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俄罗斯）伊琳娜·鲍加特廖娃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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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的“林中空地”（总序）
汪剑钊2014年2月7日至23日，第二十二届冬奥会在俄罗斯的索契落下帷幕，但其中一些场景却不断在我的脑海回旋。我不是一个体育迷，也无意对其中的各项赛事评头论足。不过，这次冬奥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上出色的文艺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迄今仍然为之感叹不已。它们印证了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由衷的热爱和自觉的传承。前后两场典仪上所蕴含的丰厚的人文精髓是不能不让所有观者为之瞩目的。它们再次证明，俄罗斯人之所以能在世界上赢得足够的尊重，并不是凭借自己的快马与军刀，也不是凭借强大的海军或空军，更不是凭借所谓的先进核武器和航母，而是凭借他们在文化和科技上的卓越贡献。正是这些劳动成果擦亮了世界人民的眼睛，引燃了人们眸子里的惊奇。我们知道，武力带给人们的只有恐惧，而文化却值得给予永远的珍爱与敬重。众所周知，《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文学的巨擘托尔斯泰所著的一部史诗性小说。小说的开篇便是沙皇的宫廷女官安娜·帕夫洛夫娜家的舞会，这是介绍叙事艺术时经常被提到的一个经典性例子。借助这段描写，托尔斯泰以他的天才之笔将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一一拈出，为以后的宏大叙事嵌入了一根强劲的楔子。2014年2月7日晚，该届冬奥会开幕式的表演以芭蕾舞的形式再现了这一场景，令我们重温了“战争”前夜的“和平”魅力（我觉得，就一定程度上说，体育竞技堪称是一种和平方式的模拟性战争）。有意思的是，在各国健儿经过数十天的激烈争夺以后，2月23日，闭幕式让体育与文化有了再一次的亲密拥抱。总导演康斯坦丁·恩斯特希望“挑选一些对于世界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文化，那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于是，他请出了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引以为傲的一部分重量级人物：伴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演奏，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经典作家和诗人在冰层上一一复活，与现代人进行了一场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像雪片似的飘入了每个人的内心，滋润着后来者的灵魂。美裔英国诗人T.S.艾略特在《诗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一文中说：“一个不再关心其文学传承的民族就会变得野蛮；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生产文学，它的思想和感受力就会止步不前。一个民族的诗歌代表了它的意识的最高点，代表了它最强大的力量，也代表了它最为纤细敏锐的感受力。”在世界各民族中，俄罗斯堪称最为关心自己“文学传承”的一个民族，而它辽阔的地理特征则为自己的文学生态提供了一大片培植经典的金色的“林中空地”。迄今，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长成参天大树的作家与作品已不计其数。除上述提及的文学巨匠以外，19世纪的茹科夫斯基、巴拉廷斯基、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费特等，20世纪的高尔基、勃洛克、安德列耶夫、什克洛夫斯基、普宁、索洛古勃、吉皮乌斯、苔菲、阿尔志跋绥夫、列米佐夫、什梅廖夫、波普拉夫斯基、哈尔姆斯等，均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进入了经典的行列，向世界展示了俄罗斯奇异的美与力量。中国与俄罗斯是两个巨人式的邻国，相似的文化传统、相似的历史沿革、相似的地理特征、相似的社会结构和民族特性，为它们的交往搭建了一个开阔的平台。早在1932年，鲁迅先生就为这种友谊写下一篇“贺词”——《祝中俄文字之交》，指出中国新文学所受的“启发”，将其看作自己的“导师”和“朋友”。20世纪5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接近，中国与俄国在文化交流上曾出现过一个“蜜月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俄罗斯文学几乎就是外国文学的一个代名词。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些名著，如《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贵族之家》《猎人笔记》《战争与和平》《复活》《罪与罚》《第六病室》《丽人吟》《日瓦戈医生》《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静静的顿河》《带星星的火车票》《林中水滴》《金蔷薇》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曾经是坊间耳熟能详的书名，有不少读者甚至能大段大段背诵其中精彩的章节。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已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经典文本，就像已广为流传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喀秋莎》《山楂树》等一样，后者似乎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的民歌。迄今，它们仍在闪烁金子般的光芒。不过，作为一座富矿，俄罗斯文学在中文中所显露的仅是冰山一角，大量的宝藏仍在我们有限的视域之外。其中，赫尔岑的人性，丘特切夫的智慧，费特的唯美，洛赫维茨卡娅的激情，索洛古勃与阿尔志跋绥夫在绝望中的希望，苔菲与阿维尔琴科的幽默，什克洛夫斯基的精致，波普拉夫斯基的超现实，哈尔姆斯的怪诞，等等，大多还停留在文学史上的地图式导游。为此，作为某种传承，也是出自传播和介绍的责任，我们编选和翻译了这套“金色俄罗斯丛书”，其目的是进一步挖掘那些依然静卧在俄罗斯文化沃土中的金锭。