五旒、七旒、九旒与十二旒等。衮冕十二旒，每旒十二颗玉，以五彩玉为之，用玉二百八十八颗（前后两面）；鷩冕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颗；毳冕七旒，用玉一百六十八颗；絺冕五旒，用玉一百二十颗；玄冕三旒，用玉七十二颗。戴十二旒者为帝王，诸侯、卿大夫、大夫，只能戴九旒、七旒、五旒。凡戴冕冠者，都要穿与之配套的冕服。冕服由黑色的玄衣与绛色的纁裳等组成。上衣纹样用绘，下裳纹样用刺绣。所绣纹样依据官职高低而不同，以十二章纹为贵，以下为九章、七章、五章、三章（详见本书第十章）。
孔子所说的“服周之冕”表明西周冕服已具规模。西周冕服的实物，没有保留下来。依据出土的商代石刻，我们只能大致了解西周冕服的形制：上衣下裳，腰间束以大带，前系蔽膝。秦始皇时，废止六冕（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破坏了先秦的冕服(5)制度。秦至西汉时期，对于冕服的使用，已经不甚明了。直到后汉孝明皇帝时期，才逐渐恢复了天子、三公、九卿的冕服制度。后汉时期，天子之冕的旒，用真白玉珠。《晋书·舆服志》记载：魏明帝喜好女性装饰，将冕之旒改为珊瑚珠。后来冕之饰又采用了翡翠、珊瑚、杂珠等物。
魏晋沿袭汉制，略有革新。《晋书·舆服志》记载：“六服之冕，五时之路，王之常制，各有等差。”“除弃六冕，以袀玄为祭服。”“明帝乃始采《周官》、《礼记》、《尚书》及诸儒记说，还备衮冕之服。天子车乘冠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始制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之服，侍祠天地明堂，皆冠旒冕，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天子备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具五采。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饰，疑于至尊，多所减损，始制天子服刺绣文，公卿服织成文。及晋受命，遵而无改。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庙，元会临轩，黑介帻，通天冠，平冕。”图2-1 晋武帝冕冠图
南北朝时期，皇帝冕服大致相同，南朝宋代冕板加于通天冠上，称之为平顶冠。到了北朝的北周，天子有苍冕、青冕、朱冕、黄冕、素冕、元冕、象冕、山冕、鷩冕、衮冕等十二种冕服，冕服中均绣十二章纹：上衣六种章纹，下裳六种章纹。隋朝对北朝冕服有所改革，大业二年（606年），制天子服饰大裘冕，也采用十二章纹。自隋代开皇以降，天子唯用衮冕，自鷩冕之下，不再使用。唐代沿袭隋制，也有所创新，唐代皇帝与皇太子的冠服出现了通天冠、翼善冠和远游冠。通天冠为天子之服；远游冠为皇太子及宗室封国王者之服；翼善冠系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创制，开元十七年（729年）废止，不再使用。宋代皇帝冕服，除祭祀天地、宗庙外，上尊号、元日受朝贺、册封以及各种大典礼时也穿冕服，总体上可划归为祭服。冕服中最突出的是冕冠，有垂旒，天子十二旒。元代冕服，取宋代早期与金代的制度，天子冕服之冕板、冕旒大致与宋代、金代相同。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学士陶安请制五冕，明太祖朱元璋觉得此礼太繁，规定除祭拜天地、宗庙用衮服，其余各项都不用。洪武三年（1370年）更定为正旦、冬至、圣节、祭社稷、先农等也穿衮冕；洪武十六年（1383年）定冕之制。永乐年间的衮服十二章，日纹、月纹在肩，星辰纹、山纹在背，华虫纹、宗彝纹在袖，每袖各三。
龙袍的名称虽没有冕服那么久远，但是上古时也有龙衮之名，只是不称龙袍。根据《周礼》记载，帝王的冕服绘绣龙形章纹，称作龙衮。皇帝专用袍亦称龙衮，与《周礼》中帝王冕服别称一致。龙袍泛指古代帝王穿的龙章礼服，其特点是盘领、右衽、黄色。唐高祖武德年间，令臣民不得僭服黄色，黄色袍服遂成为王室专用色。这一规定经历代沿袭而成为制度。因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称帝，于是龙袍亦别称黄袍。
