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丁瑜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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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作者:丁瑜 著排版:吱吱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5-01ISBN:9787509785836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绪论前奏:“小姐”——一个文化符号

从昨天开始,丰台区右安门街道的工作人员如果对流动人口使用“小姐”等歧视性或容易产生歧义的称呼,“劣迹”会被纳入年度工作考核中。这是该街道外管站更名后首次做出的一项新规定。

日前,右安门街道外来人口管理站正式更名为流动人口工作站,并致力于“市民化对待、亲情化服务、人性化管理”。在工作用语方面,除了禁称“小姐”外,还包括禁止街道工作人员称呼流动人口“打工仔”、“打工妹”,管家政服务员叫“小保姆”,并把这些规定的执行情况纳入到年度工作考核之中,对违反者要给予通报批评。如果流动人口到街道办事时,被称呼为“小姐”,可向街道办事处投诉。

这是从2004年6月8日《京华时报》上摘取的一段新闻。“小姐”作为一个称谓,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至少千年,旧时指深闺未婚女子,且常指官宦或有钱人家主人的未婚女儿,也是一种尊

[1]称。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小姐”一词由于带有封建与资产阶级意味被普遍停用,它的再次出现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港澳台投资活动的兴起以及商人的大量进入,一些词开始在中国传播并流行起来——然而彼时的“小姐”有了不同的意味,它不再独指年轻、富有、未嫁的大家闺秀,而泛指[2]城市生活中的任何女性,相当于英语中的Miss。

大约从十年前开始,“小姐”一词忽然从大众接受的普通称谓变成了一个敏感词语。去茶楼喝茶,上饭店吃饭,到百货公司购物,原本粤语里通用的“小姐”都一律改成了“靓女”、“靓姐”或用普通话称呼“姑娘”、“小妹”,服务的或被服务的,都如此称呼。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用“翠花”称呼服务员的做法。从那时起,“小姐”逐渐成为“三陪女”、“妓女”或娱乐行业女性从业者的特定称谓。这与改革开放后广东沿海地区与港澳台频繁的经济往来有很大的关系。投资者与商人带来了较为西化的生活习惯与语言习惯,“小姐”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原本用于外交场合中的“先生”、“女士”、“小姐”被带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替代了原来的“同志”、“师傅”等,也跟随着投资者与商人的步伐在他们日常光顾的娱乐场所中逐渐盛行,以至发展成为一个专属词语,掩盖了它原本的意涵。珠三角地区是“小姐”一词敏感化之地,在这里,它指的不再是富家年轻未婚女子,而是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场所出没的“妓女”。如今,“小姐”一词的特殊含义已被广泛接纳,比如,“做小姐”指的就是当三陪女、妓女,“找小姐”就是指嫖娼。而人们早已挪用其他词语来表达“小姐”原来的意思,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和尴尬。

语言变化能折射出社会文化的变迁。“小姐”这个词的异化与敏感化引发了许多关于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社会变化的讨论,尤其是色情行业的“死灰复燃”。上述报章节选无疑反映出社会上对此的一种反应。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色情行业的力量如此巨大,它竟使我们改变了日常语言的使用习惯,并创造出一些新的语词。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点“小姐”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承载了特殊的意象与内涵,以一种悄然无声却强有力的方式把卖淫、色情重新推入人们的视线中。

除大众文化之外,学术界也开始围绕着娼妓的定义、道德、性工作、女性身份与地位等在一些问题上争论不休。争论源于西方学术界与社会活动的理论与实践,又深受非西方社会经验与政策(比如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的影响。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如火如荼、城乡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之时,“小姐”被赋予了新的文化意涵,中国学术界则在这个问题上呈现一种分裂的态势。

大多数学者持一种静态的、二元对立的观点,认为娼妓是一种严重的社会危害和丑恶现象,损害社会正义,侵蚀人们的精神(司钦山,1997;汤立云,2002),它是男权对女性的压迫,只有彻底消除,严厉打击,才能把女性解放出来(丁娟,1996;黄新春,2001)。此类分析中,“卖淫女”要么被定性为道德败坏、好逸恶劳,要么被描画为父权社会制度的受害者,但最终结论都是清除娼妓,严厉净化社会环境。

潘绥铭等(2005a,b)在他们关于中国娼妓业与色情行业的书中提出几个颇为尖锐的问题,打破了国内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固有理解。比如,如果卖淫女真的道德败坏,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的女性愿意违背道德踏入性行业中?金钱至上的观念真能回答一切问题吗?如果可以,我们可以就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濒临道德崩溃的边缘吗?因为根据估算,中国国内色情行业从业女性累计达到了[3]600万以上,嫖客人数则可能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潘绥铭等,2005b:144-147),而另一边厢,我们则在不断宣传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成功。再者,如果从业女性是男权统治的受害者,我们为何还要谴责买卖的双方,而非只惩罚嫖客和组织卖淫者?

把娼妓认定为“工作”的一个前提是背后的驱动因素必须是经济因素,同时,因为它是一个工作,所以它必须有稳定的收入。有一种论调认为性工作者的底线是经济需要,即认定它主要是一种经济活动(O’Neill,2001;Wardlow,2004;Lucas,2005)。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引发了“性工作者”这个名称的大量使用(黄盈盈、潘绥铭,2003;黄盈盈,2004;潘绥铭,1997,2000;潘绥铭等,2005a,b,c),有些学者进而呼吁要将娼妓除罪化(李银河,2003b,2005)。潘绥铭教授所做的一系列研究让我们从人性的角度首次较为全面地看到了女性从业者的生活。他笔下的小姐们不是大众文化下的失足卖淫女,也非官方论调中的道德堕落者,都是有血有肉的年轻女孩,和其他普通女孩子一样有着各种快乐、烦恼、忧伤。他将之视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一部分,认为应当承认并赋予其合法权利(黄盈盈、潘绥铭,2003)。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系列的讨论中,学者对于“性工作者”这一称谓并没有给予过多的思考与定义,他们将女性进入性产业视为一种合理的经济行为。命名的问题在国内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这一点,我认为,恰恰是我们讨论女性从业者经验与感受最重要的基础。王金玲(2004)在她的研究中历数中国历史上对娼妓的各种称呼,并将“重命名”视为政策与政治宣传的必要部分。她建议采用“商业性性服务者”的称呼,因其更能反映性产业中的多层意涵,同时模糊性别界限。性产业、娼妓等在中国都未合法化,因此“性工作者”在国内的法制、社会环境下还不适用。“工作”在现代汉语中有着固定和特指的意义,指在受认可的行业中的有薪劳动。“工作”与“劳动”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后者意指家务劳动、农耕、自雇等非正式就业种类。我赞同王金玲的这些观点,尤其是她在鼓励与推广使用描述性(非道德性)、包容性与更广义的性产业从业者名称方面所作的努力。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开始,让我们重新审视现有的研究框架与所有学术争议的起点。当然,“商业性性服务者”名称本身的适用性还需再议。

