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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青年作家编辑部

出版社: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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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二零一四年第3期)

青年作家(二零一四年第3期)试读:

卷首语

虽然这样表达会显得不够中立,但我的确是怀着莫大的欣喜看到这一期内容作者的阵容的,无论是非虚构中的彼得·海斯勒访谈、马伯庸关于咖啡历史的精彩文章,绿妖那一篇令人触动至深的散文;还是虚构中的韩松落的小说,顾文艳、林培源等优秀年轻作家的力作,包括在视觉栏目中呈现的,南极。

相信它们的精彩不会让你失望。

写作者的孤独,类似南极漫长的极夜里,蛰伏等候下一季光明。

但与这种孤独相应的慰藉,类似于在漫长的时间过后,当个体生命的戏剧逐渐到了尾声,在所有演员都退场了的空白舞台上,写作者作为自己生命的导演,唯有他写过的文字,留存为这孤独生命的影子。成为没落贵妇的妆奁柜里那些珠宝首饰。韶华已定义了它们不再适合佩戴,但它们永远代表着她曾有的绝代风华,并以此传世。

三月是连最悲伤的诗人都眷恋的美好季节,愿你的生活春暖花开。《青年作家》执行主编

你想知道的

“我希望我的读者通过阅读我的作品,能够对我笔下的人物和地方有更多的了解。我希望得到一种共鸣,我不希望我的作品看起来那么的异类、可怕或是可悲。”

何伟访谈:局外人

采写、翻译/七堇年 刘思扬 图片提供/译文出版社他是全球著名的旅行观察者,也是获得许多文学殊荣的自由撰稿人。他对中国社会剖面的观察和描述,以一种未受干扰的寂静,清晰地呈现在他的文字中,被誉为“当今美国采访写作中国第一人”,他是美国人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他有一个在中国很常见的名字——何伟。何伟最新的短篇杂文合集《奇石》,是他过去十年内在中国和美国所写的散文或特稿(报道)的集萃。《奇石》中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在描写中国,正如他在其他访谈中解释其书名一样:“中国就像是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如此形容何伟的作品:“何伟的作品平静而充满自信,以绝妙的语调和姿态赋予他所描绘的时刻生命。他知道何时应该参与行动,何时应该等待事情发生。”2010年,何伟来到埃及,居住在开罗,学习阿拉伯语,参与当地的生活。他预告在2015年会再度回到中国,继续书写新的中国传奇。

问:你的新书《奇石》(Strange Stones)中的前言部分介绍,这本书是你最优秀作品的合集。你能谈谈这本书的主题吗?因为这本书的中文版很快就要发行了,能与我们说说你之所以选择将这些作品收入本书,都受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答:我决定出版这本书有两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虽然我曾创作过一些自认为比较优秀的作品,那些故事的描写题材也都是我非常关心的,但它们都仅仅发表于杂志上,从来没有以书的形式呈现。当为杂志写作时,你是无法完全控制编辑以及修改过程的。你可能会受到字数的限制——这很常见——或者杂志风格要求你做出一些并不愿做的改动。但是如果你写一本书,你就能对自己的写作有一个完全的掌控。所以,我希望挑选出我喜欢、曾经发表过的作品,把它们整合成一个我喜欢的形式进行出版。

另一个原因是我希望我书中出现的故事不仅仅跟中国有关。这本书中有些我非常喜欢的故事是写于我离开中国之后,比如《去西部》(Go West)这篇是写于我搬回美国之后,《唐医生》(Dr. Don),写的则是一个生活在科罗拉多州乡村的药剂师的故事。我希望大家对我的印象并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只写中国故事的作家。这也算是为我搬迁到埃及所做的准备。

问:1996年你是因为受“和平部队”的任务调遣,还是自愿向组织请求而来中国的呢?

答:是我向组织请求调遣来中国的,本来我并不应该向“和平部队”主动提出调遣要求的,但我还是这么做了。他们本想把我调去蒙古或是俄罗斯,我告诉他们我并不想去那些地方,我有来中国的充分理由。我都在那些国家旅行过,所以做这个决定是有理有据的。

来到中国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文化观念上,更是心智上的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是我来到中国之前就已经感觉到了的。加入“和平部队”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是一种对生理的挑战,比如你被派到一个非洲遥远的村落,你需要面对糟糕的食物和艰辛的生活条件。当你克服了这些艰难之后,它可能会成为生命宝贵的一课,但它并不是我所想要的。这些也许是跟我在念本科和研究生时的经历有关系,那时我是一名长跑运动员,常常需要承受多方面的生理考验。但对于加入“和平部队”,我希望被派遣去的国家有一种复杂精妙的语言、一段令人深思的文化历史的。我知道我永远可以在中国学习到新鲜有趣的事物。

问:最初,你是否有长期待在中国的准备呢?是什么促使你留在中国,并开始写关于中国的系列书的呢?

答:加入“和平部队”的时候,我预感到我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会在两年以上。因为我一旦决定做某件事情,会一直把它坚持到底,这也算是我性格的一面吧。并且,我一直也希望以一种相对有条不紊的节奏入驻、熟悉一个地方。我能感觉到,两年对于我来说太快了,并不能完全了解中国。当然,我那时也并不知道我将要干什么,包括对于《消失的江城》的写作计划。我大体上的规划是,学习中文,之后希望能在“和平部队”谋到一份记者的差事。但事情的变化太快了,在加入“和平部队”的六个月后,我的前任导师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给我写了一封长信,鼓励我写一本书讲述我在涪陵的日子。突然之间,关于《消失的江城》的写作计划便有了头绪。

我另外一个重要的决定是1999年初,在完成《消失的江城》的初稿之后返回北京所做的。原本我以为会在美国待上一段时间,但我那时非常想念中国,我觉得我不应该停止对汉语以及其他事物的学习,所以我决定回到中国。到那时,我才认识到这着实是一个长期的决定,我当时希望至少在中国待上五年,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将永远地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一直有预感,和我走进婚姻殿堂的人将是一个会说中文并且能在中国一起生活的人。甚至在我遇到我现在的妻子张彤禾(Leslie)之前,我就有这种强烈的预感,我是不会和一个与中国缺乏强烈纽带的人结婚的。

问:你在中国生活的这些年中,曾亲眼目睹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当下中国更是日新月异,你认为其中最为显著及意义深远的变化是什么呢?

答:毫无疑问是城镇化进程。一切都变了,他们与家庭、邻居、伴侣、孩子以及环境景观的关系都变了,他们的经济状况更是如此。当然,在西方社会也有过大量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历史,但从来没有这般迅速。

问:你的非虚构写作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

小说

写作呢?你有打算在将来尝试小说或是短篇作品的写作吗?

答:我对写小说并不感兴趣,大学时我念过虚构文学,并计划过写小说或短篇,但最终我走上了另一条路,并从没想过要回头。我从来没有任何想要继续像在大学时候写小说的念头。我认为,非虚构写作才是我应该做的。我喜欢写作,但我也喜欢学习新知,我喜欢与人交谈,观察他们,采访他们,尝试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以及想法。如果我开始了小说写作,就可能会失去实地调查的机会了。非虚构写作,它正是我要走的路。

问:你是否写了很多关于西方社会或是关于你自己国家的作品呢?比如以欧洲或是密苏里州为背景的故事?

