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堀敏一（Hori Toshikazu） ,邹双双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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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问题史试探【日本东京学派泰斗堀敏一关于中国历史的一本“大家小书”】(甲骨文系列)试读：
前言
本书是我随性而写的中国史概说。写这样一本书是我自年轻时就有的愿望。但即使在中国史的领域内，研究者也是年年见增，所刊论文越来越多，其内容也愈发细化。通览这些论文然后再概述性地写部通史，实非易事。久而久之，年轻时候的梦想不知何时也就被我束之高阁了。[1]
但事情有了转机。1997年秋，我受邀去都民college作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讲座。其间，我确定了一些学界公认的古代史重点问题，每节课讲解一个。现在这些问题毫无保留地反映在了本书第1～9章的标题上。当然，各章内容几乎都已重写，在此过程中我又逐渐有了续写的想法。只是续写部分与我的专业有些距离，所以笔调上略不同于古代史部分。
正如我前面所说，由于研究的细化，近来写概说一般采取多人合著的形式。历史学是究明事实的学问，读这类书可以习得某些史学知识。但正如从静冈县看到的富士山和从山梨县看到的不同一样，历史事实也会因叙述人的立场（立足点、观点、视点等）而呈现不同的面貌。在这点上，合作著述难以达至清晰明确。
观点、视点，还有史学观之类的，听起来有点夸张，此处我们就称作是历史书写者的心境吧。我的愿望是写一部能够传达作者心境的史书。为做到这一点，信手挥洒也无所谓，但这样难免会遗漏一些重要的地方。考虑到这个，我又作了不少补遗。这样一来，虽然有点觉得原来自由自在的叙述受到了些许影响，但告诉读者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同样是我的目的。
我们之所以想了解历史，大概是出于某种需要吧，或者说是心有疑问而去接近历史。史学研究者自然是先了解研究史上的争论点，然后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而且必须清楚认识到自己所选课题在历史上（中国历史或世界历史）的意义。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问题意识。
可是，一般的概述性专著虽有事实罗列，却对这些事实为何被选、被研究，哪些部分很重要等问题缺乏说明，让读者一头雾水。写一部让读者理解这些问题的通史，正是我的心愿。在写作过程中，我重点考虑的是在看待中国历史时，哪些点是问题所在，哪些点又会因为我们的主观意志而被当作问题。之所以给本书附上“问题史试探”的副标题，也是想表达这层意思。
强调一下，在中国，问题史一词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因为它有时指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分门别类的专门史。这自然与我所说的问题史大相径庭。此外，本书并不是想告诉大家学术史上的争论点。这些大可去读学术史或者研究动向类的书籍，而这类著作和表述作者心境的历史书势必大不一样。我是按照自己的问题意识来写作的。
不过，学习历史、了解历史最重要的还是正确了解各个事实、个别现象。历史研究也是从研究个别事实和现象开始的，不允许出现史实错误或是把有说成无的弄虚作假。社会上有种倾向，举着“史学观不同”的幌子而对一些错误认识或弄虚作假不予追究。可是，依据错误认识建立起来的史学观是不可能正确的。不管愿意与否只有接受已逝的历史事实，所谓的问题意识才能成立。所以，我的问题史也是按照时代顺序叙述的。
在我的整个叙述中或许存有某种基调，基于此须介绍一下我本人注意到的几点。我在战争年代读旧制高中的时候，曾被问到对一本讲亚洲式停滞性著作的感想。我回答：当时中国人也在努力生活，所以历史应该也有所发展。这个回答成为我研究中国历史的出发点，也是本书的基调里所流淌的根本观点。因此，我提醒自己要重视民众的历史，也关注民众中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文化，而不是站在皇帝专制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
诚然，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就有着政治权力集于皇帝的一面。皇帝周围因而出现了庞大的官僚体制，复杂的制度得到高度发展。在中国史研究中，研究者们倾注很大精力来努力解明这种复杂结构，即所谓的制度史研究。这种研究毋庸置疑是必不可少的，但倘若一直进行此种研究，则会忽略民众动向以及历史的变化和发展。
事实上，中国的传统社会里，还存在与皇权相对应的、活动相对独立的民间地方社会。它们时而配合君主的国家统治，时而孕育出批判君主、颠覆国家的人物。古代有位朝臣（指魏徵——编者注）曾[2]进谏君主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十分恰当地形容出国家与民众社会的关系。
关于君主所统治的国家和地方社会、民众社会关系的著作，近来岸本美绪论述明清时代乡绅的文章颇受关注。依我看，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原始民主政体时期，延续到汉代中央和地方近乎共同统治的关系上，又从连接两者的乡举里选制度发展到九品官人法和科举制度。可以说这种关系十分明显地体现在从民间选拔官员的制度中。本书会就这些制度所涉时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作重点叙述。
当然，由于在写作时流露出的强烈问题意识，使得我几乎无力顾及近代史和现代史部分。若要系统地叙述近现代史，我还须多加学习。此书虽然侧重于所谓的旧中国、传统中国的历史，但也会适时言及孙文、毛泽东等跟现代史相关的事项；在第13章的最后，我展望了近现代史的发展趋势，也涉及了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第14章的末尾则阐述了我个人对现代亚洲问题的看法。
包括中国周边的各地区、各民族在内的东亚形势也是中国史的一环，我在书中同样有所论及。读者读后自会明白，这部分内容是中国史范畴内必须论述的问题。
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从事历史研究。因为是日本战败后没过多久的特殊年代，亦是令我难以忘怀的年轻时代，所以对于当时的讲演、著作，我在本书的多个地方不止一次地发出感慨。但是，如今不管是政治形势还是思想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史学界的动向也不例外。执笔写书之际，我尽量也关注了这些新的变化。
我是战争的经历者。在战时随着日本的军事行动，也曾有过亚洲新秩序该如何发展、该怎样看待世界史的讨论。“近代的超克”等成[3]为当时的流行语。还是学徒的我，所幸没有被这些讨论所迷惑。二战结束后以至现在，历史思潮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今日的思潮也必将延续同样的道路而产生变化吧。这正是所谓的历史。我们在追赶潮流之时，提防不被历史洪流所吞没也是至关重要的。