我的研究显示出,学术界所作的努力与从业女性自身的经验、理解方面是存在差距的——前者希冀能开拓一条通往社会认可与合法身份权益的道路,但后者迄今并不认为这是她们最关切的事情。女性从业者并不认为她们是道德堕落的或是受害者,同时,非常有趣的是,她们也不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也不认可这种叫法,而习惯于把自己称为“小姐”。从她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她们认为自己从事的行业包含多个方面,不仅限于“性”,因此“性工作者”听起来过于片面和污名化。在这种情况下把娼妓作为工作的学术或政策建议可能是对从业女性实际需要和愿景的歪曲和误解。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小姐”这样一个在其他女性看来带有侮辱意味的称呼得到了从业女性的接受?她们如何理解这个称呼与身份?“小姐”这个词如何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这如何折射出当代中国变化的欲望与价值?

这就是本研究的起点,一个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性产业中的从业女性如何称呼自己,又希望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我认为这是我们理解她们生活方式与工作观念的重要基础。在我们为娼妓下定义和提出任何“解决”之道前,我们应尝试站在从业者的角度,并分析其存在的社会、法制、文化等环境。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性工作者”这一已被广泛使用的称呼。正如伯恩斯坦(Bernstein,1999:94)提出的,我们应该:

暂缓对娼妓的意义作出任何本质主义上的理解,以便更好地思索女性主义在面对女性性劳动市场(无论是实质存在的还是假设的)议题上的适用性。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

本研究有两个主要目的。其一,更好地理解性产业从业女性的欲望,包括物质欲望、性欲望和情感欲望,以及她们作为流动人口、女性和“小姐”,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个体的自主性来争取这些欲望的实现的。其二,我希望通过从业女性的自身视角来探讨关于工作、自身形象与身份认同的问题,以更好地了解我国的性产业状况。

围绕着这两个目的,本研究提出以下一系列研究问题。

1.性产业的从业女性如何描述自己的婚姻和情感经历?

2.婚恋经历如何影响她们的生活道路和生活选择?

3.她们如何通过不同的性和情色实践挑战现有的婚姻制度?

4.她们如何描述农村生活经验?

5.她们如何理解“青春”?

6.在珠三角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她们有什么样的生活期待?

7.她们如何看待自己正从事的这个“职业”?

8.和“性工作者”相比较而言,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和所处的位置?

9.她们如何通过自我身份认同挑战现有的工作制度?

10.城市生活和色情行业对于这些既为流动人口又为“小姐”的女性设置了怎么样的困难和威胁?

11.自我实践如何成为这些女性争取自我空间与实现欲望的场所?

这几年我读了不少相关的著作资料,看到了在娼妓问题上女性主义、社会学、政策制定者各流派间围绕着它的性质、合法性与制度方面展开的论辩。我意识到,娼妓问题,无论是对我国来说还是对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社会现象,而它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它的性质究竟如何,其中从业者的个人生活与经历如何,在这些问题上各流派意见不一,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偏见。

总的来说,中国的性产业问题不可一概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败笔,或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腐败,或是男权至上的结果。但若在现阶段将之作为合法工作也不符合中国国情与社会实际。它的复杂性、变化性往往令与之伴生的性别关系、就业、公共卫生、社会秩序等问题变得难以解决。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我认为有必要从另一方面去作检视——我们不仅要从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社会工作者的角度去理解问题,更要从从业者自身的角度去体会,在我们作出任何结论、实务方案或社会政策之前,我们要力求理解并尊重他们的想法与做法。然而如今的现实是,国内的“严打”禁令、从学术角度作出的各种评判与谴责和大众媒体刻画的悲惨与淫乱的娼妓生活场景合力塑造了一幅关于她们的“真实”图景,从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从业女性的生活经验。各方关注的焦点不同,建构角度不同,不同程度地造成了片面理解和偏见,也逐渐造成了学术界/政府/大众与从业者本身之间的鸿沟。

从业女性的生活经验、对工作与生活的看法和期待、她们面对的社会环境等,都是我们省思性产业和娼妓问题的重要基础,不关注这些问题,就好比只看到冰山一角,只停留在现象表面。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厘清中国性产业的特点与珠三角的社会背景。在接下来的几个部分里我将重点分析:①珠三角快速发展的历史与现实,②城乡流动与性别化的就业形势,③禁令之下的性产业发展状况。性产业遮遮掩掩的发展背后是什么样的社会情境?是什么样的背景造就了这些女性的欲望与梦想?解答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分析一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法制等条件下女性的欲望,有助于我们理解她们为了实现这些梦想所作出的选择。珠三角:欲望之地

本研究基于我在2005年至2011年期间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进行的田野调查,其中2005~2008年是集中的田野调查时间,2008年以后又陆陆续续走访了一些城中村,收集了一些图片资料。这几个城市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心区域,也是改革开放起步之地,它们特殊的发展道路、经济地位与人员构成使之成为孕育欲望之地。

