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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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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真相试读：

前言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历史真相

狸猫换太子真实故事：贵妃借腹生子登上后座？

据说，包公外出巡察，突然，一阵怪风吹落了他的乌纱帽。“咄！咄！咄！好大的胆！”“谁呀？”他的随从王朝、马汉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知道这位铁面无私的爷爷说的是谁。“与我把它抓来！”包公发话了。

他们把眼睛在四周溜了一圈，然后耷拉着脑袋回话：“抓谁呀，相爷？”“落帽风。”“启禀相爷，这落帽风叫我们怎么去抓？”

包公脸色一沉，一段公案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场了。

王朝、马汉当然是傻了眼。好在是这阵怪风还未停息，包老先生的纱帽依然随着风势，滴溜溜地向前滚动，一直滚到了一座破窑门前。

窑中住着一位老妇，双目失明，她听说来的是当朝龙图阁学士、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时，双泪直流，悲切切地叫了一声“包卿”。现在，轮到包公傻眼了，这“包卿”二字，除了皇帝老子，或者皇帝老子的老子之外，岂是这民间的乡下贫妇叫得的？经过包公细心地询问、推求，才知道她就是当今天子宋仁宗的母亲。

原来，她曾是宋真宗深宫后院的一名普通李姓宫女。由于受到宋真宗的宠幸，后来被封为才人、婉仪。她怀孕后，曾经又惊又喜，因为“母以子贵”，宋真宗已经二十好几，虽有三宫六院，但还没有子嗣，谁要是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岂不是可以平步青云了么？

十月怀胎之后，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李婉仪在昏迷中听到了一阵切切私语，尽管模糊不清，她还是听到了两个珍贵的字眼：儿子，儿子，儿子！她怀着幸福的憧憬入睡了。哪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噩耗呢？

原来，她的儿子被没有生育的刘德妃派人抱走，给她留下了一条被剥了皮的狸猫，等到真宗皇帝兴冲冲地前来，看到的却是非人非兽的血淋淋的一团，而且是死的。

生下了一头怪物的李婉仪理所当然地被打入了冷宫，不曾怀孕的刘德妃却成了这个新生儿——未来的宋仁宗的生母。

刘德妃当然想杀人灭口，李婉仪在另一位好心宫女的帮助下，逃出了深宫。一位好心的后生把她认做干娘，她隐姓埋名，和她的干儿子相依为命，在这破旧的寒窑里，一住就是整整二十年……

包公把她带回京城，设计使仁宗认母，真相大白，坏人受到惩处，可怜的李婉仪后来被封为李宸妃，终于得到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请注意的是，上面说的，仅仅是后人编排的戏剧。

移花接木借腹胎

事实上的李宸妃，并没有母子相认的这种幸运。宋代宫廷流传的却是另一则传说。

宋真宗最宠爱的妃子是刘德妃。刘德妃从小死去了父亲，是舅父母把她抚养成人。长到十五岁时，如花似玉的刘德妃曾以“播鼓”——花哨的击鼓表演，为表兄的商业招揽顾客。

这事儿惊动了刚刚成年的太子赵恒，他见她千娇百媚，便把她纳入了王宫。这事儿虽说受到了他父亲太宗的训斥，但几年之后，赵恒坐了皇位，死去了的父亲却无法阻止他再度把她接入宫廷。刘德妃青云直上，先封“美人”，再封“婉仪”，再封“德妃”，一切都如愿以偿。遗憾的只是她膝下没有子嗣。

那是个“母以子贵”的时代，郭皇后正好去世，后宫的最高席位——皇后，正等待它的竞争者。谁要是为皇帝老子生下一子，就无异于在这场无言的竞争中拔了头筹。尽管刘德妃用尽了心计，同皇帝情款意恰，佳期独占，但小腹依然平整，喜讯全无。她知道，如果杨淑妃、沈才人一旦占先，她的皇后梦就将如同肥皂泡一样，瞬息破灭。

刘德妃身边有个侍女，姓李。看到李侍女那含苞欲放、楚楚动人的样子，一条妙计突然闪现在刘德妃的心头——借腹怀胎。

对，就是借腹怀胎。

她着意地打扮这个李姓的小宫女，让她引起宋真宗的注意。她知道，天下的男人大都是见好爱好的孬种，哪有不吃鱼的猫？哪有不上钩的鱼？不久，李侍女果然怀孕了，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刘德妃也装做怀孕，肚子也一天天大起来。对于皇帝来说，这真是双喜临门。不过，那宫女怀的是真胎，刘德妃怀的是假胎。

十个月之后，“两个”龙种先后呱呱落地。正如上面所说的，李姓宫女生下的是“狸猫”一样的怪胎，刘德妃生下的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皇儿——即后来的宋仁宗赵祯。李氏被当做怪物，打入冷宫，最后在寂寞的高墙内死去。

有了皇子的刘德妃可真是如鱼得水，不久，赵祯被立为太子，刘德妃理所当然地晋升为皇后。有大臣认为她出身微贱，少小时曾临街播鼓卖艺，不足以母仪天下。

但宋真宗急切切地发话了：“德妃之父刘通，曾任嘉州刺史、虎捷都指挥使，虽说去世很早，但她总还是官宦家的后裔，缘何说她出身微贱？至于早年临街播鼓，并非卖艺，而是为表兄繁荣商业。一个弱女子，身处逆境，竟能洁身自好，戮力自强，怎么不可以母仪天下？”

停了片刻，他又说：“况且，刘妃为我生一贵子，使我赵宋江山后继有人，此乃大功一桩。千古以来，都是‘母以子贵’，我意已决，你等不必多言。”

就这样，刘德妃使用了移花接木、借腹怀胎之计，登上了皇后宝座。

寂寞生前事，荣华死后情《宋史》本着“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中国史家传统，平实地记载了李宸妃平凡的一生，为仁宗生母之谜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宸妃姓李，原本是刘德妃的侍儿，她生得花容月貌，却是庄重少言，她的进幸也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情节，等到怀孕后，与其说是喜坏了宋真宗，倒不如说是喜坏了刘德妃。刘德妃当时已被立为皇后，膝下无子，经过宋真宗同意，把襁褓中的宋仁宗赵祯立为己子。为了弄假成真，掩人耳目，她把婴儿赵祯从他母亲的怀抱里夺走，交给了淑妃抚育。这样，仁宗小时同生母同居一宫，却是母不认子，子不认母，活活地割断了他们间的血肉联系。

为了报答李氏的信守诺言和甘耐寂寞，她先后被封为“才人”和“婉仪”。

公元1022年，真宗去世，十一岁的太子赵祯做了皇帝，史称宋仁宗。刘皇后又理所当然地成了刘太后，“临朝称制”。每当朝会之时，小仁宗坐左边，刘太后坐右边，军国重事由刘太后一手裁决。她处事明敏，号令严正，恩威兼施，又颇能自我约制，因此，在她“垂帘听政”的十一年间，政事处理得井然有序。

这时候，李婉仪却是默默地处在先朝嫔妃之列，不敢有一点“母以子贵”的表现。其他人因畏惧太后的威势，也不敢向幼小的仁宗道明真相。而仁宗，则只知道他身边有疼爱他的“大娘娘”刘太后、“小娘娘”杨淑妃，同她们感情融洽，向她们竭尽孝道，而不知有其他。

天圣九年（1031），李婉仪病危，刘太后晋升她为“宸妃”。明道元年（1032）宸妃去世，享年四十六岁。

此时的刘太后，还不想让仁宗明白真相，准备用普通宫人的礼仪来安葬她。

当朝宰相吕夷简进奏说：“李宸妃的丧仪应在皇仪殿举行，须用一品仪殡葬于洪福寺。”

刘太后唯恐仁宗听出破绽，连忙把仁宗支开，然后回到帘下，不高兴地说：“后宫之事，难道也该宰相管辖？”“皇室之事，都有关国家安危，微臣敢不尽心？”

刘太后发怒了：“一宫人死，你竟敢提出厚葬，是不是想离间我母子的感情？”“不敢。”吕夷简不卑不亢地说，“太后如果念及刘氏后代的安危，则丧礼以从厚为宜。”

刘太后是何等精明之人，吕夷简一语中的，刘太后也顿时醒悟：一旦自己死去，仁宗得知了实情，痛感自己生身的母亲在生前死后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时，一定会怨恨自己，并迁怒于刘氏的后裔。她立即谢了宰相，吩咐以一品礼安葬宸妃。

吕夷简又暗中吩咐内侍押班罗崇勋，给李宸妃着皇后装成殓，并使用水银宝棺，以保持尸体永远新鲜。刘太后也一一依允。丧礼举行得格外隆重，众宫女恸哭致哀，送葬队伍竟“繁华辉焕，蜿蜒三十余里”。

公元1033年，六十五岁的刘太后也走完了自己生命的历程。临终时，她留下遗诏：“尊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同议军国重事。”

此时，仁宗已经二十四岁。

这可激怒了一班元老重臣。御史中丞蔡齐说：“皇上已成年，岂能让女后相继听政？”

仁宗的叔父八大王元俨说：“太后是皇帝生母的名号，连生母都不曾尊崇，哪能尊崇那么多的养母？可怜的李宸妃，生了陛下，不仅生前不能与陛下相认，连死也死得不明不白！”

仁宗惶惑了，他问吕夷简，吕夷简证实了元俨的说法。

震惊，悲痛，愤恨！他身为天子，不能保护自己的母亲；身为人子，不能孝敬自己的生母一天，让母亲含恨而死。他号啕大哭，下哀痛之诏自责，并派兵包围了刘太后娘亲的府第。

大臣吕夷简进谏说：“太后虽有不义之举，但以皇后礼仪厚葬宸妃，表明她已有自悔之心；刘、杨虽非生母，但对陛下仍有抚育之情，不可或忘。”

仁宗决定重葬他的生母，尊宸妃为皇后，谥章懿，亲临殡仪之所祭告。待开棺考察之时，李宸妃安详恬静，栩栩如生，身着皇后礼服，没有鸩杀、残害或者虐待的迹象。这时仁宗才下令解除对刘姓戚属的包围，在焚香泣告生母李太后的同时，也祭奠了养母刘太后。

为了弥补他的愧疚之情，他把李后的弟弟李用和一再擢升，又将福康公主下嫁给李用和的儿子李玮。

至此，仁宗生母之谜已经解开。可以肯定的是：包公与李宸妃的平反昭雪毫无关系；李宸妃也不曾流落民间。至于刘德妃把仁宗收为己子，是使用狸猫换太子手法、移花接木手法，还是正常的过继承嗣，则永远是一个谜了。

至于李宸妃在亲生儿子即位之后，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为什么三缄其口，不置一词，致使仁宗为不能在生前认母，抱恨终生，则更是一个不可释解的谜中之谜了。

“杯酒释兵权”的背后：仁君宋太祖纵容将领吃人

乍一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好像很潇洒，很轻易，令人真有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似乎不费什么劲，手腕多多的赵匡胤便将这件原本应该非常棘手的事情给搞定了。

但在实际上，赵匡胤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赵匡胤聪明反被聪明误，“杯酒释兵权”完全是他的一大政治败笔，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政治错误。

这里，且不说“杯酒释兵权”将一帮能征善战的武将手中军权剥夺了，让他们靠边站，对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是自断己臂，自残己足，作茧自缚，宋朝后来的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完全与此有关，单就“杯酒释兵权”所开的一代风气而言，其后果就真的是很严重。

仔细想想，“杯酒释兵权”其实是宋太祖赵匡胤与整个武将集团的一场政治博弈，既然是博弈，作为博弈双方的任何一方自然都不可能无本生利，不付代价。很显然，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武将集团所付出的代价是从此失去了手中的“兵权”，而这“兵权”当然不是白白失去的，它所换来的则是皇帝赵匡胤金口许诺与赏赐的奢侈与享乐。

史载，在“杯酒释兵权”时，赵匡胤曾开导众武将说：“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众爱卿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嫌猜，可以两全。”那话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只要众将放下武器，不掌兵权，不再对他赵匡胤的皇位构成威胁，那么，其他一切都好说，想要什么都行。

仅此可见，赵匡胤在“释兵权”时，表现得非常地慷慨当然是慷国家、民族之慷，用《宋史·石守信传》的原话说就是“赏赉甚厚”，给众武将开出了极为优厚的价码。

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的“杯酒释兵权”，说白了，其实不过是宋太祖赵匡胤“以腐败换兵权”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杯酒释兵权”，不啻是赵匡胤给整个武将集团颁发了一张“腐败许可证”。由于有了皇帝亲自颁发的这张“腐败许可证”为庇护，所以，从那之后，武将们都“理直气壮”地进行腐败。据史料记载，太祖的武将们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些贪财好色之徒。

这里，不妨对太祖时期的一些著名武将的贪墨情况作一简要列举：如史书上称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楚昭辅“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尝引宾客故旧至藏中纵观，且曰：吾无汗马劳，徒以际会得此，吾为国家守尔，后当献于上。及罢机务，悉以市善田宅，时论鄙之。”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曹翰“贪冒货赂。”张铎“州官岁市马，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饼。”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王晖“性亦吝啬，赀甚富，而妻子饭疏粝，纵部曲诛求，民甚苦之”。

必须指出，太祖时期的一些武将在内心中起码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不想贪污腐败，但因为害怕过于洁身自好被赵匡胤怀疑有不臣之心，于是便只好“作秀”，故意装得自轻自贱，自甘堕落的样子。如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虽作战勇猛，但一向重义轻利，可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忽然顿悟，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表现”，《宋史》如此评价道：“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朝大将王翦那样，在出征灭楚途中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以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可是，“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很显然，王全斌的这种反常之举也是为了自污求保。因为，在他以为，克蜀之功太大，自己的威望已瞬间升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到了这种地步，太祖赵匡胤已经赏无可赏，如果不来一场声势同样浩大的“自污”之举，因为功高震主，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由此可见，这些武将虽然出身行伍，性格鲁莽，但也很有政治敏锐性，能混到那种地步，说明这些人绝对不是猪脑壳。

如果说，刚开始由于太祖的诱迫，有很多武将一时情非得已，在贪污腐败时还颇有些作秀的成分，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并不当真的话。那么，久而久之，由于人性中普遍所潜在的诸如纵欲享乐等劣根性作祟，便习惯成自然，对贪污腐败渐渐习以为常了。

由于自己有言在先，对于武将们的贪墨腐败，赵匡胤是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到能不说的不说，能不管的不管。有时，有的武将在这方面做得实在是太过分了，在必须要处理时，他也尽量高抬贵手，手下留情。

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佐证，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武将，是彰德军节度使王饶之子，王皇后的胞弟。据《宋史·王继勋传》记载，这位国舅爷性情残暴，是个贪财渔色、“专以脔割（即将活人身上的肉割成一片一片的，谓之脔割）奴婢为乐”的食人魔王。一天，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坍塌，大量奴婢逃出牢笼，跑到宋太祖面前告御状，把王继勋骇人听闻的罪行全都捅了出来。

据说，宋太祖“大骇”之下，对王继勋判决得挺狠：“削夺官爵，勒归私邸。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但最终处理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这边，还没等自己的小舅子王继勋上路前往流放地，那边，赵匡胤早已改授其职为右监门率府副率。由于有恃无恐，开宝三年，王继勋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到任之后，变本加厉地发泄着自己残暴的本性，开始吃人：“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以致人贩子和棺材铺商人日夜出入王继勋府中，门庭若市。有了上一次告御状的教训，洛阳百姓对上诉不再抱持希望，学会了听天由命，任其宰割。

据统计，直到太宗在位王继勋被处死时，仅在开宝六年到太平兴国二年这短短的5年时间里，王继勋前后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就多达100多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食人恶魔，如果不是赵匡胤有意庇护，想必绝对不会吃人吃得这么不亦乐乎，逍遥自在。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对镇守关南的大将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及贷民钱不偿一事，宋太祖也是巧言相辩，对这位武将竭力包庇纵容。当受害者亲属到京城告状时，宋太祖召之相问：“汝女可嫁何人？”讼者答：“农家尔。”又问：“汉超未至关南时，契丹何如？”答说：“岁苦侵暴。”再问：“今还有否？”答说：“无也。”最后，宋太祖对这个告状的农民说：“汉超，朕之贵臣。汝女为之妾，难道不比为农妇强？假使没有汉超在关南，汝家尚能保住所有货财吗？”在对告状者进行了一番斥责之后，赵匡胤命人将讼者遣送回乡，而对“朕之贵臣”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及贷民钱不偿一事竟然无丝毫究责，只是将他找来，劝他今后尽量要多注意些影响，最后，不惩反赏，竟然还赐给李汉超白金3000缗。

