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清代前期数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晖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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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与清代前期数学

西学东渐与清代前期数学试读:

作者简介

教于浙江大学思政部,从事中外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论文与著作有《“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和蒋介石》、《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缘起》、《西洋人东来之后——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合著)、《耶儒柱石——李之藻杨廷筠传》。第一章 绪 论第一节 西学东渐中的历算学传播[1]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们来到中国,开启了中西两大文化间首次较大规模的交流,学界一般称之为西学东渐,这一文化间的冲撞和交汇对双方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最初耶稣会士们的传教重点在于天主教义和相关理论的传播,但文化间巨大隔阂的存在使其努力收效甚微。于是从利玛窦[3](MatteoRicci, 1552—1610年)开始采用适应策略,以知识传教(亦称学术传教)的方式扩大福音的受众,传教士们通过演示带来的各种科学仪器,撰写各类科学著作,介绍众多的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民众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对西学的兴趣,再进而传播基督教义,增加[2]皈依者。这一方式取得了巨大成效,为天主教在中国赢得了众多信徒和立足点。借助于此种方式,大量西方科学知识亦随之传入中国,[4]而其中影响最大,亦最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所重视的,是对应于中国[5]传统历算之学的西方古典数学和天文学知识。

在约两百年的交流中,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

数学领域:

1.算术知识:主要为笔算、算筹和比例规等计算工具的传入。利玛窦授、李之藻演的《同文算指》中介绍了西方的笔算方法,包括笔[6]算的计数法、四则运算、开平方、开立方等。罗雅谷(Giacomo Rho, 1592—1638年)译、汤若望(JohannAdam SchallvonBell, 1591—1666年)修订的《筹算》以及汤若望撰写的《筹算指要》两书详细介绍了纳皮尔算筹及其用法。罗雅谷写的《比例规解》细述比例规之用法。这两种计算工具逐步为中国学者掌握运用。《数理精蕴》中还对假数尺(计算尺)这一计算工具作了介绍。另外《同文算指》通编卷一和《几何原本》卷五阐述数量的成比例、比例式及其性质,《同文算指》卷五收录等差、等比数列求和公式,亦为传入之重要算术知识。

2.几何学知识:核心部分为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6卷),介绍了欧几里得平面几何学的全部内容。《数理精蕴》中[7]收录了《几何原本》第7卷的部分内容。《测量全义》(罗雅谷译撰,汤若望修订)中则收录诸平面形面积和几何体体积公式及相应变换。[8]另外年希尧从传教士郎世宁(J.Castiglioni, 1688—1766年)处习得西方透视画法,撰《视学》介绍西方画法几何知识。[9]

3.三角学知识:《崇祯历书》中之《大测》和《测量全义》介绍较多。《大测》主要说明各个三角函数(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统称八线)的性质,造表方法和用表方法,并给出平面三角学中的正弦、余弦公式和正切定理。《测量全义》增加了三角函数的积化和差公式,并给出了完整的半角公式,同时介绍了有关球面三角的一些计算公式和解法。薛凤祚、穆尼阁(P.Nicolas Smogolenski, 1611—1656年)合作的《三角算法》(收于《历学会通》)中给出了若干球面三角学的新公式。三角函数表也在差不多同时传入。《测量全义》卷二收有《割圆八线小表》,《崇祯历书》中收录六卷《割圆八线表》(于崇祯四年(1631年)呈进)。《历学会通》中有薛凤祚、穆尼阁共译的《比例四线新表》,精度较前述两表为高。

4.对数:对数的传入始于清初,传教士穆尼阁在顺治十年(1653年)授予薛凤祚,《历学会通》中收有《比例对数表》12卷,《数理精蕴》中除给出常用对数表和三角函数对数表外,还在下编卷38“对数比例”中介绍各种对数造表之法。

5.代数:西方代数学知识于清初传入,称为“借根方”,《数理精蕴》下编卷31至卷36有较详细介绍,包括定位法、数字平方、开带纵平方、开带纵立方等内容。

6.割圆术:求圆周率的“割圆术”在中国传统数学中亦占有重要地位。西方数学中的割圆术传入首见于《测量全义》卷5“圆面求积”,该部分内容中引用了阿基米德(Archimedes,前287—前212年)[10]数学著作《圆的度量》(Demensura circuli)著作中的三个命题;《数理精蕴》下编卷15“割圆”一节介绍分别以圆内接和外切正四、六边形起算,用“屡求勾股”之法求得不同精度的圆周率各值。梅瑴成《赤水遗珍》中载“求周径密率捷法”,即法国传教士杜德美(P.Petrus Jartoux, 1668—1720年)传入的有关圆周率和正弦、正割的三个无穷级数公式,此三式的传入对清代级数论的发展有重要影

[11]响。

天文学领域:

17、18世纪西方天文学知识的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可分为四个方

[12]面。

1.欧洲古典几何模型方法的引入。包括托勒密(Ptolemy,约100—170年)、第谷(Tycho, 1546—1601年)两套宇宙体系的系统传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的水晶球体系在利玛窦所撰《乾坤体义》和阳玛诺著作《天问略》中虽有所介绍,但所述内容基本“不出初等之宣传普及程度,尚未可与专门著作等量齐观”[13]。其对中国天文学发展的影响甚微。哥白尼(Copernicus, 1473—[14]1543年)体系亦获一定程度的传播。开普勒(Kepler, 1571—1630年)提出的椭圆轨道模型也由传教士传入。“几何模型方法成为清代(1644—1911年)官方天文学的理论基础达两个世纪之久”。

