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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祥剑

出版社: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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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胜于做事

做人胜于做事试读:

序言 做人比做事更重要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无非两件事情,一是做人,二是做事。但是,要想把人做好,把事做成,却是一门大学问。究竟怎样来做人做事呢?是做人重要?还是做事重要?这些问题,人人都希望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因此,请您静下心来,花费几分钟的时间看完本书的序言,相信您会对此书产生浓厚的兴趣,或许,您的人生将会从此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是相当微妙复杂的,一个人要取得成功,首要的一步就是要做好人。做人比做事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素质的高低、品德的好坏直接决定一个人做事的水平。“做人胜于做事”是一个人立身处世之本,也是我们在商场、职场上的做人之道。只有了解做人做事精髓的人才可以经受失败的煎熬,才可以平静地享受成功的快乐,才可以随时虚心学习和体会,从而进行更高层次的思考,而且面临任何危急形势都能沉着冷静,泰然相对。

做人有做人的法则和技巧,做事有做事的规律和窍门。无论你在商场还是官场或职场里打拼,只有熟练掌握这些法则、规律、技巧和窍门,才能步入成功者的行列。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行为学家皮鲁克斯曾有一句名言:“做人是做事的开始,做事是做人的结果。把握不住这两点的人,永远都是边缘人!”的确,只有精通做人的道理,经受做人的历练,才能胸怀大志,才能通过健全的心智、充沛的精力、正确的行动,求得事业的成功。

成功之道,在以德而不以术,以道而不以谋,以礼而不以权。成大事的人往往都有一颗谦虚谨慎的心,不骄不躁。俗话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事要一件一件地做。做人踏实本分,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自己也能够问心无愧。所谓成就感并非是一步登天,而是在一步一步走过后,回头再看来路时那发自内心的欣慰与愉悦之情。一步步走来,切勿急切行事,用心急躁,急功近利的人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

无数的事例告诉我们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在于做人的成功!失败者之所以失败,在于做人的失败!

世界上聪明的人很多,有学问的人很多,又聪明又有学问的人也很多。可是你会发现在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没有成功,或者是成功的程度与学问不成正比。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只注重自己的做事能力,却忽略了做人的关键,一个人真正的成功在于做人,只有当你做人成功了,做事才会成功,换句话说,那就是:做人做事都成功的人才是正真正的成功者。

我所遇到的一些成功人士,总是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未学做事,先学做人。”这虽是一句老生常谈,却是每个人毕生受用的至理名言。有些人血气方刚,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说这话是意得志满,装模作样,故意托辞。殊不知,经过自己痛苦摸索,摔打多年,吃尽苦头,最后还得回到这句老话上来。

无论如今你的人生事业处在什么阶段,本书对你都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用心研读和遵循本书给你的忠告,你将受益终身。

第1章 未学做事,先学做人

做人胜于做事是所有成大事者的成功秘诀。在做任何事之前,先学会做人。做人不成功,成功是暂时的;做人成功,不成功是暂时的。人格是一个人的脊梁,得人心者得天下。成功之前,一定要有人格魅力。一个人失去金钱没有什么,如果失去朋友,就失去一部分,失去信用,就失去全部。

1.做人重于做事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无非两件事情:一是做人,二是做事。但是,要想把人做好,把事做成,却是一门大学问。究竟如何做人做事?是做人重要,还是做事重要?这些问题,人人都希望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大学毕业那年,我带着美好的梦想背井离乡,只身来到深圳,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开创出一片成功的天地。尽管我有名牌大学的文凭和扎实的专业知识,但是,成功之门并没有因此而向我打开。和多数人一样,我进入一家公司,从一个最基层员工开始做起。尽管我工作非常的努力,业务水平也提高得很快,可是,同时到公司的同事们都有了“进步”而我却依然还是在原来的岗位上默默无闻。我一直想不通,甚至经常和上司闹矛盾。

就在我满怀失意、准备跳槽的时候,我偶然听了一次讲座,主讲的嘉宾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者,在他言谈之时却精神饱满热情高涨,完全没有那种老年人的沉郁之色。下课后,我专门找到了这位老者,向他道出了心中的困惑:为什么我如此努力,却没有取得成功?

他在听完我的叙说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年轻人,你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你缺少一种人生经验,我送你八个字,相信对你今后的人生会有帮助。这八个字就是:三分做事,七分做人!要想做好事,先把人做好,而不是先做事,再做人。”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过去我一直认为,只要我把事情做好了,就能够获得成功,完全忽略了做人,到头来不但不懂得自我反省,反而抱怨他人。

正是“做人胜于做事”这简单的几个字,使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从思想到行为彻底改变,我遵循这条堪称人生黄金法则的八字箴言,以全新的心态投入到工作与生活当中去。事实证明,这条黄金法则让我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短短几年时间,我从一个普通的员工做到公司的副总,而且,很快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

在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是相当微妙复杂的,一个人要取得成功,首要的一步就是要做好人。做人比做事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素质的高低、品德的好坏直接决定一个人做事的水平。“三分做事,七分做人”是一个人立身处世之本,也是我们在商场、职场上的做人之道。只有了解做人做事精髓的人才可以经受失败的煎熬,才可以平静地享受成功的快乐,才可以随时虚心学习和体会,从而进行更高层次的思考,而且面临任何危急形势都能沉着冷静,泰然相对。

做人有做人的法则和技巧,做事有做事的规律和窍门。无论你在商场、官场或职场里打拼,只有熟练掌握这些法则、规律、技巧和窍门,才能步入成功者的行列。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行为学家皮鲁克斯曾有一句名言:“做人是做事的开始,做事是做人的结果。把握不住这两点的人,永远都是边缘人!”的确,只有精通做人的道理,经受做人的历练,才能胸怀大志,才能通过健全的心智、充沛的精力、正确的行动,求得事业的成功。

成功之道,以德而不以术,以道而不以谋,以礼而不以权。成大事的人往往都有一颗谦虚谨慎的心,不骄不躁。俗话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事要一件一件地做。做人踏实本分,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自己也能够问心无愧。所谓成就感并非是一步登天,而是在一步一步走过后,回头再看来路时那发自内心的欣慰与愉悦之情。一步步走来,切勿急切行事,用心急躁、急功近利的人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

无数的事例告诉我们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在于其做人的成功!失败者之所以失败,在于其做人的失败!

世界上聪明的人很多,有学问的人很多,又聪明又有学问的人也很多。可是你会发现在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没有成功,或者是成功的程度与学问不成正比。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只注重自己的做事能力,却忽略了做人的水平,一个人真正的成功在于做人,只有当你做人成功了,做事才会成功,换句话说,那就是:做人做事都成功的人才是真正的成功者。

我所遇到的一些成功人士,总是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未学做事,先学做人。”这虽是老生常谈,却是每个人毕生受用的至理名言。有些人血气方刚,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说这话是意得志满,装模作样,故意托词。殊不知,经过自己痛苦摸索,摔打多年,吃尽苦头,最后还得回到这句老话上来。

2.做人是成功的基础

做人胜于做事是所有成大事者的成功秘诀。在做任何事之前,先学会做人。做人不成功,成功是暂时的;做人成功,不成功是暂时的。人格是一个人的脊梁,得人心者得天下。成功之前,一定要有人格魅力。一个人失去金钱没有什么,如果失去朋友,就失去一部分,失去信用,就失去全部。

一个人不管有多聪明,多能干,背景条件有多好,如果不懂得如何去做人、做事,那么他最终的结局肯定是失败。很多人之所以一辈子都碌碌无为,那是因为他活了一辈子都没有弄明白该怎样去做人做事。

曾有人说,人生有三碗“面”难吃,一是场面,二是钱面,三是人情面,其中,最难吃的正是人情面。

偏偏这碗难吃又难捧的“面”,在学校往往没人会教,出了社会又没人敢教,于是,我们只得凭本能,不断在人情困境四面碰壁中,锻炼做人的能力。

尽管不容易,但并非没有脉络可寻。首先你要先理清一个问题:到底是做事重要,还是做人重要?

很多刚进职场的年轻人,仗着聪明才智,总觉得“实力决定一切”,做人不重要。对于不如自己的人,不是当面嗤之以鼻,就是在背后诋毁。

曾任美商联邦快递公司台湾地区总经理一职的朱兴荣,回想11年前,自己就曾经犯了这个“每个聪明人都会犯的错”。当时从美国念书回来,担任小工程师的他,每天只管窝在自己位置上,按时间完成专案即可,根本无须搭理其他同事,更遑论跨部门的合作。

因为专业表现亮眼,受到当时的总经理陈嘉良(现为联邦快递中国区总裁)器重,朱兴荣被点名担任一个囊括国内外中高阶主管的跨部门专案主持人。一向是“拼命三郎”的朱兴荣,过去工作有瓶颈,顶多熬夜加班就能过关,没想到这次却栽在一个紧要关头只会“推脱”的主管身上。他记得,当时专案流程出了问题,整个团队必须24小时进驻,体力、压力都不堪负荷,还要召开应变会议。就在会议进行到一半,心力交瘁到临界点的朱兴荣,又听到那位让他“感冒”已久的主管,没有办法又抱怨不休,他一时难掩怒气拍桌大喊:“这件事沟通很多遍,不知道到现在为什么还不做,如果有人不想做,这个专案也不用继续了!”

随即,这位只有两年资历的毛头小子,竟然当着众多高阶主管的面,天塌下来也不怕似地甩门而出。

直到深夜12点半,呆坐座位已久的他,感到双肩搭上了一双温暖的手,转身只见脸上堆满笑容的陈嘉良,他缓缓地说:“你啊,就像一根针,戳人会痛啊!若把这个针拿来缝衣服,就用对了,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去戳人?”“不是我要戳人,是他逼着我去戳人,我受不了!”朱兴荣气愤地说。

陈嘉良接着回应:“喔,因为你受不了,所以你就不用它去缝衣服,而去戳人?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委屈,在这个时刻,你若还能用它来缝衣服,大家会更感激你!”

朱兴荣笑着说,当时自己一心只想把事情做好而忽略了其他,产生了盲点,陈嘉良这番“戳人与缝衣”的道理,让拘泥在“你错我对”节骨眼的他顿时心门大开:“与其当场让他难堪,不如直接向他伸出援手,把事情解决了,这样会更有效率。况且,若我坐了他的位置,不见得能做得比他好!”

一般而言,年轻人容易陷入“做事”比“做人”重要的误区,因为做事的目标明确,短期即可见成效,投入与回馈十分直接。 相反,做人得面对“一样米养百样人”,不同角色的适应与考验,讲究的是长期的累积,无法立竿见影,且随着职位升迁,扮演的角色趋于复杂,难度还愈来愈高。因此,做人的重要性常常被视而不见。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行为。如果你将七分的力气花在做人、三分的力气花在做事上,那将会事半功倍。

当别人还在斤斤计较做事的方法,你却能展露做人的本领,这样你就比别人领先一步,成功的机会也就会更大。

3.做事为要,做人为先

人生一世,一是做人、二是做事。古今中外,无论是成就于皇廷贵苑,还是发迹于市井里巷,凡是成大器者,莫不将“做事为要,做人为先”的信念植根于心。

做任何事情,都是从做人开始的。古往今来,对人的要求,无不以做人为本。《大学》里说:“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儒家后继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培养人才的基本规范;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些无不讲做人的重要。

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故事。

有个人出生在香港一个贫困家庭,很小就被家人送到戏班。那时,演戏是下九流的行当,只有走投无路的穷苦人家,才有此举。

按照旧时梨园行的规矩,父亲只要同戏班签订了生死状,在约定期限内,他的生杀大权都在师傅手中。戏班里的管教异常严厉,本该在父母膝下承欢的年纪,他却在师傅的鞭子与辱骂下练功,吃尽苦头。时间不长,他就偷偷跑回了家,父亲勃然大怒,坚决叫他回去:“做人应当信守承诺,已经签了合同,绝不能半途而废。咱人虽穷,志不能短!”他只好重新回到戏班,刻苦练功,这一练就是十几年。

终虽有所成,但戏曲行业却一落千丈,他空有一身本事,却毫无用武之地。当时香港电影业正在迅速发展,但是男影星个个都是貌比潘安,威武雄壮。个子不高、大鼻子小眼睛的他,怎么在电影界混呢?

经人介绍,他进了香港邵氏片场,做了一个“臭武行”——跑龙套,他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居然是一具“死尸”。苦点累点不算什么,更要命的是,跑龙套的没有尊严,时常遭人百般刁难,冷嘲热讽。在那样的环境里,他没有怨天尤人,依然刻苦勤奋。由于学得一身好功夫,为人厚道,几年下来,他逐渐担当主角,小有名气,每月能拿到3000元薪水。

有一天,业内的何先生约他出去,请他出演一个新剧本的男主角,“除了应得的报酬,由此产生的10万元违约金,我们也替你支付。”何先生说完强行塞给他一张支票,匆匆离去。

他仔细一看,支票上竟然签着100万,好大一笔巨款!他从小受尽苦难,尝遍艰辛,不就是盼望能有今天吗?可转念一想,如果自己毁约,手头正拍到一半的电影就要流产,公司必将遭受重大损失。于情于理,他都不忍弃之而去。

一夜难眠,次日清晨,他找到何先生,送还了支票。何先生很是意外,他则淡淡地说:“我也非常爱钱,但是不能因为100万就失信于人,大丈夫当一诺千金。”

何先生非常欣赏这位年轻人,他的事情也很快传开了。公司得知非常感动,主动买下了何先生的新剧本,交给他自导自演。就这样,他凭借电影《笑拳怪招》,创造了当年票房纪录,大获成功。

那年他才22岁,全香港人都认识了他——成龙。

从影30多年以来,成龙一直都很敬业,重伤29次,却从未趴下,拍了80多部电影,在全世界拥有2.9亿铁杆影迷,他还是第一个把手印留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的中国演员。

有一次,成龙受邀去国外参加一个颁奖典礼,大批好莱坞大牌影星云集。他有些底气不足,谦逊规矩地站在一旁。出乎意料,那些大牌影星竟然主动排好队,一一上来同他握手。他这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也是大明星。”

在一次电视访谈中,成龙回忆起这些往事,感慨万千,深情地说道:“坦率地讲,我现在得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如果当初我背信弃义,从戏班逃走,又没有这身过硬的武功,或者为了得到那100万一走了之,我的人生肯定要改写。我只想以亲身经历告诉现在的年轻人,金钱能买到的东西总有不值钱的时候,做人就应当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可以说,成龙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和他懂得做人有着巨大的关系。可见做人是多么重要啊!如果你想做一个成功的人,首先你得学会如何去做一个优秀的人,也就是你必须掌握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和原则,只有做好一个人,才会做好天下事。

4.会做人者,一般能够成事

在与朋友交流中或者在和客户洽谈中我们经常听到先做人后做事这句话,由此可以看出做人比做事更重要。做人是做事的前提和基础。做事先做人,是因为人格在空间上决定了做事的空间。先做人后做事,做好了人,才能做事。从古至今这都是一条铁律。

在中国人的成功哲学中,做人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意味的词。做人,要有正气;做人,要照顾关系;做人,就不能太自私。所有的这些说法,无不表明了中国人对于做人这样一种品质的关心。从儒家传统观念来看,做人则意味着一套系统的社会伦理文化。

人们往往说“先学会做人,然后就会做事了”。意思就是在你做事之前,你得学会做人,具有这个做事的资格和能力。做人是做事的前提,确实是千载不变的道理。人与人的接触和了解,是在生活中慢慢积累的,做人反映一个人的各方面素质,因小见大,细节处见真知,会做人者才可以取得对方的信任,取得做事的机会。先人后事,会做人者,一般能够成事,这和《论语》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语的本质是相同的。

某公司招进来两位大学生,都是本科毕业,一个叫筱,一个是瑾。俩人在同一个部门里,做同样的工作,她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都不相上下。但俩人在人际交往及事务处理方面,却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筱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的女孩,无论是见到领导还是同事一律直呼其名,要么就小刘、小赵地喊。有一次,她的顶头上司王经理正在会议室会见客户,筱推开门,冲里面就大喊一声:老王,你的电话。刚刚33岁的王经理,竟被属下喊成老王,又是当着客户的面,极其尴尬。

而瑾就不同了,无论是见到上级还是其他同事总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轻声细语、小心翼翼地喊经理、主任,没有职务的,她就喊大姐或大哥,年龄稍长的人,她就喊师傅,总给人一副和善、亲近的面孔。

筱只有工作日的时候才来公司,下班后一刻不停立刻走人,与公司里的任何人都没有太多的交往。而瑾就不同了,她下班以后,看到有人没走就会留下来,总是问别人有没有需要帮忙的。若能帮上的,她总是尽力去做。如果别人也没事了,她就与人家聊聊天,说说闲话。而事实上,她有时也会请别人帮忙。有一次,她到一位公司助理的办公室,说有一件大事务必请他参谋参谋。原来是她弟弟要参加高考,想请那位助理给指点一下,看填上什么志愿好。那位助理心想,人家都把自己弟弟的前途交在他手里了,自然不敢含糊。于是,很认真地给瑾分析了近几年的行业发展和就业形势,然后慎重地给她提出了建议。瑾千恩万谢地走了。后来,那位助理与其他人谈论起这件事,他十分赞赏瑾为人的谦虚。美国成功学家卡耐基在一本谈成功之道的书中介绍了一条赢得别人好感的方法,那就是请对方帮忙,让对方获得做重要人物的感觉。大家不禁暗暗惊叹:瑾真是一个精明透顶的女孩啊!

