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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华栋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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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

蓝色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蓝色作者:邱华栋排版:JINAN ENPUTDATA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5-01ISBN:9787550015791本书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辑靛蓝在金汤湖仰望星空

这是一座位于怀柔县黄花城乡的人工水库,它叫金汤湖。1992年,是的,是1992年7月,我大学毕业后到北京报到,之后,单位就把我放到那里锻炼去了。金汤湖是一座不很大的水库,最深处水深达70米,在一片山谷中,大坝拦住了下泻的山泉与雨水。不远处,长城就在山峦的顶端蜿蜒而去。

我在那里干些什么呢?我所在的单位,要在那里盖一个既是培训中心也是度假村的地方,正在进行前期的征地、租用水库、盖房的工作,此外,还有各种管理事务,雇用民工、财务管理等等。我就是在那里先当上了出纳,然后是办公室的助理。

那时我肯定是孤寂的。我是一个外省青年,日夜兼程,大学毕业,赶赴北京,还没有来得及领略它的丰厚,领略这座我心目中伟大城市的大街小巷,就被放在它的北部山区的长城脚下了。周围是山村,农民,果树,野地。

我肯定是孤寂的。因为,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在那里一共待了十个月之久。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我注意到星空,这星空我以后也不曾注意到了。它每天在我头顶闪烁,在鸟鸣声的伴奏中,它闪闪烁烁,包围我的是四周异常浓密的黑暗,那种黑属于纯黑,如果没有一点灯光的话,那种黑就像一种黑暗的水一样浸透了我的全身。而且,狗的叫声在我听来很白,月光的白。是的,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很白的感觉。有时候,又静得出奇,在冬天的夜晚,连虫鸣都没有了,大雪下过之后,山村一片枯瑟,没有什么人,湖面也都结冰了。长城还在那里,它盘踞在最险要的地方,它们都很冷。可是,星空不冷。星空繁密,阔大,像一群密码,又像冒着热气的精灵:它应和着我内心的一种节奏在跳跃。没有别人,没有城市,只有我和我的孤独。我品尝到了孤独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那种星空下。

我还在写诗,其中一首叫做《星光》,写的就是那时候的体验。我感到了星空之中涌动着的十分神秘的力量。但我看不见它:

这星光,运行于天庭/这黑夜,展开在深渊/离乡的人/不要握住玫瑰/月亮烫得我胸口疼/目光一跃,如同跃入大海/星移斗转,世界在运动/我仰脸祈望奇迹/夜里没有回声/而我嘴唇上热望的名字/带着香气的星星/我眼睛里飞跃的精灵/今夜我不会睡去/呼唤群鸟,黑雨落在夜空。

另一首,叫《甜蜜的星空》:

在金汤湖仰望星空/燕赵大地紫气横生/利剑横空出世,剑光一闪/果实击中英雄/星星以迷乱的阵营/擦痛了我的眼睛/我听到了有巨大的水在流动/那是在无边无际的夜空/铁睡着,而你还没有苏醒/让香草铺满你的梦境/在金汤湖仰望星空/偶遇流星,一道白光掠过头顶/而我正祝福着你,那么/是谁要让你乘马离去/巨木倒地,洪波复生/我泪水四溢,握住了一枚铁钉。

我不知道诗中的那个“你”是谁。没有任何人,“你”仍是我,是我的双胞胎姊妹,与我一体,但因忍受不了山村中的孤寂,她已离去,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在整整十个月的时间里,大部分的夜晚,我都要仰望星空。我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集中地仰望了北京北面的星空。星空的四季变化,我不用说出,但我了然于心。每一颗星,它的运转,它在每个季节的位置都不一样,但我知道,也许其他人也知道,我不说出。它们的运行那么美,那么神秘。那是另外的世界,它离我遥远得就像城市离我那么远,在黑暗的太空中,它们一颗颗孤寂地晃动着,从我站的地方看去,它们却叠成一个平面,有时候甚至如同一件缀满了钻石的黑披风。

我在仰望星空时,一定体验到了一种神秘的感觉,一种与自然亲和的感情。这种感情后来也没有了,被城市的开阔和喧嚣淹没了。

有一次,那是在夏天,我去湖上驱赶夜晚偷偷下网捕鱼的人。我划着小船追了过去,我在湖中央站起来时,不慎将船弄翻了。小铁船很快就沉下去了。偷渔者不见了,我跌落在湖水中。一开始,我有些惊慌,后来,我仰脸看见了星空,四周是死亡一样的黑暗,和阴险的笑声。我镇定了,我就调整姿势,一点点地向岸边游去。我知道所有的星星都注视着我,它们希望我不会沉下去。我果然没有沉下去,我后来游上岸了。我活了。房展会

还没有买房子那些年,我总是要到北京每年举办的春季和秋季的房展会上看一看。因为,单位不再分房子了。我只好去买商品房,用自己积累的稿费,我在1998年买了第一套房子,我还保留了这个看房展会的习惯。那是因为居京大不易,能有个安身和落脚的地方,对于谁都是重要的。房展会是城市非常重要的信息发散地,我很喜欢了解北京房地产的信息,于是,我就喜欢去房展会。

在房展会上,我可以看到各种人,可以看到房价就像是涨水的水位一样不断地升高。从1998年到2014年,北京的房价据说普遍增长了十倍,可以说,北京的房价是奇贵的,比上海、广州、深圳等其他三座一线城市的房价还要高。是啊,谁让北京是首都呢?两千多万人,接近一半的人都是没有北京户口的,他们都要为自己的住处打拼。更何况,还有山西煤老板这样的在北京买下很多房子的土豪,推高了房价。没有房子,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一张床休息,那么,你连老婆都娶不到。没有房子就什么都没有吗?在城市里,真的是这样的吗?据说,文怀沙老爷子从来都不买房子,都是租住的。现在他租住在燕莎购物中心后面的一座公寓楼里。央视主持人柴静据说是“最穷的主持人”,长期没有买房子,我不相信。光是她的《看见》带来的版税,足够她买一套大房子了。

挤在熙熙攘攘的房展会的人群中,我看到了各色人等。这些人的目光中,都有着热切的期盼的神情,他们都需要房子,都需要安身立命之所。但房展会上似乎不完全是成交的好地方,要接下来谈,因为房子是大事,还要实地去看看,才能最后下决心。因此,房展会就是一个展览会,一个预热的窗口,一个供需见面会。因为卖的房子大都是期房,也许最后地产商的资金链断了,就竣工不了了。当然,总会有人接盘,房子总会盖好,被人接着卖。我在绝大部分单位停止了福利分房之后的第一年,就在郊区买下第一套房子,因为,人人几乎都要到市场上买房子了。房展会上全都是这样的人,全是热切的、迷茫的、发疯的、带着瞻望和狂想的目光在楼盘的模型之间流连,那种目光是我难忘的。钢笔画

钢笔画,它的线条很重要。我画钢笔画的时候都是出于无聊,比如开会的时候画,画在那些随手拿到的纸上。一次我在开会期间上了一次厕所,看到厕所小便池上方挂着一幅很漂亮的风景画,全部由线条构成,我就用手机拍摄下来,然后,回到了座位上开始画。这是一幅很好的,带有近景和远景,有流云、飞鸟、树林和池塘,以及羊群和房屋的风景画。就是没有人。没有人当然更好。我记得在我刚开始写诗和情书的青春期,我都会在宽阔的纸张上附上钢笔画,一起给我当时喜欢的那个女孩子,以博得她的欢喜和爱恋。可见,钢笔画对于我还有着青春的记忆。