2.地圆说之传入。作为西方几何模型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地圆概念,包括两方面重要内容:一为地呈球形,二为天地在体积上非同一数量级。第二点对当时接触西学的中国学者触动更大,因为“即使中国古代有少数学者主张过地圆,也与西方的地圆概念达不相同—这些学[15]者心目中的地球大到与天球同数量级”。

3.《崇祯历书》等一批天文学巨著的刊印。明末修成的《崇祯历书》,入清后经汤若望修订,易名《西洋新法历书》后颁行天下。康熙、乾隆年间先后修成《历象考成》、《历象考成后编》,介绍和采用了大量西方天文学著作,如《崇祯历书》中就采用第谷、托勒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Galileo1564—1642年)、普尔巴赫[16](Purbach, 1423—1461年)等多位学者的著作。

4.西方天文仪器及其制造方法的传入。传入的天文仪器包括望远镜、天球仪、星盘、日晷、黄道经纬仪等,其制作方法亦有介绍。如《浑盖通宪图说》、《表度说》、《简平仪说》、《远镜说》,等等。

上述西学的传入,对中国传统历算之学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外来科技文化在中国传统科学中留下深刻烙印,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17]发展中的第一次。在中国地位尊崇的天学领域,以几何体系为特[18]征的西方天文学方法获得了钦定的官方地位。对西法、西历、西[19]算的研究、补充成为一时之风气。正是通过对西学的吸收、研究乃至会通,明初以来一度衰微的历算之学从明代晚期重又焕发了生机,入清以后更取得了进一步发展。第二节 中西历算学互动的展开

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自然会引发本土文化的回应。对于传入的西学知识和理论,明清士人中理解接受者有之,拒斥者亦有之。而在这两种态度的背后,我们都可以窥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从利玛窦开始,进入中国的不少传教士在基督教义的传授中颇注重耶儒相合之论,以吸引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人对基督教神学观念的认识逐渐加深,“传教士们故意在经典的文字与他们宗教的原则之间维持着一种混乱”的策略渐难以为续,于是“这种策略却随着基督教观念被人们更[20]加透彻地理解,而被越来越多的文人识破和揭露”。而西方基督教神学理论对儒家道统的巨大冲击更引起了相当大一部分士大夫的忧虑和不满,这也是排教士人所关注的重点所在。如明末南京教案发起[21]者沈榷认为西学“盖儒术之大贼”;汇编《圣朝破邪集》的黄贞视传播西学的传教士的耶儒相合论乃“媚儒窃儒而害儒者,乃孔门之[22]王莽也”。杨光先则斥利玛窦的附儒、合儒传教策略为“引用中[23]夏之圣经贤传以文饰其邪教”。

相形之下,以“格物穷理”为特征的西方自然科学,其被中国士人接受的程度要大得多。除了极端排外的人士以为这些“夷技”(指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笔者注)是夷人变乱中夏的工具,大加排斥[24]外,大多数接触西学的中国士人都对之有一定程度的接纳和认可。

明末实学思潮开始兴起,对空谈心性之学已有批判,强调为学之“实心、实事、实用”。具有相当实用价值的西方科技知识对于崇实[25]士人而言,比较容易被接纳和采用。入清以后,经过王朝更替的大震荡,士大夫阶层总结明亡教训,更重视为学之实用。清初诸儒无[26]不以讲求实学为尚,主张经世致用。故他们对于西洋历算学的实用价值,西历、西法之精密实测多给与较为正面的评价,或多或少持[27]有肯定的看法。在此种背景下,对于西方历算之学的研究、吸纳[28]乃至会通便蔚为风气。而对西学展开深入的接纳探究,又必然与中国传统历算之学发生交汇和碰撞,两者间的互动由此产生。

虽然当时对西学有所接触和了解的士人不在少数。但限于历算之学本身的学科要求,非学有专攻,对历算之学有相当造诣者,对此难窥门径,更谈不上互动。例如当时《几何原本》一书名气很大,但解者甚少。清初数学家李子金就曾谈道:“京师诸君子,即素所号为通人者,无不望之反走,否则掩卷不谈,或谈之也茫然而不得其解。”[29]一些学识渊博的大儒,于西法也多有谬言。如王夫之斥地圆说,认为利玛窦由误解中国传统浑天说而作地圆之论,实乃附会之词:

浑天家言天地如鸡卵,地处天中犹卵黄。黄虽重浊,白虽轻清,而白能涵黄使不坠于一隅尔,非谓地之果肖卵黄而圆如弹丸也。利玛窦至中国而闻其说,执滞而不得其语外之意,遂谓地形之果如弹丸,因以其小慧附会之,而为地球之象。

他还以生活中的直观印象批驳地圆说,“乃就玛窦之言质之,其云地周围尽于九万里。则非有穷大而不可测者矣。今使有至圆之山于此。绕行其六七分之一,则亦可以见其迤逦而圆矣。而自沙漠以至于交趾,自辽左以至于葱岭,盖不但九万里六七分之一也,其或平获陂,或洼或凸,其圆也安在?”

