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瑞典]伯迪·托尔卡Bertil Torekull
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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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故事——IKEA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传(建投书局策划)试读：
【2011年平装本修订版书序】
伯迪·托尔卡写于瑞典布兰特维克 2011年5月
Förord till den uppdaterade och reviderade
pocketutgåvan 2011
Brantevik maj 2011
Bertil Torekull《宜家故事》于2011年修编，写序的时候正值春天，而宜家的发展也如春临大地势不可当。在如今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大环境下，宜家依旧能保持高速增长，盈利还突破了之前的纪录——2010年以来宜家在全球增设了12家新店。业绩为人称道的同时也让宜家日益成为透明化的公司。
经过68年的漫长发展，宜家已成为蜚声全球的知名品牌。它不仅价位亲民，其产品也体现出独一无二的品牌理念。在媒体的闪光灯下，它也常年保持着健康良好的企业形象，鲜有负面新闻。在这一点上，其他任何企业都是望尘莫及的。近年来很多关于宜家家居帝国的新书陆续出版。宜家的真实故事还被搬上了音乐剧的舞台——2009年秋天，《瑞典的奇迹》（Das Wunder von Schweden）这部音乐剧在德国汉堡全球首映。2010年，它又被改编成瑞典语版，在瑞典的马尔默（Malmö）和厄勒布鲁（Örebro）两座城市公演。85岁的品牌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旧活跃在媒体的闪光灯下。他这一生收获了无数奖章勋章，并被众多世界知名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宜家的一举一动向来备受公众关注，品牌掌舵人坎普拉德自然也是全球热议的话题人物。然而，庞大的宜家帝国始终蒙着一层不透风的神秘面纱——它的所有权、财富实力、实际运营究竟如何？多年来，外界众说纷纭，宜家却始终保持沉默和低调。因此从1998年创作筹备期开始，笔者就致力于发掘和记录坎普拉德本人的真实看法。因此，本书不仅为读者揭秘了坎普拉德历经辛苦打造商业帝国的成功之路，还详尽披露了宜家经过漫长发展所形成的基金会所有权结构（包括慈善基金会）。基金会作为实际所有者与宜家集团（IKEA-gruppen）之间在经济思想及意识形态上紧密结合，而创始人坎普拉德则从全局宏观把控并拥有最终决定权。宜家每年都需要向坎普拉德及其家族支付其营收总额的3%，作为使用“宜家”这一品牌的授权费。
1982年，坎普拉德在律师们的帮助下组建了公司。这个公司在当时看来相对封闭，但他的初衷很简单，听起来甚至有些夸大其词——要确保宜家作为一个公司以及概念，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保护，“永远”掌握在坎普拉德家族的手中。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面对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一小部分西方人开始错误地联想到冷战时期。坎普拉德也认为自己的公司应当做好万全准备以防意外发生，甚至要时刻准备好从欧洲撤离。
近期，宜家又施行了另一项重大举措，但这并不会偏离宜家帝国原有的基础架构——门店和其他的营利性分支主要由基金会控制；点石成金的宜家商业概念（包括品牌名称）则分属于另一个不同的分支，而这个分支的管理发展和最终决定权依然牢牢把控在坎普拉德家族手中。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组织架构，引发了外界长久以来的揣测。加之宜家在众多国家的各类公司和基金会也五花八门，其中一些还享受免税待遇，可以说世界各地的财经记者和分析师肯定都想对宜家一探究竟。现在，宜家也正计划资产信息透明化，亮出底牌，彻底驱散人们脑海中的迷雾。
据笔者观察，实际上宜家经得住法律的全方位考验，要知道它在世界各地所缴纳的平均税率早已超过17%了。宜家选择在现阶段信息透明化，并非迫于司法压力，而是响应来自当代社会各界的紧密关注。更重要的是，此举最早缘于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根植于内心的诉求——他呕心沥血打造的宜家必须经受得住绝对民主的严格考验，能面对检视站稳脚跟。有此诚挚的初心，宜家集团（请参见357页，“宜家组织架构”）从很早以前就明确制定了一条环保政策——几乎每件宜家出售的商品及其所用原材料，不论是棉花、木材，还是胶水，从其产地源头开始，宜家集团对每一个生产环节都必须做到了若指掌。不论客户、供应商，还是利益相关者，他们一定都对宜家的这项政策感同身受，这就是宜家帝国的核心管理理念，是宜家长盛不衰的最大秘诀，也是它不断壮大的强劲内部驱动力。
秉承这样的理念，本书针对部分章节进行了重新修订，特别是第四章第一节“提前计划身后事”，以及第六章“大飞跃”的部分。本书为《宜家故事》的部分修订版，现已结集出版。在得到高层授权公开所有信息之后，笔者还会修订更多章节的内容，比如第六章中关于俄罗斯的内容未来可能会增加脚注等。其实，宜家高层同意信息透明化要归功于坎普拉德。这位几十年如一日活跃在生意场上的创始人现在“终于”严肃认真地开始考虑退居二线了。坎普拉德之前动过手术，安装了心脏起搏器，耄耋之年的他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拨开宜家的迷雾，走的时候干干净净不留任何是非。
未来退居二线以后，坎普拉德将不再常年无休地活跃在公众视野中；近年来，他长途跋涉不停出访，走遍了全球各地的宜家商场，并亲力亲为地考察了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规模较大的市场。2011年春，芬兰等规模较小的市场也成功邀请到他作为嘉宾出席活动。坎普拉德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他在全球的近十三万雇员做退隐前的告别，也仿佛在谢幕。未来他只会为宜家和坎普拉德家族最核心管理层提供咨询建议。
