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菲利普•威廉姆斯•萨金特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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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试读：
前言
我离开中国大陆，来到香港就职《香港日报》期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已经达到顶峰。当时的情况使得所有在华西方记者和普通人理所当然地赋予慈禧太后诸如“嗜血的老泼妇”、“冷酷的巫婆”之类的蔑称。与此同时，我也清楚地记得某位美国传教士(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在这位老太后率领大清朝廷返回北京后，将她的名字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和刚刚去世的维多利亚女王相提并论，认为她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3位女性君主。话虽如此，鉴于那段时间的极端情况，西方人还是更愿意把慈禧太后跟耶洗别、麦瑟琳娜之类的人物相提并论，那位美国传教士对她的溢美之词其实很难获得普遍接受。西方人对慈禧太后的仇恨如此之深，以至于那些受邀带着子女访问紫禁城的驻华公使夫人和其他名媛贵妇在西方世界受到了强烈谴责，特别是当这些妇孺从那个“双手沾满西方儿童鲜血的老巫婆”手里接受礼物的时候。
所幸，从那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慈禧太后在世的最后几年中，乃至她去世后的两年内，西方人转而开始发自内心地称颂、赞美这位老太后。出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美国人对慈禧太后的好感是最突出的。与此同时，欧洲旧大陆对慈禧太后态度的转变也可谓冰火两重天。近年来，某些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向西方世界介绍慈禧太后的作者仍然保持着对她的偏见，某些人却在逐渐改变着对她的看法。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在1902年至1908年的6年当中，慈禧太后不遗余力地挽回了曾经因为支持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时还成功将自己转化为颇具维新色彩的人物，从而赢得了很多西方人的好感。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其实很难判断那些被西方中国历史爱好者描述出来的慈禧太后形象究竟有几分可信度。
正如本书的最后部分所说的那样，我自己其实也无法对慈禧太后作出一个绝对正确的判断，所能做到的只是尽量客观公正地陈述那些事实。作者写作本书的动机，主要是出自对那些慈禧太后治下的普通中国人品行、能力的钦佩。仅仅通过本书当中那些蹩脚的中文地名、人名的英文拼法，专业读者就可以发现作者其实并非货真价实的汉学家，这也是我写作本书的“软肋”。出于这样的自知之明，我将本书的潜在读者定位于那些最广大的非专业人士。我相信，这些普通读者起码儿不会吹毛求疵地计较“慈禧”两个字到底应该拼成tzuhsi还是tzehi。
这里，我要向派克教授、贾尔斯教授，以及威海卫总督史超活·骆克等人表示最真诚的谢意。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他们及时为作者解答了种种疑问。除此之外，我要特别感谢此时身在威海卫的庄士敦。庄士敦先生为我提供了一份慈禧太后书法作品的碑刻拓片，那是他在陕西游历时偶然获得的。不仅如此，庄士敦先生滞留香港期间还向我介绍了大量与中国风物有关的知识，最终激发了我对中国问题的兴趣。我还要感谢《香港日报》的股东沃伦·史密斯先生，他慷慨地允许我查阅保存在伦敦办公室中的大量相关资料。感谢坎宁安先生，《香港日报》的前任经理，他为我提供了李鸿章的自画像，以及康有为的若干照片。感谢雷恩斯夫人，她将自己收藏的两枚已故慈禧太后的印章贡献出来，供我欣赏、参考。菲利普·威廉姆斯·萨金特伦敦1910年9月第一章叶赫那拉的身世
慈禧太后可能命中注定就是要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鼎鼎大名的人物。1835年下半年，慈禧生于北京，也就是大清帝国的首都。她的父亲名叫“惠征”，是位八旗军官。慈禧的家庭属于著名的满洲那拉家族，这个家族已经前后延续了200多年。除了慈禧这位日后鼎鼎大名的女儿，惠征还有几个儿子，他们的家庭当年算不上富裕。满族人都有自己隶属的旗，八旗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也就是明代末期，由努尔哈赤创立的。作为旗人，惠征不需要工作，特别是不需要从事那些体力劳动，就可以从自己隶属的旗获得粮饷。在某些西方作者笔下，惠征被描述为隶属满洲正白旗相当于中将军衔的高级军官，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对于这个人物，西方人还需要更深入地了解。
本书作者可以确凿无疑地认定慈禧是惠征女儿。话虽如此，关于慈禧太后的出身，西方世界还流行着一种获得普遍接受而且还被作家们反复提及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当初的慈禧其实是个广州女孩，并非满族，而是汉人。只不过在很小的时候，慈禧被卖到了满族家庭，然后又以满族人的身份，通过皇帝的选秀女活动，最终来到北京定居。类似这样的说法基本属于无稽之谈。按照大清帝国的选秀制度，能够进入皇宫的秀女必须是纯粹的满族人，而且满汉间严格禁止通婚。也有人辩解说慈禧虽然本身是汉族人，但是由于被满族家庭收养，所以就变成了满族人。这样的说法也没什么根据。要知道，在重男轻女的大清帝国，收养女孩的事儿非常少见。即便某个满族家庭打算收养孩子，他们也只会在同族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更何况，即便慈禧被满族家庭收养过，也无法改变她原本的汉族身份，因此不可能获得选秀女的资格。
如果说将慈禧描述为汉族人的说法是荒唐的，那么把她的祖父认定为欧洲人的说法则荒谬至极。有意思的是，这种说法居然还有人相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关于慈禧血统的古怪说法，无论是将她描述为汉族人后裔，还是欧洲人后裔，都有其特定原因，因为这位强势的女性的确跟我们通常能够见到的那些八旗子弟存在太多不同点。众所周知，虽然自1902年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旗人给人造成的印象仍然是懒散、无知、骄奢淫逸，跟他们那些曾经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荒野上，靠渔猎为生的祖先们相比简直就是天渊之别，类似慈禧这样的人则属于其中的例外。在挽救濒临崩溃的大清帝国方面，慈禧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她的丈夫咸丰皇帝。咸丰皇帝是著名的乾隆皇帝的孙子。后者可能是大清帝国有史以来最伟大，也可能是最英明的皇帝，绝对担得起人们送给他的那些“明君”“圣主”之类的美誉。作为乾隆皇帝的曾孙，咸丰皇帝实在乏善可陈。要知道，一个始终生活在温柔乡里的民族很难保持住自己的血性。除了秉性、做派，慈禧的外貌也非常具有争议性，有人认为她的面孔接近欧洲人，至少跟标准的满族人有所区别，然而也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慈禧太后由内到外都是标准的满族妇女。咸丰皇帝