王夫之最终得出的结论认为“玛窦身处大地之中,目力亦与人同,乃倚一远镜之技,死算大地为九万里,使中国有人焉如子瞻、元泽者,曾不足以当其一笑,而百年以来,无有能窥其狂騃者,可叹也”[30]。王的批评如此激烈,自然与其亲历异族入侵,激发强烈的“夷[31]夏之辨”情绪有关。但他如此排斥地圆说这类科学知识,与其缺[32]乏较高的历算造诣有很大关系。由此看来,只有在深研中西历算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西方历算学做出有效的互动。

早在明末西学东渐开始之初,徐光启就针对如何吸纳传入的西方历算之学,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主张。在主持修撰新历法时又言:“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33]以此为修历之基本模式。但在《崇祯历书》的修撰中实际所体现的却是“尽取西法”,对此,历来看法不一。清初的王锡阐就批评[34]《崇祯历书》“不谓尽堕成宪,而专用西法如今日者也!”故其竭多年心力撰《晓庵新法》,主要目的在于完成“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之未竟事业。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因徐光启病发早逝,所以[35]只得翻译而未及会通。亦有人以为这是徐光启传播西学的策略。[36]但这种融西入中的观点对于此后中西历算之互动却有深远之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后世中西会通的主流模式。

入清之后,随着对西方历算之学了解的深入。一方面,西方历算学在中国取得了较高地位,传教士们打通了通天捷径。在天学领域,尽用西法的《时宪历》取得官方权威地位,而在算学领域,对西学的研究会通亦蔚然成风。另一方面,在吸取西方历算学的长处与优势的同时,如何处理其与传统历算学的交汇与冲突。对西方历算学体系作何种取舍,如何完成中西两种历算学体系的融合,这些都成为摆在精[37]通历算之学的中国“畴人”面前的难题,他们在百余年中对上述问题作出的解答构成了两大历算体系互动的主体画面。第三节 本书的文献回顾与研究综述

对西学东渐中西方历算之学的传播及其影响的研究,一直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国内学界如梁启超、张星烺、张荫麟、唐擘黄、李俨等前辈学者即关注此一问题。梁启超在其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均提及西学东渐和西方历算之学输入之影响。他在《清代学术概论》第九部分中认为:“自明之末叶,利玛窦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唯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38]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则谈道:“明末有一场大公[39]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张星烺、张荫麟、唐擘黄、李俨等在其专著或论文中对于西学东渐问题[40]亦多有涉及。其中以李俨的成果最丰。作为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奠基者,他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发表的多篇论文中已经就西方算学在[41]明清之际的传入状况和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

早期的研究者较着重于对西方科技传入的具体情况进行研讨和论述,在史料的收集、辩正和分析上硕果累累,筚路蓝缕之功甚大,也为后继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存在着较大的不足和局限。尤其是对于中西历算学的互动上,除李俨等少[42]数人外,少有较为深刻之研究。

1949年以后到70年代末,有关研究工作被置于对民族文化优秀遗产进行发掘整理的大框架下展开,研究者的主要关注点是对传统历算学优秀成果的发现、整理和探讨,研究工作中多采用实证主义的编[43]年史研究方法。着重于对传统历算学典籍的校对、整理、注释等工作,从中梳理出中国传统历算学发展的脉络。系统性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中国天文学史》、《中国数学史》等著作的出版和大量相关研究论文的发表显示了学界在此一时期对中国传统历算之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和突破。但受前述框架的影响和限制,这一时期的研究[44]范围还基本局限于科技史本身的内史范畴,而对于相关的思想史、社会史领域较少涉及。同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对西学东渐的认识上也难免偏狭之见。比如在看待西方科技东传的问题上。一方面对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们传播科技知识的功劳给予一定的肯定,另一方面则批评其传入的科学知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甚至认为其中不少已[45]经是过时落后的。对在西学东渐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耶稣会士的评[46]价也是贬多于褒。依托这种有限肯定—批判模式来研究分析史料,自然多有偏颇之论。

国外学界对中国传统科学研究的关注离不开李约瑟(Joseph Needham)和他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在对中国数千年的科技成就做出高度评价之后,李约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他著名的问题:“为甚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甚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47]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围绕这一问题欧、美、澳、日本、南韩等地的不少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48]发表了许多论文。而其中学者颇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17世纪的中国在传入西方科技以后,有没有产生科学革命?美国的席文(Nathan Sivin)不同意李约瑟有关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观点,他主张实际上17世纪的中国自然科学界确实爆发了一场不亚于“哥白尼革命”的科学革命,不过这场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其他科学以及社会状况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没有形成自主的科学家团体。对于李约瑟推崇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席文也提出异议,他认为中国早期工艺技术的成就,并不取决于它对当时科学知识应用的程度。由古代中国工艺技术的成就,就断言它有比欧洲更高的科学成就,是缺乏根据的。席氏最大的贡献是在方法论上,他强调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境(Con-text)不同于西欧,不应该要求西方发生的事情同样也发生于中国。由此出发他进一步对欧洲中心论和辉格式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批判,指出用欧洲早期科学和近代科学为标准,来评价非欧文明,“把欧洲的历史描绘成一条逐步取得成功的上升的曲线(当然也有挫[49]折……),而把非欧洲文明描绘成失败者的舞台造型”的看法是相当偏颇的,席文主张要深入完整地了解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们的情况,把科学革命看成是“类似于历史的进化”的一个过程。他反对把近代科学看成是“普遍的、客观的和没有价值偏见的”科学观,而认为“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带有特定的环境特征”。参与讨论的多数学者认同中国未发生科学革命的观点,并致力于寻求其背后的原因,中[50]国传统社会对科学发展的阻碍被认为是主要原因,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存在很大分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学东渐研究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国内学界对西学入华的评价大为改观,传教士们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作用逐步[51]得到肯定。所谓耶稣会士传播落后知识的罪名被国内外学者新的研究成果所推翻;山田庆儿撰文以详尽的史料指出所谓“耶稣会士传[52]播落后知识”观点的荒谬。江晓原详细研究了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入的天文学模型和相关学说,其撰写的系列论文依据详实史料推翻了所谓传入的第谷天文体系落后及阻挠中国天文学发展的传统观点。[53]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多认为耶稣会士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中功不可

