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世海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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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的媒介使用与社会变迁试读：
自序
离开北京已经五年多了，这五年经历了很多事情。在这个社会剧烈转型、人心浮躁的时代，学术机构以及学者群体是这个纷扰世界的观察者和思考者。三年的博士生活再加上五年的职业生涯让我形成一个看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果在当今中国找一个纯粹的学术乐园，它肯定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年的学习生活中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同学，也听了好多学者的课。
本书最初的写作灵感来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博士时上课的经历，那是在卜卫老师的课堂上。她的课程主要是她自己实证研究的内容，她当时研究的对象是妇女、儿童以及在城市谋生的农民工。其中有几节课讲农民工以及农村妇女如何利用现代媒介技术争取自身的权利，还讲到一些案例，比如被诱骗拐卖的农村妇女如何使用媒介技术求救，并最终获救。基本结论是：如果农村弱势群体掌握了媒介技术，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他们的生存境况。她的课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深入浅出，绝少艰涩的学术词汇或者繁复的引证推演。
卜卫老师给人的印象是朴素、亲切，但她又有一种自然流露的尊严和力量。在她的课堂上有时会有很多有趣的互动，还会发一些糖果和巧克力之类的零食。她跟所里的其他几个老师，像宋小卫、唐绪军、孙五三、刘晓红等既是同事，又是生活中的挚友和思想上的知己，我非常羡慕他们那种生活状态和人生境界。我常想，人生一世，能有这样一个可以进行深度交流的圈子并彼此鼓励赞赏，过着读书、写作的生活，神仙也不过如此。后来当我自己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时才深切明白，这种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潇洒飘逸，背后有很大的付出和艰辛。卜老师常年在外调研，风餐露宿，在我2010年博士毕业的时候，她身体不适，但是仍然坚持出席我们的博士答辩。听师妹们说，她现在的状态很好，每天依然充实而忙碌。
卜卫老师曾说在当代中国社会，农民工、妇女、儿童等属于社会弱势群体，而研究这些群体的学者也会被边缘化。然后她又补充说：“不过，我是个例外。我姓卜，名卫，这个名字好。只要我的名字跟其他研究者同时出现，不论是按照姓氏笔画还是音序排名，一般我的名字都会排在第一位。”不过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中也有看上去很潮的人。卜卫老师曾请香港学者邱林川到我们课堂上讲过课，那时邱林川很年轻，看上去就是一个英俊时尚的小伙子，这种个人形象可以让人联想起香港的明星。据称邱先生在社会弱势群体方面的研究已经颇有成绩。
卜卫老师还带我们去过北京皮村的农民工艺术团观摩演出，那些节目很少有当下的流行歌曲，大部分都是农民工自编、自导、自演的。卜老师说这些节目未必很专业，但这是农民的一种自我赋权方式，农民把这种演出当作一种媒介，展示生存状态和内心诉求，并形成一种自主的声音和独立的意识。
卜卫老师的这些课以及调研活动让我感到既熟悉又兴奋，我的老家就在河南信阳农村，有很多亲戚都是常年在外的农民工，原来他们的媒介使用方式也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
毕业后这几年，我一直对农村的媒介使用保持很浓的兴趣，刻意留心农村人的媒介使用方式以及媒介对他们工作、生活、交往和娱乐各个方面的影响。现在有线电视、卫星电视以及电脑逐渐在农村普及，这些媒介的文化生产从本质上说主要服务于城市市民和商业资本，这些文化产品甚至侵夺了农村文化成长的空间。农民在这种文化中找不到共鸣，丧失了主体性。近些年，农村广场舞也开始流行，一些怀念往昔集体精神生活的中老年农民在这些新的活动方式中找到了存在感和心灵慰藉。还有很多农民在闲暇的时候更喜欢坐在麻将桌前，而不是去看电视，因为电视离他们的生活很远，最初打麻将纯粹是为了消磨光阴，只图一乐，原本是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后来渐渐上瘾变成赌博。而年轻一代则热烈地拥抱流行文化和新媒体，他们喜欢湖南卫视、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爱看《快乐大本营》《奔跑吧兄弟》《非诚勿扰》这类节目，跟城市同龄人一样热衷于微信和QQ聊天，发动态和评论，等待别人的点赞、评论，他们也会给别人点赞和评论。
我发现广义的媒介，如广播、电影、电视、手机、电脑、汽车等，已经构成一张细密的经纬网，深刻地影响着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农村的变迁。2012年我获批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题目是“中国农村的媒介使用与社会变迁”，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我和我的同行及学生走访了很多地方。我们发现很多富有启示意义的案例。
一个年轻的安徽农村小伙子坚持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致富经》和《财富故事会》，得到创业的启蒙教育，后来上网寻找致富信息，去北京学会了一门烧烤技术，回到安徽老家县城开了一家烧烤店。湖南一个农民因为做生意经常接待城市客户和政府官员，经常观看视频，学习穿着打扮和交际礼仪。河南有一个青年农民工只身到海南谋生，看到别人经营网店后，自己从零开始学习电脑操作，开了一家网络保洁公司。河南一位年过半百的农村中学女教师感到与学生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后来在她儿子的帮助下，学会了使用微信，并通过微信群辅助教学，重新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山西省一个老人现在和老伴儿在家种了一个菜园，他年轻时爱听戏曲，就让晚辈给他买了一个放音机，他称之为“戏盒子”，下载很多戏曲选段，他随身携带，自得其乐。
我与我的同事和学生是在一种好奇和欣喜的状态下完成那些调研活动的。我始终坚信，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不管是对智力的深刻训练，或者是对社会现象的深入探索，都应该是有益于心灵的，人们在阅读学术著作或进行学术研究时都应该能体会到思维进步的欣喜和探索未知的乐趣。作为研究者，即使自己思考的过程可能是费力而痛苦的，但最终呈现的作品应该是清新流畅的，这也是对阅读者的一种高度尊重的态度。我宁愿让这本著作看上去“浅”一点，也不愿意塞一堆不相干的复杂含混的名词术语以显得有“深度”。我自己有这样一种阅读体验，在一篇文章中每阅读一个意义含混的术语都如在一碗米饭中吃到一粒沙子。把有关农民问题的研究弄成复杂的哲学思辨是非常不明智的，必要的抽象和术语能更深刻地把握和分析实践，但这些抽象和术语如果超过了必要，就与现实越来越隔膜。
所以，我希望本书不是一本枯燥的高头讲章。它研究的是农村的问题和农民的生活，希望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能读懂它，喜欢它，并且能通过这本书学到实在的知识，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
