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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明良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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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性格试读：

前言

一百多年前，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丝在其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里，列举中国人性格特征，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我们民族的传统性格。《中国人的性格》是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同民族性格的最有影响的著作。这位博学、不无善意的传教士力图以公允的态度叙述中国。他有在中国生活22年的经验为他的叙述与评价担保，他看到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及其本相的暧昧性。他为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了20多种特征，有褒有贬，并常能在同一问题上看到正反两方面的意义。

用新视角看世界的感觉，世界存乎于心，存在于解读者的眼中。雅瑟·亨·史密丝以外族的眼光看待我们熟悉或不太熟悉的事物，类似的如《马可波罗游记》等等，有一千个读中国的人，就有一千个中国。解读者所处时代的世界格局也影响着他的眼光和心态。

雅瑟·亨·史密丝的有些评价并不合理。比如他认为中国人思绪含混，不能严格遵守西方式的逻辑，用事实本身解释事实；有些特性完全是相因的，比如说节俭持家、勤劳刻苦、顽强生存、能忍且韧、随遇而安，再比如说漠视时间、不紧不慢，还有漠视精确。有些特性看似是矛盾的，如仁爱之心和缺乏同情，但谁又能说这两种矛盾的特质不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呢？

雅瑟·亨·史密丝用局外人的身份尖锐指出，这个国度的烹饪水平极其高超，但普通百姓却依靠简单的稻米、青菜和鱼过日子，丝毫也不敢浪费，为了省下5分钱早餐可以走上46里路；这个国度的读书人文字工整有力，语言精辟，但普通百姓大多不识字，或文字掌握水平非常差，错别字使用风行（搞不好把各地简化字当成错别字了）；这个国度非常勤奋，皇帝天不亮就上朝理政，6点钟欧洲还在熟睡，中国人已经赶完了早集，但是他只用一中午就干完了4个木匠半天的工作。

显然，雅瑟·亨·史密丝看到的只是“一个衰老而略显憔悴的古老文明”。

雅瑟·亨·史密丝是位诚实、细心的观察家。读者在阅读中不难发现这一点。然而，诚实与细心并不意味着客观与准确。因为文化与时代的偏见与局限，对于任何一个个人都是无法超越的，尤其是一位生活在1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士。西方文化固有的优越感，基督教偏见，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雅瑟·亨·史密丝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和他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印象与见解。基督教普世精神、西方中心主义，构成雅瑟·亨·史密丝观察与叙述中国的既定视野。中国人的性格形象映在异域文化背景上，是否会变得模糊甚至扭曲呢？辜鸿铭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比如那个可敬的雅瑟·亨·史密丝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春秋大义》“序言”）

美国传教士眼里的中国人的形象，并不具有权威性。它是一面镜子，有些部分甚至可能成为哈哈镜，然而，问题是，一个美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就能了解中国人吗？盲目的自尊与脆弱的自卑，怀念与希望，不断被提醒的挫折感与被误导的自鸣得意，我们能真正地认识我们自己吗？《中国人的性格》已经出版整整l00年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成为一个世纪的话题，谁也绕不开它，即使沉默也是一种反应，辜鸿铭在论著与演说中弘扬“中国人的精神”，雅瑟·亨·史密丝的书是他潜在的对话者，回答、解释或反驳，都离不开这个前提。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其中颇费苦心的描述与小心翼翼的评价，无不让人感到《中国人的性格》的影响。《中国人的性格》已成为一种照临或逼视中国民族性格话语的目光，所有相关叙述，都无法回避。

一个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人，并不能完全保证他有能力写出有关中国人特性的书，正如一个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22年的人，并不足以证明他有资格撰写出有关冶金学或复本位制的论文。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一个还未考察过它的一半以上省份且只是在其中两个省居住过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对这整个国家作出概括。

我们不能盲信雅瑟·亨·史密丝的观察与叙述都是事实，但也不必怀疑其中有事实有道理。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判断。了解自己既需要反思也需要外观。异域文化的目光是我们理解自己的镜子。临照这面镜子需要坦诚、勇气与明辨的理性。鲁迅先生一直希望有人翻译这本书，在他逝世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先生还提到：“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一、中国人的衣食住行

在开始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指出这样一个前提：这里断言中国人“漠视舒适方便”，不是用东方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以西方的标准。我们的目的，只是要说一说这两个标准存在哪些根本上的差异。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中国人的服装。在谈及中国人轻蔑外国人时，我们已经谈到，西方的服装式样是中国人接受不了；而我们也要说说我们的感受，我们也接受不了中国人的着装习惯。我们感到十分奇怪的是，中国人把头部前面一半头发剃光，让这个最应该受保护的地方暴露在外面。这样一种反常的打扮习惯，居然会出现在这个伟大的民族身上。之前我们说过，由于中国人是在以性命的逼迫之下接受了这个习惯，那么，现在我们就不必再去注意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中国人自己已经习惯了，并不觉得难受，连再戴上明朝的帽子他们或许都极其不情愿了。

中国人一年四季都光着脑袋，也同样不考虑是否舒服，特别是夏季。在夏季，烈日当空，人人都只是举着扇子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也有极少一部分的人是撑着伞遮太阳。只要哪个中国的男人戴起了帽子，就一定会招致身边人的反感。不过我们发现，中国的妇女会戴上头巾，而要求完美的外国人认为，这种头巾纯属装饰，丝毫没有遮阳的效果。按照中国人的观念，在炎炎夏日，随身携带一把扇子，就已经足够应付那些可怕的高温了。于是在夏日的天空下，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众多苦力光着膀子，使劲地拉着沉重的盐船逆着水流往上走，他们同时还使劲地摇着扇子。哪怕是路边的乞丐，也时常会摇晃着一把破扇子。

中国文明令人不解的现象之一，便是这个民族据说是最早从事畜牧业的，那么，他们应该在利用这一天赐条件上显现出先进的创造性，但他们却从不知道把毛纺线打成衣服。尽管这个国家的西部地区出现了毛纺织的手工作坊，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例外没有在整个国家普及。然而，他们大片的山野森林之中，到处漫游着嬉戏的羊群。

人们相信，古代还没有引进棉花的时候，衣服是用其他的植物纤维织成的，如灯心草。然而如今，这个国家的制衣主要依靠的就是棉花。这个国家的有些地区冬季非常寒冷，那里的人们往往要穿上好几件衣服才能御寒，小孩子穿的衣服更多，他们被包裹的像一个圆球，摔倒之后，甚至都爬不起来了。然而，我们从未听到过一个中国人抱怨这种笨重的着装有什么不舒服。换作是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只要有一点束缚，我们就会绞尽脑汁地甩掉它。

说到中国人冬天穿得笨重，就不得不说到中国人的内衣。我们认为，如果没有棉毛织衬衣经常换洗穿着，日子根本就没法过。这种需要，中国人仿佛可以省略。他们沉重的棉衣挂在身上，好似挂着许多布袋子，任凭冷风从缝隙中吹进来冻彻他们的肌肤，但他们不予理会，尽管他们也承认这种着装很不舒服。一个66岁的老头子抱怨自己冻僵了，于是我们送给他一件外国内衣，我们叮嘱他每天都必须穿着，避免受冻。没过几天，他居然扔掉了这件衬衣，他说这件衣服实在是“烧得慌”。

中国的鞋子普遍都是用布做成的，容易渗水，遇水就湿。天气一冷，脚底就像踩在冰块上。实际上，中国有一种油靴就是用来防潮的，但是，太贵了，没有多少人能买得起。雨伞也是这样。这些东西都属于奢侈品，中国人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这是必需品。哪怕风吹雨打，全身湿透，中国人也不认为换上干燥的衣服是件重要的事情。在他们看来，用身体捂干湿衣服其实也是个好办法。尽管中国人羡慕外国人的手套做工精良，但是他们自己却从来不打算制作一副类似的。他们也知道有一种连拇指的手套，然而，哪怕是在北方，也极少能看见这种手套。

外国人觉得，中国服装最恼人的特点之一，便是没有口袋。任何一个普通的外国人都需要许多口袋。他需要在外衣的上面口袋放记事本，衬衣口袋放铅笔、怀表和牙签等小物品，其他方便的地方还要放小刀、钥匙串和钱包。一些外国人还要带上小梳子、折叠尺、开塞钻、小指南针、折叠剪刀、弹子、鞋扣、镊子、小镜子、自来水笔等，而在外国人看来，这很正常，完全没必要大惊小怪。他日常生活里都会用到这些小物品，而且一个也不能少。至于中国人，这样的东西很少，或者要用的话，也不是用口袋来放置这些东西。他们的手帕，都塞在胸口，而他带在身边的孩子也是如此。如果他有重要文件，他就仔细地绑在腿上，然后继续赶路。如果他穿着外裤，他就把文件塞在裤腰带上，而文件丢失自然在所难免，甚至时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文件之类的东西还可以放在卷起的长袖子里，帽子也被充分地利用了。许多小东西找不到存放的地方，中国人就会把它卷起来架放在耳朵上，如钱币和银票。要保证随身携带的东西不丢失，主要靠裤腰带，带上系着小钱袋、烟袋烟杆，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东西。如果带子一旦松开，东西也就掉了。钥匙、木梳和一些古钱，都系在外衣那些固定的纽扣上，每次脱衣服还得注意，防止弄掉了这些小物件。

如果说在我们看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外套令人难受的话，那么，他们的晚上睡觉时候的着装就更加不用多说了，因为他们睡觉根本就不会穿着任何衣服。在中国，不分男女，统统都没有睡衣。孔子说过：“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然而，据说这是指孔子斋戒时穿的长袍，不是普通的睡衣。至少可以断定，现代中国人是不会仿效他而穿上夜袍的，并且也没有人愿意斋戒。新生儿的皮肤对温度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可是即便是新生儿，他们也是随便地塞在被子下面，一有人来看，母亲就会掀开被子。这种荒唐的做法简直令人惊讶，难怪中国会有那么多婴儿还没满月就死于惊厥。孩子稍大一点的时候，有的地区的妈妈居然用两个沙袋给孩子当尿布用。光是这种想法，就足以使西方的母亲谈虎色变。被这种怪异的重物坠着，这个可怜的孩子完全动弹不得，犹如一只“背着”大号铅弹的青蛙。流行这种习惯的地方，形容一个人孤陋寡闻，就常用还没有脱掉“土裤子”这一俗语。

住房条件与服装一样，对于我们所要求的舒适，中国人也不太在意。为了确立这个论题，我们暂且不谈穷人的安身立命的居所，因为他们是被迫如此居住的，但是我们要谈论的是他们在现有的居住条件下的改善。他们不注意在房屋四周种上树木来遮荫，宁愿随便搭起一个凉棚。假如凉棚都搭不起，那么，完全可以很容易地在附近种上几棵遮荫的树，但是哪怕是这种很简单的事他们也不会做，他们喜欢种一些类似石榴树这样的装饰性灌木。当院子里热得令人无法忍受时，他们就走到路上坐着，实在是不行的话，他们又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朝南的部位是主要出入口，但很少有房子对着南门再开个北门。实际上这样设置所带来的对流空气，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散去那些三伏天的热气。假如你去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方便的事情他们不愿意去尝试一下，他们一贯地回答就是：“我们历来就没有北门！”

在北纬37度以北的地区居住的中国人，通常都在“炕”上睡觉。炕都是用砖坯垒起来的，中间是用来烧火加热的。假如不烧火，外国人睡在上面，就会觉得是睡在冰窖里。如果火烧得太大，他又会因为太热而在后半夜热醒过来，这种烧烤的煎熬实在令人无法忍受。不管怎样，要想整夜保持一个适宜的温度非常难。而全家人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躺在这种炕上。垒土炕的材料又容易招致虫子的大批出没，就算是每年换砖坯，也不能保证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会不再出现，有时候，它们甚至占据了整个房屋的墙壁。

到处都有动物的侵害，对此，大多数中国人都已习以为常，但是，即使他们知道这些害虫会传播疾病，他们也不会想到要去防治这些害虫的。除了为数极少的城里人挂着账子驱避蚊子之外，据我们所知，其余地方就几乎没有人使用蚊账了。苍蝇和蚊子确实让人讨厌，用芳香植物熏一熏就能驱赶它们，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些虫子还不至于那么令人烦恼。

枕头的舒适度反映了人们对舒适的不同标准。西方人使用的枕头是一只袋子，里面装着羽绒，正好撑着头部。在中国，枕头是用来支撑颈部的，可以用一只小竹凳、一截木头，更常见的是用一块砖。任何一个西方人在使用中国人的枕头时，都觉得如枕荆棘。同样，也可以肯定，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我们作为枕头的袋子上忍受十分钟。

我们之前说过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不会毛纺技术。然而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们每年都会吃掉大量的飞禽，但对于其身上的羽绒却丝毫不感兴趣。用羽绒做被褥，经济又实惠，而且几乎也不花什么钱，但它们却在厉行节约的中国人的眼皮底下随意飘散。除非把它们卖给外国人，要不就是把羽毛捆起来制成鸡毛掸子。而在中国的西部，有时则把它们厚厚地铺在麦地或豆子地里，防止觅食的动物啃吃了刚长出来的庄稼。

西方人理想中的床，应该是结实而富有弹性的。据我们所知，最好的床应该就是钢丝床，这几年，这种床已经使用得十分普及了。但是，当中国一家最好的医院提供这种高档用品时，安置这些床的好心的医生却无可奈何地发现，只要他一转身，那些尚有点力气的病人，立马就会从弹簧床上爬下来躺在地板上，他们说睡地板就像睡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

中国的房屋一到晚上，就昏暗得令人难受。当地人使用的那种菜油灯，气味特别难闻，但却是让人在黑暗中照明的唯一的东西。关于煤油的便利，他们也知道，但大部分的人还在继续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这种情形持续到今天，都是因为保守的惯性力量所造成的，再加上对舒适生活的根本漠视，使他们从没有想过要去看得更清楚。

西方人感到中国的家具既笨拙又不雅观。中国人坐的不是我们的祖先习惯于靠坐的那种宽大的椅子，而是非常狭窄的长凳子。如果凳子腿松了，或者你只坐一端的话，冷不防凳子就会翘起来，但是中国人习以为常，他们没有想过要改变。中国人是亚洲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不过在我们看来，中国的椅子非常丑陋。有些椅子式样，造得像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的英国流行的椅子，座位高，靠背直，十分呆板。更普遍的式样，看上去足以支撑一个体重250磅的人，但椅子的支撑力有问题，仿佛马上就要散架。

西方人对中国的房屋最反感的，无疑就是潮湿和寒冷。建筑结构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地基建造得很随意，因此房子难免会时常潮湿。房间里的泥土地面或者是用没有烧制好砖块铺成地面，不仅令大多数外国人觉得碍眼，对于健康也是一大隐患。装在转轴上的门也非常不结实，两扇这样的门根本就合不上，冷风嗖嗖的就往屋里钻。哪怕贴上硬板纸的一扇门也无力抵御寒冬，要使一个中国人养成随手关门的好习惯几乎不可能。有位商人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了“随手关门”的标识，当然这几个字形同虚设，因为从来就没人会随手关门。进出房屋或院子的门框设计得非常低，就连普通身高的人进出时也要低头，不然一不留神就会撞在门框上。

