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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秀娟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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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闭塞误商机

信息闭塞误商机试读:

前言

随着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发展,信息从四面八方涌入农村,农民被泛滥的信息所包围,信息给农民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拥有信息就拥有财富,拥有信息就占据优势,信息是一柄双刃剑:真实的信息可以帮助农民开创事业、实现致富,虚假的信息会使农民遭受损失。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政府应该对信息进行整合,过滤虚假信息,识别错误信息,向农民发布准确完整的信息;另一方面,就农民而言,身处学习型社会,也应该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培养识别和收集有效信息的敏感性,以适应日益发展的信息社会。

农民应该如何辨识这些信息,从中寻找开创自己事业的良机?本册书主要选编了35个案例,并进行了点评。案例从正反两个方面向大家展示了:信息闭塞给企业、个人带来的沉重损失和教训;而谨慎分析市场信息的人,如何白手起家,成了一步步走向辉煌的创业典范。希望借此给读者朋友一些启发和收获。

在此向本书所选编的35个案例的作者表示衷心的谢意!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之创作时间仓促,书中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编者2008年5月6日

信息闭塞致富心切 传销变脸祸害西部农民

2006年7月10日随着各级政府对非法传销打击力度加大,一些非法传销机构开始改头换面、频频“变脸”,将黑手伸向了西部农村。当许多致富心切且又信息闭塞的贫困农民遭遇诸如“人际网络”“入户网卡”之类新名词时,往往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祸及家人邻里。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贫困农妇丁雪梅一人拖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艰难过活,两间破土房的家已是一贫如洗,而丈夫康伏海一年多前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一头耕牛,拿钱去了广西后就再没回来。

丁雪梅说,叔叔在广西一家叫做深圳什么公司的大型“人际网络集团”里做生意,一个月可以挣五六万元,丈夫是在他那里做事。

同村村民丁玉忠曾与康伏海在广西共事。去年8月,他费尽周折从这家“公司”逃回来。个头将近1.8米的他体重只剩下不到45千克,瘦得连他自己的父母都认不出来。当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丁雪梅,并称这家“公司”其实是非法传销组织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丁雪梅却振振有词地向记者解释说:“我老公他们搞的不是传销,是现在最流行的网络公司。电视上不是也在说21世纪是网络经济时代吗?”“人际网络”这个新名词让她心底踏实:“我老公才去了一年多,听他讲现在还只是投入阶段,等人际网络全部建立起来后,就会几万倍地赚回来呢!”(选自新浪网2006年7月10日)点评:偏远地区的农民,因为长期的信息闭塞身陷贫困。可是,在信息时代,更重要的已经不是让他们去接触信息,而是教给他们如何去选择信息。初接触海量的信息之后,他们对一些新名词盲目崇拜和相信,如“人际网络”之类在他们眼中好像是雾里看花,很容易轻信。非法传销组织便利用农民的盲目信任心理设计出用“高科技”新名词包装的种种骗局。有的非法传销组织还打出“扶贫济困”幌子诱骗农民上当。因此对于偏远地区的政府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不是将偏远地区联入网络就完成了任务,而是必须加大农村地区的基础培训,使农民在现代社会的海量信息前面,可以进行正确的选择,这一点尤其重要。

信息闭塞导致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

2007年,在各地猪肉价格飞涨的同时,海南香蕉价格却持续暴跌。人民日报记者在徐闻县龙塘镇香蕉交易市场了解到,目前最好的香蕉每千克仅售0.4元。差一点的,每500克价格只能卖上3分钱。而去年同期的香蕉甚至卖到了一千克3.2元,今年3月20日之前也曾卖到了每千克3元。有的蕉农把成熟的香蕉当成猪料喂猪。有的蕉农干脆让成熟的香蕉烂在蕉园里,这样可少赔收获后上市的工钱。

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香蕉价下跌,其暴露出来的风险化解机制的缺位,都使得农民自己不得不无奈地承担全部损失,这必然会损害到相关农产品价格的供应平衡,进而给公众利益带来伤害。猪肉今年大幅涨价,源于去年许多地方养猪农户大面积亏损,由于没有一种机制来分担风险,所有的风险都由农民自己承担,许多人不敢再继续养猪,这导致生猪供应量的骤然减少,许多地方饱受肉价上涨之苦。可以想象,今年的香蕉大幅下跌引发的亏损效应,将使农民种植香蕉的积极性大为降低,明年香蕉涨价的局面将难以避免。

猪肉涨价和香蕉下跌,都暴露出农民对市场信息一无所知的弊端,这既是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的根源,也是农民最大的风险所在。倘若农民提前能够了解到相关市场信息,依据这种信息来指导自己的种植和养殖选择,那么,他们就能和市场保持大致相同的节拍,既能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也基本上能够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比如,当前年养猪户增多的时候,倘若一部分农户知道这一信息,就有可能主动退出转而进行其他投资,以规避风险。

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却缺少这样一种信息搜集和传播机制,本来就分散的农户处在一种孤立的状态,各自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对市场的感觉来决定种植和养殖的品种,等于将其与市场的真实需求完全割裂开来。而在发达国家,尽管农民集约化发展已经多年,政府依然在市场信息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尽可能地为农民提供最接近市场真实的参照。

为了确保农产品市场信息的客观、公正,美国政府通过立法授权形式,将农产品市场信息搜集、发布工作纳入美国农业部的政府职能,美国政府每年用于农产品市场信息调查和搜集的年度预算达到2200万美元,按品种分为牲畜和种子、蔬菜和水果、棉花、奶类、家禽、烟草等6个项目,由农业部农产品销售局相应的6个处分别执行。全国各地市场新闻办公室将每天搜集、整理的信息报送美国农业部总部,同时,直接将这些信息在Internet上发布,以确保信息的时效性,提高使用效率,这使得各地的农业经营者有了一个明确而具体的决策参考。

由于相关信息是由美国政府搜集和发布的,排除了相关利益集团通过散布虚假信息干扰市场,人为制造风险的可能性。而我国海南香蕉价格此次大跌,就与相关虚假信息的传播密切相关。有媒体报道说,香蕉大面积感染了巴拿马病毒,这种谣言使得很多人误以为吃香蕉会得癌症而拒买,海南香蕉销量急剧下降,价格猛跌。

