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国四十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庆群 主编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亲历中国四十年试读：

总序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是强国之路！1978年由中国共产党开启并领导的这场波澜壮阔的“时代之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真正创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举世瞩目的惊世奇迹，全面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该到全面深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了！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政界、商界、学界等社会各界都在认真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所具有的全球意义、战略意义。不过，有的是从感性层面，有的是从知性层面，有的是从理性层面，很多研究成果已陆陆续续问世。

改革开放既要依靠人民，还要为了人民。在这林林总总的研究改革开放史的成果中，除了宏大叙事的“改革开放全史”，也需要有以“人”为主体和主线的有血有肉、有过程、有成长、有故事、有细节的改革开放“个人史”。不仅因为改革开放改变了无数个人的命运，而且因为这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才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推动者、建设者和见证者，也是改革开放红利的受益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且在不同程度上，书写着改革开放的新篇章！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历史叙述应善于通过人和故事反映经济社会变迁、制度体制变革。改革开放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现场感”，是其他历史研究所不具备的。这种现场感对于理解、解释历史至关重要。

浙江文艺出版社以独特视角，以“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策划并组织出版的“我的四十年”丛书，着眼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人的命运的向好改变，选取“三种人”为主体，每一种选取四十人，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故事。

第一种，是我们国内的人民，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亲历者、受益者。四十年来，他们经历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历史细节，经历了个人命运的变迁，全程体验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书写这种故事的这本书，叫《四十年四十人》。

第二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到世界各国工作、生活的华人华侨。他们站在世界的坐标系和东西方文化对比的场景中，与祖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同频共振，以独特的感知和体验，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影响。书写这种故事的这本书，叫《四十年来家国》。

第三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世界各国来到中国学习、工作和创业的外国人。他们以“客人”的身份和视角亲历、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通过亲密接触和深度融入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书写这种故事的这本书，叫《亲历中国四十年》。

从茫茫人海中“随机”征集和“自觉”选定的这一百二十个人的故事，就是一百二十滴水，就是一百二十部史诗！汇集到一起，可以映见无数个人命运的发展改变，可以映见改革开放美丽故事的海洋，可以映见四十年来鼓荡的时代大潮和宏伟的壮丽史诗。这一百二十滴水也可以映见，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史不是一条平静的“内流河”，而是时刻与全球经济交融激荡的“世界性洋流”。这一百二十滴水还可以映见，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中国人、海外华人、外国人，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为了讲好这一百二十篇故事，三本书的主编以及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不辞一切劳苦，克服种种困难，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责任，加班加点，做了大量很有意义的工作。由于来稿的华人华侨生活在国外，有时差，编辑们都是在半夜三更与作者联系沟通，修改文章；在国内的外国作者则来自世界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讲不同的语言，为了跟他们沟通好，把文章修改到位，请了许多翻译和朋友帮忙。为体现全面性、代表性并富有创新性，三本书稿文章的征集，考虑到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角色、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作者的典型性。经过艰辛努力，呈现给读者的，可谓是一套“真实、立体、全面”地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的丛书。

这套丛书最可贵的，就是立足于讲述“历史现场”中“人”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和真切感受，以鲜活真实生动的“个人史”体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成就。这是一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主题之书，是一部凝结个人发展命运的时代之书，更是一部有血有肉有温度的具备持久生命力的改革开放“史记”。

讲政治、讲故事、讲全面，善思考、善总结、善提升，重感知、重本质、重形象，是本丛书最鲜明的特点。

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讲好中国故事，也永远在路上！

伊利亚兹·斯巴修

我与中国的昨天、今天

1974年我刚完成高中学业，就被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那一刻我没有想到：中国将与我，以至后来与我的家庭产生非常重要的联系；中国人将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此后四十多年间我作为翻译、汉学研究者和学者，为传播中国文化，把中国的古老文化、发展模式、国貌民情介绍给阿尔巴尼亚及全世界而不懈努力。今天，我很荣幸在这里回顾我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点滴，分享我的中国故事。

在“文革”仍未结束的年代，我们一批阿尔巴尼亚留学生来到中国。我们搭乘中国民航开辟的地拉那—北京直航飞机，在11月底的一个寒冷冬日抵达北京。北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灰蒙蒙的、阴郁的，城里自行车川流不息，人们穿着千篇一律。

当我们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时，虽然面对的是全新的环境和迥异的文化，但我们也深切感受到身处一个友好国家。周围人的热情、老师像父母一般的关心以及中国朋友对阿尔巴尼亚的熟悉，让我们忘却了地理上遥远的距离，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般。

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始终吸引着国际关系专家的关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的一个月，阿尔巴尼亚就成为首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这个欧洲小国与遥远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结为朋友。这当然有当时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的考量，但不容置疑的是，两国人民间建立、巩固和延续了一份纯洁的友谊，而这份情谊至今仍然留存在经历过那段岁月的每一个人心中。

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留学的四年决定了我之后整个人生的发展方向，这四年可以说是我的中国故事的关键部分。这期间我不仅精通了汉语，还学到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掌握了专业知识。更宝贵的是，我了解了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这对我日后的工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留学四年期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命运面临重大挫折。我亲身经历了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这三位中国伟人的离世，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经历了粉碎“四人帮”，经历了邓小平复出、被打倒和重新主持工作等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我们与中国同学一起哀悼去世的中国领导人。在许多外国人撤离北京后，我们是唯一一群留下来与中国同学共同面对唐山大地震的恐惧的留学生。我们和中国学生一起讨论当时的政治运动，一起参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参加北京百万群众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一起讨论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和希望。“中国将发生大事了！”那时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偷偷地跟我说。虽然当时我们不那么明白、不那么清楚中国发生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不知不觉成了这一改变中国并影响全世界的历史的见证人。