一年后,筱和瑾所在部门的一个副经理被调到其他部门去主持工作了,于是公司决定采用公开竞聘的方式选拔出新的副经理。筱和瑾的外部条件都符合,又都是公司的业务骨干,于是俩人都报名竞聘。竞聘的结果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瑾以绝对的优势击败了筱,成为公司最年轻的中层干部。事实上,很多公司招聘的第一个原则便是:先做人,后做事。工作能力当然重要,但是做人技巧同样不可或缺。

5.有了成绩,也不要忘记做人

人们在强调先做人后做事的同时,不能忘记,会做事了,仍然要学着做人。

有句俗话说得好:得意不能忘形。李白诗中写道“人生得意须尽欢”。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得意尽欢,乃人之常情,更显人生之酣畅淋漓。可是,在今天的社会里,若取得了成功,得意却不能尽欢,得意还得小心谨慎。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不会做人者,当然成不了事。有先学会做人,吃得苦中苦,成为人上人者,成事以后却忘了做人,自我欲望膨胀,最终仍导致了失败的结果。在已经被查处的高官或者企业老总当中,查看其成长史,大多在成事之前都经过一段磨炼,表现不俗,因此才登上了高位;可是,其成事之后却忘了如何做人,得意忘形,面对巨大的物质诱惑,失去了对自己道德修养上的制约,自然是一发不可收,最终置身于罪恶之中。

由此可以看出,做事可能是人生某些阶段的事情,而做人,则是伴随人一生的。做人是我们一生中活到老、学到老的一门学问。先做人,后做事,对于步入社会的青年人来说非常重要,而做事后不忘做人,更是我们必须要时时谨记的。

当一个人事业有成、加官晋爵之时,当然是值得庆贺的,但这种庆贺应适可而止,切忌得意忘形,特别是在言辞上,那种“上嘴唇顶天,下嘴唇顶地”的高谈阔论,还是少一些为妙。因为在你的身边,还有一些失意的人,你的张扬会引起他们的心态失衡,有时会激得他们做出一些超出自己能力控制范围的事情,以至于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是在失意的朋友面前,则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了,只有在言辞上低调,才能融入朋友之中,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

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他在成功以后是怎么做的。

美国南北战争时,北军格兰特将军和南军李将军率部交锋,经过一番空前激烈的血战后,南军一败涂地,溃不成军,李将军还被送到爱浦麦特城受审,签订降约。

格兰特将军立了大功后,没有骄奢放肆、目中无人。他很谦恭地说:“李将军是一位值得我们敬佩的人物。他虽然战败被擒,但态度依旧镇定。像我这种矮个子,和他那六尺高的身材比较起来,真有些相形见绌。他仍是穿着全新的军装,腰间佩着政府奖赐他的名贵宝剑;而我却只穿了一套普通士兵服装,只是衣服上比士兵多了一条代表中将官衔的条纹罢了。”

也许你以为格兰特将军的自谦固然值得赞美,而李将军以败将的身份,居然也昂首挺胸、衣冠整齐,是不是有些示之骄傲呢?其实不然,李将军虽然战败,但仍能坦然忍受耻辱,这正是他勇敢坚毅的地方。他这样做,是表示他把失败当做一种经验,而非一种耻辱,如果能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他仍能挺身奋战、争取光荣。所以他也可以说是一位不失风度的军人。

格兰特将军不但赞美了李将军的态度,而且也没有轻视他的战绩。他认为自己的成功和李将军的失败,都是偶然的机会造成的。他说:“这次胜负是由极偶然的环境决定的,当时敌方军队在维吉尼亚,几乎天天遇到阴雨天气,害得他们不得不陷在泥潭中作战。相反的,我们军队所到之处,几乎每天都是好天气,行军异常方便,而且有许多地方往往是在我军离开一两天后便下起雨来,这不是幸运是什么呢!”

这一番谦虚的话听在人家耳里,远比无数次的自吹自擂好得多。唯有对自己的成就发生疑问的人,才爱在人家面前吹牛,以掩饰那些令人怀疑的地方。一个真正低调的人,是不必自我吹嘘自我炫耀的,因为你的成绩,你的成功,别人会比你看得更清楚,而且会记在心上。

格兰特将军把一场决定最后命运的大胜利,归功于天气和命运,这正表示他有充分的自知之明,始终没有被名利的欲念所埋没。

第2章 做事先做人,做人先立德

德是做人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处世”,首先是要“做人”,故“为人处世”不可分割,“做人”即是立身处世。而“做人”的要义在于人的行为必须合乎人应该具有的道德规范,也就是说做人就是要以道德律己,以道德待人。

1.德是做人的根本

德是做人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处世”,首先是要“做人”,故“为人处世”不可分割,“做人”即是立身处世。而“做人”的要义在于人的行为必须合乎人应该具有的道德规范,也就是说做人就是要以道德律己,以道德待人。

日常生活中我们评价一个人素质低的时候,最常说的就是“这人真缺德”。可见,对为人“缺德”的评判,是对人最严厉的谴责。“德”体现在做人上,就是要求一个人应该“诚实正直”、“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克己奉公”、“言行一致”、“忠厚善良”、“廉正俭朴”、“行为刚直”等等。所有这些优秀的品德,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前提和成就一番事业的根基。

对于品德修炼,古人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那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孟尝君是赫赫有名的战国“四大公子”之一。有一次,门下食客冯欢自告奋勇替孟尝君去他的封邑薛地讨债。冯欢临行前,问孟尝君是否要顺便买点什么东西回来。孟尝君觉得好笑,自己家里应有尽有,什么也不缺,冯欢连这个也不明白吗?

于是他便随口敷衍冯欢说:“你看我家里缺什么,就替我买什么吧!”冯欢欣然领命而去。到了薛地,冯欢召集应当还债的百姓,一一查对了他们所欠债务的凭证,然后假托孟尝君之命,将这些老百姓的债务悉数取消,并将一车借据当场焚毁。薛地百姓喜出望外,感激涕零,高呼“万岁”。

冯欢回去向孟尝君交差,孟尝君问他:“此去薛地,讨债是否顺利?”冯欢回答:“十分顺利,把债务都了结了。”孟尝君问:“那你要回来多少钱?”冯欢说:“我一个钱也没有带回来,把钱都买了您家里所缺的东西了。”

孟尝君好奇地问:“你究竟买了些什么呢,要花去这么多钱?”冯欢回答:“我看您家中珍宝堆积如山,门外肥马满厩,身边美女如云,真是要什么有什么,但唯独缺少‘仁’。您既然要我看您家里缺什么买什么,所以,我就替您买了‘仁’。”

孟尝君不解地问:“什么是买‘仁’?”冯欢就一五一十汇报了此去薛地讨债及烧毁借据的经过。孟尝君听后哭笑不得,又不便发作,以免失掉风度,只是讪讪地说了声:“你去休息吧,先生!”对这件事不置可否,但心里对冯欢很不满意,他对失去这么多钱很是心痛。 一年后,孟尝君失宠于齐王,丢了官,被遣返封邑薛地。当时孟尝君真有些心灰意冷,一路上打不起精神来。但在他的车马距薛地还有百里之遥时,薛地的老百姓却早已经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在路上迎接他了。这时,孟尝君精神为之一振,心中燃起了重振雄风的希望。他恍然大悟,理解了当初冯欢之所以要买“仁”,就是为了替自己积“德”,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深意。面对眼前百姓热烈欢迎自己的场面,孟尝君感慨地对冯欢说:“先生替我买的‘仁’,为我积的‘德’,我今天见到了!”

冯欢买“仁”,孟尝君当时对他擅自烧毁借据虽然不悦,但却糊涂了之,结果为自己留了后路。

冯欢的所谓买“仁”,其实就是收买人心。这种做法为孟尝君营造了一个安全的据点,使他退可守,进可攻;积了“德”,使穷困百姓摆脱了沉重的债务,为孟尝君赢得了他们的拥护。买“仁”就是积“德”,积“德”就能得到百姓的拥护,而得到人心必能立于不败之地。

道德是可以约束人行为的规范,它需要全社会弘扬。中国这个礼仪之邦曾造就了颜回的高贵品德,造就了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时还念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豁达胸怀。饥寒交迫家徒四壁的古人谈道德,今天我们却在为了温饱、富足后道德准则的倒退而恐惧害怕。

道德的沿袭发展重在言传身教。素质教育呼唤思想道德建设,思想道德建设重在全社会参与,只有全民参与,才能构建一个尊师重道的和谐社会。

管宁是三国时期的名士,少年笃志好学,家贫,但不接受他人赠予,以德操高尚遐迩闻名。他与华歆、邴原两人关系融洽,人称三人为“一龙”。实际三人的追求并不一样,由此也导致后来发生裂痕乃至断交。

一次,管宁与华歆在菜园锄草,发现土里有一块金。管宁看见黄金,认为它与石头瓦块没什么两样,照旧锄草,华歆却把它捡起来,凝视许久。不久,两人同席读书,外面传来鸣锣开道声,是个官员从这里经过。管宁端坐读书如故,华歆却把书放下,以羡慕的眼光观看并敬佩不已。管宁鄙视以极,盛怒之下,把席割开分坐,痛斥华歆说:“子非吾友也!”两人中,一个视金钱如粪土,另一个看财富如瑰宝;一个是不为权势所动,另一个对官员背躬屈膝,实在是志不同、道不合,这种友谊岂能长久?

后来,管宁为了避开战乱,移居辽东。在辽东,他“语唯经典,不及世事”。他所寄居的屯落,乡民经常因为谁先打水而动手打架,管宁深以为患。于是,他出钱买了许多打水器具,悄悄放在井旁,供乡民使用。当乡民知道这是管宁所为时,非常惭愧,“乃各自责,不复斗讼”。有的人家放纵牛羊糟蹋管宁的庄稼,管宁发现后,就把牛牵到阴凉处,又取草料喂养,比主人照料得还周到,牛主得知后,追悔莫及。在管宁的影响下,这个屯落再无斗讼之声,乡民礼让成风。

在北魏初年,登上司徒高位的华歆屡次向魏文帝曹丕推荐管宁,但管宁再三推辞不就,决心在清素淡泊中度过一生。在故居,管宁衣着普通,没有几多积累。但是,当得知哪家生活窘迫时,管宁无不倾囊相助。日常与人来往时,“与人子言,教以孝;与人弟言,训以悌;言及人臣,诲以忠。”对人谦恭,语言平和,用人格的力量感染了许多人。管宁84岁,无疾而终。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无论是否与他有过交往,无不嗟叹。而华歆虽然在政坛上叱咤风云一时,但口碑不佳,与管宁相比,华歆在人品上好像欠缺了不少。

德是一种灵性地契合于宇宙自然“善”、“仁”、“慈”、“爱”的浩然力量,能让内心深处滋生平和宁静好心境,是使智慧和力量平衡、欢乐、和谐、圆融的根本。

2.做人要先立德

古代有种思想叫“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不朽,放在今天来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人生价值。按照“三不朽”的思想,人的价值不在于你生前在物质上得到了多少,而是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你为群体贡献了多少。因为有什么样的贡献,社会对你就有什么样的评价。

对于一个人来说,物质方面的东西,财富也好、权势也好、地位也好,是身外之物,真正能够不朽、能够体现你的价值的,是社会对你的评价。

讲到立德立功立言,这三者之间立德是最重要的,所谓太上是立德。因为立功立言是需要条件的,并不是谁想做到就一定能做到,有很多实际的或现实的条件限制。但唯有立德是不需要条件的。不管你是在什么条件下,立德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是否愿意,自己是否努力。所谓立德,也就是重视人的操守,一个人有了高尚的操守,才能真正得到他人的爱戴与尊敬。

有一次,信奉阴阳学说的景春对孟子说:“当今的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那些诸侯便都害怕得安静下来,天下便太平无战。”

孟子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这怎么能称得上是大丈夫呢?一个人应居住于天下最宽广的大厦,那就是‘仁’;要站立在最正确的位置,那就是‘礼’;该行走于最光明的大道,那就是‘义’。得志,便与百姓循序而进;失意,也能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乱我心,贫贱不能改我志,威武不能屈我节,这就是节操,有节操者方称大丈夫。”

一腔正气,可贯长虹,不虚饰,不苟且,不贪恋荣华富贵,不惧怕权势强力,不以全身而偷生,这就是气节。

知正道而持行不怠,守本性而遗世独立,行仁仗义,依理遵道,这就是操守。

合而论之,人之节操,存于内则为仁德,化于外则为坚贞,执于行则成义礼,达于人则为典范。说到底,立命处世,节操是人之根本。

晋代陶渊明从小喜欢读书,不想求官,家里十分贫困,常常揭不开锅,但他还是照样读书做诗,自得其乐。

后来陶渊明家境更为贫寒,靠自己耕种田地,也养不活一家老小。

于是亲戚朋友劝他也出去谋一官半职,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答应了。当地官府听说陶渊明是名将陶侃的后代,又有文才,就推荐他在大将刘裕手下做个参军。但是没过多少时日,他就看出当时的官员、将领互相倾轧,心里十分厌烦,提出到地方上去做官,上司就把他派到彭泽当县令。

当时做个县令,官俸并不高,加上陶渊明一不搜刮百姓,二不贪污受贿,日子过得还是不富裕,但是比起他在乡里的穷日子,当然要好得多。他觉得留在一个小县城里,没有什么官场应酬,也还比较自在。

有一天,郡里派了一名督邮到彭泽检察工作。县里的小吏听到这个消息,连忙跑来向陶渊明报告。当时陶渊明正在他的内室里捻着胡子吟诗,一听到来了督邮,万分扫兴,但是又没办法,只好勉强放下诗卷,准备跟小吏一起去见督邮。

小吏一看他身上穿的还是便服,吓了一跳说:“督邮来了,您该换上官服束上带子去拜见才好,怎么能随随便便穿着便服去呢!”

陶渊明本来就看不惯那些依官仗势作威作福的督邮,一听小吏说还要穿起官服行拜见礼,更不愿受这种屈辱。他叹了口气说:“我可不愿为了这五斗米官俸,去向那小儿打躬作揖。”说着,他也懒得见督邮,索性把身上的印绶解下来交给小吏,辞职不干了。

陶渊明回到老家以后,觉得整个社会乱糟糟的局势跟自己的志趣、理想距离得太远了。从那以后,他就隐居起来,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闲着就写诗歌、文章,来寄托自己的心情。“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从陶渊明这段故事中总结出来的,陶渊明可谓拥有节操的楷模。

中国人的基本人生价值观念,是把自己放在群体中间,实现自己。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要修身成仁,每一个人都要拥有理想的人格,这样社会才能安定。所以说,做人要先立德,只有为自己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活得光明正大,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做一切事情,都要讲“德”,如工作要讲职业道德,行路要讲社会公德,待人处世要有诚信品德。和睦家庭、和谐社会都提倡“重德”。提倡重德,就是使人具有良好的心态、美好的品德,让我们随时保持良好的内心世界,培养自己美好的心境,使人生道路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立德,就能品德高尚,为人行事光明磊落。天下之事,纷纷扰扰,事事交织,事事纠缠。也许有些人在这件事上可以公正,可在另外一件事上不能公正。不是人不明白事理,而是人不能明白事理;不是人不公正,而是人不懂得公正。就这样,世界变得复杂了。

狄仁杰是唐高宗李治朝中的大臣,曾任大理丞。一次,有两个武官误砍了昭陵(李世民墓)的柏树,按律应削职为民,而唐高宗却意气用事,下令斩首。

按理说,皇帝的金口玉言,臣民都应当执行,可是狄仁杰不肯执行,说:“此二人所犯不是死罪,不应该杀头。”李治说:“他们竟敢砍昭陵之柏,我若不杀他们,就是不孝。”

狄仁杰仍极力坚持不能处以死刑,李治十分恼火,命令他出去。狄仁杰说:“犯颜直谏,自古以来都认为是很难的事。臣以为若遇上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那自然很难;但若遇上唐尧、虞舜那样的贤君,其实很容易。现在,按照法律来说两人并没有犯下死罪,陛下却下令将其斩首,这会使大唐的法令失信于天下。这样一来,人们将手足无措。如果因一棵柏树而杀两名武官,后代将如何看待陛下?臣所以不敢接受这样的命令,是担心使陛下陷于不道的境地!”

高宗听了,冷静下来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收回自己的成命,同意狄仁杰按法令,把两名武官削职为民,流放到岭南。过了几天,高宗提升狄仁杰为侍御史。

在狄仁杰身上,体现了一种崇尚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公正品质。

今天,有些人由于经验不足、思虑不足,偶尔会说错一句话,但这并不要紧,只要是为了正义,敢于仗义执言,即使说的不尽善尽美,也是值得我们去弘扬的!后者奉行的是消极庸俗的处世观,其要义是“言多必失”。那么,怕“失”什么呢?当然是个人的私利。由此可见,公心和私心之间判若鸿沟,是难以作比的。所以司马迁先生早就为我们留下了一句名言:“千人之谎谎,不如一士之谔谔。”

公正依赖于人们对事物进行客观细微的评判。而评判则因人而异,无论评判规则如何精细入微,公平也只能是相对的公正。就像体操、滑冰等体育比赛项目一样,评委们手里的评分细则都是一样的,但得分却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相差很远。

人们在生活中总是不断地寻找着公正,这说明公正实是在太少了。“这事太不公平。”你常会听到这样的感叹。但不公平照样是不公平,绝对的公平永远只能存在想象之中。

排除私欲,公正客观地看待事物,却也未必能尽如人意。如同一个人品茶,这会儿品出的是口感如何,过一会儿品出的是韵味如何,再一会儿品出的却是香气如何。

有时越是想获得公正,离公正越远。公正实质上只是一种平衡,大多数人没有意见,就可以通过了。

3.以德服人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三国时代刘备的个人能力不及曹操,在那个群雄并起的乱世,曹操参战的获胜机会远远高于刘备获胜的机会,刘备可以说是败多胜少。结果是曹操顺利地扩充势力,而刘备却时沉时浮。

既然如此,曹操为什么会将能力远不如自己的刘备视为天下枭雄呢?根本原因在于刘备拥有的仁义大大弥补了他个人能力的不足。

刘备为了聘请诸葛亮为军师,不惜三次亲自到诸葛亮的茅屋去请他。当时两个人地位相差非常悬殊:刘备虽然在争霸的过程中不太顺利,但是也颇有名望,而且当时已年近五十;而孔明却是二十岁出头的无名小卒。刘备竟然会特地三次造访孔明,以最崇敬的态度请求孔明做他的军师。等到孔明应允之后,又马上将全部作战计划等国家大事都委任于他,这实在是一种高度的谦虚以及对贤才深切的信赖。

刘备临终前,曾经留给幼主刘禅一封遗书来训诫他,其中有“唯贤唯德,能服于人”两句话。“贤”是指聪明,“德”是指道德,德可谓人之所以为人的魅力所在。如果在位者缺少贤德,便无法使臣下真心服从。刘备又说:“你的父亲是一个缺乏贤德的人,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刘备自谦地认为自己没有贤德,实际上正好相反。刘备晚年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成就与其说是刘备自己的才智所获得的,不如说是来自部下们的奋斗更恰当。像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甚至可以为刘备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他们之所以这样忠心耿耿,完全是因为刘备所具有的仁德,即谦虚、体谅,以及对他人赋予的信赖。

夺江山者,多以武取得,而刘备却用“仁”获得了文韬武略的将才,为自己夺天下积蓄了最重要的武器。夺天下需“仁”,为人处世亦如此,只有行“仁”,才会得到亲人的支持和朋友的信赖,自己才会安身立世,有所作为。

君主有德实属不易,要排斥封建王朝其欺诈的本质而彰显德的高贵更是难得。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很难看到真正有德的君王,更多的时候,德之君王往往因不德之朝野而染泥着垢,更不用说那些不德乃至为非作歹、凶狠残暴的君王了,最后终归是背了万世骂名。

以德治国,得天下者首先应公开诸多条例,以安抚百姓为先机,不施以重捐,待到民力得盛且国家小有富足之日,更广开言路、广纳贤才,唯重礼重教为风,倡导民族意识与精神,豪放人民愚公移山之胆略,塑国家咄咄之威风,这才是国家大德的立意与结果。

当然,修德不止于此,国家的大德还在于国家是否令行禁止,一切典章是否皆出之有物,公平、公开的办事方针是否得到真正的贯彻,人民的疾苦呼声是否能够接收并得到及时的反馈。当然,这一切,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哪个朝代哪个君主可以承诺,并一以贯之全予埋单。

泰始元年,司马炎受魏禅,改元为晋,当他坐上那万人景仰的龙椅之时,他并没有陶醉在众大臣山呼海啸的万岁声中,因为现实已经不允许他陶醉了。

自东汉灵帝朝的十常侍之乱以来,历经董卓之乱,群雄逐鹿后的中原已是千疮百孔,虽然在魏国时攻灭了蜀国,并且在四五十年的时间里兴修水利,屯田生育,但是总的来说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是没有恢复到一个社会正常发展需要的水平。

经济上,百姓流离失所,农田失耕,生产力极度衰退。

政治上,在短时间内经历曹魏代汉和司马代魏两次禅让后,大批的士大夫在道德上无法接受这种取代,并且对这种禅让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作为汉族精英的士大夫纷纷放弃了朝廷的官位,归隐山林。他们的离去,造成了晋国人才匮乏,政令不修。

军事上,虽然晋国拥有精锐的陆军,但是水军还是弱于吴国,而单凭陆军是无法越过长江天堑的,这个定理几十年前曹操就已经证明过了,并且一支没有经济和政治支持的军队就像是一支没有好弓的箭,是射不远的。

如何改变现状呢?司马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以德服人。

刚刚在禅台上接过魏帝玉玺的他宣布了新皇帝的第一个命令:大赦天下!