对于以上种种奇谈怪论，本书一概不予采信，作者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认定慈禧就是惠征的女儿。慈禧娘家的姓叫“叶赫那拉”，光绪皇帝的皇后也出自这个家族，是慈禧太后的侄女。为了让读者充分了解慈禧的童年，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些基本的常识。身在北京的满族妇女，即便本身地位不高，相比汉族妇女，也仍然具有很大的独立自主性。早在当今的妇女解放潮流爆发前，满族妇女就可以随意上街溜达，有时还可以自己步行去买东西。由于这样的原因，慈禧的童年时代相当宽松自由。就像西方人经常在中国见到的那些孩子们一样，童年时代的慈禧可以自由自在地浪迹街头巷尾，背上往往还要背着个年龄更小的弟弟或妹妹。遗憾的是，由于慈禧太后父亲的家境并不特别富裕，这位将要主宰紫禁城、高居万人之上的贵妇人的童年其实也很清贫，甚至还必须分担某些日常的家务劳动。自由却又清贫的童年锻炼了慈禧的体格，也增长了她的智慧。至于教育方面，我们可以断言， 15或16岁时以秀女身份走进紫禁城的慈禧基本是个文盲，她的那点儿学问是进了皇宫以后才学到的。在此之前，如果说慈禧读过什么书，那恐怕也只有《孝经》而已。《孝经》是孔子的著作，在中国的地位非常高，却往往得不到西方学者重视，被认为是部失败或者平庸的作品。事实上，直到不久前，《孝经》可能都是众多中国男孩和女孩的唯一启蒙读物，无论他们是满族人，还是汉族人。清代上流社会儿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禧太后的生命周期几乎是跟东西方世界相互接触、交恶，直至爆发冲突的过程重合在一起的。遗憾的是，关于慈禧早年经历的各种史料实在太过稀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今天的我们或许就可以了解到这位命中注定要跟洋人斗智斗勇一辈子的老太后最初听说这些来自西方的“蛮夷”时，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感受。进行这样的内心窥探应该是件非常有意思事，只可惜，相关史料其实根本就找不到。由于史料局限，我们甚至无法确定，直到英法联军侵入北京，跟着丈夫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前，慈禧是否知道洋人的存在。众所周知，当时的满清朝廷异常封闭、无知，即便地位高如慈禧太后，其实也没太多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晚年时代的慈禧虽然已经习惯了跟洋人迎来送往、虚与委蛇，却也从未向外界透露过年轻时的自己究竟如何知道这些“蛮夷”的存在，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话虽如此，最初接触西方人的中国人大多对洋人抱有鄙视乃至敌意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在大清朝廷内部也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洋人就是茹毛饮血的牲口，根本不属于人类的范畴，年轻时的慈禧大概也不能免俗。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出于免伤和气的考虑，暮年的她才不愿向洋人们提及这些往事。
按照中国民间流传的说法，慈禧太后生于1834年11月。此前不到1年的时间里，东西方历史，特别是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的交往历史发生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件事儿发生在慈禧出生前，年幼的她当然无需为此负责，并拿出相应的解决办法。然而从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和代言人的慈禧却必须面对以这件事为开端的一系列麻烦。1834年统治中国的是大清王朝的第6位皇帝道光。这位皇帝17世纪中期登上宝座，当时已经在位14年了。道光皇帝是著名的乾隆皇帝的孙子，嘉庆皇帝的儿子。这位皇帝死后虽然照例被赋予了各种荣誉称号，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不肖子”。道光皇帝为人懒散、放荡、贪婪、暴虐，对他的臣民们而言，也算不上是个好皇帝。39岁那年，道光皇帝被确认为太子。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奖赏，主要是因为道光在1813年发生的刺杀皇帝阴谋中救了父亲嘉庆的命，登上皇位的道光很快就表现出与此前几位皇帝明显的不同之处，他曾下定决心整治自乾隆皇帝统治晚期开始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遗憾的是，国家和个人生活方面连续发生的几次不幸事件极大挫伤了道光皇帝的锐气。道光皇帝的皇后很早就去世了，他的长子年仅20岁就染上了鸦片烟瘾。不仅如此，从他父亲统治时代晚期就开始逐渐积累的国内矛盾此时也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不断爆发的反抗和起义打破了大清帝国的“太平盛世”。这之后，就在慈禧太后出生的那年，洋人们又开始找麻烦了。
1834年4月，查理一世国王与东印度公司定立的合同已经维持了200多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英国的对华贸易规模水涨船高，东印度公司也获得了垄断性优势。200年后，英国政府感觉有必要修改当初的条文，由自己直接控制英国与广州间的贸易活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前，广州是大清朝廷指定的唯一与西方商人进行合法贸易活动的对外口岸。1834年，律劳卑勋爵由英国皇室任命为驻华商务总监。同年7月，他在前往广州途中来到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暂时停留。按照从巴麦尊勋爵那里获得的指令，律劳卑勋爵此行的目的主要有两点:①尝试将中英贸易由广州扩展到中国其他地区;②尝试直接跟身在北京的清廷建立外交联系。律劳卑勋爵还被告知说，这样的努力可能毫无效果，但起码儿可以让大清皇帝了解到威廉四世皇帝( william iv)与大清帝国建立最友善外交关系的诚意，同时还要让大清皇帝了解到，威廉四世皇帝愿意采取任何配合手段，保证和促进中英利益的最大化。
英国政府的想法看似非常完美，却从根儿上就错了。这是中英交往过程中英国犯下的第一个错误，以后的日子里，类似这样的错误还会犯上无数次。英国政府的错误在于做决定前没能对形势，特别是大清朝廷方面的意图作出准确评估。律劳卑勋爵抵达广州沿海水域时，大清朝廷并没有就此事得到事先通知，更不知道英国政府出于保护东印度公司长期垄断地位的需要，已经任命他为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勋爵比英国政府更早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因此在他还没动身离开英国前，就曾要求政府将相关消息提前知会远在北京，向来以保守、自大闻名于世的大清朝廷。对此，巴麦尊勋爵却只是授意律劳卑勋爵给两广总督写封信，简单介绍下情况。更糟糕的是，英国政府授予律劳卑勋爵的身份证明只是由东印度公司开具的执照，两广总督后来根本就不认可这个东西。英国外交官律劳卑