1978年我快要毕业，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关系变冷的时候，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可惜阿尔巴尼亚却在自我孤立。你想想，一个刚刚毕业的对未来事业怀着美好梦想的学生，突然发现他所学到的东西可能一辈子没法用，那是多么严重的打击！记得当时我的一位老师用一种鼓励的眼光看着我说：“不要灰心丧气，不久后中文将成为你事业中的重要工具，希望你永远做中国人的好朋友！”

回国后连续十几年我没有接触中国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发生剧变，两国关系逐渐恢复正常后，我才有机会使用中文。到北京以后，我遇到的第一个和我交谈的中国人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当我告诉他我是阿尔巴尼亚人时，他很激动、很怀旧地谈起了阿尔巴尼亚电影。“阿尔巴尼亚——欧洲的明灯。”他微微提高了点声调说道。我开玩笑说：“明灯灭了，油没了。”和出租车司机聊天，我高兴地发现我的中文还同以前一样流利，这多亏北大这所名牌大学，多亏我们的好老师。有人说“文革”期间外国留学生只要学会一句“毛主席万岁”就可以毕业了，我和我的同学证明绝非如此。90年代虽然我在阿尔巴尼亚国家广播电视台从事记者工作，但我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和关注中国的改革发展、对外政策，有时候会看一些画报、电影等来获知中国的信息，有时候也会接触来自中国的商人，甚至有机会给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及其他代表团当翻译。

然而毕业十五年后的重返让我震惊。除了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昔日的北京几乎不见踪迹，辨认北京大学所在的海淀区的一些地方也让我感觉颇为艰难。大学附近原来我们经常吃馄饨和喝二锅头的小饭馆已经不见了，被一栋栋高楼所取代。海淀区正在大兴土木，逐步成为大学聚集区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地区。当然我对老北京还是有一点怀念，对老城区一些建筑物被拆掉感到非常可惜。不过北京已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中国在日益改变，正在寻回她昔日的光彩。

2002年的一天，我被告知分配在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工作。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这一年，我举家定居在北京，终于得以亲身体验中国选择的政策和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在大使馆工作五年和离任后在北京“下海”经商，整整十一年间我得以了解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工作多忙，我都会尽力抽时间与中国朋友、各界代表、学者打交道，一起吃饭喝酒，像本地的老百姓一样生活，体会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甚至外表发生的变化。

刚到使馆工作不久，外交部组织几个国家的驻华外交官到贵州考察访问。访问的目的除了参观贵州的美丽景点以外，还有就是亲眼看看这个省一些十分贫困的地区，从而对中国的现实形成更充分、更客观的认识。的确，这些农村地区生活十分贫穷，出乎我们的想象。1999年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总统迈达尼与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时（我作为总统翻译参加会见），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表示惊讶和赞赏，而江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还有将近两亿人生活贫困。20世纪70年代我在华留学的时候，在学校食堂看到中国学生每顿饭吃得可怜，主食是一碗米饭或者一个馒头，菜就一点白菜和其他蔬菜，肉很少见。如今中国正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快速前进。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成就。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世界观等方面的变化。在中国留学四年期间，我只去过一次老师家，一起吃饺子庆祝春节。当时老师和同学虽然对我们很热情、很友好，但还是对外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和一种警惕。“大鼻子”和“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外国人说中国话”，是当时在中国人当中流行的描述外国人的普遍说法。而2000年后我接触中国朋友，发现他们已经大不一样，不仅热情友好，而且开放、幽默，充满信心。我高兴地看到，在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疏离了近十五年之后，中国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之间的纯洁友谊竟然没有受到冲击。一次，我和一位曾在阿尔巴尼亚留学和生活多年的中国朋友——刘黎明，谈论起阿尔巴尼亚人和中国人的一些共同点，真是不胜枚举，比如双方都讲义气，都热情好客，都尊老敬老，甚至都喜欢敬酒，喜欢对所有的事都说“没问题”。

中国的发展模式尤其对需要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和政治社会稳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种创新范例。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稳定压倒一切，因此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际上，任何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稍有了解的人，任何有机会游历中国广袤地域的人，任何亲眼见过中国人真实状况和了解中国人社会心理的人，都会从根本上认同这样的制度。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领土面积较小的国家，将近三十年之后仍未完全走出过渡期，就足以说明发展道路所造成的不稳定对她来说有多致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各个领域保持和推行务实的立场和政策，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有效地、创造性地将意识形态与中国的特殊实际相结合，在国内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保证了经济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公开彻底地与腐败进行坚决的斗争，勇敢地面对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和问题，比如城乡和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就业压力、城市人口流动、通货膨胀等等。

我是中国从弱国变成强国，实现翻天覆地变化的见证人。今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自豪。如今，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也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毫无疑问，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归功于富有远见卓识的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针，归功于这个国家勤劳的人民。中国已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发展模式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也改变了我的生活。1978年我毕业后，中文在世界上还是一种不重要的不被放在眼里的语言。而我因为阿尔巴尼亚完全闭关自守，十几年几乎没有接触中国人，很少有使用中文的机会。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的强大，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以及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之一，历史悠久的汉语变成了当今时代的热门语言，我曾经付出大量汗水和精力学到的汉语终于成为我开辟生活道路的宝贵武器。

中国作家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燃起了我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思想火花。但那个时候，我很少接触、很少去体会中国文学，而且从来没有认真考虑有朝一日我也会翻译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宣布后不久，阿尔巴尼亚奥努夫里出版社社长胡泽里先生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翻译莫言的小说。胡泽里是一位有经验的出版家，他很清楚文学作品由中文直接翻译成阿尔巴尼亚文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当时我的回答很明确、很果断——我无法承担这个工作，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第一，这当然要求我全力投入进去，第二，也是最主要的，是我对自己做到这一点没有信心。我知道对于我这样的来自欧洲的翻译家而言，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除了语言功底要深厚外，最关键的是要克服文化和思维差异的障碍。