答:当我在那些地方的时候,我会写。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有一些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是在我和妻子住在科罗拉多州那段时间里写的。将来,我也会写更多发生在美国的故事。但我和我的妻子张彤禾(Leslie)决定当我们和我们的家庭还年轻的时候,我们会一直住在发展中国家。我觉得,这个阶段的意义对于像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来说,比对于美国重大得多。我希望见证这段历程,并且记录下它。今后当我老了的时候,可能我才会写些美国故事吧。

问:可能有人会说,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与本国人相比,局外人的身份能够使你以一种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你同意这种观点吗?如果真有不同的角度,你觉得它们是怎样的呢?

答:就现在来说,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是一个局外人,因为我很少和与自己相像的人群相处。举个例子,我成长于一个密苏里州虔诚的天主教家庭,我的家庭并不富裕。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这两所高校均是培养精英的学府。之后,我加入了“和平部队”,在中国内陆一个狭小而贫穷的城镇做志愿者。之后我花了八年的时间生活在北京,那之后我又花了四年时间生活在一个仅有七百人的科罗拉多小镇。如今,我生活在社会革命阶段的埃及。我所有生活过的地方、亲身体验过的经历,都将赋予我一个独特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即使我回到美国,我也将以“半个外国人”的眼光看待我的国家。

问:你的妻子张彤禾(Leslie T. Chang)的作品《打工女孩— —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与你的写作风格非常相似,也是纪实文学。你们是否与对方交流分享观点和灵感呢?在写作方面,你们常常给予对方启发吗?

答:我遇见张彤禾(Leslie)的时候是1999年,当时我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的工作,我们是从2003年开始约会的。可以说,在那之后我们对彼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原因应该是我们能够理解彼此的作品。在两个人都年轻、都希望开始建立自己的事业的时候,发展感情是非常困难的,它缺乏保障且包含未知。与张彤禾(Leslie)在一起的时候,她能够理解要做一个事情需要花费和投入的是什么。如果我因为需要展开一个实地调查不能够陪伴在她身边,而且这项调查我可能需要再待上两天,她会理解我。对于她,我也同样地理解和支持。

我们一直都在谈论我们所做的项目,有什么想法都一起分享。但你知道,其中很多只是我们在维系关系,互娱互乐的。婚姻常常是无聊的,我认为。但如果两人的兴趣、情智水平相当,那将给生活增添极大的丰富性。

问:我们得知你曾计划与你的妻子在中东生活大概五年,能说说为什么选择中东吗?你有关于中东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吗?

答:我和我的妻子选择埃及是有原因的,埃及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写关于那座城市的书和故事,并且有杂志和出版商愿意让我们发表。埃及的语言不仅精妙,学习起来更是一种享受。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如今正经历着社会的巨变,是过去与当下的结合体,而这也是当代中国让我非常喜欢的一点。

过去两年我为许多杂志撰写了关于埃及的特稿,而且我想可能很快我将结集出书。我现在刚好身处于讲阿拉伯语的环境中,如此一来我也正在努力地学习更多东西。这是非常好的经历。我和张彤禾(Leslie)都非常高兴我们做出了来这里的决定。

问:在你的写作里,你似乎更喜欢描述一个事实而不是对事实去做判断。虽然每个读者都带着自己特有的角度和经历去解读一部作品,但你的写作方式不免让你的作品看起来更加中立一些。那么从主观的角度来说,你希望读者从你的作品里得到什么呢?

答:我希望我的读者通过阅读我的作品,能够对我笔下的人物和地方有更多的了解。我希望得到一种共鸣,我不希望我的作品看起来那么的异类、可怕或是可悲。我不希望人们读我的书后想,“中国人真奇怪”,或者“埃及人真可怜”。对于我来说,那样的读后感是一种失败。我相信人性深处总有许多地方是能够产生共鸣的,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很多时候让人们感受不到那种共鸣。所以,作为一个作家,我的职责就是通过写作帮助人们跨越那些隔阂。

毕竟,判断是非不是最重要的。我并没有尝试地去给出一个答案或提供一个解决方法。我的写作更加注重描述性,而不是指示性。我从来不希望告诉中国人或是埃及人他们应该如何去做,他们自己会知道。我的工作仅仅是描述我所看到的。

问:在经过这么多年对中国的写作之后,你是否认为你的作品逐渐肩负一种让西方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的责任呢?

答:许多作家都在尝试做这件事情,而我只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是西方讲述中国的作品比以前要好很多(在我看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中文,并且他们受过一定的写作训练,自然而然作品的质量也得到了提高。我非常自豪我是这群作家和记者中的一员。

问:你是从世界知名学府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毕业的,与此同时,你也旅行过不少地方。你是如何看待你的教育背景和旅行经历的呢?

答:对于能拥有这样的教育背景,我感到非常的幸运。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学生时代,我遇到了非常优秀的写作教授,他们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普林斯顿和牛津都是精英学府,但如果你希望写的内容是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你就应该离开那些像常春藤名校之类的这种地方。我在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意识到这点,在这样的地方呆六年足够了,接下来是时候把书本与现实相结合了。接下来,我应该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和真实世界的体验结合起来。于是,我加入了“和平部队”。我无法解释对于我来说当时做那个决定有多么的困难,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怀疑过自己,我知道我的选择让我逐渐远离了一个本可以很顺利的职业道路。但我知道,我的选择会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一个更好的人。到最后,知识与实践的结合是最为重要的。当我把我的学术背景和我在涪陵的深刻经历结合起来的时候,我的第一本书就此诞生了。

问:在最开始的时候你一定经历了许多困难的时刻,比如你也曾不断地被《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时代杂志》等这样资深的报纸杂志拒绝过。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他们请求你写稿件。你从那时的经历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感悟呢?对于也许当下正在经历你曾经所经历过的年轻一代的写作者来说,你有什么想要与他们分享呢?