本书中大量的内容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访谈，我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真实全面地呈现研究对象，用农民自己的语言和思维呈现与媒介使用有关的社会变迁。访谈或对话体在很多学术著作和经典中都有广泛的使用，像《论语》和《理想国》的主要内容都为对话体，但不会有人否认它们的价值。
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分支都是思考问题的一个角度，从本研究的角度来看，媒介技术可以促成很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解决。当代媒介技术让所有的知识和信息都便捷、迅速地传播，它的操作也越来越简单。可以预见，未来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将持续增大。农民所接受的正规教育不足，并且缺乏系统性，媒介技术能为他们的经济生产、社会交往、权利维护和休闲娱乐等提供巨大的帮助。通过媒介技术的合理运用，农民可以掌握现代化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交易活动中以低廉的成本进入庞大的市场，节省交易成本，获取最大收益；在与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各个阶层的交往中，获得更透明的信息环境，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交往中接收人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近几百年来的文化成果中被简化为常识的部分，并吸收为价值观念；在休闲娱乐的时候获得适合他们口味的较高质量的文化产品。
以上是一种“发展”和“进步”的观点，但是当我结束这个研究时，我又陷入了另一种困惑之中。“发展”和“进步”之所以成为很多社会学科研究的旨归，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贫困是困扰农村的最大痼疾，农村绝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归咎于贫困。贫困使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的服务极度匮乏，农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与城市悬殊。贫困使农村人难以维护起码的体面和尊严，贫困曾使农村人无法获得基本的衣食保障。贫困也阻塞了农村人才成长的通道，很多智力超群的农村人为了生存，很早就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艰难地谋生，教育的缺憾造成他们未来发展的局限。贫困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的道德水平，在贫困的环境中更容易出现拒绝赡养老人、盗窃、打架斗殴等问题。农村因贫困而产生的问题还具有蔓延性，在农村没有技能无法生存的农民进入城市之后，如果再找不到谋生手段，就会增加城市的暴力犯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展经济都是中国农村地区最重要的任务，任何问题的解决最终都绕不开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的主要途径就是工业化。工业化使大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并通过工业技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在这个过程中彻底淘汰农村中传统的生产工具、农业技术和农村生产方式，逐渐使农业文明消亡。
数千年来，中国农村一直保存着独立的风貌，并能不依赖城市而自成体系。在安徽金寨县、浙江建德市、河南林州市，我考察过地处大山深处的农家，很多村庄在深山里安静地生息繁衍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村民的生活在物质上确实是匮乏和贫困的，但这种贫困主要是外人在把他们与外界进行单纯的经济比较时的心理感受，一些年老的村民仍然过着恬淡自足的生活。作为一种存在千年的生活方式，这些山区村落跟周围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一种自洽的共生关系。这种生活方式可能是“落后”的，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证明它是安全而稳定的，它蕴含着一种也许迄今为止尚不能为我们充分认知的智慧。
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最初从自然中走出来，最后又将回归自然。当代城市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农村生存智慧、农村文化、农民生活方式中的很多元素仍然可以提取出来医治城市人的心理疾病。农村人在自然中的生存技能、与自然共处的经验、日常经济往来的媒介、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这些人类智慧中的大部分并没有被载入经典文献，它只存在于农村日常生活之中。一旦农业文明消失，这些宝贵的人类文化也会跟着消失。如果有一天自然资源无法承载现在的城市生活方式，或者当出现大的政治动荡，或者发生某种意外的自然变化，严重破坏城市的再生产系统时，人类文明的维系和复兴就需要相对独立的农村。
现在媒介技术已经使农村与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农村的各种生产活动越来越社会化和市场化，农村已经被纳入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生产系统，失去了几千年以来的独立性。当代中国农村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需要探索一条既适合国情，又能迎接未来挑战的农村发展道路。农村不应该仅仅作为城市的附属而存在，它需要继承数千年的历史智慧，重新获得独立性，提供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并能与城市平等对话，成为一种活的当代文化源头。
导言
一 中国农村巨变中的媒介因素如果用一两句话概括本书的主要意思，那就是：中国当代农村社会各个领域的变迁都有媒介工具的烙印。持续发展的现代媒介技术，降低了应用媒介技术及各种商业化的媒介工具的成本，让更多的农民学会使用媒介技术，提高媒介素养，对于解决中国农村的所有问题都有助益，也将会大大推动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
本研究中所指的“媒介”，含义较为广泛，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信息传播媒介，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像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还有作为个人通信手段的电话、手机等信息技术产品。第二，交通媒介，它包括各类交通工具，像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火车、飞机等。第三，广泛意义上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像在农民与政府的各种日常接触中，村干部也有着媒介的功能，村干部群体是农村的权力媒介，“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农民的利益诉求通过村干部上达，政府的各项政策通过村干部下达和实施，因此本研究把村干部也作为农村社会的一种媒介形式进行研究。不过，本研究大部分篇幅都是关于前两种媒介的。
