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坪村:本土文化恢复推动社区重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源,覃志敏,陈宏利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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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坪村:本土文化恢复推动社区重建

唐坪村:本土文化恢复推动社区重建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选取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甘肃省陇南地区一个重点贫困村——唐坪村作为案例,基于实地考察、文献分析及与村民和政府官员等多方访谈,梳理、展示在5·12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这个贫困村体现出的鲜明特色,即本土文化恢复、村庄妇女深度参与、社会组织提供支持协助等。唐坪村灾后首次举办的当地民间传统文化习俗活动——社火,扫除了地震灾害给村民带来的紧张和焦虑情绪,提振了大家重建家园的信心,也增强了村庄凝聚力;强调社会性别视角,鼓励和协助村庄妇女们参与社区重建,提升了妇女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和能力,社会扶贫效果显著;本土社会组织——北京富平学校积极参与和协调唐坪村重建,成为村民获取政府、市场等外部信息的重要通道与纽带,显示了社会组织的活力与优势。唐坪村在5·12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体现出的这些特色,对于中国为数众多的受自然灾害影响的贫困村恢复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Abstract

Tangping Village becomes the reconstruction pilot of poor villages in southern Gansu Province after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in 2008.The State Council Offi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poke highly of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getting from the Tangping reconstruction program, and took this unique case for valuable reference for policy setting to support the rural poor villages impacted by the natural disaster.This case study research summarizes three essential features based on field visits, documents reading and interviews with villagers, local officials and other stakeholders.Reactivating local culture such as social drama (Shehuo), encouraging women participate indepth in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and getting external supports from NGOs such as Fuping Development Institute.These series of actions throughout the Tangping rebuilding process not only enhance the villagers’ enthusiasm for building a better life, but increase the cohesive of this poor village.Researchers highlg appraise what intangible factors including grass-root culture,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contribute to the village’s reconstruction.All these experiences are worth to be integrated into revising approach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总序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中国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数万同胞在灾害中不幸遇难,许多家庭失去世代生活的家园,经数十年辛勤劳动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和恢复重建的巨大任务,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灾区广大干部群众奋起自救和恢复重建,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积极施援,经过不到三年时间的共同努力,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取得重大胜利,创造了历史性的奇迹。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以后,扶贫系统积极参与抗震救灾,并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及时组织编制了《汶川地震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纳入了国家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和农村建设专项规划。随后,国务院扶贫办设立专门工作机构,分三批开展了100个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试点;按照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要求,指导、协调、帮助、督促四川、甘肃、陕西三省扶贫系统整合资源、有序有力地推进国家重建规划区内4834个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面应用参与式方法发动群众主动重建家园,开发建立监测管理系统,加强各级干部及社区能力培训,开展国际合作,创新重建模式,不断实践和探索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机制,完成预定任务。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集中体现在:激发了贫困村恢复重建的内部活力,增强了贫困人口重建与发展的信心;明显改善了贫困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其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改进了系列专题培训交流活动的方式,有效提高了扶贫系统及村级领导组织恢复重建的能力;完善了参与式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编制与实施管理体系,展示了扶贫系统的工作特点和能力;探索了灾后贫困村的多部门参与重建机制,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开展了相关专题总结和研究,促进了经验的广泛分享与交流;倡导了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理念和意识,创新性地实践了具体结合的方式;贫困村恢复重建构成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成为总体重建目标的实现作出了积极贡献。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工作及其效果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充分肯定、有关部门和三省(四川、甘肃、陕西)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贫困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由衷称赞。

实践证明,扶贫系统参与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的光荣任务,是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把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是受灾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迫切愿望。它不仅展示了扶贫系统的工作能力和水平,还拓展了扶贫工作的新领域,是扶贫系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在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进程中,四川、甘肃、陕西三省,以及4834个列入规划的贫困村所在的各市(州)、县(市、区)扶贫系统,立足本地实际,积极开拓创新,与乡村干部群众一起,总结了一批效果明显、得到各有关方面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对于开展相关经验交流具有代表性的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典型案例。

总序为了更好地对这些典型案例进行深入总结研究,进一步探索汶川地震受灾地区后重建时期可持续发展的有有序地推动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理论方法研究的工作,国务院扶贫办贫困村灾后重建工作办公室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根据双方合作的“中国灾后重建暨风险管理项目”2010年度项目计划安排,于2010年8-12月设计和实施了“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项目。2010年9月11-12日,在成都召开的“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理论方法研讨会”上,专题讨论了本项目方案。经国务院扶贫办批准,本研究项目从2010年10月开始,到2011年底完成。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四川民族大学的50多位教授、研究生承担了本研究项目。

本研究项目的主要内容是:从100个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的试点贫困村中选取37个村进行案例研究,其中,7个村作为研究型案例,进行深度研究,30个村作为总结型案例,对其做法、经验、问题、挑战、启示等方面进行全面总结。

本套丛书就是由该研究项目的成果整理而成的。组成丛书的10种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7个研究型案例报告。这是在前期资料和数据积累的基础上,综合监测评估结果、恢复重建效果、代表性、经验可借鉴性等多方面因素,选取7个试点村进行深度案例总结的成果。每位案例报告的作者按照案例研究的范式,通过深入访谈、问卷调查,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村落地震前发展状况、灾害紧急应对、灾后恢复重建等进行全过程记录、描述、分析和总结;重点深入剖析案例村灾后恢复重建的主要思路、成功要素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最终揭示其核心经验价值。每个村突出了1~2个具有特色的做法和经验,自成一体,形成完整的研究专著。第二个部分是包含30个总结型案例研究报告的《贫困村灾后重建案例报告选集(上、下)》。这是对四川、甘肃、陕西三省扶贫系统确定的具有代表性的30个灾后恢复重建贫困村开展总结性案例研究的成果。第三个部分是在上述深度研究型案例和总结型案例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比较分析,并结合研究者亲历恢复重建工作过程中的思考和反思,最终形成的《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概论》。

本套丛书以案例研究方法为主,全面展示了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过程、做法、成效、经验及模式,尝试探索了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机制模式。希望以本丛书与国内外各界关注、关心中国减贫事业的研究者、实践者共勉,继续丰富我国社区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继续为将推动灾害风险管理纳入我国扶贫开发战略和政策体系作出积极贡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2012年11月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特大地震。地震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除黑龙江、吉林、新疆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不同程度的震感,甚至泰国曼谷、越南河内、菲律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均有震感。受地震影响地区中,以四川、甘肃和陕西三省震情最为严重。这三省的基础设施、工农业生产、社会服务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地震灾区城乡房屋倒塌,基本生产资料损毁,人员伤亡,社会公共设施和服务系统受损,农户生计系统基本瘫痪。西部是我国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汶川地震灾区与我国贫困地区高度重合,地震灾害对农村贫困社区造成的破坏和影响要比一般农村社区更为严重。

汶川地震对毗邻四川西北边界的甘肃省陇南市和甘南藏族自治州产生了强烈影响。处于此次地震带上的陇南市武都区、文县、康县、成县、西和县、两当县、徽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县遭受重大损失。这些县(区)均被国务院确定为重灾县(区),其中文县、武都区、康县、成县和舟曲县为特重灾县(区)。上述八县(区)在地理上连成一片,是典型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武都区、文县、康县、舟曲县、两当县、西和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区)。2008年6月16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扶贫办”)在北京召开“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要求四川、甘肃和陕西三省省扶贫办立即着手编制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并确定在甘肃5个特重灾县(区)选择5个村开展贫困村灾后重建试点工作。6月20日,甘肃省扶贫办在兰州召开“甘肃省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工作会议”,并下发了“关于做好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及试点村工作的通知”。6月29日至7月1日,甘肃省扶贫办在陇南市武都区汉林乡唐坪村召开了“全省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暨试点工作培训会议”,包括上述八个重灾县(区)在内的全省11个受灾县(区)(其余三县是陇南市的宕昌县、礼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迭部县)扶贫办均参加。会议制定了统一的规划编制程序和方法。会后,省扶贫办灾后重建规划工作组具体指导县、乡、村相关人员参与编制了该村的灾后重建规划,参会的11个县(区)扶贫办规划编制人员现场观摩并参与了唐坪村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规划编制过程。文县、康县、成县、舟曲县4个县按照上述程序和方法,分别编制了另外4个首批试点村的灾后重建规划。7月25日,甘肃省扶贫办将编制完成的《甘肃省汶川地震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上报甘肃省灾后重建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扶贫办。该规划的内容被纳入了《甘肃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和《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甘肃省汶川地震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是在灾情评估的基础上,先填制130个样本村规划表并编制5个试点村规划,再根据样本村规划数据推算全省贫困村的方法编制而成的。具体地说,就是甘肃省扶贫办在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文县、武都区、康县、成县和舟曲县这5个特重灾县(区)内,选择了5个首批试点村进行该规划编制。在这5个试点村基础上,五县(区)各选取辖区内10%的受灾贫困村(共130个)作为样本村,以此为单位填报“样本村基本情况表”、“样本村灾情调查表”、“样本村灾后需求调查表”和“样本村灾后重建项目建设规划表”。

第二节 研究问题缘起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以来,国务院扶贫办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办公室直接指导四川、甘肃、陕西三省扶贫办开展100个试点贫困村恢复重建工作,并全面推进其他4734个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总体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不仅受到灾区基层干部、群众的称赞和拥护,也得到了国务院、三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与支持。这些受灾贫困村在各有关单位的指导和支持下,从实际出发,充分发动群众,将争取外部援助和激发内源活力相结合,及时有效地完成了各项恢复重建任务,探索并创新了一系列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新机制和新模式。国务院扶贫办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办公室决定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项目”下,选取部分典型村,对其做法、经验、问题、挑战、启示等进行全面总结。

作为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甘肃特重灾县(区)首批试点村之一,唐坪村被列入案例研究村庄。从灾情评估到制定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规划,再到实施此规划,唐坪村灾后重建的整个过程受到了省、市、县各级扶贫部门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各个方面的工作到位,措施得力。同时,甘肃省扶贫办在开展全省贫困村灾后重建工作之初,就确定了“把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把短期需要与长远发展相结合”的工作原则,注重工作机制的探索与创新。

在制定规划阶段,甘肃省扶贫办协调引入了社会组织——北京富平学校参与试点工作。北京富平学校充分发挥小而灵活的社会组织机构特点,在唐坪村灾后重建中不仅以第三方身份,在政府与社区之间扮演了协助者和沟通者的角色,而且也促进了村庄基层组织与村民之间的协调和沟通。