[54]没,而且在推动传统中国打破封闭、走向近代上亦贡献良多。并将此次中西交流未能取得更大成果的原因更多归咎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和传统思想的排外守旧。

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学者们对以往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也进行了深入反思,并尝试在研究中运用更为合理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方法,取得的进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外史研究的兴起。随着研究的深化,学科间的交汇融合日益增多。而处于交汇点上的外史研究也引起了研究者更大的兴趣和关注。在有关中西历算学研究课题的选择上,不再是单纯地讨论科技知识的传播与接受,不少学者结合思想史、社会史的分析方法,深入探讨西方科技入华后在思想文化社会诸领域所引发的综合效应。

第二,“古证复原”方法的广泛运用和深入化。该主张由吴文俊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强调在科技史研究不应简单的运用现代数学的知识去类比、阐释古人的成就,而应更多地关注古代数学家们的思想方法及其解题的思路,从而推知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些成就的。在90年代对传统历算之学的深入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采用此一方法从而对当时的历史场景和事件获得了更准确的认知。而中国古代历算学的传统对于中西科学交流产生的多方面影响也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

第三,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方法,中国中心观最早见于美国学者柯文(Cohen)所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一书,强调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应更多着眼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单纯地归功或归咎于外力、外因的作用。当前从事西学东渐研究的不少学者在分析西学东渐中中方的种种回应时不再做单纯道德层面的指责或歌颂,而着力于探究其中的内在根

[55]源。[56]

第四,从传教学范式走向汉学范式。在以往的传教学范式下,对于西学东渐问题展开的研究更多围绕来华的传教士们所展开,依据保存下来的大量西文资料,研究者对于传教士们在传播西学上的努力做了深入的论述与探讨。但对于西学接受方的反应关注得较少,研究也相对薄弱。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首先开始这一研究范式上的转移,着重研究中国人对于西学、西教的反应,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西方外来文化作出的种种回应。

在研究方法更新的同时,新资料的发现也推动着研究的深入。随着海外天主教、基督教各修会档案资料的开放,研究者厘清了中西交流中的许多史实,对于当时置身于中西交流大潮中的各色人等的心态也有了更为准确的把握。例如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研究,以往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多为传教士和罗马教廷。随着一批中国奉教人士参与礼仪之争文献的发现,我们开始了解以往被忽视的西学传播中的受众层面[57]对于这一问题提出的见解。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西科技交流海内外学界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这里仅就中西历算的交流与互动方面的研究作一些介绍和探讨。

近年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对于中西历算的交流与互动发表了多篇著述。黄一农在多篇涉及明清之际的科技史和中外交流史论文中着重于社会史个案的研究,在探讨西学入华产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别开生面。其研究较多涉及清初顺治至康熙初年各方力量围绕中西历法展开的激烈争斗,内容包括钦天监内的权力争斗和历狱始末,耶稣会士将钦天监变为奉教机构的努力,传教士们对于中历传统的排斥与妥协

[58]等。洪万生在其《谈天三友》系列论文中着力于探讨清代经学与算学的互动关系,以及在乾嘉学派复古观点主导下算学研究中对中西[59]法取向的变化。张永堂则侧重于探讨明末清初科学与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学的发展受到程朱理学中格物致知[60]学说的重要影响。韩琦对康熙年间科学传播的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利用大量一手资料揭示了这一时期中西科技交流的许多重要史[61]实,纠正了这一领域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少误解和不足。

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国外学界日益关注于科学传播中的文化冲突问题。中国人如何看待传入的西方知识,是哪些因素决定了他们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反应?这一类问题得到越来越多外国学者的重视。法国的中国科技史研究组(GDR)在这方面成果颇多,研究组成员马若安(Jean—C1aude Martzloff)先后出版的《梅文鼎的数学著作研究》(Recherches sur l'ceuvre mathématique de Mei Wending(1633—1721))、《中国数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Mathematics)重点阐述了17—18世纪的西方数学著作在华传播以及与中国传统结合的情况,确定了各种西学知识传入的年代以及中西双方的贡献。詹嘉玲在近年来关于明清数学的一系列研究论文中着重于分析促使中国接受欧洲科学的多方面因素,并研讨西方数学与中国传统之间的结合方式。其论文《18世纪中国数学工作中的西方影响和中国传统》(Western Influence and Chinese Tradition in a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Mathematical Work)探讨了明安图的数学研究,认为明氏的研究工作鲜明地代表了18世纪中国学者对西学的接受方式:将西方影响和中国传统尽量结合起来。她近年来还尝试结合跨学科的研究成[62]果展开对西学东渐时期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综合研究。安国风(Peter M.Engelfriet)的博士论文《欧几里得在中国——对第一次翻译〈几何原本〉(北京:1607年)时的历史背景考察,对译文及该书在1723年前产生影响的分析》(Euclid in China.The Genesis of the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uclid's Elements Books I-VI(Jihe [63]yuanben; Beijing, 1607)and its Reception up to1723)着力于考察中国人对于《几何原本》的复杂反应。他将考察的视野置于一个较为宽广的历史背景中。安氏研究了耶稣会士的数学教育状况,探讨了《几何原本》翻译中使用的版本状况,指出了一些由于翻译造成的歧误,并深入讨论了清初学者所撰写的相关数学著作中对于几何学知识的认知状况。

