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的力量(红色记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郁秀

出版社：大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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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的力量(红色记忆)试读：

在我和同志们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这些讲话时，收到了我的老同学赵郁秀寄来的一份手稿，说是大连出版社将为她出一部新书，要我写个序言。

我现多病，久不提笔了。但顺手翻翻手稿目录，有的文题吸引了我，随之读下去。这不正是近两年我国民众隆重纪念重大革命活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的中国故事嘛！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以及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全有展现，真乃“讲好中国故事”！邓友梅同赵郁秀

恰值中国作家协会正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系列文学活动，以推动作家们以爱国主义精神追寻中国梦、讴歌我们的伟大时代。我动心了，准备打破我的封笔守则。另外，赵郁秀是我的老同学。半个多世纪前，我们都是丁玲、田间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现为鲁迅文学院）二期的同学。比起白刃、张志民等参加过抗战的老文艺战士，我们以及苗得雨、孙静轩、李宏林等算是小字辈，当时都20多岁（她年龄最小）。同窗两年，听过茅盾、老舍、郑振铎、冯雪峰、游国恩、胡风、冯至、黄药眠、吴组缃、李何林等诸多名家讲课。1953-1955年，我们在祖国的黄金时代度过了金子般灿烂、美好的时光，永记不忘、友谊长存。

我欣然答应动笔作序还有一原因，是此书在大连出版社出版。大连是个美丽的地方，开放较早，尽管大连出版社成立仅二十几年，但据我所知，大连出版活动历史悠久。在解放战争年代，党中央在西柏坡时，作家丁玲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当年中宣部领导、毛泽东主席读过此书都很赞赏。据说，毛主席亲自嘱告胡乔木同志同大连联系，在大连印制、出版，说那里印得好、印得快。丁玲将随蔡畅大姐去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代表大会，可将这本书带去，毛主席说“这是代表中国人民的”。那时全国主要城市还没解放，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的这本新书已走向世界，之后又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这也是大连的光荣。今天的大连出版社，继承传统，旗开得胜，他们主办的“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征集活动享誉全国，还在北京举办过幻想儿童文学高层论坛。

我曾见《文艺报》（2007年3月10日）有一篇评介辽宁儿童文学及赵郁秀同志的长文，称辽宁为“儿童文学重镇”，辽宁的中青年作家屡次获国家大奖，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位“不求名、不图利，甘为作家们的进步而忙碌的前辈”。

我的同学赵郁秀多年忙碌于辽宁儿童文学事业，现已80余岁高龄了，还能抽暇不断发表文章，不断有新书出版，我为之惊喜。我翻阅的这部纪实文学部分书稿，正如我文前所说，是追述中国重大革命历史进程、唱响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故事。自建党始，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红军长征，至九一八事变中国全民奋起抗战，有浴血白山黑水的东北抗联英雄，有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先锋，有一·二八淞沪战役的勇士，还有扬名中外的中国远征军。虽然不是作者亲历，但都是亲历者亲口诉说，作者多年亲自接触、专题访问，是有历史依据的真实故事。作者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但她目睹了日寇对东北的霸占和统治，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烽火岁月，她书写的革命前辈、红军将士、抗战人物大多都是她在那个年代相识、相知的，有感情交流，有共鸣，所讲述的中国故事虽非金戈铁马、枪林弹雨，但所选取的活生生的细节，真实可信，实事，实录，描写形象，感人至深。《梦想的力量》是作者对抗战老作家的追思。记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人民日报》曾开设一专栏——《铭记，抗战中的文艺》，其中一期为“抗战中的文学”，醒目首题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里着重介绍了早早举起抗日大旗的东北作家群。对此，本书中均有专题书写，有萧红的知友白朗、端木蕻良，有萧军的知友舒群、罗烽，还有雷加，以及虽无专题采访也有文字介绍的李辉英、骆宾基等。他们以自己的作品深情书写了国破家亡、人民遭难的历史和中国人民顽强的抗争精神，正如《人民日报》所述，“每一个字都是滚烫的呐喊”。

书中所追思的作家，除被誉为“抗战文学开拓者”的东北作家群外，还有两位以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使广大人民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广大少年儿童深深敬仰的抗战诗人、作家，那就是军歌词作者公木和《歌唱二小放牛郎》的词作者方冰，他们都是本书作者早已熟悉并尊重的领导和同志。作者以崇敬的心情和简洁的笔锋介绍了他们创作经典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心态与激情，更通过诸多故事，展示了他们高尚的人品和文品。

神圣的抗战精神和民族精魂，在前辈老舍和丁玲等名家身上更有鲜明体现。老舍在抗战大后方，被推举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人，他曾奔赴延安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丁玲以“武将军”姿态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跋涉在如火如荼的山西前线。著名音乐家李劫夫，就是在丁玲领导下于战火征程中提笔作曲，并经丁玲丈夫陈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生活细节在我所读到的诸多评介丁玲的文章和书籍中尚无见闻。大作家、大音乐家在抗战硝烟中结识，在强劲的军旅步伐中飞跃，正体现了神圣的抗战精神和民族精魂。

还有，正值中国文学泰斗茅盾诞辰120周年之际，本书特推出记述茅公一文，精心展示了这位不太被人所知的1921年便入党的老共产党员的纯净的党性原则、鲜活的伟大而平凡的人性品德，堪称民族精英。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均以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核心，源自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传统，源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发展。《信仰的力量》是对革命前辈的深情书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自北伐战争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优秀的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前赴后继，血肉筑长城，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梦，焕发了新的蓬勃生机，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之际，大连出版社推出这两部厚重的纪实文学暨报告文学集《信仰的力量》《梦想的力量》别有意义：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体现了“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 “讴歌民族英雄，倾诉家国情怀”, “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老少读者皆宜，受鼓舞，增斗志，能够激发坚守信仰、追求梦想、自强自信的“精气神”，助推为民族复兴拼搏奋斗的动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我想我的同学、作者赵郁秀及大连出版社推出此书的梦想定会得以实现！老共产党员茅盾

2004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崔璇文集》出版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魏巍、陈明、曾克等文学前辈，还有延安文艺研究会的学者、专家、教授等。会上评析崔璇作品时，不少人提到茅盾先生对崔璇小说的精辟评论，此评论前茅盾先生有“文前说明”:《鸭绿江》编辑赵育秀同志在一年前寄两本书给我，要我读后提点意见。我只读了一两篇，别的事情就来了，一搁就是一年，没有时间再读；可是读过的两篇中，其中一篇，至今我还记得它的轮廓……为了借它来说明问题，我又找出来一读……