我发现钢笔画的笔触非常有力,非黑即白,不需要更多的颜色。钢笔画的表现力当然比炭笔素描和水彩以及水墨画差远了,但有时候有限制反而会让你更想突破它。似乎钢笔画只剩下了骨头,但我感觉钢笔画对于我更适合画有远有近的风景,山体、云彩、古堡、岩石和树木格外地清晰和硬朗。

有时候,画钢笔画是另外的一种写字的方式,钢笔画画现实中的物体比较合适,很难画出梦,梦都是非常丰富和五彩的。因此,钢笔画只是一些阴影和线条,一些飞鸟拉出的弧线,山石的形象和大雁寂静的飞翔。如同有的爱是有形无声的,有线索,你却无迹可寻。长生草

有一种草叫做长生草,很漂亮,很柔弱,毛茸茸的,是我在北京的莱太花卉中心看到的。我觉得新鲜,就买了下来,但是不久就养死了。我发现它并不长生。也许是我不会养护,浇水太多,它那可爱的绿色小圆球很快变得像受冻了一样蔫巴,渐渐地黯淡了,流出了发黏的液体,类似化脓了一般,然后就萎灭了。

我不知道它得了什么病,我养花毫无经验,一开始养的草花和花树,很少有活过一年的。我养花最后活下来的全部都是不开花的植物,比如,仙人掌、金琥,一些多肉植物等等,都是耐旱的、久经考验的、容易成活的植物。甚至有些仙人掌和铁树,也因为我浇水过多而涝死了。看来,养花,就如养护一个家庭,如同与一个女人相处。那是绝对需要耐心、技巧和忍让的。任何花都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开放,除非你给予了足够的耐心来对待它。你必须去体会花草的性格、特点、质地和心情,因为,每一种花草都是不一样的。但最可怕的结果就是花卉的死亡,对于植物,死亡也会随时到来,死亡,告别,萎灭。你以为你种的是长生草,但它却连几个月都没有活到,这是最让你痛心的,如同一个心爱的人离你而去,而你却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动剃须刀

男人们也许并不爱使用电动剃须刀,他们更爱用刮胡刀片。刮胡刀的锋利和危险使他们的面部体会到一种痛快的快感。这种快感也许仅次于做爱带来的快感。脸上涂满了泡沫,用刮胡刀一点点地把胡须刮掉,泡沫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一张光鲜的脸,有着干净的下巴,这是令人感到兴奋和愉悦的,也是一种意料之中的、可以掌控的喜悦。再喷上须后水和清爽的香水,那种感觉的确是耳目一新。

但是,电动剃须刀破坏了这种愉悦,它简化了整个程序,甚至连刮胡子过程中的小小意外—刮破了脸,出现了一条伤口,沁出鲜血—的机会都不再有了,从而使刮胡子的过程变得安全、快捷,但乏味了。电动剃须器是剃须中的快餐,便捷、迅速、安全、省力,但失去了正餐的复杂、准备、烦恼和别样的乐趣。裸体写作

在中关村猎奇门酒吧,1990年代的某年夏天的某一天,天气太热,我和一些朋友喝啤酒。他们问我在干什么?我开玩笑说,最近,我在裸体写作啊。是的,这个夏天我在屋子里,是裸体写作的。天气热是很重要的原因,期待灵感是另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每当我打算写作的时候,我都会脱光了坐在那里,一件衣服也没有,而我马上挥汗如雨,文思汹涌,下笔如有神。但这不是我的怪癖,不过是天气热罢了。很多作家写作时有怪癖,比如,我听说席勒一边闻臭苹果一边写作,海明威是站着写,还有些作家因为颈椎的原因是躺着写。

我写作有时候需要喝酒,主要是喝葡萄酒,因为喝白酒容易醉,醉了就什么都不能写了。喝酒不加冰,喝威士忌时一定要加冰,有时候我写作三四个小时后,一瓶葡萄酒就喝完了。

夏天里裸体写作很好,如果说天气热得让你受不了。赤条条坐在那里,有一种来去无牵挂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写作似乎越来越困难了,现在的文句不如过去有才气,现在的词不如过去有灵气,现在一下笔就不如过去有激情。因而,用裸体面对写作,有一种严阵以待或者嬉笑怒骂的心情。当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想,裸体可以让我更舒展、更自由,想象更丰富,更没有羁绊。我们面对的是电脑、报纸、电视、电话、杂志、网络中的信息洪流,我担心想象力会在信息社会中渐渐萎缩,因而,裸体写作,是唤醒我的想象力的一种方法?

看过几篇评论文章,论及一些女作家的文字,说她们的写作是“身体写作”。当然,她们有人也喜欢裸体写作,写的也是她们的身体意识。裸体写作更容易唤起一个人的身体意识。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女作家说自己是裸体写作的,我想“身体写作”是指写的是自己身体所感应的一切。总之,身体是美的,裸体坐在那里,人是自恋的,人们很喜欢自己的身体。我也一样。她们也一样。

爱自己的身体是一件很自信的事。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了,他一定对生命没有了兴趣。当然,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身体是遮蔽的,他们躲在衣服里,洗澡时脱光了,躲在小小的洗澡间里,即使很亲密的人也只会在床上看到一侧或一部分。男人们并不喜欢被女人观察身体,他们是恐惧的,在那种时刻。但男人都爱观看女人们的身体。在这一点上,女权主义者是极力反对的。

裸体写作的另一层意思是我写作的时候才裸体,不写作的时候都是穿着衣服的。即使是睡觉,还会有一个裤衩兜住美好而茁壮的私处。全裸的时刻是不多的,比如,换衣服、洗澡,我们只有很少的时间去观看自己的身体。对于我,裸体写作可能有利于自我观察,因为毕竟不是每时每刻我都文思汹涌,有思维出现空白的时刻,我会看我自己的身体。由于快三十岁了,似乎不如过去强壮与棱角分明,脂肪向全身的发展是漫溢于皮肤之下的。好在我仍旧结实,所以,我是喜欢我的身体的。它也有很多印记,比如,中学时代练习武术,几年时间里让身体留下了一些疤痕。手上、腿上、头上、肚皮上,都是刀枪戳砍的,我的右腿肚上还有一个大疤,那是烫伤的。岁月留痕不光会让脸比心老,也会让身体上有些印痕。

你问我裸体写作会着凉伤风感冒吗?我想不会的。天气太热了。一个经常锻炼身体的人一般很少得病。我的病也不多。况且,我大部分时间也是穿着衣服的,魏晋时期的一个诗人以天地为屋,他裸体狂奔,惊世骇俗。我把房间当衣服,穿着整个房间呢。我不喜欢空调,因此,夏天热,冬天又有暖气,这北京的气候是很适合裸体写作的。