与此同时，坎普拉德近年来也频繁与各方进行会晤，并已正式启动计划。他将最终决定三个儿子作为未来继承人在一家帝国组织架构中的角色和定位。据悉，除了会妥善安置宜家帝国的商业运营，他可能还会成立一个新的大型科技基金会，隶属于坎普拉德家族名下，职责是确保三个儿子在创始人故去后也能持续发挥关键性作用。迄今为止，坎普拉德家的三位继承人都对外界刻意保持低调形象，人们对他们知之甚少（请参见233页，“与继承者们的对话”）。但三位继承人的角色和分工将来肯定会逐步清晰化，他们也会更多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这是一个延续了85年的真实故事《宜家故事》第一版的主体成书于1998年，是现在平装修订版的基础。随着时间推移，宜家已经成功进军世界各国市场，比如美国和俄罗斯。同时，笔者在筹备修订版的创作过程中也搜集了更丰富翔实的资料，对原有的名称、数字和地点等都进行了修订，并加入了原书中没有的新章节。宜家的经营理念最初始于为大众提供“种类繁多、美观实用、买得起的家居用品”。85年过去了，这一理念早已深深植根于公司内部运营的每个环节之中，创造了无限的商业可能性。1997年秋起，笔者开始为写书做调研。当年宜家营业总额还不到500[1]亿瑞典克朗，在全球拥有不到140家门店，雇员总数约3.5万人；但到了2010财年，宜家的总营收就迅速翻了几番达到2300亿瑞典克朗，约合231亿欧元，不仅在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320家门店（包括加盟店），雇员总数也比1997年增加了3倍。（请参见364页，“世界宜家门店”）
宜家的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生于1926年3月30日。截至2011年，他85年的人生历程就是一部宜家的真实发展史，而宜家也是福利国家瑞典众多的商业奇迹之一。坎普拉德出生于瑞典郊区的一个农场，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迷茫和失业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年仅17岁的他就在自家农场周边的村庄创立了自己的邮购公司。据最新统计，每年有7.5亿人访问宜家网站，约10亿人亲临宜家实体店购物。如此看来，坎普拉德17岁时创办的老式邮购公司，早已预先为今日宜家网上购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宜家不断创新和改良的商业理念既是瑞典社会福利发展的产物，同时也促进了国家福利的提升。归根结底，宜家家居的腾飞是以瑞典社会的蓬勃发展为前提的，两者密不可分，就像机动车的出现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农村人口的下降息息相关。当时的瑞典名人堂人才济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拉什·马格纳斯·爱立信（爱立信创始人）、阿瑟·格布尔森（沃尔沃创始人）和卢本·罗兴（利乐创始人）等都早已是家喻户晓、人人崇拜的实业家。因此，通过家居装饰彰显身份地位，有效地迎合了普通瑞典民众对其富裕国民形象的心理定位。但有趣的是，坎普拉德所创立的宜家品牌被称为有史以来最经济实惠和亲民的品牌。这不仅是因为其家居产品为世界各地的家庭带来了温馨舒适，更因为它引以为豪的“源自瑞典”的品牌魅力。掌舵者坎普拉德的独特个性和品质也深深影响了宜家品牌。
坎普拉德嘴里含着瑞典颇为流行的口含烟，口袋里装着瑞典南方传统针织花纹钱袋，眼睛总是炯炯有神。他说话没有那么文雅，常年开一辆二手沃尔沃（Volvo）旅行车，外界对坎普拉德的传言是极其“抠门”（实际上，多年以来身体力行的节俭是他的管理精髓）。坎普拉德节俭朴素的个人形象和其独特的商业理念结合在一起，让民众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位创始人及宜家品牌。即便坎普拉德曾因为青年时期的政治错误饱受争议，但这依旧没有改变大众对他的青睐。
2010年圣诞节，电视上播出了攻击宜家创始人坎普拉德（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效果）的曝光节目。节目一经播出就引起大批民众的强烈抗议，人们纷纷写信给节目编辑为他们的偶像抱不平，潮水般的信件持续了数月，信件内容都表达了观众对坎普拉德的普遍同情。一项诚信度调查显示，坎普拉德的诚信度高居榜首，远超众多政治领袖。同时，宜家品牌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的钟爱。宜家成为最吸引应聘者的公司，同时其品牌价值位列全球前十名。对于无数的瑞典人来说，宜家在阿尔姆霍特镇（Älmhult）上的第一个小小展销厅就是他们迈向世界大门的跳板。“万事待兴，前景光明！”这是英格瓦·坎普拉德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自1943年成立以来，宜家的发展之路也确实印证了坎普拉德的这句名言。虽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宜家市场尚处于培育期，但这是任何品牌在全球大型市场都必须经历的必要阶段的试练，比如中国和俄罗斯。就在不久前的2010年，俄罗斯市场还一度笼罩在丑闻的阴霾之中，但最终柳暗花明。1998年宜家在上海建立首家中国门店时，它就知道中国雄心勃勃。事实也是如此，2006年以来6家新门店先后在中国各地落成。目前，中国已经拥有8家门店。2011年8月，来自中国的代表团远赴瑞典阿尔姆霍特与宜家洽谈，希望在各方面增强合作，积极开拓中国市场。连坎普拉德本人也亲自出席了本次洽谈，可见他对中国大市场的重视。“老”市场持续焕发活力的同时，宜家也在“新”市场阔步前行，以土耳其、日本、葡萄牙、西班牙和罗马尼亚为代表的新市场都颇具潜力。过去10年间，宜家在全球总共开设了164家新门店，其中27家位于美国。每一家门店的骄人业绩都见证了宜家的发展奇迹。
如今芬兰也终于步入宜家的事业版图。地理位置上，芬兰与瑞典接壤；历史渊源上，两国自古就邦交密切；在设计和进口方面，也有着天然的联系。坎普拉德本人童年时也曾在芬兰居住，并度过了一个难忘美好的夏日。然而，芬兰宜家的业绩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缓慢增长。最近，宜家在临近芬兰的瑞典边境小镇哈帕兰达（Haparanda）开设了一家商场。在哈帕兰达出人意料的成功也为芬兰宜家的发展推注了一剂强心针。
哈帕兰达地处北冰洋附近的巴伦支海域，距离著名的挪威地标北角（Nordkapp）不远。北角虽然不是地理上真正的欧洲最北端，长久以来却被很多人称为“世界尽头”或“欧洲大陆最北端”。在这种人迹罕至都快到北极圈的地方开店，之前很多人都不看好。况且，瑞典政府之前已经在当地投入了上亿克朗试图发展经济，但仍以惨败告终。坎普拉德最初提出在哈帕兰达建商场，不仅董事会反对，所有人都认为他的计划是天方夜谭。但这位老人坚持己见并不妥协，最终这个看似疯狂的计划才得以实施，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哈帕兰达门店现在已经带活了整个周边经济。围绕着宜家，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创新产业基地。其实宜家有时候就是这么大胆创新，眼光独到，不留后路。