在“杯酒释兵权”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博弈与政治交易中，赵匡胤表现得极为慷慨和仁爱，为了“安抚”石守信等武将，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还“约婚以示无间”，与一帮武将缔结政治婚姻。“杯酒释兵权”后，很快太祖便爽约将自己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给了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显而，这种婚姻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对失去兵权后的武将们的一种笼络、安慰与补偿。

谁知道，赵匡胤的这些小恩小惠、耍小聪明的做法真的非常有效，由于赵匡胤所采取的“以腐败换兵权”的政策或策略，除了在立国之初相继发生了两起由后周旧臣李筠、李重进所发动的叛乱外，此后，在大宋帝国内部，300多年间竟然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黄袍加身”的政治事变。

然而，天下事往往有一利则必有一弊。后面我们将要说到，“以腐败换兵权”对于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自毁长城，慢性自杀。仔细算一算账，人们就会发觉，这代价也真的太大了！

晚清朝廷立宪真相：为何改良输给“革命”？

清朝最后10年堪称我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段之一，在屈辱与机遇并存的19世纪，操纵中国权力的慈禧太后每糟蹋一次改革的机会，国家和人民就多遭一层磨难。

1905年清廷宣布废科举，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宣布以九年为期，准备“立宪”，还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选举各省咨议局，成立资政院，还真有些实际动作。结果是不改不行，改也未必很理想，进退两难。

清廷遭遇信任危机

一场成功的改革需要一流的政治家主持其间，慈禧在国人心目中却只是一个擅玩小聪明，擅操宫廷政变的权力狂。

戊戌年间由亲政的光绪帝主持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庚子之后由恢复“听政”的慈禧主持的“新政”却使国人普遍持观望和怀疑态度，二者因时而异，因人而异。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时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提到：“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遭拳乱而机一窒，贻误军国之罪魁终于就戮。两宫回銮复行新政，国是既定。”张荫棠不好明说，“新政”的主持者慈禧太后就是在镇压中外所望的戊戌变法，并且遭惹庚子之祸后才回头开始所谓“新政”的，她才是“贻误军国”的真正罪魁。

由一个镇压变法运动的人来主持新一轮的变法，其变法动机与效果自然就易遭国人怀疑，臣民以变戏法的舞台表演和政治招术视之，或感到滑稽和别扭，或为之厌倦，胸怀疑虑，均属情理之中。而20世纪初年的中国局势已经不是一个翻云覆雨的拙劣皇朝所能随便左右的了，慈禧所主持的关于“新政”的政治动员十分有限。

如果说刚愎自用的慈禧太后可以误国，那么，柔弱无能的摄政王与隆裕太后就可以败家，断送爱新觉罗皇朝。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虽然名声不臭，但能力较差。

载沣与隆裕太后不仅平庸无能，而且互相勾心斗角，进一步削弱督率群臣实施预备立宪的领导能力与政治威信。“宪法大纲”称：“若预备未齐，遽开议院，则预算决算尚无实据，议院凭何监察？户口财产尚无确数，议员从何选举？一切法度尚未完全，与闻政事者何所考核？人民程度尚有未及，何以副选举被选举之资格？地方自治尚无规模，何以享受权利，担任义务？是徒慕开议院之虚名，而并无稗益政事之实济，非实事求是之道也。”

平心而论，此话并非无稽之谈，它具备相应的国情依据。像中国这样历经二千余年君主专制统治，小农经济与小农思想还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文盲、半文盲还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九年预备期应该说并不算长。即使按照国会请愿者的要求立即召开国会，也只会丑态百出。不过，一份纲目详细的九年预备清单如果由一个强有力的最高决策中心去实施，将不难被举国臣民认为是深思熟虑之规划，可望按部就班地一一实施之；既然让一个比慈禧当政时还要无能的政府去实施，就不难使人怀疑统治者推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加之内忧与外患并逼，指望以君主立宪制为救亡手段的请愿者们已经等不及了，他们的历史紧迫感同孙中山为首的反清志士的历史紧迫感并无根本区别，而且二者正在竞赛争雄，都想杜绝和消泯对方的政治理想。

载沣一班人像慈禧一样缺乏政治感召力，却没有慈禧所具备的那种政治威慑力，面对举国响应的国会请愿运动时又不是耐心因势利导，而是最终以武力强行镇压，尤其是愚不可及地抛出“皇族内阁”，羞辱那些积诚罄哀的请愿者及其成千上万的支持者。

武昌起义的枪声就成了全民推翻清皇朝的总动员令。“新政”带来恶性循环

据宣统二年编制的预算统计，清政府于1899年的财政赤字即达1300余万两，1910年却增至8000万两左右。“新政”的计划不可谓不庞大，改革的速度也不可谓不快，但各省除了摊付巨额赔款、债款、上缴宫廷挥霍等款外，练新军也好，办实业也好，兴学堂、派留学也好，还有各地办警政、地方自治、各类调查与选举，样样需经费，而且非有巨额投入不可。对于连支付赔款与借款都不堪重负的清皇朝来说，经费问题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费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结果除袁世凯的北洋6镇和福建、吉林两省基本上完成编练任务外，其余各省或有名无实，或减少计划。浙江号称已建成一镇，实际上官兵还不满5000人，不及定额的一半。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6镇之所以比较顺利，除了同袁氏的积极努力分不开之外，还因为北洋军有拱卫京师之名义，可以依赖户部向各省摊饷。故有人抱怨：“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由于经费不够，有的学堂也是空有其名。有位外国人曾说道：“尝见中国北部某城，其广袤仅与吾英典地域相峙，乃五六年间，所谓学堂骤达二十七所，初、高等两等小学外，如农业，如法律，如陆军，如巡警，如女子，固无不应有尽有。乃办理之法，无一适宜，曾无几时，相继闭歇，其硕果仅存者，亦只余五六所而已。”河南开封的经济与文化、教育在全国都不能算是落后的，而1906年年底的《盛京时报》刊文称，该地每所小学堂的就读人数只有4—5人。

清皇朝既要被迫推行新政，又无力解决经费困难，除了敷衍某些“新政”措施走过场外，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敲榨人民，不断加重旧税，增设新税。其名目之多，手段之苟，人民怨声之大，都是举世罕见的。以厘金为例，原本作为权宜之计的厘金岁入总额到清朝末年已接近田赋总数，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所谓“值百抽厘”早已成了一句空话，所征货类实际上少则数百种，多则千余种。

统治者不思惩治腐败，带头勒紧裤带，渡过难关，而是一味巧立名目，还继续从中捞一把，下层人民忍无可忍，只好奋起抗争。诚如监察御史胡思敬所说：“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清政府因积贫积弱而被迫推行“新政”，因推行“新政”而增加摊派与苛榨，因苛榨而激起下层人民的接连反抗，或毁厘卡、击警局，甚至冲捣学堂，既带来社会的动荡，使外部社会环境不利于“新政”，又增加了“新政”的异己力量。

深度腐败毁掉“新政”“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谓不刊之论。威凌光绪帝之上的慈禧就是一个妇孺皆知的腐败者。慈禧的70寿庆来临时，她阳示停止庆祝活动，拒收寿礼，暗中则照收不误。京师内外“相率以进，两宫深为嘉纳。始而督抚中不过袁、岑、端三帅，旋即有周玉帅、陆春帅、如吕大臣，莫不争先恐后”。受礼期间，内监照例向进献者索费，“为上所闻，严饬禁止，并传谕各贡均由内务府大臣呈进”，一片乌烟瘴气。吏部尚书世续挖空心思，“于正贡之外加贡……据说，写了一万两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封呈。奏云：此乃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需”，因而“颇得慈欢”。清廷一边高喊整饬吏治，一边贿赂公行，依然故我。如果说有何新的变化，那就是以麻将赌博之风盛行于此时，遍及全国。庆亲王奕劻的贪鄙循私是朝野咸知的公开之秘密，他虽屡经参劾，却因慈禧庇护，就是不倒翁。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拼命弄钱，一半用于宫中打点，一半留以自家享乐，并不亏待自己。熟稔官场内幕的胡思敬深知袁世凯一伙奢侈无度，说：“大抵国愈穷则愈奢，愈奢则官常愈败。传闻袁世凯侍姬甚众，每幸一姬，辄赏赐金珠多品。吃余烟卷抛弃在地，仆人拾之，转鬻洋行改造，获利不下数千。端方移任时，所蓄玩好书画碑帖数十车，运之不尽。前云南矿务大臣唐炯、今外务部侍郎唐绍仪，肴馔之丰，每膳必杀双鸡双鹜，具鲜肉多筋，金华腿一具，取其汁以供烹调，骨肉尽弃去，亦暴殄甚矣。”

统治者的无度挥霍，无一不是以权势得之，“赃物累累”，份份榨诸百姓。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就说：“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举办，犹可言也，而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中外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荼毒者，至于不可纪极。”更令人费解的是，即使某些所谓“忠孝节烈之名”，亦“以权势得之”，其腐败之厉，可想而知。

培养新军自掘坟墓

先拿新军来说，新军属于颇具早期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它能否始终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况且，满汉矛盾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各省新军从筹饷募兵，到训练成军，还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比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来，更有地方独立性，中央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财权与军权已十分有限，在皇朝政治危机到来的关键时候，各省新军能否始终如一地听从中央调遣，在较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省督抚对中央的态度，尤其取决于清皇朝对各省督抚的政治威慑力与控制力。

另外，新军要求士兵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那些既年轻又不乏出洋留学经历或接受国内新式学堂教育的反清志士就正中下怀，乔装打入新军。他们一旦走进营伍，很容易在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的同伍者中宣传反清思想，甚至组织反清团体。

当反清革命高潮到来时，如果指望他们把自己的前途赌在末日皇朝的身上，死心塌地同清朝当局站在同一战壕作战，那是很困难的。他们至少可以先持冷静观望态度，然后决定行止。

再拿实业建设来说，工商业在本质上属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君主专制统治的异化物。历代专制皇朝之所以鄙视工商、严控工商和压抑工商，咸以重农抑商为国策，而且还“教化”出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应该说是事出有因，并非纯属统治者的愚昧或个人偏见所致。

新政期间，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级和社会群体以商会与市场为纽带而基本形成，那么，作为典型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要求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而经济上的自由发展又必须以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为保障，光靠高高在上的皇朝恩赐还远远不够，而且还不乏随意性和可塑性，没有比资本家阶级自身参与政权更令人放心。对于以精打细算为职业特征的新生资产阶级来说，此中道理无师自通。从1904年5月开始，状元出身的资本家张謇几乎就没有闲着，为君主立宪制而四处奔走联络。他先是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代撰《拟请立宪奏稿》，继而受张之洞之托，北上联络直隶总督袁世凯，资本家阶级对清朝政治体制改革阶级主体意识已开始向世人露脸了。

教育体制改革的结局与影响尤其值得注意。“新政”期间的教育体制改革使中国近代教育在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非同小可的一步，但它也未必有利于维护清皇朝的专制统治。

政体改革成为死结

从社会变革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1905年废除科举制的决定无疑是革命性的，这不仅因为它体现出中国不加批判地就从经典标准转到了外国标准，而且因为它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改革本身。但对于一个百孔千疮的清皇朝来说，用迅速扩大留学生派遣规模与普设新式学堂的办法来填补因科举制的废除所出现的传统教育体系的空白面，这未必是一种好事。有的西方学者指出，“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要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引进后果来得严重，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

清皇朝连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都无法一一牢笼之，要想将出洋留学生成批地培养成效忠清廷的奴才，那就很难了。留学生中，像曹汝霖、金邦平那样公开的效忠者只是极少数，而且曹氏等人也并非君主专制政体的吹鼓手和殉道者，而是君主立宪纲领的呼应者和清廷预备立宪的敦促者。

改革是时势所迫，不改不行；改革使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困难重重，不乏风险。这也是一种两难抉择。梁启超说，过去已去、将来未来时，倒是人生最为狼狈不堪的时候。“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复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权弃其旧者。当旧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顷，往往瓦砾狼藉，器物播散，其现象之苍凉，有十倍于从前焉。寻常之人，观目前之小害，不察后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进行；即一二稍有识者，或胆力不足，长虑郤顾，而不敢轻于一发。此前古各国，所以进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在他看来，冒险改革就是清朝统治者别无选择之途。“新政”的最终结局究竟如何，将主要取决于清朝统治者在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即“预备立宪”中，拿出诚意和魄力来刷新自己的形象，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一同渡过难关。

毫无疑问，政治体制的改革是最令专制统治者头痛的事，也是他们最不情愿的事。它意味着要改到专制统治者自己头上，要在权与利两个方面向人民作出前所未有的让步，甚至需要作出某种牺牲。其中并没有什么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主要取决于专制统治者的决心、态度以及具体操作方法。“预备立宪”的具体操作将如何，资本家阶级与新士绅、新知识分子乃至部分新军官兵或拭目以待，或热心鞭策，以孙中山为首的反清志士则为了杜绝君主制的存在而频频向专制皇朝发起了武装进攻，通过暴力来开启民权政治的新时代。当载沣等人愚不可及地把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时，载沣等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刘禅并非昏庸帝王　刘备生前也未将诸葛亮当神

刘备要出兵攻打孙吴时，精神状态很差。孙权听说他要来攻打自己，就遣书请和。刘备大怒，坚决不同意。正当他要出师时，传来他另一个好哥们儿张飞被部下杀死的消息，他伤心得死去活来。这更加坚定了他讨伐孙吴的决心。在精神状态已经无法自控的情况下，刘备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但是，让他走上这条路的并非是关羽的死。有人曾说，一个能做出那么大事业的人，一定是个冷血动物，他如果有真情，也不过是他真心的百分之一而已。关羽之死不过是让他找到了一个讨伐孙吴的口实而已。

真正让他走上这条不归路的是当时的形势。自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已经形成。而在这三国力量中，魏最强，其次是吴，西蜀最弱。但此时蜀汉刘备刚刚称帝，上下一心，士气旺盛，正是一个出征略地的有利时机，作为枭雄的刘备，对此是不会没有举动的。但选择谁作为首先进攻的对象，刘备可真是考虑了很久。先伐魏国，一点都不现实。以弱攻强是蠢人才会做的举动，另外，曹操刚死，他儿子曹丕当政，此人并非是安邦定国之才，刘备总算松了一口气，可以暂时放松一下了。

于是他把心思转到了孙权身上来。孙权此人也是当世无二的英主，占据江东，民心归附，并且又袭占了荆州，力量日益强大，这不能不让刘备更加忧虑与担心。如果真能灭掉孙吴，就能占有中国南方大部分，再加上西蜀力量，然后北伐取魏。刘备在称帝后雄心骤然膨胀，于是，他不顾一切地倾全国之兵亲自带兵东征孙吴。

如果我们记性不差，就会记得诸葛亮当年为刘备策划的《隆中对》，诸葛亮让他联孙抗曹。当然，刘备的野心是主因，而关羽的死对他来讲，的确是个大打击，可并不能成为他这样“愤怒出征”的最主要原因。刘备如果真的是一个性情中人，那么他就不会有三足鼎立之一的雄主所为，也更不会一直等他做了蜀汉皇帝，关羽被杀两年后才去讨伐孙吴。

我们更应该记得他摔阿斗得赵云人心的故事，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出意气用事的事情来呢。

不过，他太高估蜀汉的实力了，更高估了自己。刘备在三国时期就是一个饭桶的代名词，如果说，曹操是一个老财主，孙权是一个开商店的，那么，刘备就是一要饭的。用可怜的泪水争取到了最大利益，最终能与老财主和开商店的平分秋色，不知道老天帮了他多少忙。