龙袍有多种名称，比较常见的有龙衣、龙章、龙火衣、龙服、华衮、衮龙服、衮龙袍等。因绣有山、龙、藻、火等章纹，故又曰龙火衣。唐人王建《元日早朝》有曰：“圣人龙火衣，寝殿开璇扃。”元人陈孚《呈李野斋学士》也有：“欲补十二龙火衣，袖中别有五色线。”关于衮龙服的名称，《元史·舆服志一》记载：“衮龙服，制以青罗，饰以生色销金帝星一、日一、月一、升龙四，复身龙四、山三十八、火四十八、华虫四十八、虎蜼四十八。”
龙袍上的各种龙章图案，历代多有变化，但龙数一般为九条：前后身各三条，左右肩各一条，襟里藏一条，于是正背各显五条，吻合帝位“九五之尊”。清代龙袍还绣有“水脚”（下摆等部位有水浪山石图案），隐喻山河统一。
说到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皇帝的服饰冕服与龙袍的关系。
冕服分为大裘冕、衮冕、鷩冕和毳冕等，历朝历代各有差异。明代也有冕服，但不仅仅指皇帝服饰，也包含皇太子、亲王、郡王、世子等人的服饰。换言之，冕服的穿着对象范围很宽泛。上古时期冕服的穿戴者包括天子、三公、卿大夫，冕旒规定天子（皇帝）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士三旒。龙袍则专属皇帝及皇太子、皇太后、皇后，穿着对象限定，其他人不能染指。
在明代以前，皇帝的服饰一般称为冕服（因冕冠而得名）、衮服，而不说龙袍，宋代称为黄袍。明代皇帝的服饰被称为龙袍，冕服、衮服的称谓渐渐淡化。举凡涉及皇帝的直身式袍服，包括祭服、朝服、常服等，都可称为龙袍。
清代龙袍的概念与明代有所不同。主要指皇帝服饰中的吉服。在清代，龙袍只限于皇帝、皇太子、皇太后、皇后穿用，皇子、贵妃、嫔妃等只穿龙褂，不能穿龙袍。
龙袍的名称主要流行于明清，但“冕服”一词也一直存在，直到清代才被废止。1915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自命“中华帝国”皇帝，并制定了冕冠制度，但袁世凯复辟倒退的皇帝梦，仅仅维持了83天。《明史·舆服志二》记载：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定衮冕之制，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更定衮冕十二章。嘉靖七年（1528年）更定燕弁服，“服如古玄端之制，色玄，边缘以青，两肩绣日月，前盘圆龙一，后盘方龙二，边加龙文（纹）八十一，领与两祛共龙文五九，衽同前后齐，共龙文四九。”明代万历皇帝有件龙袍，上衣下裳相连，里外三层，以黄色方目纱为里，面为缂丝，中间以绢、纱、罗织物杂拼缝制衬层。主纹饰十二章，其中团龙十二：前襟后身各三团龙，直行排列，上端一个为正龙，中、下部为升龙，龙首左右向；后身中下部龙的头向与前襟相反；两袖饰升龙各一，头向相对；左右两侧横摆各二团龙，上面为升龙，下面为降龙，头向中间。《明史·舆服志》记载，皇帝常服，袍用黄色，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织金盘龙一。《春明梦游录》又曰：“用元色而边缘以青，两肩绣日月，前蟠团龙一，后蟠方龙二，边加龙纹八十一。”“袍用黄缎制，前后绣团龙十二；肩绣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前(6)身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图2-2 明代皇帝常服
1956—1958年，明十三陵中嘉靖皇帝的定陵出土了许多丝织品，其中就有龙袍。这两件龙袍为通体缂十二团龙十二章衮服，黄地，以“卐寿”、蝙蝠和如意云为地纹，十二团龙分别缂在前后身和前袖；左肩缂日，右肩缂月；肩饰星辰山，袖有华虫；胸前团龙两侧装饰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各一行，每一团龙又单独为一完整图案；袍身两侧装饰有八吉祥图案四种，或为轮、螺、伞、盖，或为花、罐、鱼、盘条；下部缂寿山富海，波涛翻滚，上部流云四绕。用色多达20余种。“卐寿”用圆金缂出，团龙内饰以金地，龙身用孔雀羽拈线缂出，其余部分使用双股强拈丝线。衮服身长135厘米，通袖长234厘米，下摆宽135厘米，缂工精细，纹样复杂。
