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亲历记(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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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亲历记(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试读：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曾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2和中村事件，企图侵占东北三省并进而吞并整个中国。我是中村事件的亲历者，现将其始末概述如下。一　社会背景与中村大尉出现

一九二八年前后，东北兴安岭科尔沁各旗一带土匪活动甚为猖獗。其时我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曾会同军法处长王璞山在永平防地上书给炮兵军军长邹作华，建议将编余的炮兵屯垦殖边。旋经张学良批准，并予屯垦军经费四百万元。当以三十万元购买蒙旗荒地，地点选在索伦山之阳，北界索岳尔济山的分水岭，沿洮尔河南至白城子，总长四百五十华里；东西夹交流河、绰尔河之间，宽三百余里，在交、洮、绰三条河的河谷之间。草木畅茂，沃野千里，划为兴安屯垦区。

一九三一年，我任东北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率第三团驻佘公府。这年二月某日（日子记不清），据第一团一营营长迟广胜的电话报称：有便衣乘马的外国人三名及俄国人一名，在绰尔河东岸盘桓，旋向札赍特公爷府方向驰去。复有本区顾问寿玉庭发来的情报内称，札旗巴公秘密召集各旗王公会议，当将这个消息报告给兴安屯垦公署备查。又据哈尔滨特警处通报：“有日人要求发给护照进入贵区，本处未批准。”（这段通报是以后我向特警处王瑞华处长联系，他复我的。）

其实，当兴安屯垦区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就曾照会驻沈阳的各国领事馆说：“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唯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各国领事嗣即复照认可，唯日本总领事默无一言。

日总领事默无一言，不外以下原因：

一、蒙古王公对兴安屯垦不明真相，初期多方反对；并依靠日本庇护，多不愿出售荒地，留待日本“拓殖”。经邹作华派我任交际处长游说蒙古王公后，多数愿将其荒地出售，唯有图什吐旗蒙王叶喜海顺，几经劝说，终无成效。叶喜海顺原系前清肃亲王之婿，保皇思想浓厚，早与日寇勾结，图谋不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投敌，曾充伪满洲国兴安省北分省省长）。

二、由于北宁铁路联运开始，建筑洮索铁路在即，创建火犁机耕农场于王爷庙（现在乌兰浩特），设飞机场于七道岭子等措施，均为日本所忌，以为有碍其“满蒙拓殖政策”的侵略。

三、因东北修筑洮昂、齐克铁路，且打通（打虎山至通辽）铁路联运、葫芦岛开港，日本认为这些影响了其南满铁路和大连港的经营。

四、日本在其“拓殖政策”上加紧控制蒙古王公，豢养土匪，骚扰滋事，并煽惑大汉奸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反对屯垦。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新编骑兵第六连连长宫品一报称，该连新招募骑兵编练完毕，我遂前往校阅。二十五日晚，团部中尉副官赵衡来报告说，三连连长宁文龙查获日本间谍四名，地点在四方台附近，董副团长请我回团部处理。我据报后连夜返回团部，凌晨方达。少校团附董平舆当即向我报告，捕获之间谍为日本人二名、俄国人一名和蒙古人一名，并呈上所搜获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的文件等多种。经详加检阅，计有：一、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张。二、中文同比例之军用地图（前奉天测量局出版）一张。（中、日两种军用地图都经用铅笔勾改，显然是经现地印证后校对过的）三、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四、透明纸作业一张。五、洮索铁路路线图一张，附立体桥梁涵洞断面图一张（一部分，系自测自绘）。六、草图一张（系自测自绘）。七、笔记本两本：一本记载其个人私事，其头篇记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国参谋省派遣他做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赴满洲兴安区一带活动和在东京驿送行的情况；一本记载他所经过地点，如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渡河和扎免采木公司。八、报告书两封，主要报告他所遇到的人和事，如洮南府满铁办事处负责人（忘记姓名，系张海鹏的代言人）和在巴公府的会谈记录等。九、表册三份：一册是调查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景况、容量、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辎重；一册是调查蒙旗、县的人口、物产及畜群之多寡，森林矿藏之有无，蒙、汉军民之情况；另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雨量、风向等项。十、所携带之物品：洋马三匹，蒙古马一匹（鞍装俱全）；三八式马枪、南部式手枪各一支；望远镜一架；测板标杆标锁一套，图板一块，方、圆框罗盘针各一件；寒暑温度计一具；天幕一架，防雨具一套；皮衣、罐头食品等数件。二　证据确凿，构成间谍罪行

我将上列文件译成中文后，证实中村震太郎确系“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身份，即对他进行审讯。中村系中等身材，面方而多髭须，身着深灰色棉裤、棉袄，外罩俄式皮制夹克，头戴三耳火车头式革制皮帽，上套风镜一副，脚穿短筒皮靴。在审讯中，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蛮横暴躁，以不会中国话为由企图推卸间谍罪责。嗣乃用日语审讯，中村从其衣袋中掏出名片一张，上写“日本帝国东京黎明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从他的神气上也可以看出他是日本军人的样子，但他依然供认是“退役”的陆军大佐。另一日人叫井杉延太郎，他说：“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曹长（上士班长），现已退役，在扎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作案内（助手）。这些地图都是由中村自己掌握，我不管。”问他晒蓝纸俄文地图是从哪里来的，井杉答：“我不知道，中村不认识俄国字，用时就叫俄国人看。俄国人不会说中国话，只会日本话。”再对中村讯问，他什么也不说。

从以上所获种种文件和井杉口供来看，中村确是“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被派遣来兴安区做谍报工作无疑。因此对中村不再继续讯问。

我思索中村一路所接洽过的人物，都是反对兴安区的汉奸和南满办事处的“拓殖”者。他们勾结张海鹏与扎旗巴公爷阻挠开垦，而且济匪养匪企图颠覆兴安区。中村此来，显与这些人有直接关系，记录上又把他们的这些计划都摘录下来。据营长迟广胜从索伦山发来的报告和寿玉庭的情报来看，中村曾在巴公府开会。我觉得胸有成竹，即作出如下判断：一、肯定中村是间谍，因为他的笔记本载明是参谋省派出；二、他到洮南又增加新的任务，肯定他是搞破坏的间谍，参与“拓殖”工作；三、参与蒙古王公召开的会议，即将采取颠覆破坏的行动。

但中村配备的俄国人有什么作用？蒙古人又有什么作用？据井杉供称：“雇用俄国人是给他看地图和问路。”至于那个蒙古人，经我派团部蒙古籍军士了解的情况，确是巴公爷派来的联络员。这样，我又想到中村的任务可能分为两项：即日本参谋省要他马上提供有关蒙古入侵方案的报告；满铁拓殖会社要他提供联络的计划。

既然如此，对中村大尉如何发落？间谍文件和证物又如何处置？我心目中打下了初步腹案，认为弱国的外交总是不利的，这个案件一经揭开，日本是非索回不可的。现在正处于剿匪之际，权柄在手，既要处理这个间谍案件，莫如召开官佐会议，集思广益地征询意见，然后再作决定。三　二次审讯