尽管如此，第二天我还是去了书店，买到了莫言的几本书并开始翻阅，然而我边翻阅边思考翻译它们的可能性。最后我还是决定挑战自己，看了几本书以后选择翻译《蛙》这部小说。当然，我还受到了曾经经受过考验的、成功翻译了几部阿尔巴尼亚文学作品的优秀翻译家、阿尔巴尼亚研究专家郑恩波教授的鼓励，同时也受到中国作家协会的支持。到那个时候，我已经翻译了许许多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资料，曾多次当过高级代表团的翻译，甚至出版了一部阿中日常用语词典。但是在翻译《蛙》的时候我还是体会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全新感觉，体会到无比的快乐，就像爬山运动员爬到最高峰一样。之后，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我可以更深入地从艺术的角度欣赏汉语文学语言的美。我成功应对了第一个挑战——《蛙》，作为第一部由中文直接翻译成阿尔巴尼亚文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出乎我的意料，它不仅受到了文学评论家和媒体的高度评价，而且还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后来我在北京莫言家里与他见面，把《蛙》一书的阿尔巴尼亚文版交给他的时候，他很兴奋，也很骄傲，提笔在书上写道：“提到阿尔巴尼亚我心里很温暖，因为童年时看到很多阿尔巴尼亚电影。”

我想我还会接受《蛙》之后的更多挑战，我正在开启我人生中充满艺术美的新阶段。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给了中国人应有的尊严，给了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也使世界上更多的人有机会、有途径认识这个国家，参与这个国家的建设，分享这个国家的发展成果。而我，希望可以在向阿尔巴尼亚、向世界介绍今日中国的道路上继续加油助力。

和丹

慢旅中华

十三年前，我背着一个书包从亚洲的红海海岸启程来中国，心中满是求知的欲望。

二十年前，我的父亲不幸离世，从此我母亲一个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养活我和我姐姐。在这个男人为尊的社会里，我们常常因为家里没有成年男性而遭到奚落和欺辱，一家人生活得颇为不易，所以我从小就争强好胜，十岁那年就许下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愿望——出国留学，成为一个女博士。可周围的人都嘲笑我痴人说梦：女博士？天方夜谭罢了。我的朋友们也劝我放弃这些不切实际的梦想。但是梦想是用来追求的，而不是用来放弃的。在我的努力下，我的成绩一直很好，常拿全校第一，在各类校级比赛中常拿冠军。

正如中国古诗所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高中时，在中国浙江做生意的叔叔到沙特阿拉伯看望我们一家，听着叔叔在这个遥远神秘的东方国度的传奇经历，我不禁想到先知穆罕默德的话：“要求知，哪怕要到遥远的中国。”我也想看一看叔叔眼中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乡，也想学说叔叔口中的平平仄仄的中国话。意想不到的是，叔叔竟然读懂了我眼中的渴望，他鼓励我说：“你跟我去中国吧，叔叔供你读大学。中国有句话叫‘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中国这片广阔的天空足够你这只鸿鹄翱翔千里。”

于是2005年9月，我满怀希望又依依不舍地告别家人、告别家乡，跟随叔叔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江苏扬州。吸引我的不仅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江南风光和色香味俱全的淮扬菜，还有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初来乍到，为了尽快在中国文化的海洋里畅游，我跟随叔叔来到扬州大学学习汉语。学习汉语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为了积累词汇量，我开始背诵厚厚的中文课本，就连目录、前言、后记，甚至图书在版编目数据也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

叔叔是个生意人，所以在2006年1月，学校一放寒假，我就跟随叔叔来到了他工作之地——义乌。我和叔叔从扬州出发坐了十二个小时的大巴车来到了义乌。当时，大街上已经有几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了，但也不太多，所以常常有义乌人悄悄打量我和叔叔，既好奇又羞涩，好像想和我们搭话又因为我们异样的相貌而不好意思上前打扰。他们在打量我，我也在偷偷地打量他们。那个时候，义乌人穿着较为朴素，很多人看起来也很友好，为了练习口语，我就壮着胆子和一些阿姨打招呼说：“你好。”这时候，阿姨们就笑嘻嘻地问我“你是非洲人吗？”“多大呀？”“喜欢中国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后来我还天天逛菜市场，壮着胆子和买菜的叔叔、阿姨侃大山。挤公交车时、逛街时，本就爱唠嗑的我更是抓住机会跟身边路过的陌生人闲谈。他们都很友好，你哪个词说得不标准，他们都会马上纠正你。很快，我的中文口语已经能称得上“字正腔圆”了，再加上朋友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学习中文六个月，我便通过了汉语水平五级考试。通过五级考试，意味着看全中文的报纸、电视剧，甚至发表中文演讲，对我来说都不算难事了。那一年我还在中国度过了第一个春节，当时的年味很浓，放鞭炮、迎龙灯，还有婺剧可看，虽然我也听不懂舞台上他们唱的是什么意思，但总之，我在中国过了个好年。