清代对皇帝龙袍的形制有明确的规定。《清会典图·冠服一》记载：“皇帝衮服，色用石青，绣五爪正面金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其章左日右月。前后万寿篆文，间以五色云。帛袷纱裘惟其时。皇帝冬朝服（龙袍），色用明黄。……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臂积行龙，衣前后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皇帝冬朝服，色用明黄。惟朝日用红，披领及袖俱石青，片金加海龙缘，绣文，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腰帷行龙五，衽正龙一，臂积前后团龙各九。裳正龙二，行龙四，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前后列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黻在衣，宗彝、藻、火、粉米在裳，间以五色云，下幅八宝平水。”图2-3 清代龙袍《清会典图·冠服一》记载了皇太后、皇后的朝褂龙纹：“皇太后、皇后朝褂，色用石青，片金缘，绣文，前后立龙各二，中无臂积，下幅八宝平水，领后垂明黄绦。其饰珠宝惟宜，缎纱单袷惟其时。”《清会典图·冠服十六》还记载了皇太后、皇后、嫔妃的龙袍、龙褂纹样：“皇后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绣文，五爪金龙八团，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襟行龙四，下幅八宝立水，余制如龙袍一。皇后龙袍，色用明黄，下幅不施采章，余制如龙袍二。皇贵妃龙袍，制同。贵妃、妃龙袍，用金黄色。妃龙袍，用香色。嫔龙褂，色用石青，绣文，两肩前后正龙各一，对襟夔龙四，帛袷纱裘惟其时。”龙袍的制作工艺复杂，一件即需千人制造。如只由一个人来刺绣，则要用两年零五个月才能把花纹绣完。图2-4 清乾隆时期杏黄色纱缀绣八团云金龙女夹龙袍
2013年8月29日，沈阳故宫博物院推出《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珍宝展》，展出了清代皇帝皇太极、康熙、乾隆的龙袍。皇太极的黄色团龙纹常服袍，样式为捻襟，圆领，马蹄袖，主体由黄色织锦缎制成。团龙、云纹缎为面，月白色暗花丝绫为里，中间为薄棉缝制而成。领、袖、襟为石青色地织金云龙纹。康熙的石青缎彩绣平金团龙衮服，为清代皇帝礼服之一，凡吉庆典礼时于龙袍外面穿用。此衮服为石青缎面，月白缠枝暗花软缎里，蓝绿素缎绣平金云龙纹，其形式为无领对襟，身长至膝，平袖，袖与肘齐，有铜扣五枚，绣有五爪金团龙四条，前胸、后背、两肩各一条，左右背团龙图案中绣有日、月二章，前后万寿字篆纹。乾隆的明黄芝麻纱彩绣平金龙袍，圆领右大襟，马蹄袖，裾四开式，领、袖俱有石青缎镶边，在纱地上刺绣金龙九条，饰有传统纹样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蝠纹，下幅为八宝立水。
不同身份的皇室成员，龙纹纹样是有差别的，可见对龙袍的形制及穿戴对象的规定非常严格。
龙袍上织绣的龙纹，根据形态不同可分为行龙、云龙、团龙、升龙、降龙等名目。凡昂首竖尾，状如行走的龙纹，称为行龙；云气绕身，露头藏尾的龙纹，称为云龙；凡头部在头上的，称升龙；凡尾巴在上，头部朝下的，称为降龙。根据御用服制规定和宫廷装饰的实用性要求，龙纹的姿态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如正龙、团龙、盘龙、升龙、降龙、卧龙、行龙、飞龙、侧面龙、七显龙、出海龙、入海龙、戏珠龙等。圆形的龙纹统称团龙，又有正龙、坐龙之分；凡头部呈正面形象的称正龙，侧面的称坐龙。龙纹之中以正龙纹为最尊。皇帝的龙袍胸前正中位置绣一正龙，表示帝王的正统地位。亲王的龙纹一般是团龙。明清两朝，绣在龙袍上的龙纹，也有不同的风格。明代龙纹突出庄严与威慑力，清代龙纹则增添了几许怪异与可怖。四、龙袍的礼仪之用
鉴于礼服过于繁琐，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除祭天地、宗庙时服用衮冕，其余场合都不用；一般小祀、露布、亲征、省牲、郊庙等用通天冠。
古代中国的皇帝，高高在上，威武庄严，但是皇帝其实也很辛苦。每天早早起来，上朝决策国家重大事务，披阅奏折；参加各种重大的祭祀礼仪活动，还要学习各种知识。出于对皇帝威严的考虑，龙袍也是宽大威武，制作龙袍的面料中包含着真金真银的金属线，还有各种衬里，分量也不轻，穿戴颇费时间，穿在身上也并不舒服。因此按照不同的作用，皇帝服饰又分为祭服、礼服、常服和燕居服等。
