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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路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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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第一课

法家第一课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法家第一课作者:高路排版:Cicy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10-01ISBN:9787507840551本书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丛书总序——传统文化与人性哲学高路

在深入学习领会《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的基础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策划编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丛书。第一批推出四册,分别是《儒家第一课》《道家第一课》《法家第一课》《孝道第一课》,侧重于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其后将陆续推出富于传统文化内涵的礼制、家谱、戏曲、国画、中医等方面的其他著述,为“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做出实际努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哪里?在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精髓在哪里?在人性论。正因为我们的文化站立在人性哲学的基石上,形象地说是从人性之根长成的参天巨木,才千年不枯、不折、不倒,也才能在新时代的春天里萌发满枝新绿,而其他文明古木则无一不遭到毁弃,变成荒漠中供人凭吊的化石。

儒、道、法三大家对人性各有各的见解。儒家立足于人性善,从中引发出一系列道德原则和规范,用以教化人,建构和谐的人生、家庭和社会。道家立足于自然天性,倡导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顺应生命的自然而然过程。法家立足于人性恶,诉诸严刑峻法,走向国家主义,以建立大一统强权为奋斗目标。

儒家建立和经营伦理道德体系,固然是为了规范行为、调整关系,更是为了把人塑造成符合人的理念的人。这在孔子那里叫作“成人”,即成为人。子路问怎样才能成人,孔子搬出四个人,要他学习臧武仲的知、公绰的廉、卞庄子的勇、冉求的才,再以礼乐进行修饰,说这样差不多可以算是“成人”了(见《论语·宪问》)。同样的问题孔子也回答过颜回(见《说苑·辨物》)。孔子这里是因材施教,针对子路的情况提出具体措施,如果扩大到所有人,那就不仅仅是这几条了,而适用于所有规范。儒家的礼乐文化实质上是为“成人”服务的,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显然孔子心目中存在着一种关于人的认识,它高于现实,代表着人的发展方向,是人的价值的终极目标,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处在向这一目标行进的位置上。由此可以说儒家致力的是“造人”工程。

孔子的这一思想我们在马克思那里也能看到,谓之“人的生成”,也就是向着全面的人的生长。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全面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的理念,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建构过程。“成人”是从本质上表达人,代表人的原型,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看看“成人”就清楚了——“成人”是本原,构成了我们的出发点;“成人”是终极目标,构成了我们的归宿地。

道家正好相反,是以儒家对立面的姿态登上文化思想舞台的。老子的宇宙在本质上是一个虚无的世界,无针对的是有,有指的是儒家那套伦理道德、礼乐制度,世界本来没有这些东西,最初是纯粹的自然,也就是无,这才是本原。统治者(庄子说的圣王、圣人)不甘寂寞,发明出道德、制度和物质文明,强加给世界和人类。你不接受,他就撸胳膊挽袖子强拉硬拽地迫你站队。为了有效推行这套东西,统治者实行重奖,谁做得好就升谁的官、发他的财,结果老实巴交的汉子变成满肚子心机、损公肥私的名利之徒,毁了世界也害了人类。

在道家看来,这一套有害无益,纯属多余,就像人在五根手指之外又多长出一根,完全是累赘,很不正常。怎么办?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这根手指去掉,回到自然天性,重返虚无。宏观治理上这叫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见《老子·第二十五章》);文化上这叫断绝圣人言论,抛弃思想智慧(见《老子·第十九章》);个人生活上这叫减少再减少(见《老子·第四十八章》),合起来就是“无为”,也就是顺其自然,也叫自然而然。

道家思想很了不起,非常自觉地沿着世界观到人生观再到价值观的思路运转,由自然的世界引出自然的人性,再引出回到自然或者说返璞归真的人生最高意义。

法家出自道家,放大其阴柔的一面,将《老子》中的治理术细微化、系统化,结合政治实践给予创造发挥,终于自成一家。道家的自然人性被法家解读为人性恶,应该说不是歪曲。食、色是人的天性,与生俱来,属于不学自会的本能,可谓人身上的动物性,儒道两家称之为“人欲”,都主张给予限制。儒家的“成人”就包括用道德打压欲望,譬如克己复礼。道家的返璞归真也包括阻塞欲望,譬如清心寡欲。可见欲望是要打个问号的,不能过线。法家就是在此处做文章,即限制人欲又纵容人欲。

一方面确立法治国策,打造强权政治。为什么儒家的德治不灵?因为依据的是人性善,这是个根本错误,人性实际上是恶,食、色最后一定表现为贪婪。既然人性恶,就不能用引导的办法,而应该也只能走惩罚的道路,于是法家便搞出一套严密苛刻的法律,强制推行。这实际上是与民为敌,拿老百姓当贼盗防。

一方面利用人欲,驱使民众。你不是想升官发财吗?好,我给你机会,你好好种地,丰收有重赏;你去当兵,战场上杀一个人我给你一级爵位。这些奖励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条条对号入座,人人有份。于是战场上的秦国士兵红了眼,腰上挂着斩获的人头,光着膀子大喊大叫往前冲,面对这等虎狼之师,哪有不闻风丧胆的?

法家的字典里没有慈悲,一切围绕的都是国家的强大,也不见人的地位,人的价值全在于充当富国强兵的工具。

譬如孝道。儒、道、法三家都主张行孝,其中儒家最为突出。孝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属于核心规范,具有调整家庭家族关系、社会关系乃至政治关系的意义,用民间语言表达就是百善孝为先。道家反对过度用力,认为孝作为一种天生的感情和行为,自然会在每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自然而然地去做就是了,人为的强调反而会造成负担,导致虚伪,疏远人们之间的关系。法家着眼的是不尽孝的那一面,说跟这样的逆子讲道理是没用的,因为其人性特别不好,对付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交给官府。执法吏腰里挂着锁人的链子手里提着刀戈棍棒上门来,不孝子马上老实了,再也不敢忤逆,因为等着他的是监禁和刑罚,悖逆或违法的成本太高。用一句话概括三家在孝道上的根本对策:儒家是文化主义的,诉诸立德和教化;道家是自然主义的,遵从个人的自觉自愿;法家是国家主义的,依赖权力对生活的全面干预。

求道不求术。无论哪一家,具体做法可以商量,也可以变通,甚至可以综合互补,但立足于人性哲学这一点,也就是道,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有价值,应该给予继承和发扬,使我们的生命更自觉、更主动、更有意义。卷首语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韩非子·备内》法家概略FA JIA GAI LUE

把法家称为学派有欠全面,因为其主要代表人物大多对办学、授徒、传播思想并没有多少兴趣,而是热衷于角逐政治权力,以改革变法为己任,走的是一条政治实践的道路。他们的产品是强大的国家,思想理论上的收获是附带的。

