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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31 16: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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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炳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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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共筑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书系)

同心共筑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书系)试读:

导论

梦想是人类特有的主观意识追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精神支撑。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深情阐述了中国梦:“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36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注:同上书,39页。)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注:同上书,274页。)

中国梦的提出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曾经有过辉煌,所以才期盼复兴。经历过苦难的民族,才会对复兴有更深切的渴望。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古代的辉煌成就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是世界文明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然而,随着欧洲近代工业革命脚步的加快,中国错过了发展机遇。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当然不是为了给中国送来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是为了占有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侵略和欺凌过中国。它们对中国发动一系列军事侵略,制造众多惨案,屠杀中国人民;它们迫使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疯狂掠夺,既蛮横地强迫割地赔款,又贪婪地攫取种种特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破坏,中国人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古代盛世与近代沉沦的强烈对比,追梦成为必然选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为了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腐朽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但是,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改良变法,都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人民群众依然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了辉煌业绩,使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追梦历程艰辛,但成效明显,中国梦的提出是时代的呼唤,是历史的必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其核心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经济发达,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是中国梦的坚实基础。新中国建设成就斐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但是,放眼世界,我们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实现国家富强任重道远。民族振兴是指中华民族要在经历过磨难之后重新发展兴盛起来,我们对世界应有更大贡献。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幸福梦,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利益问题。今天的中国,人们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构成了中国梦最坚实的基础,亿万人民的梦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梦,必须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过程中实现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历史表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封闭僵化的老路不可行,改旗易帜的邪路也要坚决摒弃。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乃至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发展历程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高度契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回答了在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国家迅速发展起来,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方向。我们应该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主要内容。多元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是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撑,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当前,我们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要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都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新时代要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在改革实践和国际交往中形成的,是新时代鼓舞人们奋发进取的精神支柱。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决定力量。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实现中国梦最终要靠全体人民辛勤劳动。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凝聚力量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要不断从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凝聚力量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和要求,正确把握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制定出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超越西方那种党派之争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在调整利益格局过程中能统筹兼顾各地区、各部门、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各民族、各党派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共产党发挥好领导作用必须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要通过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组织和团结起来,凝聚成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坚强领导核心。

从世界的维度来看,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中国既要认真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吸纳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要勇于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视野和境界,引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提升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而是努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第一章艰辛的追梦历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魂牵梦萦的执着追求。为了重振民族雄风、重塑民族形象、重立民族地位、重现民族辉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屈不挠奋起抗争,踏上了一条艰辛曲折的追梦之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中华民族解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清了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起点,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局面。历经沉沦与抗争、奋斗与崛起,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为之献身的梦想正逐步变为现实。一、古代辉煌与近代衰落

在漫漫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人类曾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不一而足。作为世界文明皇冠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华文明独具特色,曾经令世人惊叹不已。

大约五千年以前,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带已经出现了早期文明社会的痕迹。四千多年前,是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时代,他们的事迹在中华民族子孙中广为流传。公元前21世纪开始形成夏、商、周等早期王朝国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后历经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明、清等朝代。两千多年来,国家在秦、汉、唐、元、明、清都出现过大一统,疆域空前辽阔,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密切,呈现出时清海宴、文怀远人、和睦万邦的景象。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作为世界上各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湮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引潮流和时代之先,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中国的农耕、畜牧、纺织、冶金、制瓷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为代表的科技发明,更是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中国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医学、建筑学等方面的思想博大精深,典籍文献浩如烟海,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中华文明中饱含着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追求,两千多年前的《礼记·礼运》就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中国历史上还出现过张骞、班超通西域,玄奘西行印度取经,鉴真东渡日本传经,郑和七下西洋等伟大壮举和动人佳话,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融合。这些文明创新的成果犹如洪荒烈火淬炼的精金,亦如亘古风霜琢磨切磋的美玉,极大丰富了世界文明的宝库。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评价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注:参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4~6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然而,当历史步入近代时,中国却落伍了。

17世纪中叶以后,英法等国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随着蒸汽机的广泛采用,资产阶级经过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为了攫取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加紧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列宁对此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卷,5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列强很快把贪婪的触角伸向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