而当年那个曾向坎普拉德提议希望把宜家引进哈帕兰达的官员，现在也已经跻身瑞典国会。怎么样，是不是英雄所见略同？
宜家在哈帕兰达获得成功依赖于五个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力协作——欧洲原住民萨米人、挪威人、俄罗斯人、芬兰人，还有瑞典人。然而，宜家在这些地区的成功案例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各大零售品牌间的竞争正在加剧，所有品牌都在雄心勃勃地争夺市场，比如同样来自瑞典的克劳斯欧乐松（连锁零售上市公司）、特马（主营汽车零配件、工具），以及麦克诺门（连锁汽车零部件公司）。过去人们都认为小型城市人口稀少、购买力弱，因而难以收回投资，但事实并非如此。最近宜家在瑞典中部偏西南的湖港小城市卡尔斯塔德（Karlstad）还有东南港口城市卡尔马（Kalmar）的门店，以及在布胡斯省（Bohus）临近挪威的边境处筹建的新店即将打破人们的传统偏见。
如今宜家帝国的发展如日中天，但绝不能说它已经到达黄金全盛期。即便是在它的发源地瑞典，宜家也远不是一家独大，它只占瑞典市场的20%。这个数字实在低得令人惊讶。1985年，宜家在美国费城开设了第一家美国门店。它用充满北欧风情的简约家具轻轻松松就迷倒了大片美国人，那会儿宜家顾客盈门，排队都排到店外面去了。宜家在美国市场如此大受追捧，可实际上只占整个美国装饰和家居市场的一到二个百分点。直至今日，整个北美市场包括加拿大总共也“只有”48家宜家门店。
2010年对俄罗斯宜家来说是充满阴霾的一年，贿赂丑闻为它带来了纠缠不尽的财务麻烦。尽管如此，俄罗斯门店的数量仍然在严峻的考验中稳步增加到12家，比5年前翻了不止一番。俄罗斯是宜家在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它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创始人坎普拉德因宜家违规事件而产生的巨大忧虑和痛苦。2010年，宜家违规丑闻导致的经济赔偿最终高达100亿瑞典克朗，但宜家集团强大的财力和资金储备最终能够偿付，并且相信这不会影响其业绩及其市场的持续发展。
宜家的独特经营哲学是什么？
宜家的经营模式有什么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学习？它在保持增长、获得成功，以及保证安全边际等方面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或秘诀？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哲学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每个人不尽相同，可以从多个角度剖析，可以通过多个层次论证，相信读者可以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领悟。
首先，宜家今日的成功必须感谢创始人坎普拉德坚决不上市的决心。只要他一日不退休，宜家就一日不可能上市。坎普拉德知道，一旦上市，股东们必然一味追求更快更多的股票收益，但宜家需要免受外界不必要的干扰。比如说普通股民可能不看好宜家在俄罗斯的投资；股票分析师可能会质疑宜家投资的可行性，转而要求分得更多红利并要求管理层马上下台。相比之下，现在的宜家属于基金会所有，掌握在坎普拉德家族手中，更能保证其长期持续性发展。
远离股市也让宜家远离纷纷扰扰并保持决策独立。远离股市，公司才能按自己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发展。宜家不愿意急功近利，即便需要等待数十年，它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既定步调。因为宜家对自己的发展有信心，而且一旦成功进入俄罗斯或者中国这样的市场，迟早都会收获丰硕的果实。保持持续增长是宜家闻名于世的秘诀和原动力。每当一个新市场需要，宜家就会肩负着使命而来，致力于“为大多数人创造更加美好的日常生活”，而这也是让创始人坎普拉德倍感光荣的宜家理念。
宜家保持领先的另一个独到之处就是在全球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北欧旋风。在全球化加剧的今日，宜家反而保持着品牌自身的浓郁瑞典风情。以前每年夏季和12月，创始人坎普拉德都会回到他在瑞典的故乡斯马兰（Smålandsskogen），这已经成了他的传统。他会在那儿待上好几周并废寝忘食地投入工作。近几年这位高龄老人已经无法再长时间在斯马兰工作，但他还是会通过象征性的回归表达对故土的热爱和依恋：只有瑞典才是他真正依恋的热土。他是从斯马兰小镇上的家族农场艾尔姆塔里德（Elmtaryd）走出去的。在这里，他创立了首家邮购公司；在这里，他扎根土壤；在这里，他有知根知底的老朋友；在这里，他喜极而泣。
每年圣诞宜家还保持了另外一个重要传统，那就是聆听坎普拉德在阿尔姆霍特对全体员工发表的公开演说。宜家此举旨在传达对瑞典乡土传统美德的赞美和传承，表达对勤劳、活力、节俭、创新、谦逊等品质的尊重。员工们每年都会聚在一起等待坎普拉德演讲，共享一年辛勤劳作的丰收和甜蜜，就像大家庭欢聚一堂共同期待圣诞大餐的最后一道甜品。每次演讲，坎普拉德都会衷心感谢和表彰某个部门的出色表现，比如今年厨房部门所取得的成功。同时，他还会向公司全体员工传递其他的好信息，比如，宜家正在不断为“贝尔塔·坎普拉[2]德癌症基金会”筹措资金帮助癌症患者，以及宜家向巴基斯坦地震受灾民众捐赠了35万条保暖毯子。
在笔者看来，除了坎普拉德，瑞典没有其他任何企业家能够如此出色地以情为沟通纽带与员工构建亲密的联结，让员工如此认同公司的文化和愿景。不管宜家倡导的“良心资本主义”是否成立，坎普拉德至少有魅力能让员工们都认同这个理念。此外，宜家也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传达这一理念。比如，坎普拉德向他出生的阿根纳瑞德村（Agunnaryd）教区捐献了60万克朗，用以资助该村建立新商店。但他出资的前提是村民们也必须投入同等数量的资金。因此，2005年12月新商店开业的时候一下子就有了数百万克朗的雄厚财力。
从坎普拉德的日常行为中，我们也可以隐约解读出爱国主义情怀。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因为不满瑞典法律规定的极其高昂的继承税和财富税而移居瑞士。也许他确实对瑞士钟爱有加，但在远离祖国这么多年后，坎普拉德现在开始向瑞典政府缴纳之前宜家所欠的税费。因为他不希望百年故去后，留给人们的印象只是个会剥削人的恶棍资本家。他希望把宜家打造成一个尽善尽美的人类物质文明遗产，并一直延续到未来。他希望自己能像同样来自瑞典的伟人诺贝尔一样，终身致力于创造更美好的人类社会，成为杰出的发明家、冒险家，而不仅是作为家具商把传统瑞典肉丸这道美食带到世界各地。
宜家的成功还让我们领悟到了什么？那就是不断创新。从小到不起眼的热狗——所有宜家门店都在收款台附近贩售热狗，而且价格低到超乎想象——这个创意就是坎普拉德想到的，现在已经成了所有宜家门店的特色；到整个大的商业模式——过去宜家只有孤零零的门店，现在已经演变为集各类大型综合零售商业区于一体的中心枢纽。有些宜家配套综合商业体属于伊卡诺，这个不断壮大的公司属于坎普拉德的三个儿子。