会上，有的发言者不知茅盾所提赵育秀何许人，如何能在40多年前向茅盾推荐崔璇作品，此人是否比现已83岁高龄的崔璇还年长……

我悄悄站起来报告：赵育秀就是本人，现笔名赵郁秀。

半个世纪前，崔璇任辽东省文联主席，我是她属下一个不满20岁的小编辑，1953年，崔璇将我推荐进京考入文研所。1955年毕业后我到辽宁省作协工作。1962年，我任《鸭绿江》杂志编辑时给茅盾寄去崔璇的短篇小说集《迎接朝霞》。

那是难忘的1962年，在党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强调发扬民主，提出“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毛主席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经过反右派、“大跃进”的紧张年代后，这时政治空气活跃起来，文艺界也由阴转晴了。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主持，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协助。周立波、赵树理、康濯、胡采、陈笑雨（笔名马铁丁）、马加、李束为、李准、刘澍德等20余位全国著名小说家、理论家出席了会议。辽宁作协派我列席。列席会议的还有《文艺报》编辑组组长唐达成（粉碎“四人帮”后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涂光群。文化部第一任部长沈雁冰（即茅盾）携夫人及儿孙在大连度假，据说他率团参加莫斯科的裁军大会回来，一路劳顿，身体不适，医嘱休息，但他自始至终出席会议。

此时我供职的文艺红旗杂志社，正要改刊名为《鸭绿江》，单位派我去大连听会，同时请各名家为新刊《鸭绿江》赐稿。当然最重要的是请文学泰斗茅盾赐稿，他难得来辽宁，不能放过这最好时机。那时中国作协以及我们辽宁作协对领导都不称官职，比如不喊“邵主席”，而称“荃麟同志”，对赵树理都喊“老赵”，对茅盾称“茅公”。20世纪50年代我在文研所学习时听过茅公讲课，也知道他对我们的学习非常关心，改学制三年、去南方旅行、系统读书、多开眼界等建议都是他提出的，开办文研所的经费也是他从文化部经费批拨的。同学及老师们十分感谢他，崇敬他。1962年夏，茅盾（右）、安波（中）、周扬（左）于大连合影

大连会议开头几天，每当茅公走进会场，大家便肃静下来，正说笑的人立马停止说笑，我坐在最边角之处更是一声不吭。茅公听大家发言极认真，常亲切发问、插话，有时拍着他随身携带、得空便读的一部好像是林则徐日记的书，说林则徐是爱国志士、英雄人物，但他还有封建主义、唯心主义的一面，人无完人，均具个性；又讲唐王李世民怎样善用人才，魏徵怎样刚直不阿，隋炀帝怎样刚愎自用，他们都是帝王将相，都各有特征。文学就是要从生活出发塑造各种有血有肉、有鲜明特征的典型人物，不要回避现实。农民是小生产者，不能硬割他们的尾巴。英雄人物要写，中间人物也要写，他们是有特征、有缺点的可爱的人，如李双双、喜旺、老坚决等。有一次，他还有声有色地讲述他去苏联在街上怎样被小偷掏了包，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尽善尽美，作品就要真实反映。他剖析了很多优秀短篇小说，如茹志鹃的《百合花》、马烽的《三年早知道》等，对心理分析、细节描写都谈得十分细微、深刻。他对当时的作品读得极其认真，对后起之秀更是热情关切。有人告诉我，茅公现在心情好，畅所欲言。会上，有时李准、陈笑雨等活跃人物还贸然插话，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融洽。

当时出席会议的只有一位女作家，是荃麟同志的夫人葛琴，她曾写过一个电影剧本，是取材于大连的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的事迹，大连文联和铁路局先后请她去座谈讲学，都是由我带路作陪。她是位极淳朴、和善的老大姐，在大连宾馆吃饭时她总是拉我与荃麟同志坐一桌。我和大家一样，都不愿意坐主桌，倒不是怕荃麟同志。都知道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地下党员、大理论家、翻译家，我读过他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很崇拜他。他体重不足百斤，饭量极少，年轻体壮者不好意思在他面前大吃大谈，只有侯金镜固定陪坐。侯金镜戴着深度近视镜，斯文凝重，一口北京腔，且能完全听懂荃麟同志的娓娓吴语。侯金镜的夫人胡海珠是江苏人，是我在文研所学习时的同学。我去过他家，那时他在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做领导工作，他也指令我陪葛琴。此外，年长些的周立波、胡采及东北籍的云南省作家刘澍德也被指定与荃麟同志同桌。周立波在北满土改时写出的《暴风骤雨》获了斯大林文学奖，到鞍钢后又写了《铁水奔流》，他不断向我询问现在的鞍钢和长住鞍山的作家草明、于敏的近况。胡采是左联老人。刘澍德从东北流亡关内几十年，这次回乡倍感亲切。我们都被固定在八人一桌的主桌就餐了。茅公和家人在另一个小餐厅就餐，但他路过我们餐厅时常过来同荃麟同志用江浙话闲聊。

那时我不满4岁的女儿星星正随爸爸在大连，也住在大连宾馆，她时常跑到我这边来。有一天，茅公在走廊上看见我领着她，便上前逗引她玩。熟了之后，茅公有时给她带来糖果，有时把他的孙女、孙儿领来让他们一同游戏。看星星光头穿裙子，茅公故意问：“小囡的头发哪里去了？小囡啥人？小囡爸爸做啥子事情？”看上去很严肃的大文豪这样平易近人，我不再拘谨了，考虑如何进入我的“主题”。正巧，辽宁省委文化工作部部长、音乐家安波陪同周扬同志到达大连。一天下午，我们共同去夏家河子海滨游泳，安波同志叮嘱我多多关照茅公夫人孔德沚大姐。

我早在文学史料上知晓，当年在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预科中文系学习的茅公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立即被选入编译所，同年长他二三十岁的留学英美的老先生们共事。年近五十、最早在中国翻译英国童话的孙敬修老先生看中他，他们合译了一系列国外科普读物。同时，孙先生又发现这位20多岁的小青年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史子集极熟，于是又约他合编了一部《中国寓言》。这可算为中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图书，民国元年（1912年）竟三次再版。就是这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办公时需以英语同老先生们对话的青年才子，突然被召回故里，要同一位从未谋面、目不识丁的女子完婚。那是他四五岁时由祖父指定的娃娃亲。沈、孔两家门当户对，但孔家的传统礼教极深，女人早缠足、不读书。孔德沚嫁到沈家后，开明的婆母先让她放足，又耐心教她识文断字。安部长小声告诉我，孔大姐于20世纪30年代随茅公在上海参加过共产党，鲁迅逝世时，治丧委员会还选派她专陪宋庆龄，很有工作能力。我理解安部长的意思：孔大姐不是一般家庭妇女，要精心关照。茅盾一家人