2006年7月，完成了扬州大学汉语课程之后，我又回到了义乌。离开才六个月，一回去就发现义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街上的外国人多了不少，高楼大厦也像春天义乌竹林里的新笋一样冒出来，教我汉语的老师对我说这叫作“日新月异”。叔叔也对我说中国发展速度快，学习工商管理将来大有可为。听了叔叔的意见，我申请了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本科专业。当时学校里的外国留学生才十几个人，非洲人就更少了，只有我和叔叔以及来自尼日利亚的室友而已。但是浙师大的老师和同学们可没有把我当作“异类”，而是帮我这个异乡人渐渐融入中国社会。大一时，我的高数学得极差，因为语言问题，我压根儿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课后我的同学们就帮我补课，所以第二学期我的高数成绩就上来了，常常考90多分呢。我把中国当作了第二故乡。在这里，我的“争强好胜”成了同学和老师眼中的“积极进取”“志向远大”。从大一开始我就积极参与学生社团，和同学们一起排练节目、布置舞台等。到大二时，我还当选了文体部副部长，负责社团新干部面试、组织社团活动等工作。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年我们为迎新晚会选节目，来进行才艺表演的大一新生看到评委席上坐着一个外国人，眼中充满了惊奇。其实，中国的开放政策、中国人所说的兼容并蓄就是接纳我这样的外国人吧，这种开放是包容，是尊重，亦是中国人所说的求同存异吧。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窗口。我也去北京参加了这场盛会。我是坐动车去的北京，速度比往年快了不少，而中国的发展就像这动车一样迅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大街上人们摩肩接踵。我的祖国索马里也派出代表队参加了这次奥运会，好多媒体争相报道索马里的运动员萨米娅·奥马尔，虽然她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中国媒体和中国人都对她称赞有加。我十分感动，中国媒体对索马里运动员和美国、俄罗斯的运动员一视同仁，并没有因为索马里连年战乱而轻视他们，反而对索马里参加奥运会一事大为赞扬。中国当时已经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变化不仅是多了高楼大厦，多了外国人，多了国际贸易等，更是尊重、包容、理解和欢迎来自五洲四海的朋友，不因肤色、种族、国家强弱而区别对待。

因此，2009年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时，我选择继续留在中国读硕士，但是这次我并没有选择工商管理这个专业，而是毅然决然地投入语言学的怀抱。我想，中国在短短三十年间，不仅解决了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而且还成为第三大经济体（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农业、工业、商业等所有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国文化底蕴的支撑，我着迷于中国的文化和语言的魅力。

在我“弃商从文”的第二年，也就是2010年，在中国已经五年的我报名参加了第三届“汉语桥”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当时，我和一百名在华留学生在北京参赛。我们大家住在一起，各自的肤色不同，国籍不同，母语不同，文化也不同，但大家都是用中文交流，真诚友好地了解彼此文化的异同，分享在华的经历。在这次比赛中，我获得了亚军。但这场比赛对我的影响不止于此，它使我认识到，原来，中国有这么多像我一样的留学生，喜欢中餐，喜欢中文，喜欢中国的文化，这种喜欢使我们认识彼此，走近彼此，了解彼此。我还知道了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化，这次大赛成了我认识世界的纽带。

在2011年硕士毕业时，我很荣幸获得了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颁发的“优秀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并顺利考取了浙江大学传播学的博士。浙江大学的学习氛围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在此度过的第一年，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上午完成专业课程的学习，下午去听知名教授的讲座，晚上也总闲不住，各种学术沙龙上也总有我的身影。我有幸参加了不少国际会议和学术研讨会，与世界知名学者有了一对一的学术探讨。同时，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各位领导和老师的国际视野也让我深深敬佩。他们让我深深懂得，只要充分沟通、理解，即使是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背景的人也能互敬互信，深度合作。自那时起，我就想成为一名文化使者，一名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我要把我喜欢的这些中国的本土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同时也想把我们的一些阿拉伯语著作翻译成中文，让更多的阿拉伯人和中国人跨越语言的障碍，认识到彼此的基本价值观和文化内涵有许许多多的共通之处。

为了开启我的人生梦——搭起中非文化交流的桥梁，让中非人民对彼此有更丰富、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2016年博士毕业后，我选择回到金华，任职于浙江师范大学。五年的时间，金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我从金华去杭州需要乘坐两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而现在只需要乘坐40分钟的高铁。五年前，我可以在火车上读完一本书，写篇小文章，而现在似乎刚上车，不一会儿就到达目的地了。我的母校浙江师范大学的变化也不小，现在校内已经有1000多名外国留学生，比十年前多了100倍。

而我工作的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是一个致力于培养中国的“非洲通”与非洲的“中国通”的学术机构。在非洲研究院，我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同事朋友，大家都在为搭建中非人民友谊之桥添砖加瓦。在这里，我可谓如鱼得水，开设了阿拉伯语、尼日利亚电影艺术欣赏等课程。

2016年，我和我院的张勇博士着手拍摄《我从非洲来》大型纪录片。两年时间里我起早贪黑，采访人物、剪片、录音、写文稿……特别是拍摄初期，我带着几个学生去义乌物色纪录片主人公，经历难忘。为了拍摄好这部既讲非洲人在义乌的小故事，也讲中非合作的大故事的纪录片，我常常几天不睡，还笑着安慰自己：没事儿，像我这样的黑珍珠有黑眼圈也看不出来呀！特别喜欢开车的我还自愿成了拍摄组的专用司机，虽然辛苦，但是为梦想忙碌总是幸福的。何况在我成长的国度里，以前女孩子是不允许开车的，直到最近才解禁。我最庆幸的一件事就是我在中国学会了开车，现在我能很自豪地说我是个老司机。

在2017年，我开设了阿拉伯语课。想想也是有趣，十一年前，我在这里学习汉语，十一年后，我又在这里教中国人学习阿拉伯语。我给大家讲我当年学汉语的经历，讲非洲的历史，等等，学习的是语言，学到的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学会的是开放、包容和尊重。在阿拉伯语课堂上，同学们读不准生僻难读的阿拉伯数字的发音。面对一张张眉头紧锁的面孔，我招呼大家站起来，围成一圈，像一列小火车似的在教室里一边高喊着阿拉伯数字一边呼呼啦啦地转圈。几圈下来，原本陌生的阿拉伯数字神奇地进入了同学们的左耳后，并没有像之前那样不听话地从右耳溜走。我还是非洲博物馆的专业讲解员，常常带领非洲研究院的“小雏鸟”们赏玩鉴别非洲文物。中国的开放之处不仅仅是接纳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留学生，还有各个高校聘请像我这样的外教，向中国学生教授其他国家的知识和文化。