我们不妨看看法家的几个人物。管仲长期担任春秋时期齐国的卿(丞相),在他的主持下,齐国迅速繁荣强盛起来,使国君齐桓公得以替代衰微的周天子,数次汇合桀骜不驯的各国诸侯,发号施令,为天下立规矩。战国时期的吴起先是经营魏国河西地区,后到楚国推动改革,促进了河西地区的崛起和楚国的复兴,为当时各国的新政树立了标杆。商鞅的名气更大,他是变法的代名词,他在秦国的作为造就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国家,而变法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则在整个中国大地上掀起层层波澜,促成了中国向封建形态转型的大势。还有李斯,他的名字是与千古一帝秦始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诞生的助产士。不夸张地说,他们个个都是创造历史的俊杰。

一次,子路与孔子谈起了一百多年前的管仲。孔子说,要是没有管仲,你我之辈八成早就沦为夷人和狄人了,我们将披头散发,穿着左边开口的衣服(《论语·宪问》)。那时地处中原的周王朝已经没落,而北边的狄族和南边的夷族却相对强大,如果中原地区没有一个能够号召各诸侯国的领袖,那么华夏就有被灭族的危险。一旦野蛮的夷狄入主中原,习俗就会随之改变:华夏族本来束发,衣衫从右侧开口,而那时将会像蛮族一样,头发随便披散着,衣衫从左边开口。这是一个形象说法,表示文明的倒退。孔子对管仲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说直到他那个时代,百姓还承受着管仲的恩惠。

作为实践者,法家鄙视空谈,强调现实。他们非常实际,思想中看不到一丝一毫的理想痕迹。他们不像儒家那样,以理想人格来改造现实的人,引领社会的进步;也不像道家那样,用自然标准来批判现实,呼唤质朴和真实的回归。法家没有理想,只有目标。目标不是理想。理想永远高出现实,其作用在于导向,为人们的不断追求输送前行的动力;目标则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完全可以争取到手。

法家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富国强兵。在管仲那里,这个目标实现了,在吴起、商鞅、李斯那里,这个目标也实现了。有人说法家是君主至上者,这么说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没有触到实质。其实,法家是真正的国家主义者,在他们那里,国家才是至高无上的,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国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做到了这一点才算做到了“公”。君主无疑是国家的代表,但他绝不等于国家,所以君主也有一个“去私”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都是富国强兵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谈不上什么尊严。对于君主,法家谈的是势,也就是权位和威力——令人害怕的东西,怕一个人不等于这个人有尊严,只能说明他有力量。法家并不要求臣子发自内心地敬重、忠于君主,因为臣子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个个有自己的小算盘,诡诈多变,所以君主只能用带有阴谋意味的术来对付他们。至于民众,更谈不上人的尊严了,他们目光短浅,唯利是图,天生就是做坏事的坯子,只配享用强制性的法和严酷的惩罚。

法家对人的评价不高。关于人性,他们用的是这样的字眼儿:“欲生而恶死”(《管子·形势解》),说白了就是贪生怕死;“利之则来,害之则去”(同上),意思是见到利益就争,遇到祸害就躲;“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商君书·算地》),说的是饿了就要吃,累了就要睡,苦了就要寻求欢乐,屈辱了就要追求荣耀;“非名之,则利之”(《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意思是,人的作为不是为了名就是为了利,等等。这些说法综合起来就是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后人把这种见解概括为人性恶,将其列为儒家人性善的观点的对立面。

也有儒家弟子承认人性中具有恶的一面。如韩非的老师荀子、西汉大儒董仲舒、理学大师朱熹,可见人性恶并不是法家的专利。法家的独到之处在于,把恶视为人的本性(本质),而上面几位儒家学者则把恶看成是次生的东西。所谓本性,就是永恒不变的性质。这就是说,在法家那里,人的自私自利不可能被克服,如果这个性质被改变了,人就不是人了。以此为依据,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重罚轻赏”,用强力抑制恶的人性,从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由于人性是恶的,法家对儒家以德治国的主张嗤之以鼻。道德作为善,只能鼓励善良的人做善事,对于恶人没有任何作用。所以他们反对实施仁政,韩非甚至说,什么时候君主不讲仁爱,臣民不讲尽忠,国家强大的日子就到来了(《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一切都开始围绕利益这个主轴来运转,而每个人实现自己利益的行动就会形成促进国家强盛的合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法家讲人性,有着鲜明的目的性,紧紧扣住富国强兵这个主题;换句话说,法家是从政治角度来观测人性的。处理利益关系本来就是政治的最重要内容,因此法家把人性看成自私自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道德与利益哪个力量更大?这是一个问题。对此孔子是分开讲的。对于以理想人格来要求自己的人,道德胜过利益;对不打算这样做的人,利益胜过道德。所谓的“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德是德行,刑是规范,属于君子的追求;土是产业,惠是利益,属于小人的追求。按照韩非的说法,全天下只能找出孔子这一个君子,其他人都是名利之徒,所谓的人性恶。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道德敌不过利益。

法家只是反对把道德作为治国的主体,并不排斥道德。把礼、义、廉、耻作为“四维”就是管仲首先提出的(《管子·牧民》),四维是系在车篷四角的绳索,缺少了它们,车篷就张不开;如果缺失礼、义、廉、耻,社会秩序就不能维持。商鞅、韩非也强调道德的作用,譬如守信、勇敢、爱民,等等。但他们理解的道德与儒家不同,儒家的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是至高无上的东西,而在法家那里,道德早就被剥去了高尚的外衣,下降为一种手段,失去了人性的热度。

吴起在魏国做将军,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痛得要命,吴起近前跪下,伏在士兵身上用嘴吸吮疮中的脓血。这个士兵的母亲当即就落泪了,哭得非常伤心。有人问她,大将军如此仁爱地对待您的儿子,您干吗这样难过呢?母亲说,大将军曾经为我儿子的父亲吸吮创口,没多久他便战死了;如今大将军又为我的儿子吸吮创口,他也活不了几天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吴起对士兵的恩泽是要他们用生命来回报的。这是具体事例,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是如此。韩非曾把实行严刑峻法说成是对民众真正的爱,因为只有这样,民众才会因为极度恐惧而不敢做坏事,从而免于遭受刑罚(《韩非子·心度》)。这样的爱让人不寒而栗。

正因为法家缺少道德敬畏意识,其代表人物的人品经常遭到非议。管仲当过逃兵,而且不止一次,所谓的贪生怕死;吴起休妻又杀妻,所谓的无情无义;商鞅设计诱捕昔日的恩人,所谓的卖友求荣;李斯谋害了狱中的同窗韩非,所谓的无毒不丈夫。再加上法家过于醉心阴谋性质的术,名声一直不佳。可以用三个词组概括他们:做事的巨人,做人的侏儒,人生悲剧的制造者。