在政府主导的框架下,社会组织与社区充分参与贫困村重建全过程——从规划制定到项目设计、实施、管理、验收的每一个环节,均构建了外部支持与内源发展互动的机制,有力、有序地推进了唐坪村恢复重建,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研究侧重从社区本土文化、社区妇女和社会组织三个角度来重现唐坪村灾后重建过程中的主要阶段和关键环节,从中探寻和讨论社会组织在减灾与扶贫方面与政府、社区合作的工作机制以及本土文化在社区恢复重建中的作用,以期对中国贫困农村在未来减灾防灾与扶贫开发方面有所帮助。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研究建立于实地调查基础上,力求将案例村在重建过程中的各相关方行动及其动因完整表达,并分析当地年代久远的本土文化如何在灾后重建中发挥凝聚人心、振奋精神、鼓舞社区的现实功能。研究者先后于2010年7月和2010年9月两次赴唐坪村开展实地调查。调查资料收集主要是通过重点信息人访谈法、小组座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完成,后期整理分析时则结合了已有研究的定量数据,以增加案例研究对于村民整体状况把握的可信度。一、资料收集方法

在资料的收集方面,本研究主要运用了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问卷法等方法。

1.访谈法

访谈法又称访问法,指研究者通过与被访者双方面对面的社会互动过程,收集研究资料。访谈因研究的目的、性质或对象不同,具有多种形式。例如,根据访谈中访问者和被访者交流的方式,可以分为直接访谈和间接访谈,根据一次受访人数又可以分为个案访谈和小组访谈(集体访谈),等等。目前,社会研究中广泛采用的是按照对访谈过程的控制程度进行分类,即将访谈分为结构式访谈、半结构访谈和无结构访谈。结构式访谈是一种对访谈过程高度控制的访问,不仅访问对象(被访者)必须按照统一标准和方法选取(一般采取概率抽样),而且访谈过程也是高度标准化的,即对所有被访者提出的问题、提问的次序和方式,以及对被访者回答的记录方式等是完全统一的,通常采取事先统一设计、有一定结构的问卷来进行访问。半结构访谈中访谈者对访谈的结构进行一定的控制,同时也允许被访者有一定的参与。在半结构访谈中,访谈者通常是先列好访谈提纲,根据研究主题和次级问题对被访者进行询问,同时访谈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访谈的结构和内容进行调整。无结构访谈又称自由访谈,访谈没有事先固定好的访谈结构,只有一个访谈的主体或范围,由访谈者与被访者围绕这个主体或范围进行比较自由的交谈。

本研究以半结构访谈为主,根据不同访谈对象运用不同类型的访谈。研究者先后在武都区和唐坪村与涉农及重建部门的基层干部、村庄干部等进行焦点小组访谈,以全面了解全区灾情、唐坪村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及灾情严重程度、选择唐坪村为试点村的主要原因等背景资料。深入唐坪村后,研究者首先与村两委(村支部和村委会)了解全村概况、重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村民名单等信息,并据此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入户访谈名单及访谈要点提示,作为入户访谈的主要依据。

2.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研究者通过直接感知和直接记录的方式来获取与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有关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的信息。在实际研究中,根据研究目的、所收集资料性质等不同,观察法也具有不同的类型。根据场地的不同,可分为实验室观察和实地观察;根据观察程序的不同,可分为结构观察和非结构观察;根据研究者所采取的角色的不同,可分为参与观察与局外观察;根据观察对象的不同,可分为直接观察和间接观察,等等。简单来说,局外观察就是研究者置身于所观察的现象之外,“冷眼旁观”研究对象的活动和表现;参与观察则是指观察者亲自投入到所观察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中去,在自身成为社会生活中各种活动的一员的同时进行观察。

本研究在资料收集中采用的观察法主要是局外观察。研究者在数次深入试点村现场调查时,留意观察村庄重建进展、村民社会交往方式等,并细致感受村民在日常交往中体现出的村庄认同等,与调查采集到的信息彼此印证,以期提高研究的可靠度及可信度。

3.文献法

文献法是指研究者在实地调查中,收集现存的以文字形式为主的文献资料。根据文献的来源可以将文献分为官方文献资料和非官方文献资料。官方文献资料通常包括由政府部门颁发的证件和文件、官方统计资料、报纸杂志、历史文献以及与官方有关的文件资料;非官方文献资料通常包括被研究者的日记、信件、备忘录、自传等。

本研究多方搜集关于武都区唐坪村的历史文献及已有研究成果等资料,主要包括:当地政府部门重建计划、灾情统计、生计概况、工作总结等政府文件;地方史志、民俗记录等当地文化资料;乡级和村级统计报表、工作总结、年度报告等与本研究高度相关的地方资料。此外,研究者还通过中国期刊网,搜索、查阅并下载了数十篇关于陇南历史、文化的文献资料,以及关于5·12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相关研究资料。通过互联网,研究者搜集了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陇南武都区等不同领域的新闻报道,力求体现研究报告的立体式资料展示并提高其可读性。

4.问卷法

问卷法是通过问卷这种资料收集工具,收集研究者需要的研究信息的一种资料收集方法。社会研究中,问卷主要有自填问卷和访问问卷两种类型。所谓自填问卷,就是由被调查者本人填答的问卷;而访问问卷,则是由调查员根据被调查者的回答填写的问卷。本研究的问卷为访问问卷,即所有的问卷均是由调查员入户访问,并根据被调查者的回答来填写的。本研究问卷来源于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由国务院扶贫办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办公室、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委托以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为主的项目团队完成的“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项目”。为完成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项目,以华中师范大学为主的研究团队选取了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19个试点村中的8个试点村,并于2010年7月开展“汶川地震贫困村恢复重建两周年试点效果综合评估”。本研究的案例村庄——唐坪村,正是“汶川地震贫困村恢复重建两周年试点效果综合评估”进行调查研究的8个试点村之一。该课题组负责人向德平教授慷慨共享了唐坪村问卷数据宝贵的数据资料。二、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者运用SPSS 16.0统计分析软件对唐坪村灾后恢复重建效果进行百分比、频次分布等统计分析,增强了本研究对整体状况的说服力。三、研究技术路线

总体而言,本研究技术路线可参见图1-1。图1-1 唐坪村本土文化恢复推动社区重建研究技术路线图

第四节 相关研究综述

汶川地震发生后,51个极重灾和重灾县(区)中有扶贫开发重点县(区)43个(其中国家级贫困县(区)15个,省级贫困县(区)28个),涉及贫困村4834个。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灾区贫困村灾后重建具有经济上和道义上的双重迫切性。

汶川地震发生后,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研究一直是学术探讨的热点,学者们从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角度对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但在社区范围内,特别是以贫困村为聚焦点来研究灾后重建的成果并不太多。陆汉文(2010)指出:“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通过政策安排、资金配置、村级项目实施等环节对贫困村社区产生影响。恢复重建总体政策安排促进了灾区经济社会发展,但贫困社区从该宏观过程中受益的程度相对较低。资金配置体现了向贫困村倾斜的意向,但贫困程度重的县(市、区)实际落实的资金相对较少。村级项目实施推动了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将比较突出,贫困社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可能不减反增,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的深入结合仍面临挑战。”吴铀生等(2009)认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面临因灾致贫、灾区就业困难、资金缺口巨大、涉灾矛盾纠纷大量涌现等严重问题,动员各种力量参与,建立政府、民间组织、企业、灾区群众等多元化主体参与新模式是灾后重建的必然选择。丁一等(2009)通过调查四川灾区若干案例,探讨了民间资金在灾后恢复重建中的运行问题,认为民间资金参与灾后重建为灾后恢复重建所需巨大资金与物力投入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和模式,并提出进一步发挥民间资金在灾后恢复重建中作用的政策建议。俞雅乖(2009)根据公私合作伙伴理论视角,将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确定为合作关系:灾后社区重建中,民间组织利用专业优势能够提供政府无法完成的细致化的公共服务供给,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合作,实现了“多方共赢”,可以提供更加符合需求的灾后重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李雪萍(2009)在对汶川地震贫困村灾后重建试点村——光明村进行实证调查研究后指出,贫困村原本匮乏的公共产品供给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使得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外部依赖性进一步增强,贫困村灾后重建应该以均衡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为核心。为了有效地满足村民基本生活资料、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灾后贫困村公共产品供给次序应当有别于其他村庄,即按照先基本生活资料后基本生产资料再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村庄环境的次序展开。在政府、非营利性组织、村民合作供给村庄公共产品的多元主体的格局下,政府应肩负更大责任,同时也要注重增加村庄社会资本,黏合各供给主体。李棉管(2010)认为,汶川地震受灾贫困村在灾后恢复重建中采用了不同的扶贫开发模式,在重建的效果上呈现了巨大的差异。与“单项突破”的扶贫开发模式相比,采取“整村推进”模式具有极大的有效性和优越性。采取“整村推进”模式的贫困村在住房重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重建和心理文化重建等各个方面都全面领先于采取“单项突破”模式的贫困村。“整村推进”模式的有效性和优越性体现在资源整合、增权和参与模式等一系列机制创新中。蒋斌等(2009)认为,在灾后农村社区建设中主要有两类社区参与,即与个人事务相关的“私参与”和与社区公共事务相关的“公参与”。通过对北川县擂鼓镇灾后农村社区的实地调查分析,蒋斌等认为,“公参与”同“私参与”边界模糊、相互渗透,且在内容、积极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公参与”(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参与)明显不足,参与内容少,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方式简单并且效果不佳。农村社区公共事务少,社区参与以动员参与模式为主,其原因在于涉及农村社区共同利益的公共事务少导致村民追求社区公共利益的意识相对淡薄。符平(2010)指出,灾后重建的规划和实施仅仅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来考虑是不够的,而应将社会资本的培育与促进纳入灾后重建议事日程中。通过对川、陕、甘三省灾后贫困村调查资料的分析,符平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支持,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与功效在所有村庄均同时体现出增进与损害的双重特性,即社会资本在形成互助网络、促进互惠行为、改善村庄社会治安、提高村庄整合度等方面起到了明显的正面作用,是国家正式制度支持的有效补充;同时,社会资本产生的负面功效也很明显,如排斥非群体成员合法的社会权利,损害村庄干群关系,降低村民的民主参与度等。韩伟(2009)在对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雅都乡大寨村进行灾后重建调查之后指出,在开展灾后重建项目时,应该注重项目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和可发展性,进而体现项目本身对社区和村民的积极意义。建立合理有效的机制和平台,使政府、外部支持机构和社区村民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实现资源公平、合理的配置和管理,促使社区和村民能够积极参与则是农村社区灾后重建项目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和可发展性的重要保障。张金玲(2010)认为,汶川大地震对灾区社会及其文化造成了严重冲击,灾后文化保护和精神家园重建是灾后重建工作的重要任务。为此,她提出六条灾后重建精神家园并促进灾区和谐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即统筹各种力量,发挥群众主体性;保护民族文化,重建群众生活方式;加强心理援助,提升职业技能;优化民族旅游,发展文化产业;倡导感恩文化,增强民族间的认同;加强理论研究,开展文化服务。