我扶孔大姐慢慢下海，不一会儿她又走上来，让我带女儿星星游泳，她自己在沙滩上漫步。我带女儿边游泳边不住扭头观望，突然发现她不慎摔倒了。我忙上岸扶她坐到太阳伞下，她闭上了双眼。我看安部长陪茅公游进大海深处，忙把女儿托付给一位解放军小战士，自己向深海游去。我悄声向安部长口头汇报了情况，安部长命我快回岸护理。只听安部长靠近茅公笑说：“茅公，里边水凉，我们往回游吧！”待他们到来时，孔大姐已可以慢慢行动了。茅公笑说：“无来事，无来事。”我的小女儿见我已游回岸，便离开看护她的小战士，张开两只小手边喊着“妈妈”边向这边奔跑。在软软的沙滩上，她跑几步便摔一跤，爬起来又喊又哭。我在孔大姐身旁不便离开，只能摆手制止她别哭。未料，茅公披上浴衣连喊“小囡、小囡”，三步两步迎上去，扶起了趴在沙滩上的小囡，紧牵起她的小手，拍打她身上的细沙。见她还不住地回头，他便牵着她的手沿她跑过来的小脚窝往回走，慢慢拾起她丢弃的贝壳，边拾边用手晃动，指着大海的波涛说着什么。小囡不哭了，一手攥着贝壳，一手被茅公紧紧牵着。安部长望着这一老一小手牵手在金色沙滩上悠悠漫步，微笑着说：“可惜没带相机，这一老一小，一位文学巨匠，一位乖乖小囡，迎着阳光、沙滩、大海，手牵手，是多好的镜头、多好的画面啊！”

这天晚饭时，茅公路过我们的餐厅，荃麟同志又请他坐坐，询问孔大姐的身体情况，茅公连说“蛮好的，无来事！”他们又聊起来，竟从孔大姐体胖喜欢吃霉干菜扣肉说到鲁迅先生也喜欢吃这道菜，又从扣肉说到养猪。茅公说，他小时候在江南老家跟着祖母，最感兴趣的就是喂猪、养蚕。他说祖母身边的佣人提着泔水桶喂猪时，总是捂着鼻子，嫌臭，祖母却从不捂鼻子。那胖胖的小猪一看祖母过来，就紧摇尾巴哼哼叫着，像唱歌似的，蛮好玩的。他有时也帮祖母提泔水桶，喂小猪宝宝。他更感兴趣的是随祖母喂蚕宝宝，白白的蚕宝宝吃着绿绿的桑叶，唰唰地响，蛮有节奏，蛮好听，蛮有趣。

听着茅公对童年生活的简述，我想到在文研所时学习茅盾作品专题，了解到茅盾出身于名门望族，父亲是清末秀才，拥护维新变法，爱好科学，所以他不让长子茅盾进祖父执教的家塾，而让茅盾的母亲教茅盾学新学。茅盾的母亲是大家闺秀，能写会算，知书达理，善管家理财。他的祖母出身于农村大地主家庭，总是喜欢和长工一起养蚕、缫丝，她持家勤俭，严教儿女，总将聪明的长孙茅盾带在身边。

由此，我又想到了茅盾的名篇“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作品中描写的蚕农老通宝和他的孙儿小宝是那样的栩栩如生，老通宝望着桑叶抽芽好似孙儿胖胖小指头般可爱，孙儿小宝仰脸看着绿绒似的桑拳头，边跳边拍手唱：“清明削口，看蚕娘娘拍手。”这三部曲酣畅淋漓地描摹出一幅幅具有鲜明时代气息和江南地域特色的风景画，诗意中蕴含着深刻的哲思，真实地反映出茅盾儿时的切身情感体验和理性认识。

第二天晚饭时，赵树理没来吃饭，说感冒了。宾馆医生诊治后给他开些西药，他不吃。这位长脸、高个的赵树理是地道农民本色，不游泳，不跳舞，满桌海鲜他很少动筷，雪白的馒头、白米饭他不吃，一日三餐离不开黑面馍（宾馆特意为他做全麦面粉馒头）外加老陈醋和油泼辣子。他坚决不吃西药，我陪他去买中药。华灯初上时，我们走了几条街，才在天津街找到一家已关门闭店的中药房，我硬敲开店门，好说歹说买来中药。回到宾馆，老赵服药后，我刚要离开，迎门进来了侯金镜和茅公，他们前来看望老赵。看老赵病情好转，他们便聊起中药的作用，都很内行。我这才知道茅公的外祖父是坐堂名医，祖父、父亲也都精读过医书，懂医术，还能给求医者开药方。茅公笑着说：“他们开的常常是有方无效。”他说他在八九岁时父亲生病卧床，吃了本家药方不见成效，祖母便到城隍庙去求神许愿。他们家乡乌镇，每年阴历七月十五，城隍庙都举行隆重的庙会，众信徒抬着坐有城隍老爷像的大轿出游，轿前轿后还有鼓乐、“地戏”等，助兴的队伍浩浩荡荡。求神许愿者要将自家的小男孩扮成“犯人”，脖子上挂着银锁，跟在“地戏”人群后边行走。八九岁的茅盾也被扮作“犯人”，一路听着震耳的鼓乐，一路观赏街两旁欢乐的人群，绕镇走了十来里路也不觉累，感觉很好玩很热闹，还没有走够。回家后听人说起走在他前面的鼓乐和“地戏”表演得多么精彩，他又有些懊悔了，如果他不当“犯人”，而是趴在自家的楼窗上，看着一年一次的大游行该是多么开心、多么过瘾哪！不过，他是为父亲治病许愿，如果父亲的病真的好起来，他这小“犯人”默默走上几十里、几百里也心甘情愿。谁料一年之后，父亲病故了，才30多岁，当年他不足10岁。父亲临终前由母亲记下了父亲的遗嘱，他深深记住了一句话：“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他还深记着母亲亲笔写的挽联里的一句话：“誓守遗言，管教双雏。”

这晚，三位文豪关于中医中药的谈话，我没记得多少，但是茅公儿时被安排求神许愿当“犯人”游行及他父亲年纪轻轻便病故之事，深深震撼着我。当时我便感到，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共和国部长，虽然未像父亲期望的那样学好理工、科学救国，但也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学巨匠、时代号手，又是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领军人。他少年时代的生活阅历是那样的丰富、不凡，他又那样平易近人，总是和平民百姓紧紧牵手，同呼吸、共命运，难怪他的著作能那样脍炙人口，堪称宏阔史诗。

茅公平时不苟言笑，但是谈起家乡的故事，他是那样的充满情意。江南的风土人情吸引着我、感染着我，使我想到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什么时候我能到那韵味无穷的江南古镇去走走看看，得以熏陶呢？