在往后的日子里,司马炎对天下人的诏书中,最多的便是大赦天下。的确,在人口缺乏的年代,与其把犯了罪的人杀死,不如放出来垦荒种田,但是当皇帝的光会大赦天下是不够的,那样的话当皇帝就太简单了。

司马炎开始了展示他以德服人的手段。

封魏帝为陈留王,并且可以享用天子的排场。魏国的皇亲封为县侯,封刘禅的一个儿子为骑马都尉,去除司马懿以来对魏国皇室设置的种种禁锢……等等一系列做给天下人看的措施,使人们对这个宽和政权开始有了好感。

既位初始他就免去天下农户三年的赋税,之后每逢大灾既免当年赋税,开垦荒地的免五年赋税,鼓励生育……大家都吃饱肚子后,天下大定,繁荣的局面开始出现。

就是在军事上,他也嘱咐将领要以德服人。羊轱在任扬州刺史的时候,对于抓来的吴兵,总是安排他们好吃好喝,然后发给路费放人。渐渐的,在吴国的军队里竟然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晋军真是一支又仁义又友善的军队啊。

在司马炎卖力地推行了十多年仁政之后,晋国政通人和,兵精粮足。在太康元年正月,命大将王浑、王竣领兵直取东吴。太康三年,王竣的舰队直接开到了吴国的石头城下,吴主孙皓二话不说,自己绑了双手就出来投降了。

自此,三国归于一统,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晋朝在以德服人四个大字下横空出世。

俗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别人采用手段来伤我们,我们也用相同手段回击,这就显得气量狭小了。不如糊涂一点,以德报怨。

战国时,梁国与楚国相邻,两国在边境上各设界亭,亭卒们也都在各自的地界里种了西瓜。梁亭的亭卒勤劳,锄草浇水,瓜秧长势极好,而楚亭的亭卒懒惰,不事瓜事,瓜秧又瘦又弱,与对面瓜田的长势不能相比。楚亭的人觉得失了面子,有一天乘夜无月色,偷跑过去把梁亭的瓜秧全给扯断了。第二天,梁亭的人发现瓜秧被人扯断,气愤难平,报告给边县的县令宋就,说我们也过去把他们的瓜秧扯断好了!

宋就心平气和地说:“这样做当然是很解气的,可是,我们明明不愿他们扯断我们的瓜秧,那么为什么再反过去扯断人家的瓜秧?别人不对,我们再跟着学,那就太狭隘了。你们听我的话,从今天起,每天晚上去给他们的瓜秧浇水,让他们的瓜秧长得好起来,而且,你们这样做也是莫大的功德呀!

梁亭的人听了宋就的话后觉得有道理,于是就照办了。

楚亭的人发现自己的瓜秧长势一天好似一天,仔细观察,发现每天早上地都被人浇过了,而且是梁亭的人黑夜里悄悄为他们浇的。楚国的边县县令听到亭卒们的报告后,感到十分惭愧又十分敬佩,于是把这件事报告了楚王。楚王听说后,也感于梁国人修睦边邻的诚心,特备重礼送梁王,以示自责,亦示酬谢,结果这一对敌国成了友好的邻邦。

由此可以看出,宽容就是以己之心去度人之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这样的胸怀处理问题,不但可以形成一种重大局、重诚义、不计前嫌、不报私仇的氛围,而且可以使双方培养宽广而又仁爱的胸怀。4.为人处世,贵在有德

俗话说“不怕人不敬,就怕心不正”、“不能正己,焉能正人”,表现的都是正直的人第二特征是心正。心正的人能时刻约束和修正自己,能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使自己处于被爱戴和悦纳的地位。

为人处世,贵在有德。一个人是否品德高尚、受人尊敬,首先看他是否是一个正直的人。正直之人,要信奉和笃行正确的做人标准及规范,而保证不发生偏离和越轨行为。人类是属于群体生活的,所以,每一个个体的努力,都会影响到社会的进步;每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也是社会康乐的基石。个体与社会,具有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这是人类的一项特质。我们该如何发挥这项特质呢?首先必须认识“身为万物之灵”的神圣,并仔细而冷静地观察事物的真相,培养适当判断与应变的智慧;同时,应该彻底思考并了解人生的价值与真谛,不断鞭策自己,朝向全人类的福祉迈进。而为了充分发挥人类休戚与共的这项特质,一定要做到正直为人,要以无私天真的胸襟,来实现人生的真实意义。

正直的人第一个特征是正。心正“不怕雷打”、“不怕冷风吹”;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歪”;气正不怕邪气,也能压倒邪气。“直”是孔子爱讲的一个字,在《论语》中出现了多次。

孔子所主张的“直”,是经过人格培养、合乎道理的一种品德,这就是:正直,合乎正道的直。孔子高度肯定这种直,他说:“人的生存由于正直,不正直的人也可以生存,那是他侥幸地免于祸害。”“质直好义,是做人已到通达境界的表现。”“应该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放在歪邪的人之上,这样老百姓才会安定。”这样直的典型,孔子认为卫国大夫子鱼可算一个。当时,奸人弥子瑕为卫灵公所重用,子鱼多次诤谏不得果。临死前,叫儿子不要在正室里办丧事,以此为“尸谏”,希望卫灵公斥退弥子瑕而任用蘧伯玉。这样为道义而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观点,是最难得的。另外,按原则办事,不徇私情,不私下请托等等,也是这种正直品格的表现。《吕氏春秋·去私》中有一个“亲仇不避”的故事:

有一次,晋平公找到祁董羊,对他说:“南阳缺个县令,你看谁可以去担任这个职务?”

祁董羊回答说:“解狐可以。”

晋平公问:“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

祁董羊又回答说:“您询问的是谁可以胜任南阳县令,我必须据实回答。”

晋平公于是让解狐出任南阳县令,解狐果然不负众望,将南阳治理得井井有条。

过了一段时间,晋平公又问祁董羊:“现在国家缺少廷尉,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呢?”

祁董羊回答:“祁午可以胜任。”

平公说:“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

祁董羊答道:“您询问的是谁可以胜任廷尉职务,不是问我的儿子。”

晋平公说:“好。”就真的又任命祁午担任廷尉,全国的老百姓都一致盛赞这两件事。

孔子听到这两件事后,感叹道:“好啊,祁董羊推荐人才,外举不避仇人,内举不避儿子,真是出以公心啊!”

这则故事,是为了强调“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要求领导必须着力秉公办事,出以公心,才可以长治久安。在今天,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新世纪,但这个故事仍然具有现实的教育作用。

处世做人,贵在有德。中国人的所谓“处世”,首先是要“做人”,故“为人处世”不可分割,“做人”即是立身处世。而“做人”的要义在于,人的行为必须合乎“人”应该具有的道德规范,做人就是以道德律己,以道德待人。

对为人“缺德”的评判,是社会生活中甚为严厉的谴责。有的人一生都无法摆脱小人的嫉妒和谗言的进攻,而且最后还是死在嫉妒与谗言两大恶疾之中。

吴起的才干是他一生的财富,也是他一生中招致谗言的原因。

吴起生于卫国,在鲁国都城曲阜学习兵法。齐军攻鲁时,鲁君任吴起为大将应战。但吴起之妻是齐国人,鲁国人民因此并不信任他。重信义的吴起知道这件事后就把妻子杀了,然后率军出征,大破齐军。

但是嫉妒吴起才能的人向鲁君进谗言,吴起只得离开鲁国,到魏国去。魏文侯任用吴起为将军。吴起与秦军作战,攻陷五座城池。

有一次,一个士兵因为长疮而很痛苦,吴起见状,立刻亲自替他吸出脓液。

从士兵到军官,对吴起的用兵艺术都佩服不已。

魏文侯死后,儿子武侯即位。有一天,武侯乘船下黄河,对吴起说:“多壮观呀!险峻的山河,真是魏国之宝。”

吴起回答:“明君应以德保国而不是以险峻的山河护国。从前三苗氏位于洞庭左边、鄱阳湖右边的险要之地,但是因为不修仁德而被夏禹消灭。夏桀王之都位于黄河济水之左,华山之右,伊阙山之南,背有羊肠险道,可说是身居要地,但是因为不施仁政,而被殷汤放逐。由此可知,治国之道在于施仁德,而不是靠险阻的山河。如果君王不以仁治国,那么在船中所有的人都将是你的敌人。”“说的是,说的是。”武侯铭记吴起的话。

吴起任西河太守,非常有名气,但是魏王任田文为宰相,令吴起非常生气。有一天田文和吴起碰面,吴起半嘲弄半开玩笑地对田文说:“我想和你比功,怎么样?”

田文带点困惑的表情说:“好吧!”

吴起问:“身为三军之将,能使士兵乐于为国而死,使敌国不敢出兵的是你还是我?”“我比不上你。”“管理百官,万民亲近,国库充实,谁较有作为?”“我不及你。”“敢守西河,不使秦兵向东兴兵,让韩、赵归顺的事又如何?”“我不及你。”

吴起更强硬地问:“以上三个条件,你都不如我,但你却是宰相,这是什么原因?”

田文很沉着地回答:“国君年幼,大臣还无法心服,也尚未建立声誉于人民。这时候,究竟是该把国事托给你,还是该托给我?”

吴起沉默了,不久回答:“应该交给你!”吴起此时已认识到自己远不如田文。

田文又说:“我地位高于你,不为别的,就只是因为这个原因罢了!”

吴起完全站在军功的立场来看职位的高低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田文原来是齐国皇族,位居齐国宰相,后来被齐国追讨而逃命到魏国。他被称为孟尝君,以拥有3000名食客而闻名,年幼时就是一个有才能、品格又高尚的人。

一心为公的人往往容易受到他人的妒忌,由此使自己陷于矛盾之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对这样的不平待遇要善于忍受,否则稍有不慎,就会让小人得意,自己反而会受到更大的打击。

西晋的石苞面对不平,心底无私,坦然相对,使晋武帝终于自省,也消除了自己的不平之境。

石苞是西晋时期一位著名的将领。晋武帝司马炎曾派他带兵镇守淮南,在他的管区内,兵强马壮。他平时勤奋工作,各种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当时,占据长江以南的吴国还依然存在,吴国的君主孙皓也还有一定的力量,他们常常伺机进攻晋朝。对石苞来说,他实际上担负着守卫边疆的重任。

在淮河以南担任监军的名叫王琛。他平时看不起贫寒出身的石苞,又听到一首童谣说:“皇宫的大马将变成驴,被大石头压得不能出。”石苞姓石,所以,王琛就怀疑这“石头”就是指石苞。

毫无理由地怀疑他人,陷人于不平之中,实在是不义之举。

他秘密地向晋武帝报告说:“石苞与吴国暗中勾结,想危害朝廷。”在此之前,风水先生也曾对武帝说:“东南方将有大兵造反。”等到王琛的秘报送上去以后,武帝便真的怀疑起石苞来了。

正在这时,荆州刺史胡烈送来关于吴国军队将大举进犯的报告。石苞也听到了吴国军队将要来进犯的消息,便指挥士兵修筑工事,封锁水路,以防御敌人的进攻。武帝听说石苞固守自卫的消息后更加怀疑,就对中将军羊祜说:“吴国的军队每次来进攻,都是东西呼应,两面夹攻,几乎没有例外的。难道石苞真的要背叛我?”羊枯自然不会相信,但武帝的怀疑并没有因此而解除。凑巧的是,石苞的儿子石乔担任尚书郎,晋武帝要召见他,可他过了一天时间也没有去报到,这就更加引起了武帝的怀疑,于是,武帝想秘密地派兵去讨伐石苞。

武帝发布文告说:“石苞不能正确估计敌人的势力,修筑工事,封锁水路,劳累和干扰了老百姓,应该免他的职务。”接着就派遣太尉司马望带领大军前去征讨,又调整了一支人马从下邳赶到寿春,形成对石苞的讨伐之势。

王琛的诬告,武帝的怀疑,对石苞来说,他一点也不知道,到了武帝派兵来讨伐他时,他还莫名其妙。但他想:“自己对朝廷和国家一向忠心耿耿,坦荡无私,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这里面一定有严重的误会。一个正直无私的人,做事情应该光明磊落,无所畏惧。”于是,他采纳了部下孙铄的意见,放下身上的武器,步行出城,来到都亭住下来,等候处理。

武帝知道石苞的行动以后,顿时惊醒过来,他想:讨伐石苞到底有什么真凭实据呢?如果石苞真要反叛朝廷,他修筑好了守城工事,怎么不作任何反抗就亲自出城接受处罚呢?再说,如果他真的勾结了敌人,怎么没有敌人前来帮助他呢?想到这些,晋武帝的怀疑一下打消了。后来,石苞回到朝廷,还受到晋武帝的优待。

俗话说:“脚正不怕鞋歪,身正不怕影斜。”石苞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和紧急关头,遇事应该冷静地对待和妥善地处理。对于自己所遇到的不平遭遇,要勇于忍受。不要因此而惊恐不安或是气愤不已,轻举妄动,那样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5.德是立身之本“小胜凭智,大胜靠德”精辟地道出了德是立身之本,以浅显的语言阐述了社会发展的真谛。此言对自身建设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如果仅仅要获得眼前的某些利益,只要运用一定的智慧与谋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放眼未来的宏伟大业,就得以我们的品德来打动人心,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来凝聚力量。

人生一世,谁都不甘平庸,都想成就一番大业,不虚此生。可是这世界上能干事的人不少,成大业的人却不多,究其原因,方方面面,主客观因素都有。比如要有良好的社会背景,要有千载难逢的机遇,也要有智商、有文化、有修养等等。其中,忍也是成就大业的必备心理素质,忍,也是一种高贵的品德。

孔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也就是说想成大业,干大事,就得忍住那些小的欲望,或一时一事的干扰。说白了,就是“放长线钓大鱼”。此言对于有理想,有抱负,想为国家、为民族干一番大业的人具有积极意义,应该提倡和加以鼓励。一个人想要成就一番事业,不枉此生,就应该“忍一时所不能”而为自己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宋代苏洵曾经说过:“一忍可以制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这就是说忍的作用可以抵抗千军万马,明确地道出小忍与大谋的关系,强调了“小忍”的无形威慑力。

诸葛亮七擒孟获而不斩,忍住仇恨,并且是一忍再忍,终于以自己的忍让制服了叛军,保住了国家的安宁和平。

孟获是三国时期蜀国南方部族的首领,因率兵反蜀、制造叛乱,诸葛亮前去平定。当诸葛亮听说孟获不但打仗勇敢,而且在南中地区各部族人民中很有威望时,想到如果把他争取过来,就会使蜀国有个安定的大后方,岂不更好。于是下令,对孟获只许活捉,不得伤害。

当蜀军和孟获的部队交锋时,诸葛亮授意蜀军故意败下阵来,孟获仗着人多,只顾向前冲锋,结果中了蜀军的埋伏,孟军大败,孟获第一次被活捉。

当时孟获心想,这下子肯定没有活路了,没想到一进了蜀军的大本营,诸葛亮立即让人给他松绑了,陪他参观蜀军的军营,好言好语劝他归降。孟获不但不服气,而且傲慢无理,诸葛亮毫不气恼,反而放他回去准备再战。

孟获跑回部落后,重整旗鼓,又一次进攻蜀军,结果又一次被活捉。诸葛亮耐心规劝,孟获仍是不服,诸葛亮又放了他。孟获再次改变战略进攻蜀军,或坚守渡口,或退守山地,却总不能摆脱诸葛亮的控制,一次又一次被擒,一次又一次被放,到了第七次被捉时,诸葛亮还要再放,孟获却不肯走了,他流着泪说:“丞相七擒七纵,待我可是仁至义尽了。我打心里敬服。从今以后,不再反叛了。”

孟获回去以后,还说服各部落前来投降,南中地区重新归蜀汉控制,蜀国的大后方变得稳定,南方各部族的人民也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常言道,事不过三。忍让一次两次可以,再三再四绝对不行。可是诸葛亮对孟获却捉了放,放了捉,耐着性子忍了七次,如果不是孟获服输投降,他还打算再放孟获,绝没有因为孟获的不识抬举而放弃忍耐。

诸葛亮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以德服人,攻克孟获的心,让他心悦诚服地归顺蜀国,不再叛乱。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忍耐了孟获的傲慢无理,以他的足智多谋,以他的宽容大度,以他的好言规劝,也以他的军事实力,融化了孟获这块顽石,进而降服了整个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头领,稳定了蜀国对大后方的统治,最终达到了长治久安的目的。

如果诸葛亮不忍,一刀杀了孟获,充其量也只是消灭了一个叛头,很可能按下葫芦起来瓢,其他部落的少数民族头领还是要继续造反。由此可见,忍与不忍的区别在于,不忍只能出眼下之气,忍了,却能得到长远的利益。

所谓“忍小谋大”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不被眼前的小是小非缠住手脚,排除各种干扰,创造条件奔向大目标,大事业。“忍小谋大”就是不计一时一事的得失, 忍住急功近利,一切都为实现大目标、成就大事业铺平道路。“忍小谋大”,还要从思想上摆正大与小的辩证关系,不因小失大,不因大而丧失信心,放弃眼前的努力。长远目标与短期行为,大事业与小功利,国家、民族大计与个人的七情六欲等关系都要处理得当,这样才不至于因“小不忍”而“乱大谋”。

苏东坡几次遭到迫害,但他始终以宽广的胸怀,豪放的性情对待这一切,忍受不平,机智地与那些官场小人进行斗争。

苏东坡不仅才华横溢,而且为人正直,敢于批评时政的弊病,因而遭人妒恨,不喜欢他的人总想找他的岔子整治他。有一次御史台的官僚们拿苏东坡的诗作根据,断章取义,无根据地分析,硬说他讽刺朝廷,诬蔑皇上,把他从湖州刺史任上抓来,下在大牢里,几乎杀头。经他的弟弟子由和许多好友大力营救,才保住了性命,贬到黄州受管治。迫害并没有到此结束,以后他继续受到多次打击,新账旧账一起算,越算越多,被贬谪去的地方也越来越远。最后竟被贬到荒僻遥远的海南岛。长期的磨难使他认识到中央政府里派系复杂,斗争激烈的严酷现实。他在著名的《水调歌头》一词里,曾很有深意地慨叹:“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以后人们常用“高处不胜寒”来形容高层政界里的不易立足。苏东坡敢怒不敢言,便常常以嬉笑诙谐的形式,来曲折地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有一次,大家请他讲故事,他当场编了一个新奇故事,说得大家前仰后合。

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昨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峨冠博带的人找我,说海龙王请我去吃饭。我也确实很久没吃过饱饭了,听说请吃饭,心中很高兴,便冲涛踏浪,跟着他俩到了龙王的水晶宫。水晶宫里琼楼玉宇,百宝纷呈。龙王带一大群臣僚,还有妃嫔出来迎接我。他们说了许多称赞我的话。满桌山珍海味,身边一个美人专给我斟酒。那美人身材窈窕,肤色白嫩,双目似太液池里的秋波,一闪一闪地瞅着我,身上散发着香气,使我神魂颠倒。正在这时,龙王让我为今日之幸会题诗。我当即提笔挥就,盛赞龙王功德和水晶宫里的豪华,并颂扬君臣的才学与嫔妃们的艳美。龙王高兴极了,夸奖我的文笔,赏赐了我大量的珍宝。正在我得意的时候,忽然一个丞相模样的大臣, 低声告诉龙王,说我写的诗里有讥讽大王的语气。龙王一听大怒,吩咐虾兵蟹将把我赶了出来。我一看这位相公,原来是王八变的。唉!我苏东坡处处受王相公的算计呀!”