比如，清代皇帝服饰就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雨服、戎服和便服七大类。礼服、吉服（龙袍）、戎服用于祭祀、朝会、吉庆等重要礼仪场合；行服、雨服、便服用于出行和日常闲居等场合。常服较为特殊，用于一般性的较正式场合，如在祭祀的斋戒期内，或如遇到先帝忌辰，及经筵、恭上尊谥、恭奉册宝等场合。因此，常服兼有礼仪性与随意性的双重性质，是介于从礼仪性向实用性过渡的一类服饰。
清代皇帝礼服是祭祀、朝会等重大典礼时所穿的服装，包括端罩、衮服和朝袍三种。端罩是形制宽大的褂式裘皮服装，圆领、对襟、平袖，袖长至腕，身长过膝，皮毛朝外穿。衮服是穿于朝袍之外的褂式服装，圆领、对襟、平袖，身长过腰，袖长及肘，在两肩、前胸和后背各饰正面五爪金龙一团，左右肩分别饰日、月两章。衮服只有皇帝才可以穿，皇子穿朝袍时配穿的外褂，形制虽与皇帝相同，但减去了日月两章，不能称衮服，而称龙褂。亲王以下至文武九品，穿朝袍时配穿的外褂则称为补服后补褂。清代衮服，只有皇帝在祭圜丘、祈谷、祈雨等场合下穿。形式为圆领、对襟、长与坐齐（至晚清衣长至膝下），平袖，袖与肘齐；石青色面，石青色扣鼻，钴金圆纽子五；织、绣或缂丝五爪正面金龙四团为纹，前胸、后背、两肩各一；左肩日，右肩月，团龙间以五色云，下海水江牙；春秋为棉或夹，冬用裘，夏用纱。皇子所穿者减去日月纹，其余完全相同，但不叫衮服而叫“龙(7)褂”。
清代乾隆朝定制的皇帝朝袍，标准式样为圆领、右衽大襟、马蹄袖，附披肩领，上衣下裳相连属，衣长及脚，袖长掩手的长袍服装。清代皇帝朝袍有蓝色、明黄色、红色和月白色四种颜色，分别在祭祀天、地、日、月时穿用，还配有与朝袍颜色一致的朝珠、佩挂：祭祀天是蓝色的青金石朝珠，祭祀地是黄色的蜜珀朝珠，祭祀日是红色的珊瑚朝珠，祭祀月是白色的绿松石朝珠。
吉服是宫廷喜庆节日场合穿的服装，包括吉服褂和吉服袍，吉服袍即人们常说的龙袍。皇帝龙袍的形制是圆领、右衽大襟、马蹄袖、四开裾的直身式长袍。龙袍色用明黄，全身饰金龙九条，其中前胸、后背和两肩正龙各一，下摆前后行龙各二，里襟行龙一。全袍列十二章纹。吉服袍与朝袍的区别在于，朝袍为上衣下裳连属式，附披肩领；吉福袍则为直身式，无披肩领。此外，二者全身所饰的龙纹形状与数量也不相同。
行服是清代皇帝外出巡行、狩猎时所穿的服装，包括行冠、行袍、行褂、行裳、行带等五部分。
雨服是下雨时皇帝所穿的服装，包括雨冠、雨衣和雨裳三部分。
戎服是皇帝参加军事活动时所穿服装，皇帝的戎服称大阅甲，专用于检阅八旗军队。
便服是清代宫廷日常闲居时穿用的服装，包括便袍、马褂、氅衣、衬衣、坎肩、袄、斗篷、裤等。《清会典》和《皇朝礼器图式》中没有关于便服的记载，但是在清代皇帝的起居和穿戴档等文献资料中有记录。
在一些现在的影视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皇帝不论在什么场合都穿着龙袍，这其实不符合史实。龙袍一般只在重大场合下穿戴，诸如上朝、祭天、祭祖等。日常活动，休闲玩耍时，皇帝也穿其他服装，于是就有了礼服、吉服、常服、燕居之服（清代称便服）的区别。影视剧中皇帝的服饰，往往是一个模子，即以龙袍（吉服）代替了皇帝的其他服饰。
祭祀、朝会、吉庆等重要礼仪场合，皇帝必须穿礼服、吉服、戎服。皇帝及其所穿的服饰代表着政体的形象与威严，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因此，对于服饰的用料、款式、颜色和花纹，都有严格的规定。而在日常生活或非礼仪活动中，皇帝的服饰可以简单、随便，规定有所松弛。这种场合下，体现的是人的本性，自然、舒适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行服、雨服、便服的用料、款式和颜色相对较为简单和随意。比起祭祀、朝会等重大礼仪，一般性的活动，如祭祀的斋戒期、先帝生辰忌日等，规模较小，政治性、象征性也相应减弱，此时皇帝会穿戴常服，兼顾庄重与随意。五、皇帝的常服
皇帝日常穿戴的服饰，同样绣有龙纹，也称为龙衣，但有别于重大活动中皇帝所穿的礼仪之服——龙袍。
明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皇帝常服用乌纱折角向上巾，盘领窄袖袍，用金玉、琥珀质地的束带。永乐三年（1405年）规定，折角向上巾，因其形似“善”，命名为翼善冠；衣用黄色盘领窄袖袍，前后及二肩各有金织的盘龙纹样。
明嘉靖七年（1528年），采用古制，制定皇帝燕居服。所谓燕居，就是居家生活。皇帝在日常生活里，不能总是穿龙袍，也需要有生活装。燕居服用古玄端服之制，玄色青缘，二肩绣日月，前盘圆龙一，后盘方龙二，衣边装饰龙纹八十一。领子与袖子部位总共绣龙五条、九条，暗示皇帝的九五之尊。衣内衬用深衣，素带朱里，腰围玉龙九