可以说，被选入本丛书的均是经过了淘洗和淬炼的经典文本，它们都配得上“金色”的荣誉。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就“经典”的概念略做一点说明。在汉语中，“经典”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汉朝是华夏民族展示凝聚力的重要朝代，当时的统治者不仅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而且也希望在文化上设立标杆与范型，亟盼对前代思想交流上的混乱与文化积累上的泥沙俱下状态进行一番清理与厘定。客观地说，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说也因此带来了“罢黜百家”的重大弊端。就文学而言，此前通称的“诗三百”也恰恰在那时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被确定为后世一直崇奉的《诗经》。关于“经典”的含义，唐代的刘知幾在《史通·叙事》中有过一个初步的解释：“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这里，他将圣人与前贤的文字著述纳入经典的范畴，实际是一种互证的做法。因为，历史上那些圣人贤达恰恰是因为他们杰出的言说才获得自己的荣名的。那么，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经典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这样的释义：1.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博览经典。2.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不同于词典的抽象与枯涩，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归纳出了十四条非常感性的定义，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其中两条：其一，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其二，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参照上述定义，我们觉得，经典就是经受住了历史与时间的考验而得以流传的文化结晶，表现为文字或其他传媒方式，在某个领域或范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典范性，可以成为某个民族、甚或整个人类的精神生产的象征与标识。换一个说法，每一部经典都是对时间之流逝的一次成功阻击。经典的诞生与存在可以让时间静止下来，打开又一扇大门，带你进入崭新的世界，为虚幻的人生提供另一种真实。或许，我们所面临的时代确实如卡尔维诺所说：“读经典作品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步调不一致，我们的生活步调无法忍受把大段大段的时间或空间让给人本主义者的悠闲；也与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不一致，这种精英主义永远也制定不出一份经典作品的目录来配合我们的时代。”那么，正如沙漠对水的渴望一样，在漠视经典的时代，我们还是要高举经典的大纛，并且以卡尔维诺的另一段话镌刻其上：“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明我们理想的经典藏书室；而我想说，其中一半应该包括我们读过并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另一些应该是我们打算读并假设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我们还应该把一部分空间让给意外之书和偶然发现之书。”愿“金色俄罗斯”能走进你的藏书室，走进你的精神生活，走进你的内心！你好，新一代俄罗斯文学！（代序）
一百八十年前，普希金重游童年时生活过的地方，发现自己当年策马而过的三棵青松旁，如今已长满嫩绿的小树，于是欣喜地向它们发出问候：“你们好，我不曾认识的年轻一代……”一百一十年前，契诃夫在20世纪初，当旧的时代行将结束、一个全新的不可预知的时代正在逐步到来之际，借自己的剧中人之口，坚定而满怀憧憬地向未来致意：“你好，新生活！”隔着遥远的时空，在21世纪的初年，当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20世纪文学主要人物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当文坛的地平线上徐徐走来新一代年轻作家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应该充满热情地对他们表示欢迎：“你好，新一代俄罗斯文学！”新一代文学创作概况我们这里所指的“新一代”，大多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还未成年时经历了苏联的解体，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登上文坛，十几年后的今天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已经蔚成气候。可以说，他们的文学之路既有不幸，也有幸运。不幸的是，他们生长在一个国家破裂、生活陡然变迁的年代。文学地位一落千丈，作家的生存遇到极大挑战。幸运的是，相比前辈来讲，他们初涉文坛就遇到自由宽松的文学环境。没有政治高压，也没有党派之争。如当代著名评论家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所说：“什么都缺乏保障，但一切又皆有可能。”他们既受到市场的严峻考验，也得到多方的鼓励与支持。2000年，由“下一代”人文基金会针对25岁以下（从2012年开始改为35岁以下）文学青年创办的“处女作奖”活动正式启动。它使大批热爱文学的青年凭借自己的才华在创作伊始就可以受到指导和关注，有些甚至可以走向世界（我国已出版三本“处女作奖”小说集《化圆为方》《开罗国际》和《“苍穹”之谜》）。从2001年开始，俄罗斯社会经济与智力规划基金会与《文学问题》《旗》《各民族友谊》《莫斯科》《十月》《新世界》《我们的同时代人》等众多大型文学刊物合作，在联邦文化与出版署的支持下，每年秋天在莫斯科举办一次青年作家代表大会，通过文学大赛的方式遴选150名优胜者出席。这些青年将有机会见到著名的作家、演员、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科学文化领域的知名活动家。参加这样的大会，不仅有助于他们开阔视野，也使他们结识各类文学刊物的主编，大大加快了他们走向读者的步伐。像“瓦格利乌斯”这样知名的出版社已经连续几年推出“俄罗斯青年文学”系列丛书，为这一代作家的领军人物出版单行本，还以《新作家》为名，每年出版一本青年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获奖作品集。