但他的确是个成大事的人，无论是曹操还是孙权都对他有所称赞，如果一个人当不成像样的男子汉，那就去做一个像样的太监，刘备的成功之道就如后者所走的路。

刘备的皇帝之路无疑是成功的，靠着脸皮厚，肯下工夫在别人脸色下行事，最终获得了一个皇帝的职位。但讨伐东吴，他却败得一塌糊涂。不但带去的将士死伤惨重，连他自己也只剩下半条命了。当他带领残兵败将退到白帝城时，大限已到。这一年是223年（蜀汉章武三年）。

他把诸葛亮找来，对他说出了下面这段话，这段话足足争议了将近两千年。

他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是说，你比魏国的曹丕厉害多了，必能完成我的志愿。如果刘禅可辅，你就帮他，如果不行，你就自己当皇帝吧。

刘备说出这样的话来，不但在场的所有大臣吃惊，就连诸葛亮也险些吓得趴下。主动让外人接受自己的皇帝之位，这可是明摆着的愚蠢之举，或者是主动把自己的江山拱手相送。刘备没有那么良好的节操，他不可能把江山送给诸葛亮。所以，诸葛亮听到此话眼泪立即就流下来了，马上跪在地上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旦！”刘备点了点头，又对身边的刘禅说：“你今后要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

许多人都对这段话有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刘备对诸葛亮太信任了，所以才敢于说出这样的话。第二种观点认为，刘备对诸葛亮并非完全信任，所以说出这样的话，让诸葛亮背上沉重的包袱，动弹不得，只能是为刘氏的江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三种观点认为，刘备是想试探一下诸葛亮，如果诸葛亮当时面有喜色，就立即命人把他推出去砍脑袋。但这种观点显然不靠谱，像诸葛亮那样聪明的人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面有喜色呢？如果他真有夺刘备江山之心，何必要急在一时？第四种观点认为，刘备的话原本是想让诸葛亮从刘备的其他两个儿子中再选一个当皇帝，而并非是让诸葛亮自己当皇帝。

无论是哪种观点，似乎都认为刘备绝没有想把江山让给诸葛亮的意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刘备即使是被东吴打傻了，也不可能说出有违君臣大礼的话来。他曾口口声声说要复兴刘邦的汉室江山，而刘邦当年曾与大臣们相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刘备不会不知道此誓言。即使是称王，也要被击，更何况是皇帝呢！

另外，在当时帝制时代，刘备不可能有这样的见识和气度，把刘氏江山交由他人。中国帝制时代几千年，从来没有一个皇帝主动把皇位让给外人的。

那么，这些观点里，恐怕也只有第四种观点让人有些信服。而刘备为什么要让诸葛亮从刘备的其他两个儿子里再选一个当皇帝呢？许多年来持此观点的人都认为，因为刘备认为刘禅没有人主之象，乃凡下之主。

刘禅真是这样的吗？

刘禅并非凡下之主

一般人认为刘禅是庸劣之主，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进行确认。第一，刘禅亲政后信小人远君子。但是，古代有哪个皇帝身边没有几个小人呢？如果仅凭这一点就认为刘禅是个混蛋皇帝，那显然就太不厚道了。就是他老子——刘备身边也有小人，那个小人已被定型多年，名字叫法正。

第二，不战而降。当时的形势不得不让刘禅做出被后人抓住把柄的事情，要么彻底灭亡，要么苟且求活，他选择了后一种。但这也并不能说他就是个混蛋，中国的皇帝不战而降的很多。当时，他跟不肯投降的儿子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大臣都说要投降，你却仗血气之勇，想要让满城流血吗？”这样看来，刘禅还是一个仁君。

刘禅像第三，忘恩负义。这一方面就要追溯到“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的那个歇后语上了。当初，赵云从乱军中把刘禅救了出来，但后来在追谥前朝的关羽、张飞、马超、黄忠时，偏偏忘了追谥赵云。这是大恩情，而刘禅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真是让人恨得咬牙切齿。

但事实却是，他不追谥赵云，其实是继承了他父亲刘备对赵云的待遇。刘备当时封将军的时候封了四个，他们分别是：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后将军黄忠。而赵云并未在其中，但后来，姜维他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刘禅欣然接受，追谥了赵云。

第四，没心没肺。蜀国被司马昭灭掉后，刘禅作为亡国之君被带到了洛阳。到了洛阳以后，司马昭设宴招待他，而宴会上所演奏的音乐是蜀国的，舞伎跳的舞蹈也是蜀国的。但内容不怎么好，有点像当年韩信玩的四面楚歌。当时蜀国投降的大臣都痛哭流涕，可刘禅却谈笑自若。司马昭当时就跟旁边的人说，我还没有见过有人没心没肺到这个地步的呢！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此时的刘禅已为“鱼肉”，这种“没心没肺”未尝不是一种明哲保身。

由此看来，刘禅并非是人们印象中的那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不但不是这样，如果遇到好的执政环境，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代英主。

刘备临死前，曾给刘禅留下一道遗诏，在这道遗诏中，刘备对刘禅说，丞相曾说你智量甚大，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没有什么忧愁的了。

知子莫如父，或者说，诸葛亮也不是那种拍马屁的人。他们说刘禅的智量甚大，总该不会是自欺欺人。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刘禅从223年登基，至263年投降曹魏，称帝四十一年。其在位的时间，在三国时期所有的国君中是最长的。当时社会动乱，能执政如此之久，没有相当的才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的。或许有人会说，他当这么长时间皇帝，完全是诸葛亮的辅佐，可是，诸葛亮死于234年，他死后，刘禅还做了二十九年皇帝，似难以说成是全凭诸葛亮的辅佐之功。

如果不从时间上来讲，有这么几件事也完全可以证明刘禅非庸劣之辈。

魏国大将夏侯霸因遭到曹爽的株连而逃亡入蜀。他的父亲夏侯渊就是被蜀将黄忠所杀掉的，他能逃到蜀国来，足见其已是走投无路了。但刘禅在接见他时，却只淡淡地说：“你父亲是被反间计所杀，并非是我先人直接谋害的。”只是轻描淡写的寥寥数语，就让夏侯霸放下心来。

诸葛亮死后，安汉将军李邈上书，含沙射影地诋毁诸葛亮有不轨之心，他本以为这样做会迎合主忌权臣的心理。谁知刘禅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李邈处死。

同样是在诸葛亮去世后，刘禅立即就废除了丞相制度。然后任命蒋琬为大司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又任命费祎为大将军，主管军事，监管行政。也就是把原来集权于诸葛亮一身的职务和权力，一分为二，而且还让两个人相互交叉、相互制衡。我们现在无从得知，这到底是谁给他出的主意。但如果无法得知，那应该就是刘禅所为。试想，能做出这样一种政治安排的人难道会是庸劣之主吗？

既然刘禅不是庸劣之主，作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为什么迟迟不还政给刘禅呢？

难道是刘备的遗嘱中另有玄机？还是诸葛亮另有苦衷？

何以不交权？

诸葛亮从刘备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但这个烂摊子经过他几年的整治后开始出现了生机。而当初刘备托孤说得也很清楚：“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很显然，刘备表面上是告诉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你可以辅佐刘禅你就辅佐，如果不能辅佐，你就取代他。当然，这纯粹是扯淡。首先，刘备知道刘禅可以辅佐；其次，诸葛亮不会做出取代刘禅帝位的事情来。

事情也正如刘备所说的那样，刘禅是个可以辅佐的人。但是，“辅佐”一词与“取代”完全是两回事，诸葛亮从刘备死后独揽大权一直到死，始终不肯放下手中的权力。刘禅等于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诸葛亮才是真正的蜀国执政者。有人说，诸葛亮之所以不放下权力，是因为刘禅对朝政不熟。这又是无稽之谈了。首先，刘禅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太子教育，但跟随刘备多年，总有些耳濡目染，绝不至于如诸葛亮所言的那样，在朝政上一无是处。

任何一个帝王的治国经验都是在实践中得到的，诸葛亮不会笨到不知道这一点。他越是这样就越会让后人觉得他有私心，可诸葛亮的确没有私心，在刘备那样的人手下，如果有半点私心，早就被清除出去了。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直到死才把政权还给刘禅呢？

大概有如下原因。第一，诸葛亮的确是任重而道远，刘备战败而死，不仅仅是丢了一个荆州那么点代价。蜀国自刘备死后，人心不安，士兵数量急剧下降。这都是一个国家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诸葛亮的《出师表》里谈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这段话很有深意，诸葛亮自我解释了刘备为什么要托孤给他，因为他谨慎小心。此时的蜀国必须要由这样一位谨慎小心的人来主持，才能转危为安。所以，诸葛亮不敢放手。

第二，此时的蜀国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出师表》也谈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可不是小题大做之人，他能这样说，就说明现实的确如此。当时，诸葛亮不但面临着“北边有曹魏，虎视眈眈；东边有孙吴，不怀好意”的外部压力，还有很让人担心的内部压力。

此时的蜀国，随着一批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先后去世而变得人才匮缺。三国时期，谁用人才，谁就能占据优势，诸葛亮当然深知这一点。而蜀汉政权的最主要问题就在于它内部的矛盾一直得不到解决，也正是这个内部矛盾最终导致了蜀国的灭亡。

所以诸葛亮成为辅臣后，一方面要处理好和刘禅的君臣关系，另一方面更要处理好自己与蜀汉政权当中他的同僚们——那些来自不同阵营、代表不同政治派别和集团利益的人之间的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了诸葛亮和另一位托孤大臣李严之间的严重分歧，最后导致李严被废。所以，诸葛亮无论如何是不能把政权交给刘禅的。

而李严的被废则成为刘备遗嘱破产的最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刘备的政治遗嘱并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目的。

终结：李严被废

也许，刘备让李严辅助诸葛亮共同辅佐刘禅本身就是一个错。李严是南阳人，曾经在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璋下面做官，干练精明，很得刘表和刘璋的信任，是一个老于世故、才能出众的官僚。

212年，刘备准备进攻成都，但军事实力不够。213年，刘璋派李严指挥驻扎在绵竹的各路军队，抵御刘备的进攻。谁想，这位一向以“忠心”著称的前线指挥官却率领军队和一些官员投降了刘备。刘备经过几次大战，最终攻占了成都。

李严的投降对刘备集团取得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因此，李严得到刘备的信任是理所应当的。但这的确不是他成为刘备托孤大臣的主要原因。而真正让他成为辅臣的原因是他作为刘璋根据地的旧人这一身份，刘备为了笼络刘璋集团，扩大新建立的蜀汉政权的基础，只能对李严另眼相看。就在他死的前一年，他任命李严为尚书令，死时，又让李严受遗诏，辅佐少主刘禅。可是，他同时又让李严担任中都护，驻守永安。

也就是说，李严名义上是托孤大臣，但他最主要的职责是镇守边疆。从古到今，没有一个辅臣是在中央之外的。仅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对于后主刘禅的影响似乎都是间接的，从难以接近皇帝而言，李严确实是空有托孤虚名，并无照顾刘禅之实。

那么，是他不想照顾吗？是他真的不想有托孤实名吗？

当然不是。因为刘备根本就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我们看李严的官职，分别为光禄勋、中都护、尚书令。而诸葛亮的官职为丞相、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并在地方上还兼益州牧。

蜀国的政治制度是两汉的延续，中枢机要为三公九卿，其中丞相本为三公之一，而光禄勋却为九卿之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皇宫卫队长，那么，作为丞相的诸葛亮与作为卫队长的李严，谁高谁低，一目了然。

按汉制，李严的中都护是没有军事大权的，反而是司隶校尉有监察之权。另外，李严的尚书令本为九卿之一的属官，掌管皇帝收发公文书函，而诸葛亮的录尚书事则为加衔，也就是超越尚书台，总领台阁诸事。最后，汉末三国地方权重，州牧刺史更具影响力，就地方职称而言，孔明以领益州牧，已为地方大员。

事实就是，李严远在永安，距离成都甚远，仅这一点就对李严坚守岗位的职责造成非常大的打击。首先，光禄勋是卫队长，他应该时刻在皇帝身边，可李严却无缘兵巡皇宫，只能驻留边境，实质上不可能尽职护卫皇帝。其次，尚书台为处理皇帝奏章等文书的官职，若是尚书令人不在皇宫附近，所有文献、函令及奏章更不可能由远在天边的李严经手，因此李严的尚书令更无法实地掌握尚书台各项事务。最后，中都护本来就是边将，担任这个职位的人根本就无法影响到中央。因此李严的光禄勋、尚书令及中都护都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全拜留守永安之赐，李严身兼此三官职，却为名存实亡。更何况李严位处边陲，即使皇帝有事发生，他也不可能在有效时间内赶到。确切地说，他完全被赶出了中央。我们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刘备根本就没打算承认李严辅臣之实，他让李严空顶着辅臣的帽子，不过是为了稳定当时的局势。

可李严并非是逆来顺受之辈，如果说，他不明白这是刘备奸诈的话，那么，在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揽朝中大权就让他极为不舒服了。

事情该从他驻守永安时说起，在这期间，发生了几件很不寻常的事。第一件事是，益州从事常房去南中巡视，但他在巡视途中却不宣传他上司诸葛亮的教令，却以都护李严的书信去晓谕益州郡各大姓家族。第二件事是，李严的好朋友孟达投降魏国以后，很为魏文帝曹丕所倚重，两人互有书信往来。李严这个人在三国时的名声并不好，他历事三刘（刘表、刘璋、刘备），朝秦暮楚，当时，他率军镇守蜀国的东大门，如果他像当初投降刘备一样投降曹魏，蜀国的前途不堪设想。这些征兆首先就引起了诸葛亮的重视。

第一件事可看做是李严在与诸葛亮争夺权力；而第二件事则完全可以看做是李严又犯了三心二意的毛病。

但是，诸葛亮毕竟顾忌李严。首先，李严并非好惹之辈；其次，诸葛亮自己正在为蜀汉王朝开疆拓土，无暇顾及。226年，李严被调往江州，到了这个战略要地后，他多年来对中央政权和诸葛亮的不满开始发泄出来。

首先，他在江州修筑大城，周围十六里，修建苍龙门和白虎门，还计划在城西十里处凿通后山，汇通两江，建设一个新城市，作为他的势力控制的据点。同时，他要求诸葛亮把五郡划给他建立巴州，由他担任巴州刺史。紧接着，他又希望中央政府允许他开府治事。要知道，当时在蜀国，只有丞相诸葛亮一人才有这个资格开府治事。

无数事情都让诸葛亮感觉到，如果不把李严除掉，迟早有一天，他不但会飞走，并且还会掉过头来咬蜀汉政权一口。诸葛亮猜得没有错，当李严手握蜀国四分之一的重兵后，他就开始违抗中央的命令，并且对诸葛亮派来的人故意冷落，进行排斥。

这个时候的江州俨然已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中心，要同蜀国的中心成都分庭抗礼，平分秋色。李严能发展得这么快，完全是靠着刘璋旧部的身份。诸葛亮与李严的关系也成了当初西周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二公分陕而治的势态。

诸葛亮当然不同意，他做了周密部署，开始向李严进攻。首先，在230年，他上表晋升江州都督李严为骠骑将军，并命令他带领军队两万人前往汉中。同时，又任命李严的儿子李丰继任江州都督，办理善后事宜。李严找不到任何借口来推辞，并且也没有必要推辞，在他看来，江州还在他姓李的手里。他只好按照皇帝的命令到达汉中，诸葛亮就命令他留驻汉中，署汉中留府事。

第二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让李严负责供应军需物资。但事情就出来了，有人告李严施展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手段，企图诬陷诸葛亮。李严的“罪行”被揭露后，诸葛亮“当机立断”，联合高级官员二十二人上表给刘禅，将李严削职为民，流放外地。老于世故、才能出众的李严会犯这样愚蠢的错误，简直是扯淡。

接着，诸葛亮夺去了江州都督李丰的兵权，重新任命了江州最高指挥官，从此后，江州这个战略要地才真正回到了蜀国政府的掌握之中。

而随着江州的归来，刘备的政治遗嘱也宣告了破产。这个中国历史上表面看上去最温和实质却最狡诈的皇帝的政治遗嘱从开始就注定要破产，他让李严作为辅臣之一，不过是想安抚刘璋的旧部，但诸葛亮彻底打破了这种安排。后来，蜀汉政权的灭亡仍旧是由新人（刘备这一面的人）和旧人（刘璋那一面的人）的矛盾激化所导致的。