在所有导致农村巨变的因素中，媒介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它在某些时候单独发挥作用，其方式和效果都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自从电视机在农村普及之后，农村的文化活动彻底改变，大部分农民改变了打发空闲时间的方式，农村中传统的戏曲、民俗甚至家族世代延续的文化活动都受到强烈冲击，这些改变跟电视的普及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媒介在另外一些层面发挥的作用可能就不那么明显，像农民的价值观念。过去一个村庄里的跨省婚姻是不可想象的，但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交通媒介的便捷，现在这种婚姻在农村中被慢慢接受。农村中传统的社会关系主要基于地缘和血缘，但随着新媒介技术的普及和农村生产方式的改革，基于个人爱好、兴趣和职业的群体慢慢形成，这种群体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成员的各种精神需求，部分地取代了传统的家族。一个20岁左右的农民工可能主要通过微信群或QQ群来确认身份，寻求价值认同，而对血缘关系较远的家族成员渐渐疏远。
近十年新媒介技术对农村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刻。农村和城市的界线越来越模糊，这不仅仅表现在物质层面，比如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大型购物超市、电梯、网吧、电影院、KTV、汽车4S店等，几乎在所有县城都能看到。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以及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中国出现了一大批雄心勃勃的依托媒介技术的民营企业，在利润的驱动下，它们几乎在所有人类能生存的地方都长驱直入，遍地开花，物流业的触角延伸到最偏远的农村。我在浙江调研时，看到很多村庄都有淘宝店，这些淘宝店往往会成为村里最热闹最时尚的地方之一，各种信息在这里汇聚。媒介技术在形成城乡逐渐趋同的文化方面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当代中国，几乎所有18～30岁的青年人都使用手机，在这些手机用户中，绝大多数人都会使用诸如QQ、微博、微信之类的社交软件，并且很多人都通过这些软件获取新闻信息，讨论共同的话题。腾讯公司通过它的社交软件发布一条新闻，会被数以亿计的使用者同时接收，不论使用者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他们在这些信息互动中已经没有了地域和身份的区分，只有一个共同名字：网民。
我在调查中发现，凡是经常上网并使用社交软件的农村人，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对一些热点问题的兴趣、思考问题的方式都与城市网民趋同。比如很多农村男子都热衷于谈论国家大事，谁拥有更多的耸人听闻的细节并说出见解独到的观点谁就会被尊为“意见领袖”。一些农村女孩子热切地关注范冰冰和李晨的恋爱，一点都不输于城里人。这一切不是由于一个强大政治权力的统一安排，而似乎是所有网民“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在新媒介技术普及之前是很难想象的。
几十年来媒介在农村的发展历程和所有影响都可以找到生动、真实、微观的个案来印证。
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在交通工具方面，我家离县城25公里左右，在我记事的时候，机动车类的交通工具还很少见到，我父母有事进县城还主要靠步行。我父亲是木匠，他在1980年代中期经常带着斧头、锯子等工具出门给人家做家具，由于那时没有较便捷的交通工具，他到5公里以外的地方就算是出远门，晚上就无法回家，一般在东家（那时一般不称客户，而称东家）那里住。那时管吃管住就有很多人情的成分，所以工钱很低，收入有限。后来我的一个大表哥告诉父亲，贩卖鸡蛋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几乎不需要什么本钱，并且见效极快，早晨在街上收了散户的鸡蛋，到晚上卖到收购站就能见到效益。但先决条件是父亲必须买一辆自行车，并把骑车的技术学好。父亲听从他的建议，就买了一辆河南安阳产的“飞鹰”牌自行车，很快就学会了。父亲从此使用那辆自行车走南闯北，在几个乡镇之间奔波做生意，也正是那辆自行车让我家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几年里过得比邻居稍好一点。
在通信工具方面，我在河南焦作市修武县访谈过一个农村老人，他已经72岁了，以前在农村是兽医，当然他也懂一些医学知识，也能给人治疗一些小毛病。他谈到电话和手机对农村生活的影响时讲了他的亲身经历：“以前有时候去进药都得跑一趟才知道有没有药，如果没有还得再跑一趟，我村离城里又太远，去一趟可麻烦。现在平时有啥急事，我也不用回家打电话了，直接都能用手机打，省事多了。你们年轻人真不知道以前的人都是咋传信的，要是离得远，根本没法儿联系，顶多让人顺路捎个信，捎信还不能说太多，恐怕捎错话了。捎罢话想听个回话，几乎是不可能，除非真是太巧了，又碰见另一个人顺路。让人家捎个信就得好几天，有时候再碰上人家要是忘了，就白交代一场。以前的人都是赶马车，去趟远路就得好几天，耽搁不少事。我记得有一次咱村有个老人得了重病，让别人去城里给他儿子报个信，结果这个人去城里赶了三天路，等他儿子收到信赶回来时，老人已经不在了。所以说，有了手机能救好多条命，你们都不能理解。”
新媒介技术最大的成就体现在网络上，2007年我阅读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看到里面很多关于现代媒介技术对人类生活改变的论述还不以为然。当时我认为这种影响发生在城市，而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可能就非常有限。因为传统的农民生活内容跟网络还有很大的距离。在2010年之前我父母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跟网络无缘，但是在最近几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2013年父亲说在村里近距离地走动，步行嫌累，骑摩托车或电动车要经常加油充电，他腿脚不好也不太方便，很想买一辆自行车。家乡农村的街道上卖的自行车质量很差，去县城买一辆质量好的，他一个老人也不方便，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安阳，专为买自行车回去一趟也不容易。后来我就尝试着在淘宝上买，并选了一辆1980年代最火的凤凰牌自行车，收件人和地址都写上我父亲的信息。后来跟卖家沟通，对方说车可以从上海那边运到我老家商城县。从商城县到我家还有25公里的路程，如果让哥哥去取件也会耽误他的时间。我就硬着头皮让卖家先把货发到县城再说。等货到商城县后，那边的物流公司说每天都有从县城发往各乡镇的快递，可以送到每个村，我的自行车属于大件商品，只需要10元钱就能一直送到我家门口，让我把我父亲手机号给他们，然后让父亲在门口等着。我很诧异，以前一直都不知道我老家物流业已经发达到这种程度。我的父亲，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就这样跟电商淘宝建立了联系。后来家里再缺什么不方便进城买，我就经常通过京东、天猫或当当网买，一般都能直接送到家门口。