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个寂寂无闻的小渔村,人口刚超过3万。而在1980年它成为中国首个经济特区,短短的28年时间里它的人均GDP就已经超过1万美元。深圳毗邻香港,以发达的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业、进出口与物流业著称,充满了活力与发展的潜力。它的城市特色里,最显著的一点恐怕要数“移民城市”这顶桂冠,它的发展与壮大离不开全国各地移民与劳工的巨大贡献与默默耕耘。截至2013年,深圳1062.89万常住人口中,有752.42万为非户籍人口,超[4]过70%。他们从别的省份往沿海地区的流动,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共同构成了这个城市发展的轨迹与历史。在吸引外来劳工为城市建设发光发热这点上,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与深圳争锋——他们使一个小村庄在30年间取得了从零到全国GDP排名第四的伟绩,只[5]在沪、京、广之后。

深圳西北面的邻居,是连接其与广州之间的东莞。东莞与深圳非常相似的一点在于,在其800多万常住人口中,本地户籍人口只有[6]191万,非户籍人口,也就是现在常叫的“新莞人”占到77%。在世界范围内,东莞都称得上是电子、通信科技、玩具、成衣、鞋履等行业的第一生产基地。其中,服装制造业是东莞最著名的产业之一,吸引了许多女性劳动力。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也见到过很多服装企业贴在大门上的招聘广告,女工的月工资约为1000元人民币,当然,收入高低也与女工的熟练程度有关。

东莞另一个为人熟知之处在于它的休闲娱乐行业和酒店业,其曾以辐射珠三角的态势吸引了港澳台及全国各地客户。东莞的五星级酒店数量居同等级城市之首,换言之,在中国内地城市中排在京沪之后,名列第三。它的娱乐休闲服务行业门类齐全,经济实惠,服务质量高,规模逐渐扩大,很多地方发展出多元结合的一条龙式服务。

东莞再往西北,则是广东省省会广州,它是珠三角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2010年广州GDP逾万亿,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进入GDP“万亿元俱乐部”的城市,也是首个经济总[7]量过万亿的省会城市,到2015年已愈1.5万亿,在2006年其人均[8]GDP超过1万美元,成为“内地第一个进入发达状态”的城市。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商贸口岸,在2000多年的对外贸易历史中,它曾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向西方世界输送茶叶、丝绸、象牙和瓷器,也有明清之际十三行的辉煌,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这种源自古代的商业开放与自由之风延续至今,现在广州的进出口贸易依然争霸鳌头,也自然成为外来人口流入的热门选择。

这三座城市,与邻近的香港一起形成了珠三角中心的“一小时生活圈”,不到两百公里的高速铁路贯穿四座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珠三角与澳门、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地理位置上的相邻,文化、人员往来方面的传统,政策上的各种优惠,都令其在经济发展上充满机遇。

改革开放为珠三角带来发达的经济,同时,一个有趣的现象——一种“语言交换”在珠三角与内地之间悄然而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粤语对普通话的影响日渐增大,这种影响自南向北、自东向西,如同一股力量反作用于自80年代开始的从内陆到广东沿海的人口流动大潮。对中国近代语言变迁所做的研究显示,日常普通话中受粤语影响的表达和词语超过600个,皆源于近代香港和广东的方言(陈泽中,2004;温朝霞,2008)。这些词语普遍带有强烈的地域特征,甚至一度被认为充满了资本主义特质,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确是新鲜事物。其中有些词语是全新的,有些在某些时期用而弃之后又随改革开放重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在它们都已经被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最典型的如上文提到的,“同志”这个最日常不过的称呼变成了“先生”或“小姐”。在全国上下一片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和质疑声中,广东珠三角地区已经率先引入了“证券”与“股票”,发展起“房地产”,兴建“楼盘”,卖“楼花”,率先走上了体制改革与政治改革之路。这里的人们从铺天盖地的银行宣传和媒体广告中率先知道了什么叫“按揭”、“投资”和“收购”。“专卖店”、“健身”和“超市”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标志着新式消费的开始。“跑马”、“休闲”、“夜总会”、“卡拉OK”等各种词语也随着经济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开始出现在人们的日常表达中,连“包二奶”、“小蜜”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各种娱乐休闲杂志在市场上流行起来,从港台明星到衣着时尚,从星座运程到化妆技巧,包罗万象,满足各年龄层读者的各类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香港的几家电视台在珠三角地区有限落地,港产电视剧、电影、流行歌曲、国外原版影视剧旋即风靡全境,在捧着《广东电视周报》追看各种晚会等娱乐节目的同时,这里的人们又多了很多粤语和英语节目的选择,文化生活日益多元化。有些学者指出,粤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语言上的推动与浸润。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快速发展、开放心态和主动改革的勇气,使之能成为全国之先(汤志祥,2000;陈泽中,2004;温朝霞,2008)。

语言上的演变标识着珠三角地区消费经济的形成及这股力量由东/南向西/北的推进(Enright and Scott,2004:20)。香港导演陈可辛的《甜蜜蜜》生动而真实地捕捉了这种变化与发展的力量。电影的背景是80年代中期内地到香港的移民潮。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广东没有发展大工业,经济非常落后,加上毗邻港澳,经常出现逃港私渡现象,从罗湖游到对岸的人比比皆是,一旦成功便有机会成为香港居民。电影的女主角是从广州移民到香港的,男主角则是从无锡过去的。广州从地理位置上接近香港,语言和生活习惯上也非常相似,因此女主角有时候能成为“假香港人”混在香港人中赚内地同胞的钱。她说过,“我们喝维他奶,吃大快活,到百佳买东西,就和香港人一样!”这里提及的几个香港著名商标成为富足和发达的象征,是迥异的生活方式的体现。透过寥寥数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香港的生活方式对珠三角地区的影响,同时也看到了珠三角地区的人们在同时期所显现出来的对于自己快速经济发展的骄傲。我们从这些语言、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变化可以窥见人们表达自我的欲望。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个人欲望都被压抑,而现在他们终于可以从自己的经历与经验出发为现代化和都市化书写自己的定义。珠三角以外省份的人们也即将开始他们的南下大潮,以广东作为人生大转变的起点,以到广东为荣,以之为奋斗目标。