中国人的窗户基本都是用纸糊上去的，抵挡不了风雨、阳光、热气和灰尘。百叶窗几乎找不到，即使有的人家有，也不会用。

在中国，几乎每家每户都只有一只炊锅，一只容量超大的大铁锅。但是，一次只能煮一样东西，烧饭时就不能烧开水。并且必须得有一个人守在小灶膛前，随时往炉子里塞进一些柴禾或者干草，以防止柴禾烧没了。烧煮基本上都用这个办法。房间里全是水汽，甚至浓烟滚滚，如果叫一个外国人在这样一个厨房里做饭菜，恐怕他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但中国人却似乎对这些害处满不在乎，尽管他们也明白这样会导致严重的眼病。

西方人认为，中国住房最难受的是冬天没有暖气设备。大部分地区的民众，即使是严寒肆虐，他们也只会通过炉灶和炕来取暖。中国人高度称赞炕的舒适性，妇女们甚至称呼炕为“亲娘”。然而，西方人却实在不敢恭维，我们希望热源能够稳定供给适宜的热量，而在这方面，中国的炕却远不如壁炉或火炉给的温暖和舒适。产煤的地区确实也用煤做燃料，但是与整个国家相比，这样的地区实在有限，而且煤烟往往不好驱散开，通常搞得满屋子都弥漫着呛鼻的烟味。富裕的人家用木炭，但也会用得十分节省，但是危险也随时存在，一不小心就会烧到其他东西，甚至是房子。通常，房子里面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所以，即便是在家里，每个人都会穿上所有的衣服。一旦出门，就不再添加衣服了。“你冷吗？”我们问他们。“当然！”他们经常这样回答我们。在西方人看来，他们整个一生都没有让自己暖和过。冬天，他们的血液就像河水，表面冻住，底下在慢慢地流淌。难怪一位曾经出过国的道台说，美国犯人住的监狱，比他的衙门还要舒服。不过，去过中国的外国人，对这句话丝毫都不觉得惊讶，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以前说过，中国人不在意拥挤和噪音。只要天气一冷，中国人就理所当然地挤在一起，以便取暖。即使是在三伏天，也可以经常看到船上的乘客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纷纷坐在船舱里，根本无法躺下。西方人是绝对忍受不了这样的拥挤，但中国人似乎觉得理所当然。西方人喜欢自己的住房与邻居保持一定距离，这样既可以通风，又能免受干扰。中国人对空气是否流通和住宅是否受到干扰全然不在乎，即使给了他们这样的优惠条件，他们也不认为这是什么优待。中国的城市建设毫无章法，城市周围的小村庄横七竖八，密密麻麻，根本没有任何规划，房屋与房屋挤在一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里的地价特别贵。后来地价真的上涨了，而造成地价上涨的原因恰好就是人们的蜂拥而至，其实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最后是庭院狭窄，房屋拥挤，整个村落给人感觉人满为患，至于什么活动空间，更是一种奢望。

一位中国人，住进了一个中国的小客栈，他通常都会在晚饭之后，在大批人马进驻客栈的喧哗声中，倒头就睡。而一位来自西方世界的旅伴，却躺到半夜都没睡着，他整个耳边都响彻着60匹骡子在那里咀嚼、踢腿和嘶鸣的声音。不时还有木头的吱嘎作响声或者狗的狂吠声在此起彼伏。在一个客栈的牲口棚里，常常可以看见50头驴子，它们在夜里的不时地发出各种声响，简直令人匪夷所思。正如古伯察先生所说的那样，其实中国人也知道，只要在驴尾巴上吊一块砖头，驴就不会再乱叫唤了，但是谁也不会这样做。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并不在意50头驴子的叫唤声是怎样的。而外国人通常会对任何疑问耿耿于怀，他们总是想搞清楚问题的答案。这样的不在乎，并不局限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这是他们的天性。因为我们听说，有一个政府高官的夫人曾经在家里养了将近100只猫。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受到过流浪狗的侵扰，中国人不会去刻意约束这些狗，因为他们信仰的佛教主张不杀生灵。不过，比起东方其他国家的人，中国人的这个特点还不那么明显。劳斯·布朗先生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他出版过一本有趣的东方游记，书中有他自己画的插图。其中有一幅，画着各式各样的瘦狗和癞皮狗在开会，题为《君士坦丁堡总览》。书中还有很多插图，反映了中国城市的常见情形。大群大群的流浪狗肆无忌惮地吠叫着，此起彼伏，但是中国人似乎觉得很正常，他们好像不知道被疯狗咬伤后的巨大危害。一旦被疯狗咬伤，治疗的方法通常就是在伤口上敷些狗毛，这种做法与我们的一句谚语不谋而合“被什么狗咬伤，就用什么狗毛治疗”然而，中国人似乎还没有整顿狗的这个想法。

以上引证的例子，都是关于中国人漠视舒适的一些表现。再引一些例子来说明中国人漠视方便，也很容易。

中国人为自己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而颇感自豪。他们也确实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文房四宝”中的笔、墨、纸、砚，没有一件方便随身携带，在你发现你突然需要用到这些的时候，通常它们不会那么容易出现。如果没有水，这四样东西俱全了也没用，因为需要水来研墨。事先不把纤细的笔毛润软，笔也不是可以立即使用的；使用不当，还会弄坏笔，缩短笔的使用寿命。中国人没有类似铅笔这样的替代品，即使有也没办法削，因为他们没有铅笔刀，也没有口袋放这些东西。之前说起中国人省吃俭用的时候，我们竭力公正地评价了他们的高超技艺，他们工具貌似不恰当，却能做出很好的东西来。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西方常见的节省劳力的种种办法，中国人却一无所知，事实的确如此。西方现代化的宾馆，为宾客们准备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很容易就能享受到冷热水、灯光、暖气和服务。但是，在我们看来，中国18个省份中最好的旅店，也只不过是一个低档次的旅店。店主承诺的服务基本兑现不了，旅客们不得不走到房间外面大声催促，当然，这都是“无用功”。

中国人的日常用品，也不是那么容易买到，要等小贩碰巧出现才能买到。甚至连每天的必需品都很难买到，人们感到自己来到了苏丹。夜出时，人人都得提着一个灯笼，有的城市，只有在巡回叫卖的小贩那些才能买到灯笼，类似于我们的卖牛奶和卖鲜酵母的小贩。受购买东西不便利的影响，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不可能很大。比如有的地区，人们习惯于每年2月份出售建房的木料，一根木料经常从一个集市拖到另一个集市，直到最后售出，或者拖回去。然而，如果有一个不懂市面的人想在5月份买木料，那他会很快明白聪明的东方人为什么会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评论中国人省吃俭用的时候，我们提到过中国的大多数工具都不是现成的，顾客买回各种零部件自行组装，可能他们会认为这样很方便，但是，这与我们对方便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完全不一致的。

有一次，我叫一个仆人去买一把劈木头的斧子。市场上似乎没有，他只好买回来14个（进口的）大马蹄铁，请铁匠打成一把斧子，又请木匠安上一个把手，最后的全部费用，要比买一把上好的外国斧子贵很多！

这个国家的种种不便，留给外国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完全缺乏“卫生设备”。即使是在首都北京，试图治理下水道也非常困难，人们发现一个问题总是容易引发出更多的问题。一个人不管在中国住多久，在回答这样一个经常提出的最有趣的问题时，心里总是犹豫不决，因为这很不好准确地回答：这个国家哪座城市最脏？一位从北方省份归来的外国旅行者，对一个住在厦门的外国人夸口说，要说最脏的城市，中国南方城市不如北方城市。为了验证这个观点，他们在厦门逛了一大圈，发现厦门确实很整洁（当然，这只是对中国的城市而言）。厦门的外国人出于对这个第二故乡的嫉妒，告诉他们，他们来得不是时候，因为刚刚碰巧有一场大雨冲刷了街道！这位旅行者在游览了福州之后，认为他已经发现了中国最脏的城市。可是在宁波，他发现宁波的情况也是这样，而到达天津时，他发现情况越来越糟。然而，如果他最终坦诚而又公正地回顾在北京时的想法，并诚恳地撤回他那时的观点，其实也是合乎情理的！

西方人说起在中国生活的种种不方便，肯定会说到以下三点：邮局太少、道路状况恶劣、货币流通不顺畅。当然也有私营的邮局，可以把信件和包裹从中国的一个地方送往另一个地方，但其作用极为有限，并且相对于整个国家而言，覆盖的地域也很非常有限。在讨论缺乏公共精神时，我们已经谈及中国的道路。山东有一条几英里长的穿山公路，十分狭窄，不能同时通过两辆马车。路的两端都有士兵驻扎看守，交通只能是上午从这个方向开往那个方向，下午从那个方向开往这个方向！由于中国人的服装——特别是鞋子（我们已经描述过了），以及中国的道路状况（我们也已知道），所以，一旦遇到雨天，中国人就只能守在家里不出门了。在西方国家，我们说一个人笨，就说他下雨就不知道怎么出门，而在中国，下雨天不躲在家里的才是傻瓜。

汉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习惯于用一句表达祈使意义的话来处理事情，比方说“雨停了再说”。官方的机构可能例外，但对其他人来说，活动应该随着天气和气候的变化而改变。哪怕是紧急的公务，在这些习惯语面前也变得脆弱无力。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坚固无比的中国炮台，地位重要，装备精良，比如有克虏伯大炮，士兵们接受过外国训练，但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全都擅作主张的跑进了哨所避雨，看不到一个人在雨天站岗。他们都在等“雨停了再说”！1870年的天津惨案，本来死亡人数要多上好几倍，幸亏及时地下了一场雨，把扑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一场阵雨，完全有可能就是外国旅行者在中国敌对地区最好的保护伞。我们相信，从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里喷射出来的持续的水柱，5分钟之内，便足以驱散外国人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残暴的暴徒，而这种事确实有人亲眼目睹过。橡皮子弹就相形见绌了，因为会有许多人去捡拾那些废弹头，而从汉朝以来中国人对冷水就非常反感，如同猫反感冷水一样。在中国人看来，泼冷水就是要了他们的命。

中国货币这个话题，不是一小段文字能讲清楚的，恐怕写一篇全面的论文，确切地说是一本书都不够。中国的货币混乱，各种怪事层出不穷，完全可以让任何西方人发疯。在谈及漠视精确时，我们就提到过一些令人烦恼事情。100个铜钱不是100个，1000个铜钱也不是1000个，而是其他完全不定的数目，只能凭以往的经验来确定。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区，一个铜钱算两个；20个铜钱以上也这样算，所以，当有人听到自己会得到500个铜钱时，他明白到手的只有250个铜钱，不同地方数目不同。总有小钱或者假钱混入，导致任何行业的商人之间都会发生不可避免的争执。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弊害，深深地触动了地方官员，他们不时颁布文告加以制止。这给这个地方官员的衙门中的下属官员带来了机会，他们提高税收，加重压榨当地钱庄，这无疑是在给原本货币流通不畅的市场雪上加霜。现钱因一时周转不灵，价值也跟着上涨。一旦现钱被支付殆尽，那么他的货币作用就会消失，坏钱也趁机在市面上流通了，但是它的价值却并不会减少。这样，就有了一条持续运行的无法抗拒的规律：坏的货币取代了好的货币。货币状况每况愈下，以至于在河南省的某些地区，人人去市场都带有两套钱币，一套是普通的，真假掺杂，还有一套则全都是假钱。有些商品只付假钱，还有一些商品，讨价还价而成交的商品，就要相应地支付双倍的钱币。

中国的钱币真的是“脏钱”，几乎没有不脏的钱。用于穿500钱或1000钱（名义上的）的绳子特别容易断，因而重新点数重新穿起来也相当麻烦。铜钱没有统一的重量，但是非常笨重。相当于一墨西哥元价值的铜钱，重量在8磅以上。吊在腰带上的小袋子里，能装上几百个铜钱。如果要用的钱大于这个数目，那携带就成了个难题。银锭在交易中损失巨大，使用银子的人在买卖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被欺骗。假如使用钱庄的汇票，也是困难重重，因为一个地方的汇票去到另一个相距不远的地方，要么就是完全不被承认，要么就是得大打折扣，而当他最后拿着这张汇票回到原先签发它的那个钱庄时，又得预先考虑到在兑付多少现钱，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引发一场与这个钱庄的黑心人之间的争斗。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之下，中国人竟然还能做买卖；而据我们日常的所见所闻，他们对这些烦人的钱币问题早已习以为常，仿佛事情本来就应该如此，只有外国人叫苦不迭。

一个途经中国村庄的外国旅行者，经常会看到一只伸开四蹄躺在地的驴子，有一根结实的绳子绑住了驴的脖子，它就这样被拴在一个木桩旁边。但是，绳子非常短，驴的脑袋被倾斜着45度吊着，它那扯着的脖子，似乎随时都有脱臼的危险。我们感到非常奇怪，难道它不想挣脱这条束缚它的绳子吗？它怎么可以这样心安理得？至少我们可以肯定，没有一头西方的驴会这样。

读者们在看到了我们这些描述之后，一定发现：中国人似乎很容易满足，尽管他们的民族正处于一种极度难受的状态。这只能说明中国人关于舒适方便的标准，与我们所习惯的标准有极大不同，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声明了的前提。中国人已经学会了适应自己的环境，对于他们正在遭遇的所有困难，他们用他们独有的耐心加以承受，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人完全熟悉中国人和中国生活的方式，尤其熟悉我们经常关注的那些方面，但是他们依然断言，中国人尚未开化。这个肤浅而错误的判断，完全是出于对文明和舒适的不同理解。比起3个世纪以前的状况，中国经历了各种各样地变化，我们一直都在贯彻我们的公正比较原则。我们不能认为弥尔顿、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的英国是未开化的时期，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时期的英国一样叫人难以忍受。

在此，去提及过去的3个世纪之中让大不列颠群岛发生惊人变化的各种复杂的原因，纯属多余。然而，最近50年来，在舒适方便的标准上我们发生了彻底的革命，这简直是妙不可言。如果我们被迫回到我们曾祖父和祖父的粗野方式，我们也许会怀疑这样的生活是否还值得继续。时代在变化，我们随时代而变化。这样对比看来，中国的时代未曾发生变化，中国的人也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从过去到现在，他们舒适与方便的标准，也一直未曾改变。当然，新的情况出现，这些标准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我们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能发生变化，我们也相信，新的标准将会与我们目前所习惯的标准相一致。