在华灯初上时，各官佐齐集于团部大军帐内（第二营营长与第三营营长正外出未参加），由我提出破获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间谍一案应如何处理，并说明，从已缴获的文件和军用地图等证物、证件加以综合分析，肯定他是破坏间谍，大家对这个案情有什么见解，请各发表己见。首先发表意见的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和副团长董平舆，二人均认为秘密处死刑为对，因为本区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不保护外国人来垦区游历在案；有的说弱国无外交，一经暴露，一定会被日本政府要回去，更会再派间谍来破坏；也有的说放他走出去，在路上杀掉；更有的说在剿匪职权上也应该行使紧急处置权。在征得到会官佐意见后，我提出的主张是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但他们说这是徒找麻烦。于是我再提出第二步办法讯取他的口供。在官佐会议结束之后，即再进行审讯。在审讯时，中村不仅蛮横如故，更加变本加厉地耍野蛮，竟与官兵格斗起来，激起士兵怒火。我本来不主张刑讯的，在此情况下，迫不得已才大声喊：“捆倒了打。”不料中村大尉竟拿出日本法西斯武士道的本领与官兵格斗起来。此时，我遂抽出战刀要手刃强寇。日本人最怕杀头，中村见我抽出战刀，他的气焰方始少煞。经讯问后，在令其在笔录上画押时，他又借机厮打，致惹起官兵的愤怒。官兵拳打脚踢并用枪把子打在中村的头上，将其打晕倒卧在地。陆鸿勋营长说，像这样只有采取秘密处死的办法了。于是我下令说：“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把中村大尉等四名间谍犯，一并枪决。”为严守保密计，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押赴后山僻静处所执行，连同行李、马匹，除重要文件呈报外，一律焚毁灭迹。在执行时已是午夜十二时三十分。天亮时我携带所缴获的间谍证件和证物等驰赴兴安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绂（督办邹作华行将出国考察垦政，故由兴安区总办高仁绂暂代）报告处理中村大尉的结果。同时，我在兴安区防地拟就快邮代电连同其间谍文件、证物托苑崇谷（苑在座，他因新授团长职衔去北平晋谒张学良）至北平呈报张学良副司令长官。适张在协和医院养病，乃交副官长汤国桢转呈。四　折冲外交，去沈等候对质

兴安屯垦区第三团秘密处决日本间谍中村大尉等是五月二十五日午夜十二时三十分左右的事，而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直到八月初旬才向东北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张学良适在北平养病期内，由荣代理副司令长官职务）提出抗议。在其初次提出抗议时带有讯问性质，是试探性的。但在确悉我方对此未作外交准备时，才一步进逼一步。八月十二日，辽宁省政府和东北长官公署用“文电”向屯垦公署询问：“是否有中村震太郎其人到区游历？”屯垦公署答复“并无其人”。同时电我注意。而此时的《盛京时报》、《朝鲜日报》和《泰东日报》（都是日本设在东北的机关报纸）上纷纷报道“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同时日本在交涉上一天紧迫一天，最后就公开地揭开说：“闻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杀害。”日本在华的报纸，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机关报，是专门挑拨是非、颠倒黑白、造谣中伤的报刊。沈阳《盛京时报》等捏造“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杀害”等情，纯系淆惑世人听闻，企图推卸其间谍活动的责任。适于此时（大约是在七月末或八月初）我奉到北平张学良副司令电报指示：“妥善灭迹，做好保密。”故此，我采取“以静制动”的办法对待，同时向张学良请求退还中村间谍证件和证物，以利于与日领林久治郎交涉，并向荣臻说明出事后未向他报告的错误，致陷他于不悉底蕴的境地。因此荣心存芥蒂，实际错误是在我身上，我应该分报沈阳和北平。以致日领林久治郎向荣询问时，荣以不明真相含糊其词。于是林久治郎态度更加强硬地说：“谁杀害的，由谁偿命！”而日本在东北的报纸于是大噪，每天报道中村震太郎为兴安区胡匪队伍杀害；旋又公然指名第三团团长关玉衡的士兵之所为，甚至在日本报纸上报道：“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为此，兴安区当局对日本的诬蔑不得不予以驳斥：“查本区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在案，谢绝到兴安区参观游历，因保护难周，不发护照，凡私自入于该区而有意外发生时，该区概不负责。”虽然有了这样的声明和驳斥，但仍不能抑制日本在外交上的压迫。不仅日本浪人在沈阳滋事寻衅，而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则到处煽风点火，公然要求亲自到兴安区勘察。长官公署劝其切莫前往，并谓这样做法是给关玉衡以极大的压力，致酿成事件不好收拾。而土肥原贤二执意非亲至该区搜查不可。在制止不住的情况下，姑且允其只身前往，长官公署并派铁参谋（忘其名字）伴同前往和加以保护。在土肥原贤二动身前故作危言耸听地说他带关东军步兵一团到兴安区用威力搜索。这虽然是土肥原贤二的故作吹嘘之言，但本区不得不予以防范。因此，本团与第一、二两团在农隙训练之际，调齐队伍，严阵以待。迨至土肥原贤二到达白城子车站，甫下车就被检查和验照后始予放行。为此，他才感到有些不对头，所以在其抵达屯垦公署时竟要求派兵随行保护时，又遭到高仁绂总办的“本区尚无此例”的拒绝后，只得与铁参谋向葛根庙出发。在途中备受检查和盘问，他看到部署森严，料想至佘公府是要受到很多困难。土肥原之所以要到佘公府的目的，不外乎收买蒙古人为他寻找中村大尉的尸骨。结果，蒙古人无敢应者。故此对铁参谋说：“关玉衡鲁莽得很，回去吧！”（这段情报是当时洮索路养路段职员何荣昌报告的。此人现在河南平山任矿务局工程师）

土肥原在回到沈阳后大肆宣传说：“兴安区部队要哗变，一切准备妥当，只待发动。”而日领林久治郎则在外交上更加施加压力，不是迫使东北当局把关玉衡逮捕至沈阳为中村震太郎偿命，就是以“暂停谈判准备行动”作要挟。

前已略述，我将中村大尉处决后向高仁绂代理督办报告时，曾托苑崇谷把中村间谍活动的证件等转呈北平张学良副司令。在中村事件外交案发生后，我又奉到张副司令的“灭迹保密”的电令指示。因此，我是有恃而无恐的。但荣臻参谋长在未获有中村大尉间谍活动罪证时，一时急切无以应付的情况下，又怕兴安区部队果真哗变，造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形势。因此，除与我函电商议外，并于九月十日前，又派前东北炮兵重炮旅旅长王致中以私人资格来兴安区与我商讨时说：“玉衡！千万不可把事态扩大（指哗变）。老荣说：‘能拿出证据再好没有；如果拿不出来，先放你走，就说在事前出国游历去了，可把你送到满洲里，你顺便就入苏联了，只要保持兵不哗变，日本人就无所借口。’”我听了这番话就知道荣参谋长不信任我。我说有证据确在北平行营，我立即将张学良给我的电报拿给他看（王致中据此用“兴密”给荣电说明张副司令电的大意）。他看后说：“这倒占得住理了！你有这样把握，何不出而折冲外交呢？咱们都是老同事，我还能给你窟窿桥走吗？荣参谋长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我可以代表他签字给你。”此时我的妻子在侧说：“走苏联是上策，到沈阳折冲外交，日本人是不讲理的，乃属中策。可是哗变全军皆带家属，谈何容易！乃是下策。”我说：“我取中策，我所办的案子件件有据，宗宗有理。只要将原始证件全部调来，我就去沈，如果蛮不讲理，我相信我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以给荣参谋长打电报，赶紧向张副司令长官调取中村震太郎间谍活动证件，我一定到沈阳对质就是了。”