它的效果是显著的,这个夏天,我写得比过去好多了。

1993年,我刚来北京不久,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那时候我的习惯是穿上一双雨靴。只要一开始写,就穿上一双又长又大的雨靴,这使我灵感泉涌,写得很愉快。写完那部小说之后,我就不再穿那双雨靴了。那是特地为写一部作品才那样干的。城市中的四个场景

过去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在夜间,城市是颤抖的,我不知道是我的眼球在颤抖还是城市夜晚的灯光在动。1992年12月的一天,那时候,我刚来北京几个月,从锻炼地回城里取东西,我住在什刹海岸边,坐几站公共汽车就到德胜门了。那应该是下雪的季节,却非常奇怪地是一个无雪的冬天。但天气很冷,我在德胜门箭楼前溜达,一个很小的姑娘走过来问我,要不要把她带回家,只要给她50块钱就行。我看她还不到20岁,我当然不会干和野姑娘乱搞的事,我很胆怯,但我还是搜遍了口袋,发现我一共只有17块钱。我对她说,你看,我只有这么多钱,你都拿去吧,但是不用和我走的。

她看着我,脸上的表情生动了一些,她伸出手拿了一张10块的,说,谢谢你啦,我陪你聊会儿天吧。她告诉我,她刚从东北一个小县城来,没有办法,只有先这样去挣点儿钱。她说她高中毕业在家待了两年都找不到工作,只好出来了。我们就站在德胜门立交桥上聊天,那时候,我感到在夜间城市是颤抖的,后来我明白了,我们站在立交桥上,在汽车经过时立交桥在颤抖。我和她各自聊自己感到最快乐的事儿,每人说一件,另一个人接着说。后来,我们各自沿着相反的方向走了。我想,我给她的10块钱就算是她今天来到这座城市的收获吧。现在,她还在这座城市中寻觅机遇吗?

另一天,在另一个地方,我在深夜坐公共汽车回家,不,不是深夜,是大约夜晚10点钟,汽车从白纸坊南街向南,在上右安门桥时,公共汽车猛地刹住了。公共汽车司机用唤猪的声音冲着车窗外大叫:“猪,唠唠唠唠唠唠……”我也从车窗向外看去,发现一个捡破烂的,用一架平板车带着一个女人,正不知所措地横在路口。他既想让开公共汽车,却又怕被撞着,但看见公交车停了,才赶紧推车走过十字路口。我吃惊的并不是看见了城市下层的流浪汉,我吃惊的是这辆公共汽车的司机用呼唤家畜的声音呼唤他们。他们当然也是人,但是,他们有时是没有尊严的。一个公交车司机,就可以把他们看成猪猡,真是狗眼看人低啊。我想那个中年流浪汉一定不会拾起一块砖头来砸这辆车。他只会慢慢地走开,保持了黑夜一样的沉默。我想,那一刻我是愤怒的,但我也没有说什么。是的,在夜车上,城市是颤抖的,没有尊严的人正陷入黑夜。重新开动汽车的司机,他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是在亮马河大厦边的小桥上,我打车刚在那里下车,就看见几个城管打扮的人把一个卖烤红薯的人的车推翻,把轮胎卸下来在烧。另一个人把生红薯一个个地投向不远处的湖面,还有一个人使劲儿拿脚踩卖红薯的人的杆秤,那个卖红薯的小伙子一看就知道是个农村孩子,他满脸通红,但是毫无办法。有几个人在围观。这真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暴行,不过是国家机器的人在对付一个城市边缘的无证摊贩。

我拦住了他们:“我是记者,你们也可以了,把车烧了,把秤砸了,怎么还不依不饶的?”他们看着我,来势汹汹,一边叫骂着,一边就上车走了:“他都让我们撞见三回了,还不滚!”我知道很多无证摊贩,都是被这样对待的。他们是沉默的,没有任何人替他们说话。他们人很多,但面对穿制服的,他们是沉默的。

又有一天,是一个深夜,是在冬天里,我回家的路上看见有一个黑乎乎的影子伏在人行道上。走近了,我才看见那是一个人伏在井盖上,因为井盖的孔上有热气冒出来。这是北京的严冬,是可以冻死人的冬天,我把这个人捅醒了,掏出50块钱递给她,这是一个中年女人,脸非常脏,但眼睛的黑白却很分明。她有些戒备地摇着头,不要。我却执意要给她,但她仍不要。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嘴里的酒气让她感到害怕,或者,她是有尊严的,她的眼神里流露出了十分冰冷的戒备,她坚持不要,后来,我只好站起来一摇一晃地离开了那里。从远处看去,她重新趴在那里的样子,真的很像一具尸体。

有时候,城市在夜晚是颤抖的,我想起来以上的四个场景时,就会感到城市仍在颤抖着。乐观

那天报社来了一些实习生,我也带了一个。是个小女孩,新闻学院快毕业的姑娘。我给她出的题目是,去找一个建筑工地,和打工的外地民工生活一天。我给自己的任务是,和一个捡垃圾的人生活一天。此外,其他的同事有和菜贩子生活一天的,还有和急救中心工作人员、火葬场殡仪工工作一天的,我们要策划四个大版的“普通人的一天”这样一个选题。

后来证明这个策划的收获是很大的。在大城市生活久了,我总是有一些焦虑。那种情绪是非常恶劣的,即使有写作作为支撑,我还是常常酗酒,或以其他方式去抵抗这种焦虑。但是没有用,焦虑像肿瘤一样长在我体内,它除不了了。

第二天,各路人马都回到了报社,大家似乎都有收获。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实习生,都非常兴奋。我想他们一定都捕捉到了好新闻。果然,其中有的人讲得非常感人。其中,我带的那个实习生讲的最感人。

她说,她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碰见了一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是工地上用手工弯铁丝织网的,这种东西编织起来,被水泥浇筑成预制件,装配起来,大楼就盖起来了。这种钢筋是大楼的筋骨。那个小姑娘一天要干十三个小时,她是一个多月以前来北京的,为的是取回她哥哥的骨灰盒。她哥哥在北京贩毒,被判死刑后枪毙了。她是内蒙人,只有一个老母亲卧病在床,所以,这个才初中毕业的小姑娘来北京就是为了取回她那已被枪毙的哥哥的骨灰盒。但是,她只有来的路费,拿到骨灰盒以后,她却没有回去的路费了,因此,她就来到那家离市中心十公里的工地上做工,打算干满三个月,凑足了路费,再给母亲买些东西就回家去,带着哥哥的骨灰盒回家去。

她给我带的实习生讲,她的最大愿望,就是看看天安门。她从小就从课本上知道首都北京有个天安门,但她来了,也没有时间去看,因为她在工地上要从早上八点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太累了,工头也不让她晚上走出工地,说是不安全。没有一个休息日,因为要赶工期。她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再过一个多月,干完了这个短工,去天安门看一看,她就心满意足地抱着哥哥的骨灰盒回家了。

一个人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一看天安门,而为此她要付出在一家工地里工作三个月的代价。我们很多人每天都在经过天安门,但已熟视无睹了。有时候路过天安门附近,刚好碰见升旗或者降旗仪式,我们会从内心升起一股崇高感,但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候,我们是麻木的。实习生讲的这个故事让大家都有些震动。在这座城市中,有很多小草一样卑微的生命,有很多卑微的愿望,平日我们看不见它,但这次,我们看见了。