在律劳卑勋爵写给政府的报告中，两广卢总督(统领广东、广西两省的地方官)被形容为“放肆的野蛮人”。这位总督是个典型的大清官僚，他傲慢、顽固、极端保守，而且把别的其他国家都看成没开化的原始部落。由于律劳卑勋爵自行其是地来到广州，又没事先打招呼，卢总督顺理成章地把他当成了洋人的“奸细”。于是，他命令广州商行，也就是当地唯一获准跟洋人贸易的商人组织成立个代表团，前往澳门会见滞留在那儿的律劳卑勋爵，通知他必须继续留在那里，直到获得准许，才能动身前往广州。问题在于，这个代表团的动作太慢。他们抵达澳门时，律劳卑勋爵已经到了位于广州的英商会馆，同时又给卢总督写了封信。需要说明的是，现在位于广州附近沙面岛的英国领事馆、商会是那以后30年才出现的。
卢总督坚决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他给广州的中国商人们发了份告示，抱怨“洋人奸细”不懂礼数，搞不清自己的身份，同时表示自己拒绝接受律劳卑勋爵的信，还将命令广州的中国商人们降低针对英商的贸易额度。由于英国政府的失误，律劳卑勋爵陷入了异常尴尬的境地，也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慌乱中，他犯下了致命错误。这个错误再加上卢总督本身的强硬态度，最终让所有滞留广州的英国人，乃至所有滞留当地的西方人都陷入了异常危险的境地。针对卢总督的告示，律劳卑勋爵写了份“反告示”。这份“反告示”随后被翻译成中文，通报整个广州城。在这份“反告示”中，律劳卑勋爵谴责了卢总督的无知和顽固，声称这位总督破坏中英贸易的妄想就跟阻断广州河的水流一样不可能。卢总督对此的答复是立刻下令停止一切中英贸易，同时驱逐当时困在英商会馆里跟坐牢一样的律劳卑勋爵。中英两国的冲突由此升级，两艘英国战舰奉命上溯广州河抵达黄埔岛周边。上溯过程中，英军战舰跟清军炮台发生交火。另外，还有一批英国水兵被挑选出来登陆上岸，承担英国商会的守卫工作。清代广州街景
就在这时，被中英冲突搞得心力交瘁的律劳卑勋爵健康状况严重恶化。1834年9月底，他返回了澳门。同年10月11日，律劳卑勋爵这位中英两国因误会而导致冲突所造成的牺牲品离开了人世。就当初巴麦尊勋爵设定的目标而言，律劳卑勋爵基本一无所获。直到临终，他的信也没能送到卢总督手里。不仅如此，律劳卑勋爵的主动离开还被卢总督视为与“蛮夷”斗智斗勇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心花怒放的他最终开恩，恢复了广州当地的中英贸易。
从当年大清帝国的角度来说，律劳卑勋爵的来访，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根本微不足道。除了来自卢总督的简要通报，清廷对此事几乎一无所知。在这份简报中，卢总督将此次事件描述为某位试图挑战天朝权威的部落首领已经因自己的无礼遭到了教训，嚣张气焰大有收敛。当年的大清朝廷和卢总督根本没有料到，发生在1834年的这件事为随后的战争埋下了伏笔。从那以后，大清帝国连续遭受苦难和屈辱，旧有的观念和意识逐渐变得一钱不值，整个国家也被排斥到了文明世界以外。第二章中国和西方
如果说当时的人们对发生在慈禧出生前的“律劳卑事件”的重大意义还缺乏认识，那么几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则是所有人都无法忽视的。此时的慈禧已经是个小姑娘。对于自己未来的命运，她仍然一无所知。就在此时，这个未来即将由慈禧主宰的国家与西方列强爆发了第1场战争，并因此签订条约，将香港割让给战争胜利者，除广州外进一步开放厦门、福州、上海和宁波作为通商口岸，同时还要在外交场合赋予英国官员与大清官员同等地位。不仅如此，大清帝国还被迫拿出2100万银元，作为支付给被自己惹恼了的西方列强的补偿。
1839年年底，这场战争肇始于广州，最终在1842年8月终结于南京，后来被世人称为“鸦片战争”。从大清帝国的角度来说，鸦片是导致这场战争的最直接原因，尽管为此签订的《南京条约》根本就没提鸦片的事儿;从英国的角度来说，这场战争的爆发则完全是由于大清帝国的自负。对于没能及时终止东印度公司垄断地位的英国政府而言，针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的确是个错误。从1773年起，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出口鸦片。这之后，出口中国的鸦片数量逐年递增，最终达到近期的每年200万磅的规模。虽然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和以后的大清朝廷从没放弃过针对这桩买卖的巨额税收，却拒绝为允许大量进口鸦片的事实承担责任。类似这样“当婊子，立牌坊”的事，对大清朝廷来说也不新鲜。事实上，就在清廷乃至大清各省地方官员口袋里装满了通过鸦片走私获得的黑钱同时，他们又在高声谴责外国人从事的肮脏勾当，声称鸦片已经毒害了大清帝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的无数子民。有鉴于此，清廷针对鸦片发动的这场“圣战”的真诚性非常值得怀疑。
从英国的角度来说， 1839至1842年的这场战争以鸦片为导火索是非常偶然的，即便没有鸦片问题存在，战争同样不可避免。中英双方冲突的的真正根源在于英国希望谋求对华贸易的合法性，纠正大清朝廷当年对于西方国家的不公正态度。只不过异常突出的鸦片贸易非常不幸地在战争爆发前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后来的中英《南京条约》还专门开列了针对广州禁烟活动的赔偿款项。《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政府从未放弃过对华鸦片出口贸易，大清朝廷也始终没有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性，这种暧昧的状态维持了将近20年。这个过程中，鸦片走私活动持续增长，不但给广州当地造成了巨大麻烦，而且反复充当着中国人与西方人矛盾冲突的由头。吸食鸦片的男人吸食鸦片的汉族贵妇
自从跟西方国家发生交往以来，古老的中国始终保持着某种敌意和戒备的态度。这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那位著名的旅行者马可·波罗，以及真正让中国深入了解了西方世界的葡萄牙探险家。历史上的葡萄牙人贪婪、阴险，四处烧杀淫掠，足以让西方世界蒙羞。作为葡萄牙人的邻居，西班牙人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西班牙人跟中国人发生冲突最早是在1603年，也就是前者占领马尼拉大概30年后。这年，西班牙人屠杀了菲律宾当地的20000中国移民。当时统治中国的皇帝被国家内乱搞得焦头烂额，无暇对西班牙人的行为采取抗议或报复行动。不过从那以后，中国人对西班牙人的敌意维持了很长时间，因此还引发了不少小规模冲突。相比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荷兰人的行为多少还算文明。17世纪早期，他们占领了澎湖列岛，对当地的土著居民来了个斩草除根。那之后，他们又主动放弃了澎湖列岛，转而盘踞中国台湾。要不是后来遭到“国姓爷”的驱逐，他们至今恐怕还会赖在那里不走。