市场经济的出现带来了人们生活、价值和观念上的深刻转变。正如罗丽莎在她的著作中提到的,“八十年代,人们的谈话中充满了各种‘意识形态’”,她感受到“一股独特的‘政治文化’”(Lisa Rofel,2007:3),而“十年之后中国的年轻人话语中则充满了‘心情’和‘感受’这样的词语”(2007:4)。珠三角是这种风潮的初始之地,浪潮一波接一波地在30年间朝北翻滚。珠三角也成为内陆许多省份人们的逐梦之地,尤其是身处山村腹地,常年经受贫困与自然灾害侵袭的人们,这里成为他们梦想中新生活的开始。这种贫困落后与现代之间的裂缝,经过大众媒体的渲染而被逐渐放大,农村人口似乎在现代化过程中被隔绝、被抛离,如果他们再不到城市去,就会离现代的中心越来越远(Gaetano,2004;Yan,2003a)。女性流动人口:不安的躯体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以及工业化的进程,中国的城乡二元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一态势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与某些内陆省份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也使区域间人口流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一度被拉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内陆省份制度上的不合理与政府管理理念的落后是造成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魏后凯,2007)。另一个相当关键的原因在于,珠三角作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区域,像一块强力磁铁吸引着他省的劳动力到此寻找机会与财富。人口大流动初期,外来工中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即“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到来,满足了珠三角地区经济中低成本制造产业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Zhang,2001),也是广东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

据中山大学发布的《珠三角区域发展报告(2013)》(梁庆寅、陈广汉,2013),该年度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人数已愈5000万。长期以来,根据统计部门、劳动部门和学界的各种估算,在广东省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区流动就业的外省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逐年升高,接近或超过半数(段成荣、张斐、卢雪和,2009)。造成这一性别差异的原因,一是女性外来工年轻、健康、勤奋,二是与男性外来工相比她们往往更能忍耐、顺从。她们主要来自四川、湖南、河北、江西、贵州、广西、河南等省区,多为农村人口,农产品成本上涨和利润下降使务农维生变得更为困难(Zhang,2001)。她们中的部分人也来自小城镇的剩余劳动力群体(同上),或通过劳动部门招募,或利用个人关系及社会网络,或因老乡间口口相传来到广东打工,主要集中于消费品制造业或服务业。

实际上,这一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开始出现(项开来,2004),大量农民工从西往东、由北向南、自内地朝沿海流动。这不仅仅为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作出了贡献,同时还拉动了这一地区的服务业、休闲娱乐业,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成为这些产业中主要的人力资源。港澳台地区与国外投资者不断增加,从某种程度上说,让性产业的服务对象与服务场所的增多成为可能(Ziteng,2000)。我在研究中发现,珠三角地区的“小姐”大多数来自广东省外的其他省份。她们的地域流动也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但由于与社会隔绝,为了在城市中生存下去,她们不得不寻觅打工之外的另一种途径。在本书中我也将着力阐述女性流动人口的“两难境地”:乡村的贫困生活令她们心生无奈与无望,而城市对流动人口严格的管制与制度性歧视又造成了另一种困局;更重要的是,“做小姐”如何在这样的处境中成为女性流动人口的一种“合理”选择。“素质”话语与双重歧视

国家通过“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的话语来“鼓励”农村人口为城市经济发展做贡献,但出于户籍制度等各种原因,他们的权益也未能获得全面保障(Yan,2005:3-4)。在“素质”话语的包装与推广下,个人努力与成功与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Yan,2003b,2005;Murphy,2004;Kipnis,2006,2007),成为党-国体制下通过提升人口素质来加速推进现代化的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素质”就像一个“万能”(almighty)词语,可以用来解释阻碍国家提升国际地位的各种因素,如农村人口的低素质和文化障碍等(Anagnost,2004)。

严海蓉认为,国家、媒体和精英通过扮演教育者的角色,界定、宣传与利用“素质”的概念,以便在全球资本领域里追求中国的合法性、地位和荣誉。“素质”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把人的主体性从属于发展话语”,以帮助新自由主义重塑国家、市场和劳动主体的关系,维持劳动力的持续流动与供给(Yan,2008)。

而正如任柯安(Andrew Kipnis)所指出的那样,“素质”一词“承认了各种形式的社会阶层和政治阶序的合理性,照此逻辑,那些‘高素质’的人理应比‘低素质’的人获得更多的收入、权利与更高的社会地位”(2006:295)。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被视为低素质的,因此他们必须努力工作、必须受到一定的规制,才有可能在城市里活得更好(这里的“更好”概念通常被符号化为更高的收入、更多的权利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素质话语的形塑下,民众必须勤奋工作、提升自己的“素质”,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让国家变得更为富强(Yan,2005)。与此同时,主流话语通过渲染在激烈社会竞争中落伍、过时的焦虑与恐惧,促使民众对这一“素质”话语深信不疑,更多的社会不公就此产生(Anagnost,2004;Kipnis,2006)。这种逻辑、话语和渲染在相对欠发达、城市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地区更为盛行。

当然,在一个由诸多原子化的个人与碎片化的群体构成的大型的、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事实上并不像主流话语强调、夸大和描绘的那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他们是为了各自不同的欲求与目标而出现在同一个场合的。对于各种政治话语和宣传教化,仍然存在“反素质”的例子(Anagnost,2004;Kipnis,2006),性产业中的“小姐”便是其中之一。