(8)片。
在皇帝的众多服饰中，常服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一般性的正式场合也可穿着。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嘉庆帝谕：“昨据礼部奏，八月二十三日，世宗宪皇帝忌辰，在夕月坛斋戒期内，应用常服。如值天、地、宗社大祀斋戒期内，自应一律改用常服，以昭至敬。”关于常服，清代冠服制度规定：“皇帝穿常服褂，色用石青，花纹随所御，绵、袷、纱、裘惟其时。”六、皇帝的其他服饰
清代皇帝的生活服饰还有行服、雨服和便服。行服是清代皇帝外出巡行、狩猎时所穿的服装，包括行冠、行袍、行褂、行裳、行带等五个部分。行袍的形制是大襟、马蹄袖、四开裾，身长较常服短十分之一。行服的穿着方法是：行袍穿在内，外面穿行褂，下身系行裳，腰间系行带。图2-5 清康熙时期油绿色云龙纹暗花缎绵行服袍
雨服是下雨时皇帝所穿的服装，包括雨冠、雨衣与雨裳三部分。清代皇帝穿的雨服有六种，均为明黄色。穿着方法是：雨衣穿在里面，雨裳系在雨衣外面，类似雨裤，颜色与雨衣一致。雨服以毡、油绸、羽缎等材料制作，羽纱上压有花纹，薄而挺，可以防细雨。
皇帝的龙袍以及祭服、朝服，精工制作，非常考究，真金真银的丝线装饰用了很多。前面已经说过，这样的礼服穿在身上确实威严，但是皇帝却并不舒服。日常闲居时皇帝还需要穿着便服，包括马褂、氅衣、衬衣、坎肩、袄、斗篷、裤子，等等。便服的形制为圆领、大襟右衽、平袖、左右开裾、直身式袍服。《清会典图》和《皇朝礼器图式》中没有便服的记载，但是在清代皇帝起居和穿戴档等文献档案中有相关记录。因为在寝宫内穿着，清代皇帝便服制作多采用素色、暗花的绸、缎、纱的面料。这类面料的特点是纯天然、柔软、吸汗，穿着舒适，颜色与纹样也极为丰富。清宫穿戴档记载，咸丰四年（1854年）闰七月十四日，咸丰皇帝“办事后，至建福宫等处拈香毕，换蓝芝地扭纱衫，束铜镶珠线钮带毕，还养心殿”。此处提及的服饰就是咸丰皇帝穿的便服。这种在寝宫穿着的便服，没有满族服饰特有的马蹄袖，便于手部活动，也可以说，这是清朝皇帝服饰中最接近汉人服饰的款式。
马褂是清代一个独特的服饰品种，由行服褂变化而来，穿在常服袍、便袍、衬衣外面，是皇帝常穿的便服。形制为圆领，平袖端，左、右、后开裾，身长及胯，直身式外衣。其前襟分为对襟、琵琶襟、大襟等几种款式。明黄色的马褂称为“黄马褂”。黄马褂在清代属于皇帝恩赐臣子的赐服（详见本书第三章）。
按照清宫对皇帝服饰的划分，吉服才是后世所说的龙袍，其他服饰按照用途，归类为礼服、常服、便服等。本文所说的龙袍是从广义角度划分的，即皇帝直身式的袍服，不包括寝宫生活所穿的便服以及雨服。
龙纹是皇家专属的纹样，其他人不能僭用。违禁是要治罪的，重则杀头。擅用龙纹意味着有篡位的企图，是对等级制度的挑战，是对皇权的藐视。历朝历代都有严格的服饰品级要求，对于僭越有严格的处罚规定。只有在朝代更替、政权飘摇的乱世，服饰制度才会有所松弛，逾礼违制的事情才会屡屡发生。(1)黄强：《中国服饰画史》第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7年8月。(2)杨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第90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4月。(3)陈娟娟：《中国织绣服饰论集》第209页，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5年6月。(4)［韩］崔圭顺：《中国历代帝王冕服研究》第27页，东华大学出版社，上海，2007年12月。(5)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第1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1986年10月。(6)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第38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1986年10月。(7)陈娟娟：《中国织绣服饰论集》第234页，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5年6月。(8)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第378页，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1986年10月。第三章 官员服饰“别等级，明贵贱”是中国服饰制度最大的特点。人们依据身份，穿着不同的服饰，连服饰的颜色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可僭越。白居易《琵琶行》里“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句，说的就是古代官员依官职的品级而穿着代表品级高低的不同颜色的服饰。