老家以前耕田都用水牛，养一条水牛经济成本倒不是很高，农村到处都有草料，但是人力成本极高，需要一个固定的劳动力每天都守在家里照料。到2000年前后，村里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养水牛的农户渐渐减少，他们家的农田一般都承包给专业的农户去种，小型农业机械渐渐普及。我哥哥投资了十多万元置办了一整套农田耕作机器，2014年承包了120亩地，每亩地一般给户主支付150～200元钱。他需要一个测量田亩的仪器，这样在计算田亩时就有了一个客观的依据，避免很多争议。我就在网上搜索，后来在京东网上给他买了一部测亩仪，通过物流直接发送到哥哥的家门口，这部测亩仪给他很多帮助。
现在我家族的所有成员几乎都跟现代媒介技术有一定的联系。
我侄女1995年出生，初中毕业后就去浙江学习美容技术，技术学成后就在义乌找了一家美容院，每月收入5000元以上。她跟很多同龄人一样，热衷于各种媒介产品和社交软件，微博、微信、QQ和各种网游样样都玩得很熟，2013年她买了一台电脑放在家里。我侄子2000年出生，还在家里读中学，这台电脑成了他最重要的娱乐工具之一。哥哥种田需要了解天气状况的时候，就让侄儿上网查。通过这台电脑，每个月父母也跟我视频聊天几次。
我姐姐出生于1971年，她只有小学文化，常年在深圳松岗一家制衣厂上班，2014年年底她也申请了一个微信号，微信名叫“绿叶”。她平时很少用微信发图片或记录心情，也不大转发信息，但是她说有了微信后她可以随时了解我的微信动态，也能阅读微信上推送的各种消息，感觉跟这个时代在同步前进。姐姐现在最苦恼的是她的儿子，他现在正上高二，正处于青春期叛逆状态中，不想再上学了，他几乎每天都要玩手机，连上课都是如此。最夸张的时候他能坐着不动连续不停地玩一个小时头也不抬。姐姐把他手机没收之后，他把生活费省下来又偷偷地买手机。
我在村里认识很多街坊邻居，2014年暑假我回老家遇到了一个堂姐夫，他生于1973年，只有初中文化，常年在家宰杀生猪。我很难想象一个农村杀猪的中年人会跟流行于小青年中的时尚社交软件联系起来。一次他要我帮他办一件事情，我留了他的手机号，我的微信号是跟手机号绑定的，他的手机号码刚输入我手机后不久就出现了他的微信号，他的微信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二 关于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一）研究的本质是不受限制地利用头脑
中国农村研究的方法是最难取得共识的领域之一。研究方法也是整个社会科学中最富争议的领域之一，持不同方法论的研究者之间有着巨大的隔阂，现在很多关于方法的争论是无解的，只能是每个人按自己最适合的方式去探索。能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现实和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都是好方法。不过，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朝“标准化”的套路去靠，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形式越来越单一。我个人阅读社会学或传播学文献的习惯是这样的：如果一篇论文有太多的柱状图、饼状图和花样繁多的数据，我都会直接跳过去，读结论部分。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都有一种共识：很多论文前面是一堆术语，让人看得半懂不懂，中间的各种数据图表多而无当，后面的结论又极其肤浅，整个论文读起来味同嚼蜡，没有留下让人印象深刻的几句话。在所有的社会科学门类中，经济学被认为有更高的科学质地，它的研究规范足以作为其他学科门类的借鉴。我在读博士的时候，跟经济学专业的一个同学讨论过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他的数学成绩非常好，考研究生时得了满分，因此数学工具用得非常熟练。他说其实他也很厌恶论文中数学方面的东西，但是现在都流行这种做法，渐渐地就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学术杂志感觉这种论文看起来客观、严谨、科学，刊登之后杂志显得层次高。而投稿的人也把数学工具和复杂的研究方法当作炫技的手段，投其所好。在西方国家有一批杂志和一批作者也偏好这类论文，他们有实力和话语权，流弊所及，影响至中国国内，现在好像很多人也都明白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不好，但没有人有勇气捅破这张纸。
除了各种复杂的定量方法越来越烦琐，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共同认可的基本规范比如文献综述也在走向形式化。文献综述的强制性规定当然有其合理性，但现在写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越来越变成一种操作技巧性的东西。文献综述部分可以在网上找一篇相关主题的论文，把别人有关该领域的相关论述改换一下表述方式就行了，一般的审稿者也不会验证研究者是不是真的读了。对研究者来说把一长串作者姓名、文献出处和观点堆上去显得充实而又能唬人。
这些读博士期间的讨论只是我们在私下吐槽，我们只能在阅读体验和直觉上认为这种趋势有问题，我们甚至没有自信在公开场合表达这种观点。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很多学者明确表达过对社会科学文章程式化、数学化的忧虑，像当时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张宇燕老师多次在讲课时提出这个问题，但也对这种趋势无可奈何。社会学所的渠敬东也反对这种风气，他在一篇访谈中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越来越美国化，将美国社会科学中最狭隘的部分当作自己的标版。学术研究的视角越多元，研究成果才能越百花齐放。”“我们今天在学习美国社会科学制度中最狭隘的地方，没有看见美国社会科学的这种危机，如果再加上中国学术研究自身的问题，那就是在总危机中再[1]加上一层危机。”
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现在主流的观点也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定量化研究，以至于不管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是什么，定量化研究方法呈现滥用的趋势。2014年我看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涛甫先生的一篇文章后长舒一口气，终于有人直视这个问题并开始讨论了。张涛甫先生在文章的开头先引述陈力丹跟他一起开学术会议时私下说的话：
在最近一次学术会议上，著名新闻传播学者陈力丹教授批评现在学位论文模式化太严重，越来越多的所谓论文，选题本身可能没有任何学术意义，就是一项具体的量化分析。他直言，有些文章写出来形式上是规范的：前面有选题论证（其实说半天都是套话）、理论依据（全部是学科内常识）、方法交代（多数方法本科生都会），随后是一堆统计数据（大数据时代，网上搜索材料不是难事）和极为简单的百分比柱图、饼图，最后的结论就几句话（不做也知道），有时加上几句“建议”或“措施”之类的行政套话。这类论文太多。如果形成[2]此风，新闻传播这个学科就完了，一点学术都没有。
陈力丹在新闻传播学界很有影响力，他将来也许会更大地发声，并在新闻传播学界展开一场讨论。张涛甫先生接着陈力丹的话题陈述了他自己的观点：