答:我在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之前生活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小镇上,我的家庭并不富裕。我的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在对我的文化教育方面,他们有一定的优势。但我当时并不富有,在普林斯顿上学的时候,我甚至深感自己的贫穷。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个人会感到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给你举个例子吧,在美国的大学里,如果一个学生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他或者她应该努力在东海岸的知名报纸或杂志社拿到一份暑期实习。这份实习通常薪水微薄,而在像纽约和华盛顿那样的大城市,房租是非常昂贵的。所以,我的经济状况使我无法在那样的城市实习。大学期间的每个暑假,我都会回到密苏里州,与我的父母住在一起,并在本地找暑期工。对于我来说,那样的条件并不能给我带来任何的优势。也许就是因为我并没有一份华丽的简历,我在离开“和平部队”之后根本找不到一份工作。

一次,我在《滚石杂志》上读到了鲍勃·迪伦的一篇访谈,他讲到了他在明尼苏达州的成长经历。他说,“当你来自那种地方,一切都在与你较劲。”美国人对于种族话题和性别话题非常敏感,但对地域差异却不那么敏感。所谓地域差异,指的是生长美国内陆地区的人遇到了在西海岸或东海岸的精英人群后所产生的心理隔阂。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和来自中国内地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共鸣。我能明白那种感觉,当人们觉得你比他们更加“没文化”而实际上你只是对他们所处的世界并不熟悉的时候,那种陌生感使你感到尴尬和不堪。直至我大学毕业的许多年之后,我都是那么觉得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另一个世界而来的优势逐渐显现,我甚至都能从我的暑期工里体会到。暑期我回到密苏里州后,在当地的医院找到了工作,内容是为医院的研究项目采访病人。这样的宝贵经历教会了我如何与人沟通交谈。在大三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在密苏里州南部,密西西比河域附近的一个叫赛克斯顿(Sikeston)的小镇工作。我的主要工作是采访人们并写一个关于该城的报告,这是为了完成一个组织的长期调查。这个工作是写《消失的江城》之前的一次完美试水,虽然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密西西比河边的一个小镇和长江边上的一个古城的故事,并没有那么的不同。

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时,我感到愚昧和无知,因为当时我并不是任何精英团体的成员,也不知道在那样的人群中何去何从,但我知道的是如何跟普通美国人进行对话。我的高中是一个由各个肤色组成的公立高中,我认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同学,我也知道如何与他们进行沟通。那样的经历帮助了我,使我能够在中国与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交流。事实上,这种本领是大部分“普林斯顿”精英们没有的。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我想告诉来自中国内地的人们,你永远有这样一种不知名的优势,它会使你变得更加强大、更容易适应环境,也更加坚定不移。《寻路中国》豆瓣试阅读1.“和平部队”(Peace Corps):一个隶属于美国政府的志愿者组织,其服务传统是促进全球和平与友谊。小说陈先生突然觉得这好像不仅仅是圆形城的地轴,而是他一直以来想象中的那根支撑世界的地轴,整颗星球顺之旋转,毫无目的毫无意外毫无理由,守着不知从何而起的规律,绕出重复的历史,转过生存与死亡的无意义。——《圆形城》

细物

文/韩松落[红鞋]

杨小萱家里,有两双鞋是动不得的。

一双是她姥姥留下的绣花鞋,粉红色的底子,绣着精致的花样,藤缠蔓,蔓缠藤,藤蔓之间,隐藏着花与鸟,虽然已经有点变色,拿在手里,还是有种“不可能是真的”的那种艳异。那鞋子据说是她姥姥少女时代亲手做的,一辈子也只穿过一次,是出嫁那天。杨小萱的妈妈唯一的偶像,也就是会做绣花鞋的姥姥,她当年如何美貌,如何以小家碧玉的身份和闭门苦练出的女红成为东城壕第一美女,是杨小萱妈妈捏着绣花鞋时永恒的话题:“我,不及她的一百分之一,你,不及你姥姥一万分之一。”杨小萱很不耐烦:“一双绣花鞋。”她妈妈说:“你说什么?”杨小萱的幽默感从来没人理会。

另一双是她哥哥留下的。杨小萱原来是有哥哥的,1978年,她爸爸妈妈带着三岁的哥哥从他们工作的贵州的三线工厂返回西安,哥哥在火车站走丢,到现在也下落不明。她妈妈每每提起小哥哥,就陷入半昏迷状态,捏着小鞋子喃喃地说着:“我要是当时不拿那个搪瓷缸子去接开水……”突然又睁开眼睛,目光炯炯地盯着杨小萱:“怎么丢的不是你!”家里遇到搬家及墙缝漏水,她妈妈绝对少不了要说几句“要是你哥哥在就好了”。杨小萱也不恼:“妈妈,那时候如果已经有我,丢掉也好,不过,女孩子十分不容易丢掉。”“要是我哥哥在,全球气候肯定不会变暖。”她妈妈又说:“你说什么?”杨小萱的幽默感从来没人理会。

又不能跟姥姥比,更不可能跟哥哥比,这个家里两种性别的神,都遥不可及,杨小萱觉得自己不男不女,十分苦恼。她小时候渴望的是一双红鞋,红色的回力鞋,红色的凉鞋,班级里家境好点的女同学就穿着这样的鞋,但她脚上却始终拖着一双不十分合脚的、性别十分模糊的胶鞋,红鞋子的事,提都不敢提。

她是家里的隐形人,约等于空气。有一次和爸妈吵了嘴(印象中非常稀有的几次之一),她也向电视剧主人公学习夺门而出,出门的时候,还赌着点气,怕爸妈会找到自己,于是动了点小心思,没有跑下楼去,而是向上跑,一直跑到楼顶天台去,却到底也没有人来找她,她的一点心思全白费。

报考大学,她的目标是离家越远越好、专业越强悍越好,于是成为交通大学道桥专业的学生,大学毕业,顺理成章地进了施工单位,一年有大半年时间,挤在男人堆里,在荒山秃岭施工作业,心情倒非常好,站在戈壁滩上,看着落日渐渐消失,或者站在半空中看着桥梁吊装成功,根本不必特别觉得自己是男是女,确实心花怒放。好日子终于因为妈妈的电话结束,电话那头,妈妈又气急败坏又不耐烦地说:“你回来吧!回来吧!”潜台词分明是:“回来也没有用,要是你哥哥在就好了。”

她哥哥在也没有用。那一年海南又慢慢热起来,她爸爸当初的战友找上门来,说是三万块就可以在海南买一块地算作入股,由公司种植热带水果,从此以后年年有分红,十分诱人,他爸爸热心地在厂子里召集入股,居然召集到了十个人,筹到了买十六份地的钱,钱一旦交出去,三十五年的老战友立刻人间蒸发。她爸爸豪气干云地承诺由他还钱,一分不少,第二天却在浴室摔了一跤,从此半身不遂,躺在床上。

除掉自己家出的那一份钱,欠的钱是四十五万,那一年,一个效益稍好的单位的员工薪水,大约是一千二百块,黄瓜,即便春节也不过两块钱一斤,市中心最好的房子,大约是不到两千块一平方米。杨小萱按着计算器,眼前浮现出二十二万五千斤春节的黄瓜,以及将近四百个揣着当月薪水的工人。她丢下计算器,跑出门,和多年前一样,没有跑下楼,而是向上跑,一直跑到楼顶去,星星全都在天空,“哗”一下倾泻开来,和以前任何时候看到的都不一样,格外大,格外亮,也格外奇异,像从前那些古书中的乱世里的异象,河水里游着大鱼,天上坠着斗大的流星,挖土挖出刻着字的宝石,巷道里流传着诡异的童谣,也像一切决定命运的时刻所出现的那些异象,哭不出来,没有恐惧,眼前的一切都格外清晰,表情定格了,声音突然蒙上一层布,甚至连空气里的分子都“突突突”地迸着金星跳动着,杨小萱坐在水箱边上,被这么多异样的星星激动得头皮发麻。