此时，林久治郎在沈阳对荣参谋长一天三次抗议说：“你不叫日本出兵，你自己出兵解决！”荣被迫不得已，始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宪兵一团，大张旗鼓地赴兴安区去拿办。殊不知我和王致中早已悄然到沈矣！到新站（西边门）由炮兵总监冯秉权用汽车把我接到小东关小津桥冯的私邸暂居，并在冯处见到北平派刘多荃统带送来给荣的中村间谍活动证件，并嘱我也过过目。盖此时沈阳南满驿、商埠地的日本人和汉奸闹得乌烟瘴气，谣言纷纷地传说：“已经把某人押解进城，投于某监狱中。”从而也引起日本新闻记者携带照相机，到处查寻给我照相。而日本守备队也一天几次到监狱去揽闹。冯总监对我说：“荣为保护你的安全，才把你接来敝寓，城内尚平静无事，小津桥这带更为安全，请你放心吧！”当晚冯并设宴为我和王致中洗尘，且有荣参谋长在座。在宴会上我即席向荣说明前次越级把中村大尉等间谍活动的证件和证物托人直接报呈北平张副司令的错误做法，当面解释并致歉意。同时，刘多荃也在座。刘是北平张副司令长官特派其亲身来送中村间谍活动证件者。此外，还有宪兵副司令李香甫亦在座，都是熟人。席间曾谈及陈兴亚司令大张旗鼓的做法，是做给日本人看的，陈司令率队走了数天，现在才行军到马三家子。继而又研究我的住处问题说，在李副司令家里最好，原因是前面有利达公司，且挂米字旗为掩护，日本浪人不敢去捣乱，而且外人没有知晓是李的住宅。席散后我即乘汽车赴李宅，这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六日的事。五　日领理屈词穷，提出无理要求

九月十七日晨，李香甫对我说：“到帅府看看什么时候谈判，你是否也列席？”李说毕就匆匆走出。迨至傍午，香甫回家对我说：“尚在高压阶段，证物现尚未提出，是怕日领林久治郎用暴力，必先经辩论驳倒他后才能拿出来。”晚间香甫回来，我再询问谈判消息时，他说：“竟日在外布置监察警戒，未去帅府，内情不详。”次日，长官公署赵法官来访，我以为是交涉失败了是来传我到案的。坐下后他说：事情较前缓和多了，但尚未结束。原来是想叫你抵面对质的，及至提起你来，林久治郎势甚凶狠。我们深怕出事，就改口说，已看押在监，将你的书面抗议拿给他看，而林久治郎仍不服，直至将中村的文件和证物一部分交给他看时，他的态度才大变，似有转圜的余地，然后再将全部材料都交给他看了。而在此时荣参谋长的态度和谈锋也有力了，林久治郎的气焰一落千丈地说：“事关军部，得回去请训。”至夜晚林久治郎返回重行谈判时，提出以下四项条件：

一、道歉；

二、处罚责任者；

三、赔偿一切损失；

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

日领林久治郎所提出四项条件都在每条内附有一个解释，如：

第一条，必须由兴安区首长行之。

第二条，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

第三条，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之。

第四条，洮索铁路之建设，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并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区购买土地从事开垦耕种。

荣参谋长阅毕林久治郎所提出的四项条款后称：“我也得请训，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再行换文。”双方谈判至此遂告中止。

赵法官在讲完这些话以后，又继续对我表示不是来传我到案，而是荣参谋长恐我惦念叫他来说明的。并说：“关于对您的处理的问题，将来批准这段外交的话，也就是把您调离兴安区，一了百了矣！”说毕就辞出。李香甫说：“这算喜事，晚间设宴为你祝贺。”正说话间有宪兵走来报告说，今早见南满站的墙上贴了布告，咱们抄录下来了：“大日本奉天驻屯军，近日以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突闻枪声勿得惊慌，此布。”现在街上人心惶惑不安。香甫听完报告，就急赴长官公署面报，直至下午归来说，北平回电话：日本示威运动不要管它。我正想询问关于四项条件有无电话的事，李又匆匆出去了。

此次来沈阳，我是身着便衣来的，为了行动方便，也叫随从李贵臣换上便装。几天来听说外面情况紧，便叫他到街上探听消息。据他回报说：街上行人个个自危，商店、钱庄多未开门，物价上涨，日本兵砸监狱，汉奸亲日派在街道上横行霸道，尤其见了我们的士兵故意寻衅滋事。这日虽然有日兵、浪人和汉奸等滋事生非，但还未发生较大的事故。香甫和我正在闲谈中，宪兵来向香甫报告说，北大营西卡子门外守兵与日本兵发生冲突，已经开枪。又据北市场的宪兵报告，日本守备队百余名向北大营方向出动，时间是夜晚十时三十分，戏院等娱乐场所均行停演。此时，日本守备队和日商（日本在乡的军人）五百多名已冲进北市场。马路湾警察派出所又来电话报告称，日本兵已向被包围者（我商民等）开枪射击，我们正在还击抵抗中，也是夜晚十时三十分左右。可见两路日寇是在同时行动的。复据报：自南来的列车，满载日军到站，未停直向北驶去，据云文官屯有战事。我军第七旅云：某团已在北大营还击。至十一时后，又据报第七旅之一团由北大营撤走，向山城子地方转移，是为了避免与日寇冲突不叫开枪，李香甫说是北平来电话不让抵抗，同时命第七旅撤退的。此时，日寇正沿商埠地分两路向城关进犯，李香甫去帅府回来称：北平来电话不要再抵抗，已将肇事情况向国联公布云云。当夜十二点左右敌寇的火力骤增，已迫近商埠南市场。十二点以后，有炮声甚巨，讯悉是讲武堂学生出动千余名出击，至下夜二时左右炮声寂然。据说是帅府有令不让抵抗才停止的。日寇攻城的兵力约有五六百人，而在乡军人和便衣持枪者也不过五百人，就攻陷了南、北市场，因为这些地方没有正式军队，只有宪兵一营多人，警察的战斗力极为薄弱。拂晓前日寇趁机节节进逼，枪声彻夜不停，在日寇爬城时炮火更为激烈，及其冲入城内时，首先包围帅府，将残余的卫队团捆绑用卡车载走。于下夜二时左右，李香甫化装到荣宅（荣臻的寓所）时，宅内早已无人，又到二纬路意大利领事馆探询荣的消息和下落，而门役推托不知，便又想到荣宅靠近美国领事馆，可能他走不出去的。这时我便问李香甫怎么办。他说：“咱们俩共命运吧！我招待你是私情，原来在你来沈折冲外交时，同时负有监视你的任务，那时不好明言，现在四项外交条件提出后就松多了。现在咱们俩既在一起，我还能不顾全你？只好共同想办法吧！今天可不能闯关，看看情况再说。”李香甫在与我说这番话时，就又另行化装了一番，好似城市士绅的打扮。李贵臣正在这时外出哨探回报说：“门关把守得很紧走不得，街上汉奸们臂上缠‘自卫者’，大西门墙上贴有‘布告’，有鬼子兵十多名把守，悬挂了几个人头。我没有停留，‘布告’上说些什么也没有去看，只看下款仍用中华民国年月日，署名是‘治安维持委员会委员李毅’。今天外边太乱，不能走，明天再说！”六　不抵抗主义招来侵略战祸