教授的批评主要针对学位论文的形式主义。这些论文，形式上似乎像模像样，看上去比较规范，有的甚至做得很精致，但其内核是空洞的。“研究”了半天，是在表演一种“看上去很美”的学术“体操”，不解决实际问题。陈力丹教授这里批评的虽是新闻传播学位论文的问题，其生产主体多是专业学艺阶段的研究生，其存在的问题不能代表整个新闻传播学界的问题，不过，这种形式主义的问题，在整[3]个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也是突出存在的。
为追求形式主义不惜削足适履，囫囵吞枣地演绎概念术语以至于整个文章无法卒读，受限于方法的框架而对一些细节苛察缴绕却隔断各种社会关系的有机联系，这一系列弊端在社会科学发展早期都已经萌芽。今天阅读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1959年初版的经典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处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忧虑，但这种忧虑还是变成了现实。
有些人的研究遵循一套死板严格的机械步骤；另一些则力图发展、引进和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些人沉迷于“理论”的高度形式主义中，用一些其他人看上去奇怪的方式组合与分解概念；而后面这些其他人只是在术语能扩大理解力的领域，有利于深化推理时才详细阐明术语。有些人只狭隘地研究小规模的环境，希望能“逐步建立”对更大规模结构的理解；另一些则观察社会结构，试图在其中“定位”许多更微观的环境。有些人完全忽略了比较研究，只研究一定时期一定社会中的小型社区；另一些则用全面比较的方式，直接研究世界上各民族社会的结构。有些人把自己琐细的研究局限于非常短序列的人类事务；另一些则只关注在长远的历史视野中凸显出来的论题。有些人根据学术分科来确定他们的工作，另一些则依靠所有学科，根据一定主题或问题来确定工作，而不考虑它们属于哪个学术分科领域。有些人同时处理各种各样的历史、生平和社会；另一些则不这样。[4]
在19世纪以及更早的时候，我们在经典大师的作品里不仅可以看到思想、观点、逻辑推理和鲜活的案例，还有情怀以及呼之欲出的个性，他们在作品中呈现的是一个个跟我们一样活生生的有优点、有缺点、有灵魂的人。
像洛克的不朽经典《政府论》和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都有极高的可读性，我以前读《论美国的民主》时几乎被彻底征服，很多句段感情充沛，用词精准、优美、典雅、动人心魄，读来刻骨铭心，燃起我探究的热情和兴趣，这种阅读体验很难在当代人的作品中体会到。
我现在还记得最初读英国大学者罗素《西方哲学史》的感受，在看这本书之前了解到罗素精通数学和逻辑学，原以为这种学术背景的人写的专著大概是枯燥得难以卒读，但刚看完前三页我就被牢牢地吸引住了。这部著作跟罗素个人一样有鲜明的个性，他分析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思想时有这么一段：“乔治·瑞蒙 ·盖格尔在一篇颂扬文章中说杜威博士的方法‘可说意味着一个思想上的革命，和一个世纪以前的工业上的革命同样属于中产阶级的、同样不动人耳目，但是同样令人惊叹。’我觉得我写以下的一段话，说的也是这回事：‘杜威博士的见解在表现特色的地方，同工业主义与集体企业的时代是协调的。很自然，他对美国人有最强的动人力量，而且很自然他几乎同样得到中国和墨西哥之类的国家中进步分子们的赏识’。“让我遗憾而惊讶的是，我本来以为完全不伤害人的这段话，却惹恼了杜威博士，他作了个回答：‘罗素先生把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同美国的工业主义可憎恶的各方面总连在一起，他这种牢固难拔的习癖……几乎像是我要把他的哲学跟英国的地主贵族的利益联系起[5]来。’”
估计现在全世界没有谁敢这么“任性”地写哲学史。我读完以后好像看到了两个人在争吵的场景，实在忍不住了就放下书会心地笑一阵子，缓缓神之后再接着读。我说不出这叫什么研究方法，但一种研究把复杂的东西说得这么透彻，既让人最轻松地获得知识又心情愉悦，肯定是个好方法。
很多人奉为圭臬的自然科学研究是否真的有一种公认的严谨的方法，它可以无限推广至自然科学所有领域甚至社会科学？有人认为有，有人认为没有。米尔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写下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
我被告知，物理学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境界，可以从严密的数学理论中引申出严格缜密的实验问题。但它并没有到达这一境界，因为那些方法论学家在其构建的研究模型中展现了这样一种相互作用。不过其次序似乎是相反的方向：科学的认识论依附于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开始运用的方法之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库施（Polykarp Kusch）宣称没有“科学方法”，那些被称之为科学方法的，都可以从那些十分简单的问题中概括出来。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甚至说得更彻底：“诸如此类的科学方法根本不存在，而科学家研究程式的本质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头[6]脑，而不受任何限制。”（二）深度访谈在本研究中的运用
本研究的对象是农村，很多农村问题的成因都非常复杂，比如调查一个农村青年使用手机的情况，如果设计一张问卷，上面的问题包括他平均每月发多少条短信，打出去多少个电话，接收到多少个电话，最喜欢浏览什么类别的信息，列举几个他经常上的网站，每月大致话费要多少钱，喜欢什么品牌的手机、什么价位的手机，有没有用手机转过账、购买过商品，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把印有这些问题的问卷郑重其事地拿到他面前让他填，或者逐个问他然后调查者自己记录，效果都会非常差。这种方法看似经过科学设计，但实际上没有交流感，没有心灵沟通的愉悦体验，访谈对象视之为一种苦差，多半会敷衍过去。即使找了关系，调查对象碍于面子勉强回答，这些零散的与生活整体形态割裂开的数字也没有什么价值。对很多农村老年人来说，这种方法更难接受。
根据我个人在农村调查的经验，深度访谈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它能动灵活。其实我国老一代社会学家也很重视深度访谈法。严景耀先生1934年完成了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他的论文主要采用的也是深度访谈法。他在回顾设计研究方法时写道：“1928年春，我打算写一份400个个案的报告，我发现从问卷回答中不能找到很多材料。后来我放弃了问卷，采取和犯人个别谈话，以一般问题为基础，顺其自然地谈下[7]去。然后我发现犯罪的研究牵涉到许多其他社会问题。”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访谈了一个妓女，我觉得这个案例对今天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卖淫嫖娼问题仍然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严景耀最初想帮这个妓女跳出火坑，做她自己的主人，但是听妓女一番话之后，他彻底改变了想法。以下是他的访谈实录，记载的是妓女的自述。