第二章 唐坪村——陇山之南的贫困村

第一节 地理环境

陇南,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秦巴山区西端,扼甘、陕、川三省要冲,素有“秦陇锁钥,巴蜀咽喉”之称。地处群山深处的唐坪村隶属陇南市武都区汉林乡。要想分析地震灾害给唐坪村带来的巨大影响、灾后重建面临的种种挑战及重建规划的缘由等问题,应首先将其置于陇南山区的自然、社会和文化大背景中透视并加以了解。一、陇南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特征

陇南因其地处陇山之南而得名。其古今地域范围因政治、经济联系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有所变化。现在所说的陇南,从地理范围上讲,仅指今陇南地区一区八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迭部、舟曲二县及定西地区岷县。宋以前,还包括陕西凤县、略阳二县,即今长江流域的白龙江、西汉水、嘉陵江上游的甘肃长江流域和陕南西北角。2004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原陇南地区更名为陇南市,辖武都区、文县、康县、成县、宕昌县、西和县、礼县、两当县、徽县,市委市政府驻地武都区城关镇。地理坐标为北纬32°38′~34°31′,东经104°1′~106°35′,全市总面积2.79万平方千米,人口281万(2010年),主要有汉族、回族、藏族等民族。其东接陕西省,南连四川省,北邻天水市,西近定西市和甘南藏族自治州。陇南市在甘肃省的地理位置如图2-1所示。图2-1 陇南市在甘肃省的地理位置

从地理位置看,陇南处于中国内地二级阶梯向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位于秦巴山区、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三大地形交汇区域,整个地形西北高、东南低。西秦岭自东向西绵延,岷山山脉由北向南伸展,两大山系相接形成陇南山区,形成了高山峻岭与峡谷盆地相间的复杂地形。陇南全区按地貌的大体差别和区域切割程度的不同,可划分为3个地貌类型区:东部浅中切割浅山丘陵盆地地貌区,包括徽成盆地的成县、徽县、两当县三县全境;南部中深切割中高山地貌区,是南秦岭西延部分和岷山山系东延部分相互交错地带,包括康县、武都区、文县全境;北部全切割中高山地貌区,包括宕昌县、礼县、西和县三县全境,如图2-2所示。图2-2 陇南市的地貌类型

概括而言,陇南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具有以下六个重要特点。(1)地形复杂。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由于河流下切旺盛、峡谷幽深、沟壑纵横、地形破碎,陇南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区。整个陇南山高、谷深、石多、坡陡、土薄、水急,水土流失严重,耕地少,其大体比例为“六荒三林一分田”。(2)气候多样。陇南地处亚热带到中温带过渡区,南北温差悬殊。同时,由于山高、谷深,气候垂直分布明显:白龙江、白水江沿岸地区川坝、半山、高山为3种截然不同的气候,川坝可种稻,半山可种洋芋,高山则为草坡。总的气候特点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3)河流密布。陇南是甘肃省唯一的长江流域地区。全境大小河流3900多条,总长达13794千米,有嘉陵江、白龙江、白水江、西汉水四大水系。嘉陵江流经境内86.2千米,其丰富的各级支流使得陇南河流密度达每平方千米约0.5条。水能资源理论总蕴藏量为425万千瓦时,可开发量为223万千瓦时,约占甘肃省水利资源的1/3。宝成铁路通车前,嘉陵江及其支流、白龙江均通木船,是甘肃、四川商业往来的主要运道。(4)资源丰富。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南北交替过渡的气候,形成了陇南丰富的自然资源。陇南一区八县共有森林面积1486万亩“亩”-4为非国际单位制基本单位,1亩≈6.67×10平方千米。,约占全市总面积的35.5%。自然生长的树木达1300多种,寒、温、热三带树种俱全,其中经济树种达400多种。此外,全市还有1300多种中药材。灌木分布广泛,林间空地和高山草类茂盛,生长着多种野生植物如蕨菜等。武都区、文县的高山密林是350多种珍贵野生动物如熊猫、金丝猴、金钱豹、麝等的栖息地。其矿产资源也很丰富,铅锌矿、锑矿、硅矿等多种矿产储量都居国内前列。(5)灾害频繁。多地震,滑坡、泥石流普遍,暴洪灾害时有发生。陇南处于地震带上,震灾频发,仅武都区境内从明崇祯元年(1628年)到清光绪六年(1880年)的250余年间,就有大地震11次。独特的地质结构、高峻陡峭的山地地形、南北过渡的气候成为夏季多暴雨的自然条件,造成当地经常发生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早至宋朝时期,碑刻资料中就有关于严重滑坡、泥石流灾害的记载。近代以来,由于植被破坏严重,滑坡和泥石流灾害频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如近几十年来,仅白龙江流域武都城区以上地段,发生较大泥石流的地方已达500多处,几乎每条山沟都有发生。每逢夏季,一次或数次大暴雨即可引发山洪暴发,且常常与滑坡、泥石流并发,断道路、淹良田、毁村舍,造成重大灾难。(6)毗连藏区。陇南与甘南、川北藏区直接相连,陇南古代居民与草原民族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这种地理位置特点形成了陇南与甘南、川北草原少数民族之间频繁的经济往来与政治、军事接触,对当地古代社会经济有着重大影响。二、武都区的自然环境特点

2004年,国家撤销原有行政建制——陇南地区,改设地级陇南市。武都区沿袭原武都县的行政区域,全区幅员4683平方千米,折合702万亩,其中耕地71.53万亩,林地和疏林地190多万亩,区人民政府位于城关镇。下辖36个乡镇15个社区684个村,截至2010年总人口54万。

武都区位于陇南南部中深切割中高山地貌区,是南秦岭西延部分和岷山山系东延部分相互交错地带,海拔大多在900~2500米,属亚热带边缘区。这一区域因山势较高、沟壑纵横,高山河谷交错分布,大部分耕地为坡耕地,土层较薄,石块较多,保水、保肥能力差。但气候条件好,温暖湿润,光热资源比较充足,适宜于多种农作物生长。当地年平均气温14.7摄氏度,年日照时间达1911.3小时,年平均降雨量400毫米,无霜期210~240天,属南北气候过渡地带,兼有暖温带和北亚热带气候,既能生产粮食,也是当归、红芪、油橄榄、茶叶、花椒等名贵药材和经济树种的理想适生区,其中“米仓红芪”、“武都黄连”、“大红袍花椒”品质优良,中外有名。武都是全国花椒和油橄榄的生产基地,是全国闻名的“千年药乡”,也是“甘肃省多种经营生产基地”。经初步勘察,有中药材1300余种,仅载入《中国药典》的就有354种。

白龙江、北峪河是武都百姓的母亲河,其中白龙江河谷地带被专家认为是全国油橄榄的最佳适生地。武都区内水资源总量53.7亿立方米,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70.62万千瓦时,可开发利用量为19.53万千瓦时。境内山川秀丽多姿,地形复杂,物产丰富,被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誉为“复杂的宝贝地带”。这里有形成于2.5亿年以前的、名列全国四大溶洞之一的万象洞,还有朝阳仙洞、水帘瀑布等228处旅游景点。此外,千坝草原、太白积雪、五凤彩云、六月冰泉、南宋古建筑广严院和红桐河自然保护区等自然、文化景观也对古今游人具有莫大吸引力。三、汉林乡唐坪村

唐坪村隶属于武都区汉林乡,是位于武都城区西北方向20千米的一个贫困村(见图2-3)。整个村庄坐落在群山中的一片半山台地之上,海拔1400~1800米,年平均降水量为470毫米,无霜期250天,年平均气温10摄氏度,夏季炎热干燥,冬季封冻早、气温低,常年干旱缺水,属典型的半山干旱地区(见图2-4)。图2-3 唐坪村在武都区的位置图2-4 远眺唐坪

相对于唐坪村附近的村庄,唐坪村交通比较便利,多年来这里就有通往武都城区的道路,是周围村庄进出武都城区的重要通道。2002年11月到2003年3月,全体唐坪村村民出钱、出力,共同努力,将原来仅能供骡马通行的道路拓宽到了6米,成为可容小型农用机车行驶的通村土路(见图2-5),确立了唐坪村成为附近村庄进出武都城区的重要通道及生产、生活用品集散地的地位。周围山区内村民都需到唐坪村坐上农用车或者小班车去武都城区,或者先到唐坪村来取回托人帮买的生产、生活用品,再用马或者骡子转运回自己村子(见图2-6)。久而久之,唐坪部分村民看到了商机,从武都区购进化肥、衣服及日用品,做起小生意(见图2-7和图2-8)。经过灾后重建,唐坪村的通村土路得到了修复和加固,村庄内街道也由土路改为水泥硬化路并扩宽至8米,农村商业区粗具雏形。现在,每隔一天就会有通村公交车(见图2-9)开到唐坪村的中心广场(见图2-10),上午、下午各一趟,方便唐坪村及周边各村百姓。由于地处周边各村进出武都城区的交通要道,唐坪村逐渐从交通中心向小区域商业中心转变。图2-5 唐坪村的通村土路图2-6 托班车司机帮买生产、生活用品的附近村庄村民用毛驴运回货物图2-7 卖化肥等生产用品的商铺图2-8 服装商铺图2-9 驶入村里的公交车图2-10 唐坪村的中心广场