可以说，在动荡复杂的社会局势下，这些青年选择用文学来表达自己，通过文学使自己在社会上立足，又希冀以文学去探索未来，努力在谋生、爱好与理想间达到一种平衡。“处女作奖”获得者奥尔加·叶拉金娜的话颇能代表他们的生存方式：“我把写作分为三种：写剧本是为了赚钱生活，写文学研究论文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头脑，写小说是出于心灵的需要。”十余年来，新一代文学家已经在创作、评论、出版等领域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有实力问鼎大型文学奖项，如罗曼·谢恩钦凭借长篇小说《叶尔特舍夫一家》入围2009年布克小说奖短名单，而且开始对社会意识产生影响。他们中的重要代表如扎哈尔·普利列平、罗曼·谢恩钦、谢尔盖·沙尔古诺夫、安德烈·鲁达廖夫、谢尔盖·别利亚科夫、瓦列里娅·普斯托瓦娅等大多创作与评论兼顾，发出对“新果戈理们和新别林斯基们”的呼唤，并试图总结新的艺术流派，开创俄罗斯文学史上的新时代。新一代作家主要成长于苏联解体后全新的历史时期，从思想意识到表达方式上都没有受到过多的束缚，因此他们的写作更加顺应天性、自由开放。他们有着新的世界观和新的语言，可以自由地去选择主题人物与艺术手段。但是俄罗斯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永恒关注、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执着探求以及深刻的人道主义和救赎意识等优秀传统，依然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与苏联解体后一度甚嚣尘上的“文学即游戏”、“文学要摆脱附加在其上的社会使命”等论调相对立，他们表现出创作态度的鲜明的严肃性，对真正题材的努力寻找，对展示出现实生活的不同角落和所有含义的强烈希望与尝试。他们的笔下充满对新鲜生活的活泼思考和对生命的厚重关爱。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城乡、战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几乎每一种题材都可以在苏联文学中找到它的发端，同时又以新的时代特色令人耳目一新：既有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与赞美之情，也有对现实充满忧患、对危机四伏的祖国的痛惜乃至哀怨之心；既有对他们的同龄人都市青年生活迷茫的真实再现，也有细腻体会解体后老年人与儿童的心理与生活变迁。有的作品散发着浓郁的俄罗斯味道，是家家户户散发出的黄油和面包的味道，也是广袤的田野和别墅村落上清新的泥土味道；是衰败的村庄里农妇伛偻的背影，也是田野尽头那墙壁斑驳的教堂里传来的阵阵钟声；是对苏联时期的信仰与生活状态的怀恋，也是对现实不满的深深叹息；既有淡淡的青春哀怨，也有满满的都市气息和时代气息。我们看到，虽然国家制度变了，但是俄罗斯民族心理没有变。无论写作什么题材与主题，当代俄罗斯作家都深怀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对“我是谁”、“怎么办”以及国家前途、民族未来等问题的叩问，穿透历史的纷乱扰攘与现实的沉沉暮色，在抚慰人民心灵的同时不忘以理想之光为他们照亮前程。在风格上，新一代作家除继承俄罗斯文学优秀现实主义传统外，还不断探索与创新。他们的作品，常常显露出当代俄罗斯乃至世界小说的一些新特质，如自白性，纪实性，对于社会各个角落里的小人物平凡生活的无始无终的记录式书写，时间与地点的多重性，小说与其他种类作品的混杂性等。这些特质能否发展壮大成一股潮流，形成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新的文学流派？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思考。“乡村散文”的回声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乡村散文”曾经深得人心，苏联解体后失去对社会意识的强大影响而逐渐式微。令人欣喜的是，除拉斯普京、别洛夫、叶基莫夫等老一辈作家坚持这一题材的创作外，一批相当具有勇气的年轻作家也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阿列克塞·扎哈罗夫的短篇小说《天堂钟声》就属于这样的“乡村散文”，其中的农村老妇人托玛就是拉斯普京笔下那些老太太的未来，这个未来比拉斯普京当年描写的更加严酷，更加可悲，它充分说明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所展示的农村的不幸与痛苦依然存在。在当代俄罗斯“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步伐中，俄罗斯农村老人孤独与被抛弃的命运依然在延续。扎哈罗夫写得那么真实，那么满怀悲悯：在一个小村庄里生活着一位名叫托玛的老太太。国家的解体使村庄面临着衰败，也使大量农村老人面临困境。青年人都奔向了城里，村子里留下的都是无处可去的老人。托玛和同村的一位老头克斯加内奇谈得来，本来相约搬到一起过日子，一起等到聆听天堂钟声的那一天。然而却因为谁都不舍得离开自己的老屋而作罢。托玛的儿子死了，城里的儿媳和孙女多年不来往，忽然提出与老人一起住。托玛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老头告别，说自己已经把这处房子赠给孙女，然后和孙女家人将要住到有暖气的宽敞明亮的房子去。没想到等待她的却是一纸谎言，孙女把这处房子卖了，把老人送到了孤老院。托玛被拖上远去的汽车，只有克斯加内奇更加孤独地领着托玛带不走的老狗，念叨着“我们要一起跳舞，直到听到天堂钟声……”小说写得有如一部老式电影，镜头沉缓而悲凉。小说里反映的现实问题令人触目惊心：农村的破败萧条、老无所依，城市的唯利是图、人情纸薄。“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小村无声无息地衰败了，和留下来的村民们一同老去，面临死亡。一多半房子里住的都是孤寡老人，护窗板紧闭着，永远也不会打开。国家解体后，波里扬诺夫卡村先是茫然无措，停滞不前，接着就开始走向终点。年轻人都去了不同的地方，大多是到邻近城市打工，抛下屋里的家什和因为忧愁和害怕而叫个不停的狗。留在村里的几乎都是无处可去也没必要出去的老人，因为无法抗拒的自然原因他们的数目也在一年年减少。”农妇托玛就是这些老人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她柔弱善良，虔信宗教；她爱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这片土地，也爱自己的亲人和邻居。她同样勤勤恳恳地侍弄庄稼，喂养牲畜。可是多灾多难的20世纪把她的整个家庭都毁了——在这个世纪行将落幕、她也步入老境之时，她的亲眷彻底枯竭。在这种凄然无助的苦境中，唯一给她带来安慰的是克斯加内奇老人。他们在一起开玩笑，打牌，玩纸币游戏。吃点东西，喝喝茶，或是沉默相对，或是聊聊闲天。