能够写成这本书得益于诸多前人的研究成果。本书文后的参考文献中列有我参考过的专著和论文。为给广大读者提供参考，起初想尽量列举一些简单的文献，但因为必须提供我写作所依据的资料，不得已也列举了一些难懂的书目。敬请读者见谅！参考文献中也有少数中文文献，同理也是作论据用。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参考文献是按照本书所叙要点而列，对某些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有所省略，希望相关作者对此能够理解。
最后，因为是历史书，应编辑要求附了年表，但让读者牢记年代并不是历史叙述的目的。正文中仅仅表记了最小范围内的重要年代，希望读者在阅读此书之际，尽量以世纪为单位宏观了解一下历史，而不拘泥于具体年代。实在在意的话，可以参阅年表。
本书出版之际，讲谈社出版研究所的泷山和男先生、讲谈社学术文库负责人福田信宏先生、坂口美惠子女士给予我莫大帮助，在此深表谢意。最后，谨以此书献给长年辛苦陪伴我共度研究生活的妻子——耀子。二○○○年三月堀敏一[1] 原文为“都民カレツジ”，“都民”指东京都居民，这里是东京都立大学公开讲座的意思。后来东京都立大学在2005年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设立为首都大学东京。——译者注[2]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3] “近代的超克”源自二战末期日本学界召开的一次学术座谈会。座谈会的主要是通过讨论西方现代性的局限而达到超越、克服它的目的，并且在超克近代的意义上强调日本文化的优越性。因此，从狭义角度讲，此概念是为日本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军国主义服务的。二战结束后，日本学界对“近代的超克”产生了两种态度：一种指责知识分子的话语驱使年轻人在战场上送死；另一种则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其进行批判。总体来讲，日本学界对“近代的超克”或者说那场思想运动持否定态度。见〔日〕竹内好著《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编者注（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加注）1 中国文明的诞生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
一般认为东亚文明始于黄河流域，所以被称为“黄河文明”。同时，世界文明诞生于大江河畔，而黄河文明又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这两种观点是紧密相连而人所共知的。
然而在今日，黄河文明一词得慎重使用。这个词容易让人产生黄河文明是黄河流域某地的文化不断发展后，影响力渐次波及周边的误读。近年来的中国考古研究发现，原始文化的遗址出现在中国各地。黄河流域有，其余各地也有。各个文化当然是孤立的，也即各地曾有过各自的文化。这些文化不断交流、融合，渐渐地黄河流域成了中心，诞生了早期国家。可以说黄河文明一词是历史演变的结果。
可是，也有观点认为虽说黄河文明是历史演变的结果，但它代表的是黄河流域的王朝的政治性统一，并非文明的一体化。特别是最近，主张长江流域有和“黄河流域”相对立的“长江文明”的观点引起了关注。确实，近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文化独具特征，有的跟黄河流域文化比在年代上也更为久远。虽然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政治势力在时间上要晚于黄河流域，但在春秋中后期，楚、吴、越等强国于南方崛起，对北方诸国造成威胁，北方诸国为了抵抗而煞费苦心。即便是在秦汉大一统后的中国，楚地一带的文化仍然颇具特色。最近在这些地域出土的众多文物使之更受关注。
另外，在四川地区还发现了既不同于黄河流域也不同于长江流域的文明。这里的三星堆遗址因其独特的面貌而引来关注，但如何定位三星堆遗址的历史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与研究。四川地区虽有长江上游支流流经，但将其纳为“长江文明”恐怕不妥。四川由巴蜀两地构成。巴的中心为今日之重庆，滨长江主干，容易受到长江中游流域文化的影响。蜀地中心为成都，地域环境截然不同于巴，但我以为此地出现三星堆这样的文化绝非偶然。目前这方面的发掘进展有所滞后，我也关注并期待今后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灌溉农业和专制权力说
对为什么在大江河畔会出现文明，一般解释是因为河畔可以进行农业灌溉从而提高生产力。灌溉农业的良好运行需要辅以颇大规模的灌溉工程，而工程的实施则需要有强大的权力作后盾，因此专制国家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中应运而生。
但是，这样的农业技术和权力的产生既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也是人类历史步入某阶段后的结果。如前所述，在此之前各地存有零星的小规模文化，在这些小规模文化被统合后方才诞生大江流域的文明。
这样的早期文化遗址，为了用水便捷且免于洪水之害，往往出现在临近河川的小山丘附近。人们自古就挖井取水，在七千年前的江南河姆渡遗址中曾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古老的水井。确实从战国以降直至秦汉以后，国家开始有组织地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秦时建造了位于今陕西的郑国渠和四川的都江堰等设施，并开垦了农田，但起关键作用的黄河给农业带来的利益远不如洪灾对土地造成的破坏，所以历朝历代都将修治水利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相较农业灌溉而言）。同时在黄河流域，不需要强大权力作后盾的井水灌溉也非常普遍。黄土的堆积和农业的开始
有人说，黄河流域以及中国北部平原之所以能够产生先进文化，是因为此地有黄土堆积。黄土是一种颗粒非常细小的黄沙，由于华北地区比较干燥，蒙蒙细尘会乘风卷起，扬至高空。这种被称作黄尘万丈（指沙尘天气——编者注）的现象，有时会乘着偏西风出现在日本上空。可如果遇上水，它们就能成为肥沃的土壤，以促进农业发展。
只是华北地区降水极少，而黄土细小，会不断吸取水分。因此需要一种固水保土的技术，即所谓的旱地农法。当然这种技术产生于农业得到一定发展之后，与原始时代关系不大。被土壤吸收的水分成为地下水，流淌不息，人们挖井再将它们汲取上来。如前所述，黄土地区是盛行井水灌溉的。
黄土与农业的关系始于黄土堆积之时。一般认为黄土从亚洲内陆乘风而来，覆盖中国北部平原是在旧石器时代末期。黄土堆积完毕后，在黄土之上便萌生了新石器文化，继而开始了农业耕种。农业伴随新石器时代而产生，普遍见于世界各地的先进文化中，通常称为“新石器革命”。中国诞生的新石器文化和农业与今日的中国文明紧密相连。在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期，学者们将在新石器早期遗址里发现的人骨命名为“原中国人”（Proto-Chinese），也就是说这时期已经出现了中国人的祖先。