专栏1-1调查员:在地震之前,唐坪村有过什么大的发展变化时期吗?唐代福: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也就是最近3个年头的5·12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村子才有大的发展。我们这个地方,山大沟深,边远山区。要说地震之前的发展呢,就是通了那个通村土路,并拓宽。调查员:当时的通村土路是什么时候修的?唐代福:这个路是2002年11月开始修的,在2003年的3月修好。调查员:路是如何修的?唐代福:这个路是我们村民自筹资金修建的,国家没有给一分钱。修这个路的时候,我已经是村干部。在我和其他一些干部的带领下,(村干部们)发动村民集资修路。(经过讨论)群众同意后,(首先是)发动公干(唐坪村在城里的干部)捐款,一个公干(捐)500元,我们村的公干估计有120个吧。(本村)村民有钱出钱,没钱出力。群众出力、出钱,再对道路占用外村土地进行一定赔偿。调查员:2002年修路的时候共投入多少资金?唐代福:资金投入了15万元吧。调查员:大型挖掘机怎么解决?唐代福:我们去请嘛,人工花了些钱。我们赔偿了邻村34亩土地(占用费),才修起这5千米通村公路。当时修的是6米宽的土路。现在(灾后重建之后)又加宽到8米。调查员:当时你们是怎么动员村民参与修路的?唐代福:主要通过村民大会,村民也十分欢迎要修这条路,当时都是由村民选出代表的。注:唐代福为唐坪村党支部书记。

第二节 历史沿革与社会文化特点

一、陇南的历史沿革概况

早在7000多年前,先民们就在陇南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相传,人文始祖伏羲就诞生在陇南仇池山。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戎人、氐人、羌人等就在这里长期活动。今陇南礼县东北部、西和县北部一带属古西垂地,秦始皇的先祖大骆、秦非子在这里养马、驻防,历经数百年始东迁关中,最后扫平六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中国古代民族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白马氐族,也发祥于此。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首置武都郡后,陇南即进入大规模经济发展时期,农牧业、矿冶业空前发展。

陇南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史称“三秦门户,巴蜀吭背,揽山川之险”。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西进陇南,激战十余年后始“得蜀”,攻占了四川;三国时,蜀汉诸葛亮六出祁山伐魏,劳而无功,后被魏国大将邓艾偷渡阴平,蜀后主无险可守,被迫投降;魏晋南北朝时,氐人以仇池山为中心,先后建立起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五个军事割据政权,先后绵延达三百八十年之久。作为处于南、北两大势力之间的少数民族政权,能够存在如此长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山高谷深,易守难攻。宋金交战时期,陇南是南宋的西北边防前沿地带,也是金人志在必得的入蜀要道。南宋著名将领吴玠、吴璘等在此抗击金兵,进行大小战役百余次,坚守南宋西部防线六十余年。自此之后,几乎所有大的动荡都波及陇南。蒙古军先据陇南而后东进灭宋,明初傅友德先破陇南而后南下入川,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张献忠等先后转战于此。

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四支主力长征部队都先后途经陇南,足迹遍及全市九县(区)二百多个村镇。党中央在宕昌县哈达铺作出了“会师陕北、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陇南发动了“岷洮西战役”和“成徽两康战役”,建立了以岷、宕、成、徽、两、康苏维埃政权为核心的临时革命根据地,陇南人民为红军筹集了数十万斤军粮和大量军需物资,使经过雪山草地、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数万名红军得以休整,数千名陇南儿女参加了红军。陇南是红军长征途中的“加油站”。在解放战争中,陇南地下党领导人民群众展开敌后游击战,策动国民党势力投诚起义。在解放军经过陇南南下解放大西南时,陇南人民积极开展支前活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悠久的历史为陇南大地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陇南也曾经历过辉煌的社会发展阶段。但魏晋以来长达一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战乱及不合理的开发,也使陇南的生态环境遭到较大破坏。二、陇南的社会文化特点

区位地势、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等基本条件和状况,使陇南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自身特色。这些特色不仅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塑造了陇南社会百态,当遭遇重大社会变故如自然灾害冲击时,这些经由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特点,也成为当地民众应对天灾巨创时的精神动力和支撑。

1.道路建设既是陇南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基本内容

陇南多高山深沟,几千年间,当地大规模道路修建工程持续不断,有地方官吏捐献俸禄、发动民力修建的,有当地驻军与地方官民合建的,也有民间自发集资修建的。陇南历史上几次经济开发高潮的出现,都与大规模道路建设密切相关。

2.山泽之利在陇南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的自然环境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资源,陇南古代先民正是通过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才不断推动陇南历史发展的。汉代时,这里出产漆、蜜。南北朝时,则是种桑麻,出绸、绢、布、漆、蜡、椒等。唐代有柑橘种植。宋代出现茶叶栽培。尤其是明清以来,当归、党参、大黄等中药材由野生到家种的实现,不仅成为陇南重要的社会经济支柱,而且对整个白龙江流域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并逐渐使陇南地区经济发展趋于平衡。自此,白龙江流域经济、文化一直滞后于西汉水和嘉陵江流域的状况得到改变。

3.防洪抗灾、治河扩田是重要的社会活动

自古以来,悠悠白龙江、白水江、嘉陵江、西汉水养育了两岸生灵万物,孕育了灿烂文化,但暴雨和洪水灾害也对陇南地区造成长期威胁。河流频繁涨溢浸漫,毁城淹地,冲没村舍居民,迫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得不世代为抗洪、治河花费心血。如600多年来,武都城一直为水患困扰,这是地理位置和生态失衡共同作用的结果。武都城位于白龙江、北峪河交汇的“丁”字交点上,不论哪条河发洪水,都有可能冲进城区。明清以来,由于乱砍滥伐森林,过度砍树挖草,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平衡,恶化了当地水患。直至20世纪末,通过城防工程、城区排水工程等一系列工程的实施,才彻底改变了城区内多年为水所苦的状况。

4.水利资源利用较早,航运、灌溉体系发达

嘉陵江航道自东汉时就已开通,在陇南与汉中、四川的交通联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白龙江航道在明清时航运很盛,是明清以来甘、青两省药材、皮毛入川的商业动脉。陇南灌溉在明清时始趋发达,是白龙江、白水江沿岸川坝几乎全部为水稻田的基础。

5.历史上与甘、青草原民族开展贸易是陇南古代商业贸易的重要内容

早在汉代,武都(今西和县)与成都就成为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武都人民主要是与草原游牧民族进行茶叶交易。历代中央政府也先后设置茶马场、茶马司等专门负责管理当地大规模茶马交易。

6.地方手工业是陇南自然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五谷丰登,蚕吐丝,蜂酿蜜,熬盐、酿酒,织布、割漆”,这是陇南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面貌的一个方面,而这一经济形态,正是由千家万户家庭副业和个体手工业维系的。蚕桑业、织布织麻业、酿酒业、手工造纸业、土盐熬制、中药材加工等都是当地重要的手工业门类,从事生产的人数多,经济效益好。

7.文化底蕴深厚,民俗民情丰富多彩,民间文化异彩纷呈

陇南是先秦文化、巴蜀文化、氐羌文化的交汇地,自古以来这里的民间文化形式便多种多样,既丰富了当地百姓的生活,也塑造了他们的性格。起源于武都山区的高山戏是甘肃地方剧种之一,是在当地民众“耍社火”、“演故事”等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在清中期已流行于当地高山地带,故得名“高山戏”。它以自编自演现实生活内容为主,也穿插一些古典戏本。每年春节,武都城乡都兴办社火。社火不仅是一种娱乐活动,也能显示出民间艺人的水平,更能体现出当地民众的精神风貌。各村社火自腊月就开始策划、筹备,社火期间,彩旗、锣鼓、高跷、舞蹈、花船、灯曲等营造出热闹的节日氛围,也是当地百姓辛劳一年难得的休闲娱乐时节。此外,在山歌、剪纸、戏剧、绘画、书法、篆刻、盆景等方面,当地也是英才辈出,佳作不断。

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历史积淀等共同造就了陇南人坚忍顽强、不畏困苦、勇于抵御各种灾难的性格。陇南人家庭经营形式多样、商业意识很强,不惧走南闯北,见识广阔;文化生活丰富,乐于组织村落活动等。本研究关注的武都区唐坪村灾后重建过程,充分体现出陇南人的这些社会文化特质依然以活态文化形式存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当农村社区遭受巨震重创时,当地百姓从自身社会文化积淀中寻求强大的精神力量,振奋士气,一起为重建美好家园而共同奋斗。

第三节 唐坪村的社会经济

一、村庄概况

唐坪村建村历史悠久。虽然缺乏史料记载,也没有传说故事可以确证村庄始于哪个年代,但从分别位于村头和村尾的两座庙宇历史推测,唐坪村在明朝洪武年间就已存在。敖爷庙(见图2-11)位于村西南头,是唐坪村及附近村庄多年来传统民俗活动的中心。九天圣母庙(见图2-12)位于唐坪村东头七社旁,主要是本村村民们去拜祭。相传最早来到唐坪村的村民姓唐,他们从四川迁徙到此,唐坪村村名也多与此渊源相关。迄今,唐姓依然是村内比较大的姓氏。1912-1949年,唐坪村名为柳林乡平槽崖,该村早在1927年就建成了唐坪村小学。图2-11 敖爷庙:唐坪人的信仰圣地图2-12 修复中的九天圣母庙

唐坪村是汉林乡范围较大、人数较多的行政村。全村共有7个村民小组,截至2010年,共有515户2184人1035个劳动力。总面积8.2平方千米,其中耕地2609亩,荒山、荒坡8200亩,人均耕地1.2亩,其中梯田0.92亩。种植业以小麦、玉米、洋芋为主,一年一熟,主要为村民自用。小麦平均亩产300千克,玉米平均亩产400千克,洋芋平均亩产1900千克。图2-13和图2-14所示分别为村民收割小麦和村民收割玉米。全村有大家畜850头,其中每户有生猪1头;经济作物以花椒和中药材为主,全村花椒种植面积690亩,年产量约5万千克,是全村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该村无灌溉条件,人、畜饮水都来自管引与集雨水窖。5·12汶川地震之前,全村刚完成了135户“一池三改”,共有沼气池135座。村内已经通路、通电、通电话、通广播电视。在社会事业建设方面,该村有一所“完全小学”,一栋教学楼共有教室12间约1320平方米,学生510人,教师16人(其中,公办教师12人,民办教师4人)。村里有私人诊所3处,商业网点18个,科技培训室1处。图2-13 村民收割小麦图2-14 村民收割玉米