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以自己微弱的火苗彼此温暖。他们真想就这么相伴着走下去。可是无情的衰老与疾病正在步步紧逼，她开始变得健忘和无力。面对生活即将无法自理的状况，她求助于久已将她遗忘的孙女。孙女娜塔利娅带着自己的丈夫来了，她早已瞒着奶奶把这间奶奶不舍的老屋卖了。普塔哈（托玛的绰号）所面临的，根本不是在孙女家“有暖气的”房子里度过余生，而是要被送到孤老院里去。娜塔利娅对奶奶不理不问，而是先把值钱的东西挑走，然后命令自己的丈夫阿尔图尔把木然不动的奶奶拖走。这里普塔哈豁出老命对阿尔图尔的反抗使整篇小说达到高潮：“丈夫并不认为老太太能有什么反抗之力，于是抓住她的胳膊肘上方就拽，想把她攥着床头的手挣开。但普塔哈不屈服，紧紧抓住刻着图案的圆球，继续发疯般死死盯着克斯加内奇。阿尔图尔被奶奶的反抗震惊和激怒了，又用两只手狠命去拽，而且越来越用力。渐渐地他简直要大发雷霆了。他满脸涨得通红，呼哧带喘，恶声恶气，还是不能制服普塔哈。娜塔利娅原地不动站在门边，一声不吭，漠然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司机在房间里又待了会儿，然后不安地转过身，皮鞋把木质地板踩得咚咚响，走了出去。而阿尔图尔继续对付普塔哈，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她那干过农活的强有力的双手从床头上拉开。”这是多么惨痛的一幕，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最后的挣扎与反抗，是对孙辈欺骗、抛弃、虐待老人的无声控诉。接着普塔哈害怕地轻声呜咽起来，用她苍老的声音低低怨诉：“让我在这里死吧，就让我在这里死吧……求你们让我在自己的房子里、自己的住处待到死吧……”这是多么无力的哀号！如果说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反映的是子辈进城后传统美德的失传问题、道德退化问题，那么这里反映的则是成为新一代城里人的孙辈生就的冷酷与无德；如果说以前的乡村散文里表现的是子辈对老辈的厌弃，那么现在表现的则是孙辈对老辈的抛弃甚至赤裸裸的掠夺。这篇小说采取写实的笔法，对老人的心理、体态、动作描写得非常真实、细腻。例如写到普塔哈脑力迟钝以后的状况，抓住她刚刚睡醒时的反应：“她一会儿看看床头靠背上那些带有图案的铝制圆球，一会儿又把浑浊的目光投向门槛边困怏怏眯缝着眼睛的猫儿，怎么也搞不清楚自己这是在哪里。开始普塔哈以为自己是坐在厨房里那张搭在粗粗刷白了的灶台壁边的长凳上，及至看到铁靠背上的那些铝制圆球，才醒悟这不是在长凳上。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坐在屋里的床上后，她用昏花的双眼环视了一下墙壁，门旁的箱子，上过漆的深色餐柜，铺着漆布的圆桌，沾满污点的、镶在木头框架里的长方形大镜子，却辨认不出这个自己生活的地方。她又一次陷入困惑：这是在哪里，又怎么会身处此地呢……”写到普塔哈盛装对待自己的搬迁，以为自己就要和亲人团聚：“……身穿喜庆的衣服，还是那么安静，却有一份不易察觉的慌张。她戴着一条鲜亮的新围巾，穿着一件华达呢料的褐色的老式裙子和一件以前很少穿的带扣子的红色上衣。脚上是一双新新的带毛皮翻边的家常鞋。”写到克斯加内奇看到娜塔利娅的无情时的心理：“克斯加内奇看着娜塔利娅打开餐柜上的所有小门，把那些餐具分成有用的和不值钱的小物件，想着上帝保佑自己可别活到这么黑暗的一天。”对老人形象和心理的准确刻画为小说增添了深度和力度。抒情小说的发展抒情小说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以情节取胜，而是聚焦于自然风景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在二者的相互融合中凸显强烈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在喧嚣躁动的当代社会环境下，年轻女作家伊琳娜·博加特廖娃独辟蹊径，写作了大量散文诗一般的抒情小说，犹如热土上拂过的一缕凉风，给人带来一片绿意，一阵清爽。博加特廖娃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她的故乡——伏尔加河流域。伏尔加河赋予她别样美好的情怀，女性天然的对自然和童真的亲近使她拥有温柔细腻的情感。《回到伊萨卡
》像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把童年的远去、光阴的流逝、国家的变迁几种意境结合在一起，给人无比舒畅的阅读感受。小说以一个小姑娘的视角展开叙述：小船离开一座有着鞑靼名字的城市，向一个叫作“小岸”的岛屿驶去。船上站着名叫伊特卡的小姑娘，她静静地望着滚滚而去的伏尔加河水。在发生了许多事情之后，岛屿已经渐渐从地图上消失，但它却长久地留在伊特卡的记忆中。那时的伊特卡是个不大也不小的姑娘，每年长大那么一点点。夏天和爸爸一起去岛上度假似乎成了生活的必修科目。大人们在一起闲聊、游泳，她就静静地跟在一边。电视上一有戈尔巴乔夫的镜头，她就兴奋地跑过去喊着：“米沙叔叔！”爸爸听了不高兴，他可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喜欢戈尔巴乔夫，他觉得是戈尔巴乔夫搞坏了这个国家。伊特卡病了，发高烧，岛上没有医生，爸爸急急火火地排队打电话，叫岸上的医生和伊特卡的妈妈过来。排队的人们议论纷纷，说是莫斯科出事了，戈尔巴乔夫被免职了。医生来了，却没有办法，只是建议物理降温。妈妈去看姥姥了，没能过来。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就这样过去。凌晨，伊特卡的烧退了。爸爸却梦见自己的女儿跑了，睡梦中他一直喊着伊特卡的名字。那个几天以后他们所返回的世界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并且很快就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样子。伊特卡当然也在变化，剪了头发，穿起了高跟鞋，莫名其妙地哭，离家出走，又回来——这已经是另外一个伊特卡了。爸爸心中那个小小的伊特卡已经永远留在了岛上，和年轻的爸爸在一起。“伊萨卡”是古希腊爱琴海上的一个美丽岛国，在荷马史诗中，它是神话英雄奥德赛的故乡。奥德赛历尽艰险与诱惑，最终就是为了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因此，“伊萨卡”成为一个永恒的家的信念。《回到伊萨卡》中的小姑娘伊特卡最爱听爸爸给她讲这个古希腊传说，而她和爸爸度假的地方也是一座小岛。每年夏天，她都和爸爸或者妈妈在这里度假，直到苏联解体的那一年。这座小岛同伊萨卡岛一样，在伊特卡心中成为一个美丽的符号，一个永久的象征，代表曾经的童年，代表曾经的国家——苏联，也代表曾经的岁月。漂泊多年的奥德赛回到了故乡伊萨卡，可是伊特卡却永远也回不到童年，她和爸爸永远也回不到苏联，回不到过去。这样一种轻轻的叹惋情感贯串整篇小说，一切都恍如昨日，一切都如伏尔加河的流水一样远逝。乖巧的女儿，老派的爸爸，曾经的信仰，曾经的生活方式，“一切都如画一般定格在正午的慵懒和八月的倦意中：平静的水和清晰倒映在上面的平静的树，岸上平静的人们和像黄色逗号似的小船。”