我一家八口，都靠我养活。父母太老了，不能工作。我弟弟太年幼，只有14岁。我姐姐是个寡妇，无处可去。我还有两个姑姑都是寡妇，她们带着两个孩子。像我这样的女孩儿，要作事就只能当使唤丫头或女佣人，挣的钱只够养活我一个人。我因为穷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既不能当兵也不能当个女青年会干事。考虑了很久，觉得只有暂时作个妓女才能挣够养家糊口的钱。还有，我不愿父母为我挑个固定的男人做我的丈夫。如果我自己跑出来问谁能作我的未来丈夫就要被看成是疯子，这些我都受不了。怎么办？在这里如果我喜欢谁，我就对谁特别要好，然后嫁给他。先生，您是从大学来的，知道的事比别人多，请您说说在我目前的处境下，除了当妓女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些问题？
请您别以为妓女都是坏人、危险的人、不道德的人。我在这儿，随便哪位先生，不管是远离妻子的丈夫还是没结过婚的单身汉，还是在家里跟妻子合不来的人，都可以在这儿喝杯茶解除愁闷，他们再去工作，就感到顺心满意了。您是教社会学、社会工作的，您想想看，[8]我这行算不算社会工作啊？
这个访谈基本上把妓女存在的社会机制揭示清楚了，无须作者深入分析我可以得出一些结论：解决娼妓问题必须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提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女性的生存能力；推动立法改革，废除束缚女性的法律和习俗。同时我还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根植于人性深处的欲望和需求，彻底消除是不可能的。
严谨的深度访谈真实客观地记录某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和人物的生存状态，是设计解决方案、制定政策措施的依据，同时还具有历史文献价值。1990年代随着劳动力的流出，中国农村经济出现凋敝的景象，农民生活艰困，农村群体性社会事件爆发频繁，在各种复杂的根源中，农民负担过重是一个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农民负担究竟有多重，农民生活究竟有多艰难，2000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美国华盛顿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在西北地区某县开展了一次农民问题的调查，其中有一个案例反映了农民负担的严重程度。
问：你家有几亩地？都种些什么？
农：14亩地。13亩苹果，1亩粮食。
问：1999年你家苹果的总产量是多少？
农：22000斤。这些苹果因大小和质量不同，每斤8分钱到3角钱不等。总共卖了大概3000元。
问：你家1999年粮食产量是多少？
农：小麦700斤，玉米900斤。
问：粮食能卖多少钱？
农：小麦自己吃了，玉米卖掉了。把小麦和玉米全折成钱，大约为600元。
问：你家养没养猪、牛、羊、鸡等？
农：什么都没养。
问：你家有没有人在外做生意、打工赚钱？
农：我家上有两个老人，下有两个小孩，只有我和媳妇两个劳力，家里地又多，无法出去赚钱。
问：是不是你家的全部收入只有苹果和粮食？
农：是。
问：也就是说你家1999年的全部收入大约只有3600元？
农：是的。
问：那么你去年种这14亩地的费用都有哪些？
农：化肥3000元，农药2500元，灌溉700元，苹果包装袋800元，共计约7000元。
问：那么你1999年还亏了3400元吗？
农：是的。有的比我亏得还多。我因家里没钱，一亩地只上200元的化肥，有的家一亩地光化肥就花800元，结果亏得更惨。
问：你能否将2000年的“明白卡”让我看一下。
农：行。
问：卡上2000年人均的“三提五统费”为39.30元，你是否按这个标准缴的？
农：是。
问：卡上1999年全乡人均纯收入为1000元，你觉得真实吗？
农：胡说呢。
问：你不能因为你家亏损，就否认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吧？
农：全乡80%～90%的土地都种苹果，1999年苹果价格普遍很低。我敢说去年的苹果没有不亏损的。再说，逢年过节咱也走亲串户，谁家的情况不了解，都亏着哩。人均纯收入1000元完全是编造出来的。
问：除了“三提五统”，你还缴过什么钱？
农：还有农林特产税和农业税。
问：农林特产税缴了多少？
农：每亩苹果248元。
问：苹果亏损了，还收税吗？
农：政府根本不管你产量多少，价格高低，只管按面积收钱。
问：这种现象多吗？
农：基本上都是这样。
问：农业税收了多少？
农：农业税一人十几元钱，不多。但觉得不合理，因为我的地多数种了苹果，既要缴林特税，还要缴农业税，等于一块地交两次税。[9]
这个深度访谈也无须做进一步的分析，它具有真实性和文献性。读完这个报告我自然会明白，如果没有切实的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并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村经济将持续凋敝，农民将无法保障基本的生存。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农民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增大，而中国农民又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不仅农业生产会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也会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三 国内外相关研究分析与本研究的价值（一）给我深刻启示的几本著作
与本研究有关的成果很多，此处仅列举给我最深印象和最大启示的部分经典作品。
首先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我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时，文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民俗学专业的同学中都有人阅读并推荐这本书，我第一次阅读时就被深深吸引。
我从这本书中看到的是，早在1936年费孝通正式调查江村的时候，甚至更早，交通媒介技术和信息媒介技术如电报等已在促进贸易的全球化，中国也被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一个普通江南村庄也受到强烈冲击。费孝通发现，“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已经进入了世界的共同体中。西方的货物和思想已经到达了非常边远的村庄。西方列[10]强的政治、经济压力是目前中国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媒介标本的这种影响既是理论推演的结果，更有现实的反映。开弦弓村以前的主要经济收入靠蚕丝，后来日本等国家丝绸工业进行了技术革命，丝绸产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升，丝绸价格下跌。仍然使用传统技术的开弦弓村由此失去了竞争力，导致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口粮短缺、婚姻推迟以及家庭工业的部分破产。
但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开弦弓村还保留着农业时代最典型的风貌，它也通过各种传统的媒介技术手段与外界保持着联系，基本上还是自给自足的体系。这本著作保存了中国古村落的一个样本。费孝通通过对一个村落细致入微的解剖分析让我看见隐藏在深处的中国人的民族心理秘密。费孝通的那次调查距今天已经80年了，但是开弦弓村村民的思想和情感仍能引起现代人的强烈共鸣，比如对土地的态度。费孝通发现，对中国农民来说，“土地具有用之不尽的性质，它使人们的生活有相对的保障。虽然有坏的年景，但土地从不使人们的幻想彻底破灭，因为将来丰收的希望总是存在，并且这种希望是常常能实现