苏东坡就是这样,在诙谐的谈笑中,委婉地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平和怨气,忍耐艰难的遭遇,坚定自己的信心,什么样恶劣的环境也淹没不了他的智慧和才华。

苏东坡性格直爽,才思敏捷。他自己曾经说过:“我心里有什么话,非说出来不可,正像饭里有只苍蝇,非拣出来不可一样。”正因为这样,他经常在从人面前,现编故事来讲,以发泄心中的抑愤不平之气。

乌台诗案中,他被朝廷从湖州太守任上逮捕,押到汴京的大牢里,备受狱吏们的摧残凌辱。出狱后,曾到山东任登州知州,不久调回汴京任礼部员外郎。有一天,他偶然遇见了当年迫害他的狱吏。狱吏惶恐不安,当年那股横暴之气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苏东坡看着他诚惶诚恐的窘态,又好像吃了一只苍蝇,非吐不可,于是,当场给大家编了一个故事:一条毒蛇咬死了人,阎罗王判处它赔命。它苦苦哀求阎罗王:“我有罪,也有功,请将功折罪,恕我一条命吧!”阎罗王说:“你有啥功劳?”毒蛇说:“我肚里有蛇黄,可以治病,已经治好几个人的病了。”阎罗王一查,确有其事,便赦免了它。过了不久,一头牛因为用角抵死了人,也被捉来,要判死刑。牛申辩说:“我有牛黄,包治百病,请允许我也将功折罪。”阎罗王照例也赦了它的死罪。正在这时,几个小鬼捆了一个长相凶恶的人进来,说此人作恶多端,蓄意杀人,请阎罗王处置。阎罗王说:“杀人偿命,法理不容,押下去斩首!”那人不服气,大喊道:“我也有黄,我也有黄呀!请让我也将功折罪呀!”阎王大怒:“你不是人吗?你难道也有什么蛇黄、牛黄可以治病吗?”犯人结结巴巴,没啥可说,最后,哭丧着承认:“我肚里没有别的黄,只是有些恐慌、惊慌……”

狱吏被东坡这一奚落,更觉无地自容,只好悄悄地逃离了现场。

人的一生怎么可能不遇上一点曲折,不被别人误解?天下之大,哪能什么利益、好处都被你占了去?不被理解的时候就觉得委屈,得不到好处,就抱怨命运的不公平,不思自己是否努力,只是怨天尤人,是什么事情也做不好的。遇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要豁达大度,不要以一事一时的不顺利为念,应该看到社会的发展,什么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人遇到不平,就会像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讲的那样:“一般来说,物体处在不平的状态就要发出声音。草木本来无声,风吹就发出了声音,水本来无声,风吹就发出了声音,金石本来也无声,有人敲击就发出了声音。人们之所以要说话,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不平在心中,所以不得不出口为声。”

不平则鸣,这不是不能忍不平,相反是谋求消除不平的办法之一。“鸣”也要有分寸,要鸣的是不平,这就有一个向谁“鸣”的问题,对那些自以为他是天下最为公正的人去谈这个问题,他会置之不理;对于明白事理的人去讲,他才能帮助你消除不平。6.做人讲道德 做官讲官德“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这些耳熟能详的训言,讲述着一个古老而又现实的真理:做人要讲道德。道德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基。做人,应该身先立德;做官,应该以德从政。

明代曾有个曹鼎,年轻时任泰和典史,相当于现在的公检法干部。有一次,他在捕捉盗贼时,抓获了一名绝色女贼,不及回县,两人便夜宿一破庙。不料这女贼屡以色相诱他,曹鼎自觉快要挺不住了,就用纸片写上“曹鼎不可”四字,贴在墙上,过了一会儿,又揭掉烧毁。一会儿再写,再烧掉,如是者十多次。一夜过去,那女贼不敢骚扰,终于“平安无事”。

历史上的这位曹鼎,官虽不大,但却给后世留下了一段过“美人关”的佳话。不过平心而论,面对“可餐”的“秀色”,曹鼎不是没有心猿意马的时候,不然那纸条何以写了烧,烧了写呢?可以想见他当时内心反复斗争的情景,其激烈的程度恐怕绝不亚于与盗贼兵刃相见。然而曹鼎终于保全了自己清白的名声,所缘者何?原来他懂得行所当行,止所当止,靠的是“自制”。

再回头看看我们身边的某些为官之人,官虽不大,心里的污秽思想可不少,肚子里装的不是为民众谋福祉的想法,而是一些与于酒色财气纠缠成一团乱麻的肮脏念头。这样的人又如何能为官清廉,造福于广大民众呢?

德为官之魂,官德就是从政道德,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大戴礼记》说:“行德则兴,背德则崩。”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世说新语》讲:“百行以德为首。”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德毁则民风降。德兴业兴,德败业败,可见官德是推动时代向前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曾被誉为“江南第一清官”的张伯行因为官清廉而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其品德深为世人称道。在福建巡抚任上,张伯行兢兢业业,明察秋毫,抑恶扬善,造福百姓,使得全省风气大变,官清民乐。

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为民做了很多好事,最主要的就是买粮抚民。福建地方人多地少,每年的粮食要从他省购买,但前几任官员从不过问此事,致使奸商乘机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牟取暴利。百姓则深受其害,叫苦不迭。张伯行经过调查,弄清原委之后,当即决定由政府从江西等地买来粮食,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一方面使百姓免受奸商盘剥,另一方面也可以赚些钱用在下一年买粮济民上。此外,他还以身作则,捐献衣物钱财,赈济一些受害的百姓。在他任职期间,百姓没有因灾荒和饥饿而背井离乡的。

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奉旨调任江苏巡抚,福建的百姓痛哭相送,如失青天。赴任后,张伯行立即发布檄文《禁止馈送檄》,严禁下属馈送钱物,以整顿当时日益盛行的贪腐之风。文中写道:“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对于百姓所得张伯行视为民脂民膏,力求赋税宽简。平常公务也杜绝礼品,不受一分一毫。有的州县官吏为了增大政绩,以利升迁,就不顾百姓困苦,任意加重赋税,百姓不堪忍受,而张伯行果断地废除了许多苛捐杂税。

因为和总督的矛盾很深,备受压制,在康熙四十九年(即1710年),张伯行以病为由请求退休。康熙爱惜人才,不准他退休:“张伯行操守清洁,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苏重地,正资料理,不得以衰病求罢。”张伯行只好忍病负重,继续任职,为民为国尽力。

康熙五十年,江苏乡试发生了作弊案,副主考赵晋内外勾结串通,大肆舞弊,发榜时,苏州士子大哗。康熙皇帝命令张伯行、噶礼同户部尚书张鹏翮、安徽巡抚梁世勋会审此案。由于牵涉噶礼受贿银五十万两,案子错综复杂,审理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任何结果。

张伯行愤而上奏弹劾噶礼。噶礼就买通官吏,得到张伯行弹劾奏稿。然后又捏造事实反过来诬告张伯行。主审官畏惧噶礼的权势,逢迎巴结,案情无法审结。康熙无奈中只得下令:张伯行与噶礼解任,再命主审官审理。扬州百姓听到消息之后罢市抗议,哭声震动了扬州城。第二天,扬州百姓拥到会馆,因为平时就知道张伯行清廉不贪,肯定不会接受礼物,便用水果蔬菜相送。张伯行依然婉言拒绝,百姓们哭道:“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勿却子民一点心!”万不得已,张伯行才收下一把青菜。受审结束回来听候结果的路上又路过扬州,百姓们为防青天有什么不测,竟有数万人聚集江岸护送。

到最后,案子结果下来,竟然是噶礼免议,张伯行革职治罪。康熙皇帝痛斥大臣们是非颠倒,然后亲降圣旨:张伯行留任,噶礼革职。消息传出,江苏官民额手相庆,纷纷写下红幅贴在门旁:“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更有上万人进京到了畅春园,跪谢皇恩,表示愿每人都减一岁,以便让圣上活到万万岁。福建百姓也奔走相告,在供奉的张伯行像前焚香祈祷,可见张伯行受人民爱戴之深。

康熙五十四年,有人以“狂妄自矜”的莫须有罪名弹劾张伯行,但康熙皇帝还是认为他无罪可治,留任南书房行走(一种和皇帝关系很密切的官职),后来,在康熙五十九年又任户部右侍郎。康熙六十一年,张伯行奉旨赴千叟宴,康熙皇帝称赞他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

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张伯行也很敬重,军国大事都听从他的建议。雍正元年,即1723年的9月,升张伯行为礼部尚书,两年后,1725年的2月16日,一代清官张伯行不幸病逝,享年七十五岁。皇帝赐谥号“清恪”,意思是为官清廉,恪勤职守,很精确地概括了张伯行的一生。

我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官德也历来被历朝历代的官员所重视。为了汲取历史上官员的道德修养经验,一些官员热衷于向曾国藩等封建官僚学习为官之道。如果在学习中不加以甄别,把那些封建社会的为官之道兼收并蓄,一概地“拿来”,就会让我们中上封建社会的流毒。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做官当老爷”的思想,把自己看成是“救民于水火的青天大老爷”,心安理得地做“民王”,不愿意发扬民主。现实中就有很多地方官员在一些场合有意无意地自称为“父母官”,显而易见他们没有把自己摆在公仆的位置上。

由此看来,做人讲道德,做官讲官德,但官德和个人道德不能等量齐观,官德需要比个人道德要求更高、更严。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难理解一些人虽说是好人,但是放到了领导干部岗位上却很难做一个好官——就是因为他们在官位上放大了自己的缺点,膨胀了自己的私欲。所以,要使我们身处的时代快速发展,必须提倡要求更高、更严的官德,绝对不能只是唱高调,而是遵循在和平环境下执政必须时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客观要求,切切实实地做一个万民景仰的“人民公仆”。7.小胜靠智,大胜靠德

俗话说“小胜靠智,大胜靠德,欲成大事者,须以智经营,以德示人”,这就是说,成大事者不会去玩弄那些权术,而在于有做人的大德。许多人在开始创业时饥不择食、不择手段,但这样的人日后难成大事,赚几个小钱后就会销声匿迹。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来的都是做成大事者的成功事例。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坚决制止往胡麻油中掺假一事,历史上确有其事。当时,许多商人把小米粥的汤用搅拌法掺入油中,短期内从颜色上看不出来,也不致毒死人,吃下去后也没有不良后果。乔致庸反对的正是这种做法,要卖就卖货真价实的油。

还有一件发生在乔家复字号的事,当时许多商号卖面时缺斤短两,但复字号卖的一斤面实际是一斤一两。表面看去,乔家是傻子,而实际上消费者以后都到乔家买面,把其他商号都挤垮了。

经济学告诉人们的一个真理是人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千万别以为自己比别人精明。把别人看成傻子的人自己才真傻。当年那些掺杂使假的人,哪一个能成就大事?骗得几个小钱回去,又能过几天日子?

我们再来看一个历史故事。

春秋时,韩起是晋国的正卿,叔向是晋国的大夫。

一天,韩起对叔向抱怨说:“我空有正卿之名,却没有正卿的收入,穷得连和别的卿大夫交际往来的费用都没有。”

说完这话,他本想会博得叔向的同情,想不到叔向却对他拱手相贺。

韩起不解其意,就问叔向:“我如此窘迫,以致令我常常为此忧虑,你不但不予同情,反而恭贺我,这是什么道理?”

叔向没有直接回答韩起的问题,而是先给他讲了两个晋国历史人物的故事——一个是贫而有德的栾书,一个是富而无道的郝至。

栾书曾是晋国的上卿,按规定应享受500顷田的俸禄,可实际上他连100顷田都没有,穷得竟置不起宗庙中的祭器。但他并不以此为怀,反而更加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他以德政广施全国,严格按国家法度办事,赢得了全国百姓的普遍尊敬和爱戴。

郝至恰恰相反,他曾是晋国的正卿,家中的财富达到了国家财富的半数,晋国三军中的将领郝氏家族就占了一半。但是他骄奢淫逸,贪得无厌,一天到晚只恨自己的财富还不够多,权势还不够大,依仗自己的财富地位胡作非为,鱼肉百姓。结果不但他自己最后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他的宗族也被满门抄斩。

叔向讲完这两个故事,接着对韩起说:“现在,您像栾书那样贫穷,我想您也一定能行栾书之德,所以我恭贺您。如果您对自己的品德修养漠不关心,而总为自己的财富不多而忧虑,那么,我哭您还犹恐不及,哪还有什么心思恭贺您呀!”

听了叔向的话,韩起恍然大悟,深受启发,明白了德行比财富更重要,自己不该为贫穷忧虑,而应该像栾书那样在贫穷的时候树立美好的德行,这才是长久之计。他赶快给叔向跪下,叩头至地,感激地说:“我只考虑自己的财富多少,这是亡身灭族之道。您的一席话救了我,不单我自己感谢您,就连我的祖先和后代子孙也要感谢您啊!”

由此可知,以德为本,看来不似谋略,其实是政略对内在职能的最有效的手段。高明的政略家无不对此高度重视,认真履行“以德治国”,“以奇用兵”这些千古不衰的格言。

以德为本作为过去社会里的治国之正道,在今天仍有其现实的意义。以德为本看起来算不上商战谋略,但它却是商家立足于社会的基点,它要求商家诚实经营,尤其是要对消费者诚实,不搞坑瞒拐骗那一套把戏。

诚实经营的例子很多,赵章光就是其中一个。

赵章光是章光牌101毛发再生精的发明者和生产者,产品功效甚佳,市场一度脱销,但是,他却十分诚实,他在产品广告中写道:“对晚期溢脂性脱发(老年性,仅剩一圈发际,毛囊基本萎缩)效果不理想,特此说明,请君不必破费。”

这样诚实经营,实在难得。

美国亨利食品加工公司总经理霍金也是一位诚实经营的人。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厂里使用的食品保鲜剂含有轻微的毒素,虽然毒性并不大,但是长期食用必然影响人的健康。

如果悄悄地在从食品中减少保鲜剂,食品的新鲜度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将这一毒素公布于众,就有可能影响市场销售,还会引起同行的强烈反对。霍金此时陷入了两难境地之中。

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本着诚实经营、向消费者负责的态度,霍金决定向广大消费者公开保鲜剂有毒的实情,提醒广大顾客注意受伤害或者中毒。

结果,这一决定遭到了同行的抵制和打击,亨利食品公司几乎被他们挤到了崩溃的边缘,幸好美国政府出面调解,公司才渡过了难关,从此之后,亨利食品公司诚实经营的名声传遍了全美国,生意也越做越红火了。8.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

谦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推崇的传统美德,谦虚的人才是进步最快的人。老子曾经告诫世人:“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这句话的大意是:一个人不自我表现,反而显得与众不同;一个不自以为是的人,会超出众人;一个不自夸的人会赢得成功;一个不自负的人会不断进步。

的确,你谦虚时就显得对方高大;你朴实和气,他就愿与你相处,认为你亲切、可靠;你恭敬顺从,他的指挥欲得到满足,认为与你配合得很默契、很合得来;你愚笨,他就愿意帮助你,这种心理状态对你非常有利。相反,你若以强硬姿态出现,处处高于对手,咄咄逼人,对方心里会感到紧张,做事没有把握,而且容易让对方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使交往和工作难以继续。

晋襄公有个重孙,名叫晋周。

这位晋周生不逢时,晋献公宠信骊姬,晋国公子多遭残害。晋周虽然没有争立太子的条件,更无继位的希望,也同样不能幸免。

为保全性命,晋周来到周朝,跟着单襄公学习。

晋是当时的大国,晋周虽以晋公子身份来到周朝。但晋周自小受父亲教育,养成良好的品性,他的行为举止完全不像一个贵公子。以往晋国的公子在周朝,名声都不好听,晋周却受到对人要求严厉的单襄公的称誉。

单襄公是周朝有名的大臣,学问渊博,待人宽厚而又严厉,是周天子和各国诸侯王都很尊敬的人,晋周很高兴能跟着他,希望能跟着单襄公好好学习,成长为有用的人才。

单襄公出外与天子王公相会,晋周总是随从在后。单襄公与王公大臣议论朝政,晋周从来都是规规矩矩地站在单襄公身后,有时,一站几个小时,晋周都从未有一丝不高兴的神色。王公大臣都夸奖晋周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是一个少见的恭谦君子。

晋周在单襄公空闲时,经常向单襄公请教。交谈中,晋周所讲的都是仁义忠信智勇的内容,而且讲得很有分寸,处处表现出谦虚的精神。

人虽然在周朝,晋周仍十分关心晋国的情况,一听到不好的消息,他就为晋国担心流泪。一听到好消息,他就非常高兴。一些人不理解,对晋周说:“晋国都容不下你了,你为什么还这样关心晋国呢?”晋周回答:“晋国是我的祖国,虽然有人容不下我,但不是祖国对不起我。我是晋国的公子,晋国就像是我的母亲,我怎么能不关心呢?”

在周朝数年,晋周言谈举止的每一个细节,都谦虚有礼,从未有不合礼数的举动发生。周朝的大臣都很欣赏他。

单襄公临终时,对他儿子说:“要好好对待晋周,晋周举止谦虚有礼,从未有不合礼数的举动发生。今后一定会做晋国国君的。”

后来,晋国国君死后,大家都想到远在周朝的晋周,就欢迎他回来作了国君,成为历史上的晋悼公。

晋周作为一个毫无条件争当太子的王子,仅以谦虚的美德,便征服了国内外几乎所有有权势的人,最终被推上了王位,可见谦虚的力量有多么巨大。

许多人并不看重谦虚的美德。事实上,谦虚是一种积极有力的特质,只要妥善运用,就会使人类在精神上、文化上或物质上不断地提升与进步。

不论你想要取得什么样的成功,谦虚都是必要的品质。在你到达成功的顶峰之后,你会发现谦虚在你的成功之路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只有谦虚的人才能得到智慧。

道德修养就是道德内化为良心和品质的内在要素。道德修养主要是指行为者的自我分析、自我教育、自我陶冶以及达到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道德修养是道德品质形成和道德人格塑造的重要途径。道德修养是道德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提高自我道德素养,铸造理想的道德人格,培养优秀的道德个性的必由之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教养是有教养的人的第二个太阳。”道德修养是一个人自我品质锻炼和人格升华的阶梯。

东汉杨震,为官清廉刚正,被称为“关西夫子”。杨震的性格作风公正廉洁,从不接受别人的私自请托。子孙们常常素食,出门也是步行。一些亲故旧友或建议他置办一些产业以留给后代,杨震不肯,说:“让后人称他们是清白官吏的子孙,将这个名称留给他们,不也是宝贵的财富吗?”