第二天很快来了,快到不像是隔了十二个小时。她挨个儿去那些股东家拜访,一家家承诺还钱。众生众相,场面和那些煽情的杂志上写的完全不一样,有人面罩寒霜,有人连哭带骂,有人门都不给开,有人还算和气,甚至捧了茶出来,但话语间分明隔着一层,有人已经不抱任何希望,肯听她讲话也更像是自我安慰,也有人赔着小心,生怕不还他家的钱,或者还得太迟,小心翼翼一再表示:“利息我们就不要了,利息不要了。”

坐在那里,杨小萱尽力想着工地账目上的那些钱,动不动八百万、五千万、一个亿,她尽力想着那些钱,有那些钱衬着,眼前的这些钱似乎就变少了一点,她说话似乎就有了点底气,但一出门,大太阳亮晃晃地照,那些钱就连影子都没有了,她自嘲地想,即便不要利息,这个数字也十分庞大,如果靠她的薪水还债,需要四百个月,届时她已经是将近六十岁的老妪,天灾人祸的,只怕债主们没有这个信心。

她去单位请了长假,在街上看了半个月,在街口上盘了一间铺子,简单装修一下,一心一意地开始卖鞋子。那条街不算最繁华,好在,过了那条街的另一区是大学区,学生们要买东西,多半在这附近,鞋子卖得还算快。头几个月是赔了一点,杨小萱从没想到,一间巴掌大的店,一个月的电费都要300块,好在她很快缓过神来,三个月后渐渐开始有了收益。

开始一点点地还债。她把债主分了几拨,有了钱,先还给那些家里有病人的、有孩子上学的,宽裕点,再给别的一家家还。债确实是在减少,但似乎还是太慢了,太慢了,二十二万五千斤春节的黄瓜,消失得十分缓慢。杨小萱每次坐在鞋子中间,半夜三更地贴着标签,会突然被这二十二万五千斤黄瓜压得喘不过气来,房租,300块钱电费,教育附加费,污水处理费,和二十二万五千斤黄瓜比起来,简直不算什么,她胸口发闷,要大口大口地呼吸才能缓解一点,手里的活计,却一点也不敢停,回去太晚,没有公交车,可是要打车的。

有一天,妈妈神经兮兮地跑来,抖着声音说,有债主扬言,不快点还钱,要“先奸后杀”,妈妈六神无主地满屋子乱走着,喃喃地道 :“先奸后杀!先奸后杀!要是儿子在就好了。”杨小萱卖了一天的鞋子,十分疲倦,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挥挥手:“哥哥在,一样先奸后杀,你都不知道有种人叫同性恋!”妈妈疯癫癫地,满地兜着圈子,念叨着“先奸后杀”,杨小萱十分崩溃,有点疑心自从哥哥走丢了,妈妈其实就已经疯掉了。

债主里有一家,有个三十五岁还没结婚的儿子,国字脸,睫毛却特别长,眼睛湿漉漉,每次见到她上门,都喜滋滋地迎上来,搓着手:“先不急着还,先不急着还,先还别人的。”杨小萱从没想到,睫毛长的男人会这么龌龊,从前小学中学里,都有那种睫毛黑黑闪闪的男孩子,专注地看着你的时候,睫毛一闪一闪,似乎在人心上一下一下地撩着,十分动人,而眼前的这男人,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青葱水灵过呢?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是不是从前那些撩人的长睫毛的男孩子,最后都变成了一个见到女人就搓着手的猥琐男?真是不敢想。杨小萱每次都逃也似地丢下钱从他家跑出来,也不是要逃他,而是要逃过一些更强大、更可怕的东西。后来她当真不急着还他家的钱了,只是,这么一来,那些由他家匀出来的钱,感觉上更不洁了。

但她渐渐和债主们培养出一种奇异的感情,有时候她上门还钱,赶上他们吃饭,他们也热情地招呼她,她也不客气,偶尔也会坐下来吃一点,店里遇到麻烦,也找有门道的债主帮个忙,有时候去还钱,赶上他们心情好,还要推让一阵子,春节还常常把他们约齐了,一起吃个饭。只有一种时候,感觉非常怪异,就是那些人家来了客人,不明就里,还温和地问着“这是谁”的时候,双方顿时停顿了三秒钟,那三秒钟,杨小萱要在很久之后才能适应。

渐渐又染上个奇怪的嗜好,大约是成天惦记着钱,精神一紧张,就要按一按计算器,算一算手里的钱才能安心,渐渐对计算器上了瘾,见到精致点的计算器,就想要买下来,后来甚至是看到文具店,就要进去找计算器,手里慢慢攒下八九十个计算器,金的银的,铜的铁的,做成书本形状的、地球仪形状的、地雷形状的,卡通造型的、电脑造型的,模仿儿童发音的、成人发音的、带音乐的。如果不是对计算器有了兴趣,杨小萱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计算器可以有这么多的样貌,晚间回到家里,坐在床上,同时打开几个计算器,唱的说的,《铃儿响叮当》和《祝你生日快乐》同时响着,场面十分壮观。杨小萱坐在计算器中间,乐不可支,同时又觉得自己心理完全变态,更加乐不可支。

三年、五年、六年,慢慢能雇得起店员,又开始扩张店面,开了分店,二十二万五千斤黄瓜慢慢减少,她甚至买了一辆二手的客货两用车,又匀出钱来交了首付,买了一处新房子,把朝阳的那间给了躺在床上的爸爸和妈妈。妈妈满地兜圈子的时候少了,那句“要是你哥哥在就好了”渐渐不见了。有天,杨小萱听见她跟楼下的人说“还是女儿好”,口气酷似计划生育宣传员,杨小萱丢下计算器,跑出门,和多年来一样,没有跑下楼,而是向上跑,一直跑到楼顶去,楼比以前的高,从通道里探出头的那一刹那,满城都是灯火。

杨小萱记得非常清楚,全部债务还清楚那天,是2005年8月12日。她曾经无数次设想过这一天,设想过她的表现,大哭、大笑、脱掉衣服当街狂奔,全都想过了,但当真来了,她却十分平静,跟店员打了招呼,去最安静的宾馆开了一个房间,关掉手机,一直睡到第三天的早晨。

她在自己的货品里,挑出一双红鞋子,仔细地穿在脚上,钻进她那小小的客货车里,踩下油门,秋天的早晨,太阳湿漉漉的,打在车窗玻璃上,一点儿也不热。

她开着车向西,一直向西,当年她造的桥,应该还在。她要去看那些桥。[暗夜]

她刚走出法庭,就闻到了春天那种有点芬芳的空气,而且,是在黄昏那种悠扬的时刻,于是,她临时决定,在那里站一下,站在那里,她觉得自己成了全新的,有足够的勇气走向另外一种生活。就在那个时候,从对面街道上,走过来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人,他甚至没有用什么东西遮住自己的面孔,甚至没有做任何伪装,他直接走到她的面前,拿出一个瓶子,扬起手,向她泼出那些落地后“滋滋”作响、冒着青烟的液体。而她之所以安然无恙,全都因为,她身边的法警提前有所察觉,用力拉着她,躲开了那个人。