2001年,唐坪村被列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村。2004年,在扶贫系统建档立卡工作中确定贫困户224户,贫困人口1006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28户126人,低收入人口196户880人,贫困面达48.6%,属于陇南半干旱山区典型贫困村。经过全村干部、村民努力和政府各项涉农项目、惠农政策的实施,贫困人口逐年减少。到2007年底,全村贫困人口下降到114户513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18户81人,低收入人口96户432人,贫困面下降到24.8%。二、经济收入支柱

唐坪村山高沟深,水源缺乏,常年干旱缺水,属典型的半山干旱地区。当地收入以种植花椒等经济作物为主,需要一定技术的非农收入如外出收购毛发是唐坪村另一项经济支柱。作为汉林乡第一人口大村,唐坪村长期以来为突出的人地矛盾所累。在农户家庭有限的耕地上除了种植洋芋、小麦、玉米等自给性作物外,农业收入主要依靠种植花椒。(一)花椒种植

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花椒坚齿、乌发、明目,久服,好颜色,耐老、增年、健神。”唐坪村多年来就有种植花椒的传统,每家每户房前屋后空地上、村道旁的闲置土地中,都可以见到成片或独棵的花椒树。地处长江水系白龙江中游的武都区自古就是优质的花椒故乡。作为中国花椒原产地之一,武都在西汉时就有了栽培、管理花椒的成套技术,素有“千年椒乡”的美称。花椒在各地均有出产,唯武都花椒最佳。武都花椒一般农历二月开花,五月成熟。果实深红色,密生粗大突出的腺点。采摘下来的果实经烈日暴晒,裂开黄口,露出种子。种子称椒目,黑色,能行水消肿,也可榨油用于调料。

花椒种植是武都的支柱产业。全区除海拔最高的池坝和海拔最低的裕河两个乡外,其余各乡镇均出产花椒。自2002年,武都政府致力于争创“全国花椒第一县(区)”称号,迄今,已经形成白龙江流域、北峪河流域等5条万亩花椒林带,以及安化镇、蒲池乡、汉林乡等76个千亩花椒示范基地,基本实现全覆盖村401个,花椒种植面积达90.4万亩,年产量达1020万千克。武都花椒品质优异,民间冠以“大红袍”之称,多次在产品交易会上获奖。1994年,武都大红袍花椒以色红亮、含油重、粒大饱满、香味浓郁、药效成分广、精油含量高等特点,在“全国林业名特优新产品博览会”上荣获金奖。2000年,武都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中国名特优经济林花椒之乡”。

唐坪村位于武都区半山台地,长期以来与外界交通联系不畅是村里花椒产业化发展的重要障碍,也影响着村民们日常外出。直至2003年,唐坪村百姓在现任村支书唐代福的带领下,共同集资投劳整修、拓宽了村子与外界联系的通村土路,汽车才可以直接开进唐坪村。即便如此,2010年,当本研究调研人员去唐坪村实地调查时,依然被告知:“如果下雨,车子就上不去了,路不行,太滑”。(见图2-15)通村土路打通了唐坪村农产品进入市场的“致富之路”,村里的花椒产业在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下有了进一步发展,近年逐渐成为村民们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图2-15 下雨天就难以通行的通村土路

图2-16所示为鲜红待采摘的唐坪花椒。图2-17所示为唐坪村成片的花椒园地。图2-16 鲜红待采摘的唐坪花椒图2-17 唐坪村成片的花椒园地

专栏2-1武都花椒名称由来的传说三皇五帝时期,地处白龙江沿岸、武都与文县接壤之地的临江小镇,居住着一对英俊美貌的年轻夫妻。男的叫椒儿,年方二十,是个朴实而勤快的人;女的叫花秀,年方十八,身段苗条,长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显露出山中女子特有的健康和质朴。夫妻俩每天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地在田野里耕耘,晚上一块儿纺线织布,形影不离,生活过得十分美满,赢得了乡亲们的称赞。有一年,神农到临江察访庶民生活,当地地方官将神农的伙食安排在椒儿、花秀小两口家。生活朴素的神农提出要吃庶民的家常便饭,这可把地方官给难住了,于是,就把椒儿、花秀叫来商议。心灵手巧的花秀高兴地说:“我做荞麦面摊饼,内卷炒青椒丝,煮小白菜红萝卜汤,满保大家吃了高兴!”花秀很有把握地转脸对着椒儿说:“去准备香料,定让大家吃了还想吃呢!”花秀细心地把家常便饭煮好后,就叫椒儿端上餐桌,请神农用饭。神农刚入座,一股芳香醇麻气味就扑鼻而来,接着花秀把卷好青椒丝的荞麦面摊饼双手贡给神农,神农接过后舒心地吃了起来,花秀又盛了一碗小白菜红萝卜汤放到神农面前,又是一股清香味直往鼻孔里钻。“这饭煮得好,好吃极了!”神农边吃边称赞,然后又问:“这是谁煮的?这么香,里面加的是什么?”“这是出自椒儿和花秀夫妻俩之手!”地方官回答。小两口腼腆地对神农说:“饭菜是我们亲手种的荞麦和青辣椒、小白菜、红萝卜,里面放的香料是我们从山上一种‘宝树’上采回晒干磨成细末做的,这是提味的好香料呢!”神农听后兴趣大增:“什么‘宝树’?我明日上山去看一看。”第二天,正逢农历六月初六——“红火节”,天空晴朗,万里无云。神农在地方官等人的陪同下,汗流浃背地上了山。他分别向白龙江南面和北面的卧龙山和行虎山望去,漫山遍野生长着枝翠叶茂的“宝树”,遍地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香气。神农因尝百草而出了名,他走到“宝树”跟前,细细观察了一番,还向在场的百姓仔细询问“宝树”的情况,又随手摘了一粒红红的果实放进嘴里,醇麻味很快散发开来,向喉咙窜去。神农喝口水将果粒冲到肚子里,不一会儿就感觉到脾胃发热、胃气上冲,他连连点头说:“这的确是个‘宝树’,它还是一种能医病的良药啊!”下山途中,神农与随从们谈笑风生,随口说出“宝树”具有“叶青、花黄、果红、膜白、籽黑,禀五行之精”的特点。神农总结的“禀五行之精”,被古代文人撰书传于后世。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在他的百科全书《齐民要术》中也记载:“《范子计然》曰:‘蜀椒出武都,秦椒出天水。’”由此可见,陇南是花椒出产最早的地方,也是花椒原产之地。神农临走时,召来了当地的官员、百姓,发布了文书:“把山上生长的‘宝树’用花秀和椒儿这对勤劳夫妻名字的第一个字‘花’和‘椒’,命名为‘花椒’,代代相传,为民造福。”花椒由此得名。资料来源: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1009.htm.(二)外出收购毛发

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由于唐坪村耕地少,每户分得的可耕种土地就更少了,村庄人地矛盾突出问题长期存在。但包产到户还是极大地提高了村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村民纷纷选择了在唐坪具有优势的经济作物——花椒。在人多地少、工业和副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生产率。耕地少和劳动力过剩,迫使农民不得不采取过密化经营方式,忍受急剧递减的边际报酬,因此,他们只得在外佣工(黄宗智,1992)。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唐坪村积极生产却依然生活贫困、勉强维持温饱的深层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农村经济获得了较快增长,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城乡资源特别是劳动力高度流动,尽管农户经营规模小,但已经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高度开放的、流动的社会化体系中。农民进入了社会化程度高、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社会化小农”时期(徐勇、邓大才,2007)。“社会化小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货币压力,农民需要融入经济发展中通过货币收入来应对越来越大的货币支付压力。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状况下,农民外出寻求雇工收入的水平只能保持低位。但处于人口压力之下,农民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过多投入劳动力,从而造成实际边际效益递减的“过密化”生产。唐坪村即为此类佐证。虽然唐坪村自1927年就有了村小学,但是村里中年人,特别是妇女识字很少。2010年调查时了解到:40岁以上唐坪妇女读过书能够识字的寥寥无几;30岁以下特别是22、23岁的年轻姑娘大多只接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因此,村庄中能够外出打工者大多集中于20出头的年轻人中。文化程度偏低的唐坪人外出打工出路并不理想,在人口压力大、土地资源缺乏和文化程度低等多重因素挤压下,唐坪人找到了既非当雇佣工人又季节性脱离土地的第三条出路——外出到边远村庄收购毛发以从中获利。每年农闲时节,村民纷纷带上铺盖和一定资金到边远地区小镇或者村舍收购毛发。他们有的单独出行,有的结伴而行,经过几十年的历练,唐坪人不管男女都具备了远涉边远地区、民族地区去收毛发的技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由于花椒价格并不理想,收毛发基本成为唐坪村农户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据村民们介绍,全村500多户人家中有400多户都有人从事这个营生,毛发生意已经成为唐坪村中绝大多数农户最主要的非农收入。图2-18所示为村民收购回来的毛发。

毛发收购是典型的“变废为宝”的挣钱方式。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制品生产基地,我国制造的毛发产品畅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80%的真发制品原料来自我国。如此强的生产能力带来对毛发原材料的强烈需求,据说在销售市场上,最贵的头发一千克能卖到4000多元,行家们由此将头发称为“黑金子”。

毛发生长周期长,并不好收。村民们在农闲时,大多挑起扁担走街串巷收图2-18 村民收购回来的毛发购毛发。收购者用一副扁担挑着两个货箱,货箱里装着从集镇上选购的床单、被套、针头线脑、糖等日常生活用品,用这些小物品跟农家姑娘或者大嫂们交换积攒的头发、鬃毛等;或者劝她们剪掉长长发辫,换点儿日用品。村民收来的头发,基本上都卖到了档发加工企业。经过丝丝分拣后,分好档的头发就叫做档发,再加工成发套、发条等成品即可进入市场了。

改革开放后,以唐坪村为主的处于当地高半山地境中的村民们逐渐摸索出这条致富路。每年11月至次年2月的农闲期间,唐坪人最少两人搭伙,带上自己的铺盖和一小笔资金外出收毛发。他们的目的地大多是边远乡村或少数民族地区乡镇。唐坪人之所以选择到边远乡村去收毛发,是因为那里的经济发展更为落后,在浓厚的传统文化风俗的影响下很多妇女都留着长长的头发。早些年,他们去收毛发的乡村经济条件艰苦,生活必需品匮乏,唐坪人主要带上袜子、被单、被套等日常生活用品作交换,收购毛发,而现在绝大多数是谈好价钱后用现金购买了。在进行毛发收购的过程中,有时需要现场帮妇女将发辫剪下来,因此,外出收毛发的人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理发手艺。此外,讨价还价的能力也非常重要。“本身就是小本买卖了,要再不会讨价还价,那肯定啥钱都挣不着。”如前文所述,金融危机爆发之前,500多户唐坪村村民中有400多户都有家人外出收毛发,而近100户没有出去的人不少就被村民们评价为“脑子不灵活”,即讨价还价能力较弱。