当世界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时针的节奏依然缓慢,南船北马、男耕女织是中国千年不变的风景。中国的皇帝仍然做着“天朝大国”的迷梦,将中国以外的国家一概视为“夷狄蛮貊”,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斥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1793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乾隆皇帝颁布上谕,宣称:“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礼,即国王亲至,亦同此礼;今尔(马戛尔尼)国王遣尔前来祝福,自应遵天朝法度,免失尔国王祝厘纳贡之诚。”至于使节留京一事,乾隆皇帝认为定断难实行:“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至于扩展商务的请求,乾隆皇帝声称:“天朝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敕书结尾宣称: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注:参见[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124~127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虚骄、傲慢、冥顽不化的中国统治者们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依然自我陶醉在“泱泱大国舍我其谁”的虚幻泡影中。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愈益加深,吏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亏空、闭关锁国使得中国更加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整个社会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5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清王朝很快就在决斗中被打垮了。1840年,英国发动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一巴掌将大清帝国打倒在地。虽然在战争中清军数量占优,一些爱国官兵也进行了殊死抗争,但最终无法抵抗英军坚船利炮的猛烈进攻。腐朽落后的清政府被迫屈服,并跟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从此,国门洞开,风雨交加……

疯狂的帝国主义扩张没有给清王朝喘息的机会。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相继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侵略战争。从1840年到1905年的60多年间,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中。灾难深重的中国内忧外患,无约不损,无战不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中华民族到了危若累卵、大厦将倾的时刻。康有为曾在《三月十七日保国会上演讲辞》中痛心疾首地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注:《康有为政论集》(上),2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曾亲历过这段历史的吴玉章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注:《吴玉章文集》(下),95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万国来贺”的昔日景象已经不再,积贫积弱的中国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经济方面,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被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明显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一定作用,但它的力量依然很弱小,同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在华投资企业外,还通过在华银行竞相揽夺对华贷款,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它们通过各种手段,把经济侵略的触角从中国的通商都市一直伸到穷乡僻壤,并编织了一个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网,以便鱼肉广大人民。(注: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26~6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

在政治方面,中国已不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领土、行政、司法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列强通过驻华公使、领事等向中国政府发号施令,野蛮干涉中国内政外交,攫取各种经济特权,巩固各种既得利益。享有治外法权的在华外国人,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和制裁而为所欲为。尤其是在这种治外法权庇护下的“租界”,“逐渐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一套殖民地统治制度”(注:同上书,655页。),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的“国中之国”。列强通过在中国领土上的驻兵特权,对清政府实行武装监督和武力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也控制了中国的国防和军事力量,中国军队从武器装备到士兵训练,都必须唯西方列强马首是瞻。列强还通过培植侵华代理人进行间接统治,代表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政府,则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日益成为“洋人的朝廷”。

在文化方面,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东西方两种文化也在不断地冲突、渗透和融合。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人们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方面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在文化领域呈现出多种表现形态,既有崇洋媚外、民族自卑、文化虚无等殖民地色彩的文化,也有封建卫道士抱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守旧思想。但从根本上看,近代文化的发展始终围绕着反抗外来文化侵略和挽救民族危亡的主题。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秉承“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头可断,志不可屈”的民族气节,不屈不挠反抗外来强权,奋起救亡。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先进的中国人也逐渐认识到中西方之间的巨大差距,并号召向西方学习,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到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以期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

在暗无天日的深渊之中,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是就此沉沦,还是走出深渊重拾辉煌?暂时的挫折、空前的屈辱和无尽的磨难,并没有蒙蔽中国人的眼睛,没有麻痹中国人的心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5卷,5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在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先进分子的引领下,中国人民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开始了百年中国梦的艰辛求索。二、百年夙愿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昔日辉煌与屈辱现状形成的巨大反差,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成为全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唯有自身文明曾经繁荣昌盛过的民族,才有条件提出复兴的目标;唯有承受过艰难困苦而百折不挠的民族,才有力量提出复兴的目标;唯有真正伟大的民族,才不会在苦难中沉沦,反而会从苦难中奋起。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广大农民处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忍受的压迫也最为深重。除非遇到极其残酷的剥削和无法忍受的困境,否则农民阶级不会揭竿而起。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农民日益贫困以至于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为了改变现状,广大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英勇顽强的斗争。从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到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华夏大地燃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熊熊烈火。