总的来说,通过多年研究,中外学者对于西学入华和其产生影响的研讨达到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程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讨论科技文化传播在思想社会等领域产生影响的同时,对于科技文化在其自身领域的演变模式和发展状况是否有了足够的认识。长期以来,学者们似乎对中国古代历算学研究传统对于中国学者接受和会通西学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考虑较少。清代历算学者作为一个整体,在接受西学时除了受到传统文化中“中西之别”、“夷夏之辨”的影响之外,专业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规范和准则亦是他们必须遵循的。中西历算学传统之间存在哪些同异点,会通西学的中国历算学家对于西方历算学进行了怎样的取舍?中国古代历算学的研究传统如何影响中西历算交流?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是在探讨西学东渐与清代前期历算学发展演变关系时必须重视的,而要深入讨论上述问题,回到历算学本身展开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在以往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多喜欢将当时接触西学的士大夫阶层成员按其对西学的态度加以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接受西学后取得的成果进行论述和研判。在传统科学未能转化为近代科学的大前提下,上述方法得出的结论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较为意识形态化的方法往往难以避免史料预置之弊,其结论也易受到先入为主的分类结果的影响。实际上,清代数学家的学术成就与其对西学所抱持之态度并不存在某种正比例曲线。以是否主张会通及对西学乃至西人之好恶为依据来评价学者的科学成就,容易导致研究的失误和偏差。第四节 本书的基本思路和架构一、基本思路

西方历算学的传入和中国学者对其所作的吸收和融会贯通,不仅是清代前期历算学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探讨入华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历算学间的交流、融会、冲突,既能使我们据此建构这一时期历算学史的发展轨迹,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切入点,我们对于中西文化交汇中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会有更深的认识和把握。

正如笔者在本章第三节“本书的文献回顾与研究综述”中所指出的,近来的研究开始注重中西历算学互动中的西学知识背景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冲突和融合问题。

中西方的古代数学传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西方数学传统着重于演绎,非常强调证明的重要性。自古希腊以降的数学家们大多利用少量的公设与定义,运用严格的逻辑关系将其余的定理逐一推衍出来,而中国的古代数学传统则十分重视构造性的算法。中法详于算而不详于理,学习者必须通过解答大量算题来获取对隐含的算理的认识。由于强调构造性和算法化,中算的计算技术相对发达,故而在代数学、方程论等算法学科方面一直领先于西方,而擅长于逻辑演绎和几何证明的西方数学在几何、三角等学科上具有较大的优势。

这两种数学体系在各自的区域里分别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而当历史进入到16—17世纪,随着欧洲人向世界各地开拓扩张,这两种体系第一次有了较大规模的相遇和碰撞。而作为长期接受中算体系的中国历算学者,也第一次面临如何应对一种新的数学体系全面挑战的问题。[64]

对于西学在历算方面的优势,除了少数极端排外者之外,当时接触西学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基本上是予以承认的,只是在评价的高低程度上存在差异。而既然西学具有这样的优势,学习西洋历算以弥补中国传统历算的不足也就成为中国多数畴人学者的必然选择。但研[65]习西方历算,势必对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并产生以夷变夏的大问题。耶稣会士的知识传教策略更加重了中国畴人们的担心与忧虑。[66]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历算学者不仅尽量将传入的西方知识按宗[67]教和科技二分,接受后者而排斥前者。而且对于传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也力求加以中国化。这种中国化的努力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西学中源”这种方式给外来学说披上一层中土来源的外衣;[68]二是着重于对西学的“会通”来完成将西算中化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种数学传统差异甚大,要将中西数学传统融为一炉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在这种状况下,尽管中国畴人们大多相信“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但他们实际的会通努力更多地表现为将西学纳入中学的严格规范之中。

正是由于中西算学传统之间的交流与冲突对于西方历算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引发的回应有着如此深远的影响。故本书以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历算学的互动关系为探讨主题,期望在对史料进行充分仔细分析的基础上,以尽可能广泛的视角研讨清代前期历算学者对西学的种种反应,并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比较,进而探知这一时期中西历算学的互动状况及其背后的根源。

中西数学两种传统各自具有其鲜明的特点。对于两者的好坏优劣[69]及相关比较一直是科技史界研究和争论的重要课题。本书所要关注的重点则是两种传统相遇后中国历算学者群体所作出的反应,他们对西学知识的取舍遵循了什么样的规范?中西历算学交汇后的最终结果如何?这些问题是本书要加以探讨并力求解决的。