有了这两三天的接触，我可以单刀直入向茅公约稿了。虽然我曾寻机向茅公介绍过我们要改刊名的简况，他还是很认真地问：为啥子要改刊？改后打算怎么办？都请谁写了文章？……我说请了老舍、沈从文先生等。他笑着说：“你们蛮有办法哩，蛮好。他们都是大手笔。我没啥子好写，不成文章。”还说：“你们还是请当地作家多写，特别注意多发发青年人的文章哩！”我连连表示一定努力。我又说：“我们杂志社由从北京新来的戈扬同志任编辑部主任，她嘱我一定请您支持我们改刊。”他想想说：“戈扬是能干的女将，办《新观察》杂志蛮有办法的。”还问我她爱人胡考现在在哪里，工作了没有。当时戈扬夫妇都刚摘了右派帽子，胡考还没分配工作。茅公却如此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同他关爱蚕农老通宝一样关爱着受过磨难的人，他的心、他的情总是倾注于弱势群体。之后，他很谦虚地对我说，他手里有些读作品的笔记，不成文章，不知可用否。我喜出望外，要立即随他取稿。他说莫急，要整理。第二天开会前，茅公果真交给我一个鼓鼓的牛皮纸封筒，打开一看，是用毛笔小楷竖写在黄色宣纸上的《读书札记》，四五千字，共评了四个短篇小说，有孙峻青的《交通站的故事》和《鹰》，有管桦的《旷野上》和《葛梅》。前言写道：“五六月间，委有任务，读了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的优秀小说若干篇……《文艺红旗》将改版为《鸭绿江》，嘱写短稿，仓促间不知何以应命，不得已遂将此项笔记拣数则付之……”文稿字迹清新、工整，评点细腻、深刻，画龙点睛，由浅入深，又颇有感情，引人一口气读完。我高兴得连连道谢。当时在场的唐达成同志也为我庆幸。他说：“我们在北京也不容易拿到茅公的手稿呢，这次你是独家，收获大大。”

茅公的《读书札记》于1962年10月改刊的《鸭绿江》第1期头题发表了。发稿后我给茅公一封信，深表戈扬同志及我们全体编辑的谢意，同时希望他能继续赐稿。为表示期望他能评点我省作家作品的意愿，我随信寄去了崔璇的《迎接朝霞》和韶华的《巨人的故事》两本书。他很快回了信，以表谢意，又寄来了《读书札记》之二，评的是马烽和王汶石的短篇小说，四五千字。我们当即决定于1963年第1期头题发表。发表后我又写信致谢、约稿，不久，茅公又寄来了评韶华短篇小说集《巨人的故事》中的《渴及其他》的文章，刊于《鸭绿江》1963年第3期。1964年，上海《萌芽》创刊，于第1期头题发表了茅盾评崔璇小说《迎接朝霞》的文章，即本文前面所提的“文前说明”。

茅公对《迎接朝霞》的评价题为《举一个例子》，共五六千字。我读后高兴又后悔，悔不该同茅公暂停联系，这篇好文章明明该《鸭绿江》发表，岂能外流？我立即提笔给茅公写信。不久，收到了他的亲笔回信，信中说明，《萌芽》主编哈华见《鸭绿江》连发他的文稿，便赴京登门拜访、索稿，他无奈便将已写好的评崔璇小说一稿给了他们（后来哈华写信并曾来沈向我致谢），待他有暇可以再给我们写稿，但目前不行，他正领受一个评《红楼梦》的任务，他想写得短些，但短文也要苦读大量资料和几十部书，身体不佳，实感吃力，致歉，等等。我知道，博览群书的茅公对《红楼梦》熟悉到可以随口背诵，可以挥笔成文，但是他仍认真苦读、严谨治学，真正做到“坚金砺所利，玉琢器乃成”。以后，我看到《文艺报》上刊登了他评《红楼梦》的文章，确实不长，但见解精辟，颇有深度，真乃“字求其训，句索其旨”,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立即想象七十老翁于炎炎夏日伏案笔耕的崇高形象，看到一代文豪严谨治学的态度，以此为楷模，永远激励自己。他的来信我精心保存。不料，1966年革命狂风起，造反派抄家时，我精心保存的茅公及老舍、刘白羽等很多著名作家的来信都遗失了。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每想及此，痛楚不已。但是，更使我痛楚的是1962年难忘的大连会议召开不久，在北戴河召开的党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本次大连会议被定成“黑会”，邵荃麟被批为“反党分子”，茅盾“靠边站”，侯金镜等成为“黑线人物”。待浩劫之后，又陆续听到周立波、赵树理、陈笑雨、侯金镜等不少作家的悲惨命运，我怎能不痛楚不已。

弹指一挥，岁月如歌，不觉四十多年过去，茅公离开我们也三十多个年头了。近几年我有暇拜谒了茅盾在北京的故居，也游历了浙江的乌镇，那正是油菜花开、遍地金黄的明媚春季。见这有着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水乡古镇，排排明清古建筑，四门八坊，楼台阁廊，水巷交错，亭榭堤桥，真个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在这里，我看到了修旧如旧的城隍庙、将军庙，看到了茅盾曾就读的立志学校，看到了“林家铺子”……这里，不仅有古朴、幽雅的茅盾故居、纪念堂，还有我党一大女代表、马克思主义先驱王会悟和老科学家兼革命家孔另境纪念馆。王会悟家同沈家是近邻、远亲，沈家两代人都接受过她的革命思想的影响。

这时，我已悉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李达、王会悟夫妇便介绍茅盾加入了共产党，并在他任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站。每当收到“沈雁冰先生转鐘英女士台展”的信函，茅盾便冒着风险，机智地将信函送到上海党中央处。有人以为鐘英是沈先生的新婚夫人或情人。那是党组织的代号。上海党中央遭破坏后，他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40年春，茅盾夫妇从新疆逃脱，辗转到达延安，得毛泽东、张闻天、朱总司令等领导热情接待，请他多次到“鲁艺”讲课，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这时，茅盾正式申请，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党中央认真研究，认为他留在党外做抗日救亡、文化统战工作更为有利。茅盾默默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当日，他的儿子韦韬便向党中央呈交了父亲的遗书：望逝后追认他为中共党员。3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沈雁冰同志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长，不仅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坛巨擘，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堂堂正正的老党员，光明磊落的老布尔什维克！老舍没有远行

独抱寒衾忍不眠/长思死别廿九年/爱国忠诚如烈火/舍家抗战两地牵/相亲相谅又生路/似血似泪断续篇/默视无言心宁静/为民乐业力争先……

这是人民艺术家老舍的夫人、著名画家胡絜青的诗赋《忆老舍》。

1984年春，老舍85周年诞辰之际，人民大会堂举办了有彭真、习仲勋等诸多国家领导人和专家、文友出席的隆重纪念大会。会上，胡絜青代表全家宣布，将老舍故居、书稿、字画等全部捐献给国家，后赋诗述怀。