杨震一度被调任荆州刺史。上任时路经昌邑。他以前所举荐的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夜晚携带十斤铜币去拜见他。杨震说:“我这个老朋友了解你,但你却不了解我。”王密说:“夜晚没有人知道。”杨震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人知道呢?”王密惭愧地退了出去。

道德修养是指从思想上整治、提高自身的品性操守,所谓“修犹切磋琢磨,养犹涵养熏陶”,就是这个意思。“修养”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可用来表示人们思想意识方面的陶冶,德行举止方面的整饬,理论知识、工艺技能的造就,等等。所谓道德修养,是指人们为了培养优良的道德品质而进行的自我锻炼、自我改造、自我陶冶、自我教育的过程和功夫。

扬雄,西汉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其家世代以农为业,家产不过十金,穷到没有任何珠宝玉器,而他却能淡然处之。扬雄口不能疾言,但好学深思,博览无所不见,读遍古今圣哲名著。因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穷,人格高尚而闻名遐迩。

四十余岁时,扬雄游学于京师。被汉朝大司马王音“奇其文雅”,召为门下吏,表现出特殊才华。后来,扬雄被荐为朝廷待招,挥笔草书《羽猎赋》,奉给汉武帝,武帝非常欣赏,授予重职,与王莽、刘歆并立。

哀帝时,董贤受宠,把持朝政。许多人攀附权贵,有人用厚礼买来年俸二千石的大官。扬雄正在潜心著作《太玄》一书,对一切若无所闻,心无所动。

有人以为扬雄迂腐,嘲笑他,得遭盛明之世,处不讳之朝,竟然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以取悦于人主,反而孤身独处著什么文章,使自己位不过侍郎,官不过小小给事黄门,何必这样执拗呢?扬雄以《解嘲》一文作答:“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表明自己“知心知墨,守道之极,爰清爱艳,游神之廷;韦寂韦莫,守德之宅”,安于寂寞,喜欢超脱,敬畏道德,决不趋炎附势,以不正当手段攫取功名。

王莽代汉后,不少类似巫师方术的人,用符命来称颂笃好迷信的王莽,吹捧王莽功高德厚,因此加官晋爵。扬雄固然没有看透王莽篡汉的野心,但不为利禄所动,依然校书于天禄阁。王莽通过迷信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即位后,又不打算以这种方式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是,不明就里的人,继续作符命以献王莽。王莽大怒,诛杀数人,受牵连者或被捕入狱,或被发配远方。

扬雄觉得世道浑浊、仕途艰险,“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的愿望难以实现,为保一生清白,遂称病辞官,回归故里。扬雄为官崇尚人格,不恋官位,不贪钱财,所以难居高位,以一身贫穷养浩然之气,故此家中很少有小人光顾。也许扬雄已看破红尘,所以嗜酒如命,经常陶醉于朦胧之中,以浇心中块垒。不少莘莘学子经常抬着酒坛,与他畅饮,从无意与放荡的言辞中学习扬雄的为人、难以知晓的学问、超凡脱俗的品格,从而成为一世的大略雄才。

巨鹿侯常与扬雄结伴,扬雄将《太玄》之学、《法言》之理,悉数传授,因此终成著名学子。刘歆居于高位,对扬雄既敬且远,拜访时,对扬雄的洁身自好、甘居贫贱、看破红尘很不理解,责怪他是自受苦难:如今学者享受禄利,尚且不能深明《易经》出世之道的含义,更何况你的《太玄》又不如《易经》那样深奥含蓄呢?我担心后人将用你的东西盖酒瓮了,名利皆亡。扬雄知晓道之不同,难以沟通,笑而不答,实际寓之: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何必口头辩清孰是孰非呢!

扬雄一生所著颇多,言之凿凿有据,所见不同寻常,论述非凡所见,尤其是人品超凡脱俗,因此享誉当时。

东晋著名诗人陶潜,著有《桃花源记》、《归去来辞》等散文名篇。他自幼志趣高雅,“不慕荣利”、“忘怀得失”,颇具超逸脱群之举。后来由于家贫所迫,勉强出任小吏谋生。由于不堪官场黑暗,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很快辞职离去。

因为陶潜才优德高,州里打算以他的清白换取对腐败政治的好评,欲招他为主簿,陶潜断然拒绝,不降其志,甘心“躬耕自资”,过着清贫自由的田园生活。

当时的江州刺史探望他时,陶潜已是断炊多日,身无分文,骨瘦如柴,刺史顿生怜悯之心,颇为不解地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如今先生生于大化文明之世,何以自苦如是呢?陶潜寓意深刻地回答:“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话外之音,溢于言表:志之不同,何足与谋。正因为如此,所以导致他与当政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实是拒浊扬清也。该刺史不能理解,又以肉食等礼品厚赠,陶潜“挥而去之”。

乱世也用贤者,为的是粉饰太平。因此陶潜被委以镇军、建威参军等职。当他为彭泽县令时,督邮来到县里视察,手下的官吏明白督邮有通天之便、褒贬大权,万万不能得罪,因此劝陶潜要善待为是。陶潜哑然长叹道:“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并作《归去来兮辞》以明其志:“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吾已往之不谏,知来日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陶潜解印而去,从此开始远离乱世,逃离官场,安居乡间,过着与酒为伴的田园隐居生活。

陶潜乐于过“夫锄于前,妻耕于后”的生活,安于户不蔽风、衣不护体、食不继日的窘境,而且常常以此为乐。这也许很难为常人所理解。但是对于一个无力改变现实的学子,能做到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不屈服于权贵,不为特权者所役使,做到清介自守、不失人格,已是难能可贵了,何必苛求古人呢!陶潜回归故里后,重新体会农民生活,深知百姓的艰辛与劳动的情趣,更体会到农人的朴实品质,因此写下许多田园诗。字里行间反映出对百姓的同情与对当时官场的不满,语言不假雕饰,朴实自然,含蓄深浑,独成一家,在中国诗坛上闪耀出清美的光辉,为文学事业做出不朽贡献。而他不媚权贵、不尚虚荣、淡泊名利的品格与他的诗一样,百世流芳,光彩夺目。第3章 做人要遵循大道

做人要拿得起放得下,要懂得有进有退、能屈能伸。生活好比是一条河流,不可能一直宽广笔直,其中也会出现激流险滩、暗礁曲道,所以,在驾驭人生这艘船时,要学会掌握进退取舍,这样才能保证你的生命之船行驶得更加稳健。1.为官之道要清正廉洁

保持清正廉洁的动力是理想信念,是自己的价值观,作为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顶得住歪风,经得起诱惑,管得住自己。看到腐败者的享乐,不要羡慕,他们表面上生活得很好,实际上内心的压力很大。领导干部不贪不占,才能说话有力,腰板挺直,心灵上很放松,很潇洒。

邓州有个百花洲。百花洲又名花洲书院。花洲书院虽远不及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等四大书院名气大、资格老,却是一千年前北宋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在邓州为官三年时所亲手创设的学堂,并因此留有诗文胜迹,他那百代争诵的《岳阳楼记》正是在此地所写。

据宋史记载,范仲淹少时家境清寒,辗转流离,攻苦食淡。“划粥割齑”的典故便出自他的刻苦读书。26岁时考中进士并出仕。前后在地方上干了10多年的小官。后经少年得志、诗名甚高的晏殊力荐才调至京城任了个朝廷秘阁校理。这是一个校勘皇家图书的闲职。但不久范仲淹就干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壮举,令晏殊都目瞪口呆。这年冬,年轻的仁宗皇帝下诏令,说要率领朝中百官为皇太后祝寿,并行跪拜之礼。这本是不合封建时代皇帝事亲的仪规的。但满朝的文臣武将慑于太后之威,个个面面相觑,却无不噤声。倒是位卑言轻的范仲淹挺身而出,向皇上上疏直谏,说是君主只应以家人之礼侍亲贺寿,不应率着百官一起朝南面来跪拜太后。这有失圣体国威,实不足为法。仁宗以为有理,于是拜寿仪式从简。这却让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心中忌恨。晏殊深为不安,指责他如此出言无忌,近于沽名钓誉,并会累及他人。范仲淹不服,说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也自知难在朝中立足,但他无怨无悔,不久便被逐出京,做了河中府通判。这是范仲淹因“忠直不挠”而首次遭贬。

但范仲淹直言敢谏的禀性并未改易。在皇太后去世后,仁宗皇帝开始亲政,革除太后时的腐风弊政,严格官员任用制度,朝中因此有了新的气象。而这时仁宗打算废除郭皇后。郭皇后是仁宗15岁时由太后做主册封的。仁宗实际上宠爱的是尚、杨二美人。郭皇后性好嫉妒,又仗着太后,在后宫骄横不驯,常常为争宠夺爱与妃嫔闹得狼烟四起,争吵不休。仁宗一怒之下欲废皇后。宰相吕夷简因曾与郭皇后有隙,故趁机暗中撺掇手下人以皇后九年不育为由上书废黜之。在吕夷简的怂恿下,仁宗废后决心更坚定。废后之事一时风雨满朝,议论纷纷。范仲淹闻之,立即向仁宗进言直谏。因事情紧迫。范仲淹又去与吕夷简争廷论理。几番唇枪舌剑,吕哑口无言。年轻气盛的仁宗皇帝赵祯却一意孤行,从速下诏远调范仲淹知睦州。这是范仲淹因忠直不挠而第二次遭贬。时年46岁。

范仲淹第三次被贬仍是由于祸从口出。景祐二年,范仲淹因在地方治水有功,又调回汴京升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并做了开封知府。而范仲淹依旧是“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此时的吕夷简羽毛丰满,把持朝政,任人唯亲,提拔官员多出其门。朝内多是敢怒而不敢言。范仲淹就下工夫搞了个新闻调查《百官图》,晋献于仁宗皇帝。尖锐地指出哪些人的升迁是合格的,哪些是有问题的,痛责吕以权谋私。可老谋深算的吕夷简反诬他别有用心,离间君臣关系,图谋结党营私。仁宗不察,遂罢黜范仲淹的京官,将其放逐知饶州。白驹过隙,一晃八年。直到庆历三年(1043年)春,由欧阳修力荐,“天子以仲淹众望所归拔用之”。于是,已届54岁的范仲淹又回京擢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几经贬黜放逐,仍是禀性难易,壮心不已,始终如一。这时,仁宗让吕夷简退职养病,让范仲淹与富弼、韩琦等实主朝政。很快,范仲淹就搞出了一个一揽子改革方案《答手诏条陈十事》,皇上允准,在全国推行。史称“庆历新政”。然而不及一年,吕夷简纠集一批既得利益的朝臣猛烈反扑。激烈碰撞下,仁宗退缩,改革告吹,并下诏解除范职。悲愤与无奈之下,范仲淹这才急流勇退去了邓州做知州。在知邓州期间,应先被贬谪的好友滕子京之约,在花洲书院写下了名垂千秋的《岳阳楼记》,其中的“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典名句,不折不扣是他宦海沉浮数十年,毕生人格追求和人生境界的真实写照。

史家赞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金人元好问评价范仲淹“求之千百年间,盖不见一二”。抚今追昔,令人慨叹良多。平心而论,范仲淹不惧雷霆之怒、敢说真话的骨格人品和造福一方的人生境界,让今天的一些人对镜而视时,肯定会自惭形秽,望尘莫及。品格高尚的人,注重的是自我修养,面对于身外之物毫不介意。而俭朴的生活,亦能够培养人的浩然正气。

齐景公在位期间,特别喜欢修建亭台楼阁,以游玩观赏;惯于穿戴华贵奇异的服饰,以图新奇和开心;经常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晏婴为相时,则用俭朴的生活约束自己,以劝谏景公。景公多次给他封赏,都被他拒绝了。景公很尊重晏子,不忍心他过平民一样艰苦清贫的生活。有一次,景公趁晏子出使晋国不在家的机会,给他建了所新房子。谁知晏子一回来,立即就把新房子拆了,把木料送给邻居们建房,把因给他建房而迁走了的邻居们请回来。景公知道了,很生气,说:“你不愿打扰百姓、邻居,那么替你在宫内建一所住房,我想和你朝夕相处。”

晏子一听,便说:“古人说,受宠信要能知道自我收敛。您这样做虽然是想亲近我,但我却会整天诚惶诚恐。我一个臣子怎能这样做呢?那只会使我与您疏远。”

景公无法强求,只好退一步说:“你的房子靠近闹市,低湿狭窄,整天吵吵闹闹,尘土飞扬,不能居住。给你换一个环境舒适,安静一点的地方总行吧?”

晏子仍是不接受,他连忙辞谢,说:“我的祖先就是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的,我能继承这份遗产,就已经很满足了,而且这地方靠近街市,早晚出去都能买到我所要的东西,倒也方便,实在不敢再烦扰乡邻另建新房了。”

景公知道再说也没用,就不再打算给晏子造房,谈起了别的事情。晏子坚持生活俭朴,不愿劳民伤财建造奢华房舍,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想以身纳谏景公,至于景公是否真的不再贪图奢华,恐怕也不是一次纳谏能影响的了。除去这点不谈,晏子身为相国,位高权重,自然有理由把房舍建得恢弘一些。可晏子却偏偏建舍于闹市,与平民百姓为伍,清贫俭朴,连景公为他建房,他也要拆掉。因为晏子知道,这房舍仅仅是一时小利,若他贪图这点便宜,得意洋洋地住进豪华新居,那么他将失掉清廉的美名,失掉百姓的爱戴,也失掉景公对他的敬重,真是得不偿失啊!

唐朝的宰相卢怀慎清正廉洁,不搜刮钱财,他的住宅和家里的陈设用具都非常简陋。他当官以后,虽然身份高贵,妻子和儿女仍免不了经常挨饿受冻。他在东都(洛阳)担当负责选拔官吏的重要公务,可是随身的行李只是一只布口袋。他担任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期间,病了很长时间。宋璟和卢从愿经常去探望他。卢怀慎躺在一张薄薄的破竹席上,门上连个门帘也没有,遇到刮风下雨,只好用席子遮挡。卢怀慎平素很器重宋璟和卢从愿,看到他们俩来了,心里非常高兴,留他们呆了很长时间,并叫家里人准备饭菜,端上来的只有两瓦盆蒸豆和几根青菜,此外什么也没有。卢怀慎握着宋璟和卢从愿两个人的手说:“你们两个人一定会当官治理国家,皇帝寻求人才和治理国家的策略很急迫。但是统治的时间长了,皇帝身边的大臣就会有所懈怠,这时就会有小人乘机接近讨好皇帝,你们两个人一定要用心辅佐皇帝,造福黎民百姓。”过了没几天,卢怀慎就死了,他在病危的时候,曾经写了一个报告,向皇帝推荐宋璟、卢从愿、李杰和李朝隐。皇帝看了报告,对他更加惋惜。

安葬卢怀慎的时候,因为他平时没有积蓄,所以只好叫一个老仆人做了一锅粥给帮助办理丧事的人吃。玄宗皇帝到城南打猎,来到一片破旧的房舍之间,有一户人家简陋的院子里,似乎正在举行什么仪式,便派人骑马去询问,那人回来报告说:“那里在举行卢怀慎死亡两周年的祭礼,正在吃斋饭。”玄宗于是赏赐细绢帛,并因此停止了打猎。2.有进有退,成功之道

做人要拿得起放得下,要懂得有进有退、能屈能伸。生活好比是一条河流,不可能一直宽广笔直,其中也会出现激流险滩、暗礁曲道,所以,在驾驭人生这艘船时,要学会掌握进退取舍,这样才能保证你的生命之船行驶得更加稳健。

有进有退的人生、理想的人生是什么都可以放弃的人生,或是随时把包袱一卷就可以带走的人生。 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这么洒脱呢?

范蠡确有不少过人之处。他的智谋、胆略,都为世人称颂。但更让人佩服的是他审时度势,在功成名就之后,勇于退身而出,避免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牺牲自己。他退而归隐,成了一名大商人。

范蠡是楚国宛人,年轻时就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才智。

为了不苟同于世俗,躲避凡夫俗子的妒忌、非难,他佯装狂痴,潜心博览群书,探讨济世经帮之策,隐身待时。

勾践即位后,时机终于来了。该年,大夫文种到宛访求人才,听说范蠡时痴时醒,便断定他是个非凡人物,于是派属吏前往拜谒。属吏回来禀报说:“范蠡是个狂人,生来就有此病。”文种笑道:“据我所知,士有贤俊之和,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智之毁。这是你们一般人所不懂的。”于是亲自前去拜访。

起初,范蠡不知文种是否有诚意,于是一再回避。后见文种求贤若渴,便对兄嫂说:“近日有客,请借衣冠相候。”

果然,文种又来造访范蠡。二人抵掌而谈,终日而语,纵论霸王之道,志同道合。文种将范蠡举荐给勾践,成为勾践的股肱之臣。

吴国厉兵秣马,越国也在磨刀霍霍。勾践在范蠡等大臣精心辅佐下,革新内政,国力日渐强大。面对威胁日益严重的吴国,越国企图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一举打败吴国。

公元494前年,已到吴王夫差发誓报仇的时间,勾践迫不及待地要先举兵攻吴。范蠡极力反对。他深知越国的实力还不足以打败吴国,更何况勾践作为胜利之师,还骄悍轻敌,于是劝阻说:“天道充盈而不溢出,强盛而不骄悍,辛劳而不恃其功。圣人随时而行,这是善于把握时机。天时不到,人事不应,则隐忍不发。现在君王不盈而溢,不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实在是逆于天而不和人。若是强行去做,一定会危及国家,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但勾践还是不听,遂发兵攻吴。两国军队在夫椒进行决战。吴军大败越军,直捣越境,占领越国首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县),迫使勾践率5000残军退守会稽山。此时,越国已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勾践身陷绝境,眼望身边的残兵败将,亡国之忧萦绕于怀,他凄然地对范蠡说:“我不听先生之言,故有此患,眼下如何是好?”