二、中国人孝悌为先

我们先引用一下卡莱尔先生的一段话（引自《中央王国》）：“礼是中国人一切思想的集中体现；我认为，《礼记》是中国可以献给人类的最合适、最完美的专著。中国人通过礼尚往来维系感情；礼还能实现一种职责；礼被用来评判善恶——总之，这个民族是一个由礼控制的民族，任何一个人都是借助于道德、政治和宗教而存在于这个社会，同时还要受到家庭、伦理、宗教和社会等等多重关系的约束。”——引用这段话，只是想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中国人的“孝悌”的背景知识说明。而威廉姆斯博士对于这段话的评价最具有说服力，他说： “将‘礼’翻译成‘ceremony’不是很准确，这个意义显然不适合，它太贫乏了，实际上，‘礼’除了指人的外在品行，还包括一种支配礼仪和礼貌的内在原则。”“四书”和其他古代典籍，特别是《孝经》无一不在证明，中国人非常重视孝顺。那么，中国人自己眼中的孝顺应该是怎样的？孝顺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绝无仅有的特性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国人的孝顺是多面的，一般的观察者可能发现不了其中的真实涵义。

1877年，雅蒂斯博士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崇拜祖先”。这是博士精心写作的一篇论文，他在文中阐述了自己近30年来在中国的观察与经验。作者在论文的开头就提出，崇拜祖先是孝顺表现中的一种形式，还说：“‘孝’容易被人们误解，应该谨慎对待，防止误入歧途。据我所知，中国人是最不孝顺，最不愿意服从父母的，只要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需要，他们就会不顾一切，甚至反对父母。”著名的中国典籍翻译家莱格博士曾在中国生活了33年，他非常坚决地否定了雅蒂斯博士的观点，他说，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雅蒂斯博士所言的恰恰相反。这只能说明，人与人的眼光总是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难免存在差异，要在这种矛盾的说法中获取正确、全面的观点，我们就必须学会综合对比，联系考虑。

实践证明，中国的孩子在没有接受教育之前，就已经懂得把服从父母的命令作为一条准则，他们甚至是一种本能的服从。然而，等孩子们长大之后，情形也有所变化了。“树大自然直”是中国的一句俗语，意思是说，中国的孩子在长大之后，自然知道怎样处理身边的事情，或许还有别的含意，但这的确可以算作是他们的孝顺行为的理论依据。当然，这也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包括人们的孝顺观念、受教育的方法和各地认同的孝顺典型。《孝经》中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最普遍的说法是：“孝为万德之首，其诚存于心，而不在行。以行而论，世无孝子。”并且中国人普遍认为，所有的道德缺陷都可以在孝顺这一品性上反映出来。违背礼节、虚情假意、不尽职尽责、对朋友和亲人不够忠诚，还有临阵脱逃等等，都是缺乏孝心的表现。于是，慢慢地，孝顺的涵义大大地超出了行为的范畴，除了包含行为的动机，还包括其他的道德内容。

人们都说，孝顺其实就是一种感恩。《孝经》敕令章对此有过强调说明。孔子说过：“子生三年，然后娩于父母之怀。”意思就是父母死了，做儿女的应该要为父母守孝三年，并且这种守孝成了儿女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惯例。“羔羊，兽也，跪哺乳！”就连小羊羔也知道吃奶的时候要跪着。还有，孝顺的人必须善待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那就是忘恩负义。父母在世时，孝顺的人应当竭力服侍自己的父母；父母去世后，做儿女的还应该经常祭拜。继承父道是孝顺的一大表现，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威廉姆斯博士引用了《礼记》中的这样一段话，可以说明做儿女也可以帮助父母纠正错误：“父母有过，下气怡然。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怒，起敬起孝。”大多数西方人，从来不听从父母的教导，这真的令人担忧，而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关于孝，孔子在《论语》的第二章做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情况，孝的内涵也不一样。鲁国一位名叫孟懿的官员问孔子孝是什么，孔子说：“无违。”从表面意思看来，“无违”也就是“不违背”，那位官员也是这样认为的。孔子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喜欢拐弯抹角，他没有把孝的真正涵义解释给孟懿听。直到有一次他的弟子樊迟重新提到这个话题时，孔子才趁机解释了一番：“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无疑，孔子是希望樊迟能把他的意思转达给孟懿，这样一来，孟懿自然就会知道“无违”的真正涵义了。“孝”意味着什么呢？孔子也做出了解释，他强调对父母应该以礼相待，不然，只知道照顾他们的身体，等于是在把父母当作牛、马来对待。

我在上面的那些引用，目的就是说明，中国人的孝顺观关键在于遵从父母的愿望，满足父母的需求。这个观念在中国已经盛行了几千年。孔子曾坦言：“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这说明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人们对孝的履行就不如古代了，而孔子对古代也是非常神往。好多个世纪都过去了，可是孔子的言谈没有过时，它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之中。假如孔子还活着，面对今天的状况，我们敢肯定，他会更加坚定地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中国人是怎样看待孝顺与其他社会职责之间的关系，但是，关于中国人在现实之中是怎样理解孝顺的，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假如你去找几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问他们什么是孝顺，他们之中大多数人肯定会说：“要让父母高兴。”假如父母不高兴，那肯定是做儿女的没有服侍好。一言以蔽之，孔子的“无违”就是个很好的解释。

关于孝顺的实例，简直数不胜数，只要你去浏览一下《二十四孝图》，你就能知道在中国广为流传的那些关于孝顺的故事。

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东汉的一位儿童，6岁时跟着父亲一起去朋友家做客。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儿童觉得主人家的橘子非常甘甜可口，就顺手悄悄地藏了几个橘子放在袖筒里。告辞的时候，儿童在鞠躬的一瞬间，橘子掉了下来，当时的气氛特别尴尬，但是儿童镇定自若，他立马跪在主人面前说：“我母亲爱吃橘子，我是为她拿的。”这句话从此后流传千古，一直被中国人奉为美谈。西方人则不那么认为，因为儿童的父亲当时是一位朝廷高官，一个声名显赫的富裕家庭不可能找不到甘甜的橘子，然而，中国人却把这件事看着了孝顺的典型，说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就知道为母亲着想，实在难得啊！难道你们就不觉得这个孩子反应灵敏吗？小小年纪找借口的气魄和速度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晋代也有一位孝顺少年，由于家里穷买不起蚊账，他就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他每天都早早地上床睡觉，整个晚上纹丝不动，连扇子都不用，目的就是希望家里的蚊子都来咬他，好让父母能睡得安稳。晋代还有一个少年，他有一个凶恶的继母，这个继母特别爱吃鲤鱼，可是冬天一到，鲤鱼就不容易弄到了。但是，这个少年为了抓到鲤鱼，奋不顾身地脱去衣服，躺在冰冻的河面上。冰下的一对鲤鱼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感动，就直接钻了个冰窟窿，跳了上来，好让这个少年完成继母的任务。《孝经》敕令章中曾把“偏袒妻儿”与赌博并列为同一类型的不孝之举。《二十四孝图》也能找到典型的事例。汉朝时，一位穷苦的人，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年迈的老母和年幼的儿子，就对妻子说：“我们实在太穷了，连母亲都养不起，与其让母亲和儿子都挨饿，还不如把儿子埋了，为母亲省些粮食。孩子没了可以再生，但是母亲只有一个啊。”妻子没有反对，他们就在后院挖了一个两尺深的坑，就在坑挖好了的那一刹那，他们发现了一坛金子。坛子上刻着一些字，说是上苍为了表扬这位孝子而赐给他这一坛金子。可是假如没有挖到金子，儿子就会被活埋，但是，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埋掉儿子救母亲其实是正确的做法，偏袒妻儿才是不对的。

中国还有一种谬论，说只要吃了儿女的肉，父母的痼疾就能够痊愈，并且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而且这些肉最好是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让父母吃下去，总之，这些肉对于父母的病情一定会有帮助。类似的事情，北京《邸报》上经常有报道。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为了给父母治病，真的从腿上割下了一块肉。并且一说到那块伤疤，他都是满脸的自豪，如同一位久经战场的老兵。当然，这类事情不常见，但是确实存在。

中国人最熟悉的关于孝顺的评判，恐怕就是孟子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什么一定要有后？因为需要人继承香火，祭祀祖先，并且这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生活的最重要的内容。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还必须尽早地结婚生子。在中国，30岁做祖父，一点儿也不奇怪。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在临死前还念念不忘，说自己有两不孝：一是不能亲自为母亲料理后事；二是没有为儿子安排好他的婚姻大事（他的儿子刚满10岁）。然而，在中国人看来，有这种想法非常合乎情理。

中国有一夫多妻的制度，而且只要理由充分，男人可以休妻。休妻的理由通常是没有生下男婴。正是因为对男孩的渴望，才成就了纳妾的制度，也造就了那么多的悲惨故事。假如生了男孩，全家人趾高气扬，欢呼雀跃；假如生的是女孩，则一个个神情沮丧，萎靡不振；很多溺婴事件都是因为人们的歧视，而且南方的重男轻女的思想比北方的更严重。甚至有的时候，这种事就被隐瞒的特别深。并且中国的私生子也特别多，不过，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都难逃被歧视的厄运，有时甚至会遭遇灭顶之灾。虽然无法考证各地实际溺杀婴儿的数量。但是无论怎样，哪怕那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婴儿，人们也不应该扼杀他生存的权利。

我们说过，中国人守孝的时间是3年，但是，实际上，这已经被缩短为27个月。《论语》里描述了这样一件事，孔子的一个弟子坚决反对守孝3年，说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说，在这3年的守孝时间里，君子最好不要行乐，假如你把它缩短成一年，如果你觉得你能心安理得的行乐，那你行乐好了。最后，孔子郑重其事地评价了他，这样的话，只能说明你“不仁”。

在中国，守孝高于所有社会职责，作为儿子，除了必须为政府服役之外，他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守孝。通常人们会在父母的坟前搭上一个棚子，白天干活，晚上就守在坟前睡觉；有的甚至会没日没夜的住在那里；还有的则恪守礼节，痛不欲生，以至于整日消沉，无所事事。我认识的一个中国朋友，很长的时间内，他都在父母的坟前守孝，极尽孝道之后，他还是萎靡不振，全家也因此背上了一个累赘。不过中国人却对他的这一行为大加赞赏，他们从来不计算后果，履行仪式重于泰山，其他的任何事情都是次要的。

中国人为了安葬父母，不惜卖掉田地甚至是卖身，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社会性的错误，但中国人不以为然。中国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这也符合他们的礼，因此，这样做是必须的。

胡克神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国人重视礼仪和孝行的绝好事例。那一年，他刚来的中国，住在中国南方的某地。他雇用了一个教师，教师家在北京，家中有一位老母亲，他们已经4年没有联系了。有一回，神父需要把一封信送到北京去，考虑到这位老师那么多年没有跟家里联系，神父叫教师也写一封信。听说信差要启程了，这位教师立马从隔壁找来一个学生，请他帮自己写一封信，并告诉他时间紧迫，信差很快就要走了。神父大吃一惊，就问孩子，你认识他的母亲吗，孩子告诉神父，他从来没听说过老师还有一位母亲。神父问老师：“你不告诉他，他怎么知道要写什么？”老师得意地说：“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儿子应该怎样给母亲写信呢？他学习作文已经有一年多了，那些文雅的辞令对他来说，完全可以运用自如了。”很快，学生把信写好了，并且把信封粘贴好了，而老师只是签了一个名字而已。这封信完全可以送给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位母亲，并且她们收到信之后，一定都会喜出望外。

孝道对孩子的不同影响，导致了两种极端，这两种极端的事例随处可见。除了疯子，没有人会去杀死自己的父母，然而，给他的惩罚却与常人一样。但是，中国的平民百姓，生活得极其贫困潦倒，而父母对儿女又过于苛刻，于是，难免会发生这种事。然而，另一个极端的一面却是，儿女们会主动代父接受死刑，这充分地证明了中国人的孝心，即使这位父亲原本是罪有应得。

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家庭关系纽带非常松弛，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孝行非常具有吸引力。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来说，尊敬长辈对他们的民族非常有帮助。在西方国家，孩子长大以后，可以随心所欲，想去哪就去哪，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而这在中国人看来，无异于一头牲口，只有动物才会无拘无束。换个角度思考问题，我们确实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也确实应该小心谨慎，以防止自己的石头砸伤了别人。孝顺的几个致命的缺陷一定得重点强调一下，否则，这些讨论都是空谈。

我们已经讨论了两个孝顺的致命缺陷，还有三个我们将一一为大家阐述。一是，它只对做儿女的提出了一大堆的要求，关于父母的义务却丝毫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在中国，建议父母负担起相应的义务，简直就是没必要。然而，世界的其他民族，却始终没有忽略父母的义务。信徒保罗在神启的智慧的引导下，以精炼的语言说明了理想家庭的四大支柱：“作为丈夫，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不要让她们受苦。”“作为妻子，顺从你们的丈夫，这在主看来是相宜的。”“作为女儿，凡事应该听从父母的，因为主所喜欢你这样做。”“作为父亲，不要惹儿女伤心，否则他们会意志消沉。”这些意义深远的准则远比孔子道德思想中的那些世俗的智慧要高明多了。我们发现，所有的教义都没有考虑女儿的感受，全都围绕着儿子。多少世纪以来，关于男女感受的问题，恐怕也只有中国不认为这是对人性的严重摧残。男孩被家里奉为至宝，女孩则成了家里的累赘，就算不被溺死，也难免会终生受到歧视。

中国人还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妻子是卑贱的。关于丈夫应该怎样对待妻子，妻子应该怎样对待丈夫，孔子没有说过。儒教只是要求男人和妻子都应该依从父母。当妻子与父母发生冲突时，由于妻子是无关紧要的、卑贱的，她就应该妥协、屈服。这就是中国家长制的社会结构所存在的严重弊病。它把人的某些天性压抑住了，同时又将另一些天性训化到了极端，整个社会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成了老年人的社会，青年人则被压抑，处于从属地位。人们的思想被这种沉重的压力禁锢了，社会的发展和有益的变革也因此遭到了阻碍。

传宗接代是孝道中一系列弊病的根源。它要求人们必须生养，不管是否能够养活孩子。由此产生的早婚与人口泛滥，使那些贫困的人们倍受折磨。一夫多妻制和纳妾的制度也是因为它而产生的，它是万恶之源。中华民族宗教信仰的集中体现真正就在于崇拜祖先。准确的说来，它使一个民族被迫套上的一个最沉重的枷锁。就像耶茨博士的那篇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使人感到愤怒的是，无数的死人支配着成千上万个活着的中国人，或者说“活着的一代受过去无数代人的控制。”而那些保守主义坚信，崇拜祖先是最好的形式与保证。在本世纪的最后15年，如果不在道德上给予保守主义沉重的打击，中国将无法使自己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如果中国人继续他们的祖先崇拜，那么，他们前进的步伐将永远不可能迈出切实的一步。