如果留心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现在很多大型宜家门店周边会围绕着很多其他类型的商店，有些店甚至会与宜家形成部分竞争关系。它们就像旋转木马一样，围绕着宜家形成了一个大型综合现代商业区。2006年宜家在俄罗斯市场首次尝试这种新的商业生态——莫斯科郊区的美嘉中心（Mega Center）拥有多达250家商店，每年吸引6000多万顾客。哪怕其中只有10%的人被分流到宜家，每年也能为门店带来600万的潜在客户，这600万人中一定有不少会被梦想家居吸引。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个百分比提高到15%或20%，那未来宜家在美嘉中心的门店必定财源滚滚。这个新模式告诉我们，零售也好其他领域也好，只会自己单打独斗的门店已经没有竞争力了，只有强强联合才能共赢。之前提到过的哈帕兰达商场，就是强强联合带来共赢的好例子。除了在瑞典，我们有理由坚信，未来宜家会和很多市场强强联合复制更多奇迹。
关于宜家是否应该回归瑞典的问题，数年前就在国会引发了激烈讨论，但各方意见不一。在笔者看来，回归的希望其实很小。玛格丽[3]塔和英格瓦·坎普拉德已经习惯于常居瑞士，而宜家的总部设在荷兰，坎普拉德家族的其他资产也分布在全球各地，因此不太可能回归瑞典。
20世纪90年代，宜家的确在赫尔辛堡（Helsingborg）专门设立了一个瑞典服务办公室。但正如坎普拉德在阿尔姆霍特论坛（Älmhults-Bladet）上的发言所说，他也在自己最中意的一篇论文中有所表述：“宜家的大脑在荷兰莱顿，但我们的心一直留在瑞典的阿尔姆霍特。我这么说并非只是思乡怀旧情切，宜家是从阿尔姆霍特走出去的，因此它才会那么与众不同。很多人都在模仿宜家，剽窃我们的家具板型，盗取我们展厅的创意，但宜家与生俱来的瑞典南部风情是任何人都偷不走的。”[目前《宜家故事》已经同出版社签约，不久的将来就会被翻译成20种不同的语言，在东方的日本、中国与读者见面，并被引进美国等西方国家。目前瑞典语原版已经刊印了约12.5万册，包括平装本。此外，原版还售出了1万本配套有声书。有声书由作者本人朗读，由坎普拉德本人亲自在方言上给予了指导。《宜家故事》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瑞典商界人物传记。]
【作者的话】
写书可是件相当危险的事。——马克·吐温
伯迪·托尔卡
写于瑞典布兰特维克 1998年7月及2011年6月
Författaren：Så skrevs boken
»Der är livsfarligt att skriva böcker«Mark Twain
Brantevik den 1 juli 1998 samt 1 juni 2001
Bertil Torekull
1997年4月的一天，我很意外地接到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亲自从瑞士洛桑打来的电话。一开口他就很直白地问我，愿不愿意写一本关于宜家的书，并承诺会讲述“宜家的一切是怎么来的”。
这个突然的提议霎时间撩动了我的心弦。
我曾在《商业周刊》（Veckans Affärer，瑞典一商业期刊）做过编辑，还创办过全国最大的经济日报《瑞典工商业日报》（Dagens Industri）。一直以来我就对这些成功商业领袖背后的神秘驱动力很感兴趣，但后来才慢慢发现，这些商业奇人本身就是企业成功的秘密。到底什么样的领袖才能让公司长久保持活力和繁荣？又是什么促使公司走向衰亡？在现代社会，人们对商业世界的了解很局限，往往只偏重金融财务或纯经济学分析，反而忽略了领导者个人的魅力和角色。
在创作关于萨博（SAAB，瑞典飞机与汽车制造品牌）的书《探求公司之魂》时，我曾深入探讨过企业领导者个人与企业之间的互相影响，这是我研究的兴趣点。说真的，我根本无法拒绝公司创始人的亲自邀约——从坎普拉德的亲述中，我可以得到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深入探索宜家的诞生与发展。
但在此之前我本人与宜家没有太多接触，最多也就是常去购物而已。我和英格瓦·坎普拉德也是由于采访才频繁会面，之后才建立了比较亲密的个人关系。我和他在企业管理和改革创新方面的观点一致，在过去的采访中也曾擦出过火花，我在很多媒体上都发表过关于他的深度访谈。多年以前的一个晚上，我曾在他的家族农场艾尔姆塔里德过夜，意外地结识了英格瓦·坎普拉德的父亲费奥多尔（Feodor），还有他和蔼可亲的妹妹谢斯廷（Kerstin）。还记得那天我没准备睡衣，英格瓦居然翻出他在捷克布拉格打折时买的一堆特价法兰绒衬衫，硬让我挑一件当睡衣。这个有意思的小插曲我至今都记得。
接受邀约后，我和英格瓦·坎普拉德迅速对写作的条件达成了共识：
首先，为了确保本书客观公正，我在金钱上不能与宜家有任何利益关系。换句话说，采访所需的一切费用，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还有调研所需的一切费用，都得由我自己承担。每次采访时，坎普拉德会慷慨地给我准备好吃的，比如烟熏香肠、肉丸，还有很多越橘。在信息方面，坎普拉德做到了倾囊相助——任何宜家的员工或相关人员，只要我需要，都可以随时联系采访。他向我保证，任何人都不会向我隐瞒事实或有所保留。在整个采访和写作过程中，他也确实兑现了这个承诺。随着写作的深入，我也赢得了坎普拉德的信任，让他敞开了心扉。他坦诚地谈论了20世纪30年代曾错误亲善纳粹的经历，并没有向我隐瞒那段不光彩的荒唐历史。
此外，所有采访对象、采访地点和计划也都是我自主选择和安排的。因为我认为，如果要对宜家这样的大公司有所了解，只采访创始人远远不够，必须接触很多其他人。这样我才能从不同的采访对象身上看到真正的宜家全貌。
为什么要特别澄清这些细节？因为总有人会好奇地询问我当“宜家御用文人”感觉怎么样？首先，我当然尊重所有的好奇和质疑精神，会去质疑作者的真实与独立性本身就是可贵的批判精神。要知道，写人物传记是一个抽丝剥茧、一步一步接近被采访者的过程。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审问的警察，但同时作者也可能沦为被采访者的囚徒。因为一旦同情心和亲密的友谊作祟，作者与被采访者就会不由自主地被同一列命运的列车裹挟，直至终点。被拘禁在同一节车厢中的两个人不仅会互相帮助，也会从同一扇车窗审视外面的世界。与被采访者建立亲密的友谊不一定能确保写作的完全自由，反而容易带来太多复杂的情感，作者易于妥协或寻求认同。这样一来后果严重，既牺牲了真正的事实，又使得文字成为善意与合作的祭品。在我看来，朋友之间就算再刻意保持公正也很难避免这样的牺牲，这就是人性啊！