在探讨西学东渐与传统历算之学互动关系时,我们应对各种因素都加以考虑和仔细的分析比较。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着重于探讨传入西学的水平高低(先进抑或落后),然后据此作出肯定或否定之评价。更为深入者则着眼于中国传统历算之学对西学的回应,但基本不出盲目排外、盲目接收、中西会通三种预设模式的讨论与比较。将清代的数学家群体置于以上模式中展开讨论,固然能由此获得比较明确的结论,也有助于梳理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基本脉络。但在预设模式下探讨,于史料之选择取舍不能无弊。而历算学者本身之复杂状况,又非三种模式所能简单概括划分。亦有较多学者着重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讨论。历算学者作为当时社会的一分子,其身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对其具有的深刻影响自然不容忽略。但若不对其学科规范和认识方法的形成变化有深入认识,则难以把握历算家与其他传统学[70]者在看待西学上的同异之处。笔者以为。在探讨西学东渐与传统历算之学互动关系时,主要存在着两大视角:一为传统的中西文化差异,即所谓的夷夏之辨,中西之别。在这一视角上,清代历算学者对西学的反应有与其他儒家学者相同的一面,这来自于他们共同具有的文化底蕴。另一则为中国传统历算学传统与西学传统间的交融和碰撞。清代历算家在研究探讨数学问题时,必然也会遵循传统算学的学科认知和潜在规范。这种历算学传统对于其接受和会通西学自然有着重要的深远的影响和作用。只有将这两方面视角的研究相结合,我们才能更为全面地认知清代历算学的发展脉络,并对西学与传统历算间的复杂关系有更为准确的把握和了解,从而推动西学东渐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二、基本内容和架构

本书以清代前期的中西历算学互动为研究主题,将讨论的侧重点放在算学部分。之所以做这样的取舍,一是因为算学是整个传统历算之学的基础,中国传统历法的特色就在于用代数方法来描述天体运动和处理天象数据,其可靠性和准确度完全依赖于算法的改进。二是考虑到历算学中的传统天学部分由于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体[71]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围绕其展开的争论和影响所涉及之范围和领域较之算学更为广泛,整体把握颇为不易。故而笔者在具体研究中将集中于算学部分的探讨,仅在某些章节对天学部分有所涉及,论文题目亦确定为西学东渐和清代前期数学。当然这对于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会有不利的影响,希望在后续的研究中能加以补充完善。

本研究选择清代前期为时间区域。其时间跨度为清代建国至18世纪末,涉及传统数学史研究所划分的清代前期和中期两个阶段。[72]鸦片战争后,中西交流进入一新阶段,清代晚期数学在各方面与此前相比亦有根本性变化,而清代前期和中期数学的发展则一脉相承,在对西学的接纳和会通上也存在着较多相似性。鉴于以上原因,本书所考察的时间段还涵盖了清代中期的部分时间段,希望为所研究问题获得更为全面的资料和广阔的视野。研究涉及的清代学者包括前期的梅文鼎、王锡阐、薛凤祚、杜知耕、方中通、李子金,以及中期的江永、戴震、焦循、汪莱、李锐、罗世琳等。对于这些学者的研究分析将主要基于两方面:一为个案分析,通过对被研究者生平情况、[73]数学成就、思想轨迹的论证探讨,更为深入地了解和认知其对西学取舍会通行为背后的心态历程。二是在上述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清代数学家群体在清代前期对西学的接纳、会通之总体状况,并对于当时西学东渐对传统算学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中算学家这一特定群体对此的相应反应有进一步的总结和把握。

本书将首先考察清代前期西方数学传入和为中国学者吸纳接收的基本状况,并对于清代前期畴人学者所处之时代和文化背景进行考察,再具体研讨中算学者会通西算的发展轨迹,最终对于西学与清代前期数学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出较为恰当的评价,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和把握这一时期的中西科技交流。

注 释

[1]当时来华的还有属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及罗马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但耶稣会士所起的作用无疑是最重要的。

[2]纵观耶稣会的传教历史,其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修会在传教中适应传教区域风俗习惯的问题。据邓恩(GeorgeH.Dunne)记述:“1542年,当保禄三世派遣耶稣会士博爱特(Broet)和萨摩荣(Salmeron)到爱尔兰去的时候,依纳爵(耶稣会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会长——引者注)命令他们要适应爱尔兰人的风俗习惯。当另一名耶稣会士巴雷托(Barre-to)被阿比西尼亚提名为族长的时候,依纳爵给他下了指示,让他表现出广泛的适应精神。”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关于适应策略的含义,研究者西比斯(J.Sebes)认为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适应: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翻译、伦理和礼仪。参见:〔意〕柯依霖(Gianni Criveller)著,王志成、思竹、汪建达译:《晚明基督论》(Preaching Christ in Late Ming China),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3]对利玛窦传教策略颇有非议的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 1559—1654年)也承认,“通达数学者,通达中国文字是吸引中国人信教的途径”《龙华民神父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1610年11月23日,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附录,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第554页。莱布尼兹(Leibniz, 1646—1716年)在1675年给法国大臣柯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年)的信中也提到科技知识传播对于让异教徒接受基督教所起的重要作用:“您所推动的发明具有普遍和永恒的意义。一个波斯国王会惊叹望远镜的奇用,当一个中国的官吏认识到几何学家传教士的绝对可靠性时,他会是何等的惊喜。如果这些人看到您所建造的,这个完美的可以在任何时候观测到天空的真实情况的仪器时,他们会说什么呢?我想他们会承认人性中共存的神性,而这种神性尤其易于与天主教徒沟通。天空的秘密、地球的大小以及时间的量度等认识都是属于这一属性的。”《莱布尼兹致柯尔贝尔信》,转引自詹嘉玲(Catherine JAMI):《是“在中国的欧洲科学”还是“西学?”》,《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第6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30页。