而诸葛亮最终也没能完成刘备的政治遗嘱，他最终失败了，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

所托非人？

刘备的遗嘱第一句话就是：“君才十倍曹丕。”

为什么不说，十倍于某某呢？一个猜测是：刘备想要诸葛亮北上攻击曹魏，诸葛亮也这样做了，但是，他却失败了。

诸葛亮的失败是必然的，《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说过诸葛亮不过和管仲、萧何一样，只能理政，不善用兵，却不能像二人那样有自知之明，自己专心理政，而另荐将才出征，将相配合，外内相辅，共成大业。

况且，诸葛亮担当辅臣大任时，朝中能称上将才的人比比皆是。首先就是赵云，赵云之善用兵，在刘备、诸葛亮时均有很出色的表现。当初，黄忠被曹军包围，赵云负责去解救，恰值曹操扬兵大出，赵云却不慌张，率军边战边退，指挥若定。曹操大军直逼赵云大营时，赵云手下大将张翼想要闭门死守。可赵云却让他打开城门，偃旗息鼓。曹操以为有伏兵，无可奈何地退去，这一手法丝毫不比诸葛亮的空城计差。

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赵云以少量兵力保住了蜀国辎重，使得诸葛亮称赞其临大敌而不惊，善以少胜多。可这样一个人，诸葛亮始终没有把军权交给他。

其次是魏延，此人有勇有谋，早在刘备时期，就担当汉中镇远将军一职。刘备曾在一次吃饭时问他：“我现在给了你这样一个重任，你准备做什么呢？”魏延立即回答：“如果曹操倾巢而来，我为大王抵挡；如果他的手下领十万人来，我就让他全军覆没。”

刘备大喜不已，当时，诸葛亮也在场。在刘备看来，魏延此人并非吹牛之辈，但就是对这样一个人才没有重用。魏延镇守汉中，采取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的战略，十多年间，曹魏不敢对汉中动一点心思。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让一个软弱而无能的大将镇守长安。魏延跟诸葛亮建议说：“此人是个饭桶，胆小鬼。如果您能给我精兵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动，不过十日，可到长安。那个饭桶听到我的名头，肯定会弃城逃跑。长安唾手可得。”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此计很好，用之必建奇功，即使是败了，不过损失五千人马而已。但一生谨慎的诸葛亮坚决不允，却用了一个空谈家马谡当前锋，最终上演了场街亭大败的丑戏。

魏延每次随诸葛亮北伐时，都有新创见，但都被诸葛亮否决。其中自然有诸葛亮对魏延的偏见，他认为此人有反骨。可根源还是诸葛亮的自以为是。平心而论，魏延的将帅之才，在诸葛亮用事之时的蜀汉，实无其比。若尽其才，蜀汉的历史肯定不是诸葛亮维持下的那个样子。

接下来的就是姜维，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就得到姜维，大喜过望。姜维当时年仅二十七岁，诸葛亮却称他为“上士”，对其“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的做风很看好。诸葛亮死后，姜维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北伐，由于蜀汉的弱小，他最终没能完成诸葛亮早已经完不成的遗志。但就是在当时蜀汉军事实力弱，朝中又有奸人作梗的情况下，姜维还是打了许多胜仗。

他的对手魏国名将钟会对姜维评价说：“文武之德，怀迈世之略。”另一位名将邓艾也说，姜维是一时之雄。

如果诸葛亮能认识到自己的短处，将统兵出征之任，委之于上面三人中的任何一人，而自己则像管仲一样，专心治理朝政，那么，以当时天下的形势，以诸葛亮非凡的政治才干，三人中任何一人的军事才能，两相配合，未必不能建立统一中原之伟业。而刘备心里最真实的政治遗嘱也很可能实现，可惜，这一切都被诸葛亮给毁了。

当初，魏延曾向诸葛亮提出了伐魏战略，而后来魏大将邓艾灭蜀之战略就是这一战略的翻版，由于邓艾统军在外，能自作主张，所以其谋得逞。而魏延上头有个诸葛亮，所以，这一战略最终化为泡影。

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来人，都看出诸葛亮只有相才，没有将才，诸葛亮却终生以将相全才傲世。难道领兵打仗就有那么威风？在他担任辅臣时期，无论是政务、军务都要亲自过问。南中乱起时，他决定亲征，有人苦苦哀求他不要去，可他认为其他大将都不如自己，自己必须要去。这真是“夙夜忧叹，鞠躬尽瘁”了。

但他命好，南中之战以胜利告终。这更助长了他的傲气，以至达到目中无人的地步。他总以为蜀国除了自己会打仗外，其他都是饭桶。在后来大规模的北伐中，每次都要亲自统帅大军，但又没有什么奇技，总是以失败告终。蜀汉政权因为他的一意孤行而元气丧尽，加速走向了灭亡。

有人认为，刘备一直把诸葛亮当做神，我们也一直对这个神顶礼膜拜。这都是罗贯中那厮惹的祸。据我看来，刘备并没有把诸葛亮当成神，在他有生之年，诸葛亮并没有让他看到汉室中兴。三国之中，属蜀汉最窝囊，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刘备的遗嘱，可以看做是诡诈，这种看法成立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三国时期，奸诈权谋横行于世，刘备不可能学不到。当然，更可以看做是他“死马当做活马医”的策略。

在他临死时，他已经看到了自己与魏、吴是有差距的，那么，就随便吧！

事实上，真正高明的人，懂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和量力而行，为子孙考虑当然不是坏事，但如果能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天下未合之时，何必为子孙谋？子孙自有子孙福！

曹操就是这样的一个高明之人。

第二章　名人秘闻

曹丕为何率众人在文坛才子王粲墓前学驴叫？

魏晋时代，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趣闻：有人听见驴的叫声，就像听到了天籁一般的仙乐，如痴如醉。“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也有这样的癖好，每次听到驴叫，都高兴得不亦乐乎。当时的很多文人雅士甚至帝王将相，也都把听驴叫、模仿驴叫当作一种风尚。

建安时期，曹氏父子当权。曹氏父子三人都喜欢文学，被誉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当时，曹操专门命人在邮城建造了一座铜雀台，据史料记载，铜雀台高十丈，上面建有百余间房屋，专门供“建安七子”等文人名士活动所用。

曹操的儿子曹丕是魏国的第一位君主，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与“建安七子”的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和他们在一起饮酒做诗。在“建安七子”当中，王粲是公认的最富才华的人。他为人诙谐幽默，出语不凡。比如，当他高兴的时候，就喜欢学驴叫，常引得大家捧腹不已。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王粲随曹操征讨孙吴，次年，王粲病死，时年41岁。作为王粲最好的朋友，曹丕不胜伤感。曹丕感叹，王粲的死是文坛的一大损失。

于是，曹丕特意为王粲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他亲自带着这批文人雅士去祭奠王粲。在王粲墓前，曹丕说道：“什么官话、套话之类的东西就不要说了。王粲平日最爱学驴叫，让我们一起学一次驴叫，送他入土为安吧！”随即，曹丕率先学起驴叫。在场的其他人也跟着学起来，一时间，王粲墓前响起了一片此起彼伏的驴叫声。【史话趣谈】

在现代人看来，“学驴叫”这种送葬仪式似乎不可思议，更何况是在封建时代。但是，它反映的正是文人追求精神自由、个性解放、放浪不羁的内心世界，一种不拘于固定形式对友人真心的祭奠，更体现了曹丕与“建安七子”的特别感情。其实，我们祭奠一个人，懂得他内心的真正需求，给予他心灵的快乐便足矣。这样，“皆作驴叫”有何不可呢？

吕不韦身旁美人环绕　为何仍愿满足太后生理需求

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国大军猛攻赵国都城邯郸，企图一举攻下赵都，灭掉赵国，赵国军民展开了悲壮惨烈的都城保卫战。赵国最高当局面对秦军的亡赵之举，断然决定杀掉秦国质子异人。吕不韦得知这一消息后，用六百金的重金收买了赵国官员，带着异人逃出了秦军重重包围中的邯郸。但是，异人的夫人赵姬却没能带着儿子赵政随同丈夫异人、吕不韦一同逃走。因此，在异人逃离赵国之后，赵国当局全力抓捕赵姬、赵政；赵姬带着赵政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心惊胆战的日子。

公元前251年，秦国历史上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终于谢世，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秦王，他就是秦孝文王。安国君即位之后，立子楚（异人改名为子楚）为太子。

子楚当太子的消息传到赵国后，赵国不敢再追杀赵姬、赵政，因为赵姬是子楚的夫人，将来极有可能是秦国的王后；赵政是子楚的嫡子，将来极有可能继承王位。于是，赵国主动找到赵姬和赵政，非常礼遇地将他们娘俩送回秦国（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

赵姬终于结束了在赵国噩梦般的生活，回到了丈夫子楚的身边，儿子嬴政也结束了在赵国九年的童年时代。

但是，秦孝文王的健康状况太差，正式即位仅仅三天就去世了，子楚刚当上太子，还没等他尝尝当太子的滋味，父亲竟然就一病不起。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能够如此迅速地由太子成为秦王（庄襄王），赵姬也一跃成为王后，儿子嬴政自然而然地被立为太子。

赵姬色艺俱全，先嫁吕不韦，因为巧遇异人，被异人看中，被吕不韦当作礼品转送异人。作为秦国质子的夫人，她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现在总算苦尽甘来，当上了秦国王后。但是，幸福总是那么短暂。

公元前247年，在位刚刚三年的秦庄襄王，抛下如花似玉的夫人赵姬溘然离世，追随仅当了三天正式秦王的父亲去了。

正当盛年的赵姬一下子变成了未亡人。虽然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上了秦王，自己成了王太后，但是，这位少妇、王太后的日常生活却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孤孤单单。

恰在此时，一个男人的身影进入了赵姬的视野。

他是谁呢？秦国丞相吕不韦。

子楚靠着吕不韦的成功运作当上了秦国国君，即位的秦庄襄王也毫不迟疑地兑现了“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诺言，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吕不韦由商人成功地转型成为政治家。

秦庄襄王下世之后，吕不韦又成就了第二位秦王嬴政。

对于嬴政来说，尽管他的生命不是吕不韦所给，但是，吕不韦对他来说却是一盏高堂红烛，点亮了他的生命，照亮了他的前程，造就了他千古一帝的历史地位。没有吕不韦献赵姬予子楚，就没有嬴政的生命，也就没有嬴政的一切。

因为，没有吕不韦的包装和运作，子楚就不可能登基为秦庄襄王；没有吕不韦的支持，也就没有嬴政的继位。

所以，嬴政登基之后，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仲父即次于父亲的父辈。秦朝官制，丞相可设两人，但是，相国只能设一人，相国的地位明显高于丞相。嬴政之所以将吕不韦改丞相为相国，主要是因为他即位时刚刚十三岁，无法亲掌朝政，全面打理秦国内政外交全靠吕不韦。

对于赵姬来说，吕不韦是一个可以满足她生理需求的男人。

秦庄襄王去世之后，赵姬一人寡居；虽然她此时已经是秦国的王太后，但是，赵姬是一位不甘于寂寞的女人，王太后的身份并不能禁锢住她的心灵和肉体。吕不韦此时是相国，又是赵姬昔日的丈夫。因此，赵姬在秦庄襄王去世之后，开始与吕不韦频频约会、私通（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

吕不韦此时身为相国，正值一生的权力巅峰；当年吕不韦仅仅有钱之时，即已有了像赵姬这样的年轻才艺美女，如今的吕不韦既有钱、又有权，身边自然不缺沉鱼落雁、环肥燕瘦的各式美女，为什么他还要冒险与王太后赵姬私通呢？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愿得罪这位王太后。嬴政此时已是十三岁的孩子了，赵姬再年轻，恐怕也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了。吕不韦身边既然不乏比赵姬年轻十几岁的花季少女，还与赵姬私通，主要原因在于政治考虑。男人是所谓的“政治动物”，吕不韦弃商从政，官至相国，现在走任何一步棋都带有政治的战略眼光，已非昔日邯郸的简单商人了。

与吕不韦身边的花季少女相比，赵姬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她是王太后。吕不韦尽管是相国、仲父，总揽朝政，但终归是臣。君臣相比，孰重孰轻，毋庸多言。吕不韦有今天的地位来之不易，如果得罪了太后，后果如何，恐怕难以想象。

赵姬是生理需求，吕不韦是政治需求，两种不同需求，将太后和丞相绑在了一起。

吕不韦与赵姬的这种非正常关系，在嬴政小的时候还可以瞒过去，一旦嬴政长大成人，这种关系很难不被嬴政察觉。

吕不韦当然担心这种不正常关系被日益长大成人的嬴政所知，因为无论如何，嬴政是没有办法接受仲父与母亲的苟且之事的，他们二人的奸情一旦暴露在嬴政面前，对吕不韦来说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可是，赵姬还是一如既往，死死缠住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于是，吕不韦开始绞尽脑汁，寻找脱身之计。

怎么才能既安全脱身而又不被王太后赵姬觉察呢？

吕不韦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办法：找一位替身。如果有人能够代替自己满足赵姬的需要，自己就可以脱身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吕不韦和寡居的赵姬重温旧情，对吕不韦来说，并非出自感情需要，而是政治策略。

结果，吕不韦竟然找到了一位猛男嫪毐（làoǎi，烙矮），并将他收留为自己的门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

但是，怎么能巧妙地将嫪毐推荐给赵姬呢？

这真是一道难题！如果处置不当，被赵姬看出吕不韦是想金蝉脱壳，那么，不但脱不了壳，还可能招致问责，那对吕不韦可是一场灾难。

方法总比问题多。吕不韦煞费苦心地思考多日，终于想到一个化解这一难题的办法：制造一条新闻，而且一定要让这条新闻具有足够的爆炸性，这样才能靠口耳相传，传到居于深宫中的王太后赵姬耳中。

这又是一道难题！当时既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报刊，想要炒作什么事情或者捧红什么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儿。

吕不韦最终让嫪毐举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性功能表演，有意让王太后赵姬知道这场表演的惊人之举，以引诱赵姬。赵姬听说嫪毐有如此超强的性功能，马上想得到嫪毐，吕不韦便趁机向赵姬献上嫪毐（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

嫪毐是一个强壮的男人，要将他送入宫中侍奉太后，必须保证他正常的性能力，同时又要避免遭受众人的非议，怎么将嫪毐送进宫中呢？

这还是一道难题！人生其实就是在破解一道道难题中度过的。吕不韦当然不会被新的难题难倒。

他让嫪毐以“宦官”的身份入宫！

这样既可以瞒天过海，又可以完整地将嫪毐送至太后身边，让他伺候太后。

但是，这种事怎么操作呢？

找太后。

吕不韦和王太后赵姬商量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先让人告发嫪毐犯了宫刑罪，然后王太后事先私下里送给主管宫刑的官员一份重礼，这些官员收了重礼，又知道这是王太后交办的事，所以整个宫刑全是装装样子。最后，受过“宫刑”的嫪毐，以宦官的身份进宫服侍太后（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

不过，受过宫刑的宦官由于缺乏雄性激素，都没有胡须。因此，对嫪毐用宫刑尽管是装装样子，但是绝对不能让嫪毐有胡须，于是行刑官只好将嫪毐的胡须一根根全部拔掉。

这样，嫪毐摇身一变，成了“宦官”，并立即被安排在太后的寝宫中，成为太后的男宠。太后对嫪毐非常满意，竟然还怀上了嫪毐的孩子（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

一位寡居的王太后竟然怀了孕，这在秦宫中可成了特大新闻，不过，偷情怀孕的是王太后，谁敢声张？但是，王太后毕竟觉得这事不能让更多人知道，特别是不能让儿子嬴政知道；于是，王太后假称占卜不吉利，应当换一个环境居住，搬到秦国的故居雍地（今陕西凤翔）宫中去了。嫪毐仍然作为王太后最亲近的随从，寸步不离地跟着。