在中国大地上，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已经有人居住。著名的北京原[1]人（北京猿人）属于世界最早的人类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研究者又发现了比北京原人更早的蓝田猿人（西安东南部的蓝田县出土），以及更为久远的元谋猿人（云南省元谋县出土）等；元谋人与非洲最早的人类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上述人类与现在如我们一样的智人没有关系，一般被归于早期种类（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北京原人具有东亚蒙古人的特征）。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属于智人的人类现已在中国各地被陆续发现。最典型的如北京原人所在地周口店发现的周口店上洞人（山顶洞人）。他们活动的范围大抵属于黄土堆积快要结束的年代，也有可能是北京原人的后裔，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北方的仰韶文化
新石器文化中知名度最高的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的命名源于瑞典人安德松（John Gunnar Andersson，中文名安特生）1921年挖掘的仰韶遗址（河南省北部的渑池县）。经日后考据证明仰韶遗址混合了后代的文化，但仍然援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名字。
仰韶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出土了在赤褐色底面上刻画着红、黑、白等色且拥有精美几何图案的土器，中国人称之为“彩陶”（中国不[2]区分土器和陶器，统称为陶器）。彩陶类似于西方的“彩色土器”（Painted Pottery）。彩色土器通常发现在以西亚为中心的，从中亚、印度、北非直至意大利半岛的广阔地域内，为此安德松认为彩陶来自西方，尔后他又挖掘了甘肃的几处遗址。然而从当今的发掘进展来看，在中国的中心地区也出土了年代古老的彩陶，与其相较甘肃、青海等地遗址出土的反而较新。据此可以推断彩陶起源于中国。
如今西安东郊的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代表之一。半坡遗址是公元前5000～前4500年间的古老遗迹，由濠环绕起来的聚落遗址如今成为博物馆，供人参观。当时的人们主要种植粟与黍之类的谷物，还饲养狗和猪，日后华北农民的生活方式显然早已出现。住宅分竖穴和地上房屋两种类型，相对较小的屋子里有各自的灶台，可想而知当时是以小家庭为基本消费单位。可是，邻近半坡的姜寨遗址（陕西临潼）里，这些小房屋围绕着更大的房屋形成了五个小的群组，房屋的入口面对着聚落中央的广场。这表明小的群组和聚落整体并存的双重共同体结构已经形成。
半坡和姜寨等的彩陶里绘有鱼纹和人面等装饰，这被认为是同某种宗教有关。大型房屋的墙壁里埋有头盖骨，可能有举行过割取人头的活动。这种为了守护建筑物而拿人来祭祀的风俗，一直沿传后世。
近年来又发现了一些早于仰韶的文化（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间），如裴李岗文化（河南北部的新郑）、磁山文化（河北南部的武安）、老官台文化（陕西省华县）等。由此可知，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还可继续前溯。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的称谓取自山东省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这是一个在1930～1931年由中国学者首次运用科学的挖掘方法，并最早出具相关报告的遗址。此处出土的土器中尤受瞩目的是泛着黑色光泽的做工精美的薄土器，它是用陶工旋盘制作而成。在中国此类黑色土器被称为“黑陶”。黑陶不单属于城子崖，也有着龙山文化的常见特征。学界普遍认为这种文化存在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之间。
城子崖还出土了占卜用的骨头，其占卜方法被认为和殷墟里的一样。从土器的形态来看，显而易见龙山文化与后来的殷文化一脉相承。
城子崖遗址里有城墙，其周围又聚集了中小型的聚落遗址，有的聚落中也自筑了城墙。可见，当时以城子崖为中心的文化，阶层间的支配与从属关系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了。当然，从墓的大小和陪葬品的多少也可判断各聚落内部出现了阶层分化的现象。最近有研究称在仰韶文化末期也发现了带有城墙的遗址，但通常认为这一情况是在龙山文化后期才逐渐增多。有代表性的如王城岗遗址（河南登封），好像出土过一些青铜器。另外考古人员在山东的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原始文字。遗址中有城墙、文字、青铜器等是文明的象征，可见当时即将迎来文明的繁荣。
关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很早以来就被视作一种东西并存的文化类型。因为城子崖遗址在山东，而仰韶文化又脉承西方。从文献上来看，夏王朝发源于西方，殷王朝则源自东方，因此可认为这些王朝继承了前人东西对抗的文化传统。
可是后来，在处于中部地区的河南省发现了证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推移的新遗址，于是人们又认为仰韶代表新石器前期、龙山代表新石器后期的文化。最近凭借放射性碳检测已可清楚地判定年代，正如前述，二者的先后关系现已一目了然。
以前，龙山文化因所在地不同曾有陕西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称谓，现在则认为城子崖等山东龙山文化同河南方面的属不同谱系。因此，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推移是在以河南为中心，包括山西、陕西之一部的中国北部中心区域进行的。于是东西文化差异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如此一来，山东地区又如何呢？据称公元前4000年以前大汶口文化曾于此地生息，而仰韶文化并未波及至此。大汶口文化中，人们依旧种植粟、饲养猪，但也种植水稻，可能是淮河、长江等南方文化的影响所致。然后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山东龙山文化产生了。南方的河姆渡文化
接下来看看中国南方的文化。首先从广义上的长江下游流域开始，在这里，和北方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相提并论的是杭州湾南岸的河姆渡古遗址（浙江余姚），其具有代表性，也建立了博物馆。此处发现的含有大量米、稻草和谷壳的地层备受关注，也出土了骨制的耜等农具，表明当时的河姆渡先民已种植水稻。河姆渡人居住在高床式的房子里，耕作农业的同时还兼顾纺织，因此衣食方面自给自足。饲养的家畜仍然是狗和猪，也有可能饲养了驯服过的水牛。