英国与中国最初的接触同样伴随着暴力。想当年，威尔德船长奉命率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首次造访广州。他的船队沿着广州河上溯，占领了虎门炮台，从那里以后，这座炮台就经常沦为英国海军的囊中物。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尽管冲突不断，来自西方国家的商人最终还是在广州站住了脚。在随后的整个18世纪以及19世纪早期，为了利益，英国人、法国人、葡萄牙人等西方商人在这块土地上不断跟当地人勾心斗角，更有甚者，那些喝得醉醺醺的欧美水手们还会对他们拔刀相向。面对这一切问题，大清帝国的衙门几乎无能为力。本书前面曾经说过，大清朝廷对待外国人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能让他们享受到与本国百姓相同的待遇。事实证明，他们的确做到了这点，只不过外国人受到的优待要比本国百姓多得多。比较而言，法国、俄国、德国和美国在中国人当中的声誉算是比较好的。归功于对待国内华人相对友善的态度，美国在这方面尤其突出。
总的来看，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历史就是个悲剧。大清帝国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展示了它的浅薄、无知和盲目自信，话说回来，西方国家表现得其实也不怎么样，以至于无法赢得对方的信任。大清帝国视西方人为“蛮夷”，西方人反唇相讥称他们为“野蛮人”，却不愿意做出任何努力来消除误解。不仅如此，正如很多持中立立场的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样，在这样的心态驱使下，西方还对中国做出了许多非常不讲理的事情，让早已恶化的形势雪上加霜。
早期来华西方人犯下的种种恶行导致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隔阂。与此前的很多朝代不同，大清王朝自建立以来，对外国人奉行更加保守的政策，将中外贸易的口岸仅仅局限于广州。随着时间流逝，大清皇帝的排外心理也变得越来越强。康熙皇帝尚还可以允许自己家族的某些成员在位于北京的教堂接受西方传教士的洗礼。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却捣毁了中国各地300多座基督教堂，驱逐了大批西方传教士，只留下少数几个听他话的人。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情况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至于随后即位的嘉庆皇帝，他比自己的父亲和祖父做得更加极端，以至于将北京城里所有信奉基督教的人都赶了出去。道光皇帝时代，被驱逐的对象从西方教士扩展到所有在华外国人，西方商人也被“一视同仁”。受制于越来越偏激、狭隘的排外政策，大清帝国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几乎都被切断了。如果说曾经的大清朝廷就像缩在壳里的蜗牛，偶尔还能向外伸伸触角，那么到了道光皇帝执政的时代，它就彻底缩回壳儿里不再动了。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把这个古老帝国重新从“壳儿”里拉出来，西方人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却适得其反。第三章咸丰皇帝
继承道光皇帝大统的是他的儿子咸丰皇帝。登基伊始，他就解决了父亲留下的老臣，换上了能够秉承自己意志的亲信。这群亲信中的首领是咸丰的侄子怡亲王载垣，他的手下包括乾隆皇帝留下的血脉郑亲王以及满族大臣肃顺。肃顺这个人冷酷又贪婪，对百姓异常苛刻。咸丰提携起来的新人依旧怀有强烈的排外心里，而且相比他们的前辈更加无知、狭隘。这些人把持着朝廷，大清帝国变得愈发孤立，就连道光皇帝统治时期少得可怜的些许对外交往活动也被完全禁止了。
按照中国传统，新登基的咸丰皇帝发布了一道诏书，谦虚地说些“自己无才无德，继承皇位不能造福百姓”之类的客套话。事实证明，他真的给自己的子民带来了很大麻烦。咸丰刚刚坐上宝座，就下令关闭了福州的通商口岸，这违反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与此同时，北京及周边地区爆发了大规模饥荒，四川还发生了地震，太平军也在两广地区揭竿而起。当然，所有这些不幸不能完全由咸丰负责，不过如果这位皇帝真是一位有道明君的话，就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应对这些危机。最起码儿，他可以对太平军进行更加坚决的镇压，消除这个威胁自己统治的最大隐患。尽管咸丰本身可能并没有他在自谦诏书里承认的种种缺陷，然而他的统治真的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最终使得大清帝国内外都无法继续保持和平状态。平心而论，将这些错误全部算到咸丰头上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统治这个国家的其实是一个以皇帝为首的小集团，可是无论如何，作为这个小团体的成员，咸丰难辞其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咸丰在这个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其实无足轻重，然而无足轻重的咸丰却做了件对这个国家影响深远的决策，那就是把一位自乾隆皇帝以来最铁腕的统治者推上了历史舞台。将这个决策的做出全部归因于咸丰似乎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只是个站在前台的执行者，年轻的慈禧则凭借自己的美貌吸引了皇帝注意，博得了皇帝的欢心，进而控制了整个国家。正如前面所说，满族女孩慈禧在北京自己父亲家里和兄弟姐妹们一起长大成人。咸丰登基时，慈禧大概刚满15岁。按照八旗制度，她被带到专门的负责人那里，登记了姓名、年龄、相貌、出身和才艺。需要说明的是，负责承担这项任务的居然是税务部门。经过这个部门的登记认可，满族女孩就具备了进宫被皇帝挑选的资格，成了未来皇后、嫔妃或宫女的候选人。慈禧当时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她的美貌，因此有幸进了皇宫，成了皇帝的妃子，也就是妾。正如许多关注中国题材的作家们反复指出的那样，“妾”这个字眼儿在中国并没有侮辱的含义，尤其是对相当于皇帝的妾的嫔妃而言更是如此。在类似大清帝国这样允许一夫多妻的国家，给人当妾可能也是个不错的出路。与此同时，正妻是可以享受多种特权的，例如她丈夫的孩子即便由妾所生，也要管这位正妻叫母亲。相比普通女性，身为嫔妃，或者说皇帝的妾，可能还要做出更多牺牲。女人一旦被选为嫔妃，便意味着终生无法离开皇宫，变相地成了囚徒。这些成了囚徒的女人如果运气不好或相貌不出众，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皇帝的面儿。即便她运气足够好，得到皇帝的青睐，也要终生担惊受怕，因为皇宫永远都是阴谋和邪恶的集散地，任何无法适应游戏规则的人，最终都只能万劫不复。话虽如此，能够有幸侍奉皇帝，仍是许多女孩最大的梦想。咸丰皇帝
慈禧入宫的具体日期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了。入宫后的慈禧被封为“贵人”，这是嫔妃中的第5等级。大清皇帝到底有多少妻子其实并没有特别严格的规定和准确的数字，不过据说皇帝除皇后外，还应该拥有238位嫔妃。皇帝的妻子被划分为5个等级，其中第1等级1人，第2等级4人，第3等级72人，第4等级84人，第5等级120人。咸丰登基时，最初的原配妻子已经去世，也没留下后代。他身为王爷时的侧室，也就是后来的慈安太后，由此晋级成了皇后。日后跟慈安太后势均力敌、分享大权的慈禧，这时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着众多竞争对手的挑战。所幸在1854年年初，慈禧就被从第5等级提升到了第4等级。1856年，她又很幸运地向上爬了一步。慈禧的好运气并没有就此终结，这年春节过后，她就成了皇宫里仅次于慈安的2号女主人。