面对谣言,当地政府却保持着沉默,直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郑服丛教授站出来进行澄清,谣言才渐渐散去,但是,此时已经错过最佳良机。原来,得“巴拿马病”的香蕉植株在结果前就已经死亡,即使能结果,其果实也很小,根本不能成为商品果。反过来推理,海南品质优良的香蕉根本不可能感染“巴拿马病毒”。倘若政府及时地找农业专家询问,并及时地将信息发布出来,香蕉每500克售价3分钱的悲剧或许就可以避免。(选自《上海证券报》2007年6月11日)点评:信息闭塞使得农民无法把握市场,而信息的不畅通又为谣言提供了土壤,政府应当吸取这些教训,尽快建立起信息搜集和发布机制,以化解由于信息梗阻而导致的农业风险,避免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增加更多保障。

农民工专场招聘会难觅农民工

2008年2月27日,烟台市芝罘区人力资源市场开始连续三天开设农民工专场招聘会,但从27日上午的招聘情况来看,来的农民工并不多,500多位求职者中,真正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只有20%左右,更多的还是城市里的求职者。为数不多的农民工成了会场的“香饽饽”。两位来自安徽在烟台工作一年的女孩一露面,就被几家服装厂的招聘人员围住,但女孩们的回答都是先看看再说。

栖霞一家木业公司负责招聘工作的赵曜先生说,近几年农民工一直都不好招。以前他们厂的工人都是附近的村民,但2007年栖霞苹果卖了好价钱,农民的收入增加了,来工厂打工的也就不多了,200多人的工厂人员缺口达到了30%左右。年后他经常参加烟台市区两级的招聘会,但招聘的效果都不理想,来求职的多是市区的,真正的农民工也多是在当地干了一段时间后跳槽的,要求的条件比较高。

对于农民工专场招聘会难觅农民工,人力资源市场工作人员说,现在的新农民工多是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找工作,已形成有序流动,而多数农民工不看报纸、不上网,也不主动找劳动部门,获得招工信息的渠道比较少,找工作比较盲目。(选自《齐鲁晚报》2008年2月28日)点评:一方面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应该多方了解信息,拓宽自己的求职渠道,赢得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招聘会的举办方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将招聘信息宣传到村,不要简单的认为发广告、登报纸、网上公布就尽到了告知义务,而是应该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

山东省东阿阿胶、兰陵集团遗憾无缘“老字号”

2006年12月20日,国家商务部在北京给首届434家“中华老字号”授牌。但山东省具有两千年阿胶生产历史的东阿阿胶和有着三千多年酿酒历史的兰陵集团等众多企业,却没有入围首届“中华老字号”榜单。记者采访发现,没有入围的原因不是企业资格不够,竟然是企业没有接到相关通知,不知道这件事。

作为商业流通领域含金量最高的招牌之一,国家商务部认定的首届“中华老字号”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在昨天国家授牌的首批434家“中华老字号”中,山东省共有36家企业上榜。张裕、青岛啤酒、大观园、聚丰德、又一村、周村烧饼、微山湖水产等众多企业榜上有名。而东阿阿胶和兰陵集团这些久负盛名的企业,竟然榜上无名。

为何这些实力型品牌企业没能入选首届“中华老字号”呢?东阿阿胶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都是‘耳背’惹的祸!”东阿阿胶作为全国最大的阿胶生产企业,阿胶年产量和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75%和90%以上,“东阿”牌阿胶在全国阿胶生产厂家中具备四个“唯一”:唯一三次荣获国家金质奖、唯一获得传统药“长城”国际金奖、唯一三次入围“中国五百最具价值品牌”、唯一被评为全国用户满意产品。此外,东阿阿胶通过了国家原产地保护注册,“东阿”牌商标还是中国驰名商标。这些硬标准在全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东阿阿胶还曾被国家内贸部和行业协会两次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东阿阿胶集团的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主管部门规定上报材料的时间内,集团没有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通知,也没有对网上的信息进行辨别,因此错失了申报资格,等听到消息以后,申报工作已经结束。而与东阿阿胶同行业的福牌阿胶,在首届“中华老字号”认定中上榜。

据山东省经贸委流通处负责人介绍,山东省上榜“中华老字号”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济南、青岛、烟台、潍坊、淄博、德州等地。历史文化底蕴同样丰厚的临沂、枣庄、聊城等地,竟然交了“白卷”。像东阿阿胶、兰陵美酒这样完全满足“老字号”申报条件的企业,由于各种原因,错失了首届申报机会,确实很可惜。企业没有收到申报通知,与部分市对“老字号”申报工作不重视有关,有的市则是因为机构职能变更而耽误了企业申报。

东阿阿胶集团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企业已着手准备第二届“中华老字号”申报材料,全力弥补损失。(选自《齐鲁晚报》2006年12月21日)点评:信息闭塞会使企业错失良机,在信息社会里,企业不应该只是等待职能部门的通知,应该学会主动收集和利用相关信息,这样才能抢占先机,为企业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

海南椰子片类产品面临难题

2005年5月16日,三亚追回大部分二氧化硫超标食品;海口急查市场,全部追回“椰子郎”等公司二氧化硫超标食品。

椰子角、椰子片是海南的传统特产,一直受到岛内外广大消费者的广泛欢迎。然而,近日海南多个品牌的椰子角、椰子片类产品被曝出二氧化硫超标,绝大多数椰子角、椰子片类产品(也包括一些未被曝光的品牌)纷纷撤架。

据《南国都市报》报道,十几年来,海南椰子加工企业生产椰子角、椰子片类产品时,采取的都是大致相同的传统工艺。第一步,将新鲜椰肉取出,切成所需的形状后清洗待用。第二步,将洗好的椰块放入食品级焦亚硫酸钠溶液中稍稍浸泡一下,以达到保鲜、漂白的目的。第三步,将浸泡过的椰块取出清洗。第四步,分几次用不同浓度的糖浆浸煮洗好的椰块,以达到适当的甜度。第五步,把煮好的椰块烘干,制成成品。

现在,之所以椰子角、椰子片会出现二氧化硫超标的情况,问题就出在加工的第二步上。食品级焦亚硫酸钠是国家明文规定允许在蜜饯食品(椰子角、椰子片以往都被归类为蜜饯食品)中使用的一种食品添加剂,主要起保鲜、漂白作用,其残留物为二氧化硫。

国家对于蜜饯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残留量有着明确的规定。2004年5月1日以前,国家执行的是GB14884-1994标准,该标准要求每千克蜜饯食品中二氧化硫残留量不得大于2克。海南各企业一直都是按照这一标准生产加工椰子角、椰子片类产品的,传统工艺也可以达到这一要求。