当年，这深情的述怀使我心灵震颤，久久沉思，思起50年代我听老舍先生讲课，毕业时老舍先生又送行、合影的一幕幕；思起60年代我去拜见在鞍山汤岗子温泉疗养院疗养的老舍先生，聆听到他的肺腑真言，看到他的全家福照片的一幕幕。那时方知他的夫人胡絜青不仅是画家，还曾是文学教授，师从钱玄同大家。今天，她同老舍“长思死别”“似血似泪”历经的苦难，不仅使我震撼、崇敬，更使我想寻机拜见这位倔强的满族长者、伟大的女性。

几年后，我主编的《五彩的园圃》一书有幸获得第二届冰心儿童图书奖，颁奖台上在座的有雷洁琼、叶君健、杨沫等名家，为我颁奖的正是我敬仰的胡絜青老人。颁奖仪式后，我曾同她并座畅谈。这次谈话使我理解了老舍夫妇这一满族家庭不仅如巴金所赞“他的全部作品都贯穿着一根爱国主义的红线”，他们的一切行动也始终展现了“爱国忠诚如烈火”的风范。

老舍不足一岁半时，其父亲——一位满族护军——便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战死。八国联军挺进京城，洗劫烧杀，抢走老舍家的衣物后，还将空空的木箱扣到了正在襁褓中熟睡的老舍身上，老舍也因此幸免于难。这尚不谙世的婴儿心灵怎能不深深刻下对杀父仇敌的记忆？怎能不燃烧忠诚爱国的烈火？五四运动后的1922年，在南开中学的双十节纪念会上，青年学子舒庆春（老舍本名）激情演讲：“我们要负起两个十字架……我们既要为铲除旧世界的恶习、积弊和有毒的文化而牺牲，也要为创立新的社会民主和新的文化而牺牲。”

但是，这一对正红旗下精忠爱国的满族父子，他们负起十字架献身后的骨灰盒里都没有留下他们的忠骨骨灰。父亲舒永寿骨灰盒里装着的是他抛于战场的血迹斑斑的布袜子和生辰八字；而存于北京八宝山公墓的老舍的骨灰盒里，装的是先生笔耕用的眼镜、钢笔、毛笔和他最喜爱的茉莉花（当年“四人帮”下令“不得保留骨灰”）。

于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深受人民崇敬的老舍，于1966年“文革”风暴乍起的8月，因不忍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屈辱，独自走向同他母亲祖居仅一墙一水之隔的太平湖，投入了一生含辛茹苦抚养他长大成人、将宁折不弯的刚烈性格传给他的敬爱的母亲的怀抱。

老舍没有留下骨灰和遗言，却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爱国主义红线足迹。20世纪30年代初，老舍从英国任教归国，同胡絜青女士完婚，夫妇在山东任教、讲学、生子，自称“乐安居”，创作走高，《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等四五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相继问世。抗战炮响，老舍挥泪搁笔，舍妻撇子投入抗战洪流。“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1937年11月，老舍独自抵达汉口，冯玉祥将军亲自接老舍到他家下榻。当时冯将军大力提倡高唱抗战歌曲，曾请陶行知之子到福音堂等地教歌，老舍立马随之而行，同时运用快捷的鼓词、相声等通俗文艺形式创作并亲自表演，及时向群众宣传抗战。老舍连夜写出的《丈夫去当兵》（张曙作曲），在群众中得到极大反响，普遍传唱。他曾说：“在战斗中枪炮有用，刺刀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鲁迅先生亦说过，“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佛罗培尔的”（《论“第三种人”》）。1955年，文研所二期毕业照（部分）。一排右起：公木、吴伯箫、陈白尘、老舍、田间，学员胡海珠、贺抒玉、赵郁秀、邓友梅。二排右起有胡尔查、李宏林、白刃、苗得雨等

1938年3月，周恩来在武汉汉口组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即总负责人。从武汉到重庆，老舍一直全力以赴做好文协工作。

文协的宣言提出，民族的命运，也必将是文艺的命运。老舍花费了大量心血，团结、组织作家以笔为武器，为正义呐喊，参加抗战。他不仅以自己的长项写出大量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宣传抗战的通俗文艺作品，还创作了抗战小说《火葬》，通过艺术形式告诉人民，“在战争中敷衍与懦弱”就是“自取灭亡”，必须战斗！1942年，他在一文中写道：“抗战以后，我差不多没写过什么与抗战无关的内容。我想报个人的仇，同时也想为全民族报仇，所以不管我写得好不好，我总期望我的文字在抗战宣传上有一点发作。”他还说，敌人“抢的是中华的土地，杀的是我的同胞；假使这样的仇恨，还不足激动我的心，我就不算人了，更何有益于文艺？”

在重庆，老舍还组织了一个由宋之的、杨朔、叶以群等二三十位作家组成的战地慰问团，到前线慰问，其中东北作家有罗烽、白朗夫妇等。慰问团从重庆出发，经陕、甘、宁、豫等八省，遭敌机轰炸三四次，险些丧命，历经近半年时间，在枪林弹雨中长途跋涉，慰问“苦斗战士”。老舍因文协常务工作繁忙，加之腿脚不便，未能随行，但9月慰问团到达延安时，他也赶到了。毛主席在窑洞里接见了老舍，说：“你是周恩来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为了抗战，我们走到了一起。”毛主席还设宴招待了他们。老舍同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肩而坐，举杯同饮。老舍还即兴表演了京戏清唱，表达了万众一心、勇猛杀敌的真情。这是老舍第一次同久仰的毛主席亲切会面交谈，他真切地感到共产党就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他无比钦佩地说：“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一个人，毛主席身边是亿万群众哪！”事后他写了一首歌颂延安的长诗《剑北篇》，当年《新华日报》给予高度评价。《剑北篇》可谓最早的延安颂，曾被朱自清誉为“使诗民间化”的“抗战诗坛”代表作。

新中国成立，老舍曾立誓“为创立新的社会民主和新的文化而牺牲”的新时期到来，他肩负这个十字架，勤奋创作，敬业工作。因操劳过度，身体不适，周总理安排他到鞍山汤岗子温泉疗养院疗养。辽宁省作协得知后，特派我前去看望并约稿。

那天，我下了火车径直来到老舍的房间。他的房间是一床一桌两木椅，桌上有一酒瓶插着各色野花，发出幽幽清香。那时没有买花、献花的风气，但我已因两手空空贸然到来而有些发窘。老舍却热情直说：“我来时一再表示不要同当地打招呼，不要惊动人家，我就是一个普通疗养员嘛！”