我是跟一个从河南来的捡垃圾的老头生活了一天。早晨七点钟,天光大亮,在朝阳区一个郊区空地中,几百个捡垃圾的人在交易头一天捡的垃圾,那种场景让我想起狄更斯笔下的十九世纪的伦敦。几百个衣衫褴褛的人在卖垃圾,收垃圾的人把垃圾收走。然后,他们就提着空蛇皮袋,四散而去了。这是一些活动在城市夹缝中的外乡人,以中老年人为主。我和河南老人一边沿着他固定的线路走,一边听他说话。他熟悉他的活动区的每一只垃圾桶,每一个垃圾堆。他就给我讲他的老家,他的儿孙的故事。他讲了很多,那种感觉很像余华的小说《活着》中一个老人给一个青年讲活着的故事,非常像。讲人的生生死死,恩恩怨怨。他的故事写出来是一部很好的小说。最后,到了晚上,我和他一起回到郊区他租住的一间小平房,那是一间只有七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他给我看了一样东西。他拉开了墙上的一个小布帘,在墙上有一面木架子,从上到下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空香水瓶。那些都是他的收藏。香水瓶的造型大都很好看,老人搜集的足有两百多个,一刹那,它们的美让我震惊,也让这个老人的小屋和他的人生发亮了。

这两个人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他们是生活中的乐观者,卑微愿望的期盼者,也是热爱生活的人。

我想,我和那些活力四射的实习记者都会记住那一天,以及那一天他们看见的人生。酒吧里的作家

一九九五年,整整一年,我是一个酒吧里的作家。那一年,我在酒吧里写了十四个短篇小说。我成了一个三里屯的酒吧写作者。

一般在夜晚九点钟左右,我会来到三里屯一家酒吧,一个人,我一个人坐在高高的吧台上开始写作,用手写,我随身带一叠稿纸,有时候,我带一个笔记本,写些文字以后,回到家里,再改一遍。那一年,我非常喜欢在酒吧里写作,因为,酒吧的气氛与嘈杂的音乐适合我写作时的缭乱心情。很奇怪的是,我在酒吧里可以很好地集中精力与精神,而不被那噪乱的音乐所干扰。同时,也没有人打扰我,我在那时候不如这几年认识的人多,很少在酒吧里碰到熟人。况且我给酒吧的大多是一个背影,很多人都看不见我的脸。我的脸在一片晶光闪动、大头冲下的玻璃酒杯的映照下,反而是破碎的。除去最常喝的扎啤和“黑方”,我还爱喝另一种酒,一种叫“体K啦—蹦”的酒,这是一种墨西哥龙舌兰烈酒:来一盎司龙舌兰烈酒,我左手虎口夹一片柠檬,右手掌心处撒一层细盐,我咬一口柠檬,再舔一下掌心的盐,口中高喊一声:“体K啦—”然后,将杯底往吧台上重重地一蹾,只听一声“蹦”的响声,我一口喝掉了它。要的就是这个派。喝这种酒的酒杯又长又细,底部却是非常厚的。

据说,这种叫“Tequila Bomb”的酒是以一种类似蚕的虫子浸泡后酿造勾兑的,而这种虫子专门吃龙舌兰的根部为生。

还有一种鸡尾酒是在“斯米尔诺夫”牌的正宗伏特加中,加入红色的马蒂尼酒,这种系列的酒叫做“007男人”,它的魅力与口味是大多数男人所无法抗拒的。我的一个朋友喜欢在“醉太白”中加入一些绿薄荷酒,给这种酒起了一个我认为是最好听的名字—“李太白在绿色的阿拉斯加”。这个名字比“B52轰炸机”“红粉佳人”要更带劲儿。

其实,对于我来说,喝这些酒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写作。我从晚上九点写到凌晨两点,一般就可以将一个短篇小说草稿完成了。这是我那一年比较多产的原因。

在酒吧中,我感到自己反而是非常孤独的。有时候,我甚至感到自己仿佛是在深海中写作,非常的安静,那种深海中的感觉是幽深无比的,我周围的一切嘈杂与音乐的跳跃,于我来说,都是不存在的,我就像坐在夜之深处,坐在深海中,没有人能够打扰我。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如果用摄影机来拍我那时的情景,则是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没有动,而我周围的很多人,都在我的身后流动,他们来来去去,倏隐倏现,像水流一样重现又迅速消失了。最后,镜头定格下来,仍是我一个人,酒吧都打烊了,我拿起纸和笔,收了工,走回家去。“无论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而我无论什么时候写,即使是白天写作,我也要拉起窗帘,打开灯,营造出夜晚的气氛。音乐则是必不可少的,全是古典音乐或者是欧美六十年代以来的爵士和摇滚音乐,对于我,音乐在响着,但这音乐反而是不存在的。只有我,以及我的笔是存在的,像是在所有的夜晚里。所以,我是“无论什么时候写作,都是在夜里写作”。对于我,写作时没有白昼和夜晚的区分。

有时候,在酒吧里我会停下笔,开始观察周围的人。我在很短的时间里为我所看到的人编故事,猜测他们的经历,把他们变成我的一篇即兴小说的主人公。另外的时候,我主要是去辨认吧台内酒柜中的各种酒名,那像蝌蚪一样的文字锻炼了我的眼力。

但后来,我无法再在酒吧中写作了。因为,在酒吧碰到的熟人越来越多了。先是碰到了一个从上海来的女孩,她是一个书籍发行商,她一高兴就喜欢往我的头上倒矿泉水。所以有时候我正在写作,忽然头顶上就流下来一堆凉水,把我浇得一惊,写作的思路就中断了。干这事儿的肯定是她。不过,后来她回上海嫁人了。但还有别的熟人。他们总要和我说话,我在酒吧写作是不好意思被熟人看见的。被看见几回之后,我便决定不再在酒吧写作了。何况,后来我觉得这么干特别矫情。

而且,今后我也不会在酒吧写作了。因为我重新听到了嘈杂的音乐里的歌词,我也不再有在深海中的宁静感了。在酒吧里,我和朋友们除了慢慢喝醉,不再干别的了。酒精中毒

一次喝醉酒就是一次酒精中毒。那我是中毒很多次了。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喜欢喝酒,这和我生长在新疆有关,新疆人喜欢喝酒。但我还没有达到酗酒的程度。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家里一个人喝酒,我都是在饭局上才喝酒,因为喝酒主要是为了聚会和应酬。算起来,酒精中毒是一种病。也许,我有几次在酒精中毒的边缘,但我又离开了这边缘。

诗人艾青说酒有水的性格、火的外形。很多男人都喜欢酒,可为什么酒只是男人的爱物,女人却不喜欢?女人最喜欢的是化妆品。是酒对于男人,实际上更像女人吗?比如它的火辣、多变、温柔和带有后劲儿,它的纯亮与清澈,它的火焰与日晕,它的很多种颜色,它的五光十彩?这种联想是不切实的,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酒就是酒,酒绝对不像是女人,男人爱酒是因为酒让你飞升、逃脱,进入到一种非常态中去。大部分男人,都希望进入到这种非常态中去逃避。