2004年5月1日,国家开始执行新标准,即GB14884-2003标准。新标准要求每千克蜜饯食品中二氧化硫残留量不得大于0.05克,比旧标准的要求提高了40倍。参照这一标准,按老工艺生产加工出的椰子角、椰子片类产品便全部都是不合格产品。目前存在的二氧化硫超标问题就这样出现了。

人们不禁要问,新标准执行已有一年之久,海南的椰子加工企业为什么还在按旧标准生产呢?其实是信息不灵让这些企业吃了大亏。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在质监部门的牵头下,目前文昌等地的椰子加工企业已经开始寻求解决的办法。只有主管部门、各生产企业和有关专家共同努力、联合攻关,尽快研发出新工艺,才能让海南椰子角、椰子片类产品继续“走”下去。(选自《南国都市报》2005年5月16日)点评:国家产品质量标准是企业必须遵守的准则,在本例中我们发现对于这一准则的变更,企业的反映如此不敏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这些企业信息闭塞,另一方面是执法部门执法不严惹的祸,最终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紧跟时代步伐是企业存在下去的基础,闭门造车只会被市场所淘汰。

造圆珠笔一年赚回28亿

一个仅有4万余人的山区小镇,全年工业生产总值竟高达45亿元。

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穷乡僻壤,靠一个个家庭作坊式企业打拼,竟创造出“为全世界每人造一支笔”的奇迹。

出杭州城往西南,走完60千米的杭(杭州)千(千岛湖)高速公路,就到了宋朝诗人笔下的“潇洒桐庐”;出桐庐县城再往西30千米,就到了“中国制笔第一乡”分水镇。

看着眼前的繁华,你很难想到,在8年前,这里与国内很多山区边陲小镇几乎无区别: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土地贫瘠,没有矿产资源……然而,依靠家庭小作坊、拖拉机和人力车,分水人不仅实现了脱贫致富,还创造出了一种后来被理论界称为“块状经济”的发展模式。杭州市政府因此叫响了一个口号:“县市学萧山,乡镇学分水。”

2008年3月4日,汽车刚入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境内,一块硕大的灯箱广告映入眼帘:“欢迎来到中国制笔第一镇。”公路两侧,挂着各种招牌的制笔厂不断扑面而来。很多普通小楼,远看是住宅,近看才发现房前还挂着一块招牌:某某制笔厂。

最初发展制笔业还要追溯到1977年,杭州圆珠笔厂一对职工夫妇到分水镇探望当知青的孩子时,偶然发现当地用做柴火烧的小毛竹竿很适合做圆珠笔杆。在他们的提议下,儒桥村办起了第一家制笔厂。

如今,分水制笔已从最初一家一户的零星小作坊,逐步发展为遍地开花的“块状经济”。截至2007年底,制笔企业达到600多家,配套企业300多家,制笔机6000多台,产销各类塑料笔达到65亿支,实现销售产值28亿元。

分水很多制笔厂报价0.50元的圆珠笔,每支毛利仅几分钱。据说,早些年很多外地官员到分水镇考察,当他们听说每支笔不过是分厘效益时,都不禁心凉半截。但分水人的看法是:不要瞧不起几分钱的利润,只要咬住小产品做大、盯住大产业做细,就会形成局部优势,成为富民、富村的法宝。

分水制笔有一条令人叹为观止的细分产业链。张家专门生产弹簧,李家专攻生产笔尖,王家专门生产模具……就是这样一条微利产业链条,聚集成了一个年产值20多亿元的大产业。各种档次的圆珠笔、水笔、中性笔,三大类共2000多个品种,还催生了上百家原料供应商、制模企业和贸易公司。

经过多年打拼,分水“中国制笔之乡”名声鹊起。农民人均收入从几百元增加到去年底的8061元;同期财政收入从几百万元增加到7300万元。

制笔厂老板的腰包鼓起来了,部分人开始盖楼房、购轿车,甚至每个季度都外出旅游度假。“这可不是个好苗头!”分水镇党委、政府意识到镇区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十字路口”——不破除“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观念,分水镇的再发展就无从谈起。分水开始有意识地组织企业主到温州、义乌等地考察,他们反复向私营业主说明一个道理:一家一户的小作坊可以红火一时,但终究难以抵御市场大风大浪。要发展,企业从规模、管理到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都必须升级换代。

近几年,分水镇政府累计增加工业投入1.8亿元,在镇区南北两端兴建了制笔工业园区,鼓励引导家庭小作坊入园。企业资金不够,厂房用地费用可以先欠着。

在政策号召下,原打算“小弄弄”的川川、远成、光华等制笔厂,现在都告别了作坊式生产,开始二次创业。

笔芯、油墨和笔珠,是小企业制笔时面临的“三座大山”。为了从整体上提高分水圆珠笔的品质,镇政府与浙江大学合作,在镇上成立“杭州笔业检测中心”,后又升级为“省级”,去年又被升格为“国家级”。

今年初,镇政府出面撮合6家规模较大的制笔企业注册,成立了全新的创元文具有限公司,着力把它培育成分水制笔业新的龙头企业,以形成对整个制笔业的辐射效应和示范效应。“分水地方偏僻,没有大企业,没有高新技术企业,高端技术人才不愿意来……”李辉毅的忧虑如影随形。

如果说浙江分水镇制笔业的起步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几乎全部靠农民手工完成的作坊模式,那么时至今日,分水镇第二代制笔企业则多为高科技、高学历年轻人打拼的天下。

今年31岁的吴永成,就是分水镇第二代创业者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是土生土长的分水人。

1999年,吴永成从杭州大学(后被并入浙江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在一家银行上班。因觉得“坐班制”实在没意思,只在银行呆了一个月,他便跑到朋友开的一家广告公司帮忙。

三年后,他看到分水镇虽然制笔业很发达,但却没有一家广告公司,于是他从朋友的公司辞职,找家人、朋友处借来5万元钱,在分水镇开起了第一家广告公司,赚得自己的第一桶金。

2006年,分水镇的广告公司已经发展到四五家的时候,吴永成又敏锐地看到制笔生意的新路子:传统的制笔方式都是自购设备自己生产自接订单,如果自己不用厂房和设备,只负责接订单然后找别人的工厂生产呢,那岂不是只用很少的钱就可办制笔厂吗?