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法家的实践。法家的最大成果是秦帝国,在这个完全按照法家思想建立起来的国家中,统治手段野蛮而残忍,在李斯的策划下,竟然出现了焚书坑儒。百家典籍被付之一炬,仅一次就活埋了460多个持不同政见者。从此秦王朝以及法家就跟天下读书人结了仇,秦国政治备遭诋毁,法家一落千丈。这也就是法家作为一个学派,为什么在先秦以后默默无闻的原因。

然而,法家并没有断了香火。其传承有三个脉络。一个是帝王,他们公开的一面奉行的是“王道”,而暗地里却实行法家主张,人们称之为“外儒内法”。另一个是像王安石一类的改革家,每个朝代都有一些,法家思想完全可以用在变法事业上。再有一个是吏。吏虽然为官府做事,但不是官员,官员有定制、有品级,吏不在国家编制内,也没有品级,是各级职官的雇员,幕僚、师爷就属于这个群体。吏的主要职能是出主意、办事情,这正是法家的长处,所以吏大多精通法家典籍。

法家主要典籍基本上流传了下来。早期法家的代表作是托名管仲的《管子》,主张礼、法并举,以法为主。中期法家的代表作是商鞅的《商君书》,强调农耕和兵战,主张法治。晚期法家的代表作是韩非的《韩非子》,全面提出了法、术、势三合一的思想理论。韩非在法家代表人物中,是唯一没有主持过政务的人,这使得他可以把全部精力用在著书立说上。他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为法家思想的发展画上了句号。

在诸子百家中,法家离道家思想最近。老子的无为、阴柔、至公等思想都极大地影响了法家。《韩非子》中有两篇专门论述老子,一篇叫“解老”,从理论上解释老子;另一篇叫“喻老”,用故事阐述老子。道家中还有一个叫慎到的人,把无为与法治相结合,被后人视为道家向法家的过渡。由于法家与道家的这种微妙关系,司马迁作《史记》,将道家与法家列为一卷,题为“老子韩非列传”。

法家最大的成功是造就了强大的秦国,最大的失败是造就了强暴的秦国。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历史常常这样跟人开玩笑。法家人物小传FA JIA REN WU XIAO ZHUAN管仲(?~前645)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颍上(今属安徽省)人。早年经商,后被齐国的国君齐桓公任为卿大夫,主持齐国政局40年。他锐意改革,兴利除弊,通货积财,把齐国治理成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他协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号召天下。所谓尊王,就是拥戴已经失去实际控制力的周朝天子;所谓攘夷,就是抵御中原华夏族之外的其他族群。这个策划极为成功,不仅稳定了天下局势,而且使齐桓公以中流砥柱的形象展现在诸侯和世人面前,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

管仲有两件事最为著名。一件是他与鲍叔牙的关系。他俩合伙做生意,分钱时他拿得多,鲍叔牙不认为他贪心,而认为他需要钱用;管仲在战场上三番五次地逃跑,鲍叔牙不认为他胆小,而认为他有老母亲需要照顾;管仲辅佐的公子在政治上失败后,别的追随者以自杀表示气节,而管仲却选择活下来,鲍叔牙不认为他无耻,而认为他胸怀大志。相知到这个份儿上,真可以说是天下第一朋友。另一件是他与齐桓公的关系。齐桓公做公子的时候,管仲是他的对立面,辅佐的是另一位公子。为了使这位公子能够抢先登上君位,管仲半路设伏,亲自放箭射杀齐桓公,幸亏齐桓公机智,躺倒装死,才逃过一劫。但齐桓公不记私仇,反而把国家行政大权托付给管仲,使他得以成为一代名相。互信到这个份儿上,真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君臣。

管仲说自己是“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史记·管晏列传》)。意思是不为小节而羞愧,只为不能建功立业、扬名天下而耻辱。他的功绩除了把齐国建成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外,还留下了一套治国方略。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以法治国”并付诸实践的人,吴起、商鞅、韩非、李斯等法家巨子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往前走的。但他又不像后来的法家那样极端和冷酷,主张在实行法治的同时,采取德治;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君主地位的同时,顺应民意,爱护百姓。

管仲的思想言论收入《管子》一书,此书为管仲的追随者所著。吴起(约前440~前381)

吴起,战国时期卫国左氏(今山东省曹县西北)人。曾经投入孔子的学生曾参门下学习,后放弃儒学,研读兵法韬略,走上了从政道路。吴起曾为多个诸侯国服务。先是在鲁国为将,大败齐军,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绩。后来到魏国为将,出击秦国,连下五城,取得了魏国对秦作战中最大的胜利。他又统率5万士卒,击溃50万秦军,创造了兵战史上的奇迹。魏王将西河地区托付给他,他在那里实行耕战,进行改革,使这一地区得到迅速发展。他在魏国的作为,充分展示了军事、政治才能。之后,他来到楚国,担任令尹(相),主持变法,使一度陷于贫国弱兵的楚国实力大增,竟然出兵中原,一直打到黄河边上。

吴起的故事很多,留给人们的印象很是另类。他功利心极强,以至于亲人都可以牺牲掉。在曾参门下时,母亲死了都不回家看看,气得曾参跟他绝了交。因为妻子没有完全按照他的要求编织一条丝带,就离弃了她;在鲁国为将时,由于妻子是鲁国的宿敌齐国人,受到怀疑,他就杀了妻子以表明自己的忠心。他心计极深,以至于死到临头都不吃亏。当那些在他的变法中受到打击的贵族们群起而攻之的时候,他竟然把身上中的箭拔下来插进楚悼王的尸身上,把“射王尸”的死罪扣在政敌头上,拉上了70多家大贵族跟他一块儿去死。母亲、妻子是至亲,楚悼王是知己,至爱亲朋都可以变成手段,还有什么不能践踏的?所以,当他极力展示人性中美的一面时,总是让人疑心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了信守与熟人一起吃饭的约定,他整整饿了一天;为了减轻士兵的痛苦,他跪在地上用嘴吸吮患者疮中的脓血——凡此种种,谁又能相信他是真心实意的?