女性流动人口既要受“素质”话语的影响,同时又受父权文化的支配。虽然女性流动人口成为支持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劳动力,但她们与男性流动劳动力相比,却更为边缘化。在珠三角地区,存在于流动方式、工作种类、收入水平、就业环境与再就业安排等方面的性别歧视和差别仍然相当严重(谭深,1996;任焰、潘毅,2006)。许多公司与工厂出于控制成本、提高竞争力等考虑,迫使工人接受种种不公平的劳动合同与劳动协议(郑广怀,2010)。近年来,随着签订劳动合同的推广与推进,这些情况有所改观,但各种现行劳动合同制度实施中仍存在欠缺,如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滥用试用期条款侵害劳动者权益、限制劳动者的择业自由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滥用劳务派遣等(程延园,2007)。长期以来,我国的工资增长水平一直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而已经成为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主体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更是处于缓慢增长甚至停滞状态(谢茂拾、蔡则祥、黄海艳,2009)。在这一大环境下,许多女工都只能在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低收入的工厂中工作,每月工资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基本停滞不前(Zhang,2001)。此外,她们还要面临着工作环境、生育健康、产假福利等方面的困难。性骚扰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大风险。许多企业希望通过规制工人的身份、性与劳动去最大化自己的所得(Pun,2005;潘绥铭等,2005c:88-89)。女性流动劳动力在工作场合面临的困难与受到的歧视累积成了一种双重的歧视:她们既作为流动劳动力而被歧视,又作为女性而被歧视。城乡二元困境

在这些与雇佣、就业有关的不利、不便、不公之外,农村流动人口还要忍受户口带来的制度性歧视之痛,其权利和生活无法像城镇人员那样得到保障(谭深,1996;Huang,2001;陈美球、乔润令,2002)。由于没有城镇户口,农民工在医疗、就业、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权益事实上被剥夺了(李春玲,2009;樊士德,2011)。

但即使要面对这些困难,农民依然希望能进城发展,因为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中国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调研,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加大了扶贫开发力度,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在30年内减少2亿多人;但根据中国在2009年开始实施的新的扶贫标准(即将贫困线定在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人民币)来测算,中[9]国仍有400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扶贫任务依然艰巨,而且1196元人民币这一标准依然远低于联合国制定的每人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

由于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所以留在当地的务农女性面临着更为特殊的困难(《中国国别社会性别报告》,2002)。她们在怀孕、产后恢复、育儿、家庭地位等方面依然受到农村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与控制(Li,2004)。她们年轻时往往要为自家兄弟放弃自己的受教育机会,要为减轻父母压力而早早出嫁持家。婚姻通常难以实质性地改变她们的财产情况与收入状况。婚姻能将夫妻两人及他们原先的两个家庭所拥有的资源联系起来,但这些来自婚姻内的支持是有限度的甚至是薄弱的。她们在家庭里的自主权是有限的,必须听从婆家吩咐,努力尽到人妻本分,但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因丈夫的离家出现双重失衡,使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女性境况雪上加霜(刘燕舞、王晓慧,2010)。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女性都会选择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寻找更好的生活。有相当数量的女性流动人口进入珠三角地区寻找工作,导致这些女性流动劳动力在珠三角的就业变得困难(Gaetano and Jacka,2004:3)。“努力工作,取得成功”话语是片面的,在它背后隐藏着的是注重发展和增长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宏观话语,使流动人口本身的视角和经验沦为“低下的”(subterranean)和隐藏的(Yan,2005)。中国的城市人口在2012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如此巨大的变化并未为身处其间的中国城镇居民带来太多可以意识和感觉到的剧烈激荡,因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分隔,让城镇居民自身体验的周遭生活与农村流动人口截然不同。因此,农村流动人口之外的其他人,是否能真正理解被称为“打工妹”、“农村保姆”的这些形象模糊的群体的种种期盼、想象、努力与抗争,是否能真正接触到所有由她们自己来制造与讲述的关于她们自己的故事,就大大存疑了。农民工对自己经验与期望的表述有可能显现出对某些官方的、主流的、霸权的话语的抗争。

事实上,城市并不能为流动劳动力提供安全的、稳定的和有所回报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虽然已经有所改善,但他们所期盼的居民权与福利待遇还是难以企及的,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劳动与所得真正无阻地享受都市的生活方式。他们缺乏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所认可的技能与所需要的教育水平,因此难以在与拥有各种资源的竞争者的竞争中胜出。他们在异乡谨慎卑微地生活着,有着对黄土故园、田园牧歌的惆怅和思念,但是家乡的记忆已经和打工所在的城市一样让人迷惘;城市仅仅把他们当作外来人口,他们也无法把身处的城市当作自己的归属之地;他们努力地在种种的异样眼光与边缘尴尬下生存,但城市缺少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使他们很难采取有建设性的长期行为。

更让人忧虑的是,农民工们的生活似乎因此陷入了一种怪圈:他们因为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失望与无奈,所以希望能通过频繁地在地域上和行业间进行流动来加以改善与提升;但这些流动又往往给他们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限制与绝望。他们无可奈何地成为城市文化与农业社区的双向边缘人、相对工厂区当地居民来说没有过去的异乡人、就社会流动机会而言没有未来的陌生人。临时就业与夹缝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娱乐休闲产业就成为那些被解雇的、无法找到工作的或者对现在所从事工作感到不满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可能选择与容身之处。不少女性也选择了此行业来满足自己的各种物质、情感和精神欲望(Ding and Ho,2008)。珠三角毗邻港澳,吸引了众多港澳台地区与国外投资者到粤投资办厂,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休闲娱乐行业场所和从业者增多的拉动因素(潘绥铭,2000;Ziteng,2000)。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起,伴随着歌厅、夜总会、按摩店、休闲中心、桑拿浴室等夜间娱乐场所的出现,休闲娱乐产业的“本地”需求也开始扩大。