敢拼敢闯的吴永成又成了分水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06年初,他关掉广告公司,与朋友一起融资120万元,成立一家制笔公司,自己设计研发新型产品和模具,并在外接订单,然后找同镇的制笔厂生产。

也就是在2006年,吴永成接到一笔大单。当时,一位日本老板开出800万支的天价订单在分水镇寻求合作者,但众所周知日本企业的要求相当严格,这份“天价单”在分水镇“飘”了半年硬是没人敢接,但吴永成有自己的智慧和胆识,毅然接下订单。“日本老板要求两个月内完工,我和朋友一起硬是在厂房呆了两个月,连续吃了两个月的包子。”吴永成说,就那一笔生意,他赚回100万元。

不过,钱虽然赚回来了,但吴永成心里还是有些不爽。“到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比我们更会做生意。”吴永成卖给日本的荧光笔每支才赚两毛钱,而日本商人卖给日本当地企业每支笔却赚了6块多钱。

去年,吴永成的制笔厂按照企业的规划,与另五家大规模的制笔厂一起合并成立全新的创元文具有限公司,加大科研和投入力度,主攻中高档“功能笔”,要将分水笔的质量和平均利润提升一个台阶。

一支小小圆珠笔,圆了千家万户致富梦,进而演变成一个大产业,创造出一种经济模式,浙江“分水制笔现象”的成因是什么?

对于东部沿海一些穷乡僻壤乡镇的迅猛发展,很多人觉得是个不能破译的“现象”:有人归功于中央优惠政策,有人说是沪杭等大城市经济辐射使然,还有人说是……众说纷纭中,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

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穷山恶水,这些都是分水人面对的惨淡现实。有人把分水千家万户的小作坊比作“群狼战术”,也有人把那些数量多、规模小、单个不起眼的制笔厂比作“蚂蚁雄兵”。不管倾向于哪一种说法,分水人身上的几种精神不可否认,这就是敢于争先,紧跟时代的步伐,接受新的思想和信息,团结协作,崇尚成功,宽容失败。

分水没有特殊的地下资源,制笔也不是老祖宗经济,但是他们敢为世人所未为,敢试、敢拼、敢闯。“第一代制笔厂的老板”们,穿着蓑衣,开着拖拉机,翻山越岭,到几十里外的余杭地区购买原料,又将一批批产品拖到义乌市场,蹬着三轮车给一家家小商店送货,正是不等、不靠、不要,正是他们艰苦奋斗掘取的“第一桶金”,成就了分水制笔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选自《长江商报》2008年3月12日)点评:如果说当年发现分水镇的小毛竹竿很适合做圆珠笔杆是一个偶然,在市场经济下分水镇的领导紧紧把握经济发展的动向带领分水镇把制笔产业做大做强是造就辉煌的主要原因。偏僻的小镇没有封闭住农民的思想,这种敢于争先,紧跟时代的步伐,接受新的思想和信息,团结协作,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实践。

网络改变原来信息闭塞的中国农民生活

2007年7月的葡萄园,绿意盎然的葡萄架上,一串串葡萄已快到了采摘期。年近七旬的波多野洋先生,在河北徐水良种葡萄繁育有限公司的葡萄基地演示着别具一格的葡萄修剪技术。

这位日本宫崎县综合农业试验场原果树栽培部部长,是葡萄基地老板、农民李成通过网络自费请来的专家。

李成是徐水远近闻名的“葡萄大王”,前几年他在互联网上设了一个擂台,称如果谁种的葡萄比他的更好,他就奖谁10万元人民币。一个日本人看后不服气,专程到这个县找李成切磋技艺,结果两人成了好朋友,直到现在还经常在网上交流种植经验。

因特网给昔日信息闭塞的中国农民带来了滚滚财源。在去年“清河国际羊绒及绒毛制品交易会”上,河北省农民王东通过网络拿到了几十万元的订单。保定市曲阳县的民间石雕艺术家甄彦苍很早就开始在网上查询世界各地的需求信息,多年来他的产品销往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饶阳是河北省一个普通的县城,这个地方的农民以蔬菜种植为主要的经济收入,原来菜农卖菜大多是手提肩扛。不论酷暑严冬,都得早早起身到集市上叫卖。现在这里的菜农悠闲地坐在蔬菜交易大厅的屏幕前,轻点鼠标就可以把菜卖个好价钱。

来自河北省农业厅的调查说,近两年,农民通过上网学技术,获取种植、销售信息,为产品找到了更多销路。仅此一项,就可为农民年增收200亿元人民币。

不仅仅是河北省,网络的发展使整个中国农民的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去年,广西在30个县全面实施电脑农业,建立数据库38个,甘蔗、水稻、玉米等作物示范田面积65万多亩,平均每亩增收59元,直接经济效益390万元。

目前,广西扶绥中东镇已有一万亩农田运用了电脑技术,农民们采集土样经过分析化验后,由电脑给农民开出科学施肥管理的具体“处方”。中国农民还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对集体资产管理的民主监督。广东省南海市是中国推进信息化的试点市,目前,该市252个行政村实现了村村通光纤,户户可上网。村委会中已普遍建立起农村信息化管理系统,开通了村务公开电脑触摸屏查询系统。这是中国农民首次利用计算机网络随时查询村里的村务、财务信息,干部报酬方案等,以此来监督村干部的经济行为。这种做法已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和关注。有关专家指出,通过网络对村集体资产的管理进行民主监督,是加强科学管理和廉政建设,确保社会和经济有序发展的有效做法,有利于推动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建设与发展。点评:农村的信息化建设可以使更多的农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市场变化信息,学习更多的农业知识,为产品找到更多销路。因此,做一个现代农民应该积极接受新事物,利用好各种和外界沟通的桥梁,另外政府也应该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为农民增收做贡献。

福建雪橙1.2元/千克无人买

2008年3月31日福建闽清县上莲乡的果农最近心急如焚,眼看着保鲜期快过了,全乡2000多吨雪橙至今依然存放在自家仓库,一年的劳作恐怕将血本无归。

福建闽清县上莲乡是个雪橙大乡,全村70%的村民以种植雪橙等水果为生。据相关资料记载,产于福建闽清的雪橙具有果皮薄色鲜、肉脆汁多、香郁味甜等品质,经常食用,可以补充人体必须的多种营养成分。至今,上莲乡的果农还时常为他们种植的雪橙一度成为馈赠亲友的流行礼品而倍感自豪。

据当地政府部门介绍,上莲乡种植雪橙已有30多年的历史,上个世纪90年代初,雪橙被评为名优水果,由于产量稳定、品质较好,上莲乡成为雪橙销售的集散地之一,每年均有不少客商慕名前往收购。目前,全乡共种植雪橙6500亩,年产量达380多万千克。

雪橙种植大户鄢行秋说,以前,从来没有为销路发愁过,每年正月期间,就有大批来自潮州、汕头等地的客商主动找上门来,每千克雪橙收购价一般在2.2元以上,每次都是刚收获完就被一大货车全部拉走。“坐在家里等客商上门收购,成了我们多年来销售雪橙的主要模式。”

正当鄢行秋等人还习惯于这种销售模式时,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前,他将自家的雪橙采摘后,保鲜储存,不料却鲜有人问津。于是,鄢行秋只好到广东、福州等地的水果批发市场寻找买主,但结果并不理想,2/3的雪橙至今仍积压在仓库中。而往年这个时候,老鄢早已在家里数着钞票笑开颜了。“摊上施肥、治虫、采摘等费用,每500克雪橙的成本价需0.6元,现在按成本价出售还卖不动,恐怕血本无归呀!”