农民阶级的梦想是质朴的。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就是他们最直接的梦想。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迅速席卷全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提出了平均分配土地的纲领,反映了千百年来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秀全支持胞弟洪仁玕提出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这个方案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未能付诸实施。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农民起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绞杀下最终归于失败,他们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梦想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但是,他们的反抗精神和战斗力量却在不断激励着后来者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与农民阶级不同的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则从维护封建统治和为民族谋生存的目的出发,提出救国方案和纲领,以期实现富国强兵。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批爱国的有识之士,他们开始注意了解世界形势,钻研外国书籍,总结经验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不仅积极领导查禁鸦片,而且注意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方书刊,编成《四洲志》一书。魏源根据林则徐收集的资料和《四洲志》书稿,编成《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抵御外国侵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这些主张反映了当时无数中华儿女挽救民族危亡的梦想和追求,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地主阶级洋务派则是在实践层面更加广泛深入地推动向西方学习、实现国富民强梦想的代表。洋务派鼓吹“采西学”“制洋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然而,洋务运动的强国方案,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中日甲午战争一役,使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运动遭到彻底失败。这一梦想的破灭证明,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企图通过改良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是不可能的。

通过变法图强,进行社会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梦想。面对“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各种措施传播维新思想。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这也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的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历史的脚步很快踏入了20世纪。20世纪初的中国,一个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那就是——革命。

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早年,孙中山也曾尝试采取和平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与进步。1894年,孙中山北上京津向李鸿章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但遭到李鸿章的拒绝。失望的孙中山远赴海外,意识到清政府是“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2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随即决心以革命的方法推翻清朝的统治。同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并响亮地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鲜明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华儿女的伟大梦想。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革命纲领,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积极展开革命宣传鼓动工作,并联络会党和新军,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是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广泛影响。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在武昌发动起义,并迅速取得成功。武汉城头的枪响,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燃烧着革命的烈火。腐朽的清政府瞬间土崩瓦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实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梦想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实现了20世纪中国的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极端专制、腐败、媚外的清政府,而且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打开了古老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大门。“振兴中华”这一激动人心的口号,成为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历史强音,也成为一个凝聚全民族力量、贯穿百年中国的伟大目标。辛亥革命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各种思想广泛流传,并在碰撞中迅速普及,推动了社会的整体进步。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即提倡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下级官吏拜见上级官吏不再行跪拜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之风迅速席卷全国,等等。这些变化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精神解放。

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以失败而告终。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胜利果实很快被封建余孽和野心家窃取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狂魔乱舞”。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中国重新落入了战乱与贫困的黑暗深渊。

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中国仍旧没找到那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轮番登上历史舞台,希望大显身手,救民于水火,但结局依旧是四分五裂、战乱频仍,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注:同上书,1470页。)。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不断证明,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没有正确的道路,遭受挫折和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究竟在哪里?中国到底要走向何方?陷入苦闷和迷茫之中的中国人不由发出这样的呐喊。

历史的道路从来就不是笔直平坦的,有荆棘,有沟坎,有泥泞,有沼泽。但是,振兴中华的探索之路并没有因苦难和挫折而中断。正当中国人民不断失败又重新奋起之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古老的神州大地才又露出了希望的曙光。

中国共产党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在华夏大地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不断探索和努力,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华儿女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解放梦想而奋斗的过程。

梦想的实现离不开对理论和道路的艰难探索。对于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既没有符合国情的成熟的革命理论,也没有符合国情的成功的革命道路可资借鉴,可以借鉴的只有以往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教训以及苏俄的革命理论和道路。向西方学习的梦想破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其实,在党成立之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经过比较和推求,在思想上已经接受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理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伴随着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情形,李大钊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认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注:《李大钊文集》,第2卷,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注:同上书,219页。)。毛泽东认为俄式道路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俄为师,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然而,党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其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了解不多,党内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再加上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失误,革命走了不少弯路,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失败是成功之母。在吸取前期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于突破教条主义的藩篱,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以遵义会议为界点,中国共产党不再盲目迷信苏联的革命经验,而是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在思想上也日渐成熟,形成新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强调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658~65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相继完成《〈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完整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48年,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且具有内容上的逻辑性,从而构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梦想向现实转化的路径。