小说的中心情节发生在“八·一九”事件苏联剧变的那个夜晚，这使小说的意义不仅限于对童年生活的追忆，也是对一个时代——苏联时代的缅怀。爸爸在共产主义的教育下长大，他不怀疑这个信仰，他也是这样教育伊特卡的。给她讲革命，讲列宁，讲苏联人民的胜利，讲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说到那时人人都无比幸福，生活好得都可以取消货币。他给她讲这些，希望她能够带着这样的信念生活，就像他曾经的那样。但他又隐隐感觉到这样的信念对于父女二人都有点不够。女儿生病了，他忙前忙后，一心扑在女儿身上，竟然连众人议论纷纷、忧心忡忡的“八·一九”事件都忽略过去。国家剧变的这个夜晚，女儿在高烧与一连串的梦境中度过，爸爸在紧张、担忧与疲惫中睡去。这个夜晚深深地镌刻在女儿和爸爸的记忆中。因为当清晨到来时，一切都不复从前。优美的如诗如画的伏尔加河流域风光是作品情感的最好背景与映衬。小说里充满大自然的声音、色彩和气味，它们如交响乐般应和着情节的推动与进展，使记忆中的童年生活、苏联生活都变得鲜活起来。爸爸和女儿戏水时，“海湾像一个池塘，两岸倾斜，水平如镜，滚圆的树枝一模一样，有的垂在岸上，有的深入水下。河底长满水草，而在沿岸绿荫遮蔽的浅滩上则盛开着浮萍。……突然会有什么从岸边纵入水中，推开波浪，散出圈圈涟漪，其间起伏闪耀着迅猛而又轻灵的脊背……一忽儿就隐没了。”当伊特卡大病初愈，从睡梦中睁开眼睛时，看到“窗子方方正正，黎明的曙光正从那里偷窥着小屋。滴答，滴答，滴答，雨滴不断敲击着窗角下柔软的垫子。”于是她走出屋子，来到雨后初晴的森林中：“林中空地上洒满阳光。空气清新得仿佛是创世第一天。伊特卡从阴暗处走到温暖的阳光下，看着湿润的土地，碧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感觉现在她所看到和感受到的都像是第一次，这可太重要了。她感到土地在自己的脚下呼吸着，向太阳敞开了怀抱，于是她也深深地呼吸，向太阳、向大地、向凉爽湿润的空气敞开自己的怀抱。森林中百鸟争鸣。伊特卡慢慢地、慢慢地穿过树林。”爸爸醒来后，急切地冲出去寻找女儿，出现在他眼前的景象深深触动了他：“他的伊特卡就在那里——深蓝色的天空下，她靠在树边站着，是那么的小，那么的弱，甚至像是透明的一样。下面的伏尔加河静静地一浪又一浪卷到潮湿、凉快的沙滩上。雨后的天空洁净无比，越来越热，远方有一只小船缓缓向岸边驶来。爸爸无意识地哭了，但心灵深处的什么地方感觉到，这一切都会印刻在他的心里，如琥珀里的草叶一样永远留下这段记忆，这段神话。”这是一个不平凡的雨夜。伴随着这场大雨，遥远的莫斯科发生了重要的政治事件，小岛上的小伊特卡发了一夜的高烧，做了一夜的梦。这一夜过后，大自然好像换了一个天地，国家也从此改天换地，小姑娘迅速长大成人，走向现实。景与情、梦幻与现实自然融合，天衣无缝，文笔纯熟老练，真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短篇佳作。“新城市青年小说”的勃兴青年人的生活与精神世界永远是青年创作的核心主题。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文坛上曾经出现过备受关注的“城市青年小说”流派，后来这类作品因为往往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又得名“青年自白小说”。以格拉季林和阿克肖诺夫为代表的青年作家，塑造了斯大林去世后面临信仰危机的“迷惘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他们的作品无论在反映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形式探索上都引起极大的争论。时隔半个世纪，面对全新的社会环境，“城市青年小说”再次兴起。与老一代作家对苏联的讨伐与清算，或者是对苏联时代所特有的一种怀乡病不同，新一代青年作家对苏联没有太多的概念，他们大多把目光聚焦当下，书写自己身边的生活、自己同龄人的生活。新“城市青年小说”中的人物比当年的年轻人体会到更多的痛苦、迷茫、无奈，以及更加深刻的孤独。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在和未来。沙尔古诺夫被视为当代俄罗斯文坛“80后”一代作家的领军人物。他的创作颇受争议，既以其独特而得到一些人的肯定和赞扬，同时也惹来很多非议和斥责。原因在于：他几乎用白描的手法真实记录了当代青年没有精神追求、没有正当职业、萎靡不振、肮脏龌龊的生活状态，被称为“残酷的现实主义”。不过，《乌拉》这部小说意味着作家精神上的巨大转变，因为在其灰暗的画面中出现了一种明亮的色彩，正如小说主人公所说：“我内心的沙尔古诺夫觉醒了！我被正面人物的美所贯穿！”作者也表白：《乌拉》是一部关于爱情的小说，关于忧患的小说，关于真实的个人体验的小说。“我真诚地写作，因为碰到了生活中的尖锐角落而大喊。”这部小说更像是一个自白或宣言，是在剖析自我、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对新生活表达的渴望，发出的呐喊。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成，同时主人公与作者同名，因此可以看作是作者真实生活的写照。小说比较类似于随笔，分为《喊声的由来》 《扔掉啤酒，折断香烟》《我的正面人物》等小片段，片段之间不太连贯，分别记述了自己的家庭、亲人、朋友、爱情等。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串联起一个莫斯科漂泊文艺家的放纵生活：夜总会、女人、毒品、宿醉、打架斗殴……但是他心中那个本我却在不断唤醒他，于是他爱着又恨着，堕落着又忧虑着，觉得自己满身是罪却又寻找原谅的借口，情急之中他抓住了“乌拉（冲锋时的呐喊或欢呼声）”这个在革命年代最为振奋人心的口号，提出了戒掉毒品、节制喝酒、加强锻炼、投入工作等计划，力图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明亮、充实、健康、向上。沙尔古诺夫的文笔不是那么优美，写作的内容又常常是社会角落里不怎么光鲜的生活，却能够成为一代青年的代言人，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他的真实，细致入微的真实。他对青年人堕落的生活不是从评判谴责的角度去写，而是感同身受地去写，是作为深陷其中的个人去写，写出了那份烟瘾毒瘾发作时的生理与心理反应，写出了作为当事人的那种无力自拔。而且他选取的也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主人公与作者同名同姓，以类似日记的形式剖析自己，从日常生活到童年回忆再到哲理思考，给人以贴近现实与心灵的感受。文学研究领域有一种“静派抒情诗”， 斯涅日卡的《生命之树》可以被称为“静派小说”。它把对外部世界的描写、梦境与回忆结合在一起，使我们和女主人公一起穿梭往来于现实和非现实之间，探求生活的本质。小说主人公“我”经常梦见自己在嚼玻璃。“我”不知道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梦醒之后“我”就去上班。“我”在一家工厂工作。