吴起的改革以“明法审令”为核心,也就是重新修订法令。楚国实行的是贵族分封制,大贵族拥有自己的封地,世代相袭,严重威胁国君的权威,分散了国家实力。吴起废除掉原来的分封世袭制,强令那些封君交出领地,由国家统一管理。同时,鼓励农耕,加强武备,实行富国强兵。吴起的改革具有普遍意义,后来的商鞅变法一定程度上是吴起变法的重演,就连二者的个人结局都极为相似。吴起是战国时期变法的开路者。

吴起留下了一部著作,是兵书,叫《吴起兵法》。商鞅(约前390~前338)

商鞅,本叫公孙鞅,姓姬,公孙是他的氏,名鞅。他是卫国的庶出公子。公子就是后来人们说的王子,庶出,是妾生的儿子。由于他属于公族(王族),习惯上把国名“卫”放在他的名字前面,称为卫鞅。后来因功被秦国封在商地,又被称为商鞅。

公孙鞅先到魏国谋事。其间受到一个叫公子卬(ánɡ)的人的照应,两人情同手足。后来听说秦国招募人才,公孙鞅便只身前往。起先国君秦孝公并不看好公孙鞅,后来听了他以法家思想设计的强国之道,一下子就被迷住了,谈话时不由自主地朝公孙鞅那边靠过去,膝盖移出了身下的席子都不知道。

秦孝公决定起用公孙鞅。经过三年精心准备,公孙鞅被任命为左庶长,主持变法。公孙鞅认为,治国之要在于抓住三个根本,即法、信、权(《商君书·修权》)。法就是“任法而治”,也就是以法度为最高准绳,做什么、不做什么、怎样做,一切以法律为转移。信讲的是赏罚,所谓赏罚有信。权就是国家权力,一定要集中在君主手里。秦国的变法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三个根本展开的。

公孙鞅与吴起一样,锋芒所向直指旧制度和旧贵族,引起了旧势力极大不满,但在秦孝公的坚决支持下,他们无法阻挡新法的实施。没用几年,一个野蛮落后的秦国竟然呈现出民富国强、社会安定、兵强马壮的新气象。秦国终于有资本与各诸侯国角逐中原了。

公孙鞅被任命为大良造,这个官位是将相合一的职务,既有行政权,又有军权。这时,秦国的作战对象是横在东进路上强大的魏国。趁着魏国的庞涓被齐国的孙膑打败的机会,公孙鞅统领大军讨伐魏国。魏军的统帅正是公子卬。公孙鞅派人送信给公子卬,建议休战,并提出见面。公子卬同意了,但他万万没有料到,正在他们两个老朋友推杯换盏的时候,埋伏的勇士一拥而上,擒住了他。公孙鞅下令进攻,失去了统帅的魏军乱作一团,十万大军遭到歼灭。

这一仗根本扭转了秦魏两国的实力对比,自此秦国的力量超过了魏国。就是因为这个功劳,秦孝公把商地15个城邑封给公孙鞅,人们开始叫他商君、商鞅。

秦孝公死后,新君即位,有人告商鞅谋反,他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出逃。魏国与秦国接壤,如果魏国不让他入境,他逃不出秦国。商鞅请求入境。魏国守将怀疑他耍阴谋,说:“你连好朋友公子卬都欺骗,谁敢保证你不是在骗我呢!”下令士兵把他赶回秦境。没有办法,商鞅只好逃回自己的封地,组织武装,这回是真的造反了。秦军前来镇压,他只有自己的区区封地,哪里是他亲手打造的战争机器的对手?结果被杀死了。国君觉得这么死太便宜了他,又处以五马分尸的刑罚,还杀光了他全家。

商鞅死后,他的弟子整理他的遗作,编辑成册,命名为“商子”,后人称《商君书》。韩非(约前280~前233)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口吃,不善言辞。最初曾经跟着儒学大师荀子学习。同学中有一位楚国青年,就是后来做到了秦国丞相的李斯。这时的儒家处于低潮,因为它的主旨与当时社会大兼并、大竞争的潮流相去甚远,就连荀子都对儒学做了一些修正,提出人性恶的观点来补充传统的人性善思想,但其最终回归礼制的结论使韩非难以接受。于是韩非便离开荀子,回到韩国精心研读法家学问,著书立说。

韩非以广博的学识和对历史以及现实的深刻理解,在法家政治实践的基础上,综合以往法家思想精华,创立了自己一套相对完整的学说。其最大特点就是把法、术、势三者相结合。其中,法指的是以法治国,这是治国的根本方针;势指的是包括赏罚权在内的权位和威力,它是实行以法治国的政治基础和保证;术是计谋,基本功能是把权力用活。

韩国是战国七雄之一,但却是其中最弱小的,在那个被韩非称为“争于气力”的年代,弱小就是被宰割的代名词。他几次上书韩国君王,建议变法图强,但没人答理他。然而,有一个人却被打动了,这人就是秦王嬴政,后来的秦始皇,当时最有力量的君主。嬴政看了他书中的几个篇章,叹道:“哎呀!寡人要是能够见到这个人,与他交往,就是当即死去也没有任何遗憾!”于是便发兵攻打韩国(《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王没辙,只好派韩非做使者前往秦国谈判。

嬴政喜欢读韩非的书,加上韩非本人又口吃,韩非便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文章呈送秦王,中心意思是劝说嬴政保留韩国,全力以赴地对付赵国。韩非维护韩国的立场与嬴政横扫六国的雄心是矛盾的,是否启用韩非,嬴政犹豫不决。这时候,李斯出场了。他暗示秦王,留下韩非这个旷古奇才,对秦国是个祸患。就这样,嬴政把韩非关进了监狱。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没有办法,只好服毒自尽。韩非的理论极其严谨、透彻,但他处理现实生活的本领却不怎么样,结果死于自己的崇拜者和同窗之手。

李斯害死了韩非,他自己的下场更惨。秦二世的时候,他遭赵高陷害,被捕入狱,受尽了酷刑的折磨,屈打成招,最后与儿子一起被押上刑场,腰斩而死。受他连累的还有家人,被灭三族。

韩非的著述总称《韩非子》,其中有一小部分为别人所作。目标:富国强兵MU BIAO FU GUO QIANG BING

要义

要造就强大的国家,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的根本特征。在群雄并争的条件下,决定最终胜负的因素不是道德也不是智慧,而是实力。农耕、兵战、教化和集权是打造国家实力的基本方面。时代的政治特征

法家的政治观具有鲜明的强力色彩,

那么,法家为什么主张强力政治呢?德治误国

回放战国时期,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想吞并旁边的中山国,就派一个叫李疵的人前去察看。李疵回来报告:“可以攻打中山国。不过请您及早动手,要不就会被齐国和燕国占了先。”赵武灵王问:“你凭什么说我们可以讨伐中山国呢?”李疵说:“中山国的国君喜欢亲近高士,还推重读书人。为了表达他的敬意,彰显风气,他竟然亲自驱车前往破旧的巷子里拜见他们,还邀请他们和自己同乘一辆车子,得到这种待遇的儒生数以十计;被以平等礼节对待的儒生那就更多了,数以百计。”赵武灵王摇摇头,说:“照这么看,中山国的国君是位贤明的君主,贤君当政,怎么可以攻打呢?”李疵说:“不是这么回事。喜欢高士,抬高读书人的地位,并与他们共商国是,战士就不会舍命作战;敬重学者,把地位不高的人请到朝廷里来,农人就不会卖力种田。战士打仗不拼命,军队的战斗力一定不强;农人种田不出力,国家一定不富裕。兵力不如敌国,国库又空虚,这样的国家不灭亡的,还从来不曾有过。所以我说可以攻打中山国。”于是,赵武灵王出兵讨伐中山国,吞并了它。