影视剧看多了，读者对古代官员补服多少会有些印象：文武官员身穿胸前绣着圆形或方形纹样的官服，有的纹样是狮子、虎豹，有的则是仙鹤、锦鸡。补服是明清时期官员的制服，并非中国古代社会所有时期的官员制服，但补服可以视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具代表性的官服。补服上的文官绣禽和武官绣兽，也颇有讲究。一、“衣冠禽兽”的来历
绣在补服上的那个圆形或方形的东西，叫补子，它标志着官员的等级差别。在讲补子、补服之前，必须先说说“衣冠禽兽”的来历。这个成语通常被视作贬义，比喻品德极坏、行为像禽兽一样卑劣的人。但在明代中期以前，衣冠禽兽却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词语，本为褒义。故事要回溯到武则天时期。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赐绣有山形的图案袍服给都督刺史，山的周围绣有十六字铭文：“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以此告诫都督刺史清正廉明。后成为惯例，凡是新任命的都督刺史都赐此袍。两年后，武则天又赐文武百官三品以上者此种袍服，除了山形图案之外，又绣上了动物图案。依照品级的不同，动物图案也有所不同：诸王是盘龙和鹿，宰相是凤，尚书是对雁，古六卫将军是对麒麟、对虎、对牛、对豹等。这种制度，一直沿袭到五代。
到了明代，官员的袍子上要绣图案：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即“文禽武兽”。禽兽既是官服补子的图案，于是拿“禽兽”代指官员就成了一种通俗的说法。但到了明代以后，衣冠禽兽一词渐趋贬义。李汝珍《镜花缘》第四十三回：“既是不孝，所谓衣冠禽兽，要那才女又有何用。”明代中晚期，某些官员贪赃枉法、为非作歹，百姓深恶痛绝：他们穿着绣有禽兽的官服，自然就是“衣冠禽兽”了。明代陈汝元《金莲记·构衅》：“人人骂我做衣冠禽兽，个个识我是文物穿窬。”“衣冠禽兽”终于演变成贬义，用来指道德败坏的人，说他们徒有人的外表，行为却如同禽兽。二、冠服即官服
上古时期的官服主要是冕服，通过冕冠来表现，而冕冠的区别又在于垂旒的多少：天子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士三旒。
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官服主要表现在冠服上，并通过冠帽来体现。
汉代冠帽有16种之多，官服主要通过冠帽及佩绶来体现。汉代戴冠极为讲究。凡官僚入朝、祭祀天地、五帝、参加婚礼、朝贺以及有教养的士人会见长者，必须戴冠，以表示敬重对方。不同的官职，有不同的冠帽，处理公务时所戴之冠也不尽相同。皇帝上朝往往戴朝天冠，诸侯戴委貌冠，文官戴进贤冠，执法官戴法冠，谒者、仆射戴高山冠，五官左右虎贲、五官中郎将、羽林左右监、虎贲武骑戴武冠或称大冠，卫士戴却敌冠。冠与服饰是配套的，也分祭服、朝服。汉代官员的冠帽重点在于：文官戴进贤冠，武官戴武冠（详见本书第八章）。
魏晋沿袭汉制，略有革新。《晋书·舆服志》记载：皇帝祭祀明堂宗庙，用平冕、黑介帻、通天冠。王公、九卿祭祀戴平冕，王公八旒、九卿七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王公衣山龙以下九章，卿衣华虫以下七章。”晋朝冠服主要有远游冠、淄布冠、进贤冠、武冠、高山冠、法冠、长冠等，与汉代冠基本相同。图3-1 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卷》中的官吏服饰
南朝官服，天子戴通天冠，高九寸，冠前加金博山，黑介帻，着绛纱袍，皂缘中衣为朝服。皇太子戴远游冠，梁前加金博山。诸王着朱衣绛纱袍，白曲领，皂缘白纱中衣。百官朝服按时令，分为绛、黄、青、皂、白五种，称为五时朝服。时令只有春夏秋冬四季，因此五时朝服实际就是四季朝服。朝服内衬皂缘中衣。到了南朝宋时，增加白绢袍或单衣一领。图3-2 南北朝文官朝服