秦王政八年（前239），嫪毐被封为长信侯，且得到一块封地——山阳地（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山阳地，即今河南省获嘉、沁阳一带。山阳是王太后赵姬赏给嫪毐的食邑，嫪毐本人仍然住在京城。史书上记载当时嫪毐的生活说：“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所有的享受都让嫪毐享尽，这就是“恣毐”。可以说嫪毐的生活奢华无比，享用的都是顶级待遇。

嫪毐得到王太后的垂青，一夜暴富，家中奴仆数千。这些尚可理解，不可思议的是，想通过嫪毐当官而到嫪毐家中做门客的也有一千多人，嫪毐一下子成为当时秦国与吕不韦并驾齐驱的豪门。

这是因为王太后赵姬在宠信嫪毐的同时，还让让嫪毐干预国家大事，又将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凭借在王太后面前炙手可热的地位，一时间大小政事都取决于嫪毐（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大原郡更为毐国）。

秦王政九年，有人上书告发嫪毐是个假宦官，常常和王太后私通，并且生了两个儿子，都藏在宫中。嫪毐还和王太后私下商议：假如秦王去世，就让他和太后生的儿子继承王位（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

西汉刘向的《说苑·正谏》说得更详细：有一次，嫪毐和宫中的近臣游戏、喝酒，一群人喝得醉醺醺的。结果，嫪毐和别人争起来，俩人争得火了，嫪毐大怒，瞪着眼睛，大声呵斥对方：我是秦王的假父，谁敢和我对抗？结果，与嫪毐吵架的这位官员回去向嬴政报告。嬴政听说之后，雷霆大怒（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

事后，嫪毐害怕秦王嬴政杀他，干脆抢先发动叛乱，双方在咸阳打起来。嫪毐战败，嬴政将嫪毐车裂，将嫪毐和王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全部杀死，并且把王太后迁到萯阳宫软禁起来（毐懼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毐败。始皇乃取毐四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

不过，《说苑》是西汉所编订的书，它的记载只能够聊备一说。《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是，秦王政九年，有人告发嫪毐与王太后长期私通之事，并有如嬴政去世即立嫪毐之子的约定。于是，嬴政下令立案调查嫪毐一案，并迅速查明了这件事的全部真相。

九月，秦王嬴政夷嫪毐三族，杀了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同时把太后迁到雍地监视居住。嫪毐的门客全部被抄没家产，迁往蜀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比《史记·吕不韦列传》更翔实可信：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秦王嬴政到达雍地，举行加冠礼，佩带了宝剑，正式宣布成人。按照秦法规定，秦王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收回王太后、相国手中的权力，全面行使王权。

长信侯嫪毐假借秦王玉玺与王太后玉玺，调动军队，准备攻打住在蕲年宫的秦王嬴政。嬴政得到情报，命令相国吕不韦等人调动军队进攻嫪毐。双方在咸阳城中大战一场，杀了数百叛兵。所有平叛的人都赏了爵位，甚至连参战的宦官也获得爵位。嫪毐战败逃走之后，秦王嬴政下令：谁活捉嫪毐，赏钱一百万；谁杀了嫪毐，赏钱五十万。重赏之下的秦国民众被迅速动员起来，嫪毐和他手下的骨干分子很快被抓捕。

秦王嬴政对以嫪毐为首的二十多位为首的叛乱分子施以车裂、枭首、夷三族的重刑，镇压了嫪毐之乱；而且，将王太后赵姬和嫪毐生的两个弟弟，全装在袋子里活活摔死（囊扑两弟），王太后迁到雍地软禁起来（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嫪毐的门客也全部被抄了家产，迁往蜀地流放。

嫪毐叛乱集团中有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这样的高官。卫尉是宫廷警卫队长，内史是京城的最高行政主官。这说明嫪毐势力膨胀很快，已经能够吸引朝廷高官的“加盟”。

嬴政亲政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嫪毐叛乱，从迅速调兵到处死嫪毐，仅用了数月时间，显示了二十二岁的嬴政刚毅果决的性格和铁腕治国的形象。

嫪毐为什么会叛乱呢？

第一，赵姬不懂政治。

按照秦法，嬴政幼壮之年王太后代行王权，王太后是法定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大政的最终决策人。但是，秦王年幼、王太后掌管朝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赵姬身为王太后，本应母仪天下，为天下做出表率；然而她却特别放纵自己的情欲，先找吕不韦，继而以嫪毐代替吕不韦，私生活非常糜烂。不过，此类事也因人而异，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也曾经与义渠王长期私通，但秦昭王襄也不管。这说明嬴政对此类事特别较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嫪毐干预政治，对嬴政构成了威胁。

退一步说，即使有男宠，如果王太后赵姬能够保持低调，只让嫪毐充当男宠，不让他染指政治，不给他权力，嫪毐就不可能组建一个政治集团。这样，嫪毐一事就不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嫪毐的政治野心也不会恶性膨胀，更不会发展到发动叛乱。

但是，赵姬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女人，她自恃自己是王太后，为所欲为，不但让嫪毐富，而且让嫪毐贵。让嫪毐专擅朝政已经是一大败笔了，还想在嬴政百年之后让自己和嫪毐生的儿子当秦国国君。这就不仅是干预朝政，而且是干预了秦国国君的传承，让非嬴氏血统的人当秦嬴的国君，这是要断秦国王室的血脉。这一点是秦王嬴政绝对不能允许的。

嬴政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亲政了，王太后必须还政嬴政，王太后赵姬和男宠嫪毐应该低调做人了。但是，恰在此时，嫪毐铤而走险，发动叛乱，这完全是毫无胜算的行动，王太后赵姬还支持嫪毐。这真是愚蠢到顶、糊涂到底，说明赵姬跟嫪毐对政治局势没有清晰的认识。

第二，嫪毐害怕被杀。

嫪毐私通王太后并与王太后私生二子，是死罪；企图在嬴政去世之后立自己和王太后的儿子继承王位，也是死罪；多年来，嫪毐为非作歹，横行不法，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专擅朝政，更是死罪。所以，嫪毐非常明白：嬴政一旦正式接管权力，第一个要处置的肯定是他！嬴政的继位让嫪毐感到了恐惧。嫪毐不想坐以待毙，发动叛乱是他的逻辑归宿。

嫪毐咎由自取，自取灭亡，不足为惜。赵姬宠幸嫪毐不但招致嫪毐被杀，她自己也受到重大牵连。王太后赵姬被刚刚举行了加冠礼的儿子嬴政流放，她和嫪毐生的两个儿子也被嬴政所杀。赵姬以王太后之尊沦落到被儿子软禁，实在令人惋惜。

从这件谋反案的处理来看，秦王嬴政处事果断，手腕强硬。嫪毐阴谋篡权，实属必杀之列；但是，扑杀母后所生的两个幼弟有些过分，毕竟这是两条生命；囚禁母后，则虑事不周。嬴政对其母的作为非常恼怒，所以才有此举。

秦始皇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就显示出了日后他统一六国的那种威严与果断。可是不久之后，在一个神秘人物的劝说下，赵姬又被放了出来，那么这个神秘人物是谁呢？他究竟是如何打动秦王嬴政的呢？

凡事皆由人为。

赵姬返宫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茅焦，齐国人。

秦王嬴政处理嫪毐之案时，非常愤怒，曾经下令：谁敢为王太后之事提意见，就杀了谁，还要砍断四肢。因此事被杀死的说情人达到二十七人（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

茅焦得知秦王嬴政将王太后赵姬软禁在雍地之后，要求面见嬴政。嬴政说：你没有看见门口摆着的二十七具尸体吗？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现在只死了二十七位，我来凑够二十八个吧。嬴政一听，非常恼火，说：这家伙有意来冒犯我，准备大锅烹他。

嬴政手握利剑端坐，召见茅焦。

茅焦缓缓走进来，看见嬴政，拜了两拜，面对着满脸敌意的嬴政说：我听说，活着的人不忌讳谈论死亡，国君不忌讳研究国家灭亡。忌讳议论死亡的人不可能长寿，忌讳谈国家危亡的人不可能使国家免遭灭亡。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国家的存亡，都是圣君最希望听的，不知道大王是否愿意听。嬴政听后，说：你的话怎么讲呢？

茅焦说：陛下有极其荒唐的作为，你不知道吗？车裂你的假父，是不仁；扑杀你的两个弟弟，是不慈；将母亲软禁在外，是不孝；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是夏桀、商纣的作为。天下人听说之后，都不会再到秦国来。我实在为秦国担忧。

说完之后，茅焦解开衣服，走下大殿，伏在殿下等待受刑。

秦王嬴政听了茅焦这番话之后，深为震动，他亲自走下大殿，拉着茅焦的手说：先生请起，穿上衣服。其后，嬴政拜茅焦为上卿，并亲自驾着车，前往雍地把王太后接回咸阳，母子关系恢复。

西汉刘向的《说苑》里说，王太后赵姬也十分感谢茅焦，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安定秦国政坛，使我们母子团聚，都是茅先生的功劳啊！

那么，嬴政为什么杀了二十七位进谏者，独独不杀茅焦？这是因为茅焦点到了要害，即流放王太后影响统一大业！流放的决定是一怒之下作出的，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显示了嬴政的感情用事；但是，听了茅焦一番开导之后立即改正，则显示了嬴政的知错必改。

赵姬虽然回到了咸阳，但是，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男宠嫪毐被杀，两个儿子也不在了，自己虽然去而复返，往日的威风已荡然无存，往日的欢乐也一去不再。

秦王政十九年，也就是嫪毐事件十年之后，近五十岁的王太后赵姬郁郁寡欢地病死在秦宫中。之后，嬴政将王太后赵姬和秦庄襄王子楚合葬在一起。

在中国古代的后宫中，嫔妃们对政治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动选择政治舞台，努力使自己成为权力中心人物，比如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她们的心中都燃烧着熊熊的权力欲火。一种是并不想成为政治中心人物，但是，却被动地陷入政治风暴之中，比如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

对吕不韦来说，赵姬只是一个政治投资的筹码；对子楚而言，赵姬是发泄私欲的工具；对于嬴政而言，赵姬是显示他孝心的一个道具；对于嫪毐来说，赵姬又成了他争权夺势的阶梯。赵姬，终其一生，都不过是秦国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被不同的人用来用去。所以，赵姬虽然放荡不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仍然是一个不幸的女人。

古代重要历史事件饭局：杀机四伏的鸿门宴

食、色，性也。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吃饭更重要的了。贺岁大片《鸿门宴》全国公映之后，更引起读者对古代饭局的关注。在中国历史上，饭局与政治永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每一个饭局，其实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饭桌可以改变历史，筷子也可以涂改史书。盘点中国历史上几个足以扭转乾坤的饭局，以飨读者。

杀机四伏的饭局　鸿门宴

出席人物：刘邦、张良、樊哙、曹无伤、项羽、范增、项庄、项伯

饭局始末：

秦末，刘邦与项羽各自攻打秦朝的部队，刘邦兵力虽不及项羽，但刘邦先破咸阳，项羽勃然大怒，派英布击函谷关。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在项羽面前说刘邦打算在关中称王，项羽听后更加愤怒，下令次日一早让兵士饱餐一顿，击败刘邦的军队。

一场恶战在即。刘邦从项羽的叔父项伯口中得知此事后，惊讶无比，刘邦两手恭恭敬敬地给项伯捧上一杯酒，祝项伯身体健康长寿，并约为亲家。刘邦的感情拉拢，说服了项伯，项伯答应为之在项羽面前说情，并让刘邦次日前来谢项羽。

鸿门宴上，虽不乏美酒佳肴，但却暗藏杀机。项羽的亚父范增，一直主张杀掉刘邦，在酒宴上，一再示意项羽发令，但项羽却犹豫不决。范增召项庄舞剑为酒宴助兴，想趁机杀掉刘邦。项伯为刘邦，也拔剑起舞，掩护了刘邦。在危急关头，刘邦部下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军门，怒目直视项羽。项羽见此人气度不凡，问来者为何人，当得知为刘邦的参乘时，即命赐酒，刘邦乘机一走了之。刘邦部下张良入门为刘邦推脱，说刘邦不胜酒力，无法前来道别，现向大王献上白璧一双，并向大将军范增献上玉斗一双。不知深浅的项羽收下了白璧，气得范增拔剑将玉斗撞碎。

最霸气的饭局　煮酒论英雄

出席人物：曹操、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许褚、张辽

饭局始末：

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大；刘备虽为皇叔，却势单力薄，为防曹操谋害，不得不在住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

一天，刘备正在浇菜，曹操派人请刘备入府。曹操说，刚才看见园内枝头上的梅子青青的，想起“望梅止渴”之往事，恰逢煮酒正熟，故邀你到小亭一会。刘备随曹操来到小亭，只见已经摆好了各种酒器，盘内放置了青梅，于是就将青梅放在酒樽中煮起酒来了，二人对坐，开怀畅饮。酒至半酣，突然阴云密布，大雨将至，曹操大谈龙的品行，又将龙比作当世英雄，问刘备，请你说说当世英雄是谁，刘备装作胸无大志的样子，说了几个人，都被曹操否定。曹操单刀直入地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两个！”刘备一听，吃了一惊，手中拿的筷子，也不知不觉地掉到地上。正巧突然下大雨，雷声大作，刘备灵机一动，从容地低下身拾起筷子，说是因为害怕打雷，才掉了筷子。曹操此时才放心地说，大丈夫也怕雷吗？刘备说，连圣人对迅雷烈风也会失态，我还能不怕吗？刘备经过这样的掩饰，使曹操认为自己是个胸无大志、胆小如鼠的庸人，曹操从此再也不疑心刘备了。

从这次饭局中我们看出刘备是个出色的演员，把英明一世的曹操都忽悠了。其结果是刘备后来趁机开溜，到后来赤壁之战中联合孙权大败曹操，打破了行将大一统的局面，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三国。

最坑人的饭局　群英会

出席人物：庞统、诸葛瑾、黄忠、周瑜、诸葛亮、蒋干、吕蒙、鲁肃

饭局始末：

周瑜在帐中正与众将议事，闻蒋干来访。当即命众将依计行事。蒋干打扮得像个世外高人，“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来”。一见面，蒋干问道：“公瑾别来无恙！”这一句既是问候，又道出蒋干与周瑜原有一番旧谊，而装出一副非说客样。之后，周瑜大摆筵席，并禁止在席间谈论曹操与东吴军旅之事，只是在座上觥筹交错，大笑畅饮。接着，周瑜领蒋干参观了东吴军营的精兵强将。饮至天晚，周瑜装醉。蒋干被周瑜刺激得够呛，倒也丝毫不敢提及游说周瑜投降曹操的事。但为了有所收获，好向曹丞相有个交代，于是他剑走偏锋，就有了晚上偷听、盗书等宵小行为。后来曹操果然中计，斩了水军首领蔡瑁、张允。于是乎，一个劝降不成，便试图以鸡鸣狗盗之术盗取敌方机密，另一个则将计就计请君入瓮。这赤壁之战，蒋干也算为东吴立了大功！

最香艳的饭局　贵妃醉酒

出席人物：杨贵妃、高力士、裴力士等

饭局始末：

贵妃醉酒，是唯一以女子为主角的名局。

却说这天傍晚，皇宫院内凉风习习，皓月当空。唐玄宗与杨贵妃本来相约在百花亭品酒赏花，届时玄宗却没有赴约，而是移驾到西宫与梅妃共度良宵。良辰美景奈何天，虽然景色撩人欲醉，杨贵妃也只好在花前月下闷闷独饮，喝了一会儿不觉沉醉，边饮边舞，万般春情，此时竟难自排遣，加以酒入愁肠，竟至忘乎所以，面对高力士等一干太监宫女，杨贵妃频频作出种种求欢猥亵状，倦极才怏怏回宫。《贵妃醉酒》是一出著名的京戏。《贵妃醉酒》最早的版本是昆曲。原曲目中杨贵妃大醉后自赏怀春，轻解罗衣，春光乍泄。后来梅兰芳同志亲自出手，以霹雳手段对这部作品做了“去污化处理”，所有少儿不宜内容统统被切掉了。