下班后去看妈妈。忆起自己的童年，“我”觉得自己童年的每一天都对草木、植物感兴趣。“我”关于童年的记忆都是关于各种各样的植物的。“我”在妈妈的园子里深挖土地，埋下小小的种子。快到家门口时，“我”听到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瓦夏。他站在那里伸出双手要拥抱“我”。“我”觉得自己又想呼吸、歌唱和生活了。小说写得宛如一幅幅美丽的画面，亦真亦幻，与车间机器轰鸣、人声嘈杂的环境相对比的是郊外生活的恬静、怡然。作者似乎想说明，生命之树诞生和成长于感觉，当你感受到自己参与到了这个世界，你的生命之树就诞生了。而当你感受到自己在这个世界生根了，你就成长了。利巴托夫的《青年人的科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加莫夫是一名化学工作者，他在实验基地工作期间，未婚妻和别人结了婚。在他离开基地准备返回莫斯科的时候，导师一方面劝慰他要想得开，另一方面又劝他改一下自己的姓氏，因为这个姓氏已经出过一个大科学家了，就像文坛上不可能再有一个普希金一样。所以天赋极好的加莫夫最好也改一下姓，使自己有出头之日。加莫夫在落寞中回到莫斯科。某日忽然有朋友的堂弟切涅契耶夫造访，带来导师去世的消息。因为他是导师的得意门生，而且手头还留有一些重要的资料，所以切涅契耶夫和另外两个朋友都希望与加莫夫合作干些事情。他失去了未婚妻，失去了导师和朋友，被介绍给这个那个人，觉得自己像是商品一样被推销，被劝说改名字和与他们合作，好像他们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实际上没有任何人需要他，他的心中是一片荒漠。他烦透了，想要做自己心灵的主人。他把所有的材料都烧了，现在心里轻松了。所有的事情好像与他没有关系了：朋友、未婚妻、导师的去世。之后他离开家，跳上了他第一眼看到的电气火车，火车不知开向哪里，他也就不知道去了哪里。小说的情节像一条小溪，路上偶然有几条支流汇入，然后又不知所终，再也没有交代。但这种缺失也不令人感到遗憾，因为小说是以主人公不断的自我反省为基本节奏的。这个主人公身上反映的是当代青年在初入社会的茫然无措、对世俗的反抗以及寻求自我的孤独与苦闷。里姆莎的《静水深流》讲述了两个青年男女从相识、相爱到分手的过程，其中穿插着一段男主人公奇特的杀人经历，描写了他从满怀沉重的负罪感到后来卸去心灵重负的心路历程，反映了青年人对已逝的少年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道路的迷茫与追求，袒露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和对理解、信任的渴望。作者坦承她自己一直对存在各种问题的人、对他们怎样去解决问题、承担责任感兴趣，她就是要在这种偶然、极端的事件中考察人物的所思所想，揭示人的心灵中最隐秘的部分。从内容上可以看出，“静水深流”这个题目指的是人的内心与表面实际上相去甚远，平静的外表下也许隐藏着难以言说的内心世界。从以上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城市青年小说”在创作方法上表现出来很多新的元素。著名青年作家与评论家谢恩钦和沙尔古诺夫就此提出了“新现实主义”的口号，把“客观、忠实地描写现实生活”、“纪实性”、人物的“多面性”等归纳为这种小说的主要特征，并且宣称“新现实主义”不是某种已经形成的东西，它暂时没有彼岸。具体到新一代青年作家的创作，也应该是暂时没有到达彼岸的，因为他们在成长。带着期盼与欣喜，我们问候：“你好，新一代俄罗斯文学！”带着疑惑与审视，我们追问：“你好吗，新一代俄罗斯文学？”[1]回到伊萨卡/伊琳娜·鲍加特廖娃伊琳娜·鲍加特廖娃，1982年生于喀山市。2005年毕业于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现居莫斯科近郊。2007年首次在《新世界》杂志发表小说处女作，在《十月》《新世界》《各民族友谊》等杂志发表作品，获得过“新发现”奖、“处女作奖”等文学奖项。2008年在埃克斯莫出版社出版《Авто STOP》一书。曾任伏尔加沿岸青年作家文学杂志《岸》的主编。她最擅长描写自己的家乡——伏尔加河流域，文笔优美细腻。从一座有着鞑靼族名字的城市离开，告别码头边那巨大的甲板，挣脱拴在栏杆上的铁索，——每年夏天都会有一艘小船驶离这一切。伊特卡，这位不大也不小、每年都比前一年长大那么一点点的小姑娘站在甲板上，看着伏尔加河的滚滚波涛，看着船尾卷起的层层浪花，看着码头边一堆堆的废弃物。每年里小船都会驶向一个当时有着温柔而素朴的名称的岛屿——“小岸”。也许是由于这个名字，也许是由于记忆的特性——虽然后来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虽然这个地方逐渐从地图上消失，变成了一个神话、一个只有在记忆中才能找到的区域，但它就是存留在记忆中了。这正是因为每年夏天都有一艘小船驶向那里，离开一座有着鞑靼族名字的城市。“喀山”——伊特卡看着越离越远的港口上方悬着的巨大字母，一个音一个音地拼出这个词语。伊特卡知道那上面写的就是鞑靼文，爸爸却以为她已经认识了那个词，其实伊特卡还没有学会认字呢。对于她而言，这是生活的规程，对于爸爸妈妈来说，这是休假。妈妈一个月，爸爸一个月——他们每年都这样轮流和虽已不小却依然没有长大的伊特卡生活在一起。他们住在一座小木屋里，里面有一个房间和一个凉台。房子坐落在一片松树林里，他们轮流领着伊特卡穿过树林去公共餐厅吃饭——餐厅由一个很大的飞机库改成，可以闻到油菜的香味，听到盆碗相碰的叮当声，去伏尔加河游泳——妈妈一个月，爸爸一个月，只有在周末三个人才能团聚。年年如此，于是在回忆中汇成一个永恒的夏天，里面盛载着年复一年所重复的东西，而那些没有重复的，就清晰、牢固而细致地留在了记忆中。每年直至最后一个夏天——都是琥珀里的斑纹：在阳光下凝结成静止的慵懒的日子。这之后的一切就像苏醒了似的大大加快。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清楚，只是一切既然改变就会永远改变：现在他们已经不再去“小岸”，而生活也完全不复从前了。彼时，他们把妈妈送上那艘小船，开始了只属于他们两人的夏天。把伊特卡——他的小兔、他的小猫、他的小宝贝架在脖子上，神气的爸爸离开浮桥，伊特卡一声令下——到河湾去！——爸爸就驶向了河湾。河湾上是长长的木制码头——那里总是游人众多，都在排队等木筏，岸上躺着晒太阳的人。码头遮阳棚下响着喇叭，放着毫无品位的休假音乐，好像是什么“抓住我，我的稻草人，抓住我”。阴凉处验票员在打盹，这位胖胖的叔叔穿着一条深蓝色的运动裤和一件怎么往下拽都无法罩住肥厚多毛的胸部的背心。叔叔的头上戴着一顶色彩鲜艳的女式巴拿马帽。木筏靠岸后，叔叔睁开眼，撕掉票的一角，然后又沉入自己似乎永无尽头的困倦中。排队的时候，爸爸把胳膊肘支在码头栏杆上，一边望着水面，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这时一定会有一位婶婶把伊特卡叫到近前，轻轻柔柔地说：“多可爱的小姑娘呀！你妈妈呢？回家了吧？这是你爸爸，是吗？这么年轻啊！”接着又说了些什么，伊特卡看着爸爸想，他怎么会年轻呢，他那么高，那么大，年轻——这说的是别人，不是爸爸。接下来他们就会乘上木筏，缓缓地沿着河岸漂荡。深色的河水清澈无比，能令阳光穿透。水看上去很冷，实际上是热的。