特别是中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这个既懂中国又懂非洲的教书匠也成了“香饽饽”。大大小小许多国际会议和学术研讨会中也常常能见到我的身影。我和张勇博士联导的纪录片《我从非洲来》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播放。许多政府机构也邀请我去演讲，不独是关于电影、文化方面的演讲，中国赴非医疗援助队还请我去讲解非洲的风俗民情。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要数我入职两个月后，在义乌举办的非洲科技创新女性论坛了。我给200多名非洲女性讲述自己的漫漫追梦路，鼓励非洲姑娘们大胆地追求知识，追求梦想。在我发言结束后，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会议结束后，我立刻被热情的非洲女孩们围得寸步难行，俨然成了她们的偶像，她们有要求合照的、加微信好友的，还有要握手或拥抱的，不知道的人看到这个场景还以为是哪个明星的演唱会现场呢。从此以后我还常和朋友们扬扬得意地炫耀道：“这场会议后，我就红了！”的确，在现代中国，有梦就去追，不管你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有足够的空间让你实现梦想，我就是一个例子。

而像我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我的纪录片《我从非洲来》里就收录了19名非洲人在中国圆梦的故事。这部纪录片于2017年7月在非洲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国际电影节上全球首映；12月28日，由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和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我从非洲来》开播仪式暨中非影视合作研讨会在北京成功召开。2018年1月7日纪录片又在中文国际频道《外国人在中国》节目中开播。纪录片播出后，反响热烈，获得了2017年度浙江省对外传播“金鸽奖”的电视作品一等奖、2017 CTTI⁃BPA智库最佳实践奖和2017中国网络影视年度最佳纪录片奖。

2017年可以说是我事业的一个小高峰了。11月，非洲研究院联合坦桑尼亚雷尔基金会，成立了东非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而我则成了该中心的执行主任。当然最让我骄傲的还是在2017年9月25日，索马里政府正式给我颁发了任命书，任命我为总统顾问。为此，我要向索马里总统及其办公室就索马里国家发展、中国与索马里两国的合作等问题提供政策咨询。我的学生也常开玩笑说我“位极人臣”。如果当年我没有和叔叔来中国，大概做不了女博士，更别说总统顾问了。

就像我在2017年浙江卫视“我最喜爱的习总书记的一句话”诵读晚会所朗诵的一样：“正如习近平所言：‘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中国以她的开放和包容，让各国搭上这辆飞速前进的便车，共同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今天，站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历史节点，中非正致力于架构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可以说“一带一路”是进化版的改革开放，是新时代下改革开放的延伸。通过这条道路，中国自身的发展日益与非洲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中非相互的优势与潜力正在通过丝绸之路结合在一起，发挥着“一加一大于二”的成效，架构起中国梦与非洲梦交相辉映的新格局。这让我体会到“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情怀和格局，我的梦想也在这种新格局下绚烂绽放。我愿意帮助更多读懂中国又热爱非洲的中非青年，投身中非交流和“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非共同发展繁荣。这是我的梦，相信也是中非人民共同的梦。

拉贾·马格斯维伦

我把青春献给了改革开放的中国

曾几何时，街上的女孩子们仿佛要参加什么重要活动似的身着同款的绿色或蓝色衣服，甚至从身后看根本辨不出性别；曾几何时，买一条好烟、一瓶好酒，都要靠着外籍的身份去到北京建国门的友谊商店；曾几何时，每月拿着一百余块的零花钱，自知是普通人收入的两三倍，却还是抱怨粮票、布票不够用……

1974年，我作为“文革”后第一批来华留学生离开了我的家乡斯里兰卡，来到北京。从唯一的航站楼走下，无论是建筑、车辆，还是热情接待我们的中国人，一切都是那么整齐划一。在意识到艰苦之前，对比有些乱七八糟的斯里兰卡，我首先感受到的是这样的统一带来的舒适感。那时是天气转凉的10月，向导为我们准备了保暖大衣。他们仿佛钟表一样有条不紊，然而又有着严谨下的热情。很快，我们被告知每个人住什么厅，每天的安排如何，几点到大厅集合，每月零花钱是多少，怎么发放……就连食堂也专门为我们提供西餐。尽管已经不记得味道如何，但这份诚意以及人性化的安排让我们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当然，在中国生活依旧有诸多不便。尽管每月可以领到刚印出来的飘着香味的人民币，但一角两角、一分两分让我苦恼了许久，布票、粮票这种闻所未闻的东西更是令我一头雾水。尽管中方体贴地为我们准备了保暖服装，但那时没有暖气，来自热带地区的我们，也难以适应北京这10月就开始转凉的天气。就连洗热水澡都有时间限制，我们只好在运动过后快速冲洗身体，之后便奔向床铺，像刚出生的雏鸟般裹着厚被蜷缩其中。

然而，我们第一批留学生既然选择来到中国，就不是来享受的。说实话，那时的中国还比较穷，还不及斯里兰卡，因此，那时来到这里生活学习的，都是真正对中国有感情的人。几十年来，我们和北京人一起学习、生活，吃喝住行样样在一起。可以说，我和我的朋友都是胡同里走出来的人。如果十几年前有人问我，哪个胡同怎么进怎么出，我可以像讲我的专业知识一样给他详细讲解，还能带着他左串右串。今天可就不行了，这么多的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已经记不住那么多了。从“你”“我”开始研究汉字输入法