在我看来，完全是因为恐惧和自私才造就了中国人的孝顺，这二者是最能控制人的灵魂的有利因素。人们崇拜鬼神，是因为鬼魂具有制造灾难的力量。“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是孔子的一句富有智慧的格言。没有供品，就会惹怒鬼魂，接下来鬼魂就要报复。崇拜它们则比较保险，而且各种崇拜死人观念的核心似乎就在于此。活着的人也可以这样推理，儿子孝顺父亲，也要求自己的儿子尽孝，养孩子的目的就是这样简单。在中国，不管是老子，还是儿子，他们都知道“种树遮荫，养儿防老。”“没有孩子，就没有在坟前烧纸的人。”人人都要偿还父辈的养育债，也可以要求下一代尽量偿还自己。于是就这样，孝行被代代相传。

有一种悲观的说法是，中国人过分夸张的孝顺，既没有把崇拜对象具体化为神，也完全意识不到神的存在。崇拜祖先纯粹是由泛神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构成的，它也是孝顺最完美的，最终的表现形式。它认为死人可以变成神，神其实就是死人的化身。对父母表示爱、感恩和畏惧，才是他们最在乎的，至于天上的父，他们丝毫不感兴趣。要么选择基督教，要么选择崇拜祖先，在中国人看来，二者不可能同时存在，所以，只有适者生存。

三、中国人知足常乐

我们发现，中国人忍受病痛的能力极强，或许这种能力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是一种心理矛盾。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不能理解这种能力的。尽管身处绝望的境地，但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失望，准确地说，他们是在做不抱希望的挣扎，甚至与希望无关。据我们所知，中国人从来没有躁动不安的情绪，而这却是其他大多数民族的特点，在19世纪末，这个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人似乎从不怀抱任何计划，即使这些计划似乎能把他们带到“一个即将来临的好时代”，他们认为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时代在等着他们。

当然，“忍耐”和“坚韧”这两个词无法完全涵盖中国人所有的美德。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他们在不幸遭遇之中的平和心境，我们把这种在逆境中依然能保持乐观精神的品质称为“常乐”。提醒人们注意这些美德才是我们的目的；同时，我们还会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有助于读者们更好地理解这种美德。

我们用“知足”形容中国人，不是说中国的所有个人都对他所拥有的一切非常满足，甚至不想改善。中国人的知足，我们在谈及他们的保守主义时已经谈过，而在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就更加明显。他们压根就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我们从不怀疑，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特点。这种看待生活现象的方式，我们总称为“因循守旧”，而在这方面，其他任何民族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中国人更加典型。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非常明显，在全体民众中根深蒂固，自古传承，有力地压制了任何人对命运安排的不满。他们当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罪恶，却又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能避免的。那些一致固守这个观念的人，因为自身承受了太重的压力，根本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现有的秩序。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才是思想和行动上的领导者。然而，知识阶层一直在竭力向人们宣扬，中国当前的制度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大量的经历，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对现行制度进行所谓的改良，根本不可能。这就逐渐地培育了中国人顽固的因循守旧。

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各种中国古代的典籍故事，无一不在谈论所谓的“天命”。寻常百姓人家也会经常谈到“天意”。这种说法同我们谈论的万能的上帝非常相似。但是，在基本思想上还有着本质的差别——对我们来说，“上帝”是一种存在，他的关爱和安排同地上的一切生灵都有明确的关系，是他造就了这些生灵，一切都在他的考虑和安排之中；而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关于“天”的实际观念，是一种非人格的集合，并且非常模糊，实际上，这仿佛就是一种命运。“命好”与“命不好”，这些词语对中国人来说，与少儿故事书中“好神”与“恶神”意思是一样的。凭借这种神秘的力量，一切都有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

在一种直线式的力的作用和相互作用的影响下，中国人的占卜、巫术和算命，极其复杂的理论与实践才得以产生并发展。很多的中国人就是依靠这种普遍实用的理论来谋生的，尽管这种迷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因地而异，但它在老百姓的内心世界里却是真实的，有影响力的。在中国，你经常会听到有人在说“这是我的命”，无论他是男人或女人，特别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人，最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这种信条的必然结果就是失望。失去希望的人，特别是中国人，在被赐予希望、得到拯救之时，总是像垂危的病人一样等待着最后的解脱，或者就期盼上苍为他扭转命运。可能中国人不像土耳其人那样至死不渝地相信宿命论，也可能中国人的“命”与土耳其人的“真主的旨意”不一样。但是很显然，像中华民族这样笃信命运的、认为命运在本质上是不可能避免的民族，必定不会愿意与命运作激烈抗争。

历史用实例教人道理，这是希腊人的古老说法。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就是他们的老师，而他们从中吸取了教训，于是他们变得因循守旧。这是中国人的知识的一个致命的缺憾，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了解自己的历史来学习进步的，正如一个人如果只知道亲身经历的事，就不能号称见识广博一样。中国人对于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16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改革运动、美洲大陆的发现、现代科学的诞生等等，这些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一无所知。由于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超过以往，人权的概念也慢慢地形成了，但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却闭目塞听，完全不关心这些国际大事。

对生活在旧时代、墨守成规的人们来说，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并不是一个符合实际的课题。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理，能帮助一个国家的所有部门，但对于这些国家的人却没有吸引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他们还不如我们十字军东征时代的祖先。即使有人了解，他们也不在乎这些原理能有什么作用。进步的第一动力，完全来自于亲眼目睹了别人的先进条件。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见到过条件更好的国家，因为他们关于其他国家的状态他们从未见过，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另外，那些对其他国家略知一二的人，本来可以更多地去了解，然而因循守旧的镣铐又禁锢了他们。在中国，除非大规模地行事，否则没有什么事情能唤醒广大的人民群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做任何事情。因为这无法让民众感到满意，而任何不满稍有流露，便被有效地控制住了。所以，就社会的观点而言，中国人的知足阻碍了中国人的进步。

我们之前说过，中国人的经历使他们反对改善人们的现有条件。对于外国人而言，由于他们熟悉其他国家的发展经历，要把中国人从不幸困境中解救出来，最简单明了且行之有效的法子就是移民。我们估计，中国人最容易接受的方法就是这样，关键是成功的保证也最大。但是，对于这个权宜之策，中国人肯定不会接受，理由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会背井离乡、远离祖坟，而按儒教的安土重迁的理论，他们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通常都不愿意背井离乡去远方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除非是迫不得已。他们理想中的生活是：好像一棵树一样，扎根在家乡的土地上；汲取营养、开花、结果，叶落归根。

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中国人离开故土之后会不打算回去的。他骨子里都期盼着衣锦还乡、寿终正寝，最后葬入祖坟。只要“叶落归根”仍然是中国人命中注定的强烈情感，它就会一直阻碍中国人采用显而易见的方法，去有效地减轻痛苦。我们认为，要让中国人移居他乡，以此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天命”要求他们这样做。潜意识里对“天命”的感知，会把他们的种种不满包裹在心里，自甘堕落。

实际上，由于西方没有相应的特性，我们迄今为止对中国人知足这个特殊能力的论述还没有说到紧要处。中国人天生知足，如同鱼因为要游水而有双鳍，鸟因为要飞翔而生出双翼。仿佛是这个天生的特性，注定了中国人生来就有吃苦耐劳的能力、相安无事的能力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这种生来就具有的无可比拟的忍耐力，使他们能够面对苦难忍耐到底，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改变什么。中国人总是能够乐天达观，毫无怨言，却有像鸵鸟一样的消化能力。

由于上述原因，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讲述清楚的种种原因，他们绝对不会用脑袋去撞击墙面，对于大多数无能为力的事情，他们只是简单地去顺从，并且毫无怨言。中国人有句老话：对付不治之症的最好办法，就是忍耐。总之，中国人知道富裕与贫穷的状况，关键的是，他们知道，在这两种境遇之下如何学着“知足”。

我们必须把中国人的“常乐”视为一种民族性格，与他们的“知足”紧密联系起来。能够获得幸福，这本身就算是喜出望外。但是，他们喜欢自得其乐，这与我们完全不一样。过分挑剔只是少数中国人的特点。大多数中国人是模范客人，在哪儿吃饭都可以，吃什么都香。即便是那些缺衣少食的人，他们的心境也非常平和，这种场面简直令我们瞠目结舌。

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忧郁孤傲的性格相比，中国人好交际，就足以说明他们“常乐”的性格。找人聊天是一大乐事，找老朋友还是找完全陌生的人，这无关紧要。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极大地减轻了中国人在逆境中的痛苦。很多中国人爱好种植花草树木，以此来美化他们十分简陋的环境，这非常值得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使我们想到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拥有的东西不多，但物尽其用。

也许我们说了许多对中国仆人不满的话，但需要声明的是：他们经常对诸多的不便毫不在意，长时间地为他人做份外的事，不仅不抱怨，而且连潜意识里都没有抱怨过任何人，这真的非常难得。

假如中国的仆人，总是在哀叹自己的命不好，那么，他将时常遭到同伴的讥讽，有时还会成为笑柄和口头禅。我们已经谈到过中国人不知疲倦的工作，然而这样的情况我们简直不能接受，午夜之后你还能听得见妇女们纺线的声音，为省下微不足道的灯油钱，她们甚至摸黑工作，毫无怨言。她们完全已经习惯了没日没夜的干活。他们中有些人的活是最累人的，比如苦力、纤夫、独轮车夫。我们不仅从没听见他们抱怨世间的分配不均匀，而且经常看到他们在休息时间还要拼命的工作，一顿粗茶淡饭就足以使他们喜形于色。那些具有洞察力的旅行者，会发现中国劳工的这一的特点。霍西先生在《中国西部三年记实》一书中谈到长江上游时说：“还得说一说纤夫们。除了乐师和潜水员之外，几乎所有身子灵巧的小伙子都愿意跳上江岸去拉纤，他们特别好动，一刻钟之内就能把饭吃好，脾气好的就像一头温顺的老水牛。”阿齐博尔德·利特尔先生的《通过长江三峡》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我们的5个纤夫，手抓纤绳，脚踏在凹凸不平的石头上，一步一步地拖着船只逆流而上。这些可怜的苦力的刚强和忍耐，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他们拖两个月的船只能赚到两元钱，一天三顿吃得都是糙米饭，再加上一点洋白菜，也就是靠着这点营养，他们从黎明卖命干活，直到天黑，而且每天都是这样。”

我认识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他经常推沉重的车子，走一趟就是几个月。他每天都必须早早地出发，一直走到很晚，翻山越岭，运送着沉重的物件。长年累月，不管刮风下雨，他都是赤脚涉水，每到一个驿站，还得为雇主准备食宿，打点好一切。所有这些艰辛劳作，只是为了极少的报酬，但他从无怨言，他的主人证明，在他受雇于他的这个几年里，车夫从来就没有发过一次脾气！据我所知，凡是有类似经历的读者，都可以讲出同样真实的故事，除了细节有些不一样。

生病的时候，中国人的乐观天性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他们通常是最为乐观的，或者无论如何也要表现出对自己对他人的乐观态度。即使是在身体虚弱而又极其痛苦的时候，他们也充满了快乐的希望。我们知道不少中国病人，他们身患各种疾病，还经常贫困不堪、营养不良、背井离乡，甚至有时还被亲戚冷眼相待或者抛弃，未来完全陷入一片绝望之地，但他们还能保持乐观镇定。假如换作是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么，我们烦躁不安、没有耐心的特性一定会暴露无遗。

具有这种天性乐观的中国人并不罕见，这是毋庸置疑的。任何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应该遇见过这样的人。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适者生存”的历史教导确实可信的话，那么，中华民族的前途不可限量。

四、中国人的生命活力

生命的活力构成了中国人其他特点的重要背景，这本身就值得人们思考。我们可以思考以下四个问题：中华民族的再生能力、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长寿以及康复能力。

在中国生活期间，外国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口过剩。事实就是这样，中国几乎到处都挤满了人。日本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但是很明显，日本的人口密度无法与中国相比。在人口的相对密度和绝对密度方面，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像印度。但印度的民族和语言各式各样，而中国的民族，除了一些少数民族之外，其他的都是汉族。我们足迹所至这个辽阔国家的任何地方，无不处处证实着中国的人口过剩。哪怕是人口稀少的地方，证明这一事实的原因，也很容易被我们察觉。

太平天国可怕的暴动，紧接着是回族的小规模暴乱，然后又是1877至1878年那场震撼人心的覆盖着5个省份的大饥荒，至少使中国总人口减少了好几百万。战争的创伤看来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快速地修复，因为中国人安土重迁。然而，我们逐渐发现，不管破坏力有多大，它总比不过修复能力。我们认为，只要有几十年的太平和丰收，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从本世纪一连串的灾难之中恢复过来。而恢复的基础条件显而易见，不管你是否愿意，事实就在眼前。

中华民族的任何地方，不管是在城镇或乡村，成群结队的儿童最引人注目，正如查尔斯·兰姆讽刺那些过分骄傲的母亲那样：“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每一条死胡同。”当今中国社会的奇迹之一就是，他们依靠什么养活了这么多小孩子，我们必须声明的是，不少孩子基本的“衣食”都成问题，换句话说，不管怎样的贫困都不可能明显地减少中国的人口。

恐怕唯一能有效地阻止中国人口增长的就是鸦片、战争、饥荒和瘟疫等类似的能毁灭整个民族的可怕手段。实际上，中国人繁殖能力的强大远远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保守估计，中国的人口数量也有两亿五千万，关键还在于他们超强的繁殖能力，其增长速度简直匪夷所思。由于没有可靠的统计，我们只能大致估算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结论绝对是正确的。中国人普遍结婚非常早，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是历代中国人的主导思想，而财富被排在第二位。

法国的人口与中国的人口状况恰恰相反。在欧洲，法国的增长率最低，最新的报告表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甚至正在下降。这些事实引起了法国人们对祖国未来的极大忧虑。而中国人，没有更多迹象表明他们的人种要比盎格鲁–撒克逊人退化。记载中，上帝给人类最早的告诫是希望人类“休养生息，繁衍昌盛”。正如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曾经说过的那样，“人们遵从了这个告诫，这是人们唯一遵从的上帝的命令”，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贯彻得非常彻底。

我们曾经说过，中国的地域广袤，各种土壤、气候和物产应有尽有。我们看到，中国的亚热带、近极带，以及两者之间的地域，都是一派昌盛繁茂。而各个地域之间的差别，只是取决于这个地域本身的特点，取决于它供养人口的能力，而与人们适应能力的不同没有任何关系。广东、福建两省的部分中国人，无论是移居到印度、缅甸、暹罗、东印度群岛、太平洋诸岛，还是移居到澳大利西亚、墨西哥、美国、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和南美洲，也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有关他们无法很好地、迅速地适应环境的说法，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我们反而听说，他们的适应能力迅速而又完美，甚至比当地人更加勤劳和节俭。他们的团结和凝聚力也非同一般，以至于他们移居的当地民族为了防止自身的利益受损，甚至驱逐中国人离开自己的领土。面对这种现状，中国人不得不停止大规模地移居国外，在其他民族看来，这无疑是一大喜讯。如果东亚现在全是不可征服的人，渴望着把自己的能量发散到这个世界的其他角落，如同中世纪的中亚那样，那么，我们难以想象我们所有人会变成怎样，也难以想象“适者生存”的原则会发展成怎样！