四两拨千斤的饭局　杯酒释兵权

出席人物：赵匡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锋、赵彦徽、王彦超

饭局始末：

杯酒释兵权是一个著名的酒局，也是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话说北宋皇帝赵匡胤自从陈桥兵变后黄袍加身，一直担心手握重兵的部下效仿他当年的作为。于是在961年，赵匡胤安排了一次酒局，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武将饮酒。酒席上赵匡胤唉声叹气个不停，众人问明白了才得知皇帝担心他们手握重兵日后会造反。他们只好告老还乡以享天年，并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他们的兵权从此被彻底解除了。969年，赵匡胤又召集节度使王彦超等宴饮，解除了他们的藩镇兵权。这也开启了宋朝数百年重文轻武的国家体制。

宋太祖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辈沿用，三军统帅常常是个文官，武人比文人低一等。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防止兵变，但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但却大大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以至宋朝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连连败北。

最豪华的饭局乾隆千叟宴

出席人物：乾隆及千名老者

饭局始末：

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是清宫中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康熙五十二年在阳春园第一次举行千人大宴，玄烨帝席赋《千叟宴》诗一首，故得宴名。

乾隆五十年（1785），四海承平，天下富足。适逢清朝庆典，乾隆帝为表示其皇恩浩荡，在乾清宫举行了千叟宴。宴会场面之大，实为空前。被邀请的老人约有3000名，这些人中有皇亲国戚，有前朝老臣，也有从民间奉诏进京的老人。乾隆皇帝还亲自为90岁以上的寿星一一斟酒。当时推为上座的是一位最长寿的老人，据说已有141岁。乾隆和纪晓岚还为这位老人作了一个对子，“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根据上联的意思，两个甲子年120岁再加三七二十一，正好141岁。下联是古稀双庆，两个七十，再加一，正好141岁。堪称绝对。

这场酒局体现出来的皇家气派自与民间大不相同。不但有御厨精心制作的免费满汉全席，所有皇家贡品酒水也都全免。在这五十年一遇的豪宴上，老人们争先恐后，一边说着“多亏了朝廷的政策好”，一边大快朵颐，狼吞虎饮。据说晕倒、乐倒、饱倒、醉倒的老人不在少数。千叟宴这场浩大酒局，被当时的文人称作“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最鼓舞人心的饭局东晋新亭会

出席人物：王导、周顗

饭局始末：

西晋末年，中原经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后，北方大片土地落入胡人之手。北方士家大族纷纷举家南迁，渡江而南的占十之六七，史称“衣冠渡江”。

南渡后的北方士人，虽一时安定下来，却经常心怀故国。每逢闲暇，他们便相约到城外长江边的新亭饮宴。名士周顗叹道：“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在座众人感怀中原落入夷手，一时家国无望，纷纷落泪。为首的大名士王导立时变色，厉声道：“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人听王导这么说，十分惭愧，立即振作起来。这便是史上非常著名的新亭会。后世咏叹国破家亡的诗词歌赋里常常见到的“风景殊异”、“新亭会”、“江河”，就是来自此次新亭会。

最不辱使命的饭局渑池之会

出席人物：秦襄王、赵文王、蔺相如

饭局始末：

赵国得到和氏璧，贪得无厌的秦襄王得此消息，派人送信给赵文王，愿意拿十五个城池换这块璧。蔺相如毅然承担出使秦国的重任并“完璧归赵”。

不久，秦国攻打赵国，杀死赵国兵士2万多人。诡计多端的秦王派使者告诉赵王，约赵王在渑池会谈。赵王害怕上当，又不敢不去。蔺相如为了祖国荣誉，不怕牺牲，决定亲自陪同赵王前往渑池。在宴会上，他与秦国君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赵王被迫鼓瑟的情况下，他为了使赵国取得对等的地位，据理力争，使秦王不得不击缶。后来，秦国群臣向赵国要十五座城，蔺相如寸步不让，提出用秦国的国都咸阳作为交换条件，使秦王理屈词穷，毫无所得。蔺相如机智地保护了赵王的安全并且不被羞辱。回国后，他被任命为上卿（相当于宰相）。

揭秘历史上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的七次重要战役

第一次战役

早在三国时期，吴国的君主孙权远离中原的残酷争斗，已经开始向海上发展。公元227年，孙权在东治（今厦门）训练能出远海作战的水师，并建造大型战舰数百艘。公元230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两位将军率远征水师一万余人渡海到达当时的夷州（今台湾省），遭到当时土著蛮荒的轻微抵抗。由于当时语言不通，水土不服，又有数千将士病亡，两位将军只得率部返回大陆。同时带走土著数千人为以后的更好的了解和治化台湾作好准备。

第二次战役

隋朝末时，大臣何蛮极力说服隋炀帝开拓流求（今台湾省）荒蛮之地，公元607年隋炀帝派何蛮和羽骑尉朱宽大将军一起率水师万余人隋朝“五牙”战舰数百艘入海赴流求远征。但战果不大，并遭到土王欢斯的抵抗。公元609年，隋炀帝又派虎贲郎将陈棱大将军率部万余人开始对台湾东征。隋军从高丰（今广东潮州）出发，先到达一鲲身（今澎湖），再抵台湾西岸中部登陆。又受到土王欢斯率部阻挡，经数场激战，隋军大获全胜，土王欢斯被斩首。

第三次战役

南宋时期公元1171年，南宋王命泉州（今福建）知府汪大猷在澎湖建房200余间，并且派数千将士常驻。次年派水军万余众征伐台湾本岛，在击退土人抵抗后在本岛驻军下来，为解决驻军的给养问题，实行屯垦制度，并委派朝官开牙建府。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台湾地区正式驻军。

第四次战役

元朝时期，公元1292年世祖忽必烈派熟悉水战的汉军六千余人战舰三百余艘前往澎湖（今台湾省）招抚当时的土著高山族。元军抵达后遭到当地土人的抵抗，无奈元军人数太少，再加上水土不服，士气低落，终于兵败将倒剩余的汉军只能逃回大陆。公元1297年，忽必烈再次任命福建平章政事高兴为东征大将军，率汉军水师一万五千余众战船数百艘再次进兵台湾，经过数月的激战终于一举拿下台湾本岛。

第五次战役

明朝时期，倭寇时时搔扰中国东南沿海百年之久。公元1602年（明万历30年），有部分被明军击溃的倭寇逃至琉球（今台湾省）岛。在明朝抗倭将领沈有容大将军的指挥下，明军在台湾近海一举歼灭大部倭寇，台湾百姓热烈欢迎登陆的明军。这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荷兰殖民者为争夺贸易权，于1603年进攻葡萄牙人占据的中国领土澳门，未果后退至南洋。1622年，荷兰人在第二次进攻澳门不成后，又退踞澎湖。公元1624年，明朝派水军万余众，战舰数百艘进击荷军，荷兰人被痛打至举白旗投降，但惨败的荷军撤到了台湾岛。由于当时明朝正处在和满清人的战争，所以顾不上台湾的荷兰入侵者。1626年，西班牙人也登上台湾岛，占据北部。荷兰人向西班牙人进攻，最终于1642年赶走西班牙人，获取了对整个台湾的控制权。

第六次战役

清初明末公元1657年，南明将领郑成功接见了当时从台湾逃回来的何廷斌，此人是郑芝龙（郑成功之父）的旧部，在台湾一直充当荷兰翻译。他的到来主要是说服郑成功东征台湾，当时的台湾已经被汉化了几个世纪了。从公元1622年荷兰国就一直派战舰到台湾进行侦察和武装骚扰，1642年荷兰大举进攻台湾，荷兰人的大军很快就占领了鸡笼（今基隆）、淡水等地，并打走了西班牙人。荷兰人在台湾实行军事管制，血腥镇压当地居民的反抗。并以台湾为基地沿海劫商掠货，俘获华人为奴。殖民者的暴行激起了台湾人民的愤怒和仇恨。

郑成功和众将领正想建立一块反清复明的根据地，郑成功从何廷斌那得知台湾的状况，决定渡海收复被荷兰殖民者占领的台湾。公元1658年郑成功开始为收复台湾做准备，郑军抓紧时间检修战船，探测航道。公元1661年3月23日，郑成功乘侵台荷军兵力薄弱（千余人）及其援军受季风影响难以赴台之机，亲率将士2.5万人、战船数百艘为第一批，在何廷斌和熟悉航路的渔民引导下由金门料罗湾出发。郑军由澎湖启航，四月初二晨抵荷军疏于防守的鹿耳门港（今台南市安平港北）外。郑成功乘中午满潮，率师通过道纡水浅的北航道，驶入鹿耳门港，令水兵4000抢占北线尾岛，全歼荷军守兵；自率主力通过大海湾，直插禾寮港，在岛上数千同胞接应下上岸。四月初三，郑成功乘胜扩人战果，集兵1.2万包围赤嵌城，断城内水源。在城周布设火器，对荷军形成军事威慑。遣送俘获的赤嵌守军头目描难实叮之弟夫妇回城劝降。初四，描难实叮因势穷率众出降，郑成功予以厚待。在郑成功优俘政策感召下，荷军中黑人士兵亦倒戈降附助战。郑军未到之鸡笼、淡水等地，台湾同胞自动拿起武器驱逐荷军。

台湾城被围困八个月后，第二批郑军登陆。十二月初六，郑成功下令炮轰台湾城外重要据点乌德勒支堡，发射炮弹两千余发，当晚破城。龟缩台湾城内的荷军残余六百余人，由于伤残、饥病，几乎丧失战斗力。荷兰殖民评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愿在优惠条件下交出城堡。十二月十三（1662年2月1日），揆一代代表荷方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被荷兰殖民者侵占达38年之久的台湾回归中国。

第七次战役

清朝盛期，康熙大帝对台湾的策略又改为招抚，从此就开始长达十几年的议和谈判，但始终没有结果。公元1681年（康熙二十年）清廷乘郑经病卒、其子郑克塽年幼初立和台湾本土出现内讧之际，康熙大帝决定发兵统一台湾。康熙二十一年夏，康熙大帝排除朝廷内种种干扰，命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总提督，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同筹谋取台湾之策略。两位受命后，积极整顿军务，制造战舰，练兵选将，同时派人侦察敌情，探测航道。

公元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清军水师2万余人、各种战舰二百多艘，直逼澎湖。各战舰的风帆上均书写主将姓名，有便于指挥联络。郑守军有了二百多艘战舰和近两万人的军队，数量上与清军旗鼓相当。六月二十二日，清军强攻澎湖本岛，施琅将水师兵分三路，以总兵陈蟒和董义为左右翼，各率战舰五十艘，分别进攻鸡笼屿和牛心湾，以作牵制；施琅自率战舰百余艘为中路直攻娘妈宫（今澎湖本岛西北角）。清军奋勇大战，击毁郑军战舰一百九十艘，歼灭郑军主力一万二千余人，迫使郑军四千二百余人投降。郑军主帅刘国轩见大势已去，狼狈的只带剩下战船二三十艘，残军数百人，狼狈逃回台湾本岛。台湾内部震动，刘国轩力主投降，康熙大帝乘胜降旨招降。七月十五日，台湾地方当局派人献上地图名册和投降书。八月十三日，施琅率清军登陆台湾岛。后清廷纳用施琅建策，在台湾设县、府、巡道，派军驻守，加强统治。从此结束了由郑成功起历经郑氏家族三代为期二十余年的偏安局面。康熙大帝终于实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的盛世。

第三章　探秘历史

朱元璋为何治国不如李世民：出身乞丐鸡肠狗肚

令人惋惜的是，朱元璋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了几十年，在历史上却没有出现堪与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唐代初年的“贞观之治”可比的“洪武之治”。所以然者何？残忍忮刻，疑心太重，杀人太多故也。李世民出身世家阀阅，故胸无城府；朱元璋当过乞丐、和尚，故鸡肠狗肚，心胸狭窄。战国时的范蠡说越王勾践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朱元璋也是这类角色。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任崇岳　原题为：明朝为何未出现洪武之治

出身寒微、放过牛、当过和尚的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纵横捭阖，力挫群雄，终于平定四海，统一宇内。

正是因为朱元璋出身寒微，洞悉百姓疾苦，因此即位后便大刀阔爷，整顿吏治。他说：“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凡贪墨之徒，一经发现，便绳之以法，毫不宽贷。官吏凡贪赃枉法者，一律发配到北方边地充军。贪污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就连权势煊赫的驸马欧阳伦，也因私贩茶叶而被斩首。洪武十八年（1385年），户部侍郎郭桓贪污税粮案发，被处死的官员多达万人。经过朱元璋的严厉整饬，在他30余年的帝王生涯中，政治清明，弊绝风清，“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史家的记载也许有溢美之辞，但是奸宄之徒谈虎色变，却是事实。

令人惋惜的是，朱元璋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了几十年，在历史上却没有出现堪与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唐代初年的“贞观之治”可比的“洪武之治”。所以然者何？残忍忮刻，疑心太重，杀人太多故也。李世民出身世家阀阅，故胸无城府；朱元璋当过乞丐、和尚，故鸡肠狗肚，心胸狭窄。战国时的范蠡说越王勾践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朱元璋也是这类角色。

天下底定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那些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文臣宿将自然都爵高位显，权尊势重。朱元璋害怕这些人功高震主，于是有计划地屠戮功臣，大有不赶尽杀绝决不停手之势。宰相胡惟庸“谋反”一案，先后有3万余人罹难被杀；蓝玉“谋反”一案，又有1.5万人丢了性命！平心而论，胡惟庸身为宰辅，已位极人臣，他怎敢觊觎天子宝座！蓝玉不过一赳赳武夫，恃势凌人则有之，要夺大明江山，证据显然不足。更何况他们不在干戈扰时谋反，却在天下一统之后篡逆，天下岂有如此笨伯哉！朱元璋简直杀红了眼睛，甚至他的亲侄朱文正、外甥李文忠都死在他的屠刀之下。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幕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连性命都难以保全，谁还肯为天子尽忠！

对于手无寸铁的儒士，朱元璋也刻意防范。为了侦察别人隐私，他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莘莘士子的举手投足，都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博士钱宰奉调赴南京编纂《孟子节文》，公余之暇，信口吟了一首诗。不料隔墙有耳，早已被特务录在纸上，报告给了朱元璋。次日上朝时，朱元璋指着诗中的“嫌”字说，你的诗写得不错，只是朕并没有“嫌”你，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手足无措，连忙叩头谢罪。国子祭酒宋讷一天因小事闷闷不乐，特务在门缝里觑得明白，照实画了下来。次日朱元璋问他因何生气，宋讷如实回答，并问皇帝何以知晓。朱元璋莞尔一笑，拿出了画像，宋讷不由得大惊失色。弘文馆学士罗复仁老实木讷，却直言敢谏，只因他原是陈友谅的部下，朱元璋心存芥蒂，竟亲自到他家查看。见他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才放下心来，夸奖他恪守官箴，一尘不染，又命人给他换了一套大房子。当然，这种旷古恩典只是例外。

朱元璋一味屠戮，良臣宿将已被芟刈殆尽，等到靖难兵起，要找一个带兵的将帅都戛戛其难。建文帝束手无策，眼看着叔父朱棣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夺走了江山。假如朱元璋对待臣下赤诚相见，君臣一体，上下同心，“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当不难重现于明朝。走笔至此，我忽然想起了元代郑廷玉的词：“闲时故把忠臣慢，差时不听忠臣谏，危时却要忠臣干。”明初没有出现“洪武之治”，朱元璋政策的失误是最主要的原因。

曹操十分好色　所建铜雀台实为美女集中营

二乔的父亲乔公，本在汉献帝的手下做官，当时的汉朝早已名存实亡。丧妻后的乔公辞官归乡，带着大小乔隐居于安徽皖城。建安四年，东吴的孙策和周瑜带着军队攻下皖城。江东二乔的美名早已是家喻户晓，孙策和周瑜二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双双抱得美人归。孙策娶了大乔，周瑜娶了小乔。“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当年，孙策和周瑜都是25岁，而大乔十八，小乔十六，都是青春年少。这两段婚姻看起来无限光彩，美人配英雄，花好月圆。孙策曾说：“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江表传》）