在中国,东北人和西北人是最能喝的,尤其是烈性酒。在新疆,我曾看见一个哈萨克牧人将一瓶烧酒倒入一个大碗,然后,从背包中取出一块干饼,掰碎了放入碗中泡酒吃,一下子一个饼和一瓶酒全下肚了。在新疆,很多时候喝酒都要酒过三巡,这三巡是用烟盒的长、宽、高来量三次茶杯,倒三次相同高度的酒,一口喝下去,这才开始正式吃菜与划拳喝酒。因此,我常喝醉,一次吃了很多手抓羊肉后喝醉了,回到家中吐了,我母亲形容我的呕吐是“酒与肉的喷泉”,想来当时的情景一定很恶心而壮观。

一些山区牧人,蒙古人和哈萨克人还有一种对付醉酒的办法,他们喝得醉得快死了,人们让他抱住一头黑山羊,人羊嘴对嘴呼吸一夜,第二天,那头黑羊醉死了,人却活过来了。张承志有篇小说叫《黑山羊谣》,讲的就是这种事。在牧区和天山深处,也有这种事情的。在新疆,经常听说有喝酒喝死人的事。

别人问我,你写作时有什么习惯?为什么不抽烟?你可以一边抽烟一边写作嘛。实际上我是一边喝酒一边写作。在家中,我坐在那里,左手总是拿着一个酒杯的,一个高脚酒杯。那还是在手写时代,不用双手敲击电脑,我就一边手写,一边喝葡萄酒,几个小时后,往往半个短篇完成了,我也喝掉了一瓶葡萄酒,然后,爬到床上昏昏睡去。我在写作长篇小说《城市战车》时就是这样的,在两个月中喝掉了五十几瓶葡萄酒,然后,一部小说写完了,我也就好长时间没再那样喝了,虽然我一闻见酒味就流口水,但我不写作,就不喝了。写作那部小说我很需要靠酒来激发我的想象力,让语言像喷泉一样向外喷,让超现实的句子像项链一样一串又一串涌出来。酒有时候能帮我做到这一点。

我听说,山东有一种喝法叫喝七杯,第一次一杯,第二次两杯,第七次七杯,一共二十八杯酒下肚。这听上去很可怕,看上去太机械了。

我还记得小时候在新疆,我家附近有一个回族钉鞋匠,酒量很大,他有一天跑到我们家叫我妈给他倒了一茶杯白酒,他当开水一样喝了下去。后来,有一年的冬天,他喝醉后回家,躺倒在大街上,被冻死了。

有一段时间,在乌鲁木齐的街头出现了一种赌博游戏:一连喝四十九瓶盖儿白酒,再把一辆崭新的雅马哈摩托车推着走一百米,那摩托车即可归你,输了的给打赌的人一百元。听说没有人不喝倒的。因为,用瓶盖喝酒,酒直往头上涌,下不去,没有人不倒的。

我上小学时很捣蛋,有时候和伙伴们偷鸡,烧着吃。方法极简单:把用白酒泡过的馒头扔到地上,鸡就自然来吃,很快,鸡就吃醉了,它摇摇晃晃,不一会儿便倒了。我就走过去把它拾起来往书包里一塞,和小伙伴一起找地方,去除内脏,然后用油裹着盐抹鸡肉,肚子里塞上青草,埋到土里烧着吃,然后轮流喝二锅头。以上都是一些与酒有关的旧事。现在,我似乎不胜酒力了。或者,我已厌烦酒这种东西了。

在酒吧中,我从没有喝醉过。用一盎司一盎司的喝法,得让我喝一个星期才能醉。此外啤酒也不好,这种类似饮料的东西只会撑肚皮。在酒吧中,人们不是为喝酒来的,人们是为了认识新朋友,见到老朋友才来的。酒吧不是一个喝酒的最好场所,它主要是为了让人们说话和听音乐。喝酒还是要在家里,在餐厅中。

年龄在增加,如果有人管着,我会越来越不能喝了。也许我没有酒精中毒的机会了。当然最好不要酒精中毒。居无定所

因为在新疆长大,见惯了开阔的远山远地,因而对城市中的钢筋混凝土森林峡谷可能更为敏感,这也是我笔下的城市更像城市的原因。当然,我在新疆也是在城市中长大的,虽然那是一座小城市,一座荒野中扩展着的西部小城市。

在前几年中,我在北京的生活,很像是一个居无定所的都市牧人,而我的羊群则是我的书。这几年,我已搬了三四次家了,换单位、退房子、租房子、分房子都要搬家,而我的书则越搬越多,从最开始时的两千多册,到现在已有八千册图书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北京单位报到后,住在西城区北海后门附近的一幢五层楼的办公室里,我的大约十个蛇皮袋子的书,是我自己一袋袋背上去的,每一袋有几十公斤。那种背书上五楼的感觉是我以后再也不愿体验的了,肯定比赶一群羊要累多了。

好在很快我发现,我的住处附近有郭沫若和梅兰芳的故居,还有恭王府花园,以及老辅仁大学的校园可以常常去看看。于是上班之余,我就偷偷溜到郭沫若故居的大院子里的小山包上的亭子边读书,或者躺到辅仁大学后花园里的百年槐树下发呆。那是孤寂而又充满热情的日子,我刚刚来北京工作,对未来还没有展开的日子充满了渴望。

接下来日子就严峻多了,我从机关性质的单位调入了一家报社,退掉了原来的宿舍,只好自己租房子了。一开始,托一个老同学孙晓宁帮忙,租住在了劲松小区的一幢靠近三环路劲松桥的居民住宅楼中。那是一套只有一个旧沙发床和一张旧方桌的一居室,而我的财产,除了几千册书,就只有几个皮箱子装了些衣物。我把书一捆捆地摆好,不松绑,贴着墙向上码,码上去有一个人多高。旁边就是一张沙发床,地上铺着地毯。我一般一下班就回到房子里,趴在小方桌上写东西,左手总是要拿着一杯葡萄酒。我的那些书是不松绑的,就像总是处于战斗戒备状态中的士兵,随时准备和我一起远征。

现在想想,那几年,其实是过得很苦的。可那时候的我甚至比现在还乐观,我在劲松小区租住了一年多,楼下有个神经衰弱的女人,怀疑我的屋子里有不法情况,曾经突然袭击,敲开我的门,就往里面闯,结果屋子里就我一个人。后来,因房主要收回房子,劲松小区这个房子就退租了,我又在方庄西侧的蒲黄榆小区租了一套房子,房主是一个法官。在那边住,距离作家汪曾祺家不远,我常常去一家他赞美过的兔头店吃红烧兔头。我已习惯一个人过了。我的书,或者说我的羊群仍旧是那样贴墙摆放的。

三个月后,因为楼下一家人的举报,在公房不能出租的压力下,法官房东请我再一次搬家离开。这一次,我搬到了城东的八里庄一带,和一个在一家荷兰企业里打工的外企白领共同租住了一套两室一厅,我住在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房子里,里面有一张大床一张写字台,两只大箱子。我的那些没有松绑的书,我的羊群又都一直摞着顶到了天花板。在那间屋子里住的时候,我老生病,病重时一个人躺在床上,有一种等死的感觉,我可以看见我的灵魂在小屋里纷飞。