无论如何,她必须要离开这个城市。

这个凶险叵测,她只熟悉它的夜晚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她曾经做着一份不大名誉的工作,不止一次,她觉得自己正在变成吸血鬼,已经不适合在白天出现。光线,逐渐在成为一种负累、一种严重的警告,在光线里,她随时可能萎缩、成灰。但是那有什么,这份工作终于让她有了勇气去规划一下自己将来的生活,一部分钱可以用来上学,而且,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她那些单纯的同学应该会觉得她与众不同,她会沉默、微笑,但是显然曾经沧海,在需要的地方,她比他们有更多的智慧应付非常的事务。另外一部分钱可以用来买一个小房子,每间房子涂成一种颜色,连窗台上摆什么花,她也想好了,那应该是一盆海棠,是开着细碎的深红花朵的那种。她对将来如此有把握,连遗忘过去也有把握。但是她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她会成为一件凶案的证人,被杀死的人,是和她在一起工作的姐妹,而凶手是她那死于非命的姐妹写在电话号码本和日记里的一个达官贵人。她们,全都认识他,无数次地看到他出入那个死去的女孩子的屋子。

他们要她出庭作证,她拒绝了,她不断为那个女孩子哭泣,但是依然拒绝。直到有一天,他们给她看她的小姐妹留下的一个清单。在过去的三年里,这个死于非命的女孩子,为自己虚设出了一套房子,每熬过一个晚上或者一周、一个月,她就让这个房子变大一点,并为这个属于她的房子添置一两件东西,连放在床头的毛毛熊也没有拉下。熊是什么颜色的?棕色的。还有,眼珠子要缝得结实一点,以免小孩子把那眼珠子抠下来,吃到肚子里去,那对于孩子来讲,实在太过危险。她看着这个清单,犹如灵魂出壳,看自己犹如看别人,她似乎成了那个死去的女子,站在空中的某个地方,抱着一只棕色的毛毛熊,等待着某种机遇。她为这只买给那还不存在的孩子的不存在的毛毛熊而站在了法庭上。

她必须离开这个城市,到哪里去?那应该是一个已经在变化中但却依然有着某种安稳的城市,还有,那里要有足够多的人口,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足够把她藏起来。那是哪里?兰州。在兰州,她认识了他。

她并不是用通常的手段认识他的。

那也许可以算是一个圈套。

到兰州的前一个月,她小心翼翼地认识这个城市,它的街道、夜晚,和那些在夜晚出没的人。随后,她开始出现在一个网吧,每天,从早晨十点,到凌晨两点,在这个网吧上网,每天如此,大概每三天左右,她就可以看见他出现,有时是早晨,有时是下午,有时是晚上。他专注于某种游戏,一种被称做CS的游戏,网吧里所有的人,都在玩这个游戏,有些人,就此成了朋友。三个月时间,对这个游戏,他从陌生变为熟练,和周围那些同样在打这个游戏的人,也逐渐熟悉起来,但是,他和他们,显然有隔膜,这种隔膜从何而来,她要在很久以后才会知道。

那个网吧,有六十台机子,如果每天最少有五个人使用一台机子,那么,每天就有三百个人来过这里,十天,就是三千人,三个月,就是两万七千人,就算把重复出现的人算到一半那么多,仍然有一万三千五百人。就是说,三个月时间,有一万三千五百个不同的人曾经在她面前出现过,而他,是这一万三千五百个人中间最美的一个。

对她而言,他是一万三千五百个男人合成的。

她从没有见过那样美的一张脸,和那样一个身体,她经常在他身后的一个位置,打量着他胳膊上一条肌肉的紧张和放松,或者无意识的回头,她的鉴赏力绝不应该被怀疑。而且,他不只是美,不只是相貌接近完美,他还美在,他异常纯朴,他从不像别的男人那样,大喝小叫,也从不对服务人员指手画脚,从不,他说话的时候,总在淡淡地笑。三个月时间,她无数次看见他淡淡地笑,她确定了自己的爱。她决定要认识他。

有一天,六月的一天,她走向他,努力地使自己的语气自然,是的,她自然到连自己都吃惊,她走到他身边,说:你好像很久没有来了啊,干什么去了呢?他先是被她的自然所催眠,他摘下耳机,说:是啊,很久没有来了。随后他就意识到,他也许从未和这个女子有过交会,因此一个错愕的表情即将来到。她对此早有准备,她说,你忘记了?有一次我们等机子,在那里,曾经聊过的。他于是向她道歉,说,她的确非常面熟,但是他真是记性不好。她于是说,那你的电话号码呢?可以说吗?可以啊。他笑了。

她努力克制自己,过了很多天,才打通他的电话,约他出来。去一个生意不大好的酒吧,在那样的地方,他们可以专心地说话。

在约定的地点,她看到了穿着西装的他,站在黄昏的路口。随即他就告诉她,他并不喜欢穿西装,他喜欢穿宽松的衣服。显然,他是为了见她,穿上了这身令他觉得拘束的衣服。

在酒吧里,他告诉她,他多大岁数,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上的中学,他最好的朋友是谁,他的主任是多么刻薄可恨,他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他似乎要把遇见她之前的一切铺陈交代清楚。他说,他的妈妈只拿着很少的退休金,而他的兄长,常年生病,所以,这个家的重担,全在他身上。他非常非常需要帮助,而现在,有人愿意帮助他,帮他做点什么,让这个家能够从此从容一点。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表情非常犹疑,似乎那并不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

他们就这样开始来往。他从来不问她,从哪里来,靠什么生活,为什么不工作,怎么一个人租着这么大的房子,似乎她出现在他面前再自然不过。

有时候去看一场电影。

有时候把甘南路走一遍,数一下这条路上有多少家酒吧。多少家?到2002年7月22日那天,是59家。

夏天的一个中午,他下了班,来到她这里,看着电视,他很累,就在沙发上睡着,整个下午,外面都在下雨,黄昏的时候,天晴了,天空是夏天雨后的那种灿烂。他骑着车,带着她,在南关什字,找一家店,他说那里有很好吃的杂酱面。

她穿着一件白衬衣,在她知道他要骑车带她去的时候,特意换的衬衣,这使她看起来像个中学生。有多少年没被男孩子骑车带过了?也许十年,也许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过。

有的时候,就是坐在她家里,听一首歌,或者看一段电影,她坐在阳台上,偶然偷看他一眼,满心都是欢喜。

终于有一天,他说,要带她去他家里。

他带她到了家里。他有一个过于狭小但却整洁清爽的家,所有的被单和窗帘都是浅淡的颜色,白色,米色,淡淡的苹果绿色,必须是非常非常眷恋生活的人,才会敢于使用这样的颜色的用具,才会不辞劳苦地清洗、整理、更换,让这些容易显得脏污的颜色保持本来面目。而他就有那样一个清爽、整洁的但却狭小的家。窗户统统敞开着,向着天空敞开,可以看见外边淡蓝的天空,窗帘被大风吹得高高扬起,桌子上有一叠白纸,一支笔压在上面,而窗台上,正有那样一盆她喜欢的花,一盆深红色的海棠。眼前的一切是她万分喜爱的,甚至让她开始喜爱自己。