在鄢行秋简易搭盖的仓库里,100多平方米的空地上到处堆积着套有保鲜袋的雪橙,垒起来足有半米多高。“这只是积压的部分雪橙,祖屋和新居的几个房间也全都堆满了,有的已经开始霉变。”鄢行秋愁容满面:“这么多雪橙卖不出去,真是急死人。眼看着天气转暖了,不利储存,保鲜期大概只剩一个月,难道眼睁睁看着这些果子烂掉?”上莲乡干部介绍说,像鄢行秋这样的果农还有很多。“今年上莲乡雪橙丰收,全乡产量约390万千克,但到目前为止,全乡只卖出165万千克,仍有近58%的雪橙滞销。往年的2~3月份,是雪橙的销售旺季,外地来的小货车均是满载而去,今年至今仍门庭冷落。”这名乡干部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除与今年南方长时间冰雪天气有关外,更主要的是因为果农没有建立完整销售网络的意识。“一个多月后,枇杷、西瓜等水果将陆续上市,那时候,雪橙也过了保鲜期,如果现在不卖出去,我们将血本无归。”果农们说,“今年2月,我们在网上看到了《市场报》刊登的一篇报道,为湘西30万吨蒰柑找到了买主。现在,我们也期盼着媒体的报道,能为上莲乡2000多吨雪橙找到买家,减少果农的损失。”

面对严峻的销售局面,上莲乡的果农们纷纷出外寻找销路。46岁的果农鄢行玺种果已有17年,今年雪橙的滞销也让他感到措手不及。无奈之下,他毅然花了1000多元“巨资”制作了3000份彩页宣传单,到处发放,推介自家的雪橙,但也未能换回销售订单。

为了帮助果农走出困境,目前,上莲乡政府已成立了专门的销售领导小组,依托福州市农业产业化基地丰达农场建立“协会—村—大户”三级网络;先后在“闽清政务”、“福建农业网”等发布信息,推介雪橙;成立三个小分队专门赴泉州、莆田、广州等专业市场促销,与一些果汁加工厂联系,拓宽销售渠道。

雪橙的滞销让上莲乡的果农开始反思,大家深刻地意识到:只有保证销售渠道,才能保证增产又增收。(选自《市场报》2008年3月31日)点评:在市场化的今天,农民也已经意识到信息和商机并存,没有信息就没有市场。山村信息相对闭塞,农民的自销能力比较差,各级政府如果能组织大户采购,组建行业协会跑市场,提供网上销售的平台,或者建立与各地大超市对接直销,就可以为农民解决后顾之忧,稳定地增加农民收入。

中餐西做 大娘水饺连锁记

随着叫嚷着把麦当劳赶出中国的郑州红高粱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天津“狗不理”包子断臂止血提前收回一些加盟店。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到中式快餐连锁困难重重,其中核心问题就是标准的建立和执行。而在多年前,江苏大娘水饺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国强就已经断言,“连锁是方向、标准是关键”,他深知标准搞不好就是东施效颦甚至自生自灭,他在自己的标准世界里谨慎而机敏地摸索着。

经过10年的默默打拼,当初几乎没有任何成功迹象的吴国强越来越像这样一个领跑者:在市场上构建一个全新的中式快餐管理和消费模式,并满足和挖掘这一模式下潜在的消费者。目前,市场还未看到这个以“水饺,中国的;大娘水饺,世界的”为远景的企业的最终景象,但确实已经看到了一个不错的开始和值得称赞的发展历程。

1972年,高中毕业的吴国强为“躲避”“毕业后下乡”的政策,前往父亲工作的城市青海西宁。他接触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面食——水饺,也由此改变了人生的命运。那时作为青海省作协会员的他每次风尘仆仆地回到家,热心的邻居大娘总会端上自己家擀制的热气腾腾的水饺给他饱餐一顿,使远离家乡的游子倍感亲切。

这种充满温暖的经历在吴国强两次经商失利之后显得弥足珍贵。既然饺子是中国重要的传统食品,为中国大部分人所接受,这中间会不会蕴含着无限的商机。吴国强当机立断,于1996年5月8日开始在常州商厦拐角处约30平方米的小餐厅经营起水饺生意。他的第一位包饺工是退休的东北老大娘,自己则拌制饺馅。水饺生意出奇地好,连续三天一卖而光,于是他又请来了第二位、第三位包饺工,生意日趋火爆,慢慢地走上了扩张的道路。2003年,吴国强仔细地参考了许多包括肯德基、麦当劳在内的企业标准,终于实现了企业在全国的布局。(选自《今日财富》2007年第3期)点评:信息和商机蕴含在平凡的事物中,只要你肯去挖掘就一定会有收获。案例中的吴国强青海之行不但开拓了眼界,而且给了他创业的灵感———水饺。但是只有信息不一定能够成功,失败给了他前进的资本,而对快餐行业发展前景的准确把握是他制胜的诀窍。

贵州上万斤水果白白烂掉

2007年贵州兴义乌沙镇优质经果林基地水果大面积丰收,总产量可达125万多千克。但由于该地区无通信网络、信息闭塞导致销售不畅,上万斤水果白白烂掉,给果农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该镇优质果经果林基地地处贵州边缘的大山深处,共有优质经果林近5000亩,其中2000多亩桃树今年盛果。6月中旬以来,该镇三个村每天有4万千克桃子下树。果农们不惜人背马驮,运到邻近的市场和革居火车站销售。由于桃子的产量太大,而销售面太窄,1万多千克桃子烂掉,加上果农们纷纷压价销售,果农损失惨重。