杜牧不是唯一把二乔与曹操搁一块想象的人，罗贯中也是其一，而且他还把诸葛亮也扯上了。《三国演义》描写了那段诸葛亮摆平周瑜，实现孙刘联盟的场景。诸葛亮说：“亮居隆中时，即闻操于漳河新造一台，名日铜雀，极其壮丽：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日大乔，次日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今虽引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怕周瑜不信，诸葛亮又添油加醋说：“曹操的儿子曹植曾奉曹操的命令作《铜雀台赋》，文中写道‘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周瑜听了此话简直肺都气炸了，当下决定联手刘备，向曹操开战。其实《铜雀台赋》中的“二乔”通“二桥”，指的就是两座桥，诸葛亮耍了个小聪明，硬是生生地把曹操和江东二乔扯一块了。“既生瑜，何生亮”，在与诸葛亮的较量中。周瑜永远都处于下风，而只有在一件事情上他彻底地赢了。那就是，诸葛亮娶了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而周瑜却娶了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很有可能，诸葛亮暗地里也对周瑜嫉妒得要命。

其实，诸葛亮也并非全是瞎掰，曹操的确好色，妻妾如云，而铜雀台正是他的美女集中营。建安十五年，曹操建铜雀台，据说每间房里都有一个绝色美女。在临死时，曹操还遗令美女每逢初一、十五要在铜雀台上对着他的陵墓唱歌。而以大小乔在当时的名气，他岂有不思慕的道理？若曹操攻占了吴地，那定是“铜雀春深锁二乔”。

史海钩沉：中国历史上哪位皇帝是由军妓所生？

关于朱友珪的出生，各种史籍的记载是一致的。《新五代史》称“友珪者，太祖初镇宣武，略地宋、亳间，与逆旅妇人野合而生也”；《旧五代史》称“友珪，小字遥喜，母失其姓，本亳州营妓也”；《资治通鉴》称“郢王友珪，其母亳州营倡也”。不论是“营妓”、“营倡”，还是“逆旅妇人”，都是古代“军妓”（相当于近代的慰安妇）的别称。在正史记载中，朱友珪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生母是妓女的皇帝。“婊子养的”这份尴尬，也由不得朱友珪；做儿子的，又怎么能选择自己的生身父母呢？谁让他的父亲朱温荒淫好色，在私生活上不管不顾，以至于在行军途中和拼杀间隙，还要忙里偷闲地与军妓风流快活一番呢？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谁让“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妇人”的汉武帝心疼那些为他卖命的将卒，而“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者”（《汉武外史》）呢？朱温，这位被后人称作“最流氓的皇帝”，这个被老婆管得相当严的男人，自然不肯放过这一自由纵情的绝好时机，所以，便惹出了朱友珪这条人命。

朱友珪（887—913），朱温第三子，五代后梁第二任皇帝。朱友珪出生前的那几年，朱温还在唐朝皇帝手下讨生活。光启二年（886）春，“唐室微弱，诸道州兵不为王室所用……圜幅数千里，殆绝人烟，惟宋、亳、滑、颍仅能闭垒而已”。朱温奉命“累出兵与之交战”，行经亳州时，便“召（军妓）而侍寝”。孰知，一个月后，就在朱温准备“舍之而去”的时候，军妓告诉朱温，说她有了。朱温是个很怕老婆的人，史称他对原配张氏“素惮之”，死活不敢把野花带回家，“因留亳州，以别宅贮之”，偷偷地养起了二奶。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及期，妓以生男来告”，朱温听说添了儿子，鉴于远离这对母子，又不敢去探视，便为婴儿起名“遥喜”。后来，朱温实力强大了，腰杆子硬了，在家里说话有份量了，才说服张氏将这对母子迎回汴州，并将朱遥喜更名为朱友珪。成长于“单亲”家庭，加上生母曾做过“军妓”，这样的遭遇让朱友珪觉得自己很卑贱，很郁闷，在众人面前始终抬不起头来。而朱友珪偏偏又是个辩黠多智、自尊心极强的人，因此与朱温以及众兄弟的关系很糟糕，尤其是因为争位而与朱温的养子朱友文更是搞得水火不容。

朱温称帝后，朱友珪虽被封为郢王，却始终与太子的位子无缘。这是因为，其一，朱友珪是军妓所生，出身贱，口碑差，朱温从内心里多少有些看不起他；其二，朱温晚年愈发好色，甚至经常召诸儿媳入宫侍寝，朱友文妻王氏与朱友珪妻张氏“常专房侍疾”。因为王氏长得漂亮，最受朱温宠爱，朱温便有意要立养子朱友文为太子。对此，朱友珪愤愤不平。在朱友珪看来，大哥朱友裕死后，自己成为朱温的嫡系长子，太子的位子非他莫属，而不是朱友文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外人。这种不可调和的传位冲突，最终导致父子反目。

虽然继位无望，但朱友珪却不甘就此消沉，何况他骨子里就带着几份狠毒和蛮横。乾化二年（912）五月，朱温在情色的消磨下病倒在床上。不久，朱温命儿媳王氏“召友文来，与之决”，意思是要正式传位朱友文。当时，朱友珪之妻张氏也在场，便立即告诉了朱友珪。朱友珪闻讯，急忙与左右随从策划夺权。然而，没过几天，狡黠的朱温又在病榻上下令，将朱友珪贬为莱州刺史，目的是让朱友文顺利接班。按照当时的惯例，被贬之人多半会在途中被赐死。朱友珪察觉到情况紧急，便选择了另一种极端方式，即弑父夺位。

六月戊寅，也就是接到贬书的次日深夜，朱友珪率领五百人闯入皇宫，冲到朱温榻前，将朱温杀死。关于这段朱友珪弑父的恐怖场景，《新五代史》记载得相当血腥：“夜三鼓，斩关入万春门，至寝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骇起呼曰：‘我疑此贼久矣，恨不早杀之，逆贼忍杀父乎！’友珪亲吏冯廷谔以剑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剑击柱者三，太祖惫，仆于床，廷谔以剑中之，洞其腹，肠胃皆流。友珪以裀褥裹之寝中，秘丧四日。”手段如此残忍，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朱友珪把朱温当成了侮辱其生母的嫖客。

朱温至死也没有想到，26年前他与亳州军妓的那段野外孽情，竟然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杀死朱温后，朱友珪旋即又矫诏杀死政敌朱友文，如愿以偿地做了皇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朱友珪即位后，整日沉湎声色，不理朝政，活脱脱又是一个晚年的朱温。为了腾出时间享乐，朱友珪把四弟均王朱友贞提拔为开封尹、东都留守，自己则在后宫荒淫无道。朱友珪的恶劣行径，使后梁的功臣宿将心怀不满，朱友贞也在暗中积蓄实力。凤历元年（913）二月，朱友贞在京城兵变，朱友珪惊慌失措，试图夺路而逃。

由于城门已被朱友贞控制，朱友珪与妻张氏“趋北垣楼下，将逾城以走，不果”。想逃，没门路；想活，没可能；想死，没勇气。朱友珪当年弑父夺位的雄风，如今已是荡然无存。他明白自己落到朱友贞手里会是怎样的后果，万般无奈下，朱友珪命“冯廷谔进刃其妻及己”，享年37岁。朱友贞即位后，废朱友珪为庶人。虽然当了八个月皇帝，在历史上却没留下帝号，单从这一点上看，朱友珪称得上是一位悲剧人物。朱友珪虽然改写了历史，却因为自己的败亡而丧失了改写生母身份的权力，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剧。

钩沉：曹操童年时曾伙同袁绍调戏他人新娘？

童年的曹操机警伶俐，善于权变，任侠放荡，悠游自在，特别喜欢飞鹰走狗，不务正业，所以，并没有多少人注意他。但是，他的叔叔却对他的这种行为却非常不满，多次告诉曹操的父亲要他限制曹操的行为。曹操对叔叔的这种做法十分生气，决心给叔叔一个恶作剧，以消除叔叔在父亲面前对自己的影响。有一天，曹操在半路上碰到了叔叔，他立刻假装有病，变得口歪眼斜。叔叔看他这样，大吃一惊，赶快问他是怎么回事，曹操说：“我中风了，非常厉害。”叔叔便把曹操中风的事告诉了曹操的父亲，等到父亲到来之后，曹操却一点事没有，一切如常。于是父亲问曹操：“叔叔说你中风了，现在好了吗？”曹操说：“谁中风了？没有啊，可能是叔叔不喜欢我，才欺骗你的。”于是，曹操的父亲便开始怀疑曹操叔叔所说的话，以后曹操的叔叔再给曹操的父亲说什么关于曹操的话，曹操的父亲再也不相信他了。这样一来，曹操更加肆无忌惮了。

曹操在叔叔面前是这样，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曹操曾经与袁绍一起看人家新婚，结果他们偷偷地进入到新婚夫妇的园子里，半夜里突然大呼：“有小偷！”人们纷纷跑出来看，曹操趁机进入新娘房内，用匕首胁迫新娘，然后和袁绍一起迅速逃出。结果慌乱中两人中迷失了道路，坠落在荆棘丛中，袁绍被困无法动弹，曹操见状，突然又大声呼叫：“小偷在此！”袁绍惊慌失措，十分害怕，情急之下竟然一跃而起，逃出了荆棘丛！原来这是曹操使用的计策。经曹操这么一吆喝，两人很快离开了是非之地。

曹操还非常勇敢，十岁时，在谯水洗浴，遇到了一条蛟龙，曹操奋力搏击，迫使蛟龙潜入水中逃走，之后曹操继续洗浴，直到洗浴完毕轻松回家。曹操并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后来有人看见蛟龙后吓得迅速奔跑，曹操却笑着称蛟龙为蛇，说：“我曾经被大蛇攻击还不害怕，你就被蛇吓成这样！”大家连忙追问他，才知道他还有这样的经历，都为曹操的举动感到惊奇。

曹操的这种任侠放荡作风，表面上看是少年曹操的恶作剧或者是调皮捣蛋的表现，但是，其中蕴含着曹操对传统的叛逆、对世俗的破坏、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环境的无所畏惧思想。曹操的出身决定了他不会遵守儒家固有的礼法规范，对叔叔的做法看似不懂规矩、不尊重长辈，实际上是他对传统礼法思想的背叛。观人新婚却恶作剧般地恐吓新娘，在别人的惊恐中寻找快乐，这种做法则是对世俗的藐视与破坏。在曹操的内心深处，宦官祖先的出身与世俗的道德标准是悖逆的，所以他便不愿遵守这些标准，只想生活在不受这些条条框框约束的空气中，享受一种自由的呼吸。所以，面对这些礼仪和道德标准，曹操做出了让世人瞠目的举止，表现出了对一切无所畏惧的勇气。这些，都应该视为曹操发自内心的情感与心理外露，是一种潜在的思想意识，在以后的政治、军事生涯中，这种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潜在的作用。

时人眼中的曹操

尽管大家对曹操并没有更多的注意，但是有几个人却对他另眼相看，其中一个是梁国的桥玄，一个是南阳的何颙。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即将大乱，如果没有安定社会的能力是不能拯救这个社会的。能安定这个社会的人，难道不是您吗？”对曹操具有很高的期望。

那么，桥玄是怎样的人呢？他怎么会对曹操独具慧眼呢？桥玄也写作乔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今河南商丘）人，灵帝时任太尉，以果断干练著称，为人谦虚，不徇私情，做事认真谨慎，有雄才大略，非常善于观察人物的言行与相貌。桥玄为官清正，虽位至高官却一贫如洗，甚至死后家人竟然无钱为之殡葬！被世人称为名臣。当桥玄看到曹操之后，感到曹操非同凡响，说：“我见到的天下名士有很多，但还从未有像你这样的！天下将乱，各路英雄龙争虎斗，能够在这种乱世中荡平天下者，恐怕就是你了！希望你好自为之。我老了，不能看到你将来的这一天了。希望将妻子儿女托付给你。”桥玄的这一番话，使曹操的名声更高了。

桥玄之外，南阳何颙也对曹操安定天下的能力有很大的决心和信心。何颙字伯求，南阳襄阳人，早年游学洛阳，并显名太学。党锢之祸时，何颙想尽一切办法救助了很多人，之后辟官司空府。董卓之乱时，董卓利用手中权势逼迫何颙为长史，何颙坚辞不受，反而与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同谋划诛灭董卓，但事未成而荀爽死亡，何颙也因故而被董卓投进监狱，最终何颙忧愤而死。当何颙第一次见到曹操的时候，就叹息说：“汉家天下即将灭亡，安定天下者一定是这个人。”

其实，除了桥玄和何颙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对曹操的能力深信不疑，这个人就是东汉著名的“党人”李膺的儿子李瓒。李瓒官至东平相，曹操早年，李瓒就感觉到曹操有卓异的才能，并对儿子李宣等人说：“时势将乱了，天下英雄没有超过曹操的。虽然张孟卓与我关系很好，袁本初又是你们的外亲，但是，你们都不要依靠他，最终他们都将归附曹氏。”儿子们都听了他的话，结果在乱世中都能够免于苦难。

还有汝南王俊、陈留卫兹等也都能够在曹操早年认识到曹操的不凡能力。

王俊又写作王隽，字子文，为人外表温文尔雅而内心却能够洞察一切，曹操早年就与王俊关系很好，王俊也认为曹操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袁绍与弟弟袁术在母丧归葬汝南的时候，王俊与曹操一同面见二袁，当时到汝南与二袁相会者多达三万人。曹操偷偷地对王俊说：“天下将乱，为乱的祸首一定是这弟兄两个！如果想平定天下、为百姓做点好事，就必须先除掉袁氏兄弟，否则，祸乱就要开始了。”王俊说：“你说得很对，但是，能够匡济天下的人，除了你还会有谁呢！”曹操听罢，两人相对而笑。王俊被州郡征拜到三府任职，他却不愿前往，避居到武陵。在武陵，慕名而归之者一百多家。献帝迁都许昌之后，又任命他为尚书，但他依然推辞不任。刘表看到袁绍势力强大，就暗中与袁绍勾结。王俊得知刘表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就告诫刘表说：“曹操才是天下真正的英雄，将来一定能够成就霸业，承继桓、文帝王之功，现在你却舍近求远，一旦发生意外，你再想得到身处遥远漠北地区的袁绍的救助，不是太困难了吗？”可惜刘表不愿听从王俊的劝告。王俊在64岁的时候，死于武陵。曹操听说后十分哀伤，后来荆州平定，曹操亲至临江迎丧，改葬王俊于江陵，并将王俊作为先贤供后人效仿。

卫兹字子许，陈留襄邑（今河南商丘）人，有大节，朝廷任其为三公之职，他辞而不应。曹操早年到陈留时，卫兹就说：“将来能够平定天下者，一定是这个人。”曹操也感到卫兹很不一般，两人多次交谈大事。最终卫兹跟随曹操讨伐董卓，在荥阳汴水战死。后来曹操每次路过此地都要派人祭祀卫兹。

童年的曹操虽然任侠放荡，无所顾忌，但是，在这些独具慧眼者的心目中，曹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这些人的评价，代表了曹操性格与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独立特行的个性、狂放不羁的思想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这些因素为曹操日后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康熙讥讽明熹宗挖女真“祖坟”：自古有德者昌

可能受朱元璋的影响，明朝朱氏皇帝多迷信，特别是倒数第二位皇帝、明熹宗朱由校，竟然想去挖女真人的“祖坟”救国。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朱由校把位于北京西南大房山系九龙山附近的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帝王陵寑，全部捣毁了，以泄女真人“王气”，断其龙脉。

当时，女真后裔努尔哈赤已统一了女真建州各部，并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在东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起用这个国号的用意很明显，就是复兴当年女真人建立的金国。

后金定都辽阳，势力日盛，在关外侵城略地，对大明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明朝时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腐败透顶，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之下，大明政权摇摇欲坠。当时，有臣僚告诉朱由校，努尔哈赤在东北逞能，是“金国余孽”作乱，因为300多年前入葬的京西金帝陵“王气”再起。朱由校遂采纳了破风水、断龙脉，泄“王气”之妙计。