原文摘要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也……疵曰:“不然。夫好显岩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于行阵;上尊学者,下士居朝,则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陈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举兵而伐中山,遂灭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简议

高士和读书人是所谓的贤士,代表道德,中山国的尊贤其实意味着崇尚以德治国的方略,其结果是亡国。赵国不同,它的统治者原本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个卿大夫,后来与韩、魏两个卿大夫合伙瓜分了晋国,史称“三家分晋”,而晋国一向推行以法治国,所以赵国追求实力扩张是有传统的。

这个故事出自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约前280~前233)所著《韩非子》,类似的故事在这部书中还有不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楚泓(hónɡ)水之战。当时宋军已经列好了阵势,而楚军正在渡河,有人建议宋国国君宋襄公趁势出击,宋襄公认为这样做不仁义,断然拒绝。等楚军完全准备就绪,宋襄公才下达攻击令,结果大败,自己也受伤死去。在韩非看来,仁义道德可以用来做游戏,但绝不能用在政治上,用它来治国,一定造成混乱和衰落,最后灭亡(《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之所以说仁政误国,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从统治者自身看,它有两个害处。一是没有可操作性。德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以最高统治者的表率作用带动民众道德水平的提高,然而最高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吗?韩非认为不能够,他说:“一定要依靠君主先去亲身行动而后民众才去遵从,岂不等于要让君主成为种田能手,农人才肯耕种,要让君主成为排头兵,将士才肯打仗吗?这不是把君主置于太危险的境地吗?不是使臣民太安逸了吗?”一个君主可能在某个方面出类拔萃,但不可能在每个行当上都是状元。二是削弱君主意志。君主应该以国事为重,只讲原则不讲人情,但仁义道德却使他狠不下心来,变得像溺爱孩子的母亲,而百姓也会成为被惯坏的孩子,这样的国家是强盛不起来的,所以有为的君主绝不上仁义的当。秦国的国君秦昭王患病,百姓宰牛祭神为他祈祷,他却下令罚他们每人上交两副铠甲,他这样说:“百姓自发祈祷是爱我,然而却使我也要以同样的爱心去回报他们,这样就会造成法令的改变,而法制一旦被动摇,国家就会败亡,所以必须惩罚他们。”(《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其次,从德治的作用看,它照顾到了民众,但却损害了国家。韩非说过这样一件事:鲁国有一个人跟随国君去打仗,上了三次战场,逃跑了三次。孔子问他为什么当逃兵,他说自己的父亲已经老了,要是他战死,老父就没人养活了。孔子称赞他是孝子,推举他做了官。但这样一来,鲁国就不再有勇敢的士兵了,上战场的人都琢磨怎样才能保住性命,动不动就逃跑甚至投降,这样的军队还能保卫国家吗?(《韩非子·五蠹(dù)》)

再次,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看,倡导仁义一定会削弱法治。这一点后面还要专门谈,不赘述。

由于以上原因,法家认为儒家依靠道德力量来治理国家的“王道”在现实政治中是根本行不通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说:“以仁政进行治理,国家定然被削弱。”

法家也不是一概反对王道,而是强调这种治国方略是很早以前的事情,韩非曾这样总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意思是说,上古时期,竞争是在道义上展开的;中古时期,换成在智谋上进行角逐;而到了他那个时代,人们已经是在力量上进行比拼了。时代变了,治国方略也必须跟着变。韩非举例说,商朝末年时的周族领袖以仁政收服人心,得到天下,后来有一个国家叫徐国,曾强盛一时,但由于实行仁政,被楚国灭掉了。这表明仁政只适于古代而不适于当今。

注释:智谋不决定成败

回放秦国发兵进攻韩国的宜阳地区,韩国的国君焦急万分。有人出主意说:“倒不如拿出一座像样的城市送给秦国,与它结盟,一起讨伐南边的楚国,这样不光可以解除眼下危机,还可以把秦国这股祸水引向楚国,从而为韩国创造长久安定的环境。”国君接受了这个建议,着手与秦国讲和。消息传到楚国,楚王很是害怕,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韩国的阴谋得逞。就派了一个得力使臣,率领装满礼物的庞大车队前往韩国。使臣对韩国国君说:“楚国士兵都已经征召到位了,准备与贵国一起抗击秦国,您又何必白白地送给别人一座城市呢?请向秦国表示抵抗的决心。”见国君犹豫,使臣又说:“楚国的军队准备得怎样,您派使者去看看就知道了。”韩国使者到了楚国,果不其然,一辆辆战车、一队队骑兵整齐地排列在通往韩国的大路上。楚人对使者说:“请报告贵国国君,楚国援军马上就到。”韩国国君听了汇报,非常高兴,立即停止了与秦国讲和的工作。秦国加强了军事行动,宜阳告急。韩国不断派人到楚国催促救兵,使臣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一个接着一个,可就是不见一个救兵。没多久宜阳就失守了。韩国的做法一时传为笑柄。

原文摘要

昔者秦之攻宜阳,韩氏急。公仲朋谓韩君曰:“……因赂以名都而南与伐楚,是患解于秦而害交于楚也。”……楚王闻之,惧……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以奉韩,曰:“不榖(ɡǔ)之国虽小,卒已悉起,愿大国之信意于秦也。因愿大国令使者入境,视楚之起卒也。”韩使人之楚,楚王因发车骑陈之下路,谓韩使者曰:“报韩君,言弊邑之兵今将入境矣。”使者还报韩君,韩君大悦,止公仲……宜阳益急,韩君令使者趣卒于楚,冠盖相望而卒无至者。宜阳果拔,为诸侯笑。——《韩非子·十过》

简议

面对强大的秦国,韩国为了自保,采取了嫁祸于人的计谋,试图把灾难转移到别国身上。但谁都不傻,楚国一眼就看穿了韩国的伎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挖了个坑,引诱韩国自己往里跳,最后倒霉的还是韩国。这说明智谋有一定的功效,韩国的办法缓和了眼前危机,赢得了一些时间,但效果有限,其作用是暂时的,不能根本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