九月二十日，在晨光曦微中，我和李香甫离开了这座已被日寇侵陷的沈阳城。在途中，听说皇姑屯尚通火车开往关内去，因此，就奔向皇姑屯车站去。售票处人群非常拥挤，据在车站听到的消息，满铁兵车已是昼夜不停地向北开驶。我对李香甫说眼看事态扩大了。但是皇姑屯车站上尚无日寇踪迹，老百姓搭车去关内者甚多，我们也登上开往关内的火车。在车上听到旅客们谈论“九一八”夜的消息，他们说先是日寇叫亲日派、汉奸们宣传中国兵如何不讲理，无端地把文官屯柳条沟的铁道破坏，有的说是北大营兵干的，有的说是西卡子门开火不久第七旅就撤退了，也有的说沈阳没有兵，可是洮辽、安东两镇守使还没有兵吗？因为张海鹏、于芷山两个镇守使都投降日寇了。

列车在驶抵打虎山车站时，我对李香甫说：“我要换车回兴安区去，你到北平给我代呈一封信给张副司令。”这时，我和李一同下车到了一家小旅馆，这时打虎山还未被日寇占领。

李香甫在探询中所得洮辽一带退军的消息很多，据报：日本多门第二师团在郑家屯以北、开通一带击溃该地驻军，向黑龙江省地区进犯；又讯：日寇广濑第八师团自旅顺登陆，现已到达沈阳，并准备向吉林、长春方面前进，后续尚有大量部队。这样看来，凡此都是由于沈阳当局那天晚上不抵抗所致，假如那天晚上予以抗击，就有很大可能以地方事件解决，不致扩大。在我写完呈张副司令的信后，又给宁安老家拍了一份电报，告诉我父亲我已脱险，但对于兴安区的消息是不明真相的，同时我的眷属还在彼处。正在车站上徘徊时，忽然遇到骑兵第二旅旅长张树森。据他谈，他的骑兵被敌机轰炸溃散，又经日酋多门师团的扫荡已收容不起来了。他又说兴安区在九月十八日向黑龙江省退却，全部归马占山指挥，集中在嫩江桥构筑防御工事，屯垦军的家属大部分向哈尔滨输送。此时打虎山车站上突然挂出不售通辽、辽源客票的通知，我只得仍赴北平。在去北平的车上，也听到现时北平同样很纷纭，人民纷纷责难政府放弃沈阳的屈辱政策，引起学生列队到政府请愿、示威游行等等。抵平后访知荣臻参谋长在中央饭店寓居，极守秘密。我于二十三日晚在电话中和荣联系后，于次日早去该饭店谒见荣参谋长，在寒暄后，我便对荣说，张副司令生我的气吧？荣说：“没有什么！”同时并将我在打虎山车站准备回团部的事说了之后，荣说：“你的队伍归赵振武带领了，已经向黑龙江集中，马占山为总指挥，在嫩江桥堵截日寇北犯，当面的敌人是日酋多门第二师团。昨天的情况不明。你先回利通饭店等候，听我的电话再约你去见张副司令。”七　面陈经过，慰勉留用

九月二十四日晚八时许，接到荣参谋长电话命我即到中央饭店。及至汽车抵中央饭店门前时，荣亦与同车至顺承王府官邸。晋谒张副司令后，张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你还跑出来了！”我答：“全仗荣参谋长的掩护。”在我晋谒张副司令面陈事件经过时，除荣参谋长在座外，还有副官长何立中和汤国祯等亦在座，我正要向他“报告经过”。他说：“不谈了。”我说：“对不起您，误了大事！”他说：“六十多条外交案件，你这是个小案件，没有什么。”接着又问：“你有钱用吗？”问毕就写了张条子交给何副官长，又说：“江桥完了，你回不去了。”又对何立中说：“给予关玉衡参议名义，月支二百元。”至此，我即行礼辞出。

次日晨，饭毕我即到行营见何立中副官长，他说：“昨晚的条子是批给你五百元钱，一切都给你办好了。你不要住东城。”晚间我即移寓在西单花园饭店内。这几天内学生游行示威的队伍不少，墙壁上张贴的尽是“打倒张学良”和“打倒不抵抗主义者”的标语。九一八事变纪略3李济川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并占领沈阳。现将我对事变前中日交涉及事变的一些亲见亲闻，叙述如下。一　从时局紧张到北平请命

这次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具体贯彻，始而他们以中村大尉事件等为借口，用外交手段对东北当局进行压迫。那时，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正在北平（即今北京，下同）协和医院养病；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亦在锦州小岭子私第为伊父治丧。沈阳主持外交的只有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外交特派员王镜寰。在事变的头些天，就盛传日本军国主义要实行武装占领，他们在军事方面做了些布置，除关东军调至满铁附属地外，对在乡军人，也发给了武器。

九月十四日突接张作相电，要我速去锦州，面商要事。我当天到锦州小岭子张作相公馆。张说：“上次参谋长荣臻到我这里来，我告诉他，东北外交和军事都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行动。中日问题已到严重关头，臧主席（式毅）和荣参谋长想如何办理呢？”我答以没有头绪。并告以多门师团的部队开到南站，日本在乡军人都发了武器，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作相要我马上去北平，按照他的意思请示张学良究竟怎么办，是准备抵抗，还是屈膝求和，我当即辞出，下午四点钟去车站。

次日八时到北平。下车后，直赴协和医院。时张学良患重感冒，在该院休养，住东北角地下室内，由侍卫副官长谭海引入。张问我沈阳情况怎样。我说：“东北目前局势严重，究竟如何处理？我受辅帅的指示，来向副司令请命。”张说：“我因病头脑不清，精神也不好。前几天荣参谋长来，我已告诉他，东北大事，由张辅帅、臧主席和荣参谋长三人酌情处理。对重要问题咱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对外。中村事件的交涉，可向辅帅说，微末事情，咱们可以相机办理。”又说：“请辅帅赶快回沈阳主持政务。”我说：“今天的紧急情况，还不知怎样处理？”张说：“蒋委员长告诉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由中央负责。你迅速回去，请辅帅相机处理。前些日子驻日大使汪荣宝从东京回来，已到锦州和张辅帅说过：日本各地都在搞游行示威，跃跃欲试，想以武装占领东北。你赶紧回去吧！”

当夜十二时我到锦州小岭子，面见张作相汇报。他对我说：“荣参谋长来时，我已告诉他，关于中村事件，任何赔偿道歉我们都可以担负过来。”我由沈阳来时，情况就十分紧急，形势相当严重。这时我就问他多咱能回沈阳，明天一起回去行不行。我还说：“沈阳没有大员主持，军、政两方互相推诿，恐把事情弄坏。”他说：“京津方面安福系来了不少人吊唁，大概明后天他们走了，我就回沈阳。”二　中村事件最后一次交涉

我于九月十六日离开锦州小岭子，即乘快车回沈阳。下车后，遇见副官处驻站副官李凤楼和许仲仁。他们很惊慌地对我说：“处长啊，不得了，情况严重，南站日本军队和在乡军人都成行成列的拥挤不开。马路湾西边日本忠魂碑附近，放有十余门大炮，情况紧急，恐怕今天就过不去。”我告诉他们要沉着，有事用电话联系，明天辅帅就回来。