毛发的价格取决于其长度,收回来后卖给外地老板也是按照长度来算钱的。长度计算单位只算偶数不算奇数,如12(1.2尺)、14、16、18、20、22、24、26、28等,毛发越长,单位质量价格就越高。唐坪人收回的毛发中,贵的能卖到上千块钱一斤,便宜的也能卖到几百块一斤。收毛发营生要具备理发手艺,更需要能够与各类人打交道的灵活头脑和讨价还价的口才。因此,唐坪人将收毛发戏称为“做生意”。

在外“做生意”时,一起搭伙的唐坪人白天走村串户收毛发,晚上回到小镇租房休息。唐坪人在收毛发的过程中,往往是以乡镇为单位的,当镇周围村庄的毛发生意都做完了,又继续迁向下一个小镇。多年持续下来,唐坪人已经几乎走遍了中国整个西部地区,四川、云南、新疆、青海、内蒙古、广西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专栏2-2案例1:村民T收毛发的口述史今年刚满60岁的唐坪村村民T是目前村里唯一以倒卖其他村民所收购的毛发挣钱的本村中间商。他长期留在村里收购其他村民所收购的毛发,他的儿子和媳妇则在武都区里开门面收毛发。近3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T就跑到四川等地收毛发,是村里外出从事毛发收购生意比较早的农民。“那个时候,扒火车啥的都干过,跑了好多地方,云南、青海那些地方,我都去过,那里喝那个酥油茶,哎呀,跟我们这里不一样。”走南闯北的T由于偶然机缘做上了唐坪村及附近村庄的毛发收购中间商。大约10年前,T又到四川农村收毛发,偶遇一个跟他一样下乡收毛发的四川人,两人聊得十分投缘。T说起自己的困惑:收毛发回去之后很难顺利卖出去。而对方则说他有渠道将毛发卖给加工厂,但苦于无法找到充足的毛发货源。两人一拍即合,在当地收购毛发结束后,T就带着这个四川人来到唐坪村,让其住到家里收购村民们从各地收回来的毛发。当时,这位四川同行也是第一次做转手生意,身上也没带多少钱。谈好价钱之后,T答应先将自己收来的毛发赊给他,并且陪他到其他村民家帮助说服乡里乡亲同意赊毛发给这个四川人。T还为此做了担保人,即如果这个四川人卖了毛发之后没有将钱送过来,这些钱全部由T来还。就这样,这个四川人在唐坪村总共收了50斤毛发并顺利地卖给重庆一家毛发加工厂。事后,这个四川人觉得有赚头,就带着赊欠T和其他唐坪村村民的毛发款回到村里,将赊欠款目一一还清,并再次从唐坪村收购了一些毛发。如此一来二去,这个四川人逐渐成为全唐坪人都熟知的老板。这个四川人每次来村里,都是直接到T家收购T已经聚集好的毛发。一传十,十传百,T不仅成了这个四川人和唐坪村村民的中间人,其他一些地方如山东、河南等地的中间人也都找到他家。逐渐地,T就转变成唐坪村毛发生意的中间人,专门帮助外地老板收购附近村庄的毛发,从中抽取一定的中间费用。生意做多了,经验也丰富了。有一次,T认为外地老板给的价格太低,就让他儿子将毛发拉到山东青岛直接卖给厂家,发现利润比在村上卖给中间人要高不少。T的儿子回来后,将青岛收毛发的价格跟村里说了之后,大家决定将唐坪村毛发价格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毛发价格不断上涨,唐坪村到外地做毛发生意的人越来越多,村民随着毛发价格上涨也逐渐富裕起来,有的村民干脆常年在外收毛发。据T说,金融危机爆发前,一个人到外地做毛发生意每年拿回4万~5万元(毛收入)的问题不大,两个人出去至少也可以拿回七八万元。所以唐坪村人赶上毛发价格上涨的好机会,收入比种地高多了,好多人家经济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变。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毛发价格大跌,到现在也没有回到八九百元一斤的价格。

第三章 汶川地震冲击下的唐坪村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

一、村民记忆中的汶川地震

2008年5月12日,是一个阳光和煦、四处暖洋洋的日子。唐坪村绝大多数村民如平时一样早上6点就起床,点起炉灶做好饭,匆匆吃点早饭就背起背篓,迎着初升的太阳去山上农田中忙农活,路上时不时飘过互相打招呼逗趣的陇南话。留守在家的老人们有的看家带孙娃,有的到村子里转悠,找老伙伴打牌,还有的出门与街坊四邻串门聊天。村里的学生们早早地背上书包来到唐坪村小学,开始了新一天的学习。不冷不热的5月正是西北山区乡村的好季节,四周平静而祥和,丝毫没有灾害将要降临的征兆。

下午2点28分,刹那间地动山摇,远处隆隆作响,到处烟尘滚滚,遮天蔽日。村民们最初都惊呆了,经过片刻反应才意识到是地震了!“地动山摇,地里发出轰隆隆的声音,人完全就像站在一个颤动的牛皮鼓鼓面上。”一时间,整个村庄到处房屋摇晃,树木断裂,充斥着牲畜嘶叫和人群惊呼喊叫的声音。村民们惊恐万分,纷纷向村里的开阔地跑。村小学内正准备上课的400多名孩子更是哭喊声四起,一片混乱。学校的老师们迅速把所有学生领到操场并清点人数,发现没有遗漏,稍觉宽慰。惊魂未定之际,老师们把学生围在操场中央,等候家长。

地震发生时,唐坪村村委会唐书记正在村广场下的山路旁。唐书记回忆道:当时我们几个人正在那里打牌玩儿,学生娃也还没有放学,有一些群众劳动去了,我们村广场上人也挺多。地震发生后,我当时大喊了一声:“不要动!原地趴下!”很多人都往房子外面跑。那时我也很紧张,就听到不远处那电线杆子都哗哗作响。那个时间我家里只我一人在广场上,我也顾不上管老婆劳动回来了还是没有回来,就感觉到地震不间断地晃动了20多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就停了。但是村民哇哇的叫喊声却没有停止,到处都乱啊!广场上的人想冲回家里找亲人,在家里的大人也搀扶着娃娃和老人,往广场方向跑。往广场上跑的人不得上来,往广场外跑回家的人不得下去。地震虽然停下来了,但是仍然感觉地还在颤动,墙也还在哗哗作响。大家都不敢乱跑,也不敢回到家里,怕地震再来房子塌了被压在里面。村民们都待在广场和其他空旷地方,都很口渴,特别是娃娃,都吵着要喝水。我看情况好像比较稳定了,就到自己家在路旁的门市部去看看还有什么喝的东西。大地震把我家商店的墙震倒了,墙倒下来也压坏了一些东西。门也被压坏了,有一扇门还打不开,但是另外一扇门可以打开,所以也没有关系,还是可以把没有被压坏的啤酒、矿泉水拿出来。我在自家门市部弄出来了一些啤酒和矿泉水,分给老年人和娃娃。那个时候也都不管钱的问题了,人命都没有了还要钱来干什么,所以就尽管发给他们也不收钱了。我们当时都以为只有唐坪村出事了,所以我就想打电话到乡里汇报情况,叫乡里来援救,但是那个时候手机一直都打不通。看着乡亲们都很渴,还有很多人没有水喝,我就赶紧到另外一个商店,把里面的矿泉水、啤酒、方便面等吃的、喝的都拿了出来。大人、小孩都没有吃的了,让他们先泡着吃一些。过了一两个小时后,群众的情绪也稍微稳定下来。渐渐地,天开始黑了……

处于极度惊恐中的唐坪村村民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刚刚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震级最高、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地震。二、地震给唐坪村造成的严重损失

这次特大地震虽然震中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但经由地质构造带传导,也给甘肃省、陕西省境内部分地区带来重大损失。据中国地震局公布结果,汶川8级地震位于龙门山构造带与宁陇川滇南北向构造带内,致使带内的陇南市大部分区域整体向北东方向位移5厘米。甘肃的重灾区集中于陇南,而陇南的重灾区在武都区和文县。武都区距汶川县250千米,是甘肃省境内8个重灾县(区)之一。这里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处在南北地震构造带的中北段。历史上该区曾发生多次破坏性地震甚至大地震,有文字记载的7级以上地震就达15次,严重者如1654年天水南8级地震和1879年武都南8级地震,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财产损失难以计数。地质学分析表明:由于武都区山高谷深,地质构造复杂,断层发育,属于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区,汶川地震引起了大量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这些次生灾害体现出如下特点:黄土覆盖区破坏严重,地形地貌突变处破坏严重,山上比山下破坏严重;地震破坏呈现成带性特点,从汉林乡到安化镇之间存在一条破坏严重的条带,该带内黄土斜坡崩塌、滑坡普遍,次生地质灾害严重,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即使没有发生次生地质灾害的村庄,也存在大面积房屋倒塌、开裂现象,概括为“三多”——滑坡、崩塌多,伤亡和财产损失多,地震裂缝多。

武都区全境震感强烈,经测定为7.6级地震,全区36个乡镇684个村15个社区受灾,涉及12.36万户54.84万人。其中,汉林乡所辖13个行政村全部受灾,80%民房倒塌,全乡经济损失估计达17917万元。由于唐坪村地处半山,土质以黄土为主,土质疏松,不仅震感尤为强烈,而且村庄次生灾害严重,如村排水沟发生山体滑坡,进而威胁农户住房和耕地。