半年后,报社给我借了一套房子,地点是在南二环右安门外,一室一厅,一楼,有阳台。但那套房子总是有一些阴气,黑暗,潮湿。我一个人住在里面,这一次,我终于添置了不少家当,一下子买了三个顶天立地的书柜,我的书几年来终于松了绑,从蛇皮袋中奔跑了出来,整整齐齐地摆放进了书柜,分门别类地排列了,我翻阅起来也方便多了。

一年多以后,我住的这套房子分给了别人,我又搬了一次家,这一次,我搬到了广渠门的一个小区中,是一间新房子。在我搬家时,我对门的一个老大妈告诉帮我搬家的新疆朋友雎安奇—他后来成了一个电影导演,说我住的那套房子里过去死过一个女人,她是被谋杀的,有一天,丈夫回来后就看见妻子已经死了,是被人杀死的,凶手可能是路过的窃贼。我有些不寒而栗,毕竟,我在那套房子里住了一年多,现在我才明白了,为什么那套房子会那么阴暗潮湿,原来,是一间凶宅。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似乎感觉到一楼阳台上翻进来一个人,我打开灯,手拿菜刀,大喊一声:“谁?”那个人立刻就不见了。我的阳气太足了,贼都怕我。好在这次搬家,就搬到了报社的集体宿舍里,几个记者每个人一间屋子,非常好。

就这样,在刚开始来北京的大约五年的时间里,我一共搬了五次家,在北京城的东、南、西、北、中都住过了。这种城市中的迁徙的确有点像一个游牧民族,居无定所,有时几乎流离失所,让我孤独、焦虑和痛苦,但更多的时候也让我感受到活力、坚强和对未来的憧憬。我发现,几年来我的生活是在一个向上的斜坡上,一直在改变的,越来越好的,每一年都比上一年要好,在各个方面都在进步。因为,北京的机会还是太多了。

我现在还是城市中的牧人,恐怕还要搬家,因为城市的特征就是不停地交往与移动。现在我已安定多了,却经常在深夜惊醒,怀念那些在京城中赶着我的书籍羊群四下奔走、居无定所的日子,那些日子以后不会有了。

一个外乡人,一个新一代的北京人,扎下根来是需要费些时日的。从新疆到武汉,从武汉到北京,以后我又从北京到世界各地,我这个人是越走越远了。在路上,在旅途中

这些年有很多日子是在旅行中走过的。除去西南、东北几个角上的省份,中国版图中的大部分地方我都去过了。我最熟悉的地方,除了西北,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的省份是我每年都要去的。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待一段日子,就会产生一种向外跑的心情。但只要我一离开北京,就会立即怀念起北京来。那种想象是甜蜜的。

在旅行中,我喜欢看窗外移动的一切。很多场景我是会一直铭记的。我还记得1992年夏天回新疆探亲,火车经过吐鲁番地区的路段时,我一直贴着窗户向外看,忽然,就在铁轨旁,我看见了一具裸体女尸,她就躺在那里,躺在铁轨边上。火车呼啸着就过去了,但她侧躺在那里的样子,我是不会忘的。我问了列车员,她为什么躺在那里?为什么不挪开?列车员告诉我,她躺在那儿好几天了,但一直没有人去收尸。她是谁?有多大年龄?她为什么会躺在那儿?她是被谁杀死的?我想,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另外的一次,是在长江上的旅行,轮船靠岸的时候,忽然,前面一阵喧哗,有好多人在围着什么东西看热闹。我也走过去,挤进了人群,那是刚从水中捞出来的一堆东西,所有的东西都互相捆着的,有人,一共四个,两个大人,两个孩子,看来是一家人。此外还有猪、鸡、木箱和棉被。人们在旁边议论说,这是一家人,是上游发洪水眼看逃生无望,就一家人全都绑在一起,加上所有的家当,连那些猪、鸡和木箱在内,被洪水冲到了这里。人当然全都死了,但他们一家人都死在了一起。

这次旅行见闻,给我的江上旅行增添了悲剧气氛。

对大自然,我内心里一直是敬畏的,可能是由于从小就生活在茫茫大戈壁滩中的城市和天山脚下的缘故,对我们无力抗拒的、无法预测的自然灾害,我总有一种敬畏。最近的一次三峡旅游当中,同行中的一位女同伴对长江说了一些不好的话,我立即到甲板上对长江江水和两侧的峡谷作揖,敬了河伯和山神一道。对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对大山大河大林中隐藏的东西,我是敬畏的。否则,山神和河伯是要吃人的,他们会把你的肉体留下,只让你的灵魂飞走。

当然,旅行中有很多是感伤的旅行。今年的夏天又去青岛游泳,发现去年我住过的一家小宾馆,一家靠海的宾馆,已经改名字了。去年我和相恋的女友在那里住过一个星期,但今年,物是人非,风流云散,人也不是去年的人,连景也改变了。

在一些风景区,我受不了那些年龄很小但口齿伶俐的导游小姐,她们对景物的象形解释,叫我好笑又难受。比如,一次是在长江巫山县的小三峡旅游,我们坐着小型机动船沿河而上,一路上,小导游不停地说这片石头像马,它钻进了山,所以,这一景色就叫“马钻山”,而另一个地方很像一群羊,就叫“羊归圈”,那种极为简单的象形类比十分幼稚,让我感到可笑至极。它们就是些石头,千百年它们缓慢地变化着,它们除了是石头,什么也不像。几个小时后,到达终点,终点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个厕所,一大群小贩,仍是大山与小河。然后,我们就返回了。两次去小三峡,都让我感到那是一种有趣的旅行,但导游总是在破坏着我面对无上大自然的心情,她们的解说太幼稚,企图引发我们的联想,这个像站着的佛像,那个像个美女在梳妆,都很无聊。因而,我发现,内心的风景最好看,内心的旅行要重要得多。

我最害怕上华山了,华山之险叫我的腿发软。我见过不少死人,从来也没怕过,可在华山上攀爬,我的腿软了。另一年,那是个秋天,我专门去卢沟桥看“卢沟晓月”,结果,傍晚,月亮出来了,但并不美,旁边公路上车来车往,大车鸣笛,非常喧闹。我感受不到卢沟晓月的那种宁静之美,很失望地发呆,然后走了。

还有一次去北大,是极为愉快的。我的几个大学同学来北京,我带他们去北大找另外一个读研究生的同学周清印,中午吃饭喝醉了就都醉卧在未名湖的石坊上,睡了整整一下午,傍晚醒来后,我们豪气陡增,一块儿在小树丛里撒了一泡尿。那一次的醉卧石坊与谈笑间未名湖畔灌木丛里痛快撒尿,是美好的。