九月十八日上午，我前往三经路荣臻参谋长公馆，见门前汽车很多，宾客盈门，正为伊父庆祝寿诞。我一进楼，见当中摆设寿堂，香烟缭绕，灯烛交辉，颇极一时之盛。到东客厅内，满屋大员，抽鸦片、打麻将，更有张筱轩的京韵大鼓，热闹非常。荣参谋长叫我上楼。他问我：“副司令和辅帅有何指示？”我说，辅帅指示对中村事件，日方要求赔偿道歉，我们都可以担负起来，关于要价还价问题，等辅帅回来再说。

时近中午，下楼就餐，大家将入座，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突来祝寿。林对寿堂行三鞠躬礼。礼毕，约荣臻于午后四时在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会谈。

林久治郎走后，荣参谋长对我说：“午后三点你先到公署，并约王明宇（外交特派员）一同在公署等我。”我于午后三时到公署，打两次电话请王明宇未到。林久治郎于四时来公署，他见荣臻不在，就问我：“荣参谋长怎么没来？”我说：“他家宾客很多，一会儿就来。”我随即用电话告诉荣臻，说林久治郎已到。不久，荣参谋长来了，开始关于中村事件的会谈。因事机秘密，林会说中国话，这次会谈没有译员。会谈之前双方很严肃，甚至连外交上的礼节都免了。屋内只有荣、林和我。林说：“关于中村事件现在已到严重关头，参谋长如何答复？”荣一转身将中村搞间谍活动的证物拿出来，有中村在兴安岭一带绘制的军用地图和其他文件，让林久治郎看，并说：“林领事你看看，这些东西让我没法办，你们没有向交涉署照会，没有我们的护照，我们不能负保护责任。”林说：“参谋长，现在经过这么多次会谈，还把这东西拿出来干啥！”林看到这些物证，精神很紧张，急得满头大汗，拿出手帕紧擦。

稍后，林久治郎静下来，用蛮不讲理的口吻对荣说：“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指示，行动自由，这是我们陆军省的断然办法，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别的谈不到了。”荣也很愤怒地说：“我们的军人也是横暴。你们没有护照，擅入兴安岭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我当时急得冒汗，看事情已成僵局，荣并未按辅帅的指示办，马上站起来说：“参谋长，我是副官处副处长，本没有参与军事和外交大事的权利。不过我有传达任务，请参谋长按辅帅指示办事。否则，我担负不起责任。”是时，林久治郎用手帕擦汗，斜视我一眼。荣站起愤怒地说：“我不能作亡国史的头一页。”我说：“亡国史头一页不是你作的，谁说了谁负责。”这样一来，林就知道了我方对中村事件处理态度的底细。林一跃而起说：“这件事情不能办了，我回去了。”并用威胁的口吻说：“中日友好关系最后破裂，我不能负责。”说完转身而出。荣送出二门，我送到大门外。

林久治郎走后不久，臧式毅到，问林久治郎来怎么谈的。荣说：“没有结果。”我告诉臧式毅说，荣参谋长没有按辅帅的意思去办。荣说：“这事我算办不好了。”臧说：“赶紧找王明宇，让他就来。”不久，王明宇到来，手执文明杖，若无其事地笑哈哈地走进来。荣说：“明宇，你怎么才到？”王明宇很稳当地说：“我去南站大和旅馆，本想面见本庄繁（关东军司令）谈谈，未遇。土肥原（特务机关长）对我说：‘本庄司令有事去大连，你们对于中村事件怎么办呢？能办就办，不能再推了！’”臧式毅顿足对王明宇说：“你赶快去日本领事馆找林久治郎，对他说，有关中村事件的任何赔偿道歉，我们都先担过来。至于讨价还价，明天辅帅回来再合计。”三　北大营的炮声

我八点到家，吃完晚饭已是十点二十五分，忽听一声炮响。我赶紧去边防公署。到大东门时，城门已闭，这时已响了第四炮。我对守门警察说：“你们的厅长（警察厅长黄显声）在厅没有？赶快打电话或派人去找。”到公署门前，见有卫队第二十四团吴营长带领两排卫队守卫公署。我到副官处，只见值日副官萧涤五一人。我赶到办公厅给荣参谋长打电话，荣随即到公署。不久，北大营步兵第七旅来电话告急说：“西门外有日军行动。”电话是荣接的，他问：“你们旅长呢？”回答不在营。五分钟后，王旅长（王以哲，字鼎芳）到，他对荣说：“战事已经发动，怎么办呢？”荣说：“往北平给副司令打电话，请示一下。”于是，荣亲自给张学良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张的侍卫副官长谭海。他说：“副司令陪美国驻华武官到前门开明剧院看戏去了。”荣问：“对东北局势，副司令有什么指示？”谭在电话中说：“副司令指示，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

这时东北电政监督朱光沐来电话，约荣参谋长和我到电政局，为的是向北平通话方便。当时我对电话室说：“谁来电话，可向电政局找我。”于是和王旅长、荣参谋长一同去电政局。这时北大营第七旅又来电话告急，说：“日军由柳条湖出发，已突破西卡门。”荣臻告诉他们：“无论如何，就是日军进入营内，也不准抵抗，武器都要收入库内。”对方问：“日军要命怎么办？”荣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他。”刚说完话，奉天典狱长倪文藻也来电话告急，说：“日军爬城，在城上向狱内开枪射击。”我说：“凤山（倪文藻字）哪，目前不能派军前去保护，你们自己要沉着固守。”

这时东北航空处参谋长陈海华（字建文）也来电话说：“情况危急，我们机场有四十二架待飞的飞机，怎么办？”我说：“建文，赶紧飞锦州，飞去一架是一架，锦州不可能降落，辽河以西任何地方都行。”

臧式毅来电话，让我们到他公馆去。我告诉电政局，再来电话时往省长公馆打。这时荣参谋长还想往北平打电话，可是线路已被破坏，打不通。同时小西门警察也都告急，说：“日军攻城，如果城门不开，他们就用炮打。”我告诉他们听命令，暂时不开。倪典狱长又来电话说：“城上站满日本兵，用机枪向院内扫射，在禁犯人已有暴动行为。”我说：“在此情况下，你开门放。”航空处参谋长陈海华来电话：“我支持不了啦，各方派人找飞行员，一个也没找到。”我问荣参谋长怎么办，荣说：“让陈参谋长酌情处理吧！”就这样，机场内的飞机及其他设备，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

这时，秘电处处长张志忻来了，拿着南京军委会十万火急电报，原文是：“顷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奏明天皇，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防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筱。”大家看完电报，心情稳定了，认为没事了。臧式毅说：“快到拂晓了，他们的‘演习’也要结束了。”

语未毕，北大营第七旅来电话，请旅长速即回去。我问什么事，回话说：“日军满院都是，已砸开枪库，打死中校军械官。”王以哲闻讯后，对荣臻、臧式毅说：“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是否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难道我们就不能还手吗？”荣说：“鼎芳，你回去吧，随时来电话，有事听命令。”王遂出门，但他的汽车已被日军掠去，中途受阻折回。

事后得知，北大营第七旅绝大多数官兵，并没有执行“不准抵抗，把枪放到仓库里，挺着死”的命令。在日军逼近营垣四周的铁丝网时，官兵们奋不顾身地抗击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敌人。由深夜二时许，激战一个多小时，伤亡很大，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才突围，撤退到东山嘴子集结待命。四　官员逃避与汉奸活动