因为完全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所以，要谈中国人的长寿问题，只能笼统地概括一下。所有的观察者应该都会同意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老年人特别多，而且是全国的各个地区都有很多。老年人通常都会深受晚辈的敬重，长寿更是被视为一种荣耀，并且“寿”排在“五福”之首。出生的日期，甚至是时辰，都被确切地记了下来，以便需要时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尽管前面我们说过，他们的计算方法非常粗略。墓地的碑文上通常会刻上死者的年龄，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个死者都有墓碑，一般也就生产石碑的地方及其附近才有人会使用墓碑，所以，只靠墓碑推断死者的年龄，还远远不够。

可能活到百岁以上的中国人不常见，但是，只要我们用心去找，接近百岁的老人随处可见，如果提供足够的营养，我们认为肯定还会有更多的高龄老人。实际上，中国确实存在着一大批严重缺乏营养的穷人，我们也确实感到诧异，他们是怎么挨到如此高龄的呢？大家都知道，本世纪所有西方国家的平均寿命都在不断增长。这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注意生命的规律，而防疫和治病的手段也在不断提高。而中国的生活状况，与哥伦布发现美洲之时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如果中国能像过去50年来的英国那样，社会科学和医学得到了极大的运用，那么，中国的老人数量肯定还会急剧增加。

不讲究卫生，几乎是所有中国人都具有的特点。他们甚至对已经了解的卫生规则也不当回事。外国观察者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中国人蔑视自然规律，对自然法则也一无所知，并由此招致了各种疾病，可是为什么这些中国人还能如此顽强的活着呢？中国每年都会有很多人因为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而死亡，但是在疾病的抗争中还是有很多的人能够活下来，这个事实充分地说明中国人具有神奇的能力，甚至能够抗病和康复。中国人会因为一件小事而豁出命去抗争，这与他们顽强的生命力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特征。

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没有重要的统计资料，我们必须依赖外国人的观察记录。由于外国药房和医院的不断增加，这些记录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更有价值。

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人的康复能力，有一项工作非常值得去做，那就是分析整理年度医学报告，我们一定能整理出新鲜而有说服力的结果。不过，我们只能描述一两个事例，其中两个事例是我非常清楚的，第三件事例是从天津一家大医院发表的报告中找出来的。因为这些事实完全不是孤立的或例外的，而是同我们众多读者所观察的完全一致，所以，这些事例的说服力毋庸置疑。

前几年，我曾经与一个中国家庭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有一天下午，窗外突然传来了阵阵惨叫声。窗台是用砖坯砌成的，窗子底部有个洞，洞里面有个很大的马蜂窝。一个1岁多的小男孩在院子里玩耍，看到这个洞，十分好奇，以为这是一个好玩的地方，想都没想就鲁莽地爬了进去。小孩的头发剃得光光的，露出红红的头皮。蜂窝里的马蜂可能是被这种异常的侵犯给惹恼了，也可能误认为孩子的光头是一朵大牡丹，它们立刻飞到小孩的头上胡乱地蛰了起来。孩子在被抱出来之前，头上已经被蜇出30多个包。这个孩子只哭了一小会儿，也没有擦拭任何药物，也没有给患处敷什么偏方，他就躺在炕上，一会儿就睡着了。那天晚上，孩子也一直很安静，不哭也不闹。第二天，他头上的包奇迹般的全都消失了。

1878年，北京有一个外国人家庭雇用了一个马车夫，那个马车夫得了流行的斑疹伤寒，在当时，这种病症致使很多人相继死去。到了第十三天，马车夫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他突然变得异常狂暴，几个人都制服不了他。派了3个人守护他，但他们已经被弄得精疲力竭了。这天夜里，这个病人被绑在床上以防逃跑。在守护人熟睡之际，他竟然自己松开了绑绳，一丝不挂地离开了这所房子。凌晨3点，人们发现他逃跑了，就仔细搜查了这所房子，包括几口井，因为怕他会跳进去。最后在院子的围墙那里发现了痕迹，这堵墙高约9至10英尺，他是先爬上一棵树再逃走的。跳到墙外地上，他立刻走向城墙内的护城河。两个小时之后，人们发现了他，只见他的脑袋紧紧地卡在了墙下用于阻止壕沟通行的两根铁栏杆之间。他实在热得非常难受，迫不及待地想来这里凉快凉快，看样子，他已经卡在这里很长时间了。在回家的路上，人们发现他已经完全不发烧了，虽然他的腿还不是很舒服，但后来也慢慢地康复了。

一个天津人，年龄在30岁左右，以在中国军队进行军事训练的训练场附近捡那些废弹壳为生。有一次，他捡到一颗炮弹，当他试图拆卸炮弹时，炮弹爆炸了，他的左腿被炸烂了。他被迅速送进了医院，左腿膝盖以下部分全都截掉了。然而，这个人非但没有放弃这种提心吊胆的谋生方式，反而一出院就重操旧业了。6个月之后，又是一次类似的爆炸把他的左手掌炸得稀巴烂，右臂的上半截被严重烧伤，鼻梁和上嘴唇处甚至炸开了一条深深的口子，弹片也击伤了他的右脸颊、右眼的上眼睑、额骨的后侧以及右腕，右小腿也被深深地切开，骨头都露了出来。这个人受了如此的重伤，半昏迷而又无助地在太阳底下躺着。4个小时之后，终于有一位官员看到他了，他命令几个苦力抬他去医院，官员本人也陪伴着走了两英里路程。抬他的人显然是抬累了，等这位官员一走，就将这个可怜而又不幸的人扔进一条沟里让他等死。虽因失血过多而极度虚弱，这个人还是从沟里爬出来了，他单脚蹦跳了500码，来到一家米店，找到了一些食物，用一个筐子装起来挂在脖子上，再用他那只没受伤的手抓取食物。为了把他弄走，米店店主就把他连同这只筐子送到了医院门口。这家医院拯救了他，虽然因为大量失血，他身体状况几近崩溃，脉搏也十分微弱，但他的神志还十分清楚，还能说话。他曾经沉溺于鸦片而不能自拔。不过，除了第五天和第六天有点腹泻，还有点轻微疟疾，这个人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什么糟糕的症状。4个星期过后，他被允许出院，最后，他拄着拐杖离开了这家医院。

哪个民族能具备像中国人那样的身体素质，那么，即使处于战争、饥荒、瘟疫和鸦片的恶劣环境之中，他们也能够生存下来。假如他们饮食得当，营养充足，在生理学和卫生法则方面再多加注意的话，那么，我们坚信，单是这样一个民族，就可以占领这个世界的主要地区，甚至更多的地区。

五、中国人的忍耐力

显然，这些品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具备这些素质的中国人来说。在对中国人的各项特点进行考察时，一定要结合所有特质一起考虑，遇事忍耐这个特点更是应该与中国人的所有特点结合起来分析。实际上，中国人遇事忍耐的特点，与他们的“麻木不仁”和“漠视时间”紧密相关，尤为相关的是“勤劳刻苦”，正是通过“勤劳刻苦”才更能体现中国人遇事忍耐的这个民族性格。我们先前讨论的这些话题表明了“遇事忍耐”是中国人的一个主要素质，不过那些只是很零碎的论述，接下来我将全面的为大家讲述一番。

在类似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生活水平低得完全可以用“为生存而斗争”来形容。要生存就得有物质基础，并且是拼命去获得这些物质。可以说，中国人已经“把贫穷变成了一门知识”。极端的贫穷和艰苦本身并不会让任何人勤劳起来，但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具有勤劳的天性，极端的贫穷和艰苦便成了一种条件，能更加使人们勤劳起来。这种条件也会促使人们节俭，正如我们所见，节俭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素质；这种条件也同样能够磨炼出一个人的忍耐力。猎人和渔夫，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一个民族，“文明人”、“半文明人”，还是“野蛮人”，他们都明白自己的职业需要小心谨慎的行动，而他们等待时机所用的耐心，是隐蔽地、小心翼翼而又不厌其烦的。长期以来，一直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谋求生存的中国人，逐渐学会了把最文明民族积极的勤劳同南美洲印第安人消极的忍耐融为一体。

为了一点很小的报酬，中国人也愿意去干很长时间的活，因为报酬再少总比没有好。多年的经验使他们明白，勤劳并不能成为通向更多的机会的晋身之阶，但在我们西方人看来，勤劳自然能带来机会。之所以是“自然”结果，是说只要有合适的条件，那样的结果就会如期而至。只不过，每平方英里500人的人口密度，这肯定不是一个理想条件，因为这无法验证“勤劳和节俭能够带来财富和幸运”这样的格言。但是，中国人满足于为微波的报酬而辛勤劳动，却恰好体现了中国人忍耐的美德。

已故的格兰特将军，曾经对人们讲述过这样的一件事，在他环球旅行回国之后，有人问他：在旅行中所看到的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什么？他马上回答说，所看到的最不寻常的事情，便是一个中国小贩用自己强劲的竞争打败了一个犹太人。这番话意义非凡啊。关于犹太人的素质，众所皆知，正是这些素质使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犹太人毕竟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而中国人，却占了全球总人口的相当大的比例。那个被中国人挫败的犹太人其本质与其他犹太人并没有任何不同，而那个中国人与其他的中国人也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如果换作是其他中国人与犹太人竞争，结果恐怕还是一样的。

至于中国人的“坚韧”这一特性，那绝对是举世无双的。之前我们说过，中国的考生年复一年的前去报考，要不就考到90岁获得名誉学衔，或者为此死而后已。除了表明自己非凡的执著之外，这样做没有任何报酬，或者根本不可能有报酬。这是中国人天赋的一部分，好比鹿具有飞快的奔跑能力、鹰具有敏锐的视力一样。类似的品质随处可见，哪怕是在商店门口最卑微的乞丐身上你也可以看到踪迹。尽管人们不欢迎他，但他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他的耐心丝毫不减，他的执著总会让他要到一两枚铜板。

有一个阿拉伯人的故事，说的是他的头巾不知道被谁偷走了。丢了这个重要的饰品，他没有赶紧去抓小偷，反而立即奔向这个部落的墓地，坐在进门的地方。感到疑惑不解的人问他怎么不去抓贼？他的平静而具有典型的东方式的回答说：“他最后一定要来这里！”这个消极坚忍的夸张故事，让人不禁想到，不仅中国人个人行为是这样，其政府行为也是如此。

康熙皇帝是亚洲最受赞美的君王，他长久而又辉煌的统治，从1662年一直持续到1723年，这使得他比亚洲任何一位君主的名声都要显赫。不过，在这个伟大的统治者的执政期间，一个名为“国姓爷”的爱国将领在广东、福建沿海横行霸道，政府的战舰都奈何不了他。面对这一情况，康熙想出了一个权宜之策：命令住在这条漫长的海岸线的所有居民，向内地退回30里（约合9英里），这样，那位前朝的维护者就无法再来骚扰了。人们居然普遍服从了这道命令，结果非常成功。“国姓爷”后撤了，他停止了对清朝的骚扰，转而进军台湾，驱赶走了台湾的荷兰人，最后还被封为“海澄公”，归顺清朝了。每一位读到这段奇妙叙述的外国人，都会被迫同意《古代王国》一书作者的评论：既然一个政府强大到足以驱使这么多沿海的臣民离开自己的城镇和乡村，承担巨大损失退向内地，那么，组织一支强大的舰队，赶走那些侵略者对家园的袭击，对他们来说应该不是问题啊。

还有一个同样值得一提的例子，可以表明中国政府的坚忍不拔，在华外国侨民对此一定有着清晰的记忆。1873年，中国将军左宗棠在巴克尔和哈密安营扎寨，朝廷派他去平息回民的大暴动。这场暴动一开始只是一股微小的势力，后来像野火一样燃遍了中国西部，甚至发展到中亚地区。由此可见，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将是多么难以克服。与此同时，在中国出版的外国报纸纷纷刊载文章，讽刺左宗棠的使命，并嘲笑清朝昏庸到居然企图用贷款的办法去支付沉重的军费。但是，左宗棠的军队到达暴乱地区不到一年，就进军到了高耸的天山两侧，沉重地打击了暴动者。如果他们到达的地方粮草供养紧张，他们立马就会开荒种地，种出粮食以备后用。就是在这种边垦田边进军的模式下，左宗棠的“垦田大军”终于完成了使命，他的功绩被认为是“现代历史最值得一提的”一次使命。

我们认为，中国人的忍耐力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能毫无怨言地等待、默默不语地忍受困苦。有人说，在饥寒交迫而又风雨凛冽的环境之中，最能测试出一个人真实的品性。假如他的表现令人满意，就“给他温暖，为他擦拭，让他吃饱，使他成为一个天使”。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常常表达着这样的一种看法：碰到一个饥饿难忍的英国人，如同碰到一头被抢走幼崽的母熊。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这句话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包括英伦三岛上的其他居民。尽管我们拥有值得吹嘘的文明，但是我们仍然受制于我们的肚子。

有一次，我看到大约150个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人已经走了几英里路，他们是来出席一次宴会的，但他们赶上了一件不太令人满意的事。宴会订好了是在10点开始的，大多数人原本指望10点钟左右坐下吃早餐，可是宴会迟迟不见开始。始料未及的情况，使得他们只好站在一旁做招待，只要还有后来者，他们就得一直等下去。而后来者之中那些细嚼慢咽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比起我们，他们明显十分高雅。经过长久而耐心地等待之后，眼看宴会就要开始了，又出现了同前面一样的始料未及的情况，人们禁不住发起牢骚来了。然而，这150个被怠慢的中国人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如果他们是大不列颠群岛的居民，或者是“基督教之乡”的居民，我们很清楚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一定会带着满腹的牢骚，做出难看的脸色，甚至在下午3点的宴席上他们还会对此抱怨个不停，或者是不停地怒骂。他们会一致通过一个激烈的决议，并且致信给伦敦的《泰晤士报》，信中包含5个“Sirs”（先生们）。然而，这150个中国人什么也没有做，他们不仅脾气很好，并且态度也一直很好，他们用诚恳和礼貌的语气，不断地告诉主人等待一会儿没关系，什么时候吃都一样。读者们谁知道哪一种西方文明能够承受这种突然而又沉重的考验呢？

我们已经表明，中国人的神经与我们截然不同，而“神经麻木的图兰人”和北美印第安人一样，都能忍受痛苦，从不抱怨。中国人忍受苦难的形式与他们还有一些差别，中国人靠的不仅仅是毅力，而且是耐心，而后者更难。