在国家行将倾覆之际,范蠡体现了作为一名战略大师所具有的卓越不凡的才智、从容不迫的气度和当机立断的作风。他极为冷静地说:“持满而不溢,则与天同道,可享天之佑;省事而节用,则与地同道,可受地之赐;扶危而定倾,则与人而同道,可得人之助。目前,宜卑辞厚礼,贿赂吴国君臣。倘若不许,可屈身以事吴,徐图转机。”

勾践在夫差允诺他投降之后,遂亲自带领妻子和大臣范蠡去吴国侍候吴王夫差。他们在吴国三年,忍辱受屈,用尽心机,最后终于赢得了吴王的信任。三年之后,被放归故里。这之后,他励精图治,终于打败了吴国。

范蠡追随勾践20多年,军国大计多出其手,为灭吴复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官封上将军。作为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和对人生社会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凭借他多年从政的经验深深懂得功高盖主的后果。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他看到群臣皆乐,独勾践郁郁寡欢,立即猜到勾践的想法。勾践在谋取天下之时不惜群臣性命,而今天下已定,他就再也不想功劳归于臣下了。常言道:“大名之下,难以外安。”范蠡认为自己名声太显赫,不可在越国久留,何况他也深知勾践的为人是可以共患难,而难以同安乐,于是,毅然决定急流勇退。他给勾践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中说:“我听说主上心忧,臣子就该劳累分忧;主上受侮辱臣子就该死难。从前,君主在会稽受侮辱,我之所以没有死,是为了报仇雪耻。现已报仇雪耻,我请求追究使君王受会稽之辱的罪过。”

越王对范蠡恋恋不舍,他流着泪说:“你一走,叫我倚重谁?你若留下,我将与你共分越国,否则,你将身败名裂。”

范蠡对宦海沉浮,洞若观火。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他不辞而别,驾一叶扁舟,入三江,泛五湖,人们不知其所往。果不出他所料,在他走后,越王封他妻子百里之地,铸了他的金像置之案右,比拟他仍同自己在朝议政。人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尊无害的偶像,可以崇拜,也可借此沽名钓誉。但对还留在朝中的功臣,勾践则是另一种态度了。

范蠡泛舟江湖,逃出了是非之地,秘密来到齐国。此时,他想到了有知遇之恩,且风雨同舟20多年的文种。他给文种修书一封,写道:“凡物盛极而衰,只有明智者了解进退存亡之道,而不超过应有的限度。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眼狼步,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接到范蠡的信,恍然大悟,便自称有病不再上朝理政,但为时已晚。

不久,就有人诬告文种企图谋反,尽管文种反复解释,也无济于事。

勾践赐文种一柄剑,说:“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就将吴国灭掉,还有四条深藏先生心中,请去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再看所赐之剑,乃吴王当年命伍子胥自裁之剑,这真是历史的莫大嘲弄。

文种一腔孤愤,仰天长叹:“我始为楚国南阳之宰,终为越王之囚,后世忠臣,一定要以我为借鉴!”引剑自刎而亡。

范蠡和文种对待名禄的态度不同,自然有两种不同的结果。

过于贪恋权柄,集大权于一身不肯轻易松手的人,实际上是很愚蠢的人。他不知道贪权的害处,或是已经知道其害处,仍执迷不悟地疯狂占有权势,不知“忍”一时之害,求身家保全,败亡之祸也就临头了。

南宋时的韩侘胄就是这样的人。

韩侘胄在南海县任县尉时,曾聘用了一个贤明的书生,韩侘胄对他十分信任。韩侘胄升迁后,两人就断了联系。宁宗时,韩侘胄以外戚的身份,任平章,秉国政。当他遇到棘手的事情时,常常想起那位书生。

一天,那位书生忽然来到韩府,求见韩侘胄。原来,他已中了进士,为官一任后,便赋闲在家。韩侘胄见到他,十分喜欢,要他留下做幕僚,给他丰厚的待遇。

这位书生本不想再入宦海,无奈韩侘胄执意不放他走,他只好答应留下一段时日。

韩侘胄视这位书生为心腹,与他几乎无话不谈。不久,书生就提出要走,韩侘胄见他去意甚坚,便答应了,并设宴为他饯行。

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回忆在南海共事的情景,相谈甚欢。到了半夜,韩侘胄屏退左右,把座位移到这位书生的面前,问他:“我现在掌握国政,谋求国家中兴,外面的舆论怎么说?”

这位书生立即皱起了眉头,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叹息着说:“平章的家族,面临着覆亡的危险,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韩侘胄知道他从不说假话,因而不由得心情沉重起来。

他苦着脸问:“真有这么严重吗?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位书生用疑惑的眼光看了韩侘胄一下,摇了摇头,似乎为韩侘胄至今毫无感觉感到奇怪,说:“危险昭然若揭,平章为何视而不见?册立皇后,您没有出力,皇后肯定在怨恨您;册立皇太子,也不是出于您的努力,皇太子怎能不仇恨您;朱熹、彭龟年、赵汝愚等一批理学家被时人称作‘贤人君子’,而您把他们撤职流放,士大夫们肯定对您不满;您积极主张北伐,倒没有不妥之处,但在战争中,我军伤亡颇重,三军将士的白骨遗留在各个战场上,全国到处都能听到阵亡将士亲人的哀哭声,军中将士难免要记恨您;北伐的准备使内地老百姓承受了沉重的军费负担,贫苦人几乎无法生存,所以普天下的老百姓也会归罪于您。平章,您以一己之身怎能担当这么多的怨气仇恨呢?”

韩侘胄听了大惊失色,汗如雨下,一阵沉默后,又猛灌了几杯酒,才问:“你我名为上下级,实际上我待你亲如手足,你能见死不救吗?您一定要教我一个自救的办法!”

这位书生再三推辞,韩侘胄仗着几分酒意,固执地追问不已。

这位书生最后才说:“有一个办法,但我恐怕说了也是白说。我亦衷心希望平章您这次能采纳我的建议!当今的皇上倒还洒脱,并不十分贪恋君位,如果您迅速为皇太子设立东宫建制,然后,以昔日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劝说皇上及早把大位传给皇太子,那么,皇太子就会由仇视您转变为感激您了。太子一旦即位,皇后就被尊为皇太后,那时,即使她还怨恨您,也无力再报复您了。然后您趁着辅佐新君的机会,刷新国政。您要追封在流放中死去的贤人君子,抚恤他们的家属,并把活着的人召回朝中,加以重用,这样,您和士大夫们就重归于好了。你还要安靖边疆,不要轻举妄动,并重重犒赏全军将士,厚恤死者。这样,您就能消除与军队间的隔阂。您还要削减政府开支,减轻赋税,尤其要罢除以军费为名加在百姓头上的各种苛捐杂税,使老百姓尝到起死回生的快乐。这样,老百姓就会称颂您。最后,你再选择一位当代的大儒,把平章的职位交给他,自己告老还家,您若做到这些,或许可以转危为安,变祸为福了。”

韩侘胄一来贪恋权位,不肯让贤退位;二来他北伐中原,统一天下的雄心尚未消失,所以,他明知自己处境危险,仍不肯急流勇退。他只是把这个书生强行留在自己身边,以便及时应变。这位书生见韩侘胄不可救药,岂肯受池鱼之殃,没过多久就离去了。

后来,韩侘胄发动“开禧北伐”,遭到惨败。南宋被迫向北方的金国求和,金国则把追究首谋北伐的“罪魁”作为议和的条件之一。开禧三年,在朝野中极为孤立的韩侘胄被南宋政府杀害,他的首级被装在匣子里,送给了金国。那位书生的话应验了。3.淡泊名利才能知足常乐

每每谈起知足,人们总以为那是人的惰性流露,其实不然。

知足,是一种成功处世的艺术,它小半屈于无奈,大半则源于内在精神世界的充实丰富以及应付人生世事的自如圆熟。你要懂得,知足或不知足,都不是生活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当是寻求生活的快乐,知足如果能够长乐,则不妨知足。知足是对现实生活的欣然接受,当一个人无法改变生活的处境时,他除了欣然接受以外,还能有更明智的选择吗?人若有此种想法,在顺境里自然能优哉游哉,在逆境中也能够安之若素。

人生常常是无奈的,有时候会被逼迫置身于极不情愿的生活境遇里,甚至会落到万念俱灰的地步,但是一旦他能想到自己至少还活着,便又知足地笑起来:“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怕无处下金钩”,“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

孔子游泰山,遇到一位不知是何许人者,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见而问:“先生何乐也!”对曰:“天生万物,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男女有别,男为尊,吾得为男,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行年七十矣,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

知足是我们在深刻理解生活真相之后的必然选择。

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俗话说:“猛兽易伏,人心难降;谿壑易填,人心难满。”生活所能提供给欲望的满足总是有限的。在人的现实生活中,“足”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不足”则是绝对的、永恒的。假如一个人处处以“足”为目标不懈追求,那么他所得到的结果将是永远的不足;如果一个人以“不足”为生活的事实予以理解和接纳,那么他对生活的感受反倒处处是足的。

知足人的处世艺术正是表现为足与不足的调和平衡。知“不足”所以知足;不知“不足”,所以不知足;“不足”可以知足;不知足,便总是“不足”。由此可见,知足就是一个人自觉协调人心无限欲望与现实有限条件两者关系的过程,它用什么来协调?用“知”来协调。足不足是物性的,而知不知则是人性的。以人性驾驭物性,便是知足;让物性牵制人性,就是不知足。足不足在物,非人力所能勉强,知不知在我,非贫富所能左右。

一个人对事事都感到不知足,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并不需要主观上的任何努力,因为不知足正是人的欲望的唯一特征。所以,不知足是本然的、顺情的,仿佛骑手信马由缰不费力。而要让一个人事事都感到知足,却是自觉的、顽强的、坚毅的和勉为其难的。

做人的要务是寻找生活本身的幸福和快乐,而不是去计较这种生活究竟是“贫民窟”还是“富贵乡”。

所谓“贫民窟”或“富贵乡”无非是在物质生活条件上相比较而言。其实,快乐主要还是一种精神上的充实和愉悦。

今天的人十分重视生活的质量,却往往忘记自己做人的质量。做人的质量取决于人的精神境界,与个人拥有多少财富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孔子的七十二位贤弟子中,颜回是德行科的高材生。也是孔子屡加赞赏、倍感得意的学生。孔子曾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在饮食上,颜回只一箪饭食,一瓢饮水;在居住上,只住在简陋的小巷中,其他的什么都不过分要求。这种简朴的生活对于别人是无法忍受的,而颜回却安之若素,依旧不改原来的快乐,丝毫不受外界物欲的困扰,并被后人尊为“复圣”。

颜回何以如此让人敬仰?关键是一个“道”字。只有安贫,才能乐道;也只有乐道,才能安贫。

淡泊,系指不追求名利。老子、庄子认为,福生于无为而患生于多欲,他们倡导的淡泊,更多包含着无欲、无为的处世态度。在儒家学说中,尽管也有重义轻利的倾向,但是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要求的是把个人名利看得更轻一些,把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义务放到更高的位置。淡泊名利,既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也是志向高远的人生观。因此几千年来一直为仁人志士所追求。

王冕,元末著名画家与文学家。幼年时,家庭贫穷,无以为学,为维持生计,父亲让他放牛。放牛时王冕听见附近学舍朗朗的读书声,心驰神往,不自觉地走到房前廊下,听先生讲解诗书。当学校放学时,王冕方想起放牛的事。这时,牛已无影无踪。父亲在气怒之下,鞭打王冕。但是,王冕犹如鬼使神差,依然在放牛时到学校听讲,迷恋上了学习。

母亲见王冕对读书如此投入,就劝他的父亲,儿子既然这样喜欢读书,为什么不听其所为呢!王冕于是离开家庭,走进僧寺,开始类似“勤工俭学”的生活。每日,白天尽力劳动,晚上端坐在佛像的膝盖上, 借助长明灯的微光,全神贯注地饱读经史子集,直到金鸡唱晓,他仍然陶醉在知识海洋的兴奋之中。

会稽高师韩性听说此事后,觉得王冕与众不同,就收他为弟子。在韩性的指点下,王冕更加勤奋,学业突飞猛进,明史记载由此“遂成通儒”。以后,他多次应举不中,于是放弃仕途追求,虽然有人极力荐举为官,但王冕都力辞不就。

元朝末年,统治阶级内部以及民族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王冕在北游中已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多次提醒人们“天下将乱”。王冕无意参与政治斗争,于是携带妻孥隐居在九里山中。在房屋周围,栽下桃杏梅树千株,自号“梅花屋主”,衬托出他对功利淡泊之情与对宁静生活的热烈追求。

王冕以能诗善画见长,特别是对梅花不畏严寒的傲骨、独立群芳的品格表现得淋漓尽致,隽永深长,求画者常年不断。官府多次征召他当官,王冕坚持不赴,决心继续过着清贫淡泊的生活。在一首名为《墨梅》的诗中王冕尽抒情怀:“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他在写梅花,无意中也在写自己。梅花的品格,就是王冕的品格。

仅就地位与财富而言,若二者兼而有之,当然理想;若让选择其一的话,相信多数人会选择财富,可见财富对于人生是何等重要。人若贫困,其形也惨,但只有真正体验过贫穷滋味的人,才知道人生的艰辛。自古以来因贫困不遇,而其志更坚,发奋努力,终获成功的也大有人在。

三国初期,刘皇叔在三顾茅庐,恳请诸葛亮出山的前夕,曾会见过人称“水镜先生”的司马徽。司马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善于识别人才,但不随便议论。他居住在襄阳一带,属刘表管辖。他认为刘表为人阴险,必定暗害好人,所以更加隐讳,闭口不谈当时各派人物的是非。凡是有人问起他,某某人怎样?不论这个人是好是坏,他都只回答一个字:“佳”。

有一次,他的妻子劝他说:“人家向你请教问题,你应该明确地回答人家,怎能不分青红皂白,都说一个‘佳’字。这难道符合人家请教你的原意吗?”

司马徽抬头看了看妻子,微微笑了一下,点点头说:“像你这样讲,也是佳!”

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一说是司马徽的侄子,后来曾在刘备手下担任军师中郎将,帮助刘备进攻四川,在围攻雒县时,不幸被流矢射中,死时才36岁。

庞统少年时代性格内向,不太惹人注意。有一次,庞统去看望司马徽。司马徽正在树上采摘桑叶,让庞统坐在树下,两人从白天到深夜谈论了很长时间。司马徽非常赏识庞统,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南郡(今湖北江陵以北一带地区)文人中的首领。

经司马徽的这一番赞扬,庞统的声誉便一天天高了起来。

后来司马徽移居颍川老家,庞统从南郡历里行程前去探望。到了司马徽的住地,见他还是在树上采桑。这时庞统的见解和少年时代有些不一样了,就从车子里探出头来对司马徽说:“我听说大丈夫生活在世上,应该挂着黄金大印,佩着紫色的印带,怎能委屈自己的才能,在这里做养弄妇人的事呢?”

司马徽听了,笑笑说:“你先请下车,我再回答你的问题。”等庞统下了车,他接着说:“你只知道拣小路走能够早一点到达目的地,但不知道走小路容易迷路。过去尧时的伯成子告别诸侯,到野外去耕地,并不羡慕功名的荣耀;孔子的弟子原宪住在用桑树条圈成门枢的屋子里,不要高大的官家住宅。他们不稀罕住华丽的屋子、用肥大的马拉车、使唤几十名侍女。这就是古代的隐士许由、巢父心胸宽阔的地方,也是伯夷、叔齐足以骄傲的原因。在我们这些人眼里,认为像吕不韦那样以奸诈手段骗得官位的人,或者像齐景公那样拥有骏马的昏庸君主,都是不足以夸耀的。”

司马徽的一番话,深刻地教育了庞统,他认识到能够忍受住贫寒的生活,也是一个具有才干的人所应具备的品德。

正是耐得清寒,也才能不为名利地位所动。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中为人处世不能只是追求富贵功利,任何事情都要从正道上取得,只能拥有应该拥有的东西;否则,还不如守着朴素的贫寒,保持纯真的人格。庞统迅速领会到它的含义,对司马徽道谢说:“我生活在中原的边陲地带,很少听到精奥的道理。今天如果不是撞响你这座洪钟,敲响你这面能发出雷声的大鼓,还真不知道天底下竟有这般激昂慷慨的音响!”

庞统也是智者,但也难免有一时的糊涂认识,水镜先生的一席话,让他知道了忍贫安困也是人生修养的一部分,不能小看这种锻炼。只有能忍耐住清贫,才能在以后发达的时候真正有所作为。4.厚道重情之人必有厚福

为人厚道会赢得好人缘。厚道人所说的话,有极高的可信度;厚道人所办的事,令人放心;厚道人提出的观点,人们赞成、支持;厚道人遭遇灾难,有人出手相助。一个老实、厚道、为人和善、品德高尚、讲究信誉的人,谁都愿与他一起合作共事。

三国时期的刘备就是这样一个人。刘备之所以能在西蜀称帝,成为三分天下者之一,是因为他为人厚道,能放下架子,以礼对待他人。刘备寡言少语,善于礼待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喜好结交豪杰,深得贤士拥戴。因此,初起事就能招集一批人讨伐黄巾军,由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刘备因为人宽厚,就连刺客也不杀他。他任平厚郡相时,郡民刘平素看不起他,“耻为之下”,便收买刺客去杀刘备。刺客去见刘备,准备趁机杀他。刘备与此人虽然素不相识,但刚一见面就热情地招待他,刺客被其诚意所感动,不忍下毒手,便把来意告诉刘备,而后辞别。

关羽、张飞一开始就跟随刘备,刘备任平原郡相,命关羽、张飞为别部司马,分统兵众。刘备跟二人同床共寝,情同手足。刘备接待宾客,二人待立终日,不以为苦。刘备不仅对关、张如此,对他人也一样,有困难的全力相助,对一般下士,也同席而坐,同桌而食,不分彼此,因此归附他的人越来越多。

刘备正因为宽厚仁慈,为人坦诚,才感动了本想隐居深山的诸葛亮,踏入仕途,助其一臂之力。

当时刘备身无立锥之地,寄人篱下,而曹操称雄北方,亮好友多往投之;孙权据有富裕的东吴地区,其兄诸葛瑾得到重用,而诸葛亮无意投奔曹、孙,却许为刘备“驱驰”,正是被刘备难以抗拒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吸引。

赵云之所以死心塌地追随刘备,也因感激刘备以诚相待之德。刘备依托于公孙瓒时,赵云也在瓒处,因都是忠厚之士,二人一见如故,结为至交。赵云因哥哥病死回去奔丧,刘备知他不返,握手告别,赵云说:“终不背德也。”后来果然投于刘备帐下。刘备是寄托荆州,曹操南下荆州,刘备弃妻子南逃,有人说赵云已北去投曹操,刘备以手戟摘之,说:“子龙不弃我去也。”不久,赵云果然保护刘备之妻甘夫人和儿子刘禅。二人以诚相待,彼此又增进了信任。

正因为刘备为人厚道,能以诚待士,所以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才对他忠心耿耿。“关羽千里走单骑”只为归附刘备,诸葛亮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因君臣上下一心,当时较弱的蜀国才鼎足三分于西蜀近半个世纪之久。

英雄人物具有厚道的品格,有助于他们成就千秋大业。

对于平凡人来说,厚道的性格也可在平日的人际交往中得到相应的回报。

可见,做人厚道是赢得好人缘的不二法门。在漫长的人生之路上,我们应把厚道作为永恒不变的做人准则。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情义”,尤其是在“侠客提刀走江湖”的年代,那个时候,违背江湖道义的人在江湖上可以说是寸步难行,他们欺贫爱富、唯利是图、狡猾奸诈、心黑手狠、出卖朋友……为天理所不容。与此相反,那些英雄豪杰们行侠仗义、扶弱锄强、同甘共苦、为朋友两肋插刀,个个有情有义,在江湖上均堪称响当当的人物,走到哪里都有有识之士与之结交,他们的江湖之路也越走越开阔。

朋友结交当以“义”字为先,彼此应如手足般亲切。唯有如此,才能肝胆相照,患难与共,情谊才能地久天长。

羊角哀和左伯桃是春秋时燕国人,两人都是品德高尚且有才华之士。那时,诸侯为了争夺土地,频繁地发动战争。羊角哀和左伯桃结为挚友,他们决心找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听说楚庄王是个贤明的君主,二人便相约一同前往楚国,施展才智,建功立业。

不料,中途遇上了暴风雪,二人被困在茫茫雪原之中。寒冷、饥饿使左伯桃病倒了,羊角哀说:“我们是好兄弟,死也要死在一起,我扶你走吧!”