九月十九日拂晓五点多钟，日军占领北大营后进入城内，秩序顿时混乱。这时我们都在臧公馆，臧式毅说：“日军已进城，就不是什么演习了，我们派人向日军作交代吧。”遂派秘书长赵鹏第去省署，派我去长官公署，向日军作交代。

我与赵鹏第分头去省府和长官公署。我到长官公署后，得知卫队第二十四团吴营长被俘，公署牌子被砸碎，号房电话也被砸碎。我急返回向臧式毅复命。时荣臻已不在，我问：“荣参谋长到什么地方去了？”臧说：“他已躲了，你尽快把制服脱去，快走吧！”我去到大东门时，城门早已封闭；又到大南门，日军并未拦阻。满铁公所门前，站了很多日本在乡军人和军官，公署顾问日人大山千一郎站在门前和我相视一笑，让我快走。我遂到帅府事务处司库樊谦祥宅，换上便服回家。

中午，我又去臧式毅公馆，见袁金铠（政务委员）、李友兰（本溪煤铁公司总办），佟德一、张振鹭（财政厅长）、金毓绂等正谈交涉问题。有人说：“我们几个人去南站见本庄司令。本庄不接见，告诉传达说：‘我们日军完全占领了沈阳，东北官吏没有接谈的必4要。’”既而又有法团代表去见本庄繁，本庄说：“对于地方秩序维持问题，你们可以酌情办理。”法团代表拟出办法：一、成立保安维持会；二、成立自治警察团。交给本庄看，当即照准。袁金铠说：“人家日本人已经占领沈阳，还有啥办法呢，就成立这个会团吧！”没有人吱声。臧式毅和我说：“你赶快去北平报告，省署派教育会姬金声会长去。”

我于九月十九日下午二时由皇姑屯上车，走了三天两夜，二十一日到北平谒见了张副司令，将九一八事变详情作了报告。张说：“沈阳事情，我全知道，我正在想第二步办法，将长官公署迁到锦州，仍以张辅帅代理，现正等候中央指示。”（锦州市政协供稿，冯应春　于俊满　整理。节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四辑）日军进攻北大营和我军的撤退5赵镇藩事变前的敌我形势

日军图谋东北，由来已久。由于清政府昏庸腐败，允许日本在南满驻军，日军早已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迨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当时日本驻在辽、吉的军队实力和分布情况如下：一为铁路守备队，司令部设在公主岭，下辅六个大队，分驻公主岭、沈阳、大石桥和连山关，是永久驻屯性质，由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一为驻屯师团，师团司令部驻辽阳，下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一个旅团司令部驻柳树屯，所属两个联队，分驻柳树屯、旅顺；另一个旅团司令部驻铁岭，所属两个联队，分驻辽阳、公主岭；骑兵联队驻公主岭，炮兵联队驻海城。此外还在旅顺设有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以上所有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在日军的编制上，关东军司令部的职权很大，司令官直隶日本天皇，有帷幄上奏之权，遇有非常事件，可当机立断，也就是说，只要日本军阀认为条件成熟，随时就可以制造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一九三一年，日本军阀力谋实现其大陆政策，多方制造借口，向我寻衅。是年八月，日本侵略者继万宝山事件之后，又借口中村事件，积极准备军事，企图发动进攻。八月下旬，日本铁路守备队即秘密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同时驻在朝鲜境内的第十九、第二十师团全部开抵图们江沿岸，并举行水陆联合演习，侵占我国龙多岛和图们江领水；南满铁路沿线日军亦同时举行演习二周，武装示威。九月初，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到南满路沿线巡视并检阅部队。九月八日，日军越境在沈阳北边门外架机枪演习，并在合堡大街实行街市战斗演习，随后并不断地演习城市边沿战、夜战和拂晓战等等。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亦于九月八日奉到密令，分别集中至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沈阳日军当局并于九月十日左右分别召集沈阳日侨开会，以中村事件来借题发挥，煽动日侨仇华情绪，并发给枪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时适有驻沈阳的日军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三十三联队要“瓜代”归国，我们照例为村田联队长饯行，他在酒兴正浓时道出了自己的心情说：“中国好，不愿意归国。”又说：“归国后不能升级，又不能进入陆军大学，只有退伍。”表示留恋东北。随后他又在酬谢我们时向我透露，他的联队奉到新的命令，归国的部队必须等到新兵到齐后同时返国，他感觉奇怪。同时我们还获得这样的情报：沈阳南满站附属地缝纫厂正大量赶制中国军服，用途不明。所有以上征候，都说明东北形势险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当时东北有识之士都预感到日军对东北的侵略战争就要爆发了。

在形势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但平时不做对日作战准备，而且连年进行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虚。一九三〇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相持数月，胜负不决。九月间，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阎、冯，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进关内。随后为了巩固蒋介石的政权，张学良也长期住在北平。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由于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为代表的广州国民党政府发生了新的内战。中原大战后投降张学良、驻在河北顺德一带的石友三，受广东国民党非常会议收买，就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于七月间通电反张，进犯平津。此时日本侵犯东北阴谋日益显露，形势日益危急，但张学良不但没有将东北军调回关外以作防备，反而把尽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省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进了关内），致使东北防军兵力益形单薄。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个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疙瘩都拿出来了。”这样，东北在军事上陷于非常空虚的状态。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而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第七旅、张廷枢第十二旅和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分驻沈阳、锦州和通辽，常经武第二十旅驻洮南一带；连同火力很弱、平日缺乏训练而又被腐朽昏庸的张海鹏和于芷山所掌握的洮辽和东边两个镇守使署所辖的两个省防旅在内，辽宁全部兵力也不过五六个旅。特别是当时东北军队的高级军官们缺乏抗日意志，充满恐日心理，平素毫无对日作战准备。因此，日军一旦发动进攻，就不战而溃了。第七旅的应变措施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王以哲和我反复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为了研究对策，遂于八月间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共同分析研究。大家一致判断必然要发生事故，当即将所得材料加以整理，交王以哲携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不久王以哲回沈阳，向我们传达了张学良的应变指示。王以哲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八月十六日）电，主要内容是：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王以哲对于执行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当时是比较“忠实”的。他由北平回来后，有一次召集团以上军官研究我军如遭受日军攻击时如何对付的方案。我和团长王铁汉、张士贤、王志军以及丁、朱两参谋都说：“遭受日军攻击，采取不抵抗方针怎么能成呢？那样，全军势必遭受歼灭。”王以哲笑着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有什么办法？我们要绝对服从。”大家都不同意王以哲的意见，朱参谋说：“中央命令固然要服从，可是也不能坐着等死。”有人说：“根据上峰的指示，敌军不来我们不能走，但是敌军若来了我们想走也不成，只有起来应战。”最后王以哲作了个见机行事的决定。所谓“见机行事”，就是敌来我跑，但是逃跑也得抵抗呀，否则也逃跑不了。经过反复研究，我旅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三面待敌军进到距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敌军越过铁路时，即开枪迎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为了应付事变，还采取了下列各项措施：一、官兵一律不准归宿；二、加强营垣工事；三、继续加强侦察；四、为了防止敌军伪装我军官兵进行偷袭，特将我军官长改变姓名，更换符号颜色，放在兜内，以易于识别。日军进攻北大营情形