中国人生活的巨变是改革开放的功劳。在改革开放中，我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丝力量。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我四年前就已经来到中国。我最初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语言，之后到东北深造四年，又到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念研究生，这时已经是1979年，正是改革开放揭开序幕的时刻。我当时也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振奋人心，那时怀着一腔热血，决定要为中国做出贡献。学成之后，我主要在中国科学院的计算所工作。我的好朋友和老师是高庆狮教授，他是邓小平同志看重的科学家，是中国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先驱，世界闻名，主要工作就是设计计算机。他得到的任务也最艰巨——要造出中国最快的计算机。

当今时代，计算机行业从业人数非常多，学校也有了相关专业、相关课程，但我们那时是从零开始研究计算机。我们从外国拿过来几台叫作Z80的8位机，和几个老师一起研究汉字输入法。当时中国还没有汉字输入的标准，我们就已经开始研发，比如怎样输进去一个方框，里面有个“你”“我”这样的汉字。最后当然历尽千辛万苦研究出来了，这也是我们高教授实验室的成果，后来也成了国家标准。但是这件事鲜为人知。之后我们又投入汉字打印的研究中，那时候只有日本能够实现这个技术，我们又从日本那边取经，撰写了一系列报告，才最终完成了任务。

上述任务，都是高教授这些学者，还有我和同伴在实验室里一同努力完成的。但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只有我能胜任——出国办事。那时候的科研项目，其中一些内容需要到美国学习，一些材料也需要到美国买。但是当时很多中国人没有护照，出国极为困难，我就担负起了这项重要工作，远赴美国购买高级材料，学习技术。

同时，我还要到各地演讲，争取赢得美国各公司的信任，获得投资。那时候苹果公司、IBM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都认为中国经济不发达，也没有大规模使用计算机的可能，不值得开拓市场。我就花大量时间制作幻灯片，一个个给他们解释，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即便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相信。我当时在演讲里说过，计算机十年内会进入中国家庭。后来果然如我所料。连手机的市场我也做过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二三十年后连卖菜的人都会拿着手机，现在也实现了。

后来我转去做系统工程，中国也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的研发成果包括车牌识别技术、交通违章的抓拍系统、电话会议系统。在国外，如果研发项目需要非常多的实验，那么整个项目执行起来既困难又缓慢；而在中国，研发有各部门的支持，出成果后也能将其快速投入使用。

1983年，我为北京的738厂（北京有线电厂）技术人员引进了微电脑的生产线以及硬盘技术——这些都是美国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我们当时是通过贸易形式，没有花费大量资金就引进来了。参与中国的城市建设

第十一届亚运会于1990年在北京举行。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北京市政府大力投资城市建设，给我提供了做数据通信和交通管理方面的项目的机会。接下来，中国努力申办奥运会，2000年的奥运会没有申办成功，但是2008年的申办成功了，当时我和中国人一样很激动。借着这个机会，我和北京市政府几个部门的合作开始了。我参与了很多路面改进项目，包括安装信号控制系统、优化抓拍系统等。北京筹办2008年奥运会时，我经常参加北京城市规划、资源整合和改造项目的研讨会。北京大北窑桥下公共汽车站的项目中，我加入了项目的专家建议组。

我确实可以骄傲地说，我把青春岁月全部献给了中国。现在，中国变得如此富强，我非常自豪。就像当初的美国公司不相信中国的飞速发展一样，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我之所以能预测到，是因为我在中国这片热血沸腾的土地上，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发展战略的优越之处。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发展的看法和做法都非常正确，确实找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中国比起美国更加有优势的一点在于中国人的执行力强，还有中国人对领导和政策具有高度认同感，有上下一心的拼劲儿。如果美国领导人制定了一个政策，那么总会有很多反对派去批判它，有些反对派这样做不是因为政策本身，而是因为他们站在不同的党派立场上有不同的利益考量，政党之间无意义、无休止的争斗，导致政策审核了半天，最后的结果居然是不执行了。中国绝不会出现这种无意义的纷争，领导人的计划决策能够落到实处。因此，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变，是中国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的结果。我和“小护士”

在我漫长的中国生活中，还有一段不得不提的小插曲——“小护士”化妆品品牌的创立。提起我的名字，一些人最先想到的也许不是计算机和技术工程，而是“小护士”。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实际上，“小护士”只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产物，尽管如此，它仍是我所做过的最成功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虽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中国的市场上外国商品还比较少，只有上海、北京等地的少数几家公司做化妆品。我是在301医院的皮肤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灵丹妙药”，叫作消斑灵，这个药的特点在于祛斑效果良好，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但药物终归是药物，不是商品，我当时就思考，如果能给它一个名字，给它一个品牌，给它一个经营模式，最后包装起来进行商业化运作该多好。于是我投资了十万美元，和301医院的王大夫、李志达等人合伙成立了一个公司——丽斯达日化（深圳）有限公司，在深圳蛇口招商局的楼里面买了一层楼。这个公司我管理得不多，主要是李志达从零开始把公司搞起来，所以我非常感谢他的帮助。

在“小护士”的运营当中，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攻克生产技术难题。虽然产品刚生产出来没有缺陷，但几个月后就开始出现问题，包括效果减弱等。当时寻找高技术人才十分困难，我们这些创始人也没有大批量生产的经验，最后只得自己慢慢学习。人手缺少和市场推广问题也曾难倒过我，但随着新品种的增多，我开始琢磨宣传，就雇了大连一对双胞胎女孩做代言人，在很多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投放了广告，每年花费四千万在广告上，于是本身就受欢迎的“小护士”更加热销。