我和英格瓦本人都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从开头就一直努力避免友谊带来的负面危害。如果这本书没有向公众传递事实，那我们双方都有责任。英格瓦的任务就是把故事说清楚、讲明白，而我则应保持公正并忠实还原事实的真相。采访过程中，我们有时会谈到一些英格瓦以前从未谈论过的话题，这让他不可避免地感到焦虑。他渴望开诚布公，但完全开诚布公又不是他熟悉的风格。完全透明在他看来可能会引发危机。关于有些内容到底该不该写进这本书里，我们也有争论和摩擦。在某些方面，他绝不妥协：他拒绝点评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根本不想指名道姓地详谈，只是一语带过；他和宜家曾救助过一批从苏联铁幕下逃离的难民，但他也拒绝对外公开这些人的姓名。
然而，他鼓励我在采访宜家的“敌人”时畅所欲言，比如那些宣称被宜家欺负的供应商，还有被宜家解雇的前职员。但当我深入调查这些事件后发现，这些“敌人”应该学会从一个更公正的视角看待问题。
本书无意对宜家做学究式的考据，而是基于被采访者的亲身经历和生动口述。同时，我作为作者也时刻注意保持写作的公正性，确保观点不偏不倚，确保采信的材料绝不掺假。英格瓦对工作的事记得有些模糊，他真的很健忘。尽管他总为自己的健忘道歉，为他的选择性记忆自责，但他也得为健忘“买单”。为了能真实还原历史，他邀请了很多其他人共同参与，一起回忆公司的创业史。有了第三方的旁证，我们对某些事件的了解就会比英格瓦一个人记得的更全面。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也发现，漫长的半个多世纪过去后，不同人对同一事件的记忆竟然如此大相径庭。深究每个故事，我们都会发现其中还隐含了无数个小故事。人都只会选择记忆他们想记得的内容，这就是人性。到了某个阶段，采访已经类似于心理治疗，而不只是机械记录。
由于地理和时空的阻隔，也因为个人偏好，我无法一一接触英格瓦提供的所有联系人。英格瓦本人的口述更像是所有故事的校准器。我经常会从采访和故事的主线中抽离，转而回到英格瓦的叙述中去追溯真相的源头。为了创作本书，我进行了近百次采访，其中有些不太深入，只能算是和被访者愉快地聊天。为了走访调查所有的“业务相关单位”，我的足迹从门店、办公室到工厂，从瑞典的阿尔姆霍特一直到中国的上海。最让我受益匪浅的是，英格瓦本人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谈。我们有时在他斯马兰的老家，有时在他瑞士的家，在他普罗旺斯的葡萄酒庄园，还有时在他位于丹麦弗雷登斯堡市（Humlebæk）的办公室约见。这些漫长的面谈我基本都做了录音；英格瓦也通过书信、电话、传真和我沟通。他有时私下也邀请我去他家下厨，带我巡视门店，和我一起散步，我们还在森林里一起采过蘑菇。但为了书中用词的准确性、遣词造句等细节，我们依然不可避免地争执不休。
本书部分参考了英格瓦保存的演讲、私人信件和笔记，以及“恩达尔事件”（后文有述）留下的资料，还有政府20世纪50年代对反宜家抵制事件的问询笔录。此外，我还翻查了从20世纪40年代初宜家创始以来的所有公司记录，详细研究了支撑整个宜家帝国并能确保坎普拉德家族未来影响力的组织架构体系。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尽量事无巨细，但也不可能穷尽方方面面。坎普拉德一生的故事荡气回肠，短短11个月的创作期只允许我取沧海一粟，尽量从多元化的历史角度为读者们呈现宜家的精彩故事。
对我个人来说，写作这本书之外的最大乐趣还在于亲眼见证宜家的成长。1998年第一版发行问世后，在英格瓦·坎普拉德本人的要求下，我一直在不断地收集读者反馈。他和其他宜家重要管理者都听取了我的反馈。因为这本书，我们后来又通了无数漫长的电话，发了很多传真，还花了不少时间一起钓鱼……在此，我要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位创始人和他的同事们，感谢他们在成书后依旧慷慨地允许我持续追踪宜家的发展。
感谢英格瓦·坎普拉德，感谢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正是因为他们的信任，才有了这本书的诞生。同时，我也要感谢宜家的元老莱夫·舍（Leif Sjöö）帮助我在公司牵线搭桥；感谢坎普拉德的妹妹谢斯廷和他的表妹I-B贝利（I-B Bayley）慷慨地向我展示珍贵的家族相册；感谢约纳斯·多尔（Jonas Doll）和耶克·哈伦贝里（Jerker Hallenbery）在各种重要研究上给予我的无私帮助；感谢我新闻界的朋友拉尔斯·布林格特（Lars Bringert）和克里斯蒂安·沃林（Christian Wollin）毫无保留地提供宝贵建议与帮助；感谢毕比·布勒姆（Bibbi Bréum）的耐心阅读和无尽的支持与鼓励；感谢我最热爱的埃娃·哈尔丁格（Eva Hulldinger）担任编辑工作，这是我们的第五次合作；感谢每一个曾经给予我无私帮助的人！
写作的过程也是一次宝贵的心灵之旅，让我窥见甚至体察了另一个人的内心——这本书忠实地讲述了宜家是如何从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一跃成为身家数亿克朗、享誉全球的跨国集团的故事，同时也展现了乡村少年英格瓦·坎普拉德从青年奋斗到暮年，最终实现童年梦想的精彩旅程。如果这本书也对你有所激励，助你投入商海劈波斩浪，相信坎普拉德本人也会露出欣慰的微笑。【序】从冰碛平原走向全球För Från global tills slätte
伯迪·托尔卡
写于瑞典布兰特维克 2011年5月
Brantevik maj 2011
Bertil Torekull
阿尔姆霍特，斯马兰，瑞典，世界。
这里是他的生命之根，这里是他的精神家园。
市集广场上矗立着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的雕像，这位著名的瑞典植物学家曾为世界上每个角落的植物命名。林奈雕像面朝铁路另一边的商场，静静地注视着一座现代化大商场；其背后是市政厅。这家商场的创始人叫作英格瓦·坎普拉德，他也像林奈一样在世界上各个角落留下了行迹。
在他们共同的故乡瑞典，不仅鲜花与各种新思想在生长，新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此多的变化让人目不暇接。
从阿尔姆霍特镇到邻镇皮亚特镇（Pjätteryd）教堂的道路蜿蜒曲折又颠簸，掩映在周边茂密的黑森林中，一直通向阿根纳瑞德村。19世纪英格瓦·坎普拉德的祖父母移民至此时，走的也是同一条崎岖的道路。再往前走17千米就是艾尔姆塔里德农场，坎普拉德就是在这里出生和成长的。农场上三幢房子环抱围成小院，碎石子铺成的小路通往正中间的花圃。大门口的绿棚子原本是存放牛奶桶的奶站，后来这里是他第一个童年梦想——成为商业巨子的启程之处。
农场里的谷仓如今空空如也，但农场四周依旧环绕着黑暗而浓密的森林，林间遍布着神秘的小道，延伸向森林深处。黑森林静谧无语，还像他上小学时一样不染尘嚣。这里没有拖拉机和汽车的隆隆轰鸣，只有雄獐的鸣叫偶尔划破无声的寂静。