据灾后测算,唐坪村属5·12特大地震波及区,地震烈度为9度。全村共有2人遇难,13人受伤。村民的生产生活资料严重受损,全村515户房屋全部受灾,农田、道路、水窖、沼气池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村小学、村活动室、商店和卫生室等也遭到不同程度损坏。据总体统计,汶川地震给国家扶贫工作重点村——唐坪村造成损失达4956万元,贫困百姓生产生活困难加剧,返贫现象严重。据扶贫办灾后统计,全村原有114户贫困户全部受灾,房屋全部倒塌。因灾返贫373户1559人,全村贫困户达到487户,占总户数的95%。2002年后发展起来的养猪、花椒种植等产业发展项目全部因灾受损。生猪死伤严重,圈舍全部倒塌或出现裂缝,已无法正常使用。由于剧烈震动,花椒树根系受损、落果严重,部分枯死。地震灾害导致农业收入大幅下滑,地震前一年的2007年唐坪村人均纯收入为1080元,2008年灾后下降为900元以下。加上因灾返贫人口,唐坪村全村贫困面由2007年的24.8%陡升至93%,真是“辛苦劳碌刚脱贫,一下震回解放前”。图3-1所示为灾后严重受损的农户。唐坪村遭受的重大损失使它被列为国务院扶贫办第一批灾后重建和扶贫开发相结合的试点村。图3-1 灾后严重受损的农户

第二节 灾后紧急救援——疏散与排危

一、村庄内部自救

地震发生后的四五个小时内,大部分村民一直聚集在村广场上。天色渐渐暗下来,家长们陆续从学校领回孩子,基本恢复了平静的村民们逐渐开始自救。大家互相帮着从危房中搬运出日常生活用品,在村里的干部、党员的组织下,用防雨布、油纸、木头等材料在村广场和学校操场集中搭建临时帐篷。平时不少农户家的土木结构房子逢雨雪天容易漏水,因此每家每户都多少备有油纸用于糊房堵漏。现在这些油纸都派上了用场。妇女们也被组织起来,搭起临时锅灶做饭。

专栏3-1天逐渐黑下来了,村民的情绪也基本稳定了,每家都有人回到自己家里去查看损失情况,并且准备晚上怎么过夜。村党支部唐书记回忆说:“我看到这种情形,也觉得这时候要强行组织全部村民一起查看损失情况不现实,就叫上李主任、郭主任和一些党员(很多年轻的党员都外出打工不在村里,所以就我们这几个人)去统计全村伤亡人员和受灾情况,还要查看村庄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我又用手机给乡上打电话,一直没有打通,我以为是手机不行,就用村委会固定电话打和我自己家里的固定电话往外打,也都打不通。”

当天晚上,由于唐坪村通往外界的道路多处塌方,汉林乡李乡长就带了几个乡干部徒步涉险来到唐坪村,与村两委全体干部一起查看灾情并组织抢救物资。

专栏3-2村支部书记唐书记对那个晚上依然记忆犹新:晚上差不多6点的时候,我们李乡长就带着乡里的人翻山越岭地过来了(路都震坏了,车子进不来)。李乡长询问了灾情并组织安慰群众。说实话,他来这里也给我壮胆了。李乡长当时还说:“晚上可能还有余震,要抓紧时间通知村民,让大家做好防震准备。”后来他带着人继续到别的村去了解灾情了。那时候天完全黑了,村里大部分群众都聚集在广场上扎营,因为广场开阔,人也多,晚上地震来的时候可以躲避,人多也可以互相照应。李乡长走后,我赶紧召集村干部一起去做宣传,叫村民晚上要提神,要注意安全,随时应对余震;后来又召集村干部和部分党员召开临时会议,商讨第二天如何动员和开展自救行动。在会议上,大家商量要尽量将村里的先进分子和青壮年劳动力都动员起来,组织多个抢险队抢救被压物资,抢修通村土路,为村里的孤寡老人搭建帐篷等。

在震后最初期的紧急救援、组织中,村庄基层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忙于查看灾情、组织村民救灾、安抚村民、联系上级政府报告灾情等,很多村委干部都是忙到当天深夜才顾上回自己家救灾。

专栏3-3据唐书记回忆,等一切都安定好之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他自己家,已经是深夜了。回到家,他才发现家里的房子除了厨房之外其他的房子都倒了。从地震之后他就没有回过家,也不知道他媳妇和家里的情况,回来一看房子都倒塌了,他媳妇已经在倒塌的房子旁边搭起了一个简易帐篷。他觉得这么关键的时刻自己没回家来,当时感到挺对不起家里人的。地震发生时,媳妇正在地里忙农活,她是从地里赶回家的。他那时一天都没有吃饭了,媳妇就在还没有倒塌的厨房里给他做了些吃的,等他吃完饭也快是凌晨1点了。

当夜,虽然唐坪村村民度过了一个忐忑不安的夜晚,但是村庄的秩序已经基本恢复。第二天早上,村干部早早就在广场上组织村民成立抢救物资队、抢修道路队、拆除危房队等各类抢险队伍,开展抢险自救工作。这一天电话也通了,村委可以通过电话向乡里和区里详细汇报唐坪村的受灾情况。

专栏3-4据唐书记回忆,到了第二天,他们去挨家挨户查看受灾情况的时候,才知道地震砸死了村里一个老人。这个老汉住的是窑洞,窑洞倒塌之后被砸死了,而且窑洞倒了把两边的路都封死了,也没有办法救人。唐书记听到这个情况,觉得问题严重了,也担心自己家里的老父亲,就在抽空回家的时候给他的老父亲选了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搭了个帐篷,让他父亲住在那里面。现在村民用的这些帐篷都是后来才发的,他当时是用家里的篷布给他父亲搭起来的。二、外部力量积极援助

唐坪村是汉林乡最大的行政村,距乡政府仅6.8千米,距离武都城区也仅20千米。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各级政府迅速组织救援力量向受灾村镇挺进。

5月13日上午,由于通信系统恢复,唐坪村与外界取得了联系。中午时分,陇南市政协、市人事局,武都区经委、区档案局、区党史办等包乡单位的干部们一起徒步翻山到达唐坪村。干部们查看灾情,慰问群众,支援和组织村里的抢险工作。唐坪村村民们一直深深记得:60多岁的陇南市政协副主席与大家一起搬砖挖土,抢救被埋的财物,在场村民无不动容。

5月15日,武都区区长朱宝莹也带人徒步进入唐坪村,组织村委和精干的村民骨干成立抢险救灾临时指挥小组,安排指挥抢险,布置村小学复课。地震后不久,在外务工的青年男女听到消息,也陆陆续续赶回到村里,这下村里年轻劳动力大大增加了。村两委集中全村精壮人手70名,组成7个小队,分派工作负责排除危房险情,夜间轮班安全巡逻。地震惊出了远山里的狼群,震后半个月内,村里前后3次遭到狼的侵扰。

5月16日,甘肃省扶贫办、武都区扶贫办的领导一道徒步来到村里,调查受灾情况,慰问受灾村民,与抢险救灾临时指挥小组一道分析灾情,谋划抢险策略,并向受灾最重的7户村民每户发放慰问金500元,向村小学老师们发放慰问金2000元,这是村里得到的第一笔慰问金。武都区扶贫办人员加入抢险救灾临时指挥小组,协助区长和村两委组织抢险;同日,唐坪村小学复课。地震第五天,兰州军区的解放军进入唐坪村,住在学校里与村民共同抢救物资、拆除危房和抢修通村土路。

一直到5月29日,唐坪村最为紧张的抢险救灾工作才告一段落。

第三节 灾后紧急救援——发放救灾物资

5月26日,在救灾部队与村民夜以继日的努力下,唐坪村通往外界的主道路在中断了整整2个星期之后终于抢修成功,恢复了通车。外界的救灾物资相继运送到唐坪村。

运来的物资除了面粉、蔬菜、水、衣服、鞋袜、棉被、帐篷等生活必需品外,还有卫生棉、感冒药等物品。武都区政府派来指导唐坪村抗震救灾的工作人员也开办了大灶,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不再在村民家里吃饭。由于唐坪村的倒塌房屋太多,拆除危房和清理垃圾需要大量劳动力,在路通后不久,兰州军区又增派了一个连的队伍进驻唐坪村。战士们在村小学安营,全力以赴清理废墟,打通村内道路,帮助重建。直到8月下旬,救灾部队才撤出唐坪村。

由于受损房屋主要位于山区,路况危险,信息传送困难。就算是甘肃省本地人,也没能及时充分了解到陇南受灾的严重情况。2008年5月,记者赴甘肃灾区采访时,当地负责接待的人说:“到现在,兰州的捐款还有好多是捐往四川的。”起初的救援力度也未能如陇南灾区灾民们期盼的那般大。据陇南市武都区区长朱宝莹介绍:武都离汶川仅250千米,受灾极其严重,房子倒塌的有3万户,严重危房的有4万户,可最初分配给陇南的救灾帐篷只有6000多顶,大部分灾民只能住在用防雨布临时搭成的棚子里。地震后,武都下了两场雨,埋在房子里的粮食都霉烂变质,导致面粉非常缺乏。

灾后进入灾区调查的某中国作协救灾采访团甘肃团成员说:“他们太惨了,除了头顶上的帐篷,什么都没有”;“最缺的还是帐篷”;“刚刚脱贫,地震一来,一下子又倒退十年”。武都区委书记黄华明面对作协的成员,泪流满面。

随着灾情被不断上报,外界救灾物资开始源源不断进入唐坪村。如何公平高效地分发救灾物资成为唐坪村村委会干部们面临的棘手问题。村委们担心如果物资发放不公平,会引起村民内部的巨大矛盾,影响社区成员团结和抗震救灾工作的进行。各级政府为了保障村庄发放物资的公平性,都逐级下发了救灾物资管理方式、发放原则的规定文件,并且从区到村级都成立物资发放监督小组,并附有专门的监督和举报电话。在村庄内部,有着十几年村干部工作经验的唐书记也知道物资发放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如果救灾物资发放不公平,不仅可能引发村内矛盾,甚至可能发生冲突,影响抗震救灾。唐书记注意到:发放救灾物资面临的难题是物资有限,不可能满足所有村民的需求,发给谁、不发给谁一定要处理好。如果以户为单位发放,由于各户中人数不一样,有的甚至差异很大,比如有的农户是小家庭,家里只有2个人;而有的农户是大家庭,有10个家庭成员,按照每户领取10瓶矿泉水的话,那么2个人的小家庭每人得到的矿泉水(5瓶)是10个人的大家庭(每人1瓶)的5倍,这样对大家庭是很不公平的,也会影响到社区内部的团结。