我对创业的态度是：创业本身要经过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在“小护士”的运营中，市场、资金、人才、设计等各方面都是问题，我们一个个克服了，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实际上，“小护士”只是我投资的众多公司中的一个，只是它最为成功。1980年，我注册了一家美中贸易公司，这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注册的第一家美国公司。说来也巧，当时工商局刚刚开始办理外企营业执照，我还记得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设立的临时办公室里，我们正好是第一个办理的。那时中国的相关政策还很不成熟，北京市外企办公的地点都集中在北京饭店，我还记得3087—3089号是我们的办公室。我们正经历幸福时代

现在我65岁，基本算是半退休，但在马鞍山的优创公司任职，其他时间还在做灯光设计、房屋设计和远程控制系统集成等工作。

在中国四十多年的生活中，我在这片土地上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我的夫人是北京人，我们有三个孩子。虽然生活大体上美满，但开玩笑地说，我在家里没有任何权力，一直被她“管控”，后来很多同事告诉我：“你在家就听老婆的，出去就听党的，错不了。”

我记得前些年央视有一个采访，记者带着话筒走街串巷，询问各行各业的人：“你幸福吗？”虽然没有问到我，但我也有自己的答案。

我是幸福的，和中国人一样。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幸福呢？这就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像因为有黑夜，所以我们才知道白天，知道黑夜和白天的区别。经历过不幸福的人，才会懂得幸福的真谛。比如我的助手——一位90后年轻人，我如果问她“你幸福吗”，她也许会回答“不知道”，因为她没有经历过痛苦的年代，没有体会过没钱吃饭、没钱穿衣的艰苦。我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看着老百姓的生活一步步出现改善和转机。抬头一看，一座高楼又起来了，这些北京人便面露微笑，想着“哎哟，这是我生活的地方”，他就会感到骄傲，感到幸福。这当然要感谢中国政府，给了这些老百姓，给了我希望，让大家能够享受生活，这就是改革开放最关键的成果。别忘了，生活是个过程，而不是个目标。

那么，现在的中国人幸福吗？

我认为现在绝大部分中国人是幸福的，而某些中国人认为不幸福，是因为对幸福的判断失之偏颇。在他们眼中，成功和失败都以钱来衡量，他们就是为了人民币活着的，也因此滋生了攀比心态。的确，没有钱很多事情办不了，但绝不能把一切归于钱。

实际上，钱多的人不一定幸福。改革开放让中国孩子吃饱穿暖，很多孩子甚至生活优越，但问他们幸福吗，有的人说：我不幸福，因为前几天想看某个音乐会，我没去成。看起来很荒谬，但这个现象在现代中国确实存在。其实纵向对比，四十年前的中国孩子要比他们艰苦很多；横向对比，一些贫穷国家的孩子的生活条件也不如他们。

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现代的中国人已经在经历幸福的时代。“走出去”的明日中国

作为一个成功预测过中国计算机市场和手机市场的人，我也想预测一下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人特别希望有新事物进来，能够替代老旧的事物。尽管中国注重自己的传统，但在科技上，他们有着积极开放的态度。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想法非常正确，他希望中国能够“走出去”，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而这和美国的方针政策有很大区别。美国强大的时候，很多人奔向美国，到美国留学、创业；而中国强大了，很多人去到世界各地，去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我认为，中国有人才，有资金，更有头脑清醒的领导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共十九大精神的落实，中国五年之后对世界的影响力会大大增加。我相信会有不少中国人去到我的家乡斯里兰卡，也希望更多的外国人能够来中国定居。

对于想来中国发展的外国人，作为“老前辈”，我想给他们提几点建议。中国的法律和外国的法律有一定区别，很多地方的管理方法和制度与外国不同，如果来到中国经商创业，务必要了解中国的法律政策。欢迎各位外籍人士来到中国体验和享受美好生活！（拉贾·马格斯维伦／口述　吴星铎、王兆峰／整理）拉贾（口述者，右一）在女儿的婚礼上拉贾（右四）和公司员工合影拉贾（后排左二）的全家福

爱卡德·高索

我想申请中国“绿卡”

三十三年前我和妻子伊芙琳应好友邀请到北京旅游，而今我在宁波已经生活了将近十五年。要说起当时我来华工作和生活的缘由，那可是一个漫长的故事。我热爱亚洲文化和亚洲人民，改革开放拉开序幕的时候，我看到了相关报道，就萌生了到中国工作的念头。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香港是唯一能让我接近中国内地和接触到中国文化的地方。那时，我正在德国一家百强企业工作。公司在香港设有销售采购办事处，打算把我派驻当地工作。但后来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德国公司决定在短时间内关闭香港办事处。于是，我不得不在尼日利亚、中东和印度漂了五年之后才最终来到了香港。

经过多年的等待，直到2001年前后，我才再次进入中国内地，在深圳成立了销售开发中心。深圳被设立为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中国各地人民寻求机会的地方。一些人开始富了起来，也有一些人梦想破灭。同时我也发现，那时深圳的一部分人急功近利，尤其是他们与外国人做生意的时候，看到外国人的脸孔就希望从中获取双倍的利润。

在深圳站稳脚跟之后，我又在深圳和广州之间的城市——东莞设立了办事处。当时的东莞在快速发展中存在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遍布的污臭阴沟让整个城市的味道非常难闻。那时人们为了谋生，并未考虑到长远的发展，没有对生存环境恶化的问题引起重视。与此同时，新闻媒体公开表示，东莞这个地区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出了问题，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调整和梳理。我也非常清楚东莞存在着哪些问题。最近几年东莞已经着手环境治理工作，有效地解决了面临的难题。在东莞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接到了来自宁波的商务合作邀请。那时，宁波对我来说还是个陌生的城市，我甚至不知道它在中国地图上的位置。我只知道它所在的浙江省是个比较发达的省份，那里的人民真诚，浙商的坦率直白闻名于世，这也是我欣然同意到宁波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二、在宁波开启新生活