一个双目失明的中国人找一个外国医生，询问他的视力还能不能恢复，并且申明了自己的想法：假如恢复不了，他就会放弃不再治疗了。医生告诉他他也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人回答说：“这样我就心安了。”他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放弃，更不是绝望的冷漠，他只是一种“忍受病痛”的品格。我们说忧愁是现代生活中的祸根，它就好比铁锈吞噬刀锋一样。中国人生来乐天安命，就这个种族的整体而言，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着急。他们这个富饶国家的很多地区时常遭受着旱灾、水灾，以及由此产生的饥荒，数以万计的人随时都在面临着令人担忧的灾祸，令观察者惊讶的是，结果完全出乎意料。我们经常问中国人，如果他的土地、房屋，有时甚至还有妻子，被人夺走怎么办？他们通常这样回答：“再也不会太平了！”“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啊？”他们会回答说：“谁知道？或早或晚，麻烦肯定有会的。”面对这样地生活状况，只有无限的忍耐力，不然，你还会想到别的办法吗？

灾难接踵而至的时候，中国人所展现的忍耐力，留给了外国人最深刻的印象。在这个辽阔国家的很多地区，我们经常看到旱涝，以及由于旱涝所带来的饥荒。1877至1878年的大饥荒，威胁到了几百万人口的生命，目击者永远忘不了那种种的惨象。那时，黄河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地区的民众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有几个省，最好的地区遭受破坏，肥沃的土壤被深深地埋在沙砾之下。无数的村庄毁于洪水，村庄里幸免于难的人被迫四处流浪，流离失所，看不到希望。成千上万的人并非由于本身的过错而突然间家破人亡，陷入绝境。在任何政府看来，这都是不好办的。自我保护是第一自然法则，那么，这些毫无防备就陷入饥荒的人们联合起来，迫使那些有食物的人分一点给那些正在忍饥挨饿的人，难道很过分吗？

有些大城市里的人们也确实组织了很多救济活动，那里也是饱受贫困的人最集中的地方。只不过，救济活动的次数的确有限，救济的时间也很短，而且他们只是提供一些食物，至关重要的药品却从来没有向灾民们提供过。对难民今后的生活，政府几乎不予考虑。对土地重垦、房屋重建、新环境下的继续生活，政府更是不闻不问。如果政府能免去税赋，就等于政府给了老百姓一个莫大的恩赐，而实际上，朝廷很少会这样做，除非老百姓一再向地方官员申明，他们确实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抵交赋税的。我们都知道，西方的外国人历来主张，“为了面包，宁可流血”的革命口号，所以，西方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这些无家可归、饥饿而又绝望的大批难民，宁可在遭受洪水与饥荒的省份四处流浪，也不愿意抱成一团去向灾区的地方官员要求救助。反复追问饥荒中的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实施这个计划，我们听到的一个不变的回答是“不敢”。为了反驳他的说法，你徒劳地争论说：死于起义与饿死一样，都是不得好死，尽管起义也许不怎么说得过去。但回答也还是：“不敢，不敢。”我们认为，尽管地方官员确实也无力让他们如愿以偿，但他可以被迫做些事情，至少对于今后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好的开端。而政府的措施是，如果这些官员“安抚”不了这些百姓，那他们就会被撤职，那么，其他官员将接替他们的职位。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采用这种做法呢？大概是基于两条理由。他们是最讲究实际的民族，本能就在内心里告诉他们，这个计划会枉费心机，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愿意也不可能采取进一步地措施。然而，我们认为，关键还在于中国人具有无限的忍耐力。在中国，这样悲惨的景象确实存在：成千上万的人默默地饿死，而堆积如山的粮食就近在咫尺，伸手可得，中国人这种无限的忍耐力简直匪夷所思。然而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以至于都变得麻木不仁了，好比一名老兵对战争的恐惧已经熟视无睹一样。受苦难折磨的人，一生都在历经折磨，挣扎在死亡的边缘。灾难仿佛是不可避免而又不可能战胜的一样，所以，灾难出现，除了默默承受，他们别无他法。当然，如果这些遭灾的人还能用手推车载着他们的家人去乞讨维生，他们是会这么做的。假如全家人走散了，他们会尽力寻找生路，期待能在灾后重逢。如果在附近得不到救济，难民们就会自发地成群结队地沿途乞讨，期望能找到比他们收成要好一些，需要人干活，能生存的地方。灾难过后，乞讨的老百姓重回自己的家园，尽管土地松软得不能畜耕，他们还是会在泥里刨出一些小沟，再在这些缝隙里播上一些麦种；接下来，乞讨之路又开始了，等到收获的季节，他们才会重返家园，检查这些庄稼是否安然无恙。如果上苍有眼，他就能再做农民，而不是乞丐，但他们都知道：倾家荡产与饥荒永远不可避免。

相信灵魂不灭的人，总认为有这样一个有力的论据：最有能力的人总是终其一生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展示。如果这个论据成立，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断：中华民族这种无可比拟的忍耐一定是用来从事更为崇高的使命，而不只是咬紧牙关，忍受一般的生活之苦，忍受活活饿死的苦难。假如历史给予我们的教导是“适者生存”，那么可以肯定，这个坚忍不拔且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前途将一片光明。

六、中国人的勤劳

勤劳是指勤奋地做任何事，并养成了这种始终专心做事的习惯。勤劳当之无愧为目前世界最值得高度赞美的美德之一，是应该永远被尊敬的美德。

一个民族的勤劳，通常可以从这个三个角度去衡量：长度、广度和厚度。也就是说，它有两个外延和一个内涵。长度是指勤劳所持续的时间；广度是指可以算做真正勤劳者的人数，而内涵是指“习惯于勤奋”和“始终专心做事”的能量。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就形成勤劳这个整体。

通常，偶尔到中国的旅行者与长期定居的侨民，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是不一样的，不过他们都承认并相信中国人的勤劳。那些第一次到中国来的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一般都是——约翰·卫斯理的一句很著名的格言“全力以赴，始终如一”，在这个民族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在中国，你几乎找不到懒汉，每个人似乎都在忙碌。当然，不乏一些终日无所事事的富人，不过那也只是整个国家人口数量中的很小一部分。事实上，那些富人也不是外国人表面看到的那样，他们通常会一如既往地关注他们的事业，丝毫不懈怠。

中国人通常把自己分成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商人。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几个阶层分别所展示的勤劳吧。

要西方人接受中国的教育模式非常困难。总体上的弊病不言而喻，可是还是有一大批的人只为勤奋，不计较回报，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似乎为富人买官敞开的后门应该能挫伤读书人的热情，可是居然没有。各省市也都在抱怨，每一个职位的合格考生大大超过空缺的职位。而各级考场，无论是最低级的考场，还是最高级的考场，都是人满为患，甚至往往会出现1万多人竞考一个职位的局面。略微地思考一下，中国的读书人为了进入这个考场所花费的心血，你就会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勤奋了。

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勤奋可以在《三字经》内得到印证，借萤火虫的光亮读书，把书本固定在耕牛的角上，边耕田边读书，这些甚至被传为佳话千古流传。在中国各地，至今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在纷纷效仿。也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一旦通过读书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他们就会放弃从前的勤奋，只不过中国人说这一类人不配称作是读书人。只有那些在充满荆棘的狭窄小道上奋斗不懈直到成就伟大功名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读书人这一荣耀称呼。恐怕也只有在中国，我们才能看到祖孙三代为了谋取同样的职位参加同样的考试，并且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百折不挠的努力，最后终于同样在80岁的时候获得梦寐以求的荣誉。

1889年春天，北京的《邸报》披露了各种材料，其中就有关于省级考试中老年考生的现象。福州总督报告说，福州秋季考试中，有9位超过80岁和2位超过90岁的考生通过规定考试，他们的考试文章，结构严谨，文字书写有力、准确。他说，这些老年考生20岁的时候就中了秀才，此后参加过3次晋级考试，假如第四次还没有成功，则会被授予名誉头衔。以同样的方式报告，河南总督说，有13位超过80岁和1位超过90岁的考生，他们全部通过为期9天的严格考试，文章精炼，完全没有老年人迟钝的痕迹。不过，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安徽省，那里有35位考生超过80岁，18位超过90岁！

事实上，在中国，除了知识分子是终身勤奋的一族，农民的勤奋也能与之匹敌。农民的劳作就像做家务，永无休止。所有北方各省，一年到头，也就只有在冬至前后有那么一段极其短暂的空闲，其他时间他们根本不得空闲，仿佛有做不完的事。当然，其他国家的农民可能也很勤劳，但是，其他民族的勤劳与中国农民的勤劳简直无法相提并论。

农民尚且如此勤劳，更何况雇农？雇农们长年累月过着极度贫困的日子，穷其一生都在无尽的折磨中度过。农民必须细心照料好他的每一棵白菜，仔细清除各种害虫，而雇农也同样需要照料好他的工作，否则他将忍饥挨饿，甚至养家糊口都变得很困难。那些需要出远门的人，通常半夜就起身赶路，而他们也早已习惯赶夜路了。这样的情境随时可见：手拿叉子、肩背箩筐的农民在路上拾粪。假如没有别的事可以做，这将是他们永远的工作。

有些人为了养家糊口，通常会寻找两份不同的工作以互相衔接。比方说，天津的船夫在河水封冻，没事做的时候，就会去拉冰橇，搞搬运，以赚取一些零碎的钱补贴家用。另外，还有一些地区的农民在农闲时，也会去找一些事做。他们大多都在编制帽子，这种帽子还是大宗出口产品呢。而中国妇女一般都在纳鞋底，她们似乎从来也没有闲着，就连扎堆在村口聊天她们也要带上这些针线布头。还有的时候，她们可能在搓棉花，或者纺纱。总而言之，她们从来不会偷懒闲着。

还有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的阶层，那就是商人和他的雇员。其实，商店职员的生活，在西方也是一样忙碌，只是中国的职员更加忙碌而已。他们的工作永无止境，任务相当繁重，几乎没有节假日，只有在精神麻木的时候，他们才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

大清早，中国的店铺就开市了，而当繁星点点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收市。簿记制度采用一种非常细致的复式簿记法，于是账房为了记录收支和平衡账目，通常都要忙到深夜。假如生意清淡，店员们没什么事做的话，他们就会坐下来挑拣收进来的铜钱，看看是否有值钱的铜板。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最让人羡慕、每一个有志之士都想方设法跻身其中的官僚阶层的，居然是工作最艰苦的阶层。中国的各级官员每天都必须处理各种各样的公务，每件事的成功也由他们负责到底；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这类公务相当繁杂。下面是摘自北京外国使馆的一位翻译，对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采访报告：“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内阁大臣，他总是在抱怨日常事务的繁忙使他疲惫不堪。他说，他必须每天凌晨两点钟从家里出发，因为3点到6点他要在宫里值班。因为是内阁大臣，6点到9点他要在朝中议事。又因为他是兵部大臣，9点到11他必须呆在兵部处理事务。他还是刑部要员，于是每天12点到下午2点，他必须在刑部办公室里工作。他还兼任外务部的资深部长，每天下午2点到5、6点，他还得在外务部办公。这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安排。另外，他在工作的空隙，还时常协助其他各部门的工作，所以他要在傍晚7、8点之前回到家里，基本上很难。”

我们的工会为实行每天8小时工作制而坚持奋斗着，可是当我们看到上面这位官员的每日工作安排时，我们又会产生怎样的感触呢？据说，在那次谈话之后，也就是6个月之后，这位官员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与世长辞。其实也并不奇怪，在中国，那些为政府鞠躬尽瘁的官员，因劳累过度而去世的屡见不鲜。

在这一章的一开始我就说过，勤劳的外延是指勤劳者的人数和勤劳所持续的时间。我们亲眼看到的就印证了这一切，中国人的勤劳在外延方面非常广大。中国人的每一天都始于天刚蒙蒙亮，通常是刚过半夜后的段时间。中国的皇帝每天上早朝的时候，欧洲各国的宫廷还在睡梦之中。在西方人看来，起那么早去工作，简直匪夷所思，但是中国人却习以为常。而各地的臣民，往往会在不同程度上效仿天子的所作所为。

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上海的磨坊、宁波的木匠，以及北方各省的纺织工和磨面工，他们都起得很早，睡得很晚。天还很黑，旅行者就会在集市上遇到卖菜的村民，他们都是从数里路以外的家里赶来的，然后站在这黑暗之中等待黎明的到来。而当中国人的早市结束的时候，西方人才开始吃早餐。我们发现，在夏季清晨5点半后，沿着上海的主要街道漫步，就能明显的感受到东西方的差别。欧洲人在黄浦江边建起高楼并在里面做生意，可是当清晨的阳光普照整个城市的时候，欧洲人的店铺还没有任何动静，而亚洲人却已经忙碌了好几个小时。又过了几个小时后，当西方人开始松散地与中国人抢占市场时，中国人已经做了半天的生意。

约翰·戴维斯先生曾这样评价中国人的“热爱劳动”，说得非常准确。他说，这说明中国政府在使人民满足于自己的环境方面做的非常成功。中国人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就是热爱劳动，我们应该长期地高度重视这一品质。

关于中国人勤劳的内涵，需要再补充说明一下。中国人属于亚洲人，像所有亚洲人一样，他们工作的时候缺乏高度地尊崇诚心。试图把我们西方的模式强加给这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几乎不可能。不需要基督教《圣经》的指点，盎格鲁–撒克逊人就能知道尽力做好自己应当作的事很重要。尽管成熟的宗教和哲学能够影响中国人，却改变不了他们的步伐。受益于几千年以来所积累的经验，他们就像荷马之神，从来都是从容不迫地样子。

你一定很好奇，假如某一天白种人和黄种人进入空前激烈的竞争，那么，谁会胜出？谁会失败？

所罗门有一句经济学格言——勤劳致富。如果这一格言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无疑将是地球上最兴旺的民族。事实上，他们所谓的“恒久美德”有着明显的缺陷，假如能有一种全面的美德帮助他们克服这一缺陷，那么，毋庸置疑，这个民族将是最兴旺发达的。只要真诚的品质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恢复它原本应有的地位，那么，很快，中国人将会因他们的勤劳而获得全部的报偿。

七、中国人的节俭

去中国旅行，你一定能感觉得到，他们的饮食特别简单。似乎所有中国人全部依赖于品种很少的食物，如稻米、各种豆子、谷子、青菜和鱼。再配上一些别的食物，亿万人主要的食品就齐全了。当然，在逢年过节或碰到什么特别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添加一些肉食品。

西方国家的人们，总是绞尽脑汁地为那些极其贫困的人，提供廉价且富有营养的食品。那么你一定想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正常的年份里，每个成年人每天只花两分钱就完全可以足够生活的食物了。假如碰上灾荒年份，仅依靠不到一分半钱他们也能够过活。