在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道路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对未来的新社会进行了具体的想象和描绘。毛泽东是为中华民族构筑美好梦想的巨匠,早年就确立了彻底改造中国的思想。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在抗日战争的巨大洪流中,还是在解放战争的决战时刻,他都对新中国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规划。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时提到了“新中国”,他指出,“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的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4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提出要“得到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对新中国作了进一步的描绘。1946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新中国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他又乐观地表示,“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新中国终于到来了。沧桑巨变,换了人间。北京天安门曾在1900年见证了西方列强的野蛮,在1919年见证了中国人民的怒吼,1949年10月1日它终于见证了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愿望终于有了崭新的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从此迈入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结束了,中华民族一洗一百多年来蒙受的奇耻大辱,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历史从此结束,长期以来受尽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从此翻了身,第一次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新中国的成立,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极大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从1840年起,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整整走过了109年。在这100余年的前80年间,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每一次探索的直接结局都是失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奋斗,把中国从黑暗引向了光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长达28年金戈铁马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与民族价值目标结合起来,坚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不可逆转地结束了古老中国积贫积弱的悲惨历史,不可阻挡地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进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但是,接下来的工作更艰苦、更伟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领导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走更长、更艰难的道路。三、艰难曲折追梦路(一)学习苏联经验的得与失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领导和组织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人民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重任。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种种困难。

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得到苏联和欧亚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和支持。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扶蒋反共”政策失败后,拒绝承认新中国,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威胁。一些周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由于对新中国还不太了解,存有不少疑惑。

从国内形势来看,经济上,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国家,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失业众多。1949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农业大约下降了三成,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虽已获得巨大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区,国民党大批残余力量同当地恶霸惯匪相勾结,寄希望于溃逃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同人民政权对抗,严重威胁社会新秩序的稳定。

面对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局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满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有条不紊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启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被突出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如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呢?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已经做了初步回答:“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80~14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强调向苏联学习的重要性,他指出:“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26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之所以选择向苏联学习,主要是因为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取得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全面封锁的策略,苏联政府则对中国给予了积极支持。中国在政治、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与苏联结成同盟。这种同盟关系,使得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心理上更容易接受苏联的发展模式。从1953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借鉴苏联的经验,大力发展钢铁、煤炭、电力、石油、飞机、坦克、船舶、拖拉机、国防工业、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学工业。这些不仅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探索实现国家富强的梦想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经验是必要的,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执行“一五”计划后三年多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党对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问题有所了解,认识到苏联经验并不是万能的,苏联成功的经验也不都适合中国的国情,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探索。1956年4月和5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明确提出了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大在明确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即“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315~31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党的八大实际上确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初步完成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曾表示:这次大会反映了人民的希望。中国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搞了社会主义,如果不能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中国的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光。(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5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用15年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用50年到100年建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这是党的八大为全国人民展示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

此时的中国,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激发了人民建设新国家的巨大热情,汇聚成了一股无穷的力量,鼓舞着领袖和普通百姓对未来的美好梦想。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了突出成就。中国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纽带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具有中国自己特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在国防和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国倡导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而且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也逐渐得到改善。总之,新中国经济、社会、外交建设取得了旧中国从未有过的成就,从而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二)前进道路上的挫折

社会主义的探索道路并不平坦。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取得胜利不是易事,在这样的大国穷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在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探索征程中,我们也经历了一些磨难。正当全国人民信心百倍地朝着美好梦想前进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探索道路出现了严重曲折。在“一五”计划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的估计严重不足。此时社会主义阵营取得的成绩也让中国领导人备受鼓舞。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要在15年内赶超美国。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而来到莫斯科的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提出中国将在15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这一设想反映出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在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愿望,但当对梦想的追逐变得狂热时,人们容易忽视理性的声音。1958年,党中央酝酿并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出现了“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的盲目乐观情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损失。这是党在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

把“左”倾错误推向极致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只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林彪、“四人帮”鼓吹的“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批判唯生产力论”等观点的影响下,人们的生产热情低落,科技发展缓慢,经济效益大幅下滑,社会主义中国偏离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同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潮流相脱节,拉大了同一些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损失,使全国人民艰苦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遭遇重大挫折。(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勇于从失误中警醒,并以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彻底纠正错误。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随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开展,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党和国家再次充满希望和活力地踏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伟大征程。

梦想连接道路,道路关乎命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给出了答案。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清晰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成为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开拓奋进。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事业逐渐推向前进。1987年党的十三大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实现民富国强、民族振兴,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由实现温饱水平到实现小康水平,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目标。1992年初,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南方,再次唱响了“春天的故事”。邓小平在南方发表的一系列谈话,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指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崭新论断,认为市场是经济手段,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提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等。为了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并在香港、澳门成功实践,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迈出实质性步伐。这些根本性的指针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目标只有一个,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梦想的实现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理论得以逐步形成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涉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内容。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梦想的实现离不开制度的保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忽视制度建设,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邓小平多次阐述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80年8月,邓小平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注:同上书,333页。)邓小平特别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同上书,333页。)为此,邓小平充分肯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个好的制度,提出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继续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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