九月十八日上午，日军第二师团第三十三联队长村田来到北大营要求见王以哲，我答以王旅长出席水灾会议未回。村田对我说：“赵参谋长，这些天咱们之间多事，容易发生不友好、不信任的问题。咱们相处得很好，如果一旦发生事故，希望不要扩大事态。”我回答说：“你的意见很好，但是最好不要发生任何事故。”

当日白天平静无事，至晚间十点二十分左右，突闻轰然一声巨响，震动全城（事后方知是日军在南满路柳条湖附近炸毁铁路，诬为我军所为，以作发动事变的借口）。不到五分钟，日军设在南满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即向我北大营开始射击，并据情报人员报称，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我营开始进逼。我得报后，向三经路王以哲家打电话。王说，他去找荣参谋长研究。当时因王以哲旅长不在军中，我除一面立即下令全军进入预定阵地外，一面用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他命令我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我说：“把枪放到库房里，恐怕不容易办到吧！”过了不久，我又借汇报情况为由，打电话给荣臻，希望他改变指示。我说：“这个指示已经同各团长说过了，他们都认为不能下达，而且事实上也做不到，官兵现在都在火线上，如何能去收枪呢？”荣臻仍然坚持说：“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我问他王以哲是否在他那里，他说：“曾来过，已经回旅部去了（王在回旅部途中被阻折回）。”我觉得荣臻难以理喻，就挂上电话，命令各单位仍按原定计划准备迎击敌军。

到了十一点钟左右，北大营四面枪炮声更密，有如稀粥开锅一样。这时荣臻又来电话问情况，我向荣臻报告说，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紧急，把枪放进库内办不到，并向他建议是否可将驻洮南的常旅（第二十旅）调来。他仍说不准抵抗，并且说，调常旅已经来不及了，指示我们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

深夜二时许，敌军已迫近营垣四周的铁丝网。我鉴于情况非常危急，就决定利用敌军迟滞前进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计划向东山嘴子撤退，集结待命。我军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钟，伤亡颇多（事后调查，计伤亡中校以下官兵二百九十余人），敌人已从南面突入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这时我旅所有对外联系的电话全部不通，同时西面的敌人也突入营垣，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当部队突围时，仍有部分军官盲目执行荣臻不准动的命令不肯走，最后硬由士兵架着突围而出，始免于被日军俘虏。

北大营打了一夜，王以哲始终未回军中，也未来电话指示部队如何抗击敌人的进攻。及至我率部队脱出重围抵达东陵附近时，始遇我旅军械官方贵传达他的命令说：“旅长让我告诉参谋长，将枪搜集到一起放在东山嘴子库房内。”我说：“敌人还在后边追着，那怎么能成呢？”我没有执行王以哲的收枪命令。

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七旅的大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了不抵抗的命令，因此，他们一面反击敌人一面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前来增援呢？”“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呢？”及至撤出北大营，他们还很关心地问：“我们几时反攻回来呢？”这说明了广大东北军的军官和士兵是爱国的。但是有一部分团以上军官由于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战斗意志却是消沉的。虽然事前已规定官兵不准不归宿，但旅长王以哲经常不在军中，日军进攻北大营了还不回旅指挥；团长张士贤当晚也回家未归；另一个团长王铁汉炮响起来了才临时赶回军中，因而指挥不灵，使部队的战斗威力不能很好地展开，不得不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狼狈撤退。

同时，驻在北大营的军事单位很多，而事前又缺乏联系和统一应变的措施，战事发生后又没有统一的指挥，大家都争着及早脱出危险，以致由于有些单位撤退过早，反而暴露了部队突围的企图，使敌人的攻势愈益猛烈。及至营垣内发生巷战，还有很多部队被敌人牵制着不能脱离战场，最后陷于狼狈逃命状态，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我军撤退经过

十九日清晨五点多钟，我军撤退到东山嘴子，稍加整顿。六点多钟，发现敌军骑兵来袭，当即决定向山城镇转移，因山城镇地形复杂，且驻有于芷山部，同时也便于解决补给和冬服问题。出发后，约十点多钟，因有敌机三架空袭，决定就地隐蔽休息，俟天黑后行动。我军在敌军空、骑、步联合部队的追击下，三日后才到达山城镇。

当我见到于芷山，把敌军攻击北大营的经过和我军转移到山城镇的原因告诉他时，想不到他竟然要求我们离开山城镇。他说：“你们的给养和冬服问题我可以帮助解决，不过有一个条件：你们得离开此地，免得我们遭到日机轰炸。”我见他心地如此卑劣（此人以后投降日军，做了伪满大汉奸），感到非常气愤，对他说：“日本人还能分于芷山、王以哲两旅不同吗？”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他见我的态度很坚决，就要求王以哲来面谈。恰巧这时听说王以哲已到草市车站，正在打听我的下落，我随即派人把他请来。王以哲来后，我向他说明情况，认为不能接受于芷山的条件。他说，这里不能久待，能得到给养就算了。

我随即同王以哲研究此后的行动问题，决定第一步先到锦州候命。王以哲说，为了解决补给问题和请示机宜，他要换上便服先走，部队交给我负责率领。当时我不赞成去锦州，因为我认为短期内可能反攻，走了容易回来难，主张留下打游击，以策应反攻，但王以哲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械弹给养无法补充。

部队到达锦州后，王以哲已先到。他见到我，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对我说：“当时如果听我的话（指把枪放在库里）就坏了，我这个旅长是你给我的，谢谢你。”

不久我们部队即离开了东北，开进了山海关，进驻清河镇大楼休整。九一八事变目击记6李树桂

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在沈阳东北陆军高等军事研究班第二期毕业后，被分配到北大营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司令部（旅长王以哲）任少校参谋，并兼任教授步兵研究班的战术课。七月又被派任本旅军士队的总队长。该总队包括两部分人：由全旅军士及上等兵中选拔二百多人，携带武器参加；另外东北保安总司令部所属军需、军医训练班的学生二百多人也参加，由本旅代办六个月的入伍生教育。