我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这个偏僻的小村庄朝圣，因为宜家帝国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坎普拉德出生的这个小村庄一片荒凉，冰碛统治了一切：大片的欧石南丛生的荒野，土质贫瘠，到处遍布着沙土和砾石。孤单、沉寂、保守笼罩着一切，风偶尔拂过成片成片微笑着的牧草，穿过桦树林，挽起她黑色的面纱，吹来阵阵隐约的啜泣。农民的村舍都很小，坚如泥石的贫瘠土地不养人，村里人只能苟活，保证最基本的生存已非易事。
但正是在这泥石般的沉寂中，从这片荒凉的冰碛平原和同样荒凉的精神世界，诞生了宜家这颗充满生机的种子，宜家的梦想在这里生根抽芽。万物生长依赖天地精华，宜家如今已经长成枝叶繁茂、参天而立的大树。我来到当初播种它的小村庄，试图探寻为它输送养分的土壤，探究它深藏地底的粗壮根系。
就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一个患有诵读困难症的农场男孩一笔一笔为未来宜家帝国勾勒出了最初的蓝图。他的成功让人不可置信，人们对他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他为何如此才华横溢？他如何取得成功？那些绝妙的创意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些创意怎样挑战了当时的时代，甚至引领了时代风潮？
眼前这片荒凉的冰碛平原当初就是坎普拉德一切商业哲学的原点。每年宜家的储备干部都会到这里来朝圣。对他们来说，重走农场那条通往门口奶站的小道，重走坎普拉德踏过的老路就仿佛找到了通往他思想的捷径，就像是到圣地麦加朝圣。即便不是顶礼膜拜，也需凝神定气，仔细参悟和冥思。他们抚摸着道旁的树木，仿佛是在做庄严的宣誓，宣誓付出自己的灵魂，全身心投入未来的伟大事业；宣誓继续为宜家贡献力量，努力创造商业神话和传奇；宣誓用自己的热血铸就商业佳话。他们的双手仿佛要从这抚摸中汲取无穷的力量。然而，谁能告诉我，这神奇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呢？
当初坎普拉德是“两手空空”创造出奇迹，是从“一无所有”建立起庞大的王国的。
然而，“两手空空”如何套白狼？“一无所有”如何打江山？
他拥有温暖的爱和鼓励，拥有天生的充沛精力，拥有强烈的欲望，再加上好奇心和想象力，又怎能说他是“两手空空”呢？上天厚待他，加之又克服了自己的弱点，又怎能说是“一无所有”呢？此外，我们有没有考虑其他的因素呢？比如自尊，比如永不停歇的精神，还有他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在知与未知的失败到来时，这些算不算支撑他的力量？
那祖先遗传给我们的根与血脉，我们追逐的财富梦，以及我们想要在父母面前证明自己的决心，这些算不算一种力量？宇宙造化又算不算一种力量？一旦拥有力量，我们又能够成就什么？没有任何智者能够肯定地告诉我们答案。
但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这本传记的主人公坎普拉德生在一个以勤俭节约为美德的家庭，可他的家境并不贫寒。而且，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备受家人的关爱与呵护，生活非常幸福。坎普拉德成长的年代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各种机遇，身边人也很早就了解了坎普拉德的天性，看到他天马行空的创造力，理解他追求的终极人生乐趣，并为他树立学习的榜样，不过这其中有些人在政治上具有误导性。20世纪3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了著名的“人民之家”执政纲领，目标是要在瑞典建立公民享有充分的生活保障与民主平等的社会，并建立起针对养老、健康等问题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瑞典上下群策群力发展“人民之家”的大背景下，少年坎普拉德也积极投身社会建设，在家人的鼓励和关爱中成长，并学会了运用自己的能力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少年时期的他无忧无虑，几乎没受过什么挫折。
这本书并非只写坎普拉德白手起家的故事。这本书还将描述他拥有坚定的梦想和永不满足的精神，但同时也爱自怨自怜；他充满好奇心，但同时也有成功企业家的刚愎自用：他本人就是个奇妙的矛盾体——既合群又孤僻。本书既描述了他通过经营发展宜家实现美好理想，也讲述了他在这一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挫折。
有些人也许会责怪我太过简要地概括了这位商业奇才一生的伟大成就。也有其他批评者认为我是在对一个无可救药的资本家唱颂歌。在他们眼里，坎普拉德一生贪得无厌、追名逐利，用尽手段也不过是为了让自己辛苦打造的宜家帝国长盛不衰。
而更多的读者则从坎普拉德的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实际上，每个人的心中不都同样孕育着蠢蠢欲动的奇迹的种子吗？第一章家具商的成长背景1894—1943Del 1 En invandrare och hans pojke 1894—1943斯马兰森林里的德国人
他的命运从此注定。——威赫姆·莫贝里（Vilhelm Moberg），代表作《移民》
阿尔姆霍特镇西北20千米处，坐落着阿根纳瑞德村。1897年寒冬，一场生与死的戏剧在镇上的艾尔姆塔里德农场悄然拉开帷幕。这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暗战——为了金钱、权力和产权，来自外乡的移民挣扎着试图融入社会，在钩心斗角中艰难地生存。在这场悲欢离合中，有一位私生女和一位雄心勃勃的富家公子即将登场，他们之间不幸的姻缘是故事的开端。
所有的一切都得从一份邮购广告说起。
1896年，德国人阿希姆·埃德曼·坎普拉德（Achim Erdmann Kamprad）带着他的妻子弗兰齐斯卡（Franziska）历经了漫长的旅程抵达特雷勒堡港（Trelleborg），终于踏上了瑞典的土地。丈夫阿希姆还不到30岁，弗兰齐斯卡比他小4岁。两人育有两个儿子——3岁的弗朗茨·费奥多尔（Franz Feodor）和刚满12个月的埃里克·埃尔温（Erich Erwin）。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不幸于1892年10月夭折在襁褓之中了。
这家人刚到瑞典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斯马兰，因为阿希姆在那儿买了一片森林。阿希姆光凭一份刊登在德国狩猎杂志上的广告，就轻易地买下了这片远在瑞典的陌生森林，没有提前做任何实地考察。这次奇特的邮购交易让当地人一下子就知道了坎普拉德家。
年轻的坎普拉德一家乘坐火车抵达小镇阿尔姆霍特。从莫克勒霍特（Möcklehult）专程赶来的卡尔·约翰松（Karl Johansson）到镇上接待了他们，然后驾着马车经过漫长而崎岖的小路，把他们送到了位于阿根纳瑞德村的农场。一路上，静谧的湖面泛着粼粼的微光，让人陶醉其中。但环顾四周陌生的土地，坎普拉德和妻子也开始感到莫名的紧张。道路旁的松柏庄严无声，黑压压地寂寞挺立。他们甚至连一句瑞典话都不会说。村里也很快传遍了关于这家“入侵者”的各种流言蜚语。毫无疑问，坎普拉德一家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