可以想象，中国人做饭菜的水平有多高。尽管外国人认为，中国人的食物少且不精，甚至是淡而无味，有些影响食欲，但是不可否认，中国人在烹饪饭菜方面绝对一流。温格罗夫·库克先生说，在烹饪方面，中国人仅此于法国人，在英国与美国之上。关于这种排列我不敢肯定，但是毋庸置疑，中国人的烹饪水平高于不少国家。我以前也说过，单从生理学家的观点看来，中国人对主食的选择已经够得上非常高明了。尽管中国人的食物原料很简单，制成品却是花样繁多，他们的烹饪技术简直就是登峰造极，恐怕大多数对中国烹饪技术一无所知的人也会听说过。

还有一个过去我们没发现的却又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中国人做饭菜很少浪费，所有物品及原材料都会充分得到利用。中国的普通家庭，通常都会把每顿饭后的剩余饭菜保留下来，以便下次食用，除了一些完全不值钱的食物才会被扔掉。这一事实可以从中国人的狗和猫的身体状况找到证据，这些家养动物完全靠着人们的剩饭剩菜而艰难地活着，一直挣扎着“死亡边缘”。在新兴的国家中，浪费无处不在。我们估计，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每天浪费的东西也许能让亚洲6000万人过上小康生活。我真心地希望，人们不要浪费那些剩余的东西，好让更多的人胖起来。就像中国人那样，在吃饱之后，把剩余的饭菜都整理出来以备下一次食用，就连杯子里的剩茶也要倒回壶中，那么，下次热一热就可以再喝了。

有这样一个事实不提都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时时处处都会看到，中国人对吃的东西不像西方人那样过分讲究，任何东西都会成为他们的腹中之餐，仿佛没有什么不可以吃。

中国北方普遍使用马、牛、骡和驴干活，甚至有些地方还会使用骆驼。令人惊讶的是，所有这些牲口只要一死，不管它是意外死亡，还是老死或病死，他们都会把这些牲口吃掉。一些读者可能会惊叹，这简直匪夷所思啊，怎么能这样节俭呢。但是在中国，牲口死了，把它吃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没必要大惊小怪，就算牲口是死于肺炎一类的传染病，人们也照样把它吃掉。当然，他们也知道，这类病畜肉要比死于其他疾病的病畜肉更差，但是只要低价出售，照样有人买，也有人吃。他们也知道，吃了这类病畜肉，很容易产生某种疾病，但是能花低价钱吃到肉，他们甘愿冒险，毕竟这种肉便宜啊。需要申明的是，这种情况确实有，但是不多见。

另外，他们死猫，死狗也敢吃。很多次，我们都曾亲眼看到某些村民故意用毒药把狗毒死，然后煮了吃掉。有一回，有人提议应该问问外国医生，吃了这种肉可能产生什么后果，但是狗已经在锅里煮上了。曾经吃过这种肉而没有患病的人更是不愿意放弃这种美味，一番风卷残云之后，居然真的没事。

在做饭方面，中国人的节俭还有一个事例：为了充分有效地使用燃料，他们在饭锅的制作上也下足了功夫。在中国，燃料因极度缺乏而变得十分宝贵，人们通常使用树叶和庄稼的根茎做燃料，可是这种燃料燃烧地非常快，没几分钟就没了。于是他们为了节省燃料，尽量把锅底做的特别薄，可是这样一来，使用起来就得特别注意了。我们再说说拣柴禾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简直把中国人节俭的原则发挥到了极致。任何一个小孩，即使他还不会做其他的事，但是他一定要会拣柴禾。秋冬时节，拣柴禾的大军随处可见，他们手持竹耙，甚至连一根干草也不放过。孩子们拿着木棒在树林里挥舞着，打落的秋叶掉了一地，仿佛他们打落的不是秋叶而是成熟的栗子。更好玩的是，秋叶还在往下飘落，一些心急的人，就开始去空中抓了。

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用手中的布料，是中国家庭妇女的一大强项。她们的衣服不像西方国家的妇女那样，非常注重款式与装饰。她们一心想的只是要最大限度地省时、省工和省料。外国人眼中的小得不能再小的布料，在中国妇女看来总是有它的价值，恐怕连议会中“家庭经济”的女作家也始料未及。这些微小的布料极尽其用，哪怕只是些碎布头，也可以用来粘合成鞋底。纽约和伦敦的慈善家把自己不再穿的衣服送给他人，并希望接受者不要因此成为一个纯粹地需要救济过活的人，而这样做其实不切实际，弊大于利。可是如果把这些东西送给中国人，就算是布料与穿着的风格有差异，你也可以放一百个心，那些物品一定会得到充分的利用的，一丁点儿也不会被浪费，他们会把它与其他的布料拼凑在一起使用的。

中国人喜欢为朋友题词，题完词的纸通常被缝在一块绸布上，而且是用针线缝而不用糨糊粘贴，以便让受赠者日后随意更换绸布上的字，那么，绸布的使用寿命也会更长。

小商贩的买卖也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节俭，再小的东西也会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比方说，一个小商贩十分清楚各种火柴盒中的根数，对每一盒火柴的盈利巨细也是了如指掌。

中国人的账簿用过之后，还有利用价值，他们会把这些账簿拿来糊窗子，或者做纸灯笼。

中国人的节俭无孔不入，甚至必需的食品也尽量节俭，而且他们认为，这样节俭是对的，完全理所当然。在《十字架和龙》这本书中，B·C·亨利博士说到了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3个轿夫抬着他走了5小时，23英里路，然后轿夫们又回到广州，去吃别人为他们提供的免费早餐。吃早餐前他们走了46英里的路，其中一半的路程还抬着轿子，而这样做只是为了省5分钱！

还有一次，两个轿夫抬着轿子走了35英里路，然后撑船回去，自早晨6点起就始终没有吃过任何东西，花3分钱能买到两大碗米饭，可是他们也不舍得。后来，船搁浅了，直到第二天下午两点，他们才返回到广州。也就是说，这些人27小时没吃任何东西，并且负重走了35英里路，其中抬着亨利博士去广州走了 15英里，当然，他们还得抬着亨利博士的行李。

西方人对中国人这种节俭的做法，实在不敢苟同。然而，毋庸置疑，这种做法绝对是出于淳朴的天性。中国的部分地区，尤其是北方，男孩女孩就像是在伊甸园里，居然赤身裸体地四处奔走。对他们而言，或许这样更舒适一些，不过关键目的还在于节俭。中国人使用的独轮车大部分转起来咯吱咯吱作响，其实加几滴油，车子就不会再响了，但是没人愿意这样做，在这些“心平气和”的人们看来，油远比那些咯吱咯吱地声音贵多了。

一位日本人侨居国外，他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天要热水洗澡，这也是他的特别要求。中国也有澡堂，可是很多人甚至都没有进去看过。一个外国妇人看见一位中国母亲用笤帚掸去孩子身上的尘土，就好奇地问：“你每天都给你的孩子洗澡吗？”这位中国母亲说：“从他生下来到现在，就从未洗过。”肥皂零售商就是在橱窗上贴上“比污垢更廉价”的字样，也吸引不了一般中国人的眼球。

而中国人可能还会认为外国人是“浪费肥皂的人”，就像意大利人看英国人一样。中国人洗衣服用肥皂当然更是罕见，洗过的衣服，与清洁标准更是相差甚远。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做只是出于节俭，其实中国人和我们一样，虽然生活条件恶劣，但是一样爱干净，讲卫生，甚至部分人还值得我们学习。

因为节俭，他们会尽量不买现成的工具。完全可以买些“半成品”，因为“半成品”总比成品便宜，然后回家自己加工组装，照样具有成品的功能。因为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于是现成货也慢慢绝迹了。

中国人节俭的事例数不胜数。例如，在普通房子两个房间的隔墙上开一个洞，把一盏破旧的小油灯摆在洞中，以此为两个房间都带来光亮。这样的情形，在中国的那些小作坊里经常出现。不过诸如纺织、制陶、冶炼、工艺制作这一类的小作坊，更多的表现的是中国人的某种才能，而不是节俭。实际上，中国人完全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劳作方式，只是没有人愿意去改善它。好像任何工作他们都可以白手起家，他们的产品，无论简单或复杂，一般都具有这个特点。另外，他们的炼铁炉就建在一个小院子里，通常一个小时就能建好，乍一看，就像一个大炉灶，而且这种炼铁炉可以长期使用，不用花一分钱。

对大量谷物贡品的管理，最能说明中国人的节俭，事实上，所谓的管理就是不管理。在中国，每年有大量地谷物贡品被运到北京，这些贡品从天津起运至通州卸货。令“谷物交换商”吃惊的是，装卸、称量和搬运这些堆积如山的稻谷居然靠的是一帮苦力、一些简单的计量谷物的斗和一些苇席，而不是机械。整个过程就是：在地上铺上苇席，然后倒出谷物，称量，装袋，运走，最后收起苇席，只留下原来寂静的泥岸！

为了方便晾烟叶，美国的烟草种植园，有很大一部分开支用在建一个精致宽敞的棚子。然而中国的烟草种植根本没有这一项支出，他们晾烟叶的棚子就是用一些茅草简单搭建的，等烟叶都晾好了，这些茅草就会和其他的茅草一样被当作燃料使用。烟叶摘下之后，结实的叶柄还会被保留下来，再用草绳扎住叶柄，这样烟叶都连在草绳上，然后把它们挂起来，就像把衣服挂在绳子上一样。这样的方法真的很有效，而且非常简便。

假如懂得细心观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能够再举出一些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事例。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典型事例，估计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中国老妇人，步履蹒跚地走着，上前询问你就会知道，她正打算去亲戚家。亲戚家离祖坟很近，这样的话，老妇人死后抬棺材的费用也能节省不少。

八、中国人的礼貌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中国人或者说东方人的礼貌，一是赞赏，二是批评。

我们喜欢提醒自己，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美德特别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内刚，次要的则是外柔。可是，当我们来到东方，发现那么多的亚洲人在调节人际关系具有远远高过我们的技巧时，我们的内心不禁羡慕不已。哪怕是那些对中国人具有过分偏见的批评家，他们也心悦诚服地说，中国人已经把礼貌升华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而西方人对此一无所知，甚至没有想到，或者说几乎不可能想象得到。

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中国的典籍，上面记载了300条礼仪准则，3000条行为准则。同样，我们也无法想像，一个民族背负着如此繁多的礼节，究竟是怎么延续下来的呢。很快，我们就会发现，正如中国人对待教育一样，他们已经把恪守礼节熔铸成了一种内在的本能，而不再是一种外在的需要了。这些繁文缛节都是这个民族的精英制定出来的，目的就在于规范和引导人们的日常交往。而在西方，只有宫廷和外交往来才会使用那么多礼节。

当然，也不是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完全被这些繁文缛节所约束了。实际上，这些规矩就像节目的盛装，该用的时候一定会被搬出来，而且中国人完全能够拿捏好，在什么场合下应该搬出来，这甚至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准确的本能辨认。如果一个中国人在这样的场合下，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那是非常滑稽的一件事，就相当于一个受过教育的西方人突然忘记了9乘以9是多少。

我们西方人心中有一种“礼貌是某种善意的真诚表达”的观念，所以，西方人不会欣赏中国人的礼貌。从理论的角度而言，西方人认为，把个人的幸福看作是全体人类的幸福，才是一种文明的看法，然而，中国人的礼貌是与这种看法完全相反的意思。如同所有技艺表演一样，对人表示礼貌只是整个复杂心态的某一部分的需要，而不完全是整个内心的需要。出于维护既定的尊卑关系的需要，才产生了礼貌用语的制定和使用。西方人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疯狂的事，简直令人不知所措；但是中国人当然不以为然，中国人说这对于保障社会秩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中国人认为，有前就有后，有后自然也有前；该前的前，该后的后，各得其所，万事亨通。如同下棋一样，先走的必须说：“鄙人先走一子”，然后，对手说：“鄙人也走一子”。最后，对手事先告诉对方：“鄙人的士要吃您的卒，走到鄙人卑贱的象位”。这就是在下棋。其实一局棋的输赢和说几句客套话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假如中国人不能给予对手的每一步棋以有礼节性的回应，就如同下棋人事先说出自己的下一步棋一样滑稽可笑。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客套才是真正的下棋，不知道这些客套就相当于无知。

另外，中国人城乡的差别，也体现在讲究礼貌的严格程度里。尽管乡下人也知道必须有礼貌，但是比起城里人来说，他们知道的非常粗略。

我们不得不承认，就算中国最不懂礼貌的人，他们也要比最有教养的外国人强很多。和那些中国人比起来，外国人就像襁褓里的婴儿。除非外国人有着长期的生活体验，同时害怕自己失礼而被人误认为是没有教养，不然，他们是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有礼貌的。外国人不懂那么多的“规矩”，就算满嘴漂亮的礼貌用语，也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的麻木与无知。正是因为外国人在效仿中国人的最起码的礼貌方面表现出显而易见的笨拙和惭愧，所以，中国的知识界总是以一种毫不掩饰的轻蔑目光看待这些“野蛮人”。

可以把礼貌比作一个气垫，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但是它能够很好地减缓颠簸。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公正地讲，中国人向外国人表示的礼貌，与向自己的同胞所表示的礼貌一样，都是在炫耀自己懂得怎样待人接物，然后才会考虑客人是否舒适。

你原本不想生火烧水沏茶，他却一定要为你生火沏茶，结果你被烟熏得直流眼泪，呛得喉咙像在喝苦药。而主人仍然自以为知道怎样对待客人，至于客人不乐意，那是客人的事。还有一个例子，你在乡下租了一间条件很差的房子，房子的主人会认为帮你打扫一下是他的责任，当然，那只是象征性地打扫。等你进了房间，他还在打扫。飞扬地尘土令你的双眼迷糊，你请求他停止，但他还是会继续。可能是受到《礼记》的影响，《礼记》教诲他们：应该为客人打扫房间，不管客人是否愿意。初来乍到的人，可能对他们的请客吃饭的礼节也很惧怕，不过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在请客吃饭的时候，主人会热情地给你盛上一大堆他认为你会喜欢的食物，无论你是否喜欢，是否吃得下。假如你一点也不想吃，主人就会有意无意地说，你这样不大好噢。并且主人不会觉得自己这样很失礼，也没有人会指责他失礼。假如外国人不懂这种游戏规则，那就是外国人的事，和主人没有关系。

这种事不关己的原则还有不少例子。一位中国新娘照例去拜会一位外国夫人，见到夫人时，她背对着夫人，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行礼。女主人觉得很奇怪，同时也很懊恼。事后一询问才知道，新娘朝北行礼是因为那是皇帝所在的方向，而女主人是在房子的南边，她完全没有注意到。假如这位外国夫人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房子的什么位置，那么，这位新娘也不必在意女主人会怎么想，最起码她在表明自己知道应该朝什么方向磕头！