为了打破僵局，我表达了辽宁省作协对他的问候后告诉他，我在文研所学习时听他讲过课，讲的是文学语言问题，他的关于如何从生活中提炼语言的精辟论述，我至今记忆犹新。毕业合影时，先生还曾大声热情嘱告：扎根群众，勤学苦练！我边说边学着他当年手杖拄地、高高扬手的姿势。老舍哈哈大笑起来，说：“那是在鼓楼东大街一个朱漆大门院里吧？我这人，一看见青年朋友就想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嘛！”抗美援朝时，以贺龙为团长、老舍任副团长的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中途路过安东，我们接待过他们。之后我读到了当时很轰动的他的长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记得当年有评介说，老舍坚持在朝鲜前线半年有余，同志愿军战士同吃同住，并要爬到被志愿军英雄顽强攻破的敌人“最坚固的阵地”老秃山高地看看，战士们要背他上山，他坚决不依，硬是自己拄杖一步一喘攀上山顶。后来，写出了这篇有开创性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

老舍听我说完嘿嘿笑着说：“你这小同志记性挺棒哇，那《无名高地有了名》是我写兵的第二部长篇。”我马上插话：“第一部是抗战时写的《火葬》吧？”

老舍点点头，回忆似的说：“这第二部真胜过第一部哟。我在朝鲜前线和战士们一起蹲坑道，听炮声，那一平方米多的秃山顶上竟落了1000多发炮弹，真是英雄战士、英雄阵地，我两手扑地爬也要爬到山顶去，若不怎么能产生《无名高地有了名》呢！那半年多的火炼，炼了身体，炼了灵魂……”

他掏心窝子的话使我联想到我亲历的抗美援朝的炮火，想到从他作品的炮火硝烟中展现出的“可爱战士”，以及“颇有学问的”指挥员们那机智勇敢、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他是“北京味”权威，也可称“火药味”的“勇士”。他写出的北京平民和“最可爱的人”惟妙惟肖的形象，都经过了历史时光的考验。同时，他笔下还有脍炙人口的旗人、艺人……记得当年在《龙须沟》上演之前，有一出轰动京城的话剧《方珍珠》，写的是一女艺人的故事，好像还拍成了电影。此剧很容易让人想到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我贸然问老舍先生：“听说新凤霞和著名作家吴祖光结婚是您给介绍的，您还是主婚人，是吗？”1956年中国作家访问团访问印度等国。前排右一老舍，右三萧三，右五茅盾，右六周扬，右八白朗（女）

老舍微微一笑，没点头也没摇头，给我讲了一个当时令我感到非常新奇而有趣的故事。

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成立，郭沫若被选为理事长，老舍等为副理事长。老舍很重视这个职务，任职后立马带人到北京天桥视察。十四五年前他在北京时，常到这个艺人聚集的地方。现在旧地重游，一切都感到新鲜。有一小客店，挂着新凤霞的大照片，有人打着锣鼓吆喝：新凤霞唱戏在万盛轩/一毛钱就能看一天/我店离万盛轩真不远/看戏回来请住我店/大通铺卫生还省钱……

老舍果然去看了新凤霞的评剧，回来便想在这能躺十来人的大通铺上睡一宿，第二天接着看剧。陪同人员绝不同意他住在这儿。他只好交了住宿费，坐着闲聊一阵。正巧遇一人来募捐，说是有一花旦演员得了重病，“戏迷”们有人捐出几角或几元钱。老舍打开钱包拿出20元人民币。那人深鞠大躬，要他留下姓名和地址，老舍说自己是卖野药的，名叫龙套。从此老舍和新凤霞的剧团也有了些联系。对吴祖光，老舍是在重庆认识他的，吴祖光工作的《新民晚报》首发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国民党要追捕他，他逃至香港，后来到北京。老舍领吴祖光看新凤霞的评剧，二人一见钟情。1951年，二人结婚，欲在酒店办婚礼。当年这样大的举动很少，他们便声称办“鸡尾酒会”。当时可能有人不知“鸡尾酒会”之名，或故意要幽他一默，来赴宴的侯宝林等还真的抱一大公鸡，要割鸡尾助兴。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随口说：“您可以写篇很有趣的散文。”老舍摇头说：“咦，使不得，写不得……”

我理解了，那个年代是不宜发表此类散文的。我郑重问了一句：“先生，您手头还有朝鲜的战地随笔或写北京的散文吗？”说着递上了我带去的文学杂志。

老舍先生翻翻杂志，直率地说：“哦，派你来是向我约稿的呀！”他沉思一下，慢慢说：“现在办杂志都要反映现实生活。我现在可不能像当年那样爬山走路喽，出门步步离不了拐杖。在北京每天至少还要吃个鸡蛋吧，能与群众同吃同住吗？不真正深入工农兵生活，哪能写出你们期望的反映工农兵现实生活的好作品呢？”

这一番话使我有点儿吃惊，我觉得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同我这无名小辈发出如此肺腑之言，在当时是难听到的，这真是一位掏心窝、讲真话、光明磊落的真实老人。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但这番真话使我放松了，同老人随便闲聊起来。我说曾听女作家白朗说过，冯玉祥将军有一首打油诗：“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妻子儿女全不顾，赴汤蹈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笑笑，长叹一声说：“那时真是赴汤蹈火为抗战，一心狠打日本鬼子，舍家抛业，什么也不顾了。可苦了他们母子三四口了。”

我试问：“以后，他们长途跋涉也到了重庆。据说您就是依据他们在北平敌占区的经历创作的《四世同堂》，是吗？”

老舍点点头：“正是，正是。”

1943年，胡絜青携子女千辛万苦赶到重庆，一家六口居住在抗战文协办公地北碚。北碚原是嘉陵江边的一个小镇，全国抗战爆发后，成为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聚集了郭沫若、胡风等大批文化精英，被称为“三千名流汇北碚”。他们抗战热情高，力量强，但生活很艰苦，多住简陋茅屋、吃糙米，“数月未尝肉滋味”。老舍一家的住房老鼠多，他们便趣称为“多鼠斋”。

在“多鼠斋”里，夫人胡絜青不断向老舍述说日寇侵占北平后她的所见所闻。人民所受之涂炭，日寇无恶不作之暴行，激起了老舍对敌人的仇恨及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和呼喊。他满腔激愤，酝酿长篇小说。1944年，他开始动笔创作《四世同堂》。他以营养不良之弱体，夏抗炎热，冬抵严寒，呕心沥血，坚持写出了《惶惑》《偷生》两部，以北平为背景，描绘一家四代人历经沧桑终不解体，顽强生存的不可征服的民族抗争精神。此书被评为抗战小说中的经典。同时，老舍还创作了短篇小说《火车集》《贫血集》，加之长篇小说《火葬》，总计200多万字。这抗战极其艰苦的四五年，竟是老舍文学创作的高峰期。抗战时期老舍一家人在重庆“说是高峰期，其实是时代的产物。”说着，老舍顺手从一本书里抽出一张他们的全家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夫人胡絜青——高高身材，眉清目秀，文人气质。老舍告诉我，她烧得一手好菜，还能亲自给他裁制绸料衣衫和皮袍子，是贤内助。但他们不门当户对。老舍出身于满族底层贫民，除他，自祖辈往下数，家里没有一个识字的。而胡絜青的父亲，是清朝正三品大官。不过他们能结成姻缘也有相似的缘分，他们都是父母膝下的老疙瘩，都被视为掌上明珠，读书亦都上进。胡絜青考取师范学院时，班里只有三个女生，她苦读到大四，便能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散文小稿了。所以，她一直任语文教师，是老舍的得力助手。因她小时随母亲描红绘画，新中国成立后师从齐白石老人，成为国画大家。