军士队共编四个中队。从步兵研究班毕业学员中，选拔优秀的尉级军官分任中队长及中队附。军士队进行了修整环境、清理宿舍、购置用具和教材等一系列工作，准备于九月十九日上午九时举行开学典礼，请柬业已发出。谁知九月十八日夜就发生日军夜袭北大营中国驻军的突然事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许，突然从营房西侧、南满铁路方向发生了一声霹雳的巨响，震撼了沈阳全城，也震醒了刚刚入睡的全旅官兵。我正惊惧疑虑中，一发炮弹击中了我的寝室的屋顶，将我由床上震到地上。我在灰尘迷雾中爬起来穿上衣服，只听到西围墙附近已经一片机关枪、步枪射击声以及炮弹的连续爆炸声。我拎着手枪将出屋门，又一声轰然巨响，一发炮弹击中外屋会议室的西北角。霎时间烟尘弥漫，半壁屋顶摇摇欲坠。我立即卧倒在地。当我带着轻伤跑出屋外时，听清枪声确从西围墙传来，而且比刚才更激烈了。几个中队长齐来报告：“日军已占领西围墙，正向第六一九团及步研班营房射击中。”我一面派传令兵去旅部请示（电话已中断）；一面令各中队在营房东侧集合，伏卧在甬路上，派军士两名去西围墙侦察情况。这时北院第六二〇团传令兵跑来说，旅部赵参谋长让我团通知军士：“一律不得轻举妄动，更不能向日军还击，原地待命。”当时我想，在敌人枪炮密集射击下，怎能等着挨打呢？正踌躇中，派的军士来报：“日军已过围墙，冲进第六一九团的营房了。”我静听一下，果然枪声已向前、向两侧扩展，火力更密集起来，情况变得严重了。于是我当机立断，一面派人向旅部继续请示行动，并派两名中队长向第六一九团密集枪声处详细侦察；一面令各中队按四至一队的顺序，以低姿势跑步到营房西侧壕沟内潜伏，同时派出警戒哨在西沟沿任警戒。我乘机爬上炸塌的房顶，借颓垣的遮蔽观察形势。适值旅部后面骑兵连草垛中弹起火，在漫天火光映照下，我隐约看见西面营房前，有人影跑动。随着爆豆似的枪声，人影应声倒地，有的人正在没命地奔逃。显然这是日军在追杀我方士兵。这时北院第六二〇团尽管人员都已起来，还听到口令声，可能已集合隐蔽待命，但毫无动静。草垛火光已微弱下去，除敌人炮弹爆炸时发出火光外，周围漆黑一片。日军到底进来多少？有没有日军沿南围墙壕沟窜过来？一时判断不出来。但我们肯定这是日军有计划、有准备的侵略行动。因为几个月以来，日军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挑衅。可是我怀疑旅部为什么不立即按演习计划下达撤退命令呢？是否西营房的第六一九团，甚至连旅部和第六二一团都撤不出来呢？这时潜伏在壕沟里的各队学兵们一听警戒兵传话，又看到火光下日军枪杀我西营房士兵的惨状，莫不义愤填膺，怒火中烧，纷纷装弹入枪膛，准备射击。这时我派去旅部请示的军官回来汇报说：“参谋长让我回来报告总队长，旅长从城里来电话，总部荣参谋长指示，日军进入营房，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起事端，谁负责任。”学兵们一听立即纷纷提出质问：“那咱们就这样眼看咱们的弟兄都被打死吗？”“为什么叫小鬼子这样欺负我们？”“我们就这样白白等死吗？”我无法回答，连忙和各中队长厉声制止，才静寂下来。这时派出侦察的军官又回来报告：“旅部、第六一九团和第六二一团的士兵，已有少数人跑到东边来了，大部分仍没消息和动静。估计可能被日军火力封锁或被密集火力压制在营房的一侧，或压制在林荫路附近，必须赶快进行火力支援，否则有被全歼的危险。”又说：“据逃过来的士兵讲，日兵进入营房内，由于无人还击和抵抗，如入无人之境，见人就杀，一个不留。有的死守‘原地待命’的安排，竟被日兵用刺刀活活挑死在床上；有人冲逃出来，日兵仍追着枪杀。”学兵们一听，立刻又叫嚷起来：“队长，难道我们不是人吗？他妈的，咱们和鬼子拼了吧！”“简直是欺人太甚了！我们也有枪，怕什么！”其中第一、二中队因有枪、有弹，吵嚷得最厉害。三、四中队虽是徒手兵，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懑，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我和各队军官们虽然心情和学兵们一样，但迫于命令，只得仍以压抑的口吻要求大家镇静，听候上级的指示。这时敌方的枪炮声越来越密集了，显然是日军得到增援，正在向前挺进。忽然在旅部以及第六二一团附近的林荫路上响起了自卫还击的枪声，虽然稀稀落落，但我们听来，却是那样的清脆、有力，而且越来越猛烈了。我初步判断这可能是处于绝境的士兵们，出于自卫迫不得已地向日军开火了。可是十分清楚，如果没有我们这方面的火力支援，林荫路附近士兵仅凭少数抵抗火力，是不能持久地与日军对抗并脱身的，情况不容再拖延了。这时持枪的学兵和大部分军官纷纷要求马上开始射击。我也在考虑是否先干一下，把友军救出来再说。正要下达“开始射击”的口令时，忽然旅部的传达长跑来，口头传达总部和旅长转张副司令（张学良）转奉蒋委员长的命令：“日军进攻，绝对不准抵抗。缴械任其缴械，占营房任其占营房。”因为这是最高级的命令，人们听后都寂然无声了，但全总队士兵的惊讶、怀疑和愤懑是可想而知的。良久，一个学兵说话了：“现在不是缴械和占营房的问题，而是日本小鬼想要全部打死我们！”另一个说：“我们这里看情况还能跑得出去。可是，旅部和那两个团怎么办？难道扔下不管吗？任凭小鬼全部歼灭吗？”又一个接着说：“就是现在想走，恐怕只能走出一小部分了。”的确，这些人说的都是实际情况。我们只有不顾一切马上逃跑，不然会被敌人全部歼灭的。但我们是军人，当然得听从上级的命令。于是我又派一个中队长和中队附由北院过去到旅部向参谋长请示。一面命令各队按四至一队的顺序，马上跑步撤到营房后面隐蔽，暂避敌人的火力，由第一队留一个分队任掩护。当学员兵沿着壕沟往后低身跑时，日军机、步枪突然向这边扫射起来。几个没战斗经验的学兵，因姿势稍高，中弹负伤。邻近的人就搀扶着他们随后赶来。留在后面掩护的分队，一看这样，眼睛都红了。有的人干脆不顾一切，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也向日军射击起来。我和两个中队长一再制止，他们才愤愤不平地退下来。当我们最后到达房后时，先退到这里的军官向我报告说：“第六二一团有一部分撤到这里来了。”我马上率全总队，继第六二一团一部分之后，按原来顺序向东卡子门快速前进。这时派去旅部的中队长及队附跑回来报告，参谋长指示：“旅长命令以第六二〇团任掩护，其他团队按演习计划向东大营大操场撤退。”不久，就看见东围墙上卡子门两侧空隙处，约有几十条步、机枪喷出愤怒的火舌，指向逼近的日兵。对方的枪声已明显地稀疏下来。这是日本侵略者的攻势开始遭到初步压制。大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军士队到达东卡子门时，发现第六一九团、第六二一团已经绕道第六二〇团院墙，撤到这里。有的军官背几支枪，有的搀扶着伤员，衣帽不整，队形混乱，十分狼狈。军士队等候两团走后，立即跟了上去。当我们走出很远，第六二〇团掩护的枪声，仍在时断时续地响着，但不如最初那样猛烈了。我们顺便向第六二〇团预备队打听，才知道旅部和直属连队已先行撤出，正在前方领着我们这支退兵前进呢！我看了一下怀表，正是夜半十二点多钟。

由于第六二〇团的掩护，日军炮兵延伸射程，盲目向东大营路上轰射，他们没有越过围墙追击我们。

全旅溃退的部队，像一条乌合之众的长龙，在黑夜里行走着。忽然受到敌炮的远程追射，队伍顿时混乱起来，向东急促奔逃。最痛苦的莫过于伤员了，包扎本来就草率，无药可医，还得拼命地跟上队伍。重伤员虽有人换班抬着，但因颠簸震动，痛苦呻吟之声一路不绝于耳。士兵们边走边骂：“蒋介石纯粹是日本鬼子的干儿子，为什么打上门了还不让还手？叫我们白白送命！”“难道日本鬼子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咱们为什么听蒋介石的？得了他什么好处？”“这是蒋介石想借刀消灭咱们的东北军呀！”“老帅（张作霖）要活着，日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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