法家不像儒家那样,干什么都要求名正言顺,堂堂正正,而是热衷于包括诈术在内的谋略的。法家将谋略称为“术”,术属于智慧机巧,是做事所必需的手段。譬如“汤武革命”。商汤起来讨伐暴君夏朝的桀帝、周武王讨伐暴君商朝的纣帝,夺得了天下,法家与儒家对其中得失的认识就很不一样。孟子认为汤武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桀和纣失去了民心,而汤、武则是替天行道。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虽然也认为人心重要,但更强调谋略的作用。他说:“周武王的国土不过方圆百里,士兵不过万把人,然而却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夺得天子大位,被世人称为圣王,就是因为懂得在所要做的事情中贯彻术。桀、纣贵为天子,富有海内,国土广阔,兵多将广,但却身死国亡,被天下视为反面教材,就是因为不懂得在所要做的事情中贯彻术。所以能够运用术的,小的可以变大,贱的可以变贵;不能够运用术的,即使处于天子的高位,人们也会把一切从他那里夺走。”

法家著作中,谋略论述占有相当篇幅。管仲的《管子》一书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材料,其中有一条计谋叫“御神用宝”,也就是借用神的名义来发挥宝物的作用。事情是这样的:一个齐国人挖地时发现一只龟,国君齐桓公派出专使,带着十辆马车和百斤黄金来到那户人家,传达国君命令,说这只龟是东海海神的后代,暂时寄居在这里。现在国君赐给你中大夫的爵位和黄金百斤,以示褒奖。然后把神龟毕恭毕敬地迎进宫中,供奉在高台上,每天杀四头牛,用它们的血进行祭祀。四年后,齐桓公出兵讨伐北面的孤竹国,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就把神龟抵押给一家大富户,按照神龟的价值借到了足够三军吃五个月的粮食。之后,齐桓公又不断花样翻新,借助神龟敛财,最后一算,从这只龟身上获得的收入竟然相当于两个齐国土地的价值。用今天的话说,这条计谋叫作“炒作+提高附加值+充分利用行政资源”。

智谋尽管很重要,但不是决定成败的最终因素,只是解决问题的辅助手段。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齐国缺少粮食,计谋再高超,也不会筹集到足够的军粮;如果齐国兵力很弱,计谋再高超,也战胜不了孤竹国。只有当人们普遍愚笨的条件下,智谋才起关键作用。按照韩非的见解,这种情况只存在于从前的时代,战国时期已经看不到了,因为人们变得智慧而狡诈。商鞅这样说:“国家没有实力却醉心于智谋诈术,定然走向灭亡。”

注释:凭实力说话

回放秦国讨伐其他国家,并不以道义为理由,而是赤裸裸地张扬武力。它这样对楚国说:“秦国在蜀地的大军,借夏季水势乘船直下长江,五天就能到达楚国的都城郢都。在汉中的大军,借夏季水势乘船直下汉江,四天就能到达楚国腹地江汉之间的湖泊。在宛东的大军,可以直接到达楚国的随地,到时候楚国的智者来不及谋划,勇士来不及发怒,我们已经像射击天上的鹰隼(sǔn)一样迅速出现在你们面前。”楚国害怕了,侍奉秦国十七年。它这样对韩国说:“秦国大军从少曲出发,一天就可以切断太行山通道;从宜阳出发,直下韩国的平阳,两天之内,动摇韩国全境;秦国大军借道东周和西周这两个小国,直插韩国都城新郑,用不了五天就可以占领你们的国都。”韩国承认是这么回事,顺从了秦国。它这样对魏国说:“秦国大军攻占魏国的安邑城,围困女戟城,就可以夺取韩国的太原城。之后大军借着夏季的水势,驾乘轻便战船,以强弓劲弩为前锋,以长矛利戈为后卫,直插魏国腹地。掘开荥(xínɡ)泽口,引大水淹没魏国的都城大梁;掘开白马河口,引大水淹没外黄城和济阳城;掘开宿胥口,引大水淹没无虚城和顿丘城。然后,从陆路进攻,可以打击魏国的河内地区;从水陆进攻,可以毁灭大梁城。”魏国认为实情是这样,服从了秦国。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秦国屡屡得手,最后依靠超强实力横扫六国,夺取了天下。

原文摘要(秦)告楚曰:“蜀地之甲……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zhǔ)。寡人积甲宛东下随,智者不及谋,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楚王为是故,十七年事秦。——《史记·苏秦列传》

简议

秦国的做法反映了战国时期政治活动的基本特征,没什么道理可讲,也用不着使用多少智谋,明着跟你说,我就是要打你,服不服你掂量着看,要是不听话,咱们就动手试一试。结果是小的服从大的,弱的顺从强的,谁的实力最雄厚,谁就是老大。所以韩非说“当今争于气力”。不光韩非这样认为,商鞅也是这个观点,他说:“民众愚笨,运用智慧就可以称王天下;世人聪慧,必须以力量才能够称王天下。”气力、力量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实力。

什么是那个时代的实力?概括地说就是兵精粮足。秦国是当时“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韩国是最弱小的国家。我们通过当时纵横家张仪的说法来比较一下两国的情况。秦国的国土占当时中国的一半,粮食堆积如山;韩国的土地方圆不过九百里,储存的粮食勉强可以对付两年。秦国拥有勇猛士兵一百多万,战车一千辆,战马一万匹;韩国能够打仗的士兵最多只有二十万。秦国的战马腾空一跃,前后蹄的距离相差两丈多,士兵赤膊上阵,勇不可当,左手提着敌人的头颅,右手用来抓俘虏;韩国的士兵身披厚重的铠甲,戴着头盔,想的不是怎样杀敌,而是如何保命。实力如此悬殊,所以没等对方动手,韩国就已经服软了。这就是靠实力说话。

角力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通行的原则是弱肉强食。战国初期,尚有几十个国家,经过激烈的大竞争、大兼并、大整合,最后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并列争雄的局面,比拼更加残酷。仅秦国与赵国、魏国、韩国从前328年至前303年的25年间的几次大战,秦军就杀掉了三个国家的几百万人口,乃至后来活下来的人几乎都是那时的遗孤。

各国之间为什么要展开如此残酷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为了称王天下。法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学说,它的思想理论始终紧紧扣住如何造就强大国家这个主题。

注释:拾得

韩非关于“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论断是对历史的正确总结,它至少揭示了两点。第一,社会政治是一个变化和发展的领域,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时代变了,人们的政治观念也应该随之转变,否则就一定会落伍,错过发展时机,在国家的角逐中成为被欺负的对象,任人宰割,最后被淘汰掉。第二,明确了当时国家的发展方向,这就是不断地提高自身实力,打造一流强国。