可能因为在疗养院老舍独居一室，少有谈话对象，也可能因为我曾是他的忠实学生和读者，他热情亲切如我的家长一样开怀畅谈，使我了解到了两个满族家庭的演变，更体味到他的作品中那曾被鲁迅先生称为“地域特色颇浓厚”的十足京味和满族旗人的独特性情和风格。他笔下常常现出“泪中有笑，笑中有泪”的幽默、悲凉的场景。清末民初，满族没落，失去了皇粮、俸禄，生活无着落，只好拾起游牧时代的歌舞特长，靠吹拉弹唱，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排解心中郁闷。老舍自幼便受通俗文艺的熏陶，在幽默、诙谐、乐观中滋生了要改变命运的坚毅、自强、抗争奋斗精神。他的作品是他亲历、熟悉的生活的再现。正如英国学者卡莱尔对莎士比亚的评语，“他高贵真诚的灵魂茁壮成长于自然的最深处……他就像一棵橡树，从大地的怀抱中成长起来”。坐在我面前的这位真诚老人，就是扎根于大地、不断发出自然的声音的高大橡树！

当我同老舍先生告别时，他手拄拐杖起身，一定要把我送到火车站。那时疗养院所在地是农村小镇，去火车站的路是沙石土路，火车只停一分钟。我一再劝他停步或我扶送他回去，他坚持不依。当发现路边有野花摇曳时，他又驻足哈腰采下几株野花送我。我马上想到“护花之神”的美誉，老舍大师乃真、善、美的化身！当时我曾想待将来有机会去北京再拜见先生时，我一定买束他喜爱的鲜花赠献先生（已为终生遗憾了）。我手持野花扶先生一步一步过铁路到火车站。我匆忙上车，火车开动后向他招手，隔窗望着他一手拄杖、一手向我扬手的身影渐渐远去，不由想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他虽不是“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但确是“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 “显出努力的样子”, “慢慢”行走。那拄杖扬手的身影，正是在“晶莹的泪光中”远去的“我最不能忘记的”父辈的“背影”，迎风挺立的高大的橡树。

一个月后，老舍寄来一篇题为《学生腔》（刊发于《鸭绿江》1962年10月号）的短文，谈的还是有关文学语言的问题。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谆谆告诫读者要“思路清楚，说得明白，须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勤学苦练是必不可少的”。这后一句，正是当年他嘱告我们的掏心窝的话，也是语言大师老舍的终生体验和忠告。他的语言来自生活，来自民间，精彩、生动、凝练，又富有诗意，可谓炉火纯青。

以后我读到了老舍炉火纯青的《正红旗下》，正是他浸透半生心血酝酿、构思出的真正的文学，自然的声音，满族文学的扛鼎之作。他以浓墨重彩展现了清末民初满族及中国社会风雷激荡的历史画卷，展现了满族文化的独特风采和历史表现力。遗憾的是，我们读到的只是这部长篇小说开头的11章8万字，仅读到小主人公的诞生和童年。我们冀希他的成长，我们等待读下去。但是，我们再得不到这艺术的享受，再领略不到这部经典小说给予我们的深邃思想了。老舍先生在正红旗下肩负着两个十字架，痛苦地放下了他的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巨笔。这支笔和那香气不绝的美丽的茉莉永远在他的骨灰盒里放香，让我们深深记忆这支笔留给我们的闪耀着民族光辉的文化遗产，给予我们世世代代汲取不尽的永恒力量和对美的追求。老舍先生仍拄着拐杖幽默地、亲切地、频频地向我们招手，如高大橡树挺挺站立。大师，没有远行！冰心的美和爱

近20年前的早春——1999年3月1日，我打开刚收到的《文艺报》，读到头版头题《春的问候》，以欣喜的心情默吟着朱镕基同志到医院看望世纪老人冰心写下的“祝冰心老人，健康长寿……”表达了总理乃至全国人民的祝愿，热望老人能活过百岁，迎接新世纪。未料，下午电视荧屏上便发出冰心逝世的讣告。随后我便接到《沈阳日报》的约稿，含泪写了一篇《缅怀冰心老人》的短文。

不觉近20年过去了，时值冰心老人逝世15周年、115周年诞辰之际，我又提起笔来，倾诉永远的思念。

对中国儿童文学泰斗冰心，我有写不完、述不尽的话语。我家四代人（姑母、我、我的女儿及外孙），都是读着她的《寄小读者》长大的。我主编的已有近40年历史的《文学少年》，至今还用着她老人家题写的刊名，从创刊到改刊以及辽宁儿童文学多次大型评奖、研讨活动，都得过她的亲笔贺词、题字及书信、图片等。为答谢她对辽宁儿童文学事业的热切关爱和提携，在她88岁寿辰之际，我特请著名国画家杨德衡画了一幅寿图，带了一点儿辽宁土特产——几棵人参和金奖红梅味精——赶到北京，还领上在北京读书的两个女儿登门拜访。老人家同孩子们的促膝长谈，谆谆嘱告，至今仍萦回于耳。

那是1987年10月，老人寿辰后的一个周日，我们按约登门，冰心老人早已坐在写字台前等候。金秋，和煦的阳光透过窗镜照射在老人座椅前的案桌和身后高高的书橱上，映衬得老人面孔红润又有光泽。老人话语缓慢、斯文，声音却清晰、甜脆，她对我的两个女儿格外亲昵，让服侍她的陈大姐端来茶水和糖果分送，一边抚摩着乖乖趴在她怀里的小花猫，一边以孩子似的口吻同我的女儿对话。得知我小女儿李奇24岁获北大物理学博士学位，被《中国妇女》等报刊称为“祖国最年轻的女博士”时，她惊喜得提高声音：“呀！小妞妞是祖国最年轻的女博士，我们民族的希望就在眼前，在我身边哩！”她又问：“常到燕园去玩吗？那是我工作、生活了10年的地方。我们都是燕园学子喽！算个学友吧。”冰心的四代小读者。左起：赵郁秀、赵郁秀之女李星、赵郁秀之姑母赵哲、李星之女蒲忆萱