南朝官服的等级区分主要体现在官员所佩戴的绶和佩上。《晋书·舆服》记载：文武官皆用金章紫绶，相国丞相绿綟绶，此外尚有金章紫绶、银章青绶、铜印墨绶。并有佩玉、佩水苍玉之差别：南朝宋时，皇太子纁朱绶，佩瑜玉；诸王佩玄玉；太宰太傅等佩山元玉；以下佩水苍玉。南朝陈时直阁将军朱服，武官铜印，青绶。《晋书·陶潜传》记载：陶潜作彭泽县令时，遇到督邮检查，要求他去拜见，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义熙二年（406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兮》。”《宋书·陶潜传》说是“解印绶而去”。这印绶就是象征官员等级的章与绶。
与南朝对峙的北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服饰及礼仪没有南朝讲究，有其民族固有的形式。但在扩张到中原地区之后，他们的服饰也开始渐渐汉化。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以冠帽（首服）来明确品官制度，但对于北朝而言，他们原本就不束发、不戴冠，没有那么讲究。《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爰止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虽谒见君主，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通用。高氏诸帝，常服绯袍。”北齐皇帝，常穿绯色的袍服，其他官员则依据红、紫、黑、黄为官服服色之别。《北齐书·孝昭六王·乐陵王传》记载：“掘得一小尸，绯袍金带，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证明北齐的官服有绯色袍，以服色来区别官秩。《周书·宣帝纪》记载：“帝服通天冠、绛纱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由此可见北朝官服依照汉魏的官服照葫芦画瓢，其中还夹杂着大口裤（由南朝大口裤改进而来）和夹领小袖等胡服服饰。
北朝北周的官服用红、紫、绿等五种服色，领边和衣裾镶裹杂色。这种服饰名为品色衣。《周书·宣帝纪》记载：“大象二年（580年）诏天台侍卫之官，皆着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也就是说，品色衣与公服都可以作为朝服使用。三、品色制度与官服的品级
隋唐时期的官服品种较多，《新唐书·车服志》说：“群臣服饰二十有一。”隋唐官服分为朝服、常服、公服和章服。其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两点。一是以服饰的颜色标示等级，始于隋唐。朱熹说：“今之上领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国，至隋炀帝巡游无度，乃令百官戎服以从驾，而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列。”二是以禽兽绣样区分官职大小，始于唐代。这也是后来明清时期官员补服的滥觞。
朝服又叫具服，绛纱单衣，白纱中单，黑领，白裙襦或衫，曲领方心，绛纱蔽膝，白袜，乌皮履。冠、帻、缨、革带金钩、假带等佩饰，一应俱全。这是用于陪祭、朝飨、拜表大事所穿的服饰，依所戴冠来分别官员品级高低。
公服亦称从省服，由冠、帻、簪导、绛纱单衣、白裙襦或衫、革带钩、假带、方心、袜履、双佩，乌皮履等组成，谒见东宫时所穿。此服与朝服的差别仅在于无蔽膝、剑和绶。礼轻者（小规模庆典、不是太重要的活动）穿公服，或者说公服是小礼服；礼重者（重大庆典、活动）则穿朝服，或称朝服为大礼服。
常服古名宴服。隋朝初年，隋文帝上朝穿赭黄文绫袍，乌纱帽，折上巾，六合靴。朝中显贵大臣所穿常服与隋文帝相同，区别仅在腰带：皇帝腰带有十三环。唐初因袭隋制，唐高祖李渊常服为赭黄袍巾，官员品秩高低也区分在腰带上：金銙带属于一二品官员，犀牛带是六品以上所用，七至九品官员只准用银饰带，平头百姓只有铁质腰带可
(1)用。