为挽回经济损失,村干部们凑钱买起了手机,但基地没有网络信号,电话打不出去,无法与外界联系。戈壁村党支部书记郭成林又挤出5000多元钱,到城里买回电脑,想通过互联网,寻找更多信息,在销售上助果农一臂之力。村里没有网络更无法上网,电脑也只能闲置着。(选自中国广播网2007年7月24日)点评:农村地区信息闭塞、教育落后。在市场经济下,农业面临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由于信息渠道不畅、对国内外农产品需求变化了解不多,农产品产量往往受上年价格的影响,波动较大,不仅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而且也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加快涉农信息进村入户渠道建设可以有效化解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帮助农民规避和减少市场风险、自然风险,提高生产效益,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还有助于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商标怎一个“抢”字了得

1995年夏天,杭州发生的一起商标抢注事件惊动了方方面面。

6月13日,杭州天治保健品有限公司向浙江省商标事务所申请注册“天治”、“天平”两商标,并根据要求出具了相应的文件。可一周后,公司接到省商标事务所的电话通知:“天治”、“天平”两商标已分别于今年1月和2月被其他企业注册,作为“天平营养液”的生产厂家,杭州天治公司的产品商标只能使用到明年,否则将被视为侵权。一时间,天治公司傻了眼。震惊、愤怒、困惑、后悔,不知如何是好。

杭州天治公司是一家研制、生产、经营保健营养品的合资企业,其大部分股份系个人出资,于1994年7月筹建,1995年1月12日正式注册登记。公司花耗巨资从沈阳引进了由专家研制开发,以8种纯天然食物构成,对预防和治疗高血压有明显作用的营养液配方,定名“天平”,取意保持体内均衡,并于1月28日获得了浙江省卫生厅颁发的“特殊营养食品新食品品种生产批准证书”。2月15日,产品正式投放市场。为了顺利地打市场,天治公司十分注重企业与产品的宣传,在开张一个多月内公关活动开支就达28万元,同时,做了大量的商业宣传广告。在半年时间里广告费开支已超250万元。通过对产品质量、效果的宣传,使其具备了一定的知名度,市场的销售额也随之迅速递增。

商标被人抢注,这对企业来说无疑一场致命的飞来横祸,它意味着生产的停滞,现有产品、包装用品、宣传材料的废弃,以及整个市场份额的拱手相让。

摆在杭州天治公司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放弃“天治”、“天平”商标,另行注册,再创品牌,但这不仅意味着以往的努力付诸东流,需要再投入巨额宣传费,同时还可能贻误商机;二是根据《商标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初步审定,予以公告的商标提出异议的,商标局应当听取异议人和申请人陈述事实和理由,经调查核实后,做出裁定”;三是花钱赎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商标,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

就在这个关头,杭州天治公司总经理闻清接到一个自谓“中间人”的神秘电话,言称可以牵线调解,并开价500万元,计算依据是广告投入的两倍。而当时申请注册一个商标(一类)费用仅为585元。

使人感到困惑的是,事情发展到此等境地,先行注册的单位却始终没有露面。

8月4日,浙江省商标事务所副所长厉愈辉终于向新闻界披露:“天治”、“天平”两商标的先行申请注册单位为杭州华龙广告公司、杭州泰龙贸易公司,注册类别为饮料、营养品、服装等。上述两家企业,目前均不具备产品生产能力,而注册经办人原华龙公司副总经理、现泰龙公司总经理吴俊,曾经与闻清在杭州照相材料厂共事。吴俊表示,他注册“天治”、“天平”商标时,“天平”产品还没有知名度,当时注册的目的是自用,已有产品思路,与人撞车纯属巧合。但知情人认为,吴俊注册商标自用的解释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据了解,其注册的商标达数十件,范围涉及食品、饮料、服装、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文具、儿童用具等,其中一部分是驰名商号缩写及已上市产品。有人甚至称吴为“商标职业杀手”,当年轰动一时的“黄龙马家军”状告“田径马家军”侵权一案中,“黄龙马家军”的全权代表便是此君。杭州天治公司总经理闻清认为,企业应该具备法律意识的观念,用法律手段规范经济行为和维护企业利益。天治公司对此有沉痛教训。但商标作为企业资产的一部分、凝聚着企业的苦心经营和员工的辛勤劳动,社会应该鼓励诚实劳动创造财富,不应纵容投机攫取,更不能助长此类行径。他表示天治公司绝不弃权,并执著地相信,“天治”、“天平”终将完璧归赵、物归原主。

一场商标官司拉开了序幕。消息传开,社会各界为之哗然,各种说法纷纭一时。

我国目前登记在册的工商企业有800万家左右,到1995年底我国有效商标近54万件,平均15家企业拥有一个商标,这还未排除一家企业拥有多个商标的因素。虽然这比前几年已经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进步(1987年我国大陆只有18万件商标注册,而当时的台湾却有28万件),但比起发达国家来却相距甚远。日本大约有15万家企业,而其注册商标却达200多万件,平均每家企业拥有13件以上。

我国企业商标注册数未能达到应有水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企业商标注册率低,为商标抢注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原因之一:尽管我国对商标注册的重要性已经大力宣传了十几年,媒介大量报道了教训深刻的商标抢注事件,但许多企业或是由于信息封闭、文化水平低而继续充当“商标法盲”(一般为边远地区、山区农村的乡镇企业);或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对商标注册缺乏应有的重视,这一点在一些位于发达地区的知名企业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1985年,河南省平顶山市临汝县宋宫酒厂试制生产出“宋都”贡酒。该酒投放市场后,很快打开了销路,产品远销山东、江苏、河北等十几个省的130多个县、市。其瓶贴上的地址落款是“中国宋宫酒厂”字样。由于地址不详,外地客户便猜想“宋都”酒的产地应该在开封(宋朝建都于此),于是纷纷跑到开封去订货。这送上门来的生意使开封县酒厂喜出望外,很快生产出了冒牌“宋都”酒供应客户。继而,这个省其他市、县的数十家酒厂也如法效仿,将大批冒牌“宋都”酒争先恐后地抛向市场。