此妙计，其实是歪招，说白了，就是挖努尔哈赤的祖坟。天启二年、三年（公元1622年、1623年），朱由校先后两次派人去九龙山掘陵搞破坏，从地上到地下，从里面到外面，辉煌一时的金国帝王陵被全部捣毁，不留一座。在砸毁全部地面建筑后，又掘开各陵地宫，用散落在地的石柱、栏杆一类的建筑构件和乱石塞死。

为了彻底绝断女真王气，经堪舆师指点，他们在金国首陵——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睿陵所在的“龙头”上动土，硬是“砍”掉一大块山石，又在龙头下所谓的“咽喉”部位掘挖一个大洞，让女真这条“龙”成为死龙。

明人惟恐不彻底，又在各陵址上建起了多座关帝庙，镇压女真的“王气”。还特别在睿陵原址修建“皋塔”一座，请来与岳飞一道抗金的南宋名将牛皋，与关公一起，给大明王朝“抗金”。为什么要在睿陵原址建“皋塔”？据说“气死金兀术，笑死牛皋”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

有人起初怀疑此事，因为《明史》上不载。实际此事是真实存在的，见于清康熙二年玄烨御制碑文，碑称“谓我朝发祥渤海，气脉相关”，康熙讥之是“明惑形冢之说”、“厌胜之术”。金国帝王陵让朱由校破坏掉了，女真的“龙脉”也让他挖断，但最后却是朱姓天子大运不在，自己的王气泄了，被满清夺走了江山。为何？康熙一语道破天机，“从来国运之兴衰，关乎主德之善否。上天降鉴，惟德是与。有德者昌，无德者亡，与山陵风水原无关涉。”

古来难保是晚节：白居易为寻求新奇10年换3批家姬

公元前208年7月，秦国的丞相李斯与他的儿子被押往咸阳的街市处斩。临刑前，这位曾显赫多年的丞相，回头对儿子伤感地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同出上蔡的东门去打猎追逐狡兔，又怎能办得到呢！”接着父子二人相对痛哭。李斯为自己当初所犯下的政治错误深深懊悔，如果不是他的晚节不保，哪能落得满门抄斩呢？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外出巡游时，突然得病死去。这时，随行的丞相李斯被中车府令赵高拉入了政治漩涡。在赵高的极力诱惑下，也由于贪恋权势，李斯竟参与策划了一起宫廷政治阴谋。他们对外封锁秦始皇的死讯，假传圣旨，逼公子扶苏自尽，立昏庸的胡亥为秦二世。

然而仅过了两年，羽翼丰满的赵高就鼓动秦二世将李斯治罪，下令将他腰斩于咸阳，并“夷三族”。司马迁曾评价说，李斯能辅佐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并位居三公之职，但晚年却阿谀奉承，随意附和，听信赵高的邪说，废掉嫡子扶苏而立庶子胡亥，真是太愚蠢了。

二

还有一些官员，虽然政治上没有犯什么大错，却因对钱财的贪婪而导致晚节不保。明代嘉靖年间，内阁首辅（即宰相）徐阶曾对国家的安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他整顿吏治，招纳贤良，使海瑞、戚继光、张居正等官员得到重用，一时成为众望所归的名相。然而，当徐阶在朝中执政时，他的子弟们倚仗其权势在家乡华亭横行不法。据说徐家在苏淞一带竟侵占田地24万余亩，引起了巨大的民愤。在朝廷舆论的压力下，徐阶被迫提前退休。

1559年，吴中一带发生饥荒，著名的清官海瑞受命前来赈济灾民。海瑞首先来到当地首富徐阶家，希望他配合朝廷，退还百姓的田地，并遣散一部分家奴。然而，贪财的徐阶却消极抵制，还悄悄向朝中党羽写信，唆使他们弹劾海瑞，结果造成海瑞被罢官。

徐阶的所作所为，不但在老百姓中引起了公愤，也被他的政敌抓住了把柄。不久，在新任首辅高拱的支持下，徐阶的两个儿子被判充军，一个被革职为民，他家数万亩田地也被没收充公。当官兵前来带人时，徐阶的儿子们抓住他的衣服号啕大哭，徐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吾方逃死，安能相活？”

三

更有一些官员，为官的大多时间都享有良好的声誉，但到晚年却由于生活作风问题为世人诟病。

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晚年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刑部尚书、太子少傅的高位。可惜的是，他却越来越暴露出道德品质方面的一些缺点。据说有一次，两名青年诗人张祜和徐凝去拜谒白居易，并分别写了一首诗让他评点。本来连徐凝都自认远不如张祜，不料白居易却对张祜的诗横加批驳。原来他是嫉妒这位年轻诗人的文采，生怕他超过自己。

晚年的白居易还沉湎于女色。据记载，白居易在晚年曾蓄养了大量家姬，并为了寻求新奇，在10年内就更换了3批。作为大诗人，他的地位无可动摇，但他的晚节却在后世遭到了极大非议。

历史上的寇准为人刚直而敢于言事，由于在抵抗辽国时的功劳，寇准被提升为宰相，受到天下万民景仰。当时民间就流传有“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的说法。晚年的寇准，在个人生活上追求新潮和时尚，喜好歌舞和酒宴。由于他家中经常举办大型歌舞晚会，寇准下令在其豪宅中到处都点上蜡烛，即使厕所、马厩里也不放过。他家每天都要消耗大量蜡烛，而蜡烛在当时对于老百姓而言还是绝对的奢侈品。每当他家的歌舞晚会结束后，寇准都会慷慨地对演员进行赏赐。为了劝诫，他的一位小妾曾作了一首诗：“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孰料寇准竟不以为然地回应道：“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像寇准这样的生活作风注定要成为政敌攻击的对象。结果，朝中另一位大臣王钦若便乘机向皇帝说寇准的坏话，最终，寇准丢掉了宰相一职，被贬到了遥远的雷州担任小官。

第四章　历史疑团

晚清朝廷立宪真相：为何改良输给“革命”？

清朝最后10年堪称我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段之一，在屈辱与机遇并存的19世纪，操纵中国权力的慈禧太后每糟蹋一次改革的机会，国家和人民就多遭一层磨难。

1905年清廷宣布废科举，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宣布以九年为期，准备“立宪”，还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选举各省咨议局，成立资政院，还真有些实际动作。结果是不改不行，改也未必很理想，进退两难。

清廷遭遇信任危机

一场成功的改革需要一流的政治家主持其间，慈禧在国人心目中却只是一个擅玩小聪明，擅操宫廷政变的权力狂。

戊戌年间由亲政的光绪帝主持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庚子之后由恢复“听政”的慈禧主持的“新政”却使国人普遍持观望和怀疑态度，二者因时而异，因人而异。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时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提到：“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遭拳乱而机一窒，贻误军国之罪魁终于就戮。两宫回銮复行新政，国是既定。”张荫棠不好明说，“新政”的主持者慈禧太后就是在镇压中外所望的戊戌变法，并且遭惹庚子之祸后才回头开始所谓“新政”的，她才是“贻误军国”的真正罪魁。

由一个镇压变法运动的人来主持新一轮的变法，其变法动机与效果自然就易遭国人怀疑，臣民以变戏法的舞台表演和政治招术视之，或感到滑稽和别扭，或为之厌倦，胸怀疑虑，均属情理之中。而20世纪初年的中国局势已经不是一个翻云覆雨的拙劣皇朝所能随便左右的了，慈禧所主持的关于“新政”的政治动员十分有限。

如果说刚愎自用的慈禧太后可以误国，那么，柔弱无能的摄政王与隆裕太后就可以败家，断送爱新觉罗皇朝。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虽然名声不臭，但能力较差。

载沣与隆裕太后不仅平庸无能，而且互相勾心斗角，进一步削弱督率群臣实施预备立宪的领导能力与政治威信。“宪法大纲”称：“若预备未齐，遽开议院，则预算决算尚无实据，议院凭何监察？户口财产尚无确数，议员从何选举？一切法度尚未完全，与闻政事者何所考核？人民程度尚有未及，何以副选举被选举之资格？地方自治尚无规模，何以享受权利，担任义务？是徒慕开议院之虚名，而并无稗益政事之实济，非实事求是之道也。”

平心而论，此话并非无稽之谈，它具备相应的国情依据。像中国这样历经二千余年君主专制统治，小农经济与小农思想还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文盲、半文盲还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九年预备期应该说并不算长。即使按照国会请愿者的要求立即召开国会，也只会丑态百出。不过，一份纲目详细的九年预备清单如果由一个强有力的最高决策中心去实施，将不难被举国臣民认为是深思熟虑之规划，可望按部就班地一一实施之；既然让一个比慈禧当政时还要无能的政府去实施，就不难使人怀疑统治者推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加之内忧与外患并逼，指望以君主立宪制为救亡手段的请愿者们已经等不及了，他们的历史紧迫感同孙中山为首的反清志士的历史紧迫感并无根本区别，而且二者正在竞赛争雄，都想杜绝和消泯对方的政治理想。

载沣一班人像慈禧一样缺乏政治感召力，却没有慈禧所具备的那种政治威慑力，面对举国响应的国会请愿运动时又不是耐心因势利导，而是最终以武力强行镇压，尤其是愚不可及地抛出“皇族内阁”，羞辱那些积诚罄哀的请愿者及其成千上万的支持者。

武昌起义的枪声就成了全民推翻清皇朝的总动员令。“新政”带来恶性循环

据宣统二年编制的预算统计，清政府于1899年的财政赤字即达1300余万两，1910年却增至8000万两左右。“新政”的计划不可谓不庞大，改革的速度也不可谓不快，但各省除了摊付巨额赔款、债款、上缴宫廷挥霍等款外，练新军也好，办实业也好，兴学堂、派留学也好，还有各地办警政、地方自治、各类调查与选举，样样需经费，而且非有巨额投入不可。对于连支付赔款与借款都不堪重负的清皇朝来说，经费问题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费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结果除袁世凯的北洋6镇和福建、吉林两省基本上完成编练任务外，其余各省或有名无实，或减少计划。浙江号称已建成一镇，实际上官兵还不满5000人，不及定额的一半。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6镇之所以比较顺利，除了同袁氏的积极努力分不开之外，还因为北洋军有拱卫京师之名义，可以依赖户部向各省摊饷。故有人抱怨：“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由于经费不够，有的学堂也是空有其名。有位外国人曾说道：“尝见中国北部某城，其广袤仅与吾英典地域相峙，乃五六年间，所谓学堂骤达二十七所，初、高等两等小学外，如农业，如法律，如陆军，如巡警，如女子，固无不应有尽有。乃办理之法，无一适宜，曾无几时，相继闭歇，其硕果仅存者，亦只余五六所而已。”河南开封的经济与文化、教育在全国都不能算是落后的，而1906年年底的《盛京时报》刊文称，该地每所小学堂的就读人数只有4—5人。

清皇朝既要被迫推行新政，又无力解决经费困难，除了敷衍某些“新政”措施走过场外，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敲榨人民，不断加重旧税，增设新税。其名目之多，手段之苟，人民怨声之大，都是举世罕见的。以厘金为例，原本作为权宜之计的厘金岁入总额到清朝末年已接近田赋总数，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所谓“值百抽厘”早已成了一句空话，所征货类实际上少则数百种，多则千余种。

统治者不思惩治腐败，带头勒紧裤带，渡过难关，而是一味巧立名目，还继续从中捞一把，下层人民忍无可忍，只好奋起抗争。诚如监察御史胡思敬所说：“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清政府因积贫积弱而被迫推行“新政”，因推行“新政”而增加摊派与苛榨，因苛榨而激起下层人民的接连反抗，或毁厘卡、击警局，甚至冲捣学堂，既带来社会的动荡，使外部社会环境不利于“新政”，又增加了“新政”的异己力量。

深度腐败毁掉“新政”“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谓不刊之论。威凌光绪帝之上的慈禧就是一个妇孺皆知的腐败者。慈禧的70寿庆来临时，她阳示停止庆祝活动，拒收寿礼，暗中则照收不误。京师内外“相率以进，两宫深为嘉纳。始而督抚中不过袁、岑、端三帅，旋即有周玉帅、陆春帅、如吕大臣，莫不争先恐后”。受礼期间，内监照例向进献者索费，“为上所闻，严饬禁止，并传谕各贡均由内务府大臣呈进”，一片乌烟瘴气。吏部尚书世续挖空心思，“于正贡之外加贡……据说，写了一万两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封呈。奏云：此乃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需”，因而“颇得慈欢”。清廷一边高喊整饬吏治，一边贿赂公行，依然故我。如果说有何新的变化，那就是以麻将赌博之风盛行于此时，遍及全国。庆亲王奕劻的贪鄙循私是朝野咸知的公开之秘密，他虽屡经参劾，却因慈禧庇护，就是不倒翁。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拼命弄钱，一半用于宫中打点，一半留以自家享乐，并不亏待自己。熟稔官场内幕的胡思敬深知袁世凯一伙奢侈无度，说：“大抵国愈穷则愈奢，愈奢则官常愈败。传闻袁世凯侍姬甚众，每幸一姬，辄赏赐金珠多品。吃余烟卷抛弃在地，仆人拾之，转鬻洋行改造，获利不下数千。端方移任时，所蓄玩好书画碑帖数十车，运之不尽。前云南矿务大臣唐炯、今外务部侍郎唐绍仪，肴馔之丰，每膳必杀双鸡双鹜，具鲜肉多筋，金华腿一具，取其汁以供烹调，骨肉尽弃去，亦暴殄甚矣。”

统治者的无度挥霍，无一不是以权势得之，“赃物累累”，份份榨诸百姓。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就说：“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举办，犹可言也，而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中外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荼毒者，至于不可纪极。”更令人费解的是，即使某些所谓“忠孝节烈之名”，亦“以权势得之”，其腐败之厉，可想而知。

培养新军自掘坟墓

先拿新军来说，新军属于颇具早期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它能否始终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况且，满汉矛盾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各省新军从筹饷募兵，到训练成军，还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比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来，更有地方独立性，中央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财权与军权已十分有限，在皇朝政治危机到来的关键时候，各省新军能否始终如一地听从中央调遣，在较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省督抚对中央的态度，尤其取决于清皇朝对各省督抚的政治威慑力与控制力。

另外，新军要求士兵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那些既年轻又不乏出洋留学经历或接受国内新式学堂教育的反清志士就正中下怀，乔装打入新军。他们一旦走进营伍，很容易在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的同伍者中宣传反清思想，甚至组织反清团体。

当反清革命高潮到来时，如果指望他们把自己的前途赌在末日皇朝的身上，死心塌地同清朝当局站在同一战壕作战，那是很困难的。他们至少可以先持冷静观望态度，然后决定行止。

再拿实业建设来说，工商业在本质上属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君主专制统治的异化物。历代专制皇朝之所以鄙视工商、严控工商和压抑工商，咸以重农抑商为国策，而且还“教化”出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应该说是事出有因，并非纯属统治者的愚昧或个人偏见所致。

新政期间，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级和社会群体以商会与市场为纽带而基本形成，那么，作为典型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要求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而经济上的自由发展又必须以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为保障，光靠高高在上的皇朝恩赐还远远不够，而且还不乏随意性和可塑性，没有比资本家阶级自身参与政权更令人放心。对于以精打细算为职业特征的新生资产阶级来说，此中道理无师自通。从1904年5月开始，状元出身的资本家张謇几乎就没有闲着，为君主立宪制而四处奔走联络。他先是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代撰《拟请立宪奏稿》，继而受张之洞之托，北上联络直隶总督袁世凯，资本家阶级对清朝政治体制改革阶级主体意识已开始向世人露脸了。

教育体制改革的结局与影响尤其值得注意。“新政”期间的教育体制改革使中国近代教育在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非同小可的一步，但它也未必有利于维护清皇朝的专制统治。

政体改革成为死结

从社会变革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1905年废除科举制的决定无疑是革命性的，这不仅因为它体现出中国不加批判地就从经典标准转到了外国标准，而且因为它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改革本身。但对于一个百孔千疮的清皇朝来说，用迅速扩大留学生派遣规模与普设新式学堂的办法来填补因科举制的废除所出现的传统教育体系的空白面，这未必是一种好事。有的西方学者指出，“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要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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