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群体依然是一群处于社会底层而且前途渺茫的人,循规蹈矩的行为方式已经无法使他们在社会夹缝中获取流动机会,勤奋努力的表现也无法消除他们所体验到的不公平与相对剥夺感。因此,他们只能通过打破常规的社会运行规则来获取行为意义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基础。投身此行业的女性对主流正统的观念所极力主张的“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的说法抱有模糊的认识,并且放弃了“进工厂积极工作,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改善自己生活”的想法。她们选择了这个行业,希冀能在城市生活的边缘获得比身为女工更好的生活。进入这一行,时间更为灵活,不需遵循工厂严苛的时间管理制度;收入虽不十分稳定,却也比在工厂打工要高(研究发现,娱乐行业的平均月收入是工厂的5倍左右或更多,取决于不同的娱乐场所和工作性质);她们租住在城市中心的商品房里,而不是住在逼仄的市郊工厂宿舍中;她们的衣着打扮比工厂女工时尚潮流;她们接触到更多都市生活方式,比如上网、超市购物、在小区居住,也建立起一定的城市人际关系网络,因此信息资源更多,与外界接触更紧密;等等。生活中的消费和细小物品,如高跟鞋、化妆品、护肤品、手机、时尚衣衫、潮流杂志等,都成为她们体验现代化生活的方便、乐趣,在生活中实现自尊、自爱,表达自我价值和欲望的依托。这都是工厂打工妹无法企及的生活方式。工厂宿舍制度下女工被“囚禁于”现实生活和现代中国发展之间的狭窄空间里,既不想回到传统农村价值观中去,又无法充分体验消费浪漫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部分女性进入休闲娱乐行业的选择反映的是她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抗与控诉,也表达了她们尽快融入城市、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欲望,这是她们在困难生活中获取生活意义的一种方式。

当然,这种工作选择也会带来种种制约与负面影响。从事休闲娱乐行业,收入不稳定,抽烟、喝酒、打麻将甚至赌博都是家常便饭,接触的人员鱼龙混杂,这是打架斗殴、暴力、强奸等犯罪滋生的温床。女性在其中时常被置于男性目光之下,而娱乐休闲行业的众多行规也使她们暴露于性别歧视之中。另外,休闲娱乐行业的工作带有行业污名,社会地位较低,由职业带来的满足感较低,会使女性就业者产生异化感。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女性,到工厂打工受到种种制约与煎熬,然而另辟蹊径也是困难重重。对她们来说,干这个行业是“吃青春饭”,并非长久之计,但它能在表面上满足她们对城市化生活的想象和对分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成果的渴求。

这种参与现代化的方式是另类的,她们以手边现成的、易得的资源为自己构建不同的生活,赋予了发展、现代化、城市化别样的意义。这就是她们想要作为都市化/现代化主体的欲望下的一种选择。在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制约下,能否真正获取身份与社会福利在她们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自我满足感与自我形象的改变才是最直接的收益。这个过程也是这些女性表达自己的性别、阶层、权利理想的过程。

我们认为,“言说”(speaking)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种“长期的、日常的社会化过程”(long-term everyday socialization)(Yan,2005b)。身为缺少公民身份与权益,处于灰色地带甚至缺乏合法身份的弱势群体——从事娱乐行业工作的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并未获得大声发言、集体对抗的权利。集体行动、身份政治与争取政治权利活动对这一群体来说都遥不可及。就像德赛托(1984)用“战术”(tactics)而非“战略”(strategies)来形容普通人、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压迫和不公的微小抗争一样,她们的挣扎和协商也是琐碎、微观的。而因为所拥有的资源有限,她们的抗争更是自发的、局部的和碎片化的。Malbon(1997;1999a,b)的“玩是一种抵抗”、“玩闹间的生命力”(playful vitality)等概念,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女性的日常生活。她们在休闲娱乐行业“娱乐性”的日常工作中注入了自己对生活的念想,对成为城市一分子的渴望和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她们在每一个具体的时刻积聚力量,用自己进入这一行业的选择对婚姻、家庭、就业和两性关系等现有制度提出了潜在的挑战。在身份政治的分析取径之外,解读欲望和日常生活细节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这群女性如何定义主体性、城市化与现代化。欲望、梦想、期望有时候显得很抽象,却是非常有用的语言,它们表达的是某个特定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某一群人对某个社会进程的经验。在对于弱势/底层人群的研究中,从身份政治到解读欲望,是理论框架上的一个重要补充与跨越。中国式娱乐休闲行业隐规则

珠三角地区的娱乐休闲行业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产物,改革开放30余年,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城乡间、城市间人员流动密集,与我国港澳台、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同时,这个行业的发展也离不开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迁(潘绥铭,1997;Ziteng,2000)。把其放入相应的社会脉络中看的话,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从业女性的经历、经验,把握她们赋予自己行为、生活的意义,看到她们的个人经验与理解中存在的差异,也能更好地分析她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和语言进行微弱抗争,而非通过规模更大、形式更明确的政治或权益运动的方式。

1981年公安部颁布了《公安部关于坚决制止卖淫活动的通知》,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禁娼的序幕(潘绥铭等,2005b:195)。这是一个重要的文献,因其“直言不讳地总结了至今为止的禁娼理论的几乎所有基点”(同上:205)。该通知乃至其后的禁娼法规皆认为,卖淫活动是随着改革开放,外国与中国港澳台资本涌入带来的腐朽之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容不得这样的现象的。卖淫、嫖娼给社会主义中国抹黑,是一个严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问题,而在当时的中国,“地方反坏右”的思想仍然占据主流,因此这还是一个阶级问题,卖淫女性可能是受到了坏人、流氓分子的引诱唆使而失身失足,再往后发展,她们也被认为是贪图享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道德堕落者。卖淫现象败坏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腐蚀人们的思想,危害社会安全和稳定,有损国家脸面和声誉,是要被坚决打击和消灭的,不能作出任何的让步和妥协。

1983年我国第一次对卖淫、嫖娼实行“严打”,自此,各地纷纷出台法令法规,禁娼进入如火如荼的加重处置阶段,对于卖淫、嫖娼者的处罚与“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者一样有强化惩罚的倾向(同上:210)。全国范围内的“扫黄”行动每年不断。90年代以来,有关法律法规持续加重,对卖淫、嫖娼行为采取收容教育和劳动教养手段处理,最长可达两年(同上:215)。之后,禁娼工作重点从“扫黄”转到“打非”,重点整治涉及娱乐、性产业的黑社会组织和犯罪集团;警察内部的纪律问题、执法人员的执法准则、卖淫场所整治等都成为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但无论如何,禁是基调,道德评判是主调,相关人员被妖魔化,在相关法令法规里,他们的道德败坏行为必须得到惩罚和教育。