在这意外的打击之下,宋都贡酒的销售额连续3个月直线下降,直接经济损失90多万元。临汝厂如梦初醒,急忙找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答复是:你们虽然率先使用了“宋都”酒商标,但并未按法定手续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故不受《商标法》的保护。宋宫酒厂的领导后悔莫及。急忙赶到省工商局,申请注册“宋都”酒商标,却不料这个商标已被开封市个体经营的青梅酒厂率先注册。宋宫酒厂的几位领导听到这个消息真是五雷轰顶,一时不知所措。宋都酒厂铸成如此大错,究竟是在我国商标法公布三年后仍对商标知识一无所知,还是纯属对商标问题漫不经心,这只有该厂的领导们自己最清楚。广东“强力集团公司”可算得上是一家知名企业,当年在哈尔滨啤酒博览会上以强大的公关攻势一举打开了东北市场,为此,《经济日报》以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介绍文章,文中称:“东北厂家惊呼,狼来了。不是狼,是老师来了。”然而就是这位老师却在商标注册问题上当了一回不合格的小学生。原来,该公司的产品早已名声显赫,但居然迟迟未将“强力”商标注册,后被某省一家小厂注册在先,强力公司继续在饮料上使用这一商标,被视为侵犯商标专用权,该公司发往东北的价值1500万元产品被当地工商局查扣,强力公司不得不花3.5万元将“强力”商标从原注册人手中转让过来。这样一家精于市场之道的企业,居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无独有偶,老牌知名企业北京北冰洋食品公司,1985年研制生产了一种名叫维尔康的新型饮料,三年中该厂仅宣传广告费就花费3000万元。然而,它却没有进行商标注册。仅有百余职工的山西阳泉饮料厂听说北京“维尔康”尚未注册,急忙打出“维尔康”旗号,并郑重其事地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百般无奈,北冰洋只得与山西阳泉协商转让商标。对方却开价17万!北冰洋真是恶气攻心,难以下咽。

原因之二:许多企业目光短浅,对自己未来的发展缺乏宏观设计,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在企业影响还不成气候产品尚未完全打开市场之前,疏于或懒于商标注册,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精明的黄雀富有远见,早已暗中张网设套,单等膛螂养肥了再捕而杀之。“天平”、“天治”事件就是对此的一个很好的注解。

浙江某县的一家资产不到50万元的乡镇企业注册了近百个商标,其中大部分是县里其他企业正在生产、销售的产品商标(未经注册),只待哪家出名、发了财再打上门去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地“转让商标”。这家企业的老板初中勉强毕业,肚里没有几滴墨水,然而农民的狡诘却使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商标专业户。

原因之三:其实就主体利益而言,商标除了其保护拥有者的合法权益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功能,如美术设计的传达功能,品牌扩大的组合功能等。所以国外企业不论大小都十分重视商标的设计和注册,许多企业经常采取多产品多商标的策略,如宝洁公司就其洗发剂系列产品就有“海飞丝”、“飘柔”、“潘婷”等不同品牌和注册商标。日本的大企业几乎都拥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注册商标。我国企业大都缺乏这方面的认识,一个娃哈哈商标,既生产果奶又生产感冒液,多少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意味。小公司不注册商标,大公司商标单一,这也是我国商标注册量与企业数量不相称的一大原因。

原因之四:我国商标注册的手续并不麻烦,只要委托当地代理机构办理就是了。有些广告公司为了承接设计业务也会主动帮助办理,商标注册的费用也不高,1995年10月前一件商标的注册费仅几百元(一类),现在也不过1000元。许多企业因为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怕麻烦,怕花费而不去办理商标注册,到头来因小失大,被别人抢注去了方才如梦初醒,追悔莫及。

说实在的,“天平商标”的抢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抢注者除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外也并不见得有什么高明,只不过是吃透了我国《商标法》的“申请在先”的原则伺机而动,捷足先登,有意掠人之美夺人之爱而已。时至今日,在商标问题上的“抢”,已经是招式多变,花样百出了,名牌商标稍有疏忽,便会蒙受遭“抢”之劫。近年来,国内著名商标在海外频频被“抢”。据《经济参考报》报道,我国的外贸出口商品商标在国外被人抢注而导致的丧权事件屡有发生。如用于电视机的“牡丹”商标在我国公司向西北欧的荷兰、卢森堡、比利时、挪威、瑞典申请注册时,发现该商标早已被荷兰销售代理商抢先注册,使得我国的同类商品在这些国家的销售被对方垄断。用于香烟的我国著名的“阿诗玛”、“红梅”、“云烟”等在东南亚一带一向有着好的销路,但在不久前向菲律宾商标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时,也是因为我方的商标被该国某公司抢先注册而遭驳回。名烟“红塔山”在菲律宾被抢注以后,菲方生产的“红塔山”与中国云南“红塔山”的包装外观完全一样,惟有产地不同,其产量已接近云南玉溪卷烟厂。并大量销往东南亚及周边国家。我国“红塔山”生产出口方虽就商标问题向菲方交涉,但遭到断然拒绝:给多少钱也不转让。这就意味着中国红塔山将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名正言顺地用自己创下的名牌大把大把地挣钱,眼睁睁地看着海外多了一个与自己同名同姓的竞争对手。看来,这年头不仅落后要挨打,信息闭塞,知识缺乏,甚至动作慢半拍也要挨打。最近,历史悠久、名声远扬的中华老字号在海外连连被“抢”,“全聚德”、“同仁堂”、“狗不理”高度认同的金字招牌在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已落入他人之手。

请注意,瞄准名牌,异域抢注,近来已成时尚,据不完全统计,仅近几年我国著名商标在海外被别人注册在先的就达300余件,其中在澳大利亚被抢注的有150余件,在日本有100余件,在印度有50余件。

商标之战,从同室操戈发展到了海外丧权,这已经不该是一个“曾经心痛”的话题了,似乎中国的企业也应该来一场商标的“五四”运动,启蒙、奋起、捍卫自己的“主权”。

名牌商标是—块“唐僧肉”,人见人爱,谁都想来咬一口,没来得及注册的要被人“注册在先”,已经注册的居然也要被人“抢”,只不过是变直截了当的“抢”为转弯抹角的“抢”而已。

1993年6月,海南椰风集团总裁刘扬武接到西安一位消费者的来信,信中指责椰风芒果汁质量下降。刘扬武不胜惊讶,立即下令追查。结果发现被指责产品并非椰风公司生产,而是福建一家柯氏家族小企业的产品,其外观包装和椰风芒果汁几乎一模一样,可不同的是不起眼的椰风注册商标被换成了“爱思味”三个小字,包装上最醒目的行书“椰风”二字中的“风”字被悄悄地变了字体,行书“椰风”变了字体,踏雪无痕,不仔细研究,决看不出半点破绽。原来,椰风公司在产品的外包装上,将行书“椰风”两个大字作为装潢使用,而同时又将由椰风字和汉语拼音组成的商标不起眼地印在包装上,这样就给自己的商标被人利用留下了一个大隐患。