[4]从耶稣会士译著的学科分布中亦可看出此点,钱存训曾依据费赖之(Louis Pfister)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ques sur des Jesuitesde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一书和裴化行(H.Bernarb)所撰论文《欧洲著作汉译书目》(Les adaptaions Chinoises d'ouvrages Européens:bibliographie chronologique)中收录的耶稣会士译著对当时的译书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在共计437种译著中自然科学著作达131种,占总数的30%左右,是人文学科著作(55种)的两倍多。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文献》1986年第2期,第180—208页。

[5]也包括一些近代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

[6]其除法和开方,采用16世纪以前欧洲最流行的算法——帆船法(以其除式形似帆船而得名)。参见李俨:《西洋输入算法举要》,李俨、钱宝琮:《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1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557页。

[7]《几何原本》第7卷的主要内容在康熙年间已经传入,但在收入《数理精蕴》时作了较大删节。

[8]包括正方形、长方形、菱形、梯形、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正n边形、圆形、椭圆形、扇形等的面积公式和柱、锥、台、正方体、长方体、球、正四、六、八、十、十二、二十面体等多个几何体体积公式,其中正二十面体体积公式有误。

[9]由邓玉函(Jean Terrenz, 1576—1630年)译撰。

[10]《测量全义》中称为《圜书》。

[11]明安图的《割圆密率捷法》即为研究上述公式的重要成果。

[12]席泽宗先生在《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天文学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将17、18世纪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归纳为六个方面:(1)引入了欧洲古典的几何模型方法;(2)引入了明确的地圆概念;(3)《崇祯历书》的刊行;(4)望远镜的引入;(5)西方天文仪器的制造;(6)耶稣会士长期主持清朝的皇家天文机构。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其并为四个方面。席泽宗:《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天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237—238页。

[13]江晓原:《明清之际中国学者对西方宇宙模型之研究及态度》,江晓原、钮卫星:《天文西学东渐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页。

[14]《崇祯历书》在不少天文学问题讨论中一般分别列出基于托勒密、哥白尼和第谷三种宇宙模型的观测和计算方案,但对哥白尼之宇宙模型未有完整介绍。对地动说虽提及但未肯定,《西洋新法历书》中所载《新法历引》列歌白尼(哥白尼)为治历四大名家之一,《历法西传》中介绍了其著作《天体运行论》的各卷目录和一些观测结果。方以智所撰《物理小识》一书的正文和方中通之注文中亦提到地动(游动)之说,均较零散。故学界一般认为哥氏学说较系统之介绍始于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 1715—1774年)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之时。不过近来又有学者根据一些材料提出某些修正。如杨小明论文《哥白尼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的最早介绍》和石云理论文《〈天步真原〉与哥白尼天文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均提出哥白尼天文学说体系在17世纪的中国已有所传播。杨小明:《哥白尼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的最早介绍》,《中国科技史料》1999年第1期,第67—73页;石云理:《〈天步真原〉与哥白尼天文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1期,第83—91页。

[15]席泽宗:《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天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237页。

[16]江晓原对此有过详细考证,可参见江晓原的以下著作:江晓原博士学位论文《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8年博士论文;《明末耶稣会士所介绍之托勒密天文学》,《天文西学东渐集》,第317—329页;《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7]这一概念由江晓原在《天学真原》一书中率先使用,意在强调中国古代观测天象和制定历法等研究和实践活动在当时上层建筑、政治结构、社会文化中占有的特殊地位。近年来已获得学术界较为广泛的承认和使用。

[18]虽然清初中西历法之争颇为激烈,更在康熙初年引发历狱事件,但西法最终还是取得了主导地位。耶稣会士长期主持钦天监近200年。

[19]如《几何原本》的翻译和流传始于明末,清代前期则以广泛的研究会通为盛。先后有方中通的《几何约》(1661年),李子金的《几何易简集》(1679年),杜知耕的《数学》(1681年)、《几何论约》(1700年),王锡阐的《圜解》,梅文鼎的《勾股举隅》、《几何摘要》、《几何通解》、《几何补编》,梅文鼐的《几何类求》,庄亨阳的《几何原本举要》等一系列对《几何原本》进行研究的著作问世,不少学者还对几何原本中的大量定理和公式进行分析和证明。如王锡阐在《圜解》中讨论平面三角公式,梅文鼎用传统勾股方法证明《几何原本》中15个定理。

[20]谢和耐(Jacque Gernet)著,耿昇译:《中国与基督教》增补本(Chineet Christian-isme),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21]沈榷:《参远夷疏》,周駬方编校:《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第二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22]黄贞:《尊儒亟镜》,《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第三册,第150页。

[23]杨光先:《与许青屿侍御书》,《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第五册,第290页。

[24]林启陆《诛夷论略》称“此辈之擅入我大明即欲改移历法,此即变乱治统、觑图神器”。杨光先甚至提出“愚见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样的排外观点。林启陆《诛夷论略》,《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第三册,第197页。杨光先《日食天象验》,《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第五册,第328页。