但在现实中情况是否如此呢?广东的娱乐业一直较为发达,其禁娼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一直是“最早、最狠、涉及面最广”的,潘绥铭曾将广东的地方法规与中央法规做过对比,发现其比中央法规更严更超前(同上:253),比如,它是全国率先提出“包养暗娼”概念并对其进行惩罚的省份。但禁娼30余年来,在层层打压下,广东的性产业依然颇具规模,而且发展迅猛,甚至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在珠三角地区,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性产业在一次次“扫黄打非”运动与整治中发展出独特的形式与特点。

首先,该产业形成了高度隐秘的态势,隐藏于娱乐、休闲、旅馆业甚至饮食业等行业外衣之下。当然,“隐秘”的程度随着性产业的发展而降低,一些歌舞娱乐场所会提供色情服务。但我国禁娼的法律法规,导致其存在形式多样化,不像很多性产业部分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如荷兰、英格兰、泰国、美国部分州、中国香港等,以公开的“成人情趣店”或“红灯区”形式存在。从业女性的身份也较为隐秘,她们可能是“公关”、“部长”、“服务员”(如在KTV和休闲会所中)、“发廊女”或按摩女,也有可能是学生甚至是“老婆”,在半涉性或涉性行业中提供相关服务。

其次,由于其隐秘性质,休闲娱乐业中的从业人员处于较为分散的生活、从业状态。除了上文提过的那些休闲娱乐场所外,街头、住宅小区、宾馆等都可能成为提供性服务的地方。他们居住也相对分散,大多数人都在城市各处租房住,较少形成集中或成片的聚居点。“红灯区”的形式在我国并不常见,但在某些时期我国西南和珠三角的某些地方也曾存在过颇具规模的“红灯区”,与荷兰或伦敦苏豪区等较为著名的“红灯区”不一样的是,我国所谓的“红灯区”是夜总会、发廊、桑拿按摩馆、休闲馆、KTV等娱乐场所集中聚集的街区的别称,而非形式明显的情色商店、成人性店或脱衣舞秀场等。后文将会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再次,性产业中的从业人员都是高流动性的。“流动性”首先指的是他们工作场所的不定性。同一拨人在不同时段可能在不同地点工作,哪里有客人就去哪里。我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也曾目睹一家KTV的妈咪电话通知另一家歌厅说她们的场子里缺少小姐,于是另一家的小姐们匆匆赶至。而为了更好地隐藏,小姐和客人交易的地点也不固定,通常在夜总会或歌舞厅里见面之后,他们会谈妥要干什么、多少钱,如果要小姐出台,他们会另择地方,比如邻近的时钟酒店等。夜总会或歌舞厅附近通常都会有这类小酒店,有些场子则在同一栋楼的楼上设置酒店房间以方便交易。流动性的第三层意思是指性产业中从业人员流动人口的背景。他们大多来自广东以外的其他省份,到广东后因老乡关系互相介绍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从一家营业场所换到另一家的情况也很常见(黄盈盈、潘绥铭,2003:13-15)。珠三角地区性产业从业人员的这种流动性是相当有特色的,女性流动人口是性产业中的主要劳动力,那么因流动而产生的变动和不定性就决定了这个地区性产业的一些特征,比如,行业内的高变动性与人员的高流失比例。这也是流动性所指的第四层意思——很多从业者将此作为一份临时的、短期的“工作”,没有长久的计划和打算。在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价格较为低廉的发廊中,人员流动性是很大的,我做田野调查的几年间,认识的发廊小姐几乎没在同一个地方待过一年以上,很多人做了几个月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有的“往高处发展”,换到夜总会或歌舞厅,有的自己做了妈咪,带了几个女孩子,还有的转到“麻将馆”中继续接客。有趣的是,性产业的人员流动周期与纺织业、成衣制造业的生产周期呈现交叉相错的态势,也就是说,某些休闲娱乐、涉性营业场所的营业高峰是夏季,而此时正是工厂生产的相对淡季,反之亦然,女性劳动力就在这些行业间流动(顾则徐,2004)。而出于补充家用、寻求不同工作环境、建立不同的人际关系网络等需要,女性在不同营业场所之间的流动亦很常见。

最后,由于从业者的高度流动性,他们往往没有固定的身份,也就是说,这些女性可能此时是餐厅服务员、清洁工、工厂工人或家庭主妇,彼时就成了小姐、妈咪或“二奶”。这里所讲的“二奶”是指小姐中的“自由职业者”,她们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站街,在家中为较为固定的对象提供较为长期、稳定的服务,收取费用。因此,当男人不在家的时候她们通常还会兼顾一些别的工作,比如帮工厂做些零活或当临时的清洁工等,或出去站街拉客,这一点,潘绥铭在其书中也有介绍(2000:483-508)。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将围绕性产业中女性从业者的生活方式和对“工作”的理解两大主题进行阐述。

首先,我会分析她们的情感、爱恋、婚姻、婚外关系等情色实践(erotic practices),探索她们对亲密关系的不同理解如何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产生长期的影响。在这些女性的叙述和日常生活中我们能看到她们成为性主体(sexual subject)和现代主体(modern subject)的欲望——她们要寻求生活中的愉悦,希望在亲密关系中能有更多选择,也希望在不同的性别形象和性脚本(sexual scripts)中游走从而[10]得到更多自由的空间,等等。她们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实践中挑战既有性别规范,努力突破自己的界限,实现自我转变。通过检视这群女性的性/情色追求我们能更明白情感道路上的挣扎与困惑是如何影响她们生活道路的选择的,也能进一步探讨她们自己赋予这个选择的意义,否则要分析她们的欲望与主体性何在将是一件空洞而困难的事情。