常服在袍上饰有不同的图案，以此来区别官职尊卑。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赐文武三品以上、左右监门卫将军等袍上饰以一对狮子，左右卫饰以麒麟，左右武威卫饰以一对老虎，左右豹韬卫饰以豹，左右鹰扬卫饰以鹰，左右玉钤卫饰以对鹘，左右金吾卫饰以对豸，诸王饰以盘龙和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
章服因着绯色、紫色袍服者必须佩带鱼袋而得名。唐代的鱼袋是用来装鱼符的，鱼符分左右两块，左右相合成合符。官员需要随身携带鱼符，左者进，右者出，起到了类似印信、通行证的作用。永徽二年（651年）规定穿绯色袍的五品以上官员随身鱼袋为银袋，穿紫色袍三品以上官员携金饰袋；咸亨三年（672年）五品以上改赐新鱼袋，并饰以银。
安史之乱后，鼎盛的大唐进入衰败期。宋代以后，大唐奔放、多元的风尚，被内敛、保守的风格替代。宋代官服沿袭了唐代官服的特点，如朱衣朱裳，内穿白色罗中单，外面系大带，身上挂锦绶、玉佩、玉钏，脚蹬白绫袜黑皮履，但呈现出了更加谨严有序的特点。根据不同的场合与活动，宋代官服分为祭服（祭祀服）、朝服（也叫具服，朝会时服饰）、公服（又称从省服，常服）、时服（按时令穿戴）、戎服和丧服（参加丧葬礼仪服饰）。图3-3 宋代大袖襕袍展脚幞头展示图
宋代的常服沿袭唐代：曲领（圆领）窄袖，下裾加横襕，腰间束以革带，头上戴幞头，脚蹬黑色靴或黑色革履。宋代官服品秩的高低，主要靠服色区别：三品以上用紫色，五品以上用朱色，七品以上用绿色，九品以上用青色。元丰年间服色略有更改：四品以上紫色，六品以上绯色，九品以上绿色。再就是依靠佩戴的鱼袋来分别官职的高低。在宋代，官员们以所赐金紫、银绯鱼袋为荣。《宋史·列传第九十》记载：“及入辞，赐服金紫。”所谓赐金紫，就是佩金饰的鱼袋和着紫色的公服；银绯就是佩银饰的鱼袋和绯色的公服。宋代官服制度中还有一种借紫与借绯的特殊情况，即按照官员品级，只能穿本品级的官服，够不上穿高级别的紫色公服、绯色公服，但是在外出担任节镇或奉使官职时，可借用紫色公服。
革带是区别宋代官员品级高下的另一个标志。大致上，皇帝及皇太子用玉带，大臣用金带，依次是金镀银带、银带、铜带、铁带、犀角带、黑玉带，等等。宋代官服制度规定：犀带銙只有品级官员才能使用，未入流的官吏不得使用；玉带銙只能在穿朝服时佩戴；通犀銙需要特旨才能束用；宋太宗时以金带銙为贵。带銙的形状与雕饰也有差别：玉带銙作方形而密排者，称之为排方玉带，只限帝王束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规定：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五品、六品服银銙镀金带，七品以上未参官及内职武官服银銙带，八品、九品以上服黑银带，其他未入流的官员服黑银方团銙及犀角带，贡士及胥吏、工商、庶人服铁角带。
幞头亦是宋代官员服饰的代表性服饰。我们在影视剧中可以看到，方方正正的帽子两边所伸出的长长直脚。这就是幞头。幞头的产生据说是为了防止官员上朝窃窃私语：长长的直脚伸出来，交头接耳就无法进行。宋代初期，幞头两脚左右平直，还比较短；到了中期，两脚伸展加长，约一尺左右。幞头的适用性广泛，上自皇帝、王公贵族，中至官员，下至平民百姓，都戴幞头。幞头既是官服，也是一般服饰。幞头的名称与形式差别也很大（详见第八章）。
宋代有按季节向官员赐服的惯例，每年的端午、十月，或者遇到皇五圣节，都向官员赏赐服装。赐服显然是一种重大荣誉。宋代赐服先是针对将相、学士、禁军统领等高级官员，建隆三年（962年）又恩及文武群臣品秩稍低一些的官员。所赐服装包括袍、袄、衫、袍肚（包裹腰肚的服饰）、勒帛（束在外面用帛、绢做的带子）和裤等。
元人入主中原后，对汉人有过剃发的命令，要求汉人剃发作蒙古族装束。元代自大汗到庶民，头发均剃成婆焦式样：头顶留三搭头，头顶四周剃去一弯头发，前发短而散垂，两旁头发绾成两发髻，垂于左右肩；或将头发编成一辫，垂于衣背之后。
元代官制与前代不同，三公不常设，丞相的人数也不确定，官职因事设置。类似如今有特殊事务要办，就设置一个领导小组及其下属办公室。因此，元代的官服也不是很严格。元代官服形成于元英宗时期，参照唐宋制度，规定各级官员服饰。
元代官员服饰称为质孙衣，以衣料和色泽来区别品级高低。一品用紫色，大独科花纹径五寸，二品、三品、四品花纹径减差，六品、七品用绯色，八品、九品用绿罗，罗无花径。质孙衣本为戎服，便于骑射，因此形制是上衣下裳相连，衣式较紧，下裳较短，腰间加襞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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