刚开始，雄心壮志的阿希姆很快就投入农场主的新角色，他要经[4]营的是一片449公顷的壮阔土地。但很快他就又变回了当初那个富家公子哥，开始沉迷于永比镇（Ljungby）上的酒店，还雇了一名专职车夫。隔三岔五，他就乘着自己的豪华四轮马车流连于声色犬马的生活之中。或许在阿希姆的内心深处早就已经自暴自弃，他早就知道精明能干的妻子可以替他承担生活的一切重担，毕竟本来就是精力充沛的弗兰齐斯卡在当家。
阿希姆从小继承父亲衣钵，学习管理林业，经营家族木材生意。阿希姆的儿子和孙子也同样继承了他们的家族基因，很有这方面的天赋。阿希姆重孙子的血液中也会流淌着代代相传的森林基因，把家族传统发扬光大。但对阿希姆来说，一个人管理这么大一片林地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农场的惨淡局面让他不堪重负。他脑中盘算过如何重振日渐衰微的农场，可拮据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再空谈设想。谣言很快就传开了，大家都说新来的农场主阿希姆已经危机重重濒临破产。不怀好意的邻居们也开始妄想吞并他的林地。
1897年春天，阿希姆·坎普拉德向阿根纳瑞德储蓄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然而不幸的是，银行拒绝借他这笔救命钱。阿希姆的希望瞬间全部落空，陷入痛苦的他顿感未来黑暗无望。传言说，一回到艾尔姆塔里德农场，他先开枪打死了自己养的几条猎犬，随后便饮弹自尽。命运总是如此爱开玩笑——经历丈夫死亡之痛三十多年后，弗兰齐斯卡又失去了一位至亲。她脆弱的小儿子埃里克也吞枪自杀，匆匆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而之前他曾凡事都过度依赖母亲。
阿希姆离世6个月后，弗兰齐斯卡诞下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一个小女儿。从此，这位年轻的德国寡妇就在异乡艰难地拉扯着三个孩子生活，同时还得处理丈夫撒手人寰后留下的一团乱麻。但还好她吃苦耐劳、精力旺盛而且天生有管理才能。弗兰齐斯卡很快就成了受到邻里尊敬，甚至让人有些敬畏的女农场主。她因为坚强固执而声名远播，当地人都叫她“女老板”，对她敬而远之。
背井离乡来到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完全没有熟悉的亲朋好友可以依赖，弗兰齐斯卡渐渐学会了不再轻易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每当有流浪者在门前乞讨，她也会慷慨施舍。大家都觉得她很有掌控力，换句话说，她希望自己能控制所有人和所有事。直到80岁去世的时候，她依旧不改当年的严肃，她那份固执、坚持，还有难以接近的气质依旧不减当年，一如她从来不曾向恶劣自然环境妥协的决心。
那么，她和丈夫当年为什么要背井离乡远赴瑞典呢？
我们并不了解这对夫妇背井离乡的真正原因。也许是因为阿希姆的母亲希多尼娅（Sedonia）想摆脱她那一无是处的儿子吧，也许她才是这所有一切的起因。希多尼娅对儿子纡尊降贵迎娶身份地位远低于他们家的儿媳一直不满意。这对年轻的小夫妻可能是害怕希多尼娅的阻挠，因此不远万里跑到了瑞典生活。
弗兰齐斯卡出生于苏台德地区，是波西米亚——摩拉维亚（Bohemia-Mähren）的格林塔尔·贝·奥尔伯恩豪镇（Grunthal bei Olbernhau）上一家小旅店老板的私生女。她的生母本来嫁给了一位采矿工程师，过着小康生活，但婚姻不太幸福。后来她的生母和一个小旅店老板产生私情，生下了她。但她的生父只给了娘儿俩一笔钱，就断绝了所有往来。弗兰齐斯卡的生母很聪明地用这笔钱投资了一家小旅店。但后来由于生活所迫，她再嫁了一位在海关工作的文员，又生了三个孩子。
阿希姆的母亲希多尼娅结婚前是一名贵族小姐，阿希姆的父亲坎普拉德家是当地的地主乡绅。虽然希多尼娅娘家财大气粗，但她一辈子命途多舛，一直遭遇丧子的非人折磨。她一生育有12个子女，但其中9个不幸夭折。希多尼娅对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二儿子阿希姆寄予厚望。在她看来，阿希姆应该好好仰仗家族的力量，未来方能出人头地。
惊闻阿希姆自杀的噩耗，希多尼娅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但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她还是强忍着痛苦，不远万里赶到艾尔姆塔里德农场，陪在绝望无助的儿媳身边，与她并肩作战。她不仅帮助儿媳解决了农场上的各种麻烦和困难，还用自己的钱帮他们孤儿寡母还债，使他们免受债权人的侵扰。尽管她对弗兰齐斯卡曾有偏见，并总是略带轻蔑地称她为“蠢驴”，危难时刻希多尼娅还是对她鼎力相助。她还给孩子们聘请了家教，教授他们语文和数学。在孩子们被送到隆德（Lund）正式上学前，都曾在家里接受过一定的学前教育。
三年后，希多尼娅也不幸追随阿希姆而去。阿希姆留下的三个孩子继承了希多尼娅在德国的一处地产。变卖了这处地产，艾尔姆塔里德农场终于得到了雪中送炭的资金援助。谁能想到，希多尼娅的大重孙子70年后会为她光耀祖宗门楣，在她的祖国德国重新打响坎普拉德家族的名号。这位商业奇才征服了整个德国市场，他创立的商业王国远比他来自的城堡要宏伟得多。
坎普拉德家族第一代移民的生活波澜壮阔，远非两三句简单的语言可以概述。我们永远无法窥探他人生活中最隐秘的内在驱动力。但在了解了故事背景后，我们更能理解日后坎普拉德在瑞典开创商业帝国的故事，理解他如何从这里历经艰难险阻走向世界。
这本书不是一个可怜的移民家庭挑战冰碛平原的故事，不是要刻画他们如何为了生存进行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博弈，也不是要讲他们如何战胜贫困的。本书要追溯的是一个家庭回归生命之根的旅程。
弗兰齐斯卡以前偶尔会把农场的活儿暂交工头弗里茨·约翰松（Fritz Johansson）打理，自己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她的老家——苏台德地区的波西米亚——摩拉维亚探访亲戚。弗里茨对三个失去父亲的孩子来说是个值得信赖的监护人，他一直照顾着这家人。大儿子弗朗茨·费奥多尔在25岁时接管了家族农场。但弗兰齐斯卡一直都是“垂帘听政”，从儿子光棍时起一直像老鹰一样紧盯到她去世。费奥多尔和心爱的姑娘贝尔塔·尼尔松（Berta Nilsson）结婚后，弗兰齐斯卡很不情愿地“退位”暂居幕后。新媳妇贝尔塔的父亲经营着当地最大最有名的商店，她心地善良也很能干。但过门后，弗兰齐斯卡对儿媳一直比较冷淡，唯有面对年幼的孙子英格瓦·坎普拉德时，这位冷峻的老人才会表现出少见的爱意和温暖。一辈子在斯马兰森林里被当作不受欢迎的外来人对待，经历过生活中的无数大起大落，这位老人也只有在孙子面前才让自己稍微放松，流露出片刻的脆弱。我的农场时光