[11]的”。在城镇化迅速推进的今天，土地也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有深刻的历史和心理根源。该著作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比如农村金融问题。费孝通发现，当时的政府在村里建立的农村合作信贷系统无法维系，很多款项贷出去之后无法收回。他建议：“建立一个新的信贷系统需要一个新的约束办法。在当地的信贷系统中，对到期不还者有现成的约束办法。如果能利用传统的渠道，再用[12]政府的力量将其改进，似乎成功的机会会大一些。”这个思路应该是未来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方向，我在河南兰考县调研时专门考察了一个农村资金互助社，它的运作效率非常高，而它之所以成功正是利用了兰考农村传统的渠道。
这本书我反复精读过，它让我学到了观察农村、研究农村的很多方法。书中对很多问题的分析和见解对思考今天中国农村的未来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给我带来很大的震动。它有百科全书般的丰富和史诗般的气势。我最初看这本书时的感觉非常复杂：有赞叹，有愤怒，有畅快，有愧疚，有仰慕，有哀伤。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也可能因为他研究的对象是河南，这里是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我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了解这里的好与不好。正因为熟悉，就对这里的一切习焉不察，而作者却以一种陌生人的身份带着好奇的眼光观察一切，再加上他结合自己学识的深度分析，让我读完后忽然又对河南感到陌生起来。
我认为它是近三十年来有关中国农村问题最好的一本书，它对我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曹锦清还真实地记录了大量农村基层知识分子的忧虑，比如一位乡党委书记谈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一些法规时说：“这些年来国家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其中有不少法律、法规关涉到农村与农民的。如村民委员会自治法、行政诉讼法等。这些法律、法规是否符合中国的农村，尤其是是否符合内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呢？我总觉得不符合，至少不太符合。说不太符合，不是说所制定法律落后于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而是说太超前了，超前得根本无法执行。依法的办不成事，[13]要办的事，又没有法。”
2015年5月22日我在河南师范大学参加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第一届青年论坛，遇到那个学校刚毕业的女博士纪文晓，她读书的学校就是曹锦清任教的华东理工大学，她听过曹锦清的课，一提到曹锦清她就啧啧赞叹：“太厉害了，那个老头儿太厉害了，太有风度了，他还精通佛学。”
这本书还在研究方法方面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按照现在学术著作流行的套路，它甚至是不规范的。像几乎很少有学术术语，没有引述西方经典大师的理论，没有任何与西方社会可续知识体系链接的意图，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具有强烈现场感和很高文学价值的场景描述，通俗直白甚至口语化的深度分析，不加掩饰的情感流露。总之，我从这本书里看到了19世纪学术大师那种汪洋恣肆的风范和在当代学术著作中久违的亲切、坦率和真诚。我个人更偏好这种有深度有热度的风格。
这种风格是作者刻意为之的，他在著作开头阐述了有关研究方法的观点：“源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工具一旦移译到中国，往往失其所指而单纯成为‘应该’。无所指而强为之指，或削足适履，或指鹿为[14]马。”他认为，观察访谈法“使研究者的领悟与观察访谈所获得的生活信息处于不停顿的交流之中。由此而获得的调查资料不仅是真实[15]可信的，而且是可亲的”。
河南籍女学者梁鸿的两本书《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以女性知识分子的眼光去观察和思考农村的各种问题。梁鸿采用的是纪实文学的手法，这使她摆脱了学术方法的烦琐引证而直接切入社会问题。
她的作品同时得到社会学家温铁军、文学家阎连科的高度评价和热情推荐，并受到媒介的追捧，成为畅销书，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它至少说明文学的素养、文学的方法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具有很高的价值，像林耀华的《金翼》就是杰出的代表。但是这个极其宝贵的传统却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如果我囿于国外的教条或部分学者的成见而摒弃这种方法，我就失去了一种强有力的工具，社会科学的路将越走越窄。其实在中国有很多作家对中国农村问题都有深刻的研究，他们的作品对社会的研究广度和思考深度远远超过一些社会学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自不必说，像河南籍作家刘庆邦、阎连科、李佩甫、刘震云、周大新等人的作品都具有很高的社会学价值。
在国外著作中，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他认为：“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多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16]去。”这个观点在观察农村文化时非常有参考价值。比如在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面，主流媒体中呈现的方式是“大传统”，农村中人遵循的是一种压抑保守的“小传统”。而现代媒介技术手段使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有了更多交融的机会。在很多爱情题材的影视剧中都可以看到各种浪漫的场景和男主人公刻意营造的浪漫氛围和浪漫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在农村中很少见到。我和我的团队访谈过一个塔吊工人，叫马新（化名），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的一次浪漫举动。这个堪比浪漫爱情剧情节的举动就是通过媒介技术学到的。
问：那你女朋友知道你现在做塔吊吗？她不担心吗？
马：其实，我当初也不想告诉她，怕她担心来着，你说我做塔吊，天天待在那么高的地方，上上下下都要很小心，是个高危工作。刚找下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我特别想跟她说我以后能养活你了，最后还是忍下来了，不过到最后她还是知道了。那天我也不知道抽啥风了，就特别有感，然后就抛了张我在高空的那个图在QQ上。她看见了就一直追问我，我就慌了，也说了好多理由，我看网上都说啊，女生天生就敏感，最后还是老实交代了。我就千说万说，说一定注意安全，我也理解她为什么生气，但是不行啊，她就是不原谅我咯。最后呢，我跟朋友也诉苦了，什么办法都想了，实在是没辙了。
问：那最后怎么让女友放心了？
马：我那天没事就在贴吧里瞎看，哎，说到贴吧，我可是咱侯马吧的红人呢。哎，那我就想在贴吧里发个帖子问问呗。别说，还真管用，什么损招都有，说什么分手吧，太累了；还有建议故意让她撞见搞暧昧的场面，你说说这都什么招啊。不过还真的有相当好的办法，一个吧友说就用你职业特点。当时，我就“腾”的一下，感觉世界都有希望了。