河姆渡文化大概存在于公元前5000～前3000年间。河姆渡遗址被发掘后，人们又发现了年代更为古老的罗家角（约公元前5200年，杭州东北）等遗址；同河姆渡一样其也种植水稻。长江中游流域还有比以上更为古老的水稻耕种遗址，具体情况后文再作详述。
水稻种植的发祥地学界一直有着争论。早前，起源于云南至阿萨姆（Assam，印度东北——编者注）一带的说法是主流，近来在中国源自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观点更具权威性。这种稻耕习俗也是日本水稻耕种的源流，但问题是为什么既然华北文化大都经朝鲜输入，可日本相对于旱田选择了稻耕？水稻种植又是源于何处、途经何地方才传入日本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也有华北、华中、华南等各种路径值得考虑，但源于华中也即长江流域的观点恐怕最具说服力。源起华中也有直接从当地渡海和经由韩国南部传入两条路径可供选择。如果考虑从台湾经冲绳、奄美诸岛屿的路径，则福建作为始发地也并非不可能。良渚文化
那么在比河姆渡文化较新的长江下游流域的多种文化中，有从浙江北部延至江苏南部的马加浜文化（这里也发现过水田遗址），还有稍后出现的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最近，良渚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成为话题。
其一是发现了可称为都市的大规模聚落遗址。它是有着巨大地基的莫角山遗址（浙江余杭），上面还有宫殿或神殿的地基，地基之间能够发现大型柱子的痕迹，以上表明这里可能有过高床式建筑。以该遗址为中心，周边聚集了不少其他遗址。由此在聚落与聚落之间构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从墓地状况可推测阶层分化得到进一步发展，贵族、战士和奴隶均已出现。虽然有人主张以此作为新都市文明的标志，但遗址中并没有发现城墙和青铜器。土器里有些刻有符号，但能否将其视作文字，学界意见暂不统一。不论如何，和北方的龙山文化一样，良渚文化已经接近都市文明是无可置疑的。
其二是良渚文化的软玉制品。虽然中国使用玉器的时间较早，可之后发现的遗址中再没有出土过任何可与良渚文化媲美的量大且质优的玉制品。这些玉器用作身体装饰物，或是用于仪式与祭祀，其中面部雕刻得清晰可辨的被认为是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神祇。
良渚文化的遗物也出现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中，说明两者之间互有关联。过去良渚文化的北部是青莲岗文化，据说其对山东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影响，目前考古学的挖掘和研究尚在进行中，学界各种假说纷纭并立。譬如设定一个先于大汶口文化的北辛文化代替青莲岗文化，而将青莲岗文化的北部纳入大汶口文化等。由此看来青莲岗文化的定位目前尚不明确。长江中游流域的诸文化
江西省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古老的遗址已家喻户晓。最近，此遗址及其附近的吊桶环遗址的调查结果表明了公元前10000年前后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并且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地层中发现了水稻种植的痕迹。更上游的湖南省道县的玉蟾岩遗址中也发现了同时期的水稻栽培迹象。
相较而言年代稍后的湖南省彭头山遗址（澧县，公元前7000～前6000年）中也发现了水稻种植的证据。以上种种表明较长江下游的河姆渡等文化，更早期的人类已开始栽培水稻。因为这一带野稻丛生、遍布遗址，所以目前认为长江中游流域就是水稻栽培发祥地的假说最具权威性。基于此，彭头山文化在学界与华北的裴李岗和磁山文化地位相当。
长江中游流域农业文化的繁荣期是大溪文化（大溪位于四川省东部的巫山县，公元前4000～前3000年）和屈家岭文化（屈家岭位于湖北省京山县，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后者包括有着大规模城墙的石家河遗址（湖北省天门市），是拥有更小规模城墙遗址的综合。虽然也可以说此处曾经有过都市，但同样没有发现宫殿的遗迹和青铜器。屈家岭文化末期，受到了北方龙山文化的影响。
据说最近发现了属于彭头山文化末期的由濠和城墙围绕而成的聚落遗址。在华北地区，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和姜寨遗址中，聚落也被濠环绕，但城墙的出现则是从仰韶文化末期进入龙山文化时期的事了。这一新发现，不禁让人们开始想象城墙由濠发展而来的过程，如此一来，此地城墙岂非出现得相当早的推测也应运而生。后来经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石家河的大型城墙。四川的三星堆文化
四川位于长江上游，文化特征非常独特。众所周知，进入人类历史后，由于诸葛孔明的所谓三分天下的策略，此地通常会诞生不同于华北和江南的国家。体现这一独特文化特征的正是成都北部（广汉）的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之后伴随文明发展进入青铜器时代，并一直持续到西周时期。遗址中的大规模城墙，一般认为建造于青铜器时代初期（大约在商朝早期）。三星堆的主要文物在日本的展览会上展出过，应该有读者已欣赏过了。土器、青铜器、玉器可反映与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文化的关系，眼部突出的怪异的青铜面[3]具，人头像、立人像（神像）和青铜扶桑树等是三星堆特有的文物。这些文物被破坏抑或被火烧掉然后就地掩埋，于是三星堆文化一夜之间突然消失。因此不甚明白它们之间的前后关系，有待日后的研究来释明。
成都平原里有城墙的遗址似乎不少，近来成为关注焦点的是成都西南（新津县）的龙马古城。这里有城墙和方形土坛，有人认为它们是都市文明留下的痕迹，但此遗址包括新石器时代到后汉、三国时期的土层，有必要等待今后的详细调查来进一步说明。青铜器时代与文明
至今为止，我对文化和文明两个词不加注释地使用过来。文化、[4]文明原本都是中文（关于这个后文再述），此处分别作为Culture和Civilization的译语而使用。这两个词语的内涵大概可谓全世界共通。文化是人们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各种事物要素的综合体，由于表现出人类集体的特征，所以称之为“某某文化”。
文明的原文Civilization是都市化的意思。我在前文屡次使用了都市文明一词。以发掘进行较早的东方国家（Orient）来讲，一般认为环绕都市的城墙、青铜器和文字等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标志因地域而不同，在中国并非一定要按照此标志来判断，但可作为参考。人类诞生后，所居住的地方必有文化。但文明的诞生却仅限于一部分地区。所以有四大文明的说法。中国当然是文明地区之一，但具体是何时何地形成的，今后可能仍然会众说纷纭。