我们在教堂边的树荫下教他跳舞，
浓密的橡树叶子婆娑低语，老式留声机里放着唱片……
坎普拉德小时候胆子很大，爱冒险，他总爱捉鱼摸小龙虾，
抓了小龙虾就往秋裤的屁兜里塞。他从小就这样！——i-B贝利，英格瓦·坎普拉德的表妹
英格瓦·坎普拉德亲述：
我是家里的长子，出生在阿尔姆霍特的邻镇皮亚特教区的白十字妇产医院。我们家最开始住在马吉托普农场（Majtorp），靠近永比镇，位于阿尔姆霍特镇和皮亚特镇之间。我的外祖父在阿尔姆霍特镇上拥有一家大型商店，马吉托普农场是他送给我母亲贝尔塔的嫁妆。每个女儿结婚时外祖父都会陪嫁一块地产，算是提前分配遗产，他把商店传给了唯一的儿子。
有几年我父亲一直在马吉托普和艾尔姆塔里德两座农场来回奔波，这之间20千米的路程他得骑自行车、骑马，或者赶马车。尽管作为长子的他1918年就已经继承了家业，但艾尔姆塔里德农场一直都是祖母的天下。1933年，我们在祖母的命令下搬回了艾尔姆塔里德农场。当时年仅25岁的父亲根本不想接手农场，但祖母的话就是圣旨，他不得不乖乖遵命回家听凭祖母指挥。
祖母的话对我的叔父埃里克来说同样也是圣旨。他本人是希望出去闯荡闯荡的，但最终还是被迫留在农场生活。叔父之前曾爱上过一个来自隆德的姑娘，她是个银行出纳员。可祖母却反对说：“你得留在家里！”于是他只好听命留下。1935年，叔父走上了祖父的老路吞枪自杀。那一年我刚满9岁，但至今都记得家中笼罩的那份悲伤阴沉的氛围。
我深爱的叔父埃里克不仅枪法好，还是个了不起的林业专家和渔夫。祖母的厨艺不太好，但每次埃里克叔父打到鸭子回来的时候，她都会亲自下厨给我们做烤鸭。
我的母亲人见人爱，即便是活在她婆婆的阴影里也总用乐观幽默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她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无所不能的女超人。我不太清楚她自己是什么想法，但至少她和父亲一样从不违背祖母的决定。家里人也都知道，“老夫人”和“少奶奶”说话的分量是不一样的。
婚后母亲很快就发现父亲不是块做生意的料。在征得父亲同意后，她开始出租农场的客房补贴家用，但父亲根本就对这门生意不上心。母亲把房子租给夏天来的短租客，还为他们提供三餐。没想到我们的客房爆满，特别受欢迎，以至于全家人不得不硬挤到父母卧室里住。母亲还从祖母那儿借了几间房子出租。我们只向每个客人收取几个克朗的微薄租金，这笔额外的收入缓解了农场的经济危机。
母亲是我们家的无名英雄，但她还不到50岁就不幸罹患癌症，饱受疾病折磨的母亲从未真正享受过做艾尔姆塔里德女主人的好日子。53岁时，母亲英年早逝，那一年我30岁，正是而立之年。许多年后我建立了以母亲名字命名的癌症慈善基金。每年圣诞节，阿尔姆霍特的宜家员工们都会向基金会捐赠善款。
每次想到这里我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在母亲住院治疗的最后日子里，父亲寸步不离她的病床，没日没夜地守候在她身旁。他们一辈子都那么恩爱。
还记得那时农场上有一位叫蒂勒·安德松（Ture Andersson）的马夫，他的儿子卡勒（kalle）是我儿时最要好的朋友。那会儿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家长同意我留在卡勒家过夜，我喜欢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玩。晚上我们几个小孩全都挤在一张长毛绒大沙发上睡觉，两个人头朝一边，其他三个人头朝另一边。每次去他们家，我都喜欢爬到沙发上睡觉，头挨着小伙伴们的脚。我很享受这种感觉。我是一个典型的群居动物，只要和大家打成一片我就特别开心。
童年时代我就有了做生意的意识，这点与大多数同龄人不一样。先开始我央求姑妈帮我从斯德哥尔摩（现在属于布特瑞克斯）的88欧尔批发市场以88欧尔的低价订购了100盒火柴。姑妈都不肯向我收取邮费。后来我以3欧尔一盒，甚至有时5欧尔一盒的价格，转手把这些火柴都卖了出去，从中赚取了每盒1—2欧尔的差价。那时我还不到5岁，不懂什么所谓的边际利润，但这次做生意的经历让我体会到了赚钱的快感，这种感觉我一辈子都记得。
后来我还卖过圣诞卡片和墙面装饰品。我自己抓鱼，然后骑着自行车到处叫卖。我还把自己采摘的越橘委托巴士送到利亚托普（Liatorp）卖给买家。11岁的时候，我为延雪平省奈舍市（Nässjö）的J.P.佩尔松公司（J.P.Perssons）经销园艺种子。这是我的第一笔大生意，也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赚到钱后，我立马把母亲那辆老旧的赫米斯牌（Hermes）自行车换成了最新款的蓝色诺德施南牌（Nordstjernan），还奖励了自己一台打字机。
我可能不是干农活的好手，但某年夏天我曾和朋友奥托·乌尔曼（Otto Ullman）一同照看过牛棚。奥托是德国犹太难民的后代，打仗的时候逃难来到我们农场，也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还一度与我共事。
除此之外我还会手工挤牛奶，会用镰刀割草，掌握这些农夫技能让我很自豪。
从那时起我就迷恋上了做买卖。对一个年幼的小男孩来说，做生意不仅能满足挣钱的欲望，还能让我惊异地发现商品原来可以低价买进加价卖出，并从中赚取差价。记得10岁那年，父亲费奥多尔带我走在林间的草地上。父亲专门学习过森林管理，他指着一片林子对我说：“真想在这片林子里修条路啊，但修路实在是太费钱了。”接着，他带我去了另一片林子，又跟我抱怨因为缺钱很多计划无法付诸实践。
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能帮爸爸就好了！如果我能得到一笔钱就好了……要想实现任何计划，都得先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
这就是我的金钱观。只有一次，为了做成一笔大点儿的生意，我跟父亲借过90克朗（相当于11美元）周转。90克朗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还有一次，利亚托普的斯堪雅银行（Skånska Bank）的经理埃克斯特伦先生（Mr.Ekström）被我少年时蓝眼睛里流露出的勇气感动，借给了我500克朗（相当于63美金，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钱）。有了他开的这张银行汇票，我才有足够的资金从巴黎进货，一下子采购了500支自来水钢笔。
说真的，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真正”跟人借钱。做买卖的基因可能是我与生俱来的，因为我母亲家本来就是阿尔姆霍特镇最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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