两天后,羊角哀自己也精疲力竭了,好不容易才把左伯桃扶到一颗粗大的空心树下,暂时避一避风雪。

雪还在狂乱地飞舞。左伯桃已气若游丝,他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对羊角哀说:“兄弟,荒原千里,风雪无边,与其两人冻饿而死,不如让一个活下来,你自己走吧。”羊角哀摇摇头说:“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你放心,就是背我也要把你背到楚国去。”左伯桃举起双手搭在羊角哀的双肩上,又说:“你的心意我领了,救民于水火是我们俩的共同理想,不论这个理想是咱俩共同实现,还是一个人去实现,都算达到目的了,你说是不是呢?”羊角哀怎能不懂此理?但他不想独自逃生,让朋友去死。

羊角哀很清楚,朋友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自己,自己拿了粮食活下来,就要冒着被指责为无耻之人的风险去行事,但为了共同的理想,哪怕被人骂作无耻也得忍受下去了。羊角哀背起粮食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到楚国见到楚王后,他连忙带人回到荒原,发现左伯桃已冻死在空心树洞里。他安葬了朋友的尸体,含泪而别。

楚王知道此事后,精心安置了左伯桃的妻儿。

后来,羊角哀干出了一番事业。每逢左伯桃的祭日,羊角哀总是朝着朋友坟墓所在的方向深深一拜,心中默默祷告:“伯桃,我一定要实现咱俩共同的理想!”

这是一个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故事。朋友之间只有经得起生与死的考验,像羊角哀和左伯桃那样在遇难之际甘愿把生路留给朋友,才算是真正有情有义的人。

一个人是否有情有义,可以用他与交往之人的亲疏关系来衡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一生就是纠缠在各种各样的亲疏关系的矛盾之中的,而辩证地协调好各种关系,你就会生活愉快,工作顺利;反之则矛盾重重,大小瓜葛,种种纠纷,冤冤相报,无休无止。5.糊涂处事,清醒做人

关于古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的为人为官之事,一般人知之不多,然而“难得糊涂”这四字却广为流传,知者甚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郑板桥之所以出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此名言。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今潍坊市)做县令。郑板桥从小喜爱书法绘画,自学成才,尤以画竹著名,其对书法欣赏的研究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早听说莱洲(今莱州市)文峰山有一通《郑文公碑》,此碑我国书法由隶转楷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只因公务忙,一直无暇去看。有一次,郑板桥到莱洲办完公事,天还尚早,便经当地人指点上山找到了通碑。他如获至宝,就专心致志的观赏起来,直到碑上的文字看不清了,他才知道天已经黑了,又因路不熟悉,无法下山。这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灯光,摸黑走去一看是一所宅院,他叫开门,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来意。房主人是一老者,对他早有所闻,热情欢迎。晚饭后,两人便叙谈起来,从民情谈到国事,很是投机,后主人请郑为他一方石砚(无砚铭)提名留墨宝,郑欣然应允,主人拿出一方长形巨砚来,考虑砚铭时才恍然大悟,对主人说道:“我只顾跟您说话了,还没有请教您的尊姓大名。”主人说“我是一村夫,哪有尊姓大名,是个糊涂老人罢了!”郑就写了“难得糊涂”四个大字,主人看后,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原他也是为官多年,后因不满争权夺利等腐败现象,遭到腐败势力打击,于是辞字隐居山林,颐养天年。郑板桥听后意犹未尽,同病相怜,见四字下尚有空白,于是又写下了“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礼后来福报也”。

俗话说:水清无鱼,人清无友。乍听起来,似乎太“世故”了,然而,待人处世中许多事情往往都坏在“认真”二字上。有些人对别人要求过于严格甚至近于苛刻,他们希望自己所处的社会一尘不染,事事随心,不允许有任何事不符合自己的设想;一旦发现问题,他们就怒气冲天,大动肝火,怨天尤人,摆出一种势不两立的架势。

我们说“水至清则无鱼”主要强调的是做人不能太“认真”,该糊涂时就糊涂,只要不是原则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未尝不可。所谓“至清”者,要求一点杂质都没有,这岂不是异想天开?然而,现实中更多的人往往是大事糊涂,小事反而不糊涂,斤斤计较,哪怕是芥蒂之疾,蝇屎之污,也偏要用显微镜去观察,用放大尺去丈量。于是,在他们的眼里,社会总是一团漆黑,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尔虞我诈,普天之下,可以与言者,也就只有“我自己”,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

明代洪应明所著《菜根谭》中说:“大聪明的人,小事必朦胧;大懵懂的人,小事必伺察。盖伺察乃懵懂之根,而朦胧正聪明之窟也。”意思是说,大聪明的人,对小事必定会得过且过;大糊涂的人,对小事必定会仔细观察。对小事观察入微乃是糊涂的根源,而对小事糊涂不清则正是大聪明的根本所在。不过,能够做到“小事糊涂”,绝非易事,如果没有高度涵养,斤斤计较,是断乎不行的。古人有“骂如不闻”,“看如不见”的涵养,既避免于是非,又更利于成功。但这并不是说让我们没有原则的糊涂,而是告诉我们待人接物时,要有涵养,要有包容之心,不可凡事都斤斤计较,伤了和气。从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一种清醒,一种大智慧。

东汉时,羊续到南阳郡做太守。南阳土地平坦,气候温暖,水源充足,农业生产和工商经济比较发达。由于生活安定富裕,这里的社会风气比较奢侈浮华。郡、县等各级机构中请客送礼、讲排场、比吃喝之风颇盛。羊续十分不满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决定要改风易俗。但是,他知道要纠正一郡之风,先得从郡衙开始,要从郡衙开始,必须从做郡守的开始。于是,他下决心先从自己做起,扭转南阳请客送礼等不良风气。

一天,郡里的郡丞提着一条又大又鲜的鲤鱼来看望羊续。他向羊续解释说,这条鱼并不是花钱买来的,也不是向别人要来的,而是自己在休息的时候从白河里打捞上来的。

接着他又向羊续介绍南阳的风土人情,极力夸赞白河鲤鱼味美可口。他又表白说,这条鱼绝非送礼,而是出于同僚之情,让新到南阳的人尝尝鲜,增加对南阳的感情。羊续再三表示情意很深,自己心领了,但是鱼还是不能收。那郡无论如何不肯再把鱼拿回去。他说,要是太守一定不肯收,就是不愿意同他共事了。羊续感到盛情难却,只好把鱼收下。

郡丞放下鱼,心里暗自高兴地告辞走了。郡丞走了以后,羊续提起那条鱼想了一会儿,就让家里人用一条麻绳把鱼拴好,挂在自己的房檐下边。

过了几天,郡丞又满面春风地来拜望羊续,手里提着一条比上次更大的鲤鱼。羊续一看很不高兴。他对郡丞说:“你在南阳郡是除了太守以外地位最高的长官了,你怎么好带头送礼给我呢?”

郡丞听了,轻轻地摇了摇头。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羊续已经让人从房檐取下上次那条鱼,并对郡丞说:“你看,上次的鱼还在这里,要不你就一块拿回去吧?”

郡丞一看,上次那条鱼已经风干变硬了,一下子脸红了,转身离开了太守的家。从此,南阳府上下再也没有人给羊太守送礼了。

南阳的百姓听到这件事以后非常高兴,纷纷赞扬新来的太守清廉不贪。有人还给羊续起了一个“悬鱼太守”的雅号。

世界有太多的诱惑,因此也有太多的欲望。一个人如果以清醒的心态、从容的步履走过岁月,那么他的精神中必定不能缺少淡泊和宁静。在这些看似糊涂的愚举背后,有一颗坦荡荡的君子之心。不是吗?6.能屈能伸,成就大业

人都有失败的时候,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三年,终于东山再起。楚汉垓下一战,楚霸王宁死不过江东,其英雄气概,可歌可泣。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真正的智者是善于保存自己的人,因为这样才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刘秀、刘伯升兄弟也在南阳起兵。后来义军联合起来,推刘玄为皇帝,是为更始帝。在义军发展过程中,刘秀兄弟逐渐显示出超人的才智和胆识。特别是在昆阳一战中,刘秀临危不乱,以少胜多,取得了昆阳大捷。然而大胜之后,义军开始分裂。有人对更始帝说:“刘秀兄弟才识过人,且屡立战功,势力越来越大。二人难以久为池中之物。此时不除,将来必为祸患。”

刘玄觉得言之有理,便下令杀掉刘秀的哥哥刘伯升,刘秀本人也将大祸临头。

刘秀这时正在带兵攻打昆城附近的县城。听到哥哥被杀的消息,非常悲痛。他明白自己功劳太大,遭到皇帝刘玄的猜忌,性命悬于一线之间。本来他是久怀自立之心的,但若这时起兵反叛,自己势力尚弱,无异于以卵击石。逃跑吧,身家性命或许能够保住,千秋大业则付之东流。思来想去,刘秀决定效孙膑装疯、以柔克刚之计。于是急令收兵,匆匆赶回宛城,叩见皇上。一到殿上,他“扑通”一声跪伏在地,向刘玄连声谢罪,流着泪说:“我们兄弟没有听从陛下的旨意,是天大的罪过。我们百死莫赎!”刘玄本就觉得杀害功臣有些过分,见刘秀如此自责,反而不知如何是好。

旧时的部下听说刘秀回来了,纷纷前来探望。有人说些激愤的话,刘秀总是借口有事,敬而远之。为了表明立场,哥哥的丧礼,他也不去参加,而且一点儿悲痛的表情都没有。一日三餐,总是饮酒作乐,谈笑风生。跟别人谈话,绝口不提自己在昆阳大捷的功劳,总是显出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不停地责备自己,说皇上如此器重自己,自己却有负他的期望。刘秀的表现传到更始帝耳中,更始帝的警惕之心马上松懈下来。他觉得刘秀对自己这么忠心,怎么会背叛呢?后来,反而深深内疚起来,后悔听信谗言,杀害功臣。刘秀不但躲过了此次劫难,还被加封为破虏大将军。

后来,刘秀看准时机,离开了更始帝,在河北建立了自己的队伍。他以河北为基础,扫荡群雄,终于统一了天下。

刘秀之所以能够取胜,都是因为可以委曲求全,积聚力量,后来一举取胜。这就告诉我们,大丈夫能屈能伸,才能做大事。如果不能忍一时之气,那么就谈不上东山再起了。所以要想有大的作为,必须先有宽大的胸怀和临危不乱的气魄,这才是大将的风度。

公元前202年冬,汉将韩信、英布、彭越等统大军30万,围追项羽于垓下。项羽兵少粮尽,与汉军交战又未能取胜,于是便退入营垒固守。

这时汉军和诸侯的大军把项羽的军营重重包围起来,项羽在晚上听到营垒外四面八方都哼唱着楚歌,就大惊道:“难道汉军已经全部得到楚国的土地了吗?为什么楚人这么多呀!”他连夜起身,在帐中饮酒,慷慨悲歌,泪下数行,侍卫也都低头流泪。项羽骑上他的骏马,部下壮士有800多人骑马相随,当夜即突围往南奔去。

天大亮时,汉军才发觉,便命令骑将灌婴率5000名骑兵追赶。项羽渡过淮河,身边的骑兵能跟得上他的仅剩100多人,到达阴陵后,项羽一行人马迷了路,就向一个农夫问路,农夫骗他说:“往左”。项羽等向左急驶,不久却陷进了大沼泽地中,汉军因此追上了他们。项羽又领兵朝东逃去,到达东城,相随他的只有28个骑兵了,而这时汉骑兵追逐前来的有好几千人。项羽料想自己脱不了身,便对身旁的骑兵们说:“我从起兵到现在,已经8年了,身经70多次战斗,从未失败过,这才霸有了天下,但是今天还是被困在这里,这是上天要灭亡我,并不是我用兵有过错啊!今天定要一决生死,我愿为你们痛快地打一仗,一定斩杀敌将、砍倒汉旗,连续三次全胜,让你们知道是天要亡我,而不是我用兵的过错。”随即把他的人马分为四队,向四个方面冲击。但此时汉军已将他们重重包围。项羽便对他的骑兵们说:“看我为你们杀他一员将领!”他命令骑士们从四面奔驰而下,约定在山的东边分三处会合。接着,项羽便大声呼喝着,策马飞奔而下,汉军随即都溃败散乱。项羽斩杀了一员汉将,这时,郎中骑杨喜追击项羽,项羽瞪着双眼大声吼骂他,杨喜人马都受到惊吓,竟退避了好几里地。

项羽便与他的骑兵们分三处相会合,汉军不知道项羽究竟在哪里,于是分兵二路,重又把他们包围了起来。项羽随即又开始奔驰冲杀,又斩杀了汉军的一名都尉,杀掉了汉军一百多人,重新聚拢了他的骑兵,查看一下,仅损失了两名骑士。项羽就对骑兵们说:“怎么样啊?”骑兵们都敬服地说:“正跟大王您所说的一样。”这时项羽已经到达乌江边上,乌江亭长把船停泊在岸边等着他,并对项羽说:“江东虽然狭小,但是土地方圆千里,民众有几十万人,也足够您用以称王的了,望大王您火速渡江!现在这一带只有我有船,汉军到来,将无船渡江。”项羽笑着说:“老天爷让我死,我还要渡江做什么呀!况且当年我与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西征,如今没有一个人跟着我归还,纵使江东父老怜爱我,仍然以我为王,我又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啊!即便他们不说什么,我也无脸再见他们啊!”

于是就把自己所骑的骏马骓送给亭长,命令骑兵们都下马步行,手持短兵与汉军搏战。仅项羽一人就杀死汉军几百人,项羽自己也身受十多处伤。这时项羽回头看见汉军骑司马吕马童,就说:“你不是我的熟人吗?”吕马童面对着项羽,指给身边的中郎骑王翳说:“这就是项羽!”项羽接着说:“我听说汉王悬赏千金买我的头颅,得头颅者可分得享用万户赋税的封地,我就留给你一些恩德吧!”当即拔剑自杀,王翳随即取下项羽的头颅,其余的骑兵便相互践踏着争抢项羽的躯体,急抢中互为残杀的有几十个人。到了最后,杨喜、吕马童和郎中吕胜、杨武各夺得项羽的一部分肢体。五个人把项羽的肢体拼凑到一起,都对得上,因此他们分得了享用万户赋税收入的封地,五人都被封为列侯。

楚地全部平定了,唯独鲁县仍不归降。汉王刘邦准备统领天下的兵马,去消灭它。大军抵达城下,城中礼乐弦诵的声音传到城外,由于鲁县是信守礼义的故国,遵奉为自己的君主尽忠守节的礼义,汉军便拿出项羽的头颅给鲁县人看,鲁县父老这才投降。汉王用安葬鲁公的礼仪把项羽葬在谷城,并亲自为项羽发丧举哀,哭了一阵后才离去。对项羽的家族亲属一律不加杀害,还把项伯等四人都封为列侯,赐他们姓刘,把过去被掳掠到楚国来的百姓们仍划归他们统治。楚汉垓下之战,刘邦、韩信灵活应用了十面埋伏、四面楚歌之计,终于使得力可拔山、豪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兵败自刎,从而奠定了大汉王朝四百余年的基业。

楚霸王一世霸业,全都毁于一役。如果他当初能忍一时之气,可能会东山再起,这就告诫人们,要能忍人之不能忍,才能成就大事业。

这里也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成事不一定要急在一时!

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在现实的竞争中,经常如此,但是只要当事人能够忍住一时的痛楚,积聚力量以备东山再起。那么,还是有可能在以后的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关键是看有没有忍辱负重,东山再起的意志!7.以身作则,正己正人

正己才能正人,这是我们应该尊偱的原则。行动是无声的命令,通过自己的行动带动大家,起到一个标榜的作用。俗话说;“一个行动胜过一千句口号”,不要将理想与目标放在口号上,身体力行才是最重要的。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用正确的行为来改变他人的观念。

康熙是历史上执政最长、政绩最突出的一个皇帝。他之所以在群众中拥有威望,是他以正己为方略治理国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身作则,带头行动。他从不饮酒,尤其反对抽烟。在《家训格言》中,康熙告诉子女说:“我当皇上的人想让法令行得通,唯有本身带头执行,他人自然就会服从。”康熙幼时在乳母家学会抽烟,而后深感吸烟有害无益,自己带头戒了烟。治国必然有得有失,有喜有忧,有成功有失败。民间有“伴君如伴虎”之说,当遇到失误和失败时,历代国君均感棘手不好处理,一般是功归自己,过施他人,康熙却提出“倘有失误,君臣共之”的思想,这是他治理国家和道德修养的总结。康熙认为,君臣一心图治,天下无患不治,为政之道以君为主,大权独揽,小权下放。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皇上也会有错误,不能诿过于臣下。康熙四十二年,他为明吏作文一篇,文中说:“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朕,未曾一时不自责呀。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做到,躬行实践未能做到,言行一致未能做到,如此等等,朕自觉惭愧。”

不争功,不诿过。这是现代领导得必须具备的素质,也是正己正人必须遵守的原则。领导要经常自警、自省,勇于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势,经常表扬员工的优点,并与大家同甘共苦,多为他人着想,保持亲密的接触,充分信任员工,这样的领导威望才高。尤其不要当众斥责工作中出现失误的员工。当众斥责他,使他有失面子,无地自容,会造成领导不尊重、不信任他的错觉。只能采取适当的方式,个别向他指出错误,让他能够改过自新。

历代著名将帅都深深懂得“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道理。因此,他们身为将帅,却处处身体力行,提倡为官清廉,奉公守法,这样,他们在领导别人,以“厚”收买人心,或以“黑”严明法纪的时候,才能够收放自如,赢得手下人的理解和支持。战国时期魏国的军事理论家尉缭子在《兵谈·第二》中提出:“清不可事以财”,就是说为将帅的要清正廉洁,不可被金钱财物所诱惑。凡是为国、为民的中外将帅,无不以廉洁奉公的美好名声赢得广大官兵的敬佩。

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他身为赵军统帅,又负责治理整顿全国赋税,但他却廉洁奉公,国王和宗室赏赐他的金银财物,赵春都分赏给部下,自己一点不留,而且,“受命之日,不问家事”。注意团结部属,体察士兵的疾苦,自己身教重于言教,为人表率。因此,赵奢深得将士之心,指挥千军万马,行如风,止如山,每战必胜。赵奢的儿子赵括由于太爱钱财了,刚刚受命为将时,不但作威作福,到处摆臭架子,使他的部下都惧怕他,而且把赵孝成王赏赐给他的金银财物,全部拿回家里收藏起来,或者购置田产,结果,刚一出师就身首异处。

飞将军李广,他廉洁奉公,从不贪财。他每次得到朝廷赏赐,都分给部下。李广一生做禄秩两千石这一级的官职有40 余年,家中却没有多余的钱财,他也从不谈论置办家产的事。李广还与士卒共进饮食,每逢遇到饮食缺乏,或到断烟缺粮时,发现可饮用的水,士兵中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有喝到,他绝不会靠前先喝上一口;有了食物,若不是每个士兵都吃到了,他是连尝都不会尝的。他对士兵宽厚和蔼,不加苛扰,因此,士兵都爱戴他,乐于听他指挥,勇于杀敌。