慈禧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晋级，主要应该归功于她的美貌。对性格软弱又多愁善感的咸丰皇帝而言，慈禧的美貌是无法抗拒的。正如本书前面所说，慈禧只接受过很少的教育，但她很聪明，也愿意学习。通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掌握后宫女性命运的太监们，慈禧学会了读写汉字。要知道，类似这样的学习真的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更何况汉语在处于统治地位的满族人那里本身也相当于“外语”。经过艰苦的努力，慈禧学会了用毛笔写字。不仅如此，她还竭尽所能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据后来的很多西方人观察，慈禧太后的记忆力非常出众，甚至可以背诵不少中国的古代经典。话说回来，在咸丰皇帝眼中，慈禧的美貌显然要比她的智慧更具吸引力。这也是慈禧能够在后宫迅速晋级的最根本原因。1856年4月27日，慈禧在后宫的身份更上一层楼，她为皇帝生下了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慈禧所生的孩子是咸丰的第一个孩子，最起码儿是第一个男孩。有证据表明，通常被认为没有孩子的慈安太后曾为丈夫生过一个女儿，只不过这个女儿大概20岁左右就夭折了。按照中国文化传统，皇位只能传给儿子，所以此前一直没有儿子的咸丰皇帝感觉非常焦虑。慈禧贡献的这个儿子可谓雪中送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才在这年成了后宫中地位仅次于慈安的二号女主人。儿子出生一年后，这位幸运的母亲从她的皇帝丈夫那里获得了皇家封号，“慈禧”这两个字至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咸丰去世后，慈安就成了东宫太后，原来低等级的嫔妃慈禧则被尊奉为西宫太后，她们分别居住在紫禁城后宫的东北部和西北部区域。
慈禧一生比较值得称道的事迹就是她始终跟慈安太后保持着比较和睦的关系，直到后者1881年离开人世。与慈安太后维持这样的合作关系令慈禧获益匪浅。要知道，无论何时何地，后宫女性的人际关系始终是以仇恨和嫉妒为基调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安太后是个非常失败的女性，因为她没能给丈夫生个儿子。慈禧后半生给人造成的印象大多是专横暴戾的，大家因此很难相信这么一个人可以跟慈安太后长期保持友善的关系。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两个女人的同盟关系异常紧密。在接下来的历史中，慈安跟慈禧的同盟关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西方人想象的咸丰皇帝和皇后
西方作家中没人真正见过慈安太后，大家都只能凭借想象来描绘这位东方女性。有些作家认为慈安太后是个懒散不羁的人，她对政治没什么野心，只要自己过得舒服就好。也有作家认为慈安太后非常具有文化品位，同时非常柔弱，因此容易迁就、屈从于别人。以上种种都只是西方人的猜测，不过无论如何，慈安太后都应该是个很随和的人，因此也就能够包容原本属于她竞争对手的慈禧。与慈安不同，慈禧专横暴戾而且野心勃勃，具备政治家必需的那种纵横捭阖的能力。这些能力在1902年义和团运动过后，慈禧太后接见、款待欧美使节女眷的众多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事实上，早在距今50多年前，慈禧就拥有了这样的能力。正是凭借着这样的能力，她跟慈安太后达成协议，分享丈夫咸丰皇帝去世后留下的皇宫和权力。
鉴于咸丰皇帝生性软弱，慈禧插手政务自然就是无法避免的事情。这之后，以慈禧为首，形成了一个把持朝政的小团体，主要成员大多是年迈且见识短浅的皇室成员。慈禧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并非起始于北京。入宫八九年后，耳濡目染的慈禧多少懂得了些国家大事。按照大清制度，后宫不得干政，然而人嘴终究是堵不住的，各种各样的小道儿消息在后宫嫔妃间流传，最终又通过她们影响了皇帝，间接控制着这个国家。咸丰登基时，大清帝国已然风雨飘摇。就在慈禧入宫前后，肇始于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已经逐渐发展到中国中原地区，太平军占领了南京。南京是包括明朝在内的此前几个朝代的首都，这之后的11年当中，它又成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同样也是在这11年当中，慈禧为咸丰皇帝生了儿子。还是在这11年当中，由于“亚罗”号事件，大清帝国与西方列强再次爆发冲突。太平天国运动并非本书主题，这里可以略去不讲，然而本书的确有必要对“亚罗”号事件作个简单说明。因为这次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争对慈禧的世界观、命运，乃至整个大清帝国的政治局势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1856年10月，大清帝国广州地方衙门扣押了悬挂英国国旗的老闸船“亚罗”号。表面上看，“亚罗”号的手续完全合法，不过有证据显示这条船上的水手的确夹带了某些“私货”。这样的行为再次激化了大清帝国与西方列强酝酿已久的矛盾。自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当地的排外情绪始终就没平息下去。新任两广总督叶铭琛上任后，当地的排外情绪得到了默许和鼓励。这位总督因此在温格洛夫·库克( wingrove cooke)的文章中被称为“臭名昭著的叶总督”，成了英国尽人皆知的大反派。叶总督的确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反面典型，他狭隘、自大又心狠手辣，盲目仇视所有非中国的东西，最终跟英国派驻广州的驻华商务总监约翰·宝宁爵士闹得水火不容。糟糕的是，约翰·宝宁爵士本身也是个强硬顽固的人。当时的广州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有人利用临近广州的香港自由港向这个地方大量走私鸦片;广东境内遭到叶总督坚决镇压的太平军可以通过广州的口岸获得武器;葡萄牙人通过这个口岸拐骗中国人，从事“卖猪仔”的黑色贸易;以及西方人不断要求广州向他们彻底开放大门等。
从英国人的立场来说，由于合法贸易持续受阻，针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不断发生，总督大人不愿意跟英国代表进行平等对话，再加上官府默许百姓暗中杀掉这些“生番杂种”，他们理所当然要对大清帝国心怀怨恨。遗憾的是，好战的英国人最终只能通过战争解决这一切，就像额尔金勋爵在他的书里写到的那样:“亚罗”号事件对我们而言是个耻辱。我有理由认为，这件事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只能通过官方渠道解决，无法私了。
随之而来的“鸦片战争”，或者也可以说“亚罗号战争”的主要根由在于清廷明显有失公平的处理办法激化了英国人的上述情绪。“亚罗”号被扣押后，面对来自英国的抗议和要求，清廷表现出来的仅仅是冷淡的蔑视。这之后，英国海军在珠江口展开行动，虎门炮台再度被占领。英国人最终攻入了梦寐以求的广州城，不过由于实力有限，他们最终没能保住这个战果。叶总督的反击措施是针对每个英国人的人头悬赏30银元，烧掉西方人在广州的工厂、店铺，驱逐少量与英国无关的其他国籍西方人，同时拿着悬赏来的英国人头在广东省内到处示众。不仅如此，叶总督从广州发到北京的相关消息还误导了咸丰，让他对局势抱有过分乐观的态度。鉴于此时英军兵力很少，战火被控制在广州为中心的有限区域，远在北京的清廷也就没对这场冲突给予过多的关注。