爸爸没有穿背心，裤腿卷到膝盖上，一边慢悠悠地划着桨，一边看护着伊特卡。她用小手撩着水，看着水底那些像湿布一样摆来摆去的水草。河湾像一个池塘，两岸倾斜，水平如镜，滚圆的树枝一模一样，有的垂在岸上，有的深入水下。河底长满水草，而在沿岸绿荫遮蔽的浅滩上则盛开着浮萍。一切都如画一般定格在正午的慵懒和八月的倦意中：平静的水和清晰倒映在上面的平静的树，岸上平静的人们和像黄色逗号似的木筏。只是突然会有什么从岸边纵入水中，推开波浪，散出圈圈涟漪，迅猛而又轻灵的背脊闪着亮，扑向沉在水中的树干——一会儿就隐没了。“水獭，”爸爸琢磨着，“水耗子。”——虽然他自己什么都没来得及辨认清楚。吃完午饭他们就去伏尔加河游泳。不去那个很小的河滩，那里孩子们在泼水嬉闹，大人们像海豚一样躺在沙滩上，玩着扑克，翻着书，不时从黑眼镜后头互相看看。爸爸不喜欢那里。他们走远一些，到沙滩嘴另一面。那里的水更冷些，水流更急些。伊特卡坐在岸边，要是爸爸游得太远，她就使劲喊爸爸，他喜欢这样。往常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但有一次他们遇到了马里采夫。他在工厂食堂工作，爸爸知道，他还卖些东西，有时是香肠，有时是肉，都是他从村子里运来的。爸爸对此不满，觉得他在搞投机倒把，暗地里就是个骗子。而马里采夫知道爸爸是耐久材料组的组长，很怕他，习惯于对他阿谀奉承，就像对待任何一个领导一样。不过那是在单位，而现在是在空旷的岸边，爸爸脖子上架着伊特卡，马里采夫穿着及膝的家常短裤，他们好像一下子变得平等起来，都不知道互相之间该怎么说话了。于是他们想起了天气，想起了工作上的事，开始以“你”相称，虽然在城里的时候即便在街上遇到都绝不会这样。“我也是和家人一起来的，”马里采夫说，“刚刚到上面去了，你们没看到吗？我妻子和两个男孩。一个五岁，一个九岁……不，是十岁。你孩子多大了？”“六岁。”“今年上学吧？”“不上，”爸爸的目光掠过马里采夫，眉头皱了起来，“她十二月满七岁，先不送她上学。”他不知为什么觉得必须做一下补充，好像是为了证明什么。“这样不好，”马里采夫摇摇头，“我大孩子六岁就上学了，小的也快送去了。你就跟她说，她已经是个大孩子了。”爸爸甚至转头看了一眼伊特卡，他的伊特卡大了吗？不，那说的是别人，对别的孩子可以这么说，而伊特卡——她不大也不小。就连上学的事爸爸也不爱想。爸爸觉得，要是上了学可就一切都变了：就不能给她在浴缸里洗澡，不能让她坐在脖子上，不能把她放在膝头摇晃，她也就开始长大了。而现在趁她还没变，他这个爸爸身体里的定时器好像也坏了似的，每跳过一秒钟都要返回去重新跳。这样想着，爸爸脱了衣服大步走向水边，而秃脑门上冒着汗的马里采夫则留下来和伊特卡在一起，蹲在她面前，用一种面对领导的孩子时惯用的巴结的语气开始聊天，觉得巴结他们就如同巴结领导本人一样。“快上学了，是吧？”马里采夫说道。伊特卡不说话，直直地看着他。“要当少先队员了吧？”伊特卡静静地迎着他的目光。她早就知道少先队员是怎么回事了。[2]“先当十月儿童，再当少先队员，”马里采夫纠正道，“还要戴列宁像章，然后这样。”他猛地站起身，尽量缩回自己肥胖的肚子，把手贴近额头，亮亮的目光空洞而无望地看向远方的地平线。就在这个时候，小船离开海岬外的停船场，向威严地朝伏尔加河下游驶去的大轮船柔和地发着信号（这里的航道离岸边不远）。大轮船居高临下地用晚会上才有的庄严的、悠长而又愁闷的声音回应。鲜红的太阳落到森林那边，也落到胖叔叔的后背上。叔叔正昂首挺胸敬着少先队队礼，身上那条深蓝色的短裤罩不住圆鼓鼓的肚子。此刻他显得那么滑稽可笑。伊特卡跳了起来，奔向河边，边跑边喊着爸爸。马里采夫一下子生气了，失望地看着她的背影，驼着背走向森林。手里拖着的衣服如尾巴一般在沙滩上留下长长的印记。[3]晚上爸爸去台球厅，伊达也跟着。他们一边走，一边查找游蛇藏身的那座树墩，虽然这并不顺路，而根本就在另一条道上。游蛇并不总是待在窝里，那粉腐的树墩看起来像一处被钉死的小木屋。爸爸已经记不清他们为什么就断定里面该有游蛇出入。敲了一阵蛇窝后，他们就往台球厅走去。这是一座低矮的不带窗户的棚子。里面总是烟雾缭绕，一屋子的男人，还有鼻子和下巴都肥嘟嘟的斯维托奇卡。她戴着一顶别在头发上的纸做的包发帽，围着一个带兜的围裙，因为没有收款台她就把钱放在这个兜里。斯维托奇卡站在木制柜台里，递出那些加糖的和不加糖的汽水还有格瓦斯。柜台上放着一台黑白电视机，所有不打球的人都在看这台电视。台球的撞击声使得屋子里根本听不到别的声音，所以电视的音响总是关着。台球桌共有三张，椅子却一把也没有。这一次伊特卡满意地发现，她已经高过了桌面，不用踮脚尖就可以把下巴放到桌面上看那绿色的台面。可爸爸不让她这样做，怕万一有球飞出桌面，砸到伊特卡的额头。他让她坐在墙边凸出来的一小块地上，伊特卡就坐在那里，从下面望着桌面上的小球滚来滚去，落入球囊下面的网里，或者滚入桌下长长的通道（只有一张桌子是这种结构，所以它对于伊特卡来说最重要。她觉得，在这张桌上打球的一定是在别的桌子上打赢了的人，每当爸爸来到这张桌子前打球，她就特别为爸爸骄傲）。“怎么不把孩子留给你妻子？”一位球友问爸爸。关于他，爸爸只记得每年都会与他相遇，他也在工厂工作，但那时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以后也没有再见过面，就完全忘记了这个人。“她周末来。”爸爸一边瞄准球，一边说着妈妈的事。“怎么，你不去澡堂了？伙计们叫呢！”“不去，不喜欢。”爸爸说着退到离桌子一步远的地方，仔细审视。电视里还有几秒钟就要开始“时代”节目了。爸爸击出一球，又接连击了四个球。“唉，这可不好：现在第六个球就直接进球囊吧！”好友同情道。“进不了。”爸爸满意地说，“你一个人来的？”之后他随便问道，其实心里并无兴致，也不知这位朋友有没有老婆孩子，但觉得他应该有。“去克里木岛了，让他们在那儿晒晒太阳吧！”好友漫不经心地答道，“我一个人更自在。钓钓鱼，泡泡澡，还能——到处走走。”说到这里他不知为什么冲爸爸挤挤眼。这时电视里闪过戈尔巴乔夫的面孔，在老旧的屏幕上显得模糊不清。爸爸抓住这个机会离开好友，对他的暗示不加理会：[4]“闺女，快看：米沙叔叔！”爸爸冲伊特卡喊道。她不好意思地笑着，没有听明白爸爸的话。平常都是她在电视上看到这张面孔后，就跑到屏幕跟前喊：“米沙叔叔！”那时爸爸总是嘟嘟囔囔，如若遇到心情不好甚至会生起气来。他会说：“我的女儿怎么会喜欢戈尔巴乔夫呢？你怎么明白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把这个国家搞到了什么地步！”可伊特卡不明白这些。只是现在爸爸想的不是政治，他高兴的是厅里的男人们现在该知道了，这个黑黑的、规规矩矩坐在墙边、两手支在细膝盖上像个埃及雕像般的小姑娘，正是他的女儿。“她喜欢，”爸爸接着向自己的好友解释道，“就和喜欢‘做客童话’节目中的瓦利娅婶婶一样。”好友不知怎么装模作样地大笑起来，然后扬起胳膊看看手表，惊叫道：“到点了到点了，等着我呢。就是‘到处走走’，你明白的……”他又挤了挤眼睛，“不能让女人等咱啊，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天堂一样的地方。”他亲昵地拍了拍爸爸的肩，快步走了出去。爸爸带着有点滑腻般的不快感留在原地。要不是伊特卡在，他马上就会忘了这事，可是现在变得心情糟糕起来。他转过身，想知道伊特卡是否听到了，可是伊特卡不见了。他四下看看，灰蓝色的烟雾弥漫周围，他甚至屈身往桌子底下看——看到她正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在电视机旁。