[25]徐光启在为《勾股义》所作序言中称其之所以译撰此书,乃“西北治河,东南治水利,皆目前救时至计”。王徵在《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称:“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4页。邓玉函口授,王徵笔述:《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清光绪三年刻本。

[26]如顾炎武言:“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顾炎武:《亭林余集》,三朝纪事阙文序;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5页。

[27]以清代甚为流行的西学中源观点为例,撇开其种种复杂影响不论,至少从理论上被纳入中源的西学不再被贴上“非我族类”的标签了。

[28]席泽宗在论述17、18世纪西方天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时指出“即使是主张‘取西历之材质,归大统之型范’的王锡阐,也写了《五星行度解》这样纯粹讨论西法的著作”。由此可见当时西学影响之大。席泽宗:《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天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239页。

[29]李子金:《杜端甫数学钥序》;杜知耕《数学钥》,康熙式好堂刻本。

[30]王夫之:《思问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页。

[31]王的夷夏大防言论甚为激烈,他在《读通鉴论》中称:“天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上述论述源自于他对入关的“东夷”(满洲)的痛恨,而耶稣会士这些“西夷”在其眼中也是一丘之貉。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东晋哀帝三,卷4汉昭帝三。《重刊船山遗书》卷30,清刻本。

[32]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疑惑:“作为明清之际颇具开拓和创新意识的启蒙学者,王夫之对于像地圆说这类新异的西方科学知识,却难以理解和接受,甚至落后于同时代不少普通士人的识见,这无疑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这困惑并不难解。江晓原称其为“外行的批评”。指出了其关键所在。因为同样痛恨夷人的王锡阐,对于地圆说却很容易接受,两人之最大差别即为历算学之造诣高下。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江晓原:《明清之际中国学者对西方宇宙模型之研究及态度》,《天文西学东渐集》,第359页。

[33]《徐光启集》下册,第374—375页。

[34]王锡阐:《晓庵新法》,自序,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35]若无相当数量的西学知识传入并为中国学人了解,则中西会通亦无从谈起。

[36]对徐氏主张的真意所在,至今未有定论。单就融西入中的观点而论,徐光启涉及的范围较王锡阐大得多,他是将西方科学和天主教神学视为一个整体来谈会通与超胜的。相关具体讨论可参见《清初士人与西学》,第302—303页。

[37]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有载:“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其中“畴人”系指世代相传的天文历算家。后世则一般用于天文历算家的通称。

[3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3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40]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张荫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清华学报》第1卷(1924年)第1期;唐擘黄:《明末清初西来天算对于清代学术的影响》,《中山文化教育季刊》第3卷(1936年)第2期。

[41]李俨:《中算家之Pythagoras定理研究》,《学艺》第8卷(1926年)第2号。《对数之发明及其东来》,《科学》第12卷(1927年)第2、3、6期。《三角术及三角函数表之东来》,《科学》第12卷(1927年)第10期。《明清算家之割圆术研究》,《科学》第12卷(1927年)第11、12期,第13卷(1928年)1、2期。《明清之际西算输入中国年表》,《图书馆学季刊》第2卷(1927年)第1期。《中算家之级数论》,《科学》第13卷(1929年)第9、10期。《中算家之Pascal三角形研究》,《学艺》第9卷(1929年)第9号。

[42]这当然也与中国科技史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有很大关系。同时不少人文学科的研究学者对于传统历算之学也缺乏足够的知识基础加以深入理解。

[43]如钱宝琮先生主持完成《算经十书》的校点。

[44]江晓原对科技史中的内史与外史概念作了这样的表述:“内史主要研究某一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仪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年代问题……外史则侧重于研究该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该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45]要指出的是,当时不少国外学者也认为耶稣会士传播的科学知识是过时落后的,如著名荷兰汉学家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在为Galileo in China一书所写的评述中认为“作为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中介耶稣会士,不可能接受伽利略的日心理论,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当中国接受西方科学的时候,从原则上讲,它所接受的是过时形态的科学”。转引自博蓝德(Roger.A.Blondeau):耶稣会士和南怀仁向中国传入过时的科学吗?魏若望(JohnW.Witek.S.J)编:《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鲁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Jesuit Missionary,Scientist,Engineerand Diplomat),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而李约瑟在其主编的《中国科技史》中也有类似的看法。

[46]“帝国主义的帮凶走狗”等政治定性术语在当时的论文中亦时有出现。

[47]李约瑟问题的英文原文为:Why did modern science, the mathematization of hypotheses about Nature, with all its implications for advanced technology, take its meteoric rise only in the West at the time of Galileo? Why, between the first century B.C. and the fifteenth century A.D., Chinese civilization was muchmore efficient than occidental in applying human natural know ledge to practical needs?

[48]李约瑟此后撰写的《大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TheGreatTitration:Sci-enceandSocietyinEastandWest)等著作和一系列相关论文都是对此一难题从不同视角作出的解答。

[49]席文:为甚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Wh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Did not Take Placein China—or Didn'tit?)李国豪等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9—105页。

[50]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列举了中国传统社会阻碍现代科学产生的20多项因素。

[51]樊洪业的《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可视为这种褒扬看法的代表。该书对于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给予了高度评价,以“科学革命”誉之,同时着重于中国社会内部分析阻塞中国科学革命的文化屏障:夷夏之防、源流之辩、体用之分,并对之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2]山田庆儿:《近代科学的形成与东渐》,《科学史译丛》1984年第2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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