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是鲁国,周公的封地,孔子的故乡,是礼制最完备的国家,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一个是秦国,地处偏僻的西北一隅,曾被中原诸国视为野蛮部族,备受歧视和嘲笑,曾是文明程度最落后的国家。然而两国的命运却截然不同,鲁国在战国时期的大兼并中早早地就被消灭掉了,而秦国却一跃成为超强国家,最后横扫六国,统一了天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政治理念上的差距。秦国认清了“当今争于气力”的基本特征,通过一次次改革将所有力量都集中在发展自身实力上,而鲁国却始终在以礼制和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政治的阴影中徘徊。

法家之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德治国,说到底就是因为这种国策不能增强国家实力,只会导致国家越来越孱弱。秦国变法的策动者和组织实施者商鞅曾经总结了误国误民的六大祸害,称之为“六虱”,它们是“礼、乐;《诗经》《尚书》;修养、善心;诚实守信、正直廉洁;仁爱、道义;反对战争和以参加战争为耻辱”。礼、乐是儒家推崇的制度,《诗经》《尚书》是儒家经典,反战是儒家对战争的基本态度,其他的是儒家倡导的道德规范,这些都是以德治国的具体内容。商鞅说:“礼乐之类的虱害一旦盛行起来,国家必定被削弱。”

在法家看来,道德不仅不是治国的主导,也不是政治活动的标准。韩非讲过这样一件事:齐国准备攻打鲁国,鲁国自知不是对手,就派子贡去齐国说理。子贡是孔子门下言语科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当时最好的外交家。齐国人对他说,你讲的都对,可是对不起,我们要的是土地,而不是你那套仁义道德。结果齐军大举入境,一直打到离鲁国都城大门十里的地方才停下脚步(《韩非子·五蠹》)。在“争于气力”的时代,没有一个政治家严格按照道德标准去行事。

在这一点上,被西方称为“政治学之父”的马基雅维里(意大利,1469~1527)与法家的见解是一致的。马基雅维里认为,世间存在着种种美德,例如慷慨、乐善好施、慈悲、守信、勇敢、和蔼、纯洁、诚恳、稳重、虔诚,等等,但君主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拥有这些品质,除了人性的原因外,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对自己的统治地位负责。这就决定他一定要“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而还要保留那些不会让自己亡国的恶行”(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十五章》)。“一个君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学会做坏事,而且知道如何根据情况需要使用或不使用这一手。”这就是说,所谓美德和恶行,不过是世俗的说法,对君主而言,一种行为是善的还是恶的,另有标准,这就是统治的需要。

总之,政治是一个特殊领域,有它自己的一套规则,将政治道德化,以道德主导政治,往往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遍地狼烟,满洲女真族趁机在关外迅速崛起,明政权陷入两面作战。崇祯皇帝私下与满洲接触,试图媾和,以便腾出手来集中全力打击农民军,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关外问题。不料消息走漏,大臣们联合向崇祯施加压力,理由就是这种做法违背道德原则,逼得崇祯不得不中断议和。从这里看,明帝国的覆灭不仅是人和制度的问题,也是思想文化问题。儒家学说占据主导地位,政务就一定与道德纠缠不清,难免出现重情理轻现实的倾向,流于清谈和空论,误国又误民。

法家将道德与政治相切割,目的是去除政治领域中的道德束缚,打开通往强国之路的大门。那么,要造就强大国家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注释:强国的途径

要使国家富强,

必须抓住四个基本方面,

这就是农耕、兵战、思想管制和集权。农耕

回放齐国的国君齐桓公问管仲:“怎样才能使国家富足?”管仲伸出手掌,说:“对民众中精通农业生产的人——”他看一眼齐桓公,按下一根手指,“赏给黄金一斤,相当于八石粮食。对民众中擅长饲养牲畜的人——”他又按下一根手指,“赏给黄金一斤,相当于八石粮食。对精通园艺的人,赏给黄金一斤,相当于八石粮食。对擅长种植瓜果蔬菜的人,赏给黄金一斤,相当于八石粮食。对那些能够医治疾病的人、懂得天时变化能够预测收成的人、精通种桑养蚕能够防治蚕病的人,一律按照以上待遇,赏给黄金一斤,相当于八石粮食。”管仲每说到一种人就按下一根手指,总共按下了七根手指。管仲接着说:“除了奖励外,还要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且记录在档,同时免除他们的兵役。”顿了顿,他加重语气强调:“这件事应该作为国策的一个重大内容定下来。只要去实行,就可以充分满足国家各项开支,保证国库充实。”“还有呢?”齐桓公问。他奇怪管仲为什么没有谈到商人,齐国的商业很发达,齐商的足迹遍及各国。管仲说:“对了,还要给流通划定一个界限,运用政令来进行干预,控制各种物资的流通。”齐桓公点了点头,接着问:“还有呢?”管仲说:“要分别设立专门的职官进行管理,至于谁来管理这些职官——”管仲抬眼望着齐桓公说,“当然是国君您。”

原文摘要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教数。”管子对曰:“民之能明于农事者……民之能蕃育六畜者……民之能树艺者……民之能树瓜瓠(hù)荤菜百果使蕃裕者……民之能已民疾病者……民之知时……民之通于桑蚕……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大者也。”——《管子·山权数》

简议

管仲主张给予优待的七种人,除医生外,都属于农业范围中的行业,他们不仅可以从国家获得丰厚的物质奖励——当时的一石相当于30公斤左右,八石粮食足够一个成年人吃一年——而且社会地位也很高,有发言权,还能享受免服兵役的特权。管仲之所以提出这个主张,目的是扶持农耕。他特别强调,这是一项基本国策。为了推行这一国策,他提出由国家管理生产,并由最高统治者亲自负责。

管仲的这个主张反映了法家以农耕富国的政治理念。在法家看来,农业、商业、手工业等诸种产业,唯有农业能够使国家走向富强。对此商鞅说得很明白:“从前的圣王抛弃空谈,立足于农耕和兵战。所以说:如果全国人口中,一百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干别的,这个国家就可以称王天下;如果全国人口中,十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干别的,这个国家还可以进入强国的行列;如果全国人口中,一半人从事农耕,一半人干别的,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因此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尽量多的人务农,国家不重视农耕,在与其他诸侯国的竞争中就没有可以依持的东西,处处捉襟见肘。别的国家就会因为它的衰弱乘虚而入,割占它的国土使其一蹶不振,到了这一步,要想再振作就晚了。”商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专心致力于农耕和兵战一年,这个国家就会强大十年;如果能够专心致力于农耕和兵战十年,这个国家就会强大一百年;如果能够专心致力于农耕和兵战一百年,这个国家就会强大一千年;强大一千年的国家其实就是称王天下的国家(《商君书·农战第三》)。