他给她看他家的一切,他的照片,学生时代的纪念册,他母亲的卧室,而他经常穿在身上的那件蓝色的短袖衬衣,现在就挂在阳台上,散发着刚被清洗过的衣服在阳光里的味道,被风吹得歪歪斜斜。她简直心花怒放,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敢相信她就这样容易地走进了一个现成的、充满生活味道的家。直到她看见了那只高压锅。

他似乎把他生活中的一切都介绍完了,似乎为自己的滔滔不绝有点不好意思,他抓抓头发,想要找点别的什么给她看、给她讲。于是,他带她到厨房,指着那只高压锅给她看。他说,那是他妈妈有天上街买菜的时候,用买菜的钱买了彩票,中奖得来的,他妈妈为此高兴了很多天,直到过年的时候,才拿出这只锅,开始使用。

她站在那只锅面前,仿佛被定住了,他和她生活里的一切,此刻就在这只高压锅里,被蒸煮、翻滚,却决不可能相容、渗透,只会急剧膨胀,难以被容纳,最终冲破这只看似坚不可摧的锅。《白蛇传》里的法海,用来镇压妖精的,也许根本不是什么法器,也许就是这样一只高压锅。

她忽然转身向他笑了一下,拉开门就走出去。等到他反应过来,都只听到她下楼的声音。

她没有再去找他,那只他妈妈中奖的高压锅,始终等在某个地方,催促她显出原形。直到秋天过去,冬天过去,春节过去,直到春天再来,她才决定去找到他,决定向他坦白她过去的一切经历,说完就走,绝对不给自己留下一点奢望、一点期待,也许,这种决绝里面,还是含有某种奢望、某种期待,只是她自己不敢承认。她去了。

再过上二十年,她也会记得那天的天气。三月,在兰州这个地方,已经足够温暖,榆树爆出了满树紫红色的芽点,一种水红色的杏花总是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某个街道中心的公园里,稍微空旷一点的地方,就有孩子在放风筝,他们在黄昏的光线里大声叫喊,把自己跑得气喘吁吁,那些叫喊,被春天的空气腐蚀得残缺不全,听也听不清,却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在里面。她走在那样的空气里,慢慢觉得自己有了勇气,仿佛传说里的女鬼被渡了一口生人气。

在他家的路口,她看见了他,他正站在那里,似乎在等人。她也站住了,她在想,他是在等谁呢?要不了多久,她就看到了。

一辆血红的跑车完全不顾任何规则,逆向行驶而来,而且,是在自行车道上,车身在黄昏的光线里,闪着诡异的光,那血红的颜色,和它明目张胆的昂贵,使得它和周围颜色黯淡的街道全不协调,仿佛它是从一个完全不真实的梦境中走出。血红色的车走到他的面前,停下,一个男人摇下窗户,向他说话,他似乎犹豫着,而那个男人已经在催促了,他打开车门,矮下身子,非常熟练地坐在后排的座位上。他消失了,消失在红色的车里。

很快,那辆车也离开了。依然是逆向行驶,根本无所顾忌,并最终消失在黄昏漫湮的光线里。

她站在路边,慢慢地觉得自己浑身冰凉。

她知道那是一辆什么车,也知道那是属于谁的车,而且,也知道那辆车的男主人,有些什么嗜好,而那个男人,有足够的力量满足自己的嗜好。在这个城市不过一年,她已经知道了这些,她从来都有一种和黑暗深处的力量接通的本领。

似乎是突如其来的高烧袭击了她,她开始抱起双臂,没完没了地颤抖。在周围的人开始觉出她的异样之前,在把她当做一个烟鬼、癫痫病患者之前,她开始尝试挪动步子,并终于能够走开。她的悲痛只是她自己的事情,悲痛一旦为别人所知,就会走样,看起来就会像是烟瘾或者癫痫,令人避之不及,痛苦就是这样让人走样、沦落、万劫不复。

所有和她一样的人,不论男女,一生下来,就被摆在了橱窗里,等待出售、被使用,等待毁灭,每长一缕肌肉、一颗牙齿,每度过一个冬天,都只是向着更好地被售出而已,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价格。所有的他或者她,一生下来,就有一个或者很多买主等在某个地方,等在红色的车里,或者汹涌而至的夜色里,面目不清,但却强悍、果断、毋庸置疑。

她抱着双臂走在街上,路灯似乎突然亮了起来,并向着她刷地倾斜过来。黑色的街上,浮动着种种颜色,金黄,鲜红,碧绿,幽蓝,并不断变幻。她每一步都是走在灯光闪烁的梦境里。醒也醒不来,睡也睡不安稳。走着走着,就再也不想走了。

圆形城

文/顾文艳

坐上开往圆形城的火车的时候,陈先生没有想任何事。

他没想工作,没想身后越来越远的那座此前从未离开过的城,没想昨天的梦,甚至没去想汤诗怡;好像有一张满是皱痕的深蓝复写纸紧紧贴上了他的大脑厚层,不仅没有把新的文字复写,反而稀释了之前脑中一闪而过或是萦绕不离的念头,只留得一片失忆般的空白。

他安静地坐,空洞地望着对面肮脏的空座位,没有想起自己也正坐在这样的靠垫上。火车开动后大约十分钟,他终于缓过神来,第一个注意到这令人作呕的座位靠垫,猛地站起身,环顾四周发现其他乘客都坐得好好的,才试图忘记这恶心感觉般地深呼吸一口,重新坐下。

他的大脑终于重新运作起来,感官也灵敏起来。他抖了抖腿,斜眼看到那个方形的贴在脚边的行李箱还有上面系挂着的深红色圆形挂件。那是汤诗怡送给他的。记忆突然完完整整地回来了,他似乎也又成了他自己。他要去圆形城——他要去那里找汤诗怡。“咳哼”一声轻咳,一名身穿黑色破旧制服的中年女乘务员皱着眉站在他旁边。他仰头一看,目光正好撞上她无精打采的眼睑。他赶紧摸了摸贴身裤袋,从西装裤里抽出一张没有一丝皱痕的浅红色火车票,递给她。“圆形城是终点站。”女乘务员冷漠地说,眉头却越拧越紧,“车只开到城外,走进去还要几公里。”

陈先生对她点点头。“请问大概要开多久?”“十三个钟头。”“谢谢。”