问：你不会把她也拽到那么高的地方去了吧？
马：差不多，我那天啊，把她叫到我那个工地，我就告诉她，你不准走，千万不准走。然后我就爬上去了，把我准备好的玫瑰花瓣，就从上面撒下来。
问：然后呢，她什么反应？
马：听我说，女生不都喜欢浪漫吗，那我就浪漫那么一回。撒下来的还有我从淘宝上买的叠好的星星、纸鹤，还有心。然后我就爬下来，我说星星，都是我给你摘的，你看我离天空那么近，每天都给你摘一颗保存着。
问：你怎么还有这么浪漫的本事啊？
马：哪是我浪漫，都是吧友给力。从那以后啊，贴吧都快成我的爱情顾问了。
D﹒盖尔·约翰逊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一本经济学专著，这本书让我看到经济因素对中国农民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比如计划生育观念。约翰逊认为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出生率会逐渐下降。“城镇孩子的净成本要比农村大得多，城镇孩子不仅花费大，而且他们对家庭经济收入和保障所做的贡献比农村少得多。这些差别来源于就业制度，其中包括禁止童工、提供退休金，以及其他形式的收入及老年保障。在城镇照看孩子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因此成本更高。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大大小于农村，这[17]亦降低了出生率。”我自己在研究农村的媒介使用时，就把媒介使用和农村人的经济生产活动作为一个重要的考察角度。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常读常新，他对社会方法的深刻分析像一束耀眼的光芒，能穿透学术界的迷雾，让人豁然开朗。他对一些社会学研究人员热衷于构建宏大艰涩的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宏大理论的基本起因是开始思考的层次太一般化，以至它的实践者们无法合乎逻辑地回落到观察上来。作为宏大理论家，他们从来没有从更高的一般性回落到在他们所处的历史的、结构性的情境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对真正的问题缺乏踏实感受，他们的文章的不现实性非常显著。这样所产生的一个特征是：在我看来，对细节进行随意的、无休止的修饰，它既不能增进我的理解，也不能使我的体验更易于感受。从而，这种情况暴露为他们在描述和解释人类行为和[18]社会时，有时故意规避明白晓畅的行文。”（二）本研究的价值
我和我的团队调查的范围很广，涉及河南、河北、安徽、江苏、山西、山东、湖南和浙江八个省份的三百多个农民。调查农民的困难很多，方言就是其中之一。我希望通过访谈记录让读者看到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感受到他们的气息，听得见他们的声音，让他们能从文字中走出来。由于绝大多数农民都使用方言，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忠实地记录和整理口语，尽量使谈话保持原貌，同时也必须保留一定的方言词汇。我在各地的访谈都有精通本地方言的人帮助完成。有的方言使用范围非常小，像在浙江杭州建德市农村进行访谈时，同一个县不同乡镇的方言都有差别，一些词语不同乡镇的人都不能完全听懂。但我也发现了口语和方言的魅力和魔力，农民口中的原话真实、生动、活泼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经历、内心深处的体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果我想研究他们的思想和心理，只把这些口语原话忠实地记录下来就够了，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比艺术作品更精彩而丰富。我设置问题的方式隐含着我的好奇并希望探究的目的，可以通过这些话语看到背后深刻和本质的东西。
从社会学研究方法来看，我选择的这些案例不是按照严格的抽样方法进行的，因为在农村地区通过这种方法确定研究对象很难进行下去，很多样本可能根本无法进行访谈，比如一个被选中的农民可能在千里之外的工地打工，也可能因某种原因拒绝接受访谈。鉴于此，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是我较熟悉的。我先对访谈对象进行一个全面、综合的了解，比如对方的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工作性质、基本收入、情感和婚姻状况、对自我的各种认知以及对未来的理想。在对访谈对象有了这种全面把握之后，我就能更清楚地看出各种媒介使用对他们的工作、生活、情感和价值观的深刻影响，从而使访谈内容切合本研究的目的。
我在访谈时每一个问题都经过精心设计，尽量客观完整地呈现研究对象所处的情境，中间也会穿插理论性的评价或分析。我尽量少地在叙述中加入概念或理论模型，一个现实故事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与宏观的社会系统有丰富的多重因果关系，它有多重理论阐释的可能性，如果只为印证某个既有理论或者提炼某一个因果线索，反而可能使材料被过度化约。由于观察角度的限制，研究者自身积累的不足，或者思考的深度不够以及研究者的个人偏好，甚至还有风靡一时的社会思潮的主导，理论的生命可能是有限的，当事过境迁，曾经看起来深刻精辟的理论最后可能被证明只不过是肤浅浮泛之论，从而失去其价值。但是一个陈述完整全面的事实永远不会过时，它是理论的原材料，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一个在书斋中苦思冥想构建的看上去宏大复杂的社会科学理论可能会在几个简单的社会事实前土崩瓦解。因此，本研究努力做好这种最基础性的事实收集工作，只是在这种事实的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进行有限的理论建构。正是源于此，我做得最多的工作就像发掘一块质地好的玉石，在不确定这块玉石要制作成某种工艺品之前我尽量保证它的完整，让它未来具有更多的雕琢的可能性和更大的潜力。在丰富复杂的农村生活中寻找这种玉石也是有意义的事情。很多学术经典也正是这种玉石，而不是雕刻好的工艺品，它具有多种阐释解读的活力，具有长久的价值。像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用“厚描”（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给我们保留了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中国乡村的完美标本，费孝通没有选择性地搜集材料以支撑某个单一的理论或观点，因此他的这个标本永远是鲜活的，什么时候阅读都不会觉得它过时，它不仅在社会学方面影响巨大，很多文学、史学、民俗学、法学、伦理学、经济学和农学领域的研究者也都从中获得启示。
关于社交软件的虚拟互动对于农民家庭和情感的影响，我访谈过一个农民小企业主，他讲述了用微信交朋友的过程。他原本有自己幸福的家庭，最初使用微信的时候，也只是出于好奇。他的工作和收入都很稳定，但他感觉人生这样太平淡而无聊，于是通过陌陌结交了一个陌生女子，然后通过微信进行私聊。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到臆想的激情被燃起，他赋予对方很多想象的特质，也按照理想的形象塑造自我，进行虚拟互动。双方都是粗通文墨的普通农民，但那个女子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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