关于这个问题，依据目前考古学的一贯做法，追踪青铜器时代的诞生乃稳妥之举。刚刚提到龙山文化有与殷墟文化相关联的特征，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殷墟（公元前14～前11世纪）出现在青铜器时代的最鼎盛期。这期间虽有着较长的时间跨度，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尚不甚清楚它的具体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失忆”现象。
让人意外的是，1951年发现了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约公元前1500年），紧接着1957年又发掘了更早时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位于二里岗以西，洛阳以东）。这些遗址里出土了比殷墟较为简单朴素的青铜器，二里头遗址四层文化堆积的第三期文化层里发现了宫殿的地基，毫无疑问，这是早于殷墟的王朝遗址。
对二里岗遗址属于殷代早期的事实应该毫无争议，但对于二里头则意见不一。有人认为整个二里头都属于夏王朝，有人则认为都属于殷王朝，有人说前半期是夏王朝、后半期是殷王朝，更有说法认为夏王朝之始可追溯到王城岗遗址（参见前文介绍）。依此推断的话，二里头第三期的宫殿遗址是殷初或更早以前的夏王朝的都城也不无可能。二里头文化包括河南西部与山西南部，范围相对有限；二里岗文化西至陕西东部、东达山东、南到湖北江西之地，范围较广。由此表明殷王朝在进入某一阶段后，其势力范围已经相当广阔。
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文，说明存在过较为成熟的文字。简单的文字在二里岗也出土了，但由于资料甚少，无法推断出文字的发展历程。不过，形似文字的东西在大汶口和山东龙山文化的遗址里也有发现。如前所述，在东方国家青铜器、文字和都市的出现被当作文明诞生的标志。在中国，象征都市诞生的城墙可见于龙山文化的城子崖、王城岗甚至更早时期。也有学者将良渚文化的聚落遗址（没有城墙）视作都市。所以或许可以说，在中国都市和文字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当然，城墙因防卫所需而出现在更早时代也不奇怪。如前所述，现在的长江中游流域极有可能出现过早期城墙。城墙里面并不是民众进行都市生活的地方，而是王和贵族的居所，也即城塞。一般认为文字在东方乃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国的文字，比方说殷墟的是和祭政一致紧密相连的神圣之物，仅在少数统治者之间使用。文字和以王为中心的统治权力紧密相连是确凿无误的，所以我以为中国的这种政治世界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出现。文明与自然、文明与歧视
前文中，我在使用文化和文明二词时，用的是世界共通的意义，而它们原本都是中文，有着其他不同的含义。不错，“文”这个字意味着人类创造的辉煌事物，在这点上和文明意思相近。只是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创造辉煌事物的只有中国人，周边种族仍然处于原始的未开化状态。所以中国人想要向周边种族传播“文”，有时以征服的方式，有时则是周边种族的主动同化。中国人称之为“以文化之”“以文明之”等。这就是文化、文明的原意。当然这是中国人一厢情愿的想法，正是因为在黄河、长江流域很早就出现文明，而周边又处于原始状态，所以产生了这样的观念。
自然，这种方式的文明统治，在春秋时期遭到了异民族人士的批判。简言之：“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5]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诒，此真圣人之治也。”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百花齐放。儒家重礼乐，重人的修养，高度评价了文明的产物。相反，道家着眼于文明社会的缺陷，主张回归朴素自然的原始社会。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主张文采和质朴相融合方为君子。
现代是强烈批判文明史观的时代。前述文明诞生观和历史进步、发展观有关联。与今日一样，在机械文明破坏自然、恶化环境的那个时代，也有人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甚至对文明诞生观进行过批判。而且认为文明诞生观里隐含着文明化民族对未开化、野蛮民族的歧视。
但是，我们今日并非生活在原始社会。贯彻原始生活中那些好的理念要以今日之文明生活为前提，而并非选择去破坏文明（但确实也有相反的主张：有位美国退休大学教授，在山中隐居，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后因破坏象征文明的高楼而被捕）。我们人类努力创生的过程及结果都是不能否定的。
人类生存发展的过程并不均衡也是事实，但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绝不能带有歧视。比如，中国和周边的民族之间最初确实存在文明落差。但如果通观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如我前面所言，文明乃各地文化之集大成。周边民族有其自身文化，他们也是在此基础上来推进文明化，只是在时间上晚于中国而已。单方面认为后进民族接受了先进民族的恩惠是荒谬的解释。我们不能忽略各民族为了文明化而作出的自主能动性上的努力。[1] 原文中作者在“北京猿人”后还标注了日文假名“シナントロプス·ペキネンシス”，即拉丁文中的“Sianthropus Pekinensis”，指北京猿人。多数人类学家将人类发展阶段分为南猿、直立人和智人，但也有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发展阶段可分为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后者即是日本教科书中常见的——猿人、原人、旧人（古人）、新人——分类法。[2] 在日本不挂釉素烧的器物称作“土器”，而在土器的基础上进一步烧制的质地多孔、略含吸水性、施以釉彩的器物则称为“陶器”。[3] 即青铜神树，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现藏于四川三星堆博物馆。[4] 日文中“文化”“文明”二词与中文写法相同。此处是作者站在日本角度上的表述。[5]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2 中华民族与中华思想的形成称作华夏的民族
参考古代文献，中国最初的王朝是夏。现在中国的考古学者正在努力研究释明夏王朝的历史。由于没有出土形似殷墟文的文字，也无法参照古文献来推断遗址的性质，所以诸多观点，众说纷纭。因此，夏王朝历史仍然扑朔迷离，但夏王朝的“夏”后来用作指代中国乃至中国民族却是事实无疑。只不过也有人认为作为朝代讲的“夏”取自地名，所以是中国首个王朝之名变成民族之名，还是先有民族之名的“夏”然后才以王朝之名传承下来，抑或是两者全都正确，暂且只能说结论尚不明了。
夏亦可写作华，合为华夏。近年中国学者热衷于探求国家的民族起源，“华夏族”的起源或华夏族的形成这种说法也常常出现。中国一词，今日作为国家名称被使用，但中国国家的特征是多民族国家，所以在追寻民族起源的时候并不能使用中国一词，何况“中国”也可指代国土和地域。当作为民族名称讲时，可以借用在构成中国的众多民族中占据绝大多数的汉族，但“汉”来自汉王朝，不适合用作早期先民的称谓。所以华夏族沿用至今。何谓民族