陈先生重新低下头,微微屈身打开脚边的行李箱,抽出一个黑色公文包放到车窗旁。窗外的天刚开始亮,晚秋的晨光柔软地浸满渐渐凋零的树木,懒散地打在窗口,再被车速和时光湮没。现在是早晨八点,十三个钟头以后是晚上九点,走几公里大约要一个钟头,那么真正到圆形城的时候应该正好是午夜。他一边想着一边倾斜身子,把头倚靠在公文包上,看了一眼窗上厚厚的灰层,闭上眼,沉沉地睡去。

火车停了好几次,陈先生也醒了好多次。这沿途的城市还真不少。陈先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真实的城市闪影。那一个个大同小异的火车站头上竟满是些从来只在他耳边停留过的名字。现在亲眼瞥见了这些新闻上的或是史书记载过的城,他却只觉得自己好像依然身处那座自己的城市——好像这些只不过是自己家乡的一部分归属地。

恍恍惚惚吃了一个在第一站买的土司奶油面包,喝了一瓶果汁,再闷头睡了一会儿。陈先生觉得扰人的清醒感刹那间涌至额头,顿时无法再入眠。他甩甩头,看了看表。下午三点了。他抬起头,准备翻几本档案看,却一眼看见原本对面空位上坐着一个年纪偏大的男人,正饶有兴致地看着自己。那个男人四五十岁,头上戴的一顶灰色绒毛帽盖住了头发。他穿着露出棉絮的棉皮大衣,整个一副过时的冬天装扮。相比之下,西装革履的陈先生显得单薄而体面;与此同时,陈先生也感到一阵凉意从心头绽露开来,不由得觳觫一震。“去圆形城?”男人先开口了,省略了主语的问句显得很淡然。他的声音很平,听上去没有半点口音,完全无法判断他来自哪个区域。“嗯。”陈先生点头,忍不住环视了一下车厢。原本几乎满位的车厢现在已经差不多没有乘客了,这也显得这个突然坐到他对面的男人更加可疑。

男人诡异地笑了一下,露出整齐的牙齿,“你要去那里——做什么?”

陈先生沉默了一会儿,再打量了一下这个男人,才缓缓开口。“找一个人。”“你从没去过那儿吧。”“从没去过。”“你要找的人为什么会在那里?”

陈先生有点诧异,他没有遇到过这么喜欢打听陌生人事情的人。

陌生男人好像猜到了他在想什么,连忙说:“我不是打听你的事,只是这么长的火车这么远的路,你和我也就只碰头一次。”

陈先生想了想似乎觉得有道理,问道:“您经常出门吧?”“没错。”男人笑了笑,“你不常出门吧?”

陈先生也勉强地笑了笑。“我刚考上公务员没多久,没什么出差机会。”“即使有,也不会去圆形城吧。”男人带些讽刺地说。“不会,因为那是自治城,没什么公务可做。”“又有多少人去过呢?”男人哼哼地说,语气愈发玩味,突然又话锋一转,又问了一遍之前的问题,“那么你要找的人,又为什么去那?”“我不知道。”陈先生低下头,看了看箱子上深红的圆形挂件,“但我知道她在那。”“你必须找到那个人?”“是,我必须找到她——我的未婚妻。”陈先生放低声音说。“她去了多久?”“三个月了。今天原本是婚礼。”“你们现在没有联系吧?”“没有。”陈先生听到自己叹息一声。三个月前的一天早晨,汤诗怡消失了。毫无预兆,毫无理由。消失前几天,他们刚得到她怀孕数周的消息,便立即定下婚礼日期,却没等到喜结良缘的今天。“你怎么知道她在那?”“她一直想去。她学政治,毕业论文就是圆形城的政体。她一直想自己去探个究竟,但从没机会去。”陈先生的喉咙有点发涩,语气不再平稳。汤诗怡经常会对着一堆图书馆仅有的关于圆形城的文献滔滔不绝。滔滔不绝的内容他从来没有认真关心过,但他知道她憎恨圆形城的体系,将它称之为独裁,写过很多文章呼吁干涉圆形城的体制。他不了解圆形城,也从没关心过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世界,却没想到这个早已被大多数世人放弃的孤城竟突然扭转了他的生活轨迹。“还有,她走前送给我这个圆形挂饰。”陈先生把行李箱抬起来,给他的谈话人看那个深红色的圆形挂饰。

男人眯起眼睛,仔细地看着玻璃做得剔透的挂件:“这是一个暗示?”

陈先生摇摇头。“我不知道。我必须找到她。”

说着,他又垂下头,有点疲倦地注视着自己黑皮鞋上不知从哪里来的泥垢。注视了许久后抬起头,看到那男人脸上不变的玩味。“那你——为什么去那儿?”男人挑了挑眉,露出灿烂的笑容。“我不去那儿,我在这里下车。”他用没有任何起伏的音调说,站起身,垫了垫灰色绒毛,最后沉沉地看了陈先生一眼,“那只不过是一座城。”

火车正好慢慢地停了下来,陈先生困惑地抬头看走到车门口的男人。“你也只不过是一个人。”

说完这句,车门就开了。他转过身,走下火车,消失在午后愈趋寒冷的金色阳光里。

火车经过最后一个隧道,震耳的汽笛和刺眼的光照唤醒了长长车厢里的空荡。陈先生迷糊着坐起来,前一个男人的最后一句话梦魇般随着笛鸣错落在他心头。他一看表,已经晚上了,看来快到站了。果然,过了几分钟,火车就开始降速,直至停稳。他清理了一下沾上灰尘的公文包,塞回箱子里,深呼一口气,起身离开座位下车。

这几乎不能算是一个站头。除了头顶有一个很小的塑胶棚子和一张在黑暗中显得格外细小的长椅以外,什么都没有。火车停了几分钟以后就熄灯了。陈先生站在塑胶棚底下,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弱小。他那笔挺的黑色西装被埋进了弥漫恐惧的黑暗,夜色里似乎只有他的眼睛在抗拒外界残忍的萧索,抗拒内心不断扩大的绝望。他想起女乘务员的话,下车后还要再走几公里才能到圆形城。

走几公里是没问题,可是要往哪个方向?

一阵冷风吹过,陈先生打了个寒战,立即意识到自己必须快点找到圆形城,否则很快就会因寒冷和饥饿而无法继续前行。他大着胆子往火车后端似乎还有些微光的方向大步走,然后喜出望外地发现那微光似乎越来越亮了。他快速地跑了起来,离那光源越来越近,他才发现那光也正在缓缓地向前移动着。他大声喘气,一面拖动着冰凉的双腿向前奔。终于,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个人影,听到诸如普通推车般的轮子声。他再走近了一点,便清楚地看到一个一手提着手电筒一手推着一辆四轮推车的男人。那个男人的脸庞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很苍老,仔细看也的确是上了年纪,约摸七十岁。

推车人也注意到了陈先生。他匆匆地停下车,猛地转身,手电光直直地照在陈先生脸上,陈先生连忙用手挡住突如其来的伤眼的光线,叫了一声。“你是谁?”推车人厉声问。“对,对不起。”陈先生还没缓过气来“,我,我是要去圆形城,您,知道,要怎么,走,吗?”