“走吧！”爸爸来到她跟前说。伊特卡不情愿地看着他。“还没说‘小朋友们，晚安’呢！”“已经结束了，太晚了，走吧！”他们来到外面，来到昏暗的森林中，四周一片凉爽清新。伊特卡又想去看游蛇，但爸爸觉得这儿又冷又潮，对小孩子不合适。爸爸还想，以后不能带小姑娘来这种都是男人的地方了，这不好。“爸爸，”伊特卡忽然问，“米沙叔叔现在也在休假吗？”“哪个米沙叔叔？”“戈尔巴乔夫。”“哦，是吧。说是在克里木岛。”“啊呀，别说话！”在他们的小屋所坐落的那片林中空地的边上，伊特卡停下脚步，紧紧攥着爸爸的手呆住了。两人紧张地看了看黑色的天空，看了看把空地与森林分隔开的两盏路灯下照亮的地方。很久很久，没有一点动静。爸爸正要走，忽然有一个影子从低处飞过，离他们那么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快速扑扇的翅膀，圆球一样的身体。紧跟着它，又从高处落下一只，短促地“啾啾”叫了一声。“老鼠。”这时伊特卡平静地吐出这个词，接着往前走，好像没觉得老鼠有什么特别之处，“像我们一样，他们也在散步。”爸爸记起来，去年她对这种“啾啾”声还那么害怕，急忙跑到屋里，蒙上被子。“长大了。”爸爸略带伤感地想。最后一次住过的这片林中空地，永远记在了他们心里：这里有两座小屋，中间是个绿色洗脸池，带几个龙头和一个洗衣槽，水就从这里落下，然后流入地里。再往远点——是他们曾在里面打过球的网球场，与小屋并排的是两个往下弯的路灯。这里的一切每天都被阳光照耀着，松树泛着琥珀色的光，仿佛在告别般地散发着潮闷的气息。这令爸爸觉得他们好像是在希腊的什么地方。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觉，是因为那年他带了一本给小孩编的希腊神话故事，彼时他正在给伊特卡读《奥德赛》。永远的漂泊者急于回到伊萨卡，他经过了哈里布达和斯策拉，他已经离开了卡利普索，他离家越来越近了，但是有事情阻止了他返回。伊特卡对这个神话简直如醉如痴。但爸爸之所以记住了这块林中空地，还因为旁边的那座小屋里没有住人。开始时这样挺好，可是后来就不行了，因为当他去基地的时候，他找不到人来帮他照看一下孩子，当自带的药品用完时，他也不能找人借些药来，他都痛苦死了。因为伊特卡突然生病了。咳了一夜，嗓子都哑了，还发高烧。但最主要的是眼睛。爸爸总是通过眼睛看出女儿病了。那一年从家里带去的所有药物就是阿司匹林、治腹泻的大大的草药片、绿药水和抗菌膏。为了喝茶还准备了一把电水壶、一个蓬勃牌茶壶和一个一公升的罐子。要是有柠檬就好了，爸爸一边冲茶，一边幻想着，尽管他自己并不知道要柠檬有什么用。他把茶水晾了一会儿，就给伊特卡取来半片阿司匹林和一杯冒着热气的深褐色的药水。浑身滚烫、目光涣散的伊达稍稍支起身子，看看杯子，看看手心里的药片，又看看爸爸，皱起眉头：“这么深的颜色。”“你得多喝，能发汗。”“太苦了。”伊特卡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不苦，你快点吞下去。”“放糖了吗？”“放了。”“搅一搅。”爸爸不得已把药片放到一边，用一把大勺搅拌茶水。杯子底部升起一团黄色的没有化开的糖，卷成漏斗的形状，黑色的茶叶也跟着在里面旋转。“弄出去！”伊特卡命令道，爸爸猛地提起勺子。茶叶照样在旋转。伊特卡笑了会儿，接着好像想起了自己现在要做的事，又变得沮丧了。“现在吃药吧，”爸爸赶紧说，不想错过这个时机，“吃吧吃吧，等妈妈到了你就好了。”“苦。”伊特卡又说。“你快快地吞下去。”“水烫！……”然后爸爸盖好她的小手、肩膀，一直盖到鼻子，把缸子放到床边小凳上，劝她再喝点儿，再多喝点儿，这样有好处。他自己却想着应该去基地一趟，该怎么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要是妻子在——爸爸想，她就能出去跑一趟，搞来蜂蜜、药、一些草药，应该有这样的草药，也会有懂草药的妇女。爸爸这样想着，虽然他根本不知道妻子在这个小岛上怎么能搞到蜂蜜和草药，但他相信，这是妇女的责任和天赋。可是现在该去基地一趟，叫来护士，再给妻子打一个电话让她来。那是个星期一，她周末没有来，不过这很正常：他们有时就这样做，利用补假可以在一起待半个星期。但是现在爸爸想赶紧把她叫来，给孩子看看病，这可是妇女的重要职责，爸爸坚信这一点。伊特卡也一直在问妈妈在哪里。爸爸说服她一个人待那么一小会儿，就急忙向基地跑去。基地上一切都显得有点儿不太对劲：河湾上游泳的、晒太阳的、闲躺着的人很少。木筏不租了，也没有轻音乐在空地上方回响，人们都聚到了管理处门口。可是爸爸一定是累了，一夜都没有睡觉，只把这些人看作阻挡自己赶快进到屋里的障碍，也没有去想他们为什么都在这里。“请让一让！”他喊道，“我有急事！”“都有急事，都等着呢！”人群中有人喊，谁也不给让路，可爸爸还是挤了进去。“夹塞！”当他挤到门口时，远处有人尖叫了一声。立刻有一个戴着女式巴拿马帽、胸部肥厚而多毛的男子出现在他面前。如果爸爸能想一想，就会认出这是那个木筏管理员。可爸爸看到的管理员总是困怏怏的，所以他没有认出来。“不许夹塞。”管理员对爸爸说。“我有急事，我孩子病了！”“谁都有孩子。等等吧。”“我去卫生站！”爸爸绝望地喊道，感到自己被挤得离门口远了。“那好吧！”管理员意外地轻轻说着，为爸爸打开了门。他钻过去，听到背后传来人群愤怒的喊声：“夹塞！我也可以说我要去卫生站！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啊！”管理处、卫生站、电话都在基地的同一间屋里。爸爸挤到需要的那扇门前，可是门上着锁。他几次用尽全力拽门：“真是见鬼！怎么是这样，啊！”又去敲经理室的门，那里同样上着锁。原来只有会谈室的门开着。在这间不大的房间里，话务员正坐在桌子后面正中央，敲着一部过时的电话机，冲着话筒喊：“通了吗？通了吗？”她后面站着两位大婶，显然是基地的工作人员，但爸爸觉得她们既不是护士，也不是经理。对面墙边上坐着几个女人，听筒贴在脸旁，背对着所有人，好像要竭力藏起来，只剩下自己和听筒，她们都在喊着：“喂！喂！”声音大得像要传到天堂去。得不到回答，她们就转向话务员，困惑地看着她。她却根本没有注意她们，对着一片空旷继续喊：“通了吗？通了吗？”门口还坐着三个女人，她们在排队，却没有加入到这片混乱中来，似乎这一切都与她们无关，又似乎不是她们马上就要坐到能有听筒的位置上去。她们看起来像是在入口处说着闲话。房间里一片嘈杂，爸爸进来时没有人注意到他。“护士在哪里？”爸爸不知道向谁打听，只把目光望向站在话务员身后的女人。她们没有反应。爸爸又大声重复一遍自己的问题。这时她们中的一个转过脸来恼怒地看着爸爸，好像他打搅了她们做事，说道：“我怎么知道！”“我急着找她，我孩子病了，发高烧。这里有医生吗？”“她走了。”那人漠然地说。“这里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是谁允许她在工作时间到处闲逛？！”爸爸的喊声可真够大的，吓得所有的妇女都转头看他。“你嚷什么？”那个大婶气势汹汹地还击道，“她出诊去了，就这么简单！有人叫她，不只是你的孩子生病了。晚点儿过来或者写个出诊申请。住哪个房间？你看看你，来了就嚷嚷！”爸爸明白不会有任何结果了，于是轻声问道：“那就让我给妻子打个电话吧？”这时所有人都开始攻击他。他们喊叫着，爸爸觉得现在只有头疼的分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