对此,椰风公司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然而当他们开始往下深究时却发现事情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1993年8月23日公司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椰风天然芒果汁的外观设计专利。并于1993年12月25日获得授权,专利证号93304998·6。但是,和柯氏企业同村的一家名叫“味全”的公司也将椰风天然芒果汁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专利证号93304683·9,并比椰风公司早9天获得证书,而味全公司又将此专利转让给了柯氏企业。按照我国专利法有关规定,对于外观设计申请,专利机关不作实质性审查,具体做法是公布后等待异议,没有异议就授权,授权之后再等待申请撤销,没有接到撤销申请授权就得以保留。这种做法一方面可能会造成重复授权,另一方面撤销申请颇费时日,这就为一些人利用外观设计专利与《商标法》的交叉空隙在商标问题上扯皮,造成了可乘之机。这也就是椰风公司在追究柯氏企业不正当竞争责任时遇到的难题。

当年,贵州茅台酒厂与兴义贵州醇酒厂为“贵州醇”商标大打官司。双方各执一词,茅台酒厂的说法是“贵州醇”中的“贵州”二字是该厂的注册商标;早在80年代初就获得了专用权;而兴义酒厂的理由则是其已将贵州醇的外包装申请了外观专利。可见,利用外观设计专利与《商标法》间的空隙进行商标争夺战已非一朝一夕之事。

看来,商标保护学问不浅;商标之争门道太多。这真是:商标,怎一个“抢”字了得!(选自《销售与市场》)点评:商标抢注行为的发生,源于商标权人对自己注册商标的保护知识的匮乏。因此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且要对市场信息反应灵敏。现代企业应该聘请精通有关知识产权法规的律师当商标顾问,并在企业内设商标专管员一名,对商标进行专项研究与管理,以确保自己的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从100元到千万资产的创业之路

商业的基因中浸透着欲望,它催生繁华也带来痛苦,它可能成为价值的载体也可能让人异化和迷失。作为创业中的我非常喜欢看、听、读成功(或失败)人士的创业故事,在感同他们创业背后的心灵史的同时就像一次次见证欲望升华的过程……

2006年的一天,在唐玄奘西天取经最难走的一段莫贺延碛戈壁路上,是一个连鸟都活不了的地方,却突然来了一位衣着艳丽的时髦女郎,她在沙漠中艰难地行走着……

在沙漠中出现的这个女人,名叫刘晓燕,是深圳一家服装企业的老板。她已经在这杳无人烟的戈壁上行走了三天,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整个的地表就好像有那种火焰呼呼烧的感觉,那会儿我觉得不能再呼吸了。就是要走要走,就让自己死一回。

让自己死一回?人生在世,喜怒哀乐在所难免,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非得要从千里之外的深圳跑到这里来寻死觅活的死一回呢?其实,这一切仅仅源于一场服装发布会。

这是在深圳东湖宾馆举行的一场盛大的时尚女装发布会。这场时装秀的发布者就是刘晓燕。这场耗资600万打造的发布会倾注了她所有的梦想。

看台上,每个人都觉得真的很漂亮,模特一换上衣服就觉得惊艳的感觉,真美。

这场独特的发布会,吸引了无数订货商的关注,看着台下云集的几百名订货商,刘晓燕知道自己赚大钱的机会来了。可是第2天,也就是订货会的时候,当刘晓燕自信满满的踏进订货会场的时候,形势却突然逆转。一到会场就看到没有几个人。

昨天还人潮涌动的会场,今天就稀稀拉拉的来了这么几个人?是通知错了时间?还是经销商发生了什么意外?刘晓燕顿时急出了一身的冷汗,赶忙让员工去前台询问。一查询客人已经退房了。当时一听,刘晓燕脑袋就蒙了。打了几个电话,客人都说我们的产品风格定位有偏离,不想再与我们合作了。

一连几天,刘晓燕先后接到了全国各地经销商解除合同的声明。看着眼前解除声明,刘晓燕心都凉了,经销商没了,一夜间,600多万的时尚女装就变成了一堆垃圾!

她把自己关在车里,漫无目的的在深圳游荡。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也不想回家,也不想见到朋友,就一个人四处游荡,开着车漫无目的的就这样开来开去,我觉得在车上是最安全的,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在哪儿,甚至这一时刻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深南大道,还是在北环大道,我有时候也会在那种空洞当中游荡来去。

强烈的挫败感让刘晓燕一时难以接受,七个月的光景她像坐过山车一样,从顶峰跌到了谷底,十年的努力,到现在一夜间赔本600万的收场,如此大的心理落差,给谁,也受不了啊。

15年前她带着仅有的100元离开了自己生活20多年的江西,去了深圳。她发誓一定要活出个样子!两周后,刘晓燕找到了一份工作。每月900元的工资,刘晓燕却舍不得吃一口水果,她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哪怕饿肚子,每月必须存下800元钱。一百块真的很少,根本不太够用,真的很节俭、很节俭,有些人就不理解,就觉得我好像怎么这么小气啊,好像不舍得花钱,那时候我一直对自己说,我一定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的,但是没钱,你自己不存钱,没有人能够帮得到你。

一年后拿着自己省吃俭用1万元,刘晓燕买了几台缝纫机,雇了两个师傅,小小的服装加工作坊就开张了。没钱雇人,刘晓燕经常要把几百斤布料扛回去。因为不会挑选布料,刘晓燕的衣服存在严重的缩水,脱色的问题,看着这些日夜赶制的衣服一批接一批的退回,钱没赚到,连本都搭进去了。

天黑以后,就自己觉得明天还能起来吗?还能睁开眼睛吗,自己还能继续下去吗,就不敢想象。但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了,又看到了,然后又开始了,又觉得还是要做。

就是凭着一股子的韧劲,刘晓燕边学边干,一年后,竟然赚了100万。工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70平米,到500平米,2000平米。

刘晓燕明白,要想赚更多的钱,获得更高的利润,必须创建一个自主的服装品牌。说干就干,招兵买马,很快刘晓燕就网罗一批服装设计师和品牌销售团队!几个月的精心准备,刘晓燕的第一季服装面世了,拿着这些衣服,刘晓燕直奔北京服装博览会。

北京服装博览会上,刘晓燕的女装设计新颖,价位低廉,迅速吸引了大批加盟商的追捧,要求订货的经销商竟然蜂拥而上,她万万没想到,一出手竟然大获全胜。三个月后,刘晓燕又乘胜追击,参加了深圳市服装博览会,这次有了天时,地利,人和,刘晓燕的信心更多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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