在前一章我谈到了中国文明的诞生，虽然最初各地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但由于它们相互孤立，难以萌生统一的思想意识。人类学者调查了各地出土的古代人骨，发现它们本质上无甚差别，和今日之中国人一脉相承。曾经有人将新石器时代的民族称为“原中国人”，可这种说法与人种别无二致。人种和民族是两个不同概念，民族更具文化性内涵，形成于历经的共同历史。最重要的是与其他相比必须有我们是同类这样的共同认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族是在近代以后被人为创造出来的。Nation在英文中表示民族，也被译成国民或国家。进入近代后，民族开始拥有自决权，便产生了一种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才是理想状态的思想。民族努力建造独立国家的运动被称为民族独立运动（Nationalism）。
这都是到了近代才有的现象，要实现这些必须在近代以前就存在持有同类意识的群体。况且近代不仅存在如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非单一民族国家，也存在包括非洲系、西班牙系、意大利系及各种亚细亚系等少数民族在内的情况。我们称之为ethnic group（族群）、ethnicity（民族）等。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属此类。所以对近代以前持有同类意识的群体也适用这个词（ethnic、ethnicity）。但不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将近代以前或以后的群体统称为民族。我以为民族也因时代和地域而呈现多种多样的形态，nation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中国早期的小民族集团
这种意义的民族在中国形成于何时呢？让我们从中国古代历史来找寻答案吧。我一再讲过，在没有统一的新石器时代里不可能产生民族。即使在新石器时代以后，初期的二里头文化（因为很多人说它属于夏王朝）的范围也很有限，根本没有能够产生像后来的汉族那样大规模民族的条件。当然也有人认为夏王朝时已经出现了小规模民族集团的认同意识。
中国也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初期，各地存在着小规模的民族集团（也有民俗集团的说法）。徐旭生通过分析古代典籍中的传说，认为古代存在三种集团：“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这或许可说刚好和近年考古学解明的“华北的东西两种文化”和“南方的诸多文化”相对应。可以认为，在实现大统一之前，中国已经形成多种民族集团。不过徐氏依据的资料只是传说。《史记·五帝本纪》的开篇写道，黄帝轩辕连续击败炎帝和蚩尤，被诸侯拥立为天子。徐氏认为属于华夏集团的黄帝打败同属于华夏集团的炎帝和属于东夷集团的蚩尤，然后统一了中国。但恐怕这是中国统一之后才诞生的一统天下的神话故事吧。殷王权的特征
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之后的二里岗文化出现在殷朝前期，而始自这个时代的殷式遗址亦开始分布在广大地区。殷代后期的殷墟出土了甲骨文，由此很多历史事实水落石出。特别是篆刻在甲骨上的国王记录，和《史记》里所记的系谱图几乎一致，于是人们发现《史记》的记载某种程度上是可信的。
殷墟除了出土文字和青铜器外，还发现了巨大型王墓，其伴随的无以计数的殉葬和牺牲现已清晰可知。乍一看，殷王朝的王权似乎强大有力，但依据甲骨文的记载，殷王烧灼甲骨以占卜神的意志，然后依此决定行动。殷王代替神来执行政治，人们也信奉神遵从神的安排，所以殷王权力看起来强大无比。这样的制度叫作神权政治（Theocracy）。
殷王的系谱图显示，政权并非父子相传，而是兄弟相续。而且叫作“子某”的非常多，很难想象他们都是亲生儿子，似乎继承王位的兄弟们的生母也各不相同。所以有人认为殷王朝政权亲族庞大，族内应有多人继承过王位。还有人更进一步说，系谱上的兄弟是虚拟的血缘关系，由被视为兄弟的人代表构成殷王朝的各个氏族而继承王位。按照这种说法，构成殷王朝的至少有10个氏族。不管怎样，殷王朝是近亲或数个氏族的联合政权，并不能说由君王发挥了强大的世俗性权力。
据甲骨文记载，殷经常和周边的小国发生战争。战争中，殷俘虏了很多奴隶。这些奴隶经常作为奉神祭品被烧死，记载中他们多为异族人类。总之，在殷周围存在各不相同的种族，他们或是臣服于殷的联合政权，或是与殷王朝对抗。换言之，处于核心的联合政权与周边的诸国家、诸种族，即便他们臣服于联合政权，双方也很难产生互为同类人或民族一致的认同感。周的封建制度和小集团意识
殷之后的周朝（公元前11世纪以降），各地依旧遍布着早已存在的众多国家和种族。周王朝在其中选配一族，封以领土，责令建国。这就是所谓的封建制度。殷朝时候，统治者则均居于都城，轮流继位。此即殷、周两代的不同之处。
周代仍然属于青铜器时代，其青铜器和殷代相比，篆刻的文字更多，史称金文。金文有记载，取得天下的武王曾宣告：“余其宅兹中[1]国，自兹乂民。”《书经》和《诗经》的一部分也是周代的记录，《诗经》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诗经·大雅·民劳》）等句。这两句意思相同，京师即是都城，中国亦指都城。金文和《诗经》都记录国王身居都城欲治民四方。国这个字，仿照城墙围绕而成的都城形状而造，所以这样的都市当时就是国家。周代各地这样的国家有很多，虽然周掌握统治天下的权力，但也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中国”即指居于这些国家正中之国。因此位居中央的周，欲将统治四方国家及其百姓。是时的中国一词，还没有表示后来的全体中国之意。
周人自称“夏”。不过，“夏”也和“中国”一样，用来指称周的都城所在（直辖领地）。《书经》载武王告示曰：“用肇造我区夏，[2]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小子封”指的是武王的弟弟康叔，灭殷之后，殷墟的土地封给了他，即是东土。周勃兴的据点在西方，故称西土。西土又分成“区夏”和“一二邦”。区夏即夏区，夏之区域的意思。邦就是国。所以西土有周的直辖领地，还有诸侯治下的诸国，其中直辖领地才被称作夏。周朝始祖后稷是农神，相传曾事于夏王朝。大概周人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夏文化的继承人。
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在统一之前，对东方的诸侯各国自称为夏。秦是古国，因靠近东周王室领地的西侧，所以沿用了周的叫法。周也好、秦也罢，这种对夏的执着，正是前所述及的小规模民族集团意识吧。春秋时代的民族意识
秦统一中国前、周朝势力衰退之时，中国进入春秋战国的分裂时[3]期。周最初以镐京（西安的正西面）为都，被异民族占领后，遂迁都（公元前770年）到东方的洛邑（后来的洛阳）。以此为界，迁都前为西周，之后为东周。东周时周王朝的权威已经衰落不堪，所以出现春秋战国这样的乱世。