其次,我会详细分析这群女性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实践,如消费、打扮、尝试城市生活方式等。和所有其他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一样,她们有着城市化的梦想,而这深刻地改变了她们的生活道路。在这一部分内容里,我将首先呈现她们对农村贫困的叙述,以及对青春的理解,通过一层层地剥离我们可以窥见的这些叙述背后的她们的欲望——同样,是成为都市化主体(urban subject)和现代化主体——能分享到更多城市化的果实,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和个人发展和上升的机会。然后我将探讨她们如何通过城市化表征去建立自己的都市形象。这些表征物对于身为流动人口、自身并无什么向上移动的社会资源的小姐们显得非常重要。在城市中她们甚至无法享受完整的公民权利,还要时时忍受各种歧视与污名,她们只能获取城市生活的“外衣”,却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城市居民”。都市化表征物是她们身边较易获取的资源,为她们带来自我尊严感和情感上的满足,因此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性意义。我认为,尽管日常的自我实践琐碎、微小、表面甚至不足道,却是这群女性重新评估自我、实现自我转变的重要渠道。

再次,我会阐述这群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和她们对“性工作”和“工作”的看法和理解。休闲娱乐业和性产业中的从业女性对自己的这份“行当”有不同的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份“工作”。相对于“性工作者”这样的称呼,她们更喜欢“小姐”的名头,这个词听起来具有都市意味,更开放和摩登,而它原本作为对年轻未婚女子的称呼使其听起来更年轻,当然,对于不同的人,它具有不同的意涵。她们在这个简单的词语上投射了自己成为性主体、城市化主体和现代化主体的欲望,这也是她们的去污名策略和性别策略(Kong,2009)。工作对于这群女性来说并非必然选择,在本书中我也将展示她们对于“工作”的理解:对于她们来说,什么是工作?除了工作,她们能做什么?工作制度中有什么阶层和性别角色限定?她们如何挑战这种制度限制?在珠三角复杂的性产业发展背景下,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了解女性的从业选择尤为重要。

最后,我将详细展现娱乐行业、性产业中的从业女性在各种环境与制度夹缝中的生存策略和日常实践,从空间策略、语言游戏、性别形象等各方面进行分析。作为流动人口,又是“小姐”,这群女性背负了种种污名,也要面对生活中的许多困境,那么她们是如何在现在的生活中集聚社会资源为自己正名的呢?赋权在她们身上有没有可能?她们如何定义“现代化”和“都市化”?她们自己的现代化和都市化又是怎样的?我会运用一个较新的概念——性资本,来分析这些日常实践。合法身份与相应的公民权利在小姐的生活中还是难以企及的,那么日常实践和微小抗争就成为她们维护自主性与权益的重要途径。小结

本书在珠三角的社会、经济、文化情境下考察其休闲娱乐行业、性产业中的女性从业人员的生活经验、日常实践和意义,旨在理解这一地区从事特殊行业的女性的欲望。本研究运用了社会建构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提出的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这些女性对于自己就业选择的理解,她们的欲望以及她们努力实现这些欲望的途径。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女性的欲望并不是以清晰的生活计划的姿态出现在她们心里的,很多时候也许只是依稀的梦想、渴望,心底的无意识的动力,或对未来的想象,甚至只是并无依据的臆测而已。她们没有具体的目标或打算,也没有什么资源,但有一种耐性和毅力去为自己在贫困的农村生活和艰辛的城市打拼之外创造一种生存的空间。作为女性流动人口和小姐,她们在过往的农村生活和现在的城市生活中都面临许多困难和滋扰,经济条件不好,受教育程度低,上升空间狭小,但她们已经跨出了克服限制的第一步。她们实现这些欲望的方式也是随意、自由而散漫的,非明确的、计划性的,她们的主体性体现在生活实践中的方方面面,时刻准备着摆脱限制,为自己创造新机会和条件,可以说是一种隐性的逾越(Ho,2006,2007b,2008a)。

我希望这本书能为我们深入了解特定时期,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环境下我国的性产业和从业者状况提供一个契机与参照,我希望它能作为一个我们和她们相互理解的良好开端。通过质疑“性工作者”的提法,我希望消解对从业女性大一统的看法,凸显流动性自我身份认同(self identification)和多元理解的重要性。欲望概念在本书中是一个关键的分析工具,而自我实践是观察这群女性如何建构自我和实现欲望的重要场所。在此研究中我运用性资本的概念来分析她们的生活、工作技能,以及阐述她们日常生活中对资源的灵活积累。通过这几个核心概念,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群女性所想、所求与所为。主体性不再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它具象化为不同的意涵,我将一一在本书中揭示。[1] 见《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的“小姐”词条。[2] 人们通常称呼年纪稍长的女性为“女士”,但有时候“小姐”也通用。农村地区对女性一般较少用“小姐”的称呼,而用“大姐”、“大妹子”等其他称呼方式。[3] 数据统计到2000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或其他渠道都没有更新的数据。[4] 详见《深圳市统计年鉴2014》“表3-1 户数、人口、出生、死亡及自然增长”,载于http://www.sztj.gov.cn/nj2014/indexce.htm。[5] 参见《南方日报》2015年2月10日的报道《广州GDP全国第三》(记者曾妮),转载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5/0210/c87228-26536254.html。[6] 详见东莞市统计局与国家统计局东莞调查队联合于2015年4月17日发布的《2014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于东莞市统计调查信息网,http://tjj.dg.gov.cn/website/web2/art_view.jsp?articleId=8746。[7] 详见《广东统计年鉴2014》“表2-14各市地区生产总值”,载于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dstats.gov.cn/tjnj/2014/directory/content.html?02-14。[8] 详见新华网2007年1月4日文《广州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 内地城市中首过发达线》,见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01/04/content_5565155.htm及其他相关报道。[9] 详见人民网2009年12月28日的报道《扶贫办:仍有400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0660676.html。[10] 自我实践的概念源自福柯的“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指的是个人通过自身的策略与实践实现对身体、思想和行为的转变(Foucault,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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