东汉王朝的开国功臣祭遵官至征虏将军,一生为人廉洁谨慎,克己奉公,每当因战功得到朝廷赏赐时,他都全部分给士卒,而自己却“家无私财,身衣韦奇”,甚至连夫人都“裳不加缘”,异常勤俭节约。他认为,一个将帅更应该经常严加约束自己,一心一意做国家的事。直至他垂危之际,仍然遗诫要“牛车载丧,薄葬洛阳”。正由于他治军治家有方,使得他“清名闻于海内,廉白著于世间”。

北宋名将兼文学家范仲淹,不仅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为后人所崇敬,而且也以深知兵略,治军有道为兵家所佩服。他从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到官至枢密使掌握全国军事大权,都要求部将做到:“士未饮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

他常常为将士的吃住穿等担忧,或感茶饭不香,或则睡卧不眠。他每遇事都是想到部属的困境疾苦,并将朝廷赏给他个人的钱财物品,全部分给部下的官兵。所以,他部下的将士每次出征作战,都奋勇冲锋向前,为其效力舍命。他所指挥的部队一直是北宋的一支劲旅。由于他的带头垂范作用,在他手下成长起来的诸如狄青、钟世衡这样许多有勇有谋的将领,都能与士兵同饥共寒,身先士卒,廉洁奉公,起表率作用。

岳飞是中国古代将帅中廉洁奉公、为人师表的楷模。他从严治军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严于律己。岳飞提出过国泰民安的两个著名口号:“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他身体力行,严守一不贪财,二不爱色,三不娶妾,四是山河未复滴酒不进的“四不”规定。他个人的日常生活极其清苦,饭菜大多是主食加一个菜。有一次,岳飞吃到一种名叫“酸馅”的食品,他觉得味道不错,尝了几个以后,就叫随从收起来留到下顿再吃,以免浪费。岳飞在16 岁时娶的一位刘姓夫人,因他从军远离,家乡沦陷后,生活无着,被迫转嫁。南渡以后,岳飞另娶了一位李姓夫人,夫妻之间的感情甚笃。他的部属同事们曾出于对岳飞这位主帅的尊敬,出钱买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土族女子,送给他做姬妻。岳飞未曾见面就婉言谢绝了。在当时的南宋士大夫社会官吏多是三妻六妾和“西湖歌舞几时休,直把临安作汴京”的环境中,岳飞能如此洁身自好,真是清淡如水,廉洁为镜,高风亮节,实在难得。第4章 做人要有心机,做事要有手腕

在中国古人的字典中,“智”与“知”本来是同一个字,可以互相通用。知识与智慧当然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无知”当然就不可能有智慧,而大智慧必然也就与丰富的知识联系在一起。可见,中国古人对智慧的解释有超时代的内涵。1.随遇而变的智慧

在中国古人的字典中,“智”与“知”本来是同一个字,可以互相通用。知识与智慧当然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无知”当然就不可能有智慧,而大智慧必然也就与丰富的知识联系在一起。可见,中国古人对智慧的解释有超时代的内涵。

在中国的历史上,舜是第一个被称为“大智慧”的人。根据历史记载,舜出生后不久母亲就离开了人世,后母生了一位弟弟“象”。孝顺的舜尽管总是小心地侍奉后母和弟弟,但是仍遭受了无数次的毒打。最后实在无法在家里生活下去,舜选择了离家出走,他一个人流浪到历山脚下开荒种地。

在清苦的生活中,舜依旧没有一点怨言。他与当地的农夫和山林中的鸟兽生活在一起,他观察周围的事物,一切都是那么温馨和睦。于是舜触景生情,作了一首首感人的乐歌。他的德行影响了周围所有的人,农夫相互谦让已开垦好的农田,渔民相互谦让自己打鱼的场地,陶匠则做出了更加精美耐用的陶器。舜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人们从四面八方扶老携幼过来,希望和舜成为邻居。仅仅用了一年时间,他的周围就聚成村落,然后就扩大为城镇、都市。最后,当时的天子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许配给了舜做妻子。这两位聪明美丽的妻子给了舜无穷的力量。“无知”的舜总能逢凶化吉,顺利地通过尧对他的能力所进行的考试。最后,尧将天子之位禅让于舜。

舜用先适而后变的方式成为天子,那真是“大智慧”。但是,舜的大智慧却没有使用什么心计,事实上,他的“大智慧”往往都是以“三分做事,七分做人”来衬托的。舜从未有意识地去获取民心,也没有任何处理复杂事务的知识。但是,他的淳朴、坚强、虚心,保证了他最终取得所期望的胜利。

舜的胜利说明适应是改变的开始,也是一切处世哲学的根基,这种智慧受到当时许多学者的称赞,一时之间,甚至成为一种“时尚”,许多圣人都不愿意出名,不愿意担任引起公众注意的官职。他们推脱的职位中,甚至有宰相!

在儒家的思想中,适应还有一种内涵就是虚心听取他人意见,对其中不善和有过错的言论能够用豁达来处理。对于对立两端的不同观点、看法,能够知道最恰当的度量界限在哪里,并利用这最恰当之点即对“中”的把握来治理民众和国家。

老子的基本观点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不可道”,所以它不能够通过学习的途径为人所把握。人只能够以“无为”——改变能改变的,适应不能改变的的态度去对待道。所以无知与无为之间,在老子看来是一种直接的联系。所谓“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张扬、高调与道是不相干的,低调者与“道”更容易达到浑然合一。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世界上所有的哲人都指出了这个道理,“无为而无不为”是最接近智慧的,在通往智慧的道路上,这是必须经过的道路。虽然说这样的人不一定有智慧,但是有智慧的人一定是这样的。

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是从人生观上来说适应与改变的博弈,其实,无为接近的智慧,不仅仅是使人幸福,使人内心得到安宁,这种智慧还可以运用到实践之中,帮助你完成现实中的事业,按照古代的说法就是,它是可以“立功”的。现在,我们似乎很相信那种可以直接取得效果的“聪明”,但是不相信“智慧”。其实,智慧比聪明要高明很多,如果你真的有智慧,把这种智慧用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你就会发现,它的作用是聪明完全不能比拟的。2.抓准适应与改变的时机

古希腊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因为当时的人们有轻视哲学家的观念,于是他运用自己的知识,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财富,其实他并不需要财富,他只是用自己的例子告诉世人,把智慧用在世俗的事物上,可以很轻松地解决所有的问题。有智慧的人之所以不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这样做而已。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过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一个道理——何时该适应何时该变革作为一种达到智慧的捷径,如果你正确地把握了它,它可以为你带来你的所谓“聪明”所不能取得的东西!

如果我们仅仅从人生格调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智慧,那无疑是局限了它的意义。这不仅仅是一种使你能够尝试真实生活的人生格调,它同样是一种战术,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实现自己目标的一个手段。

这种战术如果用于商场,其技巧和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用“隐忍”的手段暗中行动,将你的企图隐藏在明显的事物中,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一般人对司空见惯的事物,往往不会怀疑,此计就是利用人们的这一错觉,来掩盖自己的真正意图。这种计谋是最常见的,也是用得最多的。

麦克唐纳快餐馆的董事长克罗克没读完中学就出来做工,以维持生存。后来,他在一家工厂当上了推销员,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而且,他在推销产品过程中也交了许多朋友,积累了大量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宝贵经验。后来,他决定创办自己的公司。

通过市场调查,克罗克发现当时美国的餐饮业已远远不能满足变化了的时代要求,必须改革,以适应亿万美国人的快餐需求。但是,克罗克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对于囊中羞涩的克罗克来说,自己开办餐馆根本就不可能。

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在做推销员工作时,曾认识了开餐馆的麦克唐纳兄弟,自己可以到他们的餐馆中学习,最后实现自己的理想。

于是,克罗克找到麦氏兄弟,讲述自己目前的窘境,最后博得了对方的同情,麦氏兄弟,答应他留在餐馆做工。

克罗克深知这两位老板的心理特点,为了尽早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又主动提出在当店员期间兼做原来的推销工作,并把推销收入的5%让利给老板。

为取得老板的信任,克罗克工作异常勤奋,起早贪黑,任劳任怨;他曾多次建议麦氏兄弟改善营业环境,以吸引更多的顾客;并提出配制份饭、轻便包装、送饭上门等一系列经营方法,扩大了业务范围,增加了服务种类,获取了更多的营业收入;还建议在店堂里安装音响设备,使顾客更加舒适地用餐;他还大力改善食品卫生,狠抓饮食质量,以维护服务信誉;认真挑选店堂服务员,尽量雇用动作敏捷、服务周到的年轻姑娘当前厅招待;而那些牙齿不整洁、相貌平常的人则安排到后方工作,做到人尽其才,确保服务质量,更好地招待顾客。

克罗克为店里招徕了不少顾客,老板对他更言听计从了。餐馆名义上仍是麦氏兄弟的,但实际上餐馆的经营管理、决策权完全掌握在克罗克的手中。不知不觉,克罗克已在店里干了6个年头。时机终于成熟了,他通过各种途径筹集到了一大笔贷款,然后跟麦氏兄弟摊牌。起初,克罗克提出较为苛刻的条件,对方坚决不答应,克罗克稍作让步后,双方又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克罗克以270万美元的现金,买下麦氏餐馆,由他独自经营。

第二天,该餐馆里发生了引人注目的主仆易位事件,店员居然炒了老板的鱿鱼,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当地特大的新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而快餐馆也借众人之口,深入人心,大大提高了其在美国的知名度。克罗克入主快餐馆后,经营、管理更加出色,很快就以崭新的面貌享誉全美,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总资产已达42亿美元,成为国际十大知名餐馆之一。

克罗克抓住了变革的时机取得了成功,仅以让利5%就轻易打入了麦氏快餐馆随后通过长时间的潜移默化,对老板的刻意奉迎,换取了兄弟俩的信赖,使兄弟俩认为他处处替自己着想,感到双方利益一致,便自动消除了对他的猜忌,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多种建议。经过逐步渗透、架空,老板本已“名存实亡”,最后一场交易,全部吃掉了麦克唐纳快餐馆。

改变能改变的,适应不能改变的,首先就是隐藏自己的目标,使对手对自己不加防备,最后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一蹴而就!3.暗藏不露,韬光养晦

人学本事的目的是为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有本事不用不如不学。真本事不外露是不到外露的时机,所谓“不露”不过是待价而沽,在寻求更好的“买主”。当然,也有良玉精雕未就,正待点睛之功者。

苏东坡说:“古代圣人要做一件大事时,一定要先置身暗处观察明亮处其他人的行动,自己保持静默从而细心观察别人的动作。这样所有人的情形就都真实地呈现在自己眼前了。”

春秋战国时期,楚庄王即位伊始,便受到内外的瞩目,因为他的祖父、父亲两代国王都很有作为。楚国上下希望他能继承父、祖遗志,开疆拓土,使楚国更加强盛。邻近的小国则是战战兢兢,危不自安,甚至连中原的大国秦、晋也都密切注意楚国的动向。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楚庄王即位后,根本不理国政,每日里不是在宫中听音乐,饮美酒,与妃妾们寻欢作乐,便是率领卫士于深山大泽打猎,一副标准的荒淫无度的国王形象。

楚国的大臣们自然不甘心楚国前两代国王奋斗的成果就此毁灭,纷纷入宫劝谏,楚庄王置之不理,我行我素。后来听得烦了,干脆在王宫外立一道牌子,上写:敢入谏者死。严令之下,楚国的大臣们大概觉得还是保命要紧,真的没人敢再劝谏了。

楚庄王日以继夜,荒淫不已,一连持续了三年。国王不理朝政,下面自然乱作一团:权臣们借机树党争权,谄谀小人们则逢迎拍马,捞取官职,贪官们更是浑水摸鱼,中饱私囊。楚国的政治一下子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而忠臣贤良只有扼腕叹息的份儿了。

楚国的大夫伍举实在忍不住了。他决定入宫进谏。不过他也不愿意拿自己的头往刀刃上撞,于是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

他入宫见到楚王时,楚庄王正左搂郑姬,右拥越女,一边喝着美酒,一边听乐师们奏乐。见到伍举,楚庄王问道:“大夫是想喝美酒,还是要听音乐?”伍举笑道:“臣既不想喝酒,也不想听音乐,而是听人们说大王智慧过人,所以想请大王猜个谜语。”

楚庄王知道伍举是要借机进谏,但既然伍举没明说,自己也不点破。伍举便说道:“在楚国的一座高山上,停落一只大鸟,它羽毛五彩缤纷,异常华丽,可是三年来它既不鸣叫,也不飞走,臣实在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楚庄王沉思片刻,说道:“这不是一只平凡的鸟,它三年不鸣,是在积蓄自己的力量;三年不飞,是等待看清方向。这只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你去吧。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

伍举听完楚庄王的解释后异常兴奋,他出宫后告诉自己的好友,同是楚国大夫的苏从,国王是很有头脑的人,他是在等待时机,而绝不是一个沉溺酒色的荒淫君主,看来楚国还是大有希望的。

几个月过去了,楚庄王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更加荒淫无度,苏从感到受了骗,他全无顾忌,舍身直闯王宫,直言进谏:“您身为国王,不理国政,只知道享受声色犬马之乐,却不知道乐在眼前,忧在不远,不久就会民众叛于内,敌国攻于外,楚国离灭亡不远了。”

楚庄王勃然大怒,拔出长剑,指着苏从的鼻尖,厉声叱道:“大夫不知道寡人的禁令吗?难道你不怕死吗?”

苏从凛然正色道:“假如我的死能让君王悔悟,能让楚国富强,我的死就是值得的。”

楚庄王看了苏从半晌,忽然扔下长剑,双手抱住苏从,感慨道:“我等的就是大夫这样忠于国家,不怕死的栋梁。”他挥手斥退歌男舞女,与苏从谈论起楚国的政务。苏从这才惊异地发现国王对国家上下的了解比自己还要多。

楚庄王随后发布一系列政令,把那些权臣政客,谄谀小人,贪官和不称职的官员该杀的杀,该罢职的罢职把那些包括伍举、苏从在内的忠于国家、有才能、刚直不阿的人提拔上来。一番洗涤振刷后,楚国的政治从污浊混乱一下子变得清明而富有活力。

楚庄王待国内基础巩固后,不仅继续开疆拓土,平定了周围附属小国的背叛,而且挺进中原,夺得了霸主地位,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则成语是尽人皆知的,然而它的深刻内涵却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楚庄王即位时,楚国的情况表面上看来不错,但实际上却有隐忧,那就是:权臣夺利,小人充斥,群臣良莠不清,忠奸难辨。楚庄王为了消除腹心隐患,从而走上中原霸主的地位,采用了异乎寻常的隐晦手段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荒淫君主的形象,不仅解除了周围国家对自己的戒心,更消除了群臣的顾忌,让他们尽情施展自己的手段,露出自己的庐山真面目。在苦等三年,摸清了所有的情况后,猝然施展霹雳手段,将楚国政治振刷一新,从而达到“大乱后大治”的目的。而楚国能在短短的时间内,不仅摆脱了受人鄙夷的“蛮夷小国”的地位,而且能雄霸中原,根基正在于此。4.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曾经发生在鲁僖公三十年的秦晋围郑之事,在春秋战史上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但这件事却成全了一个小人物——烛之武。对“烛之武退秦师”的事,《左传》、《史记》等史书都作了记载。如《史记·晋世家第九》:“七年,晋文公、秦穆公共围郑,以其无礼于文公亡过时,及城濮时郑助楚也。围郑,欲得叔瞻。叔瞻闻之,自杀。郑持叔瞻告晋。晋曰:‘必得郑君而甘心焉。’郑恐,乃间令使谓秦穆公曰:‘亡晋厚秦,于晋得矣,而秦未为利。君何不解郑,得为东道交?’秦伯说,罢兵。晋亦罢兵。”又如《史记·郑世家第十二》:“四十三年,晋文公与秦穆公共围郑,讨其助楚攻晋者,及文公过时之无礼也……郑人患之,乃使人私于秦曰:‘破郑益晋,非秦之利也。’秦兵罢。”其中以《左传》的记载最为详细。而这个说服秦国退兵的郑使便是烛之武。

事因人而传也罢,人因事而存也罢,烛之武其人其事都应该是值得记取的。作为谋略,烛之武退秦师之事早已让无数人津津乐道,为历代谋略家所推崇。想当时,晋国挟周天子以令诸侯,已渐成中原霸主之势,因此,意欲兼并郑国绝非只是示威胁迫以解“无礼”之恨,实是成就国家大业之所需。在这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烛之武不劳一兵一卒,以一己之力退秦晋大军,其大勇大谋可见一斑。在此,我们来仔细探讨一下烛之武其人,应该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据冯梦龙编的《东周列国演义》记载:烛之武,考城人,是三朝老臣,但始终得不到升迁,在郑国一直担任“圉正”(养马的长官),大概相当于《西游记》里所说的“弼马温”吧。被举荐使秦时,已年过七十,须发皆白,身子伛偻,步履蹒跚。按理说,这么一个糟老头,又长期待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得不到好的待遇,就算有满身锋芒,该也消磨殆尽了吧。但烛之武使秦时,“夜缒而出”,孤身一人,也许还拄着拐,迎着秦兵而去,气定神闲,踌躇满志,西北风吹到他的脸上,须发飘飘,那神态,那情状,必定是十分的潇洒!

他的潇洒来自他的自信,他的自信源于他的才华。当郑国被围之际,首先被郑国大夫叔瞻向郑伯推荐的是佚之狐,但佚之狐显然缺乏自信,他对郑伯说:“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在关键时刻能被人记起,这说明烛之武虽然身居“圉正”,但他的才华应该是声名远播,得到大家的承认的。被郑伯召见时,他说:“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这话绝不是他的自谦,当然也不是他存心拒绝,他如果无意为之,是大可以不应召的,况且年岁也大了,正可以谎称病了什么的,何必要不辞辛劳呢?他应召而来了,说明他早已打定主意了。但他当然知道趁机发发牢骚,摆摆架子,一来无碍大局,二来也可以发泄心中多年的怨恨,说不定还能赢得郑伯的愧疚和自责。艺高人胆大,聪明的他当然不会放过这难得的机会。但这机会只是属于有真才实学的人,徒有虚名不够自信的人是不敢这么“放肆”的。出使到秦军,见到秦穆公,烛之武面无惧色,娓娓道来,回顾历史,指出晋君言而无信,贪得无厌,对秦国忘恩负义;展望未来,若灭了郑,则肥了晋国,而无益于秦,而且晋壮大之后,必定会成为秦国的最大威胁。秦伯当然不愿意做“东郭先生”喽,于是不但退军,还派人帮助守卫郑国。烛之武可谓是个口悬河汉、舌摇山岳的人,他的一番话可真是说时石汉皆开眼,道破泥人也点头。烛之武的成功就在于他正确把握天下形势,并且熟知历史,洞察秦晋之隙,然后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生活是一块磨刀石,只有不断砥砺自己,才能保持永远锐利的锋芒。烛之武到了七十多岁的高龄,仍有满腹牢骚,实则是人生抱负不曾实现的原因。此前,三朝为官,满腹经纶,却一直不得重用,其间忍受的寂寞痛苦的煎熬,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烛之武在这种怀才不遇的痛苦中,并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妄自菲薄,而是以惊人的毅力在寂寞中图强,饱读经书,关心时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终于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也是最为关键的时刻,“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完成人生的最后一搏,为自己一生画上一个完美的感叹号。

烛之武的时代早已过去,但烛之武的人生之路,却仍旧启示着今天的我们,即使暂处逆境,也应该不断磨砺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终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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