在多次召开村组干部讨论之后,唐坪村的救灾物资发放由按照户发放变更成按照人数发放。村民们自由组合,每8个人成1“户”,村干部就按照这新组成的“户”分发救灾物资,这样既避免了因农户家庭成员数目差异导致的救灾物资发放不公平,也提高了物资发放效率。为了照顾妇女、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救灾物资被优先发放给这三类人群。地震半个月之后,乡里运来了第一批帐篷,由于路险难走,运送救灾帐篷的汽车不能直接开进唐坪村内,村委就组织村民们到距离唐坪村6.8千米的汉林乡政府所在地将帐篷背回。背回村里的第一批帐篷被优先发放给老人、残障人士、在家坐月子或者生娃的妇女。第二批帐篷则安排给了那些人口多、娃娃多、有老人的家庭。第三批帐篷来的时候,通村土路已经打通,大车能够直接开进村里,因此送进来的物资很充足,全面解决了515户所有家庭的帐篷需求。图3-2所示为村民家中的救灾帐篷。图3-2 村民家中的救灾帐篷

专栏3-5每8个人组成1“户”领取救灾物资据唐书记回忆,唐坪村发放物资的时候没有出现过哄抢情况。一开始的时候,因为物资不够,其他村子发生过抢救灾物资的情况,但是政策(指政府发放救灾物资的政策)出台后,在他们这个地方没有抢物资的情况。为什么没有呢?当天来的物资少得很,农户又很多,他们实施不起来工作方案。唐坪村村干部和这些援建的人都说:“唐主任(当时他还是村主任)啊,这里的人太多了,7个生产队呢,可咋发呢?”其他村发放物资时都有哄抢情况,抢方便面、面粉等。他们这边呢就开始担心发生哄抢情况。唐书记说不怕的,每个生产队选取几名代表,人数多的队选5名代表,人少点儿的队选3名代表,人数居中的队选4名代表,全体群众代表和各生产队队长都来参加物资分配会议。那天下着雨呢,物资就放在小学里面,代表们跟村干部就在学校内开会。在会议上他们商量后作出决定,不按户分,要按照人来分,每8个人为1“户”。假如他们有一户有3个人,还有一户有5个人,那么他们两家就合为1户领取。就这样,将8个人组成1“户”,再把花名册弄好。发放队员(他们有领导小组的发放队员)把货物盘点了之后,就给各社的代表按照分组的花名册领回去,再由代表协助分发。

为了有序发放救灾物资,唐坪村还成立了救灾物资发放小组和监督小组。物资发放小组由村组干部和通过民主选举的村民代表组成,村民代表从7个生产队中选出,按照各队人数多少,分别选出5名(大队)、4名(中队)和3名(小队)代表。村民代表的工作职责是协助村组干部发放和搬运救灾物资。乡上的救灾物资首先运送到村里,从乡上到村里的物资管理主要由村委会负责,村委会再将救灾物资分发到各生产队队长和村民代表手中,由村民代表和队长分发给各队的群众。救灾物资发放过程中要求登记造册,领到救灾物资的村民还要按手印。监督小组则通过查看救灾物资发放花名册、现场观看救灾物资发放等形式对救灾物资发放进行监督。即便建立了较完备的救灾物资发放、监督制度,并且村干部们也尽可能想得面面俱到,但在唐坪村发放物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专栏3-6六队在分发第一批物资时没有出现问题,但在发放第二批、第三批物资的时候,其他队的都全部发给村民了,六队队长在将物资领回去之后,不管是有那个心还是没有那个心,反正是将物资放到了他自己家里了。全队的人都知道了,都纷纷到他家去抢物资。当时抢的时候他(六队队长)就害怕着呢。当时我也在抢险救灾临时指挥小组里。六队队长就给我打电话说队员在抢物资,叫我马上过去。我放下电话就往他家赶,赶到他家的时候,看到六队的队员正在抢物资呢,我就大喊:“把东西统统给我放下!不听我的政策(话)你们就抢,听我的政策(话)你们就放下。”群众见到我过来了,也都把手里的物资放下了。等他们把所有的物资都放到原处之后,我就在六队队长家开了个六队全体队员会议。男男女女都来了。我就说:“5·12这么大的地震汶川死了多少人?我们这么大的500多户的村子死了2个人,还是老汉跑不动被压的。汶川男男女女,伤亡那么严重,有的还没有吃的、喝的,我们都是有吃有喝的人,你们这样做你们丢脸不丢脸?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抢啦?!你们现在的这些都是谁给的?国家给的呢!看病的钱什么都不用花,你们难道都是这么自私吗?都按照你们的来?我如果是个心黑的干部,我将所有的物品都拿到我家去,锁起来不给你们发,你们说能够怎么办?你们能抢吗?轮到你们来抢吗?为什么我们要一起组织起来一点一点分给群众呢?因为这都是公共的。”把大家都说下去了之后,我开始批评六队队长。他说自己的想法是:“因为六队是我们唐坪村人数最多的一个生产队,发下来的物资暂时还不够分,就想着先把领下来的物资放到了自己家里,而不是村民代表家里。”我生气啊,就批评他:“为什么领下来东西不发给群众,你放在自己家里干什么?你作为村组干部,你为什么不把还没有发给队员的物资放到代表家里去,而是放在你自己家里?如果你是把这些物资放到你们队村民代表家里,你这个干部就能说自己在理了。人家代表家里都没有放,你放到你家里了,你穷得很啊?你放在家里,放的时间长了你不就用了吗?你就占这个便宜的啊?既然你自己也说这个便宜你还不想占,你就更不应该把物资放在自己家。代表是干什么的?代表就是监督干部的!我们选出监督小组是用来干什么的啊?”就这样我把六队的队长收拾了一顿,场面就变得鸦雀无声了。最后的物资也都顺利发下去了。注:来自唐书记口述。

第四节 历史上的武都大地震

武都地处我国南北地震带的中段,历来是地震多发区,但强地震发生频率很低,又具有一定周期性,而且分布很有规律,多集中在活动构造带上。

从时间分布看,武都位于西秦岭南带,地震活动受西秦岭南带地震活动规律的支配。西秦岭南带的大震周期为2000~2500年,其活跃期内发生过几次7级以上大地震。强震周期为二三百年,其活跃期内发生过几次6~7级地震。中强震周期为二三十年,其活跃期内发生过几次5~6级地震。武都和文县的地震约占西秦岭南带地震的1/3。因此,武都境内,每隔2000多年可能发生一次7级以上大地震,每隔二三百年可能发生一次6级以上地震,每隔二三十年可能发生一次5级以上地震。但也可能被天水、西和、礼县、宕昌、岷县、舟曲等地地震所代替。

从空间分布上看,武都地震主要分布在武都弧形构造带上。武都弧形构造带主要由白龙江南北缘两个断裂带组成。白龙江南缘断裂带从甘南藏族自治州经拱坝和铁坝,向东南延伸到擂鼓山,折向东北,在响崖坝穿过白龙江,经三河口、黄坪延伸到康县以东。白龙江北缘断裂带从甘南藏族自治州经舟曲、化马、新寨向东南延伸到石坡儿,折向东北,经五凤山、甘泉、窄狭子延伸到成县以东。所以武都地震主要分布在坪垭、黄鹿坝、擂鼓山一带和池坝、蒲地、武都城关一带。汉王、安化以东都在武都弧形构造带的东翼,发生强震的可能性便降低。穿过了打蛇崖,整个洛塘地区都是相对安全的地区。

历史上当地发生较大地震的时间、地点和震级如下所述。(1)公元前186年2月22日,即汉高后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武都西发生6~7级地震。据《汉书》记载:“汉高后二年正月乙卯,武都道地震、山崩,杀七百六十人。”又据《通志》记载:“吕后二年正月地震,羌道、武都山颓。”由于对历史地名记载不统一,中国地震局顾功叙在其主编的《中国地震目录》中提出,这次地震震中在黄鹿坝附近;甘肃省地震局的《陕甘宁青四省(区)强地震目录》则认为震中在成县附近。综合各方观点,顾功叙的看法更具说服力,但震级应该大于7级。(2)1652年,清顺治九年,武都西发生5.5级地震。据《县志》记载:“顺治九年,地震月余城垣尽颓,民屋多坏。”《中国地震目录》收录了此次地震,《陕甘宁青四省(区)强地震目录》未收录。(3)1677年,清康熙十六年,武都西发生5.5级地震。据《县志》记载:“康熙十三年地震。十五年地震五月余,城垣倾颓,压死人畜甚众。十七年地震、雨雹。十八年地震、树鸣、雨雹。二十年地震。”从《县志》记载看,这次地震有明显的前震,余震也持续了5年,主震发生时城垣倾颓,压死人畜甚众,震级应在6级以上。(4)1874年7月14日至8月11日,清同治十三年六月,武都发生5级地震,《陕甘宁青四省(区)强地震目录》收录了此次地震,但《县志》无此记载。(5)1879年7月1日,清光绪五年五月十二日,武都南发生8级地震。据《县志》记载:“五年五月十二日,地震。南山崩塌,冲压西南城垣数十丈,居民二百余家。城中突起土阜,周二里许。各处山飞石走,地裂水出,杀九千八百十一人。文县大震,山崩水壅,城垣倾圮,杀一万八百三十余人。”据《中国地震目录》记载,南坪、舟曲、西和、礼县、成县、徽县、岷县、天水、秦安、清水均有人口伤亡。波及范围东北达到渤海之滨的河北沧州、山东惠民一带,东南达到湖北云梦、湖南溆浦一带,西南达到贵州,西北达到乌鲁木齐,包括了大半个中国。这次地震至今保留下许多传说,武都高崖滑坡现场还保留着形迹可考。(6)1881年7月20日,清光绪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舟曲东发生6.5级地震。据《县志》记载:“光绪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复大震,杀四十二人。”《中国地震目录》和《陕甘宁青四省(区)强地震目录》皆记作光绪七年,并记舟曲“死一人”,礼县“白家河、岳坪里、大潭等处倒房屋近五千间,死人四百八十名,畜三百头”。

此外,《县志》上还记载了一些小地震,一部分是邻区(主要是文县)地震的波及,一部分是当地5级以下中小地震,并未造成震灾,不再一一列举。

从列出的数次强震资料可以看出武都地震带的时空分布特征。

由于历史上的数次大地震距今已年代久远,保留下来的文字记载也残缺不全。《中国地震目录》、《陕甘宁青四省(区)强地震目录》和《县志》等各官方记录又都有互相矛盾之处,这些资料仅供了解武都地区位于地震多发带,自古以来多次发生大震、强震的惨痛经历。相信经过进一步辨析历史资料,结合对震发地点的现场考察,记载资料中的矛盾能够得到厘清,有助于当地地震资料积累、地震史记录以及防震减灾方法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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