送礼也是中国人的礼貌表现。之前说过，这是给受礼人“面子”。通常，所送的礼物有某种固定的老式样。一位常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总会收到一些礼品盒，这些礼品盒都是用红纸包裹着，里面装着油腻的糕点；就算受礼人根本不会吃这些糕点，或者无可奈何地告诉他自己不愿意接受，会把它转赠给别人，送礼人还是不会收回这些礼品。

当然，中国人的礼貌也不完全是禁止人们对他的礼貌吹毛求疵。受礼人往往会问，这些礼物花了多少钱。去做客的时候，客人会在与主人告别的时候说：“给您添麻烦了，让您破费了！”

一位外国人曾应邀参加中国人的一次婚礼。婚礼上的糕点非常丰富。婚宴进行的过程中，有人会端上一盘糕点，里面只有两三块，热气腾腾地，深受客人的称赞，好像人们都喜欢热的食物。因为这位外国人是贵宾，这盘糕点首先就端给了他，但是他婉言谢绝了。不知道为什么，这给正在进行中的婚宴蒙上了一层阴影，那盘糕点也没有再传给别人了。事情是这样地，原来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一位参加婚宴的客人都要送一份礼钱当作婚宴的花费，照例是客人还在席上的时候就开始收钱。但是中国人认为向客人收礼钱是不礼貌的，所以就借送糕点为托辞。中国人当然都知道其中的意思，只有这位外国人一头雾水，因为他的拒绝，其他人也不便当时就掏出自己的礼钱。后来，他应邀参加另一家中国人举行的婚礼。这一次，他居然听到了比西方人还直接地话语，婚礼主持人对客人们说：“这是放礼钱的地方，请大家记住了！”很明显，这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尽管中国人的这些礼貌听上去很令人厌烦，但是在社会交往方面，我们还是需要向中国人学习很多应该注意地地方。我们应该保持我们的诚实，抛弃我们的鲁莽。这其实很简单，假如西方人懂得在自己坚定的独立性中掺入东方人的温文尔雅，那么，一切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但是，很多西方人完全不懂得用这种观点看待事物。我的一位朋友曾在巴黎生活了很多年，当他回到伦敦时，他竟已经习惯于向见到的每一位朋友脱帽鞠躬。有一回，他向一位朋友鞠躬时，他的朋友居然嘲笑他说：“老朋友，这里可没有你的法国猴子可耍！”假如人们能融合东西方的精华，安然地走在狭窄的、荆棘丛生的中庸道路上，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

九、中国人的面子

从表面看来，说中国人的特性是整个人类所共有的“脸面”，似乎太夸张了。事实上，中国人所说的“脸面”具有多重含义，它不单指头的前面部分，其中蕴含的意思远远多于我们所能描述或理解的。

中国人爱演戏的愿望很强烈，这一点我们必须指出来，因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脸面”的意思，至少可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

可以这么说，戏剧是整个中国唯一普遍流行的娱乐活动。就像英国人热衷于体育，西班牙人酷爱斗牛一样，中国人对戏剧演出的热情也是异常强烈的。中国人对扮演戏中的角色也是相当热情的，只要稍微鼓动一下，他们中的任何人都能扮演得活灵活现。西方人看到他们演戏的姿势，看到他们鞠躬行礼，下跪叩拜的动作，可能会觉得很累赘，或者很滑稽。而且，中国人进行思维用的是戏剧化的语言。

假如他试图为自己辩解，他对着两三个人说话就像对着所有众人在说话，他会扯开嗓门说：“我可是当你们所有人的面说的，你，还有你，你们都在场哦。”假如他心情很好，他会说自己是光荣地“离开舞台”；要是心情很沮丧，他又会说自己没有脸面“退出舞台”。仔细研究你就会发现，这一切与实际情况风马牛不相及。这一切只是个形式问题，与事实毫不相干。

一幕戏剧出场，假如在适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说了一句漂亮的话，人们立马就会给予热烈地喝彩。我们不打算进入幕后，因为我们不愿意糟蹋世界上的任何好戏。在这个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全然依据戏剧化的模式而行动，那么，一切都会很有“面子”。假如他们在台上表演，我们却不予理会，轻视他们，或者喝倒彩，那么他们就会“丢面子”。

只要正确理解了“面子”所蕴含的意思，你就会发现，“面子”这个词本身就是打开中国人诸多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人怎样做到有“面子”的技巧和造诣，只能望洋兴叹。西方人往往会只关注事实领域，而容易忘记其中的戏剧因素。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的“面子”犹如南海岛的戒律，具有一种潜在的，实实在在的力量。不过“面子”可以反复无常，当然，它不能简化成规则，它只是按照公共的情理而取消或变更。

中国人与西方人都必须承认这一差别，实际上，他们不可能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同样的事情。就像过去欧洲政治家考虑权力的平衡一样，“和事佬”在调解各个村庄之间时常发生的纠缠不休的争吵时，通常都会仔细考虑“面子”的平衡。于是，执行公正只是个幌子，实际只是按照适当的比例对所有有关的“面子”进行分配。

对于东方人来说，执行公正的原则只是一种道理上的愿望，而处理实际情况则另当别论。就连诉讼的仲裁中，按照比例分配“面子”的事也屡见不鲜，于是，很多裁决就在美其名曰难分胜负的比赛中不了了之。

赠送他人一份厚重的礼物，被称作是“给面子”。可是，假如礼物是个人所送，受礼人最好只接受其中的一部分，全部拒绝不多见，可以说根本不可能。因为犯错误而受到指责，被称作是“失面子”，于是不管论据有多充分，关键还是要保住面子，其他都置之不理，或统统否认。

很多保全面子的事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网球丢失了，被一位苦力捡到了。就算你有证据，他还是会矢口否认，再跑到丢失球的地方，声称：“这是你‘丢’的球。”其实球是从他的衣袖里掉出来的。一位侍女把客人的铅笔刀藏在主人的房间里，之后，她又在台布下把刀子找了出来，并且谎称是她找到了这把铅笔刀。一位仆人无意中丢失了主人的一件东西，他自己心里清楚，他必须赔偿，或者至少要被扣掉一笔不菲的工钱，于是他索性提出辞职，并故作傲慢地说：“用来赔偿那支银匙子的钱，我不要了。”这样一来，“面子”保全了。一个人知道自己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了，于是他找到欠债人，严厉地呵斥了一顿，并发出威胁的狠话，以显示他知道该怎么做。尽管欠款没有收回来，但是他保住了“面子”，并以此宣称自己以后不会再做这样愚蠢的事。一位仆人失职或者拒绝做某些分内的事，当他得知主人打算解雇他的时候，他会故意再一次犯规，并主动提出要辞职，以保住他的“面子”。

在我们看来，宁死也要保住面子，完全没有意义。但是据说中国的地方官享有一种特殊的恩惠，就是在砍头时可以穿戴官袍，以保留他的“面子”。

十、中国人的慈善

中国人把“仁”列为“五德”之首。 “仁”这个字是由“人”和“二”构成的，据此推测，或许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仁，是在两个人的交往之间应运而生。当然，中国人的实践生活不一定就是这样，所以，研究文字本身的意义，实在没必要，我们对此不再多作评论，因为聪明的观察者自会留心。然而，一些应该了解真相的人做出的论断却往往是肤浅的，说中国人根本就不仁慈，事实绝不是这样的。孟子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儒教和佛教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儒教的宗旨是教人温和、佛教则是劝人仁慈。再者，中国人在各方面都有一种注重实际的强烈天性，所以，他们在“行善”的时候，一定会尽量寻找行善的机会，并付诸行动。

在各种行善方式中，中国人颇为自豪的是他们设立的育婴堂、麻风病院、老年人收容所和免费学校。由于中国实际上没有户口调查，因此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这些善行的开展程度。李修善教士曾经调查过中国中部的慈善机构，他在报告中指出，汉口有30个慈善机构，每年的开支约8000英镑。然而，我们稍为冒犯地说一下，比起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这些机构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这些机构的需要量非常大。

每逢洪水和饥荒，经常可以看到处处设立了施粥棚，并捐赠衣物给没衣服穿的人。不仅是政府在操心这类事，平民百姓也积极地配合，他们的行为值得高度赞赏，但是这种有仁有义地斥巨资救灾的人或事，却很少能看到。饥荒泛滥的日子里，城里挤满了一批批的难民，他们被允许住进车棚和空房等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当大队难民涌来，却又处处无法安身时，他们难免会采取暴力行为。这样的情况下，明智的办法是对他们做出让步。

我们没有把各省的会馆当作中国的慈善机构，因为这些社团是照顾背井离乡的人。离开这种帮助的话，他们就回不了家乡，或者在客死他乡之后无法运回家乡安葬了。估计中国人自己也认为，这是一种保险性质的日常机构。

在某些劝人行“善”的书中，有人以自己曾经做过的恶行作为教训，告诫人们实施善举，当然，他们也会宣扬自己曾经实施的善举。善恶相抵，显示出他在中国判官的生死簿上的寿数。这种把一切记录在生死簿上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实用特征，以及他们总是忘不了考虑来世报应。如果有来世，也只是现世的延伸和扩展。这种为求来世有好报的明显动机，在中国人的善举中占了不小的比例。

而公开承认自己的自私动机，有时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1889年4月，杭州的地方官试图从这个大城市的茶馆的每一杯茶水中征税，筹款以帮助遭受黄河水灾的灾民。对这个古都的人们来说，这种做法有点像1773年波士顿人征茶叶税，官员竭力诱导人们，发布公告，告诉他们：“倘若乐善好施，当有好报。”然而，人们联合起来不去茶馆，最后完全取得了胜利。全城的人联合抵制这种强制性的“善报”的奇观，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到。

这些都是中国人积德的善举，为穷困的人买棺材，收埋野外暴尸，焚烧捡到的字纸，以免它们被亵渎，把活鸟和活鱼买来放生。有的地方还为病人贴上有神奇功效的膏药，免费接种疫苗，提供廉价乃至免费的劝人行善的书籍。然而，据我们观察，这些善行几乎千篇一律，行善者自己不会有麻烦，也不费心思，他们只是站在河岸上看打鱼人撒网打鱼，然后把打鱼人打上来的鱼全都买下来，再把这些鱼放回去。比起帮助家门口的乞丐，这种不带感情色彩，不动脑筋的做法，的确要容易多了。

在讲求实际的中国人心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鱼跳进了河里，鸟飞上了天空，它们就能完全自立，行善也就大功告成了。鱼和鸟不会再指望放生的人去供养它们及其众多的“家庭成员”。由于行善的人只想让自己的善行记录下来，他们就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去了，不用担心会出现烦心的结果。

然而，在中国，“善门难开”，关门就更是难上加难。没有人能预见自己的好心好意在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而大家又都知道承担责任的风险，所以，明智的做法就是小心谨慎。一位居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被一名当地的绅士请去行善，为一个全瞎的可怜乞丐治眼病。由于那乞丐患的是白内障，所以视力恢复得很好。治好之后，这位绅士又把传教士请去，告诉他，这个瞎子靠的就是他的瞎眼乞讨，现在失去了乞讨的理由，因此这位传教士要弥补这一过错，把他带回去雇做看门人。有时，一位好心的老人会招待一下她认为值得救济的其他老年妇女，而这些老年妇女其实是残酷命运的牺牲品。我们的确听说过这个事例，但仅此一次，不过估计这样的事也确实常有存在。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人生活中，“诚心诚意地行善”确实不多见，甚至是没有。

一旦有大灾难降临，比如大饥荒或者黄河决口，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有关官员，一般都会先后迅速赶到灾区，试图帮助灾民。但是，这些防范措施和赈济措施不是大规模地统一实施，正如这些不断发生的灾祸本身所暗示的那样，他们只是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似乎灾难以前从未发生过，今后也不会再发生。并且，对难民的救助偏偏在他们最需要救助时就停止了，也就是在早春时节，长期的困苦和人口拥挤已使他们极度虚弱，最容易得病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打发他们一点现钱，让他们尽快回家去恢复原来的生活。当然，这样做的理由也是显而易见的：救灾基金通常已经发完了；田里有活要干，如果他们回去干农活，麦收时就能有饭吃。官员们知道，如果难民在天气转暖的时候还留在外面不返回家园，他们就可能会在瘟疫中死去。对政府而言，小范围的灾难总没有大批的死亡更触目惊心。

同样的精神，也体现在“腊八施粥”这个热闹非凡的慈善活动之中。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活动是一种典型事例，表明中国人的行善流于表面。按照习俗，中国的农历十二月初八，那些积累了大量行善愿望而平素没机会满足的人，便在这一天白天大约12个小时都来者不拒地慷慨施舍最为质次价低的粥汤。这就是“行善”，是积德的一种途径。如果碰到好年景，就没有乡下人来喝粥，因为即使最穷的人家里也可以吃到这样的粥，乃至要好一些的粥。然而，这并不能使施粥的人怠慢此举，也没有人让他们把粥换得质量好一些。相反，施粥的人一如既往地宣传自己的善意，即使他们不比往年更夸大。这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来要一碗粥，最后这些粥被倒进猪圈里去喂猪了。而行善的有钱人则趾高气扬地回家休息了，他会认为，尽管没有一个穷人来出席他的“宴席”，但他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良心上觉得满足。但是，如果遇到大饥荒，粮价涨得惊人，这些有钱人就不会做出任何善举了，理由是他们“施舍不起了”！

我们曾经说过，在中国，成群结队的乞丐到处都是。施舍本质上就是给自己交保险。妇孺皆知，乞丐通常会在城市里组织起强大的帮派，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所以他们无所惧，也因此，其他帮会的战斗力还远远不能与他们争锋。假如一个乞丐，以日内瓦仲裁所特有的坚持不懈，长时间地向一个店主乞讨，却遭遇拒绝，那么，这个店主就会因此受到大批乞丐的侵扰，他们赖在那里不走，让这个吝啬的店主招架不住，乞丐们得不到满足就会不断加码的要求，店主的买卖自然就没法做。店主与乞丐都知道拒绝的后果，因此，这种施舍就会像涓涓细流那样永不间断。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小规模地赈济那些来来往往的难民。我们从所有这些事例中发现，赈济的目的不是让受惠人获益，而是使行善之人获取回报。中国人行善的目的，好比应付“小情人”一样，所有的善举都是为了自己在现在或者将来能生活得更安稳。

至于中国慈善事业的缺陷，一定补充说明一条。任何事情，无论好坏，几乎都不可能逃避中国政体的压榨，它与中国政府的其他部分一样有着严密的组织。要把常备的救济钱粮全部占为己有，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人们完全可以看到，每逢大饥荒的紧要关头，民众的水深火热丝毫不能阻止各级官员无耻地侵吞原本应该由他们发放下去的救济款。此时，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灾情和救济款之上，假如外界对救济款项的筹措和使用一无所知，那么，不难想象，那些贪官会做些什么。

当中国人终于开始了解西方文明时，他们时常被迫接受最坏的方面，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世界里到处都是慈善机构，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地方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然后，他们或许会想到去探究这个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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