与大清朝廷不同，英国人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大打出手。恰在此时，某位法国传教士在广西遭到虐杀，这件事得到了当地官府的暗中支持，清廷却拒绝对此作出解释，英法两国就此获得了组建联盟的契机。就这样，英国委派额尔金勋爵，法国委派拜伦·格罗( Baron Gros) ，率领全副武装的远征军来到中国，奉命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解决问题。额尔金勋爵奉命向大清朝廷提出要求，以便英国女王委派的公使可以常驻北京，或者至少可以经常性地到北京访问。对于这项任务，额尔金勋爵满口应承，同时却忽略了其他觊觎中国的国家从中作梗的可能性。
为了给自己的外交代表营造声势，英法两国决定分别派出强大的海军和陆军部队。就在这个当口儿上，印度爆发的反英起义耽误了部分英军的行程。尽管如此， 1857年的12月底，广州还是落入了英法联军手里。广州陷落前，叶总督一直向北京报告说，“额尔金勋爵根本就拿当前的局势没办法，只会躲在香港跺脚、叹气。”英法联军入城时，叶总督正率领残兵坚守广州的西南城墙，他最终成了俘虏，被送到加尔各答看管起来， 2年以后死在了那里。目前有充足的证据显示，叶总督手上沾了不少西方人的血。不仅如此，他对自己的同胞也异常残酷。就在1855年这1年当中，广东当地就有80000名太平天国起义者死于叶总督领导的镇压。
广州已经沦陷，远在北京的清廷却拒绝委派任何全权代表前来与英法代表协商解决问题。英法联军只得沿海路北上，一路来到白河口，占领大沽炮台，进而有史以来第1次攻克了天津。咸丰和他那些无知的大臣们原本以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遵守大清朝廷的命令，会老老实实待在广州。现在，英法联军却打到了距离北京如此近的地方。这样的行动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快， 3名代表奉命前来与欧洲人接洽，为首的代表名叫“桂良”，他是位上了年纪的满族大臣，还是咸丰皇帝的兄弟恭亲王的岳父。经过反复试探和讨价还价，双方最终签订了《天津条约》。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俄国和美国的外交代表曾试图劝说额尔金勋爵放弃向北京派驻公使的要求，用以交换所有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经商权力。额尔金对此表示拒绝，明确告诉大清代表说，如果清廷拒绝他的条件，英法联军就将进军北京。
1858年7月4日，条约内容基本确定，双方同时约定转移到上海继续商谈后续的其他问题，英法联军也立刻撤退到了中国南部沿海。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清廷没能及时吸取此前的教训。第2年夏天，眼看条约就要正式签订，清廷却再次尝试劝说英法代表放弃前往北京签约念头儿。英法联军就此失去了耐心，战舰奉命开到白河河口。霍普海军上将(admerial Hope)原打算沿着白河上溯，却遭到重创，损失了3条战舰和300名水兵。于是，他们要求大清朝廷除了允许英法代表进京签约外，还必须就此道歉和赔偿。此时的清廷却因洋人在大沽炮台的损失错误地产生了某种信心，进而拒绝了英法代表的要求。兵力不足的英法联军暂时忍耐了段时间，增援一到，便立刻向北京发起进攻。1860年夏天，大沽炮台被攻克，天津再次被占领。此时，桂良及时现身，代表清廷求和。有赖于他的巧舌如簧，英法联军又被拖在了天津，直到同年9月才正式进军北京。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怡亲王载垣站了出来，要求获得授权去跟洋人谈判。英法两国表示愿意谈判，与此同时，联军在张家湾遭到了僧格林沁麾下部队的阻击。僧格林沁是位蒙古族将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立了大功。这位蒙古族将军在欧洲人当中非常有名气，甚至获得了专门的英文名字———san collinson。当时，双方谈判的氛围原本非常诚恳，奉命前去与清廷大臣会谈的3位代表以及若干随行人员却突然被抓了起来。他们随后受到虐待，其中的一个人最终丢掉了性命。虽然双方无法确定到底谁该对这个人的死亡负责，僧格林沁终归难辞其咎，因为他默许了手下的不人道行为。使团被扣留后，战争随即爆发，僧格林沁全军覆没。这之后，英法联军再次在八里桥击溃了奉命阻击的清军。
八里桥位于通州，距离北京大概10英里左右。从这个地方开始直到北京，英法联军再没遭到像样儿的阻击。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北京城就这么顺顺利利地出现在了眼前。打到北京城下的联军停住脚步，要求清廷释放被扣押的外交人员。清廷对此的答复是再次派出代表谈判，只不过奉命前来谈判的大臣换成了恭亲王。这位亲王自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外交生涯，也确实给他的国家带来了不少好处。奉命跟英法联军谈判的恭亲王时年21岁，刚刚进入理番院工作。这个部门是当年大清帝国专门跟洋人，也就是“吃人生番”打交道的部门，所以才叫“理番院”。此时的恭亲王已经跟桂良的女儿结了婚。他的这位岳父对洋人的态度相对开明，因此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自己的女婿。恭亲王采取的初步行动是给英法联军写了封信，告诉他们自己已被任命为大清全权代表，同时要求停战。这封信的发出可谓恰到好处。在此之前，僧格林沁曾夸下海口说自己可以把入侵的洋人赶回海里，最终却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咸丰和大臣们因此陷入极度绝望，皇帝决定带着自己的大臣、嫔妃和太监们从北京出逃，逃到东北方向大概100英里以外的热河。这地方紧邻长城，虽然行政区划属于直隶省的范围，但风土人情方面却更多具有蒙古特色。对于自己的出逃，咸丰比较冠冕的说法是“秋围狩猎”。皇帝“打猎”期间，恭亲王奉命驻守距离北京城几英里远的圆明园，他得到的指示是不惜一切代价跟洋人议和。留下恭亲王跟洋人谈判，这可能是咸丰皇帝此生唯一的正确决定。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恭亲王接受的任务似乎根本不可能完成。英恭亲王
法联军虽然在北京城下主动停住了脚步，但那只是因为他们的兵力有限，一旦得到增援，战火就会重燃。滞留北京城外的他们来到圆明园，占领那里作为前哨据点，还抓住了正打算从后门逃跑的恭亲王。后来，恭亲王还是平安地回到了北京城，前提条件是他答应联军释放被僧格林沁扣留的外交代表。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在东西方交往的历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被释放回来的外交代表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那具被害者的尸体更是在英法联军上上下下引发了极大不满，额尔金勋爵因此下令焚毁圆明园。
大清皇帝的圆明园是座庞大的传统中式园林，院子里有湖泊、亭台、殿宇，以及让人赏心悦目的树林和灌木丛。这座园林的主体建筑是由18世纪滞留北京的西方建筑师设计的，建筑里还装满了价值至少100万英镑的财富，其中包括欧洲国家送给大清皇帝的礼物、帝国各省献给皇帝的贡品、成匹的丝绸、金银珠宝、玉器瓷器、稀有皮毛，以及各种贵重家具等。由法军和部分锡克族骑兵组成的联军先头部队进驻圆明园首日，抢劫就开始了。这不是单纯的抢劫，因为大批财富根本就被毫无理由的就地破坏掉了。额尔金勋爵抵达圆明园后，也被这座皇家园林的美给震惊了，可他并没阻止抢劫的继续发生，虽然联军士兵们的行为此后多少有了些收敛。更有甚者，抢劫变得越来越有计划，无端的浪费被彻底杜绝。后来，联军士兵接到命令说必须要把圆明园烧掉。额尔金在自己的书里这样写道:
园子里值钱的东西都被清空后，士兵们有权来到这里进行光荣的复仇，发泄敌人罪行所引发的愤怒。这并不是单纯的报复。圆明园景观正大光明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任何良知都是软弱无力的，就像利奥波德二世国王在刚果犯下的暴行不能通过烧掉他在奥斯特德的宫殿来偿还一样，英法使团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不应以烧毁圆明园作为报复，然而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从额尔金勋爵的角度来说，适当教训教训大清朝廷似乎理所当然，不过就在圆明园被大火吞噬的过程中，周围又有几座皇家园林也遭到波及，这无疑加重了局势的紧张程度。这之后，英法联军发出威胁，扬言将烧掉整个北京城。大清朝廷至此终于沉不住气了。就在联军进抵圆明园2天后，恭亲王敏锐地发现整个朝廷的立场正在日趋软化，任何就此作出的让步都可能被批准，哪怕是为那些遭受虐待的西方使者支付巨额赔款也在所不惜。这年的10月24日，恭亲王和额尔金勋爵在北京正式举行签字仪式， 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得到确认并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次日，法国代表也跟恭亲王举行了性质和内容相同的仪式。
按照条约规定，大清帝国将允许英法在北京派驻公使，向英法支付巨额赔款，还将开放包括天津在内的若干新通商口岸。英国获得了紧邻香港岛的一块新土地，法国则在自己的条约条款中加入了派遣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游历和传教的特权。尽管大清朝廷始终认为法国添加的条款是非法的，然而这项特权的涵盖范围最终却被扩展到了罗马教廷的所有在华教产和神职人员。不仅如此，大清朝廷还就此前法国传教士在广西被杀的问题在北京向法国代表支付了赔偿。
作为英法联军撤离北京的前提，英法要求大清皇帝颁布一道圣旨，将条约公之于众。为了早点儿把这帮“瘟神”送走，咸丰不情愿地遵命照办。有意思的是，英法联军撤走后，他似乎又不急着回皇宫了。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咸丰和大臣们似乎已经被“食人生番”给吓坏了。作为帝国首都的北京历史上曾多次经历过沦落敌手，遭受战火蹂躏的惨痛经历，刚刚攻占这座城市的英法联军又成功迫使大清皇帝允许他们的公使驻扎在紧邻紫禁城的地方，与这个古老帝国进行平等外交活动。这对大清帝国的尊严和信心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顺理成章的逻辑是，大清皇帝的嫔妃们此时也已陷入巨大的恐惧震惊当中。这些女人曾经将皇帝视为金口玉言的“天子”，对他唯命是从，可是这位“天子”自己却从他的首都仓皇出逃。就这样，现实给慈禧上了生动的一课，让她认识、了解了这些远隔重样的“生番”，进而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 1900年，当慈禧再次离开北京，沿着与若干年前完全相反的方向向西出奔时，她肯定回想起了当年跟着吓破了胆的丈夫逃离战火的往事，进而感喟天道轮回、命运无常。或许正是因为热河承载的不愉快记忆，慈禧最终才选择了方向完全相反的陕西。话说回来， 1860年的她终归到底只是个被动的参与者， 1900年所发生的一切却是她一手造成的，最终也只能由她自己负责。第四章慈禧涉足政坛
1861年的北京各种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这年3月，弗雷德里克·布鲁斯爵士以英国首任驻北京公使的身份来到大清帝国的首都。当地人认为，“食人生番”使节进驻北京，是对大清帝国神圣首都的玷污。皇帝和朝廷甚至有可能长期留在热河，咸丰皇帝还可能退位。与此同时，众多旗人也陷入深深的惶恐中。这些人的生活平时完全依靠朝廷供给，皇帝的出逃断绝了他们的经济来源，所以他们特别希望咸丰能赶紧回到北京主持朝政，以免自己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境地。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众多旗人的翘首以待也确实是敦促咸丰返回北京的最主要因素。
当年的北京还流传过一则影响非常广泛的谣言。据说，咸丰皇帝的健康状况已急剧恶化。有人认为咸丰皇帝的身体不好是因为平时生活过于放荡，热河冬天近似蒙古的天气又让已经存在的危机雪上加霜。慈禧作为咸丰的宠妃，被认为应该对丈夫身体问题负责。咸丰死后，慈禧的政敌也的确给她冠以过这样的罪名。不管怎么说，曾经在热河发生过的林林总总、杂七杂八或许终究要化为千古之谜了。目前合情合理的推测是，慈禧和慈安太后的确事先预见到她们共同的丈夫即将不久于人世，提前采取了预防措施，进而开始寻找某个代理人应对来自咸丰指定的那些顾命大臣们的可能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留在北京跟洋人周旋的恭亲王进入了她们的视野，被寄予厚望。不同于自己性格软弱的皇帝哥哥，恭亲王在旗人群体中非常具有影响力。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咸丰才把他留在北京，临危受命。按正常逻辑推测，恭亲王与两位太后结盟的过程中，应该是前者首先抛出了橄榄枝。因为当时恭亲王的绝对权力是由咸丰授予的，只要皇帝活着并且返回北京，他就可以保住自己的权势。现在，皇帝就要死了，为了避免失势，恭亲王就必须从那些控制着太子的权贵中寻找盟友。
今天的我们无法详细得知二位太后跟自己的小叔子当年进行了怎样的讨价还价。1861年8月初，恭亲王秘密前往热河。当时，他发现皇帝已经时日无多，真正把持朝政的是那些老臣。同年8月22日，咸丰皇帝驾崩。太子年龄还小，无法亲自执政，于是大权就落到了皇帝指定的八位顾命大臣手里。这些人奉命辅佐太子，直到后者成年亲政。怡亲王是八位顾命大臣中的主心骨儿，郑亲王和肃顺是他的左膀右臂，这三个人之下还有另外五名满族大臣。八位顾命大臣将新皇帝的年号定为“祺祥”，也就是“美好的预兆”的意思。这八个人并不急于返回北京，而是打算先把新皇帝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所以这年的9月和10月，他们仍然留在热河，同时任命恭亲王为刚刚成立的总理衙门大臣。这个新部门是根据恭亲王本人的提议组建的，专门负责处理跟洋人的关系。据此来看，当时的恭亲王很好的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充分摆出了一副听命于八位顾命大臣的姿态。恭亲王