虽是如此，春秋时期出现霸主，挟周王以令诸侯。春秋前期霸主的口号是尊王攘夷，想要保护周王、击退夷狄。春秋后期，楚、吴、越等虽被认为是南方边境长江流域的夷狄势力，然势逼中央成为霸主，诸侯也不得不唯命是从。
楚、吴、越等是大国，但春秋时期的小型夷狄势力的后人仍然遍布当今中国内部。他们种族不同，所以语言和风俗不同于汉族国家。汉族国家便结成同盟，对抗异民族国家。这时候的汉族国家自称“诸夏”“华夏”“中华”等，相反称异民族为夷狄、戎狄、蛮夷等。由此可见诸夏或华夏这样共通的连带意识已萌生。所以我认为春秋时期，华夏民族也即后来的汉族已然成形。
春秋时期各国分立。但它们之间产生了共通的民族意识。民族的连带意识的出现不需等到国家完成统一。希腊虽然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但一直拥有希腊精神，可以区分自己与非希腊人（barbaroi，即野蛮人）。春秋诸国也是如此。
只不过，取得民族胜利后的希腊在市民中产生了民族自觉性，春秋诸国却只在居于国家统治阶层的士以上才产生连带意识。庶民之间的这种意识更要到战国时期乃至国家统一之后方才产生。市民中的民族意识在这种意义上可谓东西共通。
诸夏、华夏这些共通意识产生的同时，也出现了歧视夷狄等异民族的意识。记载春秋时代的文献里，有“戎禽兽也”，“戎狄豺狼”等语。在警告异民族不要联手西戎，否则会失去诸夏信任的记述里有[4]“犹得兽而失人也”等句。（以上皆引自《左传》）可见当时并没有把异民族当人看。当然，这些文献记载的虽是春秋之事，成书却是在战国以后，因此有观点认为这是受到歧视意识强化的战国以后的思想矫饰的结果。这也有可能，但我认为共通意识和连带意识是在与他者的对比中得以强化的，所以歧视意识的起源应该是在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华夏族虽然意识到与夷狄的差别，但相互之间交流却颇为频繁。交流使得夷狄因中国文明的影响而改变，也促进了华夏族同夷狄的同化与融合。河北省内的中山国就是例证之一。中山国遗址被挖掘后，出土文物在日本也展出过，都是代表那个时代中国文明的精品。但其中混有一件能够展现祖先游牧生活遗风的帐篷组件。唐朝著名的太宗皇帝李世民的文德皇后，乃鲜卑族出身。皇太子李承乾因行径怪异，被褫夺太子之位，据说他就曾在宫殿里搭帐篷居住。今日在遗址中尚可窥见中山国气派宫殿之遗风，或许当时真有承继祖先的生活方式而在帐篷里生活的人。战国、秦朝的华夏族和异民族
春秋时期生活在中国中部地区的夷狄，战国时期被同化，渐渐地不再引人注目。诸国间不断竞争，小国领土被大国吞并，中国逐渐趋于统一的同时，各国内部也逐渐在统一，趋于一体化。说是一体化，可内部却是君主权力越发强大，君主、贵族和庶民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内部的这种差距在外部也有所反映。他们对自己建立的社会的边缘群体，也即对奴隶和异民族的歧视较之春秋时期更加严重。刚才提到，有观点认为记载春秋史实的文献里的歧视意识，体现的是文献成立时即战国以后的思想，这种说法正是基于战国时期歧视观念愈演愈烈的事实。
从战国时期到秦统一六国，华北中部地区异民族的同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周边和外部都有异民族的聚居地。中国西南部的广西、贵州、云南以及四川的边远地区，现在仍是少数民族较多的区域。他们由多种民族构成，历史上统称为“西南夷”。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不久后被文明化，现在不断挖掘出的楚文化遗物，因其独有的特征而备受瞩目。这些国家的正南方居有众多异民族群体。特别是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诸民族被统称为“越”，又有东越（闽越）、南越（扬越）等分别，中原人泛称为“百越”。这片地方由汉民族开垦是唐以后的事了。这种将南方称为“越”的叫法，如今留存在越南的国名中。以上便是大部分生活在中国国境内的民族。同样，在中国南部也有很多异民族，而战国、秦朝时的华夏族（汉族）并没有南进拓展，所以中国几乎没有和东南亚、南亚之间的往来。
但在北方，华夏族已拓展到农耕与游牧的交会地带，和当地的匈奴产生了冲突。匈奴以前也是中国内部的一个异民族，战国、秦、汉时期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频繁地骚扰中原。诸国便从战国时在北方开始建筑长城来抵御攻击，到了秦代扩建成了万里长城，成为中国与外国的分界线。匈奴以及后来的朝鲜诸族住在长城外，保持着同中国的往来。中华思想的形成
前已述及，中国人脑海里的文明意识，即只有中国人能创建文明，周边的民族皆是未开化与野蛮的，对他们要施以文教，让他们为文所化正是中国的使命。正如前述，这种文明意识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对外蔑视、歧视异民族；其二，征服、同化异民族的同时持续将他们纳入文明内部。这种两面性正是中华思想的特点。
中华思想的两面性并非一同确立的。《春秋公羊传》记载：“《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由此可见按照《春秋》所记，在各国看来诸夏为外，在诸夏看来夷狄为外。春秋时代处于分裂时期，国与国之间、诸夏和夷狄之间存在歧视是时代特征，《公羊传》立书于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正值天下趋于统一的时代。其中自当包括夷狄，所以区分内外的差别意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直到把夷狄也纳入文明内部的中华帝国成立，才可说中华思想已经确立。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世界的成立并不仅仅依靠中华的民族和文化的拓张，如《公羊传》所言，也依赖于王的统一事业。春秋战国时期，君主权力得到强化，成为统合华夷世界的核心。而君主的治国能力一直被认为是君主德行的反映，这种观点开始越发被儒家思想所强调。中华和夷狄的差异事实上是文明不同所致，而不是被换作的君主之德，以及异民族因仰慕中华君主的高尚道德所以归顺而来的说辞。这样一来，秦汉大一统后，皇帝就丧失了仅凭权威等去统治臣民的基础。是否有国外异民族的归顺和朝贡，朝贡的多寡等也关系到皇帝的权威。换言之，在中华思想中，皇帝必须是中国内外各民族的中华世界的君主。
君主的存在以及德之有无，相比华夷间的民族差异更为重要，这种思想古已有之。春秋末期的孔子曾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此句表明君主的有无是人类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华夷之别不如它重要。
战国末期的荀子则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鼓励通过学习礼乐来培养德行。这句话表明华夷之别并非绝对，他更加重视品德涵养的修为。建立在《公羊传》基础上的公羊学主张包括华夷在内的天下大一统，又有丧失礼节则“中国亦新夷狄也”，反之，“夷狄也而忧中国”的说法。中国后来屡次被异民族统治，对异民族的统治者而言，强调德重于华夷的思想更有利于统治，所以他们一如既往地尊奉中华思想。毋宁说正是因此才确保了王朝统治中国的正统性。