小女儿立马回答：“不敢，不敢。当年您是教授，是我们前辈的前辈，我是学生。”“不，我最先也是那里的学生哩。”冰心老人慢慢介绍：

她从北京教会办的贝满女中毕业，考入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理科，校址是清王朝的佟王府，就在现在的灯市口同福夹道。府前高台两旁种有一大片猩红色的玫瑰花，艳丽、华贵，花香四溢，她常常坐在花圃草坪上读书，时而深深吸气，让香气通融全身，忍不住想摘一两枝，像有的同学那样插到发髻上。但花枝有刺扎手，很难摘。从这时起她就喜欢上了这带刺的玫瑰，花艳而有风骨，正符合她跟随当海军的父亲常年在大海边踏浪奔跑男孩子似的坚强性格。1919年，北京汇文大学及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合并，成立燕京大学，次年，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也被并入在内校长是美国人司徒雷登。1923年，她从燕大毕业，被美籍教授推荐到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回国到燕大等校教书。新中国成立后燕大并入北大。

冰心老人拉着我小女儿的手，深情地说：“20年代，我是燕大学生，80年代，你是北大博士，我们同在燕园读书，名副其实的学友嘛！”

冰心老人同两个孩子一见如故，祖孙般亲密无间，大女儿问：“冰心奶奶，您就是在去美国留学的路上写的《寄小读者》吧？”“是的，我临出国前，同我的父母弟弟依依不舍。弟弟们告诉我说，姐姐，把你一路的观光和对我们的思念一一写出来，寄给我们，我们就隔洋对话了。”

大女儿又说：“我从小还不识字时，带我的姑姥姥就给我讲《寄小读者》，姑姥姥小时就读您的书呢。我们家三代人都是您忠实的读者。大海、月光、青山、绿草，太美了！”

冰心呵呵笑起来：“这小妞蛮会说话哩，也是博士？”

大女儿忙答：“不，我是学农业经济的，经济学硕士。”

冰心笑道：“好啊，你们学的专业都是当前国家最需要的。我原来也没想学文，一心想学医。”老人又慢慢介绍起来：她母亲身体不好，她从小就想长大当医生，给母亲治好病，孝敬恩慈的母亲。但是学理科并不像小时跟着父母念《论语》、背诗词、读《三国演义》那么顺口。刚到贝满女中时，老师讲数学课，她硬是听不懂，考试不及格还哭鼻子。大冷的冬天，半夜半夜坐在炕上演算习题，困得眼皮直打架，母亲端来一盘削好皮的心里美萝卜，她吃几口提提精神，再继续演算。是母亲的耐心、爱心帮助她把数学难关攻下来。五四运动又使她走上文学之路。

老人望望我的女儿加重语气说：“孩子，不管学什么，心里就是要装着国家和民族。我父亲是甲午海战时“威远”舰上的枪炮官，我小的时候常常听他讲，那次海战我们的海军是多么英勇，而我们国家又败得多么惨。后来，我父亲在烟台办海校，他常带我坐在海滩上叹着气说，孩子，我们中国有那么多好的海港，可是，青岛被德国管，威海被英国管，大连被日本管，我们只能在小小烟台的山沟里办学校，中国人这口气一定要出！”

所以，1915年，冰心读中学一年级时，赶上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她便跟随高年级同学到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去听讲演、募捐。五四号角吹响了，冰心又是燕大一年级学生，也随着高年级的同学参加了这次爱国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文书，负责写宣传材料。她有位表叔当时在北京晨报社任副刊编辑，表叔从她写的宣传材料中选上几篇，在晨报上发表了。做梦也没想到一心想当医生的她竟登上了文坛。第二年，她便由理科转为文科，开始用笔名冰心投稿。

冰心对我女儿说：“我不能当医生，不能给母亲医病，常常内疚。可是我的母亲仍然全力支持我，我每写一篇文章，她都戴上老花镜认认真真地看，而后又认认真真地跟我说她的看法，好像小时候给我讲故事一样，她的意见讲得很有趣味、很有道理呢。”

冰心老人一讲到母亲，便情深意切。她不时凝视窗外灿烂的阳光，自语似的喃喃说：“我学理、学文都得到了母亲无微不至、真心实意的指导和深深的爱，母亲的爱是无时不在的，是温馨、永恒的。”

老人的一席话使我想到她讴歌母亲、礼赞母爱的诸多作品。她正是将这种真挚、博深、圣洁的爱奉献给一代一代读者，温暖心灵、陶冶风骨，永葆旺盛精力。我不禁想起“文革”昏暗的日子，我同冰心老人的一次偶然相遇。那是1966年冬，我们一群人来到北京，住在中国文联大楼里。我去女厕所时，看到一位身材瘦小，穿着蓝布中式棉袄罩衫、梳着发髻的中年妇女正在弯腰擦洗便池，十分认真、细致。我低头细瞅，不由自问：“这不是冰心吗？”那时图书、期刊基本不登作家照片，所以，虽然冰心名气大，但认识她的人却不多。我在50年代的一次作协会议上见到过她，有印象。我站在水池边不由小声说“冰心”，下边不知如何称谓。她抬起头。我忙说：“我是辽宁作协的。”她点点头，笑了笑。这位自20世纪30年代便蜚声海内外的作家、教授，今天却在给我们扫厕所，我心里一阵酸楚。我应该说句什么话以示抚慰呢？半天只吐出一句：“您身体好吗？”冰心笑答：“蛮好，蛮好，干一点儿活，松松筋骨，蛮轻松！”想不到她以这样的平和心态泰然以对当时的暴风骤雨。

今天我坐在这位年近九十却精神矍铄的老人身旁，几次想提到那次厕所偶遇，却没有张口。她身后书橱上摆放的是两年前逝世的丈夫吴文藻先生的遗像。吴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专家，在民族学院任教授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他们是1923年夏在赴美国留学的船上相识的，吴先生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社会学，冰心在波士顿，两人聚少离多，鸿雁传书不断。我曾在一次有关冰心文学成就的展览上见过吴先生当年给冰心和冰心父母的求婚信，蝇头小楷，字字花开，洋洋洒洒，情深意浓，对爱情、对婚姻有着中国传统观念和西方观念结合的很精辟的论述。当时我驻足读完，被深深打动。他们相恋六年之久，结婚后又遇各种坎坷，但始终相濡以沫，坚守着“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以“忠贞而精诚的爱情维护家庭和谐幸福”。“文革”中又如何呢？我试探着问：“‘文革’中你们都去干校了吧？”20世纪20年代末，冰心第一代小读者——赵郁秀的姑母（左二）在安东（现丹东）华商小学表演冰心的作品“大海 渔翁”

冰心说：“全家老少八口去了八个地方。老伴在石棉厂劳动，我在湖北干校栽棉花、收庄稼，真正体会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甘苦。周总理关心我们，1971年相继把我们调回北京，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我们和费孝通等八个人全力以赴、伏案疾书，翻译了《世界史纲》等百万余字的英文史料。我们心满意足，国家百业俱废时，我们没有虚度年华，度过了一段很宁静的攻学问的日子。感谢周总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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