八位顾命大臣当年到底有什么打算，今天的我们无从得知。按照他们政敌后来的指控，这八个人图谋先搞掉慈禧和慈安，然后再收拾恭亲王跟他的弟弟，最终扫清一切障碍，彻底控制大清朝廷。这年10月底，八位顾命大臣中的七位返回北京，肃顺则奉命留在热河随后出发，因为他必须护送皇帝的灵柩。如果这八位顾命大臣真的像后来指控的那样阴谋把持朝政，那么他们此时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把两位太后放在眼里。被忽视了的慈禧联合慈安及时向恭亲王传达了信息，同时决定立刻采取行动，避免朝廷大权落入政敌之手。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她们获得了皇帝的玉玺，然后又以刚刚去世的咸丰名义发布了两道遗诏。其中一道遗诏剥夺了全体顾命大臣的权力，另一道遗诏则指定慈禧和慈安取而代之。前一道遗诏被抢先送到了恭亲王手中，依据这道遗诏，他调集了北京城外受自己控制的军队，然后带着他们以皇帝的名义解决了顾命大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八位顾命大臣不管心里情不情愿，其实都别无选择，怡亲王和郑亲王被当场逮捕，恭亲王由此解决了自己最主要的政敌。与此同时，他的弟弟醇亲王则奉命率军沿着热河通往北京的大路拦截护送灵柩的肃顺，这也是醇亲王首次在政坛上亮相。据说，肃顺当年在护送皇帝灵柩回京的途中日夜歌舞升平，丝毫没有悲痛的意思，也根本没注意到危险临近。醇亲王趁着夜色，很容易地就把他从床上拖了出来。肃顺被押解回北京后，由三位亲王组成的特别法庭立刻开始对顾命大臣们进行审判，受到“谋反”的最严厉指控。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八位顾命大臣中的三人将被处决，肃顺则将被处以凌迟酷刑，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千刀万剐”。这个判决结果报告给慈禧后，两位太后为了体现自己的“仁慈”，适当降低了惩罚的级别。所以最后实际的结果是两位亲王奉命在密室中上吊自裁，肃顺则被押赴闹市刑场，当众砍头。肃顺这个人平时的声誉实在很差，所以他的死被百姓们当成件大喜事。
通过这次政变，大清帝国脱离了咸丰安排的既定轨道，两位太后和恭亲王成了实际的统治者。很多人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首先应当归功于恭亲王的足智多谋，然而后来1875年和1898年两次政治危机的化解过程却也有理由让我们相信，慈禧在跟慈安太后结盟涉足政坛后的确也变得越来越老辣，而且她本身的政治天赋也不逊色于恭亲王。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慈禧升格为太后时其实年仅26岁，也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相比之下，恭亲王却既有能力，又有经验，善于跟西方列强打交道。尽管如此，初涉政坛的慈禧很快就让周围的人意识到，她绝对不可能成为自己小叔子手中的傀儡。事实上，慈禧在1861年政变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比恭亲王少。
慈禧等人掌权后，大清朝廷的改变受到西方人的普遍欢迎，曾经甚嚣尘上的排外趋势受到了明显遏制。有些西方国家甚至乐观地认为，大清帝国将迎来门户开放的时代。如此乐观的希望注定是要破灭的。在对洋人的态度方面，新、旧朝廷其实没有太大分歧，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中的某些大臣态度相对开明。比如最具代表性的恭亲王，以及满族大臣文祥。这位满族大臣由于及时支持了恭亲王等人的政变，被任命为军机处成员兼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和文祥这样的当权者并非不讨厌洋人，只不过他们相比怡亲王等人对洋人的态度稍稍友善，而且也懂得如何跟这帮“食人生番”和平相处。恭亲王等人之所以能够相对开明，是因为他们更了解洋人的实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京同文馆的设立应该归功于恭亲王。这家机构的目的就是帮助中国的读书人逐渐了解西方，为大清帝国抗击西方国家的侵略做准备。至于慈禧和慈安太后，由于跟随丈夫仓皇逃往热河，失去了近距离接触洋人的机会，她们当时对西方几乎一无所知。慈禧太后
为了尽可能抹去怡亲王等八位顾命大臣留下的3个月短暂历史，新皇帝在政变成功后启用了新的年号———同治。这个年号的寓意大概就是“上下和睦、齐心治国”。鉴于新皇帝登基时只有5岁，实际主持朝政的两位太后和恭亲王获得了相当长的执政时间。这让大清帝国的对外关系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着比较稳定的状态。与此同时，大清帝国当年的国内形势也相对平稳。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新朝廷的执政者付出了很多努力，他们最初需要应对的是两场国内起义。首先是刚刚爆发的中国西部地区的回民起义，其次则是在咸丰皇帝统治时期已经持续了1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
爆发在中国云南的回民起义对大清帝国的命运，特别是慈禧的命运并未产生太大影响，这里略去不谈。相比之下，太平天国起义却改变了大清帝国，乃至许多牵涉其中的西方国家的历史轨迹，值得多费些笔墨。太平天国的起义者们信奉中国化的基督教，因此赢得了不少西方人的好感和帮助。与此同时，这样的做法也让很多对基督教心存芥蒂的中国人加剧了自己的排外倾向。
太平天国的创立者洪秀全原本是位普通农民的儿子，他的家位于距广州不到30英里远的一个小村子。洪秀全的家庭就像当地的许多农民家庭一样，属于客家人群体。客家人的祖先最早是从中国北方辗转迁徙而来的，他们当下占据着广东全省1/3的人口份额。现在的客家人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南方人，然而他们又在血缘、风俗、服饰和语言方面跟广东原住民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和区别。洪秀全早年是个勤奋的学生，才华出众，很可能通过科举考试的道路飞黄腾达。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洪秀全最终连个秀才也没考上。这位中国传统读书人与基督教间的因缘据说是因为偶然遇到了某位基督徒，后者当时正在给周围的人分发宣讲基督教义的小册子。洪秀全得到了1本这样的小册子，然后就随手把它带回了家。当时的洪秀全并没在意这个东西，而是全力准备前往广州参加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洪秀全这次的备考非常努力，却很遗憾地再次落了榜。无比沮丧的洪秀全回到家里，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然后就进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据说，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洪秀全得到神的启示说他有可能推翻清廷的统治，取而代之。清醒过来的洪秀全并没把这件事儿当真，而是准备继续走科举考试的老路。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然后又不幸落了榜。失落中的洪秀全听从某位亲友的建议，第一次认真阅读了那本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让洪秀全联想到此前来自神的启示，进而为他展现了另一幅充满光明的远景图。这之后，洪秀全开始在亲友的协助下改造基督教义，以便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洪秀全创立的组织叫“拜上帝会”。这个组织最初只是纯粹的宗教社团，以至于当时一位正在广州传教的名叫“罗伯特”的美国传教士还曾打算把洪秀全连同他的组织收编到自己的教友圈子里。然而就在“拜上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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