总是在路上,总是在旅行中,却又总是回到出发的地方。在垃圾中永生

最近一连看了好几部昆丁·塔伦蒂诺的电影:《黑色追缉令》《落水狗》《杀出个黎明》《好莱坞有个怪酒店》。因为他的电影语言叙述有点像是小说叙事,分段、插叙、倒叙用得很多,而且,可能是他的电影总是渲染暴力,我很喜欢,但喜欢之余又有些遗憾。在已变成了商业模式化和垃圾电影制造工厂的好莱坞,昆丁·塔伦蒂诺的电影能获得永久魅力吗?很不好说。这一段时间,我又重新看了一批比较另类的电影,像英国片《猜火车》,美国片《天生杀人犯》,以及王家卫导演的《东邪西毒》《重庆森林》《堕落天使》和《春光乍泄》,还看了陈果导演的《香港制造》。加上昆丁·塔伦蒂诺的几部影片,我集中看了这样一些亚文化的电影。这些亚文化电影的共同特征是,它们描写的主人公都是社会中的边缘角色,甚至是一些反主流社会的异类。比如《黑色追缉令》中的暴徒的世界,比如《天生杀人狂》中的一对被童年阴影笼罩的恋人,比如王家卫电影中的香港边缘人,《香港制造》中的半大的流氓孩子。这些边缘的人物都是反对主流社会的,他们是异类,不见容于世界,也毁灭在世界的边缘。他们全都毁灭了。

我很喜欢看电影,电影比电视要好多了。1990年代里,更多的时候我都是坐在家中看盗版光碟,我一年中就购买了五百多张光碟,几年下来就看了几千部电影。这可真方便,谢谢盗版影碟。电影业,这个由资本运作构筑的梦幻影像艺术工业,它当然是20世纪的宠儿。小说相比电影来说,在网络如此发达的21世纪是有些暗淡了,知识产权开始缩水了,但流通却加速了。有的艺术电影生存更加困难了,这些电影承担了小说的一部分叙事的功能,并把它平面化、浓缩化、影像化,非常具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几十年前,面对音像制品的威胁,一些人宣布说小说已经死了,小说在电影、电视、录音录像带和报纸杂志的夹击下将要死去。但事实证明,小说并没有死去,相反,一部好的小说,它还会因为现在传播媒介的增多,可以通过电影、电视剧、广播、电子图书、报刊连载无限地延伸出去,反而扩大了影响。小说在文化传播中反而获得了除出版之外的其他求生手段。

但无论如何,现在已是一个文化垃圾大量制造的时代。打开电脑,进入国际互联网络,实际上,面对信息的汪洋大海,有多少信息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呢?到处都是信息垃圾,而且它甚至还对你造成了一种威压,迫使你不得不接受它。报纸上也是这样,天天看报,和一个月以后再看一个月的报纸,效果是一样的,很多东西都是你不必全都了解的。不了解那些信息与消息,我们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变化,这些信息垃圾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可我们为什么一上班,或者是一回家都要打开电脑和电视?路上我们都要埋头看手机?

电影也是这样,在我1990年代里买的几千张光盘中,我细细挑了一下,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值得保存一段时间的,而这些光盘还是我在更多的光碟垃圾中细心挑选的。当电影变成了工业的时候,它的分门别类、大量复制已是生产原则了。我们可以说电影实际上就是生产出来的,电影中的垃圾要比小说制造中的垃圾多多了。每年全球拍摄的几千部电影中,大部分都是垃圾制造品。同样,在小说写作中,现在每年中国作家写作出版的长篇小说也有几千部,大部分都是垃圾。在音像制品中,更是这样。数不清的歌星,我记住他们是不可能的,因为转眼就又有新的了。在中国,每年也许要生产出上万集的电视剧,它们填满了全天几乎24小时的各个电视台的频道。所以我说,必须有大量垃圾,没有垃圾,就没有精品。

所以你看,在文化生产中,我们已面对着一个垃圾遍地的世界。在垃圾中,我们已经形成的美学原则不断地发生着动摇,垃圾把我们包围了。它甚至变成了粉尘和雾霾,进入了我们的呼吸,它变成各种文字、图像、声音,进入我们的现实和我们的梦境,我们逃不开它。这些文化垃圾甚至像是埋葬我们的泥土,细心地、一点点地埋葬掉了我们的生命。

因而,在垃圾中永生是不可能的。本来就不存在永生,只有垃圾和垃圾美学。像昆丁·塔伦蒂诺,他的暴力电影是惊悚的、反好莱坞的,但却在好莱坞电影里变成了璀璨的极品。母亲想变作一只小鸟

我是爱我母亲的,多年以前的1988年我离家去远方求学,到今天的1994年,我期间见过母亲不超过5回,加起来只有几个月,还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在新疆住着,已经在那里住习惯了,我在内地学习和工作,来到北京也没有成家,这是我母亲最为惦记的事。我记得有一次春节回家,发现她一下子变老了,似乎也胖一些了,只是白发—那种像雪霜染了一样的白发爬满鬓角。在家中,她每一顿饭都要叫我多吃,仿佛吃是世界上最大的事,最让母亲担心的事,她不知道儿子遍游海内,早已吃遍五湖四海、山珍海味。当然,仍是母亲做的手工面条和炒土豆丝最好吃。

我小时候穿的都是母亲做的千层底的布鞋,她一针一针地纳好的,鞋底密密的全是针脚。母亲为做鞋子用坏了好几个顶针。前几年,有一次我非常想念母亲,打电话叫她为我再做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我也许不会再穿它,但我想母亲很快就老了,她会连用针穿透鞋底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要赶在她没力气了之前,有一双她亲手做的布鞋。

后来,她寄给了我。鞋小了点,但仍旧精致、结实、质朴亲切,一如母亲看我的目光。

由于我这个游子常年在外,一旦回家,总被她盯得很紧。我记得我有时候和妹妹一同回家,母亲一般目光都是随着我转,只要我一出门,母亲就开始盯上我妹妹了,因此我妹妹总是抱怨,她希望我多在家里待着,母亲就会只注意我而不会注意她了。我一旦回家,总是不爱在家里待着,总是要出去,远远地一回头,即发现母亲还站在阳台上看着我。我想她觉得即使是在阳台上目送我远去的机会,都是不多的缘故吧。

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是爱孩子的,因而,我母亲对我的爱深沉质朴,却实际上也平淡无奇。除了逼我早日娶妻生子,她一般从不干涉我的生活。有一年春节回家,在家中待了一段日子,要离开家中的时候,母亲一边给我整理行囊,一边突然说:“要是我变成一只小鸟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飞起来,跟着你坐的飞机一块儿飞,也飞到北京去,在那里租个房子住下来,可以天天照顾你了。”

她的这句话让我有一种深深的震动。她想变做一只鸟儿,和儿子一起在天上飞。可她已经快六十岁了呀。她是不可能变成一只鸟儿的,这是她的一个愿望,这是不可能的。但她想了。

母亲很喜欢鸟,童年的时候她带着我在河南西峡伏牛山的老家山村里住过几年。我很小,每次她挑泉水下山,害怕我被狼叼去,总要我走在她前面,我人小,又走得慢,害得她每次挑水都要比别人累很多。我总要跟着她,即使是她上厕所,也把我放在她的膝盖上。后来,她跟我父亲去了新疆,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十几年了。在我和妹妹小的时候,母亲也干了很多补贴家用的苦活、累活儿,比如在河道里筛沙子、背水泥。我上初中后,每年暑假,她都要逼我去一些建筑工地上当小工,去砌砖递瓦,叫我体验劳动和挣钱的辛苦,现在,快三十岁的我懂得她的良苦用心了。