推车人的脸藏在黑暗里,看不清他的表情。整个漆黑的世界里似乎只有陈先生一个人的喘息声——他突然感到自己比之前刚下车时更孤单了。“你跟着我走吧。我要去把这些货送到城里。”推车人迟疑了很久才回答,然后就打着电筒继续推车往前走。“谢谢。”陈先生立即跟上,稍稍松了口气。这时他才看清推车人手中货车上的一个个密封的罐子,层层叠叠摆满了整个推车。“我帮您一起推吧。”陈先生出于感激,还有遇见另一个人的幸运感,热心地说。

推车人斜眼看了看他,放松了警惕,让开一只胳膊给他,两人就一起一人一手地推起货车来。“你不是圆形城的人。”推车人一边走一面断言道。“您——怎么知道?”“很少有圆形城人出城。”他简约地说,“更少有人回来。”

陈先生的手抽搐了一下。这么看来汤诗怡一直所念叨的圆形城黑暗独裁是真的。可是既然这样,那她为什么要在那里呆那么久?“您也不是圆形城的人?”陈先生反问。“我送了三十年的货给他们。”推车人的语气有点僵硬,“但从没进过城。”“啊?”陈先生惊讶地说了一句,看对方没什么反应,似乎是觉得自己的惊讶有些愚蠢,便立即收住诧异的语气,问道,“为什么不进去看看?”

推车人的眼睛转向陈先生,手电跟着车子摇曳的光芒散进他的眼里。“我怕进去以后没法出来。”“为什么?”陈先生的恐惧和好奇心一起涌上心头。

推车人突然停下来。“你一点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座城?”他的声音比之前更清晰了。“我——”陈先生多想说自己的故事,却又一下子发不出声来。“这不是城市。”推车人压低了逐渐清亮的声音,“这是一座监狱。”

曾经有一个哲学家发明了一种监狱,在监狱的中央是高出其他所有牢房楼层的通天塔,最上端有一个狭窄的狱卒房,里面只有一个狱卒监视。其他所有牢房围着狱卒塔,呈圆形。一个狱卒在最高处监视所有囚犯,囚犯虽然看不见狱卒是否在看自己,却因为看不清高处的狱卒而时时担心自己被监视。由一个狱卒管理整座囹圄的体制实现了控制罪犯狱中行为的最优化。

圆形城是根据圆形监狱模板建筑的城市,由城市最中心的通天塔和里面的全方位监控机械设备加上一个代表法律的有着统治者头衔的人组成看不清的权力拥有者,支配着城里的每一个人。

推车人解释完圆形城,两人也走到了城门口。只见两个穿着暗黄色制服的城门把守正笔挺地站在昏弱的灯光下,午夜的钟声丝毫没有在他们脸上留下疲倦的痕迹。灯光照出了一圈弧形城门,弧形两端无止尽地延伸到黑暗里,拼组着圆周的千万分之一。陈先生抬头看了看寥无星辰的夜空,竟隐约看到了一个香草色的塔尖。他忍不住打了个哆嗦,裹紧西装外衣,似乎看到了一双正死死盯着他的眼睛。“你确定要进去?”推车人最后停下来,一眼就看出陈先生不加掩饰的恐惧。

陈先生犹豫了一下,想到汤诗怡,又想到他们的孩子。她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去圆形城?陈先生的面部开始发颤,她明知道这是监狱城为什么要带着孩子一起去?难道她要让孩子出生在这样一座监狱?

想到这里,陈先生握紧了拳头,点点头。他没什么勇气,只是一个刚就职的小公务员,也向来安于天命,但他知道自己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在这样的城市。

推车人脸上露出了类似火车上的男人一般诡谲的笑容。“那么,再见了。”

他把货推到把守面前,一个把守抓住车的后部,另一个把守从身上抽出一把激光电筒,在货物上照了一番,然后打开另一头,是一个鲜红的印章。推车人从身上拿出一张皱皱的纸,递上去,得到了印纹。

接着,他把纸收好,默默地转身离开。

陈先生倒抽一口气,下定决心,做贼似地向前走,小心翼翼地走到两个把守前。他们依然笔挺地站着,货物推车稳稳地立在身后。他们没有看陈先生。

他试探性地慢慢走到把守中间,他们依然没有反应;他继续向前迈步,走的时候他看到两边的几柱红外线瞬间闪在自己身上,好像是印上了被检测完毕的符号。他有点害怕,忍不住小跑起来,一口气跑进了城里。跑着跑着,灯光渐明渐亮,他感到自己脚下的地面也从坑洼不齐的石子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地。

停下来的时候,眼前正是一个不起眼的两层楼的古式小旅店,有些破旧却还干净的门匾上写着“旅馆”。还好,看来圆形城在经济上不算落后,至少还懂得为刚入城的人在城门口建旅馆。陈先生松了口气,有些冻僵了的腿终于恢复了知觉。他大步走进了这家旅社。

陈先生没去过什么地方,也自然没有住过酒店。但这家旅馆的大厅与电视上看到过的旅馆大厅差不多。略显狭小的大厅正中间是前台,一张木制柜台后坐着一个身材消瘦、有些懒散的女人,正在打瞌睡。前台边上就是楼梯口,旁边还放着一张小小的、灰白色的沙发。整个第一层唯一的灯光来源就是门口那盏随风而动、还“嘎吱嘎吱”响的吊灯。“您好——” 陈先生走到前台对酣睡着的女人说,走近后看到眼前那女人的脸事实上非常年轻,只是眼袋沉重显得异常苍老,他再仔细一看,这分明就是一个普通的二十岁以下的少女。虽然有些不好意思吵醒她,但是他的双腿早已仿若铅重,双臂因过于疲倦而无力地耷拉着,手中的行李箱直线式重重地落在木制地板上。

少女被这落地声突然惊醒,猛地抬起头,两只大而无神的眼睛惊恐地看着陈先生。陈先生感到自己好像也被这种突如其来的恐惧和惊慌震住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一言不发。

过了好一会儿,少女才缓过神来,瞳孔里的恐惧被轻轻闭合一次的眼帘润湿,再张开时眼里已经没有什么被惊吓的痕迹,只剩一丝难以察觉的仿佛与生俱来的忧郁。

她站起来,挤出一个不情愿的笑容,开口说了几句话,陈先生却一句都没听懂。一开始他以为自己由于黑夜和疲倦反应力下降,语言能力也随之变差,于是反问了一句。少女这次连续说了很长的几句话,但他还是什么都没听懂。少女似乎首先意识到他听不懂她的话,聪慧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笔一张纸,用极快的速度在上面画了一个月亮几颗星星和一个裹被子睡觉的人,再在旁边写了几个数字,1,2,3,省略号,加一个问号。陈先生反应过来她是在问他住几晚。就今晚吧。他用手指在1上面点了一下。少女点点头,从抽屉里翻找出一把钥匙递给他,示意他楼梯口方向。

陈先生愣了一愣,刚想问钱的事就想起自己现在说什么她也听不懂。她说的应该是一种方言吧——可是这方言与他家乡的方言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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