发展农耕不仅是富国的必由之路,也是铸造优良的国民性格的有效途径。决定国家实力的因素除了农耕提供的物资外,还包括人。在实行君主统治的条件下,要把人力调动起来,最重要的就是民众的服从性。在法家看来,商业是一个尔虞我诈的行业,手工业是一个机巧的行业,它们会使从业者变得奸诈善变,热衷于谎言和空话;而农耕则不同,种地的人凭着踏踏实实的劳动吃饭,用不着与他人打交道,所以性格质朴诚恳,老实听话。商鞅这样说:“圣明的人知道治国的要领,故而能够使民众把心思集中在农耕上面。民众专心务农,性格就归于朴实而容易管理了。人们不抱团才便于驱使,诚实守信才适于用来参加守城和攻战。民众专心务农,一可以少出奸诈之徒和流民,二可以发挥国家赏罚的作用,三可以提供对外作战的优秀兵源。民众专心务农,有利于加强他们与君主的亲近,培养他们的献身精神,从而更加勤恳地在农田里从早忙到晚。”

为了确保尽可能多的人从事农耕,为了培育质朴的民风,法家主张抑制农耕之外的产业,也就是商业和手工业。由于经商收益大,手工业劳动强度小,这两个行业时时诱惑着农民放弃土地,加入商人和手艺人的行列中去。从上面的故事我们看到,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了国家对流通严加管理、限制商业经营范围的政策。到了战国时期,抑商的力度更大。韩非说:“英明君王治理国家的方针是,使工商业者以及游手好闲之辈尽量减少,并且使他们的名声和地位卑微,以改变民众趋向工商业而轻视农耕的本末倒置的现象。”

总之,农耕是国家强盛的基础。

注释:兵战

回放战国时期,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忧心忡忡,对大臣说:“中山国像一把刀插在我国腹心部位,北边是燕国,东面是东胡(今内蒙古南部及辽宁一带)、西边靠着林胡、楼烦(今山西北部),与秦国和韩国接壤,但我们的兵力却不强,这样下去会亡国的。要保住自己,只有强兵,可如今我们受服装的限制,难以发展。怎么办?要成就高于世人的功名,一定要抛弃陋俗的拖累,所以我打算改穿胡人的衣裤。”然而大臣权贵们并不支持他。赵武灵王前往他的叔叔公子成家,说:“服装是为了便于穿用,礼法是为了便于行事。如今赵国没有善于骑射的军队守卫,叔父却顺从中国的旧俗,忘记了国家因为军力弱小而被人欺凌的耻辱。”公子成被说服了,第二天穿着胡服出现在朝堂上。赵武灵王发布了改穿服装的命令,并招募士卒训练骑射。就这样,赵国建立起了自己的骑兵部队,大大提升了赵国的战斗力。一年后,出兵讨伐中山国,夺取了临近的土地;又向西扩展,攻占了胡人大片土地,逼得林胡王求和,进贡了许多马匹。之后,不断向中山国进攻,蚕食它的国土,削弱它的实力,用了十年时间,终于灭掉了中山国。赵国的领土迅速扩大,北边直抵燕国,西北边竟然到达云中和九原。

原文摘要(赵武灵王)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而叔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望鄗(hào)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也。——《史记·赵世家》

简议

赵国属于中原国家,中原人的传统服装是裤、衣、裳,当时还不习惯穿连裆的裤子,所谓裤只是两条裤管,套在腿上,类似现在的套裤。下身的外面穿的是裳,像今天的裙子。那时的人上身着衣,或者穿上下连为一体的深衣,也就是长衫,裳罩在深衣外面。无论是衣还是裳,都很宽大,所谓的宽袍大袖。穿这样的衣服,乘着战车作战还可以,但要是骑马打仗就不灵了,因为裤子没有裆,臀部和大腿的肌肉会因摩擦而受伤。赵国临近胡人地区,那里多为山地丘壑,战车无法施展;胡人以游牧为生,上着短衣,下穿连裆的裤子,骑马非常方便,双方冲突,赵国将士屡屡吃亏。这就是赵武灵王改革服装的直接原因。

正是这个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的决定,使赵国建立起了中原地区第一支骑兵部队,极大地提高了国家实力,在后来的“七国争雄”中,只有赵国军队能够与强大的秦军相抗衡。其实,赵国起初并不强大,国力远不能跟秦、楚、燕、齐、魏这些国家相比。赵武灵王主政初期,外交和军事屡屡受挫,先是被齐国进攻,连将军都当了人家的俘虏;之后又参与“合纵”攻打秦国,兵败而归,被齐国趁虚而入,夺走一片土地;后来秦国又几次打过来,占领了不少地方。不要说这些大国了,就连中等国家中山国都敢欺负它,派兵骚扰,而它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再退让。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几年后一跃而起,竟然成为一等一的强国,而导致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就是军力的提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兵战在国家走向强盛过程中具有怎样的地位。

对于兵战的这种作用,法家的认识非常清醒。商鞅说:“君主的名声尊贵,拥有广阔的国土,乃至于称王天下,这是因为什么?君主的名声低微,国土日益减少,乃至于最后亡国,这又是因为什么?不过是取决于兵战罢了。不打胜仗而称王天下,不打败仗而国家却灭亡,这样的事从古到今还未曾发生过……圣明的君主看到了先王的功业只能从兵战中获取,所以举全国之力用于兵战。来到一个国家,观察它的治理,能够把力量投入兵战的一定强大。”

兵战还有一项特殊功能,就是优化制度和清洁民风。商鞅的思路大致是这样的:和平环境下,人们醉心于礼制和欢娱,致使民众性格温和软弱;人们倾慕商人和手工业者,致使人心诡诈多变。而对外征战改变了这些。由于国家把兵战作为基本国策,制度必须为兵战服务,法制便得到了实行;由于民众把心思都用在当兵作战上面,再加上法令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服兵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数量减少,民风就会变得质朴敦厚。而这样的制度和民众是国家强大所必需的。商鞅说:“国家强盛而不去征战,危害国家的毒素就会输入到国内,礼、乐等像虱子一样的危害就会蔓延,国家一定会被削弱。”

兵战还是培养人才、吸纳人才的有效途径。商鞅认为,它会使胆小鬼变成勇士,会使勇士变成死士,到了这个份儿上,国家想不强大都难;国家强盛了,土地多了,有才能的人和劳动力就会被吸引过来,从而使国家越发强大。

法家强调兵战,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就是好战分子,其中也有一份无奈在里面,因为你不打别人,并不能保证别人不来打你;你不走强军之路,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商鞅曾这样辩解:“以战争制止战争,尽管进行战争也是应该的;以杀人制止杀人,尽管杀了人也是应该的;以刑罚制止刑罚,尽管采取重刑也是应该的。”

注释:思想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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