我当然盼望母亲可以变做一只鸟儿,那么我一生下来就是鸟儿,我们可以自由地飞。飞翔一直是母亲的愿望,只是今天,她还没有在天上飞过。我们要是能一起飞,该多好呀,我们可以飞遍江河湖泊。但那样也许我就长不大了。不能离开母亲的孩子总是长不大的。人是动物,一到年龄必须要独自面对世界了。即使是老鹰也还把小鹰硬是推向悬崖,让它学会飞行呢。人也是一样的。当一个母亲鼓励孩子离开她时,她是深爱孩子的。

后来,我在旅行中,常常盯住和火车一起飞翔的鸟。我想,如果我母亲可以变成一只鸟,她就在和我一起走遍大地。在旅行中看见飞鸟我总是容易眼眶湿润,因为离家的人只有一个母亲,也只有一个母亲可以让他去想。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

1995年的某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呼吸十分困难,胸闷、多汗,胸口就像压了一块石头,而且,那种胸闷还不是像心脏受压的胸闷,心脏出问题一般在左胸,可我的胸闷是在前胸,那里像堵了一个什么东西一样,会随着我的吞咽动作而略有变化,在吞咽中,这种胸闷会减轻,随即就更加严重了。

我到了医院检查,大夫查了心电图、验了血,告诉我不是心脏的问题,不是心肌炎也不是别的问题,而是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她给我解释了什么是植物神经,植物神经就像是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一样长在人的体内,可以调节和控制心肺功能和肠胃、肝肾等。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大多是在一种外在精神压力下造成的,一个人的性格抑郁,也是可以得这种病的。这种病只能吃一些维生素和谷维素,慢慢调养,慢慢就会好。

一晃都三年了,我的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还没有完全好,只是已经减轻了许多。我有时候常想,我为什么会得这个毛病呢?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得了这个病呢?在1994年到1995年间,我的生活它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透过时间的烟尘向那一年看去,我看见,我在这座城市中奔忙,焦虑,不安。是的,那一年中,我被一种非常焦虑的情绪给笼罩着,这是这座城市给我带来的压力。当一个人面对一整座城市的时候,他的压力当然是巨大的。对于我而言,大学毕业,来到京城,首先就面临着一个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解决基本生存问题是好办的,但是发展则是重要的。

1993年,我调入一家报社,白天进行新闻采访,晚上则写作。我退掉了原单位的房子,因为我已经调走了,再占着房子是不好的,因此我租住了一套房子。由于我一个人生活,到了夜晚,各种焦虑纷至沓来。性焦虑、成功焦虑、金钱焦虑,使我像夜晚的孤魂野鬼一样无法自拔。那是浮躁的年月,我和城市一起变得浮躁。焦虑不是痛苦,焦虑是一种慢火烧烤的感觉。在人的一生中,都有生存的需要,安全感的需要,在这些基础之上,还会有成功和发展的需要。对于我来说,成功和发展是迫在眉睫的事,因而,某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自己胸闷异常,得了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了。

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可以让你的内脏器官,比如肺和心脏都受到压抑,受到情绪的挤压。对于我,就是心和肺受到压抑。一年中有几次,我在做身体的剧烈运动时,会突然发生心动过速。那种窦性心动过速十分奇妙,就好像心脏不是我的,它是我体外悬挂着的一个东西,它在那里疯狂地跳着,我在一边是个局外人,却非常平静。我没有计算过心动过速时的跳动频率,我想在每分钟180下左右。它是相当快的了,可这心动过速一般持续时间都不长,大约几十秒,或者只要我做一个完全的深呼吸,那急速跳动的心脏就立即安静了,又重新变成我的了。这个时候我的身上会冒出一层虚汗,感到刚才那一刻是真的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我去到医院找大夫看,大夫说这种毛病是不要紧的,只要平时掌握好情绪,就不会发生。我在想着这件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性格中有十分忧郁的一面。是的,是这样的,我的性格是外向的,越是人多,我就越快活,往往我成了主角,话语锋利,言谈机智,我的话语按摩是朋友们最开心的,他们都喜欢和我在一起,因为我坦诚幽默,把他们逗得哈哈大笑,情不自禁露出了自己率真的一面,而在平时,他们已经异化了,被面具压得透不过气来。激发别人成为一个和他们平时不一样的人,是我的一个本领。但只要我一个人待着,或者热闹场面行将结束,我就不由自主地忧郁了下去。那种忧郁是从童年时期就有的,它敏感、多疑、孤独,它是我的另一个影子,它在我快乐的同时,也带给我忧郁的阴暗,使我有时还有自杀想象。

我不知道我的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什么时候会完全好。也许永远不会好了,那么就让我胸口堵着一块东西,快乐和忧郁地满世界乱跑吧。铁轨发亮

在北京,1990年代里我住过的三处地方都靠近铁路,因而我经常在睡梦中听见火车的鸣叫,它像一道亮光一样擦过了我的睡梦,留下了一道发亮的痕迹。

因而我有时候经常在火车的轨道上走。火车,工业时代最令人惊喜的庞然大物,它把多少人与物运到了远方,在我的求学时光中,总是在火车车轮与铁轨的摩擦中度过。坐在火车上,我总是喜欢凝视飞速而过的窗外风景,它们的颜色与层次总在我的心里停留好久。

这几年已很少坐绿皮火车了,因为航空越来越发达,高铁也在迅速延伸。但我对绿皮火车总是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比如铁轨,它没完没了地伸向远处,穿越田野、城市、山林、江河,它就那样一直发亮地消失在苍茫中。浪漫一点的话,我甚至张口就说“我愿意做一条铁轨”了呢。但是不,铁轨实际上是非常冰冷的,我摸过它,冷得叫你心痛。同样,它也有热的时候,在滚烫的骄阳之下,你摸一下,能烫坏你的手。正是因为它的寒冷和热烈,因为它的坚硬,一些人选择了把头放在铁轨上去自杀。

诗人海子是卧轨自杀的一个典型的例子。1989年3月26日,也许这个日子以后应该被定为诗人节或者诗歌节。海子带着几本书,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康拉德的小说集,在山海关附近的一条慢车道上卧轨自杀了。因此,我想生和死不是对立的,他的自杀结束了他的肉体生命,但这样一个事件,使他的死具有了永恒性,使得他的人和诗都停留在了那个年龄。他因此而不死了。

我有一个搞摇滚乐的朋友,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女朋友,她就住在北京蒲黄榆一带。有一天她戴着随身听,大约是放着非常激烈的摇滚乐,可能就是她男朋友的音乐。火车来了,火车鸣笛她听不见,她被火车撞碎了。

他们后来在她出事的铁轨处盘桓了好久,空气中仍散布着一种血腥气,还可以找到人体的一些碎片,他们沉默无语,在铁轨上走来走去。乐手们背着乐器,那个男人没有哭,他的女朋友死了他也没有哭。他可能是一个人独处时哭的,这个坚强的流浪歌手那天没有说话也没有哭。后来,他好像为此写了一首歌,在使馆区的酒吧演唱了。但我没有去听,听说他每一次唱这首歌,都撕心裂肺,在狂乱的节奏中把吉他给砸了。

1995年的某一天夜里,我和另外三个朋友在亚运村一个酒吧喝醉了,后来,没有喝酒的朋友开着车拉着几个醉汉出来兜风,在东便门立交桥下,汽车出了点故障,我们把车扔在那里,爬上了附近的一处坡地,在那里,有几条铁轨经过,在夜晚月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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