毋庸讳言，中华思想强调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差别，包含有对异民族的蔑视观和歧视意识。但同时也允许夷狄仰慕中华皇帝德行远道而来，接受中华文明的同化，成为中华的一员，所以产生了诸民族间融合、亲善的观点。中华思想的两面性，不同于仅强调希腊和barbaroi之间差异的希腊人思想。中国也和希腊不同，原因在于中国建立了囊括异民族在内的帝国，各个国家相对独立，而希腊国仅由希腊人构成。概言之，中国春秋时期存在着华夷之别的观念，后来随着中国实现统一，中华思想逐步发展完成。
中华思想具有两面性，哪面更为突出因时代不一而不同。唐朝建立了诸民族大一统的世界型国家，诸民族间和睦友好的一面更为显著。宋代以后，被辽、西夏、金、元、清等强大的异民族压迫、征服的时代里，相对于征服者强调以德治国、民族融合的观点，在被统治的汉族一方，民族差别则演变为强有力的民族主义而发挥作用。这种民族主义，在19世纪满族的清朝统治下，孙文等发起革命运动之时，最初体现为驱逐满族鞑虏的思想，不久则转化为反抗列强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此时，腐朽的民族差别思想被新思想所继承，脱胎换骨面貌一新。中华世界和东亚地区
古代中国人认为皇帝是世界唯一且最高的统治者，其统治范围为世界全部，无边无垠。而实际上，中国势力所及范围有限，大约是东到朝鲜、日本，西到西藏及中亚的东部。相对于西亚的伊斯兰世界，这些地区属于东亚世界（可能比大家通常认知的东亚范围更广些）。
当然，中华思想是中国人单方面、自以为是的认知，等到东亚诸民族已然崛起时，各个国家就会依据利害关系而独自行动。所以我们必须重视诸民族、诸国家的主体性。而且诸民族在国家成形的时候，只能以当时的中国为模板，因此会仿照中国进行国家建构。譬如，日本引入中国的律令制，派遣遣唐使等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故而，我们还是应试着聚焦中国来研究东亚世界。
由于各国仿效中国的国家制度，中华思想也随之进入各国。朝鲜等包括日本在内也以各自的君主为中心，试图建立让夷狄臣服的小中华世界。高句丽最先使新罗服从，称其为“东夷之寐锦”（寐锦是新罗君主的称号），百济则把加罗诸国视为“蕃”。新罗则自称“王城国”，向日本派遣了使者，此处不难看出其有视自己为天下中心的意图，而这就与将新罗视为附属国的日本的想法相冲突。
日本律令将唐朝视为“邻国”，却将新罗以“蕃国”“外蕃”论，[5]将虾夷、隼人视作更下等的“夷狄”。日本吸收中华思想的同时却对边缘族群进行这样的阶层性区分，是它不同于中国的地理位置及政治地位的结果。从“华夏族”到“汉人”“汉族”
我刚刚是效仿中国学者，以华夏族民族形成的角度对中国的民族形成进行了思考，华夏族是汉族的祖先。接下来我们试着思考一下汉族名称的由来。以“汉”为名最早现于汉王朝建立之时。在此之前，据说汉朝前的秦朝的名称是今日英语或其他欧洲语言所用的China，La Chine等的滥觞。所以让我们先来谈谈这个。
秦强盛以后，其名先是传到了印度，被叫作Cina，Chinas等，然后又传到了欧洲。秦确实成功统一了广袤的中国，不过仅仅维续了15年，可为什么其名却远传他方呢？对此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近些年来，我注意到秦这个名称在汉代已经开始指代中国。早前就有学者指出汉代的西域人将中国称作秦，而实际上在汉代，中国人区分自己人和外国人时，就已经使用了“秦与胡”，“胡与秦”的说法。于是秦之名远播他国的原因也就一清二楚了。
印度梵文的Cina，Chinas等词不同于China等名称，是通过佛典直接传到中国、日本等地的。汉译佛典里就以“支那”“震旦”之名出现。支那是Cina的直译，震旦一词据说译自China staana，是“Cina之地”的意思。支那的称呼在日本被长期使用，日本侵略时因滥用该词蔑视中国人，以致他们非常厌恶日本人对“支那”的使用。语言是有生命力的，用法不同便会产生别样的意味。而且语言能向对方传达意志，所以我们不应该使用那些对方不喜欢的词语。支那一词由来正统，中国人中也偶有使用，但日本人还是不用为好。
欧洲语言系统中，俄罗斯语把中国称为Китай。它原指契丹，在金元时期则用Kytai指称中国北方。后来经马可·波罗（Marco Polo）[6]传到了西欧。英语中的Cathay便源于此。现在仍然用作航空公司等机构的名称。“汉人”的称呼在汉朝便开始使用，但当时仅指汉王朝的人。所以“汉”用来代指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大概是在汉朝灭亡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时期，五胡等异民族占领中国北部建立国家。他们看不起汉人，称其为“汉狗”“一钱汉”等，随后便有了恶汉、痴汉、卑劣汉、无赖汉等带“汉”字的粗言恶语。可另一方面，也有好汉这样的词，这些词产生的前提是汉人、汉语作为指代一般中国人的用语已经得到普及。唐朝后，称中国人为“唐人”的情况已出现；在日本唐[7]人一词用来称呼外国人，如“唐人阿吉”。而在中国，汉人、汉族这些词得到普及，沿用至今。
可是元代又出现了称中国北方居民为“汉人”、南方居民为“南人”的说法。与刚刚提到的Kytai相对应，蒙古统治者称南方人为“蛮子”（野蛮人之意），“南人”便译出于此。在蒙古人统治的元代，据说汉族的民族主义表现得相当强烈。而统治者采用的“汉人”“南人”的区分方式，伴随二者的身份差别，发挥了分裂汉族民族意识的作用。
可以说汉族、汉人的称呼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族意识的统一。与之相反，统一的国土名称却迟迟未能确定。这大概因国土实际指的是统治王朝的领土，它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动。例如，从超越王朝限制的角度看“中国”一词，它原本是“中央之国”的意思，西周时期变成指代周的直辖地。到了春秋时期，随着诸夏同类意识的形成，变成了指代诸夏各国的“中国北部”，也即“中原”地区。后来中国继续保留着指代中原的用法。因为它依然援用“中央之国”的本义。这种用法一直持续到清代。由此，我认为中国一词事实上作为全中国的称呼而确立是在近代以后，关于此点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考察。[1] 见何尊铭文。何尊是西周早期的一件青铜酒器，周成王时为贵族“何”所作。1965年出土于陕西宝鸡，今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2] 见《尚书·周书·康诰》。《康诰》与《酒诰》、《梓材》两篇都是周公对文王之子康叔说的话；《康诰》中其反复告诫康叔要明德慎罚，爱护殷民。[3] 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杀幽王，西周灭亡。[4] “犹得兽而失人也”出自《国语·晋语七》，系作者笔误。“戎禽兽也”“戎狄豺狼”分别出于《左传·襄公四年》《左传·闵公元年》。[5] 虾夷是日本古代对居住在奥羽地区至北海道的人们的称呼。隼人指古时居于日本九州南部的民族。二者都不服从并抵抗当时的日本中央政权。[6] 如香港的国泰航空公司（Cathay Pacific Airways Ltd.）。[7] 阿吉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Giacomo Puccini）《蝴蝶夫人》中主人公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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