我到宁波时，宁波新区才刚刚建成，宁波的常住人口超过了六百万。这是改革开放给宁波带来的变化，也成为后来宁波持续发展的基础。宁波的发展非常惊人。我想说的是，宁波的发展虽比深圳起步晚，但这对于宁波而言未尝不是件好事。当地政府可以从其他城市之前的建设失误中吸取教训，把宁波建设成一个发达有序、整洁环保的现代城市。当然，宁波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平衡。

在我看来，今天宁波的发展代表着最好的城市发展模式之一。政府和市民共同创建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城市，治理了环境污染严重的地方并搭建起了一个清洁型的城市结构。对于决策者来说，在保护旧区和保持现代发展的可持续性之间求得平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你可以在宁波看到包括月湖一带和天一阁在内的保存完好的文化遗产，而新城区也是遵循旧建筑风格，建立在旧建筑基础之上。我非常喜欢我位于宁波鼓楼附近的办公室。它坐落在极具传统特色的鼓楼后方的城市中心。这个区域的建筑不是古老的建筑结构，但是有传统特色，停车位及其他配套设施都很齐全。

我发现，现在宁波的合作伙伴或姊妹城市主要为中小规模城市，而2018年宁波据说已有近八百万常住人口，并且还在增长。宁波也是世界上的主要港口之一，在货物吞吐量方面比上海港口更强。宁波在世界上名气不大，低调而务实，但它注定是未来闪耀的明星之一，必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外国人来到这座城市。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宁波将在“中国制造2025”中取得领先地位，城市的文化生活水平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如果你问上海的外国人是否愿意到宁波发展，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表示宁愿留在上海承受日益增加的工作、生活压力，也不愿意去尝试“宁波文化甜品”。在某些方面，宁波仍然是一个“大村庄”，而另一方面，宁波却具有提供更高质量生活的优势。

在这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在宁波致力于为各行各业、不同背景的人搭建文化的桥梁。刚来宁波时，基于前几年在不同国家的经验，我认识到社交的重要性，于是立即着手建立一个交友网络，为大家提供加入社区的途径，让大家加深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了解。我曾到宁波市贸促会拜访。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德语流利的年轻女士，她建议我去中国银行参加德语俱乐部的活动。俱乐部旨在推广德国的语言和文化，每月组织两次见面活动。俱乐部的德国成员乐于教学生讲德语，帮助他们巩固在大学所学的知识。

但是我也意识到当时宁波的德国人社交圈非常小，包括家人在内大约只有一百名德国人。因此，我开始寻找另一种更国际化的方式拓展德国人社交圈。我邀请更多的人聚在一起交谈、讨论，通过晚餐等多种活动让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时光。初见成效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决定创建“周三晚餐”活动。每个星期三我们都会选择在不同风格的地点组织晚餐会。我们的首场活动选择在当时我的寓所附近的一家非常普通的鸡肉火锅店举行，有十到十五人参加。接下来我们的活动选择在不同的五星级酒店以及西餐馆、日本餐馆和韩国餐馆等举办。对我而言，活动的重要性在于以晚餐作为桥梁把人们聚在一起。我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在这个周三的晚宴上，无论来自哪个大洲、哪个国家或地区，无论是穆斯林、基督徒、佛教徒还是无神论者，大家聚在一起唯一的宗旨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周三晚餐”逐渐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加入我们的行列。他们在提升外语能力的同时，也通过活动拓展了自己的业务关系。反过来，我们也学习到了中国的一些文化和生活习惯，这对我们融入当地社区有帮助。有缘千里来相会，“周三晚餐”也成就了好几段姻缘。五年来，“周三晚餐”已经成功举办了二百五十多场。与此同时，宁波的面貌也日新月异。后来，“周三晚餐”发展成为一项月度社交活动，于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在宁波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举行。我们自2004年起开通了两个社区交流的网站（www.ningboexpat.com和www.ningbolife.com），关于活动的所有详细信息都能在网站上查阅。在宁波，外国人组织举办了许多类似的跨文化活动和慈善活动，而我作为其中的代表于2008年获得了宁波市政府颁发的“茶花奖”，这是宁波市政府为表彰对宁波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奖项。

在宁波的四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德国政府也给予了支持和帮助。中德两国关系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紧密。中德两国政府间的许多交流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现在，像老外滩这样的聚会场所遍地开花。人们很容易找到可以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和娱乐的地方。因此，我们决定终止“周三晚餐”活动，但仍保留了“www.ningbolife.com”这个网站，它一直是我们交流知识乃至购物心得的园地。我们甚至会在黄油、面包或其他重要物品短缺时，在网站发布相关信息告知大家。要知道以前，也就是十到十二年前，外国人在宁波想要尝到来自家乡的味道，有时还真是不太容易。

同时，我的个人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转到一家中国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负责管理技术产品线。这让我有机会在拜访客户并推广公司产品的同时到世界各地旅行。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公司完全是中国独资企业，拥有一千多名员工，而我是该公司唯一的外国人。

我曾出差去过西班牙、葡萄牙等发达国家，也去过立陶宛、波兰、巴西、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和迪拜、阿布扎比等城市。在那些地方，我成功地推介了我们的产品并建立起了分销渠道。在频繁的商务旅行中，我积极推荐中国制造，尤其是宁波本土制造的产品。这些产品采用先进技术工艺，符合国际标准，而且完全由中国公司独立开发和制造，是实打实的“宁波制造”。能够把这些宁波制造的产品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市场，我深感骄傲。

最近，我也越来越多地把精力转移到家庭和个人生活上来，当然，这并不妨碍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周三晚餐”停办后，我与宁波商界人士的咨询委员会——宁波市贸促会成立了一个组织，这样我们就能够